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金融秩序 / （美）席勒著；束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书名原文：The New Financial Order: Risk in the 21st Century

ISBN 978–7–5086–4289–5

I. 新… II. ①席… ②束… III. 金融风险防范－研究 IV. F8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436号

The New Financial Order: Risk in the 21st Century

Copyright © 2003 by Robert J. Sh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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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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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秩序

著 者：[美]罗伯特·席勒

译 者：束 宇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99千字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3–070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289–5 / F·3039

定 价：59.00元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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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秩序

——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

[美] 罗伯特•席勒 著

束宇 译

中信出版社

罗伯特·席勒拥有异于常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纵观其职业生涯，席勒成为很多非主流观点的坚定维护者，而且时间证明他往往都是正确的。我本人一定会把这本书好好读上几遍。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作者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传道书9：11》

目录

前言

引言 一个经济安全、金融大众化的社会

第一部分 世界在前进，经济风险无处不在

第1章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1950年就有一个新金融秩序

第2章 经济风险就在我们身边

第3章 科技越进步，风险越小？

第4章 四十大盗：经济风险多种多样

第二部分 科学与技术：构建新金融秩序的手段

第5章 大数据：新信息技术下的风险管理

第6章 心理学：金融风险的另类思维

第7章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金融创新的本质

第三部分 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

第8章 人生无忧：生计保险和住房价值保险

第9章 宏观市场：重大风险的发源地

第10章 收入挂钩型贷款：摆脱经济困境和破产风险的工具

第11章 不平等保险：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第12章 跨代社保体系：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分摊风险

第13章 国家也可以发展无忧：风险控制国际协议

第四部分 构建新金融秩序

第14章 大数据库：金融秩序的根基

第15章 从根源上解决通货膨胀：新计量单位和电子货币

第16章 新金融秩序：从理论到现实

第五部分 新金融秩序：让世界变得完美、有序

第17章 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创新

第18章 现实案例：各国的金融风险管理

结 语 一个激进的金融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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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发展本身无法确保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巨大的经济隐患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弥漫在当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技术进步标志着人类取得了更显著的经济成果，但即便如此，更恶劣的生活环境还是可能出现。好在有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帮助我们管理形形色色的风险——无论近期风险还是远期风险、无论身边的风险还是远端的风险，而且这些理念还可以遏制资本主义“在创新中自毁”这一特征产生的下行效应。将理念付诸实践不仅可以减少下行风险，而且能促进人们养成积极承担风险的习惯，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最终也将成为一个充满更多希望的世界。

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各国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所谓的国家财富其实就是维持着千百亿世界民众基本生活的经济成就，它们有的可能只是微小的成果，最多也只能称为中等的成绩。这些成果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甚至不会引起民众的关注，但是它们能增强民众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经济安全感，没有这些成绩，人们就无法感受到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以比较激进的方式改变社会的基础制度以及管理大大小小各种风险的手段，那么我们在改善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还大有可为，而且用激进的手段比零散地修正要有效得多。

正如当今的保险业能够保护民众免受灾难的冲击，在我提议的基础架构之下，我们能够运用金融创新保护民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举例来讲，微观层面可以保护某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如果能够成功推行我建议的基础架构，人们在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中能有更强的信心，因为他们能够超越现有风险管理手段的掣肘。未来社会是发展导向型的信息社会，年轻人的理念和才能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为他们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他们就无法将自己的智力财富转化成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传统上，每个时代的经济思想家们都受制于其生存年代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阶段。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金融理论、信息技术和心理学的发展使我们具备了管理资本主义原生的技术和经济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过往的思想家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举例来讲，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867年撰写《资本论》时就不可能运用这些风险管理理念。再举个例子，凯恩斯是当代自由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在1936年撰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时也不可能懂得这些理念。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在1962年发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时也不可能具备这些理念。

从根本上讲，本书阐述的是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将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本书并不是给大家描绘一个乌托邦，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写作本书时，我既没有持特定的政治立场，也没有出于对某个社会阶层的同情而多加笔墨。书中建议了一些我们能够实际执行的措施，我相信通过这些措施能改善民众的生活。虽然我在书中一再倡导对基础风险管理技术进行革新，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为大家提供了一幅完善的发展蓝图。与之相反，本书提出的只是发展的方向，随着人们对金融理论的实验、创新和发展，随着对风险相关信息处理方式的改变，随着社会学家基于心理学理论设计用户友好型风险管理技术的出现，本书中提到的理念将不断被更新。

我从1997年开始着手准备编写本书，早期的想法是把过去关于如何改进个人和社会应对风险的基本制度的一些想法和书面成果结集出版。1993年，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专业性很强的著述《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同一时期还和阿兰·韦斯（Allan Weiss）、卡尔·凯斯（Karl Case）、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斯（Stefano Athanasoulis）合著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风险管理的学术论文。但是这些早期的作品既没有勾勒出一幅宏观的图景，也没有强调我认为应该被大众认知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初始阶段，我设想通过本书把自己关于风险管理的思考融入社会和经济的大背景中。我希望能通过本书纠正公众对科技和经济风险的高度误解，并以更清晰、更准确的方式让人们明白自己所面对的真实风险。同时，我还希望通过本书让人们懂得各种形式的风险其实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正是它们的存在遏制了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但是我编写本书的过程被1999年的股市大繁荣打断了，这一次股市大爆发可谓史无前例。我的挚友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建议下，我决定暂停本书的编写，转而撰写了一本关于股市繁荣现象的分析专著。因为股市繁荣是人们对长期风险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管理的经典体现，而这也正是我长期以来的学术专攻领域。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帮助，我赶在2000年3月中旬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该书的出版契合了股市问鼎的时点，也正好是科技泡沫膨胀到巅峰的时点。

在《非理性繁荣》的结论部分，我指出不仅股市的繁荣状态被过分夸大，而且社会民众对股市繁荣的关注和我们对股市重要性的认识都被夸大了。股市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成为富人，它也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人们对商业界的关注只是为了选择高回报的股票，那么这种做法无疑是傻瓜的做法，而那些坚持股价只涨不跌的想法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本书接续了我之前中断的研究，同时也继续讨论《非理性繁荣》中未尽的话题。在本书中，我说明了人们对风险的误解，并且引入了很多新观点印证这个问题，希望能通过这部分的论述从根本上理顺我们面对的经济风险这个难题。无论股市是否繁荣，我们都在逐步迈入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新兴科技手段产生的影响——它们是推动全球范围内经济变革的主驱动力，不仅考虑对某家公司及其股票价格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全人类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过去的科技进步对现有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以活跃、创新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我们在新的环境中遨游。本书列举了一系列关键措施，能够帮助我们把理想变成现实。

为了帮助有一定经济分析能力的读者进一步了解本书的主旨，我收集整理了一些专业的和前期分析时用的文章，还有一些近期发表的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简报。读者们可以在http://www.newfinancialorder.com这个网站自行查阅。

引言

一个经济安全、金融大众化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华尔街、伦敦城以及其他可以称得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是人们验证新想法的最活跃的实验室。现代金融源自于强大的数量化和心理学理论，其内容不仅包括证券业、银行业，还包括保险业和公用事业融资等，它们共同创造了一系列最实用的经济新发明。虽然时不时会爆出金融丑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发明总是能发挥作用的。新发明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一方面是其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金融从业人员已经学会根据客户的心理偏好有效地运用这些发明。

金融学讨论的首要主题是风险管理问题。金融学将人们对现实的失望以及人们可能遭受的经济困境都视为风险，而我们可以通过概率衡量风险。金融业则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方案减少人们的失望情绪，通过向个体众多的人群分散风险的方式弱化其对单一个体的冲击力。金融能够促生创新者和发明家，这些人为了大众的福祉采取冒险的行为，在金融的帮助下，他们不用独自承担风险，举例来讲，有商业头脑的人就可以在风险投资人的资助下创建新公司，所以说金融能够帮助普通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幸的是，人们对金融知识的运用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分担风险这一手段往往只被用于管理少量可保险类风险，比如股市崩盘或飓风灾害，或者只用于管理常规投资所伴生的风险，比如投资组合多元化或对冲大宗商品的风险，这些管理手段带来的利益最终会归集到社会上本已富有的人群手中。长期以来金融业都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职责，也就是对我们的基础资产、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住房以及我们发挥职业创造力的能力的保护。

我们需要使金融大众化，将原本仅由华尔街的客户享有的特权传播给所有沃尔玛的客户，我们需要将原本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各类业务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需要将金融覆盖的领域从资金资本延展到人力资本，使金融能够协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风险。幸运的是，当今的金融管理原则已经能够涵盖整个人类社会。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金融大众化意味着无缘由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将得到根治，所谓无缘由的经济不平等就是指具有同等技能且付出了同等劳动的人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目前还无法找到造成这种差异的合理解释。这也是数百年间激发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源性问题，我相信金融大众化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它。实际上，金融学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加积极地探索如何减少随机分配差异。

在当代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将过去留于纸面的金融方案变成现实。当前，新型信息传播系统、支付系统、电子交易市场、网上个人金融方案制定系统和其他受信息技术发展驱动的经济发明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因此未来几年内我们的经济体系势必出现根本性变化。而在未来几十年内，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被彻底改变。新信息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将风险管理的手段系统化，另一方面能为我们分散风险和遏制危害打造内容丰富的数据库，这些工作以往要通过高薪雇用专业人员实现，而在新技术的帮助下都变成了简单的工作。

通过激进的金融创新，社会的金融大众化程度能进一步加深，我们的经济生活也能变得更稳定。正因为全世界都处于变革阶段，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自己的经济前景，再加上目前正在使用的金融方案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要加倍努力，使金融大众化成为现实。本书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金融秩序理论，描绘了一个全新的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配套的新经济基础架构，我在本书中还用大量笔墨陈述了如何结合现实将这些观点开发出来并切实执行。

用金融智慧管理风险

人们通常由于惧怕失败而产生心理障碍，金融方案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克服这种障碍，并且不会制造新的道德危害。有的金融方案可能怂恿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采取破坏性行为，而不是有建设性的行动，这一类方案的例子很多，比如为了给投资者留下好印象而故意撒谎、在从事业务过程中肆无忌惮地花钱以及财务渎职。

因为担心失败的风险一直存在，企业家有可能放弃开发新业务。现代金融方案通常都能帮助他们应对此类风险。举例来讲，企业家可以找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承担新业务风险，风险投资公司可以以适当的薪酬聘用企业家管理公司，并且事前约定如果公司经营得好就给企业家一定的股份作为激励，以此鼓励企业家做出卓越的业绩。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初使企业家止步不前的风险似乎消散于无形了。实际上，这些风险仍然存在，但是风险对企业家的心理影响被消除了，业务失败的风险被混入国际化的投资组合，由于持有国际化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为数众多，这些风险就被分摊了，而且每个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非常有限。分散在日本、印度、意大利和巴西的国际化投资组合的管理者们分别承担了该企业家原本面临的风险的一部分，但是这位企业家的风险在投资者管理的投资组合整体风险中占比大概只有百万分之一，因此他们甚至感觉不到这个风险因子所带来的影响。在此情境中，企业家得到了保护，整个过程中没有人付出太多成本，一项新的业务就在完全没有恐惧与担忧的环境中诞生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金融方案培养了个人的创造力，也促成了个人的成功。这就是金融领域关于风险分担的基本原则，也是金融学所要传递给大众的核心智慧。

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正确运用风险管理手段，那么会对企业家产生激励的效果，为企业家提供支持的风险投资公司必须谨慎操作，不能向企业家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能诱导其采取有道德危害的行为。举例来讲，不能逼迫企业家搞血汗工厂，不能催促企业家追逐转瞬即逝的投机性机会，不能因惧怕负面消息的曝光而故意拖延解决问题，不能死守一家已经确定毫无发展前景的公司。虽然有的措施短期内看上去会让企业家获得成绩，但是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在遏制道德危害方面，金融并不是万能的——美国华尔街时常曝出的丑闻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因为几个极端事例就废弃整个系统也是不明智的，我们应该将金融的核心智慧用于管理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并且将所得收益合理地分配给每个人，由此不断扩展金融的内涵，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安然事件中，高管们用精明的金融创新掩盖了自己的恶行，携款潜逃留下的恶果最终由其员工承担，这无疑是一个道德危害缺乏约束的典型案例，我们可以通过强化金融制度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

我在本书中针对新的风险管理基础架构提出了六个基本理念。前三项主要针对私营领域，分别是保险业、融资市场和银行业。这三个领域的风险管理概念是一样的，但是运用风险管理基本概念的行业环境存在差异。每个行业（保险、融资和银行）经过多年发展之后，都开发出了独特的遏制道德危害、撰写及签订合同以及选择客户的方式方法。在对风险管理的手段进行根本性创新变革的阶段，最谨慎的做法还是在它们既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对每个行业特有的知识给予充分的尊重，金融大众化和推广化也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

后三个理念主要是为政府行为设想的，需要政府通过税收、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推进。政府天生就有风险管理的职责，原因有四：其一，长期风险管理需要法律制度的稳定作为前提；其二，居民个人制定和签订长期风险合同的能力有限；其三，社会基础制度的管理必须以保障社会民众的利益为前提；其四，签订国际性合同必须由各国政府就不同的国家政策达成一致。

第一个理念是扩大保险业务的覆盖范围，使其能够应对长期风险。生计保险就是一种用来保护个人收入的保险。过去，已育有后代的年轻人死亡率较高，因此我们创造出人寿保险，但是生计保险与此截然不同，它解决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也就是多年之后我们的生计的不确定性。住房权益保险是一种保护住房经济价值的保险，它远远超越现有的住房所有者权益保险产品的功能，现在的保险合同只能应对火灾之类的风险，但是新的产品能够保护住房不遭受任何价值方面的损失。这个产品是我和阿兰·韦斯在1994年首先提出的，就其现有的形式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将保险合同与房地产指数挂钩的方式避免道德危害的出现。

第二个理念是为宏观市场量身打造的，宏观市场的概念最早是我在1992年的牛津大学克拉伦登演讲上提出的，后来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中也进行过论述，并且此后我一直在推广这个概念。宏观市场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国际性市场，其需求的产品主要是各国的远期国民收入和职业收入，同时也包括房地产类的非流动性资产。某些此类市场上交易的风险价值将远远超过当今世界所认知的程度，相比之下，今天的股票市场相形见绌。我甚至设想过建立以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标的的市场，建立以所有有经济价值的物品总值为标的的市场等。从其交易标的来看，这些市场所处置的风险比当今任何一个金融市场的风险都重要，而且它们能够转移人们对股市的注意力，从而消除现有的投资压力和波动风险。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能够像买卖股票和债券一样，在新的市场中交易宏观证券。

第三个理念是收入挂钩型贷款，也就是银行及其他借贷机构应该可以根据个人、机构或政府的收入水平决定发放贷款的额度。如果收入水平低于预期，则自动减少贷款余额。收入挂钩型贷款使借款人能够出售自己未来收入的股份，或者出售与自己收入对应的收入指数的份额。这种贷款能使目前的借款人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的窘境时得到有效保护。

第四个理念是不平等保险。设计这种产品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一个国家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未来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日趋严重，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在这个理念中，我提议修正累进式税制，从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能够弥合过度的收入差距，而非武断地通过税级解决问题。

第五个理念是跨代社会保险体系。在这个理念中，我建议重塑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系统，能够实现不同辈分、不同世代之间的人分担风险。跨代社会保险体系的主要特征是集合不同世代的人所承担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目前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手段进行管理，而且也只能在关系最近的亲属之间进行有限的处置。

第六个理念是通过国际协议管理国别经济风险。这种前无古人的各国政府间达成的协议在形式上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协议相似，但是在覆盖范围和解决问题的高度上都远远超越后者。

除了以上提到的六个理念之外，我还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经济环境中应有的信息技术基础架构，比如，新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它是一套能为我们有效提供风险管理所需数据的系统；指数型会计单位，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置风险的测量单位、一种电子化货币。

新金融秩序的图景

让我们一起设想世界上存在国际性市场，专门交易大型宏观经济综合指数，比如美国、日本、巴拉圭和新加坡的国家总产值，或者交易世界主要城市的家庭住房价格指数——从纽约到巴黎再到悉尼，再比如交易河畔景观房或者玉米产区的农场，或者交易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农场。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们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在诸多此类市场中建立头寸。国际性人力资本市场也会出现，需求的从业者从医生到科学家、从演职人员到普通劳动者。这些市场的出现会促使人们为主要的职业和工作建立生计保险，也会为每个家庭的住房建立住房权益保险。用户友好型电子化数据库的出现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参与市场活动，从而管理自身面临的风险。

这些市场的出现将改变我们对风险的认知，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商业活动的定价将以这些市场的价格为基础；国家之间签订协议时也要考虑和这些市场所管理的风险相呼应，并且还会因此不断修改本国的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这些市场为我们提供了控制风险的手段，我们的经济也就能够更加有效地运行。这些新型市场的出现会使公司更易于向个人发行生计保险、住房权益保险和收入挂钩型贷款。

有了这些措施之后，我们面临风险时就得到了保护、实现了风险对冲和分散，使得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减轻风险负担之后，一个全新的大众化金融体系将鼓励所有人比以前更具冒险精神，在从事各类活动时也更有动力。

我们以思考的方式验证一下上述理念，假设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年轻女性现在住在芝加哥，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由于演奏家的收入前景不确定性太强，她很难借到培训所需的费用，因此充满担忧。但如果存在一种网络贷款方式，也就是当未来小提琴演奏家的收入低于预期时，她不用全额归还贷款，那么她肯定会考虑这种全新的科技手段。这笔贷款使她可以更轻松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因为即使演奏家的收入并不可观，她所承担的风险也已经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了，她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不用清偿所有贷款。她在未来多年中所面临的风险将由职业收入水平指数决定，而这个指数完全由计算机管理的网络汇总整理。她为职业发展而承担的绝大部分风险最终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分摊，而非她独立承担。

继续以这位女性为例，她还为自己远在印度的亲属担忧，因为他们工作的行业正在衰退，他们原有的特殊技能很快会过时。但如果他们供职的公司预见到未来发展前景黯淡，就应该为员工购买生计保险，从而保护员工。保险公司会把保险合同承担的风险转卖给全球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达成了风险分摊协议，为这位女性的亲属提供了进一步的保护。

还是以这位女性为例，令她担忧的还有自己的父母，他们居住在英国一个工业小镇上，而这个地区正在经历经济和社会变革。她担心如果父母的住房贬值，那么他们毕生的积蓄也会随之受损。但在新金融秩序下，她的父母在做住房按揭贷款时就同时购买了住房权益保险，能使他们免遭以上所设想的厄运；如果住房价格真的下跌，那么保险公司将支付给他们一笔补偿。此外，跨代社会保险体系和不平等收入保险系统将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新的数字技术的出现能够同时管理所有这些风险，它使我们能够用里约热内卢的利好对冲芝加哥的利空，用南非红酒生产商的收入增长抵充小提琴演奏家的收入下滑。最终形成的将是经济运行更平稳的格局，也必将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当前的风险管理

很多常规风险实际上都由单一的个人或家庭承担。社会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仅能为最贫穷的人群服务，但即便如此其功能也是有限的。以当前存在的风险管理手段，我们无法为自己数十年甚至数年之后的收入投保。就算我们知道自己所在的社会逐步衰退，也没有任何手段对冲这种风险。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使我们年老之后很难适应那时的生活节奏，现在家里的老年人也不可能承受因股市下跌而导致其毕生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现实，这些风险我们至今无法有效分散。无法有效控制这些风险正是当前仍有很多人生活在相对贫困境况下的主要原因。

假设人们对这些长久存在的风险完全知情，可能人们做决定时就会变得过度谨慎，甚至在失败的恐惧心理影响下刻意放弃一些机会。我们会变得愤世嫉俗，办事畏首畏尾，守着泥饭碗不肯放，在别人面前假装成功人士，永远恐惧进入那些高速发展的、真正能带来成功的领域。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前文举例所讲的年轻女性就会选择放弃小提琴演奏家的职业，转而空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合适时机。她手头没有关于理想职业的预期数据，也没有手段保障自己的经济安全，所以只能选择一个无趣的职业。

在当前情况下，她远在印度的叔叔失业后也无法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只能被迫提前退休，领取微薄的补贴度日。她远在英国的父母眼看着周边社区的房价下跌，自己的住房也在贬值。整个区域的经济陷入疲软，英国股市下跌导致他们的投资也受损。最终，他们连养老钱都保不住。在担心家人亲属所面临的风险时，这位女性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为艰难，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梦想越发遥不可及。

风险通常随着人生的推进逐步显现出来，有时也伴随毁灭性的历史事件爆发出来，所以我们无法用简单的方法测算自己所面临的风险的恶劣程度，但可以肯定其危害程度极高。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极其不平衡，一部分人收获了巨额财富，把另一部分人远远甩在身后。世界各地的个人收入水平极不平等。举例来讲，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是31 049美元，而同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 464美元。这种不平等状况使社会动荡加剧，人们的仇富、绝望和失衡心态导致更多风险滋生，进一步加深社会民众的恐惧感，提升犯罪率，诱导社会退步。

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无法正确控制生活中最重要的风险，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用现有金融制度处置风险。迄今为止，所有金融创新的焦点都局限于传统股票市场和其他融资市场。人类积聚起来的财富中仅有很少的一部分，也就是上市公司所代表的价值，成为全世界股票市场上可以交易的对象。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公司营业收入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规模。2000年可以称得上是股票市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年，所有美国上市公司税后人均利润（也就是上市公司支付完员工薪酬、应付账款、财政税收后剩余的利润，理论上讲这部分利润可以作为红利分发给股东）仅2 000美元出头，仅相当于当年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人均支出的一半。其他国家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公司利润如果摊到每个股东头上，甚至还不如美国。股票市场确实体量庞大且对社会经济运转十分重要，但实际上我们夸大了它这两方面的特征。前些年出现的网络股泡沫和科技泡沫都是金融动荡的实例，这证明了市场中的投资者正以过度的热情追逐缺乏风险管理的投资产品。

相对股票市场而言，正常薪酬收入和其他非金融生计来源，比如住房的经济价值，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要重要得多。这才是人类财富的重中之重。

实现大规模风险共担（也就是说将风险分散到对于任何个人都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并不意味着全世界的人都要以同样的模式生活。相反，历史表明，尽管战争时有发生、政府时有更迭，长期金融方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有用的。实际上，金融方案所应对的正是这些偶发的历史风险。

大规模风险共担可以降低贫困程度，弥合收入差距，但是其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于此。在更大的范围内降低风险将为人类进步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实际上，如果历史上风险管理的手段没有革新进步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今天享有的经济成就。举例来讲，如果没有保险业，许多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公司都会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代表，甚至没有人会考虑创立这一类公司。如果没有当代资本市场，我们就不会看到大大小小的各类型公司，而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再一次提醒读者，这些公司的业务原本也是被视为高风险的，甚至没人愿意涉足，如果没有当今的金融技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更为无趣的世界中。

我们在感谢当代金融和保险为我们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更大的风险仍然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由于顾虑经济衰退，有些人放弃追逐光明的前程。由于现在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经济方面是孤立无援的，必须独自承担失误造成的所有损失，所以在选择教育、职业和投资等方面都会受到这种心理因素的制约。

让大家都设想新金融秩序下社会和经济所能取得的巨大进步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还没有一个人亲身体验过这样一个另类的社会。如果能够消除人类对损失的恐惧，同时敦促人们开发自己的潜能，我们或许还能见到一些惊人的成就。

信息技术：大数据库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

过去，复杂的金融方案（比如保险合同和企业组织架构方案）都要花大价钱才能做出来，因为搜集必要信息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成本。受益于新型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这些障碍逐步被清除。通过读取联网数据库内的信息，计算机程序能够生成复杂的金融合同或者创建复杂的金融工具。计算机还可以对合同或工具进行包装，使其在面向客户时呈现高度的可读性或可用性。金融创新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廉价的方式有效推出了。我认为很有必要让这种趋势持续演进下去。

我们现在享有的一些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人寿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方案）之所以能面向广大民众进行推广，完全得益于19世纪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在当时被称为“新技术”的发明到现在看来都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包括廉价的用于印制记录的纸张、事前印刷好的格式表格、复写纸、打字机和文档整理系统，此外还有与之配套的有效的邮递系统和经过改善的商业和政府办事效率。

以旧时代的社会保障保险计划为例，该计划最早是德国于1889年开始执行的。当时的第一份计划与现代社保方案非常相似，也就是根据退休人员一生的工作记录向其发放退休金，要执行这样的计划就必须保存上百万人的工作记录长达数十年。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管理者们需要定期向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中添加新记录，需要在保管得当的前提下提取当时需要的某个人的数据，还需要在运营巨型支付体系的同时与退休人员保持有效沟通。19世纪诞生的新技术（纸张、表格、文档管理系统和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使得这一切成为现实，并且不会产生难以承担的巨额成本。这项工作使很多社会梦想家转变为政策执行者，而且这项特殊的风险管理创新对迅速减少老年人贫困现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创造出的工具比1889年德国人使用的技术不知要强多少倍。我见证了最新的科技手段所带来的变革，全新的数码科技使海量的居民住房信息成为可以电子化获取的数据。我和卡尔·凯斯、阿兰·韦斯一起在1991年创建了凯斯–席勒–韦斯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根据邮政编码区分不同地区房价上涨的情况，并分析美国境内的住房价格分级情况，再以这些数据支持新型风险管理工具的开发，从而帮助人们管理与住房相关的风险。自公司成立以来，针对单一家庭住房情况的数据库不断扩充，我们也正好对这些数据加以深度利用，这是在成立公司之初根本无法预见的趋势。

1990年前后出现的新技术也使我们能够着手开发住房权益保险。我们当时就注意到，住房权益保险索赔时应该与该区域的住房价格指数挂钩，而非仅根据单一房屋的出售价格决定赔付额度；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创设的产品就会引发道德危害。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些信息技术手段的帮助，我们的理念恐怕就无法变成现实，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电子化的数据库能够支持我们编制区域住房价格指数。时至今日，进行这种保险创新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条件更优越：我们自己的数据库信息都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加。

金融理论与实践

过去一个世纪中，金融一直在演进，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金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都是如此。金融理论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被提高到一种以数量化手段进行复杂研究的高度，这些学者包括费希尔·布莱克、尤金·法玛、哈里·马科维茨、默顿·米勒、罗伯特·莫顿、詹姆斯·莫里斯、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斯蒂芬·罗斯、保罗·萨缪尔森、迈伦·斯科尔斯、威廉·夏普、詹姆士·托宾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

他们的研究共同组成了关于现代金融的全面理论，其成果之一就是教导人们在进行长期投资的决策时，一方面要全面考虑自身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要考虑所有可用的风险管理工具的统计学特征。自从这方面的成果得到推广之后，将个人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投资产品的做法就有了切实的依据，不再是一种直觉判断，也不再是一种经验之谈。他们的研究还催生了一些依托计算机的金融筹划服务平台，其中比较成熟的例子有esplanner.com、 financialengines.com、morningstar.com以及riskgrades.com等网站，随着金融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不断进步，这些工具必将进一步改善我们未来的生活。

现实市场中也有很多创新者，他们可谓是现实版的理论家。许多金融实践中的创新都来源于交易所，比如美国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以及以Instinet和Island为代表的电子通信网络等。各家投行也是激进的金融创新的发起者，比如美国银行、巴克莱、贝尔斯登、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高盛、汇丰银行、摩根大通、美林、摩根士丹利、法兴集团和华瑟斯坦。更多的创新还是来源于保险和再保险公司，比如ACE集团、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美国国际集团、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斯堪的亚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和XL集团，也有一些创新来源于抵押贷款担保公司和消费类融资公司，比如房利美、房地美和GE资本，还有来自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创新，比如加州公务员养老基金、富达国际投资、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和美国先锋集团，也有来自经纪商的创新，比如嘉信理财和E*交易。以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为代表的中央银行，和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孟加拉发展银行为代表的开发银行性质的组织也都为金融创新做出了贡献。

上述机构所做的努力使得最近几十年成为世界金融史上最奋进的年代。在此期间诞生了无数新型金融产品（包括新型期货、期权、掉期合约）、新型的风险管理工具、新型抵押贷款合同和消费信贷合同、新型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开发贷款放款方式等。最好的是保险发展到了能够覆盖更多的特殊风险的程度，包括气候灾害等灾难性风险。[1]由专业组织赞助举办的论坛和会议也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活动，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AIMR）、全球风险管理专业人士协会（GARP）和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IAFE）等。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多个追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开始推动高速金融改革，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中国和苏联，同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着手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的尝试对世界发展的意义在于，其发生和发展的环境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社会传统也大相径庭，并且改革的背后有这些国家的人们尝试新发展模式的热情做坚实的后盾。这些国家的改革势必催生全新的金融创新，也势必成为全球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

心理学、行为金融学和既有思想框架

如果我们希望实现真正的金融大众化，金融从业者就必须教会普通人使用金融工具，使他们了解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这些知识不应仅局限在金融专家的手中。过去多年中，经济理论一直宣称金融可以完全由人力运行，但是人脑毕竟不是计算机，任何人都不可能无休止地运算，也不可能精准地规划仅使自己受益的金融方案。从事金融实践的人对这个事实心知肚明，但是从事金融理论研究的人仿佛才刚刚意识到这种人类的本性。

大多数人对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知之甚少，也不懂需要使用哪些金融创新才能有效管理风险。更值得担忧的是，大多数人对自己承担的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更谈不上主动寻找方法降低风险。尽管人们有能力弥合收入差距，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主动这样做，所以无缘由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就演化成难以驾驭的风险。

1990年前后，我们逐步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研究者们在三个外力的帮助下开始对金融学理论进行彻底革新，这三个外力分别是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发展、从心理学原则出发研究金融以及用其他社会性学科的眼光研究金融。行为金融学理论纠正了大多数数量金融学理论的通病，即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人性的因素。

行为金融学给我上的重要一课使我懂得，既有思维框架对风险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本书中引述的“既有思维框架”来自于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很好地记录了普通人对自己身处的环境、参照物、心理状态和心理联想等所持有的思维框架，而这些既有思维框架通常都会对人们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

在设计新金融产品的过程中，产品推出时的样式和人们对其产生的联想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本书的正文部分将展开论述关于新金融秩序的理论，而新金融秩序理论的核心部分就含有对既有思维框架的应用，只有当我解释清楚心理学既有思维框架的强大，读者们才能真正相信未来的风险管理能取得进步。

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

在金融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几个重要的问题重复浮现，这使得我们在推动创新的同时备受挫折。首要问题就是过度投机行为，这造成金融市场过度波动。此类问题的典型代表就是我在《非理性繁荣》中描述的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这场闹剧在2000年年初发展到巅峰，许多公司在泡沫繁荣的刺激下进行了浪费型投资，出现了不少财务造假行为，也误导许多个人投资者做出了高风险投资决策。泡沫破灭后，全球股市都出现了暴跌。到2002年年中，根据实时通胀指数进行调整的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近一半。有些国家股市的下跌幅度还远不止于此，仅2000~2002年，因股市下跌而被一扫而光的财富恐怕要以亿万美元为单位计算。仅以美国为例，股市下跌造成的损失如果换算成房地产价值的话，那么全美所有的个人住房都要被一扫而空，或者数千座世贸中心这样的摩天大楼被损毁。尽管未来的牛市有可能弥补股市暴跌造成的损失，但是这提醒了我们：市场总是在不停地制造风险。

在讲学过程中，总有人问我到底有何措施应对此类市场波动，而我通常无法给出完美的答案。实际上，我们所能采取的措施中最好的一种莫过于不断研究金融技术，通过金融技术的革新为过度波动提供缓冲。

尽管我们注意到投机性市场存在过度波动，但是大家不能仅凭我的或其他学者的关于金融市场的观点就判断此类市场是疯子才参与的市场。我所强调的观点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综合性股票市场”主要受参与者心理和流行观点的驱动，出现了过度波动。但是许多其他与市场相关的行业指数并没有出现过度波动，而进行单一股票交易的市场中还存在种种证据，证实了这些市场中的交易价格确实能够反映关于未来损益情况的真实信息。

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创新有时会刺激不道德的从业者采取暗箱交易、欺瞒客户甚至诈骗等行为。以暗箱操作为主要手段的公司，比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误导了投资者，最终血本无归；管理不善的公司，比如德国金属公司就不惜牺牲股东的利益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也遭受了损失；而从本质上就居心不良的公司，比如安然公司，就公然以诈骗的手段欺瞒公众，导致无数人遭殃。但是这些极端的事例不能掩盖金融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新生的技术尽管功能强大，但总是存在风险，在我们学会管理风险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在蒸汽机刚刚发明出来时，有不少人死于锅炉爆炸事故；在民航飞行刚刚推出的年代，也有不少人死于坠机。但是技术的不断进步总是能大量减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解决经济问题之道在于使我们的金融技术不断革新、不断大众化，而不是倒行逆施。

另一个问题是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导致发展中断。政府换届或政权更迭有可能导致某些金融方案被彻底废止，或者止步不前，历史不断提醒我们长期金融方案得以执行的前提是国家政局稳定。但是，很多金融合同在经历政府更迭之后也延续执行。现实中，甚至在政治权力因为战争或革命而完全转移到敌对势力手中之后，有的金融合同还能继续得到执行。1899年召开的国际和会上，多国政府一致签署了《海牙章程》，其规定战胜国必须尊重自然人的资产和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全面溃败，协约国和既往的同盟国战友对德国政府满怀怒气，德国政府必须支付巨额的战争修复赔款，但是德国国民却可以保留在德国境内外的个人投资，以及个人的保险和年金。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革命运动推翻了伊朗王，成立了激进的伊斯兰教政府，尽管该政府的政治主张偏激，但是他承认并保护了政府雇员在伊朗王统治期间所获取的个人年金。1994年，南非政权从白人手中转到了以黑人为主体的本国人手中，尽管这个国家的历史充满了种族隔离的苦难和种族冲突的问题，但是国民个人的金融证券、保险和年金都保持原状。

当然，我们也能在历史上找到金融合同被强行终止的例证。社会主义理论盛行的年代，列宁、穆罕默德·摩萨德、纳赛尔、英迪拉·甘地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有充足的理论依据没收个人财产，并且终止金融方案的执行，这种做法在当今世界几乎已经不见踪迹，但是支持这些行动的理论却并没有完全被人们遗忘。金融合同不可能历经各种动荡而屹立不倒，但是历史证明大多数合同都能延续，特别是分散风险的合同通常是人们保护的对象。

金融的道德范畴

在本书中，我以金融的视角讨论一些偶尔会激起人们道德辩论的问题，比如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还讨论了一些关于公平性的问题，比如社会应该如何善待老年人。读者们或许觉得以金融的视角论证这些问题非常奇怪。公众通常都把金融视为一个无道德的领域，只有自私自利和雁过拔毛的人才会选择从事金融行业。确实，多数情况下金融交易都凸显出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因为他们毫不遮掩地讨论交易双方各自所图。这些交易实际上是帮助人们保护自己的长远权益，他们提供激励机制，刺激人们更好地工作，鼓励人们进行有风险的投资，从而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获得回报。当工作完成、风险消散之后，付出工作努力的人当然要按照合同索取报酬，很多人仅看到他们索取的行为，却不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承担的风险。

金融理论确实也明确指出，金融的目的在于实现分配的公正，在此过程中不应导致经济运转滞胀，也不应产生误导性的恶性刺激因素。在不以现有经济理论为参照的前提下，我们很难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1971年出版的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分配正义论，对历史上所有哲学家关于公正的讨论都做出了全新的阐释。他最突出的贡献是重新解释了伊曼努尔·康德的“定然律令”。在我引用罗尔斯的理论进行讨论时，实际上沿用了最初提出这些理论的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的思路，在我们做出关于经济制度的道德决策过程中，他的哲学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将金融放到决策的前沿阵地中。

根据罗尔斯的理论，我们在讨论分配公正问题时应该回到“原点”，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地位还无法被判定且必然承担风险的点。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人要做出关于分配公正与否的判断时，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尚未出生的人，而且也是对未来的社会身份没有任何先决判断的人。只有这样，我们做出的判断才会绝对公平，但即便这样也不会出现天下大同的情况。在罗尔斯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公正性作为风险管理的主要原则之一，核心就在于研究如何管理我们生来就面对的以及未来在恶劣生存环境中将面对的风险。

罗尔斯毕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金融理论家，所以他对自己理论的总结放在金融的视角来看还显得过于幼稚。他提出，我们必须遵循“差异性原则”做出道德判断，而由此判断所形成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一种能将处于经济地位最底层的民众的地位最大化的制度，也就是说，在考虑所有经济激励因素和所有可能的滞后因素的前提下，让最弱势群体过上尽可能最好的日子的制度。差异性原则坚称，社会所能容忍的不平等上限是社会经济制度能够帮助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这种“最小因子最大化”（也就是尽最大努力改善最低生活状态）的解决方案根本称不上我们进行风险管理的最自然的方式。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各不相同，并非每个人都生活在最弱势的阶层当中。

我试图从罗尔斯的原点出发，以一种“窗口观景”的方式定义自己的公正原则。我问自己，在生来即与身边的人地位相等的概率几乎一样的前提下，我们生存的世界将是怎样的？在此前提下，我们必然关心身边所有人的生活状况，而非仅仅是最弱势的群体。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是站在将全世界视作同一幅画面的高度，以最宽泛的知觉体会平等和机遇，以及人生的阅历给我们带来的情感。站在这个高度，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再是一个自动归为负面的因素，而不过是整个景观中很小的一个因子。我们可以在此前提下容忍相当程度的收入不平等，而我们肯定不能容忍的是无缘由、随机且令人痛苦的不平等现象。

罗尔斯关于公正的理论对我的论述很重要，主要是因为他展示了许多哲学家关于实现社会公正的直觉判断实际上可以通过运用金融理论得以验证。我们将拓宽这个金融理论的范畴，使其更深层次地与社会结合在一起。

本书的核心

本书的第一部分界定了金融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边界，也就是应对许多个人的经济地位突然剧烈下降的风险。即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向好，这些风险仍然会长期存在。我们将看到，经济风险实际上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更大——技术手段创新本身就是个人经济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其他风险源头也在不断威胁着个人财富的增长。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技术手段的进步如何提供对未来风险管理改善的承诺。当代信息技术为改善风险管理手段提供了很多机会，而我们不过刚刚开始接触这些技术。技术进步的另一个方面是心理学研究的进步，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普通人是如何与风险管理工具互动的。

第三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共六章，每章提出并论述了一个关于新金融秩序的观点。

第四部分讨论了布局新金融秩序可用的其他工具，包括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新的计量单位以及电子货币。除此以外，我还在这个部分论述了推行新金融秩序所必须进行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第五部分分析了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险的演变历程，展示了金融的历史其实与我倡导的变革有相似的缓慢的进程。过去两个世纪中取得同样成绩的创新者们对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基础性的认知，而且也能有效利用他们同时代最先进的技术。由此得到的自然结论就是未来我们也能延续这种发展趋势。

后记部分总结性地提出了一套激进的金融创新方案，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向人们展示，如果我们的金融制度在现有基础上得到革命性推进，那么我们的生活状态也将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1]这些创新仍然不断发展，而且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举措扩大它们的影响。比如，现在的自然灾害保险能够提供的保障能力十分有限。我在本书中将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我们应该着重应对综合风险，比如经过重新定义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大型计量标准，这样的高级理念能够包含气象灾害，以及其他对人们生活水平造成影响的风险。

第1章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1950年就有一个新金融秩序

预判未来可能遇到的重大经济风险是非常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未来的风险都是人们的推测——我们直到风险爆发的前夜或许才能掌握其存在的确实证据，因此也很难说服大多数人接受为应对风险设计的新工具。相反，人们很容易看清日常生活中琐碎的风险，所以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都集中于解决这些小问题上。人们很少思考如何应对深层次的根源性风险。

相比之下，历史上出现过的重大风险都已经为人熟知。下面我们就当做一个思维上的小习题，以过去的某些风险为例进行讨论。我提出的命题是，如果1950年前后人们已经懂得运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新型金融理念，那么现在的世界将呈现怎样的状态？这个思维练习同时也能让我们验证未来进行金融创新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仅在此练习中，让我们首先假设，即便1950年的信息技术相对落后，但是这个现实并不影响人们接受激进的金融创新。其次假设1950年各国政府、商业机构和社会民众的金融知识水平都略高于当年的真实情况。最后假设忽略1950年后社会政治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变量：我们研究的核心是，在能够充分运用风险管理技术的情况下，它们能为民众带来多少好处。

这是一个在假设的平行历史线上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证明：在特定的时点之后，如果重要历史事件被改变，那么世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许多主流历史学家对平行历史线式的研究多有诟病，他们反驳的主要论点是：历史的复杂性是难以预料、难以规划的，所以任何此类研究得到的结论最多也只是推测而已。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平行历史线式的研究是一种有用的思维锻炼，它能够提醒我们关注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事件和细节，如果不做这种锻炼，这些影响因素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重塑1950年后的历史

1950年是马歇尔计划（即由美国国会通过并执行的欧洲复兴计划）风头最盛的年份，这个计划出台的目的在于帮助欧洲国家降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害，并助其重新走上发展之路。该计划从1948年执行到1951年，在此期间，美国向欧洲各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英国）共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助，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偿援助。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的慈善义举了。

从另一角度来看，尽管资助的数额巨大，但是其仅占这四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欧洲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实际上这点儿钱相比整个欧洲经济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罢了。如果以罗尔斯的理论分析，“二战”后欧洲多国民众都处在饥荒的边缘，要改善这种生活状况，130亿美元真的是杯水车薪。

马歇尔计划的本质也不是慈善。正如美国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向国会指出的那样，这份欧洲复兴计划的总支出仅相当于美国在整个“二战”期间总支出的5%，如果国会不同意多花那么一点儿钱，那么不仅美国白白参战，而且欧洲还有可能再次落入法西斯或其他不受欢迎的势力的影响之下（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确实出现过）。马歇尔计划的支持者将其称为“美国参战的完美收官”。人性天生就有一种办事不留尾巴的冲动，而马歇尔计划的推动者们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既有思维框架。如果没有把马歇尔计划定位成美国人自己本来就该完成的事，那么“二战”后美国或许会放弃千疮百孔的欧洲，任其自生自灭。所以说马歇尔计划根本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情怀，我们最多只能用其证明美国政府在面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事务时能够发挥足够的政治意愿，也有能力跨国支付巨额资金。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思维锻炼。我们设想，如果在“二战”爆发前欧洲民众及各国政府与金融机构签订了保障生计的合同，包括生计保险、宏观市场证券、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以及国际性政府间金融协议等（这些概念曾在本书引言部分有所介绍，后面还会展开阐述）。尽管读者们在这个阶段对这些概念还不太了解，但是大家可以从最基础的层面了解这些金融合同都能降低个人收入所面临的重要风险的危害程度，如果人们在1950年前就了解了这些合同，那么根本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就能签订合同。

如果“二战”前真的签订了此类合同，那么它们最终带来的赔付款项总额将远远超过马歇尔计划的资助金额。换句话说，如果“二战”前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与战争受损国签订过此类合同，那么支付赔偿的一方将根据合同条款支付更多的金额，甚至可能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由此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未受战争创伤的美国付出10%的国家收入并不会对社会造成显著影响，但是等量的资金将给受损严重的欧洲各国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至于风险管理合同能否在“二战”后得到继续执行，在这个例子中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得到马歇尔计划资助的大部分国家都应该能得到保险赔付，原因在于很多受战争伤害的国家在战争期间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其中一些国家还是美国的盟友。此外，即便是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得到了马歇尔计划的资助，这表明战争中的敌意并不一定会扼制国家之间互相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如果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二战”前签订了此类协议的话，他们“二战”后接受的资助将远远大于历史上他们真正收到的资助。

同样在“二战”之后，尽管亚洲各国也在“二战”中遭受伤害，但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向亚洲各国提供与马歇尔计划同等量级的资助。杜鲁门总统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的第四点计划（这个称呼的起源是由于这项计划原本是他在1949年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第四点）于1952~1954年得以执行，但是其提供的资助总额仅相当于马歇尔计划的6%。为什么美国如此明显地倾向于资助欧洲？或许这种决策反映了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或许反映出欧美之间的政治关系。美国当然对亚洲各国持另一种态度。

如果我们假设在战争爆发之前，亚洲各国的政府及其人民就充分了解风险分摊的原则，那么他们应当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管理自己的收入风险，由此也能合理地推断亚洲人民能在经历战争之后仍然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发展的，亚洲各国就不会在战争结束后还一直穷困潦倒。金融是不因国别而异的——这一点与外交政策完全不同，金融总是在追逐最高收益，而不会区别收益来源国。亚洲各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宏观市场证券、生计保险或其他形式的金融合同保护自己的战后利益。如果当年亚洲民众懂得运用这些风险管理手段的话，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以及后来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取得的经济奇迹都有可能被提前到50年代，有些现在才刚刚兴起的国家或许早就已经步入经济发达国家之列。或许早一代的人都已经过上更好的生活。

即便1950年前后的欧洲或亚洲国家都没有采取任何风险管理手段，战争带来的危害仍然可以在战后得到削减，方法就是战争受害国通过出售本国未来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所有权的方式筹措重建资金。因此他们就不用借贷美元，而且他们还有可能通过宏观市场证券融到更多资金——他们可以根据国民收入、职业收入或者其他形式的收入指数出售国家收入的所有权，因为这种形式的债务对买卖双方都更有好处。对美国投资者而言，如果他们对欧洲战后经济复苏持利好观点，那么他们就会相信自己贷出的资金将创造不错的收益，而这种贷款的风险完全可以由他们在其他项目上的投资来分摊。欧洲的借款人应该更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借贷，因为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欧洲复苏的进度，哪怕复苏缓慢，他们也不用着急偿还资金。如果1950年的欧洲人已经懂得运用风险管理合同，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历史上出现的快慢不均的复苏进程。

1957年，非洲国家加纳首先摆脱欧洲宗主国，实现国家独立，假设非洲国家和他们的欧洲宗主国都懂得运用经济风险管理协议，我们再设想一下非洲的历史将怎样发展。各国政府之间可以签订协议，以非洲国家获得的无法预料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交换欧洲国家无法预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尽管当时非洲国家和它们的欧洲宗主国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但如果分摊风险的理念当时能够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形成深入影响的话，他们或许会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签订此类协议。

如果欧洲各国真的在1960年前后签订了风险分摊合同，那就意味着其政府都学会了以当时还没有兴起的风险管理理念思考问题。在草拟这些国际性协议时，各国政府必须开诚布公地讨论他们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一种预期是非洲各国经济发展不及预期，那么欧洲宗主国就要按协议支付赔偿金；另一种预期是非洲各国经济发展好于预期，那么它们就要反过来向欧洲宗主国支付协议规定的赔偿金。

现实中，1960年之后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举例来讲，尼日利亚于1960年获得主权独立，其当年实际人均收入为1 054美元。将近30年之后，1998年该国的实际人均收入甚至出现了小幅下降，仅为1 025美元。当年，人们或许都会推测，这个石油储量充足的国家在实现独立之后将取得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就。1960年，尼日利亚确实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跨国保险合同所需的保金，但是他们却可以根据当时人们的预期以本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为担保签订此类合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可能都不会铁石心肠地要求如此贫穷的国家按期支付合同要求的赔偿金，而尼日利亚总是可以从这些合同中获得好处的。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如果其当年签订了此类协议，那么在日后尼日利亚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况下，他们非但不用支付一分钱的赔偿金，反而可以从宗主国那里获取不少资金支持。

如果欧洲宗主国和非洲殖民地之间真的在1960年签订了此类协议，那么现在受贫困、犯罪、种族战争和疾病困扰的非洲各国都将获得来自欧洲宗主国的金融赔偿。上百万死于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非洲人或许还能延续生命到今天。同样，如果有这些协议的支持，那些专注于研究疟疾、西尼罗河热和睡眼病的医学研究者也会有更大的动力。除此之外，这些协议还可以提高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或许也能帮助非洲各国更有效地调节高生育率和高人口增长率。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苏联成员国之间签订了此类风险管理合同，那么20世纪90年代苏联成员国中相对贫穷的国家将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高额赔付，也就自动化解了这些国家的经济难题。如果当年以协议的形式约定了赔付金额，那么这些国家现在收到的将是巨额资金，而非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慈善式的小额捐助。

如果当初苏联成员国进行跨国贷款时选择与本国国内生产总值挂钩型贷款，那么这些国家独立之后就不会陷入经济停滞不前的境地。如果它们这样做了，人们也就不会担忧1998年前后俄罗斯是否会出现无法清偿国债的情况，也就不会导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突然倒闭，或许也就不会点燃199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以同样的思路进行推导，如果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将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根据其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编制指数，那么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和2002年的巴西经济危机或许都不会演变得如此恶劣。在危机爆发时，这些国家债务的真实价值将随之下跌。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和银行家们都知道有一个安全阀在保护着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就不会通过和这些国家在金融市场上对赌的方式应对危机。

假设我们切实推广了住房权益保险，保护美国主要城市住房的市值，那么住房所有者的权益在住房价值下跌期间得到了保护，也就不会引发恐慌性抛售住房的浪潮，不会进一步推动住房价值的下跌。如此一来，我们也就不会看到住房价值的下跌引发主要城市的种族聚居变化，住房所有权的过渡会更加平稳，不会造成所谓“白人逃离”的现象。而底特律、华盛顿和费城曾经出现过的部分城区环境恶化，甚至一度成为空城的现象也就不会发生。只要城市的中心部分保持一定的活力，相关产业就会留在城区附近以为其居民服务，从而能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的活力。

假设我们已经创设了收入不平等保险，那么这种保险就可以保证经过长时间发展之后，社会居民的总体收入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运用这种保险，那么20世纪末大多数发达国家出现的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现象也就不太可能了。我们看到富人在穷人的小屋旁盖起巨型别墅，也看到很多人每天辛苦忙碌仅为了糊口的同时有一部分人驾着豪车吃喝玩乐，如果有收入不平等保险的话，这些现象也不会出现。

再假设我们真的推行了有实际意义的“跨代风险分摊型社会保障体系”，那么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的老年人就不会收到根据通胀编制福利指数而带来的横财，当然这笔钱都算在了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头上。人们现在关于“修正”社会保障体系的讨论也会转移其关注点——人们会更注重不同世代的人之间如何有效分摊风险。

假设我们在1950年已经拥有指数型会计单位（将在本书第四部分展开讨论）。我不指望读者们在这个阶段就完全理解这个概念，现在需要大家明白的是，这个工具能够将通胀指数化的理念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内，从而保护民众不受超出预期的通胀的侵害。在运用这种工具的前提下，长期债券和抵押贷款都可以有效地与指数和通胀程度挂钩。因此，1980年之前通胀压力不断积聚，以及之后通胀下行所带来的影响都可能被大幅削弱。

1950年以来，高通胀侵害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大多数拉美、中东和非洲国家都深受其害。1960~1980年，几乎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无法预见的通胀高企。如果当初签订的协议都与通胀指数挂钩，那么长期债券持有者就不会遭受财富贬值到仅剩1/10的灾难。1960年退休时按照固定额度领取养老金的人如果之后还继续生活了30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养老金的真实价值肯定下降了近2/3。如果在1960年前后通过抵押贷款购买了住房，那么这些房屋所有者就像中了大奖一样，因为他们的抵押贷款是以固定货币金额为约束的，所以多年之后他们的还款压力将大大降低。当然，他们中大奖省下来的钱最终都转变成长期债券持有者的负担，变成储蓄账户持有者利息下降的罪魁祸首，没有买房的人受伤最重。如果指数型会计单位能够实际得以使用，那么年轻的购房者也就不再处于不利地位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看到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该国的通胀情况远远低于预期，借款人承担的债务的真实价值甚至远远超出原本的预期，使得借款人难以清偿贷款，拖累了其银行体系，也导致日本全国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如果日本当初推广了指数型会计单位，那么所谓的“失去的10年”将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如果抛弃以货币计量工资，转而用更恰当的单位（也就是类似指数型会计单位）计量的话，就不会引发恶性循环，也就是说，预期工资的增长不会导致实际工资以更高的比例增长，也不会推高结构性通胀或通缩。同时，由于经济衰退期间以此方式计量的工资将自动下调，所以经济衰退不会加剧，还有可能降低失业带来的冲击，人们的信心和股市也不会遭受影响，经济衰退的各种症状给经济全局带来的连锁反应也会相应减少。

高级风险管理方案能够为世界各国提供很多进步的机会，而我们却很难衡量这个世界在这些机会的帮助下会变成什么样。我只能推测，如果社会保守程度降低，如果世界趋同的意愿减弱，如果放弃照搬别人的成绩转而进行更激动人心的风险投资，那么我们身处的世界将充满各种各样的创新，它们带来的好处我们只能靠脑袋想象了。举例来讲，如果前面的假设都成为现实，那么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早就应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科技发展中心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或许能够看到各国根据自己的地区优势发展出独特的经济专长，而其民众的工作技能也更加专业。相对孤立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或许早就已经向国外的竞争者打开大门，他们能够在高级风险管理方案的保护下，积极地与新进入的竞争者竞争，主动承担国家核心工业受冲击、民众可能失业等风险。通过全世界人们更具主动性，形式更多样的创新，我们的生活水平或许将迈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以上的讨论仅仅是我引导大家做的一个思维上的锻炼，仅此而已。 就算我们真的采用了大众化金融体系下的诸多工具，也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20世纪下半叶，冷战、装备竞赛、意识形态、武装冲突以及政治腐败等仍有可能使我们在此章节中设想的经济成果付诸东流。无论如何，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当的风险管理基础架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严重问题的冲击力。

现实状况：1950年缺乏信息技术手段

以1950年的现实情况而言，即便出现了上述讨论过的各种国家间风险管理合同和交易风险的宏观市场，人们还是无法对其进行可靠的利用，也无法对冲国民收入风险，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信息技术手段较为原始。当时，人们还没有找到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固定公式，而且这两个概念的定义都还比较模糊。直到1941年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为英国政府提供了一套会计模型之后，英国政府才开始发布国民收入统计数据。美国也是1942年之后才开始发布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统计数据。即便到了1950年，这两个概念仍未得到清晰的界定。斯通于1961年出版了专著《投入产出与国民账户》（Input-Output and National Accounts）。直到此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发布国民收入的相关数据，而且他们搜集的数据可信度太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毫无意义。

以当时的技术手段而言，人们也无法建立交易单一家庭住房的宏观市场，因为没有一个指数能够反映存量单一家庭住房的现实价格。到1950年，有经济学家根据报纸上刊登的住房出售报价编制过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指数，但是这个指数的编制不是持续的，他们只能根据历史数据一次又一次地单独编写。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美房地产经纪商协会才开始发布某些城市的住房中介报价，但是他们的数据杂乱无章，根本无法在其基础上达成任何形式的风险管理合同。全美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发布的数据受到住房出售变动的影响，从编制之初就经常异动，直到现在也是这样。1991年，我和卡尔·凯斯以及阿兰·韦斯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司，其功能就是发布持续编制的、可靠的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指数。

由于1950年的计算机技术还不成熟，所以很多新发明的执行过程也受到影响。我们可能还无法使用计算机，反而用纸和笔、纸和打字机或者纸和印刷机，在这些工具的局限下，指数的计算工作是缓慢而成本高昂的，更不用说持续发布指数的工作了。而指数一旦发布将很难修改，不像现在用计算机程序很容易就能对发布的指数进行修改。

收入状况相关信息的缺失也会使上述的一些理念很难实现，甚至有些理念是完全不可能贯彻的。我们提倡的生计保险、宏观市场证券、国家间风险管理协议、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都建立在对国民收入的详尽指数分析的基础上，没有相关收入信息，以上任何一种创新都是空谈。由于缺乏个人富裕程度的详细信息，我们也难以有效开发不平等保险或者跨代风险分摊社会保障体系，至少开发的进程将受到严重阻碍。

应对金融风险迫在眉睫

从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能够在1950年以前创设并执行恰当的风险管理合同的话，那么自此爆发的很多危机都能得到良好的处理。目前，我们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利用这些技术预防危机的重演。

如果读者们头脑里还有刚刚提及的各类风险的话，那么大家也一定明白，未来50年的发展道路上势必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没有证据表明未来危机的破坏程度会小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危机。实际上，考虑到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发展的迅捷程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的变革将不是匀速的，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风险因素可能更多，一部分人可能由于无法预见的负面冲击而致贫，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变得出人意料的富有。

风险管理合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也就是合同的确认和签订必须发生在危机爆发之前，即人们还没有形成应对危机的紧迫感之前就得落实。举例来讲，一个自然人必须在出现第一次重大疾病之前购买人寿保险，我们也必须在看到房子着火之前购买火灾保险。由于经济风险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化的，所以民众很难形成对危机到来的紧迫感，也就不会主动采取措施管理风险。

人类管理突发性灾害的风险的历史已经很长了。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就出现了火灾保险，之后不久就出现了人寿保险。但是对于逐步显现的经济风险而言，由于缺少危机临近的紧迫感，所以相应的风险管理手段还是比较欠缺。

针对本书后面章节中将要讨论的新型技术手段而言，我们还是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实际的推行时间表。首要的步骤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或者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推出这些新技术的试验品，由此验证其可行性，同时也是向公众说明其能够作为一个切实的备选方案。未来无论出现何种形式的小规模危机，我们都能从试验品那里吸取经验，然后在试验品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并逐步扩大其使用范围。最终，所有人头脑中都会对这些金融创新形成一定的认识，并把它们视作预防损失的最直接方式。对所有新技术都是一样，一旦其功能被社会认可，那么其扩大化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

第2章

经济风险就在我们身边

就算我们长篇累牍地讨论风险和金融的关系，我们所面对的重大经济风险仍然是隐性的，就如同根本不曾存在一样。对于个人职业发展风险、下一代的成长风险、邻里社区的风险、本地产业的风险或者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风险，普通人都不会有充分的认识。自然人只会对自己或自己的家庭面临的风险有一定认识，但也仅停留在间歇性和不完整的层面。他们不会理解风险的本质，也不会了解风险的覆盖范围。

要想控制长期经济风险，我们首先必须对其含义形成基本认识。在本章中，我将列举普通人所面临的经济风险的种类，描述其复杂性，并分析为什么说这些风险都是隐性的。我将在第一部分的其他章节进一步细化这些分析。

生活状况的可变性

商界和政界的公众人物通常都会描绘一个给“全民”提供最好生活环境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而且其福利不仅限于处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线上的人享有。约翰·F·肯尼迪总统曾经说：“潮水涨，则众船皆涨。”不幸的是，我们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总统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不同自然人的生活状况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人人生不同阶段的生活水平也不一样。这也是个人收入水平可变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在自由市场中，人们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薪酬的水平最终由其对生存过程的总体贡献度决定。因此，他们通过个人努力换取薪酬的水平从根源上与社会生产所运用的技术变革紧密相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所以单个自然人承担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标准经济理论认为，劳动者的收入相当于他们创造的“边际产值”，也就是说用其雇主的总产值减其他所有雇员创造的产值，剩下的就是这位劳动者的边际产值。标准经济理论还指出，雇主一方面承受产品销售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承受在劳动力市场上雇用劳动者的成本限制，只会向雇员支付与其边际产值相等的薪酬，数额不会偏差多少。标准经济理论还说，只有能劳动的雇员才会得到薪酬，其所得额正好等于其在他人已贡献总值基础上添加的边际价值。雇员薪酬肯定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工会集体涨薪的要求，但是作为一种大约数的概念，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最方便的定义就是将劳动者的收入等同于其个人的边际产值。[2]

一个自然人对相对较大的企业的贡献能力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其与其他所有人互动合作的能力，二是其与其他促进生产的因素互动的能力，三是其使用现有生产技术的能力。这种互动的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且比较复杂，因为价值源头的本质就是复杂的。技术总是不断革新，使用技术的方式也随之变化，其他促进生产的因素的价格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经济理论指出，决定人们生计的因子是飘忽不定的，很可能随时被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件改变，甚至改变后很久我们都不一定能理解。

作为自然人，如果不参与企业的生产，如果不与他人合作，那么几乎无法创造任何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一家企业通常需要雇用许多不同的人获得其生产必需的技能，同时也需要具备机械、设备、车间、原材料和其他生产所需的基础材料。创立一家新企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原始投资人有充足的耐心看着企业逐步向着盈利的方向发展。在没有其他基础材料的前提下，一家由个人经营的企业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存活下来。

原则上讲，任何一个有适当天赋的人都能够对其他生产因素做出自己的评估，也能据此向银行贷款，或者从资本市场上融资，还能聚拢别人为自己工作，但是只有那些具备过人的天赋、精力和职业道德的人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获取收入的方式就是以雇员的身份加入已在运转中的企业的生产活动。

人们面临的两难境地（自己除非与人合作，否则所付出的劳动没有价值，以及自己的收入受制于能够获取其他生产资料的人）就是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共产主义”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克思的结论，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应该由劳动者共同所有。在共产主义体制下，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与个人对企业的贡献程度不再紧密相关。但受到人性本源的道德问题和其他负面激励因素的困扰，马克思的理论在现实运用中遇到了极大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仍然需要在自由市场中通过向既有的企业出卖劳动力的方式换取薪酬。因此，马克思曾一度解决的困境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

为什么个人经济风险很少被提起

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适应在某些场合谈论个人婚姻状况以及两性相关问题，而在公众场合人们对此类言论还是相当避讳的。由于缺乏这些方面的沟通，人们几乎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从而也对自己面临的风险形成了幼稚的想法。每个人或每对伴侣都在猜想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偶尔才发生的，是不是只发生在自己身上，从而所有的损害都由自己独立承担。个人面临的长期经济风险与这种隐私性问题基本类似，只不过人们避讳经济问题是出于别的顾虑。

由于我们缺乏对最重要的长期风险的公开讨论，所以任何人都很难独自形成对自身及别人的经济风险的适当评估，由于个人的经济优势和劣势与社会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社会经济本身又是一个纷繁复杂且时刻处于变化中的体系，所以要形成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可谓难上加难。我们在认知风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能从心理上导致我们不愿面对这些风险，反而在一些模棱两可的小危机出现时反应过度，真的是丢了西瓜捡芝麻。长期风险得不到充分的讨论，最终受害的是大众。任何自然人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处理自己面对的风险，几乎不能依赖于外力。

对我而言，人们缺乏对主要风险的日常讨论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讨论这种风险意味着进行特别抽象的对话，其主题不值得新闻报道，而且结构复杂，充满各种理论推测。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经常讨论那些生动的风险，也就是能在报纸上看到的各种灾害，而不会讨论那些经历很长时间才会逐渐对我们的生计产生影响的复杂因素。个人生活水平的变化是在较长时期内逐渐发生的，而且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充满不确定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这些因素难以捉摸，除非是放在经济学论坛上进行理论研讨，否则真的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讨论。

除了前文说的这些个人原因外，大多数公众人物都极力避免发表任何与长期经济风险相关的评论。商业领袖发表公开演讲时都不会把严重的经济风险作为要点讲述，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他们在推销某种与此风险相关的保险产品。在商业界，把注意力放在研讨有可能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的风险上都是一种为人不屑的行为——这些研讨的时间还不如拿来研究那些传递正能量的事情。同样，政治家们也极少触及未来潜在的经济风险这个话题，因为政治家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差的政治话题，他们宁愿为所有人预测光明的前景。

当政府领导人谈论民众面对的风险时，其讲话的核心总是应对风险的方案，也就是他们大笔一挥可以立刻执行、执行之后可以立刻带来巨大效益的方案。但到底有多少这种大笔一挥而促就的方案真正经得起推敲呢？通常情况下，如果这种方案是对长期以来已经执行的风险管理政策的延续，那么它们就能站得住脚。但是要向民众说明这些方案的合理性，政治家们就必须公开地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进行解释，而这往往正是他们极力避免的。

当某位总统或某位州长签字颁行新的救助法案时——无论法案的救助对象是老年人、农民或者其他任何人，他们讲话的语气都仿佛在说自己是上天派来的赠予者，他们极少向民众解释救助法案的资金来源，其实这些钱都来自国内其他民众，都是他们已缴的税款。政治家们实际上是玩了一场零和博弈，也就是把一个社会群体的钱交到另一个社会群体手中，这并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效应。尽管从政府预算支出的角度，这种民众收入的转移实际是零和效果，但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其作用并不是零和，前提是被转出收入的群体当前并不受困，而得到收入的群体确实是因不可预见的风险而遭受损失的人。只要政府能够一贯坚持良好的风险管理政策，也就是能够通过有效的政府行为为社会各方面提供保险政策，那么从提供民众福利的角度来看，这种大笔一挥促就的方案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好处。

但是人们很少以这种视角总结与社会政策相关的辩论。政治家们通常都不触及自己行为的风险管理缘由，他们倾向于强调人们从政府大方的举措中获得了利益，同时也故意忽视因该举措而受损的群体。政治家们之所以敢于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民众对自身面对的风险没有清晰的认识，对公共风险和个人风险的区分没有概念，对政府同时负有保障福利和管理风险的责任并不知情，而且民众不会形成对公共、自身和家庭风险管理的全局观念。

假设政治家们认为目前的风险管理原则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且他们打算向民众推出一项能够帮助所有受困群体的计划、一种能够把“你”身处的社会群体也涵盖在内的计划，那意味着政治家们首先要向你说明，你身处的社会群体确实面临风险，而政府有计划能应对风险，其次他们还要说明应对风险是政府的职责，而不是个人的负担。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以及对风险管理原则的接纳程度往往过低，导致政治家们也无法从这些角度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

愚蠢的行为：用放弃机会规避风险

尽管人们极少讨论长期经济风险，但是人们总会出于本能地关注“自己的”风险，包括自己的工作、职业、居住社区等，而且人们会通过个人行为以高昂的成本分摊眼下能看得见的风险。我们的经济风险很大程度上隐而不现，主要原因是人们本能地规避那些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的行为，所以规避风险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转变成自动放弃机会的问题。如果民众仅能靠自己的力量应对那些理解还不深刻的人生经济风险，他们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勉强应付，而这些勉强的措施往往都是比较保守的。这种放弃机会的做法确实能够降低危机爆发的概率，但是其隐性成本就是错失很多发展机会。风险的恶果确实被掩埋了，但是整个社会所能取得的成就也会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教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规避风险的本能会促使大学生选择“最安全”的专业，而不选择那些有可能通过非常规（但可能极具风险）的方式深度开发自身天赋的专业。学生们更倾向于学习商学和法学，而不选择理论物理学或音乐学，因为后者不太容易成为多面手，因此更具风险。即便是商学院或法学院的学生也会选择更安全的细分专业，尽量避免过于专业的学科，以防毕业时找不到一个适合就业的成熟市场。学生们还可能有意避免进入专注于单一国家或特定科技领域的学科，他们不会考虑这些专业有可能在未来帮助他们进入收入丰厚的领域，也不会考虑这些学科会给社会全局带来怎样的好处。实际上，由于学生们对此类学科的需求过小，以至于大多数大学都很少开设这些专业。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学生们能有更好的手段管理自己的生计，那么我们的大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高等教育，也影响着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的专业或学徒项目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道路，但是这种职业的收入状况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才会逐步明朗。由于学生们缺乏有效的手段对这种风险投保，所以他们本能地选择一些风险程度较低的专业，就算其收入前景不太好也无所谓。

由于缺乏处置人生全程风险的手段，人们在已经行进到半途的职业道路上也可能放弃一些晋升的机会。在既有职业道路上获得晋升意味着一个人要获得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通常都是一些关于特定商业环境的知识或者特定发展趋势的认识，但是这些趋势完全有可能在未来被彻底逆转。获取这些特定的知识通常能让人们的事业突飞猛进，但也并非全无风险。一旦这些专业知识在未来变得无关紧要，那么这个人的职业道路也就前途未卜了。

规避风险的行为也有可能造成人们选择并不尽如人意的工作和居住地。人们选择任何地点都会潜藏一定的风险，而现在的人们是无法针对这种风险有效投保的，人们可能选择在工作机会较多的大城市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而远离城市的乡村或城镇通常被忽略，因为后者所提供的职业选择要求个人具备特定领域的知识。因此，我们对大城市及其城市延展区的依赖程度就变得比预想中高。我们也会更倾向于购买标准建筑模式的住房，因为选择根据创新模式建筑的住房将承担很大的风险，一旦这种创新模式不为大众接受，那么以后将很难将住房转让出售，甚至无法形成一个接纳此类住房的有效市场。房地产开发商就是掌握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所以他们新建的都是遵循常规的房屋和豪宅，而不会建设具有创新设计的房屋。

规避风险的行为同样会对城市、区域乃至国家政府产生影响。新的经济发展举措往往伴生着各类不可预知的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各级政府通常都倾向于按常规出牌。有时，为了把自己辖下的区域塑造成某种新生技术的孵化中心，他们不惜花大力气照搬其他已经取得成绩的区域的做法。

规避风险的行为最终会导致我们的社会变得千篇一律、死气沉沉，而且缺乏冒险精神。人们确实应该规避重大风险，也就是社会系统性风险，而不是那些无法被保险的风险，因为这些风险是可以分摊到许多其他社会成员身上的，因此其冲击力也会被钝化。但人们还是倾向于一起规避两类风险，由此导致社会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创新能力。

以上所讨论的现象的最终结果就是很多人看上去都处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但是社会所能取得的成就的平均值成为这个过程中最大的牺牲品。除此之外，人们能从工作、住房和社区获得的精神收获也大打折扣。

低估经济风险似乎是人类的本能

按照媒体宣传的说法，大多数人都认为中产阶级（也就是占据社会人口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人）在经济方面都比较安稳。但我要指出，即便在多数发达国家，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误解，造成误解的原因就是人们无法准确预测个人的经济状况未来会不会恶化。

在经济观念上随波逐流的人通常在经济危机来临前夕才有所警觉，他们也经常把个人经济的崩溃归咎于个人行为的缺陷。一些文学家尝试通过自己的小说将贫苦阶层的困难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就包括维克多·雨果于1862年出版的《悲惨世界》和乔治·奥威尔于1933年出版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也有作家尝试通过社会评论型的文学作品达到同样的目的，其中就包括乔治·西蒙斯于1889年推出的《穷人之生活》和迈克尔·哈灵顿于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美国》。这些图书的出版都促使其同时代的社会政策得到改善，也使得发达国家的贫困现象有所缓解，但最终它们都没能对公众的认知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仍然有很强的随机性，也由此可能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伤害，并且这种风险仅受害者可见，其他人仍然对其毫无察觉。

芭芭拉·埃伦赖希原本是一名记者，她主动放弃了这个比较优越的工作，转而走访在美国各地，体验收入相对较低的工作，由此收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人生体会。她从事了多种不需要较高技能的工作，包括餐厅服务员、保洁员、养老院护工和沃尔玛超市收银员，这些工作的薪酬水平差不多都是每小时六七美元，这已经高出国家规定的最低薪酬标准了。考虑到她没有孩子、身体健康，她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应该基本没什么顾虑了。但完全相反，她发现如果以上述任何一种工作的全职工资计算，那么她就得露宿街头，就算那些在环境恶劣社区里的、设施极其简陋的、专供流动人员居住的宿舍，她都住不起。她还发现，如果同时从事以上两种工作，那么一天下来肯定累得精疲力竭，这也使得她无比赞叹那些年复一年过着这种生活的人的勇气。2001年，她将自己的经历撰写出版，书名是《一分一毫：在美国勉强度日》［Nickel and Dimed：On（Not）Getting by in America］。

上述例子讲的还是美国这个世界最富裕国家的工作者的生活境况，更不用说那些失业者的状况了。根据美国劳工部提供的数据，2000年，美国劳动人口中年龄在35~64岁之间的群体中有24.5%的人年收入不足15 000美元（如果按照全年2 000个工作小时计算，他们每小时的工作收入不足7.5美元，或者说仅相当于埃伦赖希所找到的低收入工作的上限薪酬）。2000年，全美年龄在35~64岁之间的人口有近一半（48.3%）的年收入不足30 000美元，可以说这些人还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过上尚可的生活，任何一个处在这一标准以下的人都能证实我的这个推断。

埃伦赖希亲身体验了这些真实的故事，她质疑为什么“从没有人把这些故事收集起来，完全可以以它们为依据宣布全国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同时令她感到震撼的事实还有，她的悲惨遭遇只有自己能看到，别人似乎都视而不见。当她在从事这些低收入工作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她的不幸境遇表示同情，甚至在她口渴时没有任何人给她一杯水喝。（她工作中遇到几个老板，他们甚至想严格限制员工喝水和上厕所的时间，并且他们的行为也表明了这些人对她的境遇完全不关心。）许多从事此类低收入工作的人都强迫自己每天带着笑脸去工作，也压抑自己不敢宣泄真实的感受。

那些经济地位突然出现剧烈下滑的人也必然有和埃伦赖希同样的感受，但是这样的人通常也不会指望别人对他们报以同情，通常他们会尝试掩盖自己的艰难境遇。凯瑟琳·纽曼出版过一本名为“失宠”（Falling from Grace）的专著，主要研究的就是社会地位下降的人群面临的问题，她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突然失去中产阶级身份的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如何隐瞒这些事实。她写道：

一个已经失去地位但其户主曾担任管理职位的家庭会拼尽全力维护自己的颜面，哪怕全家人吃最差的食品，也要保证孩子去学校时能穿上体面的衣服。他们珍视作为家庭归属感核心标志的资产，比如家庭的住房，全家人都会做出巨大的牺牲以求保全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财产。

与单一家庭一样，发达国家的人们都会采取严格的措施控制移民入境的速度，他们也对发展中国家最贫穷阶层的民众苦难视而不见。即便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选择与其他有同等成就的人聚居在一起。他们安居在有防护网的社区里，出门就有高速路能够迅速穿越穷人聚居区，现在的人进行社会管控的手段越来越精明，而我们也能越来越容易地通过这些手段将自己孤立起来。身处中产甚至高收入阶层的人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在这里生活可以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视而不见，最多也只是在新闻报道的画面里看到只言片语罢了。即便有新闻报道，由于其已经被框定在人为的媒介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些事件不像真实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观察穷人的生活就像从飞机的窗口俯瞰大地。当身居高位时，我们毫无恐惧感，地面上那些小如蝼蚁的民众看上去都不像真实存在的。我们轻易就忘了普通民众的境遇，我们也会以同等的速度忘记（或者直接忽略）所有人都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

已经取得较高经济地位的人总会认为，取得的成果就证明了个人的价值，因此也就没有任何风险会威胁自己的收入。乔治·卡托纳是著名的经济心理学家，他在1975年出版了著名的《经济心理学》（Psychology of Economics），在写书的准备阶段，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访谈阶段询问受访者，他们的收入状况在过去5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为当时正处于高通胀时期，所以受访者中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大幅增长。而当他问受访者收入增长原因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提到通货膨胀。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受访者都将收入增长归功于自己的工作质量较高、职业发展有远见，并且舍得为工作付出巨大努力等。

低估经济体系的风险似乎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就像我们经常忽视机遇在个人成功道路上的地位一样。我们通常都幻想自己生存在一个完全公正的世界里，人们总能得到与自己的贡献完全匹配的回报。有时，当风险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会对其产生一定的警觉，但我们还是不能理解这些风险的共同特征。

依靠家庭分摊风险

尽管民众对经济风险的认知普遍存在严重缺陷，但是有时人们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清晰地看到风险的存在，并且有时家庭成员都能清晰地体会到大家必须为整个家庭的利益着想而分摊风险。

芭芭拉·埃伦赖希试图仅凭个人收入过上美好的单身生活，但是她注意到自己的工友几乎都不是独自生活。实际上，大多数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几乎都会通过与家庭保持联系的方式给自己面临的经济风险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险。家庭成员会出于本能相互保护。如果家庭中有一位成员无法获得有效收入，那么肯定就由其他成员弥补其中的亏空。以家庭联系作为保险机制实际上是人类掌握的最古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且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成为社会固有机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当我们考虑推行新的风险管理机制时，必须优先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在关于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弥合不平等差距的讨论中，人们经常忽视家庭关系这个因素。美国于1996年颁行的福利改革法案强制要求，居民一生中最多只能有五年的时间接受现金形式的社会救助。这项法案也被称为“祖母税”。单亲母亲如果失去社会救助福利，那么她们该怎么办？其中大多数单亲母亲都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孩子就必须交给祖母照料，同时为了补贴家用，就会有租客搬到家里和祖母一起生活。

以家庭成员作为相互保障的方式存在一个较大的隐患，也就是说家庭本身也是一个极小的社会单位，规模太小，也不是一贯靠得住。家庭成员有可能死亡、迁移或者纯粹对其他家人没有责任心。即便这些问题从未发生，由于家庭成员的居住地或职业性质近似，也有可能出现所有家庭成员的经济状况同时恶化的情况。而且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破裂，这将使家庭内部形成压抑的气氛，有时甚至形成破坏性的关系。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有半数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家庭的经济功能可以帮助家庭成员紧密团结，很多情况下能够促使人们共渡难关，而非一定要走向离婚。当然，也有些过度依赖家庭经济地位的情况，使得婚姻中的一方即使相当不幸福也只能忍气吞声。

尽管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是家庭仍然可能是居民个人分散风险的最主要工具。在开发风险管理新手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家庭的功能，创新都要围绕家庭展开，创新的目的也就是提升家庭的功能并使其常规化。

收入再分配：如何做得更有效

我们的社会、城市、国家以及我们的教堂和慈善组织都和家庭一样，在缓解经济风险的冲击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我们现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肯定会不断产生经济风险，我们之所以不会承受此类风险的完整的冲击，就是由于上述机构为经济状况恶化的民众提供了帮助。

有些评论家认为我们的社会收入再分配是无效的，也就是说没能及时将富人的过量收入重新分给穷人。尽管评论家们承认现行的累进制向高收入者征收重税，并且将所得税款重新分配给穷人，但是他们发现，富人能够聘请税务专家为其寻找避税的政策漏洞，甚至还能雇用游说者在现行制度中制造更多漏洞。除此之外，这些评论家还注意到，所谓紧急救助和社会福利项目都是撑门面的行为，都是极短期的行为，在真正帮助穷人方面根本起不到多少作用。以美国为例，失业救助金的领取上限是26周，而且像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人一生能领取现金救助的总上限是5年。最有问题的是，社会福利救助的对象是已经失业并陷入困顿的人，而有工作的人就算工资再低也不能接受救助。

实际上，社会总体的收入再分配行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也是我们没有看到更多民众陷入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美国的富人一直在钻税法的空子，但是收入越高确实赋税越多。在美国这种切实执行累进制的国家，收入越高的人纳税额占个人收入的比例越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998年的研究，双亲健在、子女小于18岁、家庭现金总收入低于10 000美元的家庭年度赋税比例为–17%。其他形式的税收、社会救助计划以及对企业营业税的征收都用来缓解这种赋税率对国家财政的冲击，但是这些家庭对联邦政府的总体税收贡献率仍然是负数。相比之下，同样的家庭状况但年收入超过200 000美元的家庭每年向联邦个人所得税贡献的税率平均值为22.9%，此项个人所得税加上其他形式的联邦税收导致这样的家庭调整后的毛收入中有近1/3要上缴国库。

无论高收入者赋税的比例是否更高，单以货币单位计算，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高收入者支付的税款金额确实更高。政府从高收入者手中征收税款，这使得为相对较贫穷的居民设立的福利计划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而且穷人不用为此支付任何成本。累进制造成的影响和政府服务带来的影响共同为低收入人群带来福利，就算税制不如美国激进的国家也是如此。以瑞典为例，其并不像美国这样长期一贯地执行激进的税收政策，但是由于其整体税率较高，而且公务员服务的水平较高，所以其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平等。

进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全社会居民提供基础服务的程度，包括医疗保健、执法力度以及新建道路和公园等。其中最值得强调的就是教育服务，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向儿童提供免费的公立学校教育。为未满18岁的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是一项需要巨额投入的社会工程，但其意义深远，能够帮助我们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这种免费教育项目在一个人刚刚开始真正意义的人生时向他们提供了最急需的服务，除此以外，学校教育不仅仅是课堂教育，还是儿童的庇护所——一种特殊的社区，学校组织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为各种派对和俱乐部提供方便，并且让孩子们逐渐懂得如何与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处。由于孩子们在各方面的需求都由学校来满足，家长们也就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许多国家还推行了慈善捐助税收减免制度，鼓励民众为慈善事业捐款。这种税收减免制度实际上是政府以隐性手段向慈善事业提供捐助，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是捐赠者个人的资金。政府对慈善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宗教组织免征税款，这也有助于此类机构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的服务。

从历史上看，这种收入再分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我们考虑推出管理个人风险的新举措时，也要把其既有的功能考虑在内。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现有的再分配体系当作理所应当的存在。我们不能肯定未来的社会还会像现在一样，持续进行同等水平的收入再分配。经济状况的变化、政治氛围的变化和对他人所负责任的定义的变化都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此类支持的决定，他们未来所付出的努力或许还不及过去，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幸运的20世纪

我们通常会把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的趋势当作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也会以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在论证问题时能拿出一个世纪的数据做证据，那么听众肯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会觉得这些数据足以证明所有观点。但回顾人类历史，一个世纪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有的世纪里发展势头不错，有的世纪则是一团乱麻。

自1900年以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翻了两番。即便是发展速度很慢的印度，也在20世纪实现了实际收入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也从1950年以后显现发展的势头。大多数国家的增长总量都非常可观，增长模式也都大同小异，这使得某些人开始预测这种发展趋势将一直延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日子将过得越来越好。

这种观点植根于我们对发展的信心，以及对新发明、新流程和新方法的信心。或许有人不相信这种趋势可能出现逆转。但如果仅把这种保险建立在对新技术或者对历史趋势的信心上，就无异于犯下了天真的错误。

我们不能忘记，尽管我们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这个发展的过程还是时不时被特殊事件打断。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于2002年在哈佛大学发表就职演说，在分析完当今世界各国的敌意和发展宏图之后，他总结说：“我们现在要提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又回到了1914年的夏天？”尽管未来是否出现重大干扰性事件是难以预测的，但其出现的概率却是极高的。

我们需要质疑的另一个问题与科技发展相关，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20世纪取得了科技方面的重大进步，但是这种发展势头能否持续下去？其发展成果又能否惠及世界所有民众？美国科技促进会主席彼得·雷文在其2002年的就职演讲中指出：“我们身处的星球原本是一个遵循自然法则的地方，但是这个现实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破坏殆尽，现在主宰地球的是人类，我们只不过是这个星球上1 000多万物种中的一种，但是我们消耗、浪费或者分散了这个星球上近45%的生物产值，也占据了近50%的可循环淡水资源。地球生态系统发生的变化已经让我们看不到其本来面目了，我们也无法再预测未来。”

仅从1900年之后多国总体收入增长的事实来看，20世纪确实是一个幸运的百年，但是我们不敢保证21世纪还会延续这样的趋势。在某些世纪里，某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提升，而在其他世纪里，生活水平也会下降。20世纪中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保证未来这种趋势会延续下去，也无法保证未来的发展速度会和20世纪一样。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未来充满未知。如果我们还有别的幻想，那只能说我们过于自满了。

不正视风险，就会面临风险

在本章中，我们了解到基本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有能力创造许多令人惊讶的高风险产值。这套体系并不会自动使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当一个人失去生产力时，资本主义体系将毫不留情地将其抛弃。

当然，出于众多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体系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思考，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中不同的人面临的风险。我们很难理解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面临的不同风险，也很难弄懂那些限制了风险上限的既有机制，这些机制自身可能还存在各种不足，也可能引发人们并不期望的后果。但是这种思考是值得的，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进一步讨论。

如果不思考长期风险的影响，我们日复一日地过日子就会觉得自己百毒不侵，只有当风险爆发时才会有所警觉。我们或许都在教堂中听别人念过《旧约·传道书》中关于时间和机遇的教诲。在这个反思的年代，身边围绕着富人和穷人共同组成的群体，认识的人当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们或许会意识到“自己本不过是上帝创设的宇宙中极不起眼的微粒”，但是这种意识通常不会存留很长时间。

思考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摒弃人生天定的观念，因为这种错误观念使我们面对风险时变得麻木，使我们无法认清应该推行何种政策、应该追求何种社会，使我们对别人遭受的不幸视而不见。只有摒弃这种观念，我们才能真正采取行动处置风险，并保证行动的及时性。只有摒弃这种观念，我们才能设计出将风险分散到全社会成员的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鼓励人们主动承担更多风险，另一方面为他们的行为提供更高程度的保障。

我们必须以系统性的方法应对风险。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当代社会制度，让我们在其保护下主动采取措施处置风险——这些制度也将成为新金融秩序的奠基石。

[2]经济学理论确实能够给出几个理由，说明劳动者的收入为什么不等于边际产值。工会可以施加垄断性影响，已经在内部的人（工会成员）可能强迫雇主提高工资，从而使企业利润降低，所以即便边际产值超过劳动者的收入，企业也不会再雇用外部的人。雇主也可以施加独家主顾的影响，使得劳动者的收入低于边际产值。有效工资理论还指出，企业不仅要考虑工人边际产值的直接影响，还要考虑收入高低对员工士气和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这一点上也反映出，社会通行做法和大众共同的预期也会导致收入与边际产值的偏离。雇员对自身地位的认知以及对自己所享有的待遇的认知也会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些企业无法控制的影响力，导致收入与边际产值偏离。而且某些特定行业的收入情况也有可能受到投机泡沫的影响，就像股票市场一样。目前美国社会正在激烈地争论企业高管是否应该得到如此高额的薪酬，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就能看到，造成现有高薪酬局面的部分原因就是人们过于高估这些超级新星所能取得的成就。无论收入与边际产值偏离的原因如何，它们都无法使人感到收入是无风险的。

第3章

科技越进步，风险越小？

如果我提出社会的经济前景无论向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发展都与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那么我相信那些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漂亮50”泡沫和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成年人都会认同我的判断。实际上，科技对经济的重要影响远不止这些股市泡沫所展现的程度。由于当代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和科技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在讨论未来经济发展前景时无论其方向如何，都必须把科技进步带来的新风险考虑在内。

为了确保和推动经济朝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努力提升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影响，同时需要采取措施降低新科技的“报复性（下行）效应”。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弄清楚新科技到底带来哪些新风险，以及这些新风险对经济前景的影响，由此我们才可能通过金融创新分散或控制风险。民众错误地认为新科技不会造成经济风险，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风险确实存在。

对新科技带来的新风险表现出显著担忧的人通常被称作“鲁德分子”。历史上的鲁德分子实际上是19世纪一场工人运动的成员，之所以将其冠以这个名字，主要是当时的领头人叫金·鲁德，而这场工人运动爆发的年代正是机械生产开始大规模取代人工生产的年代。1811~1816年，这群工人在英国掀起了一场打砸机械设备的运动，目的就是遏制技术的进步。可以说鲁德分子是一群被误导的人，损毁机械设备也只不过是徒劳罢了。但毋庸置疑的是，鲁德分子都是陷入经济困境的人，他们认为造成自己苦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新机械的出现，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错。比如，手织机纺织工人就被蒸汽织机所取代，而失业的工人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大萧条”时期，人们更加坚定地相信科技会对普通人造成伤害。当时美国境内有近1/4的适龄劳动人口失业，人们认为正是技术进步导致了大规模失业。美国物理联合会担心这种社会思潮会对科学研究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他们于1933年发动了一场批驳这种思潮的公关活动，期间聘请了许多知名科学家代言，其中包括奥维尔·莱特、查尔斯·林德伯格、阿梅莉亚·埃尔哈特和亨利·福特，这些权威人士的故事成功击碎了科技导致失业的错误理念。科学家们宣讲“大萧条”的成因并非科技进步，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们也从来没有提出实证向民众说明，从原则上讲，科技进步是不会给大多数人造成严重危害的。

人们错误地排斥了新技术带来新风险这个观点，原因有三：一是这个观点与“劳动合成谬误”理论有关，二是人们倾向于将新科技带来的风险简单地描述为劳动者失业，三是将科技进步带来的风险描述为在现有程度上造成更严重的失业。宣扬“劳动合成谬误”的人认为，一个社会中的工作职位数量是恒定的，如果机械取代了一个人的工作，那么这个人就永久失业了。这个观点的明显谬误之处在于：大多数失业者都能再次找到工作，甚至找到比此前更好的工作。但是，机械大规模投入使用之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将大幅下降，这一风险确实存在。如果一个人正好在大规模的关键技术投入使用时期失业，那么他面对的风险就是再寻找新工作时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薪酬。[3]

就算我们不完全站在对立面讨论这个问题，科技进步肯定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科技发展的四个方面正向当今社会注入重大风险。第一个是中控技术的不断完善。在未来几十年内，中控技术将逐步达到完美的境界，完全自动化的生产将取代许多种类的手工劳动。第二个是新科技造成的“胜者为王”的错觉将被放大。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最聪明的一群人能通过各种手段将仅比自己落后一步的人排挤出去，并且能够垄断利润和收入水平，这种看法经过网络传播和数字化重复，将在民众当中形成夸大化的影响力。第三个是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经济壁垒的弱化使得企业可以在低收入国家聘请具有同样能力的人取代本国高收入的雇员。第四个是新科技导致军事战略变得不稳定。如果爆发战争或出现严重的恐怖主义事件，那么其危害的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福利，还将影响每个人的经济福利。

机器会让我们失业？

中控技术就是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进行生产的技术，与人脑的控制能力类似，最近50年，这项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过去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中控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这项技术在经济方面的用武之地还较为有限。但现在人们在这个领域积累起来的知识正逐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如果未来几十年内这项技术的发展还是延续现在这样几何级数的增长，那么它肯定会在未来某个时点掀起一场革命，许多现在人工完成的工作都将被机械取代，世界经济格局必然重新洗牌。

1947年是计算机和原子弹的诞生之年，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其专著《控制论》（Cybernetics）中就描绘了“超高运算速度的计算机”和使用这种计算机能够制造出来的设备：

早在人们听说原子弹和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前，我就意识到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已向我们迫近，无论是好是坏，此次变革的力度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美国的建筑工人哪怕接受的工资再低，也无法与受蒸汽驱动的挖掘机展开竞争。当代的工业革命也同样会使人脑贬值，至少那些人脑每天都做出的简单决策和常规动作都会被机械取代。当然，技艺精湛的木匠、技工和裁缝们在第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幸存了下来，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和管理者也能在第二轮工业革命中找到活命的办法。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之日，处在社会平均技能线以下的普通人将没有任何技能可用于交换价值，也没有人会掏钱雇用他们。

现在距离维纳发表《控制论》已50余年，由机械自动化引发的可怕境况仍然没有变成现实。许多工作还是由人力完成，只不过可能薪酬水平降低了。迄今为止，取代了人力劳动的机械还没能得到大幅度推广，而且机械也无法取代所有人的所有工种。举例来讲，我们迄今没有见到能够采摘水果和蔬菜的机械设备。机器仍然无法分辨果实是否成熟，无法控制在采摘成熟果实时不弄伤它们，更无法将它们安全地放置到容器中。

人工劳作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新科技的诞生有时还创造出新的工种。例如，农业收割机械化之后，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培育种类更多、需要更多精细化管理的农作物，因为一些种植难度大的农作物即便在机械化收割的时代也需要很多人工干预。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无法预测新科技对个人的影响如何。科技总是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只有耐心观察才能了解一项新发明到底会帮助低收入者还是伤害低收入者，这两种情况都有同等的发生概率。

以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低收入群体遭受毁灭性经济打击的可能性极小。要想使得低收入群体一分钱都赚不到，除非机械生产发展到机器能够接受不同种类的指令，能够以视觉方式辨别不同的生存状况，能够自主按常识行动，并且能够具备一定的手工劳动熟练程度。除非机器全面掌握了以上列举的技能，否则人力劳动还是不可取代的。这种程度的科技距离我们还很远，但是劳动者面临的风险程度仍然很高；或许在科技达到以上提出的程度之前，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就将不断下降。

在现代社会中，自动化控制系统已经取代人工，在执行一些规律性较强的工作。举例来讲，康涅狄格州的丹博格机器人制造厂就向100多家医院出售了其研制的“助手”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以通过声呐传感器和红外线摄像头识别道路，从而能够完成医院内部简单的取送任务，它甚至能够自己搭乘电梯在不同的楼层间活动。这家公司还在研制此款机器人的另一版本，主要用于在家中照顾体弱的老人，机器人可以预防老人摔倒，也可以在监测到老人出现非常规活动时判断是否需要打电话求助。“家政”机器人可以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自动清洁家中的地板；“锄草”机器人可以自动导航，精确地修整自家的草坪；“智能球童”机器人可以跟踪正在打高尔夫球者的行进轨迹，它可以自动避开障碍区、水区和球座，还能够准确应答打球者的指令。之前提到过的自动采摘机也差不多要成为现实了。普渡大学就与三家以色列的研究机构（本古里安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和农业研究组织）共同展示过一款用于收获瓜类作物的机器。不具备高级技能的劳动者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尽管机器人的制造成本很高，但是随着科技进步，这笔费用势必越来越低，我们也可以预见未来社会将有更多的机器人为我们服务。尽管机器人的出现并不是逐一取代劳动者，但是它们会导致某些工种彻底消失，也会创造新的工种，而残存的一些与机器功能相同的工种的薪酬水平必然逐渐降低。我们唯一能准确预测的情况就是，许多劳动者的生活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除了中控技术的传播之外，“无所不在的计算机”潮流也是一个重大风险。目前，计算机几乎已经被安装到所有我们使用的设备上，人们甚至出行时都会随身携带“可穿戴的计算机”，由于这些设备的存在，我们不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仪器，也不需要专业人员解答疑惑，所以这些设备的使用将给服务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同一程序或许就能指挥机器人工作，从而取代原有的服务人员，或者仅一个管理人员就能指挥一支由机器人组成的“员工队伍”。

其实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发挥与人工劳动同样效用的机器并不一定要仿效其取代的人工劳动的精准动作。举例来讲，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电子摄像头抓拍闯红灯的车辆号牌，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追踪某辆车是否超速，这些仪器就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交警原本的职能。在这些方面，新科技的效率远远高于人类，因为闯红灯和超速都肯定会被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并且系统还能自动开出罚单。或许未来某一天，交警系统还能自动将罚款与肇事者的所得税账单绑定在一起，或者还能自动从肇事者的储蓄存款中扣除罚金。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曾提到的一条定义，个人所得基本上等于其所贡献的边际价值，也就是扣除雇用他之前其他所有雇员贡献的价值之后的剩余部分。换句话说，个人收入与个人产出基本匹配。边际产值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也就是受雇人员在正常生产状态下所能进行的建设性活动的产出与其在非故意状态下给雇主带来的损失之间的差额。雇员总是存在不同的情况，有的很健忘，有的粗心大意，有的甚至会损毁设备，有的很难与人相处，还有的则需要管理者投入较大精力管理。公司做出雇人或裁人的决定时总是因人而异的，无论是进是出，管理层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必然是扣除此人带来的成本以后，他到底能为公司贡献多少价值。

如果机器已经完全能从事某人的工作，就算机器做得不太好，那么这个人的边际价值甚至可能变成负值。从来没有哪个人或哪家机构准确估算过这种边际价值为负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或许在当下这个比例就已经很高了。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重大风险就是，随着科技不断进步，这个比例将越来越高。

机器所能取代的不仅是不具备高级技能的劳动者，许多通过多年锻炼培养了专业技能的人（以翻译和速记为例）或许就会发现他们即将被机器取代了。那些技能相对复杂但可以被标准化的工种明显面临着来自非人类“劳动者”的竞争。

科技进步有时会带来随机的机遇，使部分劳动者能够适应新技术的出现，这些人将走上完全不同的职业发展道路，而总有一部分人将失去所有的工作。因此，科技进步完全有可能使那些在职业起步时技能和天赋完全一样的人之间出现巨大的发展差异。我们现在无法预知新科技会帮助哪些人、伤害哪些人，所以说科技进步是伴生着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的发展结果只有经过时间的验证才能看清。

胜者为王

一个声音的受众越多，受众势必越来越挑剔，只想听最好的声音。在录制并重播声音的技术发明之前，歌手的市场是非常广阔的。而现在往往只有几个拿着天价收入的耀眼明星在主导整个市场。在电影技术出现之前，舞台剧演员的市场也是非常广阔的。而现在如果仅以收入衡量，演艺界也只是为数不多的一小群人在活动。

如今，已故歌手或演员有时甚至能凭借生前留下的唱片或影片取得比活着的人更高的收入。看上去科技似乎已经能使已故艺术家继续产出新的作品。在《角斗士》这部电影拍摄的尾声阶段，演员奥利弗·里德意外死亡，电影制作人就用和他身型类似的替身演员拍完了最后两分钟关键镜头，在后期剪辑时通过技术手段用已故演员的头部覆盖了替身的头部。而且现在还出现了能够重现死者语音的软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验室研发的一款新语音软件就号称能够模仿人类的语音，只不过目前“仅能发出有限的机械语调和僵硬的声调”。

在改进版的演讲和电话会议系统的帮助下，其他行业的明星人物也可以无限扩展其触角，从而使更多地方仅索求这些明星的服务，其他同业人员就被忽视了。教育领域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在教育领域，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明星教师可以教授越来越多的学生。讲课方式的进步，比如PowerPoint软件的应用和移动麦克风的出现，使得教师可以在讲课时在教室内与学生互动，也就可以使大型讲座变得更有趣。电子邮件技术的推广使得教师可以处理更多学生的问题，其效率是面对面辅导的方式无法比拟的。在线教育的方式使得教师具备了同时教授数千名学生的能力。

许多学生仍然希望教师能以传统的面授方式给他们开小灶，但是这种需求肯定会不断减少，而且学生为这种面授单独付费的意愿也会降低。除此之外，即便学生仍然需要这种一对一的教学，现在也可以通过网络教学的方式实现。在虚拟课堂环境中，教师与学生可以完全身处不同的地理位置，每个人都以邮票大小的图标显示在教师的屏幕上，教师可以选择放大要提问的同学的头像，让整个班级实时看到提问者。设计此类系统时，可以为其加入录制和重播既往课程的功能，这样教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回顾以前的互动过程，加深彼此的印象。也可以加入一个功能，让系统能够选择性地播放课堂教学的精彩片段。这种虚拟课堂系统再加上程序化的学习科技，可以降低教师们分散精力处理其他问题的概率，使他们集中精力与学生加强互动。教育的质量会得到提高，但是教师的人数会越来越少——只有那些具备高超的人际交往技巧并能适应新教学技术的人能留下来，所以许多教师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风险。

我们通过前文的例子看到，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社会对教师这个职业的从业人数需求不断减少，这种情况可以很容易就套用到医生、律师、银行家和其他无数工种上。只有经过长期发展，我们才能最终了解这种变化何时发生以及以何种方式发生。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能够通过金融手段应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全球化：地理壁垒的瓦解

技术进步使得各类企业都可以更方便地雇用非现场办公人员，这种类型的雇员有可能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工作，也有可能在另一个半球。新技术的出现将不断蚕食现场工作人员原本具有的优势。此发展趋势带来的影响可能使一部分劳动者的边际价值逐渐降低，其工资相应减少，另一部分劳动者的边际价值增加，工资也随之上涨。反对全球化浪潮的人意识到这种风险的存在，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主张往往是错误的。

电子邮件的出现使远距离沟通的成本变成零。原本很多现场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整理书面文件，并且帮助后续的使用者在庞大的文件库中寻找过去的文件，电子邮件的出现使得这种工作成为历史。现在，我们可以用眨眼的工夫就把文件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备份好，能够通过软件进行快捷的搜索，而且能够远程共享。

即时通信技术的出现使人们能够远程实时通信。计算机旁的使用者可以通过打字聊天的方式沟通，双方传达信息和当面交谈一样没有延迟，而且还可以边打字边开会，或者边打字边打电话。和另一个半球的人沟通就像和办公室门口的秘书沟通一样方便。

电话会议系统的出现使身处不同地方的人可以实时互动，仿佛大家都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一样。这种互动很重要，因为人类传统的沟通方式要求我们在说话时观察听讲者的表情，判断他们对讲话内容的心理反应，并且讲话者本身也会出现情绪上的反应，这些因素都可能激起进一步的思考和对话。目前，一些电话会议系统供应商，比如PlaceWare、宝利通和WebEx都可以实现集成电话会议和视频会议，同时还能允许参会者在线共享文件。如果电话会议系统的使用成本下降，那么我们都可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了。如果技术和业务取得同等进步，那么使用这种电话会议系统的参会者获得的会议体验将比现场开会还要好，举例来讲，电子设备可以使有障碍的人听得更清楚或看得更清楚，两个参会者可以私下交流而不打断整体会议进程，他们甚至可以单独录制自己的对话或者其他相关的对话。确实，电话会议可以称得上是自午餐会议和鸡尾酒会之后的第三种重要的交流商业想法的途径。

物流行业使用的技术也得到了改善，现在我们拥有了电子化的货物追踪系统，物流线路和仓库位置经过规划后也更合理，地理位置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现在，一个商业活动的外围组件能在几个小时内就被调配到世界的另一端去。

以上提到的技术进步已经开始合力催生一个全球化的工作环境。举例来讲，印度人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办公室管理方案可供全球商业使用，《经济学人》曾预测印度或许很快就会成为“全球商业活动的总后台”。确实，印度能讲流利英语的人非常多，按照全球标准衡量，这些人的收入还很低，所以之前提到的预测有很大可能成为现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比如，中国香港商人就雇用中国内地的低收入人群为其提供电话应答服务，而纽约警察局的文书工作都是由加纳的劳动者完成的。

这些变化给发展中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的发展落后区域带来了大量机遇，但同时这些机遇的出现意味着原本高收入国家的在职人员将面临失业的风险。

与此同时，以印度提供的后台服务为例，按国际化标准判断，其体量还比较小，其未来发展的预期也没有多么可观的增量，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服务在未来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这些服务能否获得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我们无法判断未来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在于我们无法知晓未来的新技术会不会加速电子功能取代人力功能的趋势。我认为，那些帮助人们加强日常沟通、帮助人们共享工作环境，或者那些能够降低沟通成本的技术都将给我们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远程工作”和“团体工作”的先例，远隔万里的人能够像身处同一间办公室一样协同办公，而且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新技术，使得许多过去无法协同完成的事务变成可能。举例来讲，身处两个半球的两个工厂里的工人们可以为了生产某种特殊钢铁制品协同努力，他们可以在工作流程中的不同阶段和关键时点，相互给出口头指引或向对方说明此时必须完成的工作；他们可以预先安排在12个小时之后发出指令（也就是另一个半球正好进入工作时间时），而且指令可以有条不紊，仿佛两组工人就在同一车间里进行生产一样。这种生产方式的出现将使那些地理上靠近经济中心的工厂失去原有的优势。根据某些科学家的预测，未来甚至可以由两位身处不同城市的医生同时为身处第三个不同城市的病人做手术，他们需要的只是当地护工和远程操控设备的辅助。这种技术的出现将使跨国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必然影响目前高收入地区医生们的传统优势。

以上这些变化将给现在受优待的地区的高收入者带来风险，它们同时也给这些地区的房地产价值带来风险。但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这些都是风险，而非一定会发生的事实。尽管我们确信科技会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其造成的经济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如果电子化交流技术的发展仅带来区域性的发展机遇，或者说其发展促使人们想要更多真实的面对面沟通的机会，那么通信技术的发展将有可能进一步提升受优待地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种结果并非完全不可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20世纪电话业务普及之后，城市化进程非但没有倒退，反而加速前进。新科技的经济影响力只能等待时间来揭示。

科技进步的另一面

军事技术的进步会打破世界各国格局的平衡。这里我所指的不仅仅是核武器带来的风险，也不只最近人们讨论得最热烈的生化武器带来的风险。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也在这种变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信息技术方面和中控新技术方面的进展往往导致大量的权力汇聚到少数人手中，而且这些少数人组成的群体通常也是不稳定的机构，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力量制衡格局被突然打破，也有可能出现一国的权贵滥用权力的情况。

2001年爆发的阿富汗战争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信息技术取得的卓越进步。美国启用了“掠食者”无人侦察机，正是这款战争机器让人们真实体验了机器人技术可以发挥的巨大力量。这种无人侦察机可以从空中准确识别地面的单一目标，并且可以携带“海尔法”反坦克导弹，对已识别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它在消灭基地组织成员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这种战争机器的推广，我们可以预测以后的战争不会像现在这么惨烈，不会造成太大程度的误伤，而且不用本国的士兵用生命承担风险。

这些异常昂贵的武器不容易落入恐怖主义分子之手，但是技术进步产生的某些影响确实可能使恐怖主义行径的潜在威胁变得更令人担忧。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击美国世贸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就是因为人类发明了能够装载大量燃油的大型飞机，而且仅凭一个飞行员就足以完成飞行任务。1945年，美国空军一架B–25轰炸机也曾因大雾天气而误撞纽约帝国大厦，但是由于该机型只能携带800加仑[4]燃油，所以该次撞击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相比之下，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两架波音767客机最大载油量都达到13 900加仑。除此之外，改良后的现代飞机控制技术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降低对飞行员的技能要求，不同机型之间的驾驶技术差异并不大，因此也使得未经许可的人也可以滥用这种技术。

发射杀伤性武器的技术进步在某些程度上已经超越防御技术的发展速度。这种情境的出现使得一些国家或恐怖分子可以核武器作为要挟，逼迫别国向其屈服，这些人是不会考虑是否会被报复的。

如果不需要许多人通力协作，一小群人就完全掌握了致命武器的操作方法，那么这些人发动战争的成功率非常高。除此之外，科技进步使得他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动作，也就是说，别人制止他们的概率随着科技进步而降低。在这个问题上普遍适用的一个原则就是，高科技含量的武器传播的范围越广，其造成可怕损失的不确定性越高。

直面我们的风险

本章中讨论的很多与科技进步相关的风险都是连带风险或者系统性风险，设计这些新发明的工程师们肯定不会把处置风险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就算中控机器人完全取代了劳动者，就算复制个人声音和行为的技术导致第二名取代第一名，就算全球性的实时交互技术使异国雇员完全取代本土员工，就算武器发展导致世界格局改变，工程师们都可以置身事外。需要直面这些问题的是那些风险管理专业人员，也就是金融系统的从业人员。

我们可以运用当代风险管理技术处置这些风险，可做的事情很多。新技术未必自出现之日起就是好的，我们必须时时对其保持警惕，对新技术的应用既要有广度也要有创新精神，而且必须仔细考量所有与之相关的出人意料的不良后果。

与新科技手段相关的风险不是我们需要认真应对的唯一风险，它们还会与其他催生经济不确定性的因素相互作用。在下面的章节中，让我们一起从更宏观的角度探讨经济风险，由此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新风险管理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真实问题。

[3]一本经典的经济学入门教材曾定义“劳动合成谬误”：“当失业率较高时，人们通常能够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把现有的工作在劳动力群体中更平均地分配。比如，20世纪90年代，欧洲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许多劳动者领袖和政治家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减少工作周数，这样所有工人都能工作同样长的时间。这种观点（也就是认为所要从事的工作量总是恒定的）就是劳动合成谬误。”但同一本教材后面接着说：“由于一个行业引入新的技术而导致对特定工种的从业人数需求减少，这种现状可以得到改变，也就是降低工资或者让劳动者转业，资本的流动最终将为失业群体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换句话说，劳动合成谬误的错误之处在于其简单地把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与就业的降低画等号，而没有看到这种需求的降低会造成工资的降低，并带来其他形式的对生活的影响。

[4]1加仑≈3.785升。——编者注

第4章

四十大盗：经济风险多种多样

想要一对一解决每个人的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风险存在的形态太多，根本没人能够对其形成全面的理解。我们目前购买的保险可以应对住房发生火灾，应对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被盗，或者处置自己患致命性疾病的风险。但是这种处置风险的方式都是零敲碎打的，我们不能将其误当作良好的风险管理模式。人的一生中，风险无处不在。因此，我们投保的风险应该是那些能够从较为综合的程度上衡量经济健康程度的指标，比如个人收入。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展开讨论一系列重要的风险管理理念，而对综合性经济指标进行保险就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也将在本章着力论述这个原则的重要性。

科技进步带来的风险（已经在第3章中展开讨论）体现在多个不同层次，更令人恐惧的是，这还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风险。单一科技创新带来的风险要么看上去微不足道，要么风险恶化的概率极低，要么其潜在危害程度难以量化。但是如果把这些小风险汇聚到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其下行危害必定极其严重。

以阿里巴巴故事里的四十大盗为例，假设这四十大盗每个人偷走你的钱的概率是10%，而每个人偷走的钱占你总财富的比例也是10%，那么每个大盗对你构成的风险就是1%，看上去似乎无关痛痒。只看到单个大盗，把1%的风险化整为零，忽略这种风险的存在。任何人都可能这样做，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给自己埋下无穷的后患。如果真的有四十个大盗，那么你的财产损失上限将是40%，而且这种损失产生的不确定性极高。假设每个风险不是独立存在，也就是说这群大盗倾向于盗窃同一个受害者，那么你面对的危险真的就非常严重了。

回到关于经济安全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很难指出谁是“大盗”。他们是谁？主要的人类学和社会经济学变量（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收入水平）很难被用来解释不同人收入水平的差异。[5]一个国家的民众有贫有富，形成这种现象肯定还有许多其他的推动因素。

当多种风险来源可能同时出现时，普通人总是倾向于忽视其中的绝大多数，并且对自己的未来过于自负。心理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很多报告，证实了人类天生就有自负的冲动。产生自负情结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类没有足够的能力理解风险的复杂程度，也无法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风险的理解或解构会出现多种形式的偏差。

我们既要克服天生的自负情结，也不能把对风险的思考划分成一个个小单元。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将人生所面对的多种风险看作一个整体来处理。

国家面临的风险

个人经济地位的提升或下降总是与某些影响因素相关，同样的因素也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我们往往很难将这些因素逐一剥离出来，也很难对其做出清晰地定义。从历史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开始下降之后，专家学者们都会在未来几年内不断争论形成这一趋势的原因，而且就算很多年之后，他们也很难就引发下降的原因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达成一致意见。举例来讲，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后50年阿根廷经济疲软以至引发2001~2002年的经济危机，1989年之后日本经济出现无法预料的衰退，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后俄罗斯经济相比中国来说慢得可怜的发展速度，这些现象的成因至今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在这些极端情况下出现较差经济表现的一些外围原因是世人皆知的，但是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至今没人能够彻底说清。我认为，正是一些极细节的措施、一些微小的因素共同导致了经济状况恶化，但是这些措施和因素都是无法精准量化的。

由于难以理解近代历史上这些风险的成因，我们也无法对这些风险给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做出准确的估算。人们或许认为，经过一个世纪的数据搜集，我们应该能更好地理解这些风险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搜集的历史数据中其实能看到无数随机结果中的一小部分，而我们观察到的经济体系的组成和分布往往都不会重现。

就国民收入这个指标来说，国与国不同、这个10年与上个10年不同，甚至今年和去年都不同，经济理论至今未能就这个现象的根本成因达成一致。经济理论家总是喜欢用简单的事例论证眼下的经济状况，因为只有这种方式能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提出简单又安全的政策建议。现实中，经济理论家讲的故事都不同，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面对的风险种类繁多，而且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十分有限。举例来讲，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家就声称，国家经济发展的波动产生于三种情况：其一，新科技的诞生带来了冲击性的影响；其二，社会开始广泛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其三，新科技的诞生使现有的投资手段成为过时的措施。我们已经在前一章强调了科技产生的冲击性影响，但仍有其他因素会给国民收入造成冲击。

其他经济学家也提出过不同的理论，他们认为导致国民收入水平波动的主要原因可能还包括：货币政策的变化；民众对未来储蓄余额需求的变化；民众对制造业成品的需求量、对服务业提供服务的需求量的相对比例出现结构性变化；能源价格出现变化，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使原油价格产生冲击性影响的举动。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一系列因素都与国民收入水平的波动有直接联系，这些因素包括：人口增长速率；借贷与放贷的正常流程被意外打断；政党联盟的力量出现波动；民众对工会的支持力度下降；社会资本，也就是人们的互信度下降，导致人们参与有组织的活动的意愿降低。

关于这个话题的理论还有很多，有的学者强调，导致国民收入水平波动的因素可能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居民长期物产权益的力度、国家对教育及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源培养计划的投入力度，以及国家对某个工业领域持续投入的能力以及由此获得的持续性收益等。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在实际行动中积累经验”的模式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拉大国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就是说那些动手越早的人积累的经验越多，甚至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也会带来自给自足的前景预测，这种心理预期有可能转变成实际的经济波动。

我认为造成国民收入水平波动的原因可能不只前文提到的这些，因为有的因素在过去的历史阶段没有被明显地揭示出来，所以经济学家也就不会着力强调它们，尤其在离经济学家生活的年代最近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情最不容易被看清，但是其影响力可能在未来某个时点凸显出来。这些因素可能包括现在无法预期的社会、环境或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身在其中而无法看清的问题，但是未来的我们可能意识到这些问题真实存在。

正如前面讨论的，由于造成问题的原因很多，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对世界面临的风险的源头达成一致意见。最现实的推断是，所有不同的理论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合理的部分。我认为，试图用保险合同逐一处置这些定义不清、测量不准的风险完全就是浪费精力。

个人风险积聚成国家风险

除了上一节讨论过的整个国家面临的风险之外，我们还要记得每个人都承担着风险，正是个人的风险总和才形成了整个国家的风险，形成了一个国家的职业风险，形成了一个行业中个人的职业发展风险。尽管这种个体的风险可能并不足惧，但是其总和令人生畏。个人承担的风险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其与其他所有人的风险一起构成了个人风险的整体模式，与现在已经能够被保险的残疾风险不同，其危害要大得多。我们可以以职业为例充分认识这个问题。

我们把个人职业定义为经历人的一生中无数小成就和无数小失败共同作用形成的最终结果。引领职业向积极方向发展的信号可能是一个让某人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的机遇，可能是让某人为了能够适应某项重要工作而接受培训这样的随机性事件，也可能是把某人放置在大众的目光下成为权威人物——“总之就是在正确的时间身处正确的地点”。导致职业向消极方向发展的信号可能是某人完全失去前文提到的这些机会，或者身染重病或残疾，再或者就是自己犯下声誉扫地的错误。

已经取得成就的人或许会认为，自己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自己的天赋是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幻觉。芭芭拉·埃伦赖希就曾体验过很多低收入职业的悲惨境遇，她指出人们很容易身陷这些职业而无法自拔。当她从事这些工作时，没有人欣赏她的天赋，也没人关心她是不是一名畅销书作家。她和自己的工友们谈论过自己正在撰写的书，但是工友们对这个话题毫无反应。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认识一个正在写书的人。如果埃伦赖希之前没有建立一定的声誉，也没有积累起一定的人脉资源，那么她一旦从事这些低收入工作就很难再从泥潭中抽身。

职业发展的转折点事件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其对一个人毕生的收入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都很难被量化，单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事件必然给人一生的收入总量注入巨大的随机性。通常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数据展示影响个人一生职业发展的各种变量，我们也无法判断这些变量到底是纯粹的外部影响，还是说其中一些完全有可能是个人行为造成的。举例来讲，错失职业发展的机遇有可能就是个人选择转变生活方式的结果，而这一选择正好抑制了其经济上可能取得的成就，例如一名律师放弃在公司里赚钱的机会，转而谋求公务员职位或回到学校里教书。

但我们还是针对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职业转折事件产生的影响搜集了经得起验证的数据。劳动经济学家约书亚·安格瑞斯特曾在越南战争期间被美国部队征兵入伍，他就找到了一种估算这种随机性事件的影响的好方法。通常情况下，由于我们无法得知征兵是不是随机的，也就无法得知征兵的最终结果和影响。或许某些社会资源丰富、人脉甚广、自我保护主义情绪较重、天资聪颖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找到方法逃避兵役。但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创设了一种征兵抽签，其本意是制造一套完全随机的征兵方法。每个满足服兵役条件的美国男性都被强制赋予了1~366之间的一个数字，被称为“随机序号”（RSN），这个数字其实代表着他们是一年中的第几天出生的。然后美国军方在公众监督下组织抽签仪式，第一次抽签发生在1969年12月1日，被抽中的号码当时就公布了。数字越小的人越容易被抽中，而有些数字较大的人从始至终也没有被抽中。

20世纪8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多年之后，安格瑞斯特着手研究了抽中兵役签对个人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于他设置的前提是抽中签这个事实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而非是否真的服役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所以他可以排除因有人耍小聪明逃避兵役而使研究结果产生的误差。他的研究结论是，服兵役者个人收入下降了15%，即使退伍10年之后仍然如此。这个结论并不能用来说明从军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坏事，但是可以证明，如果一个人的正常职业道路被强行打断，而承担其他被别人随机分配来的任务，那么其长期发展将遭受一定的影响。他的这一结论也说明了职业转折性事件对人生的重要性。

我可以通过自己的例子说明征兵抽签的重要性。1969年，我收到的随机序号是362，这基本排除了我被征兵的可能性，因此我可以放心地追逐自己从事经济研究的梦想，也不用担心会被强制参与一场我认为根本就不道德的战争。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所取得的成就与当年那场抽签不无关系。

战争和社会动荡下的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的多样性制造出诸多不确定前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风险并非独立存在。尽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不同风险并没有内在联系，但是它们经常一起展示共同的危害。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几个亚洲国家或地区在同一时间遭遇了汇率危机、股市危机、劳动力危机、外债危机和内部政治危机。当一个国家整体受困时，这个国家民众的个人职业发展也伴随着出现大起大落。所以无论不同风险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风险总和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单一风险。

民众的个人收入发生强烈波动的年份往往是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比如战争时期。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最具周期性特征，或许未来仍将如此。当恐怖分子能够运用高科技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时，一场严酷战争的爆发看起来就迫在眉睫。战争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战胜国或者远离战争的国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战争给一些人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将另一些人推入巨大的经济困境。

战争时期，人们会自发地关注战争负担引发的再分配不平等现象，有人倾家荡产支持国家的自卫行动，而有人借机中饱私囊。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完全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战争时期的国家经济必须服从战争的需要，政府无法像指挥军队一样指挥经济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有人能够借机赚到很多钱，而有人只能错失这些机会。这也是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激励因素的本质表现。只要发展经济对某些人还有刺激作用，那么他们的行为必然对战争及社会发展造成影响。这并不是说战争对收入再分配不公平现象的影响无法被改善，只不过要做出这种改善真的是难上加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对国民分担战争负担的不平等现象有很大的担忧，因此当时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专门监管企业的行为。委员会强制规定了商品销售价格，旨在保证企业仅赚取正常的边际价值。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异常高的利润税惩罚那些发战争财的企业。但这些措施出台还是太晚，美国实际于1917年加入“一战”，但在此前几年间，美国企业的实际税后利润还是出现了疯涨，其当时达到的高度直到1950年前后才重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战”带来的战争横财仍然徘徊在美国国民和立法者头脑中，罗斯福政府花了很大力气遏制这种不平等现象再次出现。但他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政府必须给私营企业足够的激励，才能保证这些企业有效运转。他们的措施最终仍然导致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只不过企业用一些手段掩盖了高收入的事实。政府强制企业采用成本加利润的定价方式，但是企业对成本的定义总是模糊不清的。企业还可以在这个时期转而投资期货，或者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流程进行更新换代，或者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和开发，等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重新投入生产而获得更高的利润。政府还不允许企业发放高额薪酬或按工作时长发薪，因为这两种方式都很容易掩盖企业的高利润。但是企业可以给员工报销很多消费项目，所以“二战”也是美国的高价商务午餐和浪费型商务出差最兴盛的时期。许多技术人才和从事战争相关工作的人都看到了一个拿全薪且可以自愿加班的好机会，所以许多人都在这个历史时期清偿了个人债务，升级了个人住房或小本生意，并且强化了个人技能。在战争期间与商业界保持紧密联系的人战后都发了大财，而那些去前线战场的人则错失了这样的机遇。

在实际发生战争的国家，战争给个人收入造成的影响更强烈，一部分人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会，而另一部分人则不那么幸运。举例来讲，由于同盟国将领痛恨日本财阀在战争中扮演的丑恶角色，所以他们迫使战后日本财阀将手中的财富换成日元定价的债券，由于战后日本通胀高企，这些债券最后变得如同废纸。那些在战争时期保持与商业界联系的财阀通过精心计划，并利用战后出现的机遇，基本保持了本家族的富裕地位。对那些暴发户来说，机遇总是很多。有的日本财阀通过某些手段以低价收购了战争储备物资，并在战后物资稀缺时期以高价出售，有人则以低价从经济困顿的人手中收购房产。1946年，有头脑的日本人可以用少量的食品换取东京城区高档的不动产。“二战”造成了很多恶果，而其中之一就是造成了日本全国财富的根本性重新分配。

金融创新与多样风险

我们通过本章的讨论已经看到，风险的种类繁多，而且我们对风险的定义并不全面，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冒充专家对所有风险进行详尽的解说。因此，人们也不可能对所有风险都制定保险合同。由此推断，我们所能发明的最有效的保险就是那种能够保证将个体的经济地位维持在一定程度的合同，比如保障个人收入的保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过去我们采用累进式税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管理个人收入的风险，而不是逐个解决对个人收入造成影响的因素。所以，在本书后面提出的新金融秩序相关的理念中，我们关注的风险管理基本单位应该是大型的国民总和指标，比如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这些指标集中体现了某个特定时点，所有风险因素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我们当然要持续关注造成风险的单一事件，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了解这些事件。国家领导人需要关注国家整体层面以下的风险，因为个人承担的风险会汇聚成他们所在国的整体风险，或者某个国家中对特定社会群体造成的风险，最低程度也会影响个人生活。即便在一个国家承担的风险仍然处于可接受范围内的情况下，如果把这种宏观风险均摊到本国所有居民身上，那么每个人承担的总风险都会变得很高。我们分析的对象也不应局限于单一国家。

当一个国家面临战争这样的重大危机时，我们一方面要推行经过精心设计的激励工具刺激生产，以求应对最紧迫的危机，另一方面要通过这些工具尽可能地降低危机对个人收入的冲击。要想达成这种目标，必须运用比较精明的金融手段，而这些手段在“一战”或“二战”时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我们应该在危机爆发前就建立好风险管理机制，当风险真正来临时，我们才能运用当代金融管理手段保持高激励水平，并且同时处置非常规风险。

无论是否处于危机时期，风险管理这项工作总要与不同层面的风险总量发生关系，有的风险积累到国家层面才会体现，而有的风险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就会被发现。要管理这些风险首先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而且要求我们能够合理运用信息技术的新发明同时处置形式多样的风险。在本书第二部分，我将进一步讨论信息技术的变革，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人机交互技术，正是这两方面的进步使得高效风险管理成为可能。

[5]有研究者通过对既往文献的分析，证实了这些变量占到导致美国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1/5~1/3。

第5章

大数据：新信息技术下的风险管理

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肯定能帮助我们开发激进的金融创新。硬件性能稳步提高，软件性能同步提升，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任何一个科技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我们的理念、我们使用的度量单位以及我们对社会问题的既有思维框架都会随之发生改变。科技和文化孕育着高度的变革，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设想通过金融的进步，人们完全有可能改变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质量。

金融与信息技术革命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些投入使用已经有一段时间且通常被我们视为理所应当的重要信息技术——非常基础的技术手段，比如笔和纸张，它们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毋庸置疑地经历了重大变革。这些基础技术对于我们现代生活的重要性就代表了本章后面几节中我们将要讨论的新信息技术可能具有的重要性。信息管理和存储的技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几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持续变革，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信息技术的进步通常是缓慢的，但是其总是稳步向前的，其最终产生的影响也将是十分广泛的。

最近两个世纪，我们看到信息存储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方面技术的变革使得人们可以方便地保存、处理和调用海量数据。以纸张制造技术为例，1800年，人们发明了第一台自动造纸机，1865年，人们研究出了如何利用废木屑制造纸张。这些技术以及其他相关技术的进步大幅降低了造纸成本，间接降低了存留事件记录的成本。1799年，伦敦的一份报纸仅有4页纸，价格为6便士，相当于当时一个木匠或泥瓦匠日薪的10%还多。相比之下，当今一份报纸的价格还不到一个工人日薪的1%，而且现在的报纸版面更多、用纸也更多。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降低数据存储成本方面取得的进步虽然只是一个因素，但其却是人类社会的金融事务能够实现更高程度复杂性的重要前提。发展至今，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完全电子化的办公环境，我们有希望不再承担纸张使用的成本。

19世纪的技术进步使寄送信件的成本大大降低。1849年出现了首个标准化信封，19世纪下半叶，街道名称变得越来越普遍，近代邮政服务随之很快成为一种常态服务。1850年，美国境内任意两个城市间的普通信件邮资（视城市间的地理距离而定）为5~10美分不等，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5~3美元，这在当时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比较昂贵的。由于成本太高，1850年，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最多收到4封信件。相比之下，1990年，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要收到670封信件。这方面的进步与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亲眼目睹的金融业向复杂化发展的趋势也是息息相关的。信件的流通促进了信息的流通，而在眼下，电子邮件的出现使得这种发展趋势驶上了快车道。

留存文件的副本是信息存储的关键环节，副本的存在使信息丢失的可能性降至零，而且使人们可以更加准确地传递信息。最早出现的机械式制造副本的发明是活版印刷机，是蒸汽发动机的发明者瓦特于1780年研制出来的，但是这种机器存在很多固有的缺陷。最原始的复写纸发明于1806年。190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通过光影成像方式复制文档的机器。1911年，名为Photostat的复印机已经达到一分钟复印一页纸的速度，只不过当时的成本大概是10美分一页，换算成今天的价值，差不多是2美元一页。尽管速度慢、精度低，而且可能雇一位秘书把整个文本重新打一遍的成本更低，但是这台机器仍然是技术进步的里程碑。1950年，静电复印技术出现后，复印的成本大幅降低。我需要再一次强调，复印技术取得稳步发展与其同时期的金融技术进步息息相关。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具有了几乎零成本的自动备份系统，这一技术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强化金融交易的复杂性。打字机最早发明于1868年，其出现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录入的速度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是使书面记录的可读性大幅提高，避免因手写体而造成的误读。印刷技术（以及此后成长起来的相关企业）都在19世纪走向成熟。档案柜的设计也得到了改进，19世纪末出现了竖排存储文件的档案柜，使这一方面的技术走向巅峰。文档分类整理的技术也在同一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标准化的档案袋本身就是一项可圈可点的技术进步。19世纪，手持式计算器和自动数据处理机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的，而且进入20世纪和21世纪之后仍然保持着这种惊人的速度。这些发明都对其同时代的金融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代经过数字化升级的同类技术产品肯定也会带来相同的影响。

经过多年发展，政府行政体制形成了其独特的人力组织，能够有效管理各种文档和事件的记录，但是由于缺少对这些组织的记录，所以我们很难记得这些组织的存在和功能。政府行政体制其实改善了对直接接触并管理信息的人员的管理。近代欧洲，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的城邦出现现代化公务员体制之前，欧洲各国军队以外的政府管理服务体系依旧是“任人唯亲、见利忘义的温床，充斥着玩忽职守和其他各类不负责任的行为”。1770年，普鲁士首先改革了本国的公务员体制，在雇用政府工作人员之前，应聘者必须参加考试，以此保证政府的组成人员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技能。这种公务员体制最终发展为世界各国通用的模版，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众多国家模仿普鲁士的做法改革了本国的公务员制度。我们同样可以相信，政府行政体制在未来会再次发生革新，与其相关的信息技术手段也同样会取得进步。

信息技术基础架构的改进对建立现代化金融体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必须依赖信息技术存储成千上万份记录，有可能在10多年后才再次调用这些数据，而且需要这些数据比较可靠，没有被篡改过。日后调用的过程中应该能达到一种系统化的高效状态，并且不会因为反复调用而被损毁或遗失。这些记录的留存要预防火灾、虫害或自然老化。每份记录都应该做好备份，而且备份应该与原记录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场所，因此，备份的数量越多，存储备份的成本就越高。存储备份的系统也需要具备在大范围使用的前提下依然可靠的特性，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信任其中存储的信息的准确性，才能按照日后的需求调用。我们需要将建设此类系统的成本降低到一个合理的可接受范围内。所有以上提到的技术进步都与我们的金融进步保持同步，而且它们的合力一定能在未来推动更大的进步。

大数据时代的金融

上一节描述了廉价纸张、复印技术、高效邮政服务、打字机和新型档案管理技术推动了18世纪和19世纪社会的巨大进步，如今，光盘、刻录机、电子邮件、笔记本电脑和电子化档案系统正在发挥类似的作用。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影响比19世纪的技术强大数倍，其直接效应之一就是给我们带来无数随时可用的数据库，并且促使我们开发新的理念和方式以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库。

我们已经可以初步体验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优势。在20世纪早期，我们还无法像今天这样在计算机或电视屏幕上有规律地迅速浏览各类经济数据。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当时的政府还无法定期发布消费者物价指数、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失业率等经济指标。最近几十年，数据处理设备的推广和分析经济数据的计量学方法的进步使我们可以准确地分析并认识许多经济总量的巨大规模，而这些经济特征在过去都没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如今，反映与个人风险、企业风险甚至国家风险紧密相关的社会因素的各种指数已经是人们随时可以使用的工具。具备了测算这些社会因素价值的方法之后，我们就能制定相应的制度改善风险管理方法。我相信，数据积累越来越多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1993年，世界银行创设了一套国民账户体系，使世界不同国家可以持续使用相同的方法计算本国的国民收入水平。世界银行与发展中国家负责报告国民收入的政府机关或组织都有负责沟通的固定项目代表，这些项目代表有时能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账户的分析发现统计错误，还有可能制止欺诈行为。欧洲国别账户体系也帮助该区域内的国家按照统一标准测算国民收入水平。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都通过电子化手段搜集详细的国民收入水平数据。电子化信息传递手段的快速发展使得任何一个经济体的信息都可随时被调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会找到更多的手段验证某国的国民收入水平，最终我们就可以以这些验证后的数据为基础创设相关的风险管理合同。

过去几十年中，指数理论取得了重要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在其理论指引下定义特定国家经济体系的价格水平。21世纪前50年里，经济理论家们通过研究一种最优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衍生指数发现了某些造成指数偏离的因素，而导致偏离的潜在因素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指数方程式。我们在资产价格指数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

我们目前仍然没有掌握许多重要经济变量的可靠数据，比如，我们现在就无法编制基于实际成交价格的可靠的商业地产价格指数，目前能用的最佳指数是在估算价格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现在也没有通过多次测算个人收入水平而编制的可靠的职业收入水平指数，在这一点上和我们根据再销售价格编制的住房价格指数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也无法掌握根据个人特征编制的个人收入指数。不过如果科技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许多有用的经济指数被编制出来。

电子货币时代的来临

从历史上看，只有当某种等价交换工具（也就是货币）广泛存在时，风险管理体系才能发挥作用。风险管理合同能够被执行的前提就是需要由货币充当中介。货币的流动性和可兑换性越强，我们同时应对多种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

过去2 000多年来，现金一直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易工具，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电子货币，以及信用卡和借记卡等支付工具，它们正在逐步取代现金的地位。自动化支付系统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整个交易过程中涉及的实物就是购买者需要的产品或服务。举例来讲，在某些酒店的房内吧台就有自动支付系统，客人从吧台上取走所需物品时，吧台上安装的系统会自动发出电子信号，将已消费物品的价格计入房费。

1997年，香港引入了一套无接触式智能支付卡系统“八达通”，当地居民可以用这种卡片为自己的购买行为付费（可以在便利店里付款，也可以支付交通费用），他们唯一要做的动作就是把装着卡片的钱包在感应器前晃一下，他们甚至都不用把卡从钱包里取出来。

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都通过电子感应器扣减过路费，这种感应器的发射端安装在汽车内部，接收端则连接着一套微机化的账务系统。当汽车驶过收费站的感应器时，驾车人的账户就会被自动扣除此次使用高速公路应付的费用。这种自动化系统使得复杂的计价体系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可以在高峰期收取更高的通行费，从而鼓励人们在交通情况相对良好的情况下再驶入高速公路。新加坡的每辆车都安装着这种信号发射器，而且其收费接收端的安置不仅限于高速公路系统，在通过这种系统管理交通方面，他们确实想出了不少新点子，或许未来全世界都将效仿他们的模式。

高峰期收费标准是由计算机持续动态管理的，这也使得计算机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多。这套系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何时是真正的交通高峰期，而不像其他系统一样只能限制一个固定的时段。由于这套系统能够持续搜集不同地段的交通情况数据，所以它也能够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调整收费水平，从而达到实时调控交通的作用。未来，这套系统或许还能预告某个路段将进入高收费时段。当人们知道各路段的通行成本（包括道路通行费和浪费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之后，他们就能及早规划其他上班路线。

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发射机应答器支付通行费之外的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费用。麦当劳的“得来速”餐厅就已经开始实验通过车载发射机应答器系统（纽约的E-ZPass、芝加哥的Speedpass和洛杉矶的FasTrak）收费。日后，如果出现人们可以随身携带的发射机应答器，那么当他们在商店选购完商品之后就不用排队交费，直接带着商品走出大门，消费款项就会被自动记到他们的账上。

现在，个人对个人的支付已经可以完全抛开实物货币。个人对个人（P2P）支付系统的出现使人们可以用电子化的方式向其他人付款。诞生于硅谷的贝宝（PayPal）最早用于eBay（易贝）的在线交易，现在已有大约2万个网站使用贝宝，使用这套系统进行支付就像通过电子邮件把钱寄给对方一样。如果大家都能通过手持设备收发电子邮件，那么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可以在不动用现金的情况下付款给另一个人。欧洲的Paybox公司则通过移动电话系统实现了类似的支付方式。

新型支付技术同样使得企业可以对微小的在线服务收取极低的服务费，因为人们进行超小额支付不再困难。Digicash、Cybercash、Gemplus和Mondex等公司已经尝试创建微型支付系统，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是我相信他们或他们的同行必然在未来取得成功。

这种新生的便利有时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它们具有重要意义。办事方法简化之后，未来可以做成事情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任何程度的交易成本下调都会促使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易。电子化支付系统可以让一家公司面向广大客户提供服务，而仅向每位客户收取极低的服务费，又能保证公司持续盈利，这必然促使公司转型，采用一些此前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的商业模式。除此之外，如果电子化支付手段与普通人的互动形式变得更成熟，那么其必然带来更多好处，比如让一个普通人看清一笔交易的真实成本或实际收益，甚至能够根据付款人当时的实际情况以等量交换的方式支付款项，而非支付定额的资金。

新科技能降低交易风险吗

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风险管理体系需要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它还需要市场作为交易的场所。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可交易的风险种类不断增多。

网上交易的先驱应该是1971年创设的纳斯达克市场（即全美证券经纪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在此之前，散股的报价都是通过“粉红联”的手工单据进行的。全美证券经纪商协会聘请了Bunker Ramo公司为其开发一套系统，最主要的需求就是将地理距离上相隔万里的经纪公司通过线缆通信技术连接起来，让协会的每个会员都能实时看到其他人的报价。Bunker Ramo公司在开发这套系统上取得的成功为日后高级电子交易系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986年，伦敦证券交易所首先采用了完全电子化的交易系统，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易所随后纷纷效仿。许多美国境外的衍生品交易场所（比如欧洲期货交易所、泛欧交易所和悉尼期货交易所）都成为完全电子化的交易场所，美国的各家交易所应该也会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化手段进行交易。

过去，股票交易员们需要面对面交易，他们碰头的场所被称为“交易所”，但是现在对这种实物场地的需求降低。纽约证券交易所还保留着交易大厅，但即便在这种物理的场地，交易员们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一个叫作“SuperDot”的系统提交小型订单。除了电子化交易所以外，我们现在还拥有一系列电子通信网络，比如Instinet、Island、Archipelago、REDIBook和彭博。在线交易系统的出现使交易成本大幅下调，因此，可疑交易的对象种类也随之增多。

人们已经开发出很多新技术，能够同时交易不同品种的资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使投资者能够在常规股票市场上交易自己手中的投资组合，就和交易单一股票一样。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最早于1993年出现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最早的形式是标准普尔存托凭证，从那之后，这种产品的交易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过去20年，原本属于数量经济学和博弈论范畴的拍卖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们根据拍卖的基本原理开发出了新的理念，用于引导人们如何更有效地匹配交易双方的需求。这些变化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理论家们的引领下，苏联绝大部分的资本主义股票权益都以一种创新的凭证形式被拍卖。现在，电台波段也是可以被拍卖的对象，年轻的医生们通过复杂的市场机制寻求做住院医生的机会，一家人使用的电可能来自多个不同的电力供应商，eBay以及其他类似的拍卖网站使普通人可以自由交换成千上万的商品。

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是数量化金融学的一个分支，人们根据这套理论的基本原理开发了新理念，能够指导人们通过电子化技术使交易变得更有效，这方面的进步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些重要的金融产品，比如Longitude合伙人公司于2002年开始推广使用的派利分成法集合竞价系统。

人们为交易不同种类资产而开发的新技术使可被交易的资产种类不断扩展。金融市场产品的丰富程度不断增加，风险管理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

大数据时代的身份验证

作为风险管理流程中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必须保证能够识别面临风险者的身份，这样才能保证准确判断哪些人应该获得收益、哪些人应该清偿债款。自远古时代起，对于社会人的身份判断都是基于一个人天生的面部特征及其社会关系，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其他工具的辅助，比如出生记录、介绍信、身份证和护照。判断单一个体的身份，这个能力对社会结构有着基石般的重要性，以至于鱼类和鸟类都具备这种能力，一些以社群为单位的昆虫都有这方面的本能。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口上，现在的计算机不仅能够识别个人身份，还能将当时的识别结果与无数其他数据库中存储的信息进行比对。

计算机识别技术正朝着生物单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未来识别个人身份使用的都是与人的生理特征相关的指标，比如指纹、掌纹、脸型、视网膜、虹膜或声音特征。自诞生以来，这些技术一直不断被精细化。未来，这些系统中的某些部分肯定能够精准地识别个人身份，甚至同卵双胞胎也能被准确区别开。这些系统中的一部分需要通过个人计算机指挥运作，另一部分可能都不需要得到个人许可就能自动运作，比如机场的摄像头监控系统。

制造和使用这些新技术的成本正在稳步下降。如果把这些新技术融入既有的信息技术基础架构，令其为我们提供简单易用的标准化数据，那么我们势必能够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更多重要的用于金融风险管理的新工具。

在推动身份识别技术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幸运的是，现代化的电子技术可以精确控制面向公众开放的数据，即便对调用数据库的人也可以有选择地开放数据源。我们不应仅仅出于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顾虑而抑制与数据库绑定的个人身份识别技术的开发，我们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如何正确设计这些系统。一个得到正确设计的系统还应该能够应对欺诈或身份盗用等问题。

全世界都在逐步开发身份识别系统。根据国际隐私权益组织的说法，全世界将近100个国家强制给国民配发身份证，而且每个人有唯一的身份证号。举例来讲，芬兰目前就使用一种智能卡式的身份证，这种卡片能够存储16千字节大小的数据，同时也是国民的护照，国民可以通过这张卡片登记自己的退税情况，也可以登记自己是否处于失业状态以及正在寻求再就业的情况。南非也正在考虑采用一种能够记录持有人指纹信息的智能身份证，爱沙尼亚正在计划推广记录持证人所有生理指标的身份证，中国也正在向其居民换发7亿张智能身份证。

美国在开发完善的全国性身份识别系统方面是最接近成功的。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提议向全美民众发放医疗保健识别卡，既可以记录一个人的医疗史，也可以防止医疗诈骗。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应的法案给这种卡片拨付了研发资金，但是这种识别卡至今没有问世。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在仔细权衡是否向其国民发放智能身份证。

某些国家的民众对开发身份识别新技术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当这种新技术能够很好地保护人们的隐私并能够保证不被政府和企业滥用时，其推广将是不可遏制的。甲骨文集团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拉里·埃里森就曾提出建立全国性身份识别系统是预防“9·11”恐怖袭击事件等类似事件的必要举措，他还承诺自己的公司会“免费提供必要的软件”。几年前，为成千上万的人建立完全可靠的身份识别系统或许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现在的科技进步完全能使其成为现实。

一个设计合理的身份识别系统应该允许他人在合法前提下调用个人身份记录，而在查验过程中不会泄露个人隐私，这对于双方共同遵守合同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使用的电子化身份验证系统使用了太多零散的登录界面和浏览器插件，未来，我们应该用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的工具取代这些系统。

有人还提出把身份识别系统与社会其他基础信息系统整合在一起。比如，马来西亚政府就计划在尚未开发的丛林地带建设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MSC），暂定名为“太子城”，一个属于未来的城市、一个“智能型首都”。太子城成为电子硬件集中投入的建设场所，马来西亚也成为第一个开始为全民更换多功能智能身份证的国家。马来西亚推广的这种智能卡实现的功能包括：验证个人身份，充当驾照、护照和医疗记录卡，并且随着该国电子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最终将使其民众可以通过这张卡片获取政府、银行、交通和医疗方面的服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从新型身份识别系统和相关网络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国家发展的巨大动力。

我们的建设不仅仅是升级那么简单，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进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正在讨论生活在一个多媒体超级走廊中将给生活和工作带来怎样的变化……多媒体超级走廊将成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相关产业的研发中心，在这里，世界的概念变得更小，每个人与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邻居，我们必须形成新的道德准则，我们生存在这里，就不会与他人产生不必要的争斗。

但现实中，马来西亚的这套系统建设进展非常缓慢。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计划显得过于野心勃勃，在现在这个建设阶段，我们还很难预言其最终的结果。

但是他们对发展的动力和信心确实有坚实的根基：新科技手段的力量异常强大，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对其加以善用。我们在开发身份识别系统并将其与数据库绑定的同时，必须思考这种技术到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好处，不能让新生的技术成为居心叵测的人用于欺诈或压迫的工具。很明显，身份识别系统对未来实现大范围的风险管理革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这种技术得到完善使用时，我们才能通过相关的人机交互行为改变个人生活的经济基础。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建设之初对其未来的使用进行整体性的考虑。

终结地下经济

过去50年，地下经济在各个国家滋生蔓延，地下经济也被称为“影子经济”，就是人们通过非正式手段进行交易并为了避税而完全采用现金支付形成的经济体系。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现象在未来会逐步减少。

未来世界将是一个通过电子化手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任何人想要隐瞒、欺骗、逃避都将变得异常困难。人们可用的信息总量会越来越多，监管机构通过计算机辅助手段可以加强数据分析。尽管我们有时对权力机关的监视抱有完全对立的情绪，而且他们的权力有可能被滥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其存在有一定的作用，也必须致力于让他们最合理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和能力。

世界各国的税务机关已经开始利用新型信息技术提高追捕逃税者的能力。未来，不存留交易记录或者通过现金交易避税将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电子化货币的推广，那些坚持用现金交易的人肯定更容易受到逃税的质疑，或者让人产生其行为与犯罪有关的联想。未来，现金交易这种行为或许会彻底演变成一种受人广泛质疑的举动。尽管通过电子方式向他人支付款项的技术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做法，但是一旦这种趋势走向成熟，那么其必然加速地下经济走向灭亡。

加密技术就是在人们进行电子化交流的过程中通过特殊编码保证隐私的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技术或许能让人们有更简便的方法避税或骗税，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技术或许产生的是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在某些情境下，不合情理地利用加密技术反而会招致人们的怀疑。人们可以通过合理利用加密技术保护个人隐私，防止个人信息被他人滥用，从而也就能够促进风险管理手段的进步。如果有恰当的加密技术作为保障，那么人们就可以更自由地与他人共享信息，也可以更自由地签订在未来揭示某种特定信息的合同，也就使得他们有能力签订对自己更有利的合同。

居民失去逃税或骗税的能力对社会规划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由于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搜集居民的个人收入数据，我们也就能够创设一个更平等的分配国民收入的体制。

当今社会存在的地下经济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遵循这套文化行为准则的人对自己的挚友高度忠诚，而不用对整个社会负责，他们总是认为自己这个人际圈子里的人能够一起解决所有问题，不用政府以任何形式提供帮助或进行干预。在这个文化圈里生活的人有一种共同的坚定信仰，那就是人类的常识比那些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认识的立法者制定的规章制度更有约束力。当地下经济逐步消失之后，信奉这种文化的人必定要转移到其他反主流社会的群体中，也肯定会寻求其他方式展现个人的独特性。无论如何，地下经济文化的消亡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件好事，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也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变得更公平。

透明的合同

目前，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查询一套正在申请抵押贷款的房屋是否已经被抵押。我们也能为其他类型的抵押贷款进行类似的搜索查询，这主要就是因为抵押贷款合同已经变成一种常见的、标准化的产品，而且从事抵押贷款的行业制定了相应的流程，以防止此项业务出现诈骗的情况。我们同样能够在线查询一个人的征信报告，能够一目了然地看清某个人的既往借贷和还款情况。但除了抵押贷款和征信报告之外，我们仍然无法了解一个人是否签订过其他合同，他执行新合同的能力是否受到影响也就无从得知。

但在未来，此类报告或许会成为现实，而且这类报告的内容还会更丰富，其中可能包含一个人做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承诺，比如租房协议、雇佣合同以及个人收入风险管理合同。未来，越来越多的新型合同会被标准化，而且会被纳入一个电子报告系统，一个人签订过的各种合同的约束条款信息将被更加系统化地整理和运用。

目前，普通人还无法有效签订以现时收入换取未来服务的合同，因为没人能够担保合同的签订者没有与其他人签订同类合同。如果一个人离开签约时所处的国家，那么执行合同也会变得异常困难。

一个智能的计算机网络则可以通过高度智能的方式记录某个人签订的所有合同，由此保证此人未来签订的合同不会与既有合同发生冲突。我承认此类系统先天伴有不可避免的风险，也就是个人签订合同的私密信息可能会泄露，而且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但是如果能够明确使用权限，建设此类网络的好处也是相当显著的：它能够帮助人们更有效地签订涵盖范围更广的各类合同。

新科技、新机遇

新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更广泛地了解了风险，以及风险导致的经济失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新技术的出现使当今经济走到了一个特殊的关口，就像望远镜刚刚发明出来时的天文学或者显微镜刚刚问世时的生物学一样。我们已经有能力分析一些人成功而另一些人失败的诸多场景，我们不用再依靠那些低效的工具弥补时常发生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伤害。

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模拟危机的应对方案。当身份识别技术和加密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后，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活与计算机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还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达成更复杂但也更可靠的合同。未来，在新技术的助力下，我们可以通过更强有力的手段改善自己的生活。新金融秩序需要由创新塑造，而新技术正好给创新提供了最基础的素材。

第6章

心理学：金融风险的另类思维

最近几十年，心理学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领域的创新者可以充分利用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更好地理解人脑是如何形成世界观的，由此才能设计出管理社会最重大风险的新型管理工具。社会面临的重大风险都是经过较长历史时期逐步演变形成的，要想管理此类风险，我们设计的新制度也必须具备长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归根到底，任何新制度都必须是老百姓能理解的制度，也就意味着制度建设必须从心理学入手。

从理论上讲，新技术的出现使许多过去干不了的事变成可能，但是任何新技术都仍然受制于使用技术的人类的能力限制。执行新技术的计算机最终都要与现实中的人互动。要想设计出一套能较好地为现实中的人服务的风险管理方案，就如工程师说的“人为因素工程设计”一样，也就是在进行工程开发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的天生缺陷，比如在设计新款汽车的仪表盘时要尽量考虑降低人为读数的错误。我们或许可以把目前需要的金融创新称为“考虑人为因素的金融工程”。

计算机管理信息的方式可以变化无穷，我们只需要改写计算机运行的程序就能实现。程序员可以任意安装或修改计算机使用的程序，也可以指挥计算机将上亿位的数据从一个储存点转移到另一个储存点，这个过程中几乎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是人的大脑总是限定在某些特定的思维模式中。因此，计算机程序必须围绕与其进行交互的数据处理核心的变量进行设计——这个核心就是人的大脑，这就是人机交互（HCI）成为当今计算机技术研发最热门的领域的原因。正是认识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大学的计算机技术研究学院都专门设立了人机交互技术的专业学位。

设计新型风险管理基础架构的第一步就是充分认识人类在决策过程中意志薄弱的天性。认知心理学就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可能（并非总是，但经常）发生的人为错误。

既有思维框架

值得强调的一个现象是，心理学家指出，人类大脑容易受到既有思维框架的影响而做出错误的反应；既有思维框架就是人脑对特定场景的意识组合，对特定事物的分类，这些思维框架都影响着我们的决策。我在本书中引用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首先提出的“思维框架”一词，这个词的含义自70年代以来也不断跟随心理学研究的进步而被更新。卡内曼对“既有思维框架”的原始定义是“人类做出选择完全依赖于对决策的描述和阐释”。这种依赖性在他们看来是人性的一种“功能障碍”，除非人所处的环境能够保护其不做出错误的决定，否则人的行为总是会和人的决策发生诸多不一致的情况，由此也可能导致其犯下诸多错误。

既有思维框架这个理论在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心理学家已经通过实验证实，人类的判断非常容易出错，而且极易受到决策环境或参考事件的影响。政治学家则专注于研究精心策划的思维框架重塑是如何影响意识形态或政治问题的走向的，也就是当政治领导人刻意诱导民众打破原有思维框架而媒体对这种做法推波助澜的情况下，社会对某个政治问题的看法可能无声无息地却彻底地转变到完全相反的立场上。社会学家则关注媒体强调事件的变化，或者说媒体所认为的重要事务的改变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态度。金融创新家则需要将前文提到的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结论加以整合，并结合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改进风险管理的相关理论。

我们给事物赋予的名字和符号就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思维框架成分。人脑可以简单地接受一系列与我们赋予事物的名字相关的推测和情境，被命名的事物将被动承载这些推测及属性。举例来讲，有好几个心理学研究都证实了，如果把风险管理合同命名为“保险”，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接受。在我们现有的文化氛围中，“保险”这个词代表着优质安全的判断、公正以及权威。

20世纪80年代，LOR金融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该公司曾发起一场推销高度复杂的“动态对冲”产品的活动，他们推销的产品能起到保护机构投资者避免投资损失的作用。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海恩·利兰曾在1980年写过一篇与此产品相关的文章，题为“谁应该购买投资组合保险”。但是当LOR公司真正开始面向机构投资者推广这种产品时，他们被告知不能将其产品定名为保险，因为它无法满足保险产品的法律定义。LOR公司最终以比较抽象和技术层面的“动态资产配置”这个名称称呼自己的产品，而且在接触客户时也比较仔细地向他们解释这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但是他们的客户和社会媒体都习惯使用“投资组合保险”这个名字，并不愿意接受其他形式的命名。LOR公司还曾经试图通过“投资组合保障”这样的说法绕过非法使用“保险”这个词，但是这样的名称仍然没能沿用下来。后来市场对投资组合保险产生了巨大的需求，LOR公司也没有再专门投入精力纠正客户们对产品名称的错误使用。市场对LOR公司提供的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他们卖出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产品。这说明命名是很重要的。

高效的创新家对命名和符号总是很在意，我们未来从事任何方面的创新时也需要对其给予关注。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赋予新事物名字和符号。用户友好型计算机技术是非常认可符号的重要性的，比如说Windows系统的图标和随之而来的名称和符号，都是人们通过鼠标点击就可以激活的。信息技术时代也是取名和赋予符号的分水岭。新信息技术的出现使我们可以给特定的计算机程序或公式取名或赋予符号，这种做法使得原本复杂而遥不可及的事物变得自然而简单。

如果想要给风险管理产品构建一个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框架，那么应该在命名时尽量向人们熟知的概念靠拢，我们将人们熟悉的概念统称为“原始因子”。原始因子就是人类大脑中已经自然认知的词汇和自动形成的分类，这些因子帮助人类形成思考过程中依赖的直觉框架，而其他更高级的或衍生出来的概念都锚定在这个框架内。

常见的原始因子概念包括私人不动产、政府、法律、家庭、父母子女、善良、分享、慈善、礼尚往来、社会阶层、宗教符号、荣誉、遵从、领导人、英雄和公正等，这些概念是3岁小孩都能理解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理解的。将这些概念审慎地融入新生概念的名字中，或者与新做法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加深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也可以保证人们遵循新规则的合规程度。

设计锚点：新经济制度的前提

心理学实验证明，当人们进行定量决策时，他们的结论很容易受到任何可见的量的影响——这个参照量就是一个锚点，而且这种即时可见的量有可能与当时的判断完全无关。举例来讲，如果一张问卷询问受访者他们的收入情况如何，受访者的答案往往受给定选择的影响而“锚定”。问卷给出的可选范围越高，受访者回答的收入水平越高。在另一个实验中，如果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完全不相关的物品之后，立刻让人们估算某个物品的质量，那么人们的答案也会受到之前那个不相关物品的影响。

锚定现象甚至能够影响专业人士做出的严肃判断。在一项实验中，实验者让一群房地产经纪人实地查看一幢房屋20分钟，并且阅读一份10页纸的相关资料，之后估算房屋的价格，而这10页纸的介绍材料中包括了在售房屋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包含类似房屋近期的出售价格。这项实验中，实验设计者主要操纵了一个数据——房主的报价。在参与实验的房产经纪人中，听到房主报价较高的人比听到房主报价较低的人的平均估价高10%。随后，实验设计者询问这些经纪人影响他们估价的前三个主要因素，只有不到10%的经纪人将房主的报价作为其中一个因素。

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得到的经验是，当人们没有清晰的概念如何评估一个事物的价值时，他们做出的最终判断非常容易受到外界锚点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设计一套新经济制度时必须认真设定锚点，这样才能起到为民众提供合理引导的作用。

我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展开论述与新金融秩序相关的创新理念，其中大多数理念涉及对锚点进行重要变革。宏观市场证券需要把锚点从本地和现时转变为全球和长期。不平等保险需要把税收体制参照的锚点从武断的税级转变为准确测算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跨代社会保障制度则需要将社会保障体系参照的锚点从退休人员享有的绝对生活水平调整为不同世代的人共享的生活标准。除此之外，指数型会计单位也需要将参照点从名义数据调整为实际数据。心理学上关于既有思维框架的研究成果证实，转变锚点之后形成的新型工具能够按照我们的设想发挥积极的作用。

赌徒心理与高危风险

人们的喜好和决断从源头上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人们对参照体系的既有思维框架，人们对现在事务状况的推断，对参照点的认识，以及对自然起始点的判定。如果环境变化导致人们有关参照体系的思维框架混乱，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做出不合情理甚至前后矛盾的举动。

心理学家卡内曼和特沃斯基通过多个实验证明了参照点的重要性。举例来讲，在一项实验中，他们将被试分成了两组，他们的任务一样，就是选择合适的医疗方案治疗一种突发的疾病，这种疾病的潜在致死人数大约为600。他们介绍给两组被试的医疗方案在本质上是同一套方案，但是在介绍时使用的词汇和预先设计的参照点各有不同。他们让其中一组被试从最终收益的角度选择医疗方案，其中方案A肯定能救活200人，而方案B有1/3的概率救活全部600人，有2/3的概率1个也救不活。这组被试中大多数人选择了方案A。在绝对收益面前，他们展现了自己对风险的厌恶，因此他们都选择了“更安全”的方案保证有200人得到救治。而他们让另一组被试从损失的角度选择医疗方案，其中方案C可能导致400人死亡，而方案D有1/3的概率全部存活，有2/3的概率全部死亡。这组被试中大多数人选择了方案D。我们可以说，这组被试展现了人类在面对损失时追逐风险的冲动，他们宁愿用200人的绝对安全做赌注，换取所有人存活的1/3的概率，这就像已经输了钱的赌徒一样，输的越多、投入越多，总想把自己输掉的部分再赢回来。

读者们应该很清楚，卡内曼和特沃斯基设计的实验中，只有对参照点的描述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仅区分了多少人能存活或者多少人能被救活，所以这种实验也揭示了一些人类本能的行为模式。其他很多类似的实验也证实了人类面对损益对比时的既有思维框架。

人类在面对损失时有追逐风险的冲动，有进行高危赌博的冲动，有一手回本、毫发无损的渴求，这种人性的本能可能给我们改进社会的风险管理制造很大的壁垒。在这种思维框架的影响下，人们很有可能认为保险金本身就是一种损失，因此不愿意支付保险金，也就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天灾人祸的伤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向读者们介绍，19世纪人寿保险行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从业者将保险金重新定义为对人生的投资。在执行其他风险管理方案时，比如前面提到的一些工具，我们必须同样注意如何描述与之相关的损益对比思维框架。

人在实际承受损失后产生的情感与获得收益时截然不同。损失可能使人感到遗憾，也有可能引发其他负面情绪。普通人都在损失产生前就知道其必然带来的情感伤害，所以任何人都会极力避免这种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讲，参照点尤为重要，如果参照点变了，人们或许根本就不会感到后悔。一个人一旦对某种事物产生了占有感，那么他就会付出艰苦的努力，忍受艰难的环境，承担风险，甚至不惜与人为敌，也要保住自己拥有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把某件事物视为自己的所属品，那么即便这个东西没了，这个人也会很淡定。

人的决策依赖对损益的既有思维框架，这一点对设计风险管理工具来说尤为重要。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介绍某些创新离开这种依赖性就无法正常运作。以不平等保险创新为例，这种工具得以推行的前提就是重塑人们进行收入对比的标准框架。根据这种工具的最基本原理，在一个经济体出现严重收入分化之前就要对社会所能容许的不平等上限制定一个标准，并且强制推行。只有这样，这种新的制度才会给人们留下分享收益的印象，而非强迫本该富有的人遭受损失。

风险受情感支配？

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普通人经常耗费不合情理的大量精力关注并担忧微观风险，这些风险对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风险的影响几乎被摊薄到完全可以忽略的程度。与此同时，他们对那些人生中最重大的风险几乎置若罔闻。这种心理现象的存在给设计风险管理工具的人提出了一个挑战，除非工具的设计合情合理，否则人们无法意识到工具可能带来的好处。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两位心理学家共同开发了自然人个体对风险的心理反应理论，该理论就是以普通人对微观风险过度关注的心理现象为基础。因此，举例来讲，许多人会非常爽快地为家用电器购买延长保修的服务，但是却不会给自己购买意外伤残保险。就算生活中出现了重大风险，我们仍然无法忘掉日常生活中随时都要面对的微观风险，我们却很容易忘记对人的一生都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风险。

在评估自身风险时，人们的情绪总是不稳定的，有时会投入过多的感情，有时又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那些能够引发形象的画面的风险上，比如，电视上报道某种灾害的画面很快就能引起人们对这些风险的重视。心理学家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如果近期曾经出现过一起飞机坠毁的空难，那么最近不得不乘坐飞机的人都会特别注意给自己投保，往往保险公司会在空难出现后的最近一段时间内制定高得离谱的保费价格，但是人们也在所不惜。

那些需要经过长时间发酵才会显现其影响的风险，比如一个人职业收入的逐步减少，通常不会在人们的大脑中产生生动的画面。但仅以严重危害出现的频率衡量，这种风险比前面提到的飞机坠毁风险更重大。这也说明了风险管理工具设计时需包含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真正的重大风险。通常情况下，那些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风险无法引发人们情感方面的反应。

心理学家目前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实证，能够证明情感定风险理论有其合理之处，这个理论宣称人们对风险情境的反应直接受其情感的支配，比如担忧、恐惧或焦虑等情绪都会影响人们的反应，而这些情感通常都是人脑比较原始的机能，并非大脑皮层的高级反应。纯粹在知识层面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并不会促发人们采取行动处置风险，但是这种认知的过程一定存在情感的成分。大脑皮质额叶会将抽象事件的画面转变成给人带来愉悦或不快的心理体验。曾经接受过额叶手术的患者已经部分摘除大脑中的额叶部分，他们似乎就只能关注眼前的事物，而无法预见远期风险。不幸的是，如果正常人没有对风险产生情感上的反应，那么他们和手术患者一样无法预测远期风险。

那些讨论如何销售保险产品的书中就包含着对情感定风险理论的分析，尽管有时这些书里的分析看上去都是世俗的、玩弄人们情感的推销手段，但是其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人类本能地存在处置风险的心理障碍。盖伊·E·贝克在他的著作《人们为何购买》（Why People Buy）中强调，保险推销员应该从与潜在客户共同寻找其面对的风险实证入手，尽可能生动地描述没有保险可能产生的巨大危害，尤其要让潜在客户突出意识到现在还没有购买保险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书中记述了推销成功那一刻的情形：

一旦潜在客户意识到自己的现实情况，他肯定马上坐立不安，而且一定会采取手段弥补不足之处。诱发这种坐立不安的情绪是整个推销过程的关键。当这种情绪出现时，也就是讨价还价的开始……我相信，任何人面对艰难抉择时都会有类似的经历。保险购买者之所以肯花钱，就是因为他相信花了钱就能消除自己的痛苦，并且解决自己的问题。

因为人们采取行动时无一例外地受到情感的支配，所以任何一套经济制度要想让人们真正采取应对风险的行动，取决于其向人们传递了怎样的画面，以及激发了人们怎样的联想。像风险这种抽象的概念如何激发人们情感上的反应，与人们通过心理作用对抽象概念形成的画面有紧密联系。

本书第三部分将讨论的重构思维框架的理论能够鼓励人们通过更生动的方式看清自己面临的风险。创设远期个人收入所有权交易的宏观市场，或者按城市编制的住房价格指数市场，能够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个体面临的风险。如果人们通过电视新闻听说自己的职业收入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自己所在城市的住房价格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都能让人们体验到风险的真实性和生动性。从而针对职业收入风险创设的生计保险，或者针对住房价格变动创设的住房价格保险，就能够帮助那些过度担忧自己风险的人找到合适的出路。

财富分配如何做到你情我愿

关于思维框架理论，不仅仅是给某个理念命名这么简单。虽然我们对某些基本观念已经形成思维框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改变它。人类对自我的定义，以及对社会层级的定义，对风险的形成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有着重大影响。最现实的情况是，人们永远无法准确得知到底有多少社会财富属于自己、有多少属于他人。商业的诞生迫使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境遇，而不同境遇的人应该获得怎样的待遇也没有成文的规定，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能让我们知道自己应得的份额，也就无从得知是否要奋起争夺，也没有一种方法能让人秉持公正、诚实、言行一致的品德，让别人从自己手中取走财富。其实，通过重塑思维框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改变人们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下的行为方式。

心理学家曾进行过一项实验，以人们是否愿意与他人共享资源的决策为实验对象，分析并揭示思维框架对个人自我预期的重要性。在实验过程中，一名声称自己是心理实验室学生的人致电给随机受访对象，请受访者回答几个问题，以帮助这个学生完成一项研究课题的调研。这个电话测试中询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人提出明确需求，受访者是否愿意贡献个人时间帮助美国癌症协会募集捐款。有4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愿意。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回答的是一个假想问题，所以乐于说些便宜话。3天之后，在假装与之前的电话访谈完全无关的情况下，一位美国癌症协会的工作人员给同一批受访者打电话，询问他们可否贡献3个小时的个人时间，帮助该协会募集捐款。之前受过实验室学生访谈的同一群人中有31%的人表示他们愿意，而没有接受学生访谈仅接到癌症协会电话的随机群组中只有4%的人表示愿意。显然，在第一轮访谈中回答了愿意的人在自己的印象中形成了自己已经做出承诺的判断，也把自己视为可以为这些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人，按照言行一致的基本道德原则，他们应该信守自己的承诺，即便他们没有亲口说出“承诺”这样的字眼也要坚持这样做。就在这个实验中，第一次学生进行的访谈其实已经改变了人们对“自我”的预期，也就是改变了他们的既有思维框架。

通过上述实验揭示的人性特征对于公众接受某些最基本的风险管理工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累进式税制和社会福利体系。人类总是会有自私或冷酷的一面，但正是他们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认知，抑制了人们受负面情绪的影响。所以，如果政府制定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能够让人们在心理上得到合理的安慰，那么即便这种分配制度给个人造成损失，人们仍然能够接受。

通过心理学实验得出的结论对于建设良好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让思维框架的变化形成固定机制，那么我们向他人贡献资源的意愿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与他人分摊风险的理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创新理念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目标。如果能在小范围内达成分摊风险的协议，那么我们就会把自己视作这个协同团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如果我们选举产生的政府能够推行这样的风险分摊协议，那么我们就会视自己为团结的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言行一致与风险控制

人类有一种遵循言行一致原则的本能，这种本能驱策着人们遵守原则、崇尚信仰，当人们觉得自己变得言行不一时，通常都会产生负面情绪。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将这种人性的冲动本能称为“认知失调”。遵循言行一致的原则虽然有时导致我们做决策时无法灵活应变，但是它也让人具有了可靠以及办事有系统性的特征，所以也是一种宝贵的人性特征。在设计新风险管理工具时，我们可以对此加以利用，从而通过认知失调现象提升工具的稳定性。过去那些获得成功的创新者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这个原则，只不过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较原始的阶段。

认知失调理论承认，人类对言行一致原则的遵循并非一成不变的，人们有能力且确实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做出改变的原因有时是正面的，有时可能出于自利或欺诈等负面因素的影响。费斯廷格指出这种改变通常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

假设一个认知元素与一个社会现实相对应，而要在不改变社会现实的前提下改变该认知元素，那就意味着忽视现实情况的存在，或者采取与现实情况完全相反的行为模式。通常情况下，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那些被人们称为“病态行为”的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通常情况下，要想这样的情况成为现实，那么这个人还必须找到同意并支持他的观点的人。总之，当出现不得不改变社会现实的需要时，寻求他人的同意与支持是塑造全新社会现实的最主要方式。

在讨论风险管理时，一个时刻存在的危险就是，当风险恶果暴露后，在风险管理合同中占不利地位的一方有可能毁约，甚至会游说政府逆向取消合同。降低这种违约风险的方式之一就是，在订立合同之初就让参与方都充分懂得合同的签订是为了服务一个美好的事业，合同的执行需要参与各方共同努力，而且民众对这种合同的存在也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还可以通过社会仪式或公共纪念活动等形式揭示人们对此类合同承担风险管理职能的共识。由此一来，合同参与方就很难与社会民意对抗，而且还可以从此启动一系列的社会民意征集活动，使得公众的压力像接力棒一样持续存在。通过给风险管理合同拟定恰当的名字和符号，能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对这种风险管理合同的适当的思维框架，以后不断重复使用这些名字和符号，也就不断强化了人们对风险管理合同的认同。

恰当的思维框架对于涉及大额资金往来的风险管理制度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对本书中将要讨论的新金融秩序中的创新理念也是一样。任何支付大额资金的决策都应该被视为当事人自愿做出的决策，而且当事人也应当是具备相应知识的人，签订大额资金支付合同之初，就应该默认参与方都认可合同的内在逻辑和其服务的良好初衷。

等位交换和社会公正：世界所有人的追求

人类有一种基本的行为特征，那就是其行动必然“优先考虑等位交换”。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善待，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回报以同样善意的举动，而如果遭遇敌对行为，那么他必然会回击。对于许多金融创新而言，在产品或服务中包含一定的等位交换的因素是很重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种类型的创新的稳定性会更好。

对等位交换的优先选择主要体现在一个共同文化体当中对公正或不公正的定义。不同的文化对公正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通过跨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基本因素在不同文化当中呈现共性，这也说明对公正的渴求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实验博弈论理论研究者通过一项名为“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证明了人们优先考虑等位交换的倾向。被试为两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寻求对一笔资金的合理分配方案。实验组织者将其中一人定为提议者，也就是由他提出分配方案，而另一个人被定义为受议者，他要么全部接受提议者的方案，要么全盘否决，但如果否决的话，他们都拿不到钱。如果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那么提议者肯定会出于自利给自己留下总额中除去最小货币单位一位的数额，而受议者也必然会接受这种方案，因为拿到一分钱也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实际上，更多的提议者会把钱平均分配。更重要的实验结果是，当提议者留给受议者的钱少于总数的20%（含20%）时，受议者有50%的可能性完全否决其方案，即便一分钱拿不到也在所不惜。这个实验证明了，等位交换的原则能够超越常规的经济利益驱动而发挥作用。

心理学家李·罗斯和斯蒂文·塞缪尔斯通过实验证明了，通过改变博弈场景名称的方法能够影响人们的表现，能够决定他们是自私自利还是协同互利。他们在实验中引入的场景通常被称为“囚徒困境”。博弈论理论研究中有专门针对人们在决定是否与人合作过程中的表现的分支，而囚徒困境就是这个分支研究中最常用的博弈场景。在最原始的场景设定中，有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怀疑共同犯下了一桩罪行，他们被分开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相互之间无法沟通。作为诱供的一种方式，警察会对其中一人说，如果他坦白，那么他可以被无罪释放，而另一人会坐很长时间的牢；如果两人都招供了，那么两个人都得坐牢，只不过刑期减少一半；如果两人都不招供，那么警察只能找别的理由对他们进行极短期的牢狱惩罚。警察还同时告诉两个人，对方也面对同样的选择。当然，对两个人而言最好的选择是缄口不言。但是，由于他们无法沟通，所以他们都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他们首先要在自己头脑里判断对方是否可靠，其次要揣测对方对自己的可信度是如何判断的，最后要猜测对方会如何揣测自己对他的信任程度。尽管在此情景下最好的协同策略是保持沉默，但是通过模拟这种场景的实验发现大多数人还是会主动招供。

罗斯和塞缪尔斯用两组被试进行了类似的实验，被试面对的条件与囚徒困境中的条件一样。唯一的不同点是两组被试收到的博弈场景名称，一组是“社区博弈”，另一组是“华尔街博弈”。在“华尔街博弈”一组中的被试合作程度相对较低。

因此可以看出，对人们既有思维框架的改变，如果影响了我们对他人是不是“天然的”合作对象的看法，那么其就会对人类行为是否大方以及是否顺从产生根本性影响。对一个社会而言，很有必要保持社会成员持有等位交换的理念。如果想使我们的收入风险管理机制长期持续下去，这种理念的存在就更重要。我认为，本书介绍的一些分摊风险的创新能够增强公众等位交换的意识。当分摊风险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就能看到当今社会缺失的等位交换现象了。

德国为什么发动“二战”：从金融史看思维框架

我们能从金融发展史上找出很多例证说明思维框架理论的运用对金融合同的执行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些影响是好的、一些是坏的。实际上，这里要举的例子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促成了前面部分（并非全部）心理原则的出现和确定。用于证明其他心理原则的例子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讨论。

第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所要支付的战争赔款。在设计这些债务时，人们遵循复仇、惩罚和侮辱的思维框架，正是这些原始的理念刺激了德国民众最负面的情绪。同盟国和协约国都通过1919年《凡尔赛合约》向德国强加了战争赔款，并且在1921年由赔款监督委员会执行落实，当时各国人民对战争的愤恨情绪还甚嚣尘上。德国政府对过度的赔款要求表示了抗议，并且请求延缓支付赔款，最后终于变成了无力支付赔款。作为回应，法国和比利时于1923年将部队开进了鲁尔工业区，直接接管了当地的工业生产。但由于德国工人的消极抵抗，这种占领行为也失败了。于是就有了1924年出台的道威斯计划，德国的战争赔款总额下降到其国民收入的2.5%左右。

1924年德国的税收水平是国民收入的25%左右，这比同时期的英国要低。看上去，德国在支付道威斯计划规定的赔款方面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但是德国政府并没有选择大额提高税负或大力削减开支，反而通过借外债的方式偿还旧债。最终，德国几乎没有偿还多少赔款，其剩余的债务都在1932年的洛桑会议上被免除了。

德国无法清偿赔款的重要原因主要还是民众的愤恨情绪高涨。我们不用推测也能知道，高额的赔款必然引发德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实际上，赔款协议中有一个认罪条款，德国被迫承担战争的所有罪责，由此也就在民众脑海里形成了赔款就是惩罚的既有思维框架。该条款使得德国民众完全无法意识到支付战争赔款是一种国家可以选择性接受的形式，也无法理解这是有荣誉感的民族必须采取的行为。当时的德国民众完全不可能认识到，自己要想言行一致，就必须支付战争赔款——这还远达不到为国家争光的程度。相反，他们倾向于将赔款造成的损失看作对个人物权和产权的侵犯。在这个事例中，德国民众完全体会不到等位交换。取而代之的是，他国的入侵军队不断强化了本国与他国敌对的现实。根据某些学者的说法，这种愤恨情绪的积累和爆发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已经能够有规律地接受本国自愿承担的外债了，只不过偶尔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已。所得税税率达到30%甚至40%都变成了常见现象，而很多税款都用来支付外债的利息。现在也经常出现一国的外债总额超过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外债产生的利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都远远超过当年德国支付战争赔款时的水平。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政府拖延清偿外债是一种令全国上下颜面扫地的事情，甚至是无法想象的。造成这种外债和德国战争赔款之间差异的，完全是人们对债务的既有思维框架。

下面让我们举一个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中的债务清偿在人们的既有思维框架中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也就是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其实是抽取正在工作的年轻人的一部分收入，用其赡养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作为回报，政府告知这些被抽取收入的年轻人，等到他们退休之后，他们也能从未来年轻人的收入中获得赡养的福利。这个体系存在根源性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未来的年轻人可能通过投票决定减少收入被抽取的额度，甚至彻底废止这种制度，那么已经退休的人（在其年轻时已经为这个制度贡献了很多收入的人）将无法继续获得福利。

20世纪30年代，创设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就是通过创新性地运用名称维护制度的稳定性，他们将这种制度与人们的物权和产权联系在一起，不断重复其社会符号，最终让民众认为这是一个不同世代的人共同认可的体系。这些全都是思维框架的运用带来的结果。

1934年，美国颁布的《社会保障法》及其后续修正案都包含一些能让人联想到基本人权的词汇。养老保险就充分运用了“保险”这个强有力的词。用“贡献”取代“税款”指称人们向社保体系缴纳的资金，让人们感觉自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向公共基金捐款，由此也保证了他们对最终收益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当年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时，赞成票仅多出了一票，这让民众觉得这是公众自由选择的方案，只不过是借国会之手间接实现而已，并且参与这项保障计划的人一开始是不用每个月都支付社保资金的，最初一批受益于这套制度的人必须是已经向社会做过多年贡献的人，以上这些因素都让人们形成了一个思维框架，觉得社保体系是通过居民的自由优先选择权产生的，是居民个人必须履行的承诺。

每个美国人的工资条上的扣减项目中都有一个缩写“FICA”，其全称是“联邦保险捐助条例”。尽管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清楚FICA的含义，但是仅凭工资条上有这一条目就能够用来争辩这些人不应被排除在未来享受退休福利的范围之外。所有写着“FICA”字样的工资条（蕴含了“保险”和“捐助”的双层含义）通过其对这个符号的不断重复，似乎已经成为居民物权最广泛的文献证据。

实际上，罗斯福总统是第一位推出社会保障体系的领导人，这也是他“新政”的基石之一，他也曾做出和上文同样的判断。曾有批评家提出，尽管从字面上看，根据捐助条例抽取的个人收入被定义为保险，但其实质并不成立，因为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保险合同。罗斯福在反对这种意见时曾表示：

我想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你是对的，但是这些税收从来就不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征收的，它们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政治措施。我们把贡献度写在每个做过贡献的人的工资条上，这是为了给每个贡献者法律、道德以及政治上的权力，让他们有获取年金或失业津贴的保障。只要有这种税收，再怎么可恶的政客也不敢废止我的社会保障制度。

美国的社保体系实质上是对民众做出一种承诺，将未来年轻人的收入部分转移给未来的老年人。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该体系是否违宪，开庭的理由是当年通过这项法案的美国国会无权将未来的美国国会绑定在同样的义务上。罗斯福政府起草了一份很简短的答辩，其主要的反驳依据是社保体系不属于保险（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和居民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美国国会可随时更改该体系的条款），所以也就不存在违宪的问题。社保体系只在名称上是保险。在接受这种反驳依据的前提下，最高法院认定这套体系是合乎宪法规定的。

尽管有这次判决，但是此后美国社会保障局使用的措辞仍将这套体系定义为一种保险，是政府与居民之间形成的实质保险关系，任何参与社保的居民都有享受社保福利的“权力”。1953年，美国参议院议员卡尔·T·柯蒂斯受这种用词的刺激，召集了听证会，美国社会保障系统主任奥瑟·奥特迈耶被传唤作证。奥特迈耶规避了所有与这种措辞相关的问题，他坚称，尽管国会有权力随时变更社保福利的内涵，但是社保仍然赋予参保人不可动摇的权力。当听证会上有人提出国会曾经修正过社保法案，减少过社保福利，并且在过去已经出现过部分取消民众“权力”的行为时，奥特迈耶说：“修正法案是为了让人民获得更好的权力……我相信美国国会将继续改善并提高劳动者的权力。”按照奥特迈耶的这番发言，美国国会不仅要按照宪法规定维护民众的权力，而且在宪法之外还要根据常理对民众负责。迄今为止，美国社会保障局仍然在沿用类似的宣传语，这说明在创设美国社保体系之初塑造的思维框架为该体系演变为稳定的风险分摊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美国社保体系为典型代表的思维框架塑造行为并非有意操纵民意，相反，其为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民众的心理架构而言，是把正确的东西放到了正确的地方，从而保证了这套制度能够长期稳定运行。仅以社保体系为例，人们在19世纪30年代塑造的一套恰当的思维框架使得民众直到今天仍能享有相当的福利。对保险概念进行恰当的思维框架塑造，以及适当地推行社会保险都在过去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鼓励民众接受了一部分影响深远的风险管理制度。可见，我们在以后的发展中，也应该以创新的方式重塑思维框架。

心理学影响金融创新

激进的金融创新必须高度关注心理学因素。具备恰当思维框架的金融合同的稳定性较强，而且可以世代相传，也可以经受住政府换届的考验。由于我们面对的风险经过长时间发酵才会展现出其危害，所以用于风险管理的金融合同也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本章中讨论的例证对任何试图改变风险管理基础经济制度的行动都有借鉴意义。正如把同一幅画装裱在不同的画框里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我们也可以通过改变那些看起来不重要的外围因素重新框定经济制度和工具，这些因素包括参照点、大环境、语言以及对起源和原因的描述，当然在任何环节都要注重这些改变带来的心理冲击。重塑思维框架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比如改变会计单位、改变标准或格式合同中的条款或者对制度的分类。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日常可见的信息实现这一目标，因为日常可见的信息代表着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也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参照点。

第7章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金融创新的本质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阐述了人们面对的部分重大风险，同时分析并证实了信息技术和心理学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开发强有力的新型金融手段，用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将进一步展开论述金融创新可能遵循的几个主要发展方向。

但在开始讨论具体理念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简要地论述金融创新的本质。对于那些已经与金融创新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读者来说，这些反思可能是多余的，不过仍然有许多读者对金融创新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个观点比较陌生。

一个金融创新的例证

布局新金融秩序单靠简单运用基本的金融理论是无法实现的，主要还得依靠创新。如果想让新金融秩序运转起来，我们必须创造特定的金融工具，而创新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把管理风险的金融工具看作创新，原因包括：金融创新不需要实体的生产设备，创新者往往籍籍无名，而且金融创新直到最近才刚刚能够申请专利保护。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真实的创新，而且由于它们能够帮助普通人应对生活中的重大风险，所以这些创新往往都是激动人心的活动。

已经广为人知的一个简单的金融创新例证就是处置单一重大风险的标准保险合同，比如住房所有者权益保险或者人寿保险，这些创新的出现对我们的生活有重要意义。尽管远古时代人类社会就出现过保险的理念，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当代保险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而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人们意识到管理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同时又得益于当时概率论和统计学的推广，所以保险的理念就在欧洲逐步普及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和保险相关的发明越来越精细化。

与发明物理硬件一样，发明保险的过程也是在一套核心逻辑的引导下，不断加入能够协同发挥作用的必要组件。保险以极为精明的手段克服种种困难，最终达到处置风险的目的，从这个方面讲，保险是一个极为美好的发明。保险一方面帮助人们解决了风险暴露时遇到的困难，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处于高风险领域的生产活动变为现实。

一份当代保险合同包含的成分有：一份字斟句酌的投保人和承保人之间签订的书面合同，一家能够执行保险合同的企业型或公共事业型保险公司，以及一套政府制定的保险业政策，通过政府监督保险公司能够履行合同约定的内容，同时也让投保人具有充足的知情权。投保人和承保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必须约定一种特定的损失，以及当损失出现时对其进行量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准确定义损失时起到两个作用，一方面是确保投保人不会恶意增加损失，另一方面是为了证实所产生的损失对投保人的真实性和重大性。

保险公司必须建立一个由既往损失案例和一套数量化模型共同构成的数据库，在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支持下，向投保人做出合理的承诺，保障承保人能够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与此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在制定保险合同时需要注意其对公众思维框架的影响，要尽最大努力消除人们的抗拒心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保险合同包含诸多组成因子，所有因子都是必需的，只有它们产生合力，保险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对于几百年前的人们来说，当代保险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工具，因为当时的人们无法想象其中各种因子应该如何开发，更不用说如何让它们协同发挥作用，但这一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都已是司空见惯的现实。

创新的传染性

成功的发明一旦出现，无论其起源如何，都会被世界各地照搬。这说明创新具有传染性。我们看世界各地的汽车和飞机外观上都大同小异，主要就是因为人们已经亲眼见过别人使用这种东西，而且实践证明它是切实可行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制度极其相似。

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意识到金融创新的传染性。在现有的金融和社会保险制度出现之初，人们或许认为它的产生是某种道德或政治力量推动的结果，而不是纯粹的创新理念的产物。人们或许还会认为金融创新是某些本地有影响力的人通过个人权威推动产生的，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些创新可能是根本籍籍无名的人为了解决现有问题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照抄过来的。最真实的情况是，世界各地的人在不断产生新的理念和想法，而创新的传染性使得这些理念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最终形成了金融制度无所不在的现实。

用于解决金融问题的创新（比如管理生计风险的工具）与飞机或灯泡这样的实体创新相比很不显眼，很少给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证明一个风险管理工具的价值往往需要很长时间。1908年，威尔伯·莱特在法国莱曼首次展示他的“飞行器”，他在赛车场上空按照跑道的轨迹精确地控制飞机飞行，这种成功立刻征服了在场的观众，这则消息在几天内就传遍世界各地。如果我们现在发明一个能够保护人们毕生收入的风险管理体系，我们几乎不可能让人们瞬间就意识到它的可行性。

人类最常犯的一个错误

许多创新在初始阶段传播都很慢，主要因为传播的基础是民众认同其有效性，要形成广泛的认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下面可以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这些非金融类的创新都证明了上述问题的存在，也展示了创新最终会取得成功的事实。

现在，当人们穿行在机场、火车站或大巴车站里时，总能看见大多数旅客拖着拉杆箱来来往往，拉杆箱下面安装的滚轮使人们不用提着行李，而是拖着走。拉杆箱的出现让商旅人员的行程变得更轻松。乍看上去，给行李箱安装滚轮是个特别原始的概念，有行李箱的同时就应该有这种轮子。而现实情况是，这种滚轮拉杆箱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这是为什么？

世界上第一个为滚轮拉杆箱申请的专利是1972年马萨诸塞州秋河镇的伯纳德·戴维·撒托提交的。撒托曾在访谈中对我的一位研究助手说，他的滚轮拉杆箱创意诞生之初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所有大型百货商店的采购人员都认为这种产品无销路。他们并没有直说滚轮拉杆箱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只是说这种产品没有市场。这其实就是数百万新发明的共同命运，它们被拒绝并非是由于自身理念的缺陷，而是由于某些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公众对这些发明不感兴趣。

撒托的滚轮拉杆箱相对于原本没有滚轮的行李箱是一项巨大的改进，但是按照他原始设计生产的箱子在拖动过程中容易左右摇摆，甚至可能整个翻转过来。过了近20年，一位西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罗伯特·普拉特才对拉杆箱进行了第二次重大改进，他给箱子安装了两个间距较宽的轮子，因此在拖动过程中箱子就顺着两个轮子之间的平衡木的支点运动。这个改进再加上可收放拉杆的出现，终于使得新型旅行箱拖动更平稳、更方便，而且还能用旅行箱充当其他包裹的支架。他将这个新型拉杆箱称为“Rollaboard”（滚动纸盒）。

我们现在再看普拉特的设计，总会以为这么简单的东西应该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我们很可能以为这种设计不过就是尝试几种轮子间距的效果，这种设计的优点应该早就被人们发现了才对。但过去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人创造出这种东西，这足以说明简单的创新理念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孕育。还有没有比滚轮拉杆箱更显而易见的发明呢？或许有读者知道，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整个西半球都没有任何安装轮子的工具，只能在一些孩子们的玩具上看到零星几处。有时，所谓“显而易见”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另外一个简单的发明就是电影字幕，这是一个异常有用的发明，但是也经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步推广开来，最终成为人们广泛采用的技术。当电影演员说的不是观众的母语或者因为别的原因使其话语难以理解时，就可以通过字幕传达准确的意思。现在，人们通常都选择看原声电影，只要有观众母语的字幕就足够了。除此之外，其带来的另一个实效就是，同一部电影里可以出现说不同语言的角色，字幕可以顺畅地解决观众的理解问题。

或许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默片时代就没有应用字幕技术？在默片时代，几乎所有影片都以插页的形式展现人物对话，这打断了剧情的发展，因为插页占据了整个屏幕。也正是由于插页存在的负面影响，所以只在影片中关键的地方使用，人物的对话也就非常少。由于缺少对话，演员们必须通过夸张的形体动作表达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倒回去看当年的默片，几乎都和拍给孩子们看的卡通片一样。其实默片时代的制片人完全有能力运用同步字幕技术，按照正常对话和正常动作拍摄出和现在一样的影片。

一些早期实验的失败或许使常去看电影的人对同步字幕技术产生了偏见。1920年亚伯拉罕·S·绍默拍摄的《密室》（The Chamber Mystery）就将字幕叠加在了图像上，它们是以气球图标的形式出现在演员的嘴边，而非整齐地排列在荧幕下方。那部影片没有获得成功，而且气球图标的形式也不再被采用。这或许是因为气球图标影响视觉效果，也可能是《密室》本身的剧情就有问题。初期尝试如果没能赢得大众的支持，那么其负面影响将持续抑制后续的实验。

大多数创新都是在既有基础上逐步改善，所以原始的根基非常重要。创新时通常都要预留由旧技术升级到新技术的可行路径。对于同步字幕而言，它们的真实功效只有在有声电影时代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如果观众一直无法接受同步字幕技术，那么电影制片人也就永远无法发现这种技术会给电影艺术带来怎样的变化。

公众接受滚轮拉杆箱和电影同步字幕技术的过程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暴露在这些新发明之下的频率很低。一个行李箱或许能用几十年，如果之前买了一个设计有缺陷的，那么就得认命地用上它几十年。如果一个人正好看到一场气球图标式字幕的烂电影，那么这个人或许此后很多年都不愿意再看同类电影。

管理生计风险的创新面临着类似但严重程度更高的障碍：一个人只活一次，也就是说只有一次机会验证自己的风险管理机制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抑制创新传播的障碍的严重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错误地估计过去人们实验的广度，以及这些实验可能获得成功的概率。我们或许会错误地认为，如果没有人运用某个理念，那么这个理念必然是有问题的。

人类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认为所有的好点子都已经被开发出来了。当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把现有技术看作最好的技术是一种令生活变得更容易维持的思维模式。但是我们经常也因为一个理念过于简单而拒绝接受——我们或许会想这么简单的理念早就有人想到了，而现实是，可能根本就没人尝试将理念变成现实，或许有人曾经尝试过，但是执行的方法不对、所处的环境不恰当或者意外的事件使其失败，再或者公众无法认识到这个理念的重要性。

激进的金融创新

能够促使社会转型的创新一定是经过多年酝酿后突然呈现爆发式传播的创新。它们或许是一些“显而易见”的理念，大家都不去碰是因为大家都先入为主地认为，肯定有某种原因导致这个理念无法变成现实，否则早就有人去尝试了。大家都在避免尝试新的东西，直到看到身边很多人都在用才跟风去做。

金融创新比滚轮拉杆箱和电影字幕更难实现，因为它们通常需要政府批准，还需要相关监管机构的支持。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在家里组装带轮子的拉杆箱，还可以带着这种箱子在公众场合展示，没有哪条法律禁止这样的行为。它们面对的只是个人认识上的不足和疑虑，重大金融创新面临的障碍远不止于此。

但在当代社会，我们确实有能力推动重大创新变成现实。现代监管机构愿意听取关于重大金融创新的方案，也有可能同意推动这种创新，而且现代企业也愿意为推广新理念投入上百万的公关宣传费用。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展开讨论六个新理念，每章讨论一个，其理论基础就是既往的制度进步史，希望通过分析这些新理念，将经济安全性方面的制度建设与当今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保持同步。后面提出的六个理念共同组成一幅宏观经济安全的图景，对于希望建设一个更有效、更人性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府、商人和研究者都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第8章

人生无忧：生计保险和住房价值保险

我们以一位正在雄心勃勃且专心致志地规划自己职业生涯的年轻人为例，假设他正在考虑攻读生物化学领域的高等学位，专攻DNA（脱氧核糖核酸）重组技术，其学位论文也是专注于腺病毒载体的具有高度专业性的文章。攻读这个学位无异于是一项以年为单位的投资，一旦学成，他将成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与本书的引言部分提到的新入门学小提琴的年轻人一样，这位潜在的生物化学专家面临着个人的两难境地，其中包含多种风险。

谁能说清楚一二十年之后，专门研究DNA技术的生物化学家收入水平如何？我们有实际证据能够证明生物化学领域的职业都面临着风险。最近几年，各高等学府在生物化学研究领域不断减少低收入的博士后流动职位，转而聘请全职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年轻的生物化学研究人员的生计就成了问题。在1998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称：“‘预期中的危机’不断增长，正逐步导致研究生命科学的年轻人越来越难实现他们的职业目标。”

目前已经有许多有才能的研究人员发现，日子一天天过去，自己却只能找到一些低收入的兼职工作。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受到这种趋势的警醒，美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最近成立了全国博士后协会，试图保护这个群体的经济地位，但是这个协会是否真能消除他们收入下降的症结还是一个未知数。尽管生物化学技术开发出了一些人类叹为观止的创新，但是生物化学工程师或许会在未来沦落为低收入雇员的一种。目前的现实是，高等学府和生物化学企业能够以越来越低廉的薪酬聘请到这个领域的人才，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大规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从国外引入人力资源逐渐成为主流。

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需要一起考虑。生物化学技术领域看起来是一个“胜者为王”现象尤其明显的领域。一个研究人员如果比领先者仅晚一周取得实验成功，他也会一败涂地，也就是说，生产力方面微小的差距可能造成不同个人之间收获的巨大差异。因此，资深生物化学家通常都要求年轻人长时间加班，牺牲家庭和个人生活，而且承担着最后可能一事无成的巨大风险。

DNA重组技术或许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关键作用，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无关痛痒的分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允许在临床上使用病毒载体进行基因治疗。由于研究人员可能在实验过程中无意制造出新型致命病毒，或者导致既有致命病毒无意地泄露，也就可能引发道德或公共健康问题，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立法者完全有可能通过新的立法限制新技术的运用，从而严重阻碍这方面的技术进步。19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附属医院曾使用经过基因技术改造的病毒载体治疗一位临床患者，这名名叫杰西·盖辛格的少年虽然自愿接受这种新型疗法，但他的死亡还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当人们意识到核能的危险程度之后，新建核电站的数量急剧下降，从而导致社会对核物理工程人员的需求大幅减少。同样，冷战结束后，政府对军用飞机的需求下降，航天器工程学的人员需求也随之减少，生物化学重组技术完全可能出现与前两者同样的发展轨迹。在更现实一些的情景下，这个领域完全可能由于专业人员数量冗余或者生物化学类企业股价暴跌而出现工作机会紧缺的情况，这个领域也有可能出现重大技术突破，未来的研究方向完全转型，使得现有人员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完全过时。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发展轨迹可能大相径庭，这取决于这个领域到底有多少研究需求。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到底会怎样。

仅以当今现实而言，生物化学研究人员如果坚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就必须以一人之力面对所有可能遭遇的远期风险，所以他们也可能选择不攻读这个领域的高等学位。即便他最终还是攻读了学位，他对专业内的细分领域还是会相当谨慎。目前，腺病毒载体这种研究还是一个投机性很高的领域，未来可能变成一条死胡同。除了腺病毒之外，科学家们还在研究其他病毒载体，同时还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多种非病毒载体的研究上。即便腺病毒载体研究可能为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治疗提供方案，但是出于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担忧，前面说到的这位年轻人或许将不再以腺病毒载体作为学位论文的主题。

年轻人心里明白，这些高度专业的知识会使他成为非常抢手的人才，而且未来职业的发展可能一片光明，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这其中蕴含着极高的风险。如果他出于这些担忧而不选择这条道路就太可惜了，因为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他面临的风险还不算很严重，但社会可能在未来对他这种具备专业生物化学知识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

下面让我们假设，社会上已经存在专门保护生物化学科技领域工作人员生计的保险。生物化学家可以购买专门针对DNA重组科技的保险，保障自己在未来行业收入下降时也能获得稳定的收入，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己，避免陷入经济困境。这种保险可以约定，当未来他的收入下降时，按照固定频率向他支付生活补助。签订此类保险合同时，他可以选择多种支付方式：可以按照他未来的收入水平支付工资中的一小部分作为保费，也可以选择按照未来收入计算的年均收入指数的固定值支付保费，甚至可以选择两者结合的方式。有些保险合同甚至可以一次性收取保障终生的保费，这种保费数额如果较大，投保人可以从银行或其他贷款人那里筹措资金，以此保障自己未来的收入水平（这个例子在第10章会展开论述）。

如果能购买此类保险，年轻人面对的风险程度就大大降低，他也就能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生物化学技术领域的职业发展。投保此类保险的年轻人就如同一位持有较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生物化学技术公司的总裁，他的收入总是有下限保障的，只要他能在工作中全力以赴，那么等待他的是更加光明的前景。原本由他独自承担的风险就转嫁给了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的投资者可以将整个公司的投资组合进行多元化配置，所以个人的风险最终变成了不起眼的小风险。所以说，生计保险是新型大众化金融秩序中的关键制度之一，它使目前仅能由公司管理者为规划公司战略使用的风险管理工具，变成个人在规划职业发展时也能使用的工具。

我们一直用其举例的这个年轻人需要购买的生计保险必须是一种经过恰当设计的产品。如果选择生物化学技术职业的年轻人在未来某个时点收入真的下降，而且如果可以准确计算下降值的话，那么这种保险才能为他提供保护。这里面涉及的成本有哪些呢？如果多年之后，人们发现生物化学技术领域前景黯淡，那么由此造成的成本将很高。他或许要被迫学习另一个领域的技能，或者至少学习生物学的另一个分支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失去了年轻这个优势，而且他可能还要承担家庭的重担，这些都会影响他对职业的选择。如果他在一个衰退的行业中耗费了青春，他可能不得不回到学校重新学习，这又将造成多年的低收入经济状况。他也有可能选择不回学校重新学习，而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将自己定位为通用型生物化学技术人员，如果这样做，他就失去了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以前为高精尖领域所做的准备也就都白费了。在浪费了多年生命之后，他也可能选择完全退出生物化学研究领域。即便如此，他或许仍然会受到早年所做的职业选择的影响，或者受到宏观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影响。

在未来多年中，即便DNA重组技术走入死胡同，只要他个人知道能够从保险公司获取持续的生计补贴，那么年轻人就可以在还不成熟时就坚定地选择这个领域的职业发展道路，这说明了生计保险对他这个职业确实起到了保护作用。在这种保险的保护下，他更有可能细化自己的专业知识，选择研究专业中新生的分支，而放弃更为普通的常识性教育，他或许曾经考虑过从事某些大家都认为是明智之选的且收入水平更佳的职业，但是现在他可以承担更大的风险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已经在许多高等学府中广泛存在的风险管理工具与职业保险进行对比，那就是学术终身职位制度。各高等学府向那些年轻时就已经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人提供令人满意的薪酬，并且提供终身的雇佣保障，以此鼓励教授们在选择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时主动承担更多风险。高等学府通过覆盖面极广的（当然也是成本高昂的）监控系统保证学者中不会出现道德危害。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采用的风险管理工具能够鼓励其教职工不断培养卓越、广泛的专业能力，所以高等学府也成为给整个社会提供高精尖知识的孵化器。我们需要将这种制度的优势（不包括终身雇佣制）从学校教职工推广到整个社会，而当代的信息技术也应该能够辅助这种行动。这也是生计保险所要实现的主要目的。

设计生计保险

前面举的这个保障生物化学技术职业发展的保险只是生计保险中的一种。仅以我个人研究所能覆盖的范围而言，还未见过这种保险被实际创设出来，说起来也是情有可原的：拟定这种保险合同，必须以经过很长历史时期积累起来的职业收入水平的可靠数据为基础，而这种数据库迄今也没有建立起来。但随着当代社会有关收入水平的信息越来越多，信息技术手段也不断进步，特别是将在第14章展开讨论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出现，使我们具备了一些基本要素，能够着手设计一套为所有人服务的保险制度了。这种保险制度可以为不同职业的人提供保障，而非仅为那些需要专业技能或高等学位的职业服务。这种生计保险既可以作为员工福利的一种，由雇主购买，也可以作为工会成员的权力，由工会支持购买。通过保险管理生计风险是涉及面最广、植根程度最深的一个基本生活原则。

专门为个人和家庭设计的私有保险合同应该能够覆盖个人面对的所有重大生计风险。生计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基础工具；既然是保险，就应该是私营领域考虑的问题，而非政府行为。但是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发挥重要影响力，使生计保险制度化，并且不断深入发展。

生计保险与现有的保险合同（比如残障保险或人寿保险）有较大不同，关键点在于前者能够保障任何原因导致的生计风险都得到赔付，而不像现在的保险一样，仅针对特定的灾害情况进行赔付。持有生计保险的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收入的经济价值在下降，就能够从承保人处获得赔付；他们不需要按照任何事前达成一致的清单准备自己遭受损失的证明材料。

用于对冲生计风险的保险制度与应对大多数常规风险的保险制度从本质上就应该有重大区别。现在已经能得到保险赔付的风险（残疾或疾病）通常都是突发事件，且伴生灾难性后果。现在的保险行业已经习惯了在灾难发生后验证灾难的成因，并且根据合同进行赔偿。而一个人赚钱的能力通常是在漫长的时期内逐渐恶化，这种风险至今没有能够得到保险。赚钱的能力可以说是自然人极重要的资产之一，由于生计保险能够保障在此重要资产被侵蚀的情况下，个人得到赔付，所以说这种保险也就让个人的生活更加稳定。

我们可以通过编制适当的职业收入水平指数，达到对个人赚钱能力长期持续监测的目的。1993年，我出版过一本名为“宏观市场”的书，在这本书中就提出过一套数量化理论，专门分析如何编制这样的指数，并且开发出了一种方法，可以仅根据实际个人收入变化情况推算相关职业的收入变化情况。我和瑞安·施奈德于1998年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以前面提到的数量化理论为引导，编制了1968~1987年美国7个不同职业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指数。编制这些指数时，我们追踪了不同个人长期的收入变化情况，而不是以某一特定时点的所有同职业劳动者的平均薪酬水平。我们将一个跟踪对象视为长期处于受雇状态，无论他是否一直从事同一行业的工作。这个前提非常重要，因为当某一个行业的发展摇摆不定时，许多人会自动放弃这个行业而转投别的行业，只有那些在本行业中收入水平还不错的人才会留下来。在这种情境下，按照特定时点计算的实际收入指数就无法反映行业整体下滑的现实。根据一个走入职业生涯的人所赚取的收入，经过适当分析处理形成的指数，比那些按照职业种类求取平均数得出的指数，对风险管理更有用，而后者恰好是美国劳动力统计署采用的方法，所以他们也就经常受到一个行业或职业中人员流动的影响，而无法准确发布数据。

传统的保险合同通常要求投保人长期有规律地支付保费，同时赋予投保人随时取消保险合同的权力，也就不用继续支付保费。这种保险合同对于火灾或死亡等突发的灾难性事件行之有效，因为此类风险无论经过多久，其发生的概率几乎是恒定的。但是这种保险对于那些只有经历漫长历史时期才逐渐体现出损失（比如特定职业的收入下降）的风险是无效的。投保人因为无法预测损失的发生，所以可能短短几年之后就解除保险合同，持续向保险公司支付保费的都是那些预期自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人。最终，保险公司无法依靠收取的一点点保费赔付实际发生的损失。因此，生计保险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考虑到中途退保的风险，必须有一定的手段限制退保，比如仅向那些不轻易考虑退保的人提供此类保险，或者要求投保人支付较高的首保费用。[6]

传统保险合同都是针对突发灾难性事件约定赔付条款，这种做法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保险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学会了如何应对道德危机带来的损失，也就是如何避免投保人恶意造成损失，希望借此诈骗保险赔偿金。保险公司意识到，如果真的有突发性灾难，那么搜集那个特定时点的信息相对容易，也就容易证实投保人并非有意造成损失。如果推出生计保险，那么承保人必须想出别的方法应对道德危害。这一点上，生计保险与其他保险一样，都要把道德危害作为核心要素进行考虑。

出于对道德危害的考虑，在设计生计保险合同时，我们应该让个人避免遭受“综合”风险的伤害，在这种集体式的风险面前，个人无法对其进行控制，从而也就不会出现个人道德危害。用这种方式应对道德危害，也是金融学给我们提供的重要知识之一。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保险合同应该在较低的程度上保障因投保人个体差异而存在的特定个人风险，并且应该将保险合同的履行与某些明确可见的个人行为关联在一起。举例来讲，再次回到那个攻读DNA重组技术高等学位的年轻人身上，如果这个职业的起步薪酬低于当初的约定收入水平，那么承保人首先按照这个职业的平均薪酬支付50%的钱给这个年轻人，然后再按照年轻人现在的薪酬水平支付其余50%的钱，但是支付第二个50%的前提是，这个年轻人要从事一份全职工作，或者回到学校重新学习。在这种情形下，只要这个年轻人能够获得DNA重组技术职业的平均薪酬，并且保持工作，那么这个保险就成功地保障了一个人的最低收入水平，也就降低了风险。只要这个人自己的收入不比DNA重组行业的薪酬下降得快，那么他的最低收入水平就能够维持，即便他的个人收入水平下降过快，他也能因这些额外的损失获得更多的赔付。除此之外，由于投保人仅能获得收入下降额度的50%的赔付，所以这种保险还会刺激他们更努力地工作，从而减少甚至根除道德危害的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当保险覆盖面太广、道德危害出现的可能性过大，或者对道德危害进行基础性监测过于昂贵甚至不可行时，保险赔付的实际支付就要与综合收入水平指数直接挂钩，由此避免道德危害造成的过度风险。保险业必须充分认识到哪些情况下道德危害会产生重大影响。而要积累这些经验，只能靠多年与这些产品打交道，就和现在常规的保险产品一样。

生计保险的可选形式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商业管理的成本大幅降低，生计保险可以采取的形式也应该呈现高度的多样化。举例来讲，个人所能购买的保险可以是保障个人所处职业收入水平逐渐下降时不受侵害的保险，可以是保障个人特质（比如就业经验或教育经历）逐渐过时之后不受伤害的保险，或者可以是保障高、中、低收入人群作为一个整体当未来收入水平下降时不受伤害的保险。这些保险合同不会受到道德危害的影响，因为这些合同都以一个集体的综合收入水平指数为参照，单一个体是无法影响这个指数的。

生计保险同时也应该针对投保人的家庭成员情况拟定特定的条款。直系亲属之间本来就以隐性的方式相互分摊风险，所以生计保险必须考虑投保人家庭成员的数量和年龄、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程度，甚至他们与投保人分摊风险的潜在目的等。时间的推移会造成家庭成员的变化，因为结婚、离婚、生育或死亡都会带来影响。除此之外，如果新生的风险管理工具过度取代家庭提供的经济保障，那么它有可能造成家庭关系的不稳定。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们还需要一个专门为生计保险服务的数据库，以保证制定合同时充分考虑各种复杂因素。

有人提出，生计保险是否应该根据个人的基因信息做出不同的约定。人类基因库计划就曾引发人们对自身基因信息私密性的顾虑，许多人担心，如果基因研究发现自己具有某些先天疾病的基因，那么可能遭受医疗或人寿保险公司的不公正待遇。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政府介入了保险公司对个人基因信息的使用管理。美国1996年出台的《联邦健康保险可转移与说明责任法案》明令禁止根据基因信息判断一个群体的健康投保适用性。英国保险协会则在政府施加的压力之下于2001年开始执行行业自律，连续5年不得使用基因测试结果影响保险合同的签订。

人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如果以基因信息为基础制定保险合同，那么面临的很多风险都将无法得到保障，因为很多风险的最终结果都被提前预知了。但从另一方面考虑，如果我们能把眼光放得足够长远，那么让保险公司合理利用基因信息也有其有利的方面：他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分析出某些人应该着重投保的风险（比如，他们能够得知某个基因类别的人群的收入指数，并判断指数可能下跌），也有可能获知某些特定的人群具有优势地位，能够与他人分摊风险。未来，基因库研究将不断进步，我们将获知人类行为的许多基因基础，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将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的收入水平，另一部分则能够帮助我们判定人们所属的风险群体，也就能据此为其量身定制生计保险合同。

未来，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肯定会逐渐增加，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仔细区分如何合理使用这些信息，而不是简单地禁止使用。我们应该鼓励以风险管理为目的合理使用这些信息，另外，也可以通过政府手段制止对信息的滥用或对已被滥用的信息进行补偿。

生计保险与残障保险结合起来

目前，保险公司能够为由显著可辨识的健康问题造成的收入冲击提供赔付保障，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残障保险”的险种。这种保险的核心理念是为非人为的外部原因造成的收入损失提供保障，也就是健康问题，而其他可能造成收入损失的原因（比如商业上的机运不佳）就不在保障范围内。在残障状况可以被客观验证的情况下，投保人不会为了得到保险赔偿金而终止工作，而且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也不会放弃工作，也就是说，在预期保险可以赔付损失的收入的同时，并不会产生道德危害。

但时至今日，残障保险仍无法完美运行。身体残障状况是无法由承保人主动验证的；要想辨识所有的残障状况，保险公司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派人不定期拜访索赔人，向他的邻居们了解情况，由此才会发现是否存在诈骗赔偿金的情况（比如，看看某个人是否真的因为打网球扭伤了腰而无法工作）。这种甄别诈骗的方式成本高昂，而且最终效果也十分有限。

未来，我们应该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无须经过太多问询，就能有效识别那些声称自己健康有问题无法取得较好收入但实际上是在骗取保险赔偿金的人。在不过分侵犯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能抓到诈骗者的能力越强越好，因为这使得保险公司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向其他投保人提供服务。

如果人们在投保时能以协议形式约定，接受保险公司对个人买卖记录进行电子化跟踪，对个人网络活动进行监测，或者通过生理识别系统跟踪自己的经济活动，那么保险公司就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分析这些数据，区分哪些人是有能力通过工作赚钱却不这样做的。大多数投保人或许都不想保险公司以这种程度侵犯个人隐私，也不应该让保险公司有能力迫使人们接受这样的条款，但是如果这样做能大幅降低他们的保费，那么或许有人会自愿选择这样做。随着电子化信息数据库的增加，或许未来我们能利用改善后的信息对更多种类的残障情况进行保险，包括那些难以被确诊的身体问题。

用于监测残障保险的技术可以和生计保险结合在一起使用。生计–残障联合险可以向那些受不可能造假的疾病引发收入减少的人提供重点保障，因为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道德危害，而对那些有可能造假的残障情况就降低保障力度，对那些根本就与个人残障无关的收入下降可以进一步降低保障程度，对于整个行业或职业衰退导致的个人收入下降也采取同样的处理原则。将我们所知的道德危害等诸多元素合理结合起来，最终形成的将是具有极强风险管理能力的生计–残障保险合同。

现在为员工购买医疗和残障保险的雇主们以后可以设立相应的项目，在充分考虑每个雇员的不同经济状况的前提下，为员工提供不同的生计–残障保险。雇主们还可以考虑将这种计划作为员工培训的内容之一，让员工们了解在这里工作不仅健康得到保障，而且就算培训之后无法变成正式员工，自己损失的时间也能得到赔付，这无疑将提高这种培训的吸引力。

生计保险与员工持股

员工持股计划顾名思义就是鼓励员工获取自己所在公司的股份，通过持股获取回报，由此降低道德危害，但通常这种做法容易给员工的生计造成巨大风险。通过与恰当的风险管理工具的结合，比如生计保险，我们能够重塑这种持股计划，对冲其造成的风险。一个大众化的金融体系能够在不造成过度风险的前提下，以相对集中的方式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激励效果。

员工持股计划正迅速在全球推广开来。在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公司为了更好地鼓励员工而越来越多地采取这种计划。通常情况下，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积极鼓励公司推行此类方案。在以前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其中最明显的是俄罗斯，人们将这种方案视为一种对过去集体主义所有权的资本主义改造。

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心理学原理是，当人们明确知道自己对劳动创造的成果拥有所有权时，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工作。这种计划的效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意义或一种心理刺激，因为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除非公司规模异常小，否则任何一个员工对公司最终产值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根据这个贡献值给予员工的股份所起到的经济方面的刺激也是极其微小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符号的心理冲击力，其不仅对公司的成功产生影响，而且对员工个人的成就感产生影响。已经有很多研究文献证实，仅从员工的工作态度和生产效率方面考虑，这种计划已经产生了一些正面作用。但是，由于这种计划过分强调员工，所以其正面效应也被随之淡化。

这种风险并非只停留在我们的推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恶劣的后果。美联航集团（联合航空公司的母公司）是美国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程度最高的公司。目前公司55%的股份归员工所有，但这对其员工而言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自1998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下跌超过95%。仅以此为例，员工对公司股票的巨大投入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很多人的退休金都被侵蚀殆尽。安然公司也鼓励员工持有安然的股票。在这个例子中，安然那些腐化的管理层实际上就是在掠夺具有员工和股东双重身份的人的财富，公司破产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恶果。

员工理应在不像美联航和安然的员工那样屈从于企业风险的状况下，形成一种积极的企业所有人的心态。员工们不仅应当获得投资自己企业的权力，同时应该拥有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的指数做空（反向持股）的权力，这样的话，整个行业发生的变化对他们个人就不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们要服务企业必须具备一些专业技能，但是这些技能能否在未来为其创造收入具有不确定性，他们应该投保职业生计保险，专门应对这种风险。这些风险较低的头寸或许能够在不使其暴露在过度风险的前提下，产生良性的公司所有人心态，并且激励其努力工作。

住房权益保险

所谓住房权益保险就是保障单一住房市场价值的保险，虽然这个险种不如生计保险那么重要，但是凭借目前的技术，创设这种保险可能更简单一些。实际上，人们已经尝试过设立类似的保险产品，只不过住房价格指数并没有在其中发挥我所提倡的这种功能。

1977年，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下辖区橡树湾就尝试推出一种住房权益保障项目，目的是在区域人口种群变更时期，遏制“白种人逃离”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也就是防止这个城市区域环境剧变。支持这个项目的人声称，白人只要看到本社区主要人口的种群出现变化的苗头，他们就会立刻出售自己的住房，因为他们担心种族变化会影响住房的价值。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尽管人们都愿意与新邻居和谐共处，但是这种销售行为还是导致了种族隔离。出于对地价下跌的顾虑而大量集中抛售房产，有可能正好导致了这种担忧或恐惧变成现实——这无疑就是一种自我验证的预言。创设住房权益保险，不仅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而且由于其打破了这种首尾相接的预言，也就预防了房产价格的下跌。芝加哥全市通过投票于1988年启动了西南地区住房权益保障项目，其性质与橡树湾的实验一致，基本就是按照当时的实验扩展开来的。

参与橡树湾和芝加哥全市保障项目的居民人数占当地人口的比例非常低，但是那些过度担忧的人拥有了参与项目的选择权，而且在剧烈的变化发生之后，这个社区的整体房地产价值还是维持在了一个稳定的水平。所以，这些项目看上去取得了成功，实际上并没有经历真正的挑战。自我们于1980年编制并发布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以来，芝加哥地区的单一家庭住房价格一直不断攀升。

尽管住房权益保障项目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它仍然是极富争议的项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形式或许在设计上并非尽善尽美，人们对芝加哥项目最大的不满在于，人们只有在出售自己的住房后才能获得相应保障。这样的项目有可能导致人们出于战略考虑而出售房屋，甚至刺激部分长期居民离开这座城市。因此，这个项目原本为了提升房价而制定的原则反而可能引发价格逆向波动，但是这种后果只会在项目无法预防房价下跌时才会产生，而这个地区的房价还没有下跌过。

阿兰·韦斯和我一起提出过多项改进这种保险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根据住房价格指数拟定实际的保险赔付额。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关于住房价格的电子数据库，我们已经能够为某些小区域，甚至一个城市中的特定社区编制住房价格指数，所以住房权益保险依赖的指数的走势与投保人的住房价格的实际波动很大程度上会保持一致。以此类指数为基础拟定保险合同，我们可以让保险覆盖的范围与所涉及房屋面临的真实风险尽可能地匹配，也不会引发任何新的道德危害。

我们还提出过其他建议，主要侧重于如何防止战略性退保或战略性出售的问题。根据我们的模型，如果在建立住房宏观市场之后再引入这些零售保险工具，那么向个人发行住房权益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就能够在宏观市场里对冲自己的风险。除此之外，宏观市场还能为那些发行住房权益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渠道，同时也是一种业务开展的指引。

我们还在不断努力开发住房权益保险产品。耶鲁/社区再投资公司住房权益保障项目就向纽约州锡拉丘兹的居民们提供了住房权益保障产品，能够帮助当地人处置关于当地房产价格下跌的担忧。这个项目由经济学家威廉·格茨曼和拜瑞·内勒巴夫共同主导。与芝加哥项目不同的是，这个项目并不强制要求导致住房价格下跌的原因一定是整个社区的变化。

他们计划最终在多个城市实际推出这些产品，其中有两个专门为锡拉丘兹设计：一个基于抵押贷款的产品可以根据住房价格的波动调整借款人剩余的应付本金，另一个是不受融资金额影响、仅根据住房价值决定的直接保险。这两个产品都是根据当地的住房价格指数设计的，与实际被保险房屋的价格无关，这既避免了道德危害，又降低了保费成本。2001年，美国国会调拨了500万美元用于支持这个项目的推进。不过，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否则住房权益保险就无法在大范围内推广。

假如拥有生计保险和住房权益保险

正因为本章中讨论的两种保险能够帮助人们处置人生中最重大的风险，所以我们才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对其进行研究和开发。这些保险合同可以保护一部分人避免在后半生陷入难以维系的经济困境，它们甚至可以预防社区环境恶化，甚至预防城市走向荒废。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向广大民众推行这些保险，那么它们会在社会经济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比我们如今已经拥有的人寿保险或其他形式的保险更有效。对整个社会而言，创设这样的制度是一次巨大的转变。

[6]经济学家约翰·柯克兰曾经提出过一种最佳医疗保险方案，投保人或承保人都可以随时终止执行保险合同。在传统保险合同的约束下，如果投保人的健康状况比预期好，那么投保人可能想要终止合同，如果投保人健康状况比预期差，那么承保人可能想要终止合同。根据柯克兰的方案，终止合同的一方需要按照投保人日后的预期医疗成本的当期价格把一笔钱一次性存入一个“医疗账户”，为投保人日后的情况作准备。柯克兰的研究显示，理想状态下，如果人们年轻时（也就是健康状况还很好时）就开始购买医疗保险，那么医疗账户的余额永远都不会是负的。他的提案过于学术化，因为我们没有客观的手段计算预期医疗成本的当期价格。此外，他对医疗账户余额永远不可能为负的推断也是基于对医疗成本的单方面假设。不过，以这些理念为基础的创新总有一天会出现，甚至有可能被用于生计保险的创设过程。

第9章

宏观市场：重大风险的发源地

让我们设想一种证券，它以美国国家经济全局为基础，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分红，分红额度可能就是该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亿万分之一。每个持有该证券的人每个季度都能准时获得分红，而且没有预先设定的退出日。美国政府或者其他私营机构都可以发行此类证券，并根据约定支付相应的红利。

按照目前美国经济总量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亿万分之一换算成红利大概每股每季度为2.5美元，或者全年10美元，这个数值会随着美国经济的走势上下浮动。如果未来5年美国经济向好，那么年度分红的数量就会增加，或许会达到每年12美元的水平。如果未来5年美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年度分红就会减少，或许会降到每年8美元。

投资这种证券的潜在投资者肯定希望预测未来的分红状况，所以他们对证券的估值，以及对其市场价格的预判都代表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所有权的价值。假设这些投资者预判美国经济将重复过去的走势，再假设这个市场中投资者的行为模式与股票投资者的行为模式相同，那么他们给该证券的定价就应该是每股200美元，这样的话，其年度分红的占比正好是5%。如果确实是这个价格，那么就意味着市场给整个美国经济进行了定价（当然是用每股价格乘以原来的分母），也就是200万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美国股票总市值的20倍。这里用的数字都是为了举例方便而随意指定的。我们必须先创设出宏观市场，才能知道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估值。

宏观证券并非仅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我们还可以设计其他同类证券，根据初始收入水平或职业种类，估算不同教育背景或个人素质影响下形成的个人收入的价值，或者按照不同城市单一家庭住房价格编制指数，或者按照商业地产的不同类别编制价值指数，并根据指数设计新的证券。这些证券将根据收入流动性的变化或者重要资产的价格变化，按照一定比例定期支付红利。这些证券的市场价格反映了投资者对这些收入或房地产投资远期价值的预判。

创设宏观市场可以使一些过去从未被考虑过的巨型风险成为可交易对象。与美国经济挂钩的证券就使得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可以直接投资美国经济。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可以将个人投资组合的风险进一步分散，共同承担风险的不仅是美国股市，而是整个美国经济。除此之外，代表美国经济利益的人可以向外国人发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证券，从而降低美国居民承担的风险。

美国居民必须首先意识到，本国的经济前景并非总是光明灿烂。本书第2章论述的隐性经济风险是切实存在的，美国经济完全有可能独自陷入困境，而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会受其拖累。一旦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商人们就可以在融资艰难时发行宏观证券，让其他国家的人向自己伸出援手。对那些一直以来都认为美国将永远引领全世界的人来说，他们肯定想象不出谁能够超越美国并向美国伸出援手，但我们的建议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是完全经得起论证的。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能使用同样的风险管理手段：任何国家的任何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都可以以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为支撑发行证券，同时也可以投资其他国家发行的国内生产总值证券，这样做就等于以风险分散程度最高的投资组合取代了本国特有的风险。

目前还没有一个市场能够交易某个国家总产出所有权，也就是无法交易特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样，现在我们也无法交易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任何组成部分的所有权，也无法交易某个行业或个人收入的所有权。我们应该允许交易人们面临的重大风险，因为这同时也是大规模的风险分摊，在大规模的风险分摊成为现实的前提下，我们就能够创设形形色色的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居民个人。即便居民个人几乎不会在宏观市场中买卖证券，宏观市场的出现也能够帮助我们塑造大众化金融体系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基础架构。宏观市场上的买卖行为实际上由发行风险管理工具的机构来执行。

举例来讲，第8章中用作例子的保险公司由于发行生计保险，其必然承担这些保险合同带来的风险，他们就可以利用宏观市场对冲这些风险。美国的保险公司就可以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发行宏观证券，将融来的资金投资于代表其他多国国民收入的宏观证券。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就是把美国这个单一国家的风险置换成由世界其他国家国民收入共同组成的投资组合的风险，由于后者的多元化程度高，风险也就相对分散。他们将根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向国外投资者支付红利，同时也从其他多国取得更加稳定的收入，由于保险公司向美国居民发行生计保险，其承担的风险正好由这种收入对冲。如果世界各国发行生计保险的机构都参与这种风险管理机制，那么这个宏观市场肯定能够良好运转，因为市场中总是存在稳定的证券发行者，也存在稳定的需求方。保险公司采取这种类型的风险管理手段听上去可能既专业又复杂，但其实已经是金融圈里广为人知的一种形式。现在缺失的就是宏观市场。

与股票市场的异同

如果有一天宏观市场真的建立起来了，那么我们在广播和电视上听到或看到的就是美国（不仅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英国（不仅是富时100指数）上涨或下跌了多少点。例如，我们或许能听到，今天收盘时中国跌了3个点，而巴西涨了5个点，这些数字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势，而非仅反映其股票市场的波动。再举个例子，我们或许会听到今天收盘时，医疗职业上涨了5个点，而律师职业下跌了6个点。如果宏观市场的价格波动非常剧烈，那么这种消息刚刚发布时确实会让人忧心忡忡，但是市场真实地揭示本已存在的风险，现在它们不再潜藏着，我们也就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处置。

我在本书的引言部分强调过，相比之下，股票市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人们买卖股票只不过是在交易公司利润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利润只不过是国民收入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尽管如此，当他们刚刚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经济时，这些人还是感到异常惊讶。现实确实如此，我们并不能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整个国家的风险。

股票市场与其所在的经济体相比，体量相对较小，而且股票价格的波动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综合走势的波动。[7] 但是，现在的媒体在追逐容易报道的大型事件的过程中，给普通民众造成了一种错误印象，让大家觉得一个国家的股市就是这个国家经济运行的综合指数。媒体通常都把精力集中于报道经济衰退或经济复苏，从而造成假象，使民众认为预测股市走向就能预判是否会出现衰退。

因此，我们通常会认为美国股市是美国经济的代言人、德国股市是德国经济的代言人，以此类推。但如果抛开媒体报道并切实分析一下数据，我们就会惊讶地看到，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之间没有多少关联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股市走势一直向好时，我们经历过无数次经济衰退，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股市持续下行时，我们也经历过无数次衰退。经济衰退确实和股市的整体走势没有必然的关联。最终人们都会意识到，股市仅代表投资者对公司利润的所有权，这只不过是国家经济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经济全局并没有紧密的关联。现在我们还是不具备一个可以交易国内生产总值证券的宏观市场。

创设宏观市场

1994年曾经出现过一项创举，花旗银行向保加利亚提供了18.65亿美元的贷款（以债券形式实现），而贷款利息与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速率绑定在一起。保加利亚的经济增速越快，其支付的利息越多。该债券为保加利亚提供了良好的风险管理功能：1994年之后，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所以其也不用支付太多利息。当然，最初向保加利亚提供贷款的投资者对低于预期的利息收入感到不满，但是这些最初的贷款人都是持有多元化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他们肯定能从别的投资中获利，弥补回报差距。但在这个案例中，保加利亚将国民整体风险分散到了无数投资者身上，这对一个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进步。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01年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推行的新新加坡股票（NSS），该股票于次年面向新加坡全体居民公开发行。新新加坡股票一直持续到2007年，发行总额最高达到了27亿美元，其不仅保障3%的保底利息收入，而且根据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速率支付红利。尽管这种股票与本章讨论的宏观证券的性质类似，但是它无法交易，所以也就无法揭示国民收入所有权的市场价格。由于无法向外国人出售这些股票，所以它也无法帮助新加坡人处置整个国家的综合风险。在没有外国人分摊新加坡经济发展风险的情况下，这些风险仍然由新加坡居民承担。

新新加坡股票在发行时更青睐低收入人群，发行该股票一方面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这种设计让低收入人群也能分享国家的经济成就，从而进一步培养他们对国家经济的归属感，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尽管这项措施确实让新加坡的低收入者对本国经济产生了更强的参与感，但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如果政府允许他们向外国人出售这种股票的话，他们面临的风险就转嫁给了持有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外国人。新加坡政府完全可以在不让居民承担更多风险的前提下，以象征性的手段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感，这与第8章中讨论过的生计保险和员工持股计划综合考虑的例子有异曲同工之处。

宏观市场的第三个例子是2002年由高盛在美国、由德意志银行在欧洲共同推出的经济衍生品市场，他们利用Longitude公司开发的派利分成法集合竞价系统，将非农就业人口、零售业销售额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宏观经济变量集合起来，变成人工合成的期权进行交易。这些短期期权并没有和国家的经济增速绑定在一起，但是他们选择的宏观经济变量却和经济增速有直接联系。

以上列举的这些新进展与我在1992年提出的宏观市场理念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还不是我理想中的最终模式。它们对于国民收入风险如何分摊确实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们还不能像股市分散上市公司利润风险那样分散国民收入的风险。我们需要的宏观市场应该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市场，并且市场中应该有充足的交易活动保障流动性，因此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才能根据市场价格进行大量买卖。我们需要的也是一个纯净的市场、一个交易概念上简洁明快的所有权的市场，而不是各种所有权的大杂烩。我们需要的还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市场、一个像股市那样可以同时代表近期和远期所有权的市场。这样的话，宏观市场就能发挥为国民收入所有权“询价”的功能，我们能够每天都看到国民收入所有权的价值，而不是一些非常规附带权证的债券的价值。

未来，我们应该开发一些创设宏观市场的通用办法，不用总是依赖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大型机构发行债券或股份。依赖政府或大型机构发行债券，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债券的供应量完全取决于政府或为数不多的几家机构的决策。宏观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所有人对冲风险，所以任何希望发行宏观证券的人都应该具备发行证券的能力。

我在《宏观市场》一书中设想过一个被称为“永久期货”的产品，应该能达成这个目标。这种期货与目前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其他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期货合约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没有到期日。[8]永久期货的市场价格应该与本章中所讨论的宏观证券的价格一致。但是永久期货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是期货，而不是证券。大多数人对期货不熟悉，也不愿意处理追加保证金和补仓等问题。

我和生意伙伴阿兰·韦斯就这些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1997年的一天早上，他突发奇想，在电话里向我阐述了如何创设供应量自动增长的普通证券以及具有天然需求量的合同。以他的理念为基础，我们一同发开出一个受专利保护的新工具。1999年，我们为这些宏观证券申请并获得了美国专利（现在已受国际专利的保护）。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宏观证券（由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机构）按照需求自动发行和赎回，但是发行或赎回都只能配对进行，一对宏观证券包含一只“上行宏观证券”，这只证券的价格随着指数上行而上行，另一只则是“下行宏观证券”，也就是价格随指数上行而下跌。尽管宏观证券的发行和赎回只能配对进行，但是发行之后，上行和下行这两只证券可以分开出售，每只都能在市场中询到自己的价格。一对宏观证券中的任何一只都根据一个特定的经济指数（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在两者的账户进行分配之后形成自己的一套现金账户，每只宏观证券就按照现金账户总额的利息支付红利。

假设当参照指数为100时，我们发行了一对价格为200美元的宏观证券，那么上行证券的账户中最初有100美元，下行证券的账户初始额也是100美元。如果指数上涨到102，那么证券托管人就要从下行证券的账户里拿出2美元放入另一账户，所以上行证券的账户余额与指数保持一致，为102美元，下行证券的账户就只剩下98美元。这种做法最终形成的结果是，上行证券支付的红利越来越高，而下行证券支付的红利越来越低。以此推算，指数上涨越多，持有上行证券的人获得的红利越多。由于现金账户的余额越来越多，投资者可以从上行证券那里预期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就会在分配更高的红利之前再次推高做多证券的价格。由于人们对信息的反应很快，所以这种价格波动将非常剧烈，与股票价格的表现类似。

如果指数下跌到97，那么证券托管人就要从下行证券的现金账户里拿出3美元放入上行证券账户，上行证券的现金账户余额变成103美元。每只证券的红利要据此做出调整。在预期分红的驱策下，投资者应该迅速打压上行证券的价格，而拉升下行证券的价格。

证券托管人随时可以周转资金，因为就是简单地在两个账户间转移一定的数额。支付完红利后，两个账户余额的总额应该总是等于200美元。除此之外，由于支付完股息之后账户余额维持在200美元，所以托管人可以成对地赎回证券。

资金划转和股息的支付保证了上行证券总是代表着对基准指数的长期所有权，就如同股票代表了对公司收益的所有权一样。所以随着人们对指数上涨或下跌的预期不同，上行证券的价格波动应该呈现和股票价格一样的形态。这种价格波动不会总是在指数波动后才产生，而有可能受人们对指数走势的预期影响而发生。由于某些指数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准确预期，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所以很有必要强调前面提到的这种联系。如果有大量投资者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参与宏观证券的市场交易，那么就不容易准确预判宏观证券的市场价格。宏观证券的价格从一定意义上讲反映了基准指数的现时价值。

宏观证券的红利与基准指数的价值绑定在一起，上行证券实际上就是对指数价值的无限期所有权，而股票实际上是对上市公司利润的无限期所有权代表，所以二者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均衡状态下，上行证券的价格应该等于指数所代表的现金流所有权的市场估值。而下行证券的价格与上行证券完全背道而驰，两者现金账的总和永远是恒定的，在我们举的例子里就是200美元。想对基准指数进行投资的人可以投资上行证券，而希望保护自己不受与基准指数相关的既有风险危害的人可以投资下行证券。

宏观证券相对于永久期货的优势在于其证券的本质，也就是可以在股票交易所中进行交易。已经暴露在风险下的投资者可以购买下行宏观证券，由此促动一个现金流对冲自己的风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长期持有这种证券，由此获取一种防范风险的手段，也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他们不用像买卖期货那样补仓，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用买卖证券。所以，宏观证券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简单易用的管理大型风险的手段。

当有一个做多一个做空的等价买单出现时，就自动生成一对宏观证券，而当出现一个做多一个做空的等价卖单时，就自动清算一对宏观证券。这种方式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采用的交易方式类似，是1993年由美国证券交易所在标准普尔存托凭证（SPDR）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现在有无数安硕产品在使用同样的交易方式。宏观证券在一定程度上与“保障型超级股”和“收入和结余超级股”有类似的形态，但是其推出的动机完全不同，后面的两种产品是LOR公司开发的，曾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共同推动下，在1992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作为期权交易过。

就宏观证券本身而言，与永久期货一样，每个持有与基准指数保持正向联系股份的经济体（个人、企业或政府）都有一个持有反向联系股份的主体（个人、企业或政府）。换句话说，有一个做多的，就一定有一个做空的。在理想状态下，做空的人（比如前面提到过的保加利亚人）是承担着某个指数（比如保加利亚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内生风险的人，而做多的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者。在这个前提下，宏观市场就能发挥其管理风险的功能。我们能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外的指数基础上推广宏观证券：可以用能源消耗、医疗成本、教育成本以及其他影响个人经济状况的成本作为基准。因此，普通人也就能通过重新配置投资组合保护自己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但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仍然是最重要的应用方式之一，因为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全面地反映经济风险。

宏观市场与善恶公正

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我提到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也就是可以将收入分配是否公正作为一种风险管理问题进行讨论。从这个角度看，宏观市场是以金融的手段推动公正的进步。

2000年，英国出现了千禧年国际债务减免行动，摇滚歌星Bono以及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劳伦斯·萨默斯等人成为该行动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公正。该行动提出的一个诉求就是要求各国政府达成国际协议，减免经济受困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Bono本人通过与国家元首以及宗教领袖面谈的方式大力推进这一行动。

当然，人道主义的诉求是人们发起这一行动的直接原因；一些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国家正在承受恶劣的后果。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减免它们的债务必然给贷款人造成损失，必然引发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担忧。如果贷款人都认为以后还会再次出现这种国际间的协议，直接减免这些受困国家的债务，那么他们继续放款的意愿还会存在吗？

未来，避免再次陷入这种两难境地的最好措施就是在最初的债务合同中拟定减免的前提条款。经济受困的国家将自动获得债务减免，但这意味着其当初的还款计划必须用某种方式与其国内生产总值挂钩，就像前文提到的保加利亚处理国债的措施一样。这也是宏观市场必须保证达成的目标之一。

这类行动项目并非社会福利，而是一种风险管理方式。这个市场将某种经济运行的不良结局以可见的价格展示出来。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完全有能力处置保加利亚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经济风险，其手段就是将这些风险分散到多元化配置的投资组合中去。从实际效果看，宏观市场可以给受困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救援，这与千禧年国际债务减免行动的诉求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其可行性更高。相比之下，千禧年国际债务减免行动虽然得到了某些政府的善意的口头声明，但是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的成效。

为全世界创设的市场

假设每个国家都有可以交易国民生产总值所有权的宏观市场，那么理论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市场上的证券合并到一个巨无霸式的投资组合当中，这个组合就代表了对全世界所有有价值的事物的所有权。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在理论上丈量了一个国家的全部收入（允许存在贬值产生的减项），那么这个投资组合就应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有经济意义的事物。它将成为终极投资组合，一种依靠现有手段无法构建的超级多元化的投资组合。这也是金融理论家们共同的梦想，代表着现在只存在于金融理论教科书里的“市场组合”或“世界组合”这样抽象的概念。

我和同事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利斯曾共同提出，建设这种全球性的市场不一定要等到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具备自己的市场。实际上，我们或许可以先建成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一种世界股票，先于其他任何单个宏观市场。建设这个市场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设一个以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所有权为交易对象的宏观市场。创设这种市场现在完全可行，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定期发布全球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及世界经济走势预测报告。

世界股票价格上下波动将反映出我们拥有的所有事物的价值变动，只会因我们测算国民收入的方式的准确度而受一定的制约。如果说国民收入反映了所有种类的收入，那么在这个世界市场上形成的资金流动就是这个星球所承担的风险的总和。

有人或许会认为，建设一个所有人都承担风险的交易市场没有用，因为我们已经直接暴露在这种风险之下。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每个人暴露在世界风险下的程度不一样，而且每个人体验风险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市场还是能够发挥作用。

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反映所有人收入总和的市场，那么市场交易对象的价格在一段时间内的波动就是我们对未来所有事物发展前景预期的反映。市场价格也将反映出全球性事件的冲击力，比如，科技革新，新型能源投入使用，世界人口数量、受教育程度和医疗保障程度的变化，以及类似全球气候变暖这样的环境冲击。这个市场中的价格将被视为最能反映所有价格内涵的指标。

目前这个市场的市值（即市场融资额）应该以万亿美元为单位计算。读者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金融市场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体量级的交易对象。

为其他类型收入所有权创设的市场

我们前文提到的针对综合国民收入的风险管理合同被限定在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这个前提下，或者最多也只能用国内生产总值的衍生数据做基准，主要原因是国别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目前已经传播得较为广泛。历史的积累和民众的熟悉程度已经足够让大多数人接受专门针对这些问题拟定的风险管理合同。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丈量经济福利的完美指标。举例来讲，一个国家因可能遭受大型自然灾害而必须开展很多修缮工作，或者说一个国家参与战争，而导致更多人付出更多劳动，这些情况都可能在短期内使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急剧增长。我们并不希望一个国家的民众在这种虚假的繁荣之下，仍然按照某种风险管理合同向外国人支付更多的补偿。

1972年，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共同开发了另一种丈量方式，被称为“经济福利尺度”（MEW），他们的数据基准被称为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余额，这个基准中包含了国内生产总值，同时也包含了许多变量，从而使其成为一个能够有效丈量可持续消费的指标。举例来讲，在编制经济福利尺度时，诺德豪斯和托宾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算法进行了修正，除去了军费开支，因为这种开支虽然使国内生产实现增值，但是从直接意义上却并不会增加人民的福利。他们加入了消费耐用品带来的收入，并且根据人们越来越喜欢的休闲活动产生的收入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修正。他们还把城镇化进程和自然资源消耗产生的负面影响也纳入了修正范围。

类似经济福利尺度这样的指标之所以没有吸引人们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还没有任何风险管理合同以它为基准。人们对其缺乏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诺德豪斯和托宾所验证的例子中，这个新指标的年化增长率与其同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并没有显著区别。但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考虑，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类似经济福利尺度这样的概念推动的进步，未来某个时候，这个指标的增长速率可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巨大差异。我们还需要在此类测算方法方面进行更多研究，开发同类测算指标都必须具备明确的目标，必须分辨国内生产总值发生的显著变化，从而避免由于个人意见的主观性而影响其准确度。

根据职业不同而创设的收入所有权市场

在其1971年发表的经典研究理论中，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德曼指出，不同职业的收入水平有时会经过漫长的周期演变，其背后的影响力是一种被称为“蛛网”的信息反馈循环（取这个名字主要是因为初级经济学的教授们通常用这种形式的图表展示供求关系）。蛛网循环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当某个职业的工作者获取的薪酬连续多年处于较高水平时，有更多的年轻人会有针对性地培养自己与该职业相关的技能，期望日后也从事相关工作。多年之后，当这些年轻人完成学业后，新的求职人数将远远超过这个职业所能提供的职位数量，因此职业薪酬水平下降。在这个时点上，刚刚开始接受培训的年轻人在得知该职业薪酬水平降低的前提下，转而考虑从事其他职业的工作。因此，锻炼该职业相关技能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职业又会出现从业人员短缺的现象，职业薪酬水平再一次提升，由此新的循环再次启动。当然，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记录并非总是如此精确，所以这种周期也并非一成不变，不过某些劳动力市场确实会交替出现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

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按照职业不同区分收入水平就变成一种比较重要的收入分类方式，而且可以按照这种分类方式为其创设长期存在的所有权交易市场。这些市场能够为个人提供重要的风险管理机制，而且参照目前可用的职业信息测算数据，比如美国劳动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就能够建立这样的市场。以医生的职业收入所有权为例，如果按照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推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境内医生的收入实际上在下降。如果零售机构，比如推出生计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能够代表医生们在这些市场中维持一定的头寸（发行证券而不是购买证券），他们就应该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医生提供保障。另外，医学院也可以在这些市场上进行投资，从而也就可以为他们的学生提供生计保险。医疗协会也可以利用从宏观市场上获得的保险产品，为医生们提供保障。最近几年，美国申请医学高等学位的学生人数大幅下降，这一方面折射出医生收入下降的现实，另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医生收入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医学院入学申请数量的下降还有可能成为未来医生生活质量整体下降的先兆。如果说入学申请的减少完全由于人们对医疗行业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那么对冲这种风险的能力就可以间接改善医疗服务的质量。

为职业收入创设的市场也能够反映出未来对某个职业的需求量，这个信息对那些正在规划自己职业道路的人有帮助和引导的作用。例如，那些考虑从事医疗职业的人或许就能通过当天医生收入所有权的市场价格，推算出20年之后医生收入水平的市场价值。

只要宏观市场能够有效运行，那么从其市场价格折射出的信息就比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任何类别的信息都更有价值。美国劳工部在其网站上发布《职业前景手册》，其功能就是向个人提供关于不同职业发展的前景建议。该做法的初衷是好的，他们希望借助这种手段引导劳动力流向需求最旺盛的领域，同时预防人们选错了学习或培训的专业。不幸的是，这个网站在帮助人们选择职业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这个网站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其提供的信息是根据既往的增长速率，按照广义的职业分类，推测得出职业平均增长速率。这对于那些从事细分职业的人来说没有多大作用：广义职业分类的职业增长速率与特定职业长期收入增长预期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不管劳工部的官员本意如何，他们仍然无法预测未来10年细分职业的发展前景。对于正在规划职业道路的人而言，通过长期所有权证券的市场价格反映的细分职业的细分收入状况，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指导，而且这种功能在未来肯定能够实现。如果说未来的年轻人真的依赖这种市场对冲其预期的职业潜在风险，那么这个市场的证券价格应该折射出这些年轻人选择特定职业的真实动机和职业发展规划，这样才能打破理查德·弗里德曼所描述的蛛网式循环。[9]

根据收入水平和个人情况创设的收入所有权市场

按照劳动者收入水平进行收入分类是另一种创设收入所有权宏观市场的基准，因为任何人面对的重要风险都可能影响他们的薪酬水平。劳动者收入水平可以作为无法观测到的劳动者特质的代言者，这些特质对普通人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具备相同特质的人都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可能最后找到不同的工作，但可能收入水平相当，所以说用收入水平衡量个人特质或许是现有的最好方式，当然这种分类方式也有可能存在错误。

无论高收入人群还是低收入人群，都可以利用这些市场预防自己经济地位下滑的风险。当能够在这些市场里对冲自己的收入风险时，大家就能更好地计划如何消费，那时做出的决定比现在这样无保障地消费肯定更好。人们出于谨慎而储蓄的意愿会降低，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未来更加自由地支配资金，比如增加教育或其他提高自身能力的投资，这些投资都没有流动性，也不可能在经济拮据时随时变现。

当我们拥有更好的记录个人特质和收入水平的数据库后，我们就能够按照特质不同的人获取的不同收入创设宏观市场。假设以后的个人身份验证系统和数据库不仅包括个人背景和技能描述，还包括他们的基因特质，而且功能方面也会越来越复杂，那么人们就会逐步学会以这些特质作为区分风险的基准类别。正如第8章所讨论的，我们很可能限制此类数据库的可用范围，但在假设我们能对其进行充分利用的前提下，按照个人特质划分的收入所有权宏观市场就能够发挥实际作用。

为房地产创设的流动性市场

普通人一生中面临的另一个重大不确定性就是自己的住房或许经过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之后会贬值，或者至少无法保值。人们通过借贷的方式购买住房，这无疑是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有风险的投资当中，房价哪怕只下跌10%，就有可能使他们的首付款成为泡影，彻底摧毁他们拥有的住房权益。

目前还没有一个具备流动性的、以单一国家的房地产为交易对象的国际市场。一个国家的别墅、公寓或者单元房都只能在本地住房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易，还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我们确实拥有一个体量庞大的抵押贷款交易市场，但是这个市场上交易的是债权，而不是房地产本身。这种市场的缺失代表着我们现在的社会缺乏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摊机制。但是所有这些宏观市场都能够被创设出来。

回顾过去，单一家庭的住房价格既出现过上涨也经历过下跌，任何一种波动都会严重影响价格。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房地产价格大涨的年份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但随后就经历了下跌。在后续的下跌过程中，洛杉矶的单一家庭住房价格下跌超过25%，波士顿的价格下跌超过15%。根据通胀程度修正之后，洛杉矶的实际下跌超过40%，波士顿的下跌也超过了30%。

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单一家庭住房价格的波动。因为交易单一家庭住房的成本较高，许多投机者都不会妄图通过大量倒卖住房获利，所以这个交易市场中的价格不会出现像股市那样几乎无法预测的价格变动。实际上，我与他人合创的凯斯–席勒–韦斯公司就一直发布美国主要城市的单一家庭住房价格预测数据，我们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记录卡”专栏发布这些数据，现在看来，我们对未来一年内单一家庭住房价格变动的预测至少有一半是准确的。

我们可以以住房价格指数为基准，为特定城市的单一家庭住房创设期货市场。凯斯–席勒–韦斯公司于1990年发起倡议，推动建设单一家庭住房期货市场，而且成功说服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促使其于1993年发表声明，宣告其有意参与建设不同城市的单一家庭住房期货市场。但是他们担心这种市场无法取得成功，所以最终他们改变了主意，这些理念也未能付诸实践。与此同时，伦敦期货期权交易所尝试了在英国创设单一家庭住房期货和商业地产期货，但是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那以后，伦敦的城市指数和IG指数这两家投资公司也曾尝试创建单一家庭住房期货和商业地产期货市场。安然在破产前也曾试图为美国的商业地产创建期货市场。2002年，美国的先进电子金融科技公司曾宣布要推出针对民用和商用地产的期货。迄今为止，这些试图启动此类期货市场的努力都未取得显著的成功，但我们仍在不断鼓励期货交易所将此类合约挂牌交易。

回想起来，1993年我们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合作时，应该倡议为单一家庭住房创设更长远的市场，城市指数公司当时推出的期货合约年限仅一年，我们设计的产品应该突破这种时间限制。为房地产创建短期期货市场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中运行得那么好，因为这些资产的价格即便在产品约定时限外也很容易被测算出来。鉴于这个市场交易对象的超低流动性，以永久期货或宏观证券交易单一家庭住房价格风险或许才是上策。

对既有思维框架的重塑

目前，我们几乎还没有任何成型的交易广义收入远期所有权的市场，现存的仅是对上市公司利润这样狭义收入所有权的交易市场。因此，人们无法得知按照其他分类方式界定的收入的远期所有权的价格，也就无法了解这些所有权的波动性。如果人们无法从市场价格中认识到这种波动性，那么它们就会保持无形无相。

当人们通过宏观市场实际观察到国内生产总值所有权的价格之后，他们就能够对远期运行情况有所了解，从微小的经济起伏中摆脱出来，也就不再像现在这样过度沉溺于这些不太重要的现象。他们将看到经济远期价值的剧烈起伏，其既预示未来也折射当下，而这种远期价值才是真正影响经济福利的因素。数百年前，股市的诞生让我们关于上市公司利润的思维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这种对思维框架的重塑也必然创造出新的参照点，也会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新的要点。我们现在预测国内生产总值宏观市场证券的价值会发生剧烈波动，其可能给人们的思维框架造成的影响是，人们将意识到个人承担的生计风险如何汇集成影响整个国家的重大风险。

如果真的出现一个依据住房价格指数建成的流动性市场，那么人们就可以看清市场上交易的单一家庭住房所有权的市场价格，单一家庭住房也就不再像现在这样静止不可流动。未来市场上出售的住房的售价或许都会和这个流动性市场上的价格挂钩。

当然，这种对人们思维框架的重塑也有其负面影响：当人们过度专注于宏观市场价格时，他们完全可能产生对宏观市场价格的投机心理，因此宏观市场也会出现投机性泡沫，就如同现在股票市场时常出现的情况。

具备完善宏观市场体系后的世界

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地的人都在不断地、系统地搜集、分析和梳理基础数据，这使得建设宏观市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宏观市场的出现将是世界经济取得的又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他们使人类拥有的最大量的财富成为可交易对象，并为这些对象赋予市场价格，也使得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风险管理成为可能。

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们拥有了健全的宏观市场，那么我们就能用它做很多事。现在我们只有几只附带国内生产总值权证的债券，以后世界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都将与发行国的国民收入指数挂钩。宏观市场也能帮助保险公司对冲承保带来的风险，从而鼓励他们更多地为人们提供生计保险。人们可以签订重大国际风险分摊协议，从而有效地将国别风险或职业风险置换成多元化投资组合的风险。住房所有者或抵押贷款贷款人将能够在特定城市的市场对冲房地产风险，住房权益承保人也可以利用市场给住房所有者提供保险。世界的整体风险可能是维持不变的，但是个人承担的风险将大幅降低。

[7]股票市场分红或者股票投资收益与各国面对的风险并没有很好的关联关系，所以也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对冲这些风险。

[8]永久期货与目前按照指数价格清算的期货合约非常相似，只不过前者的每日清算公式不同，而且没有到期日。每天，空方向多方支付当日期货市场清算价格的差额，外加某项另类参照资产当日指数价格与前一交易日清算价格的差额。另类参照资产可以是无风险的政府债券。我在《宏观市场》一书中提出，在使用永久期货时，空方实际上是用收入指数的远期收益风险交换了另类参照资产的收益。

[9]市场活动会导致价格波动，还会出现繁荣与崩溃等极端状态，这些都会影响市场价格所能容纳的信息，这些特殊情况与信息本身无关，也不能说明市场上的人对信息做出过度反应。不过这些事件并不会使价格的信息揭示作用彻底丧失。

第10章

收入挂钩型贷款：摆脱经济困境和破产风险的工具

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仍然让借款人按照传统惯例承担固定的名义利率是一种完全不合情理的做法。这套旧制度应对收入不确定性的方法就是让金融问题不断累积，直到处于临界点时才集中爆发，这种制度有时导致人们陷入极大的困境，借款人虽然可以通过破产手续获得一定的经济援助，但是不得不遭受尊严上的巨大伤害。比这个制度好得多的处置办法是，根据借款人的新经济地位不断调整其债务。通过适当的设计，任何标准的或常见的用于购买住房、装修、交学费、购买生计保险或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贷款都可以具备这样的功能，甚至企业贷款和政府贷款也能具备同样的功能。

当代金融让人们通过多种新型宏观市场处置重大风险，它同样能催生更新更好的贷款方式。银行和抵押贷款发起人这样的放款方以后所做的长期贷款，其还款方式将与总收入挂钩，或者与因人而异或因公司而异的收入挂钩，或者与两种收入都挂钩。关联的收入越高，还款的本金和利息越高。这种类型的贷款实际上对借款人来说具有风险管理的功能，还款方案能够自动削弱借款人收入波动产生的影响。如果这样一份贷款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其发挥的风险管理作用将是非常充分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一个人不会破产。

这个理念可以追溯到196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讨论教育贷款时提出的概念，他将常见的教育贷款融资方式与商业机构在股票市场中的融资方式进行类比。“在教育领域‘购买’一股就等同于购买一个人未来赚钱的能力；提前借给他培训所需的费用，日后都要根据承诺从他未来的收入中逐步扣除还给贷款人。”

弗里德曼并没有为推广这种新的教育贷款发起什么宣传活动，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有意思的”猜想介绍给公众。他认为这个概念很有可能遭遇“民众不理智的批判”，并且要真正运行这种贷款成本过于高昂。

尽管这种贷款合同对借贷双方都有潜在的好处，但其至今未能成为常规合同的主要原因在于运行成本太高，因为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生活甚至旅居，要准确搜集他们的收入信息很难，长期维持这种状态更是难上加难。

时至今日，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民众不理智地批判这种贷款，也没有任何理由限定这种贷款仅用于支付教育费用，更没有理由限制个人享有这种贷款——企业和政府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借款。随着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弗里德曼哀叹的运行成本将大幅降低。在新型信息技术（特别是本书第四部分介绍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支持下，运行这些贷款将变得更加简单。电子数据库可以让我们简便地管理账户，处理转账支付，而且身份验证系统也能便捷地追踪人们所处位置的变化。这些创新都在大规模地消除障碍。推出收入挂钩型贷款的时机已经成熟。

将收入挂钩型贷款与收入指数绑定

按照我们在第8章分析生计保险时所用的原则推论，弗里德曼提出的原始概念应该进一步改进，也就是说这种贷款的还款计划不应该与单一个人（或单一家庭、单一企业、单一国家政府）的收入挂钩，而是应该与同类总收入以及承担同样还款计划的主体的平均收入指数挂钩。进行这种挂钩可以减少个人贷款业务出现的道德危害，如果仅与个人的收入挂钩，这个人可以故意减少工作甚至提前退休，以此降低其应还款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们在选择工作时常有选择偏见，那些选择从事低要求、低收入工作的人自然会倾向于仅与自己收入挂钩的贷款。

对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的定义与我们已经熟知的各类贷款不同。贷款人吸引借款人的手段不是降低贷款利率，而是按照新的计算方法得出的未来还款额占借款人收入的多大比例。举例来讲，假设琼斯一家要借30年期20万美元，他们找到三个贷款人：第一个提供收入挂钩型贷款，还款方式是未来30年每年支付家庭总收入的10%；第二个提供综合性贷款，还款方式是未来30年每年支付家庭总收入的5%，外加与琼斯一家处于同样社会阶层的家庭收入指数的4%；第三个则直接要求按照收入指数的7%偿还贷款。琼斯一家必须决定选择哪一种贷款方式，有的方案还款比例高，但是给借款人提供了更好的风险管理手段，其他方案还款比例低，但是对于其家庭的收入状况而言可能并不合适。贷款与个人收入联系程度越紧密，道德危害出现的概率越高，做这种贷款的成本也就越高。或许仅与个人收入挂钩的贷款引发道德危害的概率过高，而导致这种贷款完全不会出现，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根据职业和行业的特质，个人无法伪造收入情况，这样的话此类贷款也可以运行，并不会造成过高的道德危害成本。

收入挂钩型贷款需要参照某种收入指数判断借款人是否真的出现收入下降的情况，在其使用的基准参数方面也能体现出贷款的差异性。假设琼斯一家的经济支柱是一位做牙医的家庭成员。一位贷款人可能用全国牙医的收入指数作为基准，另一位贷款人可能用琼斯一家居住城市的医疗人员的收入指数作为基准。这两种指数一种强调收入来源的职业，另一种强调收入来源的区域。琼斯一家就需要考虑自己是更可能继续从事牙医的工作，还是更有可能迁往别的地方居住，从而决定哪种收入指数更能准确地匹配自家的情况。因此，琼斯一家最有可能做出的选择是，能够在家庭经济支柱的收入状况因市场变化而受到影响时最准确反映这种损失的指数，当然这个市场变化也是这家人自己界定的。

获得贷款的个人可以用这笔钱支付教育费用或购买房屋。金融顾问、雇主或工会都能够为借款人提供经得起考验的金融建议，如果借款人听从这些建议，他们甚至可以用借来的钱购买由宏观证券组成的投资组合，这可以保护他们在全家的收入都出现下降时得到收入方面的保障，他们也可以用借来的钱购买生计保险，从而进一步保护自己免受收入下降或房价下跌的影响。

类似收入挂钩型贷款的金融工具其实已经出现了（我们在下一节会进一步介绍），但是它们数量稀少，而且几乎都不用指数作为衡量所有权变化的基准。如果想要推广这种贷款，私营企业和政府需要共同努力。这些贷款首先需要一份格式化合同，合同内容要围绕现有的个人或企业收入信息，利用特殊的定价理论界定贷款的具体方式。这种金融方案还需要一条坚定的法律原则，申明这些贷款合同对所有个人同等有效，并非只能约束有授信额度的投资者，而且政府也要负责此类合同未来的监管，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会质疑这些合同未来的可执行性，未来投资者收回收入挂钩型贷款投资时也不会遇到障碍，并且预防了单一自然人通过不当使用破产法歪曲这种贷款本应发挥的作用。

我们建议政府最好像保护大型消费类产品一样，为大型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提供同等保护。应该具备预防个人或家庭滥用巨额贷款的措施，制止他们一次性用光这些钱或者在赌博中输掉所有。目前一些重要的个人债务已经有法律保障，比如助学贷款，这笔钱只能用于教育，而且在美国境内即便个人破产也不能免除。

收入挂钩型贷款的先例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以个人和企业收入为基础的收入挂钩型贷款，但是在任何一类贷款中，实际可运行的产品数量凤毛麟角。

2000年，瑞士再保险集团新兴市场部和法兴银行为单个企业创设了一种与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贷款。法国轮胎制造商米其林获得了10亿美元的贷款授信，其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公司产品的主要市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低于阈值。这笔贷款实现的具体形式是给予米其林2012年前提取贷款资金的权力，而提取资金的前提是米其林的主要市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到约定的水平。这帮助米其林在承担更少风险的情况下放心地开展业务，因为其主要市场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折射了米其林自身的收入增速。这笔贷款为市场设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只不过这种形式的企业贷款对目前的企业融资来说还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第9章中讨论过的保加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债券或许也能算作收入挂钩型贷款的先例之一，只不过其形式上是可交易的债券，而且借款人是政府而非企业。在这个案例中，和米其林的例子一样，贷款合同的条款明确约定了保加利亚后续的还款义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最近已经开始研究，是否有可能鼓励发展中国家发行与本国国内生产总值挂钩的债券。其实可以在某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的时点推行这种计划，效果将比较明显，因为人们在该时点对债务变化的需求特别明显，拖欠债务的国家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理念。

耶鲁大学推行的学费延交计划（TPO）使学生们既可以缓交学费，也可以管理个人的收入风险。这项计划最早由詹姆斯·托宾教授发起，1971~1978年，在该计划的支持下，他们录取了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而向学生们提供学费延交计划的前提是，未来收入较高的学生偿还的学费更高，收入较低的学生偿还的学费更低。所有参与这项计划的学生每借得1 000美元学费，以后每年就要将自己个人收入的0.4%偿还给学校，直到所有同期借贷的学生都还完贷款为止，或还满35年为止，两个时间以先到者为准。因为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终其一生都有很强的归属感，所以耶鲁大学有能力与学生签订这样的合同，也相信毕业生们能够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这个计划帮助那些未来收入可能不尽如人意的学生处置了风险。对于那些毕业后收入相对较低的校友来说，这种低息贷款实际上变成了他们享受的一种福利。

这项计划由耶鲁大学经济学院发起，是一种利用当代风险管理手段处置个人收入风险的创新尝试。但是，最近几年这项计划引发了当年参与计划的校友们的强烈反对，耶鲁大学最终于2001年免除了剩余3 300名校友的剩余债务。这项计划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创新，但是它与其他风险管理体系不能有效整合，没有适当考虑每个人的特定情况，侵犯了校友们对公正的期望。

导致这项计划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其执行过程中未能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日后的收入差异作为考虑因素。推进过程中，这项计划对学生们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不做任何形式的区分，因此从其设计理念上就产生了强烈的选择偏见。选择参与该助学计划的学生更多的是类似法学院校友威廉·杰斐逊·克林顿这样的人，他后来成为美国总统，也就是成为公务员，而其预期的收入相对较低。

但是，学费延交计划还是以类似的形态存留了下来，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执行这种计划的法学院会自动减免一些收入较低的学生的剩余贷款。耶鲁大学法学院于1988年启动了职业选择帮扶计划（COAP），该计划被人们评价为同类项目中覆盖面最广、执行最有效的一个，而且也逐渐成为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特色之一，在该计划的帮助下，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可以选择从事收入较低但对社会有关键作用的工作，比如神职或穷人的代言人，它使得学生们不用为了偿还助学贷款而被迫选择高收入的工作。不过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计划并不是为了实现学生们的梦想而给予的资助，本质上，它是一种风险管理工具。

但为什么现存的此类计划仅局限于法学院呢？把这种计划限制在法学院内有助于降低选择偏见出现的概率，因为多数法学院的毕业生都不会为了实现个人理想而选择低收入的工作。比如，法学院学生基本没有去当滑雪教练或艺术家的。

2001年，纽约大学的两名毕业生创设了另一种收入挂钩型助学贷款计划，他们是委肖·加尔加和拉扎·汗。大家可以在他们的网站MyRichUncle.com上了解这种贷款。他们的计划相比耶鲁大学的学费延交计划有很大进步：不同专业的学生承担的贷款利率不同。但现在要判断该计划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

1997年，投资银行家戴维·普曼为富有的艺术家专门创设了一种独特的与未来收入挂钩的贷款计划。他一手操办了以摇滚乐手大卫·鲍伊未来唱片版税为支撑的债券发行。英国保诚保险公司购买了5 500万美元的这种10年期债券，年息7.9%。自此之后，许多艺术家都发行了类似的债券，包括詹姆斯·布朗、罗恩·艾丝利、洛·史都华以及达斯蒂·斯普林菲尔德，尼古拉斯·阿什福德和瓦莱丽·辛普森的歌曲创作团队也发行过债券。

以单一主体的收入作为支撑的债券为数不多，已经发行此类债券的人也时常抱怨发行过程异常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将这种工具标准化、常规化，并且利用信息技术更有效地验证发行人的收入状况，从而使更多人愿意使用这种工具的话，发行中遇到的困难也许就能迎刃而解。当现代科技成为大众普遍可用的技术时，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像大卫·鲍伊一样对冲自己的风险。

家庭问题

推行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面临的一个技术问题是，最基础的经济单位往往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由于存在离婚、再婚、死亡、新生以及孩子成长、自立等因素，家庭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以家庭为基础经济单位产生的复杂性正是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以及第8章讨论的生计保险）没能成为标准的重要原因之一。

耶鲁大学的学费延交计划失败的部分原因也是受家庭作为基本单位的影响，当然另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美国执行的所得税税制还比较原始。耶鲁大学的学费延交计划是与个人调整后总收入挂钩的，这个数据是联邦政府税务报表上专门的一项。由于耶鲁大学学费延交计划的执行者没有数据精确定义学费贷款合同，所以他们只能依赖当时已经存在于文档中的数据，也就是个人退税记录。由于大多数已婚夫妇都是合并报税，所以税务报表都是将两人的收入合并计算。耶鲁大学的计划执行者们很难要求毕业生单独计算其个人收入，如果不考虑其配偶的收入，就要进行重新计算，但即便重算，也没有政府机构可以监督这个过程。所以，耶鲁大学的学费延交计划最终产生的效果是对毕业生及其配偶的收入合并计算。由于其配偶很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该计划，所以当收到账单时，这家人会感到惊讶和厌恶。

与家庭相关的问题还不仅限于引发人们的厌恶情绪那么简单。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一人采用了与其自身收入挂钩的个人贷款，如果他居心不良的话，他随时可以用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取代自己的状况。也就是说，实际借款人可以用家里低收入者的收入证明骗取较低的还款额度，转而从家庭成员身上获得中间的差额。因此，在存在这种道德危害的情况下，对于那些经常变换工作的人就必须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家里有孕妇时，贷款的还款约定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收入挂钩型贷款协议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就针对婚姻状态、离婚和再婚等情况列明复杂的条款，综合考虑实际操作和心理影响方面的因素。

理论上讲，这种家庭因素产生的复杂性对于前文提到的大卫·鲍伊发行的债券没有太大影响。鲍伊自己的收入总额较高，容易界定，而且值得下功夫与其配偶的收入分开计算。过去，因为以家庭为基础经济单位而产生的复杂性，使得只有像大卫·鲍伊这样处于极端经济状况的人才能享有收入挂钩型贷款。在数字时代，为收入挂钩型贷款制定的合同可以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而且可以与家庭结构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既能防止家庭成员互换收入证明的潜在问题，也创造出风险管理的流动性和机会。

破产法应做相应的调整

政府应该如何处置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去我们无法创设收入挂钩型贷款，也就无法给濒临破产的人提供缓冲。

修改破产法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这种法律方面的变更会影响不同的人可能获得的机会，有的人会更有动力工作，而有的人会感到受挫。导致破产的原因很多，政府应该根据破产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政策。但是法律不可能无限复杂，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破产情境，所以必须针对破产拟定出简明的原则。幸运的是，电子化时代给人们提供了高效处理信息的能力，无论破产法还是其他法律都可以变得更精细。

美国破产法的演进都源自政府需求，因为美国社会时不时就会爆发全国性金融危机，导致人们陷入经济困境，政府必须对此有所反应，由此也就催生了对破产法的需求和对其改进的需求。过去无法偿债的人经常会被关到债主的私牢里，这是18世纪以前的做法，后来人们开始分析全国性金融危机，把关注点放在了个人无法掌控的系统性成因方面，所以就逐步打破了原本那种坐私牢的野蛮办法。人们经常能亲眼看到亲戚朋友陷入金融困境，这让大家意识到个人的金融困境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就应该受穷，更不能说明这个人性格特征有缺陷。社会上关于这些现象的讨论促生了最早的破产法，19世纪早期的破产法其实只是一种缓解危机的暂行办法，但最终变成了社会长期依赖的基本法。在这些法律的援助下，无法偿债的人有办法获得债务的全面减免，能使自己的人生翻开新的篇章。这是以当时的信息技术手段开发出的一项重要风险管理创新，以较为现实可行的方式预防个人经济状况的恶化。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创新的适用性已经发生变化。

收入挂钩型贷款的出现意味着我们需要更改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为了保障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稳定运行，破产法应该预防或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因个人破产而免除此类贷款的债务，就像目前的破产法已经规定不因个人破产而免除助学贷款一样。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贷款人最初就要把这种法律上的债务免除产生的成本加到贷款利息上，这必然使此类贷款的风险管理功能大打折扣。当贷款合同受法律保护，不因个人破产而免除债务时，一个人理论上可以用自己一生中剩余年份的所有收入作为基础进行贷款，从而也为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创造了条件。

我们现在已经把破产法当作一种理所应当的存在，其实这并非社会帮助个人应对负面经济遭遇的唯一手段。目前生效的破产法并非人类社会必需的法律。实际上，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与个人破产相关的法律，在这些国家，人们永远无法逃避自己的债务，人们必须通过别的调节方式应对无法偿债的风险。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其他形式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本章中讨论的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那么我们对目前通行的破产法的需求也必然降低。

收入挂钩型贷款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当今社会对个人、企业或政府发放的收入挂钩型贷款非常罕见，这一现象折射出我们对新型信息技术的利用还很有限。我们不能仅凭收入挂钩型贷款数量少就推断其长期运行存在问题。我相信新型信息技术必然能够快速推动这种贷款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运用。

迄今为止，人们在收入挂钩型贷款（面向学生）的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没能有效解决道德危害和选择偏见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个人特质和职业特质编制较为精细的收入指数，那么就能有效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贷款协议可以和收入指数挂钩，而不是和单一主体的收入挂钩。家庭成员互助以及个人破产引发的复杂性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以上提到的这些抑制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发展的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可以获得比现在好得多的风险管理手段。

目前出现的收入挂钩型贷款体量都很小，比如助学贷款就只占学费的很小一部分，就仿佛在学生时代留下的纪念品一样。但是收入挂钩型贷款并非只能维持一个较小的规模。如果我们能够建立适当的制度基础和正确的标准，那么这种贷款可以以较大的规模发放。

个人、企业和政府都能够将未来大量的收入用于此类贷款，而且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考虑也应该这样做。由此，我们提倡的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不再是一种陌生的事物，它可能成为挽救生命的工具。举例来讲，如果真的出现本书第1章描述的那种因科技进步而导致大部分人失业的情况，那么曾经采用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当初做了一个多么明智的选择。

第11章

不平等保险：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如果我们想要有效管理各种政治和经济事务，那么社会上必须存在一种机制，预防居民之间本已存在的收入不公平问题进一步恶化。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肯定还会取得更多成果，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进行社会财富分配时，我们要及时扼杀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平等分配的苗头。

我在本章中提出的不平等保险理念指的是，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强制规定社会收入差距的上限，起初，这种由法律限定的差距可能与社会中现有的实际差距大致相同，然后再创设一套配套的税收体制预防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中的内在机制是，一旦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那么税制自动变得更激进，从而弥合收入差距。税率的自动调整主要源自于税制的基础设计，也就是通过收税强化并维持不平等的水平，而不是维持一个死板的税率体系。

我在本书中将这个体系称为“保险”，虽然不太准确，但也是为了让人们对其形成正确的认识，了解其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本质，并且强调这种体制的诞生并不会强制从富人手中夺走一部分财富。不平等保险并不是一种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的工具。与其他风险管理工具一样，其关注点在于如何保护所有人不受未来风险的伤害。

如何计算不平等保险应付额

让我先花点儿时间解释一下不平等保险如何运作。这部分的分析专业性较强，但是为了赢得读者对提案的支持，我必须先让大家理解其内涵。如今，世界各国政府都通过立法征收所得税，并发布所得税税率表，任何一个家庭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都会被划分到一个特定的赋税等级中去。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不平等保险将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标准取代所得税税率表。各国政府立法通过的不是所得税税率表，而是应缴税款总额和税后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上限，其可用的测算不平等程度的经济学手段被称为“税后洛伦兹曲线”。

什么是税后洛伦兹曲线？这是一种分布曲线，其纵轴代表全国所有家庭税后收入总和构成的国民收入，横轴则是人口比例。举例来讲，我们能从某个特殊的洛伦兹曲线中看到，全国最底层的30%的人口仅获取占国民收入10%的税后收入，而最底层的50%的人口仅获取占国民收入30%的税后收入。绘制洛伦兹曲线时，原点的值必须为0（即0人口获取0收入），而制高点的值为100（即100%的人口获取100%的收入），在这两个端点之间的曲线就代表了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如果所有家庭税后收入完全一样，那么这条曲线就是一条原点到制高点的直线：最底层30%的人口获得30%的收入，最底层50%的人口获得50%的收入，依此类推。但如果家庭收入不平等，那么连接原点和制高点的曲线将处于这条直线的下方。税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税后洛伦兹曲线偏离绝对平等直线的距离越远。

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值就等于洛伦兹曲线偏离的程度。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世界收入不平等情况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指标都能查询到世界各国的预测基尼系数。

在使用不平等保险的社会中，税务机关每年都需要计算纠正基尼系数所需的征税数额，由此缩小实际税后洛伦兹曲线和立法规定的曲线之间的距离。政府每年根据税务机关重新计算的数额发布新的税率表，人们还像现在一样支付所得税。与以前不同的是政府立法确定的不平等程度、在引入这种立法时公众争议的焦点，以及政府日后不再变更立法的情况下会长期存留下来的制度。不平等保险将改变人们对税制的心理和制度方面的思维框架及其锚点。

为了把这个情况说得更清楚，下面我们一步一步分析，当立法通过税后洛伦兹曲线之后，税务机关如何计算纳税人的税率表。理想状态下，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要建一张工作表：一张无比巨大的数据表，内涵上百万行数据，表的A列是本年度国内每位居民的税前收入，每个格代表一个家庭。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必须在实际纳税前公布税率，所以在制表的过程中只能以去年的收入预测本年的收入。

后续第一步工作是对A列数据进行降序排列，使收入最低的家庭排在前面，而收入高的家庭排在后面。这些收入的总和（也就是国民收入）减去政府决定征收的用作财政支出的税款，剩下的就是税后国民收入。紧邻税前收入的B列应该是税后国民收入在全国家庭之间的分配额度，做完这种分配之后，既符合国家立法通过的税后洛伦兹曲线的要求，也不改变这些家庭的收入排序。要想得到一个家庭的具体税后收入，只需要用税后国民收入乘以这个家庭和高其一个类别的家庭的税后洛伦兹曲线差就可以了。最后的C列就是A列减去B列，也就是每个家庭应该缴纳的税款。而C列数据单独构成表，在经过平稳化调整之后，就会变成本年度的税率表。以后每年都要重复这些步骤，也就使税率表根据不平等程度自动做出调整，即便税法保持不变也没有关系。按年度进行调整的税率有时会非常高，但无论如何，这种调整不可能导致边际税率超过100%。

这种征税的方法改变了有关税制的思维框架及其锚点，看上去似乎和现行的税制没有实质的区别，但这就是推广不平等保险的出发点。在这种税制成为现实之初，大多数人在纳税时可能还体会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如果立法通过的税后洛伦兹曲线与推出不平等保险前的社会现实非常接近，那么我们即时承担的税率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这种体系能够防止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这对全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

不平等保险从设计结构上讲就关注所有阶层的人的收入平等状况，而非如同平时人们关于不平等现象的讨论那样过度关注反贫困。看上去许多日常关于不平等现象的讨论都没有关注过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可能处于贫困线附近这个问题。这种可能性令人坐立不安。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避免绝对的贫困非常重要，但是在较高收入阶层中预防差距的无限扩大也同等重要。

我们通过对税率表的模拟推算看到，如果未来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程度继续加深，税率将发生相应的改变，我们也看到了不平等保险最终将促使税率自动发生剧烈变化，这对任何收入水平的人都是一样的，这种剧烈的变化是政府这样直接拟定税率的立法者无法想象的。我们应该现在就创设不平等保险，从而修正当前的不平等程度，这也使得未来大规模调整税收体制有更高的概率变成现实。但以目前我们的生活水平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激进的倡议，因为它会保持与目前类似的不平等程度。

为什么要创设不平等保险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部分民众都把现在社会已经形成的不平等现象视为理所应当的，如果这种不平等差距进一步拉大，那一定会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比尔·盖茨是富翁中的富翁，但是我们很难接受社会经济的变迁使比尔·盖茨的财富增加1 000倍，或者出现1 000个和他同样富有的人，而剩下的我们这些平民都生活在相对而言的贫困当中。

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分析过，科技进步或其他我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可能导致收入分配剧烈变化，一旦大家都明白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就会尽最大的努力预防其出现。我们的社会经济不断受到新技术的冲击，在这样一个自由市场中，个人所能获得的收入最终与其对社会的整体贡献成正比。从罗尔斯的原始观点出发，个人承受的这种科技冲击对个人或社会都没有好处。这种变迁没有丝毫天然公正的因子。有时，人们承受的收入损失与个人付出的努力、个人的天赋或个人的社会责任都毫无关系。这些冲击使人们的梦想破碎，情感遭受创伤。

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我在第4章中介绍过的“四十大盗”里的任何一项，都有可能在未来造成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恶化。如果不平等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那么社会上必然出现仇富的人群，也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格局改变。这些冲击可能给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混乱。

但同样的经济因素也有可能改善未来的收入分配格局。我们需要理解的核心事实并非不平等程度会加深，而是我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通过金融手段应对这些不确定性，这才是我强调的核心。

在自由经济社会中，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有些人天生就喜欢更努力地工作，赚更多的钱；有些工作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的，所以做这些工作的人就因为这种工作特征而获得更多补偿。除此之外，追求更高的收入，充分利用自己的天赋，接受追求高收入过程中的风险，这些都是人生历程中探险式的经历。但是，如果出现与前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毫不相干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加剧的情况，我们就要将其当作一种重大风险进行管理。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先发制人——在最坏的情况出现前采取行动。将不平等保险制度化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而且只要以后的不平等程度不再加深，那么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失。但是在不平等现象真的走向恶化时，它将能够为我们提供巨大的福利。

基本概念的衍生形态

不平等保险的基本概念当中包含一个核心，可以衍生出几种重要的形态。第一种就是把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一起考虑，这样民众从政府那里获得的福利收入也被涵盖在关于不平等现象的讨论当中。第二种是结合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化进行考虑。例如，通常我们并不希望看到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弥合社会不平等，仅以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化为基础，或者我们希望针对家庭规模的变化趋势做出调整。第三种是让政府转移支付根据社会人口不同群体实际需求的可见变化进行调整。例如，这种计划可以允许将医疗支出排除在计算基准之外。第四种是通过立法保证当收入分配机制向更平等的方向发展时，社会能允许这种趋势自然发展，不平等保险不会把这种自然向好的发展趋势扭转回原来的水平。第五种是设置边际税率的上限，避免边际税率向100%靠近，这种高税率会抑制人们工作的热情，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仅以年度收入界定不平等保险是不准确的，这恰好是目前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因为有的人可能某一年收入特别高，但是究其一生，年平均收入并不高，如果在其收入特别高的年份向其征收高昂的不平等保险费用，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可以用求收入平均值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要预防因测算收入时点不正确而造成不成比例的税收冲击，我们可以考虑将收入税转变成消费税。政府可以对目前消费的金额中用于享受的部分征税，而对进行投资的部分免税。在假设一个人把一辈子的消费平均规划的前提下，其消费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其终生的收入情况，也就是说以消费作为征税基准比用收入更准确。

我们已经认识到不平等保险的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众多潜在因素，所以最重要的是通过大量研究保证其设计的准确性，同时也保证其能够符合社会关于公正和激励的标准。

紧迫性

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不平等程度是否会加深，这种未知性其实代表着一种机遇。正如我们需要在房子真的着火前购买火灾保险，我们也应该在不平等程度加深之前建设好不平等保险体系。

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私营企业提供的保险不一样，区别在于前者的不可预知的偿付通常要在事实发生后才会执行，甚至要在危机爆发之后才会落实，但是如果在风险发生之前这种社会保险成为法律，那么其有效性会更高。如果我们希望通过税收体制引发收入分配机制的变革，那么我们必须对税制进行全面重大改革，而如果想要这种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改革之前对改革的本质达成共识。如果收入再分配是按照此前已经存在的保险合同进行的，那么在公众意识中就会把它看作公正且值得自豪的公共政策，而不是政府的慈善义举。

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介绍的那样，如果人们自由且积极地做出当志愿者的决定，那么他们后续产生的归属感和责任感都会很强。看上去，人们并不清楚自己应当为别人贡献多大力量，但是按照基本人性的原则，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兑现自己做出的承诺，不管这种承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不平等保险就是有效运用了人性的这种原则。如果在风险真的变成现实之前，一个人或者这个人的授权代表已经自愿且主动地签订了风险管理合同，那么这个人就会更容易接受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如果在不平等程度加深实际发生之后，他们才被告知自己要承担新的义务，要支付新的款项，这是任何人都很难接受的。我们在本书中提倡的对思维框架的重塑，就是利用人性的本能重新定义产权，以防止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

如果我们等到日后再有所行动，如果不平等程度真的加深了，那么我们就很难让民众接受把不平等程度回调到一个他们原本熟悉的程度上。经济上比较成功的人通常都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当作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他们会把经济上的成功和个人的先天优越感等同起来。即便是那些经济上不成功的人也经常把这种失败内化，认为自己是造成社会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即便人们的成功或失败可能源自于随机事件，但是他们还是容易形成这种看法，这已经被心理学实验所证实，比如，我们前面提到了，越南战争期间有人在征兵抽签中是大号，有人是小号，两种人的心态截然不同。一旦社会大众发现自己身处无法接受的不平等程度中，而且把这种不平等现象与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认同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很难说服他们把这种不平等程度回调到过去的某个水平。

我们希望现在就建立一套体系限制未来税率的增长，这种观点以前也曾经出现过。不平等保险有时也被归类为“财政机制”或“财政法规”。但是我相信本书中提出的这套特殊的机制以人类的心理为基础，与过去那些以经济或政治为基础的理论相比有很大不同，也肯定是一种创新。

我们可以通过重塑思维框架、重命名比较标准和重命名基础制度等手段获取公众对风险管理手段的认同。目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许多相关的基础制度都要求我们进行思维框架的重塑，所以说进行重塑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政府可以把人们为不平等保险支付的资金标记为保险费，而不是新的税种，由此获得的收益可以被称为福利，而不是增税或社会保障金，这和当年政府重新命名社会保障贡献金和福利金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之前进行这种重命名，那么可信度要比之后再做高很多。

政府的角色

尽管不平等保险要和私营领域的机构发生关系，但是这种保险是一种政府职能，不是私营市场的功能。在前面几章中讨论过的完全由私营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提供的处置重大风险的方案存在一个根源性问题，也就是这些方案都需要个人在风险恶果显现之前做好准备。普通人在风险恶果显现之前做好风险管理预案的能力明显有限，这种能力方面的缺陷也就促使政府必须承担风险管理的职能。或许我们都已经明白个人能力缺陷所在，但是为了说明政府为什么必须发挥这些职能，我还是有必要把缺陷列举一下。

首先，未成年人和未出生的婴儿都无法进行风险管理。我们面对的风险都是经过几十年成长逐渐演化形成的，所以处置这些风险的合同从签订之日起就要预防未来几十年的风险。例如，新科技手段进步可能将普通劳动者边缘化的风险就是一种远期风险，而且风险恶果可能在以后几代人当中继续存在。

其次，许多人无法理解这些市场中隐性对冲的功能。以极端的例子来说，智障者或精神病患者都没有能力做出良好的决策。在更普遍的情况下，智商正常的人也有可能不具备足够的精力和自律能力做出对冲的最佳决策，或者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未来收入。

最后，现有的政府法律法规有可能抑制人们为谋求个人利益而采取风险管理措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破产法这样的法律原则本身就是政府推出的风险管理制度之一，其设计的前提就是认为普通民众不具备任何个人的风险管理能力。这种政府制度必须经过谨慎的设计，才能避免与个人的风险管理措施发生冲突。如果这些法律法规与不平等保险发生冲突，政府可以通过重塑人们对这些制度的思维框架消除冲突。

思维框架的塑造和税率的设置

由于不平等保险从根基上就与人们的思维框架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思维框架对所得税税率的制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政府制定所得税税率的实际操作是怎样的，以及这些操作遵循哪些原则？

法学家爱德华·麦卡弗里曾列举过一系列思维框架原则，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原则就是影响过去美国所得税税率变化的主要原因。他提出，立法者通常会本能地按照一些思维框架的基本原则增税，而且尽量避免令纳税人感到不快。麦卡弗里说立法者对最高税率（也就是最高收入阶层的边际税率）的认识程度最高，也是因为这部分税率是公众讨论的焦点。因此，立法者想要增税，就可以先把最高征税等级的分类标准提高，但同时维持收入分级标准不变，这样几乎就没有人会按照最高等级被征税。起初，最高税率仅对最高收入人群生效，其分级标准之高使得现实当中几乎没人按照这个级别纳税，但是它为民众创设了一个比较基准、一个参照点。

随后，立法者就可以通过降低税率增加税收总额，其降低税率的方法是降低每个纳税分级的收入切分点，或者允许由通货膨胀自然侵蚀税率。纳税分级的收入切分点并不像税率本身那样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在一个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中，在纳税分级的收入切分点不与经济实际增长指数挂钩的前提下，可以将其与通胀指数挂钩，从而也就可以有效降低切分点的标准。这种被立法者称为纳税分级暗度陈仓的举措是他们达到增税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种策略在战争时期最为有效，在战时，政府可以把最高纳税等级提得很高，让人们觉得有钱人多纳税很公平。战后，立法者可以缓慢地调低税率，即便实际获得的减税额度很小，人们也会觉得这是一种变相收入。公众会感觉到税率确实在逐步降低，他们即便示威游行也只会低效地抗议税率降低的速度不够快。也就是说，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已经获得的较低税率上，而不再关注税率是否在本质上还是很高。

美国境内第一次征收高昂的边际所得税税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有人抗议征收重税，但是民众对士兵们为国捐躯的认同感完全压制了抗议的声音。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时期不是让那些留在国内的人发国难财的机会。所以，政府利用战争的时机重塑了民众对产权的关注度。实际上，在战争期间，由于不同阶级的民众承担的战争负担不同，有人提出应该参照征兵的办法“征集个人财富”。到1918年，美国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人的所得税税率达到了77%。尽管当时全国也没有几个年收入超百万的人，但是自此就建立起了高边际税率的原则，其实对大多数人的收入而言并没有产生累进式影响，即便日后税率逐步削减下来，也在民众的思维框架中留下了一个新的锚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社会上出现了更加有效的累进式所得税税率，折射出民众心理锚点的又一重大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高的纳税层级的所得税税率曾一度达到94%。战后，政府通过没有规律的措施逐步降低了最高税率，相对较高的几个纳税层级中开始囊括了一些收入并非天文数字的人。战争年代形成的思维框架使人们在接下来的和平年代接受税费缴纳较高的累进制成为可能。

我们应该彻底摆脱这种荒诞的税率形成机制，未来制定税率时应该遵循一套更合理的原则。不平等保险正好就是这样的原则，通过划定不平等程度的上限，不平等保险就为制定税率约定了一套简单的公用标准。民众应该很容易理解这种体系，因此也能够长期维持其运转。

移民造成的问题

现在，许多年轻人可以设想在非出生国度过自己的一生。因此，要想让不平等保险发挥良好的作用，就必须把一个国家人口的进出境情况考虑在内。随着科技进步，到外国谋求工作变得越来越容易。各种社会变化都可能促使普通人根据自己的经济人脉而在全球不同国家之间游走，比如跨国公司的扩张、留学变得越来越普遍、坐飞机出行的成本相对于个人收入越来越低、英语逐渐成为世界通行语言，以及互联网使得人们可以跨国界沟通。如果移民进出一个国家几乎没有太高的成本，那么这个国家在国界之内管理居民收入分配的工作将遇到困难。

仅以累进式税制而言，其引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能得到管理。高收入人群通常不会通过移民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手段规避高税率，而他们想要移民的国家通常税率都不会低到一个足以促使他们实际移民的程度。有钱的法国人确实可能把居住地登记在比利时，以此规避财富税，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在承受高税负的情况下留在出生国。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受遏制性移民法的限制，很难移民到发达国家。

目前存在的这些移民障碍使得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累进式税制在本国境内实现居民收入再分配，但维持这些障碍是有成本的。那些工作勤奋、心地善良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原本可以到发达国家享受更好的生活，却因为法律限制无法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的事不多，因为这些移民的自由入境将给移入国的居民带来伤害，而我们必须尊重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

目前发达国家执行的旨在抑制发展中国家向本国移民的体系并不十分有效。美国的移民法相当严格，但是执行不力，每年都有大量非法移民偷渡入境。一旦进入美国，非法移民都以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换取滞留的机会。然后，美国政府时不时会通过大赦的方式让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我认为，这无异于是疯子的行为，我们完全能够想出一套以更好的方式应对移民问题的社会制度。

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曾于1986年提出将移民权拍卖，价高者得，很多经济学家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看上去这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比较有条理的移民方案，将一个国家全年可接收移民数量中的一部分进行拍卖，可以保证那些能够对移民权加以善用的人获得移民权，也可以保证最希望移民的人得到移民权。需支付的拍卖费用可以进行结构化设计，那么移民也就不用一次性支付大额的先期款项，这笔费用也是目前一些国家限制移民的手段之一。取而代之的是，移民可以通过将未来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移民税上缴给国家，这样拍卖的受益人也就不一定局限于富人，或许是老年人这样的群体。这项倡议并没能有效推行。相比之下，现在执行西蒙的建议或许比1986年时更容易取得成功，因为目前我们掌握了更多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容易追踪人的行踪，能够保证日后对其征税，也能够逮捕非法移民。现在重提移民权拍卖市场或许也比1986年时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不过我们还需要对这种机制进行修正，毕竟居民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能承担的责任。

移民权的拍卖市场必须是一个接受严格监管的市场，在移入国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移民应该纳更多的税，移民权实现之前也应该有充分的排队等候时间，还要有市场规则防范频繁交易。除此之外，当一个社会能够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辨明移民身份时，这个社会中的不平等保险就应该对移民区别对待。如果在移民入境之初就向他们说明这些条件，那么也就不能说这些是不平等条款了。

高税率对工作热情的抑制

高税率可能抑制人们的工作热情，从而也就给不平等保险的推行制造了新问题。公共金融学领域的经济学家们几十年来都在争论，向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额所得税，到底税率高到什么程度才会实际产生对工作热情的抑制效应。很明显，如果政府在某个收入水平线以上征收100%的收入，那么人们肯定在收入达到这个水平之前就停止工作了。但是如果政府征收的比例为70%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人们投入的工作时长会不会因此大幅减少呢？人们会不会不再花大力气提高工作效率呢？会不会因此导致一个人出去工作而配偶赋闲在家呢？

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我们几乎没有搜集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人们因为承担高税率而减少工作时长或降低工作强度。但是，最近一些研究通过对税率变动时期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的变动情况的分析证实了，人们对税率变化确实会有强烈的反应。

2001年，乔治·W·布什就任总统时曾任命劳伦斯·林赛作为自己的首席经济顾问，这位顾问曾经撰写过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篇论文。林赛对罗纳德·里根总统颁布减税政策后纳税人的反应进行研究，他发现这个时期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增加，在他看来，这种收入增长折射出人们对较低税率的直接反应就是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林赛的研究结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研究的时间段很短，这么短的时间内税率的变化可能是临时性的调整，而且可能存在别的社会因素同时促成了收入水平的变动。

关于税收偏离现象的公共金融学标准理论最早是经济学家威廉·维克里提出的，后来得到了詹姆斯·莫里斯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理论推想是，个人对工作还是休闲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他们对工作的不愉快感和消费收入的愉悦感的体验对比。换个方式来说，人们在衡量到底要经受多大工作强度时，会考虑所承担的工作量与工作量换取的生活享受的比例，也就是工作的劳累和享受的愉悦的比例。毋庸置疑，人们通常都是以这样的思路考虑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但是心理学关于后悔和心理分类的研究，也就是关于人们对错失机会的反应的研究，得出了与上述理论有一定差异的结论。

心理学研究指出，人们在工作和休闲之间做出的选择很大程度上遵循自然形成的思维框架。人们“给予”政府的部分收入被视为一种核心的心理因素。如果说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超出部分都必须强制上缴政府，那么人们肯定会产生愤恨感和不公平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做出降低劳动强度的决策就是出于报复政府的心理。这种决策与对消费带来的愉悦感的心理衡量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民众的愤怒或遗憾也许只是对增税政策的短暂反应。此外，如果以收入不平等程度作为税收立法的基础，而不是以税率高企的程度作为基准（税率每年都根据当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变化而变化），那么税率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突出的矛盾，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的愤恨。由于高收入而缴纳高税负的人不会再把这些税款看作支付给政府的钱，而是转移给收入较低的民众。要进一步弱化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让雇主代缴不平等保险的支付额，这就在雇员的思维中形成一种个人收入都是税后收入的框架。

人们并不会经常对比自己的税前税后收入，他们通常会拿自己的税后收入和别人的税后收入进行对比（因为这会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水平上）。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已经证实了这种社会性的对比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人们会不断拿自己的状况与身边的人进行对比。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曾指出，当一个人的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之后，这些收入所能发挥的作用都是通过与他人的对比展现出来的，而不是从直接使用收入的过程中获得的。有较大社会成就的人通常都从野心勃勃的事业中获得快乐，只要他们的事业能让他们获取较高社会地位，他们就有很大的可能性自愿努力工作。

人们还会用来比较的另一个参照点就是过去自己能带回家的收入，也就是税率提高之前的税后收入。如果一个人陷入了极艰难的经济困境，那么同样是一个小时的薪酬，他现在用来消费的部分就会远远低于之前的水平，而且这个人也可能选择不再加班换取这种微薄的收入。如果人们都做出类似的对比，那么税率的短期调整将很可能产生严重的短期效应。最终，如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一直假设高税率会伴随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对比也会被人们遗忘。如果通过不平等保险将收入差距框定在目前这个水平，那么就不会出现任何需要人们花费精力适应的突发性变化。

有的人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值得从事一生的有意义的职业，有的人则只不过为了生活而按小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前者不太容易对税率的变化做出强烈的反应。对一个刚刚启动自己业务的年轻商人而言，未来多年之后如果真的取得经济成就，那么不管是变成千万富翁还是亿万富翁，都不会对他目前付出的努力产生太大影响。

不平等保险与分配公平

某些国家已经为应对不平等现象制定了较高的公共准则。比如，加拿大和瑞典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逐渐变成了公民较为平等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税收体制和福利体系都比美国现行的更加激进。这些国家还没有采取的措施就是推行不平等保险，一旦有了这种工具，就能给本国的不平等程度制定一个上限，当不平等程度超过可接受范围时，也就可以自动纠正。相反，这些国家的税制依然由受政治利益驱动的精英群体掌控，也就是仍然由一小部分人决定全国的税率。这些国家的民众憎恶不平等现象，但是却没有标准衡量何种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无法得知当不平等问题恶化到什么程度时才标志着真正的社会不公。

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公平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认为，民众对不平等程度的态度造成了一种不幸的后果，那就是人们抱着负面情绪看待自己取得的经济成就，这仿佛是他们民主政体失败的证据，也是对他们社会体系价值的嘲讽。加拿大国内对社会公平主义价值观持反对意见的人非常活跃。加拿大商业界国事促进会曾给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

无论个人还是企业获得的成就都应被视为值得哺育的理想、值得鼓励的追求和值得庆祝的成就。但目前，成就仿佛变成了一种令人抬不起头的变态存在，通过税收让其消失才能让人宽慰。我们未来的经济前景以及良好经济才能支撑的高质量社会项目，都必须在改变这种态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也有人针对瑞典税收发出过类似的抱怨。瑞典作家尼尔斯–埃里克·桑德伯格曾在1997年写道：

瑞典人心目中的平等理念不再是单纯对收入不公正差距或“非公正”的一种反应，它已经演化成社会民众对所有形式的差距的不可容忍。“严肃”的新闻报道都以追踪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为己任，把任何有差距的现象都批评为“不平等”的表象。

瑞典经济学家阿瑟·林德贝克也针对瑞典的社会公平主义政策提出过类似的批评：

这些政策势必导致收入分配“政治化”。许多人都会认为收入是由政治决策过程“武断”地划分出来的，根本起不到分配社会财富和促进经济效率的作用。因此，当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收入差距小反而会强化公众对收入分配矛盾的重视。

对差距不可容忍的心态本身是抑制获取成就的一种心理障碍，与这些国家较高的边际税率是不相干的。如果一个国家将国别身份与社会平等主义绑定在一起，其必然对任何积极的经济成就都采取逐一应对的方式缩小差距，人们就会误认为取得成就是一种存在道德问题的举动，从而努力获取成就的动力就会减弱，税率再怎么变化也与其无关了。

我们可以通过推出不平等保险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让我们以另外一套标准衡量社会是否公正，这种标志性的工具让我们明白，并不是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要保持绝对的公平。

一旦拥有了不平等保险，人们就会懂得这套体系本身就是社会解决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方案。一旦拥有了不平等保险，我们就能预防不平等问题过度恶化，也就不会出现目前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极高的国家中那种民众仇富和社会冲突。尽管不平等保险运作的结局是社会中某些人还是比别人拥有更多财富，但是它至少会成为一种标志，代表着社会成员互帮互助。

第12章

跨代社保体系：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分摊风险

世界银行曾于1994年发表过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告《防止老龄危机》(Averting the Old Age Crisis)，这份报告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这份报告强调，人们对社会进步的期望异常强烈，世界人口曾经高速增长，但目前逐步减速，现有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延长，所有发展趋势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前进，但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问题：世界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根据该报告，199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5亿。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4亿。要么数量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要承担赡养老年人的重担，要么大多数老年人将面临艰难困苦的晚年。

我们之前的那一代人还没有意识到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存在，当时的世界正在担忧全球人口膨胀——婴儿太多、要吃饭的嘴太多。现在回头看，我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新的危机也是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意外之一。

追根究底，这个新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比如19世纪60年代计生药品的出现大幅度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并且我们的医疗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使人均寿命得以延长。确实，正是科技进步使得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大多数国家20世纪最重要的任务：1900年前后，发达国家人均寿命约45岁，科技进步促使这一指标在20世纪中叶达到了70岁，这就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退休群体，逼迫我们必须创设新的制度解决这个群体面临的问题。我们当前进行任何社会问题讨论的核心也应该是这种类似的重大社会变化带来的风险。新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已经令我们吃惊不已，日后这种出乎意料的局面肯定还会再次出现。

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老龄化危机凸显的金融问题是一种跨代风险，是一种同时影响现在生存着的、属于不同世代的所有人的风险。按照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处置这种风险的方式就是由不同世代的人分摊风险。

金融无法左右人口分布的变化，但是可以处置人口分布异常变化带来的或者其他影响不同世代的人相对福利状况的风险，也就是由不同世代的人分摊这些风险。过去的社会保障体系单独针对老年人提供保障，我们需要改革这种过时的社保体系，要采用一种既能保护老年人也能保护年轻人的全新体系。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果老年人或年轻人中有一方遭遇困境，我们如何划分各方应承担的义务。

针对社会保障体系重塑思维框架将包括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的所有重塑的要点，它需要我们改变思维的参照点，改变对制度的感性认识，改变对推出新制度动机的猜想，并且改变进行丈量测算的公式和标准。

当前的社会保障贡献和福利计算公式

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目前社会保障体系所处的状态。大多数国家执行的养老保险计划是与收入挂钩的贡献值体系，公民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和应获取的福利都由一系列公式计算得出。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需要遵守法律规定，按照公式从个人收入中扣出一部分，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福利。而退休人员所能获得的福利也由公式计算得出，计算的基数是这个人此前贡献的个人收入。1999年曾有一项研究对173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过普查，其中136个国家（占79%）都采用了这种福利和既往收入关联的体系。

美国的法定社会保障贡献度公式就是这种体系的例子之一。在职劳动者必须缴纳个人收入的6.2%作为养老保险费用，如果计算之后的数额超过社会最高收入水平，则仅按照最高水平缴纳，2002年的社会最高收入值是84 900美元，与此同时，其雇主也必须缴纳同等数额的费用，也以社会最高收入水平为上限，所以总计就是个人收入水平的12.4%。12.4%这个比例是一个固定值， 除非国会通过立法进行修订，否则不会按年度收入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美国的法定社会保障福利公式则首先要计算劳动者的“指数化月收入平均值”，也就是以每个劳动者工作35年计算，求取其这段历史时期内最高收入月的平均值（根据工资通胀程度进行指数化处理，并且扣除每年的最高收入值）。一个人退休之后所能获得的福利就由一个固定的公式决定，公式需要的基数一个是其退休时的年龄，另一个是其指数化月收入平均值。退休之后，一个人每月收到的社保福利将根据城镇职工和神职人员的消费者物价水平（CPI–W）自动调整，以保证个人购买力，也就是个人收获的福利价值恒定不变。退休人员的福利是不承担任何风险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类似的贡献值、福利值和指数化公式的体系。比如，法国的普通劳动者需要缴纳个人收入的6.55%作为养老保险费用，而他们的雇主要为有社保的劳动者缴纳相当于个人工资的8.2%，以及其他所有不在保劳动者工资的1.6%作为社保。个人可以获得的福利（根据年龄和保险存续期而异）基本上是工作25年间最高收入平均值的25%~50%。在巴西，劳动者按照不同收入层级缴纳个人收入的8%、9%或11%作为养老保险费用，而雇主则按照劳动者工资总额的20%支付。退休人员的福利等于最后36个工作月收入的70%，并且过去每缴纳一年社保就增加一个百分点，直到100%为止。

个人贡献值的计算公式从设计上讲基本达到政府收到的贡献工资等于支付的福利总额的水平，通常人们把这种机制称为“量入为出”的养老金系统。由于贡献值和福利值无法精确匹配，所以人们还设立了信托基金弥补中间的差额。以美国为例，社保信托基金在2001年的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如果未来我们希望单纯以信托基金的资金支付养老福利，那么所需款项差不多要10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信托基金现在的规模还是太小。如果信托基金没有了现金，再加上根据公式支付的福利一直超过贡献，那么这个体系就陷入了“无解”的境地，也就是说，美国社会保障局再也无法按照公式持续支付社保福利。最终，在未来多年中用于支付社保福利的资金的绝大部分必须来源于新的职工工资的贡献。

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出生率降低，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也就是我们在本章中强调的“老龄危机”的出现，所以公众逐步意识到社保支付能力面临的重大潜在问题。现有的研究分析都强调，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征收贡献值的公式，那么最终会出现福利总额超过贡献总额的情况。

通常人们都过度围绕着公式进行这个问题的研讨，而参与者都忘记了这些公式是政府武断地拟定出来的。通常，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维框架都局限在向老年人兑现我们的承诺，仿佛这是我们发过誓要做的事情一样。实际上，贡献值和福利值的公式是一些立法者编制出来的，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住当初为什么制定这样的公式了。

在缺乏不同世代的人分摊风险的清晰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关于社保税收和社保福利的讨论通常都是空洞的。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法案，向年收入超过25 000美元的人征收不超过总额50%的社保福利税时，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只能基于一些类似“社会公平原则”和“累进式税制”这样抽象的概念。由于社保福利的公式本身就是累进式的，所以社会上还出现了反对“双重征税”的抗议。但现实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这些常规原则为基础的制定税率的标准。人们讨论的核心是政府“急需”这笔钱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做出“承诺”之后，政府是无法通过增税实现这一目的的。当时对社保福利征税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而现在根本就再也听不到类似的讨论了。当这种税收已经成为制度背景的一部分之后，社保福利最高被征收一半税款的做法也不再引起公众的注意或讨论。没有讨论的原因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掌握一种理论或标准，能够清晰地界定退休人员的福利。

跨代社保体系简化案例

我们首先假设大家生活在一个比现实简单得多的世界里，其次再设想如何以跨代社保体系这种形式简单地构建老年人的福利和年轻人的贡献公式。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先设置一系列前提：所有未退休的成年人都全职工作，所有人都在一个固定的年龄退休，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兼职，并且年轻人与老年人的经济需求没有任何差异。除此之外，还要设定人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是通过出卖劳动力交换得来的：这一点使社保体系成为一种绝对需要的体系，因为退休人员不仅不能再工作，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储蓄支持自己未来的生活。

在所有假设都成立的前提下，社保体系实际上就等于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分配年轻人所创造的劳动收入。按照人性本能的想法肯定是在两个群体之间均分这些收入，当然要制定一些条件约定福利和贡献的对应比例，贡献得多的日后获得的福利相应较多。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简单诱人的跨代社保体系就可以简单地划定一个比例，让每个适龄职工缴纳的社保费占个人收入的比例（税后，并且是扣除第11章中描述的不平等保险支出后的收入）等于退休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目前，美国总人口中有11%的人是退休人员，所以向目前每个工作家庭征收的税后收入社保贡献应该占个人收入的11%，剩下的部分（89%）就是留给家庭的。这里提出的贡献公式并非出于政治动机或由政客们武断地拟定的，而是根据人口分布形成的，并且能够根据人口分布的变化而变化。

按照公正原则，退休人员获取的社保福利应该与他们年轻时获得的工作收入相关，也就是与他们当年曾为社保贡献的金额相关。在这种关联关系的指导下，退休人员应得的福利就应该保持与其指数化收入平均值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所谓指数化收入平均值指的是退休人员曾获取的劳动收入，计算方式与目前美国社保体系应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是对社保收入的总额没有上限规定），而这个比例每年变动，应该使用当年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贡献值除以当年所有退休人员的指数化收入平均值的总和（也就是他们曾经的劳动年代所做的贡献）。这种分配福利的方式总量守恒，年轻人所做的贡献总量等同于退休人员获得的福利总量。但是这种守恒的过程中，曾经贡献更多的人日后收获也更多。

下面分析一下这种体系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正在使用的社保体系的差异。现在正在执行的固定比例的体系意味着，退休人员一定能够获取固定收入，无论人口年龄分布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年轻人的收入相对老年人曾经的收入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对其收入产生影响。这些体系无法让不同世代的人分摊风险。从一代人的视角去看，这无异于将退休人员的收入风险转嫁给了正在工作的人，以及这些劳动者的经济附属人身上，从而造成了风险放大的效应，而且被放大的是两代人的风险。而我们提倡的系统则仅在生存着的人之间分配现有的收入，并且是按照经济发展的状况依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

在实际推行跨代社保体系时，我们还需要将其他没有提到的因素包含在内，比如，居民储蓄、储蓄动机、储蓄风险、退休收入、年轻人与老年人需求的差异，以及道德危害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造成的不同影响。但是在不同世代的人之间分摊风险的基本原则将保持中心地位不变。

在家庭成员之间分摊风险

一直以来，家庭成员之间分摊风险是跨代分摊风险的主要形式，而跨代社保体系就是把这种关系变成一种正式的金融方案。由于个人无法在金融市场上签订跨代合同，而且个人无法与子孙签订协议——虽然他们是未来将要照顾我们这些老年人的人，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家庭传统在不同世代的人之间分摊风险。从传统意义上讲，只有家庭成员才能掌握个人的需求以及贡献能力等信息，并且也只有家庭成员之间非正式的跨代理解力才使得这种风险管理方式成为可能。但在信息技术时代，这个情况大为改观，可用的信息增多，并且传播范围扩大，这都使得我们可以将原本由家庭承担的风险中很大的一部分转移给形式多样的社会机构。如果在设计社保体系时就让其具备类似于家庭的风险管理机能，那么人们就能更好地分析和利用相关数据。

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赡养老年人都是一个根据年龄变化的过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等这批人到四五十岁时，他们就要照顾自己的父母。所以说，当一个人还年轻时，他们通过给孩子传输一种负债感为未来“储备”资本，而不是投资股票、债券或外汇。目前全世界采用的量入为出的社保体系可以被视为对这种古老传统的改良，其改良之处就在于分摊风险的形式固化，而且分摊风险的人数不断增加。

家庭是一个我们不愿取代的基本主体，但旧社会里“仅能”依靠家庭提供给养的方式本身是高风险的。

将父母照顾家人的体系规范成现代的社保体系，肯定比原来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体系有优势，因为这种现代化体系消除了一些随机因素。有些人可能无子女，有些人的孩子可能幼年夭折，在旧体系下，当这些人退休之后就没人照顾他们。有些家长则养了不孝子，可能不照顾他们，甚至抛弃他们。在旧社会，家族中的近亲可能会给不孝子施加压力，让他们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甚至有些亲友会代不孝子照顾老人，但是这种体系是不稳定的。由政府运作量入为出的社保体系则可以消除这些不确定性。

但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政府维护的体系忽略传统家庭成员之间共享收入的灵活性。传统意义的家庭中，不同世代的人承担的义务具有天然的灵活性，并且会根据现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和需求发生变化，也就是最老的一代、成长为家长的一代和年幼的孙辈。灵活性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给予和索取依赖家庭成员的需求，以及单个成员能为家庭做的贡献。如果老一辈的经济状况较好，比如他们曾经做过大生意赚了钱，或者曾经投资了一只盈利能力强的股票，那么他们老了以后，已经步入中年的子女们的赡养负担就相对较轻。从另一种情况看，如果老一辈当年投资失败了，那么他们肯定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帮助自己一些。在一个家庭中，这种反应通常取决于子女们的收入状况。如果人到中年的子女因成功的事业或成功的投资具备了较好的经济条件，那么常理的预期就是他们会尽力满足老一辈的资金需求。但如果中年这一辈自己还过着贫穷的日子，那么他们的父母也就会降低对他们的期望。

目前的社保体系并不具备这样的灵活性。退休人员获取固定社保福利，这个现象如果真的被认定是对老年人所做的承诺，如果不加修正，那么退休人员就不承担任何风险，所有风险都由年轻人承担。

看上去，目前世界各国采用的社保体系当中，没有一个真正考虑了不同世代之间分摊风险的基本原则。不过瑞典于1998~2001年转型形成的社保体系可以作为具备一定风险分摊意义的案例之一。在瑞典的新社保体系中，个人的贡献值（含雇主的贡献部分）是可被计税收入的18.5%，其中16%纳入国家量入为出的体系，2.5%记入个人账户。量入为出部分的贡献值（也就是收入的16%）将立刻被用于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福利（部分资金将被划入“缓冲基金”）。同时，个人的贡献也将被记入一个“名义账户”，并且持续计算“利息”，由此决定做出贡献的个人退休之后应得的福利。由于这种名义账户的“利率”等于平均收入的增长率，按照一个复杂的公式计算之后，总福利和总贡献大致保持一致，一个人退休之后获得的养老金将与同时代劳动者的支付能力直接相关。所以说这个体系具备了本章中所提倡的体系的部分特征，但还不是全部。其贡献值与人口分布、退休人员的需求或收入等因素相关，但是退休人员获得的福利确实取决于现有劳动人口的支付能力。

跨代社保与个人账户投资的对比

目前最盛行的社保改革提案是倡议允许个人将贡献值的一部分以个人账户为单位进行投资，可以投资股票，也可以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投资。也就是说，将社保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有强制意味的储蓄和投资方案。这些倡议已经在许多国家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而且有多个国家已经执行了类似的计划，用倡导者的话来说，这种方式把社保和我们对金融市场重要性的认识结合在了一起。但现实当中，这正是这种方案的欠缺之处。那些真正理解当代金融学理论的人应该明白，金融的核心在于把风险分散到尽可能大的群体中去，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一个投资组合的多元化配置。在社保体系这个方面，我们必须以建设性的手段在不同世代的人之间分摊风险。让一代人依赖自己的投资保障自己的未来并不能称为风险管理。

那些提倡这种个人账户投资模式的人似乎是从当代金融中学到了错误的一课。看上去许多人都认为，经过我们长期经验获得的智慧是，股市无论怎样波动，其年化收益率总是12%，所以强制参与社保的人参与股市投资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社保体系的赤字问题。这并不是金融智慧，这不过是一种赌博，就是赌我们未来在股票投资方面会和过去一样幸运。

看上去许多提倡个人账户投资的人似乎还认为，从当代金融中学到的另外一课就是个人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对风险和投资的偏好，所以最重要的因素是让他们能够自由选择社保贡献支出的投资方式，要么股票要么债券，要么高风险股票要么低风险股票，由此满足他们的个人偏好。但现实中，我们很难找出不同人在风险偏好方面一贯且显著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最恒久的差异还是个人特征，比如年龄和所处的时代，而不是他们的风险偏好。

为全社会提供的保障

我们必须重新设计社保体系，由此达成在不同世代之间有效分摊风险的目的。当这些风险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中显现出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表现得比较明显。当一个家庭能力较强且相互关系较紧密时，家庭成员能够记住亲属过去所做的贡献，也能够保障未来回报其同等条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不能也不应取代互助互爱的家庭，但其必须认可这种家庭关系的不安全性。即便家庭成员的关系再怎么紧密，它毕竟是一个很小的社会单位，也无法有效分散每个家庭成员面临的风险。社会并不能像一个关系良好的家庭一样向个人提供爱护，但是能提供和家庭同样的风险分摊功能，甚至比家庭做得更好。

第13章

国家也可以发展无忧：风险控制国际协议

1965~1990年，处于地球两端的两个国家（阿根廷和韩国）的经济状况呈现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1965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 754美元，阿根廷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 371美元，差不多是韩国的5倍。当时，韩国看上去像是一个会向阿根廷请求国际援助的卑微小国。但25年之后，1990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10 087美元，而阿根廷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了7 158美元。现在韩国成为相对富裕的国家，而阿根廷变成了相对贫穷的国家。从来没人预测到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反转局面。

假设1965年韩国能在某家国际机构的帮助下与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其他国家为分摊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签订金融协议，那么现在的格局可能大相径庭。签订协议之后，在协议存续期内，如果韩国的经济成就相对比同时期其他国家好，那么韩国就会按照协议向其他国家支付款项，而如果韩国经济发展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其他国家就会反过来资助韩国。在协议当中居于中间的国际机构最理想的工作方式是促使地理位置相距很远的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因为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也最容易产生差异。以阿根廷和韩国为例，达成协议的最好方式并不是两国直接签约，而是签一对协议，也就是阿根廷和国际机构签一份、韩国和国际机构签一份，这对协议最终产生的经济效果与两国直接签约是一样的，但是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同。

按照现在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得知，这种协议必然导致韩国向阿根廷支付大量资助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轻阿根廷的经济困境。以韩国现在的经济能力而言，它完全可以支付给阿根廷足够的资金。这是一个尴尬的结局——发展中国家给发达国家提供援助，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但这确实是可能出现的局面。

换一种角度来看，韩国经济完全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有可能到现在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比1965年的1 754美元增加多少，而阿根廷有可能取得了经济飞跃。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就可以从阿根廷获得资助，从而摆脱几十年的经济困境。

在1965年，没人能预测到底哪种经济走势会变成现实。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存在此类协议，那么两国之间就可以根据相对的经济地位调动大量的经济资源在国家之间流动。在1965年，如果有人具有这种前瞻性的眼光，那么此类协议必然使两国实现双赢。

除此之外，如果1965年真的签订了这种协议，那么两国人民可能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主要因为协议形成的风险管理机制会促使两国都主动承担一定的风险，并且共同抓住单一国家无法独立掌控的机遇。

国际风险分摊协议如何有效运行

本章分析的主题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国际经济风险分摊协议，而且假设形成协议的过程中有国际组织提供帮助。之前的章节提到过，居民个人可以通过生计保险、宏观市场和收入挂钩型贷款分摊经济风险，而政府之间的风险分摊将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的功效，这种分摊风险的做法基本上表现为国家之间签订相应协议。

由政府采取风险管理措施十分必要，居民个人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对个人资产进行国际化的风险管理，但是个人所能使用的工具局限于个人生活的范畴，只有政府之间采取的行动才能打破这种局限。另外，个人的风险管理措施也无法传递给子女或者孙辈，只有政府行为才能达到这种效果。而且，当一个国家的人通过与外国人分享收入达到风险控制的目的时，这个国家的人工作意愿肯定会降低，只有政府行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倡议由政府代表参与国国民签订国家间的超长期（50年或50年以上）风险管理协议。这些风险分摊协议旨在形成参与国共同分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全面风险的局面，而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风险都通过经济冲击力指标（比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测算。这种协议将约定一个公式，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出预期的国家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预期的国家提供资助。这种协议还可以约定支付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上限，从而保证在极端情况下优势国政府仍有动力遵守约定。

执行国际间风险分摊协议涉及几个重要因素。第一，代表国际间一致意见的文本协议必须约定参与各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以签约时可用的最新数据为基准计算，由此才能判断未来实现的经济结局是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第二，这份协议中也要明确，国内生产总值高于预期的国家向低于预期的国家支付款项的年度计划。第三，这份协议还需要明确各参与国的权重，这是根据每个国家所面临的风险的重大程度、其相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本国人口计算出来的。我们可以利用金融学的知识拟定这种协议的最佳条款。

当然，各国也可能对这些协议条款产生分歧。但是，由于协议的目标是使所有参与国都获得更好的前景，所以各国在达成这种一致意见的过程中都能满足自己的利益。

这种国际协议为无法应对特定狭义风险的国家提供了保障，就如同第9章中提到的宏观市场为个人或企业发挥的作用一样。任何一种风险，只要能够通过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力测算其大小，就可以由这种协议合理处置。

如果印度能与其他大国签订风险管理协议

假设在一个贫穷国家（以印度为例）与富裕国家（比如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巴西、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签订10年期的互换协议，以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不可预期的变化交换其他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不可预期变化的总值。这种协议从设计上看就保护了印度不会遭受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影响，印度目前非常贫穷，任何程度的收入下降或因经济发展不力导致人们失去公共服务，都必然引发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但这种协议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都不是为印度提供福利救助。从设计结构上看，签订协议的所有国家都可能从中获益，并非只有印度是获益方。

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斯和我曾共同提出并分析过一份可以供这些国家签订的模拟协议。这个协议从性质上讲是一份互换协议，这是一种目前已经广泛存在的金融协议。创建此类协议的第一步就是让参与各方对所有参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成共识。当然，由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很高，所以很难明确这些增长率，但是参与各方都应该有充分的动机达成这种预期协议。

目前看来最合理的推测是，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定会追赶上其他国家。1995~1999年，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这已经在不断弥合差距。但由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所以印度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大部队。

这就是大家可能持有的预期，但是预期很有可能到最后被认定是错误的。印度经济完全可能向更坏的方向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有可能受到战争、政治动乱、政府错误施政、失去量化经济福利（也就是凭借体量得到获利机会，一些已经成熟的产业可以仅凭规模就获得利润）等纯粹经济原因，或者以上各种原因的综合影响而出现重大倒退。但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印度可能获得令人惊异的经济奇迹，让它在远早于预期的时间点就赶上其他国家。所以说，在预测的前提下，印度经济表现得好与坏各有50%的概率。

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了如第9章中介绍的交易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宏观市场的话，那么界定预期发展状况的难度就会降低。宏观市场合同的市场价格就能够预示各国未来经济的价值。不过我们也不用等宏观市场的出现，现在就能执行这种国际间协议；对预期发展速率的定义可以作为协议约定的一部分而存在。

根据我们提倡的这种协议，如果未来10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其他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综合发展不如预期，那么其他各国就必须按照协议约定将经济资源转移给印度，从而降低坏消息给印度带来的冲击。相反，如果未来10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其他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综合发展高于预期，那么印度就必须按照协议向其他本已富裕的国家转移经济资源。

印度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换协议的具体形式可以是一个平行（或背对背）贷款——与20世纪70年代企业之间达成的外汇互换或利率互换协议一样。根据协议约定，当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定数额之后，就要从超出部分中拿出一定的量，按照协议约定的比例支付给协议当中的其他各国。同样，当其他协议参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协议约定的总量时，他们也必须每家都拿出超出部分中的一些支付给印度。协议的最终效果就是参与国之间互换了未能被准确预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以平行贷款的形式约定这种互换，那么参与国更有可能接受这种方案，因为参与国可以把协议的约定从心理上界定为一种长期以来都肩负的债务，也就变成了必须遵守的义务，这比直接约定互换不可预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更容易让人接受。

这项协议同时还将约定各国之间每年必须互相支付的固定额度，这是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量无关的一笔费用。仍然以印度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为例，阿萨纳索里斯和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最理想状态下，印度为了达到风险管理的目的而必须支付的固定费用实际为负数。也就是说，尽管印度是这个协议的最大受益人，但是在一个互换协议的自由市场中，其他所有参与国也能获得足够利益，所以他们也愿意支付这笔费用让印度持续参与其中。

这种协议还应该有明确的条款能够为印度提供缓冲，使其在发展低于预期的风险下得到一定保护，同样，当别的国家陷入困境时，也能按照这个条款从印度获取一定的帮助。在协议的保护下，印度基本上等于以零成本从别的国家购买了大量“保险”，其所付出的只是承诺当别的国家境遇不佳时施以援手。

看上去拟定一个要求印度（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10%的国家）将国内生产总值中相当的一部分支付给相对富裕的国家的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太合情理，但正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才使得其他相对富裕的国家有动力与印度签订此类协议。印度只需要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可预期的增长率超越其他所有参与国的情况下支付这笔钱，而在其发展情况较好时，印度对资金的需求也不会像没有成功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时那么强烈。对于印度而言，这份协议的价值主要在于确保其在经济走弱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资助，那也是它最需要资金的时候。

对于一些人而言，期望印度在经济状况改善之后仍然遵守协议是一种不合理的预期。有的人会想，凭什么让一个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支付资金？实际上，印度现在也在不断偿还外债，而且这些额外的债务都是在其经济发展超出预期时才会兑现。在这时拒绝遵守协议，从道义上讲，对印度的国际形象没有丝毫有利之处。同样需要强调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有人质疑过印度是否会向苏联成员国偿还过去从苏联借得的贷款，而现实中，印度确实偿还了这些债务。有的人或许会想，印度可以以本国人均收入大幅度低于预期为由，在当时的节点上消除人们对印度偿债能力的猜测，从而使本国处于一个能够被免除债务的有利地位，但印度并没有否认任何债务。从这个以及其他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印度在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会拒绝一个帮助其管理风险的协议。

根据所有设置的前提和假设，阿萨纳索里斯和我计算过，本章中提倡的这种风险管理协议对印度的预期经济价值超过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0%。也就是说，仅创设这样一份协议，别的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使其国内的预期经济福利得到增长，增幅差不多等于一年收入的10%。如果这种协议能够成功运作10年以上，那么其带来的经济福利会更高。这种协议的价值之所以高，是因为其能够处置的风险所能造成的危害巨大，印度全国的贫困程度较高，其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任何程度的下降都势必导致贫困加剧，那么多原本就已经生活在贫困线附近的人必然遭受更艰难的境遇，所以这种协议的价值就体现在对这种风险的应对上。对于协议另外一方的美国来说，这种协议的预期经济价值仅相当于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0.2%。数值如此之小的原因是，美国不是协议中的关注主体，它与其他很多国家一起站在印度的对手方。但无论如何，签订一份协议就能换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0.2%，这也是值得美国政府去做的事。

我们所做的这些针对协议远期经济价值的预测也有可能低于现实情况，因为我们的计算并没有考虑这种风险管理协议对参与国主动承担风险的行为的影响。以现实情况来看，印度没有实际签订任何此类协议，印度商业界由于担心自己的重大商业举措可能给整个国家带来风险而踌躇不前，印度政府也因为担心主动承担风险万一得到了不好的结果，其无法弥补对数百万民众造成的伤害，所以也无法采取行动。由于对风险的过度敏感，印度现在不敢设想建设新兴产业，没有新型的国家专长，但是一旦拥有了这种风险管理协议，这些都能变成现实。

前面提到的这种印度和其他国家组成的团体之间达成的风险管理协议最终可以在全球推广，使所有国家都得到帮助。美国与欧盟、欧盟与日本、拉美与亚洲都可以签订类似的协议。

并不需要组建全球性政府

如果想让我们提倡的这种国际风险管理协议产生实际效果，那么其体量必须十分巨大，也就是需要其具备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支付大量国民收入的能力。目前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我们可以对这种援助中潜藏的国民收入转移与前面提到的方式进行对比。由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从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1%到占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不等。如果想让这种转移支付产生实际效果，那么转移的国民收入应该达到这种资助额的10倍，甚至更多。

此外，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跨国资助通常都是发达国家支付给自己以前的殖民地的，或者也仅提供给那些对自己有政治利益的国家。在当今世界，还没有一种体系会促使发达国家向陷入经济困境最严重的国家提供有实际意义的资助。

如果想要把外资援助提升到具有实际意义的水平，并且使资金主要流向最需要的国家，也就是境况最恶劣的国家，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些重要改变，主要是让参与这个过程的所有国家都把这个行动看作于己有利的，这也正是我在本章中提倡的这种国际协议所能达成的条件。尽管我们仍然可能希望世界各国逐渐培养出一种利他主义的情操，从而提高外资援助的力度，但在我看来这种局面是不太可能实现的，而且也不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世界各国是不可能从利他主义的思想出发和其他国家签订国际化风险管理协议的；从完全自私的角度审视，这种协议对所有参与方都有好处。

在国际间分摊风险并不意味着要组建全球性的政府，也不代表着把本国权益出让给外国。它只是一种由政府采取的金融风险分散行为，与我在前面的章节中介绍过的个人行为基本类似。它也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认真地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布局。

与当今社会已经存在的最低程度的国际风险分摊协议相比，我提倡的这种协议体量更大且更正规。潜在价值最高的国际风险分摊协议应具备一些特征：签订协议的对手方应该是归属于截然不同的群体的国家，由于其经济活动不同，所以面临的风险也不同，通过这种协议，它们能够互换各自国家不可预见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从而互换了风险，也就可以减弱风险的破坏力。

当今世界各国的风险分摊

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一些在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风险分摊行动大多数都没能充分发挥效用，而且形式并不正规，更不是通过协议达成的。很明显，类似阿萨纳索里斯和我共同提倡的这种有实效且体量庞大的协议还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之间实际签订过。各国政府缺乏对当代金融理论和词汇的掌握，所以也没有能力拟定这种协议。我在本章中提倡的协议与当今社会中常见的个人与企业签订的金融协议类似，但是金融的语言还从来没有达到足够复杂的程度，能够促使国际风险管理协议成为可能。

目前，受困国家得到的资助都是在经济窘困已经产生之后，才由别的国家以慈善捐助的形式提供，这种行为通常都不会基于任何形式的风险管理协议。因此，富裕国家此举的唯一回报就是政治利益。此外，各国援助的对象通常都是已经上了头版头条的突发性灾难，都是有政治影响力的事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提供的援助总额通常还是比较小。

在这种普遍情况下，我们也承认由部分国家组成的群体还是在采取一些国际化风险分摊的行动。

英联邦就是一个具备一定程度互助精神的国家群体，这个群体存在的实际效果之一就是在成员国之间分摊风险。英联邦之前正式的名称是大不列颠合众国，是一个由54个独立国家组成的松散组织，其成员国都是原本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或其附属国。英联邦最早按照《威斯敏斯特法案》组建于1931年，最初的成员国只有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2003年英联邦一共有17亿人口，差不多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0%。其英文名common wealth（普遍富裕）就体现出这个联邦关注民众的普遍富裕以及风险分摊。但不管怎样，这些国家之间还是没有以协议的形式形成任何重要的风险管理机制，没有白纸黑字的记录能够敦促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

在提供经济援助时，英联邦成员国更倾向于选择同属于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而很少考虑联邦以外的国家。如果说这种资助单纯反映了国家之间经济状况的变动，那么其功能确实等同于风险管理工具的功能。但是资助能发挥的作用毕竟很小。

欧盟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群体，其人口大概占世界人口的6%，这个群体内部有一些明确的条款分摊成员国之间的风险。欧盟从每个成员国收取其本国增值税税收总额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其他一些收入来源，最终形成的欧盟年度预算总额大约等于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1%。这部分预算中有1/3投入了“结构基金”，主要用于帮扶欧洲的贫穷国家，另外还有一支“聚合基金”，体量相对较小，但也服务于同样的目的。这些基金起到了风险分摊的作用，但是其总量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原来的11个苏联成员国重新组成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其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5%。其章程明确约定，独联体成立的目标是进行共同军事防御，预防冲突，解决争议，通过协调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并且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主权平等。实际上，批评家们都认为独联体放弃了区域内各国分摊风险的功能，这其实在苏联还是非常有效的。

重大国际协议（比如贸易协议或者几个国家组成贸易联盟）都不会包含国家之间分摊风险的条款。

我们今日所见的风险分摊协议，比如欧盟的结构基金，都是在地缘和政治上十分类似的国家之间达成的。更理想的状态则是在地缘没有相似性的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因为地缘的不同可能造成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从而更好地发挥风险分摊的功能。

风险分摊是国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国际协议通常是由外交官促成的，但是他们对经济风险这个基本问题以及通过国际风险分摊协议解决问题缺乏认识，也无法加以利用。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变化，最终积累形成巨大的变革。也没有人懂得，我们实际上可以以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为测算基准，衡量各种各样的风险对各国人民福祉的影响程度，也就是说可以以此作为拟定风险管理协议的基础。也没有人认同可以通过协议方式对冲这些风险。

当然，一个令参与各方都获益的协议必须首先承认在当前状况下某些国家处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而且需要假设就算不是永久持续，这些富裕国家的经济状况也能保持很多年。如果按照协议约定，富裕国家必须把本国财富转移给他国，那么这种协议对它们而言就没有丝毫好处。这种协议必须是针对未来相对于预期发生的变化的，在这种定义前提下，最终要履行协议义务的可能是参与国中的任何一方。

对于相对富裕的国家而言，与相对贫穷的国家签订风险管理协议更有利，而不应该仅与富裕国家签订协议，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最终差异更大，也就会产生更多特殊的风险让他们分摊，在异质个体之间分摊风险比在同质个体之间更有效果。但恰好这种异质个体之间的协议最难达成，因为协议本身只关注未来的风险状况，而不考虑目前已经存在的差异，这种差距可能已经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厌恶情绪。

根据未来经济发展状况，决定国与国之间互相转移大量资金，这样的协议是很难拟定的。但如果能给此类协议赋予恰当的思维框架，也就是通过金融和保险的词汇对其进行定义，并且使其成为一种对参与各方都有利的风险管理协议，那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接受协议原则，会遵守协议约定，正如他们已经接受并遵守已存在的风险管理协议一样。

第14章

大数据库：金融秩序的根基

当代保险和金融体系对个人福祉和社会福利都异常重要，但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数据：从精算表到企业资产负债表，还有司机安全驾驶记录、工作经历记录、信贷和住房记录、纳税记录等。形式多样的数据使我们可以有效估算风险价值，并对其进行定价，同时也辅助我们持续进行协议、借贷、调整、支付等工作，还使得这些工作进程变得更加顺利。如果我们希望完善这些风险管理机制，使其涵盖更多种类的风险，那么所有人（居民、承保人、投资经理、银行家和公职人员）都需要质量更高、更全面的数据库，同时需要更先进的数据管理技术处置这些风险。

我在本书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些新的风险管理制度，它们能够帮助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全世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在介绍这些新制度时，我们已经意识到，需要通过一些激进的金融创新，才能对冲一些从未被重视的风险，而推动激进金融创新之前必须解决一些与信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毕竟，分摊风险的前提是单个主体有意愿与其他主体互换自身的风险，也就是实现双赢局面的动力有多大。要了解这种意愿，我们必须允许个体之间自由交换相关信息，从而预先对风险做出界定和量化。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建设更大更好的数据库，帮助买卖双方拟定保险合同。在此基础上，数据库就成为大众化金融秩序的根基，全社会都可以广泛利用电子化存储的信息，对原本不可投保的许多风险进行管理和削减。本章主要讨论创设一系列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核心理念，从而为创设各种各样经济理论扎实、法律上可执行、操作较为简单的风险管理协议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提出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主要提供收入水平和资产价格的信息，其可以对信息进行精确细分、持续更新，并且广泛可用，不仅提供一个时点的数据，而且提供累计的总数，当然还包含其他任何一种个人、组织、企业或政府可能面临的风险的相关数据。如果合理利用这些数据库，那么其创造的信息世界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管理越来越多的风险，不仅保障了人们的生活安全，而且降低了全社会的经济随机性和不平等程度。

我先举几个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正常运作的例子。首先，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将帮助风险管理协议针对个人或单个组织面临的风险做出反应。当生物化学家希望购买一份应对DNA重组职业风险的生计保险，他可以向保险公司提供一个密码，使该承保人可以部分获取他的个人信息，从而也就可以针对他本人实际的职业发展状况拟定保险合同的部分赔偿条款。保险合同不再仅依据他纳税记录中的一个条目拟定，这份协议可以根据其经济状况的许多决定性因素约定其应得的福利，也就等于为他提供了一份终极职业保障。芝加哥的小提琴演奏家希望获得一笔与她个人收入挂钩的贷款，贷款基于她未来从事小提琴演奏事业能否成功，她也可以让贷款人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查询她的部分个人信息，而屏蔽掉不相关的信息。根据数据库的信息，这份风险管理协议可以从不同角度衡量她事业的成功程度，只有在她的事业发展彻底失败的情况下才会给予补偿，从而避免了负面刺激效应的产生，也就不会引发道德危害。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同时具有辅助研究的功能，帮助我们开发出新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马尼拉的一位保险经理对创设应对职业教育风险的产品有兴趣，那么他就可以利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细化数据，分析个人职业收入水平，从而打造基于这种理念的新产品。再比如，罗马的一位工会领导希望给工会成员重新拟定新的协议，他也可以参考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分析城镇职工收入水平，从而拟定一份协议对冲工会薪酬的波动。身处布里斯托的一位社区主任在看到本地一家重要雇主迁走之后，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对冲本社区房价下跌的风险，他也可以通过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分析其他社区房价的变动与住房所有者收入变化之间的联系。身处渥太华的一位国际化员工持股计划的执行总监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对冲成员公司持有母公司股权的风险，她就可以通过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设计一系列对冲工具，专门处置成员面临的风险。

尽管看上去过于未来主义，而且覆盖面太广，但是对于在计算机旁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建设这些数据库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现在，人们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事务，包括纳税、管理银行账户、交易股票债券、玩游戏、找伴侣等，而且其交易的对手往往都是另一个半球的匿名主体。我所提议的这些数据库一方面使人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计算机技能保障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也刺激现有的信息和金融产业继续开发有利可图的新型计算机相关服务。

目前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可用的经济数据网络，只不过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我提倡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具备许多其他特征，能够使有效的新型风险管理变成现实。我在下面几节当中会以大纲的形式介绍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方式；每个此类数据库的细节当然需要逐步发现，并投入足够的时间设计。

建设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

创设我提出的这种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关键第一步必须是政府行为，也就是由政府牵头制定标准和法律基础。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存储的数据必须满足几个标准：首先是此类数据库可以容纳的信息，其次是居民必须在此类数据库内存储的信息，再次是能够公开查阅的信息，最后是政府必须承诺按照此类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拟定的协议即便在遥远的未来也能得到执行。由于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会使某些种类的信息成为公共商品，所以政府有必要提供资金支持以搜集信息。同时，我们还要设定保护个人隐私的规则。必须由政府定义什么样的行为是公正的信息使用方式，并且监督这种行为。类似于美国1974年联邦隐私权法案这样专门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也应该及时更新。

在设计之初，也可以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留下必要的接口，让研究人员或协议设计人员能够自由调取与收入相关的大量信息，而不透露个人身份信息，并且能够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和有效性。这使得他们可以编制出上百万种与经济风险相关的指数，也就可以用于后续的风险管理协议设计。

在允许研究人员调用数据的过程中，也能够保证个人隐私或企业的机密档案不会被泄露，不会像已经过时的细胞抑制研究那样，让数据变得晦涩难懂。科技的进步已经使我们可以在掩盖数据关联人身份信息的同时，让研究人员对数据加以分析，甚至可以为了大多数合法的研究而把数据关联在一起。保证私密信息安全性的方法之一就是，对重复索取同一数据和数据索取被拒绝的次数进行动态评估，由此判断私密信息被侵犯的可能性。另一种方法是用矩阵掩盖私密信息，并添加无意义的噪声数据。再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私密数据的预测分布掩盖微观数据，这种方式非常复杂，但是被掩盖的数据不会影响整体数据的统计学分析结果。目前，这样的保护体系已被广泛使用，研究人员可以为任何正当的研究调取个人数据，这也从一个方面强化了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风险管理能力。

大数据库如何运营和维护

政府采取第一步的行动为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运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包括录入和分析数据的标准等，但是组成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计算机硬件最好还是交给私营企业开发，这样才会更加有效。这样的话，人们可以直接分析已经处理和过滤的信息，而不用在庞杂的数据中艰难地搜索。理想状态下，私营企业会开发出多种相互竞争的系统，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使用哪种系统。

由于处置生计风险的新型风险管理工具保护的主要对象是收入，所以为此创设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最核心的数据必然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情况。这种数据库必须是全球化的，因为离自己越远的人，承担的风险越不一样，其获得的经济地位也就不一样，只有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对冲风险的机遇。我们还应该提供充足的信息，让人们理解收入的真实含义，并且有可能对这种定义做出变更。

任何一个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都应该留有标准接口，也就是一个获取数据的标准化协议，因此不同的计算机程序都能自动抓取数据。比如，人们希望能够用标准化的程序界定总和指标，从而明确自己面临的风险，然后再拟定风险管理协议。使用这种标准化程序得到的指标编制而成的风险管理协议可以方便地在别人的计算机上用他们的程序进行解读。

为了帮助我们创设适当的长期风险管理协议，这些数据库还应该包括一种身份验证系统，使我们能够追踪个人或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动向。人们可以根据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揭示的未来收入状况签订协议，同时又由这套数据库跟踪协议的执行情况。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将数据库建成一种人们行为的参考，成为个人做出选择和经济决策的依据。

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大数据库

理想状态下，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当中应该存储着个人所有的收入历史记录，以及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还有其家庭成员的信息，当然这些数据都受到内嵌功能的隐私保护。不考虑隐私过滤，任何人都可以让别人获取自己的收入信息，也就是让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实现其风险管理的功能。更进一步讲，个人可以利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回顾自己的收入历史，也可以为了实现风险管理的目的有选择地公开自己相对于他人的收入水平。但他们可以选择不透露收入的完整信息，比如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收入放置在一个范围内，收到这些信息的人对这种粗分类的信息也能加以利用，而且能够信任信息的来源。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存储的数据不仅是当前这个时点的收入信息，同时还要存储既往收入历史、收入构成以及收入关联信息，因为只有全面掌握收入的变动情况，才能真正实现风险管理的功能。我们过去观察到的风险以及与风险关联的因素虽然不能作为预测未来的完美基础，但是在评估未来风险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数据。

与个人收入相关的数据是可以按照个人特质进行分类的——出生年月、性别、家庭结构以及教育和从业经历等，甚至在法律能够预防滥用信息的前提下，还会包括个人的基因信息。如果能在某个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当中获取这些信息，拟定风险管理协议时就能针对这些特质进行考虑，因为有些特质意味着特定的风险只会发生在特定的人群身上。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还应该囊括收入和获取收入的成本的信息，人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重新定义收入，比如1972年，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就根据国民收入账户的数据开发了经济福利尺度。即便其他一些离我们常规上对收入的认识比较远的概念，比如消费或者根据特定事件调整后的消费，都可能对风险管理产生很大的作用。如果把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和个人的网络购物记录联系起来，我们就能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衡量个人消费。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包含的数据会越来越多，可以用于计算更广义的指标，比如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越多，人们计算国民收入或政府财政数据的能力就越强。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越详尽，政府在国民收入报告上做手脚的可能性就越低，他们妄图通过谎报数据降低收入挂钩型贷款、国际协议或宏观市场证券的赔偿额的可能性就越低。考虑到国民收入的构成以及其综合体量，政府想要造假就不得不全面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而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使得严重的造假行为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

目前，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情况登记个人的收入状况。在这个前提下，建立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并不是一种激进的创新，大多数数据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但是税务机关并没有一种有效的系统，能够为达到风险管理的目的而让人们调用这些数据。此外，普通人根本无法获取个人退税记录，因为搜集这些信息的唯一目的只是验证个人是否正确纳税。

现在已经有人启动了相关项目，逐步搜集个人收入信息，由此给我们提供关于个人收入、家庭结构和其他个人特质方面的信息，让我们能从更广义的层面理解这些数据。比如，美国的收入动态跟踪调查（PSID）自1968年起就在跟踪记录一群样本家庭的收入状况，同时记录了家庭资产和个人特质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收入动态跟踪调查已经搜集了62 000个人的数据，看上去很多，但仅占全美人口的0.02%。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完全可以用比收入动态跟踪调查简单得多的方式记录全美人口的相关数据。

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都采取了类似收入动态跟踪调查的数据搜集行动。此类跟踪调查项目的扩展也证实了其被人们认同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但是由此搜集形成的数据库对风险管理而言还是没有多大作用。瑞安·施奈德曾和我一起试图开发供生计保险这样的风险管理工具使用的改良版的收入指数，主要以职业和教育经历分类，但是在现有数据来源的极大局限下，我们还是“摔了一个大跟头”。我们希望能够以经过反复测算验证的个人收入作为指数的基础，但是可供我们使用的只有收入动态跟踪调查项目提供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数据，因为这个项目只对同一群家庭进行跟踪回访。尽管这是当时能获取的数据中最好的一组，但是我们对个人职业和个人特质信息的掌握还是不太充分。此外，收入动态跟踪调查项目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处理访谈搜集的数据，然后还需要一段时间发布数据，所以这组数据的时效性不强。以我们现在编制而成的收入指数为基础，基本没有任何可能拟定风险管理协议。

我在此提出的倡议是，让数据库的建设不局限于研究对象，使其涵盖所有人的数据，保证数据的时效性，保证数据不被滥用的前提下能够及时调用，最重要的一点是赋予这些数据坚实的法律基础，那么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拟定的风险管理协议，比如生计保险，就会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有法律保障、一定会得到执行的印象。

提供企业收入信息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可以提供类似的企业收入信息。因为评估企业收入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所以这方面的信息应该更详尽。我们可以单独或把其作为指数的一部分使用，以此决定保险或其他金融债务的赔偿额。不同的企业之间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功能，让它们能够分摊一些双方都要承担的新型风险，或者也可以让个人对这种功能加以利用，让他们与企业签订风险管理协议，对冲自己从事特定工作的风险。

此外，这个专门针对企业收入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还可以帮助我们完善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的信息披露原则。路易斯·布兰代斯（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曾在1914年的经典著作《别人的钱》（Other People’s Money）中写道，企业信息披露是防范他那个年代企业滥用权力的最好方式，“正如同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一样”。

布兰代斯提议，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应该被强制披露企业信息，并且采取必要的手段传播这些信息。但他同时也说：

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也必须面向投资者披露。如果仅向商务部部长或其他官员铺陈经营数据，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的。这种做法是低效的，就好比《纯净食品法》只要求生产商向管理部门报备原材料，而不在包装上列示一样，都是没有实际作用的。

布兰代斯的探索也是促成1934年成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原因之一。美国证交会面向公众发布上市公司信息，并且通过此举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在这些因素的支撑下，美国股市才有了今天这样强劲的表现。

美国证交会使信息披露成为现实，与布兰代斯提倡的模式很像，而且他们还通过令人钦佩的措施把最新的信息技术融入日常工作。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美国证交会的网站查询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收入历史，其网站上的这个查询专栏被称为“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EDGAR）。这个专栏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规划，在90年代互联网普及之后对美国居民开放。

在线查询企业信息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都可以做到的事。此外，最近世界各国还开始推动制定会计准则的国际标准，比如欧洲议会就在2002年接受了欧洲金融服务法案计划，其中就包括了国际会计准则，这必然进一步简化数据在电子数据库中的表现形式。

要想让此类系统的功能最大化，必然意味着要设立相应的法律，保障能够及时有效地披露重要的金融信息。最近几年，用于快速披露的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对这种披露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美国，证交会通过《公平披露条例》强制上市公司采取迅速的电子化信息披露，该条例是2000年开始执行的。《公平披露条例》要求上市公司在向公司以外任何人披露重大信息时，立刻在同一时间向全社会公开这条信息。尽管该条例没有明确进行这种即时发布的具体形式，但在制定该条例时，证交会肯定期望上市公司能够借助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传播既有效又廉价。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在企业自己的网站上定期查阅这些信息，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广播听取分析师的现场讲解，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同时得到这些消息。仅在几年前，这种会议还是相当保密的。

《公平披露条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公平披露条例》公布后不久，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就颁行了一套类似的指导意见，意大利的全国交易所协会委员会也在考虑推出类似的规定。英国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也发布了更全面的指导上市公司信息沟通的条例，甚至对网上直播和网络聊天室内的信息发布做出了规定。

但是即便在美国，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提供的数据，以及按照《公平披露条例》对数据进行的传播并不总能满足要求。比如，直到其破产的最后一分钟，公众仍然无法了解导致安然公司破产的背景信息。我们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整个社会都能受益，其中最显著的好处就是预防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减少投机性泡沫出现的可能。

旨在改善企业会计行为的措施最好与现有的电子化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配合执行。那些考虑完善会计准则的人必须持续考虑如何通过电子化的手段传播这些信息，并且考虑其中越来越多的信息如何被人们实际加以利用。许多这方面的工作都可以交给私营企业完成，比如Edgar Online这个网站就可以抓取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中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在线分析和常规化。但是政府监管者和制定会计准则的人仍然要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承担责任，要负责强制披露的信息的准确分类，还要对披露的行为进行持续监管。

大数据库与税收结合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与税收体制结合越紧密，个人和企业纳税的过程越简单，税法的复杂性以及由复杂性导致的难以合规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如果税务机关能够全面掌握个人和企业的收入情况，那么税务工作人员就可以自动计算各类主体应缴纳的税款。此外，以后还可能实现自动征税。对于某些人而言，任何形式的税收计算都是过于繁重的负担，所以有必要把计税和纳税的工作留给政府。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在线纳税系统，一些政府的计算机系统也统计了个人收入来源的信息。但目前就常规情况而言，美国还没有任何一套系统能够帮助政府计算人们的应纳税额。如果把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和税收体制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准确性，因为人们在申报纳税时做出过诚实保证，他们可能被事后审计，而且一旦被发现撒谎，就会被处以高额的罚款。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准确性有了保障之后，就可以依据其提供的数据创设第8章中介绍的生计保险这样的风险管理协议了。

如果我们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预留较为复杂的税收接口，那么个人应纳税的额度将由更多因素共同决定，税收体制也就可能转变成一种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税收体制也可能在时期性（取决于过去多年已纳税的情况和这些年份的经济状况）和个人性（取决于他人，包括家庭成员的已纳税情况和他人所处的经济地位）方面变得更有针对性。只要自动化税收计算机程序能够包含对这些复杂性的考虑，那么就不会给纳税人带来额外的合规负担。

如果税务机关要重新采用收入平均法，那么其计算的基础数据应该是个人终生的收入历史，或者终生的已纳税额度的总和，不能仅计算最近几年的情况。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能够帮助他们达成这一目标。

一旦税收体制真正容纳了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那么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就能向人们展示这个体系的量化效应对不同风险场景下的风险管理工作的影响。任何人都能够根据过去的收入计算已经实际支付的税额，而且还能够计算出税收对目前和未来收入的影响。我们可以利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预测未来税法的规定，将其用于规划长期风险管理工具对税后收入的影响。

个人购买的任何一份保险计划都可以被列示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里，因此，这份保险与税收、其他保险以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交互产生的影响都可以被清晰地认知和考量。理想状态下，个人可以将他们已经获取的其他风险管理协议的信息录入系统，比如，他们已经购买的期权或员工持股计划，或者他们认为对自己奖金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尽管许多参数都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且难以量化，但是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可以自动涵盖尽可能多的信息，让人们能够更简便地提炼这些信息。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预留的抓取数据的接口可以让个人风险管理软件全面利用这些协议的信息，甚至还可以估算人们可能签订的额外协议的价值。

为慈善捐助预留的接口

慈善捐助（也就是较为幸运的人向相对不幸的人捐款）也可以被视为社会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稍加改进就能为这种行为提供帮助。我们可以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建立一个二级系统，人们可以通过这个二级系统了解哪些地方需要慈善捐助，也可以把自己所做的慈善事业公之于众。这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传播和调用系统，便捷易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追踪某个特定社区的慈善事业，并且结识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慈善行为获得公众认可。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还可以帮助人们确认自己的捐赠确实给了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而非那些伪装者。理想状态下，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应该包含向不同特质（地缘、年龄甚至教派）的真正低收入人群提供慈善捐助的通道。目前我们还不具备此类技术手段。如果这种系统存在，而且这种系统能够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对捐助额度做出限制，那么或许会有更多的人参与慈善捐助事业。

在保险出现之前，慈善是处置所有风险的唯一手段。由于信息技术相对落后，而且缺乏金融专业理论，所以人们必须依赖慈善管理风险。即便在古代，也有人记录过这种风险管理体系产生的结果是相当不均衡的，有时本已经富有的人获得了巨额补偿，而原本贫穷的人却一份补偿也拿不到。当代保险制度得益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肯定能做得更好。慈善仍然会继续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因为慈善捐赠能够直接对受难群体的需求和他们接受帮助的价值做出反应，这是任何一种常规制度都无法实现的。如果慈善事业能够与完善的数据库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相关信息，那么慈善事业的社会角色一定能扮演得更好。

为遗嘱预留的接口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同样可以通过适当的设计为遗嘱和证言的处理提供一个良好的助力机制。我们目前拥有的体系完全依赖于律师和受托人，所以维护成本很高。只有富人能够较为简便地为自己终生积蓄的使用制定复杂的方案。此外，如果人们在遗嘱中明确了慈善捐赠，现在也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把这种善举公之于众。或许就是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人才选择不把自己的财产留给慈善事业。根据美国税务总局在《慈善美国》刊物中发布的财产税数据，1995年，只有13.4%的男性和24.3%的女性辞世者把财产中的一部分留给慈善事业。最近几年，通过遗嘱捐赠给慈善事业的总额仅相当于活着的人捐赠总额的1/10。如果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预留一个用户友好型接口，让人们能够在设计自己的遗嘱时将部分财产留给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或捐赠给其他事业，并且让他们的慈善义举能够公之于众，那么或许遗嘱捐赠的案例数量会更多，而且捐赠也会更有效。

如果遗产也作为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管理的数据，那么人们就可以引导这些资产帮助真正需要它们的人，或者他们可以将这部分遗产做成信托，用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或孙子，或者同一个教会里的人，或者同一个城镇里的人，无论哪一种，都肯定是在帮助未来有迫切经济需求的人。当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功能强化后，普通人也可以像现在的富人一样，对自己的遗产做出较为复杂的使用安排。

大数据库：管理我们的经济生活

我在本章中提出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从设计结构上讲是一种提供个人和企业收入详细数据的工具，并且能够帮助人们利用这些数据更有效地管理个人风险，监控风险走向，并且按照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方式支配收入。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向人们提供及时、准确和丰富的金融信息，让人们能够以这些信息为基础拟定有效的协议，以对冲人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但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分析的那样，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用途非常广泛。

截至目前讨论过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用途，包括生计保险、长期协议、税收、遗产和慈善，只不过是其功能中的一部分而已。尽管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并不意味着新金融秩序的发端，但它却是实现新金融秩序全面发展的必要工具。

第15章

从根源上解决通货膨胀：新计量单位和电子货币

以货币作为金融交易的计量单位，既不稳定也不合理，由此导致大规模金融动荡的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发的金融动荡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事实，以至于货币价值的不确定性几乎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所有注意力。

通过对20世纪末的英文报纸进行计算机检索，我们发现“通货膨胀”是这个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经济词汇；确实，报纸用“通货膨胀”的频率甚至高于“性”。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关注并非源于对这个抽象经济概念的天生好奇。现实中，人们对通胀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货币的单位价值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波动，他们必然担忧这种波动对自己生活质量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一种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且有意义的价值计量单位，然后再以这种计量单位为基础拟定金融及其他类型的协议呢？我们在科研领域使用的计量单位（升、米、克）就不会发生变化。我们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个稳定的经济计量基本单位呢？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开发这种稳定的计量单位，并且分析其经过一段时期之后是否会逐渐取代货币的计量单位功能。

我们通过对历史的分析，能够找到一些因货币基准波动而引发经济问题的极端例子。1923年，德国经历了一次物价上涨，被人们称为“超级通胀”，物价上涨程度之高，使得德国马克在短短几年内几乎变成废纸。物价之高导致德国政府不得不印发1亿面值的德国马克纸币，以应对人们日常的现金需求，即便购买一张邮票也需要300万德国马克。现在人们可以在收集旧钱币和邮票的市场买到这种纸币，基本上一文不值。

德国这种超级通胀导致的后果就是国民财富的荒诞的重新分配。在超级通胀发生前将自己毕生积蓄用于购买德国国债的居民（这些国债以德国马克计价，而且面值恒定不变，通胀发生后，当邮票价格都达到几百万德国马克时，这些国债的面值还是停留在几百或几千德国马克，后面没有自动加上几个零）几乎全部倾家荡产。而原本肩负巨额债务的德国居民则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的债务奇迹般地消失了。“一战”之后德国从其他国家借来的重建贷款的贬值程度，远远超过德国当时向这些国家支付的战争赔款的价值。这种荒诞的重新分配在德国境内境外都引发了强烈的反社会思潮，这或许也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抬头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或许也是诱发“二战”的导火索之一。现实中，阿道夫·希特勒正是意识到民意的变化，抓住了1923年11月这个德国通胀程度最严重的时点，发动了啤酒馆暴动，迈出了其争权夺利的第一步。

德国的超级通胀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世界其他国家都出现过严重程度较小的类似事件。1950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价值都出现过剧烈波动，由此也造成了这些国家居民财富的大幅度重新分配。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人依然以货币为计量单位拟定金融合同或制定商品价格，这些货币的真实价值至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而长期来看不稳定性更严重。这种状况其实可以得到改观。

人们必须认识到，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就是经济计量单位变幻不定造成的，好比一根丈量尺，随着时间推移，其长度会发生随机的、不可预知的变化。问题并不在于金钱本身的价值在下降。2002年，美国居民存在银行里的纸币和硬币的总值还不到美国家庭总资产的3%，许多人肯定对这个事实表示惊讶。此外，这3%的份额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人都很少以现金的方式保存自己的资产：可能钱包里备几张纸币，衣服口袋里留点儿零钱，或许在家里哪个瓶瓶罐罐里存一些零散的货币。通胀或通缩对这些现金的价值产生的影响，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微乎其微的。

许多我们持有的个人账户虽然是以货币计价，但却是以其他类型的资产为基础存在的：以储蓄账户为例，个人储蓄实际上都投资在能够取得回报的某种资产上，而股票其实代表了个人对某种生意的所有权，现实生活中因为股票以货币定价，所以许多人都将其误认为金钱的代表。我们的工资也是以货币定价的，有时工资的发放也需要用到现金，但是个人收入的真正来源是个人向社会贡献劳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与货币的价值毫无关系。鉴于货币本身的不稳定性和无价值性，使用货币对账户和交易进行定价的行为根本是不可理喻的。

我们应该已经具备了改变计量单位的能力，应该不再使用美元或其他货币做金融或其他重大交易的计量单位。我们可以使用其他单位（比如指数型会计单位）取代金钱的功能。如果1923年之前德国政府的借贷都是以这种单位进行计算，并且德国的债务也是以这种单位衡量，那么超级通胀根本就产生不了多大破坏力，甚至根本不会出现超级通胀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出现通胀的时期，都可以实现同样的进步。如果我们以这种单位为基准拟定协议，那么通胀和通缩造成的大多数问题可能都不复存在。

智利发明的发展单位

智利使用的“发展单位”是全世界第一个指数型会计单位。发展单位创设于1967年，当时智利国内的通胀情况远比现在严重，而这个单位自创设之后沿用至今。现在智利民众在日常买卖和签订长期协议时，不仅使用本国货币比索，而且使用发展单位。发展单位看上去像是一种货币，因为人们可以用发展单位进行交易，但现实中并没有以发展单位为基础制作的纸币或硬币。发展单位只是一个计量单位，就像米、克这种科学研究计量单位一样，并且发展单位的购买力是稳定的。由于发展单位稳定，比索不稳定，所以发展单位和比索之间的汇率总是在发生变化。发展单位其实就是用这个汇率界定的，智利政府的统计人员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为基础计算这个汇率，保证发展单位的价值稳定。

目前，智利的报纸和一个官方网站每天公布发展单位相对比索的汇率。在政府和法律体系的共同保障下，发展单位成为人们交易的合法计量单位。如果一个人签订了未来以发展单位进行支付的远期协议，那么在实际支付日，他必须以应支付的发展单位数额乘以当天报纸上公布的汇率，得出应付的比索数额。现在智利民众在卖房、租房时都以发展单位报价，在约定抵押贷款还款额、纳税额、抚养费甚至离婚赡养费时都用发展单位计价，但是人们的工资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仍然以比索计价。

我认为有必要向读者清晰地说明发展单位的优势，这些优势也是发展单位能够在智利成功运作的原因。让我们先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假设你住在圣地亚哥，自己拥有一栋房子，现在想出租其中一个单间，此时以发展单位报价会不会比以比索报价更简便呢？

在决定出租价格之前，你肯定会查阅当天报纸上刊登的比索对发展单位的汇率：按2002年6月1日的时点算，是16 326.94比索兑1发展单位。在同一天，690.85比索能兑换1美元，所以1发展单位的价值约为23.63美元。假设当天你决定的出租价格是每个月10发展单位，也就是每个月163 269.40比索（相当于236.30美元）。不过你并没有用比索向租户报价，而是采用了发展单位报价，在你们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甚至都没有出现比索的身影。一个月之后，由于智利肯定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胀，1发展单位兑比索的数额肯定会上涨。比如上涨到16 355.74比索兑1发展单位，那么租金仍然是10发展单位，但是在以比索支付时就会自动调整为每月163 557.40比索。假设10年之后的2012年，同一份租赁合同还在执行，那么在通胀情况下实际以比索支付的租金就会一直增加（在通缩情况下肯定就减少），由此保障租房获得的比索的实际价值。

现实中，有的国家通货膨胀问题一直十分严重，人们都会以其他更稳定的货币，比如美元、欧元等约定租房价格，然后让租客们按照报纸上刊登的本国货币对报价货币的汇率计算房租，并且实际支付本国货币，这种做法其实与使用发展单位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报价所用的外国货币价值稳定，那么房租也就相对稳定。以指数型会计单位约定房租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没人能够确保外国货币能在本国保持稳定的购买力。国际贸易的变幻莫测意味着美元在智利的购买力，或者说美元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购买力，都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阿根廷就曾试图将全国经济与美元挂钩，最终也从这种实验中尝到了苦果。

一个更简单的名字：篮子

指数型会计单位应该被赋予一个更简洁的名字，并且能够反映其所代表的真实价值。此外，电子支付系统可以使这种单位的使用变得更方便，最终用于实体支付，无论是现金还是其他物品，对个人而言都不再重要。

我在本书中一再强调取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发展单位”这个名字就显得过于抽象。我建议其他国家在创设自己的发展单位时，将新生的单位定名为“篮子”，这也是借鉴了那些编制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人常用的市场篮子的概念。消费者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一篮子大多数消费者会购买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品的价格，所以这个指数能够有效揭示生活成本。如果以篮子为单位，那么其所指的就是这些一篮子一篮子的物品，以篮子进行交易计价，从形式和本质上看，就等于以篮子为单位交换货物。简单的更名之后，更清晰地解释了指数型会计单位的本质。

在制度健全的前提下，你可以通过电子化的方式完成所有支付，可以用电子支票、信用卡、智能卡或者以篮子这样的单位进行计价，计算机能够自动换算实际应付的货币额度，并且自动完成整个支付过程。你以后关于经济的谈话不用再涉及任何类型的货币，也不用在报纸或网站上查询汇率。计算机支付系统最终完成交易时所使用的工具可以是本地货币、外国货币、贵金属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载体，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都不再重要了。你以后思考经济问题的基准单位都是篮子，而不是某种货币。而且以篮子作为新型电子货币的话，通货膨胀就不再是个问题。

货币幻觉

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钱的购买力会发生变化，这种理解上的障碍也是促使我们开发指数型会计单位的重要动机之一。普通民众难以理解编制指数这个工作，也很少会按照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样的指数进行支付，只有极少数极端情况下会有例外。即便在通胀发展到中等或严重程度时，大多数人也不会购买通胀指数挂钩型债券，不会借用指数型的抵押贷款，不会同意按照指数支付离婚赡养费或幼童抚养费，甚至不会索取指数挂钩型租赁合同或薪酬合同。许多物品或工资的价格在数月或数年内都有可能保持固定的货币数额，在经济波动的年代，这种死板的机制有可能在社会财富再分配领域制造非常不幸的结果。从许多方面考虑，这种僵化的机制也容易加剧商业活动的动荡。

西蒙·纽科姆是一位蜚声国际的航天员，他的主要成就是为衡量宇航员的素质建立了一套标准，他后来曾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使用的价值计算标准上，并于1879年写道：

不管这个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人，从小时候开始就习惯了用美元或其他货币测算财富的增长或减少，仿佛这些定价工具都是真正的价值单位一样……即便人们明白了价值变动的主体是被测算的商品，而不是用来计价的美元，此前的这种错误观念还是很自然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需要花很长时间、进行很多思维锻炼才能消除其影响。实际上，我都质疑，哪怕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也很难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20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把人们只关注以金钱界定的价值而不关注根据通胀情况调整后的实际价值的现象称为“货币幻觉”。

原则上，人们可以通过编制指数消除货币幻觉，也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开发出一些公式，并以通胀指数为基础调整所有的物价和工资。例如，一份租房协议就可以指定一个计算房租的公式，同时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和通胀指数，按月调整房租金额。对于数学比较好的人来说，这样做很简单。但从对人们思维框架的影响上来看，完全不是一回事。每个月承诺支付固定数额的篮子与每个月按照数学公式计算应支付的货币数额，对人们的心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篮子这个单位的通用性是任何公式都不具备的。对篮子价值的重新界定必然能够消除人们的货币幻觉。

以篮子计房租的好处并不总是在于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承诺方式。除非你已经与人签订了长期性的、以篮子计价的固定额度租房协议，否则你随时都能变更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以篮子计价而不以货币计价的好处是，你能够从协议签订中获取一种与传统不同的思维框架，在新的思维框架下，你获得的优势就是不必再根据通胀程度调整租金；这笔钱会自动调整。你或许在以后多年中都能把房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发展单位数额上。

相比之下，按照目前智利以外所有国家通行的方案和实际操作，一段时期内向租客收取的、根据真实通胀情况调整后的房租（即房租等额资金的实际购买力）呈现一种锯齿状的排布。因为从实际操作和情感反应上来说，房东和租客都很难对房租做出任何改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都在一年以上，房租都会保持在一个固定的货币数额上，直到房东下定决心弥补因通胀而损失的房租时，这个数额才会突然猛涨。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胀都会以相对平稳的速度发展，房租的调整也只会时不时地出现，房租的实际价值就追随通胀的走势呈现锯齿状的排布，在前后两次房租调整之间都会逐步下跌，然后在最新一次调整时猛涨，随后又出现下跌。这种体系在房东与租客之间造成了偶发性的冲突，同时也造成了实际房租的无规律排布。

我们现有的体系是允许我们使用指数的，而且有时我们也确实编制相应的指数，但普通民众仍然对指数的概念非常陌生。公众难以接受指数的原因很多，大多数人并没能深入理解未来通胀的潜在不确定性，从而也就不会关注不可预期的通胀造成的收入再分配的不平等。绝大多数人都惧怕在协议中加入数学公式（也就是使用指数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天然地以货币作为思考的基本单位，仿佛货币就是价值的最终度量工具。

我最近在波士顿的地铁车厢里看见一块已经被擦得发亮的铜牌，上面用镀釉的红黑亮色字写着：“禁止吸烟——普通法第272章第43A节之规定，违者处以10天以下拘禁或50美元以下罚款或二者并罚。”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两种处罚会被视为同样严厉的惩处，仅以个人标准而言，10天拘禁远比50美元罚款要严重得多。我想，如果在设计之初这两种惩戒的严厉程度对等的话，那么当时制定规则的人对一天薪酬的估值是5美元，但是法律规定的最低薪酬是每小时5.15美元。后来我意识到，这些规定都是很早之前就定下的，当时10天的工资差不多就是50美元。最后我查清楚了，这些规定是1968年开始执行的，当时的工资和物价还不到现在1/5的水平。立法者在当时就没有把罚款与通胀挂钩——他们当然不会那么做。铁路运营单位肯定不会在车厢的告示牌上写，现在的罚款是50美元乘以现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再除以1968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没有人会真正执行这种方案，同样其他上百万个地方也不会采取类似的方案。

由于不能编制并利用指数，导致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许多恶果，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以货币定价的储蓄工具。长期以来，债券都一直被宣扬为“安全的”投资，是那些厌恶风险的人在股市之外最理想的选择。但是，经过近20多年的研究，杰里米·西格尔发现，1802~2001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股市投资才是真实意义上更安全的投资。但时至今日，货币幻觉使得大多数人觉得，如果普通债券能够一直持有到期，那么其根本没有风险。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通胀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曾有一年美国的通胀达到了15%，而就在这些年份里，货币幻觉的不幸后果集中体现出来。作为高通胀的折射，1981年美国部分抵押贷款的年化利率涨到了20%的水平。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通胀调整之后，按照固定利率偿还的抵押贷款在一开始时的实际还款额会异常高。传统的固定利率型抵押贷款在贷款存续期内都要求贷款人持续还款，还款额以货币计价。一旦物价长期保持每年15%的增幅，那么10年之后就会变成现在的4倍，一个30年期的抵押贷款整个存续期满时就会增长66倍，这也意味着抵押贷款在最初开始还款时额度较高，而随着存续期的缩短，还款的实际价值会大幅降低。

因此1981年人们很难买房，因为最初的抵押贷款还款额异常高，差不多等于房价的20%。如果一个人现在掏不出钱支付前期费用，那么日后还款额再低也无济于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把整个抵押贷款都与通胀挂钩，要么就让住房所有者以货币计价的还款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样的话其还款的价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能保持相对稳定。但是这种另类的抵押贷款形式并没有被公众广泛接受，其中部分原因是有些所谓的金融专家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消费者顾问杂志《消费者报告》上宣扬，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签订有可能使其负债程度增加的抵押贷款协议，他们所指的负债增加其实是以货币计算的，人们根据实际通胀情况调整后的债务总量是会持续减少的。

很明显，货币幻觉也影响了这些所谓的专家。1981年，由于抵押贷款存在重大缺陷，所以许多城市住房价格相对较低。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的多数城市都出现了快速的房价上涨，这其实就是全球通胀减退的效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解决了抵押贷款融资难的问题。

美国政府第一次发行指数型政府债券是1997年，当时他们面临着对公众进行投资者教育的一场艰难的战斗，因为公众都很难理解指数的含义。《消费者报告》聘请的专家们再一次建议人们不要购买美国的指数型债券。时至今日，通胀指数挂钩型债券仅占到美国公开付息债务的2%，美国的私营企业还从来没有发行过指数型债券。

1997年发行这种债券时，美国政府决定仅将债务本金与正向发展挂钩：通胀可以导致本金的增加，但是通缩不会导致本金的减少。或许这种决策反映了政府对货币幻觉的充分认识：即便在真实回报为固定值的前提下，人们还是不愿意参与那种在有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自己“损失金钱”的金融方案。因此，美国的指数型债券无法成为私营企业效仿的榜样，因为它们无法保证发行人在通缩时的权益。进一步来讲，税收体制也没有和通胀指数挂钩，所以一旦通胀加剧，债券持有人的通胀收益也会大幅增加，他们也要因此缴纳更多的税款，所以单纯把债券与通胀指数挂钩并不能有效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思维框架的重塑，让人们真正接受指数型会计单位作为基础经济计量单位，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成功

即便没有以发展单位为基础的纸币或硬币，智利人民还是把发展单位或多或少地看作一种货币。报纸上刊登的出售或出租公寓的广告都以发展单位标注价格，根本不用换算成比索。

说人们把发展单位看作货币的例证还有，许多以发展单位标注的价格通常都以9结尾，而不是以1结尾——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货币标价的情况一样。比如，使用1.99美元标价的情况远远多于2.01美元，商家这样标价的原因就是顾客觉得前一种标价便宜得多，也更愿意购买。发展单位呈现出与货币类似的特征，说明那些以发展单位定价的人知道自己的客户也在心里用发展单位定价，消费者不会自动把发展单位换算成比索。

智利的发展单位创始于1967年，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智利税收体制明确了发展单位的相关计税方式之后，这种单位才得以广泛使用。现在，智利全国都在使用这种单位。2000年，世界银行首次面向国际投资者发行了以智利发展单位定价的债券。这只名为Euronote的5年期550亿比索（约1.05亿美元）的债券，将按照发展单位的汇率以比索偿还款项。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新闻公告，购买该债券的投资者中75%是智利本地人，其余的投资者来自欧洲和美国。

已经有五个国家（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乌拉圭）开始效仿智利，准备创设本国的指数型会计单位。在乌拉圭，政府使用的是薪酬指数，而不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巴西推出的“实际价值单位”也是一种指数型会计单位，但是现在已经停用。作为参照智利创新而做的努力，哥伦比亚创设了“恒常购买力单位”，厄瓜多尔创设了“恒常价值单位”，墨西哥创设了“投资单位”，而乌拉圭创设了“可调整单位”。在委内瑞拉，人们对房租的标价通常是以“最低工资”为单位。但在上述任何一个国家，指数型会计单位的使用都没有达到智利的水平。

令人好奇的是，指数型会计单位这个理念的传播似乎受地域的局限，并没有超出拉丁美洲的范围。乌克兰使用的“传统单位”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美元。

1979年创设的“欧洲货币单位”或许也能被称为一种指数型会计单位，但是它并不是受发展单位的启发才出现的。欧洲货币单位在设计之初就是欧洲多种货币的一篮子总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指数，也是一种与任何单一货币没有必然联系的会计单位。它无法保障购买力，但是却实现了重要的通胀风险管理功能。后来也出现了欧洲货币单位债券的市场，人们购买这种债券的动机之一就是分散风险，也就是管理单一货币购买力不稳定的风险。最终，当欧洲各国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各欧洲货币之间的汇率被固定下来，欧洲货币单位也就失去了作为分摊风险的工具而存在的经济基础。最终这个单位被一种传统货币欧元所取代，这个转型过程在2002年完成。

勇于面对通胀风险的挑战

我在本书中倡议拉丁美洲以外的国家采用指数型会计单位。这并不需要政府胁迫人民接受重大改变，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首先是对新的单位进行明确定义，其次是立法确认新单位作为法定计价工具，再次是保证以新单位拟定的协议能够得到遵守，最后是维持新单位与本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对于政府而言，这几件事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它却能够预防通货膨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强大冲击。

当我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倡议时，最常见的反馈是，与其创设指数型会计单位，不如由政府直接采取措施保证现有货币的恒定购买力，从而使得指数型会计单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如果放在任何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范围内考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维持货币的恒定购买力。

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有人说通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在罗杰·布托的专著《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The Death of Inflontion）中，他描述了一个通胀永远不会失控的世界，实际上他的论述并具有说服力，现实中也没有其他人提出过站得住脚的论证。

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各国央行仍然允许通胀以不同的程度存在。年度通胀率哪怕只发生极微小的变动，长期积累也会形成巨大变化。我们已经对1%~3%的通胀率习以为常了，甚至认为这种幅度的通胀代表着经济走势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中，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但是每年1%的通胀，经过30年（选择30年是因为它恰好等于大多数退休人员消费自己终生积蓄的时长）之后就意味着货币实际价值下跌26%，而每年3%的通胀在经过30年积累之后，就会换算成货币实际价值59%的下跌。对于收入或财产未能与通胀挂钩的人而言，这些差异代表着其未来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异。

此外，也没有哪家央行能够保证把通胀率限定在这个范围内，他们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促成更严重的通胀。最近一段时间，有多个国家在采取措施，保障本国央行的独立性，使其不会受短期政治压力的影响，许多人以此为依据，声称通胀将在未来得到控制，但实际上运作央行的人都是自然人，是我们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仍然会间接地受到政治压力。独立的央行并不能成为高通胀的天然屏障；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央行就是独立的，这一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比如亚瑟·伯恩斯）就大力宣扬央行致力于维持物价的稳定，而现实当中，同一时期美国境内的通货膨胀以两位数的速度攀升。历史上，在许多迥异的场景下都出现过高通胀的局面，任何以为通胀不会再次出现的想法都是痴人说梦。过去的一系列失败应该让人们懂得不能如此盲目乐观。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运作央行的人都是由政治家们任命的，他们完全可能通过制造通胀达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目的，也会借机调整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他们的行为循序渐进且悄无声息，并且会经历较长的时间，那些遭受真正价值折损的人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合法的途径夺回因通胀而损失的财富。这是央行具备的一种权力，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诱惑，因此也非常难以控制。

如果能以更合理的单位拟定协议或制定商品价格，那么情况一定会比把维持货币稳定性的任务交给政治家好得多。转换到篮子这样的单位上，甚至可能减少通胀无法控制的局面出现的次数，因为它使得物价水平去政治化，并且削弱了货币管理机关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财富的能力。

指数型会计单位和新金融秩序

自然形成的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传统没有进行指数化的挂钩，在我们想要推出较为复杂的金融创新时会遭遇极大的挫折。如果在面向公众定义大量商品数额时不得不以货币计算，那我们就一直都要和这种单位与生俱来的不一致性进行斗争。在不具备指数型会计单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不会下决心尝试有重大区别的新制度。我们担心在对经济制度做出重大变革时，由于计量单位变幻不定，很有可能引发重大风险，所以我们选择在既有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一个能够方便地计量真实价值的单位会鼓励人们以真实价值为基础拟定各类协议，而不会以某种由政治家决定价值的单位做基础。这样的协议条款更合理，使其在法律上更精准，协议约定的是签约人应得的真实福利，而不是某种片面的货币数额。

人们当然有能力为拟定自己需要的协议创设不同类型的计量单位。经过仔细构建，具备类似现金这样的通货，并且已经为人们广泛接纳的计量单位会有一些必然的优势。工程师们都认可世界各地所有工程师都在使用的公制体系的重要性；物理教科书都会把基础计量单位列示在书的内封上；生物学家都认可林奈物种定名法，并且根据我们在基因研究中获得的新知识不断修正这个体系，以使其具备更广泛的包容性。所有这些例子都能说明计量和定名的重要性。

即便对于美国这样低通胀的国家而言，采用某种形式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无法确保自己的国家会一直维持较低的通胀水平。必须在风险爆发之前建设好风险管理的机制，所以不能等到通胀恶化之后再开发指数型会计单位，那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此外，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设计，让人们利用指数型会计单位，以通胀以外的因素为基础，对物价做出便捷的调整。

我们必须把采用指数型会计单位体系变成整个经济体系的一个永久特征，要得到立法和监管权威的认可，要与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放在显眼的位置供人们使用。

建立信任

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壁垒之一或许是人们对政府编制的指数没有信心。1996年，我在美国（低通胀国家）和土耳其（高通胀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随机人群的调查证实了这种不信任感的存在。我设计的问卷中有一项，问受访者对下列描述的赞同程度：

“不信任根据通胀指数拟定的协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里的某些人可能在通胀率上弄虚作假，从而达到占老百姓便宜的目的。”

完全同意（美国21%，土耳其18%）

部分同意（美国24%，土耳其43%）

中立或无看法（美国16%，土耳其4%）

不完全同意（美国27%，土耳其21%）

完全不同意（美国13%，土耳其13%）

或许有的读者很吃惊，两个受访国家都有那么多人认为政府有可能在通胀率上弄虚作假，但他们的这种质疑是有依据的。如果美国或土耳其不曾出现过这种操纵通胀数据的事情，肯定也能在别的国家找到证据。

1983年，澳大利亚就出现过一次技术性调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事件，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和工会组织之间签订了一份名为“一号协定”的文件。工会获得了自己一直诉求的医疗保障，而作为交换，他们默认了澳大利亚政府通过降低消费者物价指数改变征税额度，从而使得政府可以降低生活成本法案的条款对工人工资的保护力。很明显，工会接受这种实际薪酬的降低主要是因为降低的成分被隐藏在一件外衣之下，所以说也不是工会自己犯的错误。只要人们还会达成这种政治交易，只要公众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精确性漠不关心，那么这种风险就一直存在。

费尔南多·科洛尔政府1990年开始执掌巴西政权，政府上台后武断地改变了物价指数，并且强制要求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协议都采用新的物价指数：这使得其国内的通胀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了。公众从这个事例中掌握了经验，后来拟定的指数挂钩型协议都明文约定到底采用哪个物价指数。巴西国内有多个可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不同团体分别编制的，比如巴西国家统计局、圣保罗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盖图罗·瓦格斯基金会。指数来源的多样性使得巴西社会的指数编制工作具有了更高的合法性。

参与统计工作的社会成分越多，其结果的权威性越强。与政府统计数字形成直接竞争关系的私营企业能够帮助人们树立对本国的指数型会计单位的信心。采用经济指数为基础拟定的协议越多，私营企业编制此类指数的动力越强。经济运行的电子化程度越高，我们拥有的数据库越多，私营领域的研究团体编制不同指数的工作就越简便。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先例

1911年，欧文·费雪（在回顾西蒙·纽科姆1879年首先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型货币——补偿元，这种货币的黄金含量会进行常态调整，以保证其购买力的恒定。以他的创新而言，指数型会计单位不仅是交易媒介，而且是会计单位。

费雪的发明在当时曾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但如今已经被遗忘殆尽。他的发明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就是说，一旦美元的黄金含量的变动（哪怕是部分变动）成为人们可以预测的知识，那么黄金和美元的投机商就可以从这种变动中套利，最终导致整个体系崩溃。到20世纪20年代，他就已经明白了，在任何国家推出这种创新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推出补偿元，所以政府更不可能采用这种单位。政府反而更可能接纳指数型会计单位，因为推出补偿元的第一步是要改变一个国家使用的基础货币，而推出指数型会计单位的第一步只是宣布一个可供选择的新型计量单位，相比之下，后者简单得多。

在某些物品的定价上先开始尝试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并不算激进的改革，因为拉美几个国家都已经在实际使用这种单位了，为部分物品定价而创设的指数型会计单位可能最后会演变成可供绝大多数物品定价使用的单位。此外，仅以费雪的创新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计算机和电子化通信迅速普及的年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他提议的那种指数型货币了。这类货币正逐步被不同形式的电子货币取代，所有这些电子货币都能够根据指数型会计单位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化。

延伸发展单位的概念

理想状态下，指数型会计单位应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代表着不同的真实价值概念。其类型越多，人们在定义支付条款时的选择越多。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经济活动局限于购买力永久恒定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上。假设你是一家企业的经理，正在筹划招聘一位长期雇员，并且我们具备了一种被称为“通用时长”的指数型会计单位，这种单位代表了你的企业所在地区雇员的常见薪酬水平，它不是一种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是根据已发布的工资指数计算得出的实际市场工资水平指数（或许包含一定的故意调低的成分，我们将在下面继续分析）。假设你愿意向这位拟聘用的员工支付每小时3通用时长的薪酬，那么如果目前每小时工资指数为5.25美元，那么1通用时长也就是5.25美元，他的薪酬就是每小时15.75美元。当工资指数上涨到每小时5.50美元时，你就要支付给他每小时16.50美元。你总是可以改变以通用时长计算的工资数额，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花力气保证自己员工的薪酬水平和其他同类人员的薪酬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以通用时长计算工资之后，雇主不用每年都根据通胀或其他经济变动重新规划薪酬体系。这既可以避免调整工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也能改善雇佣双方的关系。

目前，个人薪酬与房租一样呈现锯齿状排布，在前后两次薪酬调整期间呈现下跌态势，然后在实际调整时点出现暴涨，随后又出现下跌。我们一生当中都在不断重复经历这种波动，但是我们建立制度的初衷并不是期望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使用通用时长为薪酬单位，将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我们同样可以使用其他形式的会计单位。比如老龄篮子，一个与篮子类似的单位，只不过这个单位使用的市场篮子中包含的是老年人消费的物品。如果说通用时长代表的是无差别劳动力一个小时的薪酬水平，专业时长就应该代表按专业区分的劳动力一个小时的薪酬水平。这些单位的名字都很简单，比较直接地反映了其背后的简洁的概念，人们应该能够简便地使用它。

除了通用时长和专业时长，我们还应该编制劳动生产率指数或边际产量指数。有的受雇者更愿意以生产效率界定自己的薪酬，而不愿意按照时长界定薪酬。因此，当一个经济体中的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时，他们的薪酬也会随之增加，并非只有在劳动力市场认可他们的生产效率时才做出改变。

我们甚至可以创设与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稳定比例关系的单位，甚至是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保持稳定比例的单位。使用此类单位界定支付条款，所付出的额度与全世界的经济资源都保持相对稳定的比例，与理论金融学所讲的终极“市场化投资组合”的效果如出一辙。

在刚开始设计指数型会计单位时，最好同时开发一系列备选的同类单位。让公众接受多种可选的单位并不比让他们接受唯一的单位困难，当然，这种接受的前提是这些单位都作为第一批创新同时推出，并且通过公开发布，使公众认识到这一系列的单位在计算物价、衡量工资或者支付还款等方面的功能是平等的。我们在界定这些单位时，必须将其开发成一种与公制度量衡同样的体系，使其能服务于多种不同的目的。

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任何地方的人同时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但是（在目前已经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国家中）人们已经习惯了同时使用两个会计单位，即原有货币和指数型会计单位。我们能够不断降低货币的会计单位功能，用其他形式的单位逐渐取代它，或许以后可能实现同时使用至少两个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局面。

调低通用时长

前文介绍的通用时长这个会计单位（还有生产力会计单位）如果在设计之初就故意调低其数值和变动频率，那么其作用会发挥得更好。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心理影响的考虑，和人们的嫉妒、攀比、颜面都紧密相关。通用时长的数值最好和我们现在常用的法定最低薪酬类似，也就是说低到一个只有刚刚获得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才可能低于这个水平的数值，这样的话，其他所有工作的人只要付出了一个小时的劳动，就会获得高于1个通用时长单位的收入。尽管这个指数本身反映的是多工种工人的收入水平，但在把工人收入平均值变成指数时，我们应该乘以一个小于1的系数，因此指数的值就低于几乎所有的真实工资。以这样一个故意调低的通用时长计算工资，就不会出现有人的实际工资低于1个单位，也就不会让他们丢面子。这种心理上的战术也是十分重要的。

通用时长的增长率在与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对比时，也应该故意调低。平均收入指数每年的增长率应该比实际工资增长率人为降低3个百分点。这样一来，雇主可以在名义上以3%的年化增长率按月提高以通用时长计算的工资，这样做并不会改变雇员工资相对于市场的应有水平。人们会看到自己以通用时长计算的工资有一定增长，虽然不是实际增长，但至少名义上有所提高。

如果以这种方式定义通用时长，那么其代表的是，最普通的工作时长内，绝大多数人（同样不提高自己技能或从业资格的人）的劳动收入指数。把工资定义为通用时长的倍数就意味着劳动者之间按所获得的倍数形成了可攀比的不同群体，这有助于劳动者保持相对的自尊；就算以通用时长计算的工资增长率只不过让他们维持一个平均线上下的工资水平，大多数人还是会获得比普通工资更多的收入，增速也会相对较快。对薪酬的这种思维框架重塑让劳动者觉得雇主的行为比较人性化，也使得同一雇主手下不太成功的劳动者能够保留颜面。

故意调低通用时长的变化速率还有助于解决我们目前经常能够观察到的工资下行僵化的问题。人们很难接受在自己工作职位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被降薪，但其实通胀每时每刻都在侵蚀他们工资的实际价值，这一情况却是被人们所忽视的。很显然，人们对以美元计算的工资有一种不理智的依赖感，人们普遍认为被调低以美元计算的薪酬是一种对个人的侮辱，所以即便员工的产值已经不如从前，雇主也不愿降薪。大多数降薪的案例都出现在管理者要采取严肃纪律行动时，比如要向某些员工表达强烈甚至愤怒的情绪时才会采取此类行动，或者当企业濒临破产时，管理者也可以谋求员工们的谅解而达成降薪的一致意见。只要以货币计算的工资数额不下降，员工们对因通胀而损失的实际工资价值是不太在意的。

雇员的生产效率下降时，向其发放同样数额的薪酬就不太合理了，但是又不能降低他们的薪酬，那么雇主最自然的选择就是裁员。社会之所以要强制规定退休年龄，就是因为老年人生产效率下降，但是又不便于让其在承担同样工作时降低其薪酬水平。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胀程度都比较低，货币幻觉无法掩盖工资购买力的降低，这一问题可能变得更严重。

如果以通用时长计算薪酬的劳动者的收入不增长，那么他们最终会不会认为被通用时长掩盖的实际收入下降是一种精心编造的骗局？会不会因此导致通用时长带来的心理攀比方面的优势从此丧失？我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不会全盘失败。当然，如果篮子和通用时长两个单位同时投入使用，那么人们肯定会注意到自己的收入换算成篮子的数值是下降的。但是这种认识与现在人们对收入增长无法跟上通胀增长的认识是一样的，人们对收入购买力的下降不太关心，反而更多地关注以货币计算的收入下降的数额。那些完全意识到个人收入购买力在下降的劳动者或许会默认这种不是“当面”白纸黑字降薪的方式。

通过改变会计单位促成经济转型

我在本章中论证了采用某些形式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它可能会减少目前存在的不可预见的通胀给个人造成的随机性冲击。如果有智利以外的国家也大规模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那么其工资和主要物价都能以相应的指数型单位计算，这可以减少因薪酬僵化而导致的裁员或提前退休的情况，减少因商业活动波动而导致的失业率的波动，并且能让人们分摊收入的风险。拉美国家对指数型会计单位的使用已经取得了成功，这足以成为其他国家采用类似单位的实证。或许未来采用类似单位时还需要考虑在本章中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就是创设多种类型的单位，并且故意调低收入单位的增长率。

各国政府可以通过以某种指数型会计单位重新定义税收体制的方式，比较便捷地形成本国的指数型会计单位体系。智利就是以发展单位做出了这些改革，所以最终这种单位在民众当中扎根并沿用下来。该措施所能达到的效果不仅提高了民众对新单位的熟悉和接受程度。如果整个税收体制都以篮子重新计算，那么我们就能超越目前这种零敲碎打的指数型阶段，也就是超越以零散的指数型补丁修正税制上的小问题的模式。现有的模式使税收体制变得过于复杂，最终也没能形成统一的指数。

我们还应该超越智利对这种单位的应用，我们已经有能力且应该把指数型会计单位与电子支付系统整合，让大家刷卡时可以按照不同单位扣款，这样做也会使这些单位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最终，这些形式多样的单位可能演变成我们经济体系和日常话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当以上所有倡议都变成现实之后，指数型会计单位就可以被用于促进风险管理方面的创新。风险管理创新产品的设计者们不再受货币定义的局限，能够自由选择计量单位，也就能够创造出更多样化的新产品。

第16章

新金融秩序：从理论到现实

要想让本书中提出的新金融秩序的理念变成现实，我们还需要采取其他一些行动。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风险，需要结合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进行研究，并且需要通过研究发现分摊风险的机会。我们同时还需要代表社会不同阶层和领域的公共团体或权威进行广泛的宣传。

恰当地识别风险

风险识别有两层意思，一是发现风险，二是测算分摊风险的机遇。对大规模不确定性的识别很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分辨不同的人在何种情况下承担完全不同的风险。只有我们找到了重大风险的源头，只有当人们面临的风险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分摊。

风险识别的第一步是改善我们测量风险的手段，也就是编制更好的指数。大多数开发指数的人可用的资源有限，而且相对而言不太受公众的重视。由于大多数指数都没有在金融合同中得到运用，所以公众没有动机发起针对某种指数的讨论，只有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个例外，因为在生活成本配给合同中会用到这种指数，而且这种指数已经被许多研究机构仔细研究过，社会上也存在很多针对这个指数的讨论。我们需要对其他用来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进行同样的审视。

1990~1991年是一个经济衰退期，我曾在那时与一些同事共同推动期货交易所启动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期货合约，就在这个时期，我个人充分体会了经济指数的重要性。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自己编制的指数就是从当时那个时点开始计算的，已经清晰地揭示出几个重点城市的房价都在下跌，但是当时市场上引用最多的还是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发布的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指数，这个指数在有的情况下完全不合情理。期货交易所的经济学家们也对我们表示，他们无法确认是否真的有人能够准确描述当前房价的真实走势。

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发布的数据只不过是将经纪人获得的单一家庭住房中介价格综合起来而已，与我们编制的根据单一家庭住房变动价格形成的指数完全不同。我们当时无法辩驳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中介价格指数的权威性，主要是因为媒体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指数，他们喜欢中介价格这种更简单的概念，而且（像自我循环一样）崇拜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已经获得的权威性。其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没人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的指数拟定协议，所以也就没人关心这种指数的编制方法。因此，我们在推广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期货合约市场时就承担了双重责任，不仅要推广市场本身，还要推广市场中用于测算风险的指数。

随着可用数据的增多，以及使用指数拟定协议的做法越来越普遍，这方面能够在未来得到改善。当人们明白了可以广泛地根据经济风险指数拟定协议之后，编制指数这个职业本身也会成为一种可发展的商机。版权受保护的指数供应商可以向使用者收取费用，如果以他们的指数为基础拟定协议，还可以征收版税，假设互联网超小额定价支付成为现实，那么他们甚至可以在人们每次查阅指数时都收取一笔超小额的使用费。私营企业肯定会开发出多种供用户自由选择的但相互存在竞争关系的指数，而公众一旦明白了自己的钱都与指数有紧密联系，他们必然会更多地关注指数的编制。此外，政府还可以为编制测量经济风险的指数提供更多帮助。

在针对经济福利状况测量手段的研究方面，可以把诺德豪斯和托宾提出的国民收入概念归纳为一些次级指数，比如按收入水平分类的收入指数或按职业分类的收入指数，有了这些指数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忽视国民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会忽视职业带来的回报。但做这些工作本身就是有风险的。目前，面向大众的出版物会提供有关职位质量的指数，比如《全国商业就业周刊每周工作评级手册》，其对特定职位的评级不仅针对收入和福利状况，同时针对工作环境、职位稳定性、工作压力、体力需求和出差次数等因素。但是由于这种评级涉及的因素太多，许多人都认为评级的主观性太强，所以也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对这些职业进行评级，并不是为了让人们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拟定风险管理协议，而只是为了提高杂志销量。如果公众的讨论充分的话，我们可以针对特定职业的经济状况编制指数，人们可以以这种指数为基础签订风险管理协议。最终，当许多存在竞争关系的群体利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编制各自的指数时，消费者可以自行决定到底相信哪一家的指数。

我们在设计风险管理工具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先行决定按照哪种分类测算风险。按照国别或职业区分风险是两种很自然的分类法，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简单地接受地缘或职业分类，那我们很有可能遗漏一些重要的因素。我们需要在纷繁复杂的风险数据中剥茧抽丝，所以说不能简单地接受传统分类方法。

在我与瑞安·施奈德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分析了个人特质和个人收入等信息，我们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团簇分析”的流程识别一些承担相似风险的职业，并把它们放在同一个群体中进行分析。由此得到的劳动力收入指数能更准确地描述人们面对的风险，比传统的职业指数更可靠，因为传统职业指数受传统边界的限制。在拥有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开展更多的研究。

由所有人共同承担且任何人的暴露程度完全一致的风险是无法通过金融方案进行分摊的，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全球经济同时毁灭的风险。当风险的分摊程度和体验程度完全一致时，我们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形式的分摊或分散。只有不同人经历的不同风险，比如全球气候变暖损害热带国家的经济，但却有助于温带国家的经济，这样的风险分摊才是有意义的。进一步举例来讲，如果热带的人和温带的人签订了风险管理协议，如果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热带经济受损的严重程度高于预期，那么温带的人就给热带的人提供补偿。同样，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后果完全相反，那么热带的人就要反过来补偿温带的人。

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斯和我一起开发了一套数量化和经济测量学的模型，可以作为发现世界各地应该签订的最重要的风险管理协议的方法，其理论基础是一种被称为“主成分分析”的统计学流程。我们的流程从个人收入的历史数据入手，通过分析发现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之间的关联系数和协方差，然后我们将获得的系数输入一个数量化公式，从而揭示出按照所承担的风险不同而被归类到不同群体中的人，从而也就揭示出哪些人之间应该分摊风险。

我们的研究为日后的工作建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其只不过是整个发展过程最原始的开端而已。当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成为广泛可用的工具之后，我们可以做出更加复杂的分析。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经济测量学以外的诸多专业学者也能为这项事业贡献力量。在识别和划分风险分摊的人群时，研究人员不能按照传统思维决定这些群体的划分。这意味着在针对风险管理协议的研究中会遇到非常奇怪的同类人，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超越已有的人际关系网，超越周围人的影响，超越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超越自己所属世代的影响。

我们当前拥有的金融制度已经能够有效地识别分摊风险的机会。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承担异常风险的人找到完全对立的对手方。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发这种体系，确保投资银行所做的努力覆盖的范围更广——使投资银行服务大众化和扩大化。

风险识别的过程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发出客观的测量风险的工具，一种不会受到道德危害过度影响的手段，因此我们才能在管理风险的过程中激励人们采取良善的行为，并且避免损失。高度发达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能够让人们对风险管理协议中的道德危害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我所提倡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为我们铺平了系统化识别风险的道路。我们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记录的信息越多，我们离风险识别的目标越近，这些信息不仅是个人收入信息，还包括其他可能在未来用于拟定风险管理协议的信息。

我们现在就应该迈出风险识别工作的第一步：尽可能地扩大对经济风险数据的搜集，这些信息未来有可能成为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必备的内容，同时大学和基金会等机构也应该更多地支持开展此类研究。如果现在不采取这些措施，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数据都会逐渐消失。如果要理解风险，研究人员必须先积累风险的历史数据。私营企业应该以对公众负责的态度，保管好已经搜集到的个人收入和行为模式的数据，一直存留到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这种大型数据库投入使用为止。

获得公众的支持

为了保证风险分摊能以可观的规模展开，我们必须面向公众进行宣传。社会不能幼稚地希望交易风险的交易所一出现，人们就开始进行交易。新型风险管理工具运用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人为的驱动力。而且对很多人而言，风险分摊的好处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民众意见领袖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为这种观念赋予强大的驱动力。

为风险管理工具所做的宣传通常都会遇到不少困难。这方面的宣传起初要借助很多抽象的概念，就如同针对消费品安全性的宣传一样。不安全的消费品，比如安全系数低的汽车，通常只能靠车祸记录辨识出来，所以这种风险是不会清晰地摆在公众面前的。如果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持，那么即便人们遭受了严重伤害，他们也无法得知事故恶果的部分原因是产品有缺陷。此外，当缺陷被纠正之后，也说不清哪些人因为这种修正而免于灾祸，所以你也不可能遇到对这种纠正行为感恩戴德的人。这种情形对于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都是一样的。人们通常情况下对风险分摊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认知，多年之后，当处置风险的金融创新变成常规之后，人们早已对这种曾经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金融方案习以为常了。

宣传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是我们的政府领导，他们可以在公众面前宣扬一个不会受随机事件冲击且关注经济变化的社会形象。他们的这种设想可能引导着公众建立起对未来变革而言最重要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即便是私营领域的金融创新，也都是在政府发出改善金融市场的倡议后才变成现实的。

政府以外的各界领袖也应该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商业界领袖有必须扮演的角色。从事金融风险管理业务的人尤其应该将金融大众化视为己任，这是一种让他们利用自己的专长一方面服务全人类，另一方面扩大客户基础的工作。旨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都处在推广重大风险管理方案的最佳位置，因为它们要和许多国家打交道，最熟悉不同国家的经济弱点。这些组织所处的地位是最方便推广直接的国际间风险管理协议的，也最便于在一国之内推广风险管理债券的发行和投资。

工会应该在金融大众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支持新型风险管理工具和流程可能成为劳动者的救命稻草，能够在社会收入分配出现极大不公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保护，或许比现在工会掌握的集体议薪的能力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工会能够更好地理解劳动者的风险管理诉求，这些诉求与劳动者所处的特定行业和个人境况都有直接联系。工会可以协助研究人员开发专门针对其成员的职业保险，并且选择与他们最相关的劳动力收入指数作为基准。他们还可以向工会成员推荐住房权益保险，可以有针对性地满足成员的特殊需求，比如，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社区里，一家工厂倒闭可能导致整个社区房产价格下降。他们还可以向劳动者推荐投资于宏观证券的年金计划，通过这种年金能够对冲职业收入波动的风险。他们同时能够向金融创新的开发人员提供有关其成员的特殊需求的相关信息。

由医生、律师、会计和其他专业性较强的人员组成的专业协会也能够为其成员安排类似的风险管理方案。他们做宣传的具体方式可能是向这些专业人员推荐特定形式的风险管理协议，可能是安排研究人员为拟定此类协议编制适当的收入指数，也可能是支持开发专门为其成员服务的生计保险、宏观证券以及其他类型的工具。

慈善、公益和宗教组织往往是社会最不幸的人群的唯一代言人，他们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对风险管理制度的支持给制度建设注入了稳定剂，是政府支持之外最重要的一股力量。这些组织的传统事务本身就具有风险管理的特征，当他们把这些特征放在明处，并且与他人的风险管理举措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对整个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由上述各类主体一起在大范围内推广重大风险管理工具肯定能消除社会对制度变革的抵抗性，并最终形成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更加安全的经济环境。

第17章

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创新

大多数金融创新都是积累式的，也就是说后来出现的创新都是在以往出现的微小创新的基础上逐步积累形成的。这种积累式的发展模式对于金融技术前进过程的稳定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只能观察到人生中接连不断的微小变化，所以对激进的金融创新所具备的巨大潜能没有深入的认识。这种无知使得我们很有可能低估重大变革发生的可能性，而且通常都认为这种变革未来永远不会发生，由此变得极其悲观。

我们目前已经具备的金融工具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正在开发的新技术提供一些借鉴，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为使经济风险最小化而采取的各种创新活动的本质。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已经被看作理所应当的现有制度背后的复杂成因，包括与人类心理活动相关的原因，并且也让我们懂得新技术的出现将对这种成因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些历史的回顾中，我们或许也能推想出本书中提出的新金融概念未来会以怎样的方式为人们所采用。

因此，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我通过对比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激进的金融创新，进一步分析未来产生同样激进的金融创新的可能性。在本章中，我着重分析私营部门出现的金融创新；在第18章中，主要分析政府推出的公共金融创新。在本章中，我将展开讨论货币、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人寿保险出现的过程。这些都是对普通人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金融创新，但是其推广和普及都经历了极漫长的过程，在普及之前，这些创新都是大家无法想象的隐性概念。这种推广和普及的过程也与金融创新同时期的其他科技进步紧密相关。在刚刚面世时，这些创新都吸引了公众极大的注意力。人们起初对这些创新能否获得成功没有把握，但当人们看到其成就之后，世界各地的人都开始照搬初创者的模式。

货币的出现

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重大创新，硬币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纸币也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目前这两种人们熟悉的货币形态正逐步被电子货币取代，为了帮助读者们进一步理解金融创新，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推动货币出现的技术进步史，同时分析为什么新的科技进步会引导货币发生改变。

目前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铸币技术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的古国吕底亚，但也可能更早，铸币并不是一种人尽皆知的常识。当时，商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贵金属作为交易的中介，但是在实际支付时需要用标准砝码准确地称量这些金属。当代的潜水员们曾从青铜器时代的沉船遗骸中找到制作精良的天平。铸币技术的产生就是人们发现了较为廉价的将贵金属制成砝码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砝码本身就变成了货币。

这种发明产生的前提是铸币的成本低廉。铸币的出现与古代科技进步的过程是同步的，人们当时已经制成了钢模，可以把贵金属币胚放在钢模中，用重锤一击就得到一枚硬币，这种硬币的一面烙下了钢模的图案，使得人们可以区分不同面值的硬币。由于一锤就能给硬币赋予独特的标记，所以铸币的成本也就变得更低廉。

对大多数人而言，随身携带天平和砝码是一件非常不现实的事，硬币的出现使得更多人可以用贵金属作为交易中介，从而使金融大众化的过程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个古老的发明一方面极大扩展了人们可以开展的交易类型，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加了使用交易中介的人口数量。正如古代史学家指出的那样，硬币的出现使得贸易的范围极大扩展，人类社会从家庭单位经济转向了区域交易经济，社会生产的分工更加专业，可供交易的产品种类也得到极大丰富。

中国于9世纪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是纸币也于15世纪前后消失在中国。直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欧洲各国开始流通纸币之后，这种形态的货币才普及开来。推动纸币出现的同样是技术进步，也就是人们掌握了防伪的印刷技术，但是纸币的出现并没有产生硬币那样的冲击效应。因为硬币已经令全世界人民具备了有效的货币。

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电子货币和电子支付，这些新发明完全可能像硬币那样大力推动金融大众化的进程，相比纸币而言，这是一种重要得多的发明。电子货币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进行超小额支付，可以根据现有信息套用一定公式之后得出不断变动的价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小微支付。由于电子交易的成本较低，所以其发生的频率将更高。这种发明给21世纪带来的影响可能与当初硬币造成的影响一样，会使社会生产的分工进一步专业化，使可用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得到极大丰富。电子货币的出现给人们创造了无数新的发展机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电子货币的使用鼓励人们公开细节信息，并且为更多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它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推动风险管理产品和服务取得新的发展。

在回顾硬币形成的历史时，也让我们联想起本书中提倡的指数型会计单位。货币两种功能的分离（交易中介功能和会计计量功能）受当时技术落后的限制，在中世纪时就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常识。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小城邦铸造了无数种硬币，每个城邦至少有一种硬币。最终，不同城邦的硬币在全欧洲流通起来，当时人们口袋里的零钱包含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不同城邦的硬币。因此，对于当代人而言非常自然的交易中介和会计单位之间的统一就被打破了，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已经习惯于用一种越来越稀有的硬币作为共同的报价基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报价基准硬币几乎绝迹——其实就是罗马帝国的查理大帝于794年颁行的银质第纳尔。人们实际支付的是多种不同硬币，而不是查理大帝的第纳尔，但是每种硬币都保持着与第纳尔相对稳定的汇率。银质第纳尔本身逐渐变成了“幻影货币”，几乎再也没有人见过。

把交易中介和会计单位两个功能结合在一起，既不是自然规律也不是必然规律，但它却是我们目前所用的货币最显著的特征。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货币的这两个功能还是最好由不同的工具承担，也就是回归古代的做法：创设一种电子化的交易中介和一整套为界定重要物价而存在的指数型会计单位。

当代股票市场的出现

真正意义的当代股票市场形成于19世纪，其诞生代表着商业风险管理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在19世纪之前，股票市场规模非常小，几乎对整个社会经济没有任何影响。当代股票市场的形成使得企业所有者和企业创始及管理者的身份分离，也就使得后者可以在自身不承担更多风险的前提下，在经营管理中主动承担更多风险。当国际化大型股票市场成型之后，风险可以分散到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者身上，所以高度的多元化配置也就极大地降低了风险。

但是如何以较大规模建设股票市场对过去的人来讲并不是很清楚。实际操作和心理认识上的障碍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被克服。实际上，我们目前熟知的股票市场可以称得上是人类金融工程工作的重要成果，而不是一种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自然形成的体系。

当代股票市场之所以能得到大力推广，主要源于受法律保护的有限责任制，使持股人的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股票代表着持股人对企业利润的所有权，而当企业负债时，持股人所承担的债务上限就是其当初购买股票时所付金额。赋予持股人有限责任意味着，持股人最大的损失就是其购买股票的资金。

直到19世纪，市场上并没有出现过准确的有限责任制的定义，只不过在某些企业的章程中存在有限责任的条款，所以其股份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有限责任制的特征。全球范围内有限责任制得到推广的标志性事件是1811年美国纽约州颁行的工商注册通用法，这部法律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方面使得所有符合最低标准的个人业务都可以注册成为企业，另一方面对所有在纽约州创立的企业的投资人都做出了严格的有限责任限制，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激进的立法。在这部法案颁行之前，企业通常都是政府出资创立的，在政府的庇护下享受着垄断经营的美好日子，而广大的私人经营的生意都不能注册成企业。此外，法案颁行之前，如果企业经营失败，那么企业的债主们在原则上可以收缴所有股东的所有个人资产，即便小股东的资产也不例外，直到债务偿清为止。

显然，这部纽约州立法强制推行的有限责任制成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度。在这部法案出台之前，企业的股东（哪怕只持有失败企业的极少的股份）也有可能损失自己的房产、积蓄以及其他所有资产，甚至有可能被抓进债主的私牢。因此，在这部法案出台之前，投资股票是可能给持股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行为。当前景如此可怕时，人们自然在投资股票这件事上极为谨慎。

尽管无限责任制企业的股票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但对当时那个年代的立法者们而言，有限责任制的优势并不明显。历史学家戴维·莫斯详细记录了1811年前后针对这部纽约州法案及有限责任制引发的社会讨论。在提倡推出有限责任制股票时，许多立法者认为，当股东不再受企业破产的严重影响时，企业有可能在日常经营中追逐过度的风险。在有限责任制体系下，当企业经营不好时，股东不用为企业的亏损承担责任，但是企业经营较好时，他们能赚得盆满钵满。用现在的话来讲，当时的立法者就比较担忧有限责任制可能造成的道德危害，只不过当时“道德危害”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此外，美国宪法第一节第十款明确限制，各州立法时不能“削减按协议应负的责任”。1811年之前，企业在签订任何协议时都可以自由协商，如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签订协议时可以把股东的债务排除在外。1811年在新英格兰地区推出的这部法案，其核心规范之一就是要求以后企业所签的都是这种排除股东债务的协议，所以这部法律削减了人们签订协议的自由度。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部法案限制了无限责任制协议的出现，这种做法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谁也说不清。自由国度的国民难道没有签订任何类型协议的自由了吗？此外，在实际操作中，无限责任制几乎没有给人们造成过严重的危害，因为1811年之前还没有出现过无辜的股东因企业债务而被追债的情况。

仅以纽约州后来出现的成功企业的数量而言，这个实验应该是成功的，所以其他各州逐步效仿推出了类似的立法。加州是最后一个推出同类法案的州，时间是1931年。纽约州的工商注册通用法在纽约发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让其占尽先机，同时也成为英国、德国、法国和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使用的工商注册法和有限责任制的范本。

因为人们经常会刻意夸大初始投资之外的资金可能出现损失的概率，所以有限责任制的出现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企业股票。心理学家们通过实验记录，证实了人类确实存在一种夸大微小概率的心理倾向。在无限责任制体系中，随便一点儿小额度的投资都可能给持股人带来巨大的灾难，投资者的想象可以在对损失的担忧中被无限放大。

推出有限责任制之后，投资者不用再担忧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在最坏情况下所要承担的损失就是当初购买股票付出的金额。但鉴于我们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所知，他们极有可能设想企业经营出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会不自主地假想自己可能不得不赔偿超出自己投资值无数倍的资金。因此，正如戴维·莫斯所说，有限责任制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就是人类有一种夸大小概率的倾向，使得投资股票成为一种可以获取快感的行为：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投资者脑袋里只会设想股票上涨的场景。投资股票变成了一种和买彩票差不多的行为，许多人都认为这会给自己带来快感，也就是投资者可以畅想大赚特赚，但是不用担忧发生重大问题。当人们对股票投资形成这样的思维框架之后，社会对股票的需求必定增长，鼓励许多投资者小额买入多家企业的股票，由此给企业创造比较丰富的融资来源。

有限责任制的出现也使得投资者可以持有一个多元化配置的投资组合。在不具备有限责任制的前提下，对投资组合进行多元化配置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只要其中一种配置出现问题，有可能导致投资者所有资产被查抄。投资组合配置的股票种类越多，其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的概率都不小。尽管当代投资者都把多元化配置视作投资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在没有推出有限责任制之前，这条原则不仅无效，而且从来都没有人设想过。当时规划企业注册法的人并不是针对投资组合多元化配置而来的，但是抛砖引玉，从有限责任制延伸出了多元化配置这样一条重要的投资原则。

19世纪纽约州有限责任制股票市场的价值揭示了人们对道德危害（也就是有限责任制股票会导致企业承担过度风险）的担忧是站不住脚的。确实，在纽约州刚刚推出有限责任制时，有些企业因为追逐过度的风险而经营失败，但人们还是对获得成功并存活下来的有限责任制公司留下了更好的印象，它们证实了有限责任制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那些失败企业形成的影响。

从这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股票市场中我们认识到，任何抽象的理论都无法准确预测道德危害会如何演变，也无法预测我们未来使用风险管理工具的范围会有多广。那些最初创设有限责任制企业股票的人都无法看清这种工具的全部优势。通过股票市场这个创新实验，人们充分认识了当代企业发展的潜力，以及当代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功能。

当人们按照我在书中提出的六个风险管理理念进行实验时，肯定也会引发同样的针对道德危害的担忧，但我们最终肯定能找到应对方式。这些理念能够催生出一些以前不可能存在的新商业模式，也会演化出一些现在连想都想不出来的新的管理投资风险的方式。

期货市场的出现

目前，我们拥有许多交易不同商品的期货市场，比如农产品、建筑原材料以及金融资产等专业的期货市场。在这些市场上，人们可以买卖标准化商品或金融资产的远期交付协议。这种交易使人们具备了管理大宗商品风险的能力。

期货合约本身以及交易期货合约的场所都是比较有意义的创新：两者运作过程中的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不显眼的风险管理结果。期货市场在古代没有先例，这一点上与保险和期权市场是一样的。全球第一个期货市场诞生于日本大阪附近，时间是17世纪。但时至今日，每个发达国家都拥有了自己的期货市场。美国有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纽约商品交易所，以及其他多个小型期货市场；英国有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法国有法国国际期货交易所。这些组织都在向电子化市场转变，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交易的都是人们面临的重大风险。

期货市场的基础功能是“对冲”，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风险抵消已经存在的风险。为了解释清楚，我们以一个存储大米的谷物仓储商的风险管理为例进行分析。特定品种的谷物一般一年只收获一次，一年当中非收获季节都要使用之前储存的谷物。谷物的仓储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商业活动。

谷物仓储商面临的核心风险管理问题是，谷物的价格在一年当中会不断变化，有时波动非常剧烈。如果谷物的市场价格下跌，那么就算仓储运营得再好，其经营者也容易遭受损失。显然，一个人要想经营谷物仓储的生意，其注意力肯定集中在如何有效保管谷物上，没有人会分心对谷物价格波动进行投机式的风险判断。谷物仓储行业的利润很薄，谷物价格一旦出现任何不可预料的波动都有可能令其亏本。从事这个生意的人必然想要对冲风险，也就是和现有风险对赌。

谷物仓储商一般会担心，在谷物价格下跌时，自己的存货将全部贬值，那么他应该愿意下一个赌注，就赌谷物价格会出现下跌。那么当谷物价格真的下跌时，从赌注上获取的收益就能弥补谷价下跌造成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一个想购买谷物的人，比如面包房老板，有可能担心在自己实际购买谷物之前其价格就出现上涨，那么他就会下赌注，赌谷价会上涨。那么当谷价确实上涨时，他就能从赌注上获得收入，弥补因高价收购谷物而造成的损失。下这种抵消风险的赌注并不等同于常见的赌博，因为这个赌注对冲的风险是根据商业活动的本质而早就存在的。

对冲这个概念，也就是下抵消风险的赌注，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概念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许多难点，使得这个概念变成现实也经历了比较艰难的过程。在缺乏合理设计的市场的情况下，类似谷物仓储商这样想要进行对冲的人没有能下赌注的地方，也就是说没有期货市场的存在，想要进行对冲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为根源性的问题是，在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下，人们无从了解谷物的现货价格，也就没有下赌注的依据。如果一个人仅按照本地市场谷物预期销售价格下一个赌注，那么这个人既无法得知此地销售的谷物质量，也无法得知销售的其他周边因素。这个人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在约定成交日，市场上出售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谷物，或者当日约定的运输费或保险或其他销售条款与往常不同，所以当天的销售价格无法反映谷物的通常价格。更糟的情况是，约定成交日当天市场上可能没有谷物可售，或者有人故意以高价出售谷物，从而影响赌注的效用。

谷物期货市场则会对交易谷物的品种、交付日期、交付方式以及交付地点做出明确约定，因此整个交易就不存在模棱两可的地方，也就解决了前面提到的问题。期货交易所就能够公布这样的标准，并聘请专家验证能够满足要求的实际成交。因此，谷物期货价格的每日变动就与谷物品种、销售条款或交付条款没有必然联系了。

期货市场使得人们可以下抵消风险的赌注，但是下赌注的实际方式是买卖远期交付谷物的合约。希望在未来出售自己存货的仓储商先卖出一个合约（就是签订一份承诺在未来交付谷物的合约），日后再按照其最新的市场价格回购合约。希望购买谷物的面包商则先购买一份合约，日后再按照市场最新价格卖出。这些合约的市场价格就是人们进行风险管理的基本单位，合约价格的波动就是使得对冲成为可能的随机因素。

期货市场的优势在于，有的人并非真的持有特定谷物存货，有的人甚至并不想买实际的谷物，有的人不想在约定的时间或以约定的方式交付谷物，当期货市场提供了标准化定义之后，这些人都能在期货市场上进行风险对冲。一个人可以在期货市场上以新品种谷物对冲旧品种，而且有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想过要把谷物交运到约定的地点。在当代期货市场上，只有极少数的合约会持有到期。几乎没有人会根据合约交付或接收实物，但是交付或接收的权力保证了期货合约的价格与实际谷物的价格一直保持高度的近似。

建设期货市场这个概念并不显而易见。除非我们亲身体验过期货市场，否则这个概念听上去可行性都不强。一个人凭什么判断期货合约的未来价格就一定能形成良好对冲？一个人如何判断交易所对特定谷物品种的定义是否过于狭隘，从而导致作为风险管理基准的商品价格出现异动？为了保证定义的准确性，交易所需要进行精细化的权衡工作，即便如此，在没有经过实践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得知定义是否准确。交易所进行的实验是设计期货合约过程中重要的环节，最后能够推行的合约都是实验的幸存者。

交易所还必须保障合约能够得到遵守和执行。如果缺少这个功能，那么即便谷物的定义标准化了，合约的条款也无法标准化，因为参与合约各方的可信度无法达成一致，这必然影响合约价格。期货交易所保障合约标准化的手段就是强制要求参与合约的各方进行补仓，定期对存续合约进行清算，并且强制关闭临近空仓人员的交易资格。

交易所必须用一定的方式规定清算价格和执行该清算价格的准确时点。因此，交易所又不得不担心清算价格是否在当时的时点显得很异常，必须形成一定的制度监督这个时点上有没有出现人为操纵价格或其他形式的不诚实交易。

实现合约绝对标准化之后，交易者可以直接与交易所开展交易，而不是与其他交易者做对手交易。为了实现这种交易模式，交易所必须成立清算公司清算合约。但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清算公司倒闭的风险，而且清算公司必须保持巨额的资本金维持运营。

1730年在大阪堂岛建成的第一个期货交易所已经具备这项创新的所有特征，而17世纪初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期货市场的一些基本元素。这个最初的期货市场上使用的合约已经准确定义了商品质量、交付时间和交付地点，并且有专家评估大米的价格，也有清算公司清算合约。他们交易的谷物是大米，交易所根据不同季节收获的大米品种做出了多种不同的定义。交易所维持了一个交易场地，供人们买卖合约，并且发明了一种决定清算价格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在交易所场地内，面向所有参与交易的人点燃一根引线，引线烧尽时的最后成交价就是清算价格，引线燃尽时，一个“浇水者”会向仍然进行交易的人泼水，终止他们一天的交易。

除了浇水者之外，该期货市场的核心细节在1867年被法兰克福照搬，1871年出现在芝加哥，1877年传到了伦敦，随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日本最早的期货市场在一些细节上与当代期货市场存在差别，但在核心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如今西方交易员所用的手势与当时日本交易员区别合约数额所用的手势类似，也证明了期货市场起源于日本。

回顾历史时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日本的期货市场竟然诞生于幕府统治时期，这是日本历史上几乎与世界其他国家断绝往来的时期。但从很多标准上衡量，17和18世纪时，日本领先于其他国家。它的另一个优势是，唯一与其保持往来的国家是荷兰，其也是17世纪时全世界金融最发达的国家（但荷兰在当时还没有建起期货市场）。但或许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大米这个单一商品在日本有广阔的市场，并且其交易又相对集中在一个城市里。

我们能从这个例子中找到开展激进的金融创新的启示。期货市场的建立是一件复杂的工作，甚至被同时期许多金融行业已经相当发达的国家所忽略。或许正是日本的与世隔绝，使得一大群富有创造力的人没有受到当时全世界通行的金融传统的制约，并且在一个极端的市场环境中创造了这个市场。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发展环境。

人寿保险的出现

我在第7章引用保险作为例子，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经济创新。我们可以把分析的重点集中在其中特定的一种上，即人寿保险，以针对人寿保险的分析了解经济创新过程中对人们思维框架的重塑，以及金融工程的重要性。

尽管人寿保险最早的形态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不同形态的更早的保险，但是直到19世纪，保险得到全面改进之后，其重要性才为民众广泛认可。要想让民众接受这个产品存在许多障碍。尽管人寿保险对一个人的生命非常重要，但是保险行业仍然无法依赖人们主动购买保险而生存下去。大多数人在提出需求时，往往对一辆车的需求程度比对人寿保险的需求程度高。

19世纪40年代，位于纽约州的共同人寿公司的莫里斯·鲁滨逊等行业领袖发现，必须雇用专业的保险推销员才能积极地推动保险销售，而公司必须按照实际销售情况给这些推销员计提高额的佣金，以此保证他们能以持续的动力推销产品。在莫里斯的模式取得成功之后，整个保险行业都开始广泛采用高佣金雇用推销员的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的影响下，市面上出现了许多关于怎样面向公众推销人寿保险的书，大部分书都在强调如何对潜在客户的思维框架进行适当重塑。

对保险合同自身思维框架的重塑也非常重要。在19世纪末，亨利·B·海德创立了衡平人寿保险社，推出一种具有高额现金价值的保险，如果客户按约定持有保险合同10年、15年或20年，那么他们就能获得高额的现金赔付，这种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带动整个保险行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种保险设计模式使人们在心理上把自己支付的保险金看作一种不断增长的遗赠基金，是一种能让他们获得成就感的产品，这种心理认同抵消了在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断支付保险金产生的负面心理影响。衡平人寿保险社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19世纪70年代的业务范围涵盖英国、法国和德国，当时这些国家还没有出现积极的保险推销行为，正在兴起的美国模式也未传播开来。我们现在熟悉的终身保险、全能寿险和变额寿险是人寿保险的主要形式，都是海德的创新的延续。

1922年出版的《推销人寿保险》（Selling Life Insurance）一书中介绍了可供推销员完成销售的现成剧本，其中一段话让我们看到了如何将保险产品与投机联系起来。这本书教推销员对潜在客户说：

人寿保险具备很多优点，投资特征只是其中之一，不能代表全部。保险能让您感到生活安稳，并且能让您在转瞬之间创造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积累的财富。如果您不幸英年早逝，那么您一生想要成就的目标立刻就能实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想这个问题，您还能找到更好的投资方式吗？

这段话实际上把两个概念放在了一幅图景里，也就是保险合同和储蓄计划，使人们用同样的思维框架看待它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段话根本站不住脚，但其确实能攻破人们拒绝购买保险的情感壁垒，并且预防投保人在经济困难期中断缴纳保费，甚至取消整个保险合同。

为人寿保险产品选择名称的过程也反映出对思维框架重塑的重要性。将其称为“寿命”保险而不是“死亡”保险（这其实才是其实质），就如同推出房屋保险而不是火灾保险一样，名称给产品带来一种正面的形象，让人们感觉购买这种产品是一件正常的、积极的事。

维维安娜·泽利泽尔在其专著《道德与市场》（Morals and Markets）中分析了19世纪民众对人寿保险接受缓慢的原因，她的结论是，只有当保险产品经过重新设计，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传统之后，社会民众才开始广泛接受这种产品，最终才取得了成功。根据对当时的人寿保险专著和宣传册的研究，她逐渐了解了19世纪人们对人寿保险抵抗心理的本源，尽管妇女是人寿保险最大的受益群体，但妇女却是当时抵抗这种产品的最强大主体。当时的妇女们普遍认为，人寿保险挑战了上帝的权威，甚至有可能导致她们的丈夫早逝。后来，保险公司汲取了经验教训，重新梳理了对人寿保险的推销措辞，使其变成了一种能够给丈夫们注入永恒生命力的产品，一种能在人已去世的情况下继续给其遗孀提供生活保障的产品。人寿保险的营销在试图说服人们理解死亡概率的随机性和应对随机性的统计学模式方面几近绝望，相反，他们成功地传递了一种面临死亡时获得宽慰的形象，强调保险的“价值和道德高尚”，并把保险推销员包装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传教士。

美国居民对人寿保险的思维框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标志性事件是政府开始为所有在职劳动者提供人寿保险，只不过变换了一个名字。1939年，美国政府通过社保法案的修正案创设了遗属保险，这种人寿保险的受益人是劳动者的孩子和配偶。遗属保险非常重要。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遗属保险的价值远远超过其人寿保险的价值。

如果不把这种人寿保险更名为遗属保险，美国政府将有可能和已经形成规模的人寿保险行业展开直接竞争，甚至会在政治局面上遇到很大障碍而无法推出这种保险，但是更名的举措让他们成功重塑了民众的思维框架，最终使这个措施成为可能。通过将这个政府计划定名为“遗属保险”且不进行宣传，美国政府成功地向公众隐性地提供保障，即使到现在大多数家庭都不知道自己拥有这种保险。因此，商业人寿保险的推销员还是可以正常开展业务，也不刻意提政府提供的保险计划，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人寿保险。这是给人寿保险推销员提供的一种便利，但同时也给全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应该在政府提供的保障之外再多购买一些保障。

我们需要在未来针对本书提出的新型风险管理工具进行同样的实验和同样的思维框架重塑，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绕过民众不愿意考虑长期风险的障碍。但我相信经过实验，一定能找到这种路径，当这些工具开始发挥风险管理作用之后，公众对它们的接受程度就会稳固下来。

风险终结于金融创新

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激进的金融创新给人类历史增添了不少色彩，这是一系列从根基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重大改善的创新。通过对历史上创新克服障碍的分析，给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对那些看上去有可能造成道德危害的新制度进行实验，已经让我们认识到，风险并不总像我们假设的那样可怕，有时新制度带来的风险远不及其带来的好处。实验也证实，当专业人员学会如何使用金融创新之后，那些一度看上去复杂的问题都可能变成标准化的风险管理工具。

我们通过实验制定了一些复杂且隐性的金融制度，也有一些同类制度来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这让我们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一些想都没想过的金融创新可能会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对公众思维框架的重塑有时会意想不到地推动风险管理制度成为社会经济重要的支柱。这也让我们满怀希望，未来某一天，目前还令人束手无策的风险终将屈服于新的金融创新。

第18章

现实案例：各国的金融风险管理

现在让我们分析几个重要的社会保险创新（由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通常也就是政府成员，为全国居民的风险管理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这些创新对未来的影响。我们的社会面临着来自新技术、新信息技术、自动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我们在第4章讨论过的“四十大盗”式的变动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力都是潜在的风险，当风险暴露时，可能表现为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这种趋势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正是出于对这种风险的考虑，创设社会福利体系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假想的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有可能出现，也有可能不出现，但只要存在大多数国民可能受经济波动影响而被边缘化的风险，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非常抽象，回顾过去人们是如何处理社会保险的，或许有助于使本章的分析更透彻一些。

在第17章中，我们介绍了完全源自于金融自身的创新，而通过本章的介绍，希望读者能理解重大公共风险管理工具的起源，了解创新在这些工具最初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了解技术进步如何促成了这些工具的成功，以及工具的使用与人类心理的关系。与第17章一样，我们从本章的分析中能够获得对未来的启示，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心理，我们也能够对这些工具进行重要改善。

在本章中，我将介绍并分析什一税和天课、所得税、低收入补贴、所得税抵免、医疗和意外保险、社会保险以及失业保险。

什一税和天课

人类社会中与风险管理相关的最早的创新没有太多的信息可考证，其运作的基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观察到的零星信息。但无论如何，仅从其发明、使用和传播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来说，风险管理工具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申命记》撰写于公元前6世纪，其中第26章第12条命令所有以色列人必须预留自己所有产出的1/10，将其“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这个计划强调了对当时弱势群体的帮扶，已经具备了社会保险的性质，而其中又特意提到了孤儿寡妇，所以听上去更像一种人寿保险。每个人付出个人所得的10%好比就是保费，而当遭受贫困时获得的什一税就好比是保险的赔偿。

在中世纪，天主教会训令什一税必须缴纳给教会，其中一部分收到的款项用于接济穷人，还有一部分用于支持神职人员的生活和修缮教堂。但是教会仍然没有通过审计个人收入的方式把什一税变成一种强制的税种，在教会的方案里，纳税是否执行全看上帝的旨意。

伊斯兰社会的五大支柱之一就是征收天课，这和什一税在本质上类似。天课最早由穆罕默德在6世纪推出，而且明文写入了《古兰经》，每个伊斯兰教徒都必须把个人收入的10%以及全年财富累计总额的2.5%赠送给自己指定的穷人。与什一税一样，没有任何权力机关监督这个税制的执行。与什一税一样，同一社区内的人对别人做出的收入分配都有感性上的认识，但是其缴纳的税款是否真的满足10%和2.5%的比例，那就完全靠个人的良心约束了。

什一税和天课都可以被称作人类进行风险管理工具金融工程设计的良好例证。也就是说，在创设这种工具的过程中，发明者充分考虑了人们可能持有的态度，以及他们对社会评价的看法。它们并不依赖于任何政府制度，并且在它们刚刚出现的年代，政府还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搜集与个人收入和个人债务相关的信息。人们缴纳的税款仅占个人收入的10%，比例可以说相当低，在当代社会中，所得税税率很容易接近50%，当时人们的纳税行为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即便没有法律体系的监督，也可以行之有效。如果没有制定一个标准，仅号召人们自愿捐款，那么很可能达不到10%这个比例；通过颁布10%的基准，有效预防了某些人少捐款撑门面的做法。

由于缺乏和当代所得税以及社会福利体系同等的精确度，什一税和天课在风险管理功能方面作用有限。它们只能使风险管理在一个村子这么小范围的社区内展开，不同村子之间，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风险管理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仍然需要推测，其在出现的时代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创新：在它们的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突然致贫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问题。

所得税

以个人收入为基础征税，可以说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最重要的风险管理方式之一，因为这个税务体制向高收入者多征税，向低收入者少征税。此外，所得税的税款最终都用于支付公共服务。这个概念很简单，但执行起来需要一系列重大的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

所得税的地位直到20世纪才逐步得到巩固，在此之前，按照个人拥有的房地产征税是最普遍的做法，这也是受到信息技术不发达的限制才产生的现象。亚当·斯密曾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解释，政府无法获取个人收入的准确信息，将导致所得税征收遇到重大障碍，这比美国国会推出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所得税法案超前了23年，他的原话是：

一个人财富的状态，日有不同。不加以很难堪的调查，至少，每年不新订一次，那就只有全凭推测。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他的税额的评定，必然要依估税员一时的好意恶意为转移，必然会成为完全是任意的、不确定的。[10]

斯密指出了所得税对个人隐私的入侵式调查，也就是说，他对所得税提出的结论是基于当时的信息技术存在的问题。当社会上第一次开始征收所得税时，他就一直在等待民众抱怨或抗议的出现。因为当时没有人对居民收入进行备案，所以也就无法根据任何可靠的书面记录证实个人收入情况，纳税人必须把自己的家底都放在公众的监督下，接受难堪的调查。

斯密提出，可以用房产税取代所得税，因为个人所拥有的房产都陈列在大街上，任何一个行人都随时可见：“就一般而论，恐怕没有哪一种费用或消费比房租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奢俭。”[11]

约翰·穆勒曾于1848年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当时英国已经开始征收所得税：

相对于按照估算的收入征收所得税，按照房产征税更公平，也更简便，其具备的优势能够使以前难以进行的容差自动变得很简洁，而且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计算准确。假设房租能够反映个人的支付能力，那么其证实的不是这个人实际拥有的财产，而是这个人自认为能支付多少金钱。

正是由于这种信息来源相对便利，所以政府长期以来都以此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不幸的是，正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以房产为基准征税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房租税如定得太高，大部分人会竭力避免，以较小房屋为满足，而把大部分费用移转于其他方面。”[12]历史上对所得税的实验都折射出社会在和这种房产税进行抗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定义比较狭隘的税种，如果能以涵盖面较广的所得计算办法作为征税的基础信息，或许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全球范围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所得税法案出现在1799年的英国，当时英国国会颁行了一套累进式税制，不仅有各种减免措施，而且最高纳税等级的税率仅为10%。但是这套税制被民众看作“一种丑恶、压迫人民并且侵犯隐私的政治机器，也是丑恶税收的最显著特征”，最终在1816年被迫废止。

1799年及随后的几十年中，信息技术手段相对原始，而且成本高昂。尽管当时已经有了纸张和印刷机，但是这些设备使用成本极高，所以也就缺乏书面的记录，再加上存储和调阅记录的方式方法比较原始，所以英国政府只能靠街坊邻居对个人的观察作为征税的依据，这也就使得这种税收变成了一种刺探个人隐私的工具。英国在1842年重新开始计征所得税，但是最高税率仅3%。

美国征收所得税始于1862年，由于这套税制从诞生之初就是累进式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全国性的社会保险。这套税制揭示了美国社会与英国社会存在同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美国而言更为致命。美国当时不具备任何必要的信息技术手段，无法保证准确地征收所得税，后来社会上还有人抱怨，国家税务局无法有力地推动征税工作，有些应纳税的人狡猾地规避了所有纳税义务，所以这个税种在1872年也被迫废止。当代美国政府能够利用大量的企业填报的表格和档案抓捕逃税的人，但在这个税种刚刚推出时，美国连打字机都没有，更不用说印刷好的格式表格了。

由于缺乏个人收入信息，美国税务机关的征税员们被迫采取一种笨办法，就是在本地报纸上公布已纳税人的纳税信息，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引起人们的注意，希望公众能够发现高收入但尚未纳税的人，并且向税务局举报。尽管报纸上刊登的是已纳税额度，不是个人收入，尽管个人的纳税明细仍然保密，但是因为税率是固定的，所以人们还是可以很简单地倒推一个人的收入水平。由于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这种执法手段引起了公众极大的不满，而且也没有达到最初设想的揭露逃税者的目的。在当时那个年代，无论是否向公众发布信息，政府都没有搜集个人收入相关信息的手段。

造成所得税征收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国税局的工作人员缺乏能力和动力。当时的国税局局长E·A·罗林斯曾在1867年公开表示，自己领导的机关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他非常希望这个机关能像德国政府那样高效运行。

德国的公共服务体系比英国和法国都有效。整个联邦都要求公务员接受职业道德方面的专业教育，并且以非常有竞争力的测试检验他们的个人素质。就如同我们有师范学校培养教师、有军事学院培养陆海军的士官一样，德国有专业的高中和大学，用纳税人的钱培养那些日后可能参与公共事务、执行并维护社会法制的人。政府制定的标准越严格，希望从事这些职业工作的申请人越多，因为民众认为这些工作给个人带来荣誉和尊严，社会地位越高、综合素质越好的人越希望通过挑战这种工作证实自己能否获得荣誉和尊严。

国税局局长后来还说，他完全不指望美国能达到同样的水准。

我意识到美国现行制度的乖戾性格，所有政治团体都希望从自己安插在政府部门的人员身上获取利益，就是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整个国家对德国式公务员体系的通用性和价值都存在偏见，甚至会在一段时间内导致我们无法取得和德国同样的效率。

现实当中，美国公务员管理委员会直到1883年才成立，才开始针对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分工和技能培训，而他们所要做的工作直到今天还远没有取得成功。

由于多种问题的存在——隐私泄露、腐败和国税局无能，所得税在美国民众心目中一直非常不受欢迎。1871年，时任国税局局长的阿尔弗雷德·普莱曾顿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所得税体系已经失败，并且濒临崩溃。

这个税种是人们最厌恶的一种，因为它本质上就要窥探个人隐私，并且把一些最私密的情况都放在了公众的视线当中。政府只能以成本高昂的政治机器强制维持此税种的存在，但这只能造成民众被动地屈从，在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群当中，人们逐年丧失对此税种的认可，并且越来越厌恶为征收此税种而存在的必要政治手段。

就在同年，亨利·乔治提出，以一个单一的土地税取代现有的所有税种。他的提议吸引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促成了一场社会运动。人们对他提出的观点之所以那么欢迎，其实也是从对立面的所得税的失败获得了促动，因为19世纪70年代，社会贫富差距已经相当明显，所得税的征收并没能有效弥合这种差距。乔治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反对重新开征所得税。

按收入水平分等级征收税款，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是预防或减少社会财富向某个特定群体过度聚集，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就要雇用一大群拥有合法刺探个人隐私权力的公职人员；收贿受贿、欺瞒造假以及偷税漏税，都可能导致心存不轨的人获得利益，而正直善良的人损失税款。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提出的土地税之所以受欢迎，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在减少社会不公正的同时，能够保证征税的工作有效、保密地进行，而且在缺乏信息搜集手段的情况下，也不需要刺探个人隐私。

如果我们快进到21世纪，我们能够看到，俄罗斯也出现了类似的废止累进式税制的情况，而且废止的原因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无法有效针对高收入群体征收高所得税，所以俄罗斯于2001年彻底放弃了所得税，改由全民缴纳同样税率的所得税，即所得的13%。对于一个贫富差距已经很大的国家而言，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就其地下经济的庞大程度而言，这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或许能够期待信息技术的进步帮助俄罗斯重新开始以更有序的方式运行累进式税制，就如同美国的所得税体系虽然在19世纪失败过，但最终还是重新启动了。

所得税对我们承担的风险发挥的影响力，只有通过多年的积累才会逐渐体现出来。19世纪，所得税税率非常低，当时我们准确测算个人的收入水平以及有效执法的能力都比较低，所以这个税种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但在20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征收所得税，尽管还是会受到各种诟病，但是所得税已经成为建设良好社会的支柱之一。设想21世纪及以后的日子里，信息技术的进步肯定能够不断减少税收的不平等性和异常波动性，所得税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当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悄悄搜集收入信息，甚至直接征税，也就是说能够很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所以所得税“侵犯隐私”的本性也就不再重要了。

低收入补贴

如果我们能把所得税看作一种风险管理工具，那么我们自然就会设想，对于收入极低的人来说，这个税种的税率是否应该是负的，但是又不能负太多，不能因此引发道德危害。如果真的做出这种规定，那么所得税就会成为一种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弥合收入的不平等。在本书中介绍这个概念十分有意义，因为我在前面介绍过的不平等保险很可能就要求对特定收入范围的人进行收入补贴。

对于风险管理领域而言，低收入补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创新。尽管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纳了这种做法，但是它已经成为很多政治家推动的事业，并且以后也会保持这种特征。此外，我们对其加以分析，也是因为在这个补贴的启发下，许多国家对税制进行了改革。

低收入补贴在刚提出时是作为现有福利体系的替代品，也就是希望其能够以更系统、更持续的方式减少贫困，至少要做得比现有福利体系更好。支持低收入补贴的人提出的重要理由中还有一条，也就是现有福利体系已经引发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危害，经过合理设计的低收入补贴方案可以有效减少这种现象。朱丽叶·里斯–威廉斯女士是第一个提出低收入补贴的人，她于1942年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强调这种新想法不会导致人们不愿意劳动。她最大的担忧是，现有福利体系摧毁了人们工作的意愿。

我们想要通过社会保险治疗人们无尽的欲望，但治疗的过程中有一只拦路虎，那就是，当失业补贴收入高到一种令人完全不想工作的程度时，如果除了正常应享受这种补贴的人之外，所有工种的从业人员及其妻儿都被纳入了保险，那么为挣取工资而劳动的意愿将在很大程度上自此消失。

政府在当时尽了最大努力减少人们故意偷懒的行为，并且特别关注那些工作较少，或者仅维持最低劳动收入的人。政府先入为主地认为，还在工作的人就一定有工作的“能力”，并且推出了一项“来源测验”，只要一个人还有其他形式的收入来源，就马上切断其社会福利保险。但是朱丽叶·里斯–威廉斯女士发现，“来源测验”本身就会摧毁人们工作的意愿。“仅以其直接效果而言，一个已经失业的人，如果自己随便做点儿零工，或者其妻子尝试工作，再或者孩子能带来一点点收入，他们全家都会遭殃，都会立刻失去所有补贴。”

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旨在解决摆脱贫困和摧毁工作意愿之间的矛盾。

以前，政府作为个人“慈善女神”的依附关系已经过时，必须立刻被扫除。政府必须将预防贪欲作为自己必须向全体国民履行的职责，而不是仅对一小群人负责。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废止“来源测验”，必须以和失业救济金同等的力度帮助这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

她当时的本意是，所有人都收到补贴，不用考虑过多的问题。因为她的提议中并没有改变累进式税制的本质，所以按照她的方案进行，结果就是低收入者仅按照超出补贴额度的收入缴纳所得税。里斯–威廉斯并没有实际使用“低收入补贴”这个词，但是如果我们把福利体系和税收体制综合起来分析，她提议的税制使每个没有收入的人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充足的低收入补贴，而当个人收入超过0时，个人应纳税额平缓上升，收到的补贴从十分充足的程度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应纳税额与个人收入从0向上增长的程度保持正比。在她提议的税制中有一个临界点（即0收入和平均收入的中点），获得临界点收入的人纳税额为0；超过临界点收入的人则需要实际向政府纳税。按照这种税制，一个人获取临界点以上的收入，不管他本人处于哪个税收等级，都将按照一个远低于100%的比例被征税，因此人们就有动力挣取额外的收入，与当时的福利制度相比，不会再出现那种削弱人们工作意愿的情形。

里斯–威廉斯把她的创新定名为“为融合所得税与社会保障体系而做的提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将这个提案更名为“低收入补贴”，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为没有收入的居民提供的政府补贴有了不同的叫法，可以是“基本收入”、“公民收入”或者“社会红利”。

这项提案本身的逻辑比较严谨，但是它仍然面临一个重大问题：给那些完全没有工作的人提供生活必需的最低收入，即便没有因为他们的其他微利工作使其受惩罚，但完全可能导致彻底的慵懒和不负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危害困境，似乎我们可选的解决之道都不太有吸引力。如果我们采用“来源测试”，也就是说只要有收入的穷人我们就一分福利都不给，那么我们摧毁了这些穷人从事微利工作的仅存的动力，但如果我们不采取“来源测试”，那么我们必然会分配给一大批缺乏工作动机、天生就懒惰的人巨额的社会财富。

直到有人把里斯–威廉斯的创新进行思维框架重塑，使其具备了令人激动的特征之后，政坛上才开始出现支持其创新的声音，而第一个成功重塑其思维框架的人是罗伯特·肖博德，标志性事件是他于1963年出版了《自由人与自由市场》（Free Man and Free Markets）。肖博德的书面世时，一种理论在社会上蓬勃发展，它认为我们的经济问题已经全部被解决了，未来再也没有任何值得我们花大力气解决的事情。1958年，美国出现了一本畅销书《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作者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美国社会当时面临的唯一问题是财富过剩。肖博德提出的“基本经济保障”计划的逻辑是，由于科技进步，人们现有的消费品远远超出了其实际需求，所以富人接下来能做的事就是消费奢侈品，盖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不为别的，只为了向别人炫耀。与此同时，肖博德也指出，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计算机很可能取代众多劳动者，他也由此提出，当劳动力退化成“可以由机械简单重复的繁重体力活”之后，人们对“劳动力价值及道德的观念”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因此，肖博德指出，当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之后，广大民众仍然认为自己需要劳动，这完全是一个荒诞的想法，政府也没有理由继续督促失业者再就业，也不用逼迫他们“屈从于社会主流价值观”。肖博德提出，最好的做法是向高收入人群征税，税款作为一种基本收入发放给穷人；最好能够让人们根据自己的良知自主决定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这比把他们放到经济传送带上要好，因为更多的工作只会造出一些无用的产品。

肖博德的书在某些行业中激发了从业者对低收入补贴，或者说对基本收入的切实的、热切的支持。那些对高收入者奢华生活方式大为不满的人，或者对商业活动价值观完全不赞同的人，对肖博德观点的支持尤为强烈。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肖博德一样，他指出，要获得低收入补贴，那么这个人就没必要找工作，政府也没必要验证他是否有能力工作，也不用派社工访谈，最重要的是，失业不能再被看作一件不光彩的事。推出低收入补贴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思维框架的重塑，将其称为补贴，而不是“救济”，这已经改变了原来黏附在这个概念上的耻辱，也改变了人们对相关制度的看法。

在弗里德曼眼中，低收入补贴是在政府（在这个特定情况下，验证个人工作能力的政府人员）干预个人生活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以合情合理的创新，在保障工作动力的前提下，解决收入不平等现状的手段。弗里德曼与肖博德的强调重点南辕北辙，但其创新产生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对里斯–威廉斯的创新进行的思维框架重塑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并且催生了许多低收入补贴的实验，最终都汇集到了西雅图–丹佛收入维持实验的总集当中，这项实验涉及4 800个家庭，耗费了7 000万美元。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正式提出了低收入补贴（“家庭帮扶计划”），美国众议院于1970年通过了家庭帮扶计划的提案，但这个法案从来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其他国家也提出过类似的提案，但是所有提案最终都夭折了。根据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说法，他在自己关于此类计划失败的书中提到，这些提案“政治动机太强，基本变成了人们不用为生活努力工作的代言人”。

但是低收入补贴运动在世界很多国家促成了渐进的、重大的变革，从这个角度衡量，该运动并没有失败。比如，1992年，欧洲议会发出一项倡议，希望欧共体所有成员国的劳动者都获得政府提供的最低收入，并且没有过期的强制年限。在目前的欧盟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都推出了某种形式的最低收入保障。这些项目的名称不同：德国和奥地利叫作“社会援助”，法国叫作“最低限度收入”，英国叫作“收入帮扶和以收入为基础的求职者资助金”，瑞典叫作“社会贡献”。

这些国家的最低收入保障不需要受益者此前做过任何形式的贡献，没有强制终止的日期，所以看上去更接近基本收入或低收入补贴。但在欧共体时期，除了法国以外，其他所有国家都要求获得最低收入保障的人是具备劳工能力的人。所以，最低收入保障还是存留着社会救济的耻辱。此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劳动者只能在转型期内极特殊的情况下，同时领取工资和最低收入保障金，就算只有非全职工作的人也不能同时拿两份钱。因此，与真正的低收入补贴相比，最低收入保障金还是可能导致人们消极工作。如果对最低薪酬以上的收入征税，而这个超出值只有1美元的话，那其税率就是100%。

基本收入（即低收入补贴）运动在欧洲发展得尤为兴盛。欧洲基本收入关系网自1986年开始定期举办会议。时至今日，尽管欧洲各国的基本收入运动已经开始倡导取消工作能力验证方面的强制要求，从而预防消极工作的心理动机，但这项运动实际上远未成功。要想创设一个基本收入制度，他们还有很多仗要打，因为基本收入这个概念挑战了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预设条件，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对社会做出贡献。

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接近于推出有效的低收入补贴体系，其中的一个障碍是公众不同意放弃收入来源监测，也就是不愿意无差别地发放最低收入保障，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一旦无差别地发放，则等同于给懒惰的人送上一份厚礼。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懒惰的不可容忍促使欧洲各国推出了助长懒惰的体系（也就是惩罚在职并领取最低收入保障的人），而没有建立一套可以激励人们工作的体系。我们可以通过重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的思维框架提高公众的接受程度，比如，可以将其重命名为“参与收入”，这是安东尼·阿特金森提出的建议，需要一定的社区工作才能使其成为现实。

所得税抵免

在美国，由于公众对低收入补贴的反对，促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保险，这种保险不要求受益人找工作，而是从一开始就要求他们有某种形式的收入。所得税抵免最早由民主党参议员罗素·朗于1975年提出，其本意是对低收入补贴进行改进。这个提案实质是一种负税率，而不是一种负的税务拦截；受益人必须具备一定形式的收入（包括孩子在内，以证明这个人处于某个特定的纳税层级），才能决定其能否享有负税率。因此，这项创新避免了让人们将其看作给懒人送上的免费礼物。完全不工作的人不能享有负税率；这个福利在实际发生作用时甚至允许人们保留自己100%的收入。起初，按照所得税抵免的规定，一个人每年可从政府取得的所得税抵免额仅400美元。但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所得税抵免额被大幅提高：2000年，年收入低于10 000美元的家庭所支付的联邦所得税为–3 888美元。

其他多国也采纳了类似的税务措施。新西兰在1990年就以类似的方法改革了国内税制。1993年，加拿大推出了一套更激进的体系，不仅可以照顾有收入的人，而且能兼顾有孩子但是没工作的贫困家庭。2000年4月，英国推出了工作家庭税收抵免，基本参照了所得税抵免的模式，把原有的家庭税重新包装成所得税抵免，而且不再称为一种救济。后来比利时照搬了英国的模式。2001年，德国经济信息研究会的经济专家议会建议欧盟在1992年开始执行的最低收入保障的基础上推出改进型的所得税抵免；其改进之处在于，除了所得税抵免之外，完全没有工作的人能够获得超小额的最低收入保障。

所得税抵免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重大创新，就是因为其在降低贫困程度的同时，不会导致人们故意逃避工作。如果和普通人说，就算不工作，他也能获得收入，那么由此导致的道德危害可能非常严重。什么都不做就能获得收入这种消息肯定会不胫而走，哪怕最漫不经心的人都会对其加以关注，并且有可能口耳相传将消息散播开来。相比之下，所得税抵免的推出，迫使人们至少要从事某种形式的工作。当前的所得税抵免制度有一个非常突兀的临界点，收入超出临界点的人所承担的税负会突然增加，这种效果也可能导致这些收入超限的人群失去工作的动力。只要人们在工作，税率造成的道德危害对那些收入水平处于中游的人来说就不会太大，而大多数低收入人群可能对这种税制的临界点都不会产生感性认识。

所得税抵免是我们在风险管理领域进行的一项有趣的实验。在帮助贫困人群摆脱困境方面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它也引发了我们对同类体系的思考，比如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不平等保险。

医疗和意外保险

可以说，社会上最早出现的医疗和意外保险是经济学逻辑运用的决定性胜利。这两种保险存在的必要性很明确，而且设计也比较到位。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此类保险，并且全球各个国家都有不同形态的同类产品。

全球第一个全国性的医疗和意外保险出现在俾斯麦执政德国时期，是于1883年以全国医疗保险项目的形式推出的，而在之后的1884年就推出了全国性的意外保险。从其形式上来讲，工人们需要为这些项目支付保费，而且仅在出现特定疾病或意外时才能得到赔付，所以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

德国实验的成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转型，雇员和雇主面向政府缴纳保险费用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保费流向了医疗和意外保险。在10年内，奥地利、意大利、瑞典和荷兰都全盘照搬了德国模式，并且最终推广到全球各个国家。

这些项目都是政府强制国民参与的，所以直接解决了选择偏见问题。也就是说，过去只有面临高风险的人才会选择签订这种保险合同，使得其他类型的劳动者要购买保险时必须支付高额的保费。当德国政府强制国民参与这种保险之后，实际运作保险资金的是受到缴款人和雇主共同监督的各基金。由于基金都是独立运行的主体，所以他们有动力监督工作环境的状况，使劳动者能在更健康、更安全的环境中工作，避免意外的发生，从而也影响了每个劳动者应付保费的水平。

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德国1884年的意外保险最初的一个特征，即不同行业按照其共济会进行区分，以区别不同行业面临的风险。那些被视为具有同等风险水平的商业活动都被归类在相同的共济会里。高风险行业的企业必须向其共济会缴纳比例较高的保费，而这些企业必然把这笔费用转嫁到卖给消费者的终端产品上。其造成的后果就是消费者为生产的新增成本埋单，其中就包括了为雇员强制购买的医疗保险费用，但这也使得经济运转效率更高。如果大多数消费者都不愿意支付较高的产品购买费，那么这个行业就容易出现全行业收缩的情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

当美国学习德国意外保险的模式时，最初将其定名为“劳工补偿”（也就是现在的职工补偿）。约翰·R·康芒斯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就是职工补偿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出发点被称为“内化原则”，也就是说，社会应该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把企业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强加回企业身上，那么企业就有动力控制成本，减少负担，也就是把原本由企业外的主体分摊的成本“内化”给企业。康芒斯强调，世纪之交的美国存在工作环境比较危险的行业，但这种危险性是原本没必要存在的，劳动者却时常因为这些危险而受伤致残。推出职工补偿之后，企业有动力改善工作环境，使劳动者的安全得到保障，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只是表面安全，只是为了在遭受工伤诉讼时能够撇清自己的责任。

康芒斯所在的威斯康星州以及纽约州都是最早推出职工补偿的州，时间是1911年。到1920年，全美仅有6个州还没有采纳这种保险，而最后一个州也在1948年接受了这种方案。康芒斯成功地推广了由州政府承担职工补偿的计划，其成功得益于内化原则清晰简明的概念。推出职工补偿计划能够在根本上促进经济运转的效率，能够促使雇主将工作环境改造得更安全，也明显降低了工人因工伤致残，或者一个家庭因主要收入赚取者受伤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概率。康芒斯无法以同样的力度推动企业为职工购买人寿保险或医疗保险，因为死亡和疾病是企业无法掌控的外部因素，即便到了今天，美国政府也没有强制要求企业为员工购买人寿保险和医疗保险。

社会保障养老保险

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全国性养老保险计划是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国政府于1889年推出的，与医疗和意外保险一样，雇主和雇员被强制要求参与该计划，并且需要定期支付相关费用。一个人日后所能获得的福利与其之前的付出按一定比例关联，这种年金计划很明显具有保险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计划。政府按照人口的收入水平划分了缴费等级；高收入者缴纳的贡献金（保险费）更高，日后获得的福利也相对较高。很明显，这不是一项接济穷人的法律，也不是一项慈善事业。

德国于1889年推出的养老保险体系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正在执行的体系惊人地相似，比如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相似性也极大地证明了国际间存在效仿创新的现象。在当前的美国社会，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照抄过来的。

按照德国1889年保险体系的最初规划，贡献金的一半来自雇员自己的薪酬，另一半来自雇主。（这与当前美国的做法是一样的。）每个德国国民需要支付的贡献金的额度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也就是处于哪个强制划分的缴费等级。年收入不超过350德国马克的人属于第一等级，每周需贡献12芬尼；年收入不超过550德国马克的人属于第二等级，每周需贡献18芬尼；年收入不超过850德国马克的人属于第三等级，每周需贡献24芬尼；年收入在850德国马克以上的人属于第四等级，每周需贡献30芬尼。（在如今的美国，养老金的贡献金是按照收入水平判定，每个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缴纳比例，所以说也不过就是德国体系的改良版而已。）如果工人持续贡献的时间正好是30年，那么在70岁退休时，其每年所能获得的养老金就是50马克，外加：第一等级每周4芬尼，第二等级每周6芬尼，第三等级每周8芬尼，第四等级每周10芬尼。如果劳动者缴纳贡献金的时间超过30年，则其养老金取所有贡献年度当中数额最高的30年进行计算。（现在美国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美国的退休年龄更早，其贡献金的累进程度使用一个连续性公式计算，而最佳贡献的时长一共是35年，而不是30年。）

尽管1889年的体系与现行体系非常相似，但是其执行的方法不同，也折射出了当时信息技术的落后。1889年，德国政府要求雇主和雇员每周到当地邮局购买邮票，以此作为支付贡献金的证据，购买邮票之后，他们需要把邮票集中贴在一张特制的卡片上，每位雇员有属于自己的卡片。在年末，雇员把贴满邮票的卡片交到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记录和保管，同时换领一张新的卡片，上面记录着之前的卡片被存储于何处。政府会持续记录卡片的交付情况，并且一直存储到劳动者退休，等到他们来领卡时通常都已经过了几十年，到那时就可以按照卡片的记录计算工人应得的养老金。

如此复杂的信息处理机制在19世纪之前是不可能有效执行的，因为成本极高，而且容易出错，但是19世纪末（如我们在第5章中分析的那样），信息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高效政务体制、档案技术、邮政服务，以及长期备份和存储信息的手段的出现，使得这种方案的执行具备了条件。即便在1889年，社会上仍然对这种计划的可行性存在较大质疑。伦敦《泰晤士报》就对德国计划的可行性和执行成本提出过质疑：

第二个财务方面的重要问题就是方案的执行成本。每项工作都要支付一定数额的成本——仅以数量判断，每项都不算太多，比如，为了维护这点为数不多的钱，我们要印制邮票，发行卡片，雇公职人员，对卡片排序和分类，后续还要对卡片进行存储和计算，此后还需要投入监督、仲裁、判决和上诉等保护力量。这些工作总体的成本可能每年是50万先令，还不包括给邮政和行政工作人员造成的额外工作量的成本。并且这些费用还无法反映那些人们因为对本职工作的喜爱而免费做的工作。仅想到每周六晚上要贴11 000 000张邮票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工作。再想想劳动者所在区域的本地议会要开会，万一有情况需要仲裁也要开会，本地官员还要进行调查判断每个案例的实际情况，监督计划执行的委员会或议会也有成本，把所有这些行政机器的成本加起来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说，颁行这种法案其实就是一种自嘲的行为。

只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德国可能是唯一适合进行此类慈善实验的国家。因为德国的行政体系已经足够繁杂、足够敬业、足够沉稳、足够公正，所以其执行这种计划能够保证应有的效率和低成本。

尽管存在诸多质疑，德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运行非常有效。当别的国家亲眼看到这种创新取得良好效果之后，他们像照搬其他创新一样，照搬了德国的社会保险创新。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他国家在推出类似方案时都是以德国为榜样的。1908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戴维·劳合·乔治从德国访问归来后即开始提倡类似的社会保险体系，他曾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德国的年金体系从其构架上来讲就如此庞大。我当然也没有意识到，其运作是如此成功。”1911年，美国的路易斯·布兰代斯也曾说，根据他的观察，如果沿着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道路前进，必然能够提高“社会效率”。

德国能在19世纪80年代发明社会保险体系，固然得益于其政治体系的优势，但同时也得益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民众的创新精神，以及公众对社会保险的公开讨论。德国社会保险的真正起源来自政府之外的思想家们。当时共产主义的传播促使人们开始在论坛或公开会议上广泛地讨论“社会问题”。1872年，社会政治社团在德国成立，其目的就是进行社会政策创新。

所有这些公众讨论使得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考虑，是否有可能超越保险概念的传统局限。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施穆勒曾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和柏林任教，他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社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施穆勒曾对19世纪的社会进步做出以下评论：

我们本世纪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当中，最显著的一方面就是在所有可以想象的领域都推出了保险制度。保险本就应该从上等社会传播到普通大众阶层，这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保险这种工具消除贫困；在日后，在创建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的基金时，应该越来越多地以保险这种稳固的原则为基础。

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国民针对这个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和实验，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人类本能的心理因素是遏制有效和全面的风险管理工具在过去成为现实的主要原因。德国出现的创新既是保险概念不断复杂化的结果，也标志着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开端。起初，进行这种社会保障实验的人需要具有极大的胆量，而且饱受民众的质疑，当人们亲眼看到这种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其模式被世界其他国家争相效仿，其核心理念也被沿用至今。

失业保险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出全国性失业保险的国家，是在戴维·劳合·乔治的倡导下于1911年以大型社会保险项目的形式实现的。除了失业保险项目，英国其他的社会保险项目几乎都是效仿别的国家确立的。但是英国的失业保险项目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引来了许多效仿者。1920年，奥地利和比利时制订了失业保险计划，瑞士于1924年、德国于1927年也都推出了类似的保险。美国则是在经济大萧条引发灾难性失业状况之后，通过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颁布，才推出了第一个覆盖全国的失业保险计划，也就是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由各州执行不同的失业补偿计划。

20世纪初，由于个人收入风险可能造成道德危害，所以这种风险通常都被认为是不可承保的。如果一个劳动者自己的收入已经得到了保障，那么他的工作积极性就会降低，所以无论私营企业还是政府都无法对个人收入提供保险。但是，通过缩小对收入波动的定义，最终政府还是成功推出了针对某些特定种类收入波动情况的保险，而且不容易引发道德危害，失业保险作为一种精明的创新，其实也只能对某些特定的情况提供保障。

失业保险的概念基于当代企业与雇员签订的雇佣合同而存在，从其本质上讲，当代的雇佣合同都会明确约定偶然的解雇情况，而且当代企业都会对裁员情况进行记录。

当代企业在遇到需求增长迟缓时，通常会裁减部分员工，而不是降低全员薪酬，或者减少全员工作时间。后面的两种做法看上去是让所有员工更平等地承担需求滞胀的后果，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采取这种似乎更平等的做法呢？按照经济学家杜鲁门·布依里出版的专著中的观点来说，采取这种行为的原因很多。

举例来讲，如果一家公司进行全员降薪，那么会在所有员工头脑中造成一种个人的雇佣合同没能得到完整执行的印象，或者引发部分员工考虑是否准备谋求新的工作。这种心理影响可能给公司的正常生产和经营带来破坏性影响，同时也会导致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降低。

公司选择裁员而不是减少全员工作时长的另一个原因是，雇员通常对降薪的举措都持有极为负面的看法，所以通过减少时长变相降薪可能对整个公司的士气造成负面影响。根据比利采访的雇主们的观点，员工士气对于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非常重要，因为雇主缺乏有效的手段监督员工的工作状态，无法随时激励员工以最佳状态创造最可靠的工作结果。他们告诉比利，最好把公司或企业生产收缩导致的后果集中到一小部分人身上，并把他们排除在公司之外，这样他们也不会向其他员工抱怨，也就不会扰乱整个工作氛围。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导致裁员，而不是减少全员工作时长，那就是劳动者来上班是有固定成本的，其中包括交通成本和一天的生活被占用的成本；当代企业通常都从离实际生产地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招聘雇员，如果雇员的工作时长减少，那么他们或许都不值得每天花时间专门跑到公司来。

在需求滞胀时期，雇主通常会利用一些看上去相对公平的手段决定现有雇员的去留，因此留下来的那部分员工会觉得雇主的行动还是相对公平的。那些在需求滞胀时期对公司发展没有必要的工种最有可能被裁掉，而对公司最微观的运营都不可或缺的职位最不容易被裁。在考虑公平和权利的前提下，工龄较短的员工有可能首先被裁。雇主可能还有一些灵活调整的空间，可以借需求滞胀时期裁掉一些原本就工作不得力的员工，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出于这一原因。

尽管裁掉的人多数是生产或工作不得力的人，但是看上去当代企业裁员的真正风险是随机的，所以相对而言不容易让人产生裁员是变相辞职的联想，也就不容易产生这方面的道德危害，在这个前提下，提供社会保险产品的承保人就能认真地对待裁员带来的失业问题。

但失业保险的实际执行还是充满了阻碍。从设计结构上讲，失业补偿体系要经得起诈骗、道德危害的考验，而且不能发生定义不清的问题。

执行失业保险过程中的一个障碍是，市场上实际使用的雇佣合同形式多样，不一定总是那种包含裁员条款的全职雇佣合同。所以，在设计失业保险时一定要先说清，只能为那些有可能随机裁员的雇佣关系提供保障。

许多人的工作状态都是时断时续的，他们与工作的联系只有自己才能决定。有的人希望多休假，有的人希望在家里照顾家人或者做家务。在家族式企业中，工作与不工作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晰。我们必须清晰地界定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失业，以预防雇员能够简单地要求雇主将自己界定为失业的人。

因此，失业保险体系有一整套规则和惯例，能够清晰地区分就业和失业。有些季节性的劳动者可能只在一年当中的某个特定季节才工作。如果这些人在不工作的季节申领失业保险，那么失业保险体系运作起来的成本就会非常高。所以失业保险体系对季节性就业者的非正常状态也做出了相应规定，由此保证只有遭遇非正常失业情况的人才能申领保险补助。

由于19世纪80年代的人们还没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所以当时德国推出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中并没有包括失业保险，但是推动社会保险体系发展的思想家们早已认识到了失业保险的重要性。在其1879年发表的针对社会保险的论文中，德国经济学教授布伦特诺将失业保险称为整个社会保险体系的“先决条件”。但是技术手段的落后还是遏制了全国性失业保险计划的实施，直到1911年，英国才在这个方面树立了榜样。

英国政府在设计第一个失业保险体系时，已经了解了地方性的失业保险制度推出的困难点。从伯恩、巴勒和科隆等城市的失业保险制度中，英国政府意识到，失业保险制度要么强制全员参与，要么只能在小范围内开展。广泛汲取经验之后，英国政府推出了一个强制参与型的失业保障体系，保费由雇主缴纳，直接从企业收入中扣取，而不由个人承担，那些申领失业补助的人需要定期到政府组织的劳动力市场（或失业办公室）谋求工作。失业人员必须在一天当中的工作时间亲自去某个指定的办公室签领补助，以此预防诈骗补助的情况。

尽管人们做了那么多创新，但是仍然有人质疑这些计划取得成功的概率。一个重要的质疑是，失业永远都是一种自发的状态，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找到某种形式的工作。比如，一个失业者可以到乡村从事体力劳动，尽管他们可能不愿意从事收入特别低的工作，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变成就业人口了。

创设失业保险制度的人认为，逼迫人们从事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所以失业保险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给正在等待或寻找合适工作的人提供的补助。英国最早的失业保险体系一方面严格执行失业保险的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力市场帮助人们再就业，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英国当时的制度制定者们是非常有洞察力的；最终，他们当时认为人们有权力拒绝低收入工作的判断是正确的，也从一个侧面保证了这个体系能够有效运转。

失业保险在刚出现时并非一帆风顺，其经历了一段时间激进的实验和发现的过程。但是与本章中介绍过的其他社会保险创新一样，其功能的细节和创新的细节都已经融入历史，现在我们都把这些保险看作理所应当的存在。

结论

过去两个世纪里，人类文明在管理个人风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些进步停停走走、时断时续，主要是受到新信息技术的影响，使我们无法准确认清风险，也无法判断风险管理的最终成果会怎么样。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发达国家已经能够为个人提供保护，使普通人不容易因经济的裂缝而摔伤，而且也能针对危重疾病和养老问题提供保护。这些系统性的风险管理手段提供的福利是巨大的，已经被消灭在襁褓中的个人灾难也数不胜数。

但仅以本章中分析的例子来说，我们就知道未来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我所举的例子追寻着人类不断进步的风险管理能力的足迹，我们由此也能够期望21世纪金融的进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彻底的转变。

医疗技术一直进展缓慢，直到20世纪才取得长足进步，使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从45岁延长到75岁，甚至更长。大众化的金融体系有潜力帮助我们在生活质量方面取得同样的成绩，能够帮助减少那些影响我们生计的风险，也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古代由于缺乏信息技术手段，人们才开发出了最原始的什一税和天课等风险管理工具。19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手段使得德国人可以通过粘贴邮票的方式实现社会保险的基础信息积累，虽然原始，但是有效。当代信息技术应该能让我们做更多的改进，如果把信息都纳入本书介绍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如果真的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那么风险管理工作就能取得长足进步。我们不应该继续沿用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模式发展社会保障的养老保险，应该将其改造成一种跨代风险分摊体系，根据现有的信息，将重大的跨代风险集中起来进行管理。

在具备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前提下，累进式税制和所得税抵免带来的社会效应自然会变得更系统、更可靠且更广泛。经过改进后的信息技术手段应该使人们可以简便地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重新报税，从而消除现在普遍存在的税务异常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税率结构重新塑造成一种不平等保险。实际上，不平等保险的提案与所得税抵免非常相似，因为它提议根据个人的实际收入计税，赚得越多，存留的部分越多。但不平等保险的倡议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税收的实际结果上，也就是纳税之后形成的实际不平等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如今从所得税抵免上获得的好处将变得更广泛、更系统，而且受益人也不再局限于低收入人群。

能够利用当代信息技术之后，失业保险带来的好处也能被极大地扩展，我们也能更准确地解决道德危害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倡议的生计保险是根据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记录的个人需求量身定做的，能够从当前比较原始的失业保险中分担很多风险管理的职能。

本章介绍的社会保险体系中，没有任何一种具备国际化的特点。实际上，目前国际间的风险分摊还处在最低的程度。风险分摊只有在风险敞口差异极大的人之间进行才有效，而且需要由本书提倡的宏观证券和国际风险分摊协议推动实现。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人们的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我们能够以金融手段管理这些大型国际风险，我们就有可能缩小这种差距。

[10][11][12]　译文摘自《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版，2009年7月第16次印刷。——译者注

结 语

一个激进的金融创新模式

本书剩下的议题就是如何将前面介绍的各种理念融合成一个真正重要的金融创新模式，不能让这些创新理念都变成零散的、没有发展方向或战略指导的渐进式小改进，应该充分利用它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重大转变。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介绍了多种风险管理的基本理念、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指数型会计单位以及为改革而必须进行的研究和宣传，这些基本元素共同构成一个激进的金融创新模式。我们还介绍了历史上符合这些原则的创新案例，但我们需要从过去驱策我们在风险管理方面取得成功的案例中进一步提炼几条额外的原则。

风险揭示

阻碍高效风险管理的最大障碍或许是人类本能的心理活动。公众通常对最重大的风险没有感性认识，反而过于关心那些浮在表面的无关痛痒的风险。仅靠研究人员和分析师以统计数据的方式揭示风险，是无法提高公众的风险认知度的。如果人们不重视风险，那么他们既不会采取措施管理自己的风险，也不会对处置风险的制度给予支持。

为推广人寿保险、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所做的宣传都遇到了一个问题：人们对管理这些风险不感兴趣。但最终都有人说服公众，使其接纳了一些重要的风险管理措施。19世纪80年代，德国最早推出全国性残疾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时，这些保险的创设过程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的讨论使人们认识到风险的存在，并且帮助人们理解了完全随机的风险后果可能严重影响我们的经济地位。“大萧条”时期，美国公众非常积极地谈论各种与风险相关的话题，从这些讨论中诞生了一些重要的个人风险管理创新。“大萧条”的出现极具戏剧性，而且非常突然，这使得我们面临的风险清晰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各国领导人应该在公众场合讨论这些问题，在经济灾难爆发之前，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风险的存在。

许多其他重大的长期风险至今未能得到有效管理，如果想要说服公众相信这些风险的存在，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目前状况来看，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会突然发生改变，或者说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会突然拉大，这些风险都没能被清晰地揭示出来。绝大多数商业评论家都异口同声地预测未来6~12个月的经济走势，似乎这是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民意领袖必须向公众揭示我们面临的长期风险，这并不是说要向公众发表负面或消极的演讲，只不过他们在揭示风险时应该强调长期风险确实非常重要，并且要把这种分析放在风险管理工具的框架内，介绍一些能够实际操作的风险管理工具，由此帮助人们降低风险的严重程度。

创设宏观市场，也就是建设交易远期收入所有权或像我们的住房这样的不动产的市场，能够使人们更容易辨识风险，因为宏观市场证券的价格波动就代表着现在还不为人知的基础经济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如果我们拥有了国内生产总值所有权证券或职业收入水平证券，那么这些证券的价格波动就能让公众更真切地体会到风险的存在。

经过适当设计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能够帮助个人更好地调取详细的风险信息数据，也就能够起到揭示风险的作用。如果通过数据库公开了关于个人生计的详细数据，在仔细分类的前提下，公众无疑会利用这些数据分析自己所面对的风险，届时，他们所能认识的风险种类肯定比现在多得多。

最终，企业开发出可以面向公众销售的风险管理工具之后，风险揭示也会成为他们进行市场宣传的必要组成部分。人寿保险公司就会不断提醒人们，死亡是一个谁也无法掌控的风险，所以他们在推销产品方面也比较成功。总有一天，会出现体量更大的行业，能够不断提醒人们潜在的重大经济风险，当然，他们也能够提供管理这种风险的金融工具。

重塑强有力的思维框架

在本书中，我希望向读者传递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思维框架重塑的重要性。我们给风险管理工具拟定的名称、对其进行的分类以及按照分类拟定的制度，都对这些工具能否取得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必须从刚开始创设时就给它们赋予比较稳固的思维框架，让它们在公众心目中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长期风险管理工具。

金融创新者如果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真正有效，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工作应该推动哪些基础标准和制度的思维框架重塑，以此保证这些标准和制度发挥其全面的功能。创新者有时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渐进式的改善之上，也就是创设一些立竿见影的小创新，但是我认为创新者也该尽力突破这种思维局限。他们必须尝试超越当前消费者的惯性心理参照体系，在此基础上推动重大变革，给这些变革赋予新的思维框架，并且要有耐心，为这种新的变革进行长期宣传，直到这些理念能在公众心中生根发芽。

在创设管理社会风险的制度时，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过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让人们产生一种承诺感和责任感。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做出的承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根据其自我认同和自尊的程度，他们履行这个承诺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不同。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思维框架重塑，让人们觉得一份长期风险管理协议是个人在完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是一种自由选择，也是一种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的选择，同时还是一份在风险被识别之前形成的协议，这样的话，公众对此类协议的接受程度也会较高。如果我们想要创设不平等保险和跨代社会保障体系，那么这种思维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会增强本书中提到的其他风险管理理念的可行性。要推动这种制度的出现，公众必须认可一个关于风险分摊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要保持稳定不变。

人类社会过去就已经成功进行过这种强有力的思维框架重塑。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推出残疾、医疗和社保等体系时将它们称为“保险”，使得这些制度在人们的心目中具备了合法性。美国推出社保体系时，个人缴纳的款项被称为“贡献金”而不是“税款”，因此人们按照自己曾经的付出在未来收取回报时就具有了合法性。把低收入补贴重新规划为所得税抵免，促进了人们对这个概念的接纳。

但强有力的思维框架重塑还不是挑选适当的名称那么简单，它同时需要我们给这些制度设计出合理的结构，使其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使那些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持久不变的良知对这种最初的思维框架起到不断强化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创设跨代社保体系时必须将其做成一种工具，用来有效平衡不同世代的人所承担的真实而重大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要在承担不同风险的国家之间签订风险管理协议，并且通过有前提条件的、合理的转移支付条款保证这种协议的执行最终形成比较合理的结局。

设计结构非常重要，举例来讲，在创设不平等保险时，我们需要一套能够控制收入分配结构的、经过准确定义的累进式税制，用其取代现行的、由政府武断决定的累进式税制。把这种基础概念和不平等保险这个名字绑定在一起，能够准确地向人们传达这个工具所起的风险管理作用，如果将其作为严肃的社会协定推出，那么社会就能够应对未来收入差距突然扩大的风险。

新金融秩序有效运行需要具备几个前提：一是通过适当的思维框架重塑保证其管理的都是我们希望避免的重大经济风险；二是其内涵必须足够全面，以保证其能够触及公民福利的最基础层面；三是其定义必须足够合理，以防未来有人以其根基不稳为由挑战其存在的合理性。

重要的实验

无论我们做多少理论研究，仅靠抽象的原则指导，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何实际创设风险管理工具。现在还没有人开发出定义极好的风险和道德危害理论模型，我们也不可能依赖这种不存在的工具在第一次尝试时就创设出能够完美运行的风险管理工具。过去，企业是进行实验的主体，其通过实验的结果塑造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对于那些可能改变人类社会的金融创新，我们也需要进行同样的实验。我们必须从多种小型实验入手。

公众通常都不指望经济创新能够发挥其全部的功能。他们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经济创新的所有潜在影响。但是不同的国家、地方政府、交易所、银行和保险公司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实验。我们必须把那些有可能带来根本性转变的创新，也就是最后可能被全球各个国家照搬的创新，列为实验的优先对象，即优先对那些声称能够发现根本性转变机遇的创新理念进行实验，而对其进行的实验必须安排一些成功概率较低的场景进行检验。

在金融创新的实验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主要角色。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研究经费的方式支持实验，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低收入补贴实验就最终实现了我们的税收体制的重大变化。不幸的是，这种实验现在非常罕见，其实政府还可以刺激企业进行此类实验，比如给实验成果显著的企业颁发金融专利，使其享有更好的经济资源，并且专利局也可以更方便地评估实验的结果。

私营企业进行的实验也催生了许多金融创新，我们可以把进行实验的企业转变成专门的实验室，为创建新金融秩序而专门开展所需的实验。过去，金融界在创新方面有非常卓越的表现，而且也有进行实验的意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趋势在未来也会持续下去。

在有实验的前提下，我们就需要持续研究实验的过程和结果。我们还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寻求创新的启示，因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东西更有可能扩大使用，并且发展中国家通常具有非常强的实验动力。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幕府时代就诞生了期货市场。中国设置了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俄罗斯也开发了加里宁格勒这样的自由经济区，世界各国都能从这些创新中发掘价值。我们还需要从正处在经济困境中的国家身上汲取经验，这些国家可能正在遭受高通胀或不稳定的汇率，它们最有动力实验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由此验证其是否有效。我们从通胀不受控制的国家学习编制指数的方法，并从处在其历史低谷的智利身上汲取指数型会计单位的经验。

大多数有可能带来激进创新的金融实验都需要经历长时间的验证，其持续的时间不是以月计，而是要按年来算。智利就花了15年时间才使发展单位成为公众能够接受的会计单位。当德国推出社会保险体系之后，世界其他国家基本上观察了几十年才认可其有效性。改变公众的思维模式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推出一项金融创新的初始阶段，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可执行的金融创新方案，另一个是向公众推广这种创新的新想法。公众只有长时期观察这种创新的运作效果之后，才可能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条件。

行动与机遇

我在本书中提出了六个重要的风险管理新理念，以及应该与之配套建成的经济基础设施的概念，这些创新可以把金融管理的手段从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延展出来，覆盖每一个普通人，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是否富裕，也无论我们面临的风险本质如何。每个新理念都会给社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如果这几个理念都能变成现实，那将是异乎寻常的成就。不过我们总要从某个地方着手执行。只要能实现其中一个，哪怕实现的形式与我的提议有一定差距，那也能算作一项重大改进了。这六个理念相互支持，循环促进，所以只要实现了一个，就更容易执行下一个。

在本书最后的部分，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在真正执行这些新理念的情况下，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金融大众化意味极大地扩展金融行业，使其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也能发挥重大作用。形成这种局面之后，社会上必然出现新的行业，还会出现很多需要人们完成的任务。

如果想要推出生计保险或者住房权益保险，我们必须对保险行业进行改革，通过这种改革，使其对普通人生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现有的水平。我们现在能够给早逝的人的遗属提供保险，日后我们所能制定的保险合同要比这种合同更重要，保险行业覆盖的范围比现在更广。

如果要推出宏观市场证券，就要对现有的金融市场进行变革。由单一家庭住房宏观证券组成的市场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全新资产流动性市场，其市值将远远超过现有的股票市场。交易国内生产总值宏观证券的市场，其市值将达到目前全球股市总市值的10倍甚至20倍。这种市场的存在，一方面对全球经济的运转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证券行业的业务范围将得到极大的扩展。

推出收入挂钩型贷款则需要我们对贷款市场进行重大改革，这种改革将使贷款人更深入地参与风险管理，使他们能够帮助普通人降低破产和经济地位下降的风险。向企业和政府发放贷款的制度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推出不平等保险、跨代社保体系和国际化风险管理协议将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多地考虑金融原则，其力度将远远超过现有的水平。由于这些风险管理制度可能引发道德危害，所以它们意味着普通人最重大的风险由政府管理，而并不代表着行政人员的大量增加。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极有可能给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特定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推广这些风险管理手段有助于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

企业和政府都应该参与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创设和管理工作。我们应该把数据供应发展成一个规模更大的行业，也就是由能提供全球风险信息数据的企业组成的行业，其提供的数据覆盖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他们能够通过最好的科技手段，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使公众能够为了管理风险而广泛地调用数据。

企业和政府也应该共同开发新的计量单位，就是指数型会计单位。政府应该迈出这个领域的第一步，比如，以指数型会计单位重新定义税务等级，并且通过立法给这种新单位赋予合法地位。一旦建成最初的单位之后，我们可以预期私营企业会以政府推出的单位为中心，开发出其他可选的单位，使得整个计量体系可以在竞争中得到发展，由此也就能更好地反映人们的真实需求。

在建立新金融秩序的过程中，许多人都要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这些工作都是值得的。新金融秩序必然使社会发生本源性的改变，在转型过程中，所有为其而做的工作必然占据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不能一直以现有的手段控制经济风险。新生的科技在令人惊异的同时肯定带来新的风险，我们应该对新科技手段加以改造，用它们管理自己造成的风险。我们不能把繁荣当作理所应当的现实。在科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记得经济体系的孱弱，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新信息技术手段控制风险。新金融秩序必然给我们带来新的商业机会，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抓住机会发展。我们应该尝试那些一开始看上去不易接受甚至不可执行的风险管理理念。我们应该为在较大范围内推出风险管理方案做好准备，应该为追逐可能造成巨大灾害的风险做好准备。

后记

多年来，我的写作风格一直不断变化。现在，我在写作过程中通常要借助无数人的力量，有时他们能帮助我过滤现有的观点，有时能为我提供富有新意的想法，有时能帮助我验证事实，有时能帮助我发现真正值得了解的要点。有时我甚至感觉与人交流的时间远远超过实际写作所用的时间，但无论如何，这些交流上的时间投入都是值得的。因此，本书的问世也得益于无数人的帮助。

在所有与我合作编写此书的人当中，阿兰·韦斯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曾是我在耶鲁大学教过的学生，后来我们一同发起了凯斯–席勒–韦斯公司（现在成为费哲金融服务公司的子公司），他曾任该公司总经理。他是一个有无数精彩的新观点的人。我和阿兰一起开发了多个金融创新理念，包括区域房地产期货市场、住房权益保险，以及一种被我们称为“宏观证券”的宏观市场工具。

可以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从根基上帮助我理顺了写作思路，在这方面他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没有他的才智，这本书就不可能面世，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和建议，我根本写不出这本书。亨宁·古特曼（Henning Gutmann）最近刚刚离开耶鲁大学出版社，他也是一位编辑，与我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曾就一些观点和他进行深入的交谈。

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斯也是我在耶鲁大学教过的一名学生，他也帮助了我撰写本书。我们共同开发了一套关于最优市场定义的数量化理论，迄今有5年时间了，这套理论帮助我精练了书中的很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全世界各国综合国民收入的理论，这套理论也是我们首先联名发表的。

本书中的很多观点从根本上讲都源于耶鲁大学的学术传统，毕竟我在这里度过了20年的时光。已故学者詹姆斯·托宾对我有启蒙式的影响。对我而言，他开发的风险分散数量化理论、风险管理实际操作创新、耶鲁大学学费延交项目，以及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心实意的关注都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激励因素。他与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的精准测算经济福利程度的理论也鼓励了我，使我相信通过定量研究也能开发出用于改善社会状况的理论。威廉·布雷纳德（William Brainard）和特雷内尔·多比尔（Trenery Dolbear）共同研发的关于管理人生风险的理论是我关于宏观市场理论的直接领路人。对我的理论产生影响的还有约翰·扬纳科普洛斯（John Geanakoplos）关于信息传播和非完整性市场的理论，以及马丁·舒贝克（Martin Shubik）关于交易系统的研究。

凯斯–席勒–韦斯公司的其他同事对本书的出版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卡尔·凯斯帮助我开发了房地产期货市场的理念。在他的引导下，我懂得了以优质的指数测算核心概念的重要性，他还为我提供了此次研究的源生猜想。霍华德·布里克、戴维·科斯塔、杰·库姆斯、尼尔·克里希纳斯瓦米、琳达·拉德纳、特里·勒布斯、詹姆士·米里以及其他凯斯–席勒–韦斯公司的同事们都在我这个发现之旅中贡献了力量。

我和阿兰·韦斯还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宏观证券研究有限公司，目前由首席运营官山姆·马苏奇掌舵。成立这家公司主要是为了开发新型风险管理工具。尼尔·戈登、拉里·赫西克、尤里乌斯·莱文和汤姆·斯金纳都在我们创建这家公司的起步阶段给予了帮助。我们的顾问团也给予了很多建议，这个顾问团的成员有约翰·坎贝尔、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和杰里米·西格尔。

本书的早期稿件曾经作为讲稿在多个场合面对不同的听众宣讲，其中包括：1998年2月斯普鲁伊尔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演讲，1998年11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公开课演讲，1999年1月麦克纳在圣文森特学院的演讲，1999年3月容特在冈扎加大学的演讲，2001年4月塞缪尔·莱文在韦恩州立大学的演讲，2001年5月肯尼斯·阿罗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2001年9月亨利·乔治在斯克兰顿大学的演讲，2002年1月在耶鲁大学的“与学者同行”演讲，2002年5月在法兰克福对欧洲中央银行的公共演讲，2002年10月在芝加哥大学作为金融论坛讨论议题，2002年12月在香港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进行讨论。这些不同场合的听众都给予了我很多反馈，对后续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写作过程中，我与很多人进行过讨论，并且获得了他们的意见或建议，这些人包括：路易斯·阿布勒、肯尼斯·阿罗、亚历山大·阿斯克兰、索拉布·必达德、阿玛·拜德、穆雷·比格斯、迈克尔·布泽尔、戴维·布莱德福德、戴安·科尔、戴维·达斯特、布莱德·德龙、基斯·登吉尼斯、穆罕默德·艾尔–爱瑞安、赫布·金提斯、纳德尔·哈比比、罗伯特·霍尔、亨利·汉斯曼、罗伯特·霍克基特、吉曼·荣、斯蒂芬·卡普兰、迈克尔·克劳斯、斯克里·特凡格、戴维·莱斯特、吉尔·迈赫雷兹、费利佩·莫兰德、斯蒂芬·莫里斯、杰西卡·帕拉迪赛、马茨·皮尔森、安德鲁·鲍威尔、约翰·奎金、塔诺·桑托斯、伊恩·夏皮罗、杰里米·斯坦、拉斯·斯文森、詹姆士·托宾、罗伯特·汤森、安德烈·乌可霍夫、萨瓦多·巴尔德斯–普列托、马列克·威列特卡和珍妮特·叶轮。

许多在耶鲁大学攻读学位的年轻人也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宝贵的帮助，他们是克劳迪奥·阿拉贡·里丘托、马龙·卡斯蒂罗、迈克尔·蒋、齐安·朱、彼得·迪瓦恩、彼得·法布里齐奥、苏尼尔·哥啼帕蒂、牧子春成、莫那里·哈维里、法帝·柯南恩、杰·康、乔治·科尼奥蒂斯、李凌风（音）、阿德里安·罗、马军招（音）、尼克拉·麦、迦叶·穆德里索格鲁、帕里克·内莫罗夫、斯蒂文·帕里克杰克、迈克尔·派乐、弗吉尼亚·雷米、伊莎贝拉·理查德特、基拉·莱丝姬娜、扎鲁赫·萨哈吉安、菲利普·肖、比约恩·蒂庞、迈克尔·沃尔普和马克西恩·沃夫维茨。我与他们每一个人都针对本书的稿件进行过至少几个小时的交谈，他们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帮助我不断深化书中的逻辑，促使我继续开展研究。

我特别要感谢的还是我的研究助手卡罗尔·科普兰，她一直忠实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格兰纳·埃姆斯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也给予了某些技术方面的专业协助。

本书是我毕生研究成果的集合，而支持我开展研究工作的就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过去10年间，我和理查德·塞勒、乔治·阿克尔洛夫等人一起组织了一系列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论坛，通过举办论坛能够保持我们和经济学领域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联系，而支持这些论坛的正是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专门拨给我一笔款项用于撰写本书。

我的妻子弗吉尼亚·席勒是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家，她是我从事人类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最持久推动力。在我写作本书的同时，她也在编写一本自己的专著，但她还是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这比其他任何一次写书的过程都更难能可贵。我们的两个儿子本和德里克都已经到了能和我开展学术对话的年龄，而且他俩都自愿成为我的研究助手，也对本书的撰写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学术界、商界、法律界和政府机关工作但是对我们的经济制度进行过严肃认真审视的人。我有幸从事经济相关工作长达数十年，有幸目睹无数理论家们推陈出新的理论不断公之于世。有时，聆听他们的理论会让人备受感挫折，甚至有时我都会认为他们的成果过于学术，与现实脱钩。但是在后来的持续研究中我也意识到，他们的理论模型有自身的合理之处，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他们的看法。通过在凯斯–席勒–韦斯公司和宏观证券研究有限公司任职，我也有幸以一线参与者的身份体验了金融社会，这使得我能够在行动中观察到新兴理念的诞生和发酵。有时，听到全新的观点或者与我的观点截然不同的理念也会让我备受挫折，原因在于这些观点往往难以付诸实践。这些理念听上去就像做白日梦一样，他们远离现实却还要抱怨现实给他们设置了太多障碍。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我还是意识到这些理念最终会在人们的观念中沉积下来，经过多年的演变，它们最终会成为现实的科技手段，而且往往都具有真实的社会功能。

知名专家和媒体推荐

罗伯特·席勒撰写的《新金融秩序》可以称得上是针对一个重大课题的重要书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席勒再次语出惊人了。在《新金融秩序》这本书中，他提出通过创新型风险管理工具不仅能提高富人的生活质量，而且能改善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我们能够针对生活中面临的各种严重的风险投保。任何人都能在这本优秀的书中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部分。可以说这本书预示了未来这个世纪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

——乔治·阿克洛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正如过去大多数哲学家都认可的那样，经济运转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社会运行的效率。《新金融秩序》的问世使罗伯特·席勒也遵循了这个光荣的传统，他通过卓越的经济理论指导人们创设新型金融制度，力求减少不可预知的风险给社会及其成员造成的危害。席勒的分析富有想象力，语言生动，对于那些同样追求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未来的读者来说，一定能在书中找到共鸣。

——彼得·伯恩斯坦，畅销书作者、投资顾问

席勒是一位有远见的经济学家，这本书一定会广受欢迎，读者肯定会热议其中的话题。这本著作为一个病入膏肓的问题开出药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年代，而与财富伴生的是同样可怕的经济不稳定性。

——赫伯特·金迪斯，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授

目前已经存在多样化的金融市场，能够帮助人们应对企业利润的浮动和物价的波动。但是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波动等对大多数人而言能够产生更重大影响的风险却没有现成的市场进行处置。我们如何设计适当的市场管理这些风险？罗伯特·席勒的书恰好细致地分析这个颇具挑战的课题。

——哈尔·R·瓦里安，《纽约时报》

生计保险、收入挂钩型贷款、不平等保险，这些只不过是罗伯特·席勒提出的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理念中的一部分……尽管实现席勒的倡议障碍重重，我们仍然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许多引人思考的新想法。如果我们以超前30年的眼光来看，我敢肯定地说他的这些理念中至少能有一个变成现实，敢和我打赌的人肯定会输。

——菲利普·科根，《金融时报》

如果说《非理性繁荣》冷静地分析了众人皆知但无人承认的社会现实，即全美民众对股票投资过度着迷，那么《新金融秩序》则像是一篇博士论文，其中分析的问题都还没有被公众认知。无论如何，席勒都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极致的想象力。

——汤姆·彼得伦诺，《洛杉矶时报》

席勒以一个非技术性的视角引导读者走入一个覆盖面极广的风险分析领域，他在书中引入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充分揭示了普通人如何识别和判断风险，以及如何保护自我不受风险的危害。虽然这个话题的受众可能比较有限，但是作者的行文风格使其得以将一个可能枯燥乏味的话题演化为一本带有一定娱乐性的读物。

——《抉择》

席勒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大胆。他的野心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兼具系统性。席勒想要成为全球金融体系重塑过程的激励者和引导者。《新金融秩序》一书详细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涌现破坏性创新的前提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抑制普通人可能遭受的危害，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以预防整个国家可能受到的危害。

——彼得·科伊，《商业周刊》

就算用最朴实的话来评论，席勒的观点也称得上是令人震惊……席勒先生本人也对所有理念能否成真持怀疑态度。但仅就这本书而言，其中包含了一些引人入胜的历史典故，至少也能被称作一本发人深省的著述。

——《经济学人》

席勒的雄心壮志可谓令人振奋，这也使得他的著述具备了其他商业类书籍缺失的特质：他的书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经济观念可能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转变。

——《纽约客》

《新金融秩序》这本书简单易读，而且让人愉快地联想到乌托邦式的美好社会。

——《华盛顿邮报》

一本激发思考的著作。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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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扉页

目录

前言

引言 一个经济安全、金融大众化的社会

用金融智慧管理风险

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

新金融秩序的图景

当前的风险管理

信息技术：大数据库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

金融理论与实践

心理学、行为金融学和既有思想框架

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

金融的道德范畴

本书的核心

第一部分 世界在前进，经济风险无处不在

第1章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1950年就有一个新金融秩序

重塑1950年后的历史

现实状况：1950年缺乏信息技术手段

应对金融风险迫在眉睫

第2章 经济风险就在我们身边

生活状况的可变性

为什么个人经济风险很少被提起

愚蠢的行为：用放弃机会规避风险

低估经济风险似乎是人类的本能

依靠家庭分摊风险

收入再分配：如何做得更有效

幸运的20世纪

不正视风险，就会面临风险

第3章 科技越进步，风险越小？

机器会让我们失业？

胜者为王

全球化：地理壁垒的瓦解

科技进步的另一面

直面我们的风险

第4章 四十大盗：经济风险多种多样

国家面临的风险

个人风险积聚成国家风险

战争和社会动荡下的经济风险

金融创新与多样风险

第二部分 科学与技术：构建新金融秩序的手段

第5章 大数据：新信息技术下的风险管理

金融与信息技术革命

大数据时代的金融

电子货币时代的来临

新科技能降低交易风险吗

大数据时代的身份验证

终结地下经济

透明的合同

新科技、新机遇

第6章 心理学：金融风险的另类思维

既有思维框架

设计锚点：新经济制度的前提

赌徒心理与高危风险

风险受情感支配？

财富分配如何做到你情我愿

言行一致与风险控制

等位交换和社会公正：世界所有人的追求

德国为什么发动“二战”：从金融史看思维框架

心理学影响金融创新

第7章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金融创新的本质

一个金融创新的例证

创新的传染性

人类最常犯的一个错误

激进的金融创新

第三部分 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

第8章 人生无忧：生计保险和住房价值保险

设计生计保险

生计保险的可选形式

生计保险与残障保险结合起来

生计保险与员工持股

住房权益保险

假如拥有生计保险和住房权益保险

第9章 宏观市场：重大风险的发源地

与股票市场的异同

创设宏观市场

宏观市场与善恶公正

为全世界创设的市场

为其他类型收入所有权创设的市场

根据职业不同而创设的收入所有权市场

根据收入水平和个人情况创设的收入所有权市场

为房地产创设的流动性市场

对既有思维框架的重塑

具备完善宏观市场体系后的世界

第10章 收入挂钩型贷款：摆脱经济困境和破产风险的工具

将收入挂钩型贷款与收入指数绑定

收入挂钩型贷款的先例

家庭问题

破产法应做相应的调整

收入挂钩型贷款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第11章 不平等保险：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如何计算不平等保险应付额

为什么要创设不平等保险

基本概念的衍生形态

紧迫性

政府的角色

思维框架的塑造和税率的设置

移民造成的问题

高税率对工作热情的抑制

不平等保险与分配公平

第12章 跨代社保体系：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分摊风险

当前的社会保障贡献和福利计算公式

跨代社保体系简化案例

在家庭成员之间分摊风险

跨代社保与个人账户投资的对比

为全社会提供的保障

第13章 国家也可以发展无忧：风险控制国际协议

国际风险分摊协议如何有效运行

如果印度能与其他大国签订风险管理协议

并不需要组建全球性政府

当今世界各国的风险分摊

风险分摊是国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四部分 构建新金融秩序

第14章 大数据库：金融秩序的根基

建设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

大数据库如何运营和维护

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大数据库

提供企业收入信息

大数据库与税收结合

为慈善捐助预留的接口

为遗嘱预留的接口

大数据库：管理我们的经济生活

第15章 从根源上解决通货膨胀：新计量单位和电子货币

智利发明的发展单位

一个更简单的名字：篮子

货币幻觉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成功

勇于面对通胀风险的挑战

指数型会计单位和新金融秩序

建立信任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先例

延伸发展单位的概念

调低通用时长

通过改变会计单位促成经济转型

第16章 新金融秩序：从理论到现实

恰当地识别风险

获得公众的支持

第五部分 新金融秩序：让世界变得完美、有序

第17章 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创新

货币的出现

当代股票市场的出现

期货市场的出现

人寿保险的出现

风险终结于金融创新

第18章 现实案例：各国的金融风险管理

什一税和天课

所得税

低收入补贴

所得税抵免

医疗和意外保险

社会保障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结论

结 语 一个激进的金融创新模式

风险揭示

重塑强有力的思维框架

重要的实验

行动与机遇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