Author: 郑永年
Date: 2021-03-22

中国改革三步走
郑永年　著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改革三步走／郑永年 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ISBN 978-7-5060-4326-7

Ⅰ．①中…　Ⅱ．①郑…　Ⅲ．①改革开放－概况－中国　Ⅳ．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5691号

中国改革三步走（ZHONGGUO GAIGE SANBUZOU）

作　　者：郑永年

责任编辑：姬　利　栗河冰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14.75

字　　数：19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4326-7

定　　价：39.00元

发行电话：（010）65210059　65210060

（010）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65210012

目录

自序与致谢

第一部分　改革步骤篇
一、近年来对改革的争论

1．政治改革呼声四起

2．随之而来的疑问

二、中国改革模式的逻辑

1．分解式改革

2．改革的主体性方向

三、中国改革的三个步骤

1．经济改革
2．社会改革
3．政治改革

四、改革的现状和动力

1．改革的现状
2．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
3．顶层设计与改革动力

五、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1．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
2．社会改革和中产阶级
3．分税制的再改革与社会建设
4．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公平
5．举国体制与赋权社会

六、政治改革及其未来

1．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模式
2．传统政治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3．文化传统与当代政党制度
4．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5．政治开放性不足的消极后果
6．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7．基本国家制度的开放

七、民主化

1．争取优质民主，避免劣质民主
2．泛民主化的弊端
3．民生经济与优质民主
4．中产阶级与民主的进步
5．简短的结论

第二部分　改革策略篇
一、改革深，社会稳

1．改革的意义和方式
2．国家制度与好的民主
3．执政党在改革中的重要责任
4．改革的技术与策略

二、中国的转型与国家制度的构建

1．从开放的角度理解出路
2．传统政治与现代政党
3．国家制度建设应比大众民主优先
4．改革不可能完全理性
5．“中国模式”的概念尚未清晰
6．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国家和社会

三、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1．认真研究各种主义的本质含义
2．中国发展背后是一种文化价值
3．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4．民主是一国一模式
5．各阶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6．中国社会是危机驱动型社会
7．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
8．平衡好亲商与亲民

四、中国改革路线之变

1．十七大是个新起点
2．实际上的行为联邦制
3．社会民主有利于中央权力
4．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

五、政治方式保护不了财富

1．移民的现状和深层原因

2．需要建设一个保护财富的机制

六、暴力的蔓延及其社会起源

1．中国特色的暴力生成机制

2．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七、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1．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
2．中国社会大转型：“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3．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
4．构建新形式的社会信任

八、中国政治改革从县政开始

1．莫名其妙一个“恨”
2．“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3．要想办法和百姓联手

九、广东改革关系到国家未来

1．他与中国

2．精读中国

十、顺德改革的下一步要赋权于社会

1．改革亮点在于解决基层政府内耗
2．顺德改革具有可复制性
3．改革动力来自民间和社会
4．广东特点是强政府、强社会

十一、中国的“共享价值”

1．中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2．实现领导潜能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
3．如何学习新加坡

十二、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1．中国政治改革及其方向

2．中国的国际责任

十三、新加坡是优质民主

1．新加坡是亚洲第二个优质民主
2．优质民主需要有意识的制度创新
3．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

自序与致谢

这本小书是讨论中国改革的。这些年来，人们对改革的讨论非常多，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杂乱。在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这些年来对中国改革的观察，试图理出一个改革的实践逻辑来。

今天，人们到处可以见到有关中国各方面改革的理论，但改革实践到底是如何走过来、又如何走下去的讨论并不多见。这本小书尽管有时也会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但理论讨论并不是重点。作者想做的是寻找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并把这些实践表达为文字，供人们作概念或者理论上的思考。如果对这种实践逻辑的寻找可以导致作者日后进一步把改革实践概念化和理论化，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本书是很多年思考的结果。在过去数年，作者在国内外的各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以讲座形式讨论中国各方面的改革。本书最初是这些讲座的讲稿，经过几次修改后，合并整理成现在这个样子。本书在附录中也收集了近年来作者在中国一些杂志上发表的几篇相关文章和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一些相关访谈录。这些文章和访谈录也都以不同形式表达了作者对中国改革的看法，这里作为正文的注脚附于书中。

在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每次演讲，很多听众都能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帮助作者修改、修正和改进一些观点的表述方法。作者也经常与新加坡东亚所的很多同事讨论改革问题，他们也都提出过一些意见。人名众多，这里不一一列出。本书的出版也要感谢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社长许剑秋先生和编辑王高婷、栗河冰的帮助。

郑永年

2011年8月

第一部分　改革步骤篇

一、近年来对改革的争论

1．政治改革呼声四起

近年来，中国对各方面改革的争论不断，但政治改革无疑是人们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海外最关切的问题。不可否认，政治改革这个话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敏感意味。这个现象应当说是不很正常的。在任何制度下，改革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是制度长期存在之必须，因而对改革的讨论不应当有任何惊讶之处。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中国正处于改革高潮期，任何改革话题都不应当具有敏感性。并且，中国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任何时候只要改革成了敏感的话题，改革肯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力。虽然人们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而呼吁改革，但既得利益者恐惧于改革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政治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这样。

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议题已经在中国沉默良久。自改革开放以来，只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主导中国改革议程的时候，才在全社会范围内发生过一场有关政治改革的大讨论。那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那一代领导人不仅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改革话语，还努力把改革的话语体现在体制改革和政策实践的行动上。但是，1989年之后，政治改革很快就告别了中国。尽管因为面临现实的政治问题，从领导人到民间偶尔也会提到和讨论到政治改革，但都未能形成大气候。改革的话语不多，久而久之，人们更多的是选择不提政治改革，即使有些想法也保持沉默。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后中国就没有了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没有被单独提出来，但一些改革的内容就隐含在其他较不敏感的改革实践中，如政府机构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等。

直到最近这些年，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尤其是温家宝总理，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这再次激起了海内外的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望。在2011年3月的“两会”期间，温家宝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然后，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此后，在接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在美国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缩写为CNN）采访等场合，温家宝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且明确指出，执政党会毫不动摇地进行政治改革。无论海内外，一些人对总理有关政治改革的讲话似乎感到很新奇，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测，并由此引发很多不必要的争议。

实际上，从政治改革论述的角度看，温家宝的几次讲话都继承了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各方面的政治改革问题，包括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个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问题。这篇讲话迄今还是论述政治改革最为系统的文献。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开始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三十多年以后，温家宝总理多次重新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改革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三十年期间，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反映了，三十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三十年之前的老问题。

概括地说，在温家宝的讲话中，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以往改革的成果要用政治改革来保障；第二，目前所面临的改革困难要用政治改革来克服；第三，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达成。很显然，前三点是当年邓小平所强调过的，而第四点是新加上去的。第四点所涉及的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并不严重。

这四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改革成果有没有有效的保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就GDP总量来说，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排在美国之后）。但是中国尚未建立保护改革成果的机制，而且一些方面的改革成果也正在流失。举例来说，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大举移民他国，资本外逃，即使是政府高度关注的高层次人才也在不断流走。改革的困难更不用说了。这些年来的改革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具有强劲的动力。尽管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强调深化改革，但大多改革的议程都停留在字面上。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无论政府和社会都是了解的。反腐败运动年年搞，但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并且速度在增加。如果得不到遏制的话，系统性的腐败不仅会毁灭以往改革的成果，而且也会摧毁政权的基础，这在中外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实际上，每一届领导人都会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但就是无法真正控制住腐败的蔓延。社会公平问题更是令人担忧。现在，中国社会面临普遍不稳定的情况，各级政府开始强调社会管理，但对社会有效管理的基础是基本的社会公平。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维稳”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刚性维稳”只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因此，温家宝强调，“社会公平比太阳还要光辉”。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执政党就会面临深刻的执政危机。这一点在改革初期还不是很突出，现在提出来，是因为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

当然，强调和提倡政治改革也不仅仅只是温家宝总理，其他很多领导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类似的主题，尽管不同领导人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和侧重点。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警告中共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两年前，在纪念中共执政60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这次胡锦涛提出的四大“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党政官员提出的严词警告。这四个“不等于”和四大“危险”实际上都是在讲政治体系的核心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从政治体系的问题入手。显然，执政党所面临这样那样的严峻威胁只能通过继续改革来克服和化解，包括政治改革。

2．随之而来的疑问

在当今中国，执政者常常根据新的情况对执政党本身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种危机意识非常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克服危机？在这方面，中国也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之为“思维危机”的局面。一些人（包括干部官员）面对危机总是想回到过去。这些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有不少人总是怀念毛泽东时代，而把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归咎于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肯定毛泽东，否定邓小平，在一些人那里似乎已经变得很时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的不同政策及其结果不是不可以讨论和争辩，但中国的问题显然已经不是肯定谁和否定谁就可以解决的，改革需要更开放的思维。前人已经就当时的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今天的问题还是需要当代人来解决。否则，既对前人不公，也为当代人推卸自己的责任。

例如，就社会公平来说，人们不应当忘记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原话。这里，前者是工具，后者才是目标。现在很多人看到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开始抱怨起邓小平来，质疑当时的改革路线，这并不公平。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发动了改革，让中国杀出一条“血路”，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的轨道，完成了关键的第一步，后一步应当由现在的人们来完成。每次改革遇到困难，政治改革都会被提出来。这很容易理解，但也应当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也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这方面，中外有很多历史经验。把所有问题留给政治改革，这并不理性。这里需要人们认识很多问题。

例如，我们需要对政治改革本身有一个理性而深刻的认识。中国社会，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体制内部，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并不深刻，所能达到的共识也非常少。人们想要政治改革，并对政治改革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改革？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什么样的是不可能的？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是可以期望的，什么样的是不可期望的？这些问题并不是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价值判断所能回答的，而是需要大量的经验性材料。再如，我们也要搞清楚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与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政治改革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又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相关。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协调政治改革和其他改革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我想从中国改革模式的逻辑入手，结合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明确提出中国改革“三步走”的看法，即中国的改革要经过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我主要想谈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相关性是怎样的？

改革已经做了什么？

改革的现状如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改革的未来作如何的选择？

作为一项系统的历史工程，任何改革都具有历史连续性。对改革问题的研究必须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再者，改革既具有系统性，也必须具有阶段性。改革具有系统性，就是说，各方面的改革都是紧密相关的；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其他改革的配合，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改革也具有阶段性，就是说，各方面的改革不可能同时完成，一蹴而就，而是要分阶段逐步进行。

就“三步走”的观点，首先有一点要说明。“三步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对中国改革的客观逻辑的一个基本观察。尽管从国际经验来看，“三步走”是“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必然会根据这个逻辑发展。因为客观情势的变化，这种改革次序随时都可以改变。正因为如此，这里也会讨论如果次序发生变化，中国会面临何种情形的问题。而对不同情形的讨论也是放置于国际经验的语境中来讨论的，因为很难凭空想象出来这样那样的情形。

二、中国改革模式的逻辑

1．分解式改革

说到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首先会把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作比较。一般人们习惯于把中国置于共产主义体制群体中。但很显然，中国的改革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不同。苏联和东欧实行一步到位的“大爆炸”（big bang）式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一起来，而中国选择的则是渐进式改革。

在任何社会，改革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俄罗斯和东欧是综合式的改革，中国则是分解式的改革。采取哪一种模式当然不仅仅是改革者的主观选择问题，而是受各国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国的改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先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国当时的改革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先行和城市经济改革随后；二是持续的分权，主要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当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是想走这条道路的，但可惜没有走通。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向企业分权，在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下都变得不可能。戈尔巴乔夫因此就只能从政治改革入手，即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克服高度集权体制的阻力。这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化的起源。民主化一旦发生，社会就会变得激进化，各方面的改革也因此激进化。应当指出，一步到位的改革模式也不是只有劣势而没有任何优势。优势就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平行地发展。东欧的一些国家如波兰和捷克发展得就很不错。但劣势也是很显然的。在俄罗斯，无论是市场化和民主化都是停留在表面，不能得到深化。在实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寡头政治和寡头经济盛行。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领导人实际上在努力克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在一些方面，很多地方权力重归中央，很多社会权力重归国家。这被西方国家视为是民主的大倒退。一个最基本的历史观察是，大爆炸式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是否有全国性质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作为新秩序的历史基础。这在某些东欧国家是有的，它们的社会主义体系本来就是强加的，但有些国家则没有，例如苏联和中国，它们的社会、经济和道德秩序，本来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来体现的。

中国是分解式的改革。这也不仅仅是领导人的选择问题，而是客观因素决定的。中国改革开放前存在着的一系列条件例如分权状态（较之苏联，中国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农村的低集体化（较之苏联，中国农村还没有脱离小农经济）和强人政治结构等使得改革者有可能选择分解式改革。

这里强调“分解式”的改革。从世界历史经验来观察，分解式的和渐进式的改革包含着诸多有价值的政治和政策思想。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和说明。

第一，人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没有能力来一步到位设计并建成一个完美的制度。这样的目标远远超越出我们人类的理性能力。人们一直在强调制度设计中的理性，但这种理性也是渐进的。或者说，尽管人类的理性很重要，但任何制度都是渐进演变的结果。渐进本身就体现为一种理性。夸大人类理性，制度设计和建设反而会酿成灾难。无论西方和中国本身，都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现行世界上，比较好的制度都是以比较自然的方式演进的，而不好的制度则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很强调政治上的经验主义，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激进的变革也有，如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很多都是具有无限政治想象力的哲学家，当他们掌握了无限的政治权力的时候，政治实践就出现很多包括巨大的生命代价在内的大问题。

第二，分解式的改革表明一个社会的改革是可以分解的。这里指的是改革分解成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当然也可以作其他形式的分类。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些方面既有相关性，又可以相对独立。各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不同领域的改革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必须找到各个领域各自的发展规律，才能找到有效的改革方式。同样，也不能滥用改革方式，比如不能把经济改革的方式简单地应用到社会改革，也不能把社会改革的方式简单地应用到政治改革领域。

第三，分解式改革设计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体系的关联性，也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是实际上互相关联和互相决定这一事实；恰恰相反，分解式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关联性。分解式改革也承认，解决所有体系的问题，只有等到所有体系的改革完成。当某一体系的改革进入深层次，体系之间的联动效应就会变得非常明显。所以某一个领域的改革成功，反而会导致另一个体系的危机和困境。但危机和困境本身并不是坏事，在很多情况下，可控的危机反而会成为改革的动力，一定的困境反而会推动积极改革的尝试。因此，面对犬牙交错的各领域问题，好的分解式改革，都是因势利导的。例如，一个基本思路就是，用经济改革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利用经济转型造成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改革的推动力。这样，改革才能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第四，比较有效的改革次序当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放权，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是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即做蛋糕，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即分蛋糕。这就是说，社会改革要求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是富人）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拿一部分出来让其他社会成员（往往是穷人）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一些人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涉及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因为经济改革创造其他改革的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也可以为政治人物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任何社会，改革大多都是政治人物主导的。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这样的话，政治人物就会拼命抵抗一切会导致其权力流失的改革。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政治人物可以进入经济领域成为工商业精英，或者进入社会领域成为各行业的领袖，那么对他们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很多发达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再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建设的次序问题。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过程。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例如，如果说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民主制度，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间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历史地看，在那些民主制度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或者好民主，都是先有（近）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来说，我们的主张是，国家制度建设先行，而民主化后行。（这一点，下面再展开说明。）

应当强调的是，分解式改革并不是说，在一个特定时期只能进行经济改革，或者社会改革，或者政治改革。分解式改革只是说，在任何特定时期，只把一种改革定位为主体性改革，而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须进行，只不过是辅助性的。比如说，在经济改革是主体性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必须展开，但它们是辅助性的。再者，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本身也需要分解。这些领域改革本身可以分解成很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可以确定哪些改革具有优先权。例如，民主化可以分解为选举式民主、协商式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等等。分解式改革的好处是可以把很多在理论上具有意识形态成分的变革，转化成为制度细节和技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

从分解式观点看，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这样一个过程。

2．改革的主体性方向

简单地说，从邓小平发动改革到江泽民时代（1978～2002年）期间，主体性改革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在同时进行，但都是辅助性的改革，是为了支持经济改革这个大局的。这即是当年邓小平所强调的，用政治改革来推进经济改革。从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开始，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改革目标的提出，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主体性改革。这期间，政治改革也是重要的，但仍然是处于辅助性地位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三十年才确立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也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改革如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等也都在进行，但还没有进入一个以选举民主为目标的主体性政治改革阶段。

为什么说选举民主是中国未来主体性政治改革？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民主政治定位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那么选举民主属于必须之举。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民主存在着不同的形式，但任何民主都必须确立这样一套制度，那就是，政治领导人由人民选举产生。当然，后面会讲到，即使是选举制度也可以具有多样性。

应当强调的是，如前面所说，尽管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次序，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改革顺着这个次序。比如说，如果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不能推进和深化，保障人们社会权利的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基本社会正义得不到实现，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激化，矛盾进一步政治化，大的政治变革也会随时出现。政治一旦激进化，就有很多可能性，既可能是导致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也有可能是政治革命甚至“天下大乱”。苏联和东欧的发展历程表明，政治一旦激进化，就很难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为政治过程很难加以控制。后面我会讨论到，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点上。

三、中国改革的三个步骤

1．经济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先开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大家对经济改革的过程比较清楚，这里无需详细论述。在此我主要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分解式的改革，即先农村改革，再城市改革。要再细分的话，就会发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本身也是分不同阶段进行的。

第二，分权性，即中央政府向地方和企业分权。分权过程也是渐进性的。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主要是从中央政府向地方各级政府的分权。当时改革者也是希望把权力直接分到企业，但大多下放的权力被地方政府所把持。90年代主要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分权主体是从政府向企业的分权，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战略上。其中，“放小”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也就是西方所理解的分权。而近年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央国有企业的大扩张，经济权力又再次向中央集中。这一点，会在后面详细论述。

第三，开放性。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这一特征。比起改革的其他方面，开放性最为重要。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开放，就是把国门打开，开放给外国资本。这一过程最早始于中国70年代在国际关系上的改弦易辙。但实际上，对内开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内开放就是国家把各种经济机会开放给各个社会群体。这也是先易后难的过程。改革开始的早期，因为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领导层首先进行的是农村改革。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基本上被体制所隔离。尽管农村改革也有阻力，但因为这些阻力不是体制的主体，对改革形成的阻碍比较小。这是农村改革很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强大，所以，改革者先不动国有部门。国有部门有改革，但只是政府向企业的分权，或者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内部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

也就是说，先不要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而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很多问题。这种开放式的改革既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客观演进，也可理解为中国的改革策略，就是通过开放过程来克服既得利益。也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式的改革是一种包容式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说改革的成果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分享。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的开放程度在降低，包容性也大不如以前。这一点，我们到后面再讨论。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导向型经济的转型。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把此解读为中国改革毫无目标，走一步，看一步。这种理解并不完全准确。经济改革的目标其实非常明确，就是要“过河”，就是要确立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不能确定的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与途径。

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开始于邓小平时代，但主要的任务是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而在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没有定论。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发展生产力的工具，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当时的“不争论”起到了“去（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化”的作用，把市场经济视为是一整套具体的体制安排和经济发展工具。在这个层面，人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十四大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找到了连续的突破口。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布局。“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的私有化。但是“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人”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廉价出售）的问题，但这是由于国家尚未实现法治，而且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也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抓大”的理念也是对的，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总体上说，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中国暂时达到了经济结构的两个平衡，即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但可惜的是，9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没有能够有效实施和继续下去。本世纪初以来，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导致了两个失衡。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90年代的改革也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的制度或者经济制度的基础结构。这是经济层面的国家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分税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为WTO）都是这个时代完成的。这些变化也反映在法律体系上，主要是修改宪法，制定新的法律（主要是《物权法》），承认非国有部门的合法性和保护私有产权。政治方面的变化是容许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后面会讨论到，这些既是政治改革的内容，也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社会改革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不仅是要改革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和谐社会”是社会改革的目标。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和前一阶段相比较，社会制度建设是这一阶段改革的主体。因此，可以认为，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已经变成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段时间里中国没有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只是说，和社会改革相比较，经济和政治改革属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改革界定为主体性改革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地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嵌入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企业负责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开始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分离出来。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直接把农民解放出来，转型成为新型的农村社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村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工人。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又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出现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城市，前面已经指出过，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途径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而社会就产生于这个新发展出来的非国有部门里。到了90年代中期，“放小”战略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了，这使得社会空间大大增加。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公司化，也就是把企业原来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去掉，让社会来承担。这些改革都为社会空间的扩大提供了制度条件。社会力量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很简单，社会的存在是社会改革的前提。

第二，通过第一阶段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当然仍有很大的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的社会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

第三，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因为它们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但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也不是公平分配的。现在一些人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务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这种怀旧感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这套“嵌入式”福利制度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所以市场体制一出现，原先体制的解体成为不可避免。因此，通过社会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会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第四，社会改革是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鉴于中国的规模，中国消费什么，生产什么，都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从前，总是发达国家提倡贸易自由，发展中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尽管还是一个人均GDP非常低的国家，但已经成为了贸易自由的大力提倡国。由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是西方建立的，尽管中国选择加入和接轨，但对体制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因此，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会感到力不从心。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看病、交通、教育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么要存款干什么呀！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以建设消费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改革除了可以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外，还可以带来其他方面的积极效果。首先，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只有当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消费社会。实际上，因为许多基本社会制度的缺失，中国本来就不是很大的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危险。当中产阶级是“房奴”和“孩奴”时，这个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的保障。没有制度的保障，今天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贫穷阶层了。其次，消费社会的建设因此能够达成基本的社会公平，消除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再次，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只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家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就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来进行创新，而会继续在技术方面“搭便车”。此外，消费社会的建设也可以减少外来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出口的压力自然就减少。同时，消费社会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就如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消费社会也会有外在的压力，但届时的主动权则在中国，正如当今的主动权在西方一样。

第五，社会改革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这个问题下面会再讨论。重要的是，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并使得暴力因素最小化。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

3．政治改革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这个说法并不确切。我们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已经开始，并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中国称之为“机构改革”的行政体制改革、农村自治制度、乡镇选举、党内民主等都在进行。不过，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则还没有成为主体性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主张，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而民主化在后。为什么这样说？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经验判断。有人说，民主是好东西。但从历史经验看，好的民主是好东西，而坏的民主则可能是极其糟糕的东西。什么是好民主或者高质量的民主，什么是坏的民主或者劣质民主呢？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就是国家制度建设了。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为什么运作良好，但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运作不良呢？主要是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

历史地看，如果以民主化为界，基本国家制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就必须建立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机会了。这类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最重要。实际上，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这些国家制度。从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的。军队、外交、国防、中央与地方体制（比如联邦制）、市场经济、税收体制、现代银行体系、基本法律体系、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等很多国家制度的确立和选举民主没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国家以民主化为工具进行国家制度建设的。换句话说，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民主化的业绩很一般甚至很差。第二类国家制度在民主化之前得以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变化既可以指制度改进或者改善，也可以指制度转型，或者制度变得不合适而消亡。例如代表制度往往在民主化之后得到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例如税收和福利保障制度得到转型，而传统的一些特权制度则消亡。第三类制度是必须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和建立的，尤其是和民主政治相关的制度。西方民主运作良好，主要取决于其在民主化之前就建立的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相比之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没有进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因此演变成劣质民主。民主没有为他们带来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利的实现；相反，在很多国家，民主往往是和无政府、政治力量的恶斗和掠夺人民联系在一起的。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些方面的基本国家制度都还处于早期建设阶段。例如，对任何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法制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不是说中国没有法制，而是说，法制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执行效果不甚理想。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还不够完善。例如，虽然已经建立了对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至关重要的分税制和金融制度，但现在仍然有很多改进的空间，还需要再改革。社会制度建设在进行，但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是说，我们在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并不是民主化可以涵盖的。

从世界经验看，并不是说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必然会发生在国家制度建设之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基本国家制度还是极其微弱的条件下，民主化也发生了。在这些国家，选举民主不是西方殖民者所加，而是独立之后一些政治精英简单引入的西方式选举民主。不过，在缺失国家制度建设的条件下，民主大多是劣质的民主，难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同日而语。

四、改革的现状和动力

1．改革的现状

前面讨论了各方面的改革实践。那么中国改革的现状如何？如何来评估改革的现状呢？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态势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具体地说，各方面的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强调“维稳”的主要原因。很显然，社会的不稳定反过来严重制约着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执政党和政府或者社会不想改革，而是说，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的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前面已经指出，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还是90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同时改革的力度也不小，尤其在90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对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进入本世纪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这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大型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规模来说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国有部门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国企通过垄断和利用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动员与转移机制，把财富从社会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利用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同时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不容许，要么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应当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总会从过剩部门流向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有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流，大肆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的缘故，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企业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体，这个群体的流失势必对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前面说过，在本世纪初，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政府开始把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提高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即成了前面所说的主体性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了，包括“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等。那么，事实上怎样呢？不能说政府不作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既得利益要么直接阻碍改革，要么改变改革的方向，挟持改革以图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远远弥补不了经济发展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破坏程度。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即使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增长也没有产生过度的负面影响。如何理解“无改革”情况下的高速经济发展呢？

一个重要的增长源来自前段时期的改革。就是说，这些年的成就是此前改革的“收获”。90年代的激进改革和加入WTO等都为后来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中国平稳度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效抵御了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些都和有效的经济改革有关。

第二个增长动力来自于政府动员型的资源投入。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近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化“危”为“机”，从各种危机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例如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四万亿“救市”资金措施有效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以举国体制出现的国家大规模政治工程例如“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极其正面的效应，即所谓的“奥运经济”和“世博经济”。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这些政策举措并不是改革。或者说，中国的高度经济发展并非通过实质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达成，而是在GDP主义指导下，以国家经济和金融部门来发动的“经济动员”而取得的。

第三个增长源则是不幸的，即通过破坏社会领域而得到的发展。这里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利益因素。从认识论上说，早期的改革者对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不同性质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深。在实践中，他们往往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经济政策侵入社会领域的情况很严重，不论改革者是否意识到。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各级干部官员当中盛行的GDP主义。为了促成经济的飞速增长，权力资本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诸如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了国家代理人和投资者分享利益的暴富领域。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或者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来保GDP增长的。

其次，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GDP数据），不仅不阻止资本在社会领域到处乱闯，以及资本无限制地进入社会领域，而且也加入这个行列，并经常成为主角。例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对扩张房地产市场有动力，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建设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要流行于经济部门。在新自由主义进入社会领域（诸如社会保障、福利和教育等）时，遇到强大的阻力，在中国则相反。当新自由主义进入经济领域时，遇到了国有企业强大的抵御，但在社会领域则横冲直撞。中国社会力量不如西方强大，没有能力阻止新自由主义的侵入。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应当实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曾在西方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应当避免重蹈覆辙。

最后，正如垄断性的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或者“特权”体系也俨然成为社会领域“市场化”的推动力量。最有权势的阶层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市场化所带来的好处而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他们理所当然推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而对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负面效应毫无感觉。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虽然价格“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和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了。中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或者说，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报道。但这里有两大趋势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分散化的地方资本或者政府的暴力已经导致了社会个体化的暴力。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正引发着无穷无尽的矛盾和冲突。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利益结合体不是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土皇帝”），就是制造资本的极权（原始形态的资本主义）。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维稳”），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不得不诉诸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和消化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避。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同时，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时，政府治理也很容易失效。无论政府说什么，社会都持怀疑态度；无论政府做什么，都赢得不了社会的认同。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又成为政府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导致一种政府无力和社会不信的恶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暴力足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逃离本土，用各种方式移民到被认为比较安全的社会。当政府不能减少或者消解产生暴力的深层次问题时，只能靠强化暴力工具来强行控制暴力。这就很容易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

2．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

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说明了社会改革的紧迫性。现在，除了少数沉睡在利益之上的既得利益者外，没有人会否认社会改革的重要性。社会一旦出现大面积的不稳定，那么谁都可成为受害者。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前面已经指出过，社会改革的目标早已经确定，问题在于执行不力。

政策执行不下去，里面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有四：

第一，社会改革的难度大。前面强调过，就其本质来说，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要困难得多。社会改革在很多层面都涉及“二次分配”，但又不限于“二次分配”。中国面临的情况似乎是，做蛋糕难，分蛋糕更难。做蛋糕往往是个人的事，但分蛋糕涉及社会关系。不过，这种情况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既然社会改革在其他很多国家成功了，在另一些国家不成功，那么就要找成功或不成功的原因，不能把改革难等同于不改革。

第二，既得利益的强大。现在的既得利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些利益在改革开放早期扮演过积极的改革作用，是克服旧有既得利益的主力。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既得利益现在已经有能力来挟持改革议程。同时，他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不过有人认为，既得利益之所以能够挟持改革议程是因为执政党和既得利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执政党有没有利益集团化？这需要人们观察。不过，早有人（例如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先生）在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的确，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所挟持，那么改革就会变得不可能，最终有悖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了。现实地说，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既得利益问题，执政党也必然和既得利益有这样那样的关联。既得利益的存在只是为社会改革设置了难度，而并不是说社会改革不可能了。

第三，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中央权威不断消失。这是多年来最显著的趋势，也是当今改革的一个基本政治条件。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政策执行能力，这发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等方面。邓小平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即使是邓小平本人，在80年代也曾经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央权威。在90年代，领导层更是三番五次地强调中央权威。但现在就没有领导人再强调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央较之前有了更多的权威，或者说权威已经得以强化了呢？显然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由于中央改革权威的弱化，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人人都在谈论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愿意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

第四，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或者共识不强。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是改革的主体。尽管改革如邓小平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执政党始终是指引和领导着改革。和其他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达到其改革的目标。目前改革的困境并不在于执政党动员能力的弱化。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物质和组织动员能力已经大大强化，这从“举国体制”应付各种危机和举办政治工程的惊人能力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体制是最具有动员能力的。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说，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的“救火”必然会遭遇更多的局部“火情”，使得全面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实际上，因为改革往往推行不下去，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一些人就开始怀疑党中央的权威。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可能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产生出“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

3．顶层设计与改革动力

正是因为面临上述情况，“顶层设计”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改革话语的关键词。这些年的改革进展不大，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改革动力。中国所面临的各方面挑战就足以构成改革动力。改革动力没有被有效转化成为改革政策，这是个重要问题。从认识角度看来，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地归结为缺乏一个取得广泛共识的整体改革思路。至于如何从整体考虑制订有效的改革政策，顶层设计变得重要起来。

“顶层设计”的需要和前面所讨论的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志，即使存在着巨大的改革要求，也不能顺利地转化成为改革政策。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比较容易转化成为政策并加以实施。在强人政治之后，领导层的集体政治意志变得非常重要。但是，较之强人的政治意志，集体政治意志比较难以形成。中国面临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的巨大挑战。所有这些挑战都要在改革过程中得以应对和解决。没有强烈的集体政治意志，只能导致面临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局面。

其次，强人政治之后，政策的动员能力也出现了问题。执政党领导层必须作集体的动员，但集体动员能力从理论上说容易，实际上操作则非常困难。这些年来，很多政策就是因为政策动员能力的缺失，往往停留在字面上。政策的执行不仅受制于体制内部因素（横向面的官僚部门和纵向面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而且也受制于社会上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和政权有紧密关联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制约。

当（中央）改革者的权威不断弱化时，就需要顶层设计。不过，不能简单地把“顶层设计”理解成为中央集权。实际上，“顶层设计”要解决的大问题之一就是集权之下的“不改革”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强人政治时代的过去，中央权威开始感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因此，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维护中央权威”的目标下，各方面的权力开始集中于中央，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和人事任命等方面，很快就改变了自80年代以来的分权状态。不过，中央集权不见得等于说领导层有权力。从某方面说，90年代以来围绕着“国家能力”建立的集权体制，主要是加强了国家代理人（行政官僚）的集体行政权力，政治上反而削弱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也就是说，中央的实际权力大多分散于各个官僚机构和部门，而不是在最高决策部门。中国尽管反对西方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但在实际执行层面，中央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制衡远较西方强。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官僚既得利益因此有了长足的成长，它们往往各自为政，不听号令。同时，因为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体制的出现，即使最高决策层的权力也变得相当分散化。这容易使得各方面的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不改革”现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改革什么？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如何实施改革？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过程来回答。或者说，从改革的思想、方案的设计，到改革政策的落实，再到新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权力。在近现代国家，没有一项重大的国家制度是在没有强势领导人有效的权力运作下得以确立的。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的可持续，地方和社会的动力非常重要。一旦忽视地方和社会力量，任何形式的顶层设计将会是空中楼阁。

第一，顶层设计必须重视和妥善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现在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缺乏动力。改革动力从何而来？首先就要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这几乎是中国改革的定律。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体制改革，都是从中央地方关系找到突破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中央集权体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不断会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一旦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为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时，他势必发动分权运动。动员地方力量也是毛泽东这两次分权运动的政治策略。人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时代，不仅省委书记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就连县委书记也是被关注的对象。和地方联盟来克服中央官僚体制的阻力是毛泽东所使用的有效方法。

邓小平时代也是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分权到企业。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要实现还是不能忽视地方的作用。分权就成为当时政府的改革策略。正是四川和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分权也是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类似于“分灶吃饭”和“经济特区”等分权政策，很难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的第二次并且是更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发生在其南方谈话之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因为1989年与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而“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又表明政治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怎么办？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方谈话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规模分权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来进行改革和发展。当代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也是从中央地方关系入手的。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这两大改革直接影响到中央地方关系。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此前中国也经历了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很少涉及制度层面的变迁。分税制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是制度层面的。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90年代的集权并不是像以往那样的简单集权，它是有选择性的集权，也就是试图集中应当属于中央的权力，而下放应当属于地方的权力。

简单地说，中国的改革往往首先是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继而推广到全国。这些年来，地方各方面的改革试验也一直在进行，包括浙江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模式；广东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建设模式；重庆的国家动员模式；江苏的政治改革模式（公推直选）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地方领导人最具有改革动力。很多年来，地方政府官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批评对象，地方专制、腐败、黑社会化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在某些地方存在着。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干部想有所作为。目前中国存在的地方发展模式大都来自于地方官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是一线政府，政府官员和社会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必须有所创新来应对或者解决问题。作为一线干部，他们了解社会，也不缺少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再者，地方创新也符合地方官员的利益。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确立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式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地方干部必然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改革的问题。地方改革成功了，就可以扩展到其他地方。这对他们自己的前途也非常有利。因为在和平年代，改革的成功是地方干部政绩最重要的根据。

地方发展模式的竞争是好现象。但是，必须注意到，尽管今天中国各地方的改革都在树立自己的模式，但并没有发生类似80年代那样惠及全国的效果。在80年代，地方改革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地方的大胆和勇气。在经历了改革前的贫困社会主义实践之后，全国各地都想摆脱贫穷，创造出自己的地方发展模式。当时地方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一个地方是否能够在一些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第二是成功的地方改革很容易上升到全国层面，扩展到全国的其他地方。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改革都是在地方先行先试的。但是今天，不仅地方先行先试的勇气不如从前，而且即使像上述被认为是成功的大多地方改革也仅仅限于地方，没有扩散效应。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

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地方改革受到体制非常巨大的限制。政治强人可以充分授权给地方，让地方充分改革。如果出现问题，强人也可以为地方改革提供政治保护。这尤其表现在早年“经济特区”的改革上。同时，强人也很容易把成功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成为国家层面，把改革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方。现在则不然。一些地方上的改革者顾虑重重，既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也是因为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很难把地方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除了少数地方的领导人在大张旗鼓外，多数地方领导人都选择低姿态、低调的改革路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现在呈现出一种实际上的互为“否决”现象，即中央可以“否决”地方，地方也可以“否决”中央。一些被视为成功的地方经验，很容易被上层的一些权威人物所否决。在高层缺失集体政治意志的情况下，很难对地方经验达成共识。一旦哪一个关键人物拒绝认同某一地方改革试验，这一试验再成功也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决策者的中央在不断推出新的政策，但地方总可以找到理由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或者有选择性地来执行中央政策。地方是否执行中央政策，完全取决于中央政策是否符合地方利益。地方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否决”了中央政策。

很显然，地方政府既可以成为国家层面的改革动力，也可以成为改革的阻力。地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取决于顶层设计。对中央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动员地方改革的动力，而遏制地方对改革的阻碍因素。

除了地方政府层面，地方动力更应当关注社会的参与。首先，没有社会的参与，顶层设计不可能科学。在改革领域，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都会涉及社会，因为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社会。在80年代，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特别强调科学决策，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开放决策过程给社会，让社会来参与政府决策。这一点在今天变得更为紧迫。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很多决策在表面上看可能非常理性和科学，但实际上却脱离社会现实，并不能反映社会现实的需求，最终可能的结局就是流于空想。

第二，不管一项改革是通过怎样的顶层设计，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就不可能实施下去。改革需要社会的接受度和支持。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很多政策往往是自上而下制定，但往往是只停留在口头和口号上。尤其是当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阻力时，中央政府可说是毫无办法来克服地方阻力。任何改革，没有社会的大多数的支持，就很难超越既得利益，而得以实现。

第三，顶层设计必须满足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参与要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力量已经得到很快的发展。一部分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而跃升为中产阶层之后，就开始萌发政治参与的要求；另外一些仍然处于比较贫穷状态的人，因为等了多年不能脱离贫穷状态，也在逐渐激进化和政治化，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追求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不能满足社会参与的要求，经过顶层设计的政策很难具备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

第四，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参与可以影响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国各地区差异大，中央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地在各个地方实施。这就给地方政府创造了客观条件去实践各种地方改革。在没有社会的监督下，地方官员的改革可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在中国体制下，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例如地方官员所从事的很多政绩工程，并不是真正为了地方利益，而是做给上面看的。这类名义上的“公共建设”，其实是政治机会主义行为。要遏止这种情况就需要地方社会的参与。社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地方官员具有长远的利益考虑，而非只为短期个人利益所驱使。也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参与可以解决如何制约地方官员的权力问题。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随着党内民主的实施，中央层面领导人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但地方仍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制约机制。地方“一把手”腐败和权力滥用，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缺失社会参与的情况下，地方“一把手”大多可以成为“土皇帝”，至于是不是真成为“土皇帝”，则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是很不可靠的。因此，要避免地方坐大还必须实现社会的参与。

五、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面临改革的困局，问题在于怎么办？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前面谈到改革模式时，我们提到了分解式改革中“危机”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有了危机才会有进步。现在我们面临很大的危机。危机既不可避免，也不可怕。但危机不可被忽视。如果能够转“危”为“机”，那么便是进步的动力。前面已经讨论到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来克服阻力的问题。这是关乎政策形成和执行的问题。那么，中国现在需要形成什么样的政策改革呢？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管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的讨论就可以围绕着这个来展开。根据改革三步走的逻辑，社会管理或者更为广义的社会改革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我们已经强调过社会改革的意义，即要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并且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同时又要为未来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政治改革准备好制度条件。

既然社会改革是当下的主体改革，那就必须把社会管理放在广义的社会改革的内容中来讨论。如果抽象地讨论社会管理，就会看不到社会管理的本质。如果把社会管理放在社会改革的内容中就容易理解，也容易找到社会管理的有效方法。否则，人们就会对社会管理作出狭义的理解，以为社会管理就是社会控制，尤其是通过暴力方式进行社会控制。一旦把社会管理置于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内容中，人们就会发现社会管理广阔前景。

再者，前面已经讨论过，当代中国社会是经济变革的产物。离开了经济改革，就会很难理解社会现状。所以，把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放在一起比较容易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也比较容易理解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对于进一步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改革的意义。尽管中央政府在大力呼吁社会管理，但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把重点置于经济发展上，社会管理并不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看不到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对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必须把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结合起来讨论。

社会改革与管理和政治改革也密切相关。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但社会管理很多制度方面的建设要依靠政治改革而完成。同时，如前面所强调过的，社会改革和管理更是为未来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政治改革作好制度准备。没有一整套强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制度，民主化很可能造成政治的激进化，民主化的结果也很可能是“弱民主”。这一点事关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我们会在后面单独详细讨论。

1．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

前面我们讨论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社会领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社会领域的改革如何进行既能深化经济改革，也可阻碍经济改革。中共十六大可以说是社会改革的开端。在“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下，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主体性的改革。不过，“和谐社会”绝对不是目前各级政府所强调的“维稳”手段所能达到的。在任何社会，稳定都很重要。一旦社会失去稳定，那么发展就会成为大问题。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社会的稳定状态。中国目前的“维稳”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成为很不科学的手段，一旦各级政府把“维稳”视为是重中之重的时候，就会把重点过度地置于暴力手段上，而忽视其他很多极其重要的稳定方法。

对这一点，有关方面应当已经注意到了。和“维稳”的政策概念相比较，最近所提出的“社会管理”政策目标更为科学。中共总书记胡锦涛2011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上提出“社会管理”、“管理创新”等新政策概念之后，中国各个省市纷纷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来细化和落实新的政策。不过，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实际政策手段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管理并不是新生事物。在人们的概念里，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的管制。我们的理解，这次提“社会管理”就是要和从前简单的社会控制区分开来。同时，把社会管理作为单独的政策提出来，并提高到这样一个政策高度，这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还属首次。社会管理如何区别于社会控制，这是需要研究的大问题。

我们可以说，这一新政策既是以往政策的延续，也反映出要针对以往政策问题进行调整的一种要求。上面已经指出，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近年来把“维稳”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往往投入大量的资源，过分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刚性”稳定。但也很显然，“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

这种看似自我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其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的无限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维稳”机构的利益在于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稳定了，这个机构就会变得不相关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机构并不会彻底消除不稳定因素，有时甚至会纵容和鼓励“不稳定”，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都比比皆是。维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目前那种缺少制度创新的“维稳”手段如果不能加以及时转型，那么不仅不可以持续，其后果也会是不堪设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中共高层所强调的重点应是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

那么，如何在社会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如何创新社会管理？又如何用社会改革来推进经济改革呢？

要创新社会管理，就首先要对社会管理的概念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着的。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

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动辄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习惯于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就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来对所有社会组分进行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一旦政府失效，社会便会陷于无政府状态。

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学术界被称为regime，或者政权形态。西方社会所讨论的“regime change”，中文翻译成为“政权更替”。这个译法的意思并不是很确切。西方一些政治力量在一些非民主国家利用那里越来越壮大的非政府组织搞政权更替，这使得“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变得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反而会对政权构成威胁。

但是，“regime change”这个概念比“政权变更”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如果“regime change”仅仅是“改朝换代”，那当然比较敏感。实际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

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只有社会，没有政府。两者似乎都是零和游戏。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就是一个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典型案例。当时人们在理论上视国家和社会关系为一种零和游戏；在实践上，基本上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所有社会个人都被“原子化”，通过各种人身限制，依附于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个人所属的组织，即“单位”。

另一个极端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这个极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政府状态，而最好的情况就是社会的完全自治或者自发的组织。不过，从历史上看，完全自治的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出现过。凡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政府或者类政府组织，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

在学术界，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基本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1）强政府、弱社会；2）强社会、弱政府；3）弱政府、弱社会；4）强政府、强社会。

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中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一方面，无论在理论还是某些实践上，中国体现出典型的强政府现象。中国政府很强大，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达成其政策议程，似乎都能“从容”应付来自社会的各方面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不仅社会很弱，政府也很弱。今天政府面临如此多的社会问题。为了应付社会问题，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但很多情况下，这些政策根本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面上。

政策执行不力和社会弱有关系。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帮助实行政府政策。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来自政治方面的动员。不过，政治方面的动员一旦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制度变得更加弱了，例如法制。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制度能力的保障。中国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经常是超越甚至是破坏法制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领导人尽管也强调法制，但往往热衷于通过政治动员来作政策执行，这使得中国社会距离法治化目标的实现还是遥遥无期。

很明确，在社会管理方面，人们应当争取的是第四种情况，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那么，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从国际经验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这样三种秩序的共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什么都必须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无效。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放权于社会。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政府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不过，应当强调的，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一些政府必须参与管理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要亲自管理，而是可以委托给社会组织来进行管理。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可以是伙伴关系。委托给社会管理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续。政府以各种形式向社会组织“收购”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大趋势。

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近现代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是垄断暴力，使用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从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制、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种也是不得不使用的方式，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制度就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

在中国，政府显然把重点放在第三个层面，而忽视了前面两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尽管社会自治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不过在政策层面，自治的范围非常狭小。因为不能充分放权社会，社会发展缺少足够的空间。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无利可图的领域，官员把自治理解成为放任自由，缺失规制，导致黑社会盛行和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在第二个层面，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不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社会历来就是政府（皇权）的附属品，是被管理的对象。政府和社会平等的观念的出现还需要时日。

实际上，从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的制度空间分布也能理解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社会暴力案件的快速上升使得社会的各种不稳定因素遽然凸现，“维稳”也因此被提到最高的议程。但如果我们不能理性认识暴力的根源，很难找到有效的“维稳”举措。

在种种暴力行为中，主要表现在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暴力行为，政府官员对社会成员实施暴力，而社会群体对政府官员也实行暴力。当然，也存在着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成员对另一个社会成员等形式的暴力行为。不过，即使是后者，很大一部分责任也应当归咎于政府。很简单，在任何社会，政府存在的最大理性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缺失只能说明政府的失责。

当然，暴力也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历史的进步并没有减少社会暴力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暴力的根源非常多。中国社会的暴力行为也体现为中国特色。任何社会都不期望暴力行为的兴起。暴力产生了，就要分析暴力行为的根源，才能采取有效的举措来减少和控制暴力行为。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公共秩序，控制暴力行为，但中国公权力往往成为社会暴力的根源，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公权力的暴力化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暴力行为的崛起。

中国社会暴力的大制度背景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度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在发达社会，往往是社会决定国家，人民决定政府；而在中国则相反，社会和人民的存在空间基本上取决于国家和政府。换句话说，在发达社会，尤其是先发展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社会和人民赋予的；在中国，国家和政府决定了社会和人民是否能够得到权力，能够得到多大的权力。在后发展中社会，典型的是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等，政府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过程中较之发达社会扮演一个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也决定了社会的生存空间。不过，随着社会本身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制度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均衡，呈现出一个良性的互动方式。在学术界，人们经常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也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试图改变改革前只有国家而没有公民社会的严重失衡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得到迅速的成长和发展。在80年代，国家公权力首先从农村逐渐减少，在农村实践村民自治。城市改革也为城市市民社会造就了巨大的空间。90年代中期之后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更是为社会空间的成长打下了制度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在政治领域，尤其在基层，尽管社会也具有了一些空间，但并没有得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空间。社会的成长和发展发生在除了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正是由于社会在其他多个领域获得了很大的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参与政治的要求得到缓解，因为人们把对政治的热情转移到了经济和社会方面。

但是近年来，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和从前一样，在政治领域，社会照样没有实质性的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在非政治领域，社会空间也在迅速缩小。例如，在经济领域，国有部门的快速扩张迅速挤占了原来民营企业的空间；在政治领域，随着“维稳”机制的推行，社会其他方面的空间也在缩小。这就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结果。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空间分布的严重失衡，公权力迅速扩展，而社会空间缩小。其次，社会空间的缩小直接导致了社会不能正常发展，不能产生自我管理机制，自我约束能力弱。社会自治能力的弱化表明社会无法自我解决很多问题，必须依靠公权力，从而为公权力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机会。再次，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领域，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其代理人都是以政治的方式来挤占社会空间的，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政治性反弹（政府公信力下降和激进思潮泛起）。社会群体和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它们必然会诉诸政治的手段来面对其所面临的困难处境。针对政府官员的暴力只是其中一种政治表达方式。

暴力案件的上升使得政府把重点放在用暴力手段进行“维稳”。但也正是因为政府强调暴力“维稳”，这个领域的形势正在变得极其严峻。

国家垄断暴力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尽管中国从法理上说也是这样，但在实际层面则不然。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性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首先是国家暴力机器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近年来，随着社会暴力行为的增多，国家的暴力机器也在多元化，越来越倾向于设置越来越多的暴力机关来应对社会暴力。城管是比较经典的一例。近年来所设置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维稳办”也是一例。不过，多元化必然导致分散化。一旦缺少协调，就很容易导致暴力的滥用。例如，这些年城管制度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是没有人去解决，没有其他的制度去制衡它。

与多元化同时存在的现象就是暴力机器的分权化。如果多元化指的是同一政府层面的不同暴力机构，分权化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但执行政策的是各级政府，因此，暴力机器的使用处于分权状态。地方政府负有地方社会稳定的责任，地方稳定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重中之重。尽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持地方稳定，但一旦稳定被视为是头等大事，成为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地方官员就会倾向于随意使用甚至滥用暴力机器。

这里，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法制的地方化。法制最能体现现代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大多数国家，法的权力大多由中央或者联邦政府垄断，尤其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只在涉及地方事务的领域具有法的权力。即使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法律权力，但中央（联邦）法高于地方法，地方法要服从于国家法。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属单一制国家，但地方政府拥有着实际上远较其他政治体系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就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即没有和地方政权独立开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法律的实施，司法因此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工具。

一种更为严重也是最令人担忧的现象是国家暴力的变相“私有化”。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权）和黑势力的勾结，借用黑势力来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在城市拆迁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往往勾结在一起，间接“雇佣”黑社会势力来为“拆迁”清除障碍，而黑社会所用的暴力手段无奇不有。近年来，有另外一个现象已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那就是“黑监狱”。一些地方政府竟然容许一些社会利益集团来建立“黑监狱”来应对上访的社会成员。

社会暴力行为在迅速增加。暴力的增加无疑损害社会秩序。任其发展，就会摧毁整个社会秩序。政府作为行使公权力的唯一合法组织有责任来遏制、控制和管理暴力。而且很显然，以暴制暴不是好办法。

但是，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

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和参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但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数量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地，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展示了执政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理论的层面看来，“社会管理”和“管理创新”答案往哪个方向发展，应当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造成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但如果是继续甚至强化传统的“维稳”思路，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更加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性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如何避免进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恶性互动，而走上良性互动既是社会改革的内容，也是政治改革的内容。这两方面，我们会在下面继续讨论。

2．社会改革和中产阶级

如果说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和谐社会”，那么我们就首先要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缺失和谐的根源。前面已经强调过，当代中国社会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社会不和谐的状态和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是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社会条件。当然，也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制度基础。

和谐社会意味着免于社会激烈冲突和暴力的侵扰。这首先需要一个消除冲突和暴力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实现和谐社会。从国际经验看，这种社会基础最主要的就是要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我们不难观察到这样一个经验现象，凡是中产阶级大的地方，社会就和谐，就稳定；凡是中产阶级小的地方，社会就不和谐，不稳定。当一个社会出现高度分化、冲突，甚至暴力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和谐了。社会分化的主要社会根源在于中产阶级规模过小。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中产阶级的成长。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的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境中显得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用经济力量来“维稳”，虽不会激起反抗，但耗资巨大，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表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任何社会，“维稳”或者说人们常说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是这里必须明确在“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社会能够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社会本身秩序的存在是稳定的基础，这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政府的“维稳”如果破坏了社会的内在稳定，就会导致社会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在“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为社会的内在稳定提供制度基础，二是防止社会内部的极端因素破坏社会的内在稳定。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缺失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秩序依赖的不是社会自身，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而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目前的中国社会的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

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否庞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经济改革模式。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可以反思的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有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内容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性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20来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是不相同的。今天，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有声音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根据世界银行现在的“标准”，人均收入在996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996美元至1219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12195美元以上是高收入国家。自1987年以来，世界上有28个国家一直保持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在亚洲，有3个国家在这个行列中保持的时间最长，即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

菲律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世界银行称其为“未来经济强国”。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起起伏伏，直到最近一两年才有所加速。据世界银行统计，菲律宾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00年时为3600美元，2005年达到5000美元，2009年又回到了3100美元，2010年则估计在3700美元。

泰国在东南亚也曾经是令人羡慕的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过，时隔30年后，泰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有4100美元，属于中等偏低水平。

马来西亚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1997年，马来西亚遭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此前，马来西亚曾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年均约8％的经济增长率。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DP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滑，年均增长只有5％，基数和增量都远远落后于邻国新加坡。

中国会不会进入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跳出这个陷阱的主要标志是培植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阶级。在很多方面，因为缺失中产阶级，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类似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著，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产品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观和理想层面上的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弱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通过各种方式的移民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实际上，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情况可能比上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要差一些。在上述国家，很多方面是因为政府不作为。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在这些国家，政府没有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社会（企业界）本身驱动的，呈现出藏富于民的态势。如果政府的决策得当，就会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政治挑战在于如何走出低度民主陷阱，就是说现行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但在中国，发展主要是由以GDP主义为主导的政府驱动的，并且是以牺牲社会（福利、平等和正义）为代价的。或者说，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国家动员而取得的，是建立在社会资源的大量消耗上的。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得到有效调整，发展模式不能得以改变，那么经济发展有可能甚至比这些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更为困难。从政治上说，中国也可能会面临类似的低质量民主陷阱。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得不到深化，那么社会有可能激进化。激进化既有可能带来民主化，也有可能带来右派政权。如果是民主化，那么从现在的条件来说，很可能是低度民主；如果是右派政权，那么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很显然，对中国来说，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经济改革的意义，就是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达到可持续的发展，使得中国进入中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个转变的关键是要改变国家动员型发展模式。这一点下面还会讨论。二是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即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GDP主义，而是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才能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才能为可持续的发展打下社会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回归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改革驱动模式。

3．分税制的再改革与社会建设

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的健康成长则取决于一个有利于中产阶级的经济结构。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利于中产阶级的成长。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中央地方关系，主要是分税制所造成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失衡；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的大扩张造成了“国进民退”的畸形结构。这两个方面的失衡导致了国富民穷，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中央地方关系与改革动力的关系比较容易理解。那么，中央地方关系和社会改革，尤其是中产阶级又如何联系起来的呢？这里主要讨论1994年体制（简称94体制），或者“分税制”的再改革问题。94体制已经实行了很多年，现在有必要进行再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激进分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情况。改革之后，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而此前中央财政高度依赖地方。实行分税制后，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从中央依靠地方变成了地方依赖于中央。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税机构（国税局）。实行1994年分税制的两个最主要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城乡、区域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仍然没有实现。确切地说，分税制的主要考虑是增加中央的财政能力，而不是分配能力。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能力快速增加，但国家的收入差异也不断加速扩大。人们可以看一看，94体制之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收入差异增加了多少倍呢？财政收入和基尼系数是同时上升的，并且上升得很快。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很难解释这种情形。中国很多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够达到社会公平，因此国家能力越高越好。但所谓的“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而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在分权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藏富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财政政策大幅度向中央倾斜，中国在过去很多年里越来越显现出“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局面。中央向地方要钱，地方又层层向下级政府要钱，财富很快向中央政府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了财富流向中央，很简单，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是由上一级政府任命的。

而“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必然导致“国富民穷”。地方政府需要生存，需要发展，因此就要向“民”、向社会要钱。先是向农村的农民收费。各地的农村收费土政策曾经成为农民集体抗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农业税取消掉之后，地方政府就转向了农民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抬高房地产价格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卖给开发商，而开发商自然把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另外一个向社会要钱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资方合作。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多交利润给地方，地方就拼命向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工资。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动工资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近年来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

权力向上集中导致了财富向上集中，从而导致了中产阶级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但94体制的弊端不仅仅是这些。同样严重的是集权已经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失衡。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尽管集权，但中央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下去，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来抵制中央的政策，这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社会政策领域。另一方面，地方在越来越多的财政领域越来越依赖中央。布满京城的驻京办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这些年政府要撤销驻京办，但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的制度性依赖性的结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地方企业“央企化”或者地方求助于央企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趋势。与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即“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尤为重要的是，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利政策。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具有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央企化”如果得不到纠正，从长远看，会产生多方面非常严重的恶果。随着中国向规制型国家转型，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要受国家的规制。而“央企化”必然会成为规制型国家非常有效的阻力。“央企化”表明，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甚至政治和行政上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避免。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甚至前者的级别要比后者高。鉴于行政级别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政权必然和央企在很多问题上合作范围既广，冲突可能性又很大。

更应当指出的是，经济集权并不等于中央有权力。大多中央集权实际上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集权。实际上，各大部、委、司、处和同等级别的央企及其部门权力越大，国务院的权力就越小。这种情况也曾经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在计划经济下，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中央的部委，造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地方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就导致了毛泽东时代的激进分权，把中央企业统统分解到各地方去。

种种现象表明需要对94体制进行改革。中央地方权力和责任要进行重新分配。最明显的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政策。所有这些方面涉及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问题。公民权应当是全国范围的。在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集权。现在中央政策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更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要把事权（执行政策）的一些方面收归上来。这样做，就可以把“地方公民权”转型成为“国家公民权”。尽管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要担负所有的责任，但必须要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民权。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国家建设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都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

4．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公平

国企改革不仅可以影响到中央地方关系，也关系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问题。很显然，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过，近年来，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抱怨的对象。公众对国企的不满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因为国企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不改革，国企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无助于社会公平和稳定，反过来还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产生造成巨大的冲击。

那么，国企为什么遭到社会的抱怨呢？

首先是国企开始偏离原来组建大型国企集团时的目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国企进入非垄断领域。原来的设想是要国企在一些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实行垄断并发挥作用。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国企大肆扩张，其触角马上伸展到非垄断领域，哪里可以赚钱，哪里就会有国企。结果，国企大肆进入民营企业领域，占据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很快改变着原来国企和民营企业两个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也因为国企都是大型的，它们空间的扩张表明中小型企业空间的缩减。如此，国企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内部失衡。

其二就是国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国企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个目标显然没有达成，西方各国大都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中国国企的“走出去”行为。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国企“走出去”又显得不够审慎，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国企的投资很难说具有多大的经济理性，并且都是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民众有种“走出去”了但“走不回来”的感觉。实际上，很多国企“走出去”根本就没有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很难使人相信它们还是国有的。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的现象非常严重，代表国家管理国企的“代理经理人”对国企具有无限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往往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足以将国企变成小集团的独立王国。简单地说，国企很容易演变成国企管理者的企业，而和社会甚至是政府无关。很多年里，国有企业盈利了，国企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支配，进行内部分配。社会上的一些精英群体现在纷纷离开私企甚至是待遇优厚的外企而进入国企，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国企内部的隐性福利已经大大超越所有其他的企业，而其垄断地位又意味着可以免于许多市场风险。即便是国企发生亏损，最后还是会向政府伸手，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国企。

即使是在“盈利”问题上，公众也并不相信国企真的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而获利的，更多的人相信国企是通过垄断，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来聚集财富。这种聚集财富的方式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而国企分配财富的方式更是缺少公众的监督。

也同样为社会所抨击的是国企越来越具有封闭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越来越具有流动性。流动性表明开放性的程度。一个组织流动性越强，开放性就越高。但国企已经在很多方面退回到从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状态。这尤其表现在员工招收方面。很多国企招收员工都依靠关系（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等等关系）来进行，很难说是人才。当通过关系而进入国企而才能又显得平庸的员工能够获得巨额经济好处的时候，那些被排挤在外面的社会成员显然要表示不满。所以可以说，国企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腐败透顶、任人唯亲、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象征。

国企的出路在哪里？一些人开始谴责改革，开始否认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国企改革。国企所面临的问题尽管和90年代开始的改革有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单纯地谴责改革，而是要进一步深化国企的改革。就是说，问题并不在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没有得到深化。

如何深化？谴责改革的人想法很简单，就是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模式已经破产，没有人相信回到那个模式能够解决国企问题。也有些人主张全面的私有化。但私有化不仅没有政策上的可行性，而且私有化的实际结果也不见得好。这在苏联和东欧的国企转型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回到过去和全面私有化这两种选择都不具有现实性。西方经济经历过几次大危机，政府往往找不到有效应付方式，缺少经济手段是一个直接的因素。在中国，国企经常成为政府应付危机的有效工具。国企的存在还可继续起到防御和应付重大经济危机的作用。但首先需要保障国企本身不会有重大经济违纪行为，这就需要深化国企的改革。

实际上，国企的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首先是进一步的企业化。要搞好国企就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企业化在90年代只走了一步，即法人化，这方面还需要深入。现在国企的管理者更像政治人物，而非企业家。管理者还具有行政级别，这种制度安排既是政府控制国企的途径，也是国企行为行政化和政治化的手段。行政级别必须去除，使得企业管理者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而非政治人物。而政府可以发展出其他的手段来管理国企。

其次，需要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这是原初的设想，即国企必须限制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国企要从那些不具有战略意义和战略意义不明显的领域撤出来，把这些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国企的边界非常重要，没有边界，国企就会到处扩张。因为国企的特殊地位，没有其他企业能够与之竞争。这些年央企毫无边界的大扩张给人一种“普天之下，莫非央土”的感觉，这就出现了无穷的问题。所以用法律或其他手段为央企行为设限总是必要的。即使国企在边界内，也需要引入竞争来减低其垄断地位和提高竞争能力。国企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不可以的。只要是企业，就可以互相竞争。国企之间有了竞争，就会有进步。现在国企所面临的非竞争性的、可以对市场进行分割和垄断的环境，最终会导致国企走向没落。

国企要保持开放性。日渐增加的封闭性对国企有百害而无一利。国企要管理得好，就需要同其他企业竞争人才，而开放性是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质的唯一办法。通过关系网而形成的封闭性只会把人才排挤在外面。越是没有人才，国企越是会依赖其他资源，包括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真正的人才才是国企的竞争力之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必须“国有化”。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毫无关系。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让民众参与国企。国企不能再继续成为财富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机制，而应当是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机制。这在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在很多国家，公共部门的运作具有完整的制度性保障，透明度很高。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独立机构监督这个部门，也可以用议会对这个部门的运作进行监督和规制。不管怎么说，公共部门必须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没有这个环节，国企就很难培养出其社会责任来。没有社会责任，这个部门就会成为社会抱怨的对象。

5．举国体制与赋权社会

如果中央只向地方，或者只向国有企业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分权，必然会演变成地方专制和大量“土皇帝”或者“权贵”的出现。要对“土皇帝”和“权贵”进行有效制约，就须进一步向社会分权。中央政府应当容许和鼓励各个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媒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才能扮演监督的角色。中国的社会力量在发展，但非常慢。社会力量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无穷的制度障碍。

那么什么是社会发展和赋权社会的最大障碍呢？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如果要赋权社会，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目前盛行的举国体制。要实现前面讨论的理想即“政府强、社会强”的状态，就必须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随着权力由地方向中央和国有部门的大举扩张，中国已经造就了一些人称之为“举国体制”的动员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走向再平衡，也有效制约着社会的发展。

“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应当看到，这种体制在一定的环境下的确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来，就是说，国家有能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办一些大事情或者应对大危机。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体制最成功的地方，也往往是其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和西方体制作一比较，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如果说中国是国家动员型体制，那么西方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动员。简单地说，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这样，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

历史地看，“举国体制”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把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期内来达成国家设定的目标。“举国体制”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汉代的《盐铁论》就已经把“举国体制”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了。《盐铁论》的主题就是论述国家为什么要垄断关键工商业活动，其所举的理由都和国家动员有关，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准市场”。在西方近代国家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实现了举国体制，有西方学者把此称之为“水利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很难质疑国家的这些功能。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也论述到了政府的功能，包括提供公共秩序（尤其是法治）、基础设施和国防等。即使是在西方，近代以来，总趋势是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问题在于，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在西方，除了为市场提供制度基础和补充，政府的基本运作要遵守市场的原则，需要参与竞争（选举）、需要对消费者负责（选民），需要考虑融资成本，甚至需要面临破产风险。尽管从总体上看，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但政府毕竟还是市场的一部分，即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无论是规制型国家（国家对市场进行规制）还是干预型国家（凯恩斯主义），政府和市场之间仍然有明确的边界，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但在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空间在扩大，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但市场还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政府常常会使用其他替代性工具，例如国家计划、行政垄断和直接的准军事动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凯恩斯主义只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学说，已经预设了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远远超越了凯恩斯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国家主义：市场经济是“用”而不是“体”。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边界，尽管在不同国家，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在哪里是不同的。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间存在着区别。总体上看，在后发展国家，政府的作用要比先发展中国家的大。例如在欧洲，英国因为其最先得到发展，其自由市场的空间远较后发展的德国和法国大。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边界应当划在哪里的看法也不同，这可以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当代不同经济流派的不同意见和主张中看出。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妨碍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较明晰的边界。所以，在西方，每次经济危机发生，人们总会强调政府的作用；而每次危机过后，总会强调政府要及时退出市场领域，把经济运行的空间还给市场。二战结束以后是这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情形也是这样。实际上，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在西方，市场经济被视为正常，而政府直接主导的经济则被视为不正常。尽管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很多人就忙着寻找政府的“退出”机制。

还必须指出的是，因为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边界，政府在努力寻找和发展各种制度机制来和市场发生有效关联。一方面，政府必须发展出有效的制度，保障市场、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这样政府才能把税基做大；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须发展出同样有效的制度，在保障能够从市场领域汲取足够税收收入的同时来规制市场，避免市场失控而发生危机。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制度很多方面的创新就是在这样一种动态中进行的。

相比之下，在中国，市场存在和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边界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在向西方学习，建立现代财政税收、金融等制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制度的主体是政府。随着政府在这些方面体制能力的提高，其控制和调控市场的能力也在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市场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张，但政府对市场的能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提高。在西方，政府掌握税收制度，但往往是私人部门主导金融、土地和资源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全面垄断金融（国有银行）、土地（地方政府）和战略资源（央企），反而是直接税收和公共服务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运行。

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并不很确切。实际上，中国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市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于经济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规模不大，主要体现为各种交易市场或者民间网络。这种市场在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市场也“非法”地存在着，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这个市场开始扩展。在90年代，尤其在“抓大放小”期间，市场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市场基本上处于政府管制之外。政府在容许其生存的同时并不给予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支持，包括法律、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注定受到很多限制。例如地域限制，没有法律支持，信用就很难建立起来，这使得这个市场永远不能发育成为全国性市场。又如经济领域的限制，国家不容许私人在金融等领域发展，私人一旦进入这些国家垄断领域，就面临巨大的经济甚至生命风险。

比较而言，后两者即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大举扩张。在东亚其他经济体，很多私人企业的发展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支持下并且是以附于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概念的来源。在中国也一样，在这个领域，很多民营企业也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很多本来就是从国有企业通过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私有化）演变而来。这些企业高度依赖和政府的关系。离开了政府，它们就会面临生存的困境。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领域的企业规模往往较市场资本主义领域的企业要大得多，国家也不容许它们完全独立，会想方设法地去控制它们，保证它们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权贵资本主义近年来越来越甚。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抱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它们得到政治保护的同时还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好处；而对央企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从短期看，这似乎是一场双赢游戏；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一场双输游戏。

扩展得最快的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上面已经讨论过，90年代的“抓大放小”战略使得从前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从规模上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这并不表明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表示过，中国的国企大而不强。前面已经论述过国企的弊端，这里想强调的是，国企完全是中国“举国体制”的工具，它更多的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此外，国有金融机构、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省）和某些经济职能部委也是“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要素的垄断进行寻租和扩张，行为模式上与国有企业非常类似。

民富才能国强，社会强才能国家强，这是西方的经验，也是亚洲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一部经济史实际上既是一部市场发展和扩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市场的历史；而一部社会史既是社会发展和扩张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社会的历史。尽管如上所说，国家和市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政府从来不会把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规制市场，但不是控制市场。市场创造财富之后，政府才会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制市场的结果。但后来国家主导的福利制度导致了国家空间的大扩张和市场空间的收缩，尤其在经济领域，于是就有了私有化运动或者再市场化运动，尤其在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执政期间。总之，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

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达到“国富”的状态。今天，就国家财力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价是“民弱”。“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代理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但是，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应当看到，国富并不必然导致国强，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国企实际并不属于抽象的国家，而是属于国家的代理者。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积累的财富并不能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这些代理者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存在不仅没有使得政府更强大，反而有效地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举国体制”正在快速地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社会资源一旦枯竭，政府就会失去经济基础，然后就是政治基础。

很显然，在政府和市场高度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要务就是重新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必然会最终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

六、政治改革及其未来

前面已经讨论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想表达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政策、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等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平衡的经济结构、中产阶级等。

不过，归根结底，我们还必须涉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政治改革。实际上，上面所讨论到的很多问题，其解决方式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前面强调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也没有回避和忽视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在很多方面，例如机构改革、人事、立法、地方自治方面取得了一些不小的成就，但中国还没有进入政治民主化尤其是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政治改革。前面也强调过，尽管现在中国的主体性改革是社会改革，但这并不表明政治改革不需要；相反，社会改革缺少进展和动力和缺少政治改革有关。要推进社会改革，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又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无论怎样的政治改革，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执政党的改革。因此，我们就必须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有关键的政治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1．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模式

我们可以从最近这几年人们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入手来讨论政治改革。这里当然不是要讨论中国模式问题，主要想指出一点，大多讨论中国模式的文献都有意或者无意回避对政治模式的讨论，尤其是共产党，而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实际上，如果说存在着中国模式，那么共产党是这一模式的核心，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人们总觉得讨论中国政治模式过于敏感。不过，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其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在中国社会文化形态中，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比经济和社会因素要强有力得多。在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在对政治模式的讨论不能深入的情况下，很难对中国模式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缺少对政治模式的认识也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不能深化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不知道政治模式应当怎样的情况下，人们只知道在政治方面“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政治改革应当做什么、怎样做。

当前的客观局面是，有关方面规定了“不能做”的领域，例如不实行西方式民主、西方式三权分立、多党制、联邦主义，等等。在不能确定要“做什么”的情况下，“不能做”的领域必然越来越大。这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之前的共同特点。政治不思进步的时候，就趋向保守。而保守就是不作为，不做事。不过，症结在于，中国目前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说全方位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有些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得到解决，而有些则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要求解决问题，应当探讨的是“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不能正视所存在的问题，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寻找到具有本质性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对中国模式作出一个合理解释。

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并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它一定已经隐含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是运作模式。这种运作模式很可能是隐性的，也就是非正式化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和制度化了的。很多人讨论中国模式都是在“应当如何”的规范层面，因此往往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之。从学术的角度看，讨论中国模式应当在实证层面，就是说回答“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和“中国模式会如何发展”等经验性问题。就是说，探讨中国政治模式就是要把隐性的和显性的政治行为模式发现出来。这些隐性和显性的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我们要找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符合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就会成功，就会生生不息；反之，就会走向失败。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而这三者都是根据执政党的政治策略而展开的。

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人们所说的开放，一般指的是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开放，即“改革开放”概念中的“开放”。但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利益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又可引发出另外两种情况，即竞争和参与。竞争就是竞争人才，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要通过竞争把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选拔出来。很显然，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人才就难以参与政治，就谈不上竞争了。但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或者meritocracy（贤人政治）之上的democracy（民主）。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

开放、竞争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性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候，竞争就会出现，社会就有参与的机会，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封闭的时候，竞争就会消失，社会就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

2．传统政治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开放是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征。和其他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ex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inclusive）。包容性的代名词就是开放，就是说中国文明向其他文明开放，不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在其发展史上已经包容了其他很多文明的因素，最显著的当是其成功地吸纳了佛教文明。每次外来文明的到来，在最初必然构成挑战和冲击，但当成功吸纳了外来文明的时候，中国文明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这个开放的文明体现出来的政治模式就是皇权。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皇权一直是人们批判的对象。但是，皇权体制在中国蔓延数千年而不中断，有其内在的理由，简单地否定并不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很显然，较之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之前的封建体制，中国皇权体制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尽管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国家的“产权”属于皇帝，但国家的治权或者管理权属于社会。皇权只属于皇帝本人和皇族。即使这样，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皇帝一个人的位置是可以继承的，其他都没有继承的合法性。这和欧洲国家许多政治家族的继承制度不同。

同时，中国的相权相当开放，开放给所有社会阶层，并且这种开放性是高度制度化的，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尽管从理论上说，皇权无处不在，但在实际的操作上，皇权的空间并不大，而是有限度的。不仅皇权本身受制于很多仪式规范，皇帝也往往是“统而不治”，政府（相权）拥有实际的行政权力。正因为此，传统中国发展出了日后令欧洲人赞叹不已的发达文官制度。

治权的开放性就直接导致社会的开放性，最主要的是表现在社会流动和政治流动性方面。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来说，传统中国社会只有“四民”（指“士农工商”这四个传统职业概念——编者注）这些阶层的概念，而没有出现流行于其他社会的家族和种姓概念。阶层是开放性的，即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所属的阶层和社会地位，但家族和种姓则是恒定不变的，人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所属。所以，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的是“有教无类”，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

中国的世俗文明数千年不中断和其开放本质有关。另一方面，传统文明的开放性也具有局限性。从文化融合来说，有些历史时期中国文明显得信心不足，倾向于封闭。例如明朝中断郑和下西洋的进程之后，国家开始封闭。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性并非排他性的封闭，只是防御性和防卫性的体现和手段。修长城、闭关守国是为了防卫，而非文化排他。因此，在皇朝的信心恢复之后，又会回归开放。

传统中国“开放性”的最大的局限甚至敌人也是皇权本身。皇权本身表现出来的是排他性、垄断性和继承性。也就是说，皇权本身与开放性格格不入。皇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不能开放。因此，皇权的更替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因此，传统上，“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如同在其他社会，皇权的这些特点直接导致其必然的衰落。当其他国家的皇权被边缘化，仅仅成为政治象征的时候，中国的皇权被现代党权所取代。

3．文化传统与当代政党制度

在生存了数千年之后，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皇朝国家在西方近代国家面前不堪一击。首先，在西欧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国家和以往的所有国家形式不同。在近代国家产生之前，主要存在两种国家形式，即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中国传统国家也被视为是帝国，但显然和西方意义上的帝国很不相同。传统中国已经具备近代国家的一些因素，例如有一个先进的文官制度和科层化的官僚制度。不过，但就其组织化程度来说，远远不能和近代国家相比。在清皇朝衰落之后，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转型，即从传统皇权转型为现代党权。从传统皇权向现代党权的转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最有文化意义的领域。数千年的传统是否因为半个世纪的革命就消失了？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化并没有因激进主义和革命而消失，而是在革命过程中转型了。

这就是说，人们必须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一种文化解释，而非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成为西方的政党，尽管双方都在使用“政党”的概念。中国的执政党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从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执政党。不过，很显然，尽管形式类似，尤其是在列宁主义政党的架构内，但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非常不同。

无论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是一部分人的团体，而非覆盖社会全部的组织。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再者，如果同一政党之内的政治力量意见不合，就可以另行组成政党。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外部的多元化”。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这个政治过程客观上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群体。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中共的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决定了这一形态，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之争”的“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是贬义的，“党争”一般被看成是一个朝代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的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先生曾经尝试过西方式的多党制，但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表面上看是军阀或者党派之争，但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当社会还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不管其以何种方式。中国文化习惯于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在中国人看来，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而是一整套制度，即帝制。现在这个统一的权威是组织，就是党，或者党权。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或者集体“君主”。中国老百姓对传统皇权的认同是怎样转化成为对现代政党或者党权的认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但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明显的。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表明，中国的政党很难演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在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前面说过，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即“家天下”。但政党则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也就是说，尽管在结构上，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党权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优点，那就是，现代党权具备更广义的开放性。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党权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4．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化”，就是说，中共开始呈现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共和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的地方。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东欧国家走的是西方式道路，即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成立不同的政党。这种选择有其必然，东欧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大体上符合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政治过程。这种选择也是文明特征的使然。简单地说，中共已经开始演变成为一个一党制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首先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说，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它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这样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共的转型不可谓不快。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体制内”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人数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很强烈的参政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要与时俱进，不仅给予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代表不同社会利益也表明中共自身必须具有开放性，就是说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干部和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如果说西方采用的是“外部多元化”，中国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是“内部多元化”。各种利益先“内部化”，即容纳进现存体系，在体系之内争取利益和协调利益。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之后，中共最近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这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而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其政治有效性并不比其他很多制度低。最近，因为中东世界发生“茉莉花革命”，一些人开始把中国视为和阿拉伯世界同样的政体。但从内部多元主义的视角来说，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有很大的不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一些政治大家族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可被低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有可能具有群众性。

其次，政治的开放性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速更替。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更替的问题。在民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传统上，中国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同样，尽管当代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精英有效更替制度。这要归功于邓小平。

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即从各个领域，根据综合考核录用人才的制度。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相当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尤其是精英更替的公平性。

这个体制的优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委、地方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而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堪忍受。

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他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因为到了规定的年龄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比不流通的资历制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而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他政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放式建党”的趋向。如果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核心，那么政党政治的改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从开放的文明特质来说，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共十七大的中国民主模式，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就显得很有意义。引入党内民主的目的是要强化执政党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如上面所讨论，传统的作为政治主体的皇权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因为它的本质不具有开放性。而党权则不一样。党权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要用党内民主来保障。作为组织的执政党，必然有其利益。任何组织都有其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责任。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不能成为既得利益；否则又会走上传统皇权的道路。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必须是个开放体系和政治过程。政党不开放，就会被少数既得利益所垄断，不管是政治既得利益还是经济既得利益。一旦被垄断，政党本身就会变成既得利益，那么衰落就会不可避免。

除了强化党的政治主体地位外，党内民主的另外一项相关的任务，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性。诚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教授所证实的，即使在具有外部开放特征的西方多党民主国家，也必然产生各种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利益集团（或者分利集团）。对于这种利益的集团化，奥尔森非常悲观，在他看来，除了革命、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等手段之外，很难消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的方法。很显然，要克服既得利益就必须拥有一个克服者，那就是一个同样具有开放性的政党。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一旦政党变得封闭，社会也会封闭起来。这是互相关联的两个过程。

5．政治开放性不足的消极后果

根据中国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开放政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很多政治问题可以用开放性不足来解释。

开放性不足，政权运作的有效性就成为一个大问题，最主要的是体制性腐败。反腐败运动年年不断，但腐败还是每况愈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强调法制和法治，最近几年把重点放在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约上，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就中国情况而言，一方面是因为内部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些掌权人物没有外在的制约，即来自社会的制约。在中国，很多年里，大家都在讨论一把手权力腐败的问题，但始终解决不了。这些年的重点都放在内部制约，但效果不佳。缺少外部制约，是开放性不足的结果。开放性不足，社会就对掌权者缺少制约。

政权的封闭性直接导致党内竞争也就是党内民主没有长足的进步。党内民主在80年代已经提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集体领导，防止出现个人专制，二是开始尝试竞争性政治，主要表现在十三大所实行的差额选举。不过，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头等大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党内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邓小平本人仍然属于政治强人。政治优秀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的是“伯乐相马”式选拔方法，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竞争。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实行了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了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代际变迁，党内竞争性政治不可避免，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有序竞争性政治的重点就是要有竞争规则。所以，规则的确立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就滥用了民主。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在发展党内竞争规则方面，执政党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发展。

政权的封闭性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最大。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已经出现黑社会化的现象，并且越来越严重。近年来，越来越甚的基层政权集体腐败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开放政治过程包括开放媒体在内的诸多实践，能够对政权的腐败构成相当有效的制约。

政治的封闭性还会影响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沟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执政党本身就必须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政治不向社会开放，或者开放度不足，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意志就不能切实反映人民的意志。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官僚系统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封闭性的系统，一个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执政党及其政权就会有与社会失去相关性的危险。

如果执政党的开放性不足，即使其制定的政策具有良好的愿望，也很难落到实处。今天，中国很多很好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下去。比如说，多年来，政府大力提倡亲民政策，把政策的重心从以往的新兴社会阶层逐渐转移到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但现实的情况是，各种政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弱势群体的人口数量不是在减少，反而在扩大。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一些本意很好的政策就在各种既得利益的周转中消失了。

开放性不足还表现在体制内部。例如，在给予新兴阶级或者阶层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权的同时，包括农民、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没有非常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甚至仍然被有效地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人大和政协到处都有工商界团体的代表，而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代表则寥寥无几。这并不是说，这些传统社会阶层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愿。相反，一旦他们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渠道之外，他们就会努力追求非正式的政治参与渠道，包括上访、示威游行，甚至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各种行为。这种情况已经在近年表现得非常清楚。

在经济领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在政治领域也有好的政治开放和坏的政治开放之分。好的政治开放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而坏的政治开放是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参与。参与越不均衡，机会越不平等，这种相对封闭性的负面效果就越大。在参与完全不均衡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越有可能垄断政治过程。

6．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从开放性来思考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有很多大文章可以做，这些主要涵盖三个主要的领域。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已经涉及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即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社会民主。此外，开放性也必须体现在政党和社会的连接领域。

就竞争或者党内民主来说，现在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党内集体领导、票决、权力交班等，这些是最基本的。如上面所讨论的，党内民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持党的开放性。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主体，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就会产生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参与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这就要预防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先进入者操纵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政党越开放，就越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如何维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已经有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公务员系统的考试制度录用人才。这和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类似。当然，这条途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制度本身的开放性。如果教育制度具有排他性，那么这条途径并不能保障政党的开放性。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正好是我们现在日益面临的一个趋势。例如清华北大的农村籍学生，已经从改革初期的百分之六七十，降到现在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当这些顶尖学子走向政治精英的舞台时，不知道他们能否令人信服地代表农村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吸纳社会精英。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大都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有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基本上都是那些官僚型官员。中共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其本身的官僚化非常严重。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不足，因为一旦政治精英官僚化，政党就会失去和社会的关联点。

执政党如何实现向社会开放？这可以向新加坡学到很多经验。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人民行动党能够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主要是依靠开放。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没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重要的是，向社会吸引人才不能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是要看这些人的实际作为。最近这次选举，执政党吸收了一些从前反对党的后代来参选，就是这个表现。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非常深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着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因为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持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说，执政党必须保持政权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事业与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就是说，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务。在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人经常出现“寻租”现象，就是说以权谋私。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很少见。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要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封闭式培养，无论是机会成本还是选拔和培养的实际成本都相当高。社会培养干部，既让他们服务了社会，也无疑大大减少了国家的培养成本。

在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方面，开放政治不仅要继续鼓励和推动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包括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现在把社会民主仅仅理解成为选举是不够的。实际上，在地方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制度建设，或者说治理制度。从村级民主实践来看，光有选举很难实现有效的治理。从80年代末开始，村民民主已经实行多年，其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在很多地方，家族势力很大，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操纵。在很大程度上说，在地方层面，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更具有实际意义，这是因为这些形式的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

7．基本国家制度的开放

政治开放也必须体现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等大制度。顾名思义，人大是社会各阶层利益代表机构，而政协是各种利益协商机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如前面所讨论的，这表明政治的开放性。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主要是人大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人大代表能否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不能，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前些年出现人大代表设立个人办公室的情况，这个现象本来就很好，但遭到一些阻力，因为不容许人大代表以个人的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像类似这样的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人们不能简单否定这些实践，而是应当鼓励创新，通过创新而确立新的制度。

政协的作用更需要重新的思考。就目前情形来说，政协代表来自数十个社会功能界别。政协的功能实际上可以改善西方式民主的一些缺陷。西方民主强调的是分权，三权分立。但是这种政府层面的三权分立并没有能够保障政治稳定。在西方式民主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比较分化的国家之后，多党政治成为了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分裂的根源。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缺失相互制衡的机制。政协实际上可以成为社会群体间互相制衡的国家制度，因为政协主要功能是利益协商或者协调。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协要考虑的问题也有很多：如何更科学地界定和增加（减少）社会功能群体？如何使得社会各功能界别更加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等等。

由于利益的多元化，无论是党内民主，社会民主还是利益代表（人大）和协商（政协）领域，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政治竞争主要表现为选举。但是在中国，无论哪一个层面，如果要实行选举民主，那么就要考虑到中国数千年的贤人政治传统。贤人政治，英文为meritocracy，属于中国的传统。西方是democracy。前者是选拔，selection，而后者是选举，election。中国要实行选举民主，就必须把meritocracy和democracy，selection和election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可超越西方民主。历史上，单纯的选举既不能保证把最优秀的人选举出来，也不能防止最坏的野心家当选。

司法的相对独立更为重要。在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说得简单一些，司法关乎人民的财产与生命安全。一旦司法失守，社会公正和正义就会荡然无存。同时，司法也是日常社会生活不同社会角色之间互动的中间或者缓冲地带。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等都需要司法这个中间地带。一旦社会角色之间产生矛盾或者冲突，而双方不能自行解决的时候，那么司法就可以作为公正的第三者而介入来保证基本的公正。这个宝贵的中间地带一旦失去，而各个角色之间的矛盾不能通过直接的沟通而得到解决，那么就很容易演变成对抗关系，甚至是暴力关系。这种对抗和暴力关系尤其容易发生在弱势社会群体和强势社会群体之间，例如人民对政府官员、雇员对雇主、个人对集体，等等。

也就是说，司法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信任基础制度。在这个中间地带，发生矛盾或者冲突的社会角色，可以进行协商、谈判、和解，并且得到第三者（司法）公正的保障。在传统规模很小的地方共同体里面，人们可以通过日常经常性的互动建立社会信任。但在比较大的共同体尤其是在现代流动性社会，社会角色之间信任的建立和保障都必须依赖于法律，尤其是司法。

对执政者来说，司法更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法就是秩序，这是中国传统法家学说的核心。对任何统治者来说，对司法的信任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面，也是最后一根“稻草”，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暴力横行的局面。所以，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动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惜成本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严。在法治社会，统治者本身受到批评甚至攻击是小事，但帮助统治者统治国家的司法则是不可以遭到批评和攻击的。“藐视法庭”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

但很荒唐的是，司法在中国往往成为最便宜的东西，似乎可有可无。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藐视司法，把司法当儿戏。这里主要是司法的政治化问题。法的特性是一致性和普遍性，即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政治化的特性就是多样化和特殊性，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有不一样的待遇。如果有钱者可以通过金钱、有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来把司法过程政治化，那么无权无势者则可以通过花样繁多的形式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包括自杀）来求助问题的解决，而这正是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情形。

司法不公正必然产生对司法的不信任。中国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担忧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衰败，中国社会已经濒临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无政府状态已经成形：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成员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

司法衰败是司法政治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对暴力的诉求只是对党政官员藐视法律的一种反抗。也就是说，执政者要对司法衰败负责。尽管改革开放一开始，执政党就马上强调法制和法治，但很多官员至今对此还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法治意识。无论从积极面还是消极面来看，这些做法都在促使司法的政治化。

可以举两个性质不同的例子来看。第一是“严打运动”。在一些阶段，一些犯罪行为多了起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这个时候，从秩序建设的角度来看，严打成为必要。很多国家也会这么做。但在中国，严打不再是司法的动员，而是政治的动员，司法替代了政治，破坏了司法。历次严打因此产生了很多的司法不公。另一个例子是司法领域的先进人物评审。这样的评审也不是不可，但主要的目标应当是增进和强化司法人员的专业精神。不过，这个过程往往牺牲的恰恰是专业精神。评审的过程使得司法的过程演变成为政治的过程。司法领域的GDP主义（即要求司法人员的办案“效率”）更是违背了司法的基本精神。

而促使党政官员藐视司法的根本制度因素就是执政党本身不是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每一个组织（包括政党）都会有自己的纪律和行为规范，任何成员违反了这些纪律和行为规范，就要受到惩罚，这是再也正常不过了。不过，无论是纪律、行为规范还是惩罚都不能和国家的法律相悖。法律具有普遍性，而组织的纪律和行为规范则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必须从属于普遍性。很简单，任何社会成员，不管其属于哪个组织，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但在中国则相反。在“党纪国法”这个概念中，“党纪”先于“国法”。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在行为领域这种排列次序有力阻碍着法制的有效性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司法衰败和社会不信任已经使得各种社会互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等等）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司法的衰败导致人们谁也不信任司法，都想用政治手段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而司法的信任危机、司法的政治化反过来加剧司法的继续衰败。如果继续下去，可以确定的就是大面积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人人都没有安全感的“自然”状态。

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除了容许司法相对独立，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法律即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也是其最有效的武器。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放弃法律。但这并不是说，司法的相对独立就不可能了。统治阶级可以控制立法。如果对一个现存法律不满意，执政党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可以废除法律。当然，执政党也可以根据新的情况来制定新的法律。但法律一旦到位，政治就要止步，要让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来执法。实际上，从政治上看，司法独立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对老百姓来说，诉诸暴力是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之后的最后也是最差选择。很简单，诉诸暴力的代价非常高，有时甚至是生命。只要司法能够保障基本的公正，司法还是老百姓的最佳选择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而对统治者来说，如果没有司法这一中间地带，就要直接面对人民。任何政权不管其暴力机器有多么强大，只靠暴力来统治，最终都会被人民所推倒。

司法独立，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

七、民主化

最后一个问题是民主化问题。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以加速度方式转型。民主化既不可避免，也是可期望的。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上说，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

世界政治历史表明，发展民主并非难事，但要发展优质民主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如果如某些人所言，民主只是意味着选举，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可以发生民主化的，那就是开放选举。农业国家可以开放选举，工业国家可以开放选举；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可以开放选举，人均GDP30000美元的时候可以开放选举。但是可以确信地说，农业文明的民主和工业文明的民主绝不是同一件事情；人均GDP3000美元开放选举和人均GDP30000美元开放选举，民主的质量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中国可以从世界各国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亚洲的经验教训更是值得我们重视。

1．争取优质民主，避免劣质民主

民主政治最先产生于西方。经过一二百年的演进，西方民主才进化到当代那种所有合格选民都能参与的大众民主。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都仅仅是精英民主，是少数民众参与的民主。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并不很长。人们也很容易观察到，在西方之外很难在发展中国家看到犹如西欧和北美社会那样的优质民主。优质民主多发生在西方，而劣质民主都在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

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优质民主国家。除日本外，亚洲的民主进程道路并不平坦，一些社会过分地学西方民主，甚至模仿西方，但民主制度的运作问题很多。日本之所以成为优质民主，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民主能够结合其民族文化和传统制度特色。尽管日本一直被归类为西方国家，但其民主和西方民主有很大的不同。同样，因为自民党在很长时间里一党独大，日本的民主也曾长期被西方所批评。

亚洲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令中国深感兴趣的新加坡。新加坡是如何逐渐走向优质民主的呢？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走向优质民主实际上和西方、日本等先发展国家民主的路径有很多雷同之处，只不过新加坡所用的时间远较西方短。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加坡花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而社会经济的高发展水平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西方在进入大众民主之前，通过近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是推动民主大众化的动力，也是大众民主所能生存的物质前提。但是，当西方式民主传播到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时，并没有能够推动接受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点并不在于做蛋糕，做大蛋糕，而在于分蛋糕，多分蛋糕。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而各种政治力量又想多分蛋糕，因此民主往往和暴力联系在一起。新加坡不一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民主的重点在于产生一个有效和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府，而政府的重点在于做蛋糕，并把蛋糕做大。这就是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政府通过发展（做蛋糕、把蛋糕做大）、让人民分享蛋糕，而获取人民的信任。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优质民主的关键。民主尽管表现为投票行为，但这种简单的投票行为背后则是民主的文化。例如，选举行为实际上体现出经济理性。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级发展了，选民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而出卖选票。新加坡选举的清廉（没有贿选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所不能比拟的，甚至超越西方民主，这和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有关联的。再如，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较高的教育素质。随着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民众的政治理性水平也会越来越高。理性的政治人物和理性的选民之间的理性互动是优质民主文化的体现。

其次是法治建设。我们前面强调过，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是众多现代国家制度中的一种。它很重要，但并不能取代其他国家制度。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所依赖的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有效政治秩序。而这个政治秩序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亨廷顿（S．P．Huntington）曾经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新加坡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并且能够和民主政治一并发展。这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在一些国家，有民主，但没有秩序，没有发展；在另一些国家，有建立在专制之上的政治秩序，也有发展，但没有民主；当然也有的国家只有专制，没有民主，也没有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国家要实现优质民主而避免劣质民主就必须把重点放在围绕民主制度本身的制度创新上。日本是这样，新加坡也是这样。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政治实践表明，民主制度并非完全要照搬西方，而创新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这里举几个例子。例如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在很多国家，选举民主往往带来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和暴力，在西方也不例外。新加坡这个国家本来就是在严重的种族冲突中诞生的。建国之后，政治领袖设计了诸多制度来防止这种冲突，集选区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多种族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国会上可能会是清一色的华人。为了培养种族和谐，新加坡政府规定各种族混合居住和互动，主要体现在政府的住房政策上。如果实行西方式的选举制度，能够让少数族群代表当选的条件就是让一个族群的人民集中居住在同一个选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容许各族群组织自己的政党，即以族群为基础的政党。但无论哪一种，都很容易导致族群冲突。而集选区就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族群在政府和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性，从而防止了族群冲突，促进了种族和谐。

再次，新加坡政府对公民民主素质的培训。和很多西方民主不一样，新加坡实行强制性投票。如果仅仅从西方民主理论出发，强制性投票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但是，实践逻辑并不是这样。在西方国家，很多时候，投票率往往少于合格选民的50％，甚至更少。如果只有少数人投票，那么民主就变得毫无意义。合格选民必须有投票的义务。几乎所有西方民主理论都会同意，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但公民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从政治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新加坡的强制性投票制度就起到了这个关键作用。

也同样重要的是民主政治过程中的议题设定。所有民主的关键一在于组织，二在于议题。有关议题就涉及一个言论自由问题。在西方，这是民主的关键。但是，西方并没有有效解决言论自由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有关种族、宗教的议题在选举过程中会不断浮上台面，候选人往往利用这些敏感的议题来争取选票，结果制造了无穷的冲突。

尽管一些民主国家因为以往痛苦的经验开始限制争论，即不能涉及政治上“不正确”的议题，但很多国家仍然面临这个问题。一些欧洲国家以确立“国民”话语权为借口，制定很多不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名义上平等，实际上很不平等。西方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更是时时刻刻在挑战宗教和种族的和谐。在新加坡，选举不能涉及敏感的话题，包括宗教、种族和语言等。很显然，这些敏感问题不是通过争论能够得到解决的。新加坡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通过协商，求得共识。每次选举，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要自觉地不去触动敏感话题。这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选举文化。

新加坡选举的稳定有序和各政党议题的设定有关。各政党不去涉及敏感话题，同时又认同所确立的国家制度，大家争论的焦点只局限于政策层面，而政策辩论的焦点又是如何做得更好。这使得选举成为整合社会的机制，而不是分化社会。在很多国家，每次选举，社会就要面临一次大的分裂，甚至冲突。而新加坡做到了利用民主整合社会。

对反对党来说，优质民主的前提就是履行忠诚的“反对党”任务，就是说，和执政党一样，反对党也认同这个国家，认同这个制度结构；进行政策争论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要使得国家更加美好。新加坡的反对党基本上也体现出这个特点。

从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稳定有序的民主化经验来看，在民主化问题上，中国必须注意到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民主化的限度，二是政治改革的阶段性。强调民主化的限度就是不要把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民主神话化，把此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工具。强调政治改革的阶段性就是要看到目前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既要有利于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要为未来优质民主的实现打下基础。

2．泛民主化的弊端

从制度的横向面看，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观念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进程。（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观念，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观念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的，因而也是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成为不了（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所能解释。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John Locke）著有《政府论》，其主题即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基本思想就是，政府必须有个边界，不能集中所有的社会权力。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性的特征。在很长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J．A．Schumpeter）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经典的定义之一，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是被选举出来的，而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概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化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于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陷于形式化的危险中。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就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看来光有选举民主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是花样文章。

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在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改革的阶段性问题。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不是民主化所能解决的，例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失衡问题。政治改革对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政治改革并不是开放选举那么简单。如果简单地开放选举，那么中国也会像亚洲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不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会出现“低度民主陷阱”。这两个“陷阱”一旦同时进入，那么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很难出现具有实质性的进步。

3．民生经济与优质民主

优质民主需要牢固的经济基础，是在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民主。就中国而言，要确立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深化经济改革来推动社会改革，其核心是民生经济。

从经济结构上来讨论，民生经济的建设需要解决三个大方面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这三个失衡前面不同程度上都已经涉及，这里再总结一下。首先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再者，劳动者收入仍然过低。内需社会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有效的内需社会，内部经济增长不仅缺乏增长动力，还要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其次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了许多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垄断，缺乏竞争力，更难希望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民营企业空间的被挤占在很快导致这个部门的萎缩。

再次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解决就业、保障社会正义和收入公平分配。多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想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来达成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但收效甚微。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属于结构性分配。只要两者之间达不到平衡，或者说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政府在二次分配上再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

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不平衡刚好重合，就自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失衡，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实现上述三大平衡的关键是要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无论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都是很明显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导致社会失序。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民生问题严重脱节。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首先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邓小平把此形象地称为“温饱问题”。此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主要体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上。初期的改革政策非常成功，不仅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而且更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不过，近年来，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在渐行渐远，越来越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的民生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民的民生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也很显然，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就会出现面临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期待革命”的年轻群体的不满。多年来的教育大扩张，有效地提升了民众的教育水平，但因为教育体制改革本身的弊端，很多人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成为必然。如果说这两个根源具有普世性，即任何社会都会面临，那么中国还需加上另外一个特殊的根源，那就是由独生政策而加速到来的人口老化。“未富先老”几乎已经成定局，而照顾老人的“公共服务”似乎路途仍然遥远。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一代会不堪负担，届时这一代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只会愈加严重。

第二，从经济上看，因为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很多方面，中国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开始出现那些经历过或者还经历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类似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不稳、信仰缺失，等等。历史地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到，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很简单，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得深化经济改革，促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人们早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顶点，需要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建设消费社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并没有基础。一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在福利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即使人民有了些积累，也不敢消费。二是人民的劳动所得过少，收入不高。很显然，建设消费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民生。

第三，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就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没有物质的保障。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以及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如果把庞大的“维稳”费用用于改善民生问题，社会可能会稳定得多。从长远来看，民生也是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在民生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民主化尽管也是可能的，但这种民主化之下的民权必然是虚假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下，不难发现这种现象。

从民生问题解决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发生在该国家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一旦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那么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期。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时不我待。如果中国抓住了这个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促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同时为优质民主奠定一个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反之，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那些“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4．中产阶级与民主的进步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培植和扶持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从各国经验来看，优质民主的社会结构就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标。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会”的概念。9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首先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执政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政策。“全面小康社会”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执政党的中产阶级观。人们目前所看到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

尽管政策方向很明确，但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离一个“全面小康社会”还很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政策改革进步缓慢，缺少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改革开放政策培养出了一个中产阶层，也使得数亿人口脱离贫穷，但很显然，国家既没有保护中产阶级的有效机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经脱贫人口重返贫穷的有效机制。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机制。市场机制可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但市场机制不能保护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在欧洲社会，保护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公共住房等公共政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产物。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比较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不难发现，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保护社会。

一句话，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在西方，因为选举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也必须采取有效的举措来保护中产阶级。也同样重要的是，资本者也认同这一点，因为一旦社会失衡，社会秩序遭破坏，资本的正常活动就会成为问题。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很难想象人们所看到的财富。一些人现在看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就开始怀疑市场经济，这并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是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发展了，但诸多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等要不就是建设力度不够，要不就是没有建立起来。更为严重的是，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因为GDP主义的盛行，中国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结合通过破坏社会来完成GDP增长的任务或获取暴利。诸多社会领域例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国往往成为暴富领域。

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同样，已经脱贫的阶层也容易重新沦落为贫穷。实际上，除了体系内部占据重大战略地位的少数阶层之外，任何阶层都随时可以演变为贫穷阶层。

除了上面多次强调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中产阶级的成长还需要有效的劳动者收入政策。要走上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提高劳动者工资很重要。中国社会群体收入差异很大，很分化。正如上面所讨论过的，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方法并没有见效。二次分配当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如果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就会走上一条“杀富济贫”的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贫穷社会主义已经证明为失败，也不是选择。比较有效的选择就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杀富济贫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进行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劳动致富”是整个中国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则，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比如到今天，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力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因为获取了过度的利润而暴富，成为消费过度的一个群体。但是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最低消费甚至严重不足，遑论各种社会福利。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等，没有这些政策和制度，即使人们有了钱也不敢消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只需行动。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就自然不会有消费能力。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资方过度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劳动工资就能赚取巨额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过度剥削劳方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格上去了，只剩下廉价劳动力了。

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什么？表明这三十多年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主要是在中国的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如欧洲、美国都有责任，但中国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家可以互相推卸责任，但谁都必须面对，因为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内部经济，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要比逆差国更甚，就是过度发放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更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机制，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和穷国（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和富国（美国）。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把危机转移给中国等国，而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危机转移给社会。这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更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不公平。

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和廉价劳动力有关，必须也只能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对和解决。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而政府亦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更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上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他们也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培养中产阶级，建设消费社会。台湾和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在新加坡和韩国，政府也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国家工资理事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会主要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而制定劳动工资水平。政府的这种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工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造就了有效的压力。

中国尽管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这方面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尽管近年来，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方之间，力量就会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减少人民币国际压力的最有效举措。西方和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上面所提到的贸易不平衡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要升值，但升值不能过快，必须渐进。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和总体经济发展，更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人民币升值表明来自欧美的商品变得廉价一些，但因为欧美大多是科技产品，在中国的消费者还是富人，和广大的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较之人民币升值，提高劳动者收入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而且更符合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提高劳动者收入，会产生几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经济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继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应当是提高技术，来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很多都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例如国有企业过大、垄断，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等。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前面所讨论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提升技术，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考虑着如何通过剥削劳动者而获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进步。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以人为本”并不抽象，实现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本社会。

如果认识到中间力量是优质民主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难回答诸如改革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会保持繁荣稳定，并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当然，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秩序也是执政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5．简短的结论

就政治改革来说，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对改什么、怎么改缺少基本的共识。不过，这个局面不会太长久，因为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给政治改革造就很大的推动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政治改革实际上要回答“中国政治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要的就是要回答“中国政治从何而来”的问题。这就需要人们不仅对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模式作深刻的认识，而且也要思考现代政治模式是如何继承传统模式，又如何转型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谈论得很少，但正如这里所讨论的，很多政治实践已经指向这样一个大趋势，即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式政党体系。这个大趋势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精神，也符合现代政治的开放精神。从开放性来考虑中国政治的未来及其走向这个思路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深层的政治思考。

如果说政治的开放性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主要特点，那么有效的政治开放必须和国家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忽视方方面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化并不能导向人们期待中的民主政治。相反，很有可能导致一种人们应当加以努力避免的政治局面，正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验所展示的。“改革三步走”想说明的是民主政治不可避免，但要追求人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就必须跳出简单的民主政治思维。民主政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产物，而民主政治本身并非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效方式。要追求优质民主，避免劣质民主，中国仍然有巨大的空间进行国家制度建设。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在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社会制度建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深化经济制度建设，又要为未来的政治改革作制度准备。在运作良好的民主社会，社会制度是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如果中国在未来某一个阶段能够在社会改革方面取得制度性的突破，建立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制度，建设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中国不仅仅能够避免人们所担忧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能够跳出一些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低度民主陷阱”，从而成为一个民主、富强和公正的社会。

第二部分　改革策略篇

一、改革深，社会稳

编者按：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推动政改的立场。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这意味着改革行至关口。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跟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并因此累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要破解这一局面，化解社会普遍的戾气，改革必须“深耕”。在既有改革经验中，将改革自身导向深入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存在的，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改革。本刊就此专访中国国情长期的观察者、分析者郑永年教授。

1．改革的意义和方式

社会改革是还债，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祸害社会的清算，医疗和教育成为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根据你的判断，社会改革是当前中国主体性的改革。这一点应当怎样理解，不同阶段不同的主体性改革是否构成了中国改革的某种路线图？

郑永年（以下简称“郑”）：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在80年代改革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 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立即导致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壮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共产党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我觉得，在未来以历史的眼光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比如说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雏形已经建立。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变得非常重要。

记：这项改革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愿闻其详。

郑：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说得更学术一点，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就提出了，但那个时候只是政策意向，还没有国际条件。因为那时只是亚洲金融危机，西方没有金融危机，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压力，使中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几年不一样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贸易纠纷越来越多，一直积累到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了世界性结构失衡的问题。各国都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调整就是要把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向内需消费。

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能够促使居民消费？这就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在这些方面有社会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稳定感，看病需要很多钱，上学需要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建立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然而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像医疗和教育，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在西方社会，包括这些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都是非营利性质。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因为人人都需要教育，这样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钱消费到那里去。当然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实际上是产业化的。各级政府一动手，导致中国教育产业化比所有国家都做得厉害。医疗这一块也是，医院成为暴富的工具，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住房当然更是这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来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却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这导致了目前的高房价。这些本来是需要保护的领域，却被货币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记：也就是说，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了。或者如你一直所批评的，中国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独立、清晰、真正的社会政策根本就没有出现。

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就是因为很多改革者，或者智库人士，他们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改革过程中，简单地把经济领域的原则应用到社会领域。在这方面，西方通过很长的时间，很惨痛的历史，才意识到和学会要怎样保护社会。

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所讨论的，狄更斯（C．Dickens）在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是原始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说的，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货币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易，因为利润是资本唯一的目标。这个对西方整个社会破坏得很厉害，就是“悲惨世界”。马克思当时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本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后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变成现在这样呢？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救了它。从原始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比较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逻辑，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原始资本主义从其本性来说，怎么也发展不到现在的资本主义。怎么发展的呢？就是通过社会改革，把社会保护起来。现在西方对经济和社会领域有了比较科学的区分，经济这一块要市场化，尽量创新、竞争，这是进步的关键。但社会这个领域要保护起来，不可以把社会领域无限地货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商品化。

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目的是要改革福利社会。西方社会因为福利过度化，影响了劳动生产力，影响了竞争能力。但是这场改革中，新自由主义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撒切尔夫人也想把新自由主义应用到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等，但是她失败了，在社会领域她退回去了。因为有民主政治的保护，公众可以通过投票否决。现在，大家有共识，这个领域政府是不可以退出不管的。

回到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区分开，把很多经济上的原则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没有保护好。新自由主义进入到中国，在经济领域它倒是没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领域有庞大的国企，阻碍力量很大，当新自由主义遇到了中国庞大的国企力量时，它就停止了。但它转而跑到社会领域去，因为社会没有抵抗能力。各级政府成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因为能赚钱嘛，只要能创造GDP，怎么样都可以，GDP是目标，所有其他的都是工具，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就行了。所以，这些年来，中国把很多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破坏得很厉害——尽管有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过，改革、发展、稳定。这很明确，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达到社会稳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但现在的状况是，改革的动作不大，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不稳定。为什么？很简单，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变成了GDP主义，好多社会的东西都被破坏掉了，当然就没有稳定的基础了。

2．国家制度与好的民主

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

记：按照“三步走”的逻辑，社会改革的第三个功能是不是应该与政治改革有所连接？

郑：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一领域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为什么有好的民主，有坏的民主呢？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国家制度很多，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非常基本的国家制度。西方民主，当然现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运作得比较良好，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比较平等一些。

好的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你不叫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最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是它本身不会保护财富，也不能保护中产阶级。保护财富、保护中产阶级的是社会主义。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获取最大利润，不得不破坏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把社会保护起来。

所以我非常佩服邓小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要结合，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社会主义就是要有社会保护机制。

市场经济创造了财富，社会主义创造了保护社会的机制，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国家制度就建设好了。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才谈得上好的民主。为什么拉丁美洲、亚洲有那么多的劣质民主？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国家制度，在国家制度建成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西方国家因为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社会保护机制，它的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当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体的时候，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是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是社会制约政党，不是政党之间互相制约。像美国，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无论哪一党上台都要照顾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是一个偏右一点，一个偏左一点，但偏不到哪里去，因为一旦丧失中间群体的话，谁也执不了政。这就是社会力量制约政治力量。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改革的路径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

郑：对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社会改革非常重要。我想，中国已经找到了创造财富的机制，就是市场经济。现在无论是宪法、党章，都承认和保护这一点。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保障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使得它继续壮大。改革的早期提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中产阶级做大。中国可以不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全面小康社会来代替也是可以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样把所谓全面小康社会保护起来呢？就要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改革的成果，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把改革的成果、财富和成长起来的小康社会保护起来的话，它会流失的。

总结一下，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呢？政党算一个，军队算一个；法治比较弱，概念都有了，但执法不行；基本的经济制度有一点了，但是改进的空间很大；社会制度刚刚开始。执政党仍然要承担建设这些制度的责任。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没有一个力量可以代替。现在大家都说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这当然很重要。在改革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很重要。但市民力量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主体，而只是起到督促和监督政府、给政府产生压力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我一直强调，在世界历史上看一看，大部分成功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像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3．执政党在改革中的重要责任

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革，就要有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记：经济改革的成就获得全世界公认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或者反过来问，如何给出一个理由，击退那种拒绝改革的声音？

郑：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我想谁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怎样改革，这才是关键。好多人只谈重要性，谈抽象的政治改革，我觉得已经不够了，关键是怎样定义政治改革。谈论政治改革，世界上不仅是中国这一家，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越南共产党也进行政治改革，古巴也在谈论改革；前东欧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在谈政治改革，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谈政治改革，日本也在谈论政治改革，但是每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定义权，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做。

中国谈论政治改革，迄今为止谈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得非常明确。

领导制度的改革是要强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领导作用要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我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影响比较深，他提出政治就是要讲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权不是为了领导而领导，领导权是要做事情的——建设国家啊，推进改革啊，这些都是领导权的内容。就是说，你要确立一个领导权，但领导权并不是为了维护你自己领导者的利益，而是要为整体社会做事情。如果讲中国政治改革的话，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确立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去领导改革。这和执政党自己的定位有关系，为什么你是执政党，因为你要领导改革；那么你怎么改革，如何改革，就要有交代，要给社会一个愿景。

实际上，中国这十多年来应当说改革议程还是明确的，没人说不改革，但是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所期望的程度已经相差很大了。甚至说，大家每天都在谈论改革，但没有很多实质性的动作，中国社会已经得了“改革疲乏症”，久而久之，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改了。以前邓小平改革是很有力度的，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就动员改革的力量，来达成这个目标。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尤其是南方谈话之后更是这样。现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八九十年代做了很多的事情，无论从政策方面，还是体制方面，但是最近几年大家都意识到，变化少了，尤其是体制上的变化比较少。

记：但是改革的空间还是存在的，而且并不小。

郑：当然。我们强调改革，往往都是很大的、很宏观的那种，其实好多细节非常非常重要，要一步步往前走，必须注意和重视改革的细节。

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党政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的政党只是选举党。中国就党政关系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党政分工、分开，也做过一些试点，并不是很成功。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很多年的努力，希望从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担负着一种“行政党”的职责，政党亲自抓行政事务。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治事务谁负责呢？政治事务就荒凉了。执政党是要抓领导权的，但是现在执政党在抓行政权。这方面怎么来改革，我觉得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责任制。从人类政治史发展来看，无论是民主社会、非民主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确定一个政治责任制的问题。很多人意识到政治责任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党内民主。哪怕不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要党内票决民主一做的话，很多的变化因素就都出来了，政治责任也会明确起来。

这是党的这一块。政府和人民之间也是有空间可以做的。人大、政协广义上说就是中国的代表机构，相关制度需要改进。怎么样建立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让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呢？这些都是制度建设应该考虑的。

另外，司法过于政治化，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现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出于此。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通过权力或者钱把司法政治化，老百姓也可以这么做。中国当前的局面是，不仅当官的、有钱人逃避司法程序，老百姓也想逃避，老百姓不服，我抗议、游行、自杀，他们也不服司法啊。所以我的观点是，既然按马克思的说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体现，那么执政党可以主导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产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过专业的司法人员进行司法，保证这个程序。因为司法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以再政治化。这一块中国也有很大的空间。

记：现在有一种声音，强调民主的细节。你对此有何分析？

郑：民主当然也要有细节的考量。我是指合法性的问题。在农村我看到很多情况，村委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不是，村委会的合法性就比党支部高。我们设想，如果乡长、乡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县长、县委不是，这个县长、县委就很难有合法性。选举民主，中国叫票决民主。十七大提得很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非常符合中国特点，先要党内民主，再做人民民主，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票决民主应当早于政府的票决民主，否则党政冲突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同时，中央的民主要先于地方的民主。这样的程序才符合民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逻辑。在中国，在考量民主化的时候，尤其要把国家的整合和统一考虑进去。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各地方就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样，以后国家在制度层面怎么整合？中国的司法现在本身就是非常地方化的，如果再加上一个民主因素的话，就更地方化了。过度地方化以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怎么做？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

4．改革的技术与策略

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危险的，反应式的救火，那么大的国家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

记：你曾经描述过，目前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表现出与既得利益的对立。我们的观察是，这种对立越来越呈现为行动上的对抗，以及心理和情绪上的“戾气”。所以很多人高度关注改革中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些？

郑：中国改革有很多的政治空间，可以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光有统治权、行政权，缺乏领导权的话，事情就不好办。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怎么来？这就要领导改革，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这是现在最大的、最重要的领导权资源。葛兰西说过，一个政党要行使它的领导权，必须要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代表其他各个社会群体、阶层、阶级的利益。

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要有克服这个困难的机制。比如，党必须是开放的，党不可以被既得利益所利用，党要超越既得利益——党当然有它的利益，没有利益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但它本身不可以成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是封闭的、不开放的。所以党本身要开放，通过开放掌握领导权。

怎么样超越既得利益呢？这是改革的技术问题和策略问题。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当前中国改革的形势，比起邓小平时代，很多方面的条件都好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既得利益也是很强大的，甚至比现在更强大，包括思想上、体制上、财力上，有着一大堆阻力，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强调思想解放。现在各方面的准备更充分了，社会力量变强，要求改革的声音在，经济财力也在那里，改革的条件除了强人政治这一条，实际上要好很多。同时，党内民主完全可以实现领导核心的政治责任制。

所以执政党要看大局，要去领导，而不能被社会推着走，否则是很危险的。现在很多时候不仅是推着走，甚至是救火式的，这里着火了，这里救一下；那里又着火了，又去那里救火，这是反应式的东西，根本说不上领导。那么大的国家，着火了这儿泼一下，那儿泼一下，水也不够用啊。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一定要通过掌握领导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控制、管理和解决社会问题。

记：怎么打破僵局呢？

郑：那就是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比如社会制度的建立，这比简单的“维稳”要好得多。不稳定是因为社会遭到破坏，没有稳定的基础了。“维稳”只是外用药，而社会改革如果推行得好的话，就能构成稳定的基础。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让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超过80％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租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而在中国，即使城市里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在提心吊胆，今天是中产阶级，一个政策一变，明天就变成贫穷阶层了。为什么强调保护社会的概念？你把社会破坏掉了，哪有稳定？“维稳”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社会，而不是破坏社会，“维稳”本身就是社会被破坏之后不得不做的政策，但这样一套政策出来之后又有可能加速破坏社会。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成功经验。

再一个就是体制改革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改革了老半天，结果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政府发现光靠行政压制是不行的，要改变它的结构，所以要进行体制改革。比如中央地方财税制度的改革。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形成的。现在很多事情做不好，就抱怨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出路在哪儿，这迫切需要考虑。中央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能做得成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很高，是不是相应的责任也要负担起来？或者不想负担责任，那是不是要让一部分钱重新回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生存，不靠房地产哪儿来的钱呢？这些体制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说到地方政府，还有一线政府的问题。中国也好，西方也好，一线政府是很重要的。所谓社会和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最直接的就落在一线政府。一线政府失效的话，这个社会怎么也不会稳定的。中国一线政府当下的处境，主要指县一级，首先从体制上就是被边缘化的。改革开放以后，行政层级其实增加了很多，层级增加就使一线政府被边缘化了，中央的一个政令，通过多少级政府才跑到一线，政令下不去嘛。边缘化之后，地方政府要做什么呢？那就只能是图利益了。

这些都是制度性的东西，比抽象的民主要重要得多得多。所以不要抽象地去谈政治改革，要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很多都是技术性的东西，并不是说做不了，而是要做到不要把技术性的制度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也需要二十来年，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如果能在今后的十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

（本文发表于《中国青年报》，
记者：徐百柯，2010年10月27日）

二、中国的转型与国家制度的构建

“这是世界上智力最强大的学者也勉为其难的一个研究对象”，中欧商学院的教授肖知兴在一篇谈论中国的文章中说。那时他刚刚读完《经济学人》杂志的新兴市场特辑，结果在这本受人尊敬的杂志中发现了一些让人瞠目的关于中国的错误（比如拼错了重庆的名字），以及对中国的管理经验表示出的冷漠，“中国公司不引人注目，名字都印错，更不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中国的管理经验。”

肖知兴教授从他专注的管理学角度注意到了世界对中国的陌生和莫衷一是。而在更大的范围内，何尝不是如此？人人都在谈论的那个“中国崛起”，就好像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笔下的戈多一样，存在于每个谈论者的口头，但是没有哪一个谈论者能够清楚地阐释出它究竟是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具体影响，以及它最后究竟是否能够如预期那样登场？

全世界最有智慧的头脑，在面对中国时似乎都一筹莫展。虽对它解释和阐释再度流行，但仍同样语焉不详，难以让人感到满意。

在谈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时，一位作家说，他所有的才华都沉浸在欧洲精致的花园中，却错过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事情——美国的崛起。同样，尽管我们总是在谈论的那个西方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那里仍然在产生着激动人心的创新，艺术家和作家们仍然活跃，并且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全世界的智慧，更别提财富和时尚，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可能正在东方发生，这大部分人中的大部分认为是在中国——也有另外一些人争辩说在印度。因此，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解释，毫无疑问成为一桩富有挑战、让人饶有兴致，并且会给自身带来名声的行为。这也毫无疑问地吸引了众多的人来谈论它。

可能对它的理解的两个极端都是危险的。一个极端是完全沉溺在中国目前取得的辉煌经济成就中，被它令人炫目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所迷惑；另一个极端是用怀疑的眼光牢牢盯着它内部的任何风吹草动，质疑它的政治体制，不断地预测崩溃何时到来。

但是，要想真正让人满意地去理解这个庞然大物毕竟是困难的。我们需要多重的视角和多样的观点。可能其中任何一种视角和观点都不能足够让人满意，不过丰富的和声总是胜过单一的声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接受的更多的都是经济学家的解释。他们急于揭示中国做对了什么，而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同时他们又忧心忡忡地抛出种种“泡沫论”和“转型论”。他们的解释自有其迷人之处：产权的改革释放出了对于致富的巨大欲望；区域经济之间的竞争让中国的每个城市都像一个公司那样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企业家精神被释放出来之后，又催生了一个尚不成熟却已经令人赞叹的商人阶层。

今天，我们要聆听的则是一个政治学者的观点。他所接受的教育让他习惯于从国家社会的关系和国家制度构建的角度来观察今日中国的变化。这让他的言论和我们通常听到的对中国转型的解释不同，比如他认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然后才是政治改革，国家制度的构建要先于大众民主的建立。

1．从开放的角度理解出路

问：我们对于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特别感兴趣，比如您是如何研究中国的政党的？

答：这些年我研究中国的政党，前一段时间还写了一篇文章，讲从开放的角度理解共产党的出路。当然，可以不用“出路”这个词，而用其他的词。中国有着庞大的文明背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文明为坐标来看，这样反而看不清楚，真正应该做的是从自己文明的角度来看，这样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用简单的西方概念难以理解。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本放弃了自己的发言，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些解释往往政治性很强、革命性很强，但是学术性不强，解释不通。马克思告诉我们哲学的两大任务，一是解释世界，一是改造世界。我们的五四运动没有解释世界，解释不通，就想改造世界。没有解释通的行动派，想要改造世界，结果越改越乱。

我是这样想的，真正要认识中国和解释中国的话，西方的科学方法一定要借鉴，因为中国没有科学方法，几千年都是史学。西方的科学方法可以用，但那套简单的概念理论不能用。因为这套概念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论观察他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得来的结果，我们学者把结果用过来，方法倒是乱用。所以我的主张是放弃那些概念理论，而是运用西方的方法，因为方法是有普适性的，用这套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重新树立一套能解释中国自己社会的概念和理论。

我本来是学政治学的，对这方面感受挺深。现在我们所使用的那一套政治学概念理论，都是西方的产物。其实你去看一下，比较一下，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都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社会科学哪里相像呢？它们观察问题的方法相像。如果我们把观察的结果用于社会学讨论，我们会发现结果是不一样的。所谓社会科学，科学是方法，社会是主体，是用科学来解释每一个不同的社会。

问：传统政治理论中有哪些概念能用来解释现在的中国？

答：好多概念还是有效的，但是要给它一个新的界定。比如说阶级，阶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实际上找不到马克思所说的阶级——马克思说阶级是工业化的结果，那么中国现在的状况倒真有点类似于马克思口中所说的阶级——但是阶层概念是有的，中国是农业社会，有士农工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士农工商（阶层）是以政治身份来定义的。只要你自己意识到自己所用的阶级概念在中国是何种情况，也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市民社会。西方市民社会和中国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用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来分析中国是分析不通的。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就没有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的市民社会形态是怎样的，这个当然也要重新定义。

我说这个倒不是一概否定西方的概念。我的意思其实是，当用A这个哲学的东西来分析B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意识，而不是机械地套用。比如从“政党”的概念出发，你用A，用西方社会的政党概念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就分析不通了。它也叫党，但不是西方的那个东西，因为西方的政党产生的背景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国家”也是，“官僚阶层”也是。好多东西大家都有，因为都是人类嘛，但每个社会的形态和表达方式都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都吃饭，但吃的东西和吃的方式有所不同。

问：你刚才提到市民社会，中国的特性是什么？

答：西方的市民社会，最重要的一点是自治与独立。中国的市民社会是另外一番东西。举个例子，比如北京，北京的中心是中南海，那是皇权的中心，然后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都是依附性的东西。不过要注意，依附性，也并不是说一点自治力都没有。在西方，你离政府越远，你表现得越自治，越是市民社会。中国刚刚相反，依赖政府越紧，政府相信你了，你倒自治了，政府不相信你，把你当政治反对派给重点关注着。这是不同的形态。

2．传统政治与现代政党

问：你是否会觉得中国现代政治同中国传统政治的延续性非常强？

答：我专门写过一本书，论述中国的政党是一种组织化的“皇权”。最高权力的载体以前是个人和家庭，现在是组织。你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现代这种组织化的“皇权”。这种状态实际上从孙中山就开始了。我写中国三部曲，政党写完了，现在开始谈中国的经济。经济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还要看中国所谓的国家是怎样的。西方流行的“State”概念和我们谈论的国家不同，中国现在说的国家概念是指主权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历史地来看，中国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际上照现在这样西式思维的理解，“国家”这个概念是死路一条，走不下去的。

问：您也曾提到过，过去几年国有化越来越强大，经济改革这一方面遇到很大的阻力，未来会是怎么样的呢？

答：实际上从中国文明的角度出发，它基本上要做到国有跟非国有的经济相对平衡。从历史和文明角度看，非国有要大于国有。所以我主张国有一定要有所规制。中国跟西方在规制方面是两个解决方法，西方完全是自由市场，中国则是政府无限扩张。历史上就是这样，比如王莽、王安石的改革使得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失衡。改革开放之前，也是这样。

问：但是国家自身是没有自治力的，它必然会想要去破坏非国有。

答：对，所以如果总是老样子的话，中国走不出以前所谓的“皇权”。能不能走得出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前家庭和个人集权的皇权是怎么建立的，又是怎么样运行的。但作为组织化的“皇权”是不一样的，毕竟组织跟个人不同，组织是包含民主的，它不是一个个人皇帝，不是一个家庭。一个组织化的“皇帝”会如何引进一些内部的多元化如党内民主这样的东西？对于经济也是一样，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问：那您看到这个走出的趋势了吗？

答：基本上，我想实际上正是这样。你看历史上，中国传统政治斗起来比西方更加厉害，斗的结果比西方更加新鲜。无论如何，第一步已经走出去，民主已经一点一点地开始了。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民主也是这样开始的，就是精英民主。民主就是精英之间的竞争。中国的这个趋向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也一样，新加坡也一样，这是不可阻挡的。

问：有人把现在类比为晚清，您认为这种类比有道理吗？

答：满清是一个家庭的皇权。我觉得还是不一样。从一个组织化“皇权”的角度来看，变化的可能性更多。

问：政党、国家、经济这三部曲，你设计的根据是什么？

答：这个三部曲概念，是一点一点来的。研究中国如果不研究政党，那是不行的，但西方关于政党的理论，哪怕是列宁主义，都解释不了中国的政党。做着做着，我又觉得如果不认识经济这一块，难以理解中国，很自然地，下一步的想法就有了。我在写研究政党的书时，越写越感觉到有必要研究经济。

问：您什么时候明确地感觉到中国政党是一种“现代皇权”的？

答：以前其实我基本上也是将西方的政治概念机械地搬来，但做着做着就觉得不一样。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是皇权，现在是政党。我开始思考在当代中国它是什么东西。我在写一本书叫MARKET IN STATE，市场长在国家里，这跟西方刚好相反，西方是state in market，国家和政府也要服从市场原则，而中国的市场要服从国家原则。如果这个不解释清楚，中国就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改革就没法改，即使改革也是在改非常肤浅、非常表面性的东西。

问：之前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写了一本书叫《当中国统治世界》。他在书里面说传统的政治理论，包括政治话语已经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了。

答：中国自己从来没有社会科学传统，从来没有形成一套理论，因此不是说已经不可以解释了，而是从来没有可以解释过。从梁启超他们开始就没有解释通过。没有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无法解释自己的文明。

当然不仅是中国，整个亚洲都没有社会科学。现在所说的科学是在西方社会，在欧洲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的。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都没有社会科学，包括现在的伊斯兰世界。

问：比如说当你讲到执政党的时候，你会说它是在行使统治权，而不是领导权。但是它自己会学习会进化。那么这样一个组织，它发展到极致会是怎么样的呢？

答：实际上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党，它只是一个个体，没有终极目的。我不认为任何政党有终极目的，只是一个个体。但是怎么掌握，怎么研究这个个体呢？我个人认为，你不要去想象未来怎么样，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开放的过程。一个国家应当没有目的，如果有目的就糟糕了，有目的就有道德的东西，有道德的东西就麻烦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当然这是经济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个过程中。

问：您觉得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系统，包括列宁的国家政党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答：我是觉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才开始在中国传播的主义。对于中国而言，从以前的传统皇权，转型为现在的党权，并没有西方社会的那种改变。

问：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的影响呢，斯大林是不是另一个“大帝”？

答：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跟列宁主义分开。马克思主义是阶级论，是政治权力上的阶级论。从列宁主义起，才建构了一个组织架构。从孙中山的国民党开始，正是列宁主义的组织架构同西方的主权概念结合起来，才使得以前的传统皇权转型成现在的党权。所以我觉得，中国越发展越想传承传统，越发展，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越强，就越来越不像西方。

问：列宁主义是个变异吗？

答：不是。实际上这个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虽然他还是强调个人，但他写君主必须是个组织。在我看来，这条脉络非常清楚，从马基雅维利到葛兰西。葛兰西就写道，君主就是一个集体意志的组织。

3．国家制度建设应比大众民主优先

问：站在您的角度看，我们之前给自己设计的改革路径，现在看来有什么问题吗？比如三十多年前设计的路径，“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等。

答：这也符合我们的本性，把容易的先做了，难的以后再努力。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到政治改革，实际上也是西方历史的足迹。从封建国家到统一的国家，然后商人阶级出现，商人阶级开始想要约束君主的封建权力，接着工人阶级起来，然后要求大众民主。从历史上看，大众民主实际上出现没多长时间。

国家制度建设比大众民主重要。其实西方国家的那些国家制度，在大众民主之前就建立起来了。典型的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考察。选举跟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关系。如果选举来了，国家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那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去建立国家制度了。美国是个典型的民主国家，它的社会制度其实很少，在1929年大危机的时候，罗斯福建立起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现在的金融危机时期，奥巴马开始试图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真正的民主跟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多大关系，跟资本阶层有关系。所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家讲新权威主义，从历史上看是有点道理的——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权威能够用于制度建设，这个是难题。

问：您怎么看待这几年知识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答：这是一个表层的东西。虽然现在大家觉得左派比较厉害，现在左派的思想跟草根阶层社会的很多东西可能会结合。其实立宪也好、社会运动也好，大部分都是孤立的。但是如果底层社会的力量被动员起来，就麻烦了。

问：您担心底层的民粹主义和很强的民族主义的结合吗？

答：当然担心。中国现在的体制结构，上面是大头，是组织化的精英，地方是诸侯，底下是民粹。所以我一直讲要培养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其实对组织化皇权也是非常有利的。

问：你怎么看这几年来我们感觉到的倒退和停滞，这是领导人的风格带来的还是这个体制不可避免的？

答：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们刚才提到改革的三个步骤，经济改革很简单，把人本性中追逐利益的一面放出去，不去拽着就行了。社会改革就有点难了，你要从既得利益者手中分配一些利益出来。政治改革就更难了，因为要把权力放出来。

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你看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也是找不到出口，一直到1992年以后才找到一个突破口。那么社会改革，一开始先容易后难，这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形式，现在就是什么能做的要先做，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说，下一个五年计划，要找到突破口。找不找到突破口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危机，当然中国永远属于危机驱动，没有危机不会进步。

问：您觉得最有效的突破口应该是什么呢？

答：我觉得，哪怕花五年时间，在房地产领域也好，医疗领域也好，社会保障领域也好，教育领域也好，找到哪怕只是一块大的突破口，其他都会被带动起来。重点还是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已经没什么可再讨论的，基本上，再有经济改革就是怎么规制国有企业，让国有控股经济不介入其他方面。社会改革更迫切，因为不改革，社会就要出问题。有人讲现在中国面临两条路径，要么改革，要么宫廷政变。不改革，当然要革命，革命的话，政权就有被替换的危险。

另外一条路径，既得利益力量太大，就要“宫廷政变”。但我觉得不会产生这么悲观的结果。关键是看你怎么样动员改革的人，改革的力量其实不少。

问：现在改革的力量是什么？

答：邓小平那个时候改革更困难。我们以前说邓小平是强人，但是陈云、李先念也是强人。邓小平很有智慧，他说现有的体系不要动，在现有体系之外培养新的力量，构成压力之后再来改现有的。现在也是这种状况，中产阶层很小，但是毕竟存在。现在的改革力量，包括党内的改革力量都非常强。党内是精英淘汰制。从政治改革层面看，很多地方官员比谁都着急，他们之间的竞争很厉害。

问：那其实还是利益驱动型，就是那些利益受损的人愿意去改革。

答：一个是利益受损的，一个是觉得我应当得到的利益没得到的，无论是相对的利益还是绝对的利益，他们都想改革。

问：你怎么看待所谓的“红色家族”呢？

答：从世界的趋势来看，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无论在欧洲国家也好，还是在其他地区任何国家，可能政治家族的出现是一种常态，这是中国以后要正视的一个现实。政治家族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接受的。当然我们说富不过三代，政治上权也不过三代，很难过三代。但政治家族这个东西可能是个现实，多家族也就是多头统治，家族之间竞争。有竞争就有机会，没有竞争就没有机会。

如果从成长环境的角度来讲，这一代人（指政治家）跟下一代人是最不开化的。直到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那些人才有正常开放的心态。但我觉得担心归担心，只要是竞争性的东西都有不同的意义。竞争是个态势，只是说我们的进步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快，但是也不会一下倒退到后面去。

问：进步是指政治上的进步？

答：对，就是进步可能会慢一点。

4．改革不可能完全理性

问：有一种观点是，因为当初我们改革太功利化了，没有作系统的规划，只是什么事情容易就先做什么，所以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局面。

答：改革是不可能理性的，没有完全规划好的改革。一开始肯定是功利性的，没有功利就没有进步。我想这种所谓理性的设计是不存在的，这个东西只能说说而已，要实际上去推行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革命是按计划进行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问：那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情况？

答：没有最担心的。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社会激进化。激进化会带来暴力化，导致暴力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最有效的武器。所以我一直强调要保护社会。现在我们强调“维稳”。但其实越维持越不稳定。因为“维稳”的手段其实是在破坏社会稳定。社会的稳定是自然状态，“维稳”破坏了这种态势，你要强制性地维持稳定，那是不可能的。刻意维持稳定的力量必然制造不稳定的因素，你想，从中央到地方那么大一套“维稳”系统，它靠什么吃饭，它的最大利益是社会不稳定，社会稳定了他们就没饭吃了。

问：但是对于政治精英来说，对于他们的正向激励也是要让社会强大起来？

答：对。一个是社会的稳定，一个是内部的稳定。如果政治精英内部不稳定也会带来统治的不稳定。社会力量跟体制内的力量也是要有平衡的。不过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内部力量比外部力量更厉害。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真正自下而上革命成功的，只有一次半，李自成的半次，朱元璋的一次。

问：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会认为政治向经济蔓延造成的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威胁。

答：权贵资本主义，就像我刚才说的，国家和政府，破坏市场破坏得太厉害，毫无规诫的扩张，肯定会发生威胁。你可以去想一下现在有多严重，房地产行业，现在就是权贵之地，医疗领域，教育领域，所有的这些破坏社会的领域都在权贵资本主义手中，这个程度当然很严重。以前讲改革发展稳定，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得到稳定，这是良性的。现在是无改革，高发展，不稳定。改革制度上没有突破就没有稳定，小小的修修补补也许可以稳定一阵。为什么说高发展破坏社会？因为如果教育、房地产、医疗这些社会领域不稳定，那就是在破坏社会稳定。

问：你担心国际局势的改变吗？一种观点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局势的有利性。

答：国际局势更厉害。国内可以“维稳”，国际怎么去“维稳”？跟以前不同的是，国际局势的影响力比以前更加厉害。我们的政治精英对国际资本的依赖度在加强化。

为什么中国在经济上同国际资本的冲突越来越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越多，越觉得大家要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美国人说同床异梦，睡着不同的床，没关系，但躺在同一张床上，夫妻之间这种最低限度的价值观认同还是需要的。如果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一点都不同的话，那就整天吵架了。今天正是这种情况。

5．“中国模式”的概念尚未清晰

问：你觉得中国目前这种发展模式会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冲击吗？

答：我觉得现在大家谈论中国所用的“中国模式”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概念。很多人谈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在谈中国的改革模式，或者中国的政策模式。中国的改革模式和政策模式有些东西是可以学习的，但有很多东西是不适合学习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好多东西只能说是改革模式和政策模式。即使如此，那些做法也一直在变。领导人几经换届，政治经济改革的模式都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完全是经济改革的模式，而到现在则是社会改革模式。这个东西十年变一次、五年变一次，很难看清楚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怎么样的。如果说对西方会有影响，那可能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个政府和市场的平衡点，政府怎么施展自己对经济的影响力。早期的西方模式，在经济上完全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现在大家开始考虑怎么往中间靠一点。

如果谈论中国模式，谈论一个完全由农业经济构成的国家的开放过程，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

问：20世纪30年代有一场大的辩论，关于市场和政府谁更有效的问题。当时的德国和苏联是新模式的代表。这跟现在的“中国模式”辩论有相似之处吗？

答：20世纪30年代的苏俄模式，走到后来也遇到了问题。那时候大家讲社会主义，辩论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之间，其实开始时所有人都不清楚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后来战后的德国慢慢走出一条路来，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坏的结果就是高度集权社会主义，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现在世界的经验基本都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样一个共识。我觉得中国也是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基本大的方向是这样的。至于哪个成分比较多，就看怎么混合了。

我觉得太西方化也不符合中国现实。把国有企业马上私有化就是不现实的。国有企业从历史上看，一方面国家垄断冶铁等关键行业，有它的道理，有皇权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国家也要应对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建设公共设施等。西方也是往这方面靠，你看西方近代史，也没有完全否定国家的这个功用，只是你走到一个怎样的边界的问题。

问：20世纪80年代时，金观涛有一种说法，中国有一种深层的稳定结构，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答：他当时更强调意识形态上的稳定，儒教、道教这些东西，但是我更侧重结构性的因素，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因为意识形态只是论证这套东西的合法性。我觉得更重要的、更深一步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它比意识形态更重要。

问：“新加坡模式”也曾经是很多中国人想要学习的，你在新加坡也住了好多年，你现在怎么看新加坡模式？

答：我觉得“新加坡模式”有它一些积极的做法。它基本还是以中华文明为本，以西学为用的模式。这个东西可以参考一些。它的政党，也是一党独大的，但它却有开放的体制，更像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用科举的方法，向整个社会开放。在新加坡，各个领域的精英能够在政治体制中呈现出来。它是一个多元社会——当然这也要看你如何定义多元了。他们是通过社会来培养精英，你成功了，无论是哪个行业哪个方面，工会也好，民间组织也好，商业也好，做成功了就是精英，我请你入党，政治向社会开放。跟中国共产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党内培养的方式培养他们的精英，而新加坡是社会培养出来的精英，把你吸纳过来。因此它显得要更开放。

问：这种模式的代价会不会很大？因为它伴随着对自由思想的控制？

答：新加坡现在当然是，但我相信李光耀以后会越来越开放。其实这就是给政治做一个规矩，政治必须有规矩。新加坡哪怕是处于现在这样的时代，它在政治上比较专制，空间比较小，但是除了不能挑战政治自由，在经济上、社会上都不管你，这是比较好的。政治如果没有空间没有规矩，哪怕是民主了也做不好。民主就是限度。西方民主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有限度。洛克说有限政府，我们经常理解为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实际上也是有限民主。我们现在国内把很多种类的民主都混在一起，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等。经济民主不是国家的事，就让企业去做，社会民主是另外一回事。要一步一步来，找不到民主的限度会很麻烦。

用民主的方式把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那就是古希腊时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的方式。如果完全民主大众化，也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当制度没有建设好，没有完善的法制时，民主很容易变成一种民粹主义，这是万万不行的。没有边界的民主也是危险的。

回到中国问题，你想想，从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角度来看，中国有多少国家制度？法制不太理想，社会制度还不太健全。所以我说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民主化，但是没有人能够保证这是个好东西。

6．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国家和社会

问：下一步的制度建设应该是哪个方向的呢？

答：社会制度。如果以后十年没有重大的制度突破的话，就很麻烦。如果中国该建设的制度都建立起来，那么未来中国的民主可能就是一个品质比较高的民主。如果这些制度都没有，一下子实行大众民主，民主的品质就不会太高。

问：你怎么看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的溃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趋势吗？

答：我觉得社会溃败，一方面是由于激进的发展经济破坏社会造成了溃败。我们没有建立，反而破坏掉了医疗、教育、房地产这些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当然，之前在毛泽东时代通过计划经济建设起来的社会保障确实不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状态下的中国，但是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已经消灭了此前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溃败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另外一方面是对“文革”的反弹，以前什么都要禁欲，现在改革开放了，全部欲望被释放了出来。

但是对于社会道德规范的问题我倒不是很担心。因为西方历史也是如此，包括香港也是如此，历史会回潮。我不担心社会溃败，但是我非常担心社会保护机制出现问题。

问：最糟糕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答：中国最糟糕的情况就是革命，革命就是因为没变化，要重新走老路。我看到有报道说，现在很多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都在移民。这是知识和财富的退出。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还能留下什么？只能是权力和贫穷，也就是暴政和暴民这两个东西了。我觉得应该尽量通过内部改善，把知识和财富留在一个国家内部。本来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是支持社会改革的力量，他们退出之后改革就更加困难了。如果一个国家不保护好自己的社会，不能保护这些中产阶级，不能对这些民营企业家以诚相待的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因为他们的退出对转型是不利的。这还是跟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有关系。

问：当你说社会建设的时候具体是在说什么？

答：医疗、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都是。西方早期也没有社会建设的意识，而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后来就慢慢知道要保护社会了。资本主义本是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本身可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但是它不会保护中产阶级。于是后来就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强调的是社会保护，主要是医疗、社会保障、教育这些东西，现在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有这些。所以从西方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否则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毁灭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保护。

问：我还是很好奇你的研究方法，比如你提到自己会经常到珠三角去考察，它是有计划性的吗？

答：观察问题一定要有连续性，比如说工业化方面，我一直在观察珠三角，对高层政治也一直在观察。观察一定要坚持，它是一个一个有连续性的问题。一定要观察，要有兴趣，把它当成一个职业，要投入很大的精力，不要太功利性。

问：比如说马克思是通过阶级来认识这个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key”，你觉得你的“key”是什么？

答：我在寻找。我认为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开放，我从开放的视角来观察，从开放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文明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社会也好。我说的开放，更多的是指整个政治过程、经济过程和社会开始向不同的人开放的这种开放。

要有自己的东西，但不是自说自话。我对社会科学的所谓本土化是反对的。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社会科学，本土化自说自话当然不行，大家所用的语言体系必须是可以沟通的。比如说大家在讨论这个杯子，但是如果你理解的这个东西不是杯子，那就根本没办法沟通了。

我所有观察的东西是国家和社会，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国家和社会，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互联网领域、工业领域、文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科学中有三个人的书是必须读的，对西方学者也一样，马克思、涂尔干（E．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我是强调普世价值的，社会就是社会，有基本的共性。

（本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记者：李翔、许知远，2011年1月21日）

三、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1．认真研究各种主义的本质含义

张飞岸（以下简称“张”）：在培养国家知识分子过程中，意识形态会起到什么作用？

郑永年：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重要。很多人说中国太意识形态化了，其实正相反，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太弱。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左的、右的，多得不得了。政府应该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共产党以前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就是组织。现在光靠组织的力量，淡化意识形态，这样很难持续。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人永远比制度聪明，人总可以找出逃避制度制约的方法。中国腐败越反越多，制度基本无法约束腐败，就是因为人已经没有道德观念，只认得钱。

张：您能否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状况？

郑永年：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适合中国的，关键是转变宣传方式。中国的自由主义看似强大，其实早就遇到发展瓶颈了。中国到目前为止，社会中有很多自由成分，意识形态非常多元化，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因素，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去研究这些新现象，不去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拿着西方的理论来衡量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就好像拿苹果来衡量橘子，说橘子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像苹果。自由主义如果拒绝本土化，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中国，有权的、有钱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他们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场化的危害。有钱的人不需要医疗保障，有权的人本身就有医疗保障，公共物品是为穷人服务的，穷人没有话语权，谁会愿意发展公共服务呢？

公平地说，新自由主义对于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一定正面作用的，但新自由主义侵入到公共服务领域，把公共服务取消掉，这就非常糟糕。中国目前提供公共服务不是没有钱，而是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就是因为穷人缺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中国学者常常说资本主义民主，好像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体的，其实民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制约力量。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根本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各种主义本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只是乱套西方的理论。

张：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发展任重道远？

郑永年：本土化是关键。中国发生这么伟大的转型，社会科学界却不去认真研究中国社会，只是用西方的理论瞎解释。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永远不能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那中国就永远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具有美国化的倾向，美国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像中国那样“美国化”，它允许各种理论互相竞争，看哪个理论更能解释美国社会，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界就是完全把美国的理论拿过来。这非常危险，不仅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建立不起来，还会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引进西方的理论，到现在依然如此，什么市民社会理论，什么统合主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全都是西方的。把西方理论硬套到中国实践上，就是我常说的把苹果皮贴到橘子身上。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意识到中国实践是研究主体，中国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包括民主理论。中国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就是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论，原因就在于只是拿苹果来批判橘子，而苹果本身是没有解释橘子的职责的。

想解释中国，只看西方的理论是不行的，必须有结合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比如医生看病，我的病你医不好，不能说我的病生错了，只能说你所学的东西学错了，需要修改的是你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学者就是用西方理论解释不通然后就说中国错了，这样不仅医不好中国的病，反而越医越坏。有的地方本来是常态的东西，他说你病了；有的确实是生病，但采用错误的医法给医坏了。所以我说，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自毁前程。他不去研究中国的自由因素，说是不喜欢。但他喜欢的仅仅是西方的理论，但这个理论所说的东西，连美国都找不到。某些中国学者一是没自信心，二是没责任心，如果这两者不加以改变，中国就不会有自己的社会科学。

中国现在就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科学，中国只有史学最发达。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可以借鉴西方的方法。方法是比较中立的东西。方法可以学，但概念是不可以学的，中国恰恰是学了概念没有学方法。做学问，理性很重要，像马克斯·韦伯说的，你观察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用价值来评判这个东西。西方和中国很多学者所做的就是对中国进行价值评判，这不是真学问。

2．中国发展背后是一种文化价值

张：您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能不能谈一谈“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模式”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但并不成功。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模式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民主政治往往是和政治失序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而西方国家更关注“中国模式”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它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西方的价值观产生冲击。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把“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并不担心“中国模式”会阻碍西方的发展，而是担心“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外在影响会造成巨大冲击。这也就是西方一些人担忧中国的软力量或者文化力量之缘由所在，因为隐含在中国发展背后的是一种文化价值。

3．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张：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只具有经济意义，而对中国政治模式持否定态度，并认为中国政治模式如果不向西方民主模式转型，最终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政治体制上的瓶颈。

郑永年：很多人谈到“中国模式”都谈经济模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而不谈政治模式。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政治模式促成的。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说法阻碍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很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很难理解当今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的巨大差别。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我觉得不同的国家因为国情不同，其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改革的内容也不一样。如果仅仅用西方民主化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但只从民主化的观点看，中国很多的宝贵经验就会被屏蔽掉。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民主化并不能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发展会是良性的；如果没有建立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是不会成功的。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国家机构改革和法制。民主化也在不同层面进行，但这只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不是唯一的目标。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转型曾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麻烦。这些国家因为同时进行几项改革，改革者不堪重负，结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第一，就是渐进改革。中国没有采取苏联和东欧国家激进改革的方法，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渐进改革使国家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身的制度，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第二，中国采取的是分阶段的改革。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秩序不同。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分为三大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主体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主体改革是经济改革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只是说同时存在的政治改革不是主体性的，政治改革就是为了促进和支持经济改革。从21世纪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焦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

我的看法是，中国同样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社会改革各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在这些国家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过早地民主化，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前面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负面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和环保等，都要由社会改革来消化。社会改革也是下一波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没有社会改革，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消费社会，内部需求的动力就会不足。同时，社会改革对未来的民主化也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很难促民生。民生的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4．民主是一国一模式

张：由于今年东亚很多国家发生的问题都和民主制度以及本国的适应性有关，现在国内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东亚国家的民主问题，韩国一直存在财阀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矛盾，卢武铉之死就体现了这一问题。您如何看待韩国民主政治的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郑永年：我认为民主只有山寨版没有正版，每个国家的民主发生和民主模式都不同。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国一模式。民主先发生在西方，然后向其他国家传播。民主有内生型和外生型。泰国的民主受外在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影响就太大。韩国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问题也是阶级问题，财阀和老百姓的矛盾很大。菲律宾、泰国和韩国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美国的民主在亚洲影响很大，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人物在主导其政治发展方面大多以美国为师，过多地受美国的影响。

民主在美国社会运作良好，但到了这些社会，民主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问题很简单，因为这些社会和美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很不相同。从政策层面来说，美国的民主实际上表现出一党制的特征。美国的中产阶级庞大，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必须往中间靠，没有中产阶级的支持，哪个政党都很难执政。

美国的民主在美国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但美国民主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为前提，中产阶级又不大，民主往往成为社会分化的力量。所以我们看民主，不能看民主的形式，而要看民主的实质。关于民主，我们要下大功夫去研究，我们现在的民主理论都是教科书式的，不是美国式就是欧洲式，这些民主理论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理论是西方学者对其社会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公理，在一个社会的经验观察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政治学的很多理论都是经验观察而不是公理。在一个民族、宗教和阶级分化都很大的社会，民主化会造成国家的分裂，民主的分化力量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5．各阶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张：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威权模式，并与西方民主模式相对立，您对此怎么看？

郑永年：首先，我认为把威权和民主对立是不成立的。如果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实际上美国的制度比中国更威权。美国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府的政策能够有效执行下去。任何一个体制都有其威权的一面，也有其民主的一面。说中国是威权政治，西方是民主政治，这是过于简单的意识形态式看法。西方的很多制度建设都是在威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以“铁血”著称的俾斯麦用强硬手段建立的。所以威权和民主都是相对而言的，威权主义本来是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威权本身对政府推行改革是一个优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平稳，就是威权模式的功劳。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大部分制度都是中性和技术性的。要治理一个社会，就需要这些制度。用民主、威权或者专制不能解释这些制度的产生和演进。

中国因为制度建设不够，尤其是具有权威性的制度建设不足，未来改革的困难会越来越大。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要面对更多的阻力。经济改革说穿了，就是把人最邪恶的一面放出来就行了，让每个人去追求私利；社会改革就涉及公共利益，是要有利他性的，要你为公共物品掏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掏钱。

中国的“新左派”非常强调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但这两者不是必然关系，国家能力强不一定就能保证社会公平。中国现在非常有钱，但为什么钱不能花在民生方面，中国对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与GDP总量相比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认为改革会越来越难，尽管你知道未来应该怎么走，应该建立社会保障，进行环境保护，但就是无法推行。西方国家的社会改革都经过漫长的过程，很多国家完全是靠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推动的。各个阶层之间如何妥协合作，这个问题很难。从很多国家的经验看，搞得好，大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搞不好，就出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中国必须注意这方面的发展趋势。

6．中国社会是危机驱动型社会

张：改革本身就是分权过程，国家向社会分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会不会存在悖论，一方面改革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另一方面又在分权，这个悖论如何突破？

郑永年：国家制度建设并不是说要完全依赖中央政府。中国可以说存在两种分权，即向地方分权和向社会分权。1994年以后中央把财权集中了起来，但没有把事权集中起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样会导致地方政府动力不足。所以我认为，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的重大制度建设，一定要中央出钱来做。如果中央不愿意做，那就应该把财权和事权都下放到地方去做。但只向地方分权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地方权力过大会出现“土皇帝”。向社会分权比向地方政府分权更有效果，可以预防地方专制，让社会监督地方政府。从前我们讲中央向地方分权讲多了，而讲向社会分权讲得少。

向社会分权事实上对中央是有利的，它能够巩固中央权力。过分向地方政府分权反而会弱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向社会分权，有利于中央借助社会力量推动社会改革。很多人担心推动社会力量会导致更多社会抗议，但我们应该转变观念，社会抗议是正常现象，任何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会出现社会力量的自我保护运动。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崛起，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是民主政权还是威权政权都不会有改革动力。尤其是中国这个社会，我把其称为危机驱动型社会。中国强调政策的延续性，那么政策如何调整呢？危机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现在社会分化比较严重，政府如果能整合好社会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会树立很大的威信。

7．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

张：您写过一篇《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的主体》的文章，能具体解释一下您的观点吗？

郑永年：发展需要领导者，需要推动者，必须有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中国从清朝末年就一直在寻找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最重要的是谁来组织这个国家。孙中山领导革命就是要建立新国家，他首先想学西方。近代以来，西化一直非常热。但孙中山失败了，学习西方政党政治并不能组织和产生一个新国家。所以，在孙中山后期，他就开始转向学苏联模式，发现列宁主义政党对组织国家非常有效。这说明在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就试图转向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产物。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是经过很长时间历史积累的结果。这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人为的选择、是错误的选择，这是历史的选择，所以我们总是谈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最后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西方发展大多是市场主导，但亚洲很多国家发展是国家甚至是政党主导。不仅是亚洲，墨西哥也是如此。可以说对后发国家而言，发展需要主体。政党成为发展的主体，因为政党是很有效的组织力量。政党有多种组织方式，西方是选举型政党，因为它们的政党不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政党对发展没有什么责任。再说，西方的高速发展已经是过去式，现在它们需要的是治理，需要维持社会原有的东西。西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它们的发展不需要政党推动。但后发国家的发展需要国家来推动，国家的组织力量就是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西方模式的政党不能把中国组织起来，所以就由共产党组织。今天依然如此。中国革命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发展的组织者同样是共产党。中国以后的改革如何保证有序进行，仍然需要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如果共产党不能成为改革主体的话，其他社会力量就会起来推动改革。如果社会力量没有政党来有效调节的话，光是依靠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运动会出现很大的麻烦。

8．平衡好亲商与亲民

张：您强调社会改革要依靠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本身的意识形态分歧很多，您认为社会力量的加强，会动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吗？

郑永年：不会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盛行的主义很多，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生存下来，而其他主义都被历史淘汰了呢？因为很多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比如无政府主义，它一度很流行，但由于它只处于理论和理想层面，跟实际完全脱离，自然就被淘汰。再比如自由主义，它对解决当时中国的危机有一定相关性，但它拒绝本土化。中国的自由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拒绝本土化，还是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理念批评中国。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功，第一是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土壤，第二是因为它进行了本土化。本土化很重要。

另外，主义的承担主体是谁，它代表谁的利益也很重要。在这些方面，共产党做得都很成功。首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主义也本土化，再者它代表了最广大工农的利益。所以历史选择共产党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不是偶然的。共产党之所以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它选择了社会主义。如果共产党选择无政府主义，它就肯定失败了。社会主义是非常适合中国的主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本身就有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它突现出来。

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延续性，一个国家的传统对它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未来的改革无论是社会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仍然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自古就强调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以资为本。资本本来是个工具，但现在资本不服务于人，而人服务于资本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讲平等、公正，这很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本身是普世价值，任何国家都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只是它不叫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罢了。因为任何社会要想持续发展，在亲民和亲商之间都要有一个平衡。不亲商就得不到发展，但亲商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还是要亲民。如果一味地亲商，社会就会失去稳定。这其中，政府的准确定位是关键。

张：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不是就要处理好“亲商”与“亲民”的平衡关系？

郑永年：是的，政府一定要在亲民和亲商之间保持平衡。作为利益调停者，如果政府过于亲商，社会就很不稳定，即使表面发展，实际也会危机四伏。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如果政府不去保护社会，社会就会自我保护，那就是革命。现在强调社会改革，就是要保护社会。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占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引进来以后破坏了社会，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解体。现在社会道德沦丧，就是资本太盛的缘故。资本就是要破坏一切社会道德，肆无忌惮地追求利益。马克思说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货币化，所以才需要政府去抑制资本的消极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政府一定要准确定位。改革前30年是亲商，未来的社会改革就是要亲民。亲民并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平衡资本，因为如果按照资本逻辑走下去对资本本身也不利，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典型。资本本身不考虑社会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身就很难维持下去。所以政府如果选择亲商是短视的行为，应该作的选择是在两者间保持平衡。欧洲之所以能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就是权力与民结合的结果。现在中央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作政策调整，但成果不明显，主要就是阻碍太大。克服阻力，政府一定要坚决！国民党就是因为和资本结合太紧密，丢了政权。

现在的中国，民的力量在壮大，共产党要采取办法领导民的力量，不能压制民的力量，一定要有强烈的意志去进行社会改革，利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改革是头等大事。社会改革已经是不能不做的事情。中国体制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如果中央想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做成，这就是举国体制。关键就是决心问题。社会危机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在这方面，媒体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不能一味地和资本站在一起。中国共产党要培养国家知识分子，就是能为百姓代言的知识分子，这是共产党的长远利益所在。现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利益知识分子，都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人。知识分子为谁服务非常重要，如果利益知识分子占多数，这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本文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记者：张飞岸，2009年第1期）

四、中国改革路线之变

郑永年，浙江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著有《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等。

在本刊专访中，郑永年教授着重阐述了2007年改革模式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改革“话语”。这一改革话语的变化正在慢慢成型，目前已经包括人本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社会民主、社会赋权、选择集权、社会改革、服务型政府等诸多丰富的内容。

1．十七大是个新起点

《南风窗》：2007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莫过于执政党的十七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向来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十七大召开前后，舆论纷纷将其视为解读重点。在您看来，如果将十七大视为新起点，它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预示了什么样的方向？

郑永年：政治体制历来是人们关切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等主政时也把政治改革提到很高的议程。当时认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深入；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很难保证。当时的政治改革有两个重要点。一是要以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二是要以政治改革来保证改革成果，这里的政治改革指的是制度化。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这么强调法制化建设。198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也在一直强调政治改革。

20世纪90年代政府的重点为经济改革。尽管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代价也是很大的，包括环境恶化、收入差异过大、社会道德衰落和官员腐败，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变得不可持续，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些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因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七大就有分水岭的意义。分水岭并不是说十七大所提倡的改革和以往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十七大确定了新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和以往的模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个继续。但是十七大还提出了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续的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出发展还是第一要务。

但是过去的发展证明，发展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深化甚至恶化问题。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发展，十七大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一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其核心必须是和谐社会。发展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和谐表现在各个方面，但从社会层面来说，和谐意味着社会公平和正义。在这方面，十七大有很好的论述。

社会公平和正义被提到这么高的程度，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从前强调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效率，公平居于次要地位，并且似乎经济改革和社会公平是两个不同的、可以加以分开的过程。就是说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这种认识显然并不确切。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为了解决收入差异过大的问题已经作了那么多的努力，但为什么效果并不理想呢？很多年来，政府的税收增加是世界上最快的，政府的政策也是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照理说，收入差异就应当减小。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收入差异实际上随着政府税收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很难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可以对这种情况给以很好的解释。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一次分配出了严重问题。如果一次分配出了问题，那么政府所从事的二次分配再怎么努力也会无济于事。所以，要纠正社会不公平的情况，就要从一次分配入手，就是说要从经济结构层面入手。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民生经济的结构，那么民生经济就很难实现。十七大从理论上纠正了这个错误认识，强调追求效率的过程本身就应当兼顾公平。这个理论论述对今后的改革会有很重大的指导意义。

十七大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把建设和谐社会和政治改革联系起来。这次大会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这不是因为胡锦涛总书记的政治报告使用民主一词达60多次，而是因为政治报告不仅把民主政治置于政治改革的核心，更是因为找到了一条我本人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改革道路。

我以为，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的民主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其中报告明确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宪政民主则表达于报告对法治和法律至高无上性的强调。党内民主对党内来说是一种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权力产生和行使方式。人民民主有多种形式，主要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人民民主也可以称为社会民主。而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或者是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都必须在一个法治和法律的构架中，这就是宪政民主的内容。无论是执政党本身还是其他社会行动者，都必须在宪政的构架内行使自身的权利和权力。

这个民主政治论述主要是回答了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怎样才能实现民主的问题。

2．实际上的行为联邦制

《南风窗》：不过，海内外期望中国政治改革迅速走向西方选举民主的人们，显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而且，执政党也已一再表示，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民主方式。

郑永年：在海内外，人们一般简单地把民主政治理解为自上而下的选举和多党制。这只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简单概括，是对发展结果的概括，而不是对民主发展过程的总结，更不能说明民主发展的多种途径和民主政治的多样性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选举是社会民主的重要一部分，但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现代国家制度之上。我曾经论述过，以民主政治为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制度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一旦民主政治发生，这类制度就很难得到建立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建立。

第二类制度在民主政治发生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变化。

第三类制度则必须发生在民主化之后。

第一类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国家，包括国防、外交、法律、税收、财政、金融、中央地方关系、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等等。在发达民主国家，这些基本制度都是在民主制度发生之前建立的，其中的有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后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并不容易。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已经发生多年，但某些基本现代国家制度仍未建立。一个国家可以是民主的，但未必能够强大起来。如果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民主经常是个整合因素，但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民主经常成为分化力量。而第三类制度如民主选举等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才会有很大的发展。但即使是这类制度，如果民主化之前并不存在一定的制度和规则，民主化很可能就是一个混乱的过程。

中国强调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要强化党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党及其政府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过程中的作用。较之先民主的国家，中国面临着更加大的压力，就是要在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同时进行民主化。这是两个互相重合和相互矛盾的过程。怎么办？这就需要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去考量国家的整体政治发展过程。

《南风窗》：您认为，中国当前最迫切的政治改革在于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的建设恰恰是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关键。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从历史上沿袭下来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在今天中国国情较为复杂的状况下，中央应如何把握“收权”与“放权”之间的艺术，又如何进行“选择集权”呢？

郑永年：中国传统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皇帝是统而不治，中央权力到达不了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权力第一次达到各个角落。但中央权力从理论上说巨大无比，但到了地方可能无影无踪。因为地方的差异性，中央政府所发动的任何改革，不管其多么合理，也很难在每一个地方得到彻底的实施。我认为，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从理论上说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实际上是行为联邦制。中国各个省份的实际权力要比任何联邦制下的州政府大得多。就是说，中国的权力一直处于一个分权状态。中央政府拥有名义上的权力，而地方则享受实际权力。正是因为权力的分散状态，就要求单一制国家来维持国家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讲得最多的就是分权与集权之间的矛盾，就是说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现在好长时间不谈论这个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实际上继续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要解决中央地方关系问题，有选择性的集权就变得不可避免。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发生了激进的分权运动，结果导致宏观经济调控的问题。朱镕基在经济方面实行有选择集权，实行分税制、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但在政治方面，除了加强党管干部制度之外，并没有发生有选择集权。最近这几年来，为了加强宏观调控，各方面的集权运动又在发生。

要跳出集权与分权之间的恶性循环，建设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就必须继续在经济上深化改革和有选择集权的基础上，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也进行有选择性的集权。国土范围、多民族国家、地方差异等因素表明中央政府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力。国防、外交、暴力、涉及整体国家的法律、整体经济调控等权力必须集中到中央来。对这些权力，中央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持。但是不能仅仅把地方政府视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也是政府，必须具有自治的空间。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也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和法律权力来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治。凡是涉及地方事务的领域，中央政府要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在一些领域，如果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事情就不会办得好。这些领域的权力还是下放给地方为好。现在的局面是，那些有利可图的领域，中央的官僚机构就想出各种办法来集权，但对那些对国家非常重要但要花钱的领域，中央的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集权，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领域推给地方。与地方争利是中央地方矛盾的一大根源。

3．社会民主有利于中央权力

《南风窗》：那么，面对“中央权力弱化”、地方腐败日重的局面，您认为中国政府最紧迫的制度创新应落在何处？今天中国的面目不是很清晰，这也反映在知识阶层的诉求上，就这个问题而言，一方面，中央集权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要求中央进一步放权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最近，一些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人士谏言政府推行县域自治以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您对于这种主张有何看法？

郑永年：有些人把分权理解成为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在很多国家都有实践。但不能对地方自治作过于机械的理解。在现代社会，任何现代国家都是中央集权国家。但中央集权并不是说自治就不可能了。例如日本搞自治，但自治并不是说，不要中央权力了，地方可以成为独立王国了。地方自治只是有选择的领域。在一些地方，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服务一通到底。在欧美的很多国家也是这样。中国人对地方自治从来就有片面的理解。地方自治可以学，但是必须先考察地方自治到底在实践上怎样。更重要的是，地方自治必须以民主政治作为保障，否则就会演变成地方专制，地方城堡国家。

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地方就会腐败。怎么办？这就要求权力在下放给地方的同时，也必须下放给社会。没有社会的被赋权，地方的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在中国，现在反腐败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没有自下而上的动力，也没有来自社会的外在制约。来自中央政府的制约也是一种内部制约。没有来自外部社会的制约，内部制约就会无效。这些年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老百姓眼中的合法性程度远比地方政府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直面老百姓。老百姓对地方的腐败有太多的不满。要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所谈到的社会民主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民主就会给地方政府造成有效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透明度，使得地方政府对其下辖的人民负责。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央权力的。

对社会赋权的重要性，有关方面并不是没有认识。但很多人总是恐惧于社会权力。这是因为人们总是把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对立起来，好像两者是一对矛盾。其实并不然。唐朝的柳宗元就明确看到了人民的权力可以是皇帝权力的基础。在今天更是这样。如果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有权力和权威，就必须把自己的权力基于社会权力之上。也有一些人担心，社会权力的增加会导致社会的失序。但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的制度化权力，是基于宪政之上的社会权力。

社会权力不仅仅是指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也是社会参与经济生活的权力。例如，社会权力必须替代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垄断。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搞垄断。垄断在中央层面还说得过去，因为一些经济部门具有战略重要性。但越到下面，垄断就越变样。到了地方，垄断仅仅意味着政府与民争利。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政府垄断。必须下大决心改革中央垄断和解散地方垄断。中央垄断领域即使必要，也越少越好。可以把一些领域下放给社会，建立类似于西方发达社会的政府─社会伙伴关系。而地方的垄断就必须全面下放给社会。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够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小企业是民生经济的基础，是解决收入差异的最有效经济手段。

4．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

《南风窗》：改革初期中国政府将“经济改革”视为核心任务，而新阶段则逐渐将改革的重心移到“社会改革”，您认为社会改革的核心是什么？中国改革重心的转移是否决定了政府职能势必发生转换？社会改革又将带给政治改革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郑永年：我把中国的总体改革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方面，并不是说这三者是可以分开独立的。在中国政治环境中，很难把这些方面完全分开来。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只有一种改革才能成为主体改革。

十七大尽管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随着和谐社会概念的确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社会改革一方面要纠正从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是深化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社会改革也要为将来的主体政治改革创造条件。任何一个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具备有效的社会政治基础设施。这个设施是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的。

如果说在经济改革阶段，政府的权力主要建立在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那么在社会改革阶段，这个权力基础转移到主要向社会提供政府服务。就是说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实际上，随着政府公司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冲突的增加，社会对服务型政府的诉求已经显露出来。

但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并不容易。这需要观念上的解放。服务型政府并不是说政府可以完全从经济领域撤出，而是说政府要转换其经济角色。要政府完全从经济领域撤出并不现实，就是说完全的政企分开仍然是个理想。但是政府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来处理其与企业的关系。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不能继续把自己视为是公司或者企业，一些重要的服务领域必须由各级政府负担起来，或者与社会共同负担，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等。在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政府从这些领域撤出，结果导致无穷的问题。如果在这些领域，政府不能提供有效服务，那么，政府的权力基础就会受到很大的弱化。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服务型政府表明政府必须负责提供服务，但并不是说，政府必须亲自提供服务。政府也可以和社会甚至企业结成伙伴来提供。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外国经验可供借鉴。

再者，社会的改革也意味着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我在前面说过，这些方面的基本国家制度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不能建立这些可以提供现代国家服务的制度，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很自然，无论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还是建立现代社会制度，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进行。但这里的政治改革显然并不是指选举政治。选举政治是建立不起这些制度的。这些制度的建成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实现的。

社会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为下一步的改革主体——政治改革提供基础，而且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动力。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资本主义，都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到实现的，而社会改革的动力则来自社会本身。尽管中国不会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经验，但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也不可避免地要走社会改革这一过程。

（本文发表于《南风窗》，
记者：阳敏，2007年12月20日）

五、政治方式保护不了财富

从历史至今，中国的财富拥有者都不是独立阶层，当他们一感到不安全，又抱不到“大腿”或者抱“大腿”过于昂贵时，就跑掉了。“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后没有保护财富的机制，社会也远没有公平。这叫企业家怎么放心？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是中国社会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先后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2011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到浙江、广东考察，发现大量的企业家和财富向外移出。

“这几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越来越突出。”郑永年忧虑道。

1．移民的现状和深层原因

《凤凰周刊》：今年以来你几次赴大陆调研、讲学，你看到了什么？

郑永年：大家都往外跑，量非常大，感觉非常吃惊。

历史上，移民的多数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产、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

我观察到的正在投资移民的群体，大多数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发展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这批投资移民发展最好的时候。

现在大陆资本剩余，财富以投资方式走出去本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中国财富的流失远远超过正常水平，而且连人都走出去了。这个移民规模从世界经济史上看，也超过了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现行税收制度还是有利于富人的。这些投资移民跑到国外以后，生存环境并不好，不仅面临高额征税，而且看不出其资产有什么发展和扩大，更多的是纯粹消费。那么，就更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不能像在中国国内赚钱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走？

《凤凰周刊》：那为什么要走？

郑永年：从浙江、广东接触到的信息来看，投资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都在恶化。

第一，国有企业扩张太多太快，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些企业大量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连浙江这种民营经济浓厚的省份，现在都有很多企业开始抱国企的“大腿”了。企业家本应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属于国家的代理人，国有企业的扩张实是财富转移机制的扩张，很容易把民营企业财富转移过来。

第二，近年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需要钱的民营企业贷不到钱，信贷紧缩日下，国有控制的银行把贷款机会留给了大型企业，不给小民企。而有钱的民营企业，找不到投资空间，前几年可投资房地产和矿产资源，现在进不去了。

第三，刚好外国正在打中国企业家这帮人的主意。金融危机后，美国、澳大利亚等需要资金和经济人才的注入。现在一些国家提高了投资移民门槛，说明中国的移民太多了，提高门槛以便让更优质的中国人进来，这相当于大陆地方政府提高招商引资门槛，一些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不要了，道理是一样的。

第四，《物权法》虽然有了，但法治理念非常差，政治权力还是老大。财富一旦被地方官员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

《凤凰周刊》：可是，有权威机构统计出了一堆原因，这些原因是：子女教育、保护财富、养老、税费负担……

郑永年：表面理由很好找。这些理由下面是有更深刻的根源的。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凤凰周刊》：你担心企业家向外移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否说得更清楚些？

郑永年：现在上下都在谈可持续发展，但具体内容我们围绕的都是结构转型、产业升级、自主创新，而忽视了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群体是企业家们。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时认为资本是关键。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资本是重要，但之后企业家的责任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国家，支撑经济发展的是企业家。

熊彼特的“创新毁灭”理论发现，企业家们远不是消费者欲望或需求的被动执行者，而是创新者，是企业家领导了消费，领导了整个经济发展，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变迁的动力。如今，先行创造财富的群体出走，会造成负面效果。它带来了一种不安全信息，很容易传导到攒了点钱和正在攒钱的人们心里，从而打击他们继续踏实攒钱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动力枯竭。

《凤凰周刊》：从各种信息来看，中共也在强调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郑永年：没有人会否认执政者的改革决心，但现实是改革的进度不大。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消失的结果，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先后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2．需要建设一个保护财富的机制

《凤凰周刊》：你说中国一直只注重了如何去创造财富，但忽视了去建设一个保护财富的机制。为什么会忽视？

郑永年：温家宝总理提过几次亚当·斯密，这让很多人都知道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该书讲的是财富怎么创造出来的，而怎么保护财富，斯密没有怎么去谈，因而我们读者也没去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日本和“四小龙”崛起之后，受冲击的中国大陆掉头学习，大谈发展。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实际是在强调创造财富，但忽视了保护财富。

《凤凰周刊》：在权力寻租、各种名义劝捐、经济政策变化无常等这些当前因素下，怎么才能保护财富？

郑永年：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收入分配改革，不要老是用政治的方式。现在中国左派处于上升阶段，而左派所用的方法经常是超越法治的。超越法治的方式不仅让内资担心，现在连外资也担心。

从欧洲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保护财富的方式很多，除了产权保护外，还通过法律程序来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只要革命消除了，不担心革命了，财富阶层就不会跑掉。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以法治国，但最近很多年来没多少人讲法治。如今，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而没有保护财富的机制，社会也远没有公平。这叫企业家怎么放心？

《凤凰周刊》：你主张由政策手段收缩，重回法律议程，来给财富以安全感。只是由于法治不溯及既往，这会让很多人感觉这将固化既有的巨大贫富差距。而目前“均贫富”的激烈主张也正风起云涌。这会不会远水解不了近渴？

郑永年：政治方式是保护不了中国人的财富的。给地方官员送钱，抱国企大腿，这都是政治保护方式，不是合法合理的状态。用法律去解决社会问题非常重要。比如最近的个税修改法案，个税起征点提高，将现行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7级，第一级税率为3％。类似这些法律的改进有很多。

现在引起财富拥有者与社会民众双方不安的一个很大因素是财富原罪问题。很多企业家的第一桶金的确存在原罪问题，但你追究来追究去，是没法追究的。沿着这个思路下去，结果是各方都输。但如果换一个方式，充分发挥企业家和富豪的慈善公益行为，用后来的善纠正原初的恶。这会是一个双赢。

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也有很多原罪问题，美国政府就通过法律税收制度来鼓励发财的人做慈善，鼓励他们合法化。美国好的大学差不多就是那个年代的富豪捐赠私立的。

《凤凰周刊》：欧美社会大众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财富精英群体的？

郑永年：在欧美国家里，企业家是国家的主体。他们的民主是企业家的民主，商人阶级的民主。

欧洲在历史上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欧洲近代民主的产生就是起源于商人阶级要求分享贵族的权力。西方教科书里都写明一条道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而相应的整个法律体系是保护这个群体的利益。利益首先保护好了，企业壮大了，经济发展了，企业家就慢慢拿钱出来，为社会主义造就了物质基础。欧洲经验展示，创造财富，要先尊敬财富。

中国没有独立的企业家群体。历史上财富群体也没有真正的条件成为一个独立阶层，而是依附于权力之上，它是依附体。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它只能依靠别人来得到发展。这种格局下，一些企业家和财富，一感到不安全，又抱不到“大腿”，或者抱“大腿”的成本太高，就跑掉了。

（本文发表于《凤凰周刊》，
记者：孙荣飞，2011年7月31日）

六、暴力的蔓延及其社会起源

近年来，针对社会成员的各种暴力事件开始在中国社会蔓延。从狭义上看，这些暴力事件限于近年来新闻媒体频频曝光的校园血案、公共场合无特定目标的攻击、针对基层官员和国家执法人员的暴力寻仇，以及多起涉及家庭伦理的“灭门”惨案。从广义上看，各种暴力体现了各种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自我关系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日益上升的青壮年自杀、重度精神性疾病的蔓延，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体内在”的暴力；表现在暴力拆迁和公权力滥用行为的官民和警民关系的紧张，可以看作是“国家权力”的暴力；而经常表现为暴力行为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治安事件，则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暴力；最后，也许还可以算上因特网等媒体上频频出没的针对他人的“语言暴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撰写的《社会蓝皮书》，其撰稿人就一直注意着包括暴力犯罪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迅速蔓延。尤其是在2009年以来，很多人切身感觉到，中国的暴力犯罪和治安案件数目在经历了数年的相对稳定后，均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无论海内外，人们对中国社会犯罪频发和社会不稳表现出普遍的焦虑。

社会暴力蔓延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侧面，但已经成为当下全社会最为关注，也是政府最感棘手的问题。媒体、网络、学界和决策层对此都已经有很多的讨论。社会暴力并非中国所特有，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的社会暴力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中国特色。把握这两大特色很重要。人们既要理性地理解社会暴力的起源，又要从其他国家学习控制、减少甚至化解社会暴力的经验。具体说来，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有两大类型的起源。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必然社会结果，就像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病”。另一根源则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可以认为，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互相作用，尤其是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才导致了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暴力”的兴起。

首先必须意识到，社会转型不可能没有阵痛，这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所证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能够逃脱暴力的弥漫。尽管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但所有现代化社会都曾经历过社会暴力化过程。就中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但是，变化对社会的每个阶层甚至每一个体的影响程度大不相同。一些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但可以逃避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群体则要承受市场经济无情的折磨，还得不到任何外在的保护。

伴随市场经济崛起的首先是劳动力和民生产业的市场化。随着社会劳动力从国家控制下的分配走向逐步成型的劳动市场，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险的全面市场化，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开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劳动市场竞争力。竞争导致普遍的物质生活差距拉大和压力的普遍升高。劳动力和民生经济的市场化又意味着社会关系全面货币化。原来温情脉脉的亲子、夫妻、朋友、同乡、同事和上下级关系，也逐步被各种赤裸裸的利益理性所渗透。社会经济竞争场上的弱者不仅逐渐失去来自社会的一般同情，即使是亲人、朋友和同乡之间也开始疏离，很多人甚至直接被隔绝在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外（例如由于经济原因不能结婚者）。就算是颇具竞争力的职场强人，也必须面对在社会单位不断原子化的各种生存压力下，个体不得不时时处于高度紧张和焦虑状态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建立在单位和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半传统”社会形态的最终解体。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堡”内必须承受“不自由”的痛苦，如今在“城堡”解体之后，必须承受市场体制下个体孤立的痛苦。

1．中国特色的暴力生成机制

如果只是以上的转型造成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虽然会面临目前的许多问题，例如高自杀率、精神疾病多发、人际关系淡漠以及普遍的社会压力，但也许还不会如今天这样面对社会暴力快速蔓延的局面，尤其是“社会化”的暴力。当前的社会暴力更多直接源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社会秩序某些道德“底线”的失守。这背后更深远的因素，就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种追求交易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模式，一方面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强化了社会转型中各种“压力”的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维系社会体系健康运转的根基，从而直接导致社会的暴力控制机能失效。

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各项改革深化以来，在国家的各职能部门中，形成了一种内生的、强调GDP增长的系统动力，即人们所说的GDP主义。在这种动力的直接驱使下，各级政府在行为上开始一味地追求扩大货币“交易”范围和产能规模的增长（尤其是资源产业、民生产业和城市规模）。从权力部门寻租到疯狂的土地开发，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制到经济的“金融深化”，从教育产业化到鼓励房地产投资（投机），从城市房地产热到大幅度压低要素价格以“招商引资”，种种行为一步一步地把GDP主义推向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GDP来自交易，交易越多，GDP越大。

毋庸置疑，各种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交易”化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国民经济在短短十年内，取得了近乎年年两位数增长的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短短十几年间也发生了根本性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原来在西方国家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市场化、货币化、原子化和共同体解体过程在中国大大地被加速了。在这一点上说中国社会变迁基本上是“经济驱动型社会”，是毫不为过的。社会基本上被拖着向前走。这也使中国有别于西方许多“社会驱动型”（例如新教驱动下的西北欧资本主义发展）或者经济社会发展较同步的东亚国家。应当指出的是，在西方，随着社会关系的市场化，社会保护机制也随之出现。教会等组织在市场化的早期扮演了保护社会的角色，而后来更多的社会保护功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主要表现为通过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福利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各级政府在大力促使社会关系市场化的同时没有有效的作为来提供社会保护。在亲民和亲商之间，各级政府选择的是后者。

激进的“经济驱动型”社会转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由于国家自始至终主导和控制着市场的开放与封闭，并始终按照国家财富至上（一种单面向的“国家能力”）的原则主宰收入和财富分配，财富的产生和收入初次分配很大程度上服从了“权力”和“资本”共同主宰的原则。这样留给社会大部分成员，包括中小企业、工薪阶层、农民和城市社会底层的所得偏少甚至过少。与此同时，由于民生事业——实质上就是社会细胞赖以生存、发展和再生产的那些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就被大规模产业化，以便符合“做大做强”的GDP主义和减少国家负担的财政主义原则。在那些最需要福利保障，同时也是财政最难以自足的地方，例如县、乡、村级基层政权，以及保障性住房这样的社会政策领域，政府反而从正常的公共领域中退出了，留下一个强者通吃的“无政府状态”真空。

随着国家公共品投入的相对减少，那些所得偏少的社会底层实际上不对称地承担了相对最大份额的改革成本。在任何社会，诸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社会领域都是政府需要大量财政和政策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领域在很多年里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一趋势只是在最近几年，在社会改革的逐步推行下，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这一切都导致经济起飞初期的一般性社会后果——生活成本的急剧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展开。这其中，又以昂贵的生活成本——医疗、住房和教育价格的飞速提升最为突出。畸高的房价和生存成本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影响更大，它们不知扼杀了多少无权无钱的普通年轻人融入大城市的希望。扭曲的分配结构，使得大多数人无法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只能含着挫败感和迷茫复杂的心情，接受一种充满“被”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无数个郑民生背后那千篇一律的故事：辛苦工作一二十年却无法成家立业，最后只得抱怨社会的“专业人士”（例如郑是社区医生）。那些带着破碎的梦想一跃从而结束生命的富士康企业青年工人，当年又何尝不是坚信能够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城市梦终能实现的年轻人？生活成本的提升和财富收入的畸形分配，构成了社会暴力滋生的经济背景。

社会暴力化的另一个主要机制是公权力的工具化。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为社会提供经济发展、福利保障、教育医疗、公共安全、基础设施、行政监督、经济秩序和公平正义等各种公共品的国家职能部门，在扭曲的激励机制和整个社会生态的作用下，很多都偏离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成为部门掌权者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任何国家权力，无论是对暴力还是暴利的控制，虽然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器，但反过来也可以成为寻租和暴力的工具。现在许多地方闹得沸沸扬扬的拆迁纠纷，就属于这个类别。普通居民对自家房屋拆迁的态度，由于自身经济条件和价值偏好的差异，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但行政当局的考虑只是整齐划一的城市扩建翻新。这种情形本来应该通过公平协商的形式最大限度地保全双方利益，最后却常常变成一种全部由行政力量主导的单方面强制行为，更有甚者，许多地方的拆迁更以暴力掠夺的形式上演。久而久之，这必然激起利益受损一方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一旦根深蒂固，就会埋下暴力的种子。

维护公平正义的公权力一旦失去规制，本来就存在于转型社会的各种“社会病”也就必然日趋严重。现在中国社会弥漫的浮躁心态、投机主义、暴力倾向、依附权贵、虚无主义等社会取向和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源头正是权力偏离了公平正义，导致国家和社会规制能力的双重减弱。在极端的情况下，公权力的暴力还会引发个人直接针对公权力的暴力寻仇。在“躲猫猫”、“喝水死”、“自焚抗拆”和袭击警察、法官的事件之间，看似毫不相关，但实际上两种暴力行为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社会成员把那些对公权力实施暴力的犯人视为英雄，可见社会和公权力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和矛盾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

此外，十多年来中国狂飙式的经济增长，加上最近30年来的社会大变迁，在造成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整个民族主流价值的弱化和精神层面的混乱。最近20年来，中国人一直遵循一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对于发展有效的就是好的。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一个强有力、能够指导行动的主流价值观。市场化改革培养了物质主义的一代，但当对物质主义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年轻一代的物质需求得不到基本满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是可想而知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问是非，只问效果、“潜规则”横行的状态，“自我中心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时代强大的思想潜流。这种状态可以说为暴力滋长提供了一个主观大环境。这种大环境一旦形成，就绝非少数个人的道德榜样，甚至大规模的道德宣传运动所能逆转。

有人说当前中国暴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宗教，应该利用宗教的价值观来制止暴力，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唯效果是问”的宗教工具化的表现。就拿校园惨案为例，施暴者实际上已经泯灭了一切基本的道德，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弃之如敝屣，又如何能够通过一种宗教来拯救？虽然中国现在到处是自发的宗教复兴趋势，但宗教复兴和暴力增长是同时进行的两个社会过程，因为两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个体和社会面对压力和失序的自发“对抗”机制（虽然就其功能而言，宗教价值观可以克服对人对己的“暴力”倾向）。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近十年前，中国社会抑制暴力行为的自发机制，就是源于人们对共同体生活的一些基本道德准则，例如在与人交往时，要求将心比心，要讲“情理”，要“有所不为”，要有“不忍之心”，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为所欲为。但十多年来一直紧紧围绕着经济增长的GDP主义，早已将个体与集体割裂开来，将个人“原子化”为只有数量而没有本质差别的“劳动力”，以求最大程度地让个人发挥其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却没有找到重构社会的办法，将原子化的个人重新变成完全的“社会人”。富士康的困局即在于此：以最大化劳动力效用为本的“功能完备”的工人社区，终究只能成为“宿舍”而不是“社区”。据说富士康企业正考虑把所谓“社会服务”职能还给城市，可是中国城市的社会整合能力，终究受到各种看不见的“社会墙”的限制——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背景的人，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公民”权，处于天差地别的生存状态，不同社会群体间充斥着不信任甚至潜藏着仇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社会高度分化和信任普遍缺乏的今天，重构“主流”价值和基本的道德共识，这个关乎社会整合大局的重大问题，自然摆在全社会的面前了。

更使人忧虑的是，那些已经浮出水面的暴力事件，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从互联网上的言论反应看来，“仇富”、“仇官”、“仇社会”以及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这类趋势都已经比几年前更加严峻。在袭击警察法官的事件过后，被害的警察法官得不到社会同情，行凶者反而被许多人看作是正义的化身。“杀贪官”成为一个最具时代性的网络情绪标签。诸如此类令人忧虑的趋势可能并不能完全以“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来理解。当前社会信任的解体和暴力蔓延的趋势，更应该放到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社会心理框架中加以理解。

普通中国人并非天生憎恨官员和富人；相反，普通中国人敬畏权力，向往富裕，为此也完全能接受权力和财富不均匀的分配。“父母官”、“致富光荣”这些十几年前还耳熟能详的词汇，都反映了一种常态下的社会文化心态。问题是当代人对于“钱”、“权”的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之间，逐渐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50后”和“60后”，还是成长于改革初期的“70后”和一部分“80后”，每一代人大多都发现自身早期熟悉和认同的一套公平正义的标准在被现实不断“更新”中，而自身（以及对于子女）改变命运、开创事业和幸福生活的理想，也在现实中渐行渐远。相反，“钱”和“权”却可以不断改变规则，畅行无碍，并且已经开始将权力和财富向下一代传承。本来应该有责任引导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的“领路人”和“先行者”，现在被社会广泛视为是相对剥夺感的源头。

2．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不过，从经济和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也的确有自己的苦衷。在他们看来，通过设计和灵活运用“规则”增加国家财富和推动经济发展，本身又有什么问题？难道经济增长不是让大多数人在绝对意义上获利？可是，精英、中层阶级和社会底层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之间常常相互隔膜。一方面，生活在政治和经济“城堡”之内的精英与生活在赤裸裸市场经济里的普通人已经完全隔绝，前者根本不能体会到底层生存的切肤之痛。与普通中国人相比，国家和企业管理者生活在一个充满“经济数字”和语言符号的美丽世界。很多人可能难以想到，决策当局的一念之差，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可能会被层层放大，导致社会中下层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另一方面，十几年来的经济模式毕竟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并非某个个人或者群体所能左右。尤其是当精英被自然定义为“受益者”的时候，面对很大程度上属于“体制外”的社会问题，体制内的改革动力自然也就有捉襟见肘之忧。社会实体暴力的蔓延和与其相应的网络空间中的“暴力言论”，都说明体制本身的纠错机制已经失效。如何沟通体制内外，推倒形形色色的“社会墙”，将极端的暴力行为与言论化作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渐进改革动力，从总体上进一步协调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避免暴力积累导致的总体社会危机，将是中国今后改革的重大课题。作为掌舵中国发展方向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已经难以坐视形势继续恶化。

“发展”和“稳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国家之大计，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但最近十年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些细微的变化。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是对“社会稳定”这一问题复杂性的最新注脚。如果说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贫穷落后、教育医疗投入不足等问题，还可以分别通过调整分配、加强环保、扶贫助困和加强社会政策等方法来治理，那么“暴力化”作为一个社会深层次问题，治理起来就困难得多。只是通过“以暴制暴”来威慑暴力，就算是应付亡命之徒的困兽之斗都很困难。因为个体随机的攻击，可以随时随地地发生，往往防不胜防，而且对于一个连身家性命都不要的人，除了发明一些更严酷的刑罚之外，大概是很难用一般的武力来威慑的。至于自杀和自残的行为，以及更多潜在的暴力倾向，不仅比犯罪行为更难以觉察和提防，导致其发生的深远社会原因更是难以根治。

社会暴力的泛滥和公平正义的缺位，既是我们这个时代影响稳定的两个相关的重大问题，也是难以治愈的体系痼疾。作为“发展”带来的“稳定”问题，这两个问题已经完全不能像其他“稳定”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发展”直接（积累财富）或间接地（政府用钱）解决甚至改善了。暴力现象的剧增，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社会政策以致整个发展战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虽然社会暴力有复杂深远的系统性根源，但直接导致社会公平底线失守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保护性、矫正性社会政策的缺位。国家退出社会领域的同时，却没有及时找到系统性重建社会的办法。笔者认为，积极推行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以及针对社会底层的生活、教育和就业保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国有部门改革和国家金融财政制度建设，中国的财政能力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财政收入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如果考虑国有垄断企业没有上缴的利润，中国其实完全有能力在下两个五年计划之内，大规模地重建以国家为主体的、覆盖全社会的福利和保障体系，并进一步将在城市初具规模的社会保险体系全面覆盖到农村和农民工。与此同时，要切实保证钱真正用在社会工程上。这就需要配套社会政策改革的行政和管理制度改革。为此，中央政府应当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监督，充分利用媒体，让官方媒体成为社会理性声音的聚合器。同时通过有效的行政改革，约束和削弱地方和部门在社会领域的特权、行政干预和寻租能力，在建设平等的“公民权”的旗帜下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30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没有“改革”的“发展”，必然是极不均衡的、自我击败式（Self-Defeat）的发展。从当下来看，通过社会改革及其配套的体制改革促发展，是中国逐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魔咒的唯一方案。而社会暴力的滋生，则应该成为社会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化的动力。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
作者：郑永年、黄彦杰，2010年第4期）

七、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非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还是在18世纪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还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变局不可能没有延续的一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许多机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明显是和时代发展脱节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个是作为现代转型期普遍现象的社会信任体制尚未健全，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分析这后一方面的社会信任问题，就要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历史轨迹，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

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的“家国”体制中之所以没有被“问题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大家庭、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信任建立在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即家族和共同体生活中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心理状态。用比较学术的语言说，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度可预见性。一般而言，只要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状态的农业经济基础没有破坏，传统社会一般家庭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即使一度被认为是深刻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国家权力没有过分进入农村的常态下，其实也很少产生不可调和的信任危机。

比起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传统社会政治层面的信任和经济层面的“信用”却因为缺乏合理的制度载体而问题重重。由于皇权是唯一的“全国性”组织力量，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发育成熟，并覆盖全社会。而家族皇权也因为缺乏资源和能力，无法通过有效提供公共品，建立起国家和社会间的信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皇权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进一步使社会产生对社会信任生成不利的机制。也就是说，在缺失自主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群体自身也很难产生信任感。

西方近代在国家权力之外生长出一个“市民社会”，近代中国则在“家国体制”外更有一个“江湖社会”。通俗说法是“在社会上混”，江湖社会包括了所有脱离了“编户齐民”控制的人群，例如商人、流民、僧道、掮客、艺人和落魄文人，以及脱离了正规编制的民夫和军队等。不过，和处于西方经济生活枢纽地位的市民相反，这些边缘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暴力寻租和非法经营的“体制外”组织，这些被称为“帮会”的跨地区和跨阶层组织也发展出了极其具有依附性的私人化信任制度。这种信任制度的封闭性和人身依附程度还远超于“家国体制”。反映在社会组织上，就是私人和小共同体本位，比皇权更缺少公共性。如果说皇权是正式的体制，各种形式的“私会”是非正式的组织，而从文化结构来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因此，传统中国存在的体制性“社会信任”问题也多产生于“家国体制”和“江湖社会”之间，也就是社会常说的“江湖骗子”问题。所谓江湖骗子，大多也就是指江湖社会中人。由于不同的信任体系，江湖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交易之间就常常不守规则。所以，传统社会真正体制性的“信任”问题主要是出自于正式体制和非正式体制之间的摩擦。因此，解决近代社会的信任问题，要么是消灭非正式的体制，要么是把非正式体制整合到正式体制中来。

2．中国社会大转型：“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随着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尤其是革命和改革，传统的社会迅速解体，中国社会信任经历了一次大转型。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编户齐民”，从而基本消灭了“家国体制”以外的社会势力，例如江湖社会的活动空间。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国家具备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同时掌握了足够的经济资源，通过执行各项政策和“事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随着现代国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议程。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新的政权通过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彻底改造，终于成功地把国家力量推广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原来局限于家族和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变成了对组织、对党和国家的信任。这种信任的机制是，个体家庭对国家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换取国家提供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私人品和必要的公共品，尤其是惠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是新政权的一个基本隐性契约，也是维持新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种契约。

进入改革时代，国家权力大刀阔斧地植入市场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主权货币空间（Sovereign Monetary Space）和现代信用体系，社会信任经历了市场化和货币化两个过程。按照齐美尔（G．Simmel）等人的说法，随着货币成为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社会信任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体系。在新体系下，国家将大部分私人品和部分公共品的生产和供应推向市场，同时，个体和新的利益主体——公司，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换，如此，社会信任也就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产生和维持，国家只是作为规制制定者存在。

与此同时，一些核心领域却并未市场化，反而是加强了国家化。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社会经济再生产体系——银行、金融和投资体系，并委托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经营土地和垄断产业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和资金来源。金融当局、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这三个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主体成为市场主体，并基本控制了信用的生产，也就垄断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那些掌握了财富生产机制的家庭与个人，也就取得了优先致富的权力。

另一个方面，一些与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例如住房、医疗、教育、电力、交通和土地规划等，反而被完全委托给卖方垄断市场，与新的国家财富生成体系没有关联。这一方面是剥离了国家的负担，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和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理想的财源（例如房地产）。结果是公共品集中于少数人群，从而具有“私人品”性质，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却永远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被剥夺感就尤为强烈。家庭，这个中国社会信任的核心单元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在国家化时代还能正常运转，现在又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种危机当中。所以说，国家化和市场化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结果，就是本应该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信任，反而开始出现私人化和非社会化的迹象，这一趋势和大多数发达社会所经历的信任“社会化”正好相反。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另一个与传统社会颇为相似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生活相应的“非制度化”和社会信任的解体。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而金钱和市场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的取代，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江湖”（潜）规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

3．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

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现象就比较容易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一般意义上社会信任的基础。

（1）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这从只占GDP大约10％～20％并且逐年减少的劳动者收入份额就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国家垄断，当然是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种最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在现行的投资体系下，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无形之中，许多中产阶层依赖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期望也消减了，最后只想“用脚投票”，或者考虑移民，或者千方百计重回体制中去，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

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久而久之，老百姓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

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

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为国家行为具体化的政策不被信任，那么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换句话说，一切系统风险统统集中到货币和信用体系上。但这样的国家就经不起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缩，因为人民一旦发现货币也不可信，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信任就会完全崩塌，不同的力量就会诉诸暴力。从历史和国家的视角看，这并非天方夜谭，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极不均衡的经济体系内部，已经蕴含了这样的货币风险。就是说，控制物价不再是一件经济任务，而是政治任务。

（2）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信息的不对称性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从农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在经历了现代化考验的国家，这种结构性社会问题催生出强大的中介组织和复杂的法律规范，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市场信任问题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要从社会激励机制入手来解析。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许多欺诈和其他非法牟利的猖獗，其实正是“利出一孔”的经济和金融垄断造成的。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个体谋利的动力非常强，但却缺乏合法谋利的渠道。个体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通过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去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却往往比较合算。如果有权力的保护，那就更加合算。这与传统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监管缺位的逻辑也差不多。不同于西方社会依靠社会组织、司法体系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分工模式，中国的监管权主要分散地“集中”在政府的一个或几个功能部门。在“利益指挥棒”的驱使下，这些监管部门在“增加管理收入”和“消弭一切不法”之间作何选择是很明显的。更何况，追查到底可能损害其他平行部门的利益，涉及不菲的行政成本甚至政治风险。当监管本身变成一种垄断的利益来源，那么，“监督不给力”和问题“越查越多”的结果也就是可想而知的。

（3）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既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西方国家工业化后由礼俗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对信任提出了新的挑战。一个基本表现就是，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信任方式，在很多方面已经式微，但却未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北京等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移民”和“原住民”间的矛盾已经充分说明，过去主要依靠“熟人”的非正式网络建立信任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移民”社会的需要。随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进入沿海地区的城市，就不再可能依靠熟人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容易地解决就业、取得城市身份和获得各种公共品。相反，大城市原住民，只需要凭借其土著身份，就能够从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且还继续享有熟人社会额外的一些便宜。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住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正好加深了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无独有偶，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

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湖北荆州船主对见义勇为者“挟尸要价”的态度：只要钱没凑齐就不能把尸体交出去，而且绝不赊账。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的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如果说社会普遍的信任危机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信任危机有什么共同点，那么，货币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作为权力的另一种形式，货币对于价值的相对化和道德解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和日本不同，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力量作为道德最后的支持，因而货币化对传统道德和价值的解体功能就更加凸显。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当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货币化的同时，控制着货币化的信用体制没有社会化，而是继续受到权力的直接控制。

4．构建新形式的社会信任

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于社会经济的整体改革。

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案例，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s）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
作者：郑永年、黄彦杰，2011年4月刊）

八、中国政治改革从县政开始

十年前湖北某乡的党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在各级“税吏”盘剥之下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景象，而十年后发生的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浙江丽水“嫖幼”案、巴东邓玉娇案等，则暴露出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危机和蔓延着的道德腐败，正在侵蚀和动摇中国社会的根基。

1．莫名其妙一个“恨”

中国县级以下的无政府状态已经相当严重。这样说的意思是，政府不是没有，虽然政府到处都是，但应该由政府来担负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应该由政府保证的公平和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缺失。

让人担心的不仅是邓玉娇案中那个女孩与官员的对抗，而是更普遍的官与民、钱与民之间的冲突。很多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金钱和官员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社会正义一说。这和丛林法则还不同，丛林法则意味着有力气还可以一拼，谁力气大谁就能获得生存机会，然而，一旦钱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普通人的生存空间就很小。

本来，法律是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为什么法律没有很好使我们的社会免于暴力泛滥？

法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要有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社会信任恶化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多大作用。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弱者的。穷者、弱者需要法律，而强者是要破坏法律的。如果人们不相信法律，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杭州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路人，肇事人激起多么大的民愤，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

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笔者接触到很多人，莫名其妙一个“恨”，不知道向谁发泄。杨佳案也是一样，警察其实是受害者，为什么却有民心放在杨佳身上呢？邓玉娇案里，为什么很少有人同情死者呢？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中的个体没有得到保护，须知社会也是会自卫的。这样的情形持续下去，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这种暴力是不可控的。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金钱和权力的“有机知识分子”，已经嵌入金钱和权力的生产过程之中。资本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因为资本要打破所有的东西，包括意识形态和道德，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这些年一直在呼吁“穷人经济学家”？因为穷人是没有经济学家的。笔者以前谈过一个观点，中国社会各阶层缺乏基本的价值共识，而本来应该倡导价值共识的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些人竟公然为基层政府的滥用公权行为提供理论和舆论上的支持，这叫民众如何不怨恨。

2．“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县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单位。以前省是不重要的，省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为了治理国家，县一级的官员能够和最高统治者直接对话。

新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开始是党内任命、下管两级，中央组织部门管到省级和地市级，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改成下管一级。基层官员只需要对他上一级的领导负责，不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这样，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就被边缘化了，县级官员的行为和中央政府的意图就容易发生冲突。在形容欧洲封建制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现在中国典型地表现出这个现象，县级政权和中央政权失去了联系。

县和中央政府之间没有关系，产生了很多恶果。在中国，乡镇治理一直比较受关注。但如果县继续边缘化，今后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中国的县很大，比很多小国家还要大。它们治理得如何，关系到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权的认同。而现在省管县的制度也不会有效克服治理危机，因为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不是着眼于县的治理，而是为了强化县的经济和财政功能。

县级治理的恶化，也有历史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中“抓大放小”，小企业都是县市级的企业，大的都是中央级的企业，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县市企业都放开了，部分县域产生了恶性的私有化和民营化，甚至导致黑社会化。如果遵循公开、透明、竞争的原则，私有化和民营化并不必然导致黑社会化。英国也有私有化，遵循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但在中国当年的县市一级私有化和民营化改革，决定因素是你和官员的关系，大多数进行的是内部交易。这些年来，犯事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有多少？大家有目共睹。

20多年来，中国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趋于解体。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士绅凝聚起一个共同体，具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执政者把这个自然自治的共同体打破了，把家族势力等东西都打破了，政府曾用人民公社这种行政建制的地方共同体来重建共同体：你接受我的治理，我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当时农村很穷，在经济上没有效率，但这个共同体毕竟还是个共同体，有赤脚医生，有学校，当然，水平不高。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就解体了。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口流动了，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农村的衰败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经验，在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力气来重建共同体。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用公民社会来重建。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保证你只要有公民权，就能得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各种服务，以及社会上的各种NGO组织提供的帮助。

在西方，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是站在社会共同体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民主和资本主义有一个很大的矛盾，那就是，民主体制要遏制资本主义。20年来，中国农村和城市里的共同体都被摧毁了，流出农村的农民没有得到保护，又不容许他们组织起来。西方学者常说政治极权主义，笔者认为现在中国可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它们形成了一种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和国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会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虽然这种保障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无法找到可以解决的渠道，就只能诉诸暴力，其危险不言而喻。

3．要想办法和百姓联手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是皇帝、大户和民这三个范畴。大户里，一摊是官僚，一摊是资本。大户，也即官僚和资本，只是皇帝治理社会的工具。这种治理结构中最危险的是工具变成了主人，把皇帝和民之间的关系掐断了。以前怎么来克服这种情况呢？就是建立县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柳宗元说，大户坐大之后，皇帝就必须和民联系起来，不然皇帝就只剩下被推翻的份。这就是为什么笔者总说，政治改革不能太依赖于官僚，因为官僚已经异化了，已经“君不君、臣不臣”了。

历史学家黄仁宇也谈过这种情况。当官僚集团坐大，皇权就要想办法直接和百姓联手，对抗这个集团的利益。但这样的风险也很大，会激起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弹。

关键就是怎么做。笔者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办法是从县政做起。中国有2000多个县，几千个县委书记和县长，中央政府应该像黄埔军校那样，不断地培训他们，让他们和中央政府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应该明确将县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层面，而考虑虚化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虚省实县”。为了使省虚化，可以考虑设立更多的直辖市制度；为了使县实起来，要让县级政府与民建立起有机联系，人大制度也要作一些根本变革。如果县人大代表实现直选，很多事情就可以推动，他们可以代表民来监督官。

除了县人大代表直选，这些年也有学者一直在探讨，县级的官员能否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笔者个人认为，在县长人选层面，比较好的思路是先选拔，后选举。确定候选人的方式可以是党内选拔，选拔出若干候选人，将他们推出去之后由公众来选举产生县长人选。当然，前提是选拔必须是党内用民主方式选拔，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

也许会有反对意见说，在现在的政治构架里，理论上县长也是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上是组织部门起决定作用。选拔与选举相结合，结果会不会仍然是选拔为主，选举只是一种形式？问题是，现实中实际运作的不是选拔候选人，而是指定候选人。笔者一直认为，要选拔和选举相结合，光是选举是产生不了称职的好当选人的。

这些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改来改去都是改行政这一块，其他的要不要改？到了县一级，要不要搞“六套班子”（指党、政、军、人大、政协和纪检六个部门），也是要重新考量的。实际上，县一级的政治体制完全可以试验党政合一的形式。

具体什么方式最适合中国的实际，可以一边改一边总结。那么，在哪个级别进行改革更加现实，更加平稳？笔者认为，乡镇在中国的政治结构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搞了多年，怎么都搞不上去。其他的，中央怎么改？省级怎么改？还是在县级改最现实。县是政权的基石和塔台。在县级进行改革的风险比较小，而且也没有必要2000多个县一刀切，全部改成一样。可以试点，选一个省，或者100个县，这样风险可以控制。

问题是，这样的改革现在没有动力。

（本文发表于《南风窗》，
记者：柏鲁克，2009年6月15日）

九、广东改革关系到国家未来

国际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把脉广东发展，解读深圳、顺德行政改革——“无论成败，广东改革都关系到国家未来”。

1．他与中国

“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

前两年，伴随政论片《大国崛起》热播荧屏，末尾一集中的这句话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说这话的人，叫郑永年，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从遥远山村到世界讲坛，郑永年的人生轨迹，暗合中国改革开放激荡的三十年。个人命运与国家激荡，如此风云际会。

1962年，郑永年出生在浙江余姚农村，1977年高中毕业后务农四年，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取学士、硕士学历并留校任教，1990年求学于世界顶尖学府——普林斯顿大学，先后获政治科学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研究。

除了在国际学术界极其活跃外，郑永年还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自己的评论。他曾担任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近年来，凭着对中国问题独立而深入的研究，郑永年日益为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所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不少人都如此评价他。

（1）时代见证我，并不是为了维护中国形象而维护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一位完全不懂国际政治学的乡村少年，到今天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研究者和中国时局的清醒观察者，您的时代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同步，您认为您个人的这一跨越与中国这个国家深切的关联在哪里？

郑永年（以下简称“郑”）：我1981年在北大读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方向）。学政治首先要懂得中国国情。20世纪80年代确实是很重要，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整个80年代，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群众对改革有高度的共识，领导层讲改革开放，上下都非常赞同，非常支持。最重要的是80年代人是非常理想的一代，因为有“文革”的教训。还有就是那时改革动力非常足，因为大家都很穷，国家很穷，人民很穷，穷则思变嘛。置身于这种社会环境中，坚定了我将来要从事政治科学方面的研究。

记：从东方到西方再到东方，在国际社会，您的角色似乎更多的是中国形象的维护者，而一回到中国内地，您的很多观点又常遭到不少人的批判、不认同，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郑：中国形象的维护者要看怎么说。我觉得理性交流很重要，偏见要不得。先要把中国的经验告诉人家，不要老是停留在一种简单的价值模式上。所以，我强调中国经验的同时，很反感把中国的经验限制为一种“北京共识”，或是一种价值。如果把中国丰富的改革经验说成像“北京共识”那样的东西，推荐给人家，这就是教条主义，和西方的“华盛顿共识”一样，会产生很负面的效果。

维护中国，就是我针对一些人用西方价值观来评判中国表示反对。他们这样做是对中国的一种误解。我并不是为了维护而维护。要批评中国的，我自己还是照常批评。中国内地的一些人对中国也有一些偏见，他们也是抱着一些价值判断不放。假如有人说民主是好的，民主像上帝一样，只能去接受它，不能去质问它，不可以去挑战。那这样的民主只能是一种教条主义。

（2）中国模式：中国的改革要依靠一线政府

记：您怎么看待“中国模式”？

郑：说一个模式的好坏，只是一个价值判断，对认识模式的本质并没有帮助。很多人讲中国模式，只讲经济模式，但是我一直强调如果不讲中国的政治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根本解释不通。现在包括林毅夫在内的很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西方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行为。不提政治模式，很难提中国的经济模式。

几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那稳定的结构哪里来？这就是政治制度。中国离开了这个政治制度的话，稳定从哪里来？如果社会和政治动荡的话，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展开，投资（尤其是外资）从哪里来？政治稳定也是亚洲“四小龙”和之前的日本模式的经验。

但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不一样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永远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这从汉代《盐铁论》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就是说，除了政治制度，国有部门也是中国模式的内容。

记：您说的中国集权式政治模式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吧？

郑：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模式很重要。国有部门的强大，一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在对付危机时有效。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中国需要特别小心，即国有与非国有的边界在哪里？如果国有部门过分扩张，私有部门没有空间的话，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一方面要意识到“民营化”的思路对国企不切合实际，另一方面也要思考怎么改造国有部门，给国有部门划定一个合理的边界。

记：您曾提出，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是因为它内部的制度健全。对照中国的现实来看，您认为中国现在内部的制度，在哪些方面最需要健全呢？

郑：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觉得基本经济制度大体上都建立起来了。当然，上面提到的，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各种所有制经济怎么平衡？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如何竞争？市场如何完善？还有好多事情要做。那社会制度呢？这么多年了，社会制度建设很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制度、环保，很多的基本社会制度都没有到位。这些制度不到位，影响社会公平和可持续经济发展。建立这些制度需要钱，但中国现在不是没钱。钱为什么用不到这些制度的建立上？因为既得利益太多。

记：中国现在改革既得利益太多，您觉得当如何限制？

郑：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因为既得利益太多，改革就非常困难。在非政治强人的时代，新一辈领导人，要推动改革，需要利用社会力量。以前有这样的说法，“皇帝、大户、民”嘛。当遇到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时，你就要利用民的力量。因为像现在这样的社会改革，是民众受益的。改革不依靠老百姓的力量，还能怎么弄。

所以我一直在说，中国的改革要依靠一线政府，依靠县（市）一级政府，这个非常重要。

（3）“深圳模式”、“顺德模式”是在全国推行大部制改革的两个标本

记：说到改革，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中的“广东经验”？

郑：广东历来被视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很多方面，广东总是“先行一步”，广东的各方面改革因此往往具有全国性意义。广东成功了，就可以成为全国的典范。反之，如果不成功，那么就要寻找新的改革出路。因为广东的这个特殊定位，中央政府往往把一些改革的试点放在广东，而广东的历届领导人也有很大的动力来寻求新的改革思路。对外界来说，从考察广东所发生的入手往往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很大程度上说，广东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和行政改革方面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们各自的领域，而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成败，广东的改革都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记：那您如何看待广东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

郑：必须从创新的视角来审视广东的此次改革。广东这次进行的行政改革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它是否配合中央的改革路线，而在于它是否有意义的创新。

广东的这次行政改革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即“深圳模式”和“顺德模式”。不管怎么样，中央要在全国推动大部制改革，都是需要先作试点的。深圳与顺德就是其中的两个标本。无论是“深圳模式”还是“顺德模式”，都是符合中央大部制改革精神的。

这两种模式有共通性，也有不同点。深圳为副省级城市，深圳成功了，就可以为副省级城市和省级城市的改革提供经验。

深圳改革的核心是行政三分，这无疑是为了决策的合理化和权力的制约，从制度上防止腐败。这一改革主要想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建立行政主导的体制，既有效率，又不腐败。

记：那么，“顺德模式”呢？您怎么解读？

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党政关系可以说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顺德这次改革不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有了新的做法。顺德的做法是逐步走向一个党政合一的制度。

在现在的体制下，不同的行政层级，党政关系一个模式。实际上，不同层级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中央层面现在比较明确，即党政分工。顺德是县级市，属于基层。县级政府是一线政府，是政府和社会的直接关联点。这一级政府必须具有实际上的权力，也必须具有行政效率。

顺德改革使其从上一级（佛山）政府取得了实质性的权力之后，再行党政合一，提高和强化其行政效率。党政合一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可以把这一级政府的“行政责任制”（政府方面）和“政治责任制”（党的方面）有效统一起来。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比较有利于一个对社会负责的清廉政府出现。

（4）广东不转型，不仅排头兵当不了，广东模式也会消失

记：您对广东一直非常关注，今年7月在广东发表的“‘双转移’这一步要坚定地走下去”的言论，被网友誉为“挺汪派”，当时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郑：我挺汪洋是挺他的政策，与他个人无关。因为广东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是我的重点观察对象，每年都要去很多次。亚洲“四小龙”在产业升级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尤其是新加坡，从立国到现在，44年间经过三次重大产业调整，现在正在进行第四次产业升级了。但我到珠江三角洲，一到东莞，发现过了30年还有大量农民工，还是没有产业升级。加上去年施行新《劳动合同法》后，（企业）土地成本上涨受不了，工资上涨受不了，这样的经济能持续吗？

产业升级的问题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中国所有经济区域迟早会面临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的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为广东找到未来，而且也是要为整个国家找个未来。

汪洋说不要保护落后的产业，这个很好呀。现在面临金融危机，如果现在不调整的话，以后总体的危机会来，到那时，整个珠三角经济就会在世界经济体中变得毫不相关了。

记：广东提出“双转移”、“腾笼换鸟”，但是刚好碰上金融危机，这些举措会遇到失业等其他一些问题，怎样把这个政策引起的阵痛降到最低呢？

郑：金融危机实际上帮助了“腾笼换鸟”的过程。我觉得中国的很多政策不对称，温家宝总理明明强调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是受了金融危机影响，但金融危机一来，大家变得一阵慌乱，很多地方都把以前已经淘汰了的产业又重新弄回来，为了就业而就业，为了稳定而稳定。

产业升级不是说现在的员工就不要用了。为什么新加坡政府那么重视劳动力的培训，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上次去广东，看报纸，发现培训的学校很多，但是培训的时间只有一两周时间，这个时间可能短了点。

广东“腾笼换鸟”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广东的特点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比较灵活，“笼子”也是为它们准备的。这次金融危机后，西方的中小企业受到一片打击，如果广东可以结合民间的融资力量，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那些技术含量很高但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要倒闭的中小企业，把它们请到广东来，那广东的产业就能升一大步。西方的中小企业很多是家族企业，它们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之所以生存不下去并不是技术不行或者产品销量不行，主要是资金链断链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到西方搞大型企业的并购，容易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而中小企业没有这个问题。

记：如果广东想继续领跑中国经济，您认为关键应该在什么地方布局呢？

郑：广东一定要解放思想，要走出去，现在看这方面的努力还不够。广东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就要和香港一起“走出去”，不能只盯着大陆。同时要利用好香港这个金融支点。香港不仅可以为珠三角的实体经济服务，而且也可以成为中国服务世界虚拟经济的中心。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华尔街，很难成为一个金融大国。香港要扮演这个角色，没有珠三角不行。香港要为珠三角的实体经济服务，同时也要为中国的虚拟经济服务。香港和珠三角整合的意义的核心就在此。

广东如果不转型，不仅排头兵当不了，广东模式也会逐渐消失。现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拼命地在提升经济附加值。广东要加快转型，就要定位好自己在中国经济区域化、世界经济全球化中需要扮演的角色。

记：说到走出去，您认为在中国的东盟战略中，广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广东可以做哪些别的省份无法做到的事情？

郑：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广东的地位非常重要，一个省的进出口贸易量比印度还大。如果广东的定位定得对，能扮演很大的角色。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定位不清楚。是内地化还是国际化？在过去，广东一直带着香港、澳门往内地走。但现在力量大了，我认为其实应该调整方向，要往外走，走出去。中国的国际化、区域化是不可避免的，越发展，走出去的速度会越快。广东怎么样来利用这个大趋势呢？如果广东带着整个华南地区进行区域化、国际化，这种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走出去当然包括走向东南亚。也很清楚，走出去也包括香港。香港在这方面也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2．精读中国

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使人感到骄傲，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看到中国模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挑战。只有看到了隐藏在中国发展模式中的诸多问题时，只有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时，这个模式才可以持续。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

——郑永年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出国潮方兴未艾。一批批学子也先后负笈海外，探寻真知。

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批人，大多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恢复高考、“80年代”，他们对泱泱华夏的苦难与希冀感触很深；他们浸淫海外多年，少数人更是通过自身奋斗到达社会上层，谙熟一整套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运行规则；而文化认同、乡情、亲情等不变的烙印，让他们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对中国保持着更为深刻的洞察。

若干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学有所成，著书立说，蜚声国际。

郑永年教授即是其中之一。

在约定的采访时间，几句英语寒暄后，细细的电话线那头，传来了浓郁的江浙口音。

客居海外二十年，这位国际知名学者“乡音不改”，而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谈及中国，郑永年教授一直保持清醒观察与忧患意识。

在肯定“中国模式”的同时，郑永年十分不认同近来国内外过分赞誉的说法，“中国的问题在内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内有些人称中国要追求国际领导权，他不惜提高调门，直斥他们是头脑发热，“现在追求国际领导权，是没用的，只能满足空虚的民族主义感觉”……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以学术为业的郑永年，十分注重实证经验。他曾用自己扎实的研究，从学理上驳斥“中国威胁论”。他亦频繁回国，细致探究中国的转型经验。

走过六十年的新中国，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下一个甲子，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解放？郑永年教授的专栏提出了如是命题。显然，这是经历深沉思考后，来自南洋彼岸的又一咏叹……

（本文发表于《南方日报》，
记者：雷雨等，2009年11月2日）

十、顺德改革的下一步要赋权于社会

2011年6月2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以《新加坡社会管理模式对顺德启示》为题，为顺德300多名公务员作了一次演讲。郑永年在顺德逗留了两天，他详细调研了顺德大部制改革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模式。期间，《南方都市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在专访中，郑永年对顺德大部制改革以及容桂的简政强镇事权改革模式大加赞赏。他表示，比较看好广东发展模式。

1．改革亮点在于解决基层政府内耗

南方都市报：（下称“南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珠三角的地区和这里的改革和产业转型的？

郑永年：（下称“郑”）我从1996年就开始关注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2008年11月，我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顺德和深圳将进行大部制改革。关于两地大部制改革的具体做法，此前我多是通过媒体报道了解的。这次来顺德，我也实地看了看大部制改革情况以及容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内容。他们的改革中有些内容让我耳目一新。

南都：哪些内容让你耳目一新？

郑：我觉得此次顺德大部制改革最大亮点在于巧妙地解决了基层政府党政关系的问题。国内基层政府尤其是县（市）这一级，党委是一套体系，政府是一套体系。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中有些部门设置重叠，往往容易导致政令不畅、相互扯皮和效率低下。另外，就是党政部门压缩至16个。据我了解，这样的改革力度，在国内是不多见的。

党政联动的改革，切中基层政府改革路径。我觉得基层政府尤其是县（市）完全没有必要将党政分开，基层政府很大程度上是个执行部门。

这次顺德改革路径，不是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而是往强政府、强社会方向发展。政府大部制后，形态上部门确实减少，职能上也发生转变，但是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不能减弱。

任何的改革都要尊重政治传统和政治遗产，此前我们的体制就是一个国家动员、行政主导的行政体制。我不赞同那种小政府、大社会改革路径，中国国情和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社会自治程度高，所以政府不用事无巨细管理社会。而中国国情不一样，我们社会自治程度比较低，社会组织不发达，所以不能将政府变成一个小政府，而是要把政府变成一个强政府。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和经验，也证明顺德这样的改革路径的有效性。

2．顺德改革具有可复制性

南都：但据我所知，目前大部制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尚未明显。比如，当地社会的GDP未见有明显大幅度提升。

郑：改革就是利益再次调整。现在很多基层政府崇拜GDP，当地社会发展好坏通过经济指标来衡量，我认为，此次顺德大部制改革背后的指标则是老百姓支持率，是社会稳定程度。顺德乃至整个珠三角发展了30多年后，大量的财富被藏于民间和社会，整个社会已经相当富裕。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检验大部制改革指标，当然要依赖社会稳定等非GDP指标考核。

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因为藏富于民，财富创造多是依赖于民间智慧和创新，所以政府不用刻意推动，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做好公共服务，服务好企业，服务好老百姓生活。

南都：目前广东有20多个县区行政单位正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其中，与顺德同属一市的佛山、南海、禅城、三水和高明等区，去年就按照顺德方案整合区属相关部门，但在今年5月，有的区又将调整后的部门改了回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我个人认为，顺德大部制方案更多是按照自己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来设计。据我了解，三水、高明等地以农业发展为主，这两个区都将农业局并进经贸局内。这样的方案设计明显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所以方案肯定会水土不服。大部制方案的实质就是政府转变职能，而不是减少了多少个部门，重点在于新设部门要能更好地为当地社会服务。

南都：很多人认为顺德改革取得成效得益于大量资源的注入和政策支持，特别是得益于广东唯一“省管县”的政治待遇，而其他城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这样的改革在推广上没有可复制性。

郑：我想解释一下，包括顺德大部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和发展内部逻辑是不同的，发展一般是自下而上，而社会层面的改革必须符合并且引导现实变化，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变动，不能用乌托邦式的理想来设计。

大部制行政体制改革肯定是政府改革的方向，关键要在制度设计上，结合当地情况，这样才能为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因此，我觉得顺德大部制方案有可复制性，是指可供复制的是其服务社会的职能，而不是学习其减少了多少部门。

南都：很多公务员抱怨整合后，他们工作量大了好多，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此次大部制改革就是在调整利益关系，公务员对此有所抱怨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有深入地改革，整个社会才能稳定。我觉得要通过制度设计化解公务员的抱怨情绪，比如通过职级调整以及工资待遇体现。我们改革不是为了消灭某个阶层具体的利益，而是要公正合理地调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样社会才能稳定，才有改革共识。

另外，我实地了解了顺德大部制情况，坦率说，目前确实没有出现很好的效果。整合后大部制尚处于“物理变化”阶段。我在实地调研中，也听到一些人抱怨。这些抱怨很正常，关键要把内部职能梳理清楚，人尽其责，才会显示出“化学反应”。

3．改革动力来自民间和社会

南都：此前我们对于改革的基本逻辑是“摸着石头过河”，请问这个逻辑背后有怎样的动力？

郑：我想，改革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通过几次制度摸索，我们找到了市场经济路子，这主要是在经济层面。

在社会层面的探索却一直没有停止。比如顺德这次大部制改革以及容桂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在我看来，这样的改革动力则是来自民间。我想，任何改革都是调整利益关系，都要影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包括顺德在内的任何地区的改革都会遇到问题，但关键是要有来自民间和老百姓的支持。这是改革的最大动力。这样还民利益的改革才能持续下去，而不会因为领导人和体制等问题导致改革中断。另外，这样的改革得有社会基础，比如像顺德这样藏富于民的社会内部就有一股动力推着政府去改革。改革让民间和社会获利后，来自社会的力量自然就会推着政府改革，这样的改革最为直接和有效。

南都：顺德大部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其他综合配套改革也即将开展，你认为顺德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郑：我觉得，这次顺德大部制改革，动力都是来自民间。大部制后，顺德政府机构被进一步压缩，客观地讲，政府有些职能，只有通过社会组织和力量来完成。这也逼得政府需培育社会力量来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下一步，顺德改革必须赋权于社会。

6月3日，我实地走访了顺德容桂街道，也看了他们正在开展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改革。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用这样的力度来培育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比如，他们利用村或社区福利会资金来购买NGO服务，利用NGO组织购买其他社会组织服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并没有无为而治，而是会监督这些NGO组织的服务内容和效果，这就是强政府概念。另外，在培育这些组织时，政府也拿出自己的物业供其免费使用。同时，容桂也是珠三角地区典型的藏富于民的地区，社会力量很强大，政府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我也听说，目前容桂还选用一些非专职党委委员，参与到具体管理工作当中。容桂的改革是赋权于民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革。

4．广东特点是强政府、强社会

南都：目前国内很多地区都在进行各种模式的改革，你怎么看江浙一带的改革？他们的改革与深圳、顺德乃至广东改革有怎样的不同？

郑：除广东外，其他地区的改革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属于国家动员模式。比如江浙一带的改革，如江苏江阴、昆山县的发展就是一种国家动员模式，以GDP主义为发展目标和考核主要内容，这是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发展模式。而就顺德来说，我认为是社会驱动模式，因为其民间力量强大，所以社会推动改革力量很强大，当然政府也应该顺势而为，成为强政府。

我个人比较看好顺德乃至珠三角的发展模式。当然，顺德改革并不是没有问题，我觉得国家、省这些层面可以给顺德更多的自治权力，这样可以更好地开展改革。另外，就是政府机构设置上，顺德如何与佛山、省等部门对接，这都需要广东省给予一些待遇，才能使得改革阻力变得小一些。

南都：从你的言论可以看出，你对广东的改革模式比较赞赏，甚至力挺这样的改革模式。

郑：此前，我曾一直写文章称赞广东改革，因为其顺势而为，让社会力量参与到政府管理社会当中。我认为广东有望形成强政府、强社会的社会形态。具体来说，强政府、强社会的核心有两点：一是政府放权，把不该集中的权力放给社会，给社会一定的生长空间；二是在此开放的基础上，政府要重点监管社会。顺德改革中的做法就体现了这样的思路和价值。

我觉得深圳改革和顺德改革都具有深远意义。深圳的改革代表了省一级政府机构改革，而顺德代表县（市）一级政府机构改革。如果顺德大部制改革，包括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探索出一条路子来，然后中国县域按照此路径进行改革，社会无疑会变得稳定很多。

另外，我自己比较赞赏顺德制度探索，不管其失败还是成功。现在很多人看待事物，往往带有民粹主义倾向，一味强调中国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消极看待中国现状、片面崇尚西方自由民主。要知道，不通过改革是无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因此，任何改革都有必要坚持下去。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记者：尹冀鲲，2011年6月7日）

十一、中国的“共享价值”

不要讲任何意识形态，也不要强调什么儒家，而要讲共享价值。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

——郑永年

2009年7月11日，星期六。上午9点半刚过，盛夏的室温已飙升至35摄氏度，广州科技图书馆一楼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这里是每周一期的公众论坛，由《南方都市报》承办。今天的演讲人是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近年来，郑永年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对郑永年有如是评价。

1962年，郑永年生于浙江余姚农村，和千千万万“60后”一样，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

“那时很苦，但我后来想，如果没有小时候在农村的辛苦生活，对于社会现实，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感触。”

1981年高考，看到考分远远超出预期，郑永年在志愿表上填报了北京大学。由于郑永年英语考得不错，符合国际政治系的要求，招生办一通电话打到公社找到他的老师，问他愿不愿意去国际政治系就读。

当时的他，完全不知国际政治系要学些什么，就答应了。就这样拿着简单的行李，他懵懵懂懂地离开了封闭的小山村，前往未知而广大的新世界。

初到北京，看到城市考进来的大学生“唱歌跳舞什么都会”，郑永年一度并不自信。他看到了与家乡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学校里有如此丰富的藏书！他掉进了文学的陷阱里，开始了大量、如饥似渴的阅读，“图书馆常常找不到座位，大家读书都读得开心得不得了。”那个时期的他，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对社会、国家，对个体的看法尚未形成。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寒暑假有很多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例如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宝鸡下面的农村等，大部分都是去农村实习。”郑永年发现，所谓的教科书，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对于政治学、社会学这类学科来说，比起读书，某种程度上，实地观察更重要。

改变发生在他攻读研究生时。1985年，本科毕业的郑永年获得了推免资格，开始读研。“读研之后，我不再是文学青年。突然不喜欢文学书籍了，转而开始喜欢一些理论著作，我开始了理论研究。本科的时候一直在读书，研究生阶段，参加公共活动的时间多一些，我开始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对国家和改革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那时我已经开始翻译一些西方的书，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人。我在翻译中接触了一些西方的理念。”

毕业后，郑永年选择了留校任教，“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喜欢读书。”1990年，在执教两年之后，他拿到美国普林斯顿全额助学金，踏上了彼时盛行的“留学号”。

从东方到西方，从小山村到世界顶尖学府，郑永年对东西教育的最大感触，是东西方所持方法论的不同。“西方教人去想，中国教人去接受别人的想法。所以中国的大学在创造力上比不过人家。”

在普林斯顿待了五年，拿到政治科学硕士与博士之后，郑永年又去哈佛攻读博士后。去哈佛的初衷，是源于国外从20世纪90年代起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郑永年发现这种论调没有任何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基础。他决定用研究成果和西方学者进行理论。

完成学业后，郑永年接受邀请，加入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这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智库，定期向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李光耀办公室提供分析研究报告。2005年，诺丁汉大学成立一个中国政治研究所，邀请他过去担任研究主任。2008年他又回到了新加坡任教。

除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份，郑永年的名字被中国读者熟悉，还因为他的专栏。从1997年到2006年，他为香港《信报》写作专栏，写了整整10年；从2004年起，他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以批判者的眼光看待种种当今现实。他批评教育制度、分析农民工问题、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倡导宪政改革，清醒又理性的文字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甚至专门有读者在网上给他建了“郑永年粉丝俱乐部”。

他笑称“最大的爱好是写专栏”，而且，是标题中往往少不了“中国”两个字的专栏。“可是我不算一个专栏作家，只是一个业余的专栏作家。我的专栏，写的都是我的研究内容。正因为我了解中国，我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去改进它。知识分子不应只是教书育人，更应该关心后人，关心公共问题。”

他很强调专栏的文字要深入浅出。“讲一个东西，如果自己讲出来别人都听不懂，只能证明自己还没研究透，没想清楚。”他的思考也是无时不在的。“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喜欢跑步，边跑边想问题。说起来，很多专栏文章，都是我在跑步时想出来的。”

郑永年学术的价值，在于他的独立而深入。因为这个过人之处，中国政府中的某些高层官员都时常让他作幕僚参考，甚至请他写演说辞，但也是因为这个特性，他写出的东西往往又为某些官员所不喜。

他的忧虑溢于言表。他说中国是现在唯一一个周边被核武装国家环绕的大国，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以及国际形象不容乐观；中国的海权被压缩得非常厉害；中国周边国家能源丰富，但却不愿与中国分享，中国只能舍近求远，到非洲开发，而中国却没有一个像样的非洲问题专家，很多非洲国家都政局不稳，谁考量过其中的风险？

他面容清俊，额发较少，是典型的学者样貌。即使在海外游学多年，他依然保留着江浙口音。讲到激动处，他身体前倾，捋捋袖子，带着些许孩童的执拗。

问他多长时间回一次国，他说有时是一周一次。

1．中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人物周刊》：您之前在文章里提到过“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那么“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郑永年：我说中国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是指中国还没有整合起来，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应是这样，首先基本的公民权人人享有，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农民工。其次，基本的整合一定要有。光靠一个强制性的政策那是不行的。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同，传统国家“统而不制”，就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人传统上只有皇帝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现代国家要把自己的人民都管理起来。所以，现代国家需要两方面，一方面是任何公民都必须享受基本公民权，不管其宗教、民族等等的背景如何，另一方面是所有人要有国家意识。

《人物周刊》：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形象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和号召力，中国现在有它的核心价值观吗？

郑永年：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没有形成这样一整套核心价值，主要是因为没有提炼出来。

《人物周刊》：根据历史和现实设计，中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郑永年：多讲共享价值。“共享”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这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人本主义是中国各民族唯一能够共享的。即使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归根到底还是人本。

《人物周刊》：现在政府所倡导的“和谐”，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吗？

郑永年：“和谐”只是一种追求的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还是需要人本。“和谐”不是一个价值观，“和谐”是一种结果。人本主义的政策可以最终达到和谐。

《人物周刊》：仅仅“人本主义”就够了吗？

郑永年：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人，强调人本身的价值。虽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对人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互相尊重，尊重彼此的文化、宗教和信仰，应该成为共识。

《人物周刊》：现在说到中国向世界传输“核心价值观”，这个话题目前还有些奢侈。

郑永年：还没有成功怎么传输？即使成功了也不能去强行推广，不能走美国的道路。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但美国到处去推行民主和自由，都是失败的，例如到阿富汗、到伊拉克去建立民主。把自己的价值观一厢情愿地强加给别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人物周刊》：那对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这种独裁政权，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施加影响比较好呢？

郑永年：像萨达姆这样的独裁政权，它们有它们的发展逻辑，它们是按照它们自己的文化逻辑在前进。一定要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别人是不好的。就像中国不愿意西方把价值观强加到自己头上一样。美国现在妖魔化这些国家，用美国的标准判断伊拉克的事物，大家都能感觉到这是不行的。

例如萨达姆，他是他所在文化的产物，如果他不行了，他的文化会把他赶下台，这是一样的。他们的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可以做的，是通过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互相影响。如果只是搞“颜色革命”，那就没道理了，效果也非常差。

《人物周刊》：“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郑永年：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是有中国的问题，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中国应该做的，就是尽量提供让西方人理解的信息。就像一个人，不能只是说，你不理解我。既然知道对方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不想做更多的事情让别人理解呢？信息越公开，人家就越能理解你。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说明有些政府部门还不够自信呢？

郑永年：的确不够自信。西方人如果批评一下中国，中国一定要回应。有些事情为什么不能笑一下就算了呢？没有必要事无巨细都斤斤计较。

2．实现领导潜能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

《人物周刊》：那目前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到底应该怎么定位呢？

郑永年：中国有关方面对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并不很清楚。但从客观的情况看，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会面临的情况是：具有国际责任，但没有国际领导权。

《人物周刊》：“国际责任”具体是指什么？

郑永年：例如为联合国提供维和力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服务，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服务。

《人物周刊》：您认为中国要当世界的领导者，还需要哪些素质？

郑永年：主要是领导能力和领导机制。随着内部的发展，中国逐渐地拥有了领导潜能，但如何实现领导潜能就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打个比方说，你有出海的潜能，但只有当你造出了大船之后，你才能实现你的出海能力。

《人物周刊》：东亚国家和欧盟一样，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却为什么无法像欧盟那样建立起一个一体化的紧密关系，反而矛盾丛生？

郑永年：世界上现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北美模式。这是一种等级模式。一个国家最大，周围的国家依附于它；二是西欧模式，比较平等，主要是英法德那些大国；东亚模式是第三种模式，东亚经济整合的程度并不比欧洲少，不比北美少，只是政治整合困难一点。政治要不要整合，也是可以再讨论的。不是说一定要同欧洲比较，欧洲政治的整合也比较困难。不说东亚，就是中国本身，省与省之间的整合都很差劲，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是由于企业间的竞争，也是被地方政府的竞争所驱动的。

3．如何学习新加坡

《人物周刊》：您倡导中国学习新加坡，可是新加坡是个小国家，中国是个大国家，这样的学习是否合适呢？

郑永年：世界上管理不好的大部分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好管理，只要犯一两个大错误，国家就没有了。大国家承受问题的能力比小国家强。所谓的失败国家都是小国家，例如洪都拉斯。学，不是描红，不是复制，是要学精神。

《人物周刊》：那中国应该具体学习新加坡什么呢？

郑永年：中国官员谈学习新加坡，我总觉得他们对新加坡的理解还是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方面，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中国高层一些领导对新加坡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具体操作经验，这可能是谈论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的缘故吧。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涉及的很多方面的新加坡经验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不理解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的制度是从何而来的。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为权威主义体系，这点与中国很相似，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就是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

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人物周刊》：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如何保证领导者是忠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

郑永年：人民行动党培养党的干部的方式与中共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基本上都是那些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就不足。

新加坡就不是这样，尽管它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后来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某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这就解决了很多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一些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本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黄广明、翁倩，2009年7月20日）

十二、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以来很受世人瞩目，而改革成功与否不仅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政治改革应朝什么方向走，怎样才能改得更好。《中国社会科学报》就相关问题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1．中国政治改革及其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教授，请问您如何定义政治改革？

郑永年：首先，政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太一样。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干部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等。政治改革，至少在学术层面上，尤其在西方学者眼里，被看作是民主化，或主要是民主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中国未来五年政治改革的方向。

郑永年：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掌握它们的定义权很重要，改革必须要由中国自己来定义。把中国的政治改革简单定义为民主化，这主要是西方人的观点。中国必须也应该掌握自己政治改革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谈政治体制改革，西方谈政治改革。当然，这两方面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中国现在没有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政治改革，甚至是民主化。但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大家对此可能还没有弄清楚。

同时，也不要幻想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就谈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可能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同时也会生成其他很多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当经济改革做不下去时，邓小平指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以来，温家宝总理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用政治体制改革来克服改革的困难，这个思路反映了中国的实际。在宏观层面大家也是有共识的，但是，一到中观或者微观层面，大家就不一定清楚了。也就是说，宏观层面，谁也不会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但要进行真正有效的改革，重要的是如何在中观、微观层面上思考清楚并且具有可行性。

政治改革也必须要作一个分解，而不要期望一步到位。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分解式的，这与俄罗斯的一步到位不一样。政治改革也要分几个步骤走，有体制上的改革、有制度上的改革，也有民主化的。而民主化本身也可以分解为选举式的民主、参与式的民主和协商式的民主等。总之，要一步步来，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要有突破口。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更多的是要从技术上的、工具层面来推进，而不应将它变成意识形态，否则只能让大家愈加糊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未来五年的政治改革过程中，突破口是什么？

郑永年：设定目前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非常重要。2002年以来，社会政策改革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我认为，现在的政治改革，就是要为社会改革找到一个突破口。实际上，现在如果立刻开放选举或者全面民主化，并不能解决问题。老百姓怨气很重，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房地产这些方面。如果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在改革推不动的情况下，一下子放开选举，丝毫解决不了现有的这些问题。未来五年的改革，如果要强调，那么社会改革要推进一大步。如何推进？如果认为是开放选举，未免太理想、太幻想了。没有国家可以通过放开选举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十二五”规划如果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就不可以全面出击。也就是说，社会领域这几块，可以不同时进行，但一定要找到突破口。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是房地产，因为这里聚集了老百姓太多的怨气。居住问题是个大问题，一个人一天工作八小时，其余很多时间都在家里。没有一个安稳的家，老百姓如何放得下心。如果能花五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房地产这块改革给做好了，那么社会的怨气会少很多，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更高了。到那个时候再去搞民主化，会更好。

我一直强调，社会改革是要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打好一个基础，现在没有这些社会基础，因此社会制度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改革进行了几十年，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社会制度还是百废待兴。虽然在“十一五”期间已经建立起一点，但还没有突破口，真正的制度还未建立起来。在没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如果放开选举，国家是很难稳定的，而民主自然也就成了劣质民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很多国家学到很好的教训。一些国家就是因为在没有很好的国家制度建设，尤其是社会制度的条件下，过早开放选举，结果成为劣质民主。中国在这些制度基础缺失的情况下，当然也是可以进行民主化的，但极有可能是质量不高的民主。

中国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找到突破口，直到90年代才找到。社会改革，从2002年算起，也快十年了，接下来五年能否找到突破口也是关键。要找到突破口，接着再放开选举。要强调共产党改革的主体地位，一定要确保达成共识、确保主体地位，这样改革才会往前走。当然，改革是必须坚持的，否则社会变得激进化，会不稳定，而完全依靠“维稳”机制是不现实的，必须通过社会改革给社会稳定找到支点。“维稳”不是支点，“维稳”只是消极的防御，不是社会基础。“维稳”在任何社会、国家都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2．中国的国际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应该承担多少国际责任，如何承担，对此您有何看法？

郑永年：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必须要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也是客观使然。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虽然仍非常低，但从总量上说，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也有能力为世界作些贡献。为此，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当然，承担多少，这要根据自己的实力，不能过分承担，因为责任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要可持续地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

另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对此，大家或许没有想清楚。国际责任这个概念还是虚的。各方面的利益都没有整合和协调好，导致中国外交资源的浪费。中国现在承担一些国际责任，但方式太过简单，主要是“开支票”，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要学欧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现在中国经济“走出去”了，但战略没有“走出去”，自己都无法保障自己已“走出去”的经济利益。承担国际责任不能过度，否则不可持续。但如果不想承担应承担的责任，这不是大国的做法。

我们以前总是强调中国和日本、美国、欧洲等双边关系，但应该将这些双边关系放在整个国际层面中来考量，我们要从对整个国际体系负责的立场出发。中国与苏联不一样，后者是另起炉灶，建立一个系统，与西方对立，而中国是置身全球化中，与世界接轨，在现有体系中一步步往上爬。如今，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世界第二，又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要从体系的利益出发。美国人说对美国有利的，是对体系有利的。对中国而言，某些方面也一样，对体系好的，也是对中国有利的。比如说，世界经济平衡了，就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中国如果把国内的经济平衡好了，就是对世界经济平衡作大贡献。所以要辩证地看，首先得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否则就很难对世界负责。要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前提下，再想着如何为这个体系做更多的事。另外，中国是大国，是体系的重要一部分，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外在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谈到要考虑外在影响，那在具体实施中应如何把握？

郑永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别人说清楚。比如，社会建设，这是为中国的消费社会打基础，这需要说清楚。现在我们缺少一套话语，把国内的改革与国际事务结合起来。再比如，人民币升值、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中国确实需要解决，因为中国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贸易很不平衡。所以中国要努力搞贸易平衡，但这不等于按美国说的，要人民币升值。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做法。

我个人觉得，提高劳动者工资，这比人民币升值更有效。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理由是贸易不平衡，那么提高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既减少了贸易出口，又有利于减少收入差异，更有利于建立消费社会。而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中国进口欧美的高科技产品，这和一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无益于改善民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保证能可持续地承担恰当的国际责任，中国在战略“走出去”上应注意什么？

郑永年：在海外看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战略崛起是没有问题的，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所以，要强调透明，以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方式“走出去”。中国有些人强调要“突围”，这是错误的。中国应该通过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实现“走出去”，而不是通过对抗的方式，否则来自对方的围堵和遏制的力量会很强大。例如，美国现在一直批评中国在航道安全上搭便车，在这些方面没有作出贡献。当然，中国也派军舰到索马里，而且现在看来这一举措效果很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战略上一定要跟着经济“走出去”，这不仅符合自己的利益，也符合整个体系的利益。就如维护航道安全，这不仅是中国需要的，也是国际社会需要的。

中国有时太强调对抗性，应该注意用公正、透明、合作的方式，用和国际接轨的话语，而不能自说自话。作为大国，中国要有大国的世界观。中国要为国际安全作贡献，首先自己要有相应的能力，这一点大家很清楚。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褚国飞，2011年1月4日）

十三、新加坡是优质民主

新加坡有没有民主，有多少民主，在学界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新加坡经济高度发展、政府廉洁高效、环境优美整洁、人们谦和有礼，这些表现又几乎满足了人们对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身在新加坡，感受着一个好社会带来的安全感和舒适感的同时，人们不免产生疑惑：这一切，如果不是民主带来的，那是什么带来的？衡量民主，究竟用的是一把怎样的尺子？强调新加坡经验的中国，应该从中学习什么？

新加坡大选结果公布的第二天，本刊记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采访了郑永年教授，请他谈谈他所理解和感受到的新加坡民主。

1．新加坡是亚洲第二个优质民主

《南风窗》：人们通常认为新加坡是威权主义，或者介于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您的看法呢？

郑永年：我认为，新加坡民主是亚洲第二个优质民主，日本是第一个。亚洲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虽然是“四小龙”中发展较好的民主政治，但民主形式过于西化，也有不少问题。菲律宾、泰国的民主就更不用说了。讨论民主不能光看北美、欧洲的优质民主，也要看到北非、中东和亚洲某些地方的劣质民主。

民主产生于西方，一开始经常带着暴力的色彩，经过几百年才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民主。新加坡建立民主制度才短短45年，但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民主选举很清廉、和平、理性，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讨论更侧重于政策层面。从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新加坡民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南风窗》：这超出了一些人的认知，很多人认为新加坡没有民主，甚至不知道反对党的存在，或者即使有民主，也是一种伪民主。

郑永年：很多人误认为新加坡是一党制。但实际上，新加坡是多党制国家，只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一党独大。在新加坡，政党登记是自由的，反对党也出来参加国会大选，参与选举的门槛并不高。一党独大与一党制是两回事。中国某些学者批评新加坡是伪民主，与西方批评新加坡是一样的。西方的教科书认为，民主就是轮流执政，否则就不是民主。西方以前也批评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如果民主是以政党数量来衡量的，那么美国是两党制，欧洲的政党往往远较美国多，照此逻辑得出的结论是欧洲比美国民主化程度更高？这显然是错的。

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是否竞争出高素质的政治治国人才，是否能给人们带来好的生活。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地方，各种西方式民主并没有产生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有些地方差不多是无政府状态。缺乏有效的政治秩序，难以推动经济发展，往往陷入恶性循环。

今天，发达国家的民主着重的不是做蛋糕，而是分蛋糕；到了发展中国家，蛋糕还没做大，各个党派就忙着抢蛋糕去了，这产生了无穷的冲突。新加坡的民主，是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分好蛋糕。发达国家的优质民主，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建立起来的，梦想一夜之间建立这样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民主不是老百姓一人一票这么简单的事，投票背后是有很多文化含义的。有些国家有西方式民主，但没有秩序，也没有发展，比如菲律宾；有些国家没有西方式民主，但有发展，比如中国；有些国家没有民主，也没有发展；有些国家有民主、有秩序，也有发展，比如新加坡。评价民主优劣，要结合这几个因素，不能光从价值观来作判断。我们应该发展出一套能解释非西方民主化的理论。

2．优质民主需要有意识的制度创新

《南风窗》：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郑永年：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包含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新加坡的民主选举很清廉，没有出现北非、亚洲其他等地普遍存在的贿选现象，甚至比美国、欧洲的选举都要干净，这当然有很多因素，但肯定与经济水平相关。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往往一包香烟、一顿饭就能把选民搞定，这种选举的民主结果可能更糟糕。

第二，经济发展带来教育扩展，公民素质提高。新加坡的选民是比较理性的，尤其是年青一代，这与几十年前不一样。现在老一辈可能还有恐惧心理，但年轻人的恐惧较少，这与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第三，法制健全。对于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的不是选择哪一个政府，而是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没有秩序，就没有经济发展，更没有民主。新加坡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与健全的法制有很大关系。

新加坡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而是根据国情设计出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很多人批评新加坡，认为新加坡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形式不一样，但恰恰因为不一样，才是新加坡的成功。“不一样”的内涵是丰富的，其实质是制度创新。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了，民主制度创新不仅很重要，而且是可能的。

《南风窗》：具体有哪些制度创新？

郑永年：比如集选区制度。这曾引来很多批评，认为对反对党不利。实际上，集选区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它有效地解决了直至今天西方国家仍没有解决的种族冲突问题。在集选区制度之前，只有两种机制能够使得少数族群可能当选，一是少数族群集中居住，二是少数族群组织自己的政党，但这些方式都容易导致恶性冲突。集选区制度照顾了少数族群的利益，虽然可能造成一些不公平，但不能忘记新加坡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基本现实。

再比如强制性投票。西方认为强制投票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但今天，在西方一些国家投票率只有30％多，这意味着领导人是30％多的公民决定的，这是民主吗？所有西方民主理论都认为，公民素质是民主运行良好的前提条件。不过，公民素质不是天生具备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新加坡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强制性投票，慢慢地培养起人们的公民精神。

这些制度创新保证新加坡很快地向优质民主发展。李光耀先生建立了一整套制度，西方称之为权威主义政府，这也没错，制度建设也需要强势政府。关键在于这套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现在领导风格和方式也变得更开放。在很多国家，民主选举是零和博弈，我赢了，你必然输，在新加坡，选举是双赢的。比如工人党赢得阿裕尼集选区，当然是赢了；对于人民行动党，虽然失去一个选区，但也得到很多选民释放的信息，知道以后往哪个方向走。所以这是一种优质民主。

《南风窗》：日本和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初期，也不具备很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为什么日本和新加坡最后发育成优质民主，而菲律宾和泰国却发育成劣质民主呢？

郑永年：实行民主很简单，但建立优质民主很难。所有国家最终都会走向民主，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所有国家任何时候都能实行民主化，关键在于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走向优质民主。新加坡的早期政府，对一些可能导致劣质民主的因素，比如经济落后，素质低下等，都是有意识地通过制度建设去避免的。而菲律宾、泰国没有这个制度建设的过程，民主说来就来了。所以出现了优质民主和劣质民主的分化。

新加坡虽然是后发展民主国家，但从民主演变路径来看，与发达国家的优质民主没有大的差别，均以中产阶层、公民社会和健全法治为支撑，只是时间缩短了。而怎样缩短时间，取决于政府作为。中国的地方民主选举也实行了20多年，但做得不是很好，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去做这些事，缺乏制度创新。

后发展民主国家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制度设计，避免其他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犯过的错误。民主的良好运转取决于一整套国家制度的建设。

《南风窗》：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和建设，必然要求有一个主体，那新加坡国家建设的主体是谁？

郑永年：一般人们把功劳归于李光耀一个人。当然，李光耀的作用很重要。但把功劳归于李光耀一个人并不公平。这是新加坡建国之后整整几代领导层的努力。李光耀的最大功劳就是制度建设。新加坡的权力集中并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党派，而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李光耀一代最大的贡献是把手中的权力转化成制度，而不是让制度为权力服务。

新加坡建立的制度，执政党会接受，即使将来反对党有机会上来了，也会接受，这是国家社会制度稳定的保证。一些国家执政党建立一套制度，反对党上来要建立另一套制度，最终肯定导致混乱。西方的优质民主，同样在于所有政党和人们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无论哪一个党上台，都按照这一套去做，这就使得一个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

3．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

《南风窗》：保证效率和稳定，有时被用作阻止或拖延改革的借口。

郑永年：这就要求开放社会，培养公民精神。中国传统的朋党之所以没有合法性，就因为它只是代表和追求少数人的利益。民主不是追求私利，而是追求公利的平台。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如何克服“私”，来达到“公”，就要求有一套超越私利的制度设计。民主是大家选出一个领导人，说到底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果执政党高高在上，与民众没有联系，就没有民主。

《南风窗》：在新加坡，这种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实现的？

郑永年：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而不能让自己的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面临五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如果没有这个机制，跟选民见面，就很容易变成一种作秀。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南风窗》：中国政府也很注重新加坡经验，您认为现在最迫切的要向新加坡学习什么？

郑永年：中国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真正要学习的是新加坡的精神。观察新加坡，不能光看大的方面，还要看一些细小的制度。看不到细节，就看不到真正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党独大，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但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当然，这有很多因素，但很重要的是，人民行动党是向社会开放的，所有的社会精英，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做得出色，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动党吸纳进入政府。新加坡是真正的精英制度，人民行动党选拔人才也是很严格的，光会说好话，或者光会骂的人都是不行的，只有能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才会得到重用。任何政党都希望自己是一党独大，但关键是怎么在合法的框架内做得到。人民行动党是开放的一党独大。

高薪养廉也是被很多人误读的新加坡经验。新加坡的官员廉洁是靠很多机制保障的，高薪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新加坡实行官员高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官员工资货币化，部长除了薪水，没有其他特殊福利，自己开车，自己出钱买房子。第二是以高薪从企业界吸引人才。但就像美国社会难以接受企业高管过高的薪水一样，近年来新加坡的部长高薪也引起新加坡人的一些批评。

新加坡的优质民主，与执政党向社会开放的机制有关，也与理性的反对党和社会有关。优质民主并非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人等单一因素决定，而是由很多因素决定，并且这些因素又是可以塑造的。新加坡通过制度创新把西方制度和华人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这是值得学习的。

（本文发表于《南风窗》，
记者：曾子越，2011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