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帝国：英国海军的兴衰（全2册）【《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最佳畅销书】 (甲骨文系列)
Author: [英]本·威尔逊(Ben Wilson)
Date: 2021-01-12

EMPIRE OF THE DEEP：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NAVY
by

BEN WILSON

©Ben Wilson 2013

First published by Weidenfeld & Nicolson，
a division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Lond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凡大事者，靡不有初，直至余晖尽消仍聚其英气不散，方可谓彪炳史册。

——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献给康拉德

他出生于巴夫勒尔-拉和岬海战期间

并纪念

亲爱的杰米·布里斯托克（Jamie Brigstocke）

目录

前言

鸣谢

深蓝帝国：英国海军的兴衰（上）

- 封面
- 前折页
- 书名页
- 文前彩插

- Ⅰ 无主之海：至1603年

- 简介

- 第1部分 岛屿入侵

- 第1章 英格兰（793～878年）
- 第2章 海上流徏者（878～901年）
- 第3章 必争之地（901～1066年）
- 第4章 横渡英吉利海峡（1066～1221年）

- 第2部分 酒和羊毛

- 第5章 亦商亦武（1221～1335年）
- 第6章 谁主沉浮（1336～1399年）
- 第7章 捍卫王土（1399～1509年）

- 第3部分 大西洋

- 第8章 止步不出（1509～1530年）
- 第9章 热血新大陆（1530～1556年）
- 第10章 英国大炮（1556～1568年）
- 第11章 革新（1568～1585年）

- 第4部分 无敌舰队

- 第12章 “伟大事业”（1585～1588年）
- 第13章 开战（1588年）
- 第14章 危机重重（1588年7～8月）
- 第15章 战后余波（1588～1603年）

- Ⅱ 国家海军：1603～1748年

- 简介

- 第5部分 陷入困局

- 第16章 巨人倾颓（1603～1628年）

- 第17章 “海上君王”（1629～1642年）

- 第6部分 浴火重生

- 第18章 新模范海军（1642～1652年）
- 第19章 战列线（1652～1653年）
- 第20章 报国（1653～1660年）

- 第7部分 海之子

- 第21章 地中海俱乐部
- 第22章 海战舰队
- 第23章 “丹吉尔人”
- 第24章 急不可耐（1677～1694年）

- 第8部分 主宰吧！大不列颠

- 第25章 联合行动（1694～1713年）
- 第26章 秉承天命（1713～1744年）
- 第27章 衰落与复兴（1744～1748年）

- 后折页

- 封底

深蓝帝国：英国海军的兴衰（下）

- 封面
- 前折页
- 书名页
- 文前彩插

- Ⅲ 成就辉煌：1748～1805年

- 简介

- 第9部分 杀手本能

- 第28章 雄师待战（1748～1757年）
- 第29章 反击（1757～1759年）
- 第30章 基伯龙湾（1759～1771年）

- 第10部分 舰队司令官的统军之道

- 第31章 战争的科学（1772～1779年）
- 第32章 战术（1779～1782年）
- 第33章 打破战列线（1782～1792年）
- 第34章 老将（1793～1794年）

- 第11部分 至亲袍泽

- 第35章 鸡蛋和培根（1794～1795年）
- 第36章 年轻军官培育所（1795～1797年）
- 第37章 火炼真金（1797～1798年）
- 第38章 尼罗河（1798年6月30日～8月2日）
- 第39章 战争与和平（1798～1803年）
- 第40章 追击（1803～1805年）
- 第41章 大战（1805年10月21日）

- Ⅳ 称霸、抗争和衰落：1805～2013年

- 简介

- 第12部分 权力

- 第42章 信仰（1805～1842年）
- 第43章 呼风唤雨（1842～1860年）
- 第44章 军备竞赛（1860～1899年）
- 第45章 濒临险境（1899～1914年）

- 第13部分 帝国黄昏

- 第46章 因果相循（1914～1916年）
- 第47章 日德兰半岛（1916年5月31日～6月1日）
- 第48章 止战之战（1916～1922年）
- 第49章 艰难时日（1922～1939年）

- 第14部分 背水一战

- 第50章 “皇家方舟”号（1939～1940年）
- 第51章 修罗杀场（1940～1941年）
- 第52章 大决战（1942年）
- 第53章 西海路（1942～1943年）
- 第54章 有序灭杀（1943～1944年）

- 第15部分 衰退

- 第55章 东苏伊士（1945～1982年）

- 第56章 终章：止于银海之上（1982～2013年）

- 术语表
- 参考文献
- 注释
- 索引
- 插图说明
- 版权页
- 后折页
- 封底

前言

一位乘客如此描述眼前的舰长：“他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是第一个令我见过以后就联想到拿破仑和纳尔逊的人……他对周围所有人都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在见到他之前你怎么都无法想象，他轻微的赞许和责难对每一个人有着何等的影响。”
[1]

这位乘客名叫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31年年末随“比格”号（Beagle）出海时22岁；他提及的舰长名叫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时年26岁。达尔文目睹了巅峰时期的皇家海军。“比格”号出海前，达尔文还参观了HMS
[2] “卡列多尼亚”号（Caledonia），这是一艘载有120门炮的战列舰，犹如狰狞的海上巨兽。“船舰的身形如此庞大，令人惊叹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以及其中的秩序又是如何实现的。走近她时可以听到阵阵嘈杂声，就像一座远处的城镇在晚上传来的声音。”
[3] 还有一次，他见到HMS“比格”号的下层甲板后颇为感慨，那是水手们进餐和睡觉的地方，他觉得甲板的整洁程度甚至令许多绅士的房子都相形见绌。

运转有序、号令严明、环境整洁，这些是皇家海军的标志。船舰就像上了润滑油的机器一样运行无碍。训练和演习让船员们学会团结协作，像齿轮一样有序运行，将一台复杂无比的机器变成了一艘可以战斗的船舰。不列颠水手守纪、高效而且强健，统领他们的长官十分专业，船舰运行平稳，这些要素把皇家海军推向了世界海洋霸主的宝座。

16年前，19世纪的另一位大人物也登临过不列颠战舰。1815年7月15日，拿破仑向HMS“柏勒罗丰”号（Bellerophon）舰长做了其生命中最后一次投降。“你的战舰有一点最令我佩服，”他一边看着船员们升起小艇、转动绞盘并升起顶帆，一边告诉舰长，“你的船员默不作声，严格按照命令行事；法国的船上所有人都在吵嚷着下命令，吵吵闹闹，跟一群鹅一样。”
[4] 不列颠水手在进行日常船务时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按规矩行事，对下达的命令从不提问、绝对服从，正因如此，他们在血腥狂暴的战斗中依旧能从容不迫地发射一轮又一轮舷炮，比如基伯龙湾（Quiberon Bay）海峡之战、桑特（Saintes）之战、尼罗河（Nile）之战和特拉法尔加（Trafalgar）之战。皇家海军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在混乱中坚守秩序。

菲茨罗伊舰长生于1805年7月，3个月后特拉法尔加战役打响了。他14岁成为候补军官、23岁成为HMS“比格”号代理指挥官，同时还加入了由一群海军军官组成的兄弟会，他们继承了标准严苛的领导能力和航海技术。菲茨罗伊注定会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他身上具备一系列19世纪海军武官所应有的优点。他出身名门望族：祖父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是当时的首相，叔叔卡斯尔雷（Castlereagh）于1812年至1822年任外交大臣。

菲茨罗伊的身世背景可谓无可挑剔，不过在海军中仅有贵族身份还不够。达尔文眼中的菲茨罗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其实后者的优秀品质在海军所有舰长的身上都有体现。海军自17世纪开始吸纳士绅和贵族子弟，这些孩子幼年时（有些年纪小的只有9岁）就被带到海上学习实用的航海技术——如捻接缆绳、打绳结、拉绳子、发射火炮——和行船技艺以及海战战术。他们在海上学艺时和格里姆斯比（Grimsby）的渔民别无二致。1677年以后他们要通过考核才能成为军官——这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激进的精英培养理念，因为那个年代统兵之权还被认为是贵族的特权。由此，海军中的领导人物不仅身份高贵，同时还亲历过经年累月的海上生活。菲茨罗伊在皇家海军军官学校（Royal Naval College）获得过数学奖，还是第一个以满分通过副官资格考试的人。人们视其为当时最优秀的海员之一。

不过考验他勇气和领导能力的不是海上战斗，而是海上的天气。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地处南美洲最南端，海滨条件十分险恶，1828年，“比格”号舰长在火地岛附近自杀，菲茨罗伊接管了这艘布里格帆船（brig）
[5] 。当时有两艘船舰正在南美洲执行水文测量任务，“比格”号就是其一。远航的领头人是HMS“探险”号（Adventure）的舰长菲利普·帕克·金（Philip Parker King），他早年因探索并测量澳大利亚海岸线而名声显赫。火地岛的测量任务很艰难。之所以进行此类水文调查，是为了搜集航海信息，供海军部制作内容详尽的海图。海上风暴肆虐，温度也在零度以下，金和菲茨罗伊继续带领队伍中的幸存者执行任务。

在这些远航探险的磨砺下，海军将士的忍耐力和驾船技艺被推到了新的高度。像菲茨罗伊这样身处远航探险第一阵线的军官，推动他们的是探索科学的热情。在部分海军部官员的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热情。1831年，海军水文测绘官（Hydrographer of the Navy）弗朗西斯·蒲福（Francis Beaufort）上校建议查尔斯·达尔文随菲茨罗伊一同参与“比格”号的第二次远航。达尔文准备对环球航行途中遇到的陆地进行地质考察。菲茨罗伊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进行天文观测，测定同经度设定点之间的子午距。

这些考察活动旨在为海军部的知识库补充重要信息。1815年之后，征用来保卫不列颠抵御拿破仑侵袭的数百艘小型船舰被改造成测绘船，测绘世界海图，让商船能够安全航行。1815年至1817年，作战上校威廉·菲茨威廉·欧文（William Fitzwilliam Owen）测绘了五大湖（Great Lakes）和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上游。金上校绘制了澳大利亚海岸线的海图，搜集了地貌、植物群、动物群、气候以及当地人口的信息。1821年至1826年，欧文上校测绘了2万英里的非洲海岸。欧文此行可以说是所有远航测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他手下一半的船员和44名军官中的31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他为海军部带回了300张海图，它们对海军抗击奴隶制的战争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也正是这一讨伐行动激励欧文挺过数年的煎熬。到1850年，所有与印度洋搭界的海岸线被全部制成海图，这项始于欧文上校的事业终于彻底完成。

在北极，海军军官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爱德华·帕里（Edward Parry）和约翰·罗斯（John Ross）率领远航探险队顶着酷寒测绘海图，搜寻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1839年至1843年间，詹姆斯·克拉克·罗斯（James Clark Ross）测绘了南极洲海岸线的地图。海军的水文测绘官还测量了气候环境温和得多的地中海海岸线和群岛。托马斯·格雷夫斯（Thomas Graves）耗费10年时间测绘地中海东部区域，并将这一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呈现给世人。

所有这些远航带回了途经之地在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信息和草图。这些内容不是光靠眼睛粗浅一看就能得来的。1857年至1858年，HMS“阿伽门农”号（Agamemnon）和USS
[6] “尼亚加拉”号（Niagara）首次英勇地尝试在大西洋海底铺设一条2000英里长的电报电缆。电缆断裂之后——第一次尝试时的常见状况——还得从3200米深的海底把它捞上来。这次尝试成为全球通信革命的发端，还无意间带领人们发现了海面下的新奇世界。1868年，海军派出首支海洋学探险队。直到1872年至1876年，HMS“挑战者”号（Challenger）完成行程7万英里、历时3年半的远航为止，海洋学才迎来首个重大突破。“挑战者”号进行了无数次的深海测深、温度测量、水文拖曳观测和挖掘，探测世界各大洋的海床，发现大约4700种新型海洋生物。爱丁堡（Edinburgh）“挑战者”号办事处出版的科学报告多达50卷。

不过从科学史角度来说，所有海军探险中最重要的要数“比格”号探险。达尔文和菲茨罗伊的那趟远航历时5年。达尔文途中所做的观测为他日后提出进化论奠定了基础。对达尔文来说，在海上的日子非常煎熬，困在一艘小船里漂行海上的生活令他十分难受。虽然与富兰克林和帕里的北极探险相比，他们的航程还不算特别折磨人，但达尔文的遭遇提醒我们，这类远航探测即便在境况良好的时候也是很艰苦的。1815年至1914年，海军没有参与过多少战斗。将士中最能秉承海军英勇气概和精良航海技术传统的就是那些参与测绘的人。他们把科学探索变成了新的海军传统。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的远洋探险最能彰显出扎根于皇家海军军官身上的韧性和领导能力。

19世纪的远航科学探险展现了皇家海军在巅峰时期的实力。这既是不列颠国力鼎盛的标志，也有宣示威权以及其他很多功用，不过绘制地图是这些功用中最为重要的。地图是所有权的象征，而且部署战略战术都需要用到海图。最伟大的测绘者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上校的海洋生涯发端于1758年，他在圣劳伦斯湾（Gulf of St Lawrence）担任水道测量官，当时不列颠正与法国为争夺加拿大的控制权而交战。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威廉·欧文在布雷斯特（Brest）沿海学会了探测技术。对皇家海军而言，全世界海岸线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块区域。不列颠战舰正是从这里开展持续不断的巡逻，并将法国海军困在他们的大西洋港口中。比斯开（Biscayan）海滨礁石林立，风高浪急，还有潜藏的浅滩，乃险恶之处。自中世纪起，这里就一直是不列颠水手的成长之地。它也是维系不列颠全球霸权的一处战略要地。海军对每一处暗藏的锋利礁石以及迷宫一样的航道都极为熟稔，凭此将法国舰队死死封锁，毫无后顾之忧地畅行全世界。

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彻底结束以后，水文学家不再仅仅是军队的象征，他们也是军队的利器。测绘官和他们的船员需要接受战斗训练，驾驶的船多为炮艇。同时，他们在帝国疆域的边界处完成的本职任务亦有巡逻之用。他们打击奴隶贩子，驱逐海盗；不列颠贸易商和外交官在当地遭遇纠纷时依靠他们的帮助维持局面；他们还负责与当地的统治者签订协议。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格言。海军揭开了世界上神秘未知之处的面纱，开辟出地图上曾经空白的地方供贸易商进入。非洲和南美洲的测绘完成之后，远航队又被派往中国、日本、马来亚（Malaya）、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和婆罗洲（Borneo）。19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将被迫与西方世界通商。比如1841年，水道测绘官带领一支海军远征队沿长江溯流而上170英里。通过两种方式，海军测绘队伍使亚洲海域成为可以安全航行的地方：制作海图，并且把炮口对准海盗和几无还手之力的当地官员。水文学家成为贸易商、驻外领事和殖民者的先驱。

他们制作的海图成为海军献给世界的礼物：这些图没有被当作绝密信息保护起来，而是被公之于世，让所有贸易者和任何国家的战舰都能在海洋上安全航行。海军部还发布了非常宝贵的航行指南、灯塔列表和潮汐时间表。

绘制世界地图十分奢侈，只有对本土和海外安全形势都极为自信的国家才乐于做这样的事情。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皇家海军成为一支无人可撄其锋的世界性力量。原本守卫疆土、击败敌人所需的船舰和人手被派到了遥远的大洋和地球两极的冰封雪地。海军继续为本国贸易保驾护航——以前是以战争的形式，现在则是科学。

海军有能力把测绘官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于同样的原因它能够设立殖民地、用炮艇扩张本国贸易势力。它掌握全球影响力的唯一原因，就是不列颠已将1000年来无数折磨、困扰自身的海上威胁彻底征服。

为战胜自深海而来的危险而挣扎奋斗，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这一史诗壮举。书中不仅有不列颠曾独霸海上的内容，同样也有霸主地位悲壮地消逝于20世纪的内容。本书将始终围绕这篇前言中所列的两条主旨展开。其一，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训练、战斗和传统的缓慢积累，皇家海军被磨炼成一架所向披靡的战争机器。其二，不列颠克服重重障碍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世界海事强国。长久以来，不列颠群岛上的诸王国一直都深受海洋之苦。对这些最后聚集为大不列颠的王国来说，它们在海上的卓越地位绝非不劳而获的。英格兰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一个财力贫弱的三流海洋国家。完全是靠无数政治上的努力，英格兰及之后的不列颠才得以打造出日后令全世界畏服的海军。这就是相比于绝大多数研究皇家海军全史的历史学家，我对其过往探寻得更深的原因。不了解皇家海军初期发展的历史，就无法全面感受海军在纳尔逊时代的不凡，无法真实了解我们今日的处境。

很少有国家像不列颠对皇家海军这样，对三军的某一军种如此热衷与眷恋。我们现代人应当细心体会海军曾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不列颠注定要统治海洋——其缘起已迷失于时间的迷雾之中——这一信念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其预言的情形才会实现。不列颠人的民族认同感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海上铸就的。如果脱离这个事实就很难理解不列颠的历史。

值得警醒的是，我们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自1945年起我们就丧失了海洋危机意识。在这个搭飞机旅行或乘车横穿英吉利海峡隧道的时代，我们对自己岛民身份的认同感也已消散殆尽。但是海洋终究会以自己的方式闯入我们国人的生活。

[1] P.Nichols，Evolution’s Captain：the tragic fate of Robert FitzRoy，the man who sailed Darwin around the world （2003），p.145

[2] Her/His Majesty’s Ships的缩写，意为“女王/国王陛下的船舰”。下文统一保留HMS，不再译出。——译者注

[3] R.D.Keynes，Charles Darwin’s Beagle Diary （Cambridge，1988），pp.9-10

[4] D.Cordingly，Billy Ruffian. The Bellerophon and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the biography of a ship of the line，1782-1836 （2003），p.253

[5] 两个桅杆都配置横帆的双桅帆船。——译者注

[6] United States Ship的缩写，意为美国海军船舰。下文统一保留USS，不再译出。——译者注

鸣谢

近几十年中，英国海军历史方面的著作可谓千帆竞发。许多学者令我受惠良多，所以我诚挚希望《深蓝帝国》的读者也能有机会读一读他们的著述，以下仅列举一小部分以飨读者。关于17世纪末之前的早期海军历史，我推荐Kenneth Andrews、Bernard Capp、J.D.Davies、David Loades和Susan Rose。对于18世纪皇家海军的研究则推荐Jeremy Black、Daniel Baugh、Michael Duffy、Richard Harding、John Hattendorf和Brian Lavery，他们的成果提升了我们对该时期历史的了解。Sam Willis的新书《胜利时刻》（In the Hour of Victory ）很值得一读，此书将大英图书馆馆藏资料中发现的大量重要信件呈现给人们，可惜我写作本书时此书尚未付梓，颇为遗憾。新近出版的一些关于纳尔逊的传记和专家研究成果推动纳尔逊研究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其中尤值一提的作者有Roger Knight、Colin White和John Sugden，其中John Sugden的两卷本传记更是无可取代的佳作。关于19世纪皇家海军，Andrew Lambert的一系列新作独领风骚。历史学家当中给海军研究带来彻底改变的人物自然要数N.A.M.Rodger，他的两卷本（很快将增为三卷本）不列颠海军史著作非常值得一看。

私人事务方面，我要极力感谢我的代理人Clare Conville，以及她的助手Alexander Cochran。感激Weidenfeld & Nicolson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尤其是Holly Harley、Jess Gulliver和Alan Samson的辛勤付出。编辑Bea Hemming的能力无可比拟。最后，这本书能够得以完成还少不了我母亲Marney和我的夫人Claire对我的爱护和支持。

不列颠地图，Matthew Paris 绘制，1250年。

“高克斯塔”号，藏于奥斯陆的挪威海盗船博物馆（Viking Ship Museum）。

1340年6月24日，斯鲁伊斯海战。和陆地上的战斗相似，海上的战斗非常野蛮、粗暴且简短，但海战的空间是有限的，还有坠船溺亡的风险。

“主恩亨利”号，也被称作“伟大的哈利”号。AnthonyRoll，1546年。这艘巨大的海上城堡是亨利八世海军的骄傲，也是他皇权的象征。

英格兰战舰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在格拉沃利讷附近鏖战，1588年7月28日。

皇家海军一次无情行动的后果。一条线上的12艘法国战舰被海军少将乔治·鲁克率领的袭击队点燃，1692年5月。

皇家海军的耻辱：1667年6月9～14日，荷兰人在入侵梅德韦行动后，驾着俘获的约克公爵詹姆斯亲王的旗舰“皇家查尔斯”号驶出查塔姆。

一艘正在与巴巴里海盗作战的英格兰护卫舰，1680年。17世纪晚期对地中海区域的海盗行动的征战促进了海军部转型。

历史上，没有几位军官像乔治·安森一样给皇家海军留下了如此持久的印记。他环游世界的经历被颂为传奇，1747年第一次菲尼斯特雷战役的胜利让他跻身伟大海军将领万神殿。安森的改革措施、管理上的才能、战术上的天赋对皇家海军在七年战争之后统治世界上所有海洋有很大助益。

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在成年之后就在皇家海军服役，服役时间为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初。他参与了多场海军最残酷的战事。从1689年至他因海难逝世的1707年，他指挥海军与法国人战斗，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英国的造船厂受到了全世界的艳羡，它与国家的自豪和海军力量的根源密切相关。1755年10月21日，在此处完工的HMS“剑桥”号从干船坞中漂出下水。HMS“皇家乔治”号正抛锚停在泰晤士河河面上。画作正中央正在建造的是安森最新的、舰载74门火炮的第三代战列舰之一。

追逐与杀戮：第一次菲尼斯特雷战役，1747年5月3日。这场击败法国人的大胜将海战的战火延伸到了大西洋。

理查德·豪勋爵。他是一位有缺点的天才，18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中，他为推动皇家海军改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基伯龙湾海战，1759年11月20日。它是皇家海军历史上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HMS“布朗斯维克”号正在和法国战舰“人民复仇者”号和“阿喀琉斯”号交战。极少有画作能捕捉到风帆时代即将开战时那种令人不安的战舰接近过程，桅杆和风帆的一片混乱，以及笼罩了整个场景的硝烟。

皇家海军最著名的HMS“胜利”号正驶离英吉利海峡。

Ⅰ 无主之海：至1603年

简介

载他的小艇最多也就小帆船那么大，但艇上配有8名桨手。乘船的人亲自掌舵，他29岁的年纪，不老也不年轻。973年的某个夏日，乘着游艇平稳笔直地在迪依河（Dee River）上下穿行，无疑是一大乐事。

这位乘客和舵手正是埃德加，他惬意地看着船员们划动船桨。其中一人是阿尔巴国王肯尼思（Kenneth），还有一人是曼恩群岛的国王马格纳斯·哈罗德森（Magnus Haroldson）。和他们一起干活的桨手分别是坎布里亚（Cumbria）国王马尔科姆（Malcolm）、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国王唐纳德（Donald）、格温内斯（Gwynedd）国王雅各·伊德沃尔·弗尔（Iago ab Idwal Foel）。这8个人要么是不列颠王国的国王，要么是这些王国的继承人。他们遵照埃德加的召集来到切斯特，许诺成为“他海上和陆地的盟友”，他们已经公开宣布承认他作为英格兰之王的最高统治者地位。当埃德加登岸后走向自己的王宫，他听到随行的侍臣们说“以后他的每一位继承人都能夸耀自己是英格兰之王，同时能够享有众多国王任其调遣的尊荣”。

埃德加之所以能让邻国统治者效忠自己，是因为他的舰队——这支舰队的实力投射范围远至赫布里底群岛，能守御不列颠的疆土安全。船舰是获得权力的关键。埃德加以“和平者”广为人知，不过和平是因为他对不列颠周围的海域毫无秩序状态的警惕。《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言：“之所以能在英格兰任意攫取，既不是因为舰队的荣耀，也不是因为主人有多么强大。”
[1] 为了维持这种夸耀，埃德加每年都会把舰队分为四支，分驻在海岸线附近，对不列颠形成环绕之势。

500年后，另一位年轻的英格兰国王也亲自指挥船舰。亨利八世异常喜爱巡视自己的战舰队伍，而且喜欢向外国显贵们炫耀这些战舰的大小、新式技术和火力，他希望这些人能将英格兰惊人的海防力量汇报给他们的君王。1514年6月，亨利宣布巨大无比的“主恩亨利”号（Henry Grace à Dieu）进入服役期，此舰是其极为心爱和骄傲之物。随同他一起参加典礼的有其他国家的使臣，这些国家有的想与英格兰结盟，有的想入侵这里。“主恩亨利”号的船体装饰得像一艘华丽的游艇。船帆用的是金色布料，船首斜桅的顶端是饰有一颗宝球和一顶王冠的金塔，装饰的彩带形制巨大，有56码长，至少有100面饰有圣乔治十字和都铎玫瑰的小旗在船桅上飘扬，随处都能看见富丽堂皇的绘画装饰。

这些伴随着喧嚣吵闹表演的船只不再仅仅是普通的木制笨重大船，或者像中世纪那样过时、没有贵族气质以致配不上真正的武士。亨利希望整个欧洲都知道，英国君王就是制海权的代名词。战舰为皇家之物，而国王则是海军的创立者，向其他邦国发号施令，并将权力投射至整个欧洲。为了更为有力地说明这一点，并提醒世人“主恩亨利”号不是一艘皇家小快艇，参观者们在下船登陆时获得舰上所有火炮齐鸣致敬的礼遇。

一年之后，亨利在外国使臣面前宣布一艘新战舰下水，典礼上他更进一步。“亨利的举止行动与领航员无异，”法国大使写道，“而且穿着金布织的水手大衣和裤子，脖子上挂着镌刻有‘我权天授’（Dieu et mon Droit）字样的金链子，链子上挂着哨子，他吹哨子的时候跟吹小号似的。”
[2]

国家战舰，还有经受住暴风雨考验的领航员一般的君王，这些古老的寓意甚至能追溯到埃德加时代。那时，英格兰国王自诩守卫海洋是自身职责所在时也是如此。不过所有这些表演性行为的背后都有事实支撑。欧洲北方海域凶残野蛮，全无秩序，之后数百年也仍是这副样子。维护海上秩序折磨着每个君王。维系一支由战舰组成的舰队，引得敌人到海上交战，甚至于守卫海岸线和入海口，都超出了中世纪国家和初期现代化国家的能力。皇家海军被强加了许多建军之父——阿尔弗雷德大帝、理查一世、约翰、亨利七世或亨利八世，因人而异。确实，他们都可以宣称自己是海军之父，不过有一件事可能在探寻皇家海军起源时被遗忘了，那就是不列颠群岛史上制海权和王权的结合。

所以，当看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撰写者或者亨利八世的庆典在吹嘘守护海岸线的舰队、赋予海洋以秩序的君王的时候，我们得清楚，这是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期待，而非表述真实情况。埃德加的传奇、他的浩荡舰队以及他对不列颠海域宣示主权，其声响在之后数百年回响不绝，令无数国王和爱国者心驰神往。人们笃信，英格兰的国王们有统治海洋的天授之权，而且他们有义务以武力守护这项权利。查理一世尊崇埃德加，克伦威尔当着荷兰人的面宣扬埃德加的典型事迹：詹姆斯二世有一个短命的儿子名为埃德加。那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传说。在英格兰，王权紧紧地和海上控制权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它对于埃德加的继任者们而言是一种嘲讽，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躲在护城河后面的不列颠不仅并不安全，还会无法抵挡海上的入侵。不论对方只有一艘战舰还是拥有一支舰队，不列颠都是令其垂涎的目标。大海带来的是凶险，而非安宁。

北大西洋那片残酷世界难以平定，不过不久之后，在涉及此地的海盗冲突中，不列颠人会变得得心应手，甚至进而将自己那套独有的暴力模式散布到世界其他地方。

第1部分 岛屿入侵

第1章 英格兰（793～878年）

我在库克姆船闸（Cookham lock）长大，附近就是垂柳依依的赛施岛（Sashes Island），泰晤士河由之截断。此地祥和安宁，夏天的时候，游艇悠然驶往船闸的场景使之更显静谧。可是自从1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大帝为了抵御维京人（the Vikings）而决定在这里筑城设防之后，这片地处英格兰内陆的美丽沃土就成了直面海上袭击的前沿阵地。虽然那时的海面离得和现在一样远，但随着防御工事的成形，危险一下就逼近了这座小岛。

我们现在查看不列颠的地图，会发现上面布满了以粗蓝线、绿线以及细红线标识的丝带状路网，道路似乎成了区域划分的界线，也决定了我们在旅途中看待不列颠的方式。但在早期，人们绘制地图时会着重突出河流的分布，而现代地图很少将之标示出来。以13世纪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绘制的著名地图为例，粗大繁密的蓝色触手延伸到了不列颠的中心地区，整座岛似乎变成了一片群岛。这些粗蓝线看上去不像河道，倒更像入海的港湾。

即使不看地图，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9～10世纪的不列颠境内河流遍布的状况。已经定居岛屿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将河流作为边境线，划分不同邦国之间存在争议的领土。这些河流既可以在危难时充当防御屏障，也可以作为商业贸易的通道。对于长期生活在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岛屿的内陆远离危机四伏的大海，是一片和平繁荣的乐土。

然而，北方水域却有流徙武士在徘徊潜行，他们劫掠成性、蚕食疆土，不列颠的河流不再是商业往来的通途，反而成了外敌长驱直入的门径。繁荣的内陆此时已不能保障安全。维京人使用的长船不仅吃水浅，并且在设计构造上成熟完备：帆行时耐得住海上的风浪，桨行时可以深入内陆。如果航行到了河流尽头，他们可以直接把轻便的长船搬到邻近的其他水域之中。无论多小的河口，维京人的战船都可以钻过去，然后进入不列颠境内的河网。

最先受到波及的是海滨地区。793年，位于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海岸不远处的林迪斯法恩岛（Lindisfarne）上的一座修道院遭到攻击。“我们世世代代定居在这片最美丽的土地上，大约有350年了，”阿尔昆
[3] （Alcuin）在劫后写道，“不列颠还从未像今天这样，遭受异教蛮夷的蹂躏摧残，从来没想到我们会像今天这样遭遇海上侵袭。”
[4] 不列颠南部曾经遭遇过袭击，但北海（North Sea）的岛屿遭遇袭击着实出乎人们的意料。如果大海确曾是守卫“最美丽的土地”的屏障，那么此后它却成了维京人入侵的方便之门。维京人的战船适应性极强：既稳固结实，足以承受气候恶劣的海面；又轻捷便利，适合深入内陆。他们往往神不知鬼不觉地忽然出现，如同一支流动作战的孤军，不拘泥于特定的地点，随时可以为了丰厚的战利品或者土地而长途奔袭。有时，他们还会集体行动，变成相互协调呼应的船队。

维京人的战术让防御变得十分困难。他们把避免交战放在首位，这听着可能有些古怪。船只一到目的地，他们会挑选既可以实施突袭又能抵挡当地武装进攻的战略要地，然后建立防御工事。以此为凭靠，他们就可以威慑附近的村庄，并在勒索的钱财全部缴齐后才会离开。

维京人早期的袭击对象是欧洲北部的富裕地区：弗里西亚（Frisia）和现在的德国海岸。但最令其垂涎的还是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法兰克王国（Frankish empire）。查理曼大帝察觉到吸引维京人到海上决战并非海事防御的关键。确实如此。海岸线蜿蜒漫长，要在海上决战是不切实际的，强大而又机动灵活的敌人可以轻易避开任何防御力量转而袭击别处。防御如此难缠的敌人，要义是扼守他们的退路，沿海岸线设立碉堡，筑桥保卫河流，时刻保持警惕。自德国、佛兰德斯（Flanders）至法国北部的河海入口都有专门建造的船只负责把守。打游击需要一条安全的撤退路线，而法兰克人用船只和桥梁封锁了河海入口，让意图劫掠者无从下手。

“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继承了查理曼大帝的王位后，继续使用这套防御体系。但840年他死后，他的儿子“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与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继承权，法兰克王国因之陷入混乱，海上防御也变得疏忽松散，维京人趁机而动。841年，他们横渡塞纳河（Seine）后袭击了瑞米耶日（Jumièges）修道院，并大肆洗劫鲁昂（Rouen）。845年法兰克人支付了7000磅银子才使巴黎免于战火。随后几年，维京人活跃于塞纳河、罗纳河（Rhône）、卢瓦尔河（Loire），洗劫和摧毁那里的村庄与修道院。许多年里，法兰克的河流成了他们大肆劫掠的乐土，维京人甚至侵略到了更远的卡马格（Camargue），并沿莱茵河发动攻击。直到秃头查理得以掌控四分五裂的王国并重新启用其祖父建立的防御体系，维京人才转战别处寻找更容易下手的目标。

维京人将注意力放在法兰克王国的年月里，英国海岸只遭受了零星的骚扰。威塞克斯（Wessex）和肯特（Kent）两国漫长的南部海岸线承受了冲击，有几次是皇家船舰主动出击与维京人在海上交战。851年，既是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Egbert）之子又是肯特和萨里（Surrey）国王的艾塞斯坦（Æthelstan）在三明治（Sandwich）沿海与维京战船有过一次遭遇战，“屠尊者以儆效尤……缴获9艘战船，余者遣散”。
[5]

此役对威塞克斯意义重大，受到大肆吹擂：似乎肯特贵族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真正能保护不列颠海岸不受侵袭的唯一一支海上力量。但这场大捷实际上是个圈套。艾塞斯坦的船队确实击退了一支维京船队，但它充其量就是一支小突击队而已。

维京舰队的总量十分庞大。850年的萨尼特岛（the Isle of Thanet）和854年的谢佩岛（the Isle of Sheppey）都曾有规模巨大的船队驻扎过冬。865年在萨尼特冬营的这帮人就不仅仅是惹人厌烦的过客而已了。当时的维京长船总共有300～400艘。寒冬过后，“异教徒大军”（Great Heathen Army）进军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这是一次联合入侵，意图攻占英格兰并建立殖民统治。866年诺森布里亚最先陷落，随后870年东安格利亚亦沦陷。自斯堪的纳维亚而来的生力军可以从这些地方对英格兰的心脏地带发起有效攻击。维京人顺着特伦特河（the Trent）前进，在868年占领了诺丁汉（Nottingham），并继而深入麦西亚王国（Mercian）。他们经由大乌斯河（Great Ouse）、尼恩河（the Nene）、埃文河（the Avon）、德文特河（the Derwent）以及其他水路不断向更广阔的疆土侵略扩张。约克（York）的交易市场是维京人的集散中心，由突击小队配合组成的大部队就是从这里呼啸而出，在英格兰境内大肆劫掠的。

泰晤士河（the Thames）北部的王国相继沦陷，落入斯堪的纳维亚——所谓的丹麦法区（Danelaw）——的控制。

为何威塞克斯认为自己已经掌握南部海岸的制海权只是错觉，原因就在于此。海上不会发生战争，真正的威胁是北方和顺泰晤士河而来的维京长船。伦敦是麦西亚的商业中心，所以维京人掌控此地后就可以自由出入英国河流的主干道，直达威塞克斯的核心地带，这已是最后一个尚未沦陷的英格兰王国。870年维京人开始在泰晤士河上游出没，他们将营地设在雷丁（Reading）。翌年初，双方在伯克郡（Berkshire）和多赛特（Dorset）之间的区域接连发生了几场战役，互有胜负。但国王艾塞斯坦在最后一场战役中阵亡。他年轻的弟弟阿尔弗雷德（Alfred）接掌了已陷入重围的威塞克斯王国。在一场失败的战役之后，阿尔弗雷德可能是以支付赔款的方式与维京人休战，后者继而转战伦敦。

5年后，由丹麦国王古斯鲁姆（Guthrum）率领的维京大军卷土重来。另一支在弗罗姆河（Frome）和皮德尔河（Piddle）活动的突击队加入了古斯鲁姆的队伍，他们从普尔港（Poole Harbour）向威塞克斯发起攻击，并包围了地处弗罗姆河与皮德尔河之间的威尔汉姆（Wareham），但未能将其拿下。阿尔弗雷德得以与之达成休战协议，但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维京人在撕毁盟约后杀害人质，并占领了埃克塞特（Exeter），在那里等待另一支侵略舰队的援助。这一次大海转而庇佑阿尔弗雷德。前来支援的船队被一场风暴吹得七零八落，埃克塞特的丹麦人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议和并撤退到麦西亚。

丹麦人很快再次来袭。878年的主显节（Epiphany）
[6] 这天，古斯鲁姆以迅雷烈风之势突袭了在切本哈姆（Chippenham）的阿尔弗雷德和他的扈从，那里的西撒克逊人几乎被屠戮殆尽。只有阿尔弗雷德带领着一小队人马逃出，避难于隐蔽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平原区的沼泽地中的阿塞尔内岛（Athelney）。维京人几乎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辖之英格兰全境，只有隐匿于沼泽的阿尔弗雷德和他的追随者们还在顽强抵抗。

第2章 海上流徏者（878～901年）

……

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自东而来，

苍茫的海域中寻找不列颠之土，

气势昂昂的雄军一路凯歌前进，

占领威尔士，继而征服不列颠。

——《布鲁南堡之役》（937年）

萨顿胡（Sutton Hoo）地处伊普斯维奇（Ipswich）附近，那里曾发掘出一顶面罩式礼仪头盔，这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不列颠历史文物。1939年它从墓葬遗址出土时就显现出不可估量的考古价值。遗址中掩埋着一艘船头高昂的巨型长船，约90英尺长的船身可容纳40名桨手。这艘颇具王者风范的大船虽然船骨都已不在，但其残体仍然给人以视觉冲击。船骨朽坏之处积满了泥沙，整体轮廓以及细微之处神秘异常，令人过目难忘。

头盔是从大船中一具构造特殊的木棺中发现的，棺中填满了君王才配享有的陪葬品：欧洲各地的钱币、东欧和地中海东部的各式金银珠宝、出自凯尔特人（Celtic）之手的碗、日耳曼人（Germanic）的号角式酒杯、装饰华丽的武器，其他的宝物更是不计其数。人们在发掘时没有发现尸骸，但土壤的分析结果显示似乎有人曾被葬于长船之中。

萨顿胡遗址中的船并非专为墓葬所建造。所有迹象都显示它品质精良，而且上面修补的痕迹表明它曾经服役。《贝奥武夫》（Beowulf ）中人们所熟知的关于船葬的描写也因此变得真实可信：死去的国王躺在雄伟富丽的大船中央，四周塞满了生前的财宝和武器，他正驾船驶向永恒水域。只是萨顿胡长船并未像《贝奥武夫》中那样漂流而去，而是被升到了山岭上，在那里坐看德布登河（Debden）的潮起潮落。但两者的象征意义是一致的：这艘船会载着伟大君王以及他们的财宝驶向另一个世界。

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为雷德沃尔德（Rædwald）安排的，他是7世纪早期的东盎格鲁之王，雄霸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盟主。不仅仅是现代版图中的萨福克郡和埃塞克斯（Essex），几乎整个英格兰都在雷德沃尔德船队的兵力投射范围之内，这让他备受敬畏。

萨顿胡船葬表明，一个有着敏锐制海权意识的民族已经出现。早于雷德沃尔德两个世纪的日耳曼部落，亦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曾像9世纪的维京人一样乘坐长船从海上入侵不列颠，沿着同样的河流征服这片土地。

自古以来，滋生于德意志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海盗和劫掠者便以欧洲北部水域为盘踞之地。以海为生的日耳曼部落在莱茵河三角洲和北海海岸的沼泽湿地中神出鬼没，让罗马人不胜其扰。公元82年驻扎在不列颠的一支由乌斯比部落（Usipi tribe）组成的罗马军队发生叛乱。乌斯比人是熟练的水手。这些叛军偷走罗马人的三艘大船后绕着不列颠劫掠扫荡，最终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遇难沉没。此次环行是迄今所知的最早一次环不列颠航行。

3世纪，从莱茵河撤军导致罗马人在欧洲北部的势力一蹶不振，同时日耳曼海盗则变得日益猖獗。与此巧合的是，居住于北海海岸的众多部落因为水位上涨而颗粒无收。大约此时，便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及朱特人（Jutes）第一次以海盗的身份为世人所知。普林尼（Pliny）曾将居住于易北河（Elbe）与日德兰半岛之间的人称为撒克逊人，将来自今日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地区的人称为盎格鲁人，将日德兰半岛的人称为朱特人。随着海平面的上升以及罗马人势力的日益衰弱，他们迫切地想要开疆扩土。至4世纪中期，日耳曼人已开始频繁发动袭击，并为了争夺定居地而驱逐不列吞人。一个世纪后，盎格鲁-撒克逊人便掌控了整个英格兰。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在入侵过程中零零散散进入不列颠的。他们采取的套路是在频繁骚扰海岸后沿河而上发动突袭，继而开始定居并发展殖民地，最终建立统治政权。这样一套在北部水域形成的古老模式正是500年后的维京人所依循的做法。《夫君的音讯》（The Husband’s Message ）中描绘了人们为寻找新的家园而坐船离乡的经历，这首诗是一名士兵给他妻子的信息，希望妻子追随他越过大海，到自己刚刚征服的领地与之团聚。

神啊，

迫于生计他驾船离乡，

孤身穿越汹涌巨浪，

行至陆上，奔波匆匆又惶惶，

征战杀伐彼处繁密河网。今日的他

已将昔日苦难踩在脚下；良驹珍藏，

亦无匮乏。王之女啊，他唯把你苦苦思量！

7世纪，雷德沃尔德正处鼎盛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开辟的众多王国中，百姓殷富，文教昌兴，贵族兴起。他们与欧洲大陆保持着贸易往来，并且基督教的传播越来越广。萨顿胡中的诸多发现便是这一繁盛之世的见证。

这场奢华庆典或许是海上霸主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后一缕绚烂余晖。到了后世，海战已经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阿尔弗雷德的年代距离雷德沃尔德离世已有200多年，昔日英勇的海上武士已无力与维京人抗衡。海上航行的诸多风俗和高超技艺都在他们定居英格兰后数世纪的承平岁月里被淡忘遗失了。

这片富裕祥和的土地让盎格鲁-撒克逊人备感自足安逸。筚路蓝缕，开疆扩土，他们在立邦定国后即视船舰为冗余而将之裁撤，任其腐朽。农家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对于四处流徙的武士极不可取，《海客》（The Seafarer ）一诗（其写作时间最晚可追溯到10世纪）就提醒人们大海的残酷：

在陆地上安逸栖息的人，

怎会知晓，我如何在冰寒彻骨的海上挨过一冬，

背井离乡，凄惨惶恐，

举目无朋，冰川重重，

时而骤降冰雹。轰鸣涌动的海面，

除了惊涛怒吼，听不到一丝别的声息。

人们都想逃离大海的控制，最初正是这一点驱使着人们乘坐长船漂洋过海去拼杀。在阿尔弗雷德那个年代，许多到了英格兰的丹麦人拿船换了犁，而且有此意向的人还在不断增加。“异教徒大军”中占领诺森布里亚的那一支就是如此，当古斯鲁姆将目光投向威塞克斯时，他们却“忙于犁田耕地，并以此为生”。其他的维京人则因不列颠的地理位置而对其青睐有加：它恰好位于都柏林（Dublin）至约克郡（York）、塞特福德（Thetford），以及林肯（Lincoln）至莱茵河、斯堪的纳维亚、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基辅（Kiev）的市场之间畅通无阻的海上贸易网络之中。他们在连接大西洋地区与穆斯林所掌控的地中海和黑海区域的贸易中颇为活跃。

不列颠对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部落的流徙武士而言充满了诱惑。她没有受到海洋的保护，反而招来这片水域的掌控者们的垂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挪威维京人将兵锋指向塞特福德、苏格兰（Scotland）、赫布里底群岛（the Hebrides）、曼恩岛（Man）、爱尔兰（Ireland），并最终兵临英格兰西北海岸，而丹麦人有入侵爱尔兰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地利。在入侵与殖民不断上演的历史中，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似乎是一段短暂的和平期。没有哪个殖民者可以一劳永逸：渴望扩疆掠土的东方部族渡海而至，又一轮来自海上的侵略席卷了这片群岛。

这就是阿尔弗雷德退守阿塞尔纳岛时所面临的形势。他极其清楚祖父留给自己的海洋遗产，但也意识到此时海上四处潜伏的危机。

守卫英格兰不受海上侵袭的第一步是要确立一套由内而外的战略体系。在阿塞尔纳岛和遍布沼泽地的萨默塞特郡，阿尔弗雷德从他四散逃窜的臣民中集结起一支军队。古斯鲁姆和与其联盟的国王们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爱丁顿（Ethandun，亦即今日之Edington）之役中大败亏输，其后因为粮草不继，于切本哈姆俯首投降。古斯鲁姆改信基督并成为阿尔弗雷德的教子。威塞克斯和古斯鲁姆治下的东麦西亚（East Mercia）之间的边界线退回到利河（river Lea）和贝德福德（Bedford）西部的华特灵街（Watling Street）。阿尔弗雷德占领了伦敦和西麦西亚地区。无仗可打的维京人啸聚而去，在富勒姆（Fulham）的泰晤士河上组成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后前往佛兰德斯一带重燃战火。双方的命运彻底对调。毋庸置疑，正是阿尔弗雷德带领着自己的王国乃至整个英格兰成功抵御了维京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

此后阿尔弗雷德开始实施“纵深防御”
[7] 的战略。来自维京人的威胁已然缓和，但尚未完全消除。阿尔弗雷德取法查理曼大帝与维京人，在威塞克斯和麦西亚全境设立驻军城镇（又称“山丘堡垒”，burh）以期钳制维京人通过建造要塞来挟制周边区域的战术。此外，他还建造桥梁以及在桥梁两侧的河岸或者岛屿上设立双子式“山丘堡垒”以保卫河运畅通，泰晤士河作为首要防御目标，其沿线的伦敦、赛施岛、沃林福德（Wallingford）、牛津和克里克莱德（Cricklade）都配备了这样的防御系统；驻兵把守罗马人时期的旧制要道；升级港口的守卫力量；密切监视海岸线以阻止维京人的长船登陆。若有维京人出没，地面机动部队会派出步兵或者骑兵驰援这些营垒，使它们彼此呼应连通。

阿尔弗雷德治下的英格兰地区自此免遭劫掠之苦。“纵深防御”战略将维京人所倚仗的快速机动性吞噬殆尽，使其无法再在河道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另外，尽管听上去似乎不太合乎逻辑，但这些基于河陆的军事改革对英格兰海军的发展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

与维京人在海上开战风险巨大。盎格鲁-撒克逊人完全弃置战船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无法满足人们从事稳定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在“黑暗时代”
[8] ，以船为主体的战争极受侵略者而非防御者青睐。船对船的战斗只有在水面平静并且双方都有意交战时才可能发生。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其他地中海民族建造的，有高高的船舷并由船橹提供动力的船，可以紧贴敌方大舰且与其并排前行。这使得海上作战与陆地作战一般无二，用铁锚钩住敌船后登船，依旧以剑、矛等传统武器开始厮杀。以战船作为作战平台的战斗与陆地战斗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前者是一个空间狭窄的木结构平台，战斗人员极可能落水淹溺。

但是大西洋波涛汹涌的海面让这样的战斗根本无从进行。维京长船的作用在于它能利用自身出其不意、快速、隐蔽的特点带领战士向目标奔袭，其后则会被隐藏或者看护起来，而战斗都是发生在干燥的陆地上。用海军来对付这样的威胁是行不通的。从广袤无垠又危机四伏的海面上啸聚而至的维京人令任何一个国君都无法用严密巡逻的办法予以阻遏。一支防御性的海军在面对如此条件和战船时是无法有所作为的。

打破这种作战方式的唯一出路就是想办法让维京人无法发挥出灵活机动、神出鬼没以及猖獗凶残的特点，阿尔弗雷德进行防御改革时正是照此布局的。虽然无法在陆地或者水路上实施拦截，但可以把维京人的力量引向阵地战或者迫使其无法烧杀劫掠，此二者是维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阿尔弗雷德派兵卫戍诸如赛施岛等深处内陆之地的举措，没有正面抗击维京人的海上霸权却将之消弭于无形，从根本上打乱了他们的战术。

885年，维京人的一队人马进入肯特郡后包围了罗切斯特（Rochester），阿尔弗雷德率领他的常备军前去迎敌。尚未交战的维京人旋即返船驶离。此事大大彰显了新防御战略的功效。

阿尔弗雷德确有在海军方面建功立业的雄心。击退古斯鲁姆后，盎格鲁-撒克逊人治下的9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所面临的情形与数年前“异教徒大军”尚未攻入东安格利亚时大致相当：受到大量零星的骚扰，但还未出现统一组织的维京军队。881年，阿尔弗雷德在海上与4艘维京战船交战时摧毁了其中2艘。885年，他率领船队来到埃塞克斯的斯陶尔河（river Stour），击败了在丹麦边境遭遇的，一支约有16艘维京长船的船队，将敌船悉数收入囊中后他处死了船上的所有俘虏。但是他的船队在驶离河口时遭到一支大规模的维京船队拦截并被其击溃。

在这些战事中，阿尔弗雷德征战于英格兰各地以抗击侵略者，扮演着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不列颠共主”角色，表现出其根除维京之患的决心。正如我们先前所知，这是那些急于将手中所握之皇家船队示之于人的威塞克斯国王们的一贯作风。但阿尔弗雷德的征战并非不受限制。在出其不意地突袭河道或者是对抗小规模的维京人这样的有利状况下他还有力一战，可如果是在水面宽阔处遭遇大规模的维京船队，他将毫无还手之力。

抵御那些专事劫掠而非侵占疆土的小规模部队还是很容易的。但是，892年至893年，一支声势浩大的维京军队集结于威塞克斯和麦西亚。另外一支兵力更为雄厚的大军驻扎在肯特郡的阿普尔多尔（Appledore），共有250艘船，其余由成名宿将哈施泰因（Hastein）统率的80艘船的将士则在米尔顿（Milton）建筑防御工事，那里毗邻泰晤士河口的锡廷伯恩（Sittingbourne）。早在9世纪60年代，哈施泰因就已投身于维京人的对外扩张事业，主要活跃于佛兰德斯和法兰克等地，年轻时已在地中海立下赫赫凶威。到了90年代早期，他在法兰克接连几次遭遇逆转，战况失利。892年至893年，当维京人都像哈施泰因一般携妻提子渡海而来时，岛屿居民的心头升腾起强烈的不祥之感。

维京人此次倾巢出动不再是为了大肆劫掠，而是要攻占英格兰岛并实行全民迁徙。

英格兰岛再次暴露出一无可守的弱点。敌军如果从肯特郡登陆，威尔德峡谷（Weald）的大森林可为其上岸后的隐蔽之所，这片广袤的森林把英格兰岛东南角与岛上的守军完全隔绝开来。任何一处海岸线都有可能成为数百艘敌船突袭的目标，形势危急，与敌人谈判是阿尔弗雷德唯一的选择。岛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是否进行谈判并没有明确一致的态度，但阿尔弗雷德显然希望以教父的身份与教子哈施泰因达成和解并向其纳贡。然而这个打算纯属痴人说梦。

阿普尔多尔方面的维京兵力中，突袭和劫掠英格兰岛南部的那部分最终被阿尔弗雷德之子爱德华在萨里郡的法纳姆击溃。他们只得渡过泰晤士河移军至科恩河畔，其后又在索尼岛（Thorney Island）遭遇围困，也就是靠近今天的M4和M25两区的地方。而阿普尔多尔的其余维京支队则乘船至埃塞克斯海岸。他们在丹麦人的庇护之下，依托海岸线和河道针对威塞克斯展开大规模协同作战。面对停泊在威塞克斯沿海的470艘战船从东部和德文郡（Devon）发动的攻击，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兵马惶然不知所趋。

其后的战局走势表明，阿尔弗雷德率军西进只是徒然之举，维京人只要退回海上就能避开与阿尔弗雷德相遇，继而从容不迫地袭击其他地方。真正的战事发生在泰晤士河口和塞文河（river Severn）。伦敦人出城夺占了哈施泰因在本伏利特（Benfleet）的营地并俘虏了他的妻儿。移军他处的哈施泰因在舒伯里（Shoebury）建造了“山丘堡垒”，东安格利亚和诺森布里亚的维京兵士亦前来驰援。随后哈施泰因一路沿泰晤士河而上，入塞文河后继续行军，抵达威尔士浦（Welshpool）附近的巴廷顿（Buttington）。哈军被困此处后未能顺利突围，其残部逃回埃塞克斯，重整人马后又快速杀回，一路横跨英格兰岛，攻下了切斯特（Chester）。阿尔弗雷德派人捣毁了切斯特附近所有的储粮点——没有粮食，维京人就无法在此熬过寒冬——这一招不费吹灰之力就迫使对方狼狈撤退，经由丹麦法区逃回了舒伯里。

哈施泰因似乎曾试图在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缔造崭新的维京王国。进攻利河上游是他为实现这项丰功伟业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维军把大本营安置在赫特福德附近，阿尔弗雷德率军赶到后在里尔河的下游河段设立了双子式“山丘堡垒”与之对垒。战势逆转，维京人从进攻方变成了防守方，其后他们弃船陆行，撤退到塞文河畔的布里奇诺斯（Bridgnorth）。威武雄壮、煊赫一时的维京舰队仅剩下5艘大船，它们离开塞文河转战塞纳河。

这场艰苦漫长、波及甚广的战争吞噬了无数财富和生命，双方对峙了很久。通过设立常备军、筑防城镇、围堵河道等一整套成功的防御战略，阿尔弗雷德治下的英格兰让哈施泰因这样的雇佣兵望而却步，不敢造次。阿尔弗雷德在击退维京人后便着手推行保卫威塞克斯的新战略，并如其此前所言，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君主。他下令建造自己设计的新式长船，此船“比丹麦长船更为迅捷、牢固和高大”
[9] 。

显而易见，建造这些船的初衷是为了在海上作战——它们体型庞大，根本无法参与河流沿岸的战斗。其设计有一部分可能效仿了传统的地中海战船，这种船船身高，足以进行登船作战，体积大，足以震慑来敌。

896年，阿尔弗雷德建造的战船首次出战，于一处不知名的河口与正在进攻南部海岸的6艘维京战船交手。当时6艘维京战船中，用于运载士兵劫掠内地的3艘已经被拖上了岸，只剩另外3艘停泊在水面上。这3艘船发现英军船只后立马试图冲出河口，但只有1艘载着5名残兵的战船逃掉了，其他2艘均被缴获，船员被悉数处决。随后英军推船上岸，追击此前已经登陆的维京人。阿尔弗雷德在维京人登陆的那一侧河口布置了3艘战船，另外6艘则隐蔽在另一侧，准备猛扑敌军。试图登船的维京人与阿尔弗雷德的人马在河岸上展开一番激烈拼杀，最终英军损失62人，维京人损失120人。幸存的维京人在涨潮时使尽全力离港出海，逃之夭夭。

英国人只能待在他们的新式战船里眼睁睁看着维京人离开，因为阿尔弗雷德的船体积更大，要在潮水涨得更高时才能浮起来，而吃水浅的维京船早就逃之夭夭了。但最终是大海断了维京人的后路，他们的战船破损严重，船员十亡其九。有2艘走投无路的维京船停泊在了苏塞克斯（Sussex）的海岸，阿尔弗雷德下令将船上的人悉数绞杀。

阿尔弗雷德的船队似乎只能用于在河口和河湾处围困小群入侵者。其首战远远算不上胜利，因为相较于微薄的战绩，英军伤亡太多。新船因为体积太过庞大被困得动弹不得，才让维京人利用涨潮胜了一筹。对付维京人时，阿尔弗雷德战船的首要用途是在最短时间内把兵马运到战场。主要战斗都在陆地上进行，而水面上英军的任务则是对付数量较少的骨干船员，这些守船的人正等待同伴们带着战利品回来。

人们曾称阿尔弗雷德为海军之父，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他只是依照西撒克逊（West Saxon）君主们的一贯做法，像使用武库中众多其他武器一样使用船舰。这些船舰远非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海军。总之，作为防御和攻击的战争武器，船在“黑暗时代”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含义。阿尔弗雷德的功绩在于别的方面。在他治下，“英格兰”（England）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它联合众人抵御共同的敌人，而阿尔弗雷德让这种联合得以真正实现。

第3章 必争之地（901～1066年）

对英格兰而言最为性命攸关的一片海域，位于邻近东南海岸线的肯特郡内北海岬（North Foreland）和南海岬（South Foreland）之间。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名为唐斯（Downs）的开阔锚地对英格兰及其对手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冲。它附近就是不列颠本土最为接近欧洲大陆的地方。自此向南和向西可至英吉利海峡（the Channel）与法兰西北部海岸，向东则是北海与佛兰德斯、日德兰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的海岸线。它还毗邻南部海岸的港口和泰晤士河的入海口。

但航海者尤为青睐唐斯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船只遭遇暴风雨时可以在此安全停泊。东边有古德温暗沙（Goodwin Sands）——一片长达10英里的流动沙洲——作为屏障，而北边和西边则有肯特郡的海岸为倚仗。许多船队受古德温暗沙的迷惑而损失惨重，但熟悉此处地形的掌舵者能带领船只进入安全的开阔锚地。此外还会有从伦敦、北海以及波罗的海（the Baltic）而来的航船停泊在此，等到风起时直下英吉利海峡。

唐斯是从泰晤士河出海的英格兰船队的集结地，也是入侵无险可守的英格兰腹地或者战前集结船舰的绝佳之地。此处战事频繁，船骸无数，将会在本书中频繁出现。

唐斯是大型船舰理想的避风港，船舰在此处抛锚可以免受大海的纷扰。11世纪时，吃水较浅的长船开始停驻唐斯的三明治湾（Sandwich Bay），它是当时航海者的福地。长达5英里的三明治海滩（Sandwich Beach）——遍布砾石、满是泥沙，也被看作三明治平原（Sandwich Flats）——和斯陶尔河入海口，极其利于长船登陆上岸。船只也可以抛锚在港湾中，随时待命。

11世纪的编年史家在书中多次提及三明治湾，它是英格兰版图中一处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只要有一支中队驻扎在这里，就能够密切监视北海与英吉利海峡，随时向被敌人进犯的地方输送兵力。它对入侵者同样重要，他们可以在这里集结，然后攻入泰晤士河，或者袭击南部和东部海岸中防御最为薄弱的地方。谁获得了三明治的掌控权，谁就可能称霸英格兰。

901年阿尔弗雷德逝世，之后的几十年间，他打下的英格兰一直在持续扩张。到了继承王位的阿尔弗雷德之子爱德华辞世时，英格兰亨伯河（the Humber）以南的地区都被纳入了威塞克斯王朝的版图。阿尔弗雷德的孙子埃塞尔斯坦更是占据了英格兰以北地区，并铸造镌有“rex totius Britanniae”的货币，铭文意为“不列颠全境之王”。

令人畏惧的强大陆军和西撒克逊扩张中日趋完备的行政系统，是爱德华和埃塞尔斯坦手中王权的坚实支撑，其中当然还包括皇家船队。爱德华统率着100艘船，曾用它们对付诺森布里亚人（Northumbrians）。到了埃塞尔斯坦时，英格兰已经是欧洲的一支主要力量。他的远征船队一度航行到凯思内斯（Caithness）征战挪威人，还在佛兰德斯海岸支持过路易四世。他曾收到挪威人哈罗德·费尔赫尔（Harald Fairhair，即哈拉尔一世）的赠礼——一艘最新型的维京长船，上面装饰着全金打造的长喙、紫色船帆和镀金的船盾。维京人中功勋与威名最为显赫的罗洛（Rollo），诺曼底公国的征服者和首位公爵，据说亦曾在英格兰招揽水手、维修船只。

埃塞尔斯坦出生时，阿尔弗雷德大帝正遭遇维京人的船队和军队横行掳掠。几十年后，却是维京人的首领向盎格鲁-撒克逊人献上华丽礼船以示尊崇，局面完全扭转。此时的英格兰已成为北大西洋的海上强国。

船队象征着威望。即使没有投入实战，它们也足以威慑意图入侵的劫掠之徒。别国的国王们也因此希冀维持和平，抑或寻求支持。这些船舰使得英格兰成为不列颠的主导国，埃德加（Edgar）对此的认识比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都要透彻，因此他下令举办盛大演出来展示自己的海军实力。“‘塘鹅之池’（古英语中意为‘大海’）中万国皆晓，六合四方的诸侯王……无不尊崇（埃德加）……”

英格兰海事力量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君主的宏愿与雄心。975年埃德加辞世后，国家四分五裂。他的儿子爱德华和埃塞尔雷德（Æthelred）为王位继承权争夺不休。曾经的英格兰在长时间里都是强盛而和平的，现在却因为内部的权力争夺和朝纲不振而破碎散乱。几十年未能染指英格兰的维京人察觉到下手的机会来了。

劫掠始于980年，到了991年形势变得越发糟糕。93艘船组成的丹麦船队在三明治外的海上集结，攻下福克斯通（Folkestone）后一路征战，上行至伊普斯维奇（Ipswich）沿海。随后挥师向南，进入黑水河（the Blackwater）河口后在埃塞克斯的莫尔登（Maldon）遭遇郡长布理塞洛夫（Byrhtnoth）率领的小规模英军。他们派遣使者向英格兰人索要黄金作为提供庇佑的补偿。

英格兰人拒绝了这个提议，选择应战。但结果是他们输了，并且最终被要求缴纳价值1万镑的贡品。维京人并未就此停手，994年，奥拉夫一世（Olaf Tryggvason）和斯维因·弗克比尔德（Swein Forkbeard）率领舰队从海上攻打伦敦，埃塞尔雷德支付了22000磅金银。他召集“不论是何用途的船只”，试图建立一支海军。
[10] 纳贡只能暂时免受维京人的侵袭。由阿尔弗雷德大帝和爱德华开创、其后继者维系的防御系统被冷落多时，已经摇摇欲坠。

此次维京人的来袭与一个世纪前阿尔弗雷德大帝的遭遇并不相同。这一次的入侵者有明确的劫掠目标，不再是侵吞疆土。维京人的舰队或长久或短暂地停驻在英格兰沿岸海面上，不时发起攻击并索要保护费。

埃塞尔雷德则要不断支付大笔赔款。1002年，“以停止恶行为条件”，他向维京船队支付了24000英镑。
[11] 但是这些恶行并没有因此停止。到了下半年，英王下令屠杀不列颠境内所有丹麦人，其中就有丹麦（Denmark）国王斯维因·弗克比尔德的妹妹。这一次斯维因回到舰队的领头位置，开始猛攻英格兰西境（the West Country）
[12] ，然后是东安格利亚。丹麦人在前进途中遇到了阻拦，但这些阻拦并没有什么实质效用。1005年的饥荒才是维京人撤退的真正原因。

翌年，他们卷土重来，“伟大舰队”在三明治初展雄风后，以怀特岛（the Isle of Wight）为根据地，肆虐内陆，在“威塞克斯的每一个郡”纵火屠戮。他们直至收了36000英镑后才离开，转向斯堪的纳维亚。

倘若要挽救邦国于危亡，埃塞尔雷德就必须重振英格兰的海事力量。1008年，英王“下令英格兰全境全力造船”，以100个“佃”（hide）组成的“百户”（the Hundred）为行政管理单位——一佃即养活一家人所需的土地。政策规定310佃组成一个“舶保”，每个舶保须提供一艘船和60名保丁。

这些指标在一年内都得以达成，“数目之众，在英格兰前所未见”。英格兰各地的船舶和征募的兵丁都聚集到了三明治湾。海国英格兰重新振作了起来。

埃塞尔雷德（Æthelred）被称为“毫无准备者”（the Unready），这其实是人们的误读，源于他当时的绰号“Unræd”。这个绰号是他名字的双关语。Æthel意为“高贵”，ræd意为“管理者”，但是考虑到他在位时期的政绩，将Unræd解读为“轻虑浅谋”似乎更为贴切合适。之后，Unræd又变成了与原意完全相反但又看似贴切的“毫无准备”（Unready）。他在位时的确轻虑浅谋，毫无建树。在三明治，一位贵族的弟弟布雷斯里克（Brithric）指控另一位统帅伍尔夫诺思（Wulfnorth）叛国。伍尔夫诺思带着20艘船逃亡，并开始在南部海岸大肆劫掠。布雷斯里克带领80艘船在后面追击，途中因遭遇风暴而搁浅。伍尔夫诺思乘机烧毁了追击者的船只。

听闻惨变的埃塞尔雷德弃置了剩余的所有船只，返朝回宫，他的贵族臣子们也随其而去。这是一桩损失惨重、颜面丧尽的祸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如此描写君王与贵族的离场：“他们轻易就将船舶弃之不顾，是那些船中的百姓把船带回伦敦。百姓的血汗付之东流，他们却未曾因此伤心难受。”

代替英格兰船队出现的是“伟岸者”托基尔（Thorkell the Tall）所统率的声势浩大的维京水师。他的入侵让英格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急之中。托基尔的大军一路烧杀抢掠，沿途鲜有撄其锋者。身处丹麦的斯维因看到了英格兰极其脆弱的防守。臣子托基尔又听命于他，那为何不干脆占领整个英格兰王国呢？但是他的这个想法遇到了阻碍，而且这意想不到的阻碍竟是托基尔。1012年，他接管了防御英格兰的事务，并征收“丹麦金”（the Danegeld）作为交换。

斯维因的水师在三明治湾集结后沿着海岸线上行，先后进入了亨伯和特伦特郡。丹麦人横扫了英格兰南境，迫使埃塞尔雷德和托基尔离开王国。斯维因成了英格兰-丹麦之王，直至1014年逝世，他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克努特继任。

英格兰再一次处于强大海事力量的保护之下。例如，1018年，克努特剿灭了一伙有30艘船的海盗——谢天谢地，这次对付的是海盗。自此，早年随父亲一同入侵英格兰、不遗余力地摧毁这个王国的克努特，现在成了它唯一的守护者。

丹麦人成为国王可以更有力地抵御入侵。英格兰和丹麦的战船，在克努特重令征伐挪威人以及强力将苏格兰并入版图的战事中，确实做到了并肩作战。不仅如此，爱尔兰海（the Irish Sea）也在他的掌控之下，高卢的（Gallic）众多地区也听其号令，奥克尼群岛（the Orkneys）和赫布里底群岛的维京人也被他抵挡在英格兰国境之外。英格兰税收的一部分用于设立固定建制的水师，其中包括40艘船舰。克努特凭借这支水师缔造出强盛威武的北海帝国，并使之长盛不衰。讽刺之处或许在于，战败的英格兰成了帝国的中心，更甚者，对斯堪的纳维亚的侵袭正是这个曾经饱受其蹂躏之苦的国家发动的。

克努特在1035年离世，他那生性酷虐残暴的儿子哈德克努特（Harthacnut）继承了王位。此子是最后一位统治英格兰的丹麦国王。在位期间，英格兰水师的规模从40艘船扩张到94艘船。维持这样一支海上力量完全依赖于严酷地向英格兰人征税。哈德克努特一直活到了1042年，后来，他的死把威塞克斯的爱德华（Edward）推上了王座。

爱德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埃塞尔雷德——一位因海上失利而为世人所知的国王。然而，11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已经成为威慑四方的海上强国，爱德华立志要将这样的强盛延续下去。1044年，他率领35艘船在三明治沿海抵御马格努斯一世（Magnus Ⅰ）的掠夺行动。马格努斯是挪威国王，一心想要继承克努特和哈德克努特的王位，执掌北海帝国。

如今轮到丹麦人眼红英格兰在海上的力量。爱德华受命派遣50艘配备大量人手的船去支持他们，但他拒绝服从这个命令。他的船停驻在三明治沿海的最佳位置，既可以威慑英格兰的敌人，又可以援助自己的盟友。104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the Holy Roman Emperor）派军进击叛乱的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Count Baldwin），并要求爱德华守卫海域，阻止鲍德温登船。“因此国王领着浩浩荡荡的水师到了三明治湾，并且停留在那儿，直到罗马皇帝从鲍德温那里得偿所愿。”

可是在11世纪，一支庞大的海军犹如一只不讲信义的凶残猛兽。英格兰水师的核心部分是那些由丹麦雇佣兵操控的船舰。爱德华逐步解雇了这些人，到1051年时已将他们全部遣散。爱德华终于能够废除让人们深恶痛绝的“丹麦金”——一项曾为英格兰建立起海上霸权的税收。

然而，一个国家的海军也体现了其国内的危机。古德温暗沙正是以爱德华的大臣——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Godwin）的名字命名的。戈德温如同英格兰海事力量的化身，他的海盗父亲伍尔夫诺思曾经在1009年击垮过埃塞尔雷德的海军。克努特曾将威塞克斯东部的土地划拨给戈德温。他还掌控着包括三明治湾在内的英格兰南部海岸，曾向海军捐献过43艘船。他还是国王爱德华的岳父。

但是到了1050年，国王已经谋划完备，要摆脱如此强权的臣下对自己的支配。爱德华指派诺曼人（Normans）在教堂和国家机构中任职，以此向他的姻亲发起攻击。1051年，爱德华与戈德温家族交手并流放了后者。为了稳住自己的王位，爱德华向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寻求更紧密的同盟关系。据说后来爱德华以委任威廉为王位继承人作为回报。

戈德温和他的儿子们显然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他们的海上势力非常庞大，和自己家族的创始人伍尔夫诺思一样，有南海岸的海员们向其效忠。爱德华试图在仓促间拼凑出一支船队封锁三明治湾和唐斯，结果却大败亏输。英格兰的海上力量还是掌控在戈德温手中。他和他的儿子们领着声势浩大的船队从波特兰半岛（Portland Bill）开拔，一路浩浩荡荡驶向泰晤士河。爱德华和他的50艘船则在伦敦静待他们的到来。

爱德华毫无还手之力，他不得不迎回戈德温及其族人，并遣散自己招来的诺曼人。可是戈德温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失而复得的权力就过早离世了。威塞克斯伯爵的爵位由长子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son）承袭。

说到警醒，戈德温的归国提醒人们，英格兰的命运与海洋密不可分。在重要关头，戈德温和他的家族严密掌控着英吉利海峡，据此方能攻袭伦敦。自1052年起，爱德华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他这个国王也成了傀儡。哈罗德接掌海军，于1063年挥师入侵威尔士（Wales）。他成了英格兰最具权势的人，只是还没有君王的名号。1066年，身后无子的爱德华离世，人们对于哈罗德的登基毫不意外。

哈罗德必将用自己建立的威猛强大的英格兰海军，来对付那些冒犯自己权威的挑战者们。第一个就是他的弟弟托斯提戈（Tostig），他企图在佛兰德斯起兵造反。第二个是诺曼底的威廉，他自信自己才是爱德华的继承人，还制订了入侵英格兰的计划，但是他座下的男爵们警示他，这件事风险太大。而书中说哈罗德“号令着庞大的舰队与技艺精湛的水手”。伍尔夫诺思、戈德温和哈罗德等人一手创建的海上大军巨大无比，诺曼人能否与之匹敌？

这个问题切中要害，诺曼底公国根本没有海军。威廉需要至少700艘船来运送大约7000人的军队。这场仓促间建造巨型舰队的狂热运动，可从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
[13] 中略窥一斑。

与此同时，托斯提戈把船只攥在手中，开始劫掠英格兰海岸。哈罗德清醒地看出这是一场更为严重的灾难的前兆。他集结船舰，拉起一支英格兰前所未见的浩大船队。与往常一样，船队的目的地是扼守英格兰东海岸与西海岸的三明治。哈罗德的此次动员迫使托斯提戈掉头向北。

此时哈罗德知悉，威廉正于迪沃河（the Dives）河口组建阵容庞大的入侵船队。整个夏天，英格兰南部都处于严密戒备之下。陆军驻扎在岸边，海军则以怀特岛为基地戒备。

威廉建造入侵舰队，图来自贝叶挂毯。

他们一等再等。威廉却按兵不动。哈罗德在陆上和海上的人马无战可战，却不断消耗着所有能找到的补给。9月8日，为了补充补给和人手，船队无奈之下只得返航伦敦。英吉利海峡又一次变得无人守卫。威廉的船队受令开拔，但遭遇风暴，被迫转入索姆（the Somme）河畔的圣瓦莱里（St Valéry）。哈罗德海军在返回伦敦途中遭遇了同样的风暴，损失惨重。

贝叶挂毯中，人的尺寸被放大（请注意中间那条船上的马，它的尺寸更接近真实的比例）。正在掌船和指挥水手调整船帆方向的舵手也很值得注意。

哈罗德还得面对另外一个威胁。挪威的哈罗德·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er）率领庞大船队，在亨伯河与托斯提戈会合。正当威廉的船队准备出航的当口，哈罗德却被迫将军队迁至北方抗击入侵者。哈德拉达和托斯提戈均在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战役中阵亡，他们的部队也被击溃。此时，拥有700多艘船的威廉入侵大军未遇一兵一卒就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并在佩文西（Pevensey）登陆。他们在此处构筑工事，以防哈罗德的海军攻击他们的船只。

哈罗德迅速回师伦敦，打算立刻迎敌。这个时候出兵风险很大，因为和哈德拉达的交战让他的军队元气大伤，而且补充兵力也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哈罗德的计划是在最靠海的地方与敌人交战，比如在森拉克山（Senlac Hill）发起进攻，将诺曼人围困在黑斯廷斯半岛（the Hastings peninsula），另有70艘船会从伦敦出发，在他们回撤时断其退路。

哈罗德来自熟稔大海和海上作战的世家，他本身就是一个热衷海战的勇士。1066年，他在自己的国土上出战——其南岸线数十年来一直由海盗伍尔夫诺思的后辈们把控。他深信，海陆结合的作战方略将会像往常一样取得胜利，只是结果却非如此。威廉这个初出茅庐的海上狂徒，在1066年打败了哈罗德。

第4章 横渡英吉利海峡（1066～1221年）

曾经，英格兰之王在爱尔兰，继而在英格兰，后来又到了诺曼底；

如此频繁穿梭，他必是胁生双翼，而非乘着骏马或是舟船。

——路易七世如此形容亨利二世

如果英格兰继续走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海上帝国的路子，那么历史可能会完全变成另一番模样。而诺曼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把英格兰带向了迥异于此的另一个方向。

中世纪时，英格兰的海军实力于“忏悔者”爱德华和哈罗德在位时达到巅峰。而英格兰之所以有如此强盛的海上力量，很大程度上和丹麦人有关。依凭自己所掌控的船舰，它拥有足以主宰不列颠群岛（the British Isles）的潜力，而且它的发展方向是建立自爱尔兰岛至波罗的海的海上通途。

结果它却被并入了另一个帝国的版图，一个并不依赖海上力量的帝国。诺曼底和法兰西无可摆脱的强大影响力，意味着像爱尔兰海这样的传统势力范围被忽视。这些区域被割让给不列颠群岛上新崛起的海上势力，他们与维京人、凯尔特人有着深厚的渊源：都柏林的维京人、曼恩岛、盖洛韦（Galloway）、苏格兰（Scottish）群岛和威尔士。

曾经，间或由英格兰称霸的不列颠，现在变成一盘散沙。实际上，威廉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海上防御模式：坚壁清野。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他在乡村派驻了军队，“将沿海的土地抛荒。这样，敌人就算登陆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掳掠到什么东西。”
[14]

真正紧要的海域是英吉利海峡。两岸都处于诺曼人紧密掌控下的英吉利海峡，成了连接王国两片疆域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防守得固若金汤。横渡英吉利海峡成了早期的诺曼国王们管理朝政的常规活动。威廉在21年间曾17次穿行于英格兰岛和诺曼底。威廉二世13年间有10次，而亨利一世在35年间达到21次。此外，包括转移钱币、派发急件、传达宫廷谕令等日常事务也需要频繁渡过海峡。另外，有一艘名为“蛇舟”（esnecca）的皇船，它行动迅捷、时刻待命，在两岸间护送皇族成员以及他们的代表。在大量的皇家文献中，亨利一世都没有写下文件签署的地点，而写的是“运输中”（transitus）。

12世纪时，肆虐劫掠的维京人已成了历史，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内部纷争，以及由要塞和城堡组成的坚固的英格兰本土防御体系，祸患得以消除。到了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时，海面上已经是一片安宁和平。亨利的帝国也进入巅峰时期，他的疆域从北边的福斯湾（the Firth of Forth）一直延伸到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the Pyrenees），此外他还掌控着爱尔兰海、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the Bay of Biscay）。他成了基督教王国中最强大的国王。

海上的骚乱平息后，诸多港口又开始活跃起来。到了12世纪，伦敦古罗马港口的码头得以扩建和翻新，木制护岸延伸进河中，这样船上的货物可以直接卸载到岸上。12世纪末时，木头做的起吊机开始投入使用。其他的主要港口城镇，诸如金斯林（King’s Lynn）、南安普敦（Southampton）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也改进了码头、仓库和起吊机。当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在13世纪中叶绘制不列颠舆图时，图中用引人注目的蓝色条带标注的河流，已经不再是作战时的行军路线，而是贸易往来的通途大道。12世纪的人们见证了这片意义重大且持久长存的贸易网络的兴起，英格兰守护着这条连接了波罗的海和欧洲西南部的航线。

假以时日，这些新兴的航线将会改变欧洲南部海上战争的模式。自11世纪起发生在欧洲北部的航运革命是另一个影响海战进程的因素。在此之前，北欧唯一一种影响重大的船就是维京长船。它在远海和河流中有着极强的机动性。在欧洲北部海岸，就是相对来说经验没那么丰富的造船师也可以大批量制造这种船只。

其船体设计的核心是长而弯曲的龙骨，船体就是围绕着这根龙骨建造的。安装的第一块木板与龙骨长度相等，其后的木板也是如此。这些木板一块挨着一块，相互之间重叠的边缘用铁制弯头钉固定到位。现在绝大部分的日用桨船仍旧是按照这个方法建造的。船体上长度相同的弯曲木板一排排交叠着，十分醒目。

人们将这种船称为“鱼鳞式”（clinker-built）大船。它以善于抵挡北方的风和海浪而著称。而在风平浪静的地中海（Mediterranean），人们先建造船的骨架，然后依着骨架安装木板，构成船体。这种船与鱼鳞船的样式迥然相异，因此船体两侧也更平坦光滑。它们体积更大，更易操作，却无法像鱼鳞船一样承受大西洋的惊涛巨浪。人们将这种船称为“轻快帆船”（carvel ships）。

在北方海域广为使用的维京式船只，体轻、速度快、适应性强。乘坐它的迁徙者和战士们可以远航至格陵兰岛（Greenland）和纽芬兰岛（Newfoundland），以及地中海和黑海（the Black Sea）。但是这种船也有缺陷，它在风中航行时性能不佳，而且船舱内的空间十分有限。这导致维京人十分青睐贵重又轻便的货品。到了大型运输盛行的年代，维京船暴露出明显的弊端。

自9世纪开始，弗里斯兰（Frisian）的船匠们尝试制造一种维京船的变体——柯克船（the cog）。这种船保留了鱼鳞船的构造布局，但采用了平坦的船底和弧度更大的船体，使船舱容量得以扩充。到了13世纪，柯克船已经成为欧洲北部贸易和作战的主要船型。它的体积大大增加，货物装载量是最大的维京船的5倍。不仅每吨货物的运输成本下降，而且配备的船员规模也缩小了。船舶设计上的突破对转变欧洲经济发挥了作用，柯克船是为代表。

作为散货船，柯克船的优势在贸易往来繁盛的年代迅速凸显出来。作为战船，它又是革命性的。它预示着海战的时代即将来临。从船头到船尾都搭建起设有城垛和箭孔的木制城堡，桅杆上设有瞭望台，士兵们可以凭此向敌船的甲板上投射箭只、长矛、铁条等各类武器。这样的一艘大船为海上的攻防作战提供了平台，而维京长船则完全不能。高度起到了很大作用，近距离海战之激烈与险恶变得完全不同于往昔；容量也很关键，柯克船成为运送大型入侵军队及其马匹与补给的理想工具。

哈罗德之后，第一位把船作为主要战斗装备的国王乃是理查一世（Richard Ⅰ）。十字军东征时，在地中海看到的桨帆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自己欧洲帝国的途中，他察觉到法兰西正在复兴，法兰西国王有一颗开疆辟土的勃勃雄心。就在理查一世征战时，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e）和理查的弟弟约翰密谋勾结，对诺曼底发动进攻。进攻的第一阶段是入侵维克森（Vexin），此地毗邻蜿蜒的塞纳河谷，是法兰西与诺曼底的交界线。占据了这个地方，腓力就可以进攻诺曼底，一步步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染指英吉利海峡。

理查原本会倾其余生重建亨利二世缔造的伟大帝国，而战船是他整个战略的核心。但他与兴造大船的潮流背道而驰，又重新回归吃水浅、以帆桨为动力的船型。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当时他正在争夺塞纳河谷，尽管造价不菲、射程有限且船员众多，他的桨帆船却是最佳的进攻武器。理查对于把朴次茅斯（Portsmouth）建造成海军基地抱有独特兴趣。其意图很明显：连通英格兰南部海岸和塞纳河及其众多支流，深深揳入维克森，形成进攻通道。理查的船行动迅速，可以立即把人员运输到有需要的地方，为布置在敌方领地上的城堡和军队运送补给，此外还能运送钱币来引诱敌国有权势的人物。理查河道作战技术娴熟高超，不禁让人回想起昔日精于此道的维京人。

理查于1199年离世后，新任英格兰国王约翰（John）继承了数量庞大的桨帆船队。但是到了1204年，建造船队的初衷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腓力·奥古斯都已经取得超乎想象的进展，将约翰从父辈留给他的法兰西领土上驱逐出去，后者的领地仅剩加斯科涅（Gascony）和普瓦图（Poitou）两处。至此，英吉利海峡成了英格兰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隔海相望的敌人正虎视眈眈，掌控着大海对面漫长的海岸线和重要港口，其实力已足以占领英吉利海峡。这片海域又一次硝烟四起，陷入混乱动荡之中。

约翰之所以失去他在法兰西的领地，一部分原因是海陆联合行动的彻底失败，这项行动曾经在他哥哥理查手中大放异彩。地面部队和桨帆船的协同配合不尽如人意，对塞纳河谷的掌控丧失殆尽，随后就是帝国余境的分崩离析。约翰召集起船队，想要夺回失地。1205年2月下达的军令要求所有船只停驻在港口，以用于随后收复失地的作战。春天和夏天，舰队都集结在朴次茅斯、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特茅斯（Dartmouth）。将商用柯克船改造成战船的工程已经结束，装备这些船的人手也招募完毕。用于入侵作战的补给和海军储备都囤积在肯特郡。这些就是关于召集及装备皇家舰队的最早记录。这次的花费也极其惊人：朴次茅斯的行动耗费2222英镑19先令4便士，其他海军中队耗费1049英镑2先令6便士。但是这个作战计划在6月被取消了。

关于海军行政的现存最早记录也是从这次战事中幸存下来的。桨帆船队把钱都吸光了。统率船队的是皇家长官威廉姆·德·鲁特姆（William de Wrotham）。他是一位受人认可的管理者，此次负责监督桨帆船队的工事，以及20艘新造桨帆船和34艘其他船的调度。但是长期维持此等规模的军队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约翰拥有一支海军，但在如何使用这方面缺乏清晰的战略安排。桨帆船是劫掠和侦察的理想选择，却并不适合运送大批的入侵军队。那种任务应当选择装载空间充裕的柯克船。结果，约翰把本应用于进攻的军队用在了防守上。

1026年，约翰在英格兰沿海驻扎了51艘桨帆船。近几年并没有入侵诺曼底的战事，这些桨帆船和其他船只是用来对付威尔士和爱尔兰的。随着约翰对英格兰越发严密的控制，以及用税收压榨自己的子民，桨帆船还逐渐被应用在海关事务上。当下，英吉利海峡南岸落入敌手，英格兰在众多海域的权威也开始分崩离析。海盗卷土重来。

新一代海盗中排在前列的，是身份神秘而又嗜血残忍的海军指挥官——“僧侣”尤斯塔斯（Eustace the Monk）。当时，流传的关于他的事迹，可能像罗宾汉（Robin Hood）一般富有浪漫色彩。他的父亲博杜安·巴斯凯特（Baudoin Busket）是布伦（Boulogne）附近地区的贵族。尤斯塔斯曾赴托莱多（Toledo）学习黑魔法，回来后在邻近加来（Calais）的寺庙里当了一名僧侣。1190年前后，他为报杀父之仇而离开，投身布伦伯爵雷诺·德·达马尔坦（Renaud de Dammartin）麾下效力，结果却跟自己的领主闹翻了。他和一帮绿林草莽隐匿在森林之中，上演了一系列捉弄雷诺的把戏。

总之，流传的故事是这么说的。可以确定的是，1025年他正听命于英王约翰，统领着30艘船防守海峡群岛（the Channel Islands）
[15] ，抵御腓力二世。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压榨通过英吉利海峡的商船。他为人险恶而又干练，为英吉利海峡的商人和渔民所痛恨，却也因劫掠和破坏法兰西海运而备受青睐。和众多以海为生的人一样，他从混乱局势中获利颇丰。

然而，尤斯塔斯生性善变。1215年，是约翰的“不利流年”（annus horribilis），他被迫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就在这时，“僧侣”尤斯塔斯摇身一变，加入了实力更为强大的腓力·奥古斯都的海军。经历了约翰在任时的苛捐杂税和国威蒙羞，英格兰陷入一片混乱。

法兰西在13世纪初还毫无海军力量，到1213年已经拥有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水师。这支大军兵锋直指佛兰德斯和英格兰。与此同时，约翰业已集结起自己的船队，经由佛兰德斯进攻法兰西。人手和船只先在多佛（Dover）会合，随后分成三支，一支在多佛待命，一支向法弗舍姆（Faversham）进发，还有一支进军伊普斯维奇。另一边，前往佛兰德斯海岸的腓力舰队声势浩大，正在攻打伊普尔（Ypres）、卡塞尔（Cassel）和布鲁日（Bruges）。在劫掠最后一处时，腓力把自己的船留在茨文河（Zwyn）河口的达默港（Damme）。一支撞了大运的英格兰船队碰上了这些毫无防守的船。当英格兰人终于停手时，“似乎整个海面都着火了”。

英格兰水师罕见地取得了胜利。腓力的船队损毁殆尽，极少数幸存者也是散落四处。但无论海上胜利与否，真正决定性的战役还是在陆地上。在布汶（Bouvines），约翰不敌腓力，大败亏输。1216年，新的法兰西水师集结成军，并交由“僧侣”尤斯塔斯统领。这个时候，约翰的所作所为引发封臣的极大不满，其暴虐的政策、军事上的惨败以及对《大宪章》的无视，迫使他们奋起反击。在他们看来，来自法兰西的征服者要胜于暴君约翰一筹，于是他们邀请腓力·奥古斯都的儿子和继承人路易（Louis）一同废黜约翰。

起初，看局势似乎是约翰会胜出。他的水师——用严苛赋税压榨而来，是整个英格兰的财富——依旧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此外他还取得了佛兰德斯的海上支持。但是英格兰的天气成了阻碍。他最重要的盟友自佛兰德斯而来，途中在丹维奇（Dunwich）沿海遭遇海难，约翰自己的船队也被风暴吹散。

自此，通往英格兰的大门四敞大开。12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将肯特郡和苏塞克斯的五个至关重要的沿海城镇称作“五港同盟”（Cinque Ports）：三明治、多佛、海斯（Hythe）、新罗姆尼（New Romney）和黑斯廷斯（Hastings），它们是国家海防的核心。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
[16] 诏令这些地方提供船只侍奉皇室，作为回报，它们可以获得减税优惠以及周围海域的管制权。此时的“五港同盟”已经叛投路易和造反的封臣们。尤斯塔斯的船队在扩员增制后，受命封锁自南安普敦至沃什湾（the Wash）一带的英格兰港口。噩梦自此上演：又一个有潜力掌控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的君主出现了。

封臣们在反抗约翰的斗争中，两害取其轻，投靠了法兰西人。可是法国人的援助很快就变成了入侵。1216年约翰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亨利三世（Henry Ⅲ），封臣们之前所遇到的问题自此结束。与一个法国国王相比，这个九岁的男孩自然是更好的选择，而保皇派主力威廉姆·马歇尔（William Marshal）也成功让大多数封臣重新听命于他们世代效忠的君主。最为重要的是，他促使亨利三世接受《大宪章》。可是此前在约翰当政的艰难时期，路易已经受封为国王，他此时毫无离开英格兰之意。

王国半壁以上的江山都在路易的手中，他还能从法兰西招来援军。但是多佛城堡（the Dover Castle）还没有落入他的囊中。休伯特·德·伯格（Hubert de Burgh）是城堡的守卫者，他将城堡称作“英格兰生死存亡之所在”，此言恰如其分。城堡在伯格的防守下抵挡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1217年，路易在林肯吃了败仗。返回伦敦后，他向法兰西召集援军。

1217年的春天，英格兰保皇派为了夺回“五港同盟”，艰苦拼杀。这些港口之所以投靠路易，是因为受到约翰的残酷压迫——他们认为已经到了被奴役的地步。但是，对压榨自己来往海运的“僧侣”尤斯塔斯，他们也不见得有多青睐。几番变换之后，“五港同盟”选择效忠亨利三世。

与此同时，尤斯塔斯正在筹备一支船队为身处伦敦的路易运送援军、攻城器械、金钱和物资。8月24日，船队从多佛启碇。据称，当时有一支英格兰的战船中队避而不出，拒绝和实力雄强的尤斯塔斯水师交锋，但是另一支由休伯特·德·伯格统领的中队从三明治驶出，冲到了法国人的前面。路易的手下发现，对方船上无人披挂。尤斯塔斯宣称，“他明白这些可怜虫的心思是想要夺下加来，但是那里早就被打造得固若金汤”。看着英格兰水手们擦肩驶过时，法国人大肆讥笑。可就在堪堪经过之后，处在上风位的英格兰战船立马掉转方向，回过头来对付法国人。

此种战术——这是它应用于帆行战船对战的最早记录——叫作“抢占上风位”（take/seize the weather gage）。英军控制住了有利位置，有风向优势，逼迫法军要么掉转方向夺回上风位，要么一直被英军紧追不放。

尤斯塔斯应当是想加紧航行到伦敦，但是他的船上装载着笨重的攻城弹射器（一架抛石机），这是个大累赘，没过多久英军就赶了上来，尤斯塔斯别无选择，只得一战。但是他的船比英军的柯克船小。英军凭借高度上的优势，居高临下用十字弩射击并发射其他利器。据说英军还利用上风向的位置泼洒石灰粉，想弄瞎法国人。后来，英军靠近敌船，卸其船帆，斩其桅杆，法军一下子成了“瓮中之鳖”，随后英军登了船。

当时的混乱场景想必是血肉横飞、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残破的索具、帆布、桅杆和拼杀的人。英军下手毫不留情，当场就把对手杀死。英军靠着卓越的战术、天赐的好运以及比敌人更大的船只，俘获了大半的路易水师。尤斯塔斯乘坐旗舰遁出重围，载着他的重要货物——抛石机——继续驶往伦敦，但是英军一直紧追不舍。为了让剩下的船能够抵达路易那里，尤斯塔斯在三明治沿海顶风停船。共有15艘法兰西船逃出生天，但其中一些船因为在两次交战中严重受损，最终还是沉没了。而尤斯塔斯的船被4艘英格兰大船团团围住。混战之中，为了击退进攻的人，他甚至手持船桨对敌。许多勇士为了免遭落入英军之手的厄运而纷纷跳海，此时尤斯塔斯则偷偷躲起来，爬进船舱夹层之中。

登船部队最终还是找到了躲在船底舱的尤斯塔斯。他企图用贿赂的手段逃出囹圄，可是彼时英格兰的航海者们已对他深恶痛绝。有两个选择摆在他面前，要么在他自己船的舷墙上，要么是在抛石机上被斩首。“他两个都不想选，但最终还是被砍了头。”

路易已经无力再继续战斗下去，只得放弃他对英格兰的雄心壮志。“多佛之役”对战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海上获得了两场重大胜利，没过多久，英格兰还是失去了对海洋的掌控。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有强盛的海军，不能压制包括海盗在内的任何外部威胁，那么制海权只会是迅速凋谢的昙花。

现实是英格兰无力承担维护海军的花销。这就导致了英格兰岛周遭的海域动荡不安，不受控制。1224年，约翰的儿子和继位者亨利三世被法兰西夺去了拉罗谢尔（La Rochelle）。由亨利二世建立的欧洲大陆帝国，此时的边境线已经退缩至加斯科涅（Gascony），离这一动荡水域非常遥远。

英格兰在海上被列强环伺。整整一个多世纪后，第一次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势力活跃在不列颠海域。13世纪20年代，挪威人大举入侵，旨在维系他们对曼恩岛和西部诸岛（the Western Isles）的所有权。加洛韦（Galloway）勋爵艾伦（Alan）拉起一支200艘船的船队，雄心勃勃地想要打造一个海上帝国，疆域自苏格兰西部（Western Scotland）延伸至北爱尔兰（Ulster），但这一尝试失败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也觊觎着这片岛屿，他在1249年“对自己的手下明确宣布，要让索伦德海（Solunder sea）以西全部都听挪威君王的号令，否则誓不班师回朝”。亚历山大后来死于此次海上入侵的战事，而挪威保住了自己的海上王国。

英格兰则正相反，它已经算不上海上强国。13世纪，英格兰王国国土沦丧，往昔帝国消解，可谓愁云惨淡，封臣们更是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欧洲西部新崛起的法兰西，隐然要成为这片海域的新主。

第2部分 酒和羊毛

第5章 亦商亦武（1221～1335年）

远航的海路很是漫长，充满了艰险和辛劳，但回报也异常丰厚。船只从南安普敦出发，途中结伴偕行，在这片欧洲最为危机四伏的海面上相互保护，抵御各式各样的凶险恶患。它们出于礼节和生意上的需要聚集在一起，有战事的时候，可以照法令规定请求护航，甚至可能会有战船带其“漂流”或者沿途护送。原因是这些船背负着重要任务。

海面上漂浮着的柯克船一边等待着顺风，一边紧贴着英格兰南部海岸线航行，时刻确保那些熟悉的地标建筑物位于视线范围之内。教堂塔楼、修道院、峭壁、树丛，任何突出醒目和永久存在的东西都是他们热切寻找的目标，他们以此为自己引路。这一连串标志物勾画出了航海路线，同时也警醒着人们其中暗含的凶险。这条路线来自一代又一代航海者共同积累传承下来的航海经验。除却这些标志物，唯一能发挥作用的，或许就是把磁化的细针固定在小树枝或者麦秆上，然后浮在一碗水中，靠它指北。

英吉利海峡中的盛行风是西南风。船只逆风而行，人们在笨拙的柯克船里时刻面临着触礁的危险。向西短途航行的船从南安普敦出发后，一般会选择达特茅斯（Dart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和法尔茅斯（Falmouth）作为避风港。如果形势允许，他们会尝试渡过英吉利海峡，在异国的海岸寻找庇护之所。在《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中，乔叟（Chaucer）这样描述其中的一位船长：

所有的避风港湾，哪有他不知晓的，

从哥特兰岛（Gottland）到菲尼斯特雷角（Cape of Finisterre），

抑或布列塔尼（Brittany）和西班牙的任何一个浅港小湾。

在危机四伏的贸易航线上航行时，关于这些大大小小的避风港和小海湾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航程中走走停停，船只可能会抛锚很长一段时间，苦苦等待着有风吹来。布列塔尼海岸线上的圣马蒂厄（St Mathieu），是途中停留、重整队伍、补给粮草的理想之地。而这一处也是整个航程中最为凶险的地方。布列塔尼人（Bretons）是一帮声名狼藉的海盗，不论是某一国还是某个人的船，他们统统不放过。当然也可以待在外面，但他们要面临的是世界上环境最为恶劣狂暴的大西洋。比起在外面的海上冒险，遭遇海盗还是要好上太多，至少船还可以继续紧贴着比斯开湾的沿海航行。

船上的人都冒着丧命的风险进行远航，相互间抱成一团，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粗犷式的民主。当一艘船在等待好风时，依照法律，船老大要对手下宣布：“先生们，是走是留你们来定吧。”
[17] 然后他会听取船员的意见，并且只有在大多数人同意“天气很好，适合前进”的情况下才会起航。船长有义务庇护自己的手下免受饥寒，并且把他们安全带回家。但除此之外，船上的律令还是非常严厉的。如果一个船员喝醉了，就失去了让船长提供食物和庇护的权利，并且可能会在任何一个港口被赶下船。如果船长和船员之间发生了争执，那么船长有权在船员们集体用餐时，宣布解除这个不听指挥的船员的职务。如果此人仍旧不服从命令，那么他在航程的任何一段都可能被赶下船，不过这得由全体船员共同决定。若船员间有人诽谤他人，会被扣掉一天的工资（4便士）；若船长诽谤船员，则会被扣掉8便士。要是有船员被船长打了，被动之下是可以回一拳的；如果船长继续出手，他也可以回击。但是，第一拳如果是船员打的，那么船长可以决定对此人罚款100先令或是砍掉他的一只手。

伙食一般很差——有面包的时候才会吃面包，走运的话能吃上咸鱼和咸肉，浪费啤酒是要受罚的。船在航程中被迫抛锚等风的时候，供给往往会耗尽。居住的舱室让人不抱任何幻想，卫生条件也极其糟糕。有远航者这样描述：船边悬挂着供船员方便的篮子——“高高的船沿异常恐怖，还有下面不断拍击的海浪，让你一点都不想继续下去，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给自己灌泻药。”

吉伦特（Gironde）河口最里侧的波尔多（Bordeaux）或许是航海者们最爱的地方。每年春天和秋天，很多船会赶到这里做生意。水手们可以在这里卸货：麦子、咸鱼、肉、奶酪、黄油、皮革制品等。但回程时装载的货物才是这趟远航的真正价值所在。

中世纪的英格兰人对红酒十分偏爱。仅1308年和1309年，从加斯科涅运往英格兰的红酒数量就达到了令人瞠目的102724吨。
[18] 海关账目显示，从1303年1月20日到1304年8月18日，约有1000艘船从波尔多航行至英格兰，其中绝大部分船的吨位在100吨以下。此项贸易变得非常重要，以致从装酒的容器“酒桶”（tun）中演化出了计重单位“吨”（ton）。标明容量为100吨的船可以装载100个酒桶，其中共储存了25000加仑的红酒。从英格兰买回的食物和货物无法抵偿同等数量的红酒的价值。但这些买回的商品对加斯科涅的百姓来说是必需品，因为他们已经把全部可用的田地都用来种植葡萄，以满足英格兰人对红酒的渴求。进购红酒所用的，乃是英格兰的盛产之物——在佛兰德斯的集市出售的羊毛，它堪称中世纪的“白色黄金”。

这项贸易在失去诺曼底领地之后开始兴盛。在此之前，勃艮第（Burgundy）是购买红酒的首选之地，运输时，这里的酒自塞纳河而下，然后渡过英吉利海峡。至于白葡萄酒，人们热衷于普瓦图（Poitou）地区的产品。可是自打约翰和亨利三世丧失了在法兰西的领地后，只剩下了加斯科涅和此地的淡红酒，即干红葡萄酒（claret）可供选择。曾经雄伟一时的大帝国，最后遗留下的就是这项供国人取乐、为国王挣得丰厚利润的资源。从海军历史的角度来看，最值得留心的是，一趟艰险重重的远航的尾声部分，才是英格兰贸易的重头戏所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水手由这些航程孕育而来。历任英王的海军也是由这条航线上来往的船只组成的。而最为重要的是，正是在红酒和羊毛的贸易中挣得的财富支撑起了英格兰大小战事的开支。

红酒和羊毛的贸易是英格兰经济的核心，也是君主统治的命脉所在。这种关联性在沃尔特·勒弗莱明的一生中显示得淋漓尽致，他让南安普敦绽放出伟大的光辉。
[19] 沃尔特在1258年去世时已富甲一方，其持有的船只和土地，在南安普敦、奇切斯特（Chichester）、朴次茅斯和温切斯特（Winchester）数一数二。他长期处在南安普敦市民生活的核心位置：1229年和1242年任执行官，1249年任总长，也是港口内部以及港口附近修道院的主要赞助人。他的财产主要是其名下的大型贸易船只——从13世纪20年代起，比斯开湾中就满是鳞次栉比的大型柯克船——但他能获得惊人财富的真正原因，是他让自己的船只、货物以及亲自走过的海上航线，都为国王所用。

亨利三世一心想要夺回其王约翰在位时败亡的伟大帝国，却因为缺少钱粮而无法施展抱负，但是沃尔特·勒弗莱明之流的商人们为他提供了一条走出财政困境的路子。1224年，亨利丢失了普瓦图地区，其后沃尔特获批与法兰西通商的安全通行证，他的“黑铁”号（La Heitee）柯克船前往拉罗谢尔，旨在弄到红酒、盐和其他商品。1229年，沃尔特的人情得到了回报：“黑铁”号获准为王室效力，向加斯科涅运送战时补给。沃尔特在这趟差事中表现出彩，同年，他坐上了南安普顿执行官的位置。1230年，亨利三世命他和他的商业伙伴采购最上等的加斯科涅红酒，并且直接出售给皇家酒窖。13世纪30年代，国王向沃尔特颁发许可证，准许他在王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往来贸易；还和他签订合同，让他负责供应国王在伦敦的酒窖，这是一个获利巨大的肥缺。1243年，沃尔特再次担任执行官，得以稳固他在南安普敦的权力根基。同年，他派遣自己的“乔内特”号（La Jonette）柯克船前往波尔多，船上满载的王室珍宝，换回了最上等的陈年佳酿，这些酒都是专门为充实国王的酒窖而酿造的。1253年，他的一艘船携巴斯主教前往西班牙商谈皇室事务。

沃尔特·勒弗莱明这样的商人有很多，他们凭借与国王合作的这层关系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为国家服务的回报是获准参与海外贸易。沃尔特之所以能把他的酒卖给陆地上最为重要、最大手笔的顾客——国王，是因为他的船担负起了交通运输和递送信件的功能。沃尔特的儿子亨利继承了父亲的生意，并受命管理南安普敦的海关，去世前他已经成功跻身上流社会。1298年至1330年间，亨利的儿子理查·勒弗莱明（Richard le Fleming）曾七次担任地方的议会议员。沿袭其祖父和父亲的路子，他把经营生意和侍奉王室捆绑在一起，使两者互生互利，凭此大获成功。此种路数将会绵延数百年。这些买卖人的生意成了海军得以存在的根基。

贸易的繁荣兴盛意味着国王已经有财力拥有自己的船队。海关在羊毛出口和红酒进口中的收入成了王室财政的支柱。13世纪，英格兰的羊毛出口欣欣向荣：每年出口3万麻袋羊毛。考虑到每250只绵羊剪下的羊毛才能装满一麻袋，这个出口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此类经济活动是建立强大海军的前提。在中世纪，国王的“海军”就是这个国家船只的总数。有战事时，国王有权征用本国港口的所有船只。召集所有舟船和水手后组成的庞大舰队，其核心是王室船只，由大臣下令集结。除了桨帆船，没有什么船被明确划分为战船。纲纪不振的混乱海面上，所有船只都有足以投入战事的战斗装备。

17世纪以前，很难把一个国家的私人商船和战船明确区分开来。因此，私人商船越多，国王就能集结越大型的船队，辖制海域，宣扬国威，镇压海盗。

但是，英格兰在中世纪后期显然称不上海上强国。

英格兰的国王需要大量像沃尔特·勒弗莱明这样的人提振经济、供应船只，以支持战事。但沃尔特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英格兰财力雄厚的家族和组织都把投资放在陆地而非航运上，其后果就是外国的货主们插足了英格兰的羊毛出口。这些羊毛经由外国商人用自己的船运到位于佛兰德斯的纺织业中心，然后被纺织成布。在中世纪和16世纪初期，英格兰把海道（seaway）
[20] 和它们所能带来的收益都拱手让给了国外那些经验丰富、狡猾精明的买卖人。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王债台高筑，欠外国财主们的钱太多。亨利三世在13世纪50年代借款54000英镑，他的儿子爱德华在登基后的头几年（1270年到1277年）就向银行业家族里卡尔迪（Riccardi）和其他意大利商行借了20万英镑。偿还债务的方式，是免除这些商行的通行税和关税，并给他们颁发自由贸易与出口的许可证。征收关税这种大有油水的肥差也给了意大利人。自此，外国货主们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本国商人陷入困境。

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对日耳曼诸镇如吕贝克（Lübeck）、不来梅（Bremen）、哥得兰（Gotland）、罗斯托克（Rostock）、里加（Riga）、但泽（Danzig）、科隆（Cologne）的商人给予特权。
[21] 组成“汉萨同盟”（the Hanse）的正是这些日耳曼北部的贸易重镇，而且其不久后成了巨大的海上贸易帝国，让英格兰这样的小国黯然失色。他们用其金融势力影响诸如英格兰等小国的政策，并有足够的强制力在海道和国家发号施令。“汉萨同盟”尤其偏重东部海岸中诸如波士顿（Boston）、林恩（Lynn）、赫尔（Hull）和瑞文塞（Ravenser）这样的港口，并在它们的进出口总额中占很大份额。“汉萨同盟”还控制着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渔业，这项贸易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大斋期（the Lent）
[22] 以及年历中其他的一些日子，信徒要持守周五吃鱼的戒律。羊毛是主要出口物品，运往佛兰德斯以及更远的地方，而运输它们的船就是“汉萨同盟”经过改建和扩充的柯克船。

可是1278年，有一艘巨型地中海船驶进了南安普敦，相比之下，即便是“汉萨同盟”的船也显得矮小。它肯定吸引了众多商人和航海者的目光，突然间他们自己的船显得瘦小鄙陋。这艘船有不止一根桅杆，而且配备了数量庞大的桨手。遇到地中海上频繁出没的海盗时，这种商船足以自保，避开来敌。与柯克船不同的是，它出了地中海以后能相对轻松地进入大西洋。这样的船在北方海域中可谓独一无二。

此次航行是热那亚（Genoese）巨型桨帆船的第一趟年度远航，航程的起点在中东，经由布鲁日抵达南安普敦，并在那里过冬。一个世纪后，某艘热那亚船被风暴吹进了三明治港：“船的体型令人咋舌，里面满载的珍宝似乎轻易就能满足整个国家的需求。”想必这些巨型桨帆船被人们视为天外来客。但在波罗的海、北海和英吉利海峡间往返的单桅鱼鳞船在技术上确实逊于地中海船。热那亚桨帆船还装载着来自远东的异国货物——水果、染料、丝绸和香料，还给英格兰人运回了羊毛和佛兰德斯的成品布。

“汉萨同盟”和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支配地位时刻提醒着人们，作为欧洲航海国家的英格兰已经弱势到了何种程度。亨利三世治下的英格兰，即便放在不列颠群岛来看，也只是一支三流的海上力量。比如1262年，挪威人哈康·哈康森（Håkon Håkonsson）开始和康诺特（Connaught）、赫布里底群岛以及曼恩岛的统领们商谈，而后成立了反英格兰同盟。1263年，他率领浩浩荡荡的水师进入爱尔兰海，攻打苏格兰，领头的是260英尺长的巨型旗舰。但是苏格兰人在拉格斯之役（the Battle of Largs）中击败了这支船队。

重振英格兰在不列颠群岛运势的运动始于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他以红酒生意为抵押获得外国商人的贷款，凭借这些贷款建起了足以恢复英格兰昔日国威的陆军和海军。

与理查一世相似，爱德华登上王位前参加了十字军东征。显而易见，他对地中海式的作战套路做过一番研究。率领联军与威尔士、苏格兰作战时，他利用船只增援陆军，这是海军在13世纪的最佳用途。船只在威尔士输送部队并为其运送补给。它们还切断了威尔士人与其在爱尔兰海域的诸多盟友的联系。最值一提的是，爱德华在威尔士海岸沿线建造的强大城堡，可以由这些船运送补给。英王从港口城镇征用了数目庞大的船只，对战局至关重要的补给线就由它们维持，这些线路从位于切斯特的补给基地延伸出去，和英王在威尔士一路北上的部队相呼应。同时，这些船只还发挥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就是切断从安格尔西岛（Anglesey）发出，运往斯诺登尼亚（Snowdonia）的威尔士要塞的粮食补给。

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战争带来了巨额花销，而且结果并不完满。一些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的卫戍部队驻守着沿海的城堡，为这些卫兵运送补给、增援需要数量庞大的船只。而和苏格兰的战事也依赖船只提供后勤支持、运送兵力。苏格兰东南沿海以及福斯湾等地的城堡，是辖制整个苏格兰王国的门户，双方都明了，胜败系于沿海的补给线，它们在围城战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爱德华在威尔士、苏格兰、佛兰德斯和加斯科涅均有战事，这需要大量的兵力投入和无比高昂的开销。1294年至1298年，爱德华花费了75万英镑，其中绝大部分摊派于“英格兰境内出产的极佳商品、掌上明珠”——羊毛。
[23] 自登基之初，他就对羊毛出口征收关税。爱德华拖欠的债务过于巨大，竟逼得那些经营银行业务的意大利公司陷入破产的境地，让他得以收回海关的收入。可是这些还远远不够。1294年，爱德华因为急需现钱，提议国王应当以强制借款的方式征收全国的羊毛且分享羊毛出口所得的利润，此外仍征收关税。这项措施遭到商人们的强力抵制，后来换成了每麻袋羊毛征收40先令税费，亦即历史上有名的苛税（maltote）。但是到1297年，国王还是控制了大量征收来的羊毛。羊毛大亨拉德洛的劳伦斯负责管理羊毛。为了抬高价格，羊毛被推迟出口。

时机成熟后，搭载羊毛的船队自伦敦出发，在10艘全副武装的战船的护卫下驶往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
[24] 。最终劳伦斯的船在奥尔德堡（Aldeburgh）沉没，当时船上满载着羊毛。在备受压迫的英格兰百姓眼中，这是天道正义得以伸张：“因其压迫羊毛商人的罪过，他被淹死在装满羊毛的船上。”

整个13世纪，英格兰的君王们都在侵蚀着英格兰海军力量的根基。他们寻求的都是短期的解决方式，比如贱卖贸易权、强征羊毛，使得形势每况愈下。外国商人得到越来越多的生意，英格兰货主们却饱受欺凌，这意味着国王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外国人。随着国王被迫雇用非英格兰船只投入如征战威尔士和苏格兰这样的海上事业，战争支出也随之水涨船高。

尽管如此，英格兰人征服海洋的热忱并未减弱。君王们热衷于追忆埃德加时期的英格兰，大肆宣扬那个徒有其表的黄金时代。

1293年5月，加斯科涅、“五港同盟”以及爱尔兰的海员和一帮诺曼底来的海员们打了一场海仗。往来于比斯开湾的海员们相互之间数月积累下来的龃龉，最终发展成了一场争端。爱德华的臣民胜出，而那些波尔多人继续攻击对手在拉罗谢尔的港口。此次事件是日后在北方海域变得司空见惯的场面的早期实例，亦即分属不同港口和国家的海员之间私自开战。私战本该对当时的欧洲历史进程产生显著影响，可是爱德华的封地领主——法兰西国王，却在1923年传唤他前往巴黎宫廷。

这是对英格兰国王的羞辱。为了阻止此事，爱德华的律师们提出夸大其词的法律推定。他们认为，争端的双方不是爱德华在加斯科涅的臣民和法兰西国王的臣民，且发生的地点也不在双方领土上，而是在海上。他们还声称，英格兰国王“很久以来就一直和平享有英国海域及其中岛屿之主权”。

这番天花乱坠的说法严重失实，并且还在后来引发了不良后果。爱德华声称自己拥有海洋主权，所以也得相应地承担法律义务。每当海盗猖獗的时候，他都要承担管制无主之海的责任。如果爱德华无力维护海上的治安，就得赔偿那些受侵害的人。

事实是，英格兰国王根本无力以任何方式管理深海。建立海军的高昂费用远远超出了君王们的承受范围。所以这些费用落在了个体商人的头上，不论乐意与否，他们都被拖入冲突之中。即使是和平时期，商船也必须全副武装出行。若有战事，众多航海者可以在公海中合法捕猎属于敌国的船只。海岸之外呈现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然而对那些不把法律的枝枝节节放在心上的人来说，无政府状态正是大获其利的好时机。

14世纪的头几十年，不列颠周围海域完全是一片混乱。爱德华二世正和佛兰德斯纠缠不休。低地国家极度依赖英格兰的羊毛，所以爱德华下令禁止羊毛出口后商人们被迫做起了海盗。

到了1310年，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在北海打响，双方互施报复。最为声名狼藉的佛兰德斯海盗约翰·克拉布（John Crabbe）扣押了载着价值不菲的货物的英格兰船只，这些载着红酒、羊毛以及其他货物的船来自比斯开湾周边各地，正要前往诺森布里亚沿海一带。开始的时候，克拉布借战事的名义，大肆劫掠英格兰航船。爱德华对此大为恼火，怒斥佛兰德斯伯爵，并派出战船保护航船。结果却是徒劳。被克拉布扣押在唐斯的波尔多红酒原本是要送往伦敦的，结果进了佛兰德斯伯爵的酒窖。英格兰商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1310年12月，布列塔尼的格兰孙湾（bay of Graunzon）
[25] 的佛兰德斯船遭到英格兰水手的袭击，他们掠货焚船后扬长而去。

克拉布之流拖延着战事。英格兰和佛兰德斯解决了分歧后，商人和货主们愤愤不平，相互间的私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不见停歇。有时，海盗的存在对君王是有帮助的，因为这迫使商船配备武装，从而可随时用于战事。1322年，法兰西国王控诉爱德华二世，说那些袭击法兰西船只的英格兰海员“称自己是代表你来监管大海的人”。爱德华回复说，他是诸海之主，故而他的管辖权不受任何限制。

这番话又是极端狂妄的。实际上，英格兰国王根本无力掌控海洋，而且还要吃海上暴乱的苦头。1321年，“五港同盟”的人看准爱德华的软肋，洗劫一番后在南安普敦点燃熊熊大火。佛兰德斯人将偷来的英格兰羊毛带到苏格兰，重新出口给欧洲大陆；他们还给苏格兰人提供急需的食物和武器，援助其对英格兰的战斗。爱德华一世和二世为此受害无穷。唯有控制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沿海地区，他们征服苏格兰的战事才会有起色。可是有约翰·克拉布这类危险分子在北海上流窜，走私羊毛，向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the Bruce）运输补给；英格兰便失去了对周围海域的控制权。而他们战略的核心部分——苏格兰城堡也越发难以守住。1318年，苏格兰人占领了贝里克（Berwick）。为了回报约翰·克拉布在抗击英格兰中的付出，他成了贝里克的一名行政官。结果表明，此地是劫掠英格兰航运以及支持苏格兰人的上佳基地。

无论局势如何发展，约翰·克拉布之流似乎都能混得风生水起。1333年，爱德华三世同苏格兰作战时，派出的一支部队击溃了克拉布10艘船的船队。克拉布最后还是落到了英格兰人的手里，他在英格兰的一众敌人都想要置他于死地。

但是这个年迈的海盗想方设法获准和年轻的国王碰了面。这个诡计多端的强盗曾经和比斯开湾、英吉利海峡、爱尔兰海和北海的沿海领主们公然作对，并且搅扰沿线的巨大商机，他给爱德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确信，克拉布的才能对自己很有帮助。伴随着众多受害人的懊恼，克拉布又一次成了自由人，并且凭借在海上指挥战斗的经验，以及曾是罗伯特·布鲁斯心腹的身份，提议英格兰夺回贝里克并向苏格兰东海岸进军。克拉布包括谋杀在内的所有重罪均被赦免，他受命守卫林肯郡（Lincoln shire）的萨默顿城堡（Somerton Castle），作为效忠国王的回报还受到赏赐并封官加爵。1335年，他被委以重任，在东海岸组建一支10艘船、1000人的水师，并统率他们出海。他还受命给北海的港口构筑防御工事。

曾经的海盗摇身一变成了守护者——比起这个以前肆虐英格兰周围海域的人，还有谁更适合担起守卫之责呢？爱德华三世矢志成为伟大的欧洲君王，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实现父亲和祖父号令诸海的主张。为此，他不惜与魔鬼共舞。

第6章 谁主沉浮（1336～1399年）

英格兰国王向来都爱夸夸其谈，爱德华三世就说，他的祖先“自古就是整个英格兰海域的主人”。类似的话在历史中多有记载，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336年，爱德华踌躇满志，想要征服法兰西，而他手上仅有3艘柯克船来实现这个宏伟目标。

据爱德华的分析，要想战胜法兰西，先要打通低地国家这一环。这片区域最近发生叛乱，已经脱离了法兰西。它纵贯爱尔兰海和英吉利海峡，与法兰西东北部边境接壤。其中的城市和封邑繁盛强大，爱德华掌握着它们的软肋：英格兰的羊毛是它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爱德华将要加以利用的英格兰国家财富，来源于低地国家的纺织城镇。国王又一次把目标瞄向了英格兰的羊毛。
[26] 它可以起到外交杠杆的功用，为征服法兰西提供财源。既要做羊毛生意又要打仗的爱德华三世急需一支海军。

每当北欧的君主们打算提升本国海军实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地中海，那里的人对海战非常在行。强大的贸易城市威尼斯（Venice）就是仰赖其城邦的海军而繁荣起来的，这支水师在国有造船厂随时待命。威尼斯之所以变得无比富有，是因为那些获利巨大的贸易航线都被威尼斯的船队垄断了。发展到14世纪，威尼斯已设有一支用于护卫贸易航线、殖民地以及商船的常备海军。

而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Genoa）没有如此高效集中地组建本国的海事力量。当时维京人盘踞于此（16世纪这里将易于英国人之手），这里探险、商业以及军事活动的主导者均为个体而非邦国。中世纪后期，热那亚在军事力量上的投入来自城邦内的贵族阶层和商人阶层，他们为自己的船队配备武装，以此为热那亚争取利益。

北部海域国家中模仿地中海海军最成功的要数法兰西。1293年，“公平者”菲利普（Philip the Fair）决心建立一支常备海军，对抗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的英格兰势力。他下令在鲁昂兴建“战船之园”，这是当时欧洲北部第一座海军武器库。英格兰全然没有类似的工事。建成后的“战船之园”驻扎了一支桨帆船队。船上的苦力以及船员是从法兰西的地中海领地中招募来的，驻船官员则来自海上强国热那亚。其他诸如拉罗谢尔和马赛这样的港口城镇也建有小一些的武器库，并有战船长期驻扎。1336年，菲利普六世命令30艘桨帆船在英吉利海峡集结。最终有300艘被征用的商船加入，入侵英格兰时这些船可以搭载26000人。

威尼斯在贸易方面的蓬勃发展以及法兰西所设定的课税基准，都是爱德华当政下的英格兰所不愿看到的。迫于外敌入侵的严峻威胁，所有船只以及成千上万的水手都被强征服役。东拼西凑的大型船队驻扎在唐斯。船队号令不齐，纪律散漫；一部分人趁机做起海盗的勾当，还有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的人找“五港同盟”秋后算账。这些征用的船根本做不到长期驻扎，而且对法军的袭击毫无还手之力，萨福克（Suffolk）和怀特岛的值钱货物以及船只都被法军洗劫一空。海上的情况也是如此，英格兰的商业运输遭到袭击，商船和财物被扣押在法兰西和佛兰德斯的港口。但是法兰西人错失了趁此入侵英格兰的良机，英格兰人还是大摇大摆地派运酒船前往加斯科涅，只不过这一年加派了战船沿途护送。

那一年英格兰人还是把酒拿到了手，但令人忧虑的是以后可能再也拿不到陈年佳酿了。法兰西人已经注意到了加斯科涅的情况。他们进入加龙河（the Garonne）河谷后继续向多尔多涅河（the Dordogne）和圣埃米里翁（St Emilion）挺进，沿途种植的葡萄均遭毁坏。1337年3月爱德华下令，凡其臣民拥有的船只，都要为国王服役三个月。或许皇家船队不堪一战，但是征用商船的做法也同样有其缺陷。

因为英格兰经济不景气，运输业又被割让给“汉萨同盟”和意大利人，英格兰本国船只船体都很小。爱德华发现，靠征用的手段组建出一支旗号繁多、组织松散的船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的官员不得不奔走于各个港口，敦促船员和船只服役，还得筹措用于组建海军的补给、粮储和武器装备。征召事宜耗费了两个月方才完成。即使形势大好时，人们对此事也是怨声载道，遑论眼下。

1337年，港口、海员和商人遭到更为严苛的压迫。船被征用后，他们还得为国王的海军建造新的驳船和桨帆船。红酒和羊毛贸易一片混乱，在运酒船获准出航后才有了些许喘息之机。这些船出行时有军舰护航，后者还奉命搜寻沿途港口和开阔锚地，并与敌船交战。为了使船更易于操控、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弓箭手和士兵，大船上的红酒严禁超过船载重量的一半。英格兰船只的总吨位从1335年至1336年的74053吨锐减到了翌年的16577吨。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而海上劫掠使之进一步恶化。

在布列塔尼的奥莱龙岛（the island of Oléron）沿海驻扎的法兰西船舰加剧了紧张局势。不仅波尔多来的运酒船饱受其苦，与之反向航行的护粮船队也不断受到攻击。加斯科涅正遭遇法军袭击，所需钱币、物资和食物都依赖英格兰运送。由于法国海盗的干扰，能运抵的东西已经寥寥无几，加斯科涅陷入叛乱之中。

与此同时，爱德华停止向低地国家出口羊毛。此地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成千上万名纺织工人的工作都依赖于英国来的羊毛。纺织业的中断使许多城市发生暴动。议会和英格兰羊毛商同意将英格兰囤积的全部羊毛——共计3万麻袋——或者其中的90%借给英王。这些羊毛一般是以最低价从养殖者那里赊来的，然后在多德雷赫特（Dordrecht）仅有的一个市场出售。禁运一年后，估计国王能以最高价把羊毛卖给那些陷入绝境的纺织者。

自由贸易自此终结。红酒进口按照设定的军事目标而调整，外国人被禁止插手英格兰羊毛出口，低地国家的纺织工只能在唯一一家市场买到羊毛。短短几年内，爱德华就开始用激进的方式处理英格兰经济，试图将阻碍英格兰海事经济发展的问题统统抹除。现在，英格兰羊毛被本国船只搭载着送到低地国家中的英格兰市场出售。

与羊毛一起运输的是新近集结的船队上的兵丁。因此这支海军既是入侵作战的船队，同时又为商船护航。此番军事行动将自给自足，而迫切需要羊毛的低地国家也会被迫同英格兰结盟。计划如此，但是实际情形复杂得多。严重短缺之后，供应过剩的羊毛不见得就能卖出高价。羊毛和士兵的后勤运输被船只匮乏、寒冬将至以及法军大船四处劫掠等因素牵制。但是低地国家的诸侯国还是加入了爱德华领导的反法联盟。

爱德华要想实施此番战略还得获得英格兰和佛兰德斯之间海域的控制权。他在这一片海面上布置了水师。赫赫有名的约翰·克拉布被召回英格兰东海岸和佛兰德斯之间的海域，他对此地的情况十分熟稔，此番和法兰西的对峙将要用到他久经磨炼的专长。可是临时拼凑出来的海军无法担当重任。1338年，途经加斯科涅的护航队伍在塔尔蒙（Talmont）沿海遭到严重打击，彼处是吉伦特河河口的一处聚居点。法兰西人再次劫掠英格兰南岸。3月，诺曼底来的热那亚桨帆船和驳船挂着英格兰旗帜，袭击了朴次茅斯。10月，敌军的桨帆船竟出人意料地占领了南安普敦，彼时镇上的居民正在做弥撒。入侵者杀害了多名行政官，奸淫妇女，焚毁房屋。他们还重创了爱德华的战略核心：大量即将出口的羊毛被烧毁，红酒和香料遭到破坏和洗劫。此举是法兰西蓄谋已久的战略谋划。在爱德华还未及调配自己的战略物资时，他们就将其破坏。

对爱德华作战计划干扰更为严重的，是法兰西对英格兰5艘最大的柯克船的袭击——其中包括国王手中最上等的船只——“克里斯托弗”号（the Christopher）和“爱德华”号柯克船（the Cog Edward），羊毛正是通过这些船运给佛兰德斯伯爵的。在斯凯尔特河（the Scheldt）河口的一场久战中，英格兰人悉数阵亡，船只被法兰西船队掳获。翌年，卡洛·格里马尔迪（Carlo Grimaldi）率领船队攻打英吉利海峡诸岛，这支水师中有热那亚桨帆船、法兰西船舰，以及让爱德华丢尽颜面的“克里斯托弗”号。后来船队前往加斯科涅，拿下了镇守吉伦特河河口的布莱（Blaye）和布尔格（Bourg）两地——从这里可以通往波尔多。

其余的热那亚桨帆船则进入北海，劫掠哈里奇（Harwich）至布里斯托尔一带的沿海地区。这年夏天，由于太多的羊毛在海上落入海盗之手，而且法兰西人正在佛兰德斯沿海集结海上力量，向多德雷赫特的市场出口的羊毛再次遭禁。法兰西在争夺海权的战役中占有优势。四处劫掠，对英格兰的贸易和航运发动毁灭性的猛攻，以及法兰西海军的日趋成形，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发动入侵的征兆。即便是通往佛兰德斯的短短路程，英格兰人也无法保护攸关其性命的重要商货。爱德华试图依照威尼斯模式建立一支能够自我补给的海军，结果这一尝试变成了一场灾难。

到了4月，英格兰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胜利，莫利勋爵（Lord Morley）率领的英格兰船队以及他的臣下约翰·克拉布在斯凯尔特河河口袭击了一支法兰西护航船队，俘获了不少船。但是这场胜利暴露了英格兰海军阴暗的一面。击败可以合法攻击的敌人后，英格兰水手把周围包括爱德华盟军在内的所有船都抢劫一空。然后他们因分赃不均而发生内讧，部分船只遭到遗弃。其中很多人想必同克拉布一样，都干过海盗的勾当，他们抢夺掳掠的贪念远胜爱国之心。

唯一的一线曙光，来自1339年热那亚人因为一场付款的争端而退出法兰西军队的事件，这导致法兰西失去了他们的地中海桨帆船。英格兰的桨帆船得以回击法国，劫掠英吉利海峡沿海，向布洛涅（Boulogne）发动攻击并摧毁了英吉利海峡桨帆船队22艘船中的18艘，以及载有大量海军补给的24艘商船。英格兰人还设法恐吓法国沿海城镇。佛兰德斯人烧毁了迪耶普（Dieppe）。

法兰西海军遭到沉重打击，但是1340年他们重新在佛兰德斯沿海部署力量，准备搅扰运输羊毛的船只，拦截爱德华的地面部队。6月，有超过202艘法国船舰、6艘桨帆船以及22艘驳船在斯鲁伊斯（Sluys）沿海抛锚停泊，现在此处已经淤塞不通，但在14世纪，这里地处瓦尔赫伦岛（Walcheren）和西佛兰德斯之间，曾是斯凯尔特河河口的一片广阔锚地。它所处的位置扼守着通往多德雷赫特、安特卫普（Antwerp）和布鲁日的要道。另外，此地还是入侵英格兰的一处理想据点。

与此同时，爱德华正身处萨福克，所率水师停泊在奥威尔，附近驻扎着地面部队。他的谋士提出应当谨慎行事，海事方面的重要参谋约翰·克拉布也是同样的意见。他们力劝国王等到船队和陆军增援到达之后再行动。但是爱德华执意立即出兵，以手中现有的兵力——120～160艘船——攻打法军。船队于6月22日出航，23日中午时分在斯鲁伊斯发现法军。1340年的地理状况和现在很不一样。斯鲁伊斯镇（Sluys，现名斯勒伊斯，Sluis）现今地处内陆；但在14世纪它还是沿海地区，它和瓦尔赫伦岛之间有很多小岛屿，比如16世纪被水浸没的卡德赞德（Cadzand）和麻鹬（Wulpen）。法军驻扎于斯鲁伊斯，并且在卡德赞德构筑了工事。下午看到逐渐接近的英军后，法军奉命调整船队阵形，用链子把船舰分三排固定在一起。英国人靠近的时候发现对方桅杆排列得密密麻麻，如同森林一般。法军意图用这样庞大笨拙的阵形阻止英军进入河口。结果第二天早晨出现了颇为棘手的意外状况。

当天，潮汐和海风把英军冲进了河口。爱德华船队中央布置着最为强大的柯克船，船舰的侧面配置了弓箭手。每两艘搭载弓箭手的船，还配备了一艘搭载着近战士兵的船。

法国船队阵容比对手强大，理应可以凭借这个优势胜人一筹。结果捆绑着的船舰聚拢在一起，成了英军弓箭手和弩手的靶子。热那亚桨帆船指挥官曾在战役打响前强烈要求法国人把船散开，可是法国人执意要把爱德华前往布鲁日的道路封死。此举着实荒唐愚蠢，热那亚的人马趁战事未启就溜走了。

然而法军方面的士气仍旧高昂，看到英军好像在抢风航行以寻找出路的时候，他们还轻蔑地吹起了喇叭。实际上爱德华的船舰正在努力调整位置以获取优势。随后，雨点一般密集的箭矢从炎夏的天空扑面而下。法军船舰被牢牢拴在一起，无法躲避猛烈的攻击，箭矢无休止地射向甲板上的士兵。紧接着，英军钩住敌船，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开始登船。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曾描述“此役杀戮无数，极其惨烈”。爱德华三世称，法军的顽强拼杀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尽管在数量和海战经验上占优，最终他们却要为了活命而全力奋战。据傅华萨记载，海战远比陆战残酷，因为根本无法撤退或者投降。庞大的“克里斯托弗”号被夺回，这让爱德华欣喜不已，英军将其船员悉数斩杀并沉海之后，驾着它追击他们万分憎恶的热那亚人。确实，爱德华和他的国人长期被法兰西-热那亚海军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次严惩敌人的机会让他们兴奋不已。

各个船舰上的战斗还在继续：先箭袭，后登船。有些法军船只试图逃跑，不过早有克拉布奉命追杀。最终，英军俘获190艘船，杀敌18000人。佛兰德斯的海边到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这下轮到英军吹号奏乐了，他们整整一晚都没有停歇。

这是中世纪欧洲北部海域最为壮观的一场战役，英格兰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法国海事力量损失惨重，终止了入侵英格兰的计划。但爱德华并未能从此号令诸海。法兰西利用卡斯蒂利亚人（Castilian）和葡萄牙人的桨帆船破坏英格兰和加斯科涅地区的往来船只。没过一个月就有法国船只袭击了一支前往佛兰德斯的英格兰羊毛护航船队。南部海岸再度经受劫掠之苦。英格兰试图夺取布雷斯特城堡（Brest Castle），它可以为往来加斯科涅的护航船队提供一些庇护。但是只要法国人能设法把南欧的先进船舰弄到比斯开湾和英格兰周围海域，爱德华就要在海上吃尽苦头。1346年，卡洛·格里马尔迪率领大批地中海桨帆船出现在拉罗谢尔沿海，迫使爱德华推迟出兵加斯科涅。格里马尔迪的船舰和人马转而进军诺曼底。就在他们沿海劫掠时，爱德华挥师南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克雷西（Crécy）大败法军。

大捷后的爱德华得以从海陆两路包围加来。加来的地理条件如同一座岛屿，北面以英吉利海峡为屏障，南面则仰赖大面积的沼泽地。夺取此地的关键就是切断它的海上补给线，以饥饿逼其投降。英军投入9300人、738艘船围困加来，阻断士兵输送补给。格里马尔迪试图带领桨帆船队打破英军的包围圈，可是他手下的诸多中队在雇佣到期后拿到费用就离开了，而本应前来接替的卡斯蒂利亚人却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抵达。于是法军派遣本国的桨帆船和驳船船队支援加来。英军的对策十分简单：攻打布洛涅然后把那里的敌船全部摧毁。这下加来真的成了一座孤岛。1347年8月，加来城落入爱德华手中，此后200多年间，多佛海峡（Dover Strait）两岸尽在英格兰人掌控之下。

1350年，中世纪最为宏伟壮阔的海上战役就发生在这个海峡。此前一年，卡斯蒂利亚人的舰队在比斯开湾襄助法国人袭击了英格兰的护航船队。1350年，这支舰队驶往佛兰德斯出售西班牙的羊毛，并在途中劫掠英格兰的船只。爱德华怒不可遏，率领本国一个中队的船舰前去拦截返航途中的卡斯蒂利亚人。此番针对敌军船队的拦截行动经过了精心策划，在此之前，中世纪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海战。爱德华，还有他的儿子“黑太子”（the Black Prince）和其他贵族把船队停驻在温切尔西（Winchelsea）沿海。正当英王在甲板上观赏一众吟游诗人演出的时候，英军发现了卡斯蒂利亚人。顿时英军号角齐鸣，船队向敌军冲去。敌军本不需自找麻烦，只要沿着英吉利海峡顺流而下就可以了。结果他们选择与英方交战，或许因为他们发现对方领头的是英格兰国王。

“冲向那艘船，我要和她一决高下。”
[27] 爱德华指着对方打头的一艘大船如此吩咐舵手。双方疾速行驶的船舰撞在了一起，轰隆的声响犹如打雷一般。两军船舰搅成一团，卡斯蒂利亚人船上的艏楼被撞落海中。爱德华的座舰开始进水，船上的骑士们立刻开始排水，而且没有把面临险情报告给国王。

而爱德华对着那艘刚刚被自己撞上的船说：“搭住那艘船，我一定要夺下她！”可是他麾下的骑士们极力说服他把目标转向另一艘更大的船。随后他们找到一艘合适的船搭了上去，一场攸关国王生死的战斗正式开始。卡斯蒂利亚人凭借高度上的优势，向下方的英军投射箭矢和金属棒，但爱德华和他的勇士们还是奋力登上敌船，把船上的卡斯蒂利亚人扔进了海里。到了这个时候，爱德华才得知自己此前所处的险境，只得抛弃原先的座舰。

“黑太子”的座舰情况更糟，船身千疮百孔，进水十分严重，但是王子麾下的骑士们无法登上搭靠的敌船。直到兰开斯特公爵的座舰和他们一同御敌，“黑太子”和他的手下才得以登上敌船。刚一登船，他们自己的船就沉了。这时天色已黑，英军船舰根本没注意到，英王及其王族成员的座舰正被一艘敌军的桨帆船悄悄拖离战场，直至有人沉着冷静地爬上卡斯蒂利亚人的船，割断帆绳降下船帆让敌船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国王这才被救下来。

爱德华三世的战绩为胜利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本人还被冠以“水手国王”的美称。但是赢得此项美誉所凭借的并非前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而是运气。平心而论，真正精通指挥海上战役的，是法国人和他们的地中海盟友。爱德华在海上大胆鲁莽的行事风格，更适合指挥骑兵作战。

温切尔西战役，或者是人们所熟悉的说法“海上的西班牙人”（Les Espagnols sur Mer），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海战如此罕见。海上战斗风险很大，变幻莫测，以致船舰方面的优势很难决定战局走势。此次战役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双方都愿意一战；如果不是这个情形，敌船可以航行很久都不被发现，而且英格兰海军行动过于笨拙，根本无法对敌方水师及时做出反应。在海上巡航或者驻扎在固定的地点，远非中世纪船舰能力所及。1350年，几乎没有听说过发生在远海的追击战，当时的船舰没有这个能力；像斯鲁伊斯战役一样的近距离遭遇战发生的可能性倒是更大一些，在平静的海面上，弓箭手和重装士兵的作战方式与陆地战相差无几。

相比于主动开战，劫掠那些毫无防备的船只和港口，或者说海盗干的那些勾当更有价值。保护商业运输，在短期内掌控局部区域的主导权，把这些排在入侵作战之前才是运用海军的正确方式。因此，海军的运作是相当被动的：杜绝海盗活动、识别敌军船舰、协助围攻，而不是主动出战。从爱德华在温切尔西战役中的积极表现来看，他似乎更注重赢得场面华丽的胜仗。或许编年史家和公众会为之所动，因为公众为数量繁多的船舰缴了不少钱，却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回报；但是这样的态度缺乏战略眼光。斯鲁伊斯那场压倒性大捷，以及“海上的西班牙人”那场战役的放手一搏很不值得：损毁的船只很容易更换，但从长远来看胜利几乎不能保证任何事情。

英法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期间，两国在海上互有胜负。巅峰时期的法国，仰赖的是欧洲南部那些娴熟精湛的水手；而鼎盛时期的英国，靠的是大批量小型船队入侵作战。14世纪50年代，卡斯蒂利亚人不再是法国人的盟友，原因不是爱德华三世在温切尔西沿海打了胜仗，而是卡斯蒂利亚国内爆发了内战。“黑太子”得以从加斯科涅攻入法国，并在普瓦捷（Poitiers）取得重大胜利。英格兰在1360年收复了普瓦图以及彼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港拉罗谢尔。

1372年，国会宣布“寰宇万国，俱奉吾王为大海之主”。这话说得为时过早：拉罗谢尔在那一年失守；奥莱龙岛战役中，法国人雇用的卡斯蒂利亚桨帆船袭击并烧毁了一支装载着2万英镑货物的英格兰船队。英国国会向国王递交了请愿书，
[28] 声称“海军”——也就是本国的海运力量——陷入了危机。由于船只长期为皇家服务，商人和船主纷纷破产，英格兰的航海者们正在寻找新的行当。此时的爱德华三世已经垂垂老矣，变得优柔寡断，数十年的征战把国力都耗尽了。法国的情形与之相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1377年6月，就在爱德华三世死后没几天，从法国、卡斯蒂利亚、葡萄牙和摩纳哥（Monaco）来的一众桨帆船劫掠了英格兰海岸并摧毁了诸多城镇。两个多月后他们卷土重来，此后英格兰在海上被完全压制。外敌黑云压城，英格兰沿海疆土和商业贸易遭受重创。

人们指责理查二世没有尽到身为英王的首要职责，即保住海权。然而，当原本的永久性皇家船队被忽略，形势便已开始恶化，这种恶化早于他继承王位之时。理查在国内的政敌，阿伦德尔勋爵（Lord Arundel），在1387年打了一场难得一见的胜仗，他在多佛海峡拦截卡斯蒂利亚人的船队并紧追不舍。他一直追到思恩河（Swyn）河口，缴获70艘船和19000吨红酒，给英格兰带来了一场久违的胜利。

英格兰人在海上获得成功，或许看起来极为壮观，但它是很少见的。他们能够号令于海洋之上一小会儿，其后往往就伴随着数年的衰颓。衰弱之时往往都是灾难性的。盎格鲁人东部和南部的海岸反复被法国人劫掠。作为一个海上国家，发展缓慢的经济是英格兰壮大的瓶颈所在。她无法负担保卫自己所需的巨大开销。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形中，大海总会带来危险。

第7章 捍卫王土（1399～1509年）

汪洋易主，法国危亡

——杰克·凯德（Jack Cade），1450年

中世纪后期英格兰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为航海大国。多佛和加来仅有咫尺之隔，其间往来的货物价值不菲。这片海域虽然狭小，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倘若英格兰能把它收入囊中，则其他的一切将手到擒来。以切断贸易往来作为要挟，英格兰将实现对欧洲事务的掌控。有了这个筹码，整个本土的海岸线在防务方面都有了保障，四面环绕的汪洋将不再是噩梦，而是“英格兰之屏障”。

15世纪30年代后期，诗文《英格兰国策简论》（The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 ，即The Little Book of English Policy ）中出现了上述论点。其中有一番对英格兰的展望，视其为雄踞汪洋的海事大国。其作者之所以在简论中提出如此言论，是因为他离英格兰称霸海上的年代尚不久远。15世纪头10年里，亨利五世的“巨舰”支配着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那是当时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海军之一。

中世纪最强悍的北方战船要数亨利那艘1400吨的“上帝恩典”号（Grace Dieu）。《英格兰国策简论》成书时，此船已经在南安普敦附近的汉布尔河（river Hamble）河滩中闲置了近20年。1439年，一场大火把这艘船烧得只剩水面以下的部分。退潮的时候，人们还能看到火灾后它残存下来的船骨，黯然见证着昔日之隆盛。亨利五世的其他船舰要么被抛置于河岸任其朽坏，要么停驻不出。英格兰似乎也与这些船舰走着同样的轨迹，不复往日巅峰实力，又一次陷入贫弱之中，四分五裂，受尽屈辱。

亨利五世的船队有36艘船。他继承王位时的情形并不理想。理查二世（1377年至1399年在位）在位晚期，对航船颇有兴趣，共计有4艘新造的大船投入使用。1399年，亨利四世从理查手中获得王位，他试图寻找弥补英格兰海上力量的缺陷。他在位时正值海上一片混乱之时。他尝试补救，但从很多方面来说，补救措施比混乱本身带来了更坏的结果。

亨利四世向个体颁发特许状（granted licences to individnals），准许众人“对国王的敌人痛下杀手”。这些航海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海盗，但是他们对这个命令自有一番通融的理解，并且在执行过程中牟取了极大的利益。

普尔的哈利·佩伊（Harry Pay of Poole）就是执行命令的人之一，1405年时他正身处法国沿海的一场海战之中。他十分主动地攻击了亨利的敌人，获利颇丰。他洗劫毕尔巴鄂（Bilbao）的铁器贸易，掠夺卡斯蒂利亚（Castile）北部海岸的希洪（Gijón），偷盗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圣玛丽教堂中的十字架并劫掠所见之西班牙船只。英格兰因此陷入与低地国家以及汉萨同盟的纷争之中，后者的航船都遭到了英国水手的偷盗和劫掠。佩罗·尼诺（Pero Niño）
[29] 是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三世的兄弟，他受命镇压海盗活动，臭名昭著的普尔的“阿里佩”（Arripay of Poole）就是他的目标之一。这项职权让尼诺大获其利。15世纪的头几年，他劫掠南部海岸，并攻击海上的英格兰航船。

像尼诺和佩伊这样的人，不仅有地位，还有国家赋予的权威。那些获得特许状可以在海上开战的航海者们，尽管身份可能卑贱，但在“守卫汪洋”的行动中还是很分得清敌友的。乔叟在书中这样描绘一位船长：“心中良知，非其所有。”海盗猖獗之时，贸易活动却遭了殃。

威廉·索珀（William Soper）在这个多事之秋发了财。他初到南安普敦时是一个学徒，像两个世纪前的沃尔特·勒弗莱明一样，靠从事贸易和担任城市公职人员发家致富。南安普敦是意大利船只停靠的主要港口，而索珀和地中海商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为他们充当中间人。1412年，他和意大利人的关系因为海盗活动而破裂，索珀开始自己南下经商。同时他还为国王出力，在1413年——这一年亨利五世登基——成为南安普敦的议员并且为国库征收关税和羊毛津贴。年末时，他与别人合营的航船俘获了卡斯蒂利亚人的一艘巨大的克拉克帆船（carrack）——“圣克拉拉”号（Santa Clara）。

卡斯蒂利亚人怒不可遏，称他们有国王签发的安全通行证。索珀的行为似乎太过火了。为免受责罚，他做了一个交易，返还了“圣克拉拉”号上的皇室旗帜、盔甲、武器和船员，扣下了船和货物。当时是国王出手帮索珀解决了麻烦，现在轮到索珀还这个人情了。改装后的“圣克拉拉”号设双桅杆，吨位740吨，成了一艘皇家战舰，更名为“圣灵远航”号（Holighost de la Tour）。此时开始索珀算是皇家船舰制造与管理的核心人物了。国王从经验丰富的托运人身上获益，索珀也因自己的侍奉获得了相应回报。

此事标志着以新型航船打造的皇家船队开始成形。15世纪初，船只在设计上有了突破，这一次依旧肇始于热那亚人。他们的克拉克帆船融合了地中海船和北欧船两种船的设计，以地中海造船技术中的骨架法和平铺式船板的建造结构，重新扩建汉萨同盟的柯克船。船帆的设置以南北两地的传统为基础。船上的两根或三根桅杆，采用北方航船的方形横帆和南方的三角纵帆，几百年来地中海的桨帆船都靠此三角纵帆航行。多样式混合的船帆设计使得克拉克帆船在任何风向中都可以航行，且更易于操控。克拉克帆船的装载量十分大，中世纪时可以容纳2000吨货物。就是这样一艘巨舰载着贵重货物从中东驶往北欧。

“可怕、宏伟且敦实”：15世纪的克拉克帆船

这种称作“全帆装船”的克拉克船在欧洲中世纪最为瞩目发明中名列前茅。它所带来的变革几乎波及了所有领域——贸易、战争、探险，直到对那些尚未被人们发现的世界的统治。

光是它的体积就让看到它的敌人惊骇不已。从高耸的克拉克帆船上可以俯视其他船舰，而且它的船头尤为硕大。《英格兰国策简论》的作者这样形容克拉克帆船：“可怕、宏伟且敦实。”（orrible，grete and stoute）它的体积和高度提供了绝佳优势，可以自上而下猛烈射击那些比它矮小的船舰。作为首艘可以装载足够储备进行远航的远洋船，它让贸易和探险两个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它的缺陷在于只能在深港中停泊。南安普敦是英格兰诸港中的首选，像威廉·索珀这样经营贵重商品买卖的生意人都在这里进行贸易活动。索珀被选去重组皇家船队毫不奇怪。如果亨利五世想要掌控英吉利海峡并入侵法国，必定不能在船舰装备方面太逊于外国船，因为法国人再次和热那亚结盟，这意味着亨利的船舰和人马很有可能会和对方的庞然巨舰交锋。索珀奉命为亨利建造“巨舰”。这批航船专为作战而设计，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威廉·卡顿（William Catton）是负责组建新船队的主要人物，他自1413年7月起掌管国王的船舰。
[30] 当索珀把“圣克拉拉”号改造为一艘巨舰时，卡顿正将旧船“三一远航”号（Trinity de la Tour）改建为“三一皇室”号（Trinity Royal），其吨位为540吨。皇家船队的另一种重要船型是巴林杰船（ballinger）。这种船最初是比斯开的捕鲸船。船体结实，易于操控，靠船桨和单独的方形横帆航行，装载量从20吨到120吨不等。巴林杰船作为大船的随行船只，担负巡逻、护卫和运送士兵等职责。这些船的建造和修缮由在温切尔西的卡顿和在南安普敦的索珀负责监督。所有船的着色都鲜艳明亮，饰有盾形纹章和宗教符号。

亨利五世对海上力量的运用理解得十分透彻。1415年，他征收了1500艘商船（其中绝大部分是外国人所有，这也是英格兰海上力量在14～15世纪衰落的佐证），并率领船队在阿尔弗勒尔登陆，开始入侵法国。这一年他取得了流芳后世的阿金库尔（Agincourt）大捷。1416年，法国人出兵英吉利海峡，试图扳回局面。英格兰人仰赖的是对海面的主宰和对法国港口的封锁。亨利想要征服法国，必须有阿尔弗勒尔这样的地方作为基地。

1416年，法国人占据上风。他们的热那亚盟军有8艘克拉克船和一支桨帆船队，乔安尼·德·格里马尔迪（Gioanni de’ Grimaldi）为统帅。船队劫掠了英格兰南部海岸，还主动出击，试图以切断英军补给的方式夺回阿尔弗勒尔。8月，亨利的弟弟贝德福德公爵已经统领了一支300艘船的船队，其中包括索珀新近建成的“圣灵远航”号。

英格兰人运气不错。格里马尔迪在袭击英格兰护送红酒的护航队时阵亡，于是桨帆船队开始撤退。一支西班牙中队被贝德福德公爵船队的浩大声势吓得临阵脱逃了。法国舰队躲在翁弗勒尔（Honfleur）不敢出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有3艘克拉克帆船被体量更小的英格兰船舰俘获，另外1艘搁浅，英军还击沉了1艘德国旧船，其余热那亚船舰均被迫逃离战场。当时，克拉克帆船似乎是在退潮时被困住了，遭到体量比它小的英军船舰连番攻击，直至英军登船。与克拉克帆船对阵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有一次，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同时也是加来的船长，率领6艘巴林杰船和1500人与1艘62人的克拉克帆船作战。巴林杰船的速度和克拉克帆船不相上下，但是每次他们想要升梯登船的时候，都被这艘巨舰上射下的箭矢逼退了。

但是贝德福德公爵带领的英军战胜了克拉克帆船。英军士兵一次次奋力升梯，攀上高高耸立的巨舰，想必他们都是拼死一战。这些努力完全是值得的。被缴获的船只有着极大的价值，对英格兰人而言，新添3艘货真价实的地中海克拉克帆船可谓战果颇丰。

1417年，由亨利的巨型战舰和商船组成的3支中队巡行海上。他们俘获了4艘克拉克帆船以及数艘卡斯蒂利亚人的船。接下来的数年内，海上巡行仍在继续，海军协助了亨利侵占诺曼底的行动。与此同时，船舰的建造也在继续。1417年，硕大无朋的“耶稣”号（Jesus，吨位1000吨）开始服役。此时，英格兰的海军实力已经超越欧洲其他国家，英吉利海峡被其完全掌控。1418年，索珀的杰作“上帝恩典”号（Grace Dieu）首次下水。

这是亨利五世诸艘巨舰中最为庞大的一艘，它的残骸显示这艘船是在匆忙赶工中建成的。有些铺板和肋板的做工颇为粗糙，建造者显然没打算精心修饰船的外观。船体刷了薄薄一层鲜艳的油漆，就外观设计而言是一大败笔。船体十分巨大，共计砍伐了2735棵橡树、1145棵山毛榉、14棵水曲柳和12棵榆树来制作。船内可载250人和3门加农炮。船头高于吃水线50英尺，遇到小型船舰时，弓箭手可以利用这块又高又阔大的平台，给敌人施以凌空重击。船体长218英尺，宽50英尺，其体量足以媲美HMS“胜利”号战舰（Victory），是“玛丽玫瑰”号的两倍大。克拉克帆船由平铺法钉造，但“上帝恩典”号仍保留了鱼鳞式重叠搭造法。船身材料是三层式设计——长铁铆钉将三块木板钉在一起，木板之间填充焦油和苔藓，这样做出来的船身厚实、牢固且防水。1416年至1418年，参与建造的船工和木匠在船体设计上做了一番探索，把北方造船法中的船体结构应用到热那亚船上。其中想必有过诸多尝试和失败，这便可以解释为何船骨上会有做工粗陋之痕迹。

在当时，“上帝恩典”号被誉为欧洲历史上最雄伟的船之一。可问题是，1420年“上帝恩典”号投入使用时，建造这艘船的初衷已显得无关紧要了。英格兰已经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卡斯蒂利亚人也不再是法国人的盟友。依据那年签署的《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亨利的后嗣将接替查理六世（Charles Ⅵ）成为法国国王。“上帝恩典”号成了提示外邦人的一面旗帜，彰显英格兰拥有称霸海洋的技术和政治决心。

1422年亨利去世的时候，他的船归其私人而非皇家海军所有。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出售以偿还亨利的债务。4艘巨舰停驻在汉布尔河。闲置了几年后，它们又被搁置在伯斯尔登港（Bursledon）附近布满淤泥的泊位中。看似它们日后还会投入使用，但如果真是这样打算，那就过于乐观了——它们日渐腐朽，直至化为乌有。1430年，威廉·索珀号令整个海军，他在“上帝恩典”号上设宴款待佛罗伦萨商船船队的指挥官。“上帝恩典”号的体量、构造和美观程度，让这位第一次领略如此情景的贵客大开眼界。此番由衷的赞赏出自15世纪的意大利人之口，实属难得。

1439年，“上帝恩典”号被雷电击中，整艘船在水面以上的部分都被烧得精光，自此，亨利五世留下的海军所剩无几。3年后威廉·索珀退休的时候，他手中已经无船可用。

亨利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后不久，又继承了法国的王位，当时他尚且年幼，还未成年。政府出现财政困难，议会制定的军事战略中有一部分是针对法国领土的，这一行动得到勃艮第人的支持。到了15世纪30年代，勃艮第人与英格兰反目。1436年，勃艮第的菲利普·勒邦（Philip le Bon）组建起一支由公爵船和商船组成的船队，打算拿下加来，后来这个计划因海上的风暴而未能实现。一个接一个的港口被法国人夺回。海事力量的整体衰弱导致了英格兰的军事失利。要经营位于法国的领地，以及拥有与勃艮第之间的外交筹码，这些都离不开对海洋的控制权。加斯科涅地区的形势又一次严峻起来，其与英格兰之间的补给线受到了威胁。1449年，法国夺回了鲁昂。到1452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法国攻占了加斯科涅。加来成了昔日帝国仅存的硕果。国王的债务是海军头号大敌，英吉利海峡正是因此脱离了英格兰的掌控。

国王又一次批准私人进行的“守卫汪洋”行动。1436年，来自众多英格兰港口的30艘私人船舰组成了一支独立的船队，并选出了两名队长。不过此类缔结契约的方式并没有多大作用。一是成本高昂，二是存在风险，那帮配备武装的商人会利用职务谋取私利，威胁海上形势。自从勃艮第人关闭了经营英格兰羊毛的集市后，合法贸易被迫中止，上述风险就尤为突出。1442年，国王被迫将海上控制权移交议会。从3月到11月，由驳船和巴林杰船组成的共计8艘船的船队一直在海上巡逻，不过那只是虚张声势。当时英格兰海事力量正处于最低谷，这算是一个合理的方案，但是运行成本太高，因此，国王又一次给那些蠢蠢欲动的私人群体签发许可证。

亨利五世在位时海盗活动销声匿迹。到了他儿子的时候，海盗活动又汹涌而归。罗伯特·温宁顿（Robert Wenyngton）曾是达特茅斯的镇长，也参加了国王的“守卫汪洋”行动。席卷海运航线的私人战事几乎永不停歇，但像他这样的商人有足够的资本不受侵害。1449年，他俘获了两艘船，它们正从佛兰德斯向布雷斯特返航。布雷斯特人拉起一支带有巨舰的船队，船上搭载了3000人。温宁顿准备正面迎敌，结果却偶然遇上了130艘运盐的大船，它们从布尔讷夫（Bourgneuf）出发，正在返航途中。其中很多船是汉萨同盟的。温宁顿命令他们降下旗帜，以示承认英格兰是汪洋之主。而汉萨同盟的将官拒不接受。温宁顿“以英王的名义命令他们降帆，他们的回应却极为无礼”。
[31] 于是温宁顿下令攻击。

汉萨同盟的将官不以为意，因为英军船舰实在太少了。但是温宁顿占了上风位，他命令船舰“驶过”，也就是撞击对方商船。此举虽然疯狂，但是奏效了。运盐船队因不敢冒险攻击而选择投降，似乎笃信会有比温宁顿更理智的大人物把他们放了。据温宁顿的说法，他之所以抓捕这些汉萨同盟的船，是因为后者率先开火。这些船被护送到怀恩岛，随后沿泰晤士河到达伦敦；船上的盐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所有能用上的地方都被填满了，甚至包括一座王宫。

温宁顿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职责范围，只是盐太宝贵了。汉萨同盟靠咸鱼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现在存贮咸鱼的材料突然变得匮乏起来。英格兰商人很不待见汉萨同盟。德国市民在英格兰享有十分宽松的经商许可和特权，英格兰人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却从来享受不到互惠优待。温宁顿因此被视为英雄。而汉萨同盟为了惩罚英格兰，规定丹麦将不再向英格兰贸易商人开放，还实施了一系列针对英格兰商人的报复性措施。国王极力反对的声音或许对大局有利，但温宁顿的海盗活动让议员们获利颇丰。

这就是英格兰人在守卫海洋方面的作为，他们对海洋的掌控也就到这种程度。英格兰不但没能够维护海面秩序，反而最贪得无厌，对海上贸易的破坏最为严重。不仅是一些不入流的海盗私自劫掠，更有庙堂之上者罔顾王法，对守卫海洋行动颇有兴趣。

1458年，其时沃里克伯爵正担任加来首领，18艘从汉萨同盟的吕贝克（Lübeck）来的船因为没有向英国国旗致礼示意被他扣了下来。
[32] 随着帝国的崩塌以及亨利六世的精神病病情不断加重，国内渐渐号令不行，乱象丛生。沃里克伯爵在掌管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期间的所作所为正体现了这一情形。理查德·内维尔（Richard Neville），亦即第十六代沃里克伯爵，袭击汉萨同盟的船舰时正值30岁。他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地主，对国王和摄理国政的人心怀怨怼——内维尔原本可以顺利继承广袤的领地，结果却被他们坏了好事。他支持反对亨利政府的约克公爵理查德，并在约克监国期间，于1455年成为加来首领。

兰开斯特家族重新夺回权柄后，急切地想把沃里克从他的实权位子上赶下来。他们试图切断粮食供应，逼他离开，可是肯特郡的百姓却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补给。1457年，法国人劫掠了三明治。这是一次针对沃里克的袭击，他认为法国人是在亨利的妻子——玛格丽特皇后（Queen Margaret）的怂恿下干的。法国人的侵袭引起英格兰国内的强烈不满，兰开斯特家族被迫向沃里克支付守卫海洋的费用。1458年，他劫掠了一支卡斯蒂利亚人的船队；几个星期后，又将汉萨同盟的船扣押；翌年，他袭击了一支西班牙人和热那亚人的船队，大获全胜，战果颇丰。

汉萨同盟并不急于复仇。在“造王者”（the Kingmaker）沃里克的襄助下，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儿子夺走亨利的王位，是为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1469年，沃里克又重新倒向亨利六世，并利用庞大的海上势力重建兰开斯特王朝。但是，在肆无忌惮的海盗生涯中，沃里克得罪过的众多邦国都被爱德华四世争取过去了。爱德华的复位得到了汉萨同盟的帮助。沃里克在巴内特之战（the Battle of Barnet）中被杀。汉萨同盟重新获得在英格兰的特权和贸易主导权。汉萨同盟不会饶恕那些侮慢自己的人。

相比武功，爱德华四世更重视商业。15世纪后期，英格兰国力衰退，图谋海外霸业的能力十分有限。爱德华四世、理查三世和亨利七世，历任国王受困于国内的威胁和财政困境，在同国外势力打交道时都小心翼翼。

商人们为求在海上获得庇护而缴纳了税费，但最后什么都没得到，面对这个群体的愤怒情绪，爱德华四世不得不做出回应。“商业冒险家”公司的贸易船只得到皇家船舰随行“漂流”或者护送的待遇，前往加来和泽兰（Zeeland）的主要羊毛集市。和这些船一起航行的还有前往冰岛的捕鱼船。有一艘亨利七世的船，为了国王的私人商业利益甚至远航至地中海。贸易对这几位国王和英格兰而言至关重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理查三世任命的海军大臣（Lord Admiral）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他是地主，同时还是船主、贸易商和海军司令员，他靠这三个行当挣到了殷实的家底。他很早就是约克家族的拥护者，他的船时常获得为经商船队充当武装护卫的皇室许可。15世纪60年代，霍华德曾担任诺福克郡（Norfolk）和萨福克郡的海军副司令。1468年他为东部海岸的船队存贮粮食，并负责英吉利海峡的海上巡逻。此外他还被委派为出使别国的公使，利用他建立的贸易关系推动英格兰外交政策的实行。1481年，他成功领导了一次针对苏格兰的海军远征。理查三世封他为海军上将、诺福克公爵。他和国王均在博斯沃思战役（Battle of Bosworth）中阵亡。

未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英格兰海军都在霍华德王朝的掌控之下。正是像霍华德家族这样的船主和国王的伙伴关系让这个国家尚保有一定程度的海军力量。

保护英格兰本土不受攻击是皇家船只力所不能及的。亨利七世可以让自己的军队登陆威尔士，从理查手中夺回王位，但是相应的，也会有觊觎窥伺者从海上来侵扰他。都铎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决心用高大威猛的船舰让那些入侵者望而止步。经博斯沃思战役赢得王位后，亨利七世在两年内就拥有了大型克拉克帆船——亨利五世以后出现的第一批特制战舰。15世纪末，这些船配备了小型后膛加农炮，它们被配置在船楼的两侧。亨利七世的“君主”号（Sovereign）装载着141门长炮
[33] ，“摄政”号（Regent）有225门。这些火器属于小型武器，战斗时朝着敌船甲板扫射，成片射杀对方的士兵和水手，炮声轰鸣之时，火光吞吐，硝烟滚滚，让敌军陷入混乱之中。战术还是和以前一样：夺得上风位，靠近之后用长炮和弓箭射击，消灭甲板上的敌人后立即登船。这样做的目的是击溃敌军，但不对敌船造成致命的结构损毁。

亨利七世新造的战船或许在声势上非常吓人，但是在技术和大小方面，要落后于其他更具实力的海军。此时的地中海桨帆船在船头配备了名为蛇神大炮（Basilisk）的重炮，对船只的杀伤力巨大。距英格兰本土较近的苏格兰的海军实力正在扩张。1449年，詹姆斯二世（James Ⅱ）
[34] 新增了一艘平铺式结构的船。英格兰海军直至15世纪60年代才实现了这样的突破，而国王只对霍华德在邓尼奇（Dunwich）建造的一艘平铺式船拥有一部分所有权而已。詹姆斯四世的“玛格丽特”号（Margaret）建于1504年至1507年，吨位700吨；1506年开始建造的“迈克尔”号吨位达到1000吨，并且两侧各配置了12门重炮，此外，其船首凸出安置了两门青铜制蛇神大炮，船尾安置了一门。这些炮于苏格兰铸造，因为过于沉重，要用6辆马车才能把它们拉到干船坞（dry dock）
[35] 。蛇神大炮是当时最大的炮，炮管长20英尺以上。最让英格兰担忧的是，法国国王可以号令这支日渐壮大的苏格兰海军。

到了15世纪末，英格兰的海上力量处于二流水平。英格兰的航海者们精通海战，虽然有时候用在了不那么正当的事情上，但这种攻击能力对国家海权至关重要，必须予以驾驭和利用。亨利七世实行了一种颇有效用的新办法。对于那些所建船只超过一定尺寸的船主，亨利会给他赏金。国王借此成为国内那些最大船舶的共有人，君主和商船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

一如从前，这个办法利弊共存。弱势的国王依赖于贪得无厌的航海者们。当国王任用的船主像霍华德那样忠心可靠时，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但英格兰船主们的品性正如其参差不齐的海上战力一样，也是千差万别。15世纪，英格兰绝大部分的羊毛和布匹都由国内航运商运往国外。然而前往低地国家的航程太短，不足以召集足够数量的大船，组成强大的国家海事力量。

英格兰最急缺的，是拥有长久稳固海防所需的资金和队伍。在中世纪欧洲，英格兰海上力量的多次崛起——往往转瞬即逝，偶尔亦大放光彩——足以让人们形成这样的认识，即夺得海上霸权是英格兰的天赋之权，也是它的使命；而这种力量在衰落前亦有明显的征兆，昭示着国家陷入了国力贫弱、内讧频仍以及经济衰退的多事之秋。

第3部分 大西洋

第8章 止步不出（1509～1530年）

正是长途跋涉的远航……砥砺了水手，带领他们开启了航海术的秘藏。

——哈克路特
[36] （Hakluyt）

你如果知悉那些伟大的探索发现，以及随之开启的种种可能性，就会发现15世纪90年代是多么光彩夺目和震撼人心。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将要前往布里斯托尔，因为在15世纪下半叶，布里斯托尔的船所探索的范围要远超此前英格兰的航行范围。他们进入了广袤的未知之地，穿行在人类地图上尚一片空白的无垠幽冥——大西洋。这位热那亚的探险家正要驶向此未知之地，在那些未知之地他被称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他觐见了亨利七世，并于1497年3月，被授权“在所有基督徒并不知晓之处，在世界的任何一地，探寻那里的国家、地区，以至异教徒与蛮夷的鄙陋之地，观彼之光”。

国王并未给予任何钱财或是实际的资助，只是泛泛地向他授予权限，让他探索世界上尚未被基督徒发现的地方。亨利谨慎行事是有原因的。1493年的教皇诏书“教皇子午令”（Inter Caetera）和翌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 ）将欧洲以外的世界瓜分给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图上，属于葡萄牙的佛得角（Cape Verde）与属于西班牙的西潘古岛（Cipangu，今日古巴）、安蒂利亚岛（Antilia，今日海地岛）之间被画了一条线，世界版图就照此划分。这条线以东都归葡萄牙，以西则归西班牙。亨利正着手同西班牙这支正在崛起的欧洲势力结为姻亲。阿拉贡（Aragon）的费尔南多（Fernando）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此二人亨利都不敢得罪，他无法向充满风险的远航砸钱或是提供帮助。

1497年8月，卡伯特直接从布里斯托尔的码头跑到亨利七世那里，汇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5月，他驶着一艘吨位为50吨的轻型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马修”号（Matthew）出航，船员一共20人。他们向西航行进入了大西洋，35天后看到了陆地。卡伯特和船员们踏上了这片新土地。他们前进的范围没有超过一支弩箭的飞行距离，其间发现了渔网、木具、脚印和生火的痕迹，但是没看到人。他们升起了英格兰国旗和教皇的旗帜，并宣布这片“新发现的大陆”（New Found Land）为亨利七世所有。他们返回“马修”号后继续前行，一路上又发现了更多的新土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发现海里到处都是鳕鱼。

卡伯特认为自己发现了华夏帝国（Cathay）——中国（China）——的东部边缘。亨利授予他探索大西洋更远处，并将5艘船的货物带到“新发现的大陆”的专利权，其中一艘船的货物还是国王亲自出资的。1498年，船队驶离布里斯托尔。

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闻约翰·卡伯特的消息。人和船都没再回来。

卡伯特远航的那段时间，正值中世纪末期地理发现的鼎盛之年。1498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抵达南美洲大陆，翌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历尽艰辛完成远航，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到达印度（India）后返回葡萄牙。

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探索大西洋的绝佳地理位置。卡斯蒂利亚人在1402年占领了加那利群岛（Canaries）。葡萄牙人于1419年到达马德拉岛（Madeira），1427年到达亚速尔群岛（Azores）。15世纪上半叶，他们一路推进，直至佛得角和塞拉利昂（Sierra Leone）。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了非洲最南端。

在突飞猛进的探险中，葡萄牙人发展出一种新船。卡拉维尔帆船的灵感来自大西洋深处的渔船。它比克拉克帆船更轻，吃水更浅；水上部分大大简化，并且缩短了桅杆。速度、操作性以及稳定性上的优势大大弥补了它在体积上的缺陷。卡拉维尔帆船比此前任何欧洲船舰都更善于在风中航行，让深海也变成通航之地。约翰·卡伯特驾驶的“马修”号是一艘方形横帆和大三角帆混用的卡拉维尔帆船。和其他中世纪船只不同，你可以放心地驾着这艘船往来于波涛之中。

探索大西洋的突破性进展就始于此船的出现，因为葡萄牙人发现在出航大西洋海岛以及南下非洲海岸时，会有从伊比利亚（Iberia）吹来的顺风。返航时，水手们进入海域后只需在北美洲（那时还没被发现）沿海的北纬35°搭上顺行西风，就能直行归来。因此，葡萄牙人需要知道如何在航行中确定所处纬度。探索时代推动了远洋航行的革命——一项中世纪航海家根本不需要的技术出现，因为他们依赖的是紧贴海岸线航行的办法，靠的是自己的观察和积累的经验。这项技术带领西欧地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亨利没有地利，未能参与这波涌向热带地区的大潮。伊比利亚水手们的船受益于大西洋风力系统，以顺时针方向驶往加那利群岛，然后乘着信风穿过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再被墨西哥暖流（Gulf Stream）托着，途经北美洲返航。不列颠群岛的水手则与此无缘。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的盛行风是一大阻碍，并且沿途也没有可提供补给的岛屿。

但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航海者们却开启了对大西洋北部的探险。从14世纪末开始，英格兰人就开始在冰岛沿海地区捕鱼。这座岛屿和斯堪的纳维亚失去联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没有来自挪威的消息”的字样年复一年地在编年史中出现，意味凄凉。1412年，挪威仍旧没有消息传来，但长久以来的孤立状态被打破了：一艘寻找食物的英格兰船到达了这里。第二年，有超过30艘英格兰双桅渔船进入此地，各式各样的生意人向冰岛人出售商品。当地人虽被禁止和外来者通商，但他们对商品的需求量极大。新访客们遇到不愿通商的冰岛人，会用上恐吓、殴打、偷盗、砸船和绑架等手段，逼其就范。一些贸易商和渔民甚至披上了铠甲。

英格兰周围海域暴力丛生和混乱无序的状态，被原样搬了过来。

英格兰航海事业到了一个重要时刻。数世纪以来，英格兰水手往返伊比利亚、加斯科涅和波罗的海的航线都一成不变，似乎突然间，他们就可以顺畅地从本土驶向外面的大海。英格兰水手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远航技术，他们可能是和更为娴熟专业的外国水手接触时得到这些知识的。

到了15世纪中叶，布里斯托尔的船会在春夏之际到冰岛贸易和捕鱼，秋冬季时，再前往伊比利亚、加斯科涅和荷兰。这些船会途经爱尔兰的西海岸，布里斯托尔人和此处亦有良好的贸易往来。冰岛资源丰富，而整个欧洲都对咸鱼有突出的需求，布里斯托尔的商船把冰岛的鱼（随带着英格兰的织布）出口到葡萄牙，大获其利。除了这些地方，布里斯托尔的商人走得更远。参与过“守卫汪洋”的罗伯特·斯特米（Robert Sturmy，逝于1457年）曾载着朝圣者到地中海冒险，并带回了香料。威廉·坎宁杰斯（William Canynges，逝于1474年）曾派遣一支10艘船的商业船队，前往冰岛、波罗的海、伊比利亚、法国和荷兰。

布里斯托尔在斯特米和坎宁杰斯等人的影响下成了英格兰最重要的港口。他们不断开拓新市场，和整个欧洲地区甚至中东建立起商业往来。到15世纪末，布里斯托尔的船会定期往返于地中海。

下一代人的雄心壮志更盛。他们同样有足够的财富，进行更远的航行，前往北美洲这样的地方探险。一些有力的迹象显示，自1480年起，有一群布里斯托尔商人在资助前往大西洋的远航，旨在搜寻巴斯岛（island of Brasil）
[37] 。当时的地图上，爱尔兰岛以西的大西洋还是一片空白，在这片空白中标识着巴斯岛以及连同“七城”（Seven Cities）之岛在内的各种岛屿。在涉及天际之外有些什么的传说中，这些岛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这些知识来自托马斯·克罗夫特（Thomas Croft），他是布里斯托尔的一名海关官员，曾在1481年的一支大西洋远航船队中投入了八分之一的出资份额。因为其所在政府禁止官员涉足此类活动，他受到了指控，但陪审团——一帮紧密团结的布里斯托尔贸易巨头——判定，派出的船“旨在寻找一座名为巴斯的岛屿”。克罗夫特被宣布无罪，理由是这些船旨在探险而非贸易。

实际上，西行探险队并不仅仅是为了探险。当时英格兰人已被汉萨同盟赶出了冰岛。为和伊比利亚及其他各地继续贸易往来，他们需要新的渔业资源。寻找巴斯只是托词。他们要找的是鱼，他们在日后被称为纽芬兰浅滩（Newfoundland Banks）的地方发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众多鱼群。他们不希望任何其他势力介入，于是以远航的名义掩盖真实目的。“巴斯岛”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这些人感兴趣的根本不是探险，而是钱。这就是为什么1481年的远航队装载了巨量的盐——远非探险必需之物，却是保存鳕鱼不可缺少的材料。

卡伯特归来后曾提到过偶然“发现”了纽芬兰，但在此数年以前，可能在众多秘密远航中的某一次，就有人知晓了这个地方。丹麦国王禁止英格兰人前往冰岛和格陵兰岛，但他们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在格陵兰岛非法捕鱼的英格兰渔船很有可能偏离了航线，然后到了纽芬兰，弄明白所在纬度之后才得以返回布里斯托尔。消息被严密保守，但关于“巴斯”的消息可能是从伊比利亚泄露出去的，这也是约翰·卡伯特直奔布里斯托尔的原因。在写给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一封信中，布里斯托尔的贸易商约翰·戴（John Day）这样描述卡伯特的远航，“正如你（哥伦布）早就明晰的”，布里斯托尔的那些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巴斯岛。1498年，一名大使在呈给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的急件中汇报说，布里斯托尔的人正在派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
[38] 寻找巴斯。这些运气不佳的探险家们，会不会是暗中捕鱼作业的船队所伪装的？可以肯定的是，这帮布里斯托尔人并不偏好不切实际的远航探险。他们显然没有在卡伯特身上投资太多，很可能是因为早就对纽芬兰有了足够的了解——至少知道它不是华夏帝国（中国），也不是一片适合糖类作物和巴西木生长的土地。而且他们有可能已经知晓，华夏帝国比哥伦布和卡伯特设想的更为遥远。

在1498年卡伯特灾难般的远航之后，探索大西洋的浪潮并未因此停歇。16世纪早期，那些前往“新发现的土地”远航的实施者和资助者，仍旧得到了亨利七世的大力支持。1502年，亨利赏赐了一名为他带回雄鹰的水手和另一名带回白头鹰的水手。1505年，他收到了山猫、鹦鹉和三名北美土著。由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商人组建的“新发现土地探险公司”（Company of Adventures to New Found Lands）成立。但接下来的5年中，人们发现在北美洲花力气并不值得。加勒比海和美洲中南部给西班牙人带来了回报，亚洲给葡萄牙人带来了回报，“新发现的土地”却不是这样。探险家公司宣告失败。而且，英格兰人正在渗入西班牙人的垄断区域。无论是亨利七世还是亨利八世，都不想冒犯这个新兴的欧洲超级大国。对“新发现的土地”的兴趣就此告终。

1509年，那时候还非常年轻的亨利八世登上王位，踌躇满志，行事果断，同时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他对王权和英格兰之国运的认知承袭于传奇与历史——尤其是先辈中声名卓著的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他父王累积下来的威望和光鲜亮丽的朝廷帮他掩盖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虽然只是暂时——英格兰沦为欧洲边缘国家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脱离了探险与贸易大潮的主流队伍。

亨利接受的是伊拉斯谟学派（Erasmian）的教育，他十分精通现代地理学，但行事风格和想法满是中世纪色彩和怀旧气息，带有英格兰中心主义（Anglocentric）。到了海上也是如此。和以前一样，本土海域成为英格兰海军的发展导向。

那些宣扬国威、炫耀英格兰海上霸主地位的船很受亨利青睐。在位期间，他用声势唬人的新船打造出一支蔚为壮观的海军。“玛丽玫瑰”号（Mary Rose）吨位500吨，“彼得石榴”号（Peter Pomegranate）450吨，均和詹姆斯四世的“玛格丽特”号在体积上相差无几；巨大无匹的“主恩亨利”号始建于1512年，亦被称为“伟大哈利”（Great Harry）号，已经赶上了吨位1000吨的苏格兰战船“迈克尔”号（Michael）。

“玛丽玫瑰”号和“彼得石榴”号比较相似。它们的名字来自圣徒和徽章，圣母玛利亚被称为“神秘玫瑰”，而石榴（也和圣母玛利亚有关）是凯瑟琳皇后（Queen Catherine）的私人徽章。领头的英格兰战船悬挂着光彩夺目的宗教象征和皇室徽章，“玛丽玫瑰”号上的彩带有150码长，涂以都铎王朝的绿色和白色。亨利本人和他的海军将领爱德华·霍华德爵士（Sir Edward Howard，约翰·霍华德之孙，第一任诺福克公爵）更偏好“玛丽玫瑰”号，后者称其为“最为高贵华丽的航船……此时我似已身处主之国度”。
[39]

1512年，这两艘新船和较老的“摄政”号在霍华德的统领下被派遣出航，其时亨利开始了他与法国的第一次战争。一支主要由征用的商船组成的船队被组建起来，共计17艘船舰，执行“守卫汪洋”的行动，沿途鲜有抵抗。它们扰乱法国渔船正常作业，扣押商船并多次袭击沿海地区。布列塔尼的两座城镇和许多村子被焚毁。

可还没等得意扬扬的亨利八世将自己比作亨利五世多久，英格兰海军就再次落后于16世纪的技术浪潮。这年冬天，路易十二（Louis Ⅻ）召集起一支船队。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一样，法国人向地中海地区寻求最新式的海战技术。凶威盖世的裴翦·德·比杜（Prégent de Bidoux）率领6艘桨帆船加盟停驻在布雷斯特的法国船队。

霍华德此时所面临的难题，足以让16世纪的任何一位海军将领都头痛不已。他已经做好重击法国海军的准备，却苦于缺乏食物和啤酒而无法行动。他急切地请求输送补给，“否则我们只得撤回唐斯，任由法国人在这里蹂躏肆虐”。
[40]

霍华德拿到了补给并依言出击，再次把法国人逼回布雷斯特。至少到目前为止，形势还是不错的。可几天之后，裴翦领着桨帆船船队到了。1513年4月22日，法军祭出了威力惊人的新式武器，其狂暴和杀伤力让英格兰水手吃尽苦头。巨大无匹的蛇神加农炮被安在法军桨帆船的船头，照面厮杀之时，大炮对着英军就是一番轰炸。结果英格兰舰队中一艘船沉没，一艘船严重受损。可和笼罩英军军心的恐惧战栗相比，这些损失还不算什么。船体被呼啸而过的炮弹撕裂，碎木四溅，绳具和船帆四分五裂，战友的残肢断体满目可见。英军的轻型后膛炮在这种近距离猛攻中几乎派不上用场。他们遭到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

附近港口停驻着法军桨帆船队。而霍华德在粮草方面难以为继，麾下士兵饥肠辘辘、惊惶不安，而亨利也在责骂他战事失利。别无他法，霍华德下令所有轻舟都降下帆蓬，并在上面载满士兵。

爱德华·霍华德爵士的座舰直冲向裴翦所在的桨帆船。这位海军大臣跳上了敌船的甲板，可他的座舰却被挤开了，他的士兵只能眼睁睁看着将军挥舞着双臂大喊：“再度登船！再度登船！”
[41] 当意识到已经于事无补时，他包起那只象征海军大臣身份的金哨子，掷入海中，以免这个具有代表意义的物件沦于敌手。法军用长矛戳起霍华德，把他扔下了海，身上的重铠让他溺死海中。船队蹒跚着回到了达特茅斯，寻找食物的士兵把附近的乡村弄得鸡飞狗跳。爱德华爵士的兄弟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接管船队后重申号令，恢复了秩序，并依照亨利的命令做好了返回布雷斯特的准备。但幸亏国王又改变了主意。托马斯·爱德华汇报说，船上的水手和士兵宁可下地狱，也不愿再碰到敌军的桨帆船，骇人的新式战法已经让他们吓破了胆。

亨利的海上远征成了中世纪海战的最后一缕余晖。先是巨型船舰扑向敌船，然后靠弓箭手和骑士与对方拼杀，这种传统的作战方式已经随着海战大炮的出现被彻底颠覆了。

在16世纪早期使用大炮的难处是，尽管做了改造，但没有哪种航船可以有效地搭载或是配置它们。虽然1513年的法国桨帆船所载之蛇神巨炮让英格兰水手惊骇不已，但是大炮的体积和重量严重影响桨帆船的航速，使其丧失了自身成为精良战舰的灵活性。克拉克帆船也显现不出优势。水面以上的船体无力承受安置在高处的重炮。

炮眼的出现成为重大突破。初期的炮眼是在船体上挖洞，配以能够闭合和防水的盖子，并且这些洞开在船尾，不会影响整艘船的稳定性。16世纪早期人们还没有能力建造整层火炮甲板。主要武器一直是用于杀伤步兵的小型后膛炮。那些船算不上“船舰杀手”，它们的火炮还不足以击沉敌船。亨利那些在本土水域游弋的巨型船舰如同浮动的城堡，其功用不仅在于军事作用，更在于宣扬国威。

亨利八世对船舰十分关注，可能是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最甚者。他极为关切皇家海军的状况，并视海军力量为王位的象征。皇家船只下水成了庄严的国事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展示活动也是在炫耀新的船舶设计技术和先进的火炮技术。与之休戚相关的还有国君之威望，以及英格兰有史以来一直宣示的海洋主宰地位。都铎王朝和海军之间的紧密联系让人想起那些最为卓越的英格兰君王，从亚瑟王到阿尔弗雷德大帝，从埃德加到爱德华三世。在16世纪早期的背景下，这也是在提醒抑或向外邦的王公们宣示，英格兰可能疆域狭小，国力贫弱，其地理位置远离欧洲强权政治的中心，但她对海上形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她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强大。至少亨利希望其他人能相信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亨利对海军有着无比赤忱的热情。但是当他把父亲遗留的钱财挥霍一空后，维持一支声势烜赫的海军变得更加艰难。到了1524年，巨型船舰被闲置，以满足对现款的需求。

如果说亨利想要在海上一展抱负，那么他的目标就是用如同浮动城堡一般的巨舰控制本土水域，并消除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的阻隔，换言之，就是实现其祖辈未竟的志业。在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洋探险的黄金年代，亨利在涉及欧洲地域以外的探险方面表现得极为保守。这把亨利从当时海事国家的君主之列剔除了出去。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和亚洲的了解正与日俱增，而法国人则正在探索北美洲的东海岸。1509年亨利登基的时候，在印度西海岸的第乌（Diu）沿海发生过一场战役，葡萄牙人击败了奥斯曼人（Ottoman）、印度人（Indian）、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Ragusan）联盟的水师。经此一役，他们征服了包括索科特拉岛（Socotra）和马斯喀特（Muscat）等地在内的印度洋（Indian Ocean），获得了印度洋和红海的控制权。两年后，他们占领了马六甲海峡（Malacca）。

1527年，亨利又一次不得不有所作为，起因是他的头号大敌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Ⅰ）。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ano）探索卡罗来纳（Carolinas）和纽芬兰两地之间海岸的航行就是由此人出资的。作为回应，亨利派出了自己的船只，探索从西北方向前往亚洲的通道，船队由经验丰富的官员约翰·鲁特（John Rut）统领。拉布拉多（Labrador）沿海的冰山迫使鲁特回撤。之后他向西印度群岛进发，其时西班牙人正将巨量的黄金从印加帝国（Inca Empire）运回本国，他可能是为了向亨利汇报这个情况而去往那里。西班牙人对闯入自己新世界的外邦人感到十分不悦。

此次出行代价高昂，而且结果多少有些令人尴尬。1527年的亨利根本无力抗衡查理五世（Charles Ⅴ）
[42] 。当时，亨利正向教皇施压，要求其正式调查自己和妻子凯瑟琳（Catherine）的婚姻并允许他休妻，而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凯瑟琳侄子的查理只能袖手旁观。查理当时也正处统治生涯的巅峰，贪得无厌地从“新世界”（New World）攫取金银，其富有程度超乎人们想象。而北美洲的海滨根本没有金子，荒凉萧瑟，无法长驻，而且还有充满敌意的强悍土著。没有买卖可做，也没有什么能得到快速回报的投资，因此无论私人还是君王都没有兴趣在此处建立殖民地。

能轻松获利的途径是和伊比利亚的贸易往来。英格兰人在前往里斯本或加的斯、亚速尔群岛、佛得角或加那利群岛时有机会进口大量的异国商品，它们十分紧俏。这些水手主要来自英格兰的西南部，那里已经完全成了新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的买卖包括伊比利亚出产的商品，比如从来都是紧俏货的橄榄油、红酒，以及从美洲得来的战利品，还有来自加勒比海和亚洲的水果、胡椒、香料、蔗糖、巴西木和“新大陆”鱼（‘Newland’ fish）。他们还和异邦商人们建立了联系，听其讲述辽阔远方的风土人情，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悉了远洋航行和战斗的技术。这种航海经验是无法在皇家船队中获得的。

大西洋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人们将贸易关系和补给资源严密保护起来，并为之相互争夺。人们必须坚持下来才能混出名堂。很少有英格兰人参与其中。普利茅斯的威廉·霍金斯（William Hawkins）走得最远，挣的钱也最多。16世纪20年代，他是普利茅斯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并且为国王效力。他的大部分生意是从中间商或者大西洋岛屿购进伊比利亚商品，且发家致富的过程并不光彩。他在国内外都麻烦缠身——滥用武力，还参与他家乡的派系斗争。16世纪30年代，他通过打斗、哄骗、恐吓和贿赂等手段谋得权力，担任过两任市长。

他逞强斗狠和胁迫成性的行事方式很容易驱使他入侵别人的海域。1530年，他驾着吨位为250吨的“保罗”号（the Paul）到了上几内亚（Upper Guinea），并从那里购入了象牙和胡椒。他随后穿过大西洋到了巴西并在那里弄到了巴西木，这种木头可以加工出非常宝贵的染料。他无视葡萄牙人的垄断，成为第一位直接到非洲和南美洲进行贸易的英格兰人。他因此变得极为富有，声名大噪。第二次去巴西时，他带回一名当地的酋长拜见亨利八世。国王赞许了霍金斯的“智慧、英勇、丰富阅历和娴熟的海事技能”。

这些赞扬都名副其实，但霍金斯只是一个例外，亨利并未鼓励这样的探险。他正专注于自己那支声势唬人的海军。航海大发现时代与他擦肩而过，而这将对海军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和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一样，英格兰商人错失了贸易上的崭新机遇，并且英格兰的海军——宽泛意义上的海军——一败涂地。皇室的漠视扼杀了布里斯托尔人的开拓精神。从远途探险中磨炼出的娴熟技艺也未能体现在英格兰水手的身上。

亦商亦武的海军仍旧滞后不前，其发展方向几乎全部转向了低地国家。英格兰继续保持着落后的欧洲国家的角色，在世界范围的海域里鲜有露面，甚至连围绕本国海岸线的那些海域都无法掌控。亨利那徒有其表的海军成了一无是处的累赘
[43] 。

第9章 热血新大陆（1530～1556年）

16世纪20年代末，笼罩亨利的迷人光芒被消磨殆尽。他想要在海外一展抱负的雄心受挫，试图休掉凯瑟琳并迎娶安妮·博林（Anne Boleyn）一事亦进展不顺。此时，亨利的“玛丽玫瑰”号和其他船只已是破破烂烂，停在码头无人修缮，而他不得不面对身为一个欧洲国家君主的劣势，还有强大的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辽阔的欧洲帝国和“新大陆”的统治者。亨利无法对罗马教皇施加影响，也无力向他的属国发号施令。

亨利在经过漫长的内心斗争后意识到：第一，英格兰是完全独立的帝国，任何外邦人都不能凌驾其上，即使是教皇也不行；第二，国王是臣民的宗教领袖，臣民当服膺他的威权。此等激进立场——经历了痛苦的酝酿——把他摆在了几乎整个欧洲的对立面，尤其是凯瑟琳被抛弃后，她的侄子查理五世认为自己肩负着坚决惩治异端的重大责任。西班牙是远洋海事强国，而且查理还以其强盛的海军力量统治着荷兰——他如果与法国和苏格兰结盟，就能对英格兰形成严重的海上威胁。

一个岛国如果正面临如此危情，依靠海军保卫自身的独立地位才符合常理。但英格兰并未立即这样行动。宗教改革（Reformation）持续了很长时间，其影响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平息下来的。1533年，帝国使臣厄斯塔斯·沙皮（Eustace Chapuys）向查理五世进言，目前亨利的所有巨型船舰都无法使用，完全修复它们要耗费18个月。这其实就是在怂恿查理趁着英格兰实力下降、势单力孤之时大举入侵——沙皮是凯瑟琳的忠实党羽，但查理此时正忙于更重要的事务：和穆斯林世界的海战，和土耳其人的陆战。

沙皮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亨利的巨型船舰确实已经被弃置了很久。不过英王还有其他战船可供调遣。1536年是亨利的多灾之年，国内爆发了以“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为名的叛乱，还面临着遭受入侵的威胁。包括“玛丽玫瑰”号和“彼得石榴”号在内的8艘巨舰被改建，“伟大哈利”号和“巨帆”号（Great Galley）被重新建造（“改建”意指在原有船体上进行翻修、扩建和改进；“重新建造”则意味着全部从头再来）。此外，还有新船编入了船队。

这个为战争而准备的雄心勃勃的项目由亨利的第二大财源支付。英王宣布从1534年起解散修道院，由此筹得维系海军所需的费用。

1539年，英格兰正面临遭受入侵的险况，这次的敌人是查理和弗朗索瓦的联军；可敌军真正打来的时候，英格兰海军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之势。据法国使臣禀报，亨利的整个船队共有150艘船，其中包括征用的商船和威尼斯、拉古萨（Ragusa）以及佛罗伦萨的雇船。

这或许不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海军，但在技术上是当时最领先的，尤其是武器方面。“玛丽玫瑰”号和其他巨舰在改建时都增加了主炮甲板，并在船侧安上了炮眼。据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说，“玛丽玫瑰”号的主甲板炮眼离吃水线仅18英寸。这样船上的大炮得以轰击敌船船身，给对方造成最为严重的结构性损坏。

海军的核心是那些浮动城堡一般的巨舰，其周围环绕着种类多样和型号较小的船。有把大炮安置在船桨上方的桨帆船，有把大炮放置在桨手上方平台上的加莱赛船（galleass）
[44] ，还有驳船、克拉克帆船和卡拉维尔帆船。其中也出现了葡萄牙武装快船（pinnace）——这种附随大船的小船靠帆桨行动，行速迅捷，并配有轻型火炮。这支海军剑走偏锋，是有意试验可用于战斗的帆船的形式，特意安排型号各异的船是为了应付各种不同状况。

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也在这一次就位。亨利在位早期，一套以某个人为中心的临时制度开始形成。都铎政权早期，威廉·贡松（William Gonson）大放异彩，功绩卓著。他在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做生意和当船主时聚拢了大笔财富，不过他同时还涉足皇室和政治权力的中心——他是亨利的传令官，并且身兼国库出纳之职。贡松还运用自己的航运经验指挥由皇家船只和雇佣商船组成的海军中队。指挥海军的往往就是这些将贸易活动和服役皇室相勾连的人，贡松正属此类。

他在仕途上的晋升得益于当权者对其才干的赏识，但他自身的实力则源于对财政大权而非官职的掌控。伊里斯（Erith）和德特福德（Deptford）两地的仓库由贡松看守，这似乎是一个没什么前途的职位。亨利在位期间，官位卑贱者往往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在海军方面，贡松听命于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后来又到了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
[45] 麾下。作为忠诚奉职的回报，他可以直接动用国库的钱款并和自己中意的人签署合同，为皇家海军提供补给、维修和军粮。这样，贡松就在海事领域有了权势，并且能够接触到巨量的现金储备。

20年间海军都由贡松一手把持。出海时他是领航的舰队司令，驻港时他负责维护事宜。但1541年他的儿子因叛国罪被处死后，不知是因为儿子的死，还是因为英格兰陷入战争后独力经营海军所承负的巨大压力，贡松在1544年自杀身亡。整个海军系统随之崩溃。

此事对英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花了两年时间才将这个窟窿填起来。贡松的位子由“海事理事会”（Council for Maritime Causes）接替，史称“海军部”（Navy Board）。其中三个常设职位是此前已有的：船只书记员（Clerk of the Ships）、审计官（Clerk Comptroller）和仓库管理官（Keeper of the Storehouse）。另外四个新增的职位是：副将（Lieutenant，亦称Vice Admiral，舰队副司令）、财务官（Treasurer）、船舰监造官和帆手（Surveyor and Rigger）、军需官（Master of Naval Ordnance）。人们把担任这些海军职位的人称为“核心军官”。

这套曾以众大臣及其指派任命的成员为核心的体系，现在迈出了走向专业化的第一步。任职者可以领到数目公允的薪水。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是第一位由皇家海军直接聘用的造船师。到了1548年，海军又聘请了其他三位船匠和铸锚匠，此外还有若干书记员、供应商、仓管员、守卫、看船人、杂役和驻船牧师。

主宰了皇家海军整个中世纪的特设体系并未从此销声匿迹。粮草供给的重任还是落在了一个外人肩上，此人就是绰号“鳕鱼干”（Stockfish）的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一有战事，还是按照自古以来的传统，由贵族和大商人指挥海军，从渔船和商船上征召船员。

然而，无论规模还是实力，16世纪40年代的整个亨利海军并不能满足这位国王的凌云之志。1544年，他向自己的海上属臣宣布了一项声明，授权属臣们可以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攻击国王的敌人。一个世纪前，英格兰海盗的声势曾攀至顶峰，但随后的几十年中，他们一直受到都铎王朝的严厉打压。现在，这只恶虎再次出笼。

英格兰的水手抓住了这次机会。威廉·霍金斯放弃了正快速发展的大西洋贸易，转而投身本国海域的私掠（privateering）
[46] 活动，这里的利润更为丰厚。越来越多的贸易商开始放下手中的活计，投身于此。16世纪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就此到来。

对穿梭于浪涛的海客们来说，战事的波及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英格兰敌国。霍金斯心中有仇未报。长年以来，霍金斯之流和伊比利亚人（Iberian）
[47] 之间的贸易往来相当融洽，但这种局面因亨利离婚和宗教改革而荡然无存。出国探险的英格兰人遭到西班牙人满是敌意的对待。而对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欧洲以外的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霍金斯等人也早已心生不满。毕竟，他们之所以敢自命不凡地瓜分世界，仰赖的不过就是教皇的权威。但英格兰人反对这种权威，此时更已将之定为教门异端。

在心怀雄图的贸易商们看来，梦想着建立寰宇帝国的伊比利亚人显得无比狂妄自大；查理五世一边凭借从“新世界”攫取的财富来征服“旧世界”，一边不断强化天主教的权威，竭尽全力成为世界的主人。1544年和1545年，亨利急切地向海客们求援，这为英格兰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们不仅攻击法国与苏格兰的船只，还以西班牙参与或有可能参与和敌人的通商活动为由，对西班牙船只发起同样猛烈的攻击。

不受约束的混战给亨利惹来了大麻烦。查理五世已经视英吉利海峡为要冲重地。登基初期他忙于意大利的事务，而到了16世纪40年代，荷兰引起了他的注意。此地在查理的帝国版图中，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棘手的。现在这条欧洲经济的命脉正滑向新教阵营，查理誓要遏止这一趋势。因此，要想维持西班牙经济的繁荣以及实施查理对帝国的规划，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就成了必争之地。疯狂劫掠的英国航海者们将形势推至了危险境地。

查理在战事正酣时转身与亨利为敌。为了反击海盗，他扣押了英格兰在“低地国家”的船只和货物。此举的唯一后果就是促使更多的商人加入海盗的行列。私战中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叫罗伯特·瑞尼格尔（Robert Reneger）。他和霍金斯一样，与伊比利亚、巴西贸易时积累了十分可观的财富。他深陷当时的宗教浪潮，认为西班牙在宗教上的偏狭固执和法兰西的海盗势力正威胁着自己今后的人生。1545年，他发动了一次货真价实的巧妙突袭，俘获了正从圣多明各（San Domingo）返航的西班牙运宝船“圣萨尔瓦多”号（San Salvador），一场巨大的外交风波也由此引发。人们突然间发现，西班牙帝国没有想象中威武强大，实际上相当孱弱可欺。当时武装轻简的西班牙人正自信满满，结果在圣文森特岛被瑞尼格尔的4艘船轻而易举擒下。

亨利大感头痛，此时他正全身心投入与法国的战事，罗伯特·瑞尼格尔却把他拉向了和查理帝国开战的危险边缘。但瑞尼格尔同时也带回了巨大财富，他的战绩着实将伟大的天主教帝国嘲讽了一番，英格兰的海上威名也因此远播四方。朝中大臣与群僚鼓动他继续照此行事，并瓜分其利。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的人，都将罗伯特视作英雄人物。

英格兰西境的航海者和伦敦的贸易商竞相成为下一个罗伯特·瑞尼格尔。贵族、城市商人以及西境的士绅，或资助或亲自率领武装民船出海，想要大捞一笔，挣一个不朽功名。其中就包括托马斯·温德姆（Thomas Wyndham），他曾在爱尔兰为克伦威尔效力，并参加亨利的队伍抗击苏格兰军队，这些经历磨砺了他的军事技能。很多像温德姆一样风光体面的人物转身加入海盗行列。海军大臣莱尔（Lisle）写道：“南方来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者佛兰德人，我国的冒险者把他们都抢了个遍，有些人自称是苏格兰人，有人还戴起面罩来。”
[48]

在此情形下，国王已经无力控制局面。安特卫普的人抱怨道：“一艘船要是不被英格兰人留下些什么，肯定走不了。”
[49] 对一些获利颇丰的枉法之人，惩罚还是有的。比如为了安抚西班牙方面的情绪，威廉·霍金斯被象征性地关了一小段时间。托马斯·温德姆因为抢夺一艘西班牙船而被罚款。但罗伯特·瑞尼格尔不在此列，携“圣萨尔瓦多”号归来后不久，他就到亨利驻扎在南安普敦沿海的船队任职去了。

国王正需要像瑞尼格尔这样富有海战经验的战士。1545年，英王的战船和私掠船控制着英吉利海峡，法国人对此并不甘心。一支入侵大军正在塞纳河河畔集结待命。船的数目大概在150～200艘，其中有30艘是战舰，25艘是地中海桨帆船。这支水师搭载了3万～5万人的部队。他们的目标是将南安普敦和朴次茅斯变为废墟，并全力摧毁英格兰舰队。

亨利海军停驻的主要港口是泰晤士河口（Thames Estuary），但是此时西南向的盛行风对法国人有利，英军可能会因此被困在泰晤士河中，使得南部疆土任人宰割。春、夏、秋三季，能够让海军停留在英吉利海峡的仅有朴次茅斯和南安普敦两个港口，它们是守卫英格兰的枢纽。法国人如果能把这两个港口夷为平地，英国人在布洛涅将不再有立足之地，英吉利海峡对法国商人而言将是一片坦途。

海军大臣莱尔手中有80艘船，以对抗法国入侵大军。7月19日，它们正停靠在朴次茅斯港整装待发，国王亲自前来检阅这支军容雄壮的海军。当时他正在“伟大哈利”号上享用晚餐，突然间法军逼近朴次茅斯的消息传来。亨利命人爬上高处查看。果然，怀特岛外是不计其数的船帆。国王急忙离开庞大的旗舰，在众人簇拥下到了岸上的防御工事之中——此处可将战况一览无余。

法国船队占据了怀特岛东岸的圣海伦斯（St Helens），从这里可以尽览朴次茅斯港入口的情形。海面风平浪静，桨帆船借此良机划进索伦特（Solent）海峡，英军船舰一旦离港，就会进入巨型蛇神大炮的射程。

形势已然紧急，可海面上却一丝风都没有，英军根本无法出击。下午晚些时候总算起了一阵小风，英军这才得以出港。为防止法军的桨帆船出击之后就迅速退回舰队，攻击桨帆船成为英军的当务之急。“玛丽玫瑰”号打头阵，从船舷发射的猛烈炮火正可对付那些偷偷摸摸的桨帆船。就在它驶出港口、冲向法军桨帆船的时候，整个船体开始在风中倾斜。“玛丽玫瑰”号右舷一番轰鸣之后，左舷正要再来一次齐射，突然间一阵风刮来，船体再次发生倾斜。

右舷的炮口还是敞开着的，海水汹涌而入，“玛丽玫瑰”号随即迅速下沉。防止敌人登船的织网密布整个甲板，船员自己也被困住，无法逃生。最终415人中只有30人逃出生天。事后，“玛丽玫瑰”号的船员被指责酗酒失职和违抗上命。法国人则声称是他们的致命一击把船击沉的，但只要看看被击沉的法军船舰上那点可怜的炮火装备，就知道这显然是妄说。极有可能是因为船体经历了整修，又装载了大量的枪炮，结果在遭遇强风时发生了致命的剧烈倾斜。四敞大开的炮口更是雪上加霜。国王在听闻噩耗后惊呼道：“哦！诸位！哦！我英勇的战士们！”

那阵小风不久就停息了。之后，英格兰舰队余部凭借对潮汐的熟稔运用驶出了港口，他们的意外出现让桨帆船队慌忙溃退。法军在怀特岛登陆，战况陷入僵局。“玛丽玫瑰”号的沉没让法军处在了始料未及的优势地位，但上将克劳德·德·阿内博尔（Claude d’Annebault）几番糟糕的尝试未能将这种优势保持下去。随后几天的海面一直风平浪静，加上补给短缺和疫病出现，法军只得承认登陆英格兰已不可能，入侵行动也付之东流。

统率大军的安内博尔对入侵作战并不上心，压力来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他几次三番敦促他的上将与英军交战。而身患痛风的安内博尔在干燥的岛上一刻也待不下去，于是带着浩浩荡荡的船队回到苏塞克斯海岸。与此同时，海军大臣莱尔正在重组水师，从英格兰西南诸郡招纳大量的船后，船的总数剧增到了104艘。它们分为三层排列：第一层是从汉萨同盟租来的大型商船，开战时在最前面吸引炮火；第二层是主战战船；接着的第三层由战船和征召来的商船组成。整个阵容的两翼则是桨式战船——桨帆船、加莱赛船、大舢板（rowbarges）
[50] 。

英格兰海军起锚后在肖勒姆沿海看到了法国人的踪影。结果和此前一样，海风再次偃息。双方都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什么也做不了。最后是法国桨帆船打破僵局，率先发起攻击。它们的群射收效甚微，英军加莱赛船漂亮地避开了攻击。夜幕降临，双方紧挨着抛锚。

可第二天晨光微露的时候，法军竟已全无踪影。后来英军从“伟大哈利”号的瞭望台上看到他们正向海中行驶，可这时海风再一次停歇。事后英方才发现，是安内博尔带着船队返回塞纳河了。弗朗索瓦大为光火，霜刃未试的莱尔和英军将领们深感被骗，而法国海军军官们则为了这次三心二意的远征而争吵不休。

皇家海军在亨利的诸多战事中其实只是一个装饰品，但在16世纪其内部运作发生了重大转变。1547年亨利离世时，皇家海军共有54艘船，负责指挥它们的司令官们都是练达老成之辈，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些在私战和皇家服役中久经战场的将官们召集起来听命待用。此时的皇家海军已经有了常设的基地和仓库，有固定的船工，枪炮也由国内的冶铁业供给。作战基地设在朴次茅斯，船舰从这里出发后可以威慑法国海岸线并横扫整个英吉利海峡。修缮维护的地点设在法国舰队鞭长莫及的泰晤士河口。此外还有沿海要塞和一整套烽燧体系为海军提供护卫。毫无疑问，英国皇家海军已跨进了现代海军的行列。

但维护海军的开支是十分巨大的。皇家海军在16世纪40年代就吞噬了整整100万英镑。亨利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位时，对法国以及苏格兰的战争已经将国家经济弄得千疮百孔。

可新一代的朝臣、海军将领、商人、航海者和贵族们却无意就此止步，放弃去远海中获取财富与荣耀的非凡机遇。虽然亨利依靠私人力量解决海战的尝试未能成功，但是大洋上往来的惊人财富深深印入了英国人的心中。掠夺之心蠢蠢欲动，就连肩负督护之责的海军也按捺不住了。

海军大臣托马斯·西摩（Thomas Seymour）是爱德华六世的叔叔，盘踞在锡利群岛（the Scillies）的海盗就是他的人马，这让海军维持海上秩序的努力大打折扣。而负责弹药供给的军需官托马斯·温德姆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一时间，人们可以在探险家、海盗、朝臣和海军将领这些身份中任意切换。

1550年后，安特卫普的逐渐萧条迫使商人们开始另辟财路。而远海探险这个话题在亨利八世离世后又重新热闹起来。约翰·卡伯特之子——探险家塞巴斯蒂安（Sebastian）于1547年应召回到离开多年的第二故土。垂垂老矣的塞巴斯蒂安虽已不复往昔峥嵘，但他的加入象征着那些曾赞助约翰·卡伯特并同他一起探险的老一辈英格兰人和爱德华继位后雄心勃勃的新一代人之间的一种延续。塞巴斯蒂安得到议会领军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摄政王萨默塞特公爵（Lord Protector Somerset）和诺森伯兰伯爵（他也曾像海军大臣莱尔一样统领过英格兰海军）。众多商人和海客也闻讯而来，急切盼望塞巴斯蒂安能带他们一开眼界。

卡伯特渊博丰富的知识让所见所闻都囿于狭小国境的英格兰人大开眼界，人们希望到海外探险的热情高涨起来。跃跃欲试的众人整天围着卡伯特问这问那。英格兰岛已经有几十年没出现过这般航海探险的热潮了。至于探险的目的地，大致分三类：黎凡特（Levant）
[51] ，葡萄牙人占领下的西非，由北部航线所连通的远东。先说说黎凡特，英格兰人在有些地方很不受待见，黎凡特正可以锻炼他们如何化解远程探险中遭遇的排斥与抵触。身兼海盗和海军中将双重身份的托马斯·温德姆开启了和西北非的常态化贸易往来。其第一次航行是在1551年，他的“雄狮”号（Lion）从布里斯托尔出发时，“船上塞满了货物，武器也装得满满当当，有大量的莫里斯长矛、手枪、盔甲以及众多其他战时装备”。后知后觉的英格兰人急需武器。温德姆劫掠本国海域内的别国船只犹如砍瓜切菜，现在到了千里之外的外国殖民地，他又干起了老行当。他无视葡萄牙人的存在，前往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和几内亚（Guinea）的两次航行都非常成功，却在第三次航行途中命殒贝宁湾（Bight of Benin）。虽然后来船上的幸存者寥寥无几，但整个航行仍然获利不菲。

1553年5月10日，一支身着天蓝色制服的英国探险队从泰晤士河河边的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出发了，沿途有成百上千的伦敦市民欢呼雀跃着为他们送行。探险队行经格林尼治（Greenwich）时还向岸边病榻上的爱德华六世鸣炮敬礼。这在欧洲其他地区也引起了诸多讨论。此番由宫廷朝臣和都邑权贵出资筹集的远航探险，如果真的在伊比利亚人划定的既有世界格局之外开辟出一条新的东方航线，对身具教皇祝福之殊荣的伊比利亚人将是不小的打击。帝国大使在给查理五世的信中称英格兰人正在寻找从东北方向通往远东的新航道：“他们认为新航线将大大缩短航程，对英格兰岛来说尤为便捷，可以据此运输‘克塞斯’（一种羊毛布）到那边的国家交换香料和其他货物。”

结果却远非如此，他们还没找到通往中国的航线就在途中冻死了。但人们投身探险大潮的强烈欲望由此而苏醒。一时间，英格兰似乎已经踏上了海上强国之路。

正当英格兰的探险者和商业冒险家要和那些海上巨头们一争高下的时候，风云突变。1553年，年仅15岁的爱德华夭折。他的姐姐玛丽决意让英格兰重归罗马天主教廷。玛丽的丈夫菲利普（Philip）是查理五世的儿子与王位继承人，已袭那不勒斯王位，哈布斯堡王朝广袤疆域中的一大块也将归其名下。让许多英格兰人恐惧的是，菲利普已成为王夫。裹挟着丈夫的赫赫声威，玛丽登上了英格兰王位。在位期间她一再重申禁令：不得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势力搅扰对抗。

信奉新教的探险家们对此项禁令非常不满。宗教改革运动正风起云涌，教皇承认西班牙与葡萄牙瓜分大西洋的诏令成了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人们开始质疑西班牙对大西洋的主宰权。在西班牙自己看来，这是天命神恩；但在兼具商人之贪婪和清教徒之狂热的新一代英格兰人看来，这就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异端邪说。

持此态度的英格兰人并非空口叫嚣。当时陆军、海军和私有船舰装载的加农炮都是青铜做的，耗资巨大，一般人承担不起。可是英格兰蒸蒸日上的冶铁业打破了这个格局，铁制枪炮数量充裕，成本也只有欧洲加农炮的五分之一。铁铸装备虽然品质赶不上青铜，但是其制造成本极为低廉，以致普通运货商船都可以被改造成火力凶猛的海盗船。武器价格的下降让原本就劫掠成性的英格兰人开始对世界航运线路构成威胁。英格兰海客们看见满载货物的船只从不手软，现在他们又有了充裕的武器，结果那些体积规模比他们庞大的外国船舰和殖民地据点顿时就招架不住了。海事史中的新篇章即将翻开——肯特郡威尔德（Weald）的熔炉和锻造厂正是其源头。

大西洋自此陷入无序与战乱之中——几百年来，笼罩着不列颠群岛海域的混乱无序经由英国航海者们开始向外蔓延，到了海上的东西就不再是受保护的个人财产，依靠改装的船只和廉价武器，他们把抢劫掳掠的触角伸到了遥远的大西洋深处。在这片茫茫无际之处，英国人学会了一种全新的战斗方式。

第10章 英国大炮（1556～1568年）

从西印度群岛涌向西班牙的黄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52]

——威尼斯使臣

年轻时的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任性放荡，不治行业，没有像祖辈一样继续在海上漂流，却成了纨绔风流的绅士与政客。

此时英格兰在海上可谓声名狼藉。约翰的父亲威廉·霍金斯是史上第一位探索巴西的英国人。约翰21岁时开始走上与父亲相同的道路，因为那一年他杀了人。他父亲是普利茅斯和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两地的议会成员，凭借手中的权力与金钱为他争取到了皇家赦免令，约翰由此得以全身而退。后来，约翰跟随父亲的脚步开始步入当地政坛，并投身于混乱凶险的大西洋贸易。16世纪50年代后期，他的贸易地是加那利群岛，其间和西班牙海员有大量的来往交流，并由此对加勒比海（Caribbean）有了充分的了解，那里既涌动着惊人的财富，也存在危险。1527年之后还没有一艘英国船到达过那里。

1559年，约翰·霍金斯搬至伦敦，与本杰明·贡松（Benjamin Gonson）之女成婚并从此跻身海军贵族圈子。本杰明·贡松乃是赫赫有名的威廉·贡松之子，时任海军财务官。1562年，约翰已经拉拢了一个资助他进军西班牙帝国的财团，其中就包括贡松、海军船舰监造官威廉·温特爵士（Sir William Winter）和城市富商们。

约翰·霍金斯爵士

约翰率领3只小船从几内亚沿海出发，途经塞拉利昂。据称，他在这里武力夺取了6艘葡萄牙船，包括船上的珍宝财货和900名奴隶，总价值超过3.2万杜卡特（ducat）。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侵袭事件中竟无一人伤亡。似乎还是霍金斯本人的说法更为可信：船和货物都是他买来的而不是抢的。他还说，他只带走了300名奴隶，并归还了其中的5艘船。显然，在非洲的葡萄牙人都希望和霍金斯做生意，但如果他们真做了又会违法。事后葡萄牙人为了躲避惩罚而宣称自己是受害者。

霍金斯带着自己的三艘小船以及一艘葡萄牙人的大船，越过大西洋后抵达海地岛（Hispaniola）。在之前和西班牙贸易商的交往中，他就已经知道加勒比海急需干苦役的奴隶，并且其需求量远超西班牙人的供给能力。于是，约翰带着300名奴隶抵达海地岛后——西班牙人的说法是400名，葡萄牙人则说是900名——就开始将之出售。此地的西班牙殖民者势力弱小，他们十分欢迎约翰的到来，支付给他黄金、生姜、皮革、蔗糖和珍珠。为表善意，约翰分给当地海关一些利润，并将一部分货物发往塞维利亚（Seville）和里斯本，以期获得当地海关官员的通关证明。

约翰这样做是希望表现得像个本分的商人——他实际上是半路闯入这项贸易活动之中的；但他的船还是被扣押，并且货物被鉴定为禁运品。西班牙和葡萄牙皆谴责霍金斯的所作所为是海盗行径。幸运的是，霍金斯将自己的大部分货物直接发回了英格兰岛，所以即使在塞尔维亚和里斯本损失了2万英镑，整个探险航行仍旧获得了极为可观的利润。

这番航行其实也是在探路。霍金斯揣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还是可以容忍他的行为的，否则他也不会将两艘价值不菲的货船派往伊比利亚半岛。毕竟，他在两大帝国间的巨量贸易中是发挥了作用的，填补了亟待满足的需求。不仅如此，尽管是从英格兰岛出发，约翰仍旧努力降低了奴隶贩卖的价格。

但西班牙之主菲利普不允许在神圣西班牙帝国之中出现外国人的逾越之举，或者进一步说，绝不允许那些外国异教徒踏足上帝恩赐之国度。站在霍金斯这边的伊丽莎白为此大为光火，她认为霍金斯的贸易活动不应受任何限制。

1558年年底，伊丽莎白登基，一个崭新而又独立的英格兰出现在世人面前。执掌王杖后仅几个月，伊丽莎白就将两艘皇家船舰“忠仆”号（Minion）和“克里斯托弗”号（Christopher）赠送给了一支前往几内亚和贝宁的队伍。这项决议获得海军大臣的支持，在场的葡萄牙人却气急败坏，竭力重申西非是葡萄牙的领地。但伊丽莎白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个说法，并声明英国不受包括葡萄牙在内的任何国家的限制。

此前英格兰一直被人们视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几十年来，她和那些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当其他国家的贸易触角已经向全球蔓延时，她还只能和从前一样因向荷兰出口本国的羊毛与布匹而处于依附地位。但伊丽莎白登基之后，英格兰开始急切地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找寻自己的独立地位。她将硬生生闯入受那些欧洲大国阻挠而不得入的贸易领域。

历代的英格兰海客们掳掠剪径的范围都局限在不列颠群岛周围的海域。16世纪60年代，这一范围开始向外扩张。在英格兰人看来这没有触犯任何律法，因为大西洋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一块无主之地——不受任何君王的管辖。

约翰·霍金斯是实践这套想法的典型。他认为任何人都无权阻止自己参与和平的贸易活动。1564年，他再次踏上贩卖奴隶的远航探险，并有海军部中的密友、伦敦城、宫廷重臣、海军大臣甚至女王本人充当自己的经济后盾。伊丽莎白将“吕贝克的耶稣”号（the Jesus of Lübeck，后简称“耶稣”号）交予霍金斯使用，这艘陈旧的战船还是亨利八世1544年从汉萨同盟那里买来的。不仅如此，女王还单独接见了霍金斯并准许他悬挂王室旗帜（royal standard）和圣乔治十字旗（St George cross）。西班牙大使的严正抗议被完全无视。

此次航行中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150名船员中有130名顺利返回。小阵容的船员队伍可以有效抑制疾病的爆发和蔓延。霍金斯是名副其实的杰出水手，他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情报和信息，而且不论航行到世界上哪个地方、置于何种情境之下，都能游刃有余地和对方谈判协商，这些非凡才能让他成为同辈人中的佼佼者。但霍金斯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还在于他是个一流的领导人，对下属尤为体恤。第二次远航时他对船员的训话流传至今：“侍奉主，并彼此爱护，珍惜粮食，小心火烛，择善友相交。”
[53]

这一趟“英格兰—西非—西印度群岛”三角航行让霍金斯的金主——女王和她的朝臣们——赚得盆盈钵满。

霍金斯这般才干超卓的闯入者引起了菲利普的警觉。一份来自新世界的奏章写道：“殖民地的需求太过巨大，判处罚金和刑罚都已不足以禁止私下买卖的进行。”
[54] 但兹体事大，皇帝毫不通融，惩罚了那帮和英格兰人做过买卖的官员。菲利普派驻英格兰的使臣堂·古兹曼·德·席尔瓦（Don Guzman de Silva）设宴相邀，想借此探听霍金斯的想法。霍金斯和西班牙人时常往来，他示意自己十分关切菲利普陛下的福祉安康，并向席尔瓦坦言，除非有皇帝的准许，否则绝不会踏足加勒比海。他甚至提出自愿带领英格兰武装民船为菲利普陛下助阵，到地中海与土耳其作战。席尔瓦在给菲利普的信中写道，霍金斯的话一个字都不能相信，最好的办法就是禁止霍金斯和他的同伙接近西班牙帝国的任何一处疆土，“意在遏制此等风气，因为这帮贪婪之众不仅有上佳船舰，还可以不受约束地任意行事”。
[55]

英王为什么对强大的菲利普表示敌意？霍金斯并非生性深沉之人，几番远航更是毫不遮掩。伊丽莎白也并不掩饰自己在西班牙的新世界中开辟通道的举动。但与此同时，女王也在极力避免和哈布斯堡帝国开战。登基至今，她一直都是菲利普对抗法国的盟友，英格兰的经济也和从前一般依赖于菲利普帝国北部的荷兰。菲利普自己很厌恶英格兰，认为这个国家整日寻衅滋事，是海盗和异教徒的老窝。但为了保证自己的船只在西班牙和荷兰之间往来畅通，他必须与英国保持友邻关系，否则英法结盟会是大麻烦。

英西关系在16世纪50年代愈加恶化。法国深陷内战的旋涡，对都铎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都已不构成威胁。更重要的是，反抗天主教的加尔文教席卷荷兰，它是菲利普坚决要铲除的邪魔外教。1566年8月，阿尔巴公爵（duke of Alba）进攻荷兰，英格兰的羊毛和布匹贸易遭受重创。可如果阿尔巴公爵获胜的话会更糟，因为这将是天主教对新教的第一场重大胜利，紧接着会被攻打的就是英格兰。当时的王储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信奉天主教，荷兰周遭的所有邻国也是如此。“旧世界”让伊丽莎白无法插足，但“新世界”就不同了。她看准菲利普辽阔版图中这根软肋紧抓不放。而像霍金斯一般令对手极为头痛的人物，又恰好弥补了英格兰军力上的不足。

约翰·霍金斯的举动和行踪反映了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代表的复杂诡谲的两国关系。他刻意将每次远航探险的色彩处理得模糊不清。他是西班牙的友邻还是敌人？他是贸易商还是海盗？他代表的是英格兰还是他自己？这些都很模糊，就如同说不清他到加勒比去到底是为了挣钱，还是为了摸清那里的底细。但是悬挂皇旗和王船领航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认为这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远洋探险。1567年皇家战舰“忠仆”号加入队伍后，这一点越发明确。

8月，整支船队都停驻在普利茅斯港，整装待发。霍金斯的船队有2艘皇家战舰和其他4艘船，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艘驳船“朱迪斯”号（Judith）的统领是名为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的年轻人。风平浪静的时候，一支帝国船队以躲避恶劣天气为由驶进港口。可他们进港后不但没有降旗和放低桅帆——这是冒犯之举——而且直接冲向霍金斯的船队。他们以为霍金斯毫无防备，结果却失策了。霍金斯下令开火，一直打到帝国船队降旗降帆改变航道才收手。

这次远航的开头颇为不顺。船队中老旧的“耶稣”号已经严重落伍，当初建造这艘高船身的克拉克帆船是为了盛夏巡航游览时使用，只在邻近水域中进行短途航行。巨大的船身已然歪斜，航行时摇摇晃晃，遇到恶劣天气时情况更糟：紧绷的船板似乎行将崩坏，船缝间的填充物也不断涌出。船行至菲尼斯特雷沿岸时遭遇狂烈的暴风雨，霍金斯只得召集船员一同祈祷，连“耶稣”号的船长都不认为船能幸存下来。尽管已经到了船员们脱下自己衣服堵塞漏洞的地步，“耶稣”号还是撑过来了。

此时在西属西印度群岛做买卖变得十分艰难，各个城镇的地方长官都受令抵御外来入侵。为了做成生意，霍金斯和德雷克只得用胁迫的手段逼殖民者们就范，只有驻扎在卡塔赫纳的西班牙人有实力拒不合作。等到积聚了足够的黄金和货物时，霍金斯已经耽搁拖延了太久。西大西洋的飓风季节迫在眉睫，“耶稣”号的状况也十分不妙。船尾木板开裂，海浪灌了进来，“镇舱重物间的积水里，鱼儿跟在海里一样游得自由自在”。到了古巴群岛西端时，天气状况急转直下。无力继续破风而行的“耶稣”号只得掉头，改为顺风航行。整个船队都护在她周围，眼看着她任由狂风摆布，在海浪中颠簸，随时都有灭顶之灾。

骇人的狂风终于减弱了，可霍金斯和他的同伴们却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补给日见短缺，至于在何时何地能修缮船只、补充供给，更是一片茫然。一艘经过的西班牙船给他们指了避风港圣胡安·德·乌卢阿（San Juan d’Ulúa，后简称圣胡安）的方位，但同时也警告霍金斯那是西班牙黄金船队（flota）装载金银运往本国的地方，他极有可能撞见这些船队。霍金斯决定赌一把，船队向圣胡安进发。他降下了圣乔治王旗，但仍升着和西班牙旗帜很像的英格兰王室旗。他的手下也准备好枪炮，严阵以待。到了附近，他看到有12艘船，而且海岸炮台已经瞄准了“耶稣”号。西班牙人开炮了。

但这是在向新上任的墨西哥总督马丁·恩里克·德·阿尔曼扎（Martin Enríquez de Almanza）致敬，他当时乘坐的正是黄金船队。帝国边陲的卫戍部队还从没遇到过外来入侵者，他们以为来的是黄金船队。等意识到来者竟是帝国灾星“胡安·阿奎那”（Juan Aquínes）时，他们一下子慌神了。只听有人大喊：“路德教的邪徒来了！”西班牙士兵匆忙间弃岛逃走，只留指挥官一人独面异教徒海盗。

霍金斯告知岛上的指挥官，这些是英格兰女王的船，需要补充食物。他还承诺会支付修缮船只和补充供给的费用，并保证自己没有任何挑起争端的意思。霍金斯希望在黄金船队抵达前赶紧开溜。

结果第二天太阳刚升起来，黄金船队就出现了。此时显然是霍金斯实力更强，因为海岸炮台在他手里。但他的力量也就仅此而已了。毕竟，不让西班牙船队进他们自己的港口等同于正式宣战，那样会严重违背伊丽莎白的旨意，而且身为女王的臣子，他肩负着更重要的责任。霍金斯决定谈判：西班牙人可以进港，但要让霍金斯完成船队的修补工作。

见此情形，总督怒不可遏。霍金斯在他眼中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海盗。而且他早就耳闻不久前这个英格兰人对神圣帝国的冒犯举动。结果两人不仅在新世界最重要的西班牙港口遇到了，而且对方还像和自己这个帝国总督平起平坐一般发号施令。恩里克告知霍金斯，他是西班牙国王任命的总督，进入自己的港口不受任何其他人的约束，而且他现在手下有1000人的兵力。

霍金斯大笑并讽刺地回应说，自己亦官居总督之位，而且手里的火器弹药非常充足，对付1000人不在话下。正当他说话的时候，来使瞧见“耶稣”号的甲板已被清理一空，还撒上木屑，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他既惊又怒，霍金斯为了脱困竟如此卑鄙。

恩里克只得同意休战。西班牙舰队获准入港并同意不干扰霍金斯修缮船只。可实际上，总督的船上已经暗中搭载了从附近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来的士兵。

两天后黄金舰队进港，其间天气一直很糟糕。圣胡安长450码，宽200码，是一个弹丸小岛。岛上有驻戍部队的一些零星建筑，但小岛和大陆之间的水湾是大船巨舰最为安全的停靠之处。一阵忙乱之后，港口中桅帆林立，挤满了船，好似架起了一座木桥。沿着这座木桥可以直接从港口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一艘废弃的大船横隔在英西两方船舰之间，英方船只列成一排：废船旁边是“忠仆”号，然后依次是“耶稣”号、“神圣恩典”号（Grace of God）、德雷克的“朱迪斯”号、“天使”号（Angel），最末尾的是“飞燕”号（Swallow）。

双方水手上岸后态度尚属友善，有些人还大肆做私人买卖。每个人都狐疑不定，暗暗观察着形势，尤其是霍金斯。晚上有古怪的声响从废船那儿传来，他怀疑里头装满了人手和武器，即将袭击自己的船。翌日清晨，他询问西班牙总督声响是怎么回事时，得到的只是一阵敷衍搪塞。他的副帅罗伯特·巴雷特（Robert Barrett）是一位海上豪杰，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霍金斯让他去做最后的确认，直问是不是在废船中布置了士兵。霍金斯明白即将到来的战事已然无法避免，于是安坐下来就餐（在早晨和中午之间为伊丽莎白的官员所设的宴席）。

正当众官员入席用餐时，一名袖藏利刃的西班牙人质被擒住，他正要行刺霍金斯。霍金斯再也憋不住这口气了。他手里拿着弩弓大踏步登上甲板，看到对方正准备从废船上发起进攻。他冲着对方的海军中将大喊道，这不是君子所为；对方回应这是作为一个战士的职责所在。霍金斯听此大呼彼言亦然，之后便对着他放了一箭。

西军立刻应战。他们把岸上的霍金斯人马和海岸炮台团团围住。废船上的士兵一下子就涌到了“忠仆”号上。“耶稣”号比其他皇家战船都高，霍金斯正在船楼上俯瞰战场。他命令手下支援僚舰。“忠仆”号上的混战随即蔓延到了“耶稣”号上。

这是西班牙人的主场。他们人数占优，在自家港口登岸更是得心应手。但这正是霍金斯所期待的。英方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准备。他们砍断缆绳，正在用牵引的办法驾船离港。

牵引的过程比较缓慢。先由一只小船升起大船的锚，移位后再将之扔进水中。然后大船上的水手们依靠沉底的锚，用绞绳牵引着向锚靠近。然后小船再次起锚移位、大船再次牵引，一直重复，直到大船在潮水和风力的帮助下驶出港口。即使一切顺利，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差事，何况霍金斯一伙人还正在与人交战。

虽然耗时费力，但牵引出港打破了僵持的战局。英方的枪炮开始发威。“朱迪斯”号率先出港，“忠仆”号的动作相对迟缓很多。就在时走时停的“忠仆”号全力向港口进发时，港中的那艘废旧大船填补了“忠仆”号原先的泊位，西班牙中将的座舰“海军上将”号（Almirante）被暴露在“忠仆”号的射程中。“忠仆”号上枪炮齐鸣。随后“耶稣”号也获得了清晰的视野，船上的巨型加农炮轰鸣咆哮，连同其他巨型蛇炮（large culverin）一起，向“海军上将”号射去密集猛烈的炮火。其中一发刚好命中了敌船的火药库，剧烈的爆炸撕裂了船体。

“海军上将”号拖着残存部分缓慢地向港口移动，随时都有可能倾覆。此时英方得以将炮口转向下一艘西军船舰，即总督座舰“卡皮塔纳”号（Capitana），船上几近空无，士兵和水手还都在“耶稣”号上拼杀。英军的枪炮再显神威，朝着西军旗舰频频直射。呼啸而来的炮弹撕烂了“卡皮塔纳”号的船舷，子弹和尖刺碎片四处横飞，死伤一片。不可一世的总督黎明时分还笃定英国人逃不出自己的罗网，结果此时不得不躲到主桅后面避难。没过多久，“卡皮塔纳”号就开始下沉了。

另一边，霍金斯心里清楚“耶稣”号已然油尽灯枯、难逃一劫了。女王的这艘船早已遍体鳞伤；现在又被岸上的炮台轰击了这么久。亲历此次远航的一名年轻人乔布·霍特普（Job Hortop）后来回忆说，霍金斯高声提振士兵和炮手的士气，然后让仆从取啤酒来。银制大酒杯一端上来，他就仰头饮尽，“激励炮手们拿出好男儿的气魄来，坚守炮位”。
[56] 酒杯刚放下就被敌军的炮弹击飞了。“没什么好怕的！”霍金斯大喊，“上帝保佑我免遭此厄，也一定会同样保佑我们所有人周全，绝不会让这帮背信弃义的歹人得逞。”
[57]

逃出生天的“耶稣”号已经残缺不全，霍金斯用它抵挡敌人火力以保全“忠仆”“朱迪斯”两舰，绝大部分珍宝都装在这两艘船里。外形巍峨的老克拉克帆船已侍奉了4位都铎王朝的君主，此刻被炮火轰击得碎屑横飞。前桅、主桅相继断折。但英军的大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船员也在一刻不停地将皮革、香料、蔗糖、黄金、白银分散到其他小船上。狭窄的港口里到处都是倾覆和燃烧着的大船和小舟，落水的人奋力向岸上游去，有些人因为身着沉重的铠甲只能徒然挣扎。最后，西军动用了火船，大惊之下的“忠仆”号、“朱迪斯”号急忙升帆离开。而霍金斯总算在千钧一发之时，从“耶稣”号跳到了“忠仆”号上。

圣胡安一役，霍金斯6艘船的支队中只有“忠仆”号和“朱迪斯”号得以幸存。英国人损失惨重，而西班牙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多亏英格兰火炮和霍金斯麾下英勇作战的水手，这帮西班牙人的灾星在带着大批珍宝离开时才没被对方拦住。不仅如此，黄金船队已经陷入瘫痪，无法动弹。西班牙人没想到为了对付英国人设下的罗网反而困住了自己。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忠仆”号和“朱迪斯”号放下船锚，停在离他们很近的海滨上，等着大风平息下来。

此事让西班牙人颜面丧尽，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各国海船可以自由往返于加勒比海，不必再胆战心惊地看西班牙海军的脸色。

虽然前景惨淡，但霍金斯眼下面临的形势更为棘手。德雷克当夜就起帆回国，不见了踪影。“忠仆”号上虽然满载财宝，食物却很少。显然不可能和西班牙人再干一场然后抢夺粮食。破损严重，供给告竭，惨淡愁云之中已经看不到生还的希望。弗朗西斯·德雷克明确表示，要争取到一线生机就只能自己独自返航，于是他抛弃长官和同伴绝尘而去。听闻此事的霍金斯怒不可遏。他只得告知船员，他们可以自行弃船。面对几乎毫无生还希望的归国远航，船上200人中有一半以上选择在敌方控制的墨西哥北部海岸登陆。登岸者在穿越莽丛时遭到土著的袭击。活下来的人都向坦皮科（Tampico）的西班牙当局投诚了。西班牙当局只押解了部分人回国，剩下的就让他们自谋生路，其中有些人还混得风生水起。

可后来西班牙殖民地刮起了宗教大审判的飓风。当初的投诚者被发配到修道院中做仆役。有些人被以绞刑或火刑处决，其他人被狠狠鞭笞，沦为桨帆船上的奴隶。圣胡安岛上幸存的英国人寥寥无几，后来均被押往西班牙。罗伯特·巴雷特因为霍金斯信使的身份而被捕。后来他酷刑加身，被活活烧死，安置的罪名是他在向同伴翻译耶稣会士的话时篡改原话，还对他们的教派有奚落嘲讽之言。乔布·霍特普以西班牙囚犯的身份回到英格兰时，已是22年后了。从西班牙监狱中幸存的人寥寥可数，他是其中一员。

“忠仆”号航行3个月后方抵达英格兰岛。船上一度到了吃老鼠、鹦鹉、牛皮和皮手套的地步。饥饿和坏血病肆虐横行。他们停靠西班牙境内的维哥（Vigo）时曾下船买粮。极度饥饿状态下暴饮暴食十分危险，竟有45人因为已经到手的食物而死。有一撮西班牙人想乘机擒拿霍金斯。虚弱瘦削的霍金斯穿上天鹅绒夹克，披着绸面斗篷，毫不示弱地与来人对峙。即便在最低谷的时候，他仍能撑起架势，唬走了想占便宜的鼠辈。据说，离开圣胡安岛的时候船上还有大约200人，等到油尽灯枯的“忠仆”号最终抵达英格兰岛时，仅存15人。他在呈送女王的信中写道：“诸般种种，惨然无存，唯不辱王命。”

圣胡安之役深深印在人们心中。此后几十年里，西班牙人的言而无信都一直回荡于英格兰航海者的悠悠之口。蓦然间，西班牙帝国不容侵犯的威严开始动摇。除却老旧不堪的船舰，英格兰人和他们的枪炮大展威名。圣胡安事件之后，英格兰航船终于得以染指美洲的巨大财富。

英格兰海客们纷纷武装起自己的航船，出海寻找惊人的财富。圣胡安事件以及那些囚徒们的悲惨命运让英格兰海事圈子里的人都心怀愤恨。很多人为此走上了寻求财宝和向西班牙复仇的道路，弗朗西斯·德雷克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急切。皇家海军和英格兰海事格局的走向因为霍金斯第三次贩奴远航而发生重大扭转。自此，英格兰和西班牙海员之间的私战蔓延到全球每一个角落。

第11章 革新（1568～1585年）

1543年，16岁的菲利普二世执掌西班牙。1554年，他继承了那不勒斯王国，同年他与玛丽·都铎并结连理，并因此成为英格兰国王。其后他又于1555年继承了勃艮第公爵的爵位与领地，1556年继承了西班牙王国。同时，新西班牙（即墨西哥）、西印度群岛、秘鲁（Peru）、智利（Chile）和菲律宾（Philippines）也都是他的领地。守卫帝国在欧洲的广袤领土正需要从新世界运回来的财富。但菲利普王冠上最闪亮的明珠、帝国疆域中最为富饶多产的欧洲领地，还得算荷兰。

1568年，这些都乱了套。西印度群岛的形势还不是危机的根源；圣胡安事件虽然十分让人头疼，但从大局来看还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事。正当霍金斯闯入帝国的新世界领地时，英吉利海峡爆发了更为严峻的危机。在法兰西胡格诺派教徒的武装民船的追击下，几艘菲利普的航船躲进了普利茅斯港。约翰的哥哥威廉·霍金斯会见了他们，并说服他们将货物运到岸上的防御工事中，以防出现什么意外。西班牙人同意了，船上所载货物是数量惊人的银币。

银币刚进入英格兰的保护范围，女王就盯上了它们。这是热那亚的银行家们借给菲利普的贷款，将作为军饷被运往荷兰，帝国军队正在那里平定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伊丽莎白决定将这笔贷款收归自己使用。

菲利普大发雷霆。西属荷兰乃是他整个帝国经济的命脉所在。更紧要的是，加尔文教派在煽动丹麦叛乱。在菲利普看来，守护天主教的纯洁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镇压这场政教双重叛乱。只可惜，扼守西班牙和荷兰之间航线的这座岛屿的居民民风粗野，既好战成性又散漫无序，而且信奉的还是新教。

地处欧洲边陲，它原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破败岛国。从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历代国王或女王都畏缩在西班牙帝国的巨大身影之下，一向与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修好和睦，从不敢有违逆之举。但此时的英格兰在海上到处惹事。从眼前这堆烂摊子的背后，菲利普看到了伊丽莎白的身影。她一边煽动丹麦的加尔文教徒，还一边资助信奉新教的胡格诺教徒，帮助后者对抗法兰西国王。菲利普认为这是多股新教势力在合谋串通，主使人正是伊丽莎白。抢夺白银之事终于让他忍无可忍。眼看着他在荷兰的征战将因此而被迫中止，菲利普报复性地扣押了英格兰在西班牙境内的资产。

丹麦加尔文教徒、法国胡格诺教徒和伊丽莎白治下的英格兰有一个共同点：要想对菲利普蔓延全球的大帝国做出实质性的伤害，他们都只能从海上出击。为了突破西班牙的封锁，杰出的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率领法国的胡格诺教徒远涉重洋，前往新世界开辟殖民地。这股海上势力的大本营设于拉罗谢尔。丹麦的“海上乞丐”组织由一帮荷兰来的武装民船组成，基地也设在这个布雷顿（Breton）港口，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荷兰之间劫掠西班牙运输船。1568年，为了回击菲利普没收英格兰货物的举动，英格兰航海者们加入了新教兄弟的行列，与西班牙不宣而战。

约翰·霍金斯也投身其中，他主持了一次前往布列塔尼的远航探险。和此前一样，这看着似乎是一次商业远航。而实际上，他在向拉罗谢尔的胡格诺教徒运送食物、武器和钱币，回程时又载上红酒、盐以及从天主教堂里抢夺来的铜钟。体型巨大的铜钟融化后可以铸成大炮，再用来对付天主教势力的船舰。

富庶的西班牙商人在英吉利海峡的狭长海域中时而遭遇剪径突袭的新教徒海盗。英格兰南部沿海成了海盗盘踞的巢穴，英格兰港口则成了他们卸载和出售赃物的乐园。英格兰水域再次进入不受管束的状态，让一批胆识过人的雄才攫取了巨额财富，但这种氛围同时也起到了战略作用。菲利普从西印度群岛获得的财富原本是用来维系军队的，结果却养肥了他的敌人。

小吨位的船舰是这些劫掠行动的主角，它们紧贴海岸周围的区域活动。有少数私船为了搜寻西班牙货船，一直行驶到了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附近。而弗兰西斯·德雷克所行较之更远。

他选择了帝国巨人最薄弱的软肋——巴拿马地峡（Isthmus of Panama）下手，此地乃是连接秘鲁银矿和欧洲战场的枢纽。数量惊人的白银由驴车从秘鲁运到运宝船上，一路上防御极为松懈。德雷克针对运宝船和巴拿马地峡附近的营地发动了多次袭击，掳获了不计其数的财宝。他几次回国都带回了令人瞠目的财宝。一时间，德雷克富比陶卫，无人不晓其名。

对丹麦的“海上乞丐”和法兰西的胡格诺教徒而言，和菲利普之间进行的海战是其生死存亡之所系。但英格兰的形势要缓和得多。女王伊丽莎白极具谋略。她深知自己不可能真正击败菲利普，甚至都不希望成为西班牙帝国在新世界中的敌人。维持自己在荷兰的稳固地位才是她的真实意图：西班牙是这些自治城镇和省郡的领主，却没有绝对的支配权。如果西班牙被赶出荷兰，法国人就会乘虚而入，那将成为英格兰的噩梦。但如果强大的菲利普在荷兰立足，他将使这些省份成为入侵英格兰的据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是苏格兰女王玛丽，她是一位天主教教徒。已有证据表明，西班牙国王正密谋行刺伊丽莎白，然后让玛丽掌权。虽然不是在一线战场和菲利普对峙，对方压倒性的实力还是让英格兰的新教势力十分忌惮。正如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一贯主张的，荷兰的叛乱势力才是英格兰的第一道防线：“倘若他们被镇压了，英格兰也就大祸临头了。”
[58]

纵容霍金斯和德雷克这样的人远涉重洋，劫掠西班牙帝国的海外基地，虽极具风险但回报也很可观。每一次劫掠菲利普的贵重金属和大宗香料，尤其是用于镇压荷兰人的海量钱币，都削弱了他在欧洲战场上的实力。霍金斯将西班牙在海面上的弱点展现给了世人。这确实是菲利普的软肋，结果又碰上伊丽莎白麾下那帮黩武好战的大臣对这一点抓住不放。

霍金斯和德雷克这样的雇佣兵对女王来说是十分理想的选择，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回旋余地。如果他们真能带回财宝，这正合伊丽莎白的心意，而且缩减了西班牙帝国在战事上的投入。万一他们没能满载而归，甚至引发两国关系恶化，女王也可以和他们撇清关系，申明他们只是普通罪犯而已，没有得到自己的任何授权。而且这些人的属性是灵活可变的，是友是敌全看当时英格兰和西班牙是何种关系。1572年，为了利用西班牙制衡法国，伊丽莎白下令禁止“海上乞丐”进入英格兰港口，霍金斯等海盗头子也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并被派去清剿海盗。

1577年，荷兰再次受到来自西班牙的威胁。伊丽莎白此时只能暗中施以援手。同年，约翰·霍金斯担任皇家海军财务官，弗朗西斯·德雷克成为一支海军中队的统帅，进行了数次神秘隐晦的出航。

霍金斯从岳父本杰明·贡松手中接过了海军部财务官的职务。自16世纪20年代起，贡松家族就一直把持着皇家海军，霍金斯继承的乃是家族事业。海军部成员大多长期在此供职，且有密切的宗亲关系。威廉·温特从1549年起担任海军部船舰监造官，1557年后又担任军械长（Master of Ordnance）。他的哥哥乔治在1560年至1582年是负责管理女王名下船舰的书记员（Clerk of the Queen’s Ships）。海军部审计官威廉·霍斯托克（William Holstocke）的仕途发端于贡松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贸易事业，那时他在贡松名下的船上供职。所有这些人不仅在政府供职，也热衷于参加皇家战舰的海上行动。

此外，他们还频频参与大西洋上的非官方交战以及英吉利海峡的私掠勾当，名下都有私掠船以及相关投入。贡松与温特家族就曾资助过霍金斯最早期的远洋航行。同时他们还是忠实的新教信徒，有着狂热的反西班牙主张。1554年，威廉·温特曾帮助简·格雷（Jane Grey）与玛丽·都铎争夺王位，亦在同年卷入托马斯·怀亚特叛国事件。海军部每周的议事会由海务大臣克林顿勋爵（Lord Clinton）主持。克林顿于1550年首次出任海务大臣，在普遍资历深厚的海军部成员中也算是老资格了。他和自己的下属一样，大力鼎助私人战船的发展。另外，在简·格雷和玛丽争夺王位时，他还用武力控制了议会所在的伦敦塔，以支持简·格雷登上王位。

约翰·霍金斯在这帮奋勇进取的同僚中如鱼得水。在行事目标和运行机制上，女王的海军和一向目无法纪的英格兰海帮（seafaring community）可说是如出一辙。伊丽莎白统治英格兰的时代，海军部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专设机构。除了常设职位以外，还有大量其他人员被雇用和留任。统管船坞大小事务的造船总长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此外，海军部还雇用了水手看管船只，以及信差、造船师、木匠、车匠、铁匠，德特福德还专门有一项在干船坞保管栓塞的差使。润滑整个海军运作系统的食物供给这一环节也安排得更为妥当有序，他们聘用了专职人员负责储存与分配海军的必备物资，以及食物和啤酒。军械部（Ordnance Board）成立得更早，它掌管枪炮和弹药的制作、出售和保养，也是一个相当完备成熟的机构。它和海军部虽分属两部，但二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船舰和海岸炮台的枪炮弹药均由军械部提供。

1547年亨利离世的时候，海军共有50艘船；等到1558年伊丽莎白即位的时候，所剩战船已经寥寥无几。威廉·温特上呈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提出需要制定战略规划来引导海军的发展。海军应当保持24艘吨位在200吨到800吨的常设船舰，并且以600吨以上的中型盖伦帆船（galleon）为主力。遇有战事，就以这支小型的核心舰队统御整支海军。温特还详细列出了45种可用作战船的私人船只。

16世纪50年代晚期至60年代早期，英格兰议会和财政部对由自己供养着的皇家海军表现出蓬勃的热情，投入颇多。此起彼伏的拉锯声和敲钉子的声音日夜不停地回荡于德特福德、伍尔维奇（Woolwich）、朴次茅斯和吉灵厄姆（Gillingham）等地。这一番举全国之力的造船大潮可谓盛况空前。1559年，当时的干船坞中共计有520名造船师、100名役工，这在当时是一支非常庞大的建造队伍。一番汰旧补新之后，船队维持在了24艘船左右的理想规模。到1564年，正当盛年的女王为自己增添了14艘新船。“伟大哈利”号、“彼得石榴”号这样的高大巨舰已被淘汰。尽管海军部众人仍旧喜爱采用大型船舰来守卫英格兰海岸，但它们已不像亨利时代的巨舰那么庞大，船身线条也更为流畅优美。“伊丽莎白·乔娜思”号（Elizabeth Jonas，680吨）、“凯旋”号（Triumph，740吨），以及由商船改造而来的“胜利”号（Victory，800吨）和“伊丽莎白·博纳旺蒂尔”号（Elizabeth Bonaventure，600吨）就是这批新船中的代表。

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极为重视传统的延续和经验的积累。得益于海上私掠经历的锤炼，海军部众人已经能完全适应现代海战的要求。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皇家海军都在全力建造一种新式战船——既有剽悍的战力，同时其成本又在英格兰这个资金紧张的小国的承受范围之内。此外，贡松和威廉·温特革新了海军的炮火装备，为女王的战船配备了蛇炮（culverin）——此炮相较以前的大炮不仅射程更远，而且准度更高。

不过在皇家海军所经历的这一番革命性蜕变中，真正的核心人物还要算以下几位造船长：彼得·佩特（Peter Pett）、马修·贝克（Matthew Baker）和理查德·查普曼（Richard Chapman）。彼得·佩特从孩提时代起就在皇家船厂工作，自1523年起再也没离开过。贝克是他的学徒，于亨利八世统治后期加入船厂。查普曼也是他的学徒。皇家造船师和海军部的成员一样，传承了16世纪以前悠长久远的时光里积累下来的记忆和经验，对巨型战舰、加莱赛船、桨帆船以及大舢板俱皆详熟。1570年，他们建造了新式盖伦帆船“远见”号（Foresight）。1573年，堪称现代战舰先驱的“无畏”号（Dreadnought）横空出世。它的吨位达到700吨，舰身总计搭载31门炮。炮火装备达到了全舰总吨位的4.43%，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还没有哪艘船能以这样的吨位搭载如此多门巨炮，“无畏”号举世无双。1577年下水的“复仇”号（Revenge）火力凶猛，以区区400吨的吨位搭载了42门威力惊人的重炮。

“黄金雄狮”号：典型的英式盖伦帆船

人们习惯称这批新船为“快速大帆船”（race-built galleons）。它们是皇家海军造船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看到“race”（意为“赛跑”）一词时人们会觉得这些船在速度上颇具优势。确实如此，但其实这里的“race”一词是从“raze”（意为“夷为平地”）来的——新式战船在甲板以上的建筑被压低了高度，有的甚至什么都不建，船头在这方面的改造尤为明显，另外船腰部位的干舷（upperworks）
[59] 也大大缩减。整个吃水线以上的船体很像一弯斜斜的新月、一片切好的香瓜，轮廓从船尾的尾楼下行到船腰，然后再降至船头，顶端是一根醒目的船首斜桅，仿佛要刺入水中一般。它的水下部分模仿了地中海桨帆船，线条纤细。船腰被加宽了，船腰到船尾的部分越来越窄，近似锥形，这样船尾比之前狭窄了不少，然后就是高高耸立的艉楼。

和欧洲的其他船型相比，英式盖伦帆船有更高的长宽比，有时甚至能达到3∶1。船身变得更为狭长，稳定性提升，船舷两侧安置的大炮火力更猛，数量也更多。船头的斜桅模仿了地中海桨帆船，船尾和风帆系统则取法北欧帆船。这种设计解决了困扰几代造船师的难题。盖伦帆船对阵其他帆船时有压制性优势，因为它的船头安有重炮，可以直接向前方轰击，而其他帆船只能从船侧开炮，这大大削弱了后者作为进攻型武器的杀伤力。可以分水破浪的船首斜桅堪称战船设计上的重大突破：它将桨帆船纵向开炮的灵活性和普通帆船船舷上的重火力合为一体。交战时，此船可以大大拉开和敌船之间的距离，同时又能实现速度和火力的双重压制。

集合了所有这些优势的“快速大帆船”大受私掠船船主青睐。同时民间也开始出现以海军新式船型为模型而建造的私人船舰。沃尔特·雷利的“雷利方舟”号（Ark Raleigh）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雄心勃勃的雷利正要用这艘迅捷灵活的盖伦帆船去弗吉尼亚开拓殖民地，最好是能从西班牙的地盘中分疆裂土。很多盖伦帆船会在有战事的时候应召加入皇家海军。

和亨利八世时处于巅峰时期的皇家海军以及其他国家的海军相比，这些新式帆船不复旧式帆船的巨大体量，舰队规模也更为合理。但卓尔不群的优良性能才是皇家海军的最大凭恃——行动敏捷、操作灵活，而且所载大炮火力猛、射程远。出现这样的设计也是形势所迫，英格兰极度缺乏海船，而财政上又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承受海上堡垒一般的巨舰。

伯利勋爵官拜财务大臣，同时他还是女王的首席大臣。他笃信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必有一战，而且唯有组建一支实力雄厚的海军，才能与菲利普的大军抗衡。他之所以任命被西班牙帝国视为眼中钉的霍金斯为海军财务官，正是出于对菲利普的提防和敌意。霍金斯纵横汪洋，远近闻名，选择他担任海军部的头号要职，英格兰从事私掠的航海者们和皇家海军的内里勾连，由此可窥一斑。毕竟，他率领的远洋探险不光是自己获利，还为英王和其他资助人带回了不菲收益。除此之外，霍金斯是海军部中唯一在英格兰海域以外统率过皇家船舰的人。

在海军内部派系中，霍金斯效忠于伯利。为了全盘掌控海军，他们必须要把海军部中的旧有成员赶走。霍金斯出任海军财务官前还向女王呈递了一份奏折，准确完整地剖示了海军部成员欺瞒国君、以公肥私之事。他列举了威廉·温特利用海军谋私的诸多罪状：虚报造船账目，超量订购原材料，用国库的钱重复支付已经购买的木料，将海军造船占为己用，等等。

霍金斯之言的确属实。如此庞大复杂的机构，海军部想要管好每一个细节是不可能的。海军内部的管理部门各自为政，每位海军部官员各辖一块，互不干涉。这就使得整个海军被分割成了一块块私人地盘，官员们从中牟取不菲的私利。部内成员和造船长把工程分包给自己支持的承包商，造船的款项由财政部划拨，剩余的钱全部流入他们自己囊中。

此风因循之下，无人能摸清楚其中的虚实，更遑论有谁能一统号令了。四分五裂之下，掌权者们从中大肆获利。这种行径在伊丽莎白时代本是公开的秘密，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不过正盘算着扳倒温特的霍金斯却从中寻到了下手的机会，以贪污腐败的罪名把同僚拉下马来。

霍金斯心中已经拟定一套方略，旨在改变海军迟缓笨拙、开销繁重的沉疴。具体方案是国库向他支付海军所有“常设开支”，其中包括修缮船只、看管仓库、看船人的工酬以及其他各项常规开销（与所谓“常设开支”相对的“特别开支”，是指起房造屋、兴建新船、大规模修整造船厂和筹措战争物资等方面的花销）。原来的常设开支是每年7000英镑，霍金斯说自己只要4000英镑就够了。他的提议得到采纳。女王船舰的设计建造和设备配给都交由霍金斯全权处理。温特和其他僚属都被毫不留情地连根拔掉，无法再阻碍霍金斯的变革计划。至此，霍金斯在伯利的默许之下终于统揽了整个海军大权。

霍金斯卓越的组织才能在远洋航行期间大放光彩，他执掌海军期间仍是精力充沛和专注的。1579年，女王和霍金斯之间达成了“第一协议”（First Bargain）。根据协议，海军装备由霍金斯供应，经费为每年1200英镑，他无须提供这笔钱的详细账目，只要圆满完成任务即可。女王与佩特和贝克之间也有类似的协议。海军中最大的5艘船每3年需要彻底检修一次，其他船只按照大小排序每2年检修5艘。此外所有船每年都得填补船缝和适当修缮。这两位造船师的酬劳是每年1000英镑，工料和人力开销均包含其中。

为了让水师舰队能够随时应战，霍金斯在海军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海军部在查塔姆（Chatham）设立了永久性总部和房舍。在霍金斯主持之下，德特福德的干船坞新添了一道水闸——以前都是用泥巴堆起来的坝堵水，放船下水的时候需要20个人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把这道坝推掉。此外，他还命人在查塔姆挖了一处用来放置船桅的池塘，这样各式木板、木杆在风干时不会因太过干燥而开裂。梅德韦（Medway）乃是皇家海军的战略要地，为保无虞，1579年霍金斯派人重新修缮了希尔内斯（Sheerness），这是一座扼守梅德韦入口的堡垒。他还将拱卫梅德韦的阿普诺城堡（Upnor Castle）增修扩建了一番。河面上拉起以风力装置和驳船进行收放的铁链，它可以保护其后的造船厂不受从荷兰来的西班牙敌船侵袭骚扰。多佛港新增了一道排沙闸门以确保港口不被淤泥堵塞，霍金斯的努力终于让这里重新成为大型战舰的停驻之地。至于船上，霍金斯没做什么大的变动，但也有一些极其重要的调整：安置了起锚用的链式泵（chain pump）和绞盘。还有一项变革也颇值一提，凡是霍金斯统率的船都必须储备活牲口和新鲜果蔬，供船员食用。

霍金斯大大加快了海军升级换代的进程。任职第一年，就有6艘海军战舰被改造成新式盖伦帆船——“凯旋”号、“胜利”号、“白熊”号（White Bear）、“祈望”号（Hope）、“菲利普与玛丽”号（Philip and Mary）和“羚羊”号（Antelope）。到1585年，海军半数船舰都改造成了新式设计。

霍金斯的行政能力卓著。他以冷酷无情的手段夺来海军大权，并将海军铸造成一支劲旅雄师，因为他相信这是将来对抗菲利普大军时不可或缺的力量。而在他入主海军之前的40年里，海军部的管理体系也完成了一场渐进式的革命。可能在现代人看来当时的状况不过是一片乱象，但贡松家族、温特家族、佩特、贝克和查普曼等人确实有一番非凡功绩。他们给女王打造了一支可以随时奔赴战场的海军。私掠势力和国防体系彻底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日后强盛的国家海军正是以女王海军为底子建立起来的，而以上众人则是头号功臣。

宦海险恶，波涛浮沉，霍金斯即便身为女王重臣，身边仍是危机重重。他别无选择，唯有拿出当年对付西班牙人时的冷酷与狡猾，在不进则退的逆流中不断往上走。

霍金斯敏锐地察觉到正在酝酿积聚的暴风骤雨。他不断督促皇家船舰的改造工程加速进行，还让水师时刻保持战备状态。英式的盖伦帆船大大拓展了海军的活动范围，使其不再囿于本国周围海域，它们可以纵横远洋直抵遥远彼岸，因此其功用实为远洋作战。从霍金斯采用的新式船身结构就可以十分了然地窥见此番意图。其构造旨在保护船身不受蛀木甲虫的侵蚀，但这些甲虫只在热带才有——皇家海军与彼处并无瓜葛。之所以对海军进行种种增删改建，只有一个解释：它即将成为打入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大帝国的楔子。

正当霍金斯紧锣密鼓革新海军的时候，有关德雷克环球航行的消息陆陆续续传回来，极为振奋人心。德雷克穿越麦哲伦海峡时遭到猛烈轰击，但他那艘150吨、装载18门重炮的“金鹿”号（Golden Hind）撑过来了，并且成为太平洋上首屈一指的重火力战舰。它沿着智利、秘鲁、巴拿马、墨西哥的海岸线一路前行，途中骚扰劫掠当地殖民据点，见到火力薄弱却又满载财物的运宝船也一并掳获。除了珠宝，他们还获得了其他价值连城的东西：沿海地图和太平洋到马尼拉（Manila）之间的盖伦帆船航线图。以此为指引，德雷克横渡太平洋到达马鲁古群岛（Moluccas）——传说中的“香料群岛”，数百年来商旅们的梦寐之地，不过至此为止还没有英格兰人睹其真容并满载香料离开。随后他继续向印度洋进发，在好望角扫清障碍，最后经由几内亚返回英格兰。

这一趟远航，德雷克与伊丽莎白获利无数，当然德雷克的赞助者们也是如此——霍金斯亦在其中。英格兰航海者们似乎看到美洲、马鲁古群岛和太平洋正在向自己招手。汪洋之中，西班牙根本不是英格兰的对手。

菲利普自是龙颜大怒，德雷克犹如蝗虫一般，所过之处尽为赤野。但这帮信奉异教的海盗在他眼中还只是卑劣的盲流而已，身为西班牙国王，他的心思集中在更重大的国事上。他建立神圣帝国的雄图伟业即将大功告成。

1580年，菲利普二世将葡萄牙国王的权杖揽入怀中，并逐步将横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两个寰宇帝国并为一体。

不仅如此，他还手握一支睥睨天下的雄壮海师。16世纪60年代，菲利普经营了一支自己的地中海桨帆船舰队，最多时有140艘巨舰。1571年，这支舰队和地中海其他基督教国家组成联合海军，在勒班陀（Lepanto）彻底击溃奥斯曼海军，勒班陀战役亦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海战。1582年，曾经亲历勒班陀战役的圣克鲁斯侯爵（the marquis of Santa Cruz）扬帆出海，剑锋直指亚速尔群岛。堂·安东尼奥（Don Antonio）是上一任葡萄牙国王的外甥，他声称自己才是王位的正统继承人。他盘踞在亚速尔群岛与菲利普对峙，同时法英两国的私掠势力亦急切地为他提供援助。当时许多在堂·安东尼奥麾下服役的英格兰人还是第一次经历远洋海战。日后他们将这一段海上作战的经验带回了伊丽莎白的海军之中。

圣克鲁斯侯爵率领雄壮舰队直扑亚速尔群岛，其规模之大在大西洋上可谓前无古人。更令人咋舌的是，这支舰队取得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绩。长途奔袭几百英里，西班牙船舰从位于大西洋的本部直接开到前线，并在敌方境内开辟一处据点，发动海上攻势。在特塞拉岛之役（Battle of Terceira）中，堂·安东尼奥的盎格鲁-法兰西盟军舰队大败亏输，亚速尔群岛落入菲利普之手。

“夺取特塞拉岛后，”一个西班牙人写道，“圣克鲁斯侯爵身边的船长们……公然夸言，现在葡萄牙已经是我们的了，拿下英格兰指日可待，法兰西也终究会被我们一口一口吞掉。”
[60] 圣克鲁斯侯爵深信，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是寰宇第一。他向菲利普进言，进攻英格兰的时机已然成熟，应当一举肃清从荷兰到西印度群岛、从麦哲伦海峡到马鲁古群岛这两条航线上的麻烦，为帝国除去心腹大患。国王亦正有此意：“要彻底扑灭（荷兰人的叛乱），要紧之处是确保英格兰不再在背后捣鬼作祟。”
[61]

无论是对菲利普还是伊丽莎白而言，欧洲大陆以及英格兰的未来都取决于尼德兰局势的走向。

1584年，伊丽莎白的大臣们均已明了英格兰和西班牙之间必有一战。同年，德雷克正在组建船队，准备再度冲入菲利普的帝国疆域兴风作浪。为此西班牙国王下令密切关注英格兰海盗的动向。有流言说德雷克此番远航将会四处出击，目标众多。也有人说他要去马鲁古群岛，为英格兰在远东争得一席之地。甚至还有人说他其实是冲着西班牙运宝船船队去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德雷克的背后有女王支持，而且身负有关战略布局的重任。

船队尚未出航，一个刚从西班牙回来的英格兰商人带回一则消息，这消息一下子就让众人炸开了锅。据他讲述，在毕尔巴鄂时他发现有西班牙官员在跟踪自己，为此他颇费了一番力气才得以脱身。他还绑架了其中一人，并发现了一些信件，信中命令对荷兰、德国、英格兰的船只执行禁运令。4天后，枢密院（Privy Council）对在押的西班牙俘虏进行了审问。经证实，菲利普确实在征召外国船舰加入西班牙舰队，用以抵御弗朗西斯·德雷克的侵犯。

此次事件标志着双方不宣之战的开始，并且战事一直延续到1604年方才告终。伊丽莎白对此事的回应是，受到冒犯的英格兰商人可以通过攻击西班牙船舰来补偿自己。德雷克此番远航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晰：削弱西班牙的备战实力，并带回尽可能多的财富。具体而言就是截获堪称汪洋骄子的西班牙黄金船队，全力侵蚀菲利普的大帝国，让菲利普的船舰航行时都要避开欧洲。德雷克向女王进言时说，竭力破坏菲利普的帝国势力和船队，“使其饱受摧折，迫使他全力应付此事，从而无力再对女王陛下寻衅滋扰”。
[62] 如此一来，“西班牙君主或能明了，与英格兰操戈相向实为下下之选”。
[63]

虽然德雷克未能将黄金船队收入囊中，但他的整个远航沿着西班牙海岸线一路肆意出击，从巴约纳（Bayona）到佛得角（Cape Verdes），越过大西洋后又劫掠了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卡塔赫纳（Cartagena）、古巴和佛罗里达。西班牙的大小官员和殖民者再度陷入惊恐之中。似乎德雷克这伙嗜血之徒已经无孔不入，再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了。与此同时，为了报复菲利普扣留英格兰海船，成百上千的英格兰航海者都在海上四处猎杀西班牙船舰。英国士兵亦奔赴荷兰，加入当地抗击菲利普大军的队伍。伯利写道，英格兰即将“开始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战”。
[64]

此言非虚。菲利普传命圣克鲁斯侯爵备战开拔，开启了入侵英格兰的征程。

第4部分 无敌舰队

第12章 “伟大事业”（1585～1588年）

夺时地之先机，胜局大抵可定；一旦失去，绝难再返。

——弗朗西斯·德雷克，1588年

菲利普二世在他的书房遥遥统御着自己的帝国。他不喜欢与人面对面谈事，种种事宜均通过往来信件处理。他对地图和航海图研究得相当仔细，并且会阅览关于各处锚地与海岸线的报告。这位国王以一人之力统摄所有政务，他会倾听周围人的意见，但凡事都有主见。在进攻英格兰这件大事上就是如此。他一旦下了决断，就会将之奉为上帝的旨意，不容更改。

圣克鲁斯是菲利普手下的最高海军将领，他设想以一支规模浩荡的舰队搭载着陆军前往爱尔兰和英格兰，并发动海上战役。胡安·马丁内斯·德·雷卡尔德（Juan Martínez de Recalde）在菲利普的海军官员中经验最为丰富，他认为只有先击败或拖垮英格兰的海军，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入侵行动，有了制海权才能输送士兵并使之安全登陆，因此他主张先在英格兰西境夺取一处港口。雷卡尔德对英格兰周围海域甚是熟稔，他曾在1572年和1575年率领船队前往佛兰德斯，亦曾涉足爱尔兰西部沿海。菲利普在荷兰的陆军统帅是帕尔马公爵（the duke of Parma），他从帝国北境向皇帝进表呈情，认为并无派遣大型舰队的需要。如果能严守消息秘密行事，他有能力以雷霆之势，横越狭海（Narrow Sea）
[65] ，擒获伊丽莎白并攻占伦敦。

于是出现了两种战略，一为海战，一为陆战。军中将领也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方常年只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大西洋活动，另一方则一直都在荷兰。行走大西洋的这一方主张像占领亚速尔群岛一样占领英格兰：在英吉利海峡西面建立根据地并获得当地制海权，从那里架设通往西班牙的补给线，然后再从容不迫地以地面部队向前推进。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英格兰再也无力在大西洋上有所作为，它那帮令人生厌的航海者也无法再兴风作浪。在主张从英格兰西部下手的这帮人看来，西境是英格兰最薄弱的地方。因为英格兰所有的基地、物资供给仓库和啤酒酿造厂都设在朴次茅斯以东，而且从伦敦而来的补给也难以到达此处，所以到时候皇家海军犹如在异国作战，孤悬海外。

常年在佛兰德斯征战的那一派在作战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都和前者迥然相异。他们看重的是速度和攻其不备。他们不习惯将战船囊括到自己的作战计划之中：战船笨重迟缓，还要仰赖风力、潮汐和下锚港口等外在因素，这样行动太慢而且过程太复杂。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英格兰东南部的沼地肯特郡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然而，菲利普此时正心无旁骛地埋首于各种地图和报告之中，两派所拟之战略并没有入他的眼。

问题在于伊丽莎白的海军，其实力正处于巅峰。一旦开战，约翰·霍金斯必然会迅速参与进来。此前西班牙海军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时，英格兰维持一支规模为24艘船的海军作为防御力量便已足够。但现在西班牙的海军势力已经蔓延到大西洋，英格兰的这点力量就显得弱小了。时任副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的埃尔斯米尔勋爵（Lord Ellesmere）主持了一项针对海军的调查，结果显示舰队状态良好。1585年，霍金斯和女王达成了“第二协议”（Second Bargain），协议内容包括：每年滚动式修缮部分船舰，将老式船舰改造为新式盖伦帆船，并增建新的盖伦帆船。霍金斯在给伯利的书信中这样写道：“这些灵活适用的船只可以大大提升海军实力，是有力打击敌人的最佳选择。我们要将改造和新建的工程继续推进下去。”
[66]

1586年夏天，霍金斯率领一支由女王的盖伦帆船组成的中队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沿海，为了等候运宝船船队在那里待了三个月，这番出航着实展现了皇家海军的卓越战力。霍金斯任舰队司令，座舰是“无双”号（Nonpareil）；管理女王船舰的书记员威廉·伯勒（William Borough）任副司令，座舰为“雄狮”号；托马斯·芬纳（Thomas Fenner）指挥“祈望”号；爱德华·伯克利（Edward Berkeley）指挥“复仇”号；本杰明·贡松掌舵崭新的“特拉蒙塔纳”号（Tramontana）。

此次行动展现出英格兰空前强盛的海上实力。虽然霍金斯没能成功俘获黄金船队，但他的行动让世人第一次知晓，皇家海军足以维持长时间的远距离作战。趁此机会，霍金斯向西班牙上层的大人物们宣示了英格兰海军的先进程度。据一名囚犯报告，“无双”号环境整洁，航行快捷，船上还有活禽和新鲜水果供应，食物供给非常充足。战力也很惊人——配备了44门铜炮和300号人。另一名曾被囚于芬纳“祈望”号上的囚犯称，这艘船比“无双”号还大，堪比1000吨的西班牙盖伦帆船“圣马丁”号（San Martín）。船上有54门铜炮和350号人。其强大的战力毋庸置疑，船员亦英勇顽强、纪律严明。

1587年，苏格兰女王玛丽被送上断头台，大大激化了事态。这一事件削弱了欧洲天主教势力，令菲利普震惊不已。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跟英格兰来场决战。

但伊丽莎白抢占了先机。年初，泰晤士河畔聚集了一支由英格兰贸易商人集结而成的私人船队，他们为了挽回商路阻隔造成的损失，正要出海抢夺西班牙宝船。一支德雷克率领的船队亦在其中。德雷克依然秉承一贯作风，出行计划含混不清，时常有变。起初他和怨气满怀的商人们一样，准备出海打劫然后和女王共分战利品，后来他又说自己要去援助圣·安东尼奥，最终才宣布自己的计划是袭击西班牙海岸线。1587年4月，德雷克随私人船队从普利茅斯港出发，船队包括20艘私人战船和可进行远洋航行的葡萄牙武装快船。他自己统率着4艘皇家海军的盖伦帆船，身负伊丽莎白指派的任务：

西班牙国王的船队分散于众多港口，阻止他们出港集结。从对方那里夺取自身所需补给。假使他们冲着英格兰岛或爱尔兰岛而来，盯住他们。尽可能多地阻止船舰来犯，并严防他们登陆。对方来往西印度群岛的船只，见到就打。

船队出航一周后，又有新的指令发出，命德雷克不得进入任何西班牙港口。但命令没能传达到他那里，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故意为之。

德雷克坐镇海军战船“伊丽莎白·博纳旺蒂尔”号，他的密友托马斯·芬纳执掌“无畏”号。舰队后卫司令是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的舰队统帅罗伯特·弗里克（Robert Flick），他们贡献了为数不少的盖伦帆船。女王船舰的书记员威廉·伯勒任副司令，他也是德雷克的副手，座舰为“黄金雄狮”号（Golden Lion）。此番出征的4艘皇家船舰均为新式设计，其中包括前一年刚下水的“彩虹”号（Rainbow）。

正当舰队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沿海的时候，有情报传来说一支大型商船船队正停驻在加的斯。西班牙无敌舰队当时有可能正集结在里斯本，但德雷克沿途搜集的消息显示，加的斯停驻的船队已装备完毕。西班牙想要成为海上强国尚需走很长的路，更不用说进攻英格兰了。它缺乏供给海军的补给或食物。沥青、缆绳、木材、帆布和奶酪都需要从波罗的海和荷兰获取，再从途经苏格兰北部沿海的“北方”航线绕行回来，以避免在狭海和英吉利海峡与英格兰船只相遇。英格兰、苏格兰、威尼斯、几内亚、那不勒斯、波罗的海和拉古萨的商贸船只均被禁航。此外地中海和帝国各处军队也会运来粮草和补给。加的斯是这些纷繁复杂的后勤运作的调度中心，这里由海岸炮台和一个中队的桨帆船负责守卫。

德雷克撤去船上所有的旗帜和标志后慢慢接近加的斯。这时敌方驶出一艘桨帆船，前来查明这群古怪来客的身份。它刚刚进入加农炮射程，英方便开火了。桨帆船迅速后撤并向镇子上发出警报——德雷克来了。妇孺纷纷奔向镇子附近的堡垒避难，慌乱求生的人群中有27人被活活挤死。男子都被征召去抵御英格兰人，把守所有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方。加的斯分内港和外港，当时停驻的船只都围聚在内港，德雷克的船队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去了，威廉·伯勒则留在了外港。

接下来就是德雷克的拿手好戏。一艘接着一艘，英格兰人将船只洗劫一空后便付之一炬。一艘1200吨的比斯开船被凿沉，圣克鲁斯所有的一艘1500吨的船被烧毁。英格兰人在加的斯待了3天，其间31艘船被毁，4艘装满补给的船被夺走。这些充足的粮草让德雷克的毁灭之旅又延长了3个月。据统计，此次损失总计17.2万杜卡特。德雷克入侵后的第一个夜晚，港口一片混乱、处处狼藉，西班牙人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之中，托马斯·芬纳得意地上报：“骇人的大火冲天而起，我们看着却非常开心，一路的艰苦和压力纾解了不少，我们在这儿已经忙碌了一天两夜。”
[67]

西班牙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他们的海岸炮台没起到任何作用。受制于英格兰人在炮火射程上的优势，桨帆船被压制在海湾之中动弹不得。射程上处于劣势的桨帆船在遭遇新式英格兰盖伦帆船时到底是怎样一种差距呢？芬纳如此向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汇报：“我们和桨帆船交手之后，确信女王陛下的4艘战船可以轻轻松松对付20艘这样的船。”
[68]

至此，英国人才知晓西班牙是以何等巨大的规模在备战。他们明确地向沃尔辛厄姆汇报，菲利普已经押上了全部赌注。同时，德雷克等人的破坏力亦非常惊人。他们把圣克鲁斯“华丽堂皇的三桅帆船”烧了个精光，让他颜面尽失。但他们并没有伤及西班牙海军的筋骨，只是“烧焦了西班牙国王的胡须”。德雷克和手下明白，接下来必须扩大战果。他写信给沃尔辛厄姆：“在英格兰岛做好防备，海防是重中之重。这一次要是能制住他，他以后都不会再动弹了。好好看住苏塞克斯。”
[69]

德雷克的船队状态良好，离返航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可以继续骚扰西班牙海运，切断它珍贵的生命补给线或迫使航船改道。有好几个星期，德雷克的船队都在圣维森特角一带巡弋，毫无顾忌地劫掠西班牙海运船只。5月17日，德雷克在给沃尔辛厄姆的信中写道，从袭击加的斯那天算起，他所俘虏和捣毁的“城堡、船只、三桅帆船、卡拉维尔帆船和其他各式舟船，总计超过了一百，绝大部分都满载货物，其中有桨帆船用的船桨，有大船和葡萄牙武装快船用的木板和船骨，有酒桶用的桶箍和木管，还有其他种类繁多的补给品，它们都是要运给西班牙大军的”。
[70]

但是到了月末的时候，因为疾病的困扰，舰队绝大部分船只不得不返航回国。德雷克向沃尔辛厄姆极力陈情，恳求他给自己留下另外6艘皇家战船继续对菲利普施加压力。但沃尔辛厄姆并没有这个打算，所以德雷克只得带领剩下的船舰驶向亚速尔群岛。结果他们在那里中了大奖：俘获了菲利普的私人运宝船“圣费利佩”号（San Felipe）。仅此一项战果他们就赚回了此次远航的全部开销，而且还为女王和金主们带回了丰厚的分红——船上所载货物的价值相当于英格兰当年出口总额的10%。

德雷克返回时成了一名英雄。投资者或许会抱怨，德雷克隐瞒了利润的总数，但此次远航可谓一次漂亮的军事胜利。正如所有人预计的，1587年没有发生入侵活动。

教皇西斯都五世（Sixtus Ⅴ）听闻无敌舰队在1587年这一整年都不会出海的消息以后，斥责菲利普二世“就是个懦夫，在低地国家被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在西班牙国内被一个开船的骑在脖子上”。虽然德雷克已经回国，但此番劫掠之行的余威尚未消散。圣克鲁斯被迫放弃备战工作，出海为驶向西班牙的运宝船船队保驾护航。

菲利普的入侵计划因德雷克的行动而遭受重击，但他更为坚定地主张应当让无敌舰队出击杀敌。虽然严冬临近，而且舰队尚未准备就绪，菲利普还是在圣克鲁斯刚从海上归来的时候就下达了无敌舰队扬帆出海的命令。

菲利普胸中谋划已定。这方面他深受心腹谋臣堂·胡安·德·苏尼加（Don Juan de Zúniga）的影响，此人曾在地中海战事中负责陆海战役的协同配合。
[71] 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对付英格兰：可以将海军战略和帕尔马公爵的地面作战计划合二为一，共同使用。这一谋划——成形于1587年并贯穿了整个战事——的核心是由无敌舰队拿下佛兰德斯，进而击溃或者压制英格兰海上力量。一旦舰队成功就位，帕尔马公爵那边就好说了。他的军队就可以随着阵容浩大的护航船队安然渡海，登陆英格兰。无敌舰队的功用不止于此，它还可以运载更多作战所需的人手、攻城器械和补给。

对菲利普来说，1587年9月是起锚开拔的最佳时机。当时的外交形势正对西班牙有利。苏格兰女王被英格兰人处决后，欧洲天主教势力正急切寻找报仇的机会。法国也无意插手西班牙的入侵行动。甚至荷兰人也对伊丽莎白颇为不悦，认为她把荷兰拖入了一场形势糟糕的战事。菲利普对无敌舰队下达了出航的命令。但德雷克的劫掠行动延迟了舰队的出航，圣克鲁斯动弹不得。寒冬漫漫，原本士气高涨的西班牙人渐渐偃旗息鼓，大队大队的士兵和水手也只能空坐吃饷，大量消耗补给。

随后，疾病的阴霾又笼罩而来。先是圣诞和新年的时候菲利普染恙欠安，接着又是圣克鲁斯，他和很多闲散无事的士兵都得了伤寒。1588年2月初他就死了，此时的无敌舰队仍旧没有完成出航的准备工作。受命接替圣克鲁斯的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the Duke of Medina Sidonia）。圣克鲁斯生前一直设法抵制来自菲利普的种种威压，而新上任的梅迪纳·西多尼亚却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时年37岁的他并无任何军旅经历，而菲利普任用他的原因有二：品轶头衔和对菲利普的死忠。前者力压一众朝中重臣，后者则意味着菲利普的命令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在梅迪纳·西多尼亚接管舰队后，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西班牙方面久久没有行动，这无疑是英格兰的巨大福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1587年夏末众人才知悉西班牙此次大举征伐的骇人威势和规模，此时的英格兰仍未做好应战准备。10月，枢密院才召开会议，讨论保卫英格兰的战略安排。伯利列出的备战日程包括：在沿海布置葡萄牙武装快船监视西班牙的各项行动；皇家海军进入战备状态；所有海船停驻不出，将私人船只和水手纳入海上防御阵营。

月末，造船长佩特和贝克在递交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目前皇家海军的状况着实堪忧。之前去往加的斯的所有船只都亟待维修，4艘大战船中有3艘情况不理想，另外还有5艘也需要修缮。他们把这一片乱象都归咎到了约翰·霍金斯身上。

自1585年起，英格兰的船坞再次繁忙喧嚣起来。皇家海军有34艘船，其中12艘在250吨以下。这些船舰的种类各不相同，而且其中并没有属于英国自己的船型。每一艘船的造型设计都折射出这些年在船体设计上所进行的探索与实验。船型大小各异，而且每艘船的长宽比也不相同。整支船队既小巧灵活又威力巨大，但在1587年初冬这个节点上，它似乎太过单薄，而且保养维护的状况太差，根本无法和即将压境的大军对阵。

12月，时任海务大臣的埃芬厄姆勋爵查尔斯·霍华德（Lord Howard of Effingham）巡视舰队后做出以下报告：“随我出行的每一艘船我都登临过，并参与了整个航行。实在是要感谢上帝，这些船都保持着该有的正常状态，井然有序，没有任何漏洞。”最后，尽管造船长们在报告中忧心忡忡，一片愁云惨淡的样子，但船只的维修工作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完工了。

是年冬日，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率领舰队中的7艘船在狭海一带巡视。翌年1月，又有23艘私人战船加入舰队，其中包括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沃尔特·雷利、芬纳和伦敦城的大型贸易公司。德雷克和芬纳带着大约30艘船停驻在普利茅斯，舰队中的其他船舰则由霍华德和霍金斯领着驻守昆伯勒（Queenborough）。除了在外巡视的船，其他船只一概停驻港口（德雷克对此极为反对——他急切希望率船奔赴西班牙），许多水手也被遣返复员。

备战的巨大开销让国库吃紧，战船要能够随时投入战斗，众多枕戈待战的水手需要食物补给。指挥作战的将领们都有一个忧虑，即复员之举会导致军中优秀人才流失。2月，霍华德在给沃尔辛厄姆的信中写道：“我的麾下俱为良兵，皆赤心效忠于女王陛下。可倘若女王全无疏财之意，将士们亦将无意舍命尽才以报女王陛下。”
[72]

英军诸将领再也没法沉住气等下去了。维持一支舰队有多么烧钱，约翰·霍金斯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悬而不发的战事无底洞似的吞噬着我们的财富，但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这些付出会有什么回报，只能继续填补不断滋生的各项开销。”
[73] 长此以往，英格兰根本无法承受。西班牙只要一直这么僵着不动就能拖垮英国海军。要不了多久钱就会花得一干二净，补给也会枯竭，士兵要么留着挨饿要么离队开溜。“因此，”霍金斯向沃尔辛厄姆建议，“在我看来，只有果断和对方开战，我们才有可能寻得安宁。”
[74] 陷入被动局势的应当是西班牙，而非英格兰。霍金斯想派遣6艘皇家战船和6艘葡萄牙武装快船威慑西班牙沿海一带，每4个月一轮，由其他新来的船只顶上。这样，每个月只需支出大约2700英镑的薪金，而其他费用均从西班牙船只上掠取。

该计划并没有立即实施，但不止霍金斯一人心中郁闷，许多官员都是如此。战争迟迟不能开打，他们被拖得十分不耐烦，整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而关于西班牙港口中那支阵容骇人的无敌舰队的流言和小道消息又让将士们脑中的那根弦始终都紧绷着。黑云压城，对所有临阵的士兵来说，开战前的寂静总是最难忍受的。而后勤与军纪上种种琐碎的问题又不断激化着这份焦躁与不安。

5月21日，霍华德的船队脱离亨利·西摩（Henry Seymour）勋爵所率领的中队前往普利茅斯。这支中队正要去巡视荷兰的沿海区域，防止帕尔马公爵乘机横渡狭海。

埃芬厄姆勋爵查尔斯·霍华德是当时英格兰海军总司令，在群星璀璨的英国海军将领中独树一帜。他生性沉稳，颇具威仪，称不上天纵之才，却是能够带领英格兰海军抵御国难的灵魂人物。他出身于英国最为显赫的海军贵族世家。他的叔叔在1513年和法国桨帆船作战时捐躯，他的父亲在玛丽时代任海务大臣。查尔斯青年时期曾在船上服役，并拥有自己的私人战船。肩负霍华德爵士之衔，他深知守卫都铎王朝的安全是自己的分内之责。霍华德家族向来被视为庙堂柱石，抗击西班牙以安邦定国的这份重任注定要落在霍华德的肩上。女王十分信任他对形势的判断。在军队的管理调控上，菲利普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而伊丽莎白则放权给霍华德，任其便宜从事。

1588年，霍华德接手英格兰海军时，军中的将官司令之间敌意深重，他们均是鼻孔朝天的狂傲之人，谁也不服谁。霍华德并不插手下属们的这些争端。其实德雷克、霍金斯、弗罗比舍和芬纳等人心里也非常清楚，霍华德光靠自己的权位和头衔就能压得他们服服帖帖。霍华德也会倾听麾下高官大员们的意见，但他从不违逆女王的旨意，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动摇他尽忠职守的决心。

霍华德十分明智地选择了“皇家方舟”号（Ark Royal）为座舰，它的速度和操控性在英格兰大型船舰中都是最上乘的。凭此他可以轻松地巡视整个舰队，密切注视手下这帮本领通天而又刚愎自用的海军将领们。霍华德军中的将官们各自指挥着最大号的低平的新式盖伦帆船，并且他们也是霍华德的作战会议成员。德雷克任第二总司令，座舰为“复仇”号；约翰·霍金斯任第三总司令，座舰为“胜利”号。霍华德的表亲托马斯·霍华德勋爵（Thomas Howard）的座舰为“黄金雄狮”号，其侄子谢菲尔德勋爵（Sheffield）的座舰为“白熊”号。他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弗罗比舍的座舰为“凯旋”号，此船无论在英军还是西军的战船中都是体积最大的。托马斯·芬纳的座舰是“无双”号。阵容小一些的东部中队正在巡视狭海，其中亨利·西摩勋爵的座舰为“彩虹”号，威廉·温特爵士的座舰为“前卫”号（Vanguard）。相比之下，孤零零的威廉·伯勒最为势单力薄，他率领着仅有一艘船（桨帆船“博纳沃利亚”号，Galley Bonavolia）的中队驻守泰晤士河，倘若形势真糟糕到了极点，他聊且算是最后一道防线。

霍华德刚抵达普利茅斯的时候，军中正等着补给船送来供给，结果他的智囊团极力说服他即刻出航，发兵西班牙。他们获得消息，无敌舰队的大军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顺风一来就立刻出击。“上帝保佑，快快让顺风带我们出港，”霍华德在给伯利的信中写道，“虽然还饿着肚子，但我们必会起航。”
[75]

英军获得的消息称，无敌舰队已于5月28日离港。这一天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正式从里斯本扬帆出海。不过当时海上狂风肆虐，无敌舰队的行军非常不顺，所带补给折损严重，于是梅迪纳只得率领舰队重新回港装填补给。再看普利茅斯这边，托马斯·芬纳等一众船长对此嘲笑不已，西班牙筹备了这么久，结果连本国海岸线上的敌军势力都没清理干净，只能重回里斯本补充补给。可实际上英军的情形也没好多少。

同样是天气恶劣的缘故，霍华德前往伊比利亚半岛袭击入侵敌军的行动终究没能成功。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英军急不可耐地想要开战，但由于夏季风暴他们屡屡受挫，停驻在港口的船舰憋着劲儿没处使，“犹如宫廷里满怀激情的舞者一般”。
[76] 士兵们日渐倦怠，疾病亦开始蔓延，食物匮乏，霍华德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军一天天消沉下去。“大人，”他这样写给伯利，“现在我手下的这些船长、士兵和水手，都是英格兰最能干的。为效忠女王他们甘愿冲锋陷阵，让这样的人连肉都吃不上实在遗憾。”
[77]

在沉寂与焦灼等待的同时，霍华德、伯利和沃尔辛厄姆正就作战计划的部署在往来信件中争论不休。议会严令霍华德不得前往伊比利亚沿海。海务大臣回复说，自己的大军汇集了全英格兰最杰出的航海者们，他们并不同意这么做。他们认为，西班牙刻意挑衅的目的是让英军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如果就这么一直盯着西班牙人，等到补给都耗光的时候，”霍华德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78] 到西班牙人的南海岸线上候敌出战才是上策。倘若无敌舰队真的冒险出航，就等于将上风位拱手送给英军，并且无法甩掉他们。德雷克、弗罗比舍、霍金斯和芬纳都严正警示，西班牙大军越接近英格兰岛周边的凶险海域，英军的胜算就越小。西班牙沿海才是最理想交战地点。但是女王固执地认为船队应当驻守英格兰岛。霍华德虽极力反对，“但我仍会坚决服从女王的旨意”。
[79]

等到海风平息的时候，霍华德发现军中的食物和啤酒已经告竭。与此同时，无敌舰队遭遇风暴袭击的消息传来了，阵形溃散的船舰流落各地，眼下正是痛下杀手的好时机，军中将领听闻此讯都振奋不已。霍华德得到补给船只正在前来的确切消息后，写信给沃尔辛厄姆称：“只等你的补给一到，我们即刻出发，一小时都不会耽搁。”
[80] 他并非夸大其词，补给才刚到普利茅斯，几成饿殍的将士们就连夜装船。终于，船队扬帆出海了。

已经按捺许久的英军船队好一番忍耐后，又在“袖套”（the Sleeve）——锡利群岛（the Scillies）和韦桑岛（Ushant，又称阿申特岛）之间的英吉利海峡出入口——待了两周半。霍华德受命必须在搜集到无敌舰队的位置、编队、数量和航行路线等确切情报之后才能行动。此时德雷克的船驻于狭长的韦桑岛一侧的海岸，霍华德守于两地中间，霍金斯停于锡利群岛沿海。海面上弥漫着一片不祥的死寂，一股惧意也开始在霍华德心中蔓延。说不定，西班牙人已经绕过他并在英格兰发起进攻了。进退之间的权衡实属不易。

不久，新消息陆续传来，无敌舰队竟还未出航，而且还分散在西班牙周遭的诸多港口。德雷克和其他部下都私下向霍华德建言：此时正是良机，绝不可以错过！霍华德心中波澜大起，不过这股违令出击的冲动还是被压下了。最后，刮起的海风帮他化解了两难的困境。他准令船队借风南进。前行的英军甚至已经依稀看到了西班牙的影子。

就在这时，刮起了南风。

这是来犯之敌入侵所要的风向。皇家海军一下子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如果西班牙人乘机北上，很有可能在英军还于比斯开湾的大风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就已经绕过霍华德直扑英格兰了。此外，补给短缺这个困扰着皇家海军的老问题再次出现，霍华德下令船队返回普利茅斯。他在给沃尔辛厄姆的信中写道：“这股南风把我们从西班牙海岸线刮了回来，也把西班牙人召唤出海了。”
[81]

此前，他们已经苦等数月，做好了所有能做的准备，甚至幻想过在无敌舰队未至国门的时候就将其击溃。结果，当黑压压一片的西班牙船舰在7月19日抵达利泽德（Lizard）沿海时，英军却因为涨潮而被困在了普利茅斯。

第13章 开战（1588年）

无敌舰队于7月20日抵达利泽德附近，梅迪纳·西多尼亚命令自己的旗舰“圣马丁·德·葡萄牙”号（San Martín de Portugal，后简称“圣马丁”号）降帆并挂起自己的令旗。这是召集麾下将领议事的信号。众将各自降帆后，坐上小舟前往“圣马丁”号参加紧急会议。

风向西南。英格兰船舰正困在普利茅斯。眼下可谓绝佳时机。此时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帐中有经验丰富的高级将领，有常年在地中海、南大西洋、加勒比海、佛兰德斯沿岸等地参与海战的老兵。他们曾在勒班陀抗击奥斯曼人，与佛罗里达的法国人交战，和英格兰人的战斗更是遍布各地，其中许多人曾参与过占领亚速尔群岛的战役。他们堪称西班牙贵族中最顶尖的将士。会议上，公爵麾下的二把手堂·阿隆索·马丁内斯·德·莱瓦（Don Alonso Martínez de Leiva）提出，攻打普利茅斯才是上策。他们可以趁此摧毁英格兰舰队，踏出占领英格兰岛的第一步。

但对梅迪纳·西多尼亚来说，不论自己是何意见，他都不会采纳莱瓦的提议。他把众人叫来并不是听他们提建议的，而是告知他们国王已经制定好的战略部署，并且不容有任何异议。

国王并未像许多西班牙老兵希望的那样，让无敌舰队停驻英格兰海域并在其西境制造大规模破坏与骚乱。他认为，这个时候还没到击溃英格兰海军那一步。无敌舰队的下一步行动是以新月状（en lúnula）阵形向佛兰德斯进发，沿途避而不战。抵达后再护送帕尔马的陆军到三明治。帕尔马大军向伦敦进军的同时，西班牙战船由海入河进攻英格兰首都，以为策应。

每个新月阵的犄角处安置的都是盖伦帆船、加莱赛船和桨帆船这类行动迅捷的快船。火力优良的巨舰守护阵形两翼，同时，还有配置简易火力装备的平底船在战舰后面担任警戒。这套阵形在西班牙以往的战役中曾大放异彩。船队一旦遭遇攻击，犄角位置的快船率先迎敌，两翼随即围上，将敌人死死钳住。前往英格兰途中打前锋的是莱瓦，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战舰和运兵船居中，里卡多负责殿后。7月31日，行军阵形变为战斗阵形。莱瓦的先头部队后退为左翼，里卡多率领的战船前移到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右侧，形成右翼，两翼相距7英里。

此次战役，无敌舰队新月阵的表现大失水准。战前加的斯那场袭击中，德雷克船队轻描淡写地就把桨帆船打得溃不成军，结果50艘打上“伟大事业”征用标记的桨帆船中仅存4艘尚可差遣。这让新月阵的机动性大打折扣，但后患还不止于此。在风平浪静的深水港中护卫巨型船舰作战时，桨帆船的优势体现得最明显——借助船桨的划动，它可以迅速进入指定位置迎击敌人，事先隐藏在大船背后，然后突然窜出狠狠重击敌人，随即再躲进大船的掩护之下，让对方无从下手。桨帆船非常适合两栖作战。士兵乘坐小船登陆时，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能有这些桨式战船为他们殿后拦击敌人。结果硕果仅存的4艘桨帆船也因遭遇夏季风暴而被迫返航。

菲利普选择的是偏防守型队形。无敌舰队的首要任务是与帕尔马取得联系，然后护送他的部队横渡狭海。仔细研究了英格兰军队的船舰构造和战术打法之后，国王选择避免与英军在海上开战，否则就是一场灾难。以下是他的指示：

有一点我必须亲自警示你们，敌人的企图是凭借武器上的优势进行远距离作战……我军的做法则需与之相反，努力把他们拖入接舷战，用自己手中的武器近身搏杀，这当中你们一定要谨慎行事。为了让你们了解得更详尽仔细，我正将一些报告文件发往你们那里，这上面标明了敌人是如何从低处开火击沉对手船舰的。知晓以后，你们自己要加倍小心，做好防范措施。

整个“伟大事业”的构想在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看来很不理想。无敌舰队由行动迟缓的运兵船、盖伦战船、加莱赛船、克拉克帆船和卡拉维尔帆船构成。国王的命令非常清楚：入侵第一阶段唯一的作战任务就是与帕尔马会合。这使得西多尼亚只有在佛兰德斯的部队安全登船并由舰队护卫以后，方能与英军开战。在此之前，他必然要全力抵御皇家海军以确保舰队无虞。大家普遍认为伊丽莎白的舰队驻扎在泰晤士河口至南安普敦之间的某处。因此，海上决战大致会在唐斯或是佛兰德斯沿岸等较为平静的水域展开，这样菲利普近身贴住英军并以人数优势压制对方的打法就顺理成章了。然而，枕戈待旦的霍华德、德雷克和其余众人却正在西面静候来敌。

更令人忧虑的是，没有人知道帕尔马的部队正在何处、能否参战。无敌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之后梅迪纳·西多尼亚心中疑虑渐生。他说，在帕尔马方面有确切消息传来之前，“我们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地在往前走”。
[82] 但他仍义无反顾地让每一个人贯彻菲利普的每一条命令。

如何变通地执行这些命令，作战会议的海军将领们自是心知肚明。军中俘获了一帮从法尔茅斯来的渔民，根据他们的交代，英军早已扬帆出海了。那么在与帕尔马接上头之前，无敌舰队将一直被动承受对方的攻击。菲利普坚信这一切都会得到上帝的帮助，万事顺利。黎凡特支队的统帅马丁·德·贝特多纳（Martín de Bertendona）亦坦言此时离不开上帝的帮助：

英军的船比我们的更快、更易操控，射程也长得多，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些优势知道得和我们一样清楚。倘若没有神明庇佑，我们完全靠近不了他们，只能任由他们的蛇炮在上风位把我们轰得溃不成军，毫无还手之力。所以我们此番前往英格兰，是在对神迹的信仰下行军！
[83]

霍华德也清楚自己的船舰和大炮优于西班牙人。他夸耀说一艘英格兰船抵得上五艘西班牙船。参与过那趟加的斯探险的人应当会同意这句话的。但无论如何，英格兰船舰都不能靠近西班牙的船。他们应当利用自身船舰在灵活度、速度和火力上的优势攻击敌军。照霍华德所言，英军制定的战术是一直撵着敌人到处窜，像迅疾敏锐的格力犬追捕野兔一般，“让他们疲于奔命，毫无靠岸的机会”。

他们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在涨潮时逆风出海。7月19日周五的一整个晚上，众人都在尽快牵引船只出港。“皇家方舟”号和其他6艘船舰出了普利茅斯湾并停靠在雷姆角（Reme Head），到星期六早晨，大概有50～60艘船也都出海了（当时普利茅斯共有90艘船），此时海面风雨交加。当天下午3点，人们在福伊（Fowey）的西面发现了无敌舰队的踪影。霍华德连夜率领已经出港的舰队船只逆风前行。同时，舰队余部也全力出港，并追随霍华德的路线扬帆出航。

星期日拂晓时分，无敌舰队的水手们发现约有80艘英军船舰正迎风而来（也就是说已经到了他们的队伍后面），另外还有11艘正往西向岸边进发，那里是他们的背风处。这几艘船总算及时就位，赶上了大部队。在遭遇夏季飓风时牵引船只出港，继而还要压制英吉利海峡的敌人，要完成这么繁复艰巨的大动作实属不易，但霍华德说，此事归功于“众将士们恪尽职守，士气勇猛，许多船竟似乘着顺风驶出了本国水域”。9点，海务大臣的葡萄牙武装快船“抗争”号（Defiance）孤身突入对方新月阵中央，向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圣马丁”号象征性地开了一炮。战斗正式打响。

“皇家方舟”号率部进攻对方左翼，德雷克与霍金斯率部攻打右翼。当晚霍华德在写给沃尔辛厄姆的战报中称“我们不敢贸然冲进敌军阵中，他们的舰队实在太强大了”。
[84] 英军只能以灵活巧力应战。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无敌舰队和它的布阵。无论是船长、炮手还是士兵，在他们漫长的海战生涯中都没有遇到过如此之大的阵仗。他们向来都不是作为一支舰队整体作战，此番遇上新月阵这种拒绝主动交战的防守阵形，英军显得束手无策。平常在公海中对阵西班牙船只时，英格兰水手一般是主动迎敌：先以舰首炮轰击，接着转身以舷炮排击，再转身用舰尾炮。支队中其他船舰也是同样操作，直至敌人投降或者己方登船。

而7月21日这天，这套打法用不上了。正如霍华德特别强调的，与西班牙船靠得太近或是让自己陷入新月阵的中央，对任何英军船舰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绝大部分英军舰载人员只负责航行和开炮。西班牙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船上载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只等钩住英军船只便开始登船。

因此英军阵中的船长们都极力抑制自己去找西班牙船舰一对一单挑的冲动。那种作战方式是他们最擅长的，但此次的命令是避敌锋芒，只在远处用重炮轰击并杀伤西班牙人，同时对方的炮却无法伤害到他们。“皇家方舟”号正率领纵队船舰有序地进退和射击，使得敌人左翼最外围的船一直处于加农炮的猛烈轰击之下。英军战船开炮之后就撤离位置，重新装填好弹药再回到阵前。

而在无敌舰队的右翼，许多殿后护卫的船都去了无敌舰队的主阵，将里卡多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里卡多“决意候敌来战”，结果他的“圣马丁”号被德雷克和霍金斯率领的一队英军战船轮番炮轰。两小时内，这艘船遭受了300轮炮击，前桅、船桅支索和帆具都严重受损，直至比斯开支队赶来支援后才后撤。无敌舰队被梅迪纳·西多尼亚重新编队部署。他说，这是他唯一能做的，“敌人占了上风位，英格兰船舰又灵活敏捷、便于操作，他们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想法打”。德雷克和霍金斯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战斗在下午2点宣告结束。英军继续追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紧不慢地跟着西班牙舰队向东航行。

英国人的战术仰赖于大炮的使用。霍金斯的圣胡安之役和德雷克的加的斯之役展示了英军加农炮对阵敌船时的巨大威力。菲利普二世十分清楚英军的这项优势，西班牙水手亦无不胆寒。但这次交锋中，里卡多的“圣胡安”号即使受到了2小时的狂轰滥炸，也只是受到皮毛之伤，稍加修补即可无虞。不难看出，西班牙的人力优势与英军的炮火优势已成互相抵消之势。大炮在近距离平射时威力最大，但却因英军不敢太过靠近敌军而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同时西班牙人没有掉头前来交战，这让战况变得更为棘手。如果西班牙大军一直以严密防守的阵形拒不应战，那么英军充其量就只能以炮击阻止对方靠岸登陆。问题是战斗开始仅几小时，许多船舰上的弹药就难以为继了。这让从来都异常自得的英格兰航海者们又惊又懵。“我们毫发未损，”堂·佩德罗·德·巴尔德斯（Don Pedro de Valdes）向菲利普汇报时说，“因为英军离得实在太远了。”
[85]

战斗开始的第一天，唯一值得英军雀跃的消息是“圣萨尔瓦多”号（San Salvador）的弹药库发生爆炸，“圣母玛利亚·罗萨里奥”号（Nuestra Señoradel Rosario，后简称“罗萨里奥”号）的船首斜桅碰撞损毁。或许英军还不明白此事的重要性，但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此事至关重要——这两艘船上装着无敌舰队十分之一的弹药。

当晚的作战会议上，霍华德和会议成员发现形势并不乐观。从霍华德写给沃尔辛厄姆的信中可以一窥当时的沉闷气氛：“万望大人念及上帝之怜悯、邦国之安危，速速发与我等足量炮弹……和火药。”
[86] 无敌舰队已经过了普利茅斯，但它到底意欲何为？或许是在托贝（Torbay）、莱姆（Lyme）或波特兰（Portland）占据一处滩头阵地，也可能会攻占英格兰疆土中最薄弱的一块——怀特岛。除非皇家海军足够警觉和迅捷，否则西班牙人只需大约一天的时间就能踏上英格兰国土。对英格兰而言，压城黑云正滚滚而来。霍华德下令，入夜后船队由弗朗西斯·德雷克带领，他希望自己最得力的手下用“复仇”号船尾的巨型提灯为船队保驾护航。

第二天拂晓，霍华德惊恐不已。他的“皇家方舟”号和“白熊”号、“玛丽玫瑰”号正紧跟在无敌舰队的后面，四周却没有任何英军船只的踪迹。

夜里“复仇”号尾灯信号消失不见后，船队的其余船只就已停止行进。霍华德和其他两艘船只得尽力回撤，与余部会合。原来当天夜里，德雷克擅离职守，径自离队去追赶已经负伤的“罗萨里奥”号了。天亮时，“罗萨里奥”号发现“复仇”号的炮口离自己只有三根缆绳那么近，经过一番交涉之后西班牙船只宣布投降。德雷克天生就不是当海军的料，他还是做起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从大部队遁走，一个人单打独斗。

无敌舰队还和之前一样缓慢前进，并未突然登陆。德雷克总是运气很好，他这次的擅自行动竟赢得一次大捷。“罗萨里奥”号上有46门炮、2000发炮弹和5万杜卡特。缴获的这批额外弹药解了英军的燃眉之急，可谓异常珍贵。西班牙人还给英军送上了一份大礼。梅迪纳·西多尼亚下令将受损的“圣萨尔瓦多”号在夜里凿沉，结果它却一路漂流到了英军阵中，船上2246发炮弹被收回。

如果菲利普能给梅迪纳·西多尼亚更多自主权的话，那么德雷克这趟冒险出击就很可能落个身死道消的下场。周一，英军得以重新整编队伍。周二，风向转西北后，无敌舰队占据了上风位。这股风让英军离海岸越来越远，他们正极力顶风前进。看到无敌舰队在莱姆湾（Lyme Bay）换了新阵形，霍华德如临大敌。只见新月阵的两翼撤到阵尾押后。“圣马丁”号则率领一支先锋小队进至阵前，运输船被护于战船中间。各支队之所以变阵是为了防止英军船只偷偷溜过无敌舰队的阵线，跑到前面阻碍他们与帕尔马会师。

然而已如惊弓之鸟的霍华德不是这样想的，他觉得这是用于进攻的阵形。在他看来，两翼后撤是为西班牙陆军登陆切希尔海滩（Chesil Beach）提供保护屏障。他必须立刻采取行动阻止敌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试图领着自己的船赶到西班牙船的前面，重新占据上风位。但“圣马丁”号和加莱赛船组成的西班牙先锋部队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霍华德见状掉头向海面驶去，想从侧面包抄。而这样做意味着他要冲过无敌舰队强悍坚固的后卫防线。结果，西班牙人围起新月阵，企图将霍华德和英军最大的几艘船——“胜利”号、“伊丽莎白·乔娜思”号、“黄金雄狮”号、“白熊”号、“无双”号——以及它们的随行船只和葡萄牙武装快船统统围住。里卡多在岸边的支队也向英军队伍末端的船只发起攻击。这是西班牙方面的首次进攻，竭力利用上风优势逼近英军，实施登船作战。西军全力合围英军，双方激战开始。“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梅迪纳·西多尼亚这样向国王汇报，“因为敌人一看到我们想要接近他们，就立刻转向海面逃走了，他们的船舰在速度与灵活性上有很大优势。”

莱姆湾这边双方激战的时候，马丁·弗罗比舍的“凯旋”号正率领“玛丽玫瑰”号、“皇家商人”号（Merchant Royal）、“玛格丽特-约翰”号（Margaret and John）和“百夫长”号（Centurion）在背风中按原先航向前往波特兰半岛（Portland Bill），抵达后即抛锚停驻。见此情形，梅迪纳·西多尼亚心动不已。这是加莱赛船出击的绝佳时机：风平浪静，英军船只早已停稳固定，背后又是海岸。四艘加莱赛船离开先头部队后全力前行，试图死死困住英军这几艘船。

但西班牙人的先机被独特的地理环境悉数化解。波特兰半岛的强劲水流和东北风使加莱赛船无法从侧面包抄弗罗比舍支队。他们只得正面发起进攻。弗罗比舍下令装填链弹，并朝对方船桨位置开炮。90分钟后，弗罗比舍的盖伦帆船把加莱赛船困在了海湾中。随着风向的转变，英军占据了上风位。霍华德引军北进，将里卡多支队和莱瓦支队团团围住。

梅迪纳·西多尼亚刚把加莱赛船派去进攻弗罗比舍，就命令“圣马丁”号调转船头从无敌舰队的阵中穿过。正当“圣马丁”号在船队中穿插前行时，公爵发现殿后的船舰竟已脱离了大部队，并被英格兰的后卫船舰包围住。为救回己方战船，他冲进包围圈后无畏地降下了顶帆，以自己为目标引诱对方野心勃勃的海军将领和船长。一看到“圣马丁”号落了单，英军立刻从眼前的战斗中抽身出来。以霍华德为首的英军船队从“圣马丁”号身边接连而过，轮番轰击这艘西班牙旗舰。西班牙人自然也开炮还击，同时始终保持自己不在英军炮火的最佳射程之内，所以约一半的皇家海军船舰从“圣马丁”号旁边经过时，英军阵线已经离对方很远，超出了射程。与此同时，里卡多和莱瓦已将队伍拢住，与“圣马丁”号一起收束整理混乱的阵形，“可等他们队形重整完毕的时候，这场激战已接近尾声了”。英军为避免陷入敌军包围开始往海面上撤退，另外也是因为库存弹药消耗巨大，急需补给。

于是到了第三天快结束的时候，战局进入僵持阶段。即便是占据了最有利的形势，西班牙方面依旧在机动性和炮火上输于英格兰。在皇家海军猛烈轰击之下，西班牙人根本无法对其合围并接舷登船作战。不过同样的，英格兰方面也无法将大炮的威力发挥到最大。他们在整体作战方面可谓一片空白。霍华德可以瞄准时机率领手下的精英战船切入战场，但随后就变成每艘船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每次他们试图接近，西班牙无敌舰队都表现得纪律严明、号令齐整，没有人擅自行动。英军想把敌方单艘战船从大部队中隔绝出来再开炮狂轰，但是对方重整队形的动作非常迅速，根本不给他们下手的机会。如此情形之下，双方都无法发动具有决定性的战斗。

不过通过白天的战斗可以看出，总体来说还是英军占据优势。他们可以凭借性能卓越的战船率先发难。而无敌舰队在应战时大多处于被动。虽然西班牙大军能抵挡住皇家海军的进攻，但无法将其击溃，要想寻得一处停驻锚地与帕尔马协同作战，显然必须先摧毁霍华德这支水师。

霍华德和他的手下一直希冀能打垮或者赶跑西班牙人。现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法耗费极大。用以维持整场战役的弹药储备已经被他们消耗了大半，收效却微乎其微。周三的战斗中，英军已和西班牙后卫船舰挨得非常近，有时甚至到了可以用火枪对射的地步。鉴于整支船队在协同作战方面一直没有进展，霍华德将所有船舰分为四组。这样，海务大臣、弗朗西斯·德雷克、约翰·霍金斯和马丁·弗罗比舍四人都可以各自率领自己的船只见机行事。无奈之下的霍华德只得向沃尔辛厄姆承认：“他们的军队确实无比强大，但逐步蚕食的做法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87]

第14章 危机重重（1588年7～8月）

7月25日，太阳刚刚升起，英格兰船队就看到眼前有3艘掉队的无敌舰队的船。海面上波澜不兴，天时地利似乎皆俱。于是他们分别定了目标：霍金斯攻打“公爵夫人圣安娜”号（Duquesta Santa Ana），霍华德选择“圣路易斯”号（San Luis），德雷克的船驶向了“多内拉”号（Donella）。现在总算能拿下几艘西班牙人的船了。

而这正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希望看到的。他感觉到“伟大事业”的进程渐渐受阻。他早已派出行动迅捷的小船前往佛兰德斯向帕尔马告知自己的行踪，不过全都没有回音。“总督大人，我一直不停地在给您写信，”梅迪纳·西多尼亚在给帕尔马的信中语气颇重地写道，“可我到现在不仅没收到一封回信，甚至连您有没有收到信也不清楚。”
[88]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找一处安全的锚地将舰队安驻下来，然后等待帕尔马回复其具体行踪和备战状况。

索伦特海峡是进入加来通道前最后一处港湾，这样的地方正是西班牙人所需要的。根据菲利普详尽的作战安排，梅迪纳·西多尼亚可在情况有变时挺进索伦特海峡，占领怀特岛。3艘掉队的西班牙船舰是引开英军的诱饵，以便梅迪纳乘机进入索伦特海峡。

这3艘船看似孤立无援，实则周围一直有西班牙战船盯着。霍金斯刚到近前，立刻就有加莱赛船冲出来协助防御。德雷克发现自己对阵的是整支里卡多支队。“皇家方舟”号正由小船牵引着逼近“圣路易斯”号，结果看到的却是莱瓦那艘由加莱赛船牵引前来的“拉塔·恩科罗纳达”号（Rata Encoronada）。似乎梅迪纳·西多尼亚的计策已然奏效。

可是马丁·弗罗比舍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没有按计划行事。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被他再次利用起来。弗罗比舍支队的“凯旋”号与其余船舰顺着沿岸的东向海流，从无敌舰队的背风面穿行而过。到了怀特岛岸边，西班牙大将就在自己眼前。“凯旋”号的炮火向着“圣马丁”号倾泻而去，打坏了后者的主桅。自开战以来，从未有英军船舰能像“凯旋”号这样靠近西班牙人。这下，轮到弗罗比舍的大炮大显身手了。

弗罗比舍的这一招堪称绝妙。这次进击会将无敌舰队的先头部队拦住，使整个西班牙大军挤成一团，已经逼近英军旗舰的敌军后卫部队也会变得混乱不堪。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阵突如其来的西南风给“圣马丁”号解了围。里卡多乘机向北而去，拦截前来与弗罗比舍会合的英军余部。一时间形势突变，“凯旋”号和同伴们眼看着无望幸存。部分船只正在拼力回撤，而身躯庞大的“凯旋”号此时已很难动弹了。“白熊”号与“伊丽莎白·乔纳斯”号撇开其他船，全力牵引“凯旋”号，想把弗罗比舍带离险境，不过敌舰已经汹汹而至，正待下手结果了“凯旋”号。

英军船队知道大祸快要临头了。芬纳和芬顿（Fenton）降下顶帆，想吸引西班牙船前来攻击，结果并未奏效。霍华德和霍金斯冲向无敌舰队后阵，以求迫使敌船重整队形，引开围攻弗罗比舍的敌军。不过，所有办法都无济于事，弗罗比舍似已陷入绝境，5艘战舰正朝着他合围压来。

正当此时，“凯旋”号竟从众人眼前消失了。这么说当然有些过于夸张，不过西班牙人当时着实惊诧不已，久久不能忘却。是当时风向凑巧变了，“凯旋”号趁机甩开无敌舰队战力最为精锐的盖伦帆船，回到了英军船队之中。西班牙大军只能眼睁睁看着“凯旋”号一溜烟跑远了。这一番交手，英军低平的盖伦帆船的优良性能以及船员高超的驾船技术大放光彩，西班牙人吃了很大的亏，士气大大受挫。他们原本还以为会大胜一场，结果却发现自己的船舰远远落后于敌人。

弗罗比舍支队的突然遁去让无敌舰队一时间无所适从。霍华德、霍金斯和弗罗比舍此时正位于西班牙大军左翼与海岸之间。德雷克此前就退出战斗，全力向海上驶去。当此千钧一发之时，他的船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西班牙人的右翼。他切入的位置离对方非常近，可以直接近程开炮。“圣马丁”号和其他主力战船只得再度回援无敌舰队。德雷克的意外偷袭和近距离猛烈轰击逐渐将无敌舰队赶向塞尔西角的外奥尔斯（Outer Owers）浅滩。梅迪纳·西多尼亚无奈之下只得命令无敌舰队更改航向，驶到海面上。

看到无敌舰队从南面和东面两个方向撤离塞尔西角，英军一片欢欣鼓舞。开战以来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把梅迪纳·西多尼亚拒于索伦特海峡和怀特岛之外。现在，西班牙大军在抵达佛兰德斯之前都不再有深水港可以停驻了。英格兰岛海岸线算是保住了。敌军此行的最终目标也终于浮出水面，那就是和帕尔马会合。霍华德现在可以放心地与西摩和温特率领的狭海舰队会合了。

到这个时候，英格兰保卫战的目标变得非常清晰：拖住帕尔马，让他动弹不了。

翌日，7月26日，霍华德在“皇家方舟”号上为弗罗比舍封爵。弗罗比舍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且具备深思远谋的战略眼光，这项封赏可谓实至名归。约翰·霍金斯一同获封，他的分队最终还是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时这也是英军的喘息之机。因为补给方面又像往常一样出现了问题。五港同盟（Cinque Ports）受令酿造和运送啤酒。舰队的炮弹和火药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只得尽量搜罗沿岸要塞和港口的弹药库存并转运到海军船上。伦敦市长大人（the Lord Mayor of London）正为征用私人弹药忙得不可开交。不仅海军存在供给危机，整个国家也是。3天的战斗已经将国家的弹药储备消耗殆尽。霍华德写道：“鉴于炮弹和火药的使用浪费严重，海务大臣认为在敌人逼近多佛之前，都不宜再鼓励大规模的炮火轰击。”
[89] 周五和周六（7月26日、7月27日）他又写道：“走在英军前面的西班牙人如同羊群一样，其间，海岸附近的治安官们、苏塞克斯伯爵、乔治·凯里爵士（George Carey）以及沿海要塞和城堡的头领们，都会送来人手、火药、炮弹、食物和船只协助我们。”
[90]

霍华德亟须在弹药耗尽之前与敌军来场决战。无敌舰队一旦抵达加来沿海就会发现，帕尔马的入侵部队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他们来把运载士兵的船队护送至多佛。这是当下英格兰方面最担忧的事情。

梅迪纳·西多尼亚正是如此盘算的。正在海上航行的舰队和陆上军队保持即时通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就是他一直未能得到帕尔马回复的原因。把消息传递到帕尔马手上的过程极其复杂艰险。其实帕尔马并非无所事事地在海滩上空等。海面上正有荷兰人驾着小型近海战船（cromsters）巡弋，要击毁他运输物资的平底船不在话下。为了让大军远离荷兰人的威胁，他将进攻作战的船只散布到低地国家的数处港口。他还布置部分人马做出佯攻泽兰的态势，同时，为迷惑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帕尔马正不断在安特卫普、根特（Ghent）和布鲁日（Bruges）等地间迂回周旋。这一行动效果很好，甚至似乎有些好过头了，弄得梅迪纳·西多尼亚也糊涂了，摸不清帕尔马的确切行踪。

帕尔马的策略收到成效。梅迪纳·西多尼亚也将舰队完整地带到了佛兰德斯，可谓颇有功绩。但问题是他们都自行其是，相互间没有任何协作。信使离开无敌舰队后，必须先躲过英荷两军的船，登陆以后还要找到行踪飘忽不定的帕尔马——佛兰德斯到处都有他的踪迹。倘若信使有消息带回，首要之务就是摸清无敌舰队在深海中的确切位置——这在平常无事时都不容易，现在身处战区更是困难重重。

通信障碍成了整个计划中最为薄弱的一环。海陆两边的统领不仅不知道怎样协助对方，甚至连对方的确切位置都无从知晓，直到彼此碰面才终于说上话。帕尔马写道：“似乎在梅迪纳看来，我应当直接让部队驾着小船出海与之会合，但这根本不切实际。我们的小船无法冲破敌军战船组成的防线，甚至一个大浪就能把这些小船打翻！”
[91]

因此，当7月27日梅迪纳·西多尼亚得知帕尔马还需要6天时间集结人马时，正身处加来通道的他备受打击。这意味着无敌舰队要抛锚6天，任由英格兰海军肆意破坏。作战会议上众人十分恼怒，里卡多直言，为了接应陆军而让舰队直接停在一片开阔锚地是十分危险的。在唐斯寻一处可靠的泊地也比这安全许多。此刻，上风处是增援至140艘船的英国舰队，下风处是危险重重的不知名浅滩。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无敌舰队没有吃水浅的桨帆船，无法靠岸接应并保护帕尔马的平底小船，所以这些小船一旦下水就只能任由敌军战船宰割，到时还没见着无敌舰队的面就已经被荷兰船只轰得粉身碎骨了。西班牙人自己一手造成了此刻的困境。

眼下，隔断无敌舰队和佛兰德斯大军的咫尺之距竟成了世界上最难以逾越的无边大海。

霍华德下一步会如何动作，西班牙海军司令心中很清楚。他会放出火船，制造混乱局面打散无敌舰队的阵形。阵形一旦溃散，己方船舰的唯一选择就是向浅滩漂行。于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命令葡萄牙武装快船到阵前拦截对方火船，为整支舰队抵挡这波冲击。更紧要的是，他严令麾下各舰的船长，一旦火船靠得太近以致无法起锚（无论如何不得切断锚绳），各船应努力退避，待险情结束再返回阵中。

梅迪纳·西多尼亚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让下达的命令贯彻实行。军令以书面形式写成，军士长乘坐递送船（patache）将其带至各船。“（军士长）同样也接到命令：一旦哪艘船擅自离开自己的位置，当即将船长处以绞刑。与军士长同行的还有宪兵司令和行刑人，必要时这项命令就由他们执行。”

所以到了7月29日这天夜晚，当一小撮悍不畏死的英军驾着火船扬帆而来的时候，西班牙大军这边已是严阵以待。第一艘火船被西班牙人成功钩住，没能对西军主阵造成威胁，但有另外7艘窜入阵中。这些火船并不能对无敌舰队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英军此举旨在动摇对方军心，打的是心理战。

就在3年前，西班牙水师曾试图以连船成桥的办法围困安特卫普，结果遭到了火船的攻击。火船上装满了火药和弹片，还安置了引爆用的定时炸弹。当时，爆炸声传到了50英里开外，威力惊骇无比。大地震动，犹如火山喷发时一般，刹那间整个漆黑的夜空仿佛都被点燃了。附近屋舍震坏崩塌，方圆数英里的人们连站都站不稳。花岗岩石板从冒着熊熊大火的船上喷射而出，深深嵌在了3英里之外的泥土里。“犁头、墓石和大理石球像雨点一般从天而降，其中还夹杂着许多人体残肢——头颅、断肢和躯干……1000名士兵的生命被瞬间吞噬，他们的身体被撕扯成碎片，惨象……令人无比痛心。”
[92]

安特卫普的“地狱燃烧者”（hellburner）成了西班牙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其设计者是一位生活在英格兰的意大利人——弗雷德里戈·詹贝利（Frederigo Giambelli）。在西班牙人的想象中，火船是威力无比的大杀器，霍华德摸准了这一点；西班牙人知道詹贝利正效力于伊丽莎白，这一点他也清楚。所以当火船狰狞现身时，无敌舰队上下一片惊恐。实际上，这不过是花了5000英镑买来的8艘普通船，而且英军也没有足够的弹药制作“地狱燃烧者”。

但西班牙人并不知晓这一实情。有一些船舰还是遵守命令，或起锚退避，或镇守原来的位置，但大部分船舰都切断锚绳消失在夜幕之中，那些铁锚从此永沉英吉利海峡。还有一些船围绕着“圣马丁”号重新集结，其余拒绝服从命令的船只朝东走了，往敦刻尔克（Dunkirk）方向驶去。

无敌舰队坚如铁桶的阵形首次破裂。漆黑的海面上，船舰四散杂乱，水手们也吓得魂不附体。众人都往敦刻尔克的浅滩驶去，不得已之下梅迪纳·西多尼亚只得起锚向东进发，他要带领众船脱离险境，重整队伍。

霍华德一直等到次日清晨才发动攻势。他原本打算率领皇家海军扑向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圣马丁”号，天亮以后，霍华德却改变主意直奔敌方阵中的“圣洛伦佐”号（San Lorenzo）加莱赛船，此时它正搁浅在沙滩上。这是他在这场战役中犯下的第一个大错，判断严重失误。此时是重创西班牙人的天赐良机，因为英格兰船队的实力正处巅峰，有140艘船，而对方只有1艘“圣马丁”号和区区5艘盖伦帆船，结果却成了双方的全线混战。霍华德带着自己的船去收拾困得不能动弹的“圣洛伦佐”号。同时德雷克和芬纳领衔进攻“圣马丁”号。两人驶近敌军后，各以一轮舷炮轰击西班牙海军司令的座舰。随后他们又一路向其他西班牙船舰开炮。德雷克和芬纳两人身后依次是霍金斯、比斯顿（Beeston）和其他战舰。到了下午的时候霍华德的“皇家方舟”号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当天上午，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沿海的战斗是整个战役中最为凶险惨烈的一场。英格兰人终于用上了他们一直企盼的战法：与西班牙船贴身近战，近到双方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彼此说话。有200发炮弹击中了“圣马丁”号。该船船身吃水线处被一些炮弹击中，海水灌了进去，后来还是两名英勇的潜水员冒死下水，用麻絮和铅块把洞修补好，才让大船幸免于难。“圣马特奥”号（San Mateo）“被打得千疮百孔，有如筛子一般”。但承受住这番进攻之后的无敌舰队重整队形，“圣马丁”号和其他战船在后军压阵。

之后所进行的战斗并不是以整个舰队为单位的集体作战，而是一场捉对厮杀的近身混战。皇家海军倾尽全力阻止西班牙人重新布阵，试图将对方船舰逐个击破，并尽可能多地击沉西班牙船舰。其中私有船只没有参加战斗。在西班牙重重船阵的中央，伊丽莎白麾下的船舰拼杀得尤为凶悍，不过总体来看都是单打独斗，相互之间并没有联合呼应。

即便如此，总体来说还是英军占据优势。梅迪纳·西多尼亚要将无敌舰队带回帕尔马大军那里，英军的当务之急则是驱逐无敌舰队向东，使之尽量远离加来并转向佛兰德斯一带的浅滩，同时沿途伺机积累战果。格拉沃利讷之役打了好几个小时，其间海面风高浪急，鏖战双方都笼罩在浓浓硝烟之中，队伍也是一片杂乱。“圣萨尔瓦多”号的军需官描述了激战中的一个场景：

“圣马特奥”号和“圣费利佩”号两艘盖伦帆船被敌人伤得很重，其中“圣费利佩”号右舷的五门炮和船尾的一门巨炮都报废了……除此之外，上层甲板也已不成形，两个泵无一幸免，船帆支离破碎，整艘船都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Don Francisco de Toledo，“圣费利佩”号船长）下令船员撒出钩船的挂钩，并朝敌军喊话，让他们上前接战，近身肉搏分胜负。敌军也有回话，不过要求公平对决，败者投降；有个英格兰人站在大桅楼上，双手各持一把剑和一面盾，大喊“真要有种，就照我们说的决斗，输的投降”。不过他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一发子弹，在众人面前被一名滑膛枪手从楼台上击落，（堂·弗朗西斯科）随即下令滑膛枪与火绳枪就位，准备射击。敌军见状就撤退了，我们的人喝骂他们是懦夫、胆小鬼，将下流肮脏的辱骂尽数甩出，希望能挑动他们心中的怒火……用激将法激他们回头来战。
[93]

英军终于找到了一个和无敌舰队正面交战的战机。一直以来，霍华德都不敢冒险靠敌人阵形太近，只是远远地与之交战。但经过数天的试探和观察他发现，西班牙枪炮要远逊于己方。他们的重炮发射速度太慢，几乎构不成威胁。据里卡多估计，格拉沃利讷一役中英军向他发射了1000轮炮弹，他只回击了300轮。而且这300轮炮击中还有很多是由小口径炮承担的。根据西班牙人的记录以及沉没于爱尔兰岛沿海的船体残骸可以看出，西班牙炮手大多发射轻型炮弹，很少有机会发射重炮炮弹。在交战中，女王的盖伦帆船一旦占据上风位就会极力贴近，猛轰菲利普的船，之后又迅速遁去，躲过对方轻武器和挂钩的致命还击。威廉·温特的“前卫”号和敌船的距离始终保持在50码以内，而且大多时候都可以“互闻人声”，船上的37门大炮一共发射了500发加农炮炮弹。舰载24门炮的“玛利亚·胡安”号（Maria Juan）被英军加农炮击沉。“菲利普”号和“马特奥”号被打残，且被遗弃在了海岸边。还有许多船受损严重，再也没能回到西班牙。在格拉沃利讷之战中，英军士气振奋，凭借丰富的经验与敌人近身搏斗，将自身的技术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时间已经很晚了。下午4～5点的时候，皇家海军的攻势缓了下来。他们的弹药快要耗光了。尽管一举摧毁的船舰不是很多，但他们仍然是胜利的一方。此时梅迪纳·西多尼亚需要率领无敌舰队向西回撤，因为一旦退出英吉利海峡，再想进来就非常困难了。然而无敌舰队现在只能沿着佛兰德斯沿海行进，梅迪纳·西多尼亚接到领航员的警示：“照此下去，整支舰队会全军覆没，一艘船也存活不了。这些船现在正漂往泽兰沿海的浅水区，根本没有办法改变它们的航向……只有上帝能救得了它们了。”
[94] 离开浅滩、进入北海是他们存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一名西班牙船长事后回忆，当时他们意识到是自己的舰队输了：“黄昏中，浅滩上一片杂乱，到处是我们的船。这些滩地我们知之甚少，英格兰人却极为熟稔，这里一直是他们国家的疆域。他们趁我们阵形尽失的时候来犯，屡屡得手，从不主动登船，我们一靠近他们就一溜烟逃走了。但最后还是我们败了。”
[95]

菲利普的作战计划往往需要仰赖上天的助力。直到格拉沃利讷之役的第二天傍晚，西班牙众人的祈祷才得到回应，海风终于变换了方向，将他们带离此地进入北海海面。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想法是回到加来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但一败涂地的无敌舰队已经军心涣散，手下许多船长拒绝再照他的命令继续出击。西南风带着无敌舰队向北方而去，他们离身后的帕尔马大军越来越远，最后一路出了英吉利海峡，当然途中还有英军不紧不慢地在后面咬着他们不放。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圣马丁”号伤痕累累，已无力再引领无敌舰队，只能退至后军，为这支光景愈加惨淡的水师舰队压阵。在北海中，霍华德舰队曾三度列阵来犯，不过最终都没有出手。霍华德曾承认：“尽管火药和炮弹都快用光了，我们还是装出一副大摇大摆的样子去追击敌军，但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打算动手。”
[96]

8月2日抵达福斯湾后，霍华德为获得补给不得不返身回港，只留了一部分葡萄牙武装快船继续跟着无敌舰队，追踪并上报后者一路上的动向。霍华德打算在唐斯装填更多补给，等梅迪纳·西多尼亚返回的时候继续战斗。但形势开始对英军不利。“皇家方舟”号平安抵达哈里奇，而其他许多船差点就在诺福克海边遇难了，他们一路蹒跚，先后在哈里奇和马盖特（Margate）与霍华德会合。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船员们已经无法继续出航了。更糟糕的是，提供补给的船在寻找舰队的途中走丢了。

与此同时，帕尔马还在继续集结人马。整个8月，驳船总共从尼乌波特（Nieuwpoort）运了1万人，从敦刻尔克运了8000人。军事会议上众人把心思都花在了琢磨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意图上。弗朗西斯·德雷克给海务大臣的提议是，无敌舰队很有可能就停在挪威或是丹麦，那里有“巨锚、绳索和补给，至于心急如焚的西班牙国王会怎样尽心地照顾他身处寒国的水陆将士，司令阁下，您心中想必十分明了”。照他看来，西班牙方面正急不可耐地要报复英格兰，挽回颜面：“我敢断言，帕尔马亲王如同被抢了崽的母熊一样，正准备疯狂反扑。”
[97]

此前参战的皇家海军盖伦帆船毫发未损，已经做好重返战场的准备。可由谁来驾驶和操控他们呢？战斗中仅有少数英格兰水手阵亡，但在他们结束了连续8个月的服役，离船上岸后不久，士兵的死亡率却直线上升。霍华德此时的决定大显仁将之风。他写信给伯利：“阁下钧鉴：疾病和死亡正以惊人的势头吞噬着我们，此时的马盖特正不断有无处容身的士兵倒毙街头，所闻所睹令人椎心泣血。”
[98]

霍华德将马盖特里里外外的所有建筑（即便是仓库和厕所）都利用起来，确保士兵有地方可以住。可是他们身无分文，这里一时间也找不出多少吃的。数月之后，船上的船员们个个衣衫褴褛，瘦弱不堪。疾病蔓延到了舰队的每一个角落。最先出现疫情的是“伊丽莎白·乔娜思”号，从普利茅斯出发时船上有500人，后来只剩不到300人。“见闻者无不痛心，”霍华德写道，“忠勇报国，却如此悲凉凄惨地死去。”
[99]

虽然战绩卓著的海军将士们深陷困境，但伯利还是硬起心肠，未施援手。由于战事开销极为巨大，他是能省则省——死掉的水手是不需要支付饷银的。因此整个8月船员们日渐衰弱，不断有人丧命。截至当月22号，马盖特的海岸上已经搁浅了7～8艘船，他们本是要前往多佛保家卫国的，结果却连起锚的人手都不够。英格兰海军实力遭到严重侵蚀，甚至比西班牙得胜给英格兰带来的损失还大。

“长官，”霍华德在给伯利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给水手们喝变酸的啤酒还要他们对此安然接受，是完全行不通的，没什么事比这更让他们心生怨怼了。”
[100] 还活着的船员心中一片苦闷愤恨，变得越发焦躁不安。英格兰舰队中的5000名水手占了整支舰队人数的一半，眼看着都要被疾病夺去性命。而其他大多数人正努力寻找从英格兰西境回家的方式，连海军司令也放下身价为这些人开具证明，允许他们沿途乞讨。而新招募的人上船后特别容易得伤寒和痢疾，这两种病在船上猖獗蔓延。霍华德为了舒缓眼前的紧张局面还自掏腰包。他并不是特别富有，“但在上帝面前，我宁愿自己一个便士也不剩，也不能少了他们的钱”。
[101]

伯力麻木无情的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有道理的，陆续传来的消息显示，无敌舰队不会再回来了。一艘设得兰（Shetland）来的驳船称，有一帮渔民“向他们描述过一支庞大的舰队，队伍中全是怪物一般的巨舰，他们看到这支舰队大概有100艘船”，
[102] 舰队朝着西边去了。当时东风已经刮了有些日子，无敌舰队在此情形下断然不可能再回来了。西班牙人选择了“北部”路线回国。在他们抵达苏格兰和爱尔兰附近沿海的时候，厄运降临了。长时间的征战使得许多船舰都疲惫不堪，加之此前英军加农炮的狂轰滥炸，以及西班牙船舰主动遗弃船锚，所以当大西洋风暴到来的时候，它们都被吹到了岸上。

菲利普听闻噩耗之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久久不能平静。他怎么也想不通，上帝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菲利普的帝国终究不是无敌于世的。而对英格兰来说，国家疆土不仅得以保全，它还得到了上帝的大力支持。纪念战胜无敌舰队的勋章上刻着这样的铭文：“祂扬起垂天之风，将他们击得粉碎。”

似乎这场胜利是上帝的恩旨，而非皇家海军的功劳。英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绝世好运，确实是一个奇迹。此时的英格兰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海上优势，要是他们的船舰和大炮的表现再远逊于预期的话，那么战后的英格兰海上力量会变得更为衰微。仔细检视皇家海军，人手严重锐减以及长久以来供给不力等问题很可能会使它在将来的战事中落败。但不用多久，这样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第15章 战后余波（1588～1603年）

1588年夏天过后，一则神话故事诞生，并被迅速编织得成熟完备。它是英格兰历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神话故事之一。

人们又重拾这一信条，即英格兰已经或者说它本就该是不列颠群岛周边海域的统治者。这是英格兰对自身海权的大肆吹嘘和自我膨胀，不过这个假象多半时候并未被戳破。在一片海洋之中，有一处名为不列颠的岛屿，它为了守护自己而不断抗击野蛮人的侵袭，并且独立自主，从不染指欧洲大陆那些错综复杂的事务。人们脑中时常浮现这种想象，不过事实却恰恰相反——不列颠周围的海面无人能管，无法无天，入侵军队、匪徒和贪婪的商人都把这里视为自己的天堂乐园。几百年来，这片海域给英格兰带来的不是强盛和独立，而是贫穷与衰落。

1588年以后，情形似乎大为改观。威势慑人的英格兰海军、未尽周全的谋划以及糟糕的天气，致使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行动偏离了原来的计划，但它并未被击败。而在官方的宣传和公众的想象中，英格兰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在此后几百年里，关于击败无敌舰队的追忆和神话故事不断涌现，成为英格兰自主意识的有力支撑。

英格兰自我定位的核心便是成为海上强国。她注定要成为汪洋之主——而且这次能安然度过灭顶之灾也表明她必须要做到这一点。1588年，上帝已然向世间昭示了祂的旨意。之后就看英格兰如何将自身优势充分利用起来了。

英格兰海上力量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先进的航海技术以及航海者的高超战斗力。那些参与1588年战役的船员和船长，他们一身的技艺都是在西印度群岛、西非和大西洋等地的私战中锤炼出来的，可谓世界上最顶尖的水手，英格兰也正是有了这批中流砥柱才有了自己可观的海军实力。正是在这一代探险家、商人、私掠船船长和海盗的共同经营之下，英格兰海军才能从一穷二白的状态最终上升为海上一霸。

打败无敌舰队后，私人战船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各处码头迎来了极大的繁荣。造船匠越来越多，他们不仅雄心勃勃，还掌握着更为先进的技术。1582年，200吨以上的私有船仅20艘；到了1597年，仅新造的私有船就达到了72艘。不仅如此，这些船能够航行的路程和时间都超越了上一代。尽管他们经常在大西洋东部活动，不过劫掠西印度群岛的次数也达到了235次。英格兰的商人和探险家不断将贸易和掠夺范围延伸到更深更远的地方。

皇家海军不仅战力强悍、技术先进，而且还有冠绝欧洲的严明纪律和海航技艺。不过到了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时期，英格兰的整体海上实力又包含了更多方面。此时的英格兰正日渐崛起为海上大国，实际战力却来自国王和民众的共同合作，且具体的作战方式也由之决定。这意味着，英格兰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和西班牙人开战，即便财政状况依旧窘迫不堪，也敢和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叫板。不过这种做法也有其硬伤。英格兰人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抢夺船只、劫掠殖民地，把战争当作牟取厚利的事业来做。这确实会给西班牙的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但从更高层面来讲，夺取西班牙的战略基地、封锁伊比利亚半岛并抓获运宝船船队，这样整体协调的行动才能系统地摧毁西班牙。英王的财力过于单薄，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部署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因此，军事远征只得在引入商业利益后以合伙的形式进行。

如此看来，击败无敌舰队后人们心中无限膨胀的美梦再也没有可能成真了。1589年，伊丽莎白命令德雷克前去彻底消灭瘫痪在桑坦德（Santander）和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ían）的无敌舰队残部，他们船还没修好，守卫力量也薄弱。德雷克出发时带了6艘海军船舰、60艘商船、60艘荷兰飞艇（flyboats）
[103] 和20艘葡萄牙武装快船。私人势力大大占优，而战略安排也随之变化。德雷克沿途经过桑坦德却一点也没碰菲利普的战船，因为攻击这些战船花费时间太长，而获利又太少。后来他们一行人到里斯本劫掠一番，离开后又前往亚速尔群岛寻获更多战利品。听闻此讯，女王极为震怒。

1589年之后的数年间，约翰·霍金斯和马丁·弗罗比舍一直在搜寻“黄金船队”的踪迹，但成效甚微。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海军队伍却恢复了一部分力量。无敌舰队惨败之后，他们立即开始建造1000吨以上的盖伦帆船，即所谓的“十二圣徒”。在这之后，另外12艘船的建造任务也被提上日程。战败后的10年间，菲利普将60～70艘新建船舰投入大西洋海域。对英格兰来说坏消息还不仅于此。1590年，帕尔马在法国北部发动战役，并于英吉利海峡沿岸占领了一连串港口。正当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在茫茫无垠的大西洋中寻觅“黄金船队”的蛛丝马迹时，西班牙人派出了一支前往布列塔尼的舰队。他们占领了布拉韦河（Blavet）上的一处港口，布雷斯特的控制权由此落入西班牙人手中。这里是进攻英格兰的绝佳跳板。1595年，西班牙船只开始劫掠英格兰西境。

1596年1月28日，在巴拿马的波多贝罗海域（Porto Bello），一具铅制棺材轰然入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临终遗愿还是未能实现。几天前，躺在舱室中的德雷克因为痢疾已然奄奄一息，他交代自己的手下，希望自己能被埋葬在陆地上。不过此次远航的情形很令人沮丧，船队纪律涣散，众人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所以当他的僚属们竭力重新整肃船队的同时，这位首领的尸体也被沉入海中。此次出航成为德雷克人生中的最后一搏，他终年55岁。就在不久前的几个月，远航探险的另一名指挥官约翰·霍金斯爵士也死了，终年63岁，海葬于波多黎各（Puerto Rico）。

1595年8月，由霍金斯和德雷克率领的一批船舰从普利茅斯出发，找西班牙人算袭击英格兰西境这笔账。出发前，他们决心要像当年一样威慑西印度群岛，挣得大笔大笔的财富。这趟行动的计划是登陆农布雷-德迪奥斯（Nombre de Dios）后占领巴拿马，切断从秘鲁银矿到西班牙的白银运输。同时，此次出航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为英格兰进一步获取海外利益，设法获得新的财源。但德雷克还是像往常一样自行其是，霍金斯的脾气也一贯暴躁。两人从一开始就在航行的战略部署上吵翻了。霍金斯主张不要进攻加那利群岛，不过最后德雷克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后来的战况非常不理想，并且这段拖延的空当让西班牙人得以向美洲中部增援。不久又有一艘船被英军俘获，终于让西班牙人瞧出了英军此行的真实目的。英军接连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和农布雷-德迪奥斯两处被击退，德雷克和霍金斯的行动计划显现出不祥的征兆。结果整个航行变得一团糟，许多人死于疾病，最后拖回来的那堆微不足道的战利品才值5000英镑。

当时，私人招募私掠船后组织的远航虽然阵仗不大，但收获能超过那些想要扩大国家利益范围、谋求巨财的大规模行动。击败无敌舰队后的3年中，共有236艘船参与这些私掠行动，缴获的战利品超过300艘船。而10年前，寥寥无几的英格兰私人战船一共才捕获过10艘西班牙船舰。

一心想发大财的水手们得到了命运的眷顾，他们技艺精湛，盼着能撞大运。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海面上，英格兰船只掠夺成性，阵容日渐壮大，给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大帝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由于英格兰海盗在加勒比海地区猖獗泛滥，圣多明各等地的正常贸易已几近中断。菲利普的财源遭受严重损失。古巴也几乎被完全封锁。新西班牙殖民地（New Spain）
[104] 总司令曾说：“那些英格兰船员无耻妄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活动范围已经延伸到港口周边，甚至运送淡水的驳船出去走上一里格（League）
[105] 都会遭到追击。”
[106] 17世纪头几年，圣多明各大主教曾写道，英格兰海盗长年累月的疯狂劫掠“让这座城市只能靠贫穷抵御侵袭”。
[107]

在埃塞克斯伯爵看来，从整体上说英格兰的努力只不过是“在海上闲庭信步”而已。1596年，他准备全面把控战局，将国王的军队和大量的私人船舰进行整合，铸造一支凶猛无匹的大军。第二任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身怀大才，相貌和口才俱是一流，还是玩弄宫廷爱情的一把好手。他在尼德兰、爱尔兰和诺曼底等地都有过奋勇杀敌的经历。63岁的伊丽莎白对这位年纪只有自己一半大的埃塞克斯伯爵很是溺爱，希望把他留在身边，当作自己孩子一样悉心爱护。其实女王和伯爵之间本就有渊源。埃塞克斯伯爵的曾祖母玛丽·博林正是伊丽莎白的姑姑，伯利爵士是埃塞克斯伯爵的监护人，而他的继父兰开斯特伯爵（1588年逝世）则是女王的挚爱。1589年，埃塞克斯违逆女王的命令私自离开，参与了德雷克攻打加的斯的行动，女王为此大怒不已，不过埃塞克斯本就无意于女王的恩宠。他揶揄嘲弄宫廷中的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唯一醉心的事情就是成为一名卓越将领和大政治家。

他计划带领一支盎格鲁-荷兰的海陆联军出兵西班牙，铲除菲利普的船队，夺取一处港口作为基地，攫取从新世界运来的珍宝。所有这些想法都和女王的政策背道而驰，她不希望本国有人插手欧洲大陆事务。唯一能让埃塞克斯的计划得到女王支持的，就是有迹象表明西班牙正在筹备另一支无敌舰队。埃塞克斯暗中歪曲事实，制造西班牙很有可能这么做的假象。1595年，西班牙人劫掠康沃尔郡（Cornwall）并占领了加来，这让他的危言耸听愈加逼真，不过伊丽莎白仍旧举棋不定。1596年5月，远航出征被取消，埃塞克斯为此抑郁不已。“我从来就不该侍奉于她左右，不该顺着她的意愿做事。”最终他还是在6月出航了，尽管伊丽莎白已经命令他不得侵占任何一处西班牙港口，但他仍决意实施自己的计划。

霍华德爵士是此次盎格鲁-荷兰联合舰队的统帅。舰队共计150艘船，其中有17艘属于英格兰海军。船上有埃塞克斯率领的6000名士兵和1000名志愿兵，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先行端掉无敌舰队，不让它进攻英格兰或爱尔兰。但埃塞克斯还有其他打算：他打定主意要夺取一处港口并截断西班牙与外界的贸易往来，“我们可以凭此挑断他的筋骨，花他自己的钱和他开战”。不巧的是其他将领均俯首听命于女王，根本无心参与他的计划。海军总司令霍华德的统领工作异常出色，他们在远离岛屿的海面上以最快的速度秘密航行，并将途中遇到的所有船只全部扣下，不让一丝一毫的风声走漏到西班牙人耳中。结果连本国军官都弄不清他们的动向，直到霍华德的船队停驻在加的斯沿海的时候，人们才终于明白英格兰人的真实意图。

可是恶劣的天气没能让他们立即发动进攻。西班牙人趁机把即将出发的“黄金船队”驶进了内港雷亚尔港（Puerto Real）以保无虞。他们还部署了桨帆船和盖伦帆船作为防御，不让任何人接近满载财宝的“黄金船队”。第二天清晨5点，英格兰和荷兰的战船正式发动进攻。霍华德的指挥才能又一次大放光彩。英军将炮火压制进行得有条不紊，以很快的装填速度轮番轰击，将对方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英军此番表现比1588年还要精彩。他们轰鸣的大炮两天内把就所有炮弹和火药都打光了，也就是说，那些体积最大的英军战船发射了超过500轮炮弹，其速度令人咋舌。最后有2艘西班牙盖伦帆船被俘获，另外2艘的船员为避免同样的下场主动放火烧船。

但是西班牙海军似乎并没有还击的意思。英格兰和荷兰两军士兵登陆后占领了加的斯并洗劫全城。不过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些士兵对普通平民，尤其是女人和小孩都还比较友善。梅迪纳·西多尼亚第二天赶到时已经没办法驱逐英格兰人离开加的斯了，后者在这里继续待了两个星期，过得十分惬意，“我们好像是到了齐普赛街（Cheapside）
[108] 一般”。霍华德在写给梅迪纳·西多尼亚的信中写道：“1588年我受女王陛下委派担任司令官，我想您对我的名字应当还不致完全陌生……”

公爵当然无须看这套虚言。他早就领教了英格兰人的高超手段和冷酷无情。所以他下令将内港的西班牙船只全部就地焚毁，包括一些战船以及整支“黄金船队”在内，烧掉的船只共计32艘。

大火烧毁了价值350万英镑的货物——这个数目至少是伊丽莎白年财政收入的10倍。从海军作战角度来看英军的行动非常成功。两周后，加的斯已成一片废墟，英军临走前还带走了2艘崭新的盖伦帆船和1200门炮。埃塞克斯希望继续留守加的斯的提议被众人驳回。菲利普这一次吃了大亏，不过庆幸的是他躲过了一场更为严重的打击，霍华德依照命令没有继续追击正在驶来的“黄金船队”（运载的珍宝价值高达400万英镑），不过这倒是让埃塞克斯懊悔不已。

虽然英格兰舰队大胜而归，许多人回来后也发了大财，但是献给女王的战利品少得可怜。没过几个月，报仇雪恨的无敌舰队便追上门来，阵容不输1588年。此时的英格兰已然衰颓，根本无力再组织起任何舰队保卫国土了。不过西班牙人也碰上了大麻烦，秋季风暴把无敌舰队吹得四散飘零，无力再战。

船队洗劫加的斯之后呈献女王的战利品寥寥无几，这让她震怒不已。1597年，埃塞克斯率领一支包括17艘皇家船舰在内的船队前往费罗尔（Ferrol），准备拿下此地，然后借此为伊丽莎白带回巨额财富。舰队由于风暴而被迫返航。之后埃塞克斯再次出航，但是队伍中的不少船被风暴吹跑，以致他抵达里斯本时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拿下并守住费罗尔。作为替代方案，他决定封锁伊比利亚半岛的海岸线，不过这个方案随后也因为盲目追击“黄金船队”而被搁置。作为海军将领，埃塞克斯的表现可谓乏善可陈。他和舰队副统帅沃尔特·雷利之间意见不合，并且和所有执行过这个任务的英格兰舰队司令一样，追击“黄金舰队”的任务最终也失败了。部分原因是，他当时急缺再度入侵西班牙所需的现金，已经到了急病乱投医的地步。说起“在海上闲庭信步”，想在大西洋上找到运宝船船队，那完全就是碰运气。埃塞克斯并不是那个幸运儿，他和无数人一样空手而归。

埃塞克斯的舰队抵达英格兰后，情况变得更不乐观了。浩浩荡荡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已经出海准备拦截埃塞克斯的队伍，还要进一步占领法尔茅斯作为入侵英格兰的前哨阵地。由于埃塞克斯，英格兰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幸运的是，这个国家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风暴拦住了西班牙大军的去路。此时的埃塞克斯可谓声名扫地，众人都知晓他在统率海军以及战略部署方面没多少才能。他的舰队驶进普利茅斯港的当天，霍华德被加封为诺丁汉伯爵，从爵位的品轶上来看仅次于埃塞克斯。对埃塞克斯来说，这表明伊丽莎白已经将加的斯大捷的功劳全归到了海军总司令的头上。他深感被愚弄，这些功绩都是他赢取的，受封的应该是自己才对。女王的倚重和臣属的恭敬俱皆离他而去，他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埃塞克斯的失势意味着，曾试图把英格兰的战略走向带上激进入侵方向的势力就此消逝。

女王的财政支绌困窘，为了抗击西班牙而发动的进攻越来越仰赖私人船舰，新的战略模式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英格兰的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1592年，女王、雷利、霍华德、霍金斯和其他一些人的船舰进行了一次联合远征，一场鏖战之后他们俘虏了一艘巨大无匹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上帝之母”号（Madre de Dios）。“上帝之母”号是当时全世界的海面上最为庞大的巨舰，当时正从东印度群岛返航。船上的货物令人激动不已，有数以百计的珍珠，超过1000颗红宝石和847颗钻石，光胡椒一项就让女王净赚8万英镑。除此之外，船上还有价值不菲的香料，数量太多，以致水手们解散离开普利茅斯后，都直接用水流将琥珀和麝香运到乡下去。

像这样受人瞩目的大捷引得数以千计的人们纷纷冒险投身到抗击西班牙的战事之中，同时也激励富人和伦敦的财团们投资私掠行业。由于涌入私战领域的财富数量过多，连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面向低地国家的羊毛和布匹出口几近分崩离析。许多城市的钱都流向了海盗活动。有些人借此一夜暴富，但在海上掠夺西班牙船舰所产生的利润还是不如正规的贸易途径。在附近海域游弋巡逻的私掠船主们想的都是轻轻松松捞钱，远洋贸易和经营殖民地备受冷落。既然可以直接从海上夺取亚洲来的货物，那就完全没必要冒着重重险阻远航印度洋。16世纪80～90年代，前往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探险寥寥无几，而且这些探险由于筹备和资金上的严重不足最后均告失败。当战事到了尾声的时候，人们已经建造了非常多的用于战斗和抢劫的船舰。这类船有大量空间用于装载大炮，所以只适合运输那些从海洋上洗劫来的昂贵又轻便的奢侈品——这样的船是无法进行大型远洋运输的。16世纪90年代末期，人们意识到战争结束的日子不远了，于是，一些从事私掠行当以及在黎凡特地区进行贸易而致富的商人们于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以消弭进入和平时期后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1603年，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James Ⅵ of Scotland）登上英格兰王位，是为詹姆斯一世（James Ⅰ），和西班牙之间这场根本无法获胜的战争在他即位后宣告停止。在不列颠历史以及整个海事史上，他的即位都是重要时刻。1066年以前，盎格鲁-撒克逊人或维京人的国王们称霸不列颠群岛靠的是手中蛮横残酷的海军力量。诺曼征服后，英格兰将目光投向了欧洲大陆而非称霸岛屿。它的北部和西部因此变得四敞大开，成为海上强国的潜力受到严重抑制。1603年，整个形势变得大不一样，因为现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国的王位已然统于一人。

皇家海军的船舰悬挂起了新旗帜——联合王国国旗（Union Jack），它将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旗（English cross of St George）和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十字旗（saltire）合二为一。这表明皇家海军的重要任务——守卫英格兰后方，抵御苏格兰进攻——已经结束了。在斯图亚特（Stuarts）王朝以前，英格兰人从未把本国视为岛国，因为还有一帮顽固不化的敌人同在这片陆地上。但现在英格兰是这片岛屿毋庸置疑的主宰者。受此影响，英格兰的岛国心态日益加深，而其雄心抱负已经从成为地区强国跃升到了变成世界强国。

詹姆斯主张大一统，但他同时也全力维护和平，这是影响英格兰未来的另一重大要素。1604年后，嗜战的航海者和城市中的投资者把寻觅财富的目光转向了正当贸易和殖民地事业。但这番转变不是没有代价的。当英格兰还是靠打劫西班牙海船来掠夺全世界的财富时，其他国家却早已骑着世界贸易的快马把英格兰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令其望尘莫及。

英格兰和西班牙和平关系的达成宣告不列颠海军早期的历史到了尾声。从阿尔弗雷德大帝到伊丽莎白，英格兰的海上命运一路跌宕起伏，从毫无希望的弱小卑微走向了不可思议的强盛。16世纪临近尾声的短短几年中，这个国家在对混乱无序的邻近海域进行了一番整肃清明之后，迅速崛起为海上大国——自英格兰诞生以来，混乱无序的海面就一直是深重的祸水。但这片充斥着无政府主义的汪洋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航海者，他们骨头硬、技艺精、谋略多，不断闯入其他族群的贸易航线和殖民地，并从中练得一身海战的本领。国王和水手之间的协同合作让这个国家看到了独立强盛的曙光。

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是英格兰海军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发生了什么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意义。英格兰人将海洋作为自身定位的所在，视统治海洋为自己的天命。从此，国家和皇家两者的命运变得休戚相关。大胜无敌舰队对英格兰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英格兰将皇家海军视为国运兴衰的命脉。它是英格兰不用向其他超级大国卑躬屈膝的象征。1599年，有消息传来说，一支新的无敌舰队正在科伦纳（Corunna）集结待命。情形和1588年如出一辙，人们还是一样惊慌失措。皇家海军迅速行动，准备在普利茅斯港召集一支舰队。虽然西班牙大军中途改道去荷兰平叛了，但海军部仅用两天就动员了18艘战船，可见英格兰的防御力量是多么的训练有素和骇人。这对其他大国是一个警兆——英格兰已经竖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皇家海军是一支组织性极强的战斗力，随时都能够为保卫国家挺身而出。虽然舰队阵容精简，但其中的战船威力凶猛，这正得益于长久以来打造出的包括船匠、船厂、仓库、运输和补给在内的一整个体系构架。

放眼当时的世界，这样的海军可谓绝无仅有。威廉·蒙森在提及1599年皇家海军迅疾的动员速度时曾写道：“在外国人心中，女王还没有其他任何事能让他们如此胆战心惊。”
[109]

[1]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975

[2] J.S.Brewer （ed.），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Henry Ⅷ ，vol.II，no.1113

[3] 阿尔昆（735—804）：一作阿尔琴，中世纪英格兰学者。——译者注

[4] D.Whitelock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 （1979），p.842

[5]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851

[6] 基督教的重要节日，为每年的1月6日，纪念及庆祝主耶稣基督在降生为人后首次在外邦人（即东方三贤士）面前露面。——译者注

[7] R.Abels，Alfred the Great：war，kingship and culture in Anglo-Saxon England （1998），pp.195ff

[8] 欧洲历史上从罗马帝国衰亡至公元10世纪的时期。——译者注

[9]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897

[10]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992

[11]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1002

[12] 大致为今日的英格兰西南九郡。——译者注

[13] 创作于11世纪，长70米、宽0.5米，现存62米，保存于法国下诺曼底的巴约（Bayeux）。该挂毯描绘了整个黑斯廷斯战役。——译者注

[14]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1085

[15] 英吉利海峡中的群岛，距离法国北部诺曼底只有约10海里。——译者注

[16] 由英国君主签发的正式文书，专门用于向个人或者法人团体授予特定的权利或者权力。不同于令状（warrant）和任命状，皇家特许状一般永久有效。——译者注

[17] 前述关于Lex d’Oléron的讨论，见R.Ward，The World of the Medieval Shipmaster：law，business and the sea，c.1350-1450 （2009），Appendix I

[18] M.K.James，Studies in the Medieval Wine Trade （ed.E.M.Veale；introduced by E.M.Carus-Wilson，1971），Appendix I

[19] 关于沃尔特·乐·弗莱明，请参考C.Platt，Medieval Southampton：the port and trading community，AD 1000-1600 （1973），pp.70ff

[20] 指大型海船可航行的通海河道。——译者注

[21] T.H.Lloyd，England and the German Hanse，1157-1611 （2002）

[22] 天主教会称四旬期。由大斋首日（圣灰星期三/涂灰日）开始至复活节前日止，一共40天（不计6个主日）。信徒以斋戒、施舍、刻苦等方式赎偿自己的罪恶，准备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逾越奥迹”。——译者注

[23] E.Power，The Wool Trade in English Medieval History （1941），p.18

[24] 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译者注

[25] Graunzon疑有误，似应为Crozon，即克罗宗。——译者注

[26] T.H.Lloyd，The English Wool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1977），pp.144ff

[27]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p.23

[28]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p.10

[29]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pp.25ff

[30] 关于亨利五世海军的讨论参考Rose，Navy of the Lancastrian Kings

[31]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pp.30-31

[32] 关于华列克和汉萨同盟，请参考T.H.Lloyd，England and the German Hanse，1157-1611 （2002），pp.195ff

[33] 此处原文serpentines，意为蛇形。一方面因为炮身上有蛇形曲线把手；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火炮口径较小，炮身像蛇一样细长，简称长炮。——译者注

[34] 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之子。——译者注

[35] 港口中可以将水抽干的船池，用于建造和修缮船只。——译者注

[36] 1552？—1616，英国地理学及历史学家。——译者注

[37] 巴斯（Brasil）一名源自古爱尔兰语，它和巴西（Brazil）近乎怪异的相似纯属偶然。巴西一词源自巴西木（brazilwood）。

[38] 卡拉维尔帆船葡萄牙语为Caravela，一款在15世纪盛行的三桅帆船，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普遍采用它来进行海上探险。——译者注

[39] D.M.Loades and C.S.Knighton，Letters from the Mary Rose （2002），p.13

[40] D.M.Loades and C.S.Knighton，Letters from the Mary Rose （2002），p.26

[41]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pp.81-82

[42]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亦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罗马人民的国王卡尔五世（1519～1530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阿拉贡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西西里国王卡洛二世（1516～1556年在位），那不勒斯国王卡洛四世（1516～1556年在位），低地国家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是“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也开启了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时代。——译者注

[43] 此处原文为white elephant，意指累赘、废物。——译者注

[44] 又称中型帆船、三桅军舰，有侧炮，可搭载数量可观的水手，是16～17世纪颇为流行的地中海大型战船。——译者注

[45] 约1485—1540，下令处死英王查理一世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为他的后裔。——译者注

[46] 指由国家颁发私掠许可证，授权个人可以在战时攻击或劫掠他国船只的行为。执行私掠的船只（privateer）通常称为私掠船或武装民船。——译者注

[47] 以伊比利亚语为母语的民族，居于伊比利亚半岛（位于欧洲西南角，包括当今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法国一小部分地区以及直布罗陀等地）。——译者注

[48] D.M.Loades，The Tudor Navy （1992），pp.1356

[49] J.McDermott，England and the Spanish Armada：the necessary quarrel （2005），p.25

[50] 附随大船的葡萄牙武装快船。——译者注

[51] 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大致包含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西的一大片地区。——译者注

[52] C.Cipolla，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1400-1700 （1965），p.36

[53] J.A.Williamson，Hawkins of Plymouth：a new history of Sir John Hawkins and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his family prominent in Tudor England （1969），p.71

[54] J.A.Williamson，Hawkins of Plymouth：a new history of Sir John Hawkins and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his family prominent in Tudor England （1969），p.96

[55] J.A.Williamson，Hawkins of Plymouth：a new history of Sir John Hawkins and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his family prominent in Tudor England （1969），pp.91-92

[56] J.A.Williamson，Hawkins of Plymouth：a new history of Sir John Hawkins and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his family prominent in Tudor England （1969），pp.144-145

[57] J.A.Williamson，Hawkins of Plymouth：a new history of Sir John Hawkins and of the other members of his family prominent in Tudor England （1969），pp.144-145

[58] J.McDermott，England and the Spanish Armada：the necessary quarrel （2005），p.120

[59] 简单来说就是船舶吃水线到甲板的高度。——译者注

[60] C.Martin and G.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1999），p.109

[61] C.Martin and G.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1999），pp.109-110

[62] D.B.Quinn and A.N.Ryan，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 （1983），pp.84-85

[63] D.B.Quinn and A.N.Ryan，England’s Sea Empire，1550-1642 （1983），pp.84-85

[64] C.Martin and G.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1999），p.102

[65] 指大不列颠与法国以及爱尔兰之间的狭长海域。——译者注

[66] H.Kelsey，Sir John Hawkins：Queen Elizabeth’s slave trader （2003），p.174

[67] Corbet，Papers Relating to the Navy During the Spanish War ，pp.131ff

[68] Corbet，Papers Relating to the Navy During the Spanish War ，pp.131ff

[69] Corbet，Papers Relating to the Navy During the Spanish War ，p.109

[70] Corbet，Papers Relating to the Navy During the Spanish War ，pp.131ff

[71] C.Martin and G.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1999），pp.116ff

[72]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58

[73]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59

[74]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59

[75]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p.186ff

[76]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p.199ff

[77]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p.199ff

[78]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p.202ff

[79]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p.202ff

[80]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211

[81]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p.288ff

[82] C.Martin and G.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1999），p.28

[83] C.Martin and G.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1999），pp.152-153

[84]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p.288ff

[85]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vol.II，pp.133ff

[86]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vol.I，pp.288-289

[87]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341

[88] C.Martin and G.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1999），p.180

[89]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14

[90]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p.14

[91] C.Martin and G.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1999），pp.183-184

[92] 安特卫普“地狱燃烧者”的具体描述，详见J.L.Motley，History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 （4 vols，1860-1867），chapter v，part 2

[93] C.Martin and G.Parker，The Spanish Armada （1999），p.190

[94] M.J.Rodriguez-Salgado，‘Pilots，Naviga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Gran Armada’，载于Rodriguez-Salgado and Adams （eds），p.159

[95] M.J.Rodriguez-Salgado，‘Pilots，Naviga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Gran Armada’，载于Rodriguez-Salgado and Adams （eds），p.158

[96]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I，pp.53-54

[97]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I，pp.97ff

[98]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I，pp.96-97

[99]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I，pp.96-97

[100]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I，p.159

[101]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I，pp.183ff

[102] J.K.Laughton，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2 vols，1894），vol.II，pp.137ff

[103] 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的轻型平底船，最初用于商运，后来多用为战船。——译者注

[104] 1521年西班牙在美洲设立的殖民地总督辖区，其核心区域为墨西哥南部，巴拿马以北的中美洲，加勒比海的西班牙属岛屿（包括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各、巴巴多斯等岛屿）。——译者注

[105] 长度单位，约为4000米。——译者注

[106] K.R.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English privateering during the Spanish War，1585-1603 （1964），p.164

[107] K.R.Andrews，Elizabethan Privateering：English privateering during the Spanish War，1585-1603 （1964），p.182

[108] 伦敦中部东西向大街名，中古时为闹市。——译者注

[109] D.M.Loades，The Tudor Navy （1992），pp.267-268

Ⅱ 国家海军：1603～1748年

简介

朴次茅斯的海岸高地上，一个男孩正向下俯视海面，这是他第一次一睹大海的真容。男孩名叫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白天的景象令他震撼不已。“我曾听说过古英格兰的巨木屏障：它在我想象中的样子是一艘船，或一支船队。但此刻我亲眼见到时，却发现那些想象都实在太渺小了，我整个人都淹没在惊讶和赞叹中了。”

科贝特看到的是正停泊在斯皮特黑德海峡（Spithead）气势恢宏的不列颠舰队。虽然这些是他在1783年时的回忆，却折射出不列颠人一直以来对海军的依恋之情。科贝特写道，和所有不列颠男孩一样，他也是自幼听着那些大名鼎鼎的海军将领和水手的故事长大的。“看到眼前的舰队，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从小熟知的故事，满心都是自豪之情：船上的水手们是我的同胞，舰队属于整个祖国，那么我自然也是参与其中的，而且共享着它所有的荣耀。”

或许对我们现代人而言，这份归属感和主人翁的心情有些莫名其妙。在我们现代的集体意识中，海军和大海已经退缩到一个很小的角落。但在不列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与皇家海军紧密相连的那个时代，它在人们心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让我们已经很难再充分感知到了。本书第二部分讲述的就是海军在17～18世纪进入公众生活的过程，揭示它是如何成为不列颠人之至爱的。

人们迷恋海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船在当时的象征有关。20世纪以前，战船是人类智慧所能创造出的最先进的产物。作为一个武器，它不仅构造极为精密复杂，还散发着诱人的光彩，或许人类历史上再没有什么武器比它更为优美了。

一位18世纪初的檄文写手曾评论说，即便是一艘普普通通的护卫舰或史鲁普船（sloop）
[1] 下水首航，都必然会有关于它的画作和雕刻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我们今天仍然能感受到这股热潮的余波：不列颠公共场合中，以木船停在海面上为题材的画作仍然备受青睐。J.M.W.特纳（J.M.W.Turner）的作品《“无畏号”战舰》（Fighting Temeraire ）在海军艺术史上仍占据重要地位。

一艘木制战船的魅力源自它自身的矛盾，它看上去十分简洁优美，但本身又超乎想象的复杂。以海事为题材的艺术家们所要做的——正如一艘好船上的水手们一样——是把那些不懂船的人认为复杂难懂的东西流畅而优雅地表现出来。一艘船能在水上航行抑或参与激战，是其背后成百上千个不为人知的个体共同努力付出的结果，从负责设计构造的造船师到埋头苦干的劳力，到牵拉缆绳的船员，再到指挥无数齿轮运作让这架庞大机器运转的军官，少了谁都不行。

和许多17世纪发生的重要变革一样，不列颠的海事艺术偷学了不少荷兰传统。展现17世纪中期和晚期英荷战争的史诗绘画里经常出现的广袤蓝天、风中飘扬的旗帜、船舷两侧腾起的硝烟，还有虚构出来的船舰，这些都是荷兰艺术家的手法，而他们当中最重要、最多产的要数威廉·范·德·维尔德（Willem van de Velde）及其同名的儿子。他们记录下了许多精要的战斗片段。老范·德·维尔德是第二次英荷战争（Second Dutch War，1665～1667）时的官方画家。两军交战时他从荷兰战船上速写战斗场面，其中不少作品成为今天人们熟知的巨型油画。他关于1666年四日海战（Four Days’ Battle of 1666）的速写系列极为详尽地记录了当时漫长的交战过程。

1673年范·德·维尔德父子搬到格林尼治后，受到查理二世（Charles Ⅱ）、约克公爵和贵族们的礼遇，海事艺术自此进入英格兰文化。这对荷兰父子绘制了许多关于皇家海军大型战役的画作。其中小范·德·维尔德还给英格兰战船画了几百幅素描，为斯图尔特王朝海军留下了丰富的图像资料。船舰的技术细节以及繁复的风帆系统都被父子俩捕捉到画作之中，而船首金光闪闪的绘饰更是不在话下。

战争从未显得如此壮丽动人。画面中那惊天动地的海战如同影响全世界的大事件，是堪与古典时代那些永载史册的战役比肩的史诗对决。不列颠和荷兰两国的战船都显得超乎想象的庄严恢宏。

这也是为何艺术在皇家海军的历史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它为海战对决镀上了一层光辉荣耀的色彩。在皇家海军服役成了王子和其他贵族都值得参与的事情，船舰本身也成了贵族的象征。皇室和贵族对范·德·维尔德父子以及英格兰本土艺术家们的优待明确揭示出当时海军在不列颠人生活中非比寻常的地位。被记录下来的不仅有宏大的战斗场景，还有参战的具体船舰。即便是普通的小规模交锋也被艺术家描绘成生死攸关的大事。可以明确看出，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对海事传统艺术和皇家海军的疯狂迷恋。

醉心于宏伟画作的还不只是资助画家的贵族及其亲信们。比如彼得·莫纳米（Peter Monamy，1681—1749）等海事画家的作品就被陈列在沃克斯豪尔游乐园（Vauxhall Pleasure Gardens）供伦敦平民欣赏。从18世纪到19世纪，关于海战和海军军官的画作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众多巨型油画中，H.范·约翰·克利弗雷（H.Vane John Cleveley，1712—1777）、尼古拉斯·波科克（Nicholas Pocock，1740—1821）、托马斯·巴特沃思（Thomas Buttersworth，1768—1842）、J.M.W.特纳（1775—1851）以及克拉克森·斯坦菲尔德（Clarkson Stanfield，1793—1867）等人的巨幅油画大大普及了这一题材，并使之日臻完善。
[2] 以船舰和海战为主题的绘画让以皇家海军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得以真正形成。海军船舰成了国家威严和自信的真实象征。

建造一艘战船要耗费大量的金钱，每艘船的花销都占国家财政预算中不小的份额。皇家海军的战舰、护卫舰、史鲁普船和小快艇均为国家财产，是所有国民共同的荣耀，并为全体国民所珍视。自17世纪晚期以来，气势恢宏壮美的楼船以及随之衍生的众多艺术作品已经牢牢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毕竟，这些船舰的花销都来源于他们。在艺术作品的引领下他们仿佛也亲身参与其中。人们多和科贝特一样感到自身与皇家海军之间有着某种渊源和联系。这固然是良好的民情，不过同时也是十分高明的政治手腕，以浪漫情怀和爱国大义调成可口的鸡尾酒，让纳税人顺着酒就把海军巨额开销的药丸给吞下了。

帆布上油彩绘就的船舰体态庄严，即便身处激战也是风度依旧。船桅倾折，牵拉风帆的索具乱成一团，巨大的帆布耷拉着，上面满是破洞，如此景象在特纳等画家的笔下却仍旧显出一派壮观宏伟。19世纪以前，战争中恐怖惨烈的一面以及水手们起居和工作的环境极少体现在海事艺术作品中。幻象之下现实的面目并非向来如此。不过公众们期待的是传奇与浪漫，并最终得偿所愿。激荡人心的画作让皇家海军在国民生活中占据了极受尊崇的位置。国人们满怀喜爱和热情的风潮吹满了海军战船的巨帆。

第5部分 陷入困局

第16章 巨人倾颓（1603～1628年）

我深知，钱才是最大的敌人。

——康威子爵（Viscount Conway），1640年

国务大臣约翰·科克（John Coke）爵士此时正绝望地待在朴次茅斯的一家客栈里。在他看来，这里与其说是临时设定的军事总部，倒不如说是“挤满病人的医院”
[3] 。1628年夏天，这座环境十分糟糕的小客栈里臭气熏天，到处都是人，停驻于此的科克正以一己之力召集进攻法国的舰队。

许多水手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没领到薪水了，对家人的挂念不断折磨着他们的内心。他们饥肠辘辘，十分渴望能拿到钱，甚至到了私卖船上设备的地步。闲置的船只在等待修补，手下暴动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补给船只被海盗拦截，皇家海军已经走到了崩溃瓦解的边缘。放眼整支舰队，船员衣衫褴褛，病患随处可见。一名船长提及自己的船员时说：“他们的脚趾和脚板严重溃烂，肉一块一块地往下掉。”
[4] 每当科克取得一些进展，新的麻烦就会迎头撞来。“我待久了以后，”他抱怨道，“发现舰队越来越没法出海远航了。”
[5]

在17世纪初，英格兰海军还是佼佼者。到了17世纪20年代它的力量开始明显下滑。1628年11月12日，英格兰舰队返回本国港口，整个航行不仅一无所获还花去不少钱。两周后，6艘西班牙盖伦帆船和13艘装载黄金与珍宝的船在护卫之下驶入法尔茅斯港。它们就是西班牙的“黄金船队”——一支曾让德雷克、霍金斯以及无数豪杰一举成名的船队，终于被俘获了。

完成这一壮举的是一位名为皮特·海恩（Piet Heyn）的荷兰海军上将，通过此事足以窥见当时海上大势如何了。荷兰人的海上力量已经遍布整个世界，英格兰掌控不列颠海域主权的宣言被无情嘲弄。重新振奋的西班牙再度成为海事强国，而法国经历了长时间内战之后，也向自诩得意的英格兰海军发出挑战。

此外，英格兰的海岸线、港口甚至入海口也面临一大新的威胁。一些海盗活跃于北非——那个地方被人称为巴巴里海岸——他们扣押英国航船、劫掠港口，抓捕男人和小孩卖去做奴隶。

外国的海盗劫掠英格兰沿海城镇并掳走那里的平民，这些情景人们并不陌生，但那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了。可现在这段历史又一次重演了，而且敌人的肆虐残暴丝毫不逊于当年的维京人。伦敦的大街上充斥着闹事的水手，他们抢劫牧师，要求发放拖欠多年的服役薪水。成群结队的女人哀哭号叫，在查理一世的宫廷中纠缠不休——丈夫被非洲海盗屠杀了，她们正苦苦哀求国王伸出援手。

英格兰早已不复昔日“英明女王”（Good Queen Bess）时代的辉煌荣光，1588年大捷的神奇事迹也成了遥远的回忆。那时的英格兰航海者们足以让整个世界震颤，此时整个国家却几乎撑不起一支海军，只能任由新一代的海盗们鱼肉宰割。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约翰·科克爵士对皇家海军衰败的原因了解得最为透彻。20年前，他曾在伊丽莎白时代末期担任海军部财务官的副手。虽然当时海军声势正盛，但他很快就察觉到军中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时任海军总司令的诺丁汉伯爵（击败无敌舰队的那位）与海军验船师约翰·特雷弗（John Trevor）过从甚密。任何想要拿到一份工作或合约的人——即便是最底层的苦力——都要先重重贿赂他们二人。为了让这笔“投资”发挥更大的价值，在码头干活的人找到了种种法子中饱私囊。他们私卖海军物资并且一直给海军财务官开高价。特雷弗对这些把戏尤为拿手，从挪威采购或是从皇家森林中运出来的上等木料都按优惠价格卖给了他的生意伙伴，而没人要的下等木料则以高价卖给了海军。

为了中饱私囊，海军官员以满员的规格申请薪水和补给津贴，实际水手人数却只有申报总数的70%，虚报的那30%的水手所领的所谓“亡灵薪水”和补给津贴都直接落入船长和其党羽的腰包。

科克相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解除诺丁汉伯爵的职务。他期待新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能正视腐败之积弊并支持他的想法。结果和许多诤言者的下场一样，科克自己被调走了。

新任财务官罗伯特·曼塞尔（Robert Mansell）是个讨人嫌的厉害角色。诺丁汉和特雷弗在海军中的麻烦事都由他了结。经由海军财务官流入海军的国帑也同时进入了诺丁汉、特雷弗和曼塞尔的腰包。虽然他们的罪状众所周知，但这个三人帮还是顺利通过了1608年的一次官方调查。

国王的官员利用职位谋取私利的行为不再是禁忌。海军部成员往往把公事和私事搅为一团，与承包商之间达成某些协议，在每笔交易里面都要捞一笔。海军为国御敌的时候，这些勾当尚可忍受，但借用威尼斯公使的话，此时大多船舰已到了“陈旧朽烂，不堪一用”的地步。

“皇太子”号（Prince Royal）的建造工程甫一动工，新船龙骨就由造船总长菲尼亚斯·佩特（Phineas Pett）铺陈在伍尔维奇，此前人们还从未建造过这么大的战船。不过传回来的消息并不乐观。据其余造船师所言，佩特按照最上等材料的价格向海军财务官报价，但实际使用的是未干的廉价木料，他以此手段捞取钱财。1610年，詹姆斯一世前往伍尔维奇查看“皇太子”号。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令人窒息的场面。这艘新战船有着无与伦比的高大外形，吨位达到了1200吨。更为震撼的是，三层甲板上每层都安置有大炮，这尚属首次。“皇太子”号的出现意味着伊丽莎白时代迅捷灵活的盖伦帆船日渐退出人们的视野，足以震慑四方的威赫战船开始受到青睐。

登临“皇太子”号的詹姆斯“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里外外仔细查看这艘船”，虽然国王对船舰并没有什么研究。建造“皇太子”号耗资2万英镑。11年后，此舰光停在海面上就要花费皇家海军500英镑，若维持正常服役则需6000英镑——已经抵得上建造一艘新战船的费用。

1615年，威尼斯大使去了一趟泰晤士河，他在那里看到“滞水区的沟渠中矗立着24艘一流战船，犹如一座座坍塌的巨型雕像，空荡的船上全无大炮和人的踪影，就这样停放着任由风雨侵蚀”。
[6] 和平时期，国家最大号的船舰都处于“保持常态”或封存状态，在17世纪头20年中，它们就一直这么被弃置在停泊的地方，静静地腐朽。

皇家海军的衰颓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船舰越来越不堪重用。詹姆斯国王厌恶战争，而且眼下也没什么可能出现冲突的地方：苏格兰再也不会对英格兰构成威胁，荷兰人也真正从西班牙手中独立出来，往来狭海的英格兰人再无后顾之忧，法兰西的海洋区域也因内战变得四分五裂。在这宁静的和平时刻，海军放任自流，不再需要绷紧神经应对战事，不再磨砺自身以和国内外敌人对峙，并且能够整肃队伍、练兵待战的卓越将领也不复存在。

詹姆斯像厌恶战争一样厌恶海盗。在他眼中，海盗是各国之间和平往来的阻碍，破坏了相互间的和谐，是道德沦丧、极具破坏性的存在。当威尼斯大使向詹姆斯表示诺丁汉公爵正在资助海盗时，他开始表现得“非常不耐烦，不停地扭动身体，有力地挥舞着双手，两脚也在不断地点地”。初登王位的几年里他发布过一连串打击海盗的声明。1608年，19名海盗在沃平（Wapping）一起上了绞刑架。詹姆斯在位期间，许多海盗或受刑罚，或被发配至皇家海军服役。

倘若皇家海军能继续深化詹姆斯剿灭海盗的运动，情形或许是另外一种模样，但诺丁汉站错了队伍。他自己就掌控着一些私掠船，海军和海盗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也只是敷衍了事。

许多英格兰海盗将行动地点换到了阿尔及尔（Algiers）、突尼斯（Tunis）和萨利（Sallee，邻近今日的拉巴特［Rabat］，位于摩洛哥境内大西洋沿岸）这类地方，他们在英格兰海域常用的那一套手法被沿用到这里。纽芬兰岛的捕鱼船队遭到袭击，同样被袭的还有伦敦城的黎凡特公司，其贸易范围已经远至阿勒颇（Aleppo）。本国海域内亦有海盗横行。詹姆斯甚至直接和北非的巴巴里摄政王达成协议，试图用外交手段压制肆意妄为的本国海盗。到1617年，各国合力对抗阿尔及尔海盗的行动计划已逐渐浮出水面。

手段用尽之后，国王詹姆斯终于直面多年来一直被其忽视的海军。此时的海军已经无力再有什么作为了。

1618年，海军再次接受调查，和以往不同，这次是真刀实枪。不单单是因为国王意识到了海军沉疴难返，也是因为当时兴起了一股改革浪潮。詹姆斯对近身廷臣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言听计从，后者身兼白金汉侯爵（marquis of Buckingham）和枢密院委员（Privy Councillor），一时间权势煊赫。白金汉侯爵立功心切，希望自己不仅是长相英俊的年轻宠臣，同时还是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深信自己有能力缓和国王与人民间的紧张关系，必须严厉整治宫廷和诸部肆意挥霍的风气。皇家海军是下一个整治对象。

调查发现，皇家海军共有41艘船，其中12艘已经完全报废，另有23艘需要大规模维修。委员会出具了皇家海军往年的开销账目，并尖锐地指出：“皇家海军一年开销达到……53004英镑，却仍在不断衰朽下去。”
[7]

1618年白金汉侯爵出任海军总司令。委员会给出了具体的办法，让海军恢复行动能力的同时将每年开销从5.3万英镑削减至3万英镑。海军部榨取海军资源以谋取私利的做法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一个由12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约翰·科克首执牛耳。他十多年前就曾为皇家海军之事厉声疾呼，只可惜一直未得到重视。

这个国家已经度过了14年的承平时光，科克的当务之急便是打造一支与当下形势相适应的海军。委员会全力修补尚可抢救复原的船舰，还建造了10艘新船。所有努力的目标是要建造一支低廉而又颇有声威的海军，不让其落入凡俗普通之流。它将成为能够长久封存而不朽坏的国有资产，同时还能震慑其他国家，让海盗再也不敢肆意妄为。而境内的私人运船也和以前一样被迫前来效力，填补施工中短缺的人手。

可正当海军兴师动众进行重建的时候，外面的国际形势已然发生了变化。

1625年詹姆斯一世逝世，他的儿子查理（Charles）在白金汉公爵的怂恿之下决意要建立强大的武功。这意味着要用举国崇尚的海军去成就光荣与不朽的威名。詹姆斯离世前一年，议会就急切希望和西班牙一战，再现伊丽莎白时代的辉煌战功。他们梦想着能重回“光荣女王”时代。用私人战船重创西班牙帝国，以海军保卫本国海域。

可众议员听闻白金汉公爵的诸多提议后却十分惊恐。起先，他提出由他独自一人指挥整场战事，但议员们认为这位廷臣并不是领军打仗的料，他们十分厌恶他的战略计划。白金汉还想带领海军前往西班牙，夺取一处港口，进而截获传说中的“黄金船队”。还有议员对海军的状况提出质疑。狭海海面上四敞大开、守卫松懈，众人对此非常不满，英格兰商船、捕鱼船队和港口被敦刻尔克和巴巴里诸国（Barbary States）来的海盗大肆劫掠。一名普利茅斯议员抱怨道：“国王的船舰不务正业，只知在各个殷实的港口间来回转悠，还要人们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绝大多数议员心中所幻想的战事是通过类似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种大战役，掳获西班牙的财宝送入英格兰国库，纳税人从而不用承受更重的赋税。但发动战事的成本实际上已飞涨。议员们听闻战事所需开支后一片哗然。科克向议会明言，国王在战备上的花销已达28万英镑，另外还需要为远征支付29.3万英镑。对于一场既没有表决通过又不受自己掌控的战事，议会并不打算往里面大把砸钱。科克声色俱厉：“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支舰队都势在必行。”
[8] 议会没有理睬他的危言恐吓，仅投票通过了杯水车薪的16万英镑供他使用。

科克继续四处催逼，即便凑到的都是零零散散的钱，他也铁定心思要组建一支海军舰队。克服重重困难并花了不少钱以后，舰队的粮草补给才算有了着落。紧接着就是集中所有资金购置弹药。所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舰队却早已开始不断消耗刚储存下来的食物和啤酒，于是又要重新寻找新的补给来源。

舰队“穷得叮当响”的状况让船长们埋怨不已。
[9] 而远航司令爱德华·塞西尔爵士（Sir Edward Cecil）写道：“简直找不到比这些船长和军官更混账无知的人了”，水手则是“浑浑噩噩，任你怎么责罚、辱骂都无动于衷”。
[10] 他率领的舰队包括14艘皇家船舰、30艘商船、40艘纽卡斯尔（Newcastle）的运煤船以及20艘来自荷兰的船。

10月舰队起航的时候，一年当中大半的光景已经过去了，而且由于筹备进程太过拖沓烦琐，西班牙人早就收到了他们要来的消息。而此时英国人已经走得太远，成本太高，无法再中止行动。

1625年10月5日，科克目送自己的舰队离开普利茅斯港，最后14艘商船出发时十分不情愿，直到科克勒令“即便是以牺牲为代价也要起锚出航”它们才走。尽管如此他还是长舒了一口气。
[11] 让科克丧气至极的是这支海军队伍一天之后就返航了。塞西尔担心船舰此时的状态无力经受秋季大风。科克在回信中奚落道：“打仗总是有风险的……要是只在乎船的安危，那还是把它们停到查塔姆去吧。”
[12] 说不定真把它们停到那里的话最后结果会好一些。塞西尔再度率队出海时，仍旧没有确定行动战略。

远航途中，舰队搞砸了劫掠加的斯的行动，也没摸到“黄金船队”的踪迹。这趟诸事不顺的冒险航行充分暴露出海军衰弱到了什么程度。一直以来，英格兰君主都要依靠民众的认可和航海界众人的热情参与才有办法打仗。要是这两点无法达成，结果就会像1625年一样陷入混乱。塞西尔在占领加的斯的行动中发现，私人船长很怕他们雇主的船舰遭遇险境，得驱赶着他们才能执行自己的命令。仅仅25年前，水手们奋力进取的气势还令人胆寒不已，与之相比今天就是天壤之别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30年承平之世后，已经很少有人能为大规模水陆两栖式登陆作战提供有序的后勤补给。陆军士兵已经做好了登陆的准备，结果发现船上各类辎重都没有按照行军的要求堆放。梯子到了临下船的时候才找到，翻遍各处也不见手榴弹的踪影。食物和啤酒消耗殆尽，疫病蔓延至整支舰队，破漏不堪的船只行动起来有气无力。终于从破破烂烂的船上解散离开的水手们却最终陈尸街头，其余努力寻找归国之路的人也瘦弱憔悴，衣衫褴褛的身上散发阵阵恶臭。最后塞西尔只带回了区区50万英镑的东西。

约翰·科克爵士警告白金汉，必须先把加的斯舰队的钱款付清，然后才能组织新的舰队，这一点要是做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会让全世界都鄙夷我们”。
[13] 然而白金汉却早已开始策划下一次入侵西班牙的行动了。

议会怒了。加的斯那场灾难损害了国家荣誉。约翰·艾略特爵士（Sir John Eliot）身兼议会议员和德文郡海军副总司令，曾亲眼看到从加的斯返航的舰队以及船上瘦骨嶙峋的水手们，那景象一直停留在他脑海中。他在议会上发言：“我们的荣耀蒙尘，我们的船舰破漏，我们的士兵死去，但原因不在加身之刀剑，不在哪个敌人，也不是意外，根源正是……那些我们信任仰赖的人。”
[14] 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受人诟病。舰队因财力不济无法获得补给，导致狭海防守空虚。海盗活动更为猖獗。

议会的态度是，如果能撤去白金汉的职务并对其施以惩戒，那么查理就能得到批款。查理选择解散议会。1627年，他下令向臣民征收强制性公债。

正当议会对白金汉群起攻之的时候，有风声传来，一支阵容胜过1588年无敌舰队的西班牙海师正整装待发。当收到要从港口征收传统的船舶税的命令时，港口当局并没有急于奋起保家卫国，而是辩解道，由于贸易活动受到战事的破坏，港口地区已饱受重创。海军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朴次茅斯一粒粮食也没弄到。负责粮食供给的官员押上了个人的声誉，能买到什么就买什么。正当他们筹备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交战的船舰时，船上的人却密谋着进军伦敦，向查理请愿支付他们18个月的薪水。军官勒令水手们留守原地，后者回答说，“家中的妻儿可能正在挨饿，而他们自己也将因为缺乏衣物和其他必需品而身死他乡”。
[15]

8月，白金汉的马车被一帮水手拦住，他们扬言只有发了他们的工资才会放他走。几个月后，暴徒们把他的马车砸得稀巴烂。

威洛比爵士和登比爵士（Lords Willoughby and Denbigh）正准备率领舰队再度出航截获“黄金船队”。经过一整个炎夏的躁动无序和反复叛乱之后，补给终于汇集到了朴次茅斯港。但海军内部极度缺乏统一调度。所以当负责粮食的官员准备开始提供补给的时候，船队又急需锚、帆具以及其他必不可缺的装备。于是粮官只得在舰队等候装备的期间去寻找更多的粮食。

白金汉询问海军委员会为何这些事情没有筹备好，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他们“没钱支付薪水”，所以只能通过“胁迫的手段强制手下干活”。
[16] 9月，威洛比不得不在没有火船和葡萄牙武装快船的情况下出海。这一次，领导者又是没有明确把握就不惜一切代价让舰队出海，侥幸企盼着有所斩获。后卫司令约翰·彭宁顿（John Pennington）在给白金汉的秘书爱德华·尼古拉斯（Edward Nicholas）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坦言，我对这次远航不抱任何希望，从年初到现在为止我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消耗了大量粮食，就只为了这10周的航行。”对此，每个人都表示赞同。最终，海军在比斯开湾遭遇风暴之后就返航了。

此时枢密院又得知了一个新的威胁。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买下了法国海军上将的官衙，他准备筹建一支法国海军彻底击垮拉罗谢尔处的胡格诺叛军。枢密院认为，主教还可能会派出从阿姆斯特丹购置的12艘战船，“篡夺英王陛下对不列颠海域的绝对掌控权，陛下的王权和世代沿袭的王冠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害”。
[17]

这是真正的威胁。但出兵西班牙的两次航行都因财力匮乏而不成气候，这一次海军还有余力应对吗？皇家海军必须再次依靠其传统力量来源。枢密院从伦敦城再次征募了20艘船。

被征募船只9月初就应当停驻在朴次茅斯了。一个月以后伦敦城告知枢密院这些船还没有准备就绪。它们按规定应服役3个月，然而伦敦城挖空心思耗费船队的服役时间。船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抵达泰晤士河河口。

彭宁顿正在唐斯等候它们到来。当看到眼前的队伍时，他不禁瞠目结舌。船上的船员都是些“没出过海的人和小孩子，派不上什么用场”。
[18] 这些船也“极为低劣”，武器装备得极少，装载的火药只够战斗两个小时用的，而彭宁顿的任务是要搜寻并摧毁黎塞留的那些新船。伦敦的船队一来就声明自己服役的时间快要结束了。船员，甚至包括军官，更是一副不服管的做派。

彭宁顿率领着伦敦船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去寻找法国船舰。1月14日，他在圣马洛（St Malo）发现对方身影，但是伦敦佬们说船队规定好的服役时间已经超了，没和对方交战就直接返航了。

这场前所未见的溃散成为海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至少自埃塞尔雷德开始，英格兰就一直靠动用私人航船组建海上力量。不过现在皇家海军和商船之间已经产生明显的分歧，私人航船在意愿和能力上都不足以适应海上战事。原因有很多。16世纪晚期是两者通力协作的鼎盛时期，自那以后不同船只在用途上变得越来越单一。斯图尔特王朝所青睐的大型战船和为贸易运输设计的航船有着很大的差别。亨利七世曾设立赏金制度，建造能够参战的大船的船主可以拿到一笔赏金，1618年时该制度被废除。

不过更重要的是，海上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国王和民众互相受益的模式。即便战争使海面变成无政府状态，它也不再像之前几百年那般令贸易商垂涎了。议会、民众和商人都不欢迎查理发动的战事。私人船主均抵制服役，真到强制执行的时候则暗中拖后腿。

意识到商人不再能作为守御疆土的辅助力量后，国王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了。在财政和宪法危机并至的关头，这个挑战显得愈加严峻。

1627年年初，彭宁顿横扫英吉利海峡后截获了价值128600英镑的战利品。这笔意外之财让白金汉得以筹备夏天里的一场大行动：从海上为拉罗谢尔的胡格诺教徒提供援助。但海军当局在组建舰队时仍旧左支右绌，各处港口均拒绝提供船只。2月，一帮没拿到薪水的水手在伦敦市里横冲直撞，还于塔丘（Tower Hill）会合，谋划着将白金汉斩首。

白金汉在补给匮乏和人心浮乱的双重危机之下继续推进自己的计划。1627年7月，舰队抵达拉罗谢尔沿岸，它堪称英格兰历史上最庞大的舰队之一。这支舰队耗费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查理在众多不满之声中征收强制性公债。

白金汉打算夺取拉罗谢尔沿岸的雷岛（Île de Ré），占领以后可以此为基地控制这座城市与海上的通道，进而利用发动叛乱的法国新教徒牢牢牵制法国大军。

事情开始得并不顺利。这次的水陆两栖行动进行得和之前一样拙劣。士兵们不愿上登陆船，彭宁顿不得不舞着棍子“杀鸡儆猴地揍一些人”，直至他们最终登船。

把这些人弄上岸耗费了3天时间。他们都是新兵，登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训练。正当他们开始最基本的训练时，法国人已经进入了要塞据守。彭宁顿率部穿行该岛，将要塞团团围住，可是英军工兵统领早已死在那场拙劣的登陆行动中，其他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围困一座要塞，而且英军统共也就只有5门重炮。彭宁顿安营扎寨，准备长久包围这座要塞，并派人回英格兰请求援军和补给。与此同时，他相信海军能够成功阻截前来增援的法国守备部队。

围攻失败令英军丧失了发动奇袭的关键点。白金汉被迫之下只得转入消耗战——英格兰再不济也至少有能力施展这一战术。他们掐断了法国人的补给线。就在法军要塞已经撑不住准备投降的时候，海军的封锁线却没能拦住前来增援的法国人，9月的一个夜晚，法国人乘着小船送来了食物。10月，增援小岛的4000名法军轻轻松松就穿过了英格兰海军的封锁线。

这个时候白金汉已经没有选择，不拿下眼前的要塞就只能认输。当英军登城的梯子架到法军要塞厚厚的城墙上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梯子太短而根本不能使用。围攻就此收场。

在其后的撤退过程中，英格兰人溃不成军。英军沿着狭窄的堤道往停在岛屿另一端的船上逃窜，法国人趁机痛击。于是溃败演变成了屠戮。白金汉逃回来的时候，原本8000人的队伍只剩下3000人。这就是本章开头1628年惨况的历史背景。在雷岛战败后，水手、士兵、议会和公众对白金汉越发痛恨不已。不过他仍旧铁了心要援助拉罗谢尔的胡格诺叛军，争得属于自己的荣耀。和他针锋相对的议会丝毫没有消解敌意，拿不到报酬的水手在他位于伦敦的宅邸约克大厦（York House）外面喧哗闹事，威胁要拆光这里的一砖一瓦。

此时在伦敦城另一边的弗利特巷（Fleet Lane），一位名叫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的年轻小伙子正陷入一片消沉低迷的状态。我们今天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他是此次加的斯远征军的一员，亲历了雷岛的那场大屠杀。每次入睡以后他都会梦到那一幕幕恐怖骇人的场景，醒着的时候则很少说话，但读的东西很多。他研读的这些材料中就有议会对白金汉的抗议书。

8月22日，白金汉抵达朴次茅斯，负责指挥这里的舰队。甫一到任，他就被迫亲自领头，带人把一大帮不服管教的水手轰上船。他当晚暂住于灰狗客栈（Greyhound Inn）。翌日清晨，海军大臣在路上从一群军官当中走过的时候，停下来和一位上校打了个招呼。上校弯腰致礼。费尔顿猛一下从这位弓身的军官身上越过去，把自己的匕首扎进了白金汉的胸口。事后他说，他看过议会的抗议书后便笃定“刺杀这位公爵实属报效祖国”。

不过此事未能阻止远征队出航，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正当查理的海军在拉罗谢尔沿岸徘徊而不知如何下手时，几成饿殍的敌方驻军发出了协商投降的信号。查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向法国人发起攻击。在第三次试图穿越敌军的强力封锁时，英军船舰偏离了自己的进攻路线，“水手们被岸上的炮台吓破了胆，毫无作为”。拉罗谢尔最终落到路易十三手中（Louis ⅩⅢ），这意味着法国人掌握了英格兰所有海滨地区的控制权，形势对英格兰十分不利。

英格兰海军沦为笑柄。“从来没见过如此腐朽狼狈的舰队，”一位目击者说，“要是敌人看到这番景象，一定会嘲笑我们国家没落无能。”
[19]

事情的真相是查理没有能力撑起一场战争，英格兰的国力已经比不上16世纪90年代了。议会拒绝协助莽撞的冒险行动，而境内的私人船主们也不乐意拿造价昂贵的商船去涉险。更糟糕的是，英格兰海员的待遇极为悲惨。海峡舰队的一位船长抱怨道：“凄风苦雨的冬日，大伙儿都瘦弱不堪，整日挨饿，为国王干活打仗都不如当桨帆船上的奴隶。”

失去了航海者和商人团体的同仇敌忾，查理已无力再实施什么进攻作战了。不过即便接二连三地失利，加之国库枯竭，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挽回颓势。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英格兰海军的昔日辉煌散发着独特的魔力。查理和白金汉期待用海军成就一番伟业，只是他们被这股魔力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海军上下统领不力的现状，更没有看清楚自己手中这支海军的真实状况。

1618年以后，经由科克重建的海军本质上是一支防御性力量，根本不适合离开本国进行长时间的远征作战。它的整体设计和当时的经济状况是相符合的，其命脉是私人航船。17世纪20年代，人们对海军的战略设想和它本身的能力之间横亘着致命的矛盾。

维系一支主要用于本土防卫的海军没什么值得夸耀的，而这也折射出英格兰衰弱的国力。它本该保护往来商船以及周围海域不受海盗侵袭。据估算，1622年至1642年间，北非来的海盗掳走了300艘船和7000多人。肆虐为害的海盗还不只是从北非而来。
[20] 光1627年一年的时间，敦刻尔克的海盗就劫走了150艘荷兰与英格兰的航船；翌年的数量则达到了245艘。保卫本土海域安宁之责让位于虚荣自负的理想抱负。

后果可想而知，英格兰对蝗虫般的北非海盗几无抵挡之力。此时的海军已担不起守卫本国海岸线的责任。这对一个以海上霸主为自我定位的国家而言是非常尴尬和令人愤忿的。实际上，自1588年一度攀至令人目眩的高度之后，英格兰海军实力又回落到了曾经的水平：英格兰只是一个三流的海上国家，注定要遭受海盗无休止的蹂躏侵袭，而且还要依附于欧洲大陆的海上强国。正如英格兰历史上许多似曾相识的情形所示，海上的黑云遮住了洒向陆地的阳光。就查理一世时期而言，水手们满腹怨气，纳税人抗拒缴税，议会中矛盾重重，一片风雨飘摇中乱象丛生。

仅凭有限的资源，海军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位内心十分窝火的海军官员向海军大臣爱德华·尼古拉斯坦言道：“该办的事情总办不成，只有一个原因，没有做这些事的第一驱动力，也就是钱。”

第17章 “海上君王”（1629～1642年）

英格兰之名能于巴巴里流传，并继而进入土耳其、亚美尼亚（Armenia）、莫斯科维亚（Moscovia）、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地方，靠的是商业贸易而非侵夺疆土，靠的是船上的帆而非手中的剑。

——刘易斯·罗伯茨，《贸易中的宝藏》（Treasure of Traffic ），1641年

1639年9月8日，一支载有24000人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驶入唐斯。这片水域是英格兰最为敏感的战略要冲，1588年那支无敌舰队就曾试图进入这里，不过失败了。

这支无敌舰队并不是来与英格兰为敌的，它此行的任务是将西班牙军队送到佛兰德斯。它是为了摆脱一支荷兰舰队的追逼才进了英格兰的锚地，这支荷兰舰队虽然阵容不大，但战力很强。整个10月，荷兰海军将领马顿·特罗普（Maarten Tromp）和威特·德·威斯（Witte de With）为将无敌舰队牢牢困在唐斯，派了许多船前来增援，以致西班牙人抱怨说荷兰的船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终于，在10月11日这天，荷兰人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查理一世在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事之间持中立态度。唐斯有一支由海军中将约翰·彭宁顿爵士统领的海军中队，不过仅凭它们根本不足以将外国船只阻于英格兰水域之外以保持自己的中立立场。彭宁顿是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习惯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完成斯图亚特家族那些官大人们提出的不可能完成的要求。1639年西班牙人出现在唐斯之前，他的任务是在荷兰人面前尽力维护英格兰的主权完整，因为当时荷兰人正在海上搜捕逃脱惩罚的英格兰船只，甚至将其搜索范围扩展到了英格兰本国港口。

10月11日这天，彭宁顿的职责是在特罗普发起进攻后为西班牙人提供保护。但那天清晨的战斗中他没办法抢占荷兰人的上风位。特罗普派了威特·德·威斯带领30艘船截住皇家海军的队伍。英格兰船上的水手们只能像海岸上围观的人那样伸长脖子观战，任由特罗普出色地利用风向优势困住西班牙人。荷兰人从唐斯南面顺风入港，东北面的鸥溪（Gull Stream）就成了唯一的出口。这条溪流又窄又浅，十分险恶，且随着沙洲和浅滩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大船从中通行很耗时间。所以西班牙人还没来得及出去就被荷兰人追上了，最终西班牙人完败。看到特罗普的船向自己的旧敌开火时，英格兰水手兴奋得叫喊着：“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21]

这种形势下彭宁顿做不了什么。后来他声称荷兰人是被他赶出唐斯的，这和小孩子虚张声势的做法如出一辙，实际上荷兰人当时正在追击无敌舰队残部，根本没把后面气喘吁吁的英格兰人放在心上。彭宁顿也确实花力气抓到了2艘荷兰船，不过又以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还回去了：“它们太不值一提了，根本不足以抵消国王陛下所受的冒犯。”

实际上，英格兰水域中这支世界最强的海军刚获得一场伟大海战的胜利，皇家海军早就被对方的声威镇住了，彭宁顿是没胆子留着那些船的。17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以为英格兰的海上力量已经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强大，这件事一下子戳破了人们的想法。

17世纪20年代，英格兰因为一些不自量力的举动让海军破败殆尽后，查理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以更客观的视角真实地看待了他的海上力量。现在他已经可以避免耗费高昂的战事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可以凭借新生的皇家海军将不列颠周边海域控制在自己手里。他父亲在位时英格兰海事力量明显下滑表明，战船封存以后不做任何维护是不可取的。国家海军经历革新以后应当多加历练，即便在没有战事的和平年代也该如此，让军官和水手保持良好的状态，使船舰不致衰朽。

1630年查理曾询问海军历年的账目，那时约翰·科克爵士颇受振奋，盼望新的政府能以此为发端“在海务问题上有更好的表现”。
[22] 查理以及科克和爱德华·尼古拉斯这样的官员在亲历惨痛教训后深切意识到，必须对海军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把旧的那一套统统抛弃。

显而易见，英格兰的对手们正在培养的国家海军和曾经的海军机构有着很大差异。在一次议会演讲中约翰·科克爵士告诉议员们和国王，如果英格兰海上力量滑坡，那就意味着“我国自古以来的荣誉和威名”也要受损。
[23] 法国人在海运上遥遥领先，甚至“威胁说要和我们争夺狭海的归属权”，
[24] 同时荷兰人也越来越强大，危险程度已经赶上了曾经的西班牙。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莫斯科、从地中海到狭海，英格兰一次又一次遭人羞辱。科克敦促议会和国王“考虑采取一些快速有力的手段，让英格兰免受他国的侮辱和蔑视”。
[25]

1629年至1640年是查理的专政时期，他不召集议会，自己决断政事。他必须为皇家海军寻找新的财源。爱德华·尼古拉斯建言说海军应当脱离财政部门的控制。17世纪20年代，科克和尼古拉斯二人为拨款的事情被财政部搞得非常被动，即便财政部同意拨款，海军也要等很久才能把那点少得可怜的钱拿到手。最终查理向民众征收的“船税”（Ship Money）解决了钱的问题。自古以来，国王都仰赖境内雄厚的私人航运势力，不过也会有要求捐献援助的时候。伊丽莎白就曾要求沿海地区自愿缴纳“船税”。1634年，因为再度受到来自海盗和欧洲其他诸国海军的威胁，查理向各处港口征收船只，但这条征收令已经超出各处港口的承受能力：他们拿不出国王所要求的大型船舰。

这个情形似乎早被国王料到了，而且正中他的下怀。如果无法借船给他，那么他可以“借”自己的船给港口，这样港口便可以完成缴纳税款和对国王捐助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港口要为国王的船舰提供食物、人手和武器，所以严格来说征船令没有改变。为了承担海军在夏天的行动，国王统共从各处港口挤出了8万英镑。这支由各处海港买单的船队有19艘皇家船舰，1635年时由林赛伯爵（earl of Lindsey）率领出海。

1635年这支靠征收“船税”组建的船队收效颇佳，近些年英格兰海军已经沦为欧洲各国的笑柄。财力枯竭，海军的运转难以为继。势力日渐壮大的法国海军甚至逼迫英格兰航船在英吉利海峡向他们行礼致意——或许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了。荷兰和西班牙的船舰在英格兰境内的海面上交战。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敦刻尔克等地的海盗也不断前来大肆劫掠。海军中仅有4艘船可以外出巡逻，有时候甚至连这一点都办不到——1633年冬天连支冬卫队都没能组建起来。

1635年林赛的巡弋之行营造出英格兰海军重振雄风的气派。途中没有打过一场胜仗，也没有截获过一艘船，但它的出现就已足够。荷兰和法国的舰队就因此未能连成一气，没能将连接西班牙本土与西属尼德兰之间的海路掐断。时任狭海舰队总司令的彭宁顿在给科克的信中写道：“虽然林赛伯爵大人所为之事不过是于波涛中穿行而已，不过我们这支最强舰队能出海走一遭，在我看来本身就已经是这么多年以来对国王效力的最好方式了。”
[26]

查理大受鼓舞，决定将“船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内陆诸郡。他十分急切地希望世人能明白他所谋之事关系甚重。这事关如何在凶险的世界中守卫不列颠海域的安宁，国王的“伟大事业”便是要完成这项神圣职责。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的海盗正在抬头，法国海军对英吉利海峡虎视眈眈，世界各地的英格兰贸易发展也是一片惨淡，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
[27] 之间的战火在英格兰海域四处蔓延，荷兰人的鲱鱼船队（herring busses）把营生做到了英格兰渔场。查理必须重新夺回海权——不光是为了君王的尊严，也是为了臣民的利益，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和莱斯特（Leicester）的繁荣都是靠国际贸易维系的。

1635年，学者、法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on）发表了他的著作《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 ）。这本书是为了反驳荷兰法理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 ），后者宣称海洋是自由的。塞尔登以检阅历史档案的方式，宣称英格兰国王才是不列颠海域的统治者。格劳秀斯的论述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他关于海洋自由的论述或许可以驳斥葡萄牙或西班牙独掌印度洋、太平洋和西印群岛的做法，但用到狭海上就错了。塞尔登认为，这一情况自埃德加被公认为“Rex Marium”（意为“海上君王”）后就是如此了。因此几百年来，英格兰国王的疆域无远弗届，各邻国的海岸线便是他的国境线。

关乎民族自尊心和本国切身利益的这番鼓吹收效甚佳。英格兰人相信，征收“船税”是为了保卫英格兰国土不受外来威胁，而且这种征收也只是临时性的。1635年，英王预计向国民征收2万英镑，实际征收数目达到了预计数额的97%——这个比例在当时算非常高的了。照此估算，接下来的5年中以这个名目共计可征收8万英镑的税费。英格兰人希望成为海上强国的强烈诉求在“船税”一事上表现得一览无遗。

“船税”成为海军发展的一条分水岭，它标志着海军向常规化、职业化过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作保障，自身的职责也更为清晰。多佛白色悬崖（White Cliffs）的景致五彩缤纷，在冬夏两季固定巡逻的船队中可以看到巍峨的大船，这意味着军官和士兵勤于操练，船舰保养完好。船队每年都有新船添入——均是雄伟巨舰，其中1639年的“海上君王”号（Sovereign of the Seas）把这股“新船入队”的风潮推向了顶点，它本身也成了英格兰海军重振雄风的象征。

“海上君王”号舰载102门大炮，分布于三层甲板，就大炮数量而言没有任何一艘战船堪与比肩。每门炮的炮身上都镌有“Carolus Edgari sceptrum stabilivit aquarum”——意为“查理执掌埃德加的海上君王权杖”。说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宏伟壮观的船是实至名归。其总造价达到了惊人的65856英镑，而这当中有6691英镑花在了船首和船尾璀璨夺目的雕饰上，镀金雕像在黑色船体的映衬下金光熠熠。

船尾上的装饰缤纷闪耀，让人目不暇接。金色雕像中有商业守护神墨丘利（Mercury）和海神波塞冬（Neptune），有正乘着雄鹰高飞的风神埃俄罗斯（Aeolus）。船尾高处是表现胜利女神维多利亚（Victory）的巨幅群像，她右手指向挥舞着船桨和金羊毛的伊阿宋（Jason），左手指向手持大棒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她一只手臂上挂着一顶象征财富与权力的王冠，另一只手臂上的桂冠象征荣耀。至于船尾栏杆，一端是一头雄狮，另一端是一只独角兽，正中则是一个足够容纳10个人的大灯笼。紧挨着栏杆下面有一行字“Soli Deo Gloria”——荣耀归于上帝。其余雕像中还有都铎灰狗、威尔士龙、苏格兰独角兽和英格兰狮子。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皇家纹章（royal arms）、威尔士亲王的三片羽毛徽章以及缩写字母CR（Charles Rex，查理国王）和HM（Henrietta Maria，亨丽埃塔·玛利亚，查理一世的妻子）。船首撞角舱壁上立着6尊真人两倍大小的女性塑像。她们分别代表协商、细心、勤劳、力量、勇敢和征服。和她们一起的还有丘比特，他身前伏着一头套着缰绳的雄狮，暗指查理的仁慈之心。船首金身巨像是骑着马的埃德加，他仿佛正傲视周围弱小邻国的国王们。

“海上君王”号可谓塞尔登《海洋封闭论》在现实中的具体阐释，这艘巨舰的存在就是为了确证查理掌控不列颠海域的正当性。

“船税”的征收理由是国家正遭遇迫在眉睫的危机——比如众人皆知的英格兰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形势。但像“海上君王”号这样的船并不是建来剿灭海盗的，它们是用来增加英王威信的。1636年，用“船税”建造的舰队受命前去敦促荷兰鲱鱼船队领取英格兰海域的作业许可证，但荷兰人只向这支浩浩荡荡的舰队缴纳了500英镑。1637年，英格兰又派遣一艘征用来的商船前去敦促荷兰人领取作业许可证。英船到了以后发现，眼前的荷兰船舰达到700艘之多，并有23艘荷兰战船充当守卫。结果这一年的费用分文未缴。

由“船税”建造的这支舰队并不是用来满足臣属所提之要求的，国王需要一支舰队应付剿灭海盗和催缴荷兰鲱鱼船队之外的事务。查理不想对任何一方宣战，这是他无力承受的。但同时他手中的海军实力又足以搅乱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微妙平衡。1638年和1639年两国均在争夺狭海的控制权。查尔斯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则手握狭海上的英国舰队待价而沽。英格兰船舰曾在荷兰围堵敦刻尔克时帮助西班牙人撤退，他们还从西印度群岛将西班牙人的军队和黄金运回。英格兰人这些违背中立立场的两面派做法让荷兰人大为光火。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查理认为，凭借这支令人生畏的海军，他可在游戏中游刃有余。而如果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也产生了龃龉，他又可以挑动西班牙和法国人彼此相斗。

但后来情势并未照此发展，因为国内再次升起硝烟。1638年，苏格兰人起身反抗查理的统治。由“船税”建造的舰队受命前去围困福斯湾，爱尔兰总督也接到了3万人的征兵任务。这是英国自1382年以后第一次绕过议会进行战事行动，结果惨败而归。事实再次证明，没有议会的支持，或许前期的兵力调动尚属可为，但要想支撑整场战争是办不到的。食物和供给跟不上，士兵拿不到军饷。本应对战栗不安的敌人发动迅猛一击，却生生拖延成了踌躇迟缓的漫长战役，甚至国家的行政也因此陷入混乱，国王的宝座变得摇摇欲坠。皇家海军队伍太过庞大且行动不够灵活，无法对苏格兰各处港口实施有力封锁并追击敌船。“看来，”一名军官说道，“国王的大船在苏格兰沿岸未建寸功。与其把他们留在这儿受罪，平白惹人笑话，陛下还不如早些召回他们。”
[28]

皇家海军的羸弱无力尽皆落入英格兰环伺之敌的眼中。而且正当查理竭力应对战争的时候，“船税”又遭到英格兰民众的抵制。1639年，“船税”征收数额还不到预期要求的三分之一。特罗普压根没把彭宁顿的狭海舰队当回事。

“船税”断得非常突然。1637年时还没有任何征兆出现。派往巴黎的英格兰公使从信使那里接到的消息是，人们对征收这笔费用十分配合，它甚至很可能会演变为固定缴纳款项。确实，“如果对比外国在征兵上的巨大开销，人们会发现我国征用的那一点费用微乎其微”。
[29]

但英格兰的具体情形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英王要想打仗就必须仰赖民众协助。“船税”被视为违宪之举，查理也因此遭遇民众的抵制。相比之下法国就不一样，法国国王可以毫无阻碍地征收到大笔税款——数额丰润到足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建起一支舰队。

不过探寻英格兰国力衰退和海军败落等问题时，最具启发意义的参考对象还是转型后成为商业-军事型国家的荷兰。

尼德兰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30] 诞生于叛乱和战火。
[31] 它是由相互独立的省份、国家和城市组成的联邦制共和国，没有哪一方独尊为大。长期以来欧洲北部的航运生意都由荷兰城市把持着，他们从波罗的海至伊比利亚半岛一线的贸易运输中挣得巨大财富。这些荷兰城市乃是欧洲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而荷兰诸多港口的位置恰恰满足了波罗的海和西班牙之间、中欧和世界各地之间的贸易需求。

而英格兰人一直相信自己比荷兰人更胜一筹。17世纪早期皇家海军正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商船的形势却一片大好。弗吉尼亚、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百慕大群岛（Bermuda）以及纽芬兰均在17世纪的头10年完成了殖民化，巴巴多斯（Barbados）、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以及罗得岛（Rhode Island）也相继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完成殖民化。这些进程的推动者是海盗。前往东印度的远洋航行在17世纪初刚刚发端时规模还比较小，但几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EIC，East India Company）就开始为股东们带来极高的红利。那边英格兰还在竭力维持和平局势，这边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却正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上交手对决。东印度公司的船于1612年和1615年两度击败西班牙人，在苏拉特（Surat）和红海（Red Sea）的贸易版图中占得一席之地。

英格兰的投资者偏向于快速获得收益，他们在东印度公司成立早期走的便是这个路子。
[32] 确实，那时公司成员和投资人十分瞧不起他们的荷兰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
[33] 。就在英国人瓜分利润的时候，荷兰人却似乎在背叛投资人，用他们的盈余在整个印度洋中建起了一座座坚固堡垒。

两家公司在理念和结构上的差异将会深深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共和国议院（Dutch States General）
[34] 相互依赖，互惠互利。它由共和国建立，所以也显露出与共和国相近的气质。与荷兰共和国的建国方式相似，公司也与各地区商会联合。虽然最初是由私人资本创立，但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和决策者均为各成员国的摄政者和城镇议会的市长。这就意味着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与荷兰共和国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非受后者垄断与统治的。公司可以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形下独立研发和完善商业技术，但同时它也能以共和国议院的名义处理外交事务。公司可以从荷兰省（Holland）政府自己的军火库中拿到武器和火药，可以享受关税豁免，此外还能在整个共和国拿到极为优惠的贷款利率。

一股货真价实的世界性商业-政治势力由此成形。“荷兰省土地拥护者”（Advocate of Holland）简·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an van Oldenbarnevelt）倡导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建立防御据点，增强自身的海军实力。1614年共和国议会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贷5艘战船并支援20万荷兰盾。新成立的卫斯尔银行（Wisselbank）——欧洲除意大利以外的第一个公共银行——也让荷兰贸易商在金融方面更具优势。综观整个荷兰共和国的贸易网络，当地的统治者和商人之间均有信贷协议。这就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能够集军事与商贸于一体，在亚洲获得令人瞠目的巨大成功。至1617年，它已经拥有40艘战船，以及从波斯到马鲁古群岛一线的20座堡垒。

17世纪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一直匍匐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阴影之下。后者在堡垒和战船上的投入终于显现成效。1618年，为了争夺爪哇岛（Java）和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贸易控制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私下里在海上交了手。英国人根本不是荷兰人的对手，贸易权和航船都输给了军商一体的荷兰人。这场风波后来是以外交手段在欧洲本土平息的，但最后的协商方案尽显英国政府的一贯特点——商业头脑不如彼岸的对手那么精明。条约中，英国东印度公司交由荷兰人处置，英国分得香料贸易三分之一的份额，不过代价是支付荷兰东印度公司防御开销的三分之一。有整个共和国撑腰，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什么条件英国人都得答应。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被耻辱的不平等条约捆住手脚，其发展只能陷入被动。

英国东印度公司亟须皇室的帮助，但公司的决策者们也清醒地知道，他们一旦和英国王室走得太近就会丧失自身的独立性。如果让渡太多权力给国王，公司就会丧失盈利能力，变成国家的附庸。集权制君主国家和联邦制共和国差异太大。

尽管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认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有权要求国家施以援手。16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安汶岛（Amboina）一处商栈的10名职员被荷兰人以谋叛罪处死。公司请求为这场屠杀报仇，但詹姆斯拒绝让海军干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狭海的活动。他的决定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十分不解，他们直言形势已经非常危急，如果国王还不为公司提供任何庇佑，那就等于全盘放弃贸易活动。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在1622年的一场海战中击败了葡萄牙人，并占领了扼守波斯湾（Persian Gulf）入口的战略要地霍尔木兹岛（Hormuz），时任海军总司令的白金汉公爵从公司缴获的战利品中抽出数目惊人的1万英镑作为自己的分红，詹姆斯在索要之后也拿到了同样数目的分红。英国此番具有非凡意义的海上大捷三两下就被皇室瓜分了，荷兰人的处理方式则全然不同。

在尼德兰，海军战船为贸易商保驾护航后收取费用的行径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支荷兰海军之中。荷兰共有5个独立海军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鹿特丹（Rotterdam）、弗里斯兰（Friesland）、诺德科沃提尔（Noorderkwartier）和泽兰。像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这样的大公司自己设有舰队，一些城镇也会派遣战船承担护卫任务。荷兰共和国有着广阔的贸易版图，敌人亦不在少数，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本国水手们积累了丰富的海战与航行经验，常年和西属尼德兰的船舰交手的海员们成为支撑海军的核心力量，船舰也都常年服役而非弃置不用，所有人不论军衔高低都在船上得到了磨炼。

像马顿·哈珀茨松·特罗普和维特·科内利松·德·维特这样的海军将领，他们一身的技艺就是在随国家和公司的船队走遍世界各地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他们俩都出身卑微，打小就在海上讨生活。24岁以前，特罗普曾两度沦为巴巴里海盗的奴隶，正是在突尼斯当奴隶的时光中，他掌握了海军枪炮制造技术，并给约瑟夫·赖斯（Yusuf Reis）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是当时名声最为显赫的巴巴里海盗之一，亦被称为“鸟人”约翰·沃德（John ‘Birdy’ Ward），曾是皇家海军的一名逃兵。特罗普因此摆脱奴隶身份，并数次被任命为舰队分队指挥官，与敦刻尔克海盗作战。

德·维特幼年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上的一名侍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商船船队和鹿特丹海军中一步步向上爬。和其他军官的职业生涯一样，德·维特也在多支荷兰海军中服过役。他曾在波罗的海执行护航任务时和巴巴里海盗交战，并缴获过对方的船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他还在1623年至1626年的环球航行中担任将官，那次航行的情形颇为壮观，荷兰人对西班牙在美洲西海岸的多处殖民地以及海上航船发动了攻击。他后来又在皮特·海因（Piet Hein）一次远征西印度群岛的航行中担任旗舰船长，那次他们抓住了“黄金船队”。他还在本国海域附近统率过捕鱼船队的护卫中队。

英国的海军军官则没有类似的磨砺和训练经历。在尼德兰联合省，个人和国家之间有着真切的合作，曾几何时英格兰也是如此，但到了17世纪30年代，公私合办的大公司进入了萧条期。詹姆斯和查理决意实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实现王朝伟业，国人的商业利益只不过是垫脚石而已。

其中有一个例外。威廉·雷伯勒（William Rainborow）曾率领远征队将萨利海盗的一处要塞团团围住，逼迫摩洛哥人签署了一纸和平条约并释放了350名英国奴隶。不过总体上海军并未被用于扩展贸易事业。17世纪30年代，查理渐渐疏远英国东印度公司。他鼓励其他人远航亚洲，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不列颠海域”沦为英国人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荷兰人正从“不列颠海域”的北海渔场源源不断地捞取巨量财富——对荷兰共和国而言，这里就如同西班牙在美洲的金矿。荷兰渔民知道自己可以放心地仰仗本国海军——因为有一支常设的舰队分队是专门用来守护渔场的。相比之下，英国渔民和贸易商们则根本不指望本国海军，因为他们无力降服海盗，1638年后更对付不了荷兰人。1639年，敦刻尔克的海盗掳获4艘鲱鱼捕捞船，而且事后为了嘲弄英国的无能还特地将船停驻在唐斯港。

不过这些在17世纪30年代还不是那么事关重大。英国承运商趁西班牙与荷兰交战的时候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欧洲贸易运输，获利颇丰。声势日隆的伦敦城逐渐向阿姆斯特丹那样的世界商业中心靠近。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它眼下的繁荣其实十分脆弱，一旦局势回归和平，腾出手的荷兰人就会全力夺回这些生意。“我们现在能维系这一大摊贸易生意全靠邻国的战事。”30年代末，英国以贸易成就霸主地位的前景看似越来越清晰，实则凶险叵测。

1638年与1639年，特罗普和荷兰共和国海军严密搜剿狭海上运送西班牙黄金、人员和物资的英国航船，其间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特罗普对英国港口也实施了同样的搜查。这又一次警醒英国商人，荷兰才是英吉利海峡的掌控者。彭宁顿的职责是保护商船不受特罗普诘难，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的行为令人深恶痛绝，不过要求他们为此赔款之前，我们自己先得有一支像样的队伍，从而（与荷兰人对峙时）不致蒙受更严重的损失和羞辱，他们现在在狭海的实力还是非常强悍的。”
[35]

特罗普回复彭宁顿所提要求时说道：“在我看来，你的大炮能打到哪儿，哪儿的地盘才是你的。”
[36] 可谓一针见血地点破了英国单方面划定海权的意图。

唐斯海战中，对阵当时世界上最强海军的彭宁顿手中只有10艘皇家船舰和10艘征用的毫无斗志的商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上将暗中嘱咐他：“遇上这种倒霉事时，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漂亮体面地让自己撤出来。”唯有查理一人看不出眼下已是毫无胜算，竟然毫不羞耻地向西班牙提出以15万英镑的价格换取英国对无敌舰队的庇护——他太过异想天开了。彭宁顿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睁睁看着特罗普的战船重创西班牙人。

荷兰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清楚明白的道理，海军的强盛源于商业的繁荣，靠征税来维系海军是不可能的。在遍布全球的贸易网络中磨砺出来的军官和士兵有着精湛的航海技术和顽强的战斗力，贸易发展为战船提供资金，而战船又促进了贸易事业的扩张，荷兰正是因此拥有了一支可以把皇家海军踩在脚下的世界最强海军。相比之下，“海上君王”的宣言如同蹩脚的笑话，成了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自吹自擂。

英国海军官员们早就对此洞若观火。约翰·彭宁顿爵士的海军生涯阻碍重重，战略决策愚蠢不堪，组织散乱号令不行，并且财力总是跟不上。1642年，斯图亚特王朝的主人又给了他一项新差事，命他从约克郡前往唐斯，接管海军大臣沃里克伯爵手中的舰队。

彭宁顿无从预料那里的海军将会如何对待自己。此时国家正陷入内战，彭宁顿捎信给住在附近的同僚亨利·帕尔默（Henry Palmer）爵士，让后者先到舰队上去，待探明没有危险后再示意自己登船。帕尔默却谎称自己病了，推掉了这一充满凶险的任务。与此同时，舰队的船长们正“尽职而恭顺”地等候彭宁顿的到来。沃里克本人正在附近海岸上寻欢作乐，听闻消息后立刻离开宴席上了船，他此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国王已经下令让他辞职，但议会让他把舰队紧紧抓牢。“两边的命令我都不得不从，因此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37]

彭宁顿和沃里克之间这场竞赛会决定海军最终是继续忠于国王，还是倒戈到议会一边？

沃里克赢得了胜利。他登上自己旗舰的时候心中就已经做好了决定。他把船长们召集到一起，宣布自己的身份是议会任命的海军司令，那些拒绝继续为他效命的船长都被他们各自的船员给囚禁了起来。水手们都坚定地倒向议会这边，17世纪20年代皇室的那些背信弃义之举还深深地印在他们脑海之中，1641年议会就已经接掌了海军的财政大权并对所有将官进行了调查。1642年的这起事件让查理十分震惊，议会竟然如此轻易地将他的海军拉拢到了议会身边，而且这事还发生在英国内战（Civil War）的前夜。

第一代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年轻时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全过程，那时他是一名年轻的议员并担任查理的顾问。他曾就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撰写过重要的历史著作，书中写道：“此事给国王造成无法估量的恶劣影响，他在其他贵族心目中的地位也大大下跌，在他们看来查理‘海上君王’的桂冠由此被一举摘掉。”

第6部分 浴火重生

第18章 新模范海军（1642～1652年）

议会党人在莱姆里吉斯（Lyme Regis，简称“莱姆”）被逼入绝境，保皇党人数是他们的6倍，并且还控制着高地，前者从那里猛烈轰击防守力量薄弱的港口。1644年，经历了两个月的炮兵轰击和多轮步兵游掠之后，这座小镇仍旧屹立不倒。议会党人凭借绝对的海上优势持续增援被围困的莱姆，终于让坚守的人们在与查理军队的持久战中得以幸存。

海军并非英国内战中的重要角色，它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作战。没有海军，查理一世的军队丧失了机动性，各部也难以获得长途补给供应。议会无法再向往来首都的航船征收税款，从而丧失了支撑战事开销的一笔重要财源，但查理手中也没有可以封锁伦敦港的水军。议会轻轻松松就把控了海面优势，海军给陆军和要塞送来救急的弹药，还切断了从国外增援国王的补给线。此外它还在援助像莱姆这样被压倒性地面部队围困的孤城。

莱姆包围战不仅揭示了海军在内战中不起眼的作用，还很好地展现了一名优秀将领的重要性。莱姆的人们最终能奋起保卫自己的城镇，要归功于一位迄今仍鲜为人知的陆军将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是他点燃了他们心中守卫家园的正义之火。每当莱姆眼看要被攻下的时候，镇民们冒着皇家军队的枪林弹雨，冲上战场和数量上明显占优的敌人奋力拼杀。

真正成就罗伯特·布莱克威名的是另一场围城战，发生在离海边很远的汤顿（Taunton）。1644年10月至1645年6月，汤顿三次被围。这座小镇能守到最后全靠布莱克卓越不凡的领军才能。当时他把所有人召集到教堂里并让他们在《神圣盟约》（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上签字。每个人都必须和汤顿共存亡，即便最后敌人赢了，也没人再能声明自己曾拥护保皇党或保持中立。布莱克此举是同时向镇民和保皇党宣告，决战的时候到了。为了鼓舞士气他自己先立下了誓言——倘若自己选择了投降，就会在投降前把他四只靴子中的三只吃掉——同时他近乎苛刻地要求镇民搭建了众多临时工事以加强小镇原本脆弱的防御。如同所有伟大的军事将领一样，布莱克清楚，要想绝处逢生，进攻才是最有效的防御。和莱姆的情形一样，孤立无援的汤顿守军不断向围城大军发起突围，最终没有让汤顿陷落。

罗伯特·布莱克的成长背景中没有任何征兆预示他会成为一名军功卓著的陆军军官。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初涉学术研究后便转入贸易领域。1640年，他成功当上了代表自己家乡布里奇沃特（Bridgwater）的城市议员并进入议会。英国内战的爆发以及由之引发的宗教和政治热潮让布莱克从一名普通商人转变为英勇领袖。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乱绵延，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辩不绝于耳，风雨飘摇的时局唤醒了布莱克体内自大学时代就已潜伏着的共和主义因子。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一直公开反对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他的宗教热情能让周围的人为了共同的事业聚集到一起，团结一心。布莱克十分擅长在面临绝境时扳回局势，能让一帮乌合之众变得号令严明，把防守战打成攻击战，反败为胜。

正因如此，1649年，51岁的罗伯特·布莱克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此职共有三人担任，他就是其中之一。谁也没有料到他日后竟能跻身英国历史上最伟大海军将领的行列。

他的陆军生涯是他日后功成名就的关键。1645年议会进行了“新模范化”改革，各地方部队合并成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实行新的领导机制。新军能获得史无前例的现金支持，其作战时日的上限也因此大大增加。1642年至1645年，议会每月的陆军开销为35671英镑；1645年至1651年，该数额攀升到了每月90416英镑。短短数年，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就得以跻身欧洲最强军队之列，尤以统率得力和纪律严明著称。

海军则恰恰相反，它还保留着一贯的传统作风，尽管在英国内战期间表现得尽职尽责。当时，船上的人手大多参加过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国殖民探险。在许多方面他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霍金斯和德雷克的那个时代。海务大臣沃里克就十分热衷于私掠行业和殖民地扩张，海军部成员也在这方面表现一致，他们都从事远洋贸易和殖民地的开拓，对海军的战略规划也有着深深根植于伊丽莎白时代的遗风。约翰·霍金斯如果穿越到17世纪40年代的海军也不会有什么陌生感，因为和陆军不一样，海军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动。“海上君王”号这种体积的大船停航，从商人们那里雇来的更小、更灵活的战船取而代之。这类精悍敏捷的新式战船便是护卫舰（frigate），是拦截保皇党航船和私掠行动时的利器，也是近海和港口作业的理想船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忠诚沃里克”号（Constant Warwick）。

海军政治立场温和，身上有着浓重的伊丽莎白时代遗风。陆军则完全相反，其政治立场随着战事的发展日趋激进。1647年查理沦为议会的阶下囚，正当议会试图与查理缔结盟约并将陆军遣散的时候，军中发生哗变，伦敦旋即被占领。持激进的宗教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独立派（Independents）和平等派（Levellers）是此次哗变的领导者，他们反对绝大多数议员所持的温和主张，他们要的不是与查理和解。1647年，军中激进势力曾提出实行普选（指男性）和宗教自由。其时无人可撄陆军锋芒。

他们对议会也强硬地发号施令。不过举国上下，包括海军在内，都对军队行为心存不满。
[38] 1647年年末，舰队司令威廉·巴滕（William Batten）被撤职，顶替他的是极端激进分子托马斯·雷伯勒（Thomas Rainborow）上校。1648年5月，一场海军史上最为严重的哗变波及了整支舰队。

海军对陆军想要成为全国最高统治力量的意图发起挑战。肯特郡加入了海军的叛乱阵营。作为梅德韦屏障的阿普诺城堡（Upnor Castle）落入叛乱阵营之手。叛军的行动得到查塔姆一众军官、士兵和船厂官员的默许，他们还主动献出了包括“海上君王”号和“皇太子”号在内的船舰。巴滕掌控着这支舰队。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海军足以左右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他们当时正筹划着封锁伦敦，把关押在怀特岛的查理解救出来，但很快就被陆军夺了先机。在海军中德高望重的沃里克伯爵召集起没有加入乱军的舰队余部，一路追击巴滕到了尼德兰。巴滕把他手里的这部分舰队交给了威尔士亲王查理。于是保皇党由查理一世之侄、莱茵的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带领着转战海上。

没过多久，12月，陆军向英格兰内陆的各方敌对势力出击。遭受大清洗后的议会成了摆设。1月，查理一世被审判并遭处决。独裁的军政府把控着权柄，海内外都对其恨之入骨。

为了维系政权，英联邦（Commonwealth）在外交、军事和经济诸方面意图奋发有为，海军突然间成了新政府的重要倚助。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新政府的财力几乎被海军抽干，军中领导层腐败不堪，而且它曾隶属查理，眼下种种迹象都透露出它和共和政府离心离德。国王和议会都曾尝试建立一支国家海军，但最后都失败了。恶习久积、根深蒂固，很难彻底拔除。英国陆军已经彻底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对此无动于衷的海军是否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实现变革？

罗伯特·布莱克是陆军用来带领海军步入正轨的人选之一，同时一个16人组成的监管委员会开始审查海军全体成员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上至船长下至船厂木匠，一个都不漏过。海军被整体肃清了一遍，许多有经验的官员和士兵都因为其保守的政治立场或宗教观而被清除出队伍。

所有和皇家有关的船舰都换上了新名字，庆祝英格兰终于摆脱违背上帝意志的暴政统治。“查理”号改为“自由”号（Liberty），“皇太子”号改为“决心”号（Resolution）。富丽堂皇的巨舰“海上君王”号则改为“主权”号（Sovereign）
[39] ，显然在君主制被推翻后的共和国时代，这里的“主权”二字只有一个含义——海洋管辖权。新建船只的命名中，有纪念击败斯图亚特王朝的重大战役的，如“内斯比”（Naseby）号和“伍斯特”号；也有纪念著名将领的，如“费尔法克斯”（Fairfax）号。从这些行动可以清晰地看出，陆军正沉浸在控海军于股掌之间的喜悦中。他们卸下花哨的皇室装饰，换以同样花哨的共和国装饰。皇家旗被替换为由圣乔治十字旗和竖琴状图案组合成的旗帜，水手们身边充斥着共和党人铺天盖地的爱国主义宣传。

海军完成改编后分为三队，分别在三名司令的率领下前往爱尔兰沿岸，鲁珀特亲王的保皇党海军正盘踞在那里。布莱克负责将鲁珀特堵在金塞尔（Kinsale）。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任务。从5月到10月，布莱克一直让自己的队伍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严明的纪律。与参加莱姆和汤顿保卫战的人们一样，他的部下们也像中了魔咒一般听命于这个粗暴苛刻而又意志坚定的男人。鲁珀特无法骚扰布莱克以阻挡克伦威尔的军队登陆爱尔兰，也无法阻止他们掠夺英格兰商人，到了秋天，风暴吹散了英联邦的船只，鲁珀特也得以逃往葡萄牙。

后来布莱克又出海追击，一共在海上待了11个月。起先他把鲁珀特困在了里斯本，葡萄牙国王当然不会允许共和党人在本国海面上攻击英国皇室成员。布莱克只得一面向葡萄牙施压，一面紧紧盯着鲁珀特的动静。倘若有人熟知英国以往的海军史，他定会警告布莱克这么做必然失败。他远离国境，又要同时面对鲁珀特和葡萄牙两个敌人。或许因为布莱克并非水手出身，不受以往海战常识的影响，所以如此处境之下他仍然十分镇定。他的供给线畅通无阻，将士们的苦苦守候也终于迎来了转机。布莱克截获了返航途中的巴西护航船队，受到胁迫的葡萄牙只得默默忍受。

罗伯特·布莱克，海军总司令

鲁珀特只得继续逃亡，布莱克也并未刻意阻拦，他一路尾随亲王到了地中海。正当鲁珀特准备攻击英国航运船时，布莱克的分队到了，保皇党众人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亲王的船队中，有一艘船未做任何抵抗便投降了，还有一艘被赶至岸边动弹不得，剩下的四艘仓皇间逃入卡塔赫纳，后来在出逃的途中失事遇难。

这次行动是布莱克担任海军统帅后的初啼试声，表现极为出彩，其成就甚至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的英国海军将领。或许罗伯特·布莱克在海战的专业知识方面要听取专职海军官员的意见，但统御将士、制定战术的自信和本领源于他戎马生涯的积淀，他为海战打法引入了新思维。漂行海上近乎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舰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战斗状态。曾经拼命抵御围攻的战斗经历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刚毅不屈、因地制宜、坚忍耐心而且总能砥砺士气，他身上的这些可贵品质感染了海军，在最煎熬和难以看到希望的海战形式——围困敌军——中大放光芒。但必要的时候他同样会发起雷霆攻势。返回英国海域途中，布莱克从水陆两路精心策划了一连串行动，最终为英联邦政府夺得锡利群岛和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

布莱克挥戈舞戟乃是为上帝而战，而不像之前那些将领是为荣誉和黄金而战。因此他会专注于如何圆满完成任务而非走捷径了事，形势再困难、再复杂他也不会畏惧不前，反而乐在其中。倘若用一个词形容他，那就是刚毅。

布莱克在异乡奋力征战时，其他海军分队也没闲着，他们和陆军一起拿下了爱尔兰和苏格兰，还和不列颠海的海盗们交了手。乔治·艾斯丘（George Ayscue）爵士率领他的分队力压巴巴多斯并使它向新政府俯首称臣；另一支分队远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Maryland），志在将这两块地盘纳入共和政府的版图。除此之外，海军自1651年起开始组织保护地中海商船的护航船队，还下令大西洋上的英国战船攻打有所图谋的法国船只。海军第一次能够在全世界不同地点同时开展行动。布莱克追捕鲁珀特以及封锁里斯本的过程中，海军部（Admiralty）利用租借的商船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食物和弹药。布莱克撤走之后顶替他的是一支由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率领的新组舰队。

仅仅26年前，查理一世的海军在加的斯大败亏输，再算上拉罗谢尔那场败仗，不难看出当时海军离开本国海岸后连正常运作两个星期都做不到。折戟漂橹的场景尚历历在目，但1625年加的斯惨败和布莱克在伊比利亚海域长达一年的巡弋，这两者已经展现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掌控了政治大权的英联邦政府以高压手段组建海军，为其筹措资金，最终军政府做成了皇室和议会都未能实现的事情。起初，他们主要出于防御性的目的——消灭保皇党以维持新政权的稳定。继此之后，海军的行动更具主动性，襄助英国商业发展，宣扬国威。

暗自警觉起来的欧洲诸国只得承认这支全新战力的诞生。待真正见识到英国共和政府对海军娴熟自如的部署之后，首先是葡萄牙，继而西班牙、法国、威尼斯都只得相继强抑敌意，对共和政府表示认可。得益于布莱克在伊比利亚海域的诸多建树，英国贸易商可以自由出入葡萄牙殖民地、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和西西里岛（Sicily）的各处。西班牙港口也向他们开放——在地中海进行任何军事和商业活动都必须仰赖这些港口提供补给。

陆战的胜利是英国新政府得以成立的奠基石，它也凭此统一了不列颠群岛。1651年后英国又拥有了强悍的海上实力。眼下只有一个国家有实力抗衡日渐强盛的英格兰。

1652年，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位海军上将交上了手。这年5月，海军上将马顿·哈珀茨松·特罗普率领分队驶入英吉利海峡，为即将到来的荷兰商贸航船保驾护航。海上风高浪急，特罗普带着42艘战船到唐斯暂避风雨。抵达近岸锚地后他像来到自家领地一样旁若无人（此前也一直是这样），并且拒绝向多佛城堡降旗致意。第二天，布莱克从拉伊（Rye）前往此处，他的队伍只有12艘船，却仍命令荷兰人降旗致礼。结果特罗普升起了示意开战的红旗，横过船身将舷侧黑洞洞的炮口对向了他们。双方随即开打。

占据绝对优势的荷兰人连一艘英国船舰也没能俘获或者击沉，反倒是英军俘虏一艘、重伤一艘荷兰船。布莱克和特罗普都没摆出什么繁复的战阵，双方进行的完全是一场混战。这场持续5个小时的对决被后人称为“古德温沙洲之战”（Battle of Goodwin Sands），而这片沙洲包围的正是当初特罗普大获全胜，同时也最令英格兰人感到耻辱的地方——唐斯。

其后数月，英国人和荷兰人互不相让，龃龉不断。7月，双方正式开战。

17世纪的英荷战争在当今英国的历史中似乎并不太重要，但海军和不列颠此后的历史走向都因这场浩荡绵延的战事而彻底改变。

英荷两国之间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他们同属一个教派，长久以来英国都十分钦羡荷兰的政治和经济。两国的海上商路遍布世界，纵横交错。众多英国政府的头面人物都深信英国将来会和狭海对岸的邻朋一样，成为由商业寡头们掌权的共和制国家。海外贸易一片繁荣，加之帝国主义政策的推行以及企业的兴起，英国的社会结构以此为基石重建，将会和尼德兰的情况十分相近。

不过英国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一个障碍——恰恰也是荷兰共和国。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整个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荷兰航船掌控着贸易运输的命脉，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更是死死压制着英国。更不用说荷兰共和国议会大力支持本国贸易商，从丹麦那里争取到了免去荷兰航船进入波罗的海通行费的优惠待遇。17世纪50年代早期，英国航船已经被彻底逐出波罗的海，在伊比利亚半岛、亚洲、美洲等各地贸易上也都比荷兰人慢了一步，英国经济因此迅速萎靡。英国希望成为荷兰那样的国家，但如何先从眼前的竞争中胜出呢？

更令共和政府担忧的是，奥兰治家族（House of Orange）正在资助被流放海外的斯图亚特王室成员，在荷兰为他们提供避难之所，还往苏格兰输送武器。以此看来，成立不久的共和政府必然得说服荷兰人。1651年，双方就成立盎格鲁-荷兰政治经济联盟的议题开始了磋商。

如果真能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军事-商业一体化的联盟足以称霸世界，但实际并未如此。荷兰人提出双方建立自由贸易体系，这对英格兰来说根本无法接受——荷兰各方面均占优势，如此一来等于让英格兰把现存的贸易份额也拱手送上。

英格兰激进派的想法是，既然与荷兰人联合不成，那唯有打倒他们。激进派背负着强烈的使命感，视将英格兰打造成睥睨寰宇的世界强国为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因此必须率领主力军彻底从荷兰人手中夺过海上控制权。

他们还组织了征服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大规模海上行动，希望借此同时打击荷兰人和保皇党势力。自英国内战爆发以后，荷兰人的势力成功打入英属殖民地并站稳了脚跟，他们从事殖民地和欧洲间的往来贸易。当地的殖民者自是欣喜不已，因为往来的荷兰人为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英联邦政府要恢复对殖民地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要将荷兰人势力驱逐出去。双方谈判破裂后，为反击荷兰人，1651年尾闾议会（Rump Parliament）通过了《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这意味着，此后只有英格兰航船或者货物原产国的航船才能将货物进口到英格兰及其殖民地。欧洲绝大部分的货物运输都由荷兰人承担，此条例实际旨在抑制他们的航运，不过效果微乎其微——英格兰贸易额只占荷兰人总体经济很小的一部分。而英格兰本国的进出口商人反而因此遭殃，他们无法再使用荷兰人低廉的航运业务。实施新条例的本意是为英格兰承运商谋取福祉，可结果根本没有英格兰商船买账。

《航海条例》不是引发战争的最主要原因，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动机才是。《航海条例》昭显的是英格兰迈向海上强国的雄心壮志，众所周知，荷兰此时成了这趟征程上必须移除的障碍。

英格兰还是一贯的脾气，急不可耐地染指别人的贸易，将之占为己有。

英格兰海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毫不遮掩自己好勇斗狠的天性。艾斯丘分队不仅招安了巴巴多斯，还在途中截获了许多荷兰航船。以船上有援助保皇党和苏格兰、爱尔兰叛军的武器和银钱为名——抑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英格兰战舰和私掠船对许多荷兰航船进行了拦停搜查。有证据显示他们还对船员严刑拷打。英联邦政府领导者对复兴英格兰海上霸主地位的热衷程度则更让荷兰人忧心不已。

查理一世虽死，可英格兰称王称霸的做派丝毫没有减弱，甚至更加嚣张跋扈。英格兰战舰遇到外国船只时坚持要求对方向共和政府行礼致敬。这原本是“不列颠海域”内的规矩，但现在“不列颠海域”的范围已经夸张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海军司令威廉·佩恩在直布罗陀海峡强令荷兰航船向自己致礼，一艘英格兰护卫舰途经巴巴里沿海时因为对方3艘荷兰航船没有降帆示意，就侧身给了他们一轮猛射。威尼斯大使坦言，照此下去英联邦政府要对整个大西洋都“宣示唯一主权”。

英格兰肆意叫嚣之下，荷兰各舰的船长们自不会忍气吞声，拳头上的事只有拳头上了。荷兰人的专横暴行遭到英格兰举国上下的激烈声讨，英格兰人的蛮勇也一样让尼德兰各省暗中胆寒。就贸易实力而言，荷兰并没有将英格兰放在眼里，《航海条例》对他们来说也无关痛痒。但偏偏这座民风粗蛮、掠夺成性的岛屿坐落在对荷兰十分不利的位置上。确实，英格兰岛海岸线漫长，形同展开双翼的苍鹰，沉着地盯着面前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随时准备扑食丰厚肥美的荷兰货船。英格兰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荷兰是输不起的，因为荷兰的国之命脉就在于国际贸易。

1652年，荷兰共和国议院追加了150艘船的订单以充实海军实力，为来往英吉利海峡的商船更好地保驾护航，于是他们的海军船舰数量便超过了220艘。本希望这样可以吓住英格兰，使其退却。结果对方却因此更加认定战事无可避免，以为荷兰已经做好了率先发难的准备。

所以5月布莱克在唐斯港沿海要求特罗普行礼致意时，双方已经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当时荷兰政坛已经严令海军司令配合英方向其国旗致敬行礼的要求，特罗普明显是受不得对方的羞辱才发难的。即便在古德温沙洲之战结束以后，共和国议院仍极力避免与英方开战。只是荷兰避而不战的对策被英联邦政府看穿了，后者战意已决。“英格兰面前是一座金山，”大议长（Grand Pensionary，荷兰共和国议院的政治领导人）说道，“我们面前则是一座铁山。”
[40]

这座“铁山”指的就是共和派的海军，三年间，它完成了革命性的转变。

曾经的君王们连做梦都想象不出，海军的规模和战力竟能达到此时这样的程度。1649年，英格兰海军共有45艘船舰，新政府对船上的将官和士兵还不是完全信任。1650年，船舰数目蹿升至72艘。1654年，国家舰队的规模达到了200艘，其中战舰在重火力、技术方面堪称独步世界，船型方面既有装载百门大炮的狰狞巨舰“主权”号，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护卫舰。财源方面十分稳定，专项征收的税金高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王朝，相关关税也只升不降。此时的海军纲正令行，而且辗转各地征战，不乏磨砺。

而那座“金山”指的是荷兰共和国的近岸贸易。荷兰本国海军必须随侍商船船队左右以保其无虞，否则共和国便要遭受重创。和英格兰不同，联合省的存活全部仰赖进口，因此英格兰不用顾忌太多就能主动开战，但荷兰自始至终都只能被动防守，而且敌方海军四散出击的做法让他们变得更加被动。此前数十年中，荷兰一直都是海上霸主，但“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
[41] 让荷兰海军元气大伤。尽管它依然被视为世界最强海军，1652年时又重新扩充了规模，但实际上荷兰海军已是江河日下，徒有其表。军中舰载大炮超过50门的仅有特罗普的旗舰“布雷得罗德”号（Brederode），舰载20～30门大炮的战舰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而英军光是配备了50门以上大炮的战舰就有5艘，40门以上的占了全数的一半。以此看来，英格兰海军可谓船巨炮利。特罗普说，英军有50艘船优于己方最精良的战舰。在军备竞赛上荷兰天然逊于英格兰：他们的船为了适应本国的浅滩海岸吃水都不深。特罗普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好本国的“金山”——为商船船队保驾护航，不容那帮没有任何财富需要守护的英格兰人染指。

艾斯丘是第一个公然掠夺尼德兰海上财富的英格兰海军司令。从西印度群岛返航途中，他共计10艘船的舰队向从葡萄牙返航的30艘荷兰商船发动攻击，夺下7艘，击沉3艘。事后他在唐斯暂避风头，躲避特罗普和德·维特两人102艘战舰的追捕。原本荷兰二将可以再建1639年那样的功勋，可惜这一次他们遭到唐斯的浅滩和潮汐的阻滞。起先，海面一点风浪也没有，战船根本无法开进锚地。随后却又狂风乍起，而且风向还对荷军不利。特罗普乘风驶入北海，结果在那里遭遇了更为致命的一击。

罗伯特·布莱克当时正伏于设德兰，准备拦截经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西印度公司船队，这些荷兰船队为避开狭海正从北方绕行。等候期间布莱克还乘机袭击了鲱鱼捕捞船队，并以维护英格兰权益为由强行征收了10%的税金。前来追捕的特罗普得知布莱克就在费尔岛（Fair Isle）附近，可还没等他追上敌人，狂风突然袭来。一位荷兰作家描绘了当时的恐怖场景：

舰队犹如被海中无底的幽冥深洞拖曳下去，刚跃出水面，又一下子被飓风裹挟着高高抛起；巨桅倾折沉海，汹涌的波涛冲刷着甲板；风雨肆虐至极，船上众人已全然无法操控船舰，周遭的一切都预示着船毁人亡的悲惨命运。
[42]

荷兰人被吹到了萨姆堡角（Sumburgh Head），此处位于设德兰群岛南部海角，遍布嶙峋礁石，地形十分险恶。每个船长都在拼命挽救自己的船，避免船被礁石撞出窟窿。整支舰队立刻成了一盘散沙。驶入这片危险海域之前，船队大约有100艘船，三天后狂风终于平息的时候，特罗普发现自己身边只剩下了34艘——有一部分船只逃到了挪威的峡湾之中，更多的是为避开布莱克的队伍以及恶劣的天气而匆忙间散入了设德兰群岛各处，其中10艘战船遭受重创，6艘沉没。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船只在赶往费尔岛会合地点的时候亦损失惨重，其中小部分船葬身设德兰的礁石丛中，还有一些则拼死赶上了特罗普残部，随其一同逃窜回国。

布莱克这次得手全靠天时、地利。北海海面上四散零落着荷兰舰队的船舰，他们花了数月时间才跋涉归国。特罗普被卸任荷兰共和国海军最高司令，改由德·维特接任。

但随后的战局又发生了变化。副准将米歇尔·德·鲁伊特（Michiel de Ruyter）正率领30艘战舰为往来英吉利海峡的商船保驾护航，而舰队司令艾斯丘则在一旁密切注视着鲁伊特的动向，他身后是38艘海军战舰和一众征募来的商船。但艾斯丘一直犹豫不决。呈现在鲁伊特面前的形势一目了然，对面那位英格兰舰队司令只惦记荷兰商船，全然没有在海上交战的打算，因为打仗根本无利可图。终于在8月16日，艾斯丘中队向荷兰护航队的中军发起了冲锋。不过此举却让他的火力优势全然消弭于无形。艾斯丘中队瞬间乱了阵形，陷入对方的包围圈中。荷兰人再次运用他们精擅的战术，向气焰嚣张的英军压来。

普利茅斯之战让英格兰士气遭受重挫。尽管一艘船都没有折损，但艾斯丘被迫撤退至普利茅斯港，一时间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被拱手让与鲁伊特。战斗中双方两次正面交锋，荷兰可谓赢得畅快淋漓，不过这场战役引发的后果却出人意料，荷兰共和国议院断定英格兰海军大伤元气，将官平庸无能，战舰的火力也很一般。因这场胜仗而大受鼓舞的议员们向德·维特下令，把英格兰舰队从唐斯港揪出来，再现本国13年前击败西班牙人的那场伟大胜利。

英格兰海军也即将出征，那是它自1588年以后的首次舰队战斗。

第19章 战列线（1652～1653年）

硝烟弥漫，整个天空都已模糊不清，周遭尽是轰隆的炮声，砸落的炮弹撕裂了海面，船身也连带着震颤不已，举目四望，死神的气息笼罩了每一个角落。

——舰长托马斯·丘比特，斯赫维宁根战役（Battle of Scheveningen）

荷兰人称她为“金色恶魔”（Golden Devil）。三层甲板一共安置了102门大炮，她是当时世界上火力最为凶猛的战舰。船上铺陈着豪奢的金饰，阳光照耀时整艘船像一个巨大的珠宝盒般璀璨夺目。多数时间里，英格兰海军中这类顶级战舰都被拆除了桅杆闲置在船坞里，直至1652年9月28日这一天傍晚，扬帆出海的“主权”号才终于迎来她的第一场战斗，此时距离她建成下水已过了13年。

她一路贵气凌人、威仪显赫，不过到了肯特角（Kentish Knock）的时候，她和“詹姆斯”号却搁浅在一片海中沙洲之中，此地距离泰晤士河河口18英里。当时的人们把她和英格兰历史上的巨型战舰——“上帝恩典”号、“玛丽玫瑰”号——归为一类，都是耗材无数而又徒有其表的鸡肋。

荷兰共和国议院意识到了此时英吉利海峡的严峻形势。逾200艘商船排着长队，等待本国在多佛海峡开辟出安全航道。罗伯特·布莱克正带领英格兰舰队于唐斯港静候，等待发动雷霆一击。荷兰共和国议院传令共和国海军总指挥、舰队司令德·维特，主动出击扫除布莱克这个障碍，让本国的商业血脉恢复流动。

9月25日布莱克接到了德·维特出海的消息，翌日他的舰队也驶出唐斯港向北海进发。布莱克的中队第一个出港，其后是威廉·佩恩中队，后卫司令尼希米·伯恩（Nehemiah Bourne）的中队负责殿后。大船出唐斯港很费事，所以伯恩远远落在先行出港的布莱克和佩恩后面。由于有风相助，英格兰船舰顺利穿过鸥溪，不过开阔海面上的荷兰人却因这股风而难以控制舰队，德·维特布置战阵也遇到不小的麻烦。

布莱克当先，佩恩随后，两队一齐向荷军进击而来。恰巧这个时候“主权”号和“詹姆斯”号在肯特角搁浅了，当时佩恩正在“詹姆斯”号上，他只能眼看着布莱克带队疾驰而过，仅凭整支舰队的小部分力量去和敌人交手。不过正当布莱克快要冲进敌阵的时候，荷军却调转船头往东南方向去了。他们绕过搁浅的佩恩直奔伯恩的后卫中队而去，后者正手忙脚乱地出港，队形一片混乱。

荷兰人本可以通过这一手尽显高超精湛的航海技术，却不料弄巧成拙酿成大祸。“主权”号和“詹姆斯”号在牵引之下迅速脱离了浅滩，转瞬间最佳战机反倒落在了佩恩手中——他掉过头之后，此前调转方向一字排开的荷军全都暴露在他的炮口之下。

“主权”号一鼓作气冲入荷军阵中。再也不受拘束的“金色恶魔”凶焰滔天，巨大的破坏力喷涌而出，雨点般的炮火朝着前来迎战的20艘荷兰船舰倾泻而出。这艘超级战舰火舌喷吐，连周围的海面都被映得通红。

其他的英格兰巨型战舰面临的情况亦是如此。队形紧密时的荷兰人战斗力最强，他们一起出手，用大炮撕烂对方的船帆和索具，用滑膛枪齐射对方甲板，待围困的敌船彻底丧失行动能力之后发起登船。只是这一次，正当荷兰人朝着伯恩奔去的时候风力突然弱了下去，使他们相互之间靠得并不紧密，而拖荷兰人后腿的还远不只是天气。

普利茅斯之役后，共和国议院认为击败英格兰不在话下，德·维特同样陶醉其中，只是他手下的将士们并不认同。海军已经伤了元气：军中许多船舰不堪为用，要么是还未回国，要么是经历了设德兰那场风暴之后已无法再战；船员们拿不到饷银，心中郁积的不满一点就着；而且他们因德·维特军纪严苛而对他异常痛恨，希望转到特罗普麾下服役。就在开战前一刻，距离布莱克大军还有一英里的当口，德·维特决定改换“布雷得罗德”号为座舰，那是特罗普掌军时的旗舰。他在小舟上挥着共和国议院颁与他的委任状，结果“布雷得罗德”号的船员们嗤之一笑，拒绝让他登船。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他这个舰队司令竟然还在划着小船找自己的旗舰。最后他登上了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却发现从船长到将官全都醉醺醺的，船员也没有受过训练。于是他只能以一艘全然不靠谱的旗舰指挥舰队开始战斗。

可以想见，荷军这边还没开打就已经是一片乱象。许多舰长却步不前，不肯参战。英格兰巨舰突入不成队形的荷军之中，重炮频频发威，一时间血肉横飞、满目惨象。它们不受任何干扰，只管十分专注地开炮。德·维特事后汇报战况时说，整个战斗过程中英军大炮都保持着密集的火力，而且即便是护卫舰上口径最小的炮，射程也远于荷军最上等的加农炮。不过此时天色已晚，战斗并没能持续太久。第二天清晨，许多被英军火力吓破了胆的荷军船舰纷纷逃离战场。手下这帮将官抗命不战，着实让德·维特大为光火。放眼望去，荷军犹如“一群惊恐的绵羊，四散躲避前来追杀的饿狼，一路往回逃去”。

荷军共损失了3艘船。英格兰虽然大获全胜，战果却并不如人意。要不是因为布莱克看日落西山，觉得时间太晚，所以没有离战场太近，英军可能只需一个回合就能把荷军打残了。当时德·维特已经被眼前的景象吓蒙了，以为整支舰队都要葬送于此。

肯特角战役后，特罗普被召回，同时荷兰国内掀起一股造船热潮。而英格兰这边却起了骄纵之心，放任自己的舰队走上下坡路。驻守唐斯的布莱克手中只有42艘船，而且弹药库存和粮食补给都不足，船员的薪水也没有发放。另外英格兰还往地中海调遣了20艘船。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打垮了荷兰海军。搜集来的情报其实并不支持这种想法，只是实际情况都被人们忽略了。

终于在11月29日星期日这天，布莱克接到消息称在北海岬沿海看到了荷兰大军。对方有500艘船，其中88艘是战舰。布莱克清楚自己必须撤离唐斯，否则他就会像1639年的西班牙人一样困死在这儿。上头传来的命令也是让他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荷兰海军交战。

当夜布莱克的船舰停在唐斯港外，而海面上的荷兰军队离这里只有6英里。翌日清晨，特罗普做好了进攻的准备。起初双方舰队之间还隔着一片浅滩，即英吉利海峡中部的瓦恩沙洲（Varne Bank）。当时布莱克正向西南方行驶，顺着浅滩往地面蔓延的方向朝邓杰内斯角（Dungeness Point）走，而荷兰海师则是朝着浅滩往海面延伸的方向行驶。正当布莱克行驶到浅滩尽头的时候，英格兰众船队纵列一下子暴露在特罗普船队的面前并被对方截断，随即布莱克的“主权”号也从这支孱弱的舰队中被隔离开来。由于靠邓杰内斯角太近，英格兰海军顿时被困得动弹不得。

此时的布莱克可谓作茧自缚，他突然发觉舰队中半数的船舰都已弃他而去，仍在坚持作战的船长们也对舰队司令的愚蠢计划愤懑不已。但布莱克并没有贸然加入战斗，他仍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多出太多，而且所处海面远比英军开阔，但他内心的战意丝毫没有动摇。眼前的形势如同曾经的莱姆之困和汤顿之困，是他渴望和期冀的战斗。他坚信上帝必会佑助，坚信不可摧折的勇武之心和狰狞的英格兰巨炮必能带他突破围困。

与此前肯特角之役中的荷军一样，这次英军也因为天色已晚而侥幸逃过一劫，全凭这一点英军才算没有覆没。待到夜幕彻底降临的时候，英军一共损失了5艘船，布莱克带着遍体鳞伤的幸存者们艰辛地回到唐斯暂避风头。英吉利海峡全部落入荷兰人手中。此时正是特罗普扩大战果的好时机。待安排好商船船队后，他就掉头来寻找布莱克残部，此时后者已经退到了泰晤士外河口的长沙滩滩头（Long Sands Head）。倘若特罗普这一次真能得手，那等待英格兰的可能就是史上最惨的败仗了。

在战争中，舰队司令往往都会选择风险最小的策略，因此特罗普没有进入处处暗藏杀机的泰晤士河水域。

英军慌了。包括布莱克哥哥在内的4名船长充当了替罪羊，布莱克则躲去了别的地方。此次大败暴露出布莱克在海战战略部署方面的缺陷，舰队中的船长们早已警告过布莱克他的做法会让己方不可避免地陷入苦战，必败无疑。布莱克不这样看，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战败是因为这些船长们缺乏军人所必备的血勇之气，而且有迹象表明，海军的政治立场并非完全明朗，其中很有可能还潜藏着保皇党秘密分子以及亲荷势力。

针对海军的改革开始进行。据称，曾有20艘商船船长表示不希望雇主的资产遭遇危险，布莱克为此十分恼火。于是那些充当辅助力量的商船改由和商船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海军将官掌舵。军中颁布了全新的《海战律令》，此律重新明确了将官和士兵各自的职责，同时加强了布莱克掌控整支舰队的力度。他可以惩罚任何悖逆其命令的将官，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因抗命而依据条令判处死刑的案子达到25起。所有这些都旨在削弱军事会议的力量，实现舰队司令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与此同时新律还提高了将士们的饷银。而这背后最关键的变化在于，国家也竭力从越发高涨的课税里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撑海军。

眼下的形势可谓危急，荷兰海军势头正旺，他们已经牢牢掌握了英吉利海峡，在里窝那之役（Battle of Leghorn）击败英格兰海军后，地中海也落入他们手中。整个冬天，英格兰政府都在加紧为海军舰队筹措弹药、食物和新船。海军新订购了30艘护卫舰，船坞得到扩建，而且新盖了能够加工存储大批量食物和啤酒的建筑。此外还有新起的面包房、屠宰场和啤酒酿造厂，医院在多佛和南安普敦落成。众人的薪资也提高了。国家还为舰队补充了2万人。

扩充后的行政骨干力量以临时拼凑出的新法子监督这一系列遽然增加的工程。1652年，议会将税额从每月9万英镑升至12万英镑，海军获准从预期收入中借款。供应商还没拿到旧款就已经开始预先供应新的订单，可谓闻所未闻。不过考虑到新组海军部的巨大优势，它的还款速度实际上还是非常迅速的。

另外，海军还重新梳理并调整了战略部署。为实现此次改革新设立的层级制度，将整支舰队分为红、白、蓝三支中队。红队由总司令指挥，蓝队由副总司令指挥，白队由后卫司令指挥，各分队另外设有各自的副司令和后卫司令。

自2月起，英格兰海军沿英吉利海峡一线散布，静候即将到来的特罗普护航舰队，对方此时还正在雷岛集结队伍。只是布莱克百密一疏，竟忘了派出侦察船探察军情。当特罗普在2月18日行近波特兰半岛时，这位久经战阵的老将想必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奇怪，他的南边是带着零星几艘船的佩恩，东边的情形也差不多，而坐镇“主权”号的总司令布莱克和迪恩（Deane，Richard Deane）位于特罗普的西北面，也只领着很少几艘船舰。海军舰队的大部此时正由并无多少经验的第三司令乔治·蒙克（George Monck）率领，位于几英里开外的海面上。不仅特罗普惊讶，英军自己也意识到队伍实在散乱不堪。特罗普清楚摆在自己面前的是赢得一场大捷的绝佳战机。

特罗普分队直扑“主权”号而去，想为此前和布莱克的数次交锋做个彻底了结。其他荷兰船舰则位于布莱克和佩恩两队的中间，德·鲁伊特驶向佩恩的队伍，对英军“橡树”号（Oak）、“济援”号（Assistance）和“昌荣”号（Prosperous）三艘战舰发起接舷战。在敌船的重重围困和狂轰滥炸之下，布莱克的座舰已然陷入绝境。

“主权”号，威廉·凡·德·维尔德（Willem van de Velde）绘。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典型的英军战船。

是日之战惨烈异常，英军一艘战舰沉没，数艘遭受重创。“主权”号上有80人负伤和阵亡，其中就包括舰长罗伯特·布莱克。面对四面八方攒射而来的炮弹，两位最高司令官并肩而立。一枚弹片穿透迪恩的外套和裤子后击中了布莱克的大腿，布莱克丝毫不为所动，继续指挥战斗。英军舰队中那些卓越的舰长不是阵亡就是负伤，所有船舰的伤亡数字都高得令人黯然。特罗普正准备登上“主权”号，一举砍掉英格兰海军的龙头。

那一天，最终是红队副职司令约翰·劳森（John Lawson）率队挽救了处于垂危覆灭之际的英军。本来他可以直接去支援布莱克，但那样会把自己也拖入混战。他选择了右航抢风行驶，从战场南端穿过，抵达战场西侧后再改左线抢风行驶，终于在存亡关头从西南角乘着顺风切入战场。登临三艘英军战船的荷兰士兵皆被击退，“主权”号重重围困的荷兰战舰亦被逼散。劳森的“费尔法克斯”号上超过百人伤亡，舰身损毁也非常严重，但劳森的战术预测可谓慧眼如炬——他的一连串行动展现了比最高司令更为高卓的战略素养。

劳森和司令官们不一样，他是名副其实的水兵。
[43] 他出身于东北部沿海，那里是英格兰所有海事地域中条件最艰苦严苛的一块。内战中，劳森曾任“百夫长”号舰长，他是这艘船的所有者之一，对当时的议会也有颇多贡献。在赫尔被保皇党围困的关键时刻，他运去了救急的补给；在截获敌船的行动中，他也有相当令人瞩目的出彩表现。其时，海军部出于政治原因驱逐了许多久经战阵的老将，劳森这样的人正是海军急需的航海者。同时，劳森还是信仰虔诚的教徒，有着坚定的共和派立场。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还是一员胆色过人的骁将。1650年荷兰人盗走斯卡伯勒（Scarborough）的一艘运煤船，他驾船行驶到易北河的河口，生生从格吕克斯塔特（Glückstadt）要塞的炮口下夺回了煤船。

为布莱克解围之后，佩恩和劳森率队向西重击荷军。战役开始阶段，蒙克在一片血肉横飞中带领英格兰舰队大部向西突进。他花了几个小时才抵达主战场。队中军舰主动迎击约翰·埃弗森（Johan Evertsen）所率分队，同时护卫舰迅速冲向荷军的商船护航队。

特罗普只得前去支援护航队。匆忙之间，他将遭受重创的船只尽数抛于身后，结果舰队中4艘沉于海中，1艘被炸毁，2艘被俘。那天下午，轰隆隆的炮声一直笼罩着荷兰战舰，共有1名准将、12名舰长阵亡。英军俘获这些丧主战舰后如此描绘船上的情形：“目光所到之处尽是淋漓鲜血，帆布和索具上沾满了脑浆、头发和碎骨渣；惨景森然可怖，不过也透射出我们艰难取胜的辉煌，有如恩善的主赐予吾国的荣光。”
[44]

英格兰将这场战役命名为“波特兰之战”，不过荷兰人的说法更为贴切——英吉利海峡争夺战。翌日下午1点双方再次交手，此时特罗普正极力聚拢战船以列出偏于防守的新月阵形。他使出浑身解数，以期带领众船顺着英吉利海峡安然归国。英军护卫舰以惊人之姿加入战斗，后面跟着大型战舰。日落时分，荷兰海军再失3艘战舰，很多船舰连吃水线以上的船身都没了。德·鲁伊特的座舰断了主桅，靠其他船拖曳着才到达安全之处。荷兰战舰一边抵御英军，一边还要约束惊慌失措想逃往法国港口的商船。又过了一天，2月20日，布莱克进攻荷兰海军已经跟砍瓜切菜一般。特罗普舰队进入全面溃散的状态，毫无还手之力。还能战斗的战舰仅剩35艘，而且这些船上的炮弹和火药也行将告竭。更糟糕的是，英格兰护卫舰包抄到了前头的多佛海峡。特罗普明白，一旦进入多佛海峡，自己的护航队就会遭到对方的持续攻击。四面楚歌的情况之下，他率领舰队进入了格里内角（Cap Gris Nez）沿岸的浅水区，此地位于布洛涅和加来的中间位置，他准备在这里等到天黑。

特罗普大军已然败得一干二净，只要布莱克再来一击它就将全军覆灭。

翌日，太阳终于升起的时候，欣喜异常的英军却惊讶地发现格里内角沿岸的浅海竟空空如也。困惑无奈之下，布莱克只得在这场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傍晚离开此地。他被伤口折磨得厉害，还发起了高烧。他本应找人代为统领，不过这绝对不是他的作风。前一天的晚上，吃水较浅的荷兰船舰在老练水手的驾驶下成功穿过了格里内角沿海的浅滩，这是一着险棋，不过也是特罗普逃出生天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英军最终竟然没能消灭他。布莱克一共击沉荷兰战舰17艘，俘获商船40艘，不过又一次错过了斩草除根的致命一击。

英格兰重新夺回英吉利海峡，荷兰护航队被迫北上绕行。特罗普在海上为商船船队护航，布莱克正在疗养之中，由迪恩和蒙克暂代统领的英格兰舰队也不闲着，他们正在争夺北海的控制权，为英格兰建立彻底的海上霸权。

5月，英格兰舰队行至阿伯丁（Aberdeen）沿岸，之后他们在海上四处游弋，上达设德兰，下行斯海尔德河口，还去了一趟索尔湾（Sole Bay）。终于在6月1日，司令官们获悉特罗普的具体位置。

加巴德（Gabbard）是位于哈里奇东部30英里的一片沙洲，于此发生的加巴德海战从6月2日延续至6月3日，此役是不列颠海战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两支舰队平行且呈方位线（Line of bearing）排列，均为三队编制。双方可能会有条不紊地拼战术，也可能顺势而为灵活厮杀，总之战斗一触即发。英军还没来得及重新部署阵形，海面上的风便停了。整支舰队首踵相接，排成了长长的一条直线。于是在如此阵形之下英舰舷炮连续轰击，重创荷军，对方的舰船受到重击，人员死伤惨重。荷军试图打乱英军排列的战线，无奈没有风他们根本动弹不了。在英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之下，荷军利用小船竭力将战舰拖入战场，准备近身作战。可惜英军始终占据着微弱的风力优势，让荷军全然无法靠近自己。

荷兰人此时希望能冲进英军阵形里面，这样他们就可以孤立对方的巨型战舰，同时施展自身高超的驾船技术，近距离轰击敌军的船帆和索具，朝甲板上排击扫射。待英军船舰丧失行动能力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登船了。

相对于布置精妙的战术，布莱克（其他海军将官亦是如此）更倾向于发挥一往无前的血勇之气。这种作战理念在17世纪非常普遍，那些船长和船员冲入战场的目的非常一致：俘获敌船，抢夺珍宝。每到舰长们杀得兴起且整个战场被笼罩在浓重的硝烟中之时，战术配合就会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让这帮组织松散、只知道各自为战去争夺战利品的悍徒变成号令严明、能够整体作战的舰队，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普利茅斯之战和邓杰内斯角之战的惨败，以及波特兰之战开战时的乱象，都是因为英军阵形零散不堪就冲上去战斗，任由荷兰人宰割。

不过6月2日这天，英军阵线却是异于往常的坚固，荷兰人不仅没能成功攻入英军阵中，反而感觉自己像碰上了一堵架满英格兰大炮的木堡城墙，单列阵形之下英舰舷炮的效用发挥到了最大，荷军完全无法实施穿插，因而也无法攻击到英舰防守薄弱的船首和船尾。同时因为无法接近英军，荷军也无法发动接舷战。

事实上，英军并没有用什么新式的纵队战术，而是布莱克和蒙克大力整顿军纪的努力终于奏效。邓杰内斯角的惨败迫使布莱克和海军委员会推进海军改革进程，完善海军组织架构并集中指挥权。英军最后虽然赢得了波特兰之战，不过那场仗的开头充分暴露了英军在驾船技术上的硬伤，所以战后布莱克和蒙克立即颁布了新的《航行及作战章程》（Sailing and Fighting Instructions ）。其中就包括一套新编制的旗语，旨在更有效地传达战斗指令。此外还包括一些条例，使舰队在遭遇风暴、强风或在夜间航行时依旧能保持队形。舰队变换航向时，军衔最高者的座舰先转上风，其他舰长按军衔由高到低依序跟行。这条规则执行得非常严格。以前越是速度快的船，越争着往前。现在一旦哪个舰长提前越级转向就会被罚没一个月的饷银，再犯则罚没四个月的饷银，第三次即刻革职。

颁行新章程旨在让海军将领更简单有效地指挥舰队。一旦总司令座舰的后桅升起代表战斗的红旗，各分队可自行与“离自己最近的”敌人交战，但每艘船舰都应“竭力”和所属分队的司令官站在同一阵线上。

这些新条令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海军操练纵队战术。布莱克和蒙克的初衷是希望所有舰长都能全力协助自己的上级。英勇好战的舰长往往会不顾周围的人，直接冲上前去和敌舰一对一单挑。同时也有很多舰长在混战时暗中徘徊游荡于战场边缘，在硝烟的遮掩下消极避战。现在不论是哪一种舰长——肾上腺素无限燃烧的勇者或是偷奸耍滑的懦夫——都必须紧跟分队司令的步调，随时准备协助周遭的战友。这样，英格兰舰队就能在战斗时各自组合成极具凝聚力的分组。新章程从未要求整支舰队排成单一纵队。

1653年6月2日，英格兰舰队最终排成漫长的单一纵列并非有意为之，完全是当时的风向变化使然。各舰长依新章程行事，牢牢地跟在各自的分队舰长后面，成功牵制住了荷兰舰队。大型战舰轰击敌军时，精悍敏捷的护卫舰一直都隐而不动，直到第二天荷军撤退逃散的时候才一涌而出。近两天的轰炸中英军一共消耗了6000桶炸药，狂风骤雨般的炮弹打得荷军船舰奄奄一息，护卫舰在他们中间肆意穿行，荷兰船或俘或沉，英军则屡建功勋。

特罗普带着74艘战船全力逃向泰瑟尔（Texel）寻求庇护，途中11艘战舰和2艘近岸小船被俘，6艘战舰沉海，2艘被炸毁，还有1艘意外覆亡。荷军具体的伤亡人数不详，不过应当有几千人。战斗数周之后，“数不清的手臂、腿和破碎的躯干随着潮水一波波”
[45] 涌到萨福克的海岸上。这当中鲜有英军士兵：英军仅236人受伤，126人阵亡。最先捐躯的一批将士中有舰队总司令理查德·迪恩，他被炮弹击中的时候身边正站着同为司令官的乔治·蒙克。蒙克沉默冷静地为死去的袍泽披上自己的战袍，然后继续指挥战斗。英军士气并未因司令官罹难而低沉沮丧，他们在战斗时严守秩序，令出必行。这是一次重大飞跃，而且事实证明这一点极为有效。

舰队总司令乔治·蒙克曾随1625年征战加的斯的查理一世舰队一同出海，还曾在雷岛服役，参加过1628年未能成功支援拉罗谢尔的舰队行动。蒙克虽是以普通士兵的身份经历了那些惨败，但他目睹了指挥混乱、毫无秩序对海军会有怎样的影响。1652年11月接掌舰队总司令帅印时，时年45岁的蒙克已是戎马多年且战绩非凡的老将。他和布莱克一样也是鞠躬尽瘁的陆军将领，但不同的是，统率炮兵的战阵经验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关于正面战场的战术打法。

这在加巴德之战中便体现了出来，舰队当时的阵形部署正适合英格兰大炮和船舰展现自身优势。迪恩阵亡后，有运用炮火专长的蒙克成为唯一的最高指挥官。战列线或许是因为天气原因偶然“出现”的，但也正是这个机会完美阐释了它的潜在威能。加巴德之战后，战列线成了正统战术，战斗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哪一方能始终保持住纵列队形，然后猛攻对手，将其轰得支离破碎。这听起来似乎轻巧，但在风帆时代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船与船之间性能差异很大，相互距离太近时极易发生冲撞。有时万般小心之下才将战线排好，结果一阵风、一个海浪就让战线变了形，再经过一番混战就彻底散了。

尽管如此，加巴德一战后战列线仍然被人们奉为海战战术的最高圣典。在当时，一支舰队的总司令或许在战斗前尚能很好地号令整支舰队，但一旦进入酣战阶段就再也无力约束了。而通过战列线，司令官便可以掌控整个战场的兵力部署和走向。同时这种战术也依赖于一种新型战舰——风帆战列舰，它能够在战斗中牢牢稳住自己的位置，同时凶悍地杀伤敌人。

加巴德之战的立竿见影之效是对尼德兰的全面封锁和荷兰共和国经济的崩溃，阿姆斯特丹曾经车水马龙的热闹街道竟已野草丛生。7月24日，特罗普率领舰队出击，企图打破封锁，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均系此一举。

另一边，英格兰海军由蒙克接任总司令，佩恩指挥白队，劳森指挥蓝队。7月30日夜，特罗普试图全力赶到英军的上风位，后者当时正停驻于斯赫维宁根小镇附近。翌日天刚亮，蒙克率先发难。他奋力冲向荷军舰队，打算撕开对方阵形抢占上风位。于是整场战斗成了蒙克和特罗普二人间的对决：前者想尽一切办法摆出加巴德之战那样的阵形，而后者则拼死阻拦英军得逞。

战斗可谓异常惨烈。英军战舰还和往常一样全力施展火力优势，大炮一刻不停地轰击敌军。众多荷兰海员因之丧命，其中就包括上将特罗普。麾下将士视特罗普为英雄伟人，他被英军神枪手一击身亡后全军士气立刻消沉下去。德·维特接掌了帅位，但在对方凶残的火炮之下他已无力回天。据英军提供的数据，他们一共击沉了20～30艘荷军船舰。

当时岸上有成千上万名荷兰市民观战。场面凄恻万分，海面上四处散落着船体的残骸和落水将死的将士，人们只能从呛鼻的硝烟里隐隐约约看到战舰的身影。全程最震撼的场景应当是熊熊燃烧的火船冲入战场那一幕。英舰“橡树”号因荷军火船冲击而沉没，“伍斯特”号、“凯旋”号因之遭受重创。“凯旋”号是当日红队副司令詹姆斯·皮科克（James Peacock）的旗舰，这艘悍勇战舰着火后，他为了扑灭烈火，终因持续灼烧而死。英军总计阵亡250人，其中包括5名舰长和2名舰队司令。但和他们带给荷军的损失比起来，这只能说是微乎其微，而且这已经是一年当中第三次出现这种情况了。值得一提的是，英军没有俘获一艘荷军战舰，因为新章程中明令禁止在战斗中抢夺战利品。在过去，舰队阵形往往因为众人各自忙着拖曳战利品而化为乌有。但现在，战列线成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持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所有敌舰只杀不擒。斯赫维宁根一役，有1300名荷军被俘，其中绝大部分是从海里捞上来的。

荷兰人再无一战之力。对尼德兰的封锁由劳森继续。德·维特向共和国议院进言，英格兰已然是海上霸主，本国唯有乞和。这边克伦威尔（Cromwell）则冲着荷兰大使大念埃德加时代所宣扬的那一套英格兰主宰群海之煌煌高论。

英格兰在战事末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但并没有为自己开辟出和平局面。恰恰是克伦威尔本人在实际谈判的时候向荷兰人让步了。荷兰同意遵守《航海条例》，同时承诺此后见到英格兰旗帜时会行礼致意——一场谈判就这么点要求，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或许英格兰海军确实在狭海完胜荷兰海军，不过荷兰在其他所有地方仍旧处于优势地位。英格兰海军在地中海战败，波斯湾和远东的英格兰贸易商也举步维艰。而是否将英格兰逐出波罗的海更是全看荷兰人的心情。

对国家来说，这场战事可能是一场花费高昂的冒险，不过海军获得了一次巨大的飞跃。斯赫维宁根大捷之后的英格兰海军已经全然不同于肯特角战役时的景况。经过布莱克整肃之后整支舰队建立起严格的秩序，蒙克则以此为基础不断改良战术。

曾几何时，他们被压制得狼狈不堪，多番磨砺之后，终于开始阔步向前。

第20章 报国（1653～1660年）

难道掌舵我们英联邦这艘破船的不是别人，竟是一支士兵粗野难训、争吵不休的军队？
[46]

——奥利弗·海伍德牧师

吾辈无须介怀国事，唯全力御虏平敌、立我国威而已。
[47]

——罗伯特·布莱克

奥利弗·克伦威尔见识了由160艘船组成的英格兰舰队在海上的壮观景象后感慨道：“上帝让我们降临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检验我们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48]

舰载80门大炮的“内斯比”号是英格兰海军最新式、最庞大的战舰，船首像绘的是立于马背的克伦威尔正在其征服的六个国家——尼德兰、爱尔兰、苏格兰、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巡视。它沿用了“主权”号船首的寓意——埃德加巡行附属王国的画面。

对荷战争期间英格兰政府发生了两次变更。1653年，波特兰之战和加巴德之战之间，尾闾议会因克伦威尔领导的陆军政变而被解散，随后“小议会”（Barebones Parliament）成立，其成员均由克伦威尔从陆军成员或清教信奉者当中选任。

1648年，海军差点就让陆军的图谋覆没。1653年的海军远胜往昔，它是否会容忍陆军的跋扈气焰仍然是个问题。

克伦威尔可以仰仗的是迪恩、蒙克和布莱克等个人对自己的忠诚。政变后不久他们就曾征询过海军高级将领们的意见，一众舰长的意思是，战局先于政治。

12月克伦威尔再进一步，受封“护国公”（Lord Protector）。此时海面上的战事已近尾声，舰队当中出现了严重分歧，各派各自效忠不同的势力。布莱克、蒙克等人表示十分赞成克伦威尔的集权式做法，更多人选择勉强忍受。不过还有一帮数量可观的海员持有一种和许多国人一样的态度，认为护国公是新一任暴君。斯皮特黑德的现役水手们递呈了他们自己写的请愿书，恳求议会站出来为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夺回自由。英吉利海峡分队的后卫司令约翰·劳森就鼓动手下出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自由”思想的“毒素”随后蔓延至整个舰队。“内斯比”号船首的克伦威尔像还被人割掉了鼻子。

一支懈怠涣散的舰队将会是巨大祸患。毕竟克伦威尔是一心想要提振英格兰国威的野心家。接连大捷的英格兰海军正是他将英格兰推向世界强国的助力。1655年，布莱克连同一支战力雄强的舰队被派遣到地中海，这里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立刻因英格兰舰队的到来而起了波澜。托斯卡纳公爵（duke of Tuscany）惊惧不已，生怕因为自己在里窝那战役中没有向英军施以援手而招致布莱克的报复。威尼斯方面也暗中心焦，觉得布莱克可能会在这里设立一处海事基地。连教皇也担心克伦威尔这个狂热分子是不是准备洗劫罗马教廷。

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朝堂上上下下都试图宴请威扬四海的英格兰舰队司令，可惜这位沙场老卒还是跟往常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仍在粗陋的舱室起居，对天主教那些王侯贵胄们双手奉上的满目奢华一眼也没有多瞧。与此同时，清澈和丽的海面上正静静地停泊着整装待发、火力慑人的共和国战舰，想必很多人因为它们而心惊肉跳。更让人头疼的地方还在于：船上都是信奉清教的暴徒，他们在天主教教徒的想象中乃是悖逆传统教义的万恶之徒。

不过布莱克此行另有所图。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两朝曾严重威胁英格兰人性命和海上贸易的巴巴里海盗又现抬头之势，布莱克来这里就是为了威慑北非的摄政者们，逼迫他们将掳获的人口和船舰全部归还，而且还得另付赔款。其间他遭到突尼斯总督（Dey of Tunis）的抵抗，后者虽臣服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苏丹，但他也是一位独掌大权的摄政者。布莱克宣称突尼斯人破坏协议，扣押了他们一艘名为“公主”号（Princess）的商船。突尼斯总督则说这艘船之所以会被扣押，是因为它的英格兰船长曾订下合约，要用这艘船将土耳其士兵运送至士麦那（Smyrna），结果他却把士兵们当奴隶卖了。

僵持之下布莱克决定全力施展英格兰海军的战力。当时9艘奥斯曼帝国战舰和“公主”号正停泊在突尼斯附近的法里纳港（Porto Farina）海湾中，那是一处全靠近岸炮台守卫的浅湾。

无论在军事还是道德方面，这场战事的正邪双方都如黑白一样分明，这样的战斗也正是布莱克所理解并崇尚的，他将义无反顾地迎着加农大炮向对方冲去。惩办突尼斯总督还只是次要的，他的最终目的是摧毁奥斯曼帝国战船，阻止它们从威尼斯手中夺取克里特岛（Crete）。这一切都将是为上帝而战。

布莱克的第一步是把队伍开到西西里岛，随后他又转回身来和对方继续商谈，接着又一次离开。总督为此自鸣得意，觉得布莱克根本没实力动他，自己的船舰停在牢不可破的法里纳港里就足保无虞。4月4日凌晨4点整，布莱克乘着清晨海面上的微风率队驶向法里纳港，然后突然停止前进并抛下船锚。抛锚后他们松开锚绳继续向海湾中驶去，走在最前面的是护卫舰和小型船舰，大型战舰猛烈轰击近岸炮台，为它们提供掩护。

英军的连续炮击重创岸上的炮兵部队，同时英舰也被弥漫的重重硝烟遮掩起来，令对方的反击失去了准头。一船船的英军水手和士兵朝着敌船奔去，登船人员都接到严令，不得抢夺战利品、不得拖延，只管放火烧船，然后迅速撤回。英军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他们很有可能堵成一团、行动迟滞，无法逆风驶出海湾。而在撤退途中还有一重风险，战舰停止轰击炮台之后，护卫舰就暴露在了对方炮台的炮口之下，且一旦硝烟散去，奥斯曼火枪手也将开始发威。但布莱克的人马丝毫没有留恋战利品，英军回撤出港的速度之快令对手愕然。他们全力推动绞盘，只见紧绷着的锚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运兵船都拖了回来。

整个行动计划得环环入扣，将士们也执行得一丝不苟，将英格兰海军的严整和强悍展现得淋漓尽致。整个欧洲为之侧目。

布莱克的下一个任务是赶赴加的斯沿岸。英格兰和西班牙还维持着和平关系，不过克伦威尔正准备挑起战端的流言已四处蔓延。布莱克还在地中海的时候，海军上将威廉·佩恩率领着一支38艘船的舰队赶向加勒比海。舰队载着由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 Venables）上校统领的3000名士兵，他们此行的目标是拿下海地岛。

布莱克接到的命令是阻止西班牙舰队回援，这让他有些进退失据，双方还没有宣战，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过早跨入西班牙船舰的控制范围。两个月后，他在加的斯沿海差点就和一支西班牙舰队交手了。他和对方在拉各斯（Lagos）附近海面上已然比肩而行，正当他准备拉起后桅上的红旗宣布开战时，下层炮台甲板却出现了状况——海面的浪头越发高急，低层火炮已经无法开炮。等到第二天重新准备好开战时，他却在宣战前的最后一刻意识到对面那些西班牙船舰是准备去护送“黄金船队”回国的。他觉得攻击“黄金船队”已经完全偏离了自己所接到的命令。1655年10月，布莱克回到了唐斯。

佩恩已于一个月前率西印度远征军回国，此番出征彻底失败。维纳布尔斯和佩恩在战略部署上未能达成一致。登陆海地岛后，陆军因为疫病蔓延而人员锐减，被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西班牙义勇兵击退。他们也曾试图夺取牙买加（Jamaica），结果发现这个岛屿并没有什么价值。连番碰壁之下佩恩只得掉头回国，后来被关进了伦敦塔以示惩戒。尽管克伦威尔对未能摧毁西班牙舰队一事颇为失望，但布莱克最终仍免于责罚。

冬天的时候布莱克又组建了一支舰队，并于1656年3月驶往西班牙海岸。就在它准备出航时，国内政坛再现动荡。劳森以远征时机不成熟为由辞去了舰队副司令一职，但那只是一个托词，根源是政治原因。新政府永远不可能把劳森当自己人，更糟糕的是，时年31岁的克伦威尔宠臣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成为和布莱克共掌舰队的优先人选，这让后者愈加警觉起来。

之后，不少海军军官因发表消极避战的看法被捕。他们认为和西班牙开战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不仅抵御西班牙武力入侵的借口无法为其正名，甚至连保护本国商业的说辞也没有根据，伦敦城认为整件事只会对欧洲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将士都觉得眼前的战斗不过是为了满足克伦威尔一人的虚荣心而已。劳森试图阻止这场战事，不过没能成功。随后布莱克和蒙塔古对海军进行了又一次整肃。整支舰队军容雄壮，指挥有序，只是它再度陷入了没有明确征战目标的境地。政客们希望布莱克和蒙塔古能俘获“黄金船队”。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此事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

实际上运宝船船队早就返回了西班牙。布莱克和蒙塔古准备封锁加的斯等待下一趟护宝船队，不过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转送供给的基地。后来葡萄牙国王若昂四世（King João）被迫签订条约，难题得以破解。依据条约，英格兰商船可以自由出入巴西，而且葡萄牙同意英格兰战船使用本国港口，后一条对战局的推动可谓至关重要。

尽管有大西洋风暴肆虐，封锁还是持续了整个春夏两季，想必所有参与这项漫长行动的人都郁积了满腹恶气。8月，布莱克将舰队一分为三，一队以布莱克为统帅在圣维森特角沿海区域巡弋，蒙塔古带领二队前往的黎波里（Tripoli）和萨莱商谈条约，三队继续留守加的斯海湾，由上尉理查德·斯泰纳（Richard Stayner）掌管，队中囊括了整支舰队最精良的8艘护卫舰。不久布莱克离开一队前往萨莱为蒙塔古助阵。斯泰纳所处之地位于西风口的下风岸，当地风力十分猛烈，为避免遭遇险情，这支分队被迫于9月8日从陆地退回海上。

从加的斯望去，英军似乎已然放弃封锁，至少“黄金船队”的舰队司令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率队向加的斯驶去。当看到英军外形矮小的护卫舰时他还以为是渔船。但突然间斯泰纳一轮舷炮轰向了对面前方船舰，其貌不扬的护卫舰瞬间露出狰狞面目，“黄金船队”舰队司令这才大惊失色。西班牙舰队被俘3艘，被焚毁1艘，还有2艘被迫靠岸。

一百多年来有关西印度群岛财富的传说犹如雾中之花，让英格兰人倾心而不可得，今日他们终于擒获了这支传说中的“黄金船队”。

奈何局势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有一艘小型舰没被英军当回事就放过了，实际上它装载了整支舰队的绝大部分珍宝。载货量居全队第二位的舰被焚烧。俘获的舰中有一艘确实载有珍宝，但其他的舰只都只装了一些少得可怜的贵重金属，甚至有一艘装的全是皮革。看似风光无限的大捷，实际收益却寥寥无几——远不足以抵消这场战事的开销。蒙塔古就带着这么点战利品返航了，而布莱克还滞留在圣维森特角附近的海面上忍受酷寒的煎熬。他大腿上因波特兰之战留下的旧伤发作，疼得钻心剜骨，肾结石和水肿更是让病情雪上加霜。他只能靠吃肉冻、喝肉汤过活。

直到第二年春天布莱克才接到“黄金船队”出海的情报，舰队上沉闷困顿的氛围终于开始活跃起来。斯泰纳和其他一些舰长都赞成立刻出发，布莱克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还不打算发起封锁。舰长们只得依照命令重新回到枯燥乏味的岗位上。两个月后，4月12日，布莱克苦苦等待的消息终于来了。“黄金船队”正停靠在特内里费（Tenerife），他们已经被吓破了胆，生怕一出海又会碰上英格兰海军。同时布莱克知悉停在加的斯的西班牙船舰尚未做好出海准备。

1657年4月14日，布莱克离开了自己严密监视一年之久的地方。4月18日他看到了特内里费，第二天舰队抵达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沿岸。

森严的圣克鲁斯港是世界上最令劫掠者们畏惧的港口之一。港口海岸是一片峻险的嶙峋石滩，外来者无法从海上直接登陆。海湾呈月牙形，由圣菲利普要塞负责拱卫。从圣菲利普要塞到镇子北端一线，以及圣胡安要塞到镇子南端一线均设立了海岸炮台。港内所有防御工事又通过三条土木工事构筑的防线连为一体，土木防线后面还驻守着火枪兵。海港入口被7艘首尾相连的巨型盖伦帆船牢牢封住，船舷的炮口一致朝向海面。此外岸边还部署了9艘形制小一些的武装船舰。当真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不过布莱克并不这么觉得。法里纳港一战可算小试身手，这一次他依旧严令手下人马不得夺取任何战利品。当“黄金船队”就在眼前的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哪个舰队司令还会下达这样的命令——因为即便下了这样的命令也不会得到执行。但布莱克对金钱没有丝毫的贪念，而且他麾下的舰长们也没人敢勾动他处于临界点的怒火，更何况病痛的折磨早就让他积了满腹的火气。

护卫舰在斯泰纳的带领下进入战场，他站在“宣扬”号（Speaker）的艏楼上指挥着这艘旗舰绕过重重障碍向海港里面进发。他只向其他各护卫舰舰长下达了一个口头命令：跟在自己后面，自己怎么走他们就怎么走。作为此次闪电式袭击的先锋，这也是唯一的办法。斯泰纳是海军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他自孩童时就随纽芬兰渔队出海，1649年第一次在海军中担任指挥官，时年24岁；第一次对荷战争中他已经能够成功指挥护卫舰作战。此刻他很清楚布莱克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他也参与了法里纳港之战。

斯泰纳在艏楼上看准机会，率队从体积最庞大的两艘西班牙盖伦帆船之间的缝隙中穿了过去，所有这些部署都是在一片出奇的寂静中完成的。布莱克有严令，必须等各部抵达指定位置后才能开火，因为一旦开火，硝烟弥漫之下船舰将无法再做出高精度的动作。顶着大盖伦帆船的轮番齐射，英军护卫舰跟在斯泰纳身后钻过缝隙。9点整，护卫舰终于紧贴盖伦帆船停稳。接下来就轮到他们开炮了。

与此同时，英军大型战舰狂风骤雨般的轰击打得岸上堡垒毫无还手之力，对方的炮手被吓得四散逃窜。海岸炮台也没发挥多少作用，布莱克事先已经预料到停泊在内港的运宝船会挡住炮弹。火枪手们则被裹挟着硝烟的海风吹糊了眼，无法清晰地瞄准英军登舰部队。后者把小船划到西班牙大船下面之后攀缘而上，在一片迷蒙烟雾的掩护下，英方水手肆意出击。大型战舰驶进海港彻底解决了盖伦帆船。下午2点整，西班牙舰队司令的旗舰和副司令的座舰接连发生爆炸。

每当一艘西班牙船舰沉没，近岸炮台就会多出一片向英军瞄准开炮的视野，所以越到后来战事变得越发激烈。一些英军将领因为不停歇的轰炸而被狂热战意冲昏了头脑。舰队副司令伯恩、舰队后卫司令斯泰纳和其他三名舰长试图保住擒获的敌船。若不及时停手，整场作战尤其是最为关键的撤退环节都有可能被扰乱。布莱克将撤退的命令重复发了三次，众人才终于开始执行。于是英军船舰由绞船牵着，像法里纳港之战一样迅速退出了港口。

斯泰纳的“宣扬”号在早上8点整率先发动进攻，至晚上7点整才拖着残骸地最后一个退出战场，当时该船船舱积水已达9英尺，桅杆全部毁坏，靠缆绳拖着才得以安然返回。是役，布莱克一艘船舰都没有折损。由于没有俘获财宝，或许让此等战功无法显于人前，不过他凭借足可忽略不计的损失摧毁了整支“黄金船队”，而英军仅伤亡50人。布莱克往西班牙帝国最敏感的地域狠狠捅了一刀。此役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西班牙正急需这批财宝来支撑自己在佛兰德斯的战事，结果它们却被布莱克死死困在圣克鲁斯港动弹不得。

英格兰海军的超卓战力引起欧洲各方势力的纷纷议论。“前前后后都让人匪夷所思，但凡熟悉那地方的人都知道，再有胆色的人也不会糊涂到去捅那个马蜂窝。”克拉伦登伯爵如是写道，紧接着他又说，西班牙人一致认为这帮来生事的不是人类而是魔鬼。威尼斯大使认为，这是英格兰自击败无敌舰队后最了不起的一场大捷，因此也值得好好庆贺一番。

7月，布莱克起帆回国，只留下一支小规模分队继续封锁行动。他盼望着能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再次踏上英格兰国土。抵达普利茅斯港时他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道军令：必须给留守在加的斯沿海的船舰继续输送补给。1657年8月7日，旗舰“乔治”号刚刚驶进普利茅斯港，布莱克就离世了。

纵观布莱克的戎马生涯，他从未参与过保卫国家的防御战，这可能就是他声名不显于后世的原因。确实，在他一系列的重大战功中，英格兰扮演的都是侵略者的角色，不过他的贡献不当因此而被低估。布莱克以铁血手腕整肃军队的纪律与建制，在海军的成长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没有堪与比肩者。他可能在舰队交战时的战术运用上表现不佳，不过他极擅长应付劣势局面，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还需说明的是，海军能从漫长的封锁作战中撑下来，离不开布莱克非凡的忍耐力和领军才能，那种为达目标不受任何困苦动摇的坚毅品质值得后人永远传承。比如法里纳港战役和圣克鲁斯战役之前，动辄就要花上数月、数年的时间等待战机，但当中的间隙时段又屡见令人心神为之一震的大胆出击，这些都源于平时细致严谨的谋划和观察。整个欧洲都震慑于他的威名。克拉伦登谈及克伦威尔时说道：“护国公在海外威名四起，远甚于国内。”罗伯特·布莱克是最大的功臣。

1657年9月4日，布莱克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364天后克伦威尔离世。布莱克时期，海军在动荡局势中仍旧延续中立的政治立场，“空位期”（Interregnum）的英格兰政坛频换王旗，其间海军作为在野者虽略有微词，不过从未插手政坛更迭之事，而这种局面即将改变。

克伦威尔的儿子理查（Richard）是一个性情随和的人。他继承了父亲“护国公”的位子，议会和枢密院均是他的支持者。不过陆军认为此子未建寸功，是个孱弱不堪的“女王面首”。军中高级将领均不认同由他坐主帅的位子，况且眼下局势也透着一股不妙的意味，国家财政混乱无序，薪水都拖着没发，得靠削减军费开支来解决这些问题。如若不然，政坛上由陆军一家独大的局面将会瓦解。

海军站在理查一边。其中一部分要归功于海军总司令爱德华·蒙塔古，他是新任“护国公”的坚定拥护者。海陆两军龃龉难合，海军总司令和陆军将军们频频斗法。1659年3月，蒙塔古带领一支40艘船的舰队前往丹麦湾（Sound of Denmark），陆军趁此发难，他们废黜了理查，重组尾闾议会。

陆军对蒙塔古心怀忌惮，深信此人会支持查理·斯图亚特复位。此前一直赋闲的海军上将约翰·劳森被任命为英吉利海峡舰队司令。劳森是毫不动摇的共和党人，与布莱克和其他将领不同，他断然做不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拥护自己所厌恶憎恨的政权。因为敢于身先士卒，敢于和克伦威尔对着干，他也深受手下将士们的爱戴。起用劳森旨在将海军分而治之，一旦蒙塔古对新政权产生威胁，劳森就会出手。

蒙塔古被迫隐退，不过尾闾议会的危机并未彻底消除，海陆两军积压的怨念已然沸腾。将士们的饷银拖欠了好几个月，甚至还有拖欠好几年的。10月，士兵们封锁了所有出入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
[49] 的门径，并有部队在其四周驻扎。陆军由此成为英格兰的掌控者。

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海军发动了政变。11月13日，劳森的22艘船舰开进泰晤士河。曾经由陆军发源而来的海军现在反而扼住了前者的咽喉。时值寒冬，伦敦城被围困，市区人心惶惶，人们不仅挨饿，还要受冻——运煤船被拦在泰晤士河上进不来。圣诞节那天城中的将军们举起了白旗，尾闾议会重新上台。

此时舰队总司令成了英格兰政坛的仲裁人。
[50] 伦敦城要求查理·斯图亚特重登王位，劳森自然不会同意，他的巨舰大炮不仅瞄准军政府，也会指向伦敦城和保皇党。

但不久海军就丧失了这份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仅仅一周之后，乔治·蒙克将军率领部队跨过特威德河（Tweed）迈入英格兰。进军伦敦途中他一路观察揣摩着国内的民心向背，人们早已受够了连绵不断的动乱，都盼求着再次举行议会选举。其间，曾于1648年被肃清的议员们再度回归议会。

局势走向不容劳森乐观。回归的议员们均为保守派人士，如果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就又给了保皇党可乘之机。身居舰队司令之位的劳森也有其他选择，他可以凭借手中的舰队联合其他立场坚定的共和党人，发动内战行险一搏。当然他也可以割舍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蒙克联手保住眼前的稳定局面。最终劳森选择了后者，他退到一旁，由蒙克和蒙塔古担任海军的海上总司令。只是海军上下的意识形态早就被其政治领袖们彻底改造，许多将领都拒绝像舰队总司令那样妥协。

1660年3月23日，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从伦敦塔胆战心惊地登上了“雨燕”号（Swiftsure）。
[51] 他是蒙塔古的秘书，蒙塔古此时正指挥海军进行夏季巡航。“雨燕”号扬帆下行往蒂尔伯里（Tilbury）驶去，佩皮斯要去那里会见劳森。

劳森和蒙塔古也有过一段过往。加的斯远航的前夜，劳森曾试图说服这位年轻将领放弃此次行动。蒙塔古也明白自己是掉进毒蛇窝了。这一趟佩皮斯想必听到不少流言蜚语，说以前在劳森手下效力的将官们不会听命于蒙塔古。同时国内正在进行议会选举，以此决定英格兰未来的出路。民众公开谈论查理·斯图亚特归国复辟的事情。蒙克和蒙塔古正秘密和流亡在外的这位斯图亚特王族接触，就如何与众人周旋协商其归国就位的事情出谋划策。

在方方面面的谋划之中，海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没人能肯定它究竟会如何行动。

蒙塔古和佩皮斯换乘“内斯比”号后继续向唐斯进发。进入锚地之后佩皮斯留意到了沉船的残骸和被海浪摧折的桅杆直直戳出水面。这片浅滩暗礁密布，很是险恶，曾经夭折于此的航船已经成了后来者们的水路标志。他们一路前行，最终和驻守在迪尔城堡（Deal Castle）的夏季巡戍军余部会合。两军鸣炮致礼，阵仗十分浩大，硝烟弥漫，以致佩皮斯不仅看不到对面的船舰，连自己甲板上的人都看不清。

佩皮斯在战舰上待得还是比较惬意的，经常和军官们觥筹交错。他渐渐对船舰有了初步的了解并能依此出海航行，文官中很少有人像他那么热衷于海上航行。他还和蒙塔古、军官以及其他船员们一起玩九柱戏（ninepin）作赌。船上时常有人奏乐唱歌，多为讽刺当时政府的曲子。同时他也和众多海员一样，焦灼地思念着自己的妻子，倦怠于单调乏味的海上生活。有天晚上他下船散心，先去迪尔的几处酒馆逛了逛，深夜喝醉之后和一帮年纪比自己小的军官打成一片。“这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很晚才上床睡觉——酒已经喝到了嗓子眼。”

整个4月舰队都停驻在唐斯。蒙塔古自3月就开始着手整肃手下的将官，停留唐斯期间没有丝毫停歇，他以庖丁解牛般的微妙手段把舰队层层分离。佩皮斯手中情报标示了将官们各自所属的阵营，其中尤为激进者被派到了岸上，剩下的人有些被调出执行护航任务，有些则没了座舰——他们的船被直接买断了。不过蒙塔古还是不放心舰长们是否真的和自己一条心，他为此十分忧虑，因为他正利用唐斯的地理位置与海对面身处荷兰的斯图亚特家族的人进行秘密谈判。“内斯比”号上英格兰方面、尼德兰方面的信使和权贵来去匆匆，各舰对此都一览无遗，毫无秘密可言。

目见耳闻之下舰长们心中颇为不满，但他们缺一个领头人。劳森已经被保皇党拉拢了——一边是要为海军掌好舵，一边是眼下凶吉莫测的自身命运，掂量之后他决定不再阻挠国王回国复辟。

1660年5月1日，在数周的谈判之后，流亡英王发表了《布雷达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 ）并在其中阐明了自己所愿做的让步。上议院听闻之后第二天就给出回应，声明君主制才是英格兰本就应该实行的政体。5月3日，蒙塔古把麾下所有将官召集到“内斯比”号上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并向众人公示了以上两份声明。气氛突然间凝重起来，不过他们完全没机会议论。佩皮斯早就为他们拟好了统一声明。“在座者均无异议，”佩皮斯写道，“虽然我明白他们许多人心中都是极力反对的。”
[52]

不过之后甲板上的情形和他的想法全然迥异。将官们在后甲板上站定，佩皮斯向船员们大声宣读了《布雷达宣言》，“我辈大幸！”他们轰然响应，“上帝保佑查理国王！”佩皮斯随后一艘艘船挨着宣读过去，听闻消息的船员们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一艘接着一艘的船上响起了震天响的‘国王万岁’（Vive le Roy）”。

或许舰长们丝毫没有假以辞色，不愿和王朝复辟扯上任何关系，毕竟他们曾被训练得对政治领袖绝对服从，而且参军报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让保皇党永不踏足英格兰。结果现在的形势不仅要他们默认君主制死灰复燃，还要他们仍由国王驱使。他们的指挥权变得沉浮不定。不过船员们的想法和国内民众一致，迫切希望局势能稳定下来。但不论政治立场为何，他们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结队于此，唯有稳定的政府才能给他们发放饷银，所以他们为国王欢呼毫不奇怪。和军官们不一样，他们是失无可失。每位水手都得到一品脱葡萄酒作为赏赐，于是所有潜在的抵抗都消弭于无形。

5月13日，舰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抵达斯赫维宁根沿海的。“内斯比”号上的克伦威尔巨像已被移除，船舰绘上了皇家徽章，旗帜上的英联邦竖琴标志被裁了下来，代以匆忙间用黄布剪出的王冠和字母CR——Carolus（Charles）Rex（查理国王）。保皇党让舰队继续闲置着，蒙塔古和佩皮斯就靠玩九柱戏打发时间。5月22日，英格兰海军总司令、约克公爵、国王的兄弟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前来巡视。他自4岁起就获封这些爵位官衔，直到现在27岁时它们才真正发挥效用。翌日，国王登临“内斯比”号，并即刻将其易名为“皇家查理”号。

舰队载着王室成员返航多佛，一路鸣炮以示庆祝。查理讲述了不少他于1651年逃离英联邦军队追捕时的逸事，为身边拥簇的众人助兴，佩皮斯听得尤为入神。海军再次冠上了皇家之名。

海军让英格兰赢得全世界的敬畏。它此时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曾经击败无敌舰队时的战绩。海军在这段时期的历史事迹不为今人所熟知，不过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其视为黄金时代。经历了共和政府时期和克伦威尔摄政时期后，海军终于走向成熟。

军政府以严苛手段向英格兰民众强征暴敛，以此堆砌出了雄强的海军。金钱是行政系统的润滑剂，使其以空前的效率高速运转。金钱让海军舰队的规模从40艘攀升至130艘，而且之前的40艘主要都是巨型战舰，之后既有悍勇无匹的第一流战舰，也包含不可或缺的护卫舰。金钱为舰队招兵买马，当其充裕时更维系了他们的忠诚度。“金钱，金钱，金钱”——1628年它就被奉为海军的第一推动力。不过随着税收渐告枯竭，1660年，海军债务已逾125万英镑。

如此情形之下，新近复辟的君主政体似乎变得岌岌可危。以历史眼光来看，传统君主制那一套征税机制和行政体系已经老朽不堪，倘若新政府仍旧如此行事，海军的光辉将只是昙花一现，海军也将离历史的轨迹越来越远。

但事实上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并未中断海军改革的大势，反而成为强劲助力。

第7部分 海之子

第21章 地中海俱乐部

痛饮美酒的时刻，水手们以为自己身处天堂。

——约翰·巴尔萨尔佩（John Baltharpe）

加的斯、丹吉尔（Tangier）、马拉加（Malaga）、阿利坎特（Alicante）、热那亚、里窝那、那不勒斯、墨西拿（Messina）、加利波利（Gallipoli）、赞特岛（Zante）、君士坦丁堡、士麦那、斯堪德罗恩（Scanderoon），光听这一连串充满异域风情的地名，英格兰水手们的心就骚动不已，想要前去一探究竟。每当有航船进入地中海的海港，载满妓女的小船就会上前招呼，令众人不由得要去纵情享乐一番。“船还没停稳，海军中许多家伙就先快活了一回。”
[53]

水手们离船登岸的时候可以暂时摆脱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海上生活。到了镇上，他们痛饮大醉，纵情喧闹，不论在英格兰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会急不可耐地往当地的烟花巷里钻。一名居住在里窝那的土耳其人，因为亲眼看见了英格兰水手们狂浪放逸的行径，从信奉基督重新变回伊斯兰教信仰。据说一名水手能在几个小时里就把整年的薪水挥霍个精光。他们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对这些乐子念念不忘。随船牧师亨利·泰昂格（Henry Teonge）乘坐战舰从英格兰出发前往地中海，他在日记中记载了离开本国海域前的最后一夜里船员们和各自的女伴是如何度过的：“眼前场景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一男一女钻进吊床，女人的双腿悬在吊床两侧抑或伸出床尾。有些鸳鸯们躺在箱子上酣睡，还有的紧紧拥抱着接吻；他们大多意识迷离，不是半醉就是半睡。”

夏初离港时，海军的每艘船舰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情形。
[54] 离港后他们将会前往不同的目的地。1680年，有6艘船驻扎于英吉利海峡西面入口的桑丁斯（Soundings）。驻守期间，若有商船要向南去往丹吉尔、比斯开沿岸、葡萄牙、加那利群岛、马拉加或是要向北去往冰岛，都会由他们随行护航。2艘战舰随捕鱼船队前往纽芬兰并在回程时护送他们穿行大西洋，目标是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两地利润丰厚的渔业市场；2艘战舰开往地中海东部，负责守卫黎凡特公司的船队；2艘战舰负责捕鱼季的海上巡弋，以保证在雅茅斯（Yarmouth）沿海作业的鲱鱼船队能够安全作业，并在作业结束后护送船队前往地中海。另外还有2艘负责护送商船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进行贸易。不那么走运的人（共2艘船）被调去了爱尔兰海域执行巡防，各有1艘船被派往泽西岛（Jersey）、格恩西岛（Guernsey）、朴次茅斯、希尔内斯、背风群岛、巴巴多斯和牙买加负责守卫。10艘船负责巡逻直布罗陀海峡，还有1艘驻防英格兰海军基地丹吉尔。查理二世娶了一位葡萄牙新娘，丹吉尔和孟买是她的嫁妆。

前述最后一组船队是英格兰地中海海上力量的核心，即地中海分舰队。其规模并不固定。1679年，阿尔及利亚海盗尤为猖獗，直布罗陀海峡上巡防的英格兰船舰达到35艘。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对付私掠船，在敌方沿岸海面上驻防或是四处巡航，搜寻那些虎视眈眈、不怀好意之辈。但航行海上期间，这些船舰也可能会被调到英格兰海域和斯堪德罗恩（即当今土耳其的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之间的任何一处海域为商船护航。船舰需要维修或补给时会前往里窝那。

泰昂格日记中那些出海前夜和自己男人欢好的女人们会随船从泰晤士河口一直到唐斯，然后在那里下船返岸。离别之时，悲戚含泪，男人们会在小号声中唱起那首经久流传的水手民谣——《终须一别》（Loath to Depart ）。

皇家海军士官约翰·巴尔萨尔佩曾于17世纪70年代随“圣大卫”号（St David）远航地中海，“圣大卫”号舰载46门炮，船员240人，是地中海最庞大的护卫舰之一。他为此番远航写了一首长篇打油诗。诗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了船员们身处艰苦巡航岁月时的想法和情感，其中性和饮酒方面的内容尤为丰富。他如此讲述自己的离乡出海：“月光下，我站在甲板上/眼前空茫茫一片，空茫茫如那晚英格兰从视线中消失一样/永别了，美丽的英格兰，永别了。”

这帮水手离开英格兰时泣涕涟涟，不过一到异国的港口，他们就急忙冲向岸上的妓院或直接登船的烟花女子。1661年“蒙塔古”号离开里斯本时，船上300人中有37人要接受性病治疗。乘着小船出来迎接英格兰船的窑姐们，必然生意兴隆。

还有其他人也在候着那些船。地中海港口是水手们暂时歇脚的地方，当中许多人都希望能在船上谋个铺位，他们或远行，或回英格兰。海军每年要给20～40艘船招募3000～4000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属于四级、五级、六级战舰，一小部分归属三级战舰。
[55] 和平时期人手不成问题。没有战事的时候地中海就是英格兰海军诸多行动的核心区域。

一般而言，在战舰上工作仅仅是海客们在波涛里讨生活的一条门路而已，还有其他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水手爱德华·考克希尔（Edward Coxere）曾于海上颠沛流离，因此能流利地说四国语言。内战期间他曾效力过数位主子，之后他加入西班牙人的队伍对付法国人，之后又投入荷兰人的阵营对抗英格兰人。这之后再帮着英格兰人打荷兰人，后来成了巴巴里私掠势力的俘虏，被逼着不分国别袭击所有船只。再后来他被救了出来，被安置到一艘英格兰战舰上和西班牙交战。西班牙人俘虏了他，他逃出囹圄后回国，出海往纽芬兰去了。

并不是所有水手都像考克希尔这样坎坷地飘来荡去，但他们绝大部分也都是在商船和海军战舰之间来回漂泊，挣一份辛苦钱然后寻找下一家。对许多水手来说，参加海军是一个过渡而非一份志业，是今后谋求巨财的敲门砖。这帮人的一身皮骨足以熬过海上那野蛮残酷、旦夕莫测的日子。在雅茅斯或里窝那、朴次茅斯或墨西拿登上国王的船舰时，他们早已明白自己跨入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其中什么事都要照着规矩来。

船上每个整点都会有铃声报时。每4小时会有8声铃响，这是在提示值岗警戒人员该换班了，航程中这项常例雷打不动。船上有右舷和左舷两处警戒，水手登船后会被分到其中一处执行值岗任务。一个警戒处会值勤4小时，其他轮班处的人睡觉或者休息。8声铃响一过，没值岗的人即刻离开吊床，打起精神接手分配给自己的岗位。特别年轻且手脚敏捷的船员大多在高空执勤，被称作“瞭望人”（topman），他们待在高高的尖桅横杆上，负责调整船帆、监视远处动静和修补大段大段的帆绳。无力再在高空执勤的老水手会降至船腰甲板上，叫“船身工”（waisters）。他们经验丰富，负责协助水手长（boatswain）控制前帆或者参与其他特殊任务。最没经验的普通海员有时在船腰或后甲板和船身工一起警戒，有时作为值勤水手牵拉缆绳，干的都是不需要技术和灵巧但很耗力气的体力活。瞭望人、船身工和普通水手值勤的4小时当中，工作艰辛繁重而又千篇一律——船行海上时的每项行动指令都得靠几十号人齐心协力、累折了腰才能实现。

也有人不用参加严苛的轮班值勤，他们夜里睡觉、白天干活，所以叫作“常员”。这些人都是专业人员和工匠，明显有别于值勤警戒的“水手”（seamen）。船上有木匠、制帆工、炮手、铁匠以及不参与普通行船事宜但负责重要日常工作的其他船员，常员做的就是这些需要技术的活。有些时候，比如航船要抢风换向、抵御风暴或发现敌船时，就需要紧急调动所有船员——包括常员和休勤人员——的力量。17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英格兰水手在地中海时经常要参与应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因为护卫舰上配置的人手要比战列舰少一些。

年满20岁且有5年海上经验的水手会被列为一等水兵（able seaman），可以“负责船舵、铅锤（Lead）
[56] 、桅顶和帆桁”，即掌舵、测量水深和高空作业。一等水兵每月有24先令的薪水。普通水兵（ordinary seaman）需要干更多的粗活，且薪水要低于一等水兵。除了一等水兵、普通水兵以及常员之外，船上还有一些其他人。每艘船都配有号兵，他们负责将命令传达至船上的每一个角落。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男童，他们大多为将官们在船上的侍从，同时也出于熟悉海事的目的登船。还有些男童会充当随船外科医生的助手。年纪最小的瞭望人在顶上的帆桁处干活，那里的船帆要轻一些。1659年，一位名叫爱德华·巴洛（Edward Barlow）的普雷斯特维奇（Prestwich）男孩以航海长（chief master）学徒的身份加入了“纳斯比”号。1661～1662年他去了地中海。我们对“复辟海军”（Restoration Navy）日常事宜的了解大多是从他的日记中获取的。

爱德华·巴洛在日记中详尽记录了皇家海军中惊险屡现但有时又十分平淡的生活。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他和同伴们才睡了半个小时就被叫了起来：

我们在半睡半醒之间就被催促着上主桅楼和前桅楼去把顶帆收起来，时间紧迫以致我连鞋子也只穿了一只。我们经常和衣而睡以便待命应召。要是遇上暴风雨，只感觉船身跌跌撞撞打着转，如同巨大无匹的磨石沿着山壁滚上滚下，我们只能紧紧拽着细绳，费尽心力才不致摔落甲

板。攀上桅楼升降帆布，将其系紧拴牢时周围什么都看不清，唯有头顶的乌云和脚下的海水，狂风巨浪之中似乎随便一个浪头就能将我们吞噬：很多时候夜里太黑、风太大，到了彼此间看不清、听不见的地步。

一艘船要维持良好的状态，得有大帮人手来完成日常事务。

还有一些并非日常性的主要工作。用绞盘升起大锚、回收大船上的小艇都需要众人苦干数个小时。数周的海上航行以及与海盗交战之后，船员还得修补漏水的地方和加农炮炮弹造成的破损，修缮摧折的桅杆和帆桁。此外大船还得倾侧休整——先把船拖上海滩，倾侧船身，然后开始对吃水线以下的船体进行修补，并把吸附在船体上的甲壳动物和海草铲掉——最后还要涂上动物油脂作防水之用。

航海时要做的事情主要就是这些。巴尔萨尔佩如此描写瞭望人们在高高的帆桁上干活时的闲聊：内容不外乎“说些莺肥燕瘦的下流话打发时间”，议论军需官是否捞了油水，讲讲对军官的牢骚抱怨。航行久了，听到航船即将停靠友方港口的传闻，聊天的话题可能又变成了在里窝那、马拉加抑或其他地方等待着他们的美酒和女人。

8声铃响之后，他们从岗位上撤下，退回自己在火炮甲板上的餐舍里休息。每个餐舍容纳4～8人不等，其中一半在右舷值勤，一半在左舷值勤，从而可以让值勤的人不在时，其余人有更宽敞的地方休憩和睡觉。军中伙食在两门火炮之间的一张桌子上提供。水手能有的休息之处和私人空间都在这里了，其中存放着寥寥无几的私人物品。这里还是水手们放置吊床和白镴餐盘的地方。没有任何自然光线能透过火炮甲板，加之航行的时候炮口完全封闭，这里面的空气远谈不上清洁新鲜。

每晚7点，船员们拿着自己的餐盘来到设在艏楼的厨房，打好食物再回到餐舍的桌子旁就餐。按条例规定，船上每天须供应船员鱼、猪肉、牛肉和一加仑啤酒。一天中这个时候最为惬意，众人讲谈逸闻，哼曲唱歌，玩赌钱的游戏。许多记录17世纪航船生活的作品都提到，跳舞和吵闹的淫秽曲子受到普遍欢迎。巴尔萨尔佩曾说，和他一道的船员顺着小提琴的调子就能跳起舞来，有时候他们就只是“瞎蹦跶”而已。“空位期”时，布尔斯特罗德·怀特洛克（Bulstrode Whitelocke）曾以大使身份前往瑞典，途中他和水手们谈天说地，还和他们一起在甲板上肆意打闹，“时不时从脖子往里灌水、开个玩笑……这些举动很受那帮人的欢迎”。
[57]

而其他时间，船员们会用陶管抽烟。这毫不为奇，因为在木质航船上明火是十分危险的东西，须时时警惕，规章条例对此也有严苛要求。艏楼那里有一个盛水的木桶，在其周围才可以抽烟。至于物质需求方面，便池设在上层甲板，粪便都从船首的出口倾泻到汹涌的大海里去了。

人们常说水手“百毒不侵”，他得长着“一个无坚不摧的胃，吃下什么都能照单全收，就是铁块都能给消化了”。
[58] 出海后，能供应新鲜食物和啤酒的光景并不长久，之后船员只能仰靠贮藏食品过活，当中有一些已经放置了数年之久。新鲜食物的短缺使得疾病成为必然，其中坏血病尤剧。拜黄热病这样的热带疾病所赐，西印度群岛成了名副其实的坟场墓地。斑疹伤寒在环境不卫生、众人长期聚集的地方横行肆虐。痢疾对船员的身体状况也是一大威胁。大冷天里艰苦的重复劳动让水手们饱受疝气、风湿病、溃疡和呼吸道疾病的折磨。

地中海分舰队航船的出勤期也很长。一艘护卫舰需要5周的时间护送纽芬兰捕鱼船队横贯大西洋，接着要等上数周乃至数月，待捕捞完成后再驶往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这段航程可能得走上半年。随着航行时间的拉长，储存的食物和啤酒还会变质，每人的定额配给也受到严格限制。疫病开始蔓延，航船也亟待维修，水手们也会遭遇“配给限制”——也就是说原本四个人的配给份额要分给六个人。

所有航船都会遇到这类艰难处境，而且海军船舰提供的补给比绝大多数商船还要宽裕。当一艘航船抵达地中海港口，意味着船员们可以稍微远离一下船上的伙食——发黑的面包、已经有年头的腌牛肉和腌猪肉（被戏称为“又臭又硬的咸肉干”）。巴尔萨尔佩生动描绘了大伙儿抵达墨西拿时的雀跃情景，水手们到市集上采购食物，买了麦芽酒、卷心菜、胡萝卜、芜菁（turnip）、坚果、鸡蛋、柠檬、橙子和无花果带回船上。不过西西里红酒和白兰地这样的杯中物更受水手们青睐。巴洛回想年轻时第一次远航地中海时说，阿利坎特当地出售的商品让他非常吃惊，有无花果、橙子、柠檬、石榴及其他水果和杏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争相前来迎接护卫舰的小贩船上购买的。

如果手头上没钱，水手们会用自己的衣物换酒，等回到船上的时候，他们的“外套没了，脑子也不好使了”。军需官向水手们出售“罩衫”，也就是耐穿耐磨的工作服，费用从他们的薪水里扣。船员没有统一服装，不过大多数水手都会戴一顶红色蒙茅斯帽（Monmouth cap），身着蓝色或者白色汗衫，系白色头巾，披着皮夹克和蓝色马甲。水手们先赊账，拿了衣服去换食物和酒。他们买的东西越多，最后能拿到手的钱就越少。

“得欢当作乐，何来明日忧！”这是英格兰水手的人生准则。据考克希尔回忆，他们拿俘获一艘西班牙海船得来的钱在陆上购置了许多东西，结果接下来那段航程中他和同伴们“吃得滋润，还时常有酒喝”。与其省着钱为未来打算，还不如当下先过得舒服些。

船上补给时常不足，或者吃的东西十分无味。长官们比较体恤手下们的心情，希望船上是一片和谐平静的氛围而不是弥漫着深重的怨气。不过他们对下层的关怀和休戚与共也就到这个程度了。爱德华·巴洛认为水手生来命路粗粝、性情顽劣乖张，就得被压着才会好好干活。到了17世纪下半叶，这种想法越发普遍。

1661年，旨在“整顿完善国王陛下的海军政务”而颁布的《海军纪律条令》（Naval Discipline Act ）含有35项条款，1663年又加入10项规定。条令规定，凡出现辱骂、争吵和酒醉等情状，当罚没犯事者一日薪水或罚以监禁。有鸡奸、谋杀、偷盗、侵吞公款、值勤时睡觉、攻击长官、哗变和擅离职守等罪状者可处以死刑。1663年新添的规定允许船长从轻处罚值勤时睡觉和偷盗等情况。

船长们多半不会动用死刑解决问题，最常见的处罚形式是鞭刑。首次记录在案的、在整个舰队当中对歹徒施以鞭刑的例子来自1654年的一支地中海中队，一名水手因对船长动手在每艘舰上都挨了5下鞭刑，两名水手因醉酒闹事和偷盗在每艘舰上挨了3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鞭刑变得越发普遍且严苛。1675年，一名水手因唆使他人攻击长官而在6艘船上受了19下鞭打，又在旗舰上受了31下。刑罚记录中没有因同性恋罪名而受罚的记载。对之后的英格兰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当时还是一名海军随船牧师，他因鸡奸罪名被解雇。

其他一些罪名以羞辱和皮肉之苦的方式处罚，由长官们裁夺如何判刑。泰昂格那艘船上，有辱骂行为的水手会受到嘴里硬塞着铁笔（Marlinspike）
[59] 罚站一个小时的处罚。还有一项悠久的传统，就是周一那天第一个撒谎被抓住的人会被押到主桅处，一路上其他船员会大喊“骗子！骗子！骗子！”接下来的一周中这个人要负责刷洗船头正下方的船身和铁索。实际上清理粪便的人就被称为“骗子”。那些曾经偷牛肉吃的水手被抓住后，人们会在他脖子上挂起牛肉然后把他绑在主桅上，接着同伴们排着队一个一个把生牛肉扯下来塞进他的嘴里。其他惩处方式还有锁上铁脚镣、把陆上回来晚了的人从帆桁顶端丢进水里。

上述惩戒进行得非常正式，以儆效尤，而平常日子里，船上违背纪律的行为会立即得到惩罚。刑罚力度因各船、各长官而异。冷不丁突然抽来一鞭子，或者水手长的粗棍猛一下就挥过来，这些事每天都会发生。“空位期”时，海军部官员会接到普通海员的申诉，有时还会为他们撑腰。王朝复辟之后任何越过船长向上发声的尝试最终都落得被狠狠抽一鞭子的下场。

纪律准则的严苛必须要和其他因素达成平衡。心中满怀怨怼的船员就如同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大多数长官是靠与船员相互合作、用说服而非前述之惩戒的方式来领导船员的。另外船员们心里也清楚，一艘船如果纪律混乱将会非常危险，服从命令、相互间和谐友好事关整艘船的生死存亡以及获得战利品后个人能分利多少。

船员们的生活质量如何取决于长官们的性格和才干。水手们对自己信任的长官会非常卖力地工作。常设官是海上生活的核心所在——水手长、炮手、木匠、军需官和厨子。不同于舰上其他人，他们隶属于自己所在的船，无论是出海还是船被拖上岸闲置的时候都待在这艘船上——船长和船员们来来往往时常会换人，连接这些新旧之人的便是常设官。

和自己统管的人一样，常设官也会在不同的商船或战舰上工作以提升自身资历。
[60] 他们的晋升是有衔级序列的，经过一段时间服役并取得资历后，他们会拿到证明自身技能和可胜任何种职务的资质证明。他们可以从海军高级官员——造船厂官员、船长、海军将官——那里求得推荐信，然后接受海军委员会的考评，适用者的名字会报到海军部。成功通过的人会进入官方候补名单。一旦哪艘船上出现空缺就会有人打破脑袋往里挤。成为常设官的人会收到海军部的委任书。

对水手而言，水手长是平日里干杂活、值勤时始终绕不开的人物。他和他的助手负责管理甲板和帆桁上所有的活儿。水手长是所有船员的头儿。许多最日常的事情他都会监督：绳索、帆、锚的修护保养。在甲板以上部分他的话分量最重，桅顶上的行动也由他指挥，他脖子上挂着一只银哨子，手里握着鞭子，以此号令所有船员。

炮手掌管的地方是封闭严实的火药舱和位于吃水线以下的弹舱。火炮、炮弹和火药必须时常检查，严防任何明火，并时刻做好应战的准备。交战时火炮需要不断填充火药，炮手为了避免发生爆炸会将炸药小批小批分送至火炮甲板。这件关系重大的差事须找一个经验丰富、谨慎仔细的人，一次微小的差错，比如不小心把火药撒在明火附近，就有可能酿成大祸，到时弹舱一起爆炸，刹那间就会给船体造成严重破坏，船员伤亡将十分惨重。护卫舰和北非海盗船之间的单舰对决迅疾猛烈，火炮必须连番快射且不能失了准头。能否获胜，就要看炮手将自己的手下训练得如何，以及船上的军火库是否可以随时支援战斗；能否安全无虞，则要看火药是否被区隔成很多小份，以杜绝意外爆炸发生。

木匠的角色至关重要，而且一直都有活儿要干，因为帆船总有地方等着修整：维持抽水泵正常工作、检查是否有漏水的缺口并把它们堵上、更换因为恶劣天气而裂开的船柱、检视堵缝的填塞物、保养船舵，这些都是木匠要负责的事情。而且保养工作似乎永无休止，如此才能保证船在航行时可以劈波斩浪、无惧风暴。他每天得向船长报告船身漏水达到多少。这些木匠对航船的上上下下了如指掌。

军需官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是船上其他人都厌恶他。他负责采购补给，再分配给船员；给船员发放薪水、赊账。要是船上的食物补给跟不上，他的常设官官衔就会被船员们扯下来。许多军需官为饱私囊，把破破烂烂的罩衫以高价卖给绝望的水手，后者需要用这些罩衫到外国港口换食物、酒和女人。

常设官中位阶最低的是厨子，通常这一职务会委任负伤的水手以奖励其耿耿忠心。厨子管辖的区域是位于艏楼里面的厨房。

海上世界熙攘变幻，常设官却是其中长久固定的职位，有地位而且工作稳定。作为常设官助手的海军士官包括职责各不相同的大副以及衔级低一些的士官。虽然比不上常设官稳定，但他们的重要性不遑多让。他们的能力足以让其代理航海长、水手长、木匠和炮手的职位，协助长官处理日常事务。同一衔级的还有制帆手、箍桶匠、军械工、军需官手下的管事、舵手和其他各种工匠与助手。船员队伍中还有些人虽可以发号施令但并没有正式官衔，比如每处桅顶和每门火炮都有一位“领头人”，监督平日里的事务以及在战时负责督战。海军士官的人选由上级长官决定，整个远航结束以后，他们再去别处找活儿干。

士官可谓皇家海军的骨干力量。一艘船要想确保安全无虞、行动成功，每个环节就都必须运作得像钟表一样精准。它要靠许多不同的队伍通力合作方能运转，犹如一台由众多齿轮紧密咬合而成的机械装置。士官就是带领和管理这些队伍的人，让甲板下面的各项事宜进行得有条不紊，他们是船上刻板的等级制度之中的沟通管道。所以士官责任重大。这当中表现出色的能升为大副，进而升为委任官（warrant officer）。

任何一名常设官获得晋升之后都会转到另一艘等级更高的船上，或者也可能去岸上的船工厂做维护人员的头儿，负责看护停驻待用的战列舰。木匠可以转为造船长，军需官不必再深陷于海军在岸上的那些官僚事务，运气好的日后还能成为海军部或者海军委员会中的资深秘书。偶尔也会有人从委任官爬到金字塔塔尖。比如约翰·贝里（John Berry），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纽芬兰捕鱼船队待过；25岁左右时在一艘停驻于西印度群岛的皇家海军海船上当水手长。两年之后，他成了那艘船的船长。最终他的军衔升到了后卫司令。

不少人愿意自降身份到战舰上服役，即使获得的职位比自己原来的要低。做到了候补军官的海员经验极为丰富，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爬到目前的位置的，正盼着有一天能拿到委任书。但有些候补军官走的路子是反的：他们以前是水手长、炮兵、航海长，甚至还有人当过船长，结果反过来成为别人的手下。一旦哪位常设官因身体原因离开职位，候补军官随时可以将退任者手中的职责接管过来，并凭借他们的能力维系船舰的正常运行。

以单次远航为职务期限的还有非常设委任官。随船军医经过“理发师兼外科医生中心”（Barber-Surgeon’s Hall）
[61] 考察通过后由海军委员会向其颁发委任书。随船牧师在1665年以前均由船长选定，1665年以后由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选定，1677年以后决定权又转到伦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手中。

委任官有几项特权，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在哪儿睡觉和上厕所——这两件事情和吃饭一样，是所有海上航行的人都极为看重的事情。水手长和木匠的舱室位于后甲板舱壁，从那里到甲板上十分方便，以便于他们处理紧急情况。主甲板尾部是船长及其副官的起居室，如果地方宽裕的话其他委任官也可以在这儿分到一个舱室。有特定地位的人才可以享受在起居室单独吃饭和睡觉的特权。火炮甲板最后面一块是用帆布隔出来的炮室，也可以供一小部分委任官、候补军官和大副安置他们的吊床。绝大部分士官都睡在前甲板下的水手舱。住起居室的军官可以在艉楼两侧的边室从容地上厕所。其他军官和高级士官可以到船头两个专属的小圆屋里解决一下内急。亨利·泰昂格很幸运，他费尽力气弄到一个用得很旧的便壶。以上这些真不是小事儿。

航海长是所有委任官当中地位最受人尊崇、最需要技术含量的职位。航海路线、掌舵还有调节船帆的事情都需要他负责，他的命令下达给水手长、舵手和负责实际操控船舰航行的士官们。航海长一职不在常设委任官之列，因为他们熟悉的是特定地点的具体地理情况，所以他们参与的是某次远航，而非固定在某一艘船上任职。与试者在通过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严苛的测试之后，才能拿到航海长的资质证明。获得航海长资质要对深海航行的所有大小事务以及沿岸航行和引航事宜都了如指掌。资质证明标明了航海长可率领的船的级别，以及他积累经验时所在的海域。如果因为指挥失误而导致航船失踪或损毁，责任就得由航海长担着。

长官们对食物和酒的痴迷丝毫不逊于普通船员。泰昂格记录了70多种不同的食物，包括外国水果、鱼、奶酪、各式沙拉和小牛肉。他写道，光景好的时候，一名长官在地中海的生活比在国内要滋润，“我们在这里吃的是上等的肉，喝的是上好的酒，还能享受不少乐子，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圣诞节可以吃到牛肉、葡萄布丁、碎肉馅饼，国王诞辰日那天有小牛肉、鲭鱼、龙虾、沙拉和鸡蛋。一众停驻马耳他沿海的船长们的食谱是这样的：“一份丰盛的烤布丁”；整猪腿配花椰菜；用猪蹄、两头烤乳猪、一只火鸡、一个肥猪头和三只鸭做成的一道菜；用塞浦路斯（Cyprus）飞禽做的一道菜；然后是开心果和枣子；此外还有“足量的美酒佳酿”用来佐餐。

酒是不可或缺的。泰昂格记录了从马盖特麦酒到巧克力的21种不同饮料，吃饭时喝的有葡萄酒、雪利酒（sherry）、拉基酒（raki）、苹果酒（cider）和麦芽酒。当时有一个风气，每逢周六长官们就以向妻子和远方的朋友祝酒之名纵情狂饮。“潘趣酒（punch）和白兰地”，泰昂格写道，“……拿来当水喝”。长官们还喜欢弹曲、听曲和唱歌，他们有些人会带乐器上船，或者身边的侍从会弹奏乐器。此外还有阅读，他们当中许多人把休勤的时间用来学习航海路线、地理和海军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有时一艘船的整体氛围会因为船长而变得随和活跃。据佩皮斯说，一位叫约翰·哈曼的爵士（Sir John Harman）因为和船员们彻夜狂饮以致第二天在议会上还是一副宿醉的模样。格拉夫顿公爵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船长，据说他和属下们混得很熟，也会亲身参与底下人那些“激烈粗犷的运动”。
[62]

对所有参与者而言，船上的生活都是艰苦而又危险的。和巴巴里海盗的战斗残酷凶险。有一回，一轮交锋后，“鲁珀特”号上从船长到大副的所有长官尽皆战死。不过至少长官们的待遇要更舒适一些，海军中熙攘来去的水手们才是最惨的。一次从泰晤士河到斯堪德罗恩的远航途中，亨利·泰昂格就曾在旅途间隙为那些丧命于意外事故和疾病的同伴们举行葬礼，戚伤满怀。

查理二世时期，驻留地中海是英格兰水手最有可能的出路。这个现象背后既有海军方面的历史原因，也有英格兰整个国家的历史原因。当时，英格兰已经从一个在欧洲经济中扮演小角色的羊毛和布匹出口国蜕变为主要贸易国家。1660年英格兰海船总吨位是16.2万吨，1686年飙升到34万吨。这意味着造船匠越来越多，各处港口愈加繁荣兴旺，另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水手人数剧增。地中海贸易成为支撑英格兰贸易急速繁荣的有力基石。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片海域对皇家海军而言都是战略要地，后来皇家海军众多影响深远的胜仗有一部分就发生在这里。随着英格兰海上贸易的大踏步发展，海军自身也开始大力扩张，同时地中海区域的财政收入撑起了庞大的海上常设力量。从丹吉尔到叙利亚的各处港口中，成千上万名英格兰水手的身影就是这一显著进步的明证。尽管有种种困苦，但皇家海军的服役环境不比平民船舰和私掠船差，甚至很多情况下要更好。巴洛曾抱怨连乞丐都比皇家海军水手过得好，但这明显是一种夸张：穷得叮当响的人可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吃到丰盛的水果，或者有机会和地中海的女人们幽会欢好的。不列颠水手伙食好，可能比他们在陆地上的亲朋有更多肉吃；他们平时的工作也很繁重，不过在17世纪的英格兰很多人都是这样。与其他地方的水手相比，在海军里面任职还是不错的：伙食要好一些，干活要轻松一些，因为和商船相比战舰上的人员配置更充裕。

虽然充满危险和困苦，海上生涯还是让人心向往之。当满腹牢骚的巴洛真有机会可以从自己的地中海首航提前脱身回国的时候，他却换到了另一艘船上继续未尽的旅程。他“总是寻思着要见识更多奇异的国度和风土人情”。海上服役途中，人们可能会见到烟雾升腾的火山，会经历地震，会成为第一批观览那些名称仿佛取自《圣经》和古语的地方的人。异国风情的诱惑、从战利品中分得一笔可观钱财的机遇，使海军船舰上的铺位总是被憧憬于此的人们挤得满满的。一个半世纪之后，英格兰水手对旅行的癖好几乎丝毫未变：“我们这些人如此醉心于漫步海上，”
[63] 纳尔逊（Nelson）写道，“我甚至相信，就算从天堂坠入地狱也要实现这一心愿。”

这就是和平时期的海军，但到了战时就全然是另一副模样了。

第22章 海战舰队

海军能从全军覆灭的厄运中幸存，是因为战舰自身学会了如何在危急关头避开险难。

——安德鲁·马维尔

“以前，我们是为纸票而战；现在，我们为真金白银而战！”
[64] 1667年，英格兰水手在梅德韦如是呐喊。经年累月，他们拿到的都是承诺日后发放工资的纸票。而现在，他们口袋里有了实实在在的钱币。只不过问题是，他们此时的身份是在荷兰船舰上服役的战俘。

荷兰人侵袭梅德韦是英格兰海军最惨痛的一段历史。6月10日，荷兰人抵达谢佩岛附近，希望能找到一艘护卫舰看守英格兰最重要的一处河口。接着舰队一路驶达梅德韦，与英军在吉林厄姆（Gillingham）临时拼凑起来的守军不期而遇。出身造船业豪门的彼得·佩特当时是查塔姆的海军督察员，他事先将十几艘船在铁索防线前凿沉以阻敌前进。

先行探路的荷兰护卫舰移开了这些沉船，为后续大军清理出一条通道。然后一艘火船越过水下的铁索，船上的工兵捣毁了拉扯铁链的栈桥，将铁链沉入海底后让大船行驶进来。之后，英军“团结”号（Unity）被俘，“查理五世”号（Charles Ⅴ）和“马提亚”号（Matthias）被焚。但最惨痛的损失还是“皇家查理”号被擒——这艘巨舰是舰队司令的座舰。此番失利迫使阿尔伯马尔公爵（Duke of Albemarle，共和制时期也有此头衔的乔治·蒙克）下令停驻吉列姆浅滩（Gilliam Reach）的英格兰舰队余部紧急撤退。

翌日，荷兰人一边用护卫舰轰击阿普诺城堡（Upnor Castle），一边开着火船冲向皇家海军的主要战船，被轰得遍布孔洞的战舰此时已动弹不得。人手严重短缺、火力弱得可怜，英军面对直扑而来的熊熊烈焰束手无策。“忠诚伦敦”号（Loyal London，92
[65] ）最先被焚，随后“皇家詹姆斯”号（Royal James）和“皇家橡树”号（Royal Oak）上也相继燃起冲天大火。第三天，这支破坏力惊人的荷兰舰队绕过船身一半都已没入水中的英军船舰驶出了战场。荷军整体撤退之后开始劫掠英格兰东海岸。整个英格兰都开始传播骇人的传闻，人们惊恐不已。塞缪尔·佩皮斯写道：“到处都是荷兰舰队的大型中队，此前听说还在哈里奇，前一阵又说到了朴次茅斯，最新的消息又说是在普利茅斯，而且眼下已经开往达特茅斯，意图摧毁我们的海峡舰队……各处汇报荷军踪迹的消息令人应接不暇，以致威廉·巴顿爵士在席间哀号，上帝啊……我想荷兰人肯定是得到了恶魔的帮助。”
[66]

今天人们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还能看到当年从“皇家查理”号横梁上摘下来的巨型盾徽。该舰一度被改造成旅游景观供无聊的游人打发时间，1672年作为废品被拍卖。
[67] 此役皇家海军5艘旗舰陨落了4艘。它还在战略要地吉林厄姆海岸遭到敌人的致命一击，当时海军作战舰队的大部分舰只正停在岸上。

梅德韦奇袭残酷地终结了一场本属于英格兰的辉煌光荣之战。通过重新回顾1663年宫廷中发生的一场与荷兰人的争执，或许可以一探后日之果的发因。新任海军总司令——约克公爵詹姆斯，17世纪50年代时正值年少，却把时光耗费在了流亡路上，当时他一心想要建立军功，是一位彻彻底底的战士。

詹姆斯一直渴望能有机会率领自己的舰队。他之所以和荷兰人誓不两立，有个人、国家和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在政治方面，大议长约翰·德·维德（Johan de Witt）所领导的荷兰共和党人曾在英格兰共和派危难时施以援手。在国家方面，荷兰在世界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商品总量是有限的，而荷兰人吞了其中一大块。个人方面则是政治和国家两方面的综合体现，即詹姆斯憎恶荷兰共和国的加尔文教派，他自己在贸易和殖民地事业中也涉足颇深。

詹姆斯与他在宫廷中的追随者们成立了“皇家探险者非洲贸易公司”（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 Trading into Africa），由罗伯特·福尔摩斯（Robert Holmes）爵士率领前往西非海岸寻找黄金和奴隶。这项行动触怒了独霸西非的荷兰人。

荷兰议会马上出手反击，派遣米歇尔·德·鲁伊特前往几内亚，把皇家探险者非洲贸易公司设置在那里的贸易站全部肃清。随后鲁伊特劫掠了西印度群岛，袭击了纽芬兰捕鱼船队。作为回击，地中海总司令托马斯·阿林爵士（Sir Thomas Allin）袭击了返航途中的荷兰-士麦那护航舰队。在大西洋的另一侧，船长理查德·尼科尔斯（Richard Nicholls）领着4艘驱逐舰逼入新阿姆斯特丹港（New Amsterdam）并成功逼迫此港投降，英方由此获得北美东海岸自弗吉尼亚至缅因一线的控制权。为纪念海军上将约克公爵，此地改名为纽约（New York）。

和平时期最多配置4000名水手的队伍现在瞬间扩张成拥有3万人、100艘战舰的海战舰队。
[68] 地中海舰队以及在世界各处执行护航任务的船舰被全部召回。英格兰的贸易活动失去保护。船舰召回之后船上的水手们不仅没有拿到工资，还先被“移交”，即转到另一艘战舰上。薪水延迟至最终解散下船时发放，而那可能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

他们被安置到巨大的水上堡垒——一级、二级和三级风帆战列舰上，眼下只能把它们从储备处拖出来为投入战斗做准备。巨桅竖起，火炮登舰，不过去哪儿找上万名愿意服役的海员让海军当局十分头疼——这也是整个海事界的艰难时刻。成为海员要面对凶残且复杂难料的海战，面对疫病的威胁，食物供给也极不稳定，而且能不能拿到工资还要看运气，敢于承受如此种种风险的人并不多。

但仍旧有人自告奋勇。受人信任、履历漂亮的长官会吸引熟识他的人前来应征。特许公司
[69] 、渔民和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被摊派了固定的水手名额，但他们通常都找些借口逃避义务或者派出一些根本不适合出海的人——老人和孩子。许多水手自愿参加海战舰队的原因很简单：要真打起仗来，在战舰上服役比不服役的自由人要好，后者可惨多了。

可能一艘从遥远的贸易海路回来的商船正准备结束航行，船员们或许也已经看到了英格兰海岸线，经过数月的海上漂行之后心里正盘算着这次能在国内待多久，结果他们却被一艘小船接走并移交到一艘战舰上。从纽芬兰归国的渔夫、鲱鱼船队成员、往来东海岸的运煤船上的劳力以及外国水手尽皆落入海军部的大网之中。

当打仗的传言终于真切起来，水手们纷纷从临海地区的河巷水道逃往内陆。谷仓和树林成了这些人的临时居所，他们拿起铁锹扶起犁——干什么都行，只要能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些人正在极力躲避无情的威压。

任何职业水手都有义务在战时为英王陛下的海军服役。临海地区的教区治安官受令招募固定名额的海员。征兵吏员们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哈里奇和雅茅斯等镇上大肆行动，四处搜查民居、客栈和船舰，寻找水手。这一过程中往往会有争执打斗——不仅是吏员和水手之间，有时水手们的妻子也会参与进来。

爱德华·科克希尔很擅长躲避征兵吏员。有一次他所乘的航船取道纽芬兰前往马拉加时遭到征兵吏员的搜查。科克希尔躲了起来，之后随船偷渡上岸。他钻入罗瑟希德（Rotherhithe）的偏僻巷道，藏在一家啤酒馆里，又借了些衣物穿上。然后他一路躲着征兵的人到了多佛，那样他就能把自己的工资交到父母手里。科克希尔躲在父母的房子里，不过最后还是露面并且自愿入伍了，因为他受不了像犯人一样把自己关在家里。在海上漂过的人逃不过征兵长的法眼。漂行海上会影响一个人的走路姿势，罗圈腿、摇晃的走路姿态就让人暴露无遗，更不用提恶劣气候下吹晒出的黝黑脸皮和身上的刺青了。

佩皮斯一路押着打上了印记的伦敦监狱囚犯前往舰队，这些强征来的旱鸭子列队前行的惨淡景象令他忧心忡忡，他们的命运吉凶难料。治安官们以次充好，迫不及待地把教区里的棘手人物转移到海军手中，这让海军官员很是反感。

一个不幸的家伙会发现，自己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从没出过海，此时却身处战列舰的木质船身里——这些海上猛兽一般的巨舰能在战列对阵时稳住阵脚，直面敌人的致命猛攻。但此时已没有和平时代下游弋于地中海的护卫舰给他们护航了，像“皇家查理”号这样的巨舰上往往有几百名甚至上千名水手。除了童话式的壮美外形，这些巨舰实则就是漂行着的军火库，旨在正面交锋时连续轰击敌人并承受敌人的连续猛轰。只有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First Anglo-Dutch War）的老兵们才清楚等待着他们的是怎样的凶残屠戮。

开战前，二级战舰“伦敦”号因一次弹药库事故在泰晤士河爆炸。船上有300～400人，几乎全部殒命，仅23名男性和1名女性幸存。此事隐约暗示了此后战事的走向。

双方在3月正式开战。4月初海战舰队停驻哈里奇，100艘战舰整装待战。国王驾驶小快艇的技术十分老到，他在巨舰之间来回巡视，在海平面上检阅自己的海军。4月28日，舰队前去封锁荷兰海岸，但5月初因为缺少食物又回来了。最终，6月1日，荷兰人出现在绍斯沃尔德（Southwold）沿海。

荷兰人此番出海旨与英格兰人对阵交手，解除海上封锁的威胁。他们的统帅名叫雅各·范·瓦瑟讷尔·奥布丹（Jacob van Wassenaer Obdam），此人能够崛起和荷兰海军高层没有丝毫关系。他有许多关于舰队作战的理论，但实际经验匮乏。相反，詹姆斯舰队的统领们经历过克伦威尔时期的诸多战事，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如约翰·劳森、三明治伯爵（蒙塔古）、乔治·艾斯丘爵士、阿尔伯马尔公爵（乔治·蒙克）和其他响彻一时的名字。尤其是他最为倚重的威廉·佩恩——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海上勇士，詹姆斯任命他为舰队副司令。

奥布丹并不认为自己的舰队能胜任击败英格兰的重任。不过他接到了与英军开战的严令。他打算在下风向找一处适合防御的位置，将英军压制在海湾里，这样他就能在时机合适时逃离战场——既让那黩武好战的当权者满意，又能保全自己的舰队。

之后两天里双方舰队使出浑身解数，都想占得优势位置。奥布丹一度抢得先机，却不知为何没能主动发起攻击，这令英国人觉得十分怪异。荷兰舰队总司令因为作战时的犹疑不定被人戏称为“雾蒙蒙的奥布丹”。战役最终在洛斯托夫特打响。詹姆斯对布莱克与蒙克的战术以及《海军作战章程》早已有过仔细研究。公爵心中的首要之事就是仿效加巴德战役与斯赫维宁根战役摆出战列线。更新后的1664年版《海军作战章程》为舰队司令增设了一项指挥信号，让舰队排成一线以左右摆动的阵形抢风前进。他还要求船长们靠近敌人身边时再开火。1665年开战前夕，詹姆斯又增设了几项新的指挥信号来维持使用战列线时的行动纪律。不过最具开创性的还是他带领舰队进行炮术和阵形演练，使得舰队进入良好的备战状态。

对于即将到来的诸多战役，詹姆斯的战术和目标都很清晰：他将位居阵形中央号令全军，而且他希望每一位船长都能严守他定下的纪律。整支舰队按战列线紧密排列并以舷炮近距离轰击敌人，直至把对方战列线阵形打出裂缝。未来由他指挥的战役将是按照教科书进行的正规战。

按战列线排成一条直线的两支舰队远远地照了个面。随即詹姆斯下令舰队规整队形，然后向敌人发起近距离攻击。从整个海战史来看，战斗过程中用来传递作战命令的旗语在这时尚未发展成熟。司令舰没有把握好令旗升起的时机，所以没有给詹姆斯留下他想要的充裕的时间。两支舰队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又鱼贯而过了两回，虽然各自开炮齐射但没什么实际效果。

上万名水手或在干活，或在火炮边待命，于升腾的硝烟中向外窥视，他们可能对这些形式上的交锋并没有什么感觉。部分舰长也觉得不解，他们发现几乎无法像詹姆斯希望的那样规整队形。虽然阵形有一定的攒聚变形，但英军的战列线大致还是稳住了。荷军的情形要糟糕得多，整支舰队散乱不堪。这时又刮起了西南风，把荷军朝英军中路和前锋大军吹去。由三明治伯爵率领的英方后路大军离开战列线阵形驶往荷军后方，这就断绝了荷军逃离回国的后路。

英方中路以及部分前路大军正与荷军鏖战。荷军陷入包围，战列线阵形溃散后变成盲目混战，独立中队各自与敌人激烈对决。海战史上没有哪次战斗动用过如此之多的重炮。如果说在战争之初把巨型战舰排成战列线阵形就已经非常艰难，那么现在此举更是难如登天。

在海德公园都能听到洛斯托夫特战役中的隆隆炮声。船上被炮弹击碎的木头足以致命，咝咝飞过的链弹划断索具，轰鸣声咆哮得越发狰狞，到处弥漫着滚滚黑烟，舰队阵形已荡然无存。第一轮舷炮之后火炮甲板里就全是烟雾，挥汗干活的炮手们甚至无法看清身边的同伴。这个时候船员们的经验和训练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在狭窄漆黑的火炮甲板里船员们只能摸黑工作，加之四周的炮鸣声、大炮发射量过载造成的骇人热量，他们的各项感官也变得紊乱模糊。某种意义上这也算幸运，他们听不到火炮甲板上垂死之人的哀号、看不见四处散落的内脏。战役结束后，不论哪个官阶的幸存者们都会在数天时间内听不到任何声音，人也被硝烟熏得黑漆漆的。昏暗的光线里，加农炮炮弹穿过橡木船身后还会在甲板上弹跳，碎人头颅、断人四肢。火炮脱离固定锁链的情况时有发生，脱离锁链的大炮四处乱撞，严重破坏甲板并且造成伤亡。比这些还要糟糕的是火炮发生意外爆炸，这瞬间就会让船员们尽皆殒命。

一轮舷炮如果指挥得好，力量就如同一次地震：后坐力让整艘船猛然一颤，排炮重重叠叠的轰鸣声似乎无休无止，与此同时成吨的铁制炮弹射来，一片撕裂、撞击、木刺四溅的声音。水手长与木匠正在顶层甲板和船桅上匆忙来去、爬上爬下，修补破损的地方，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雨点一般倾泻而来的加农炮炮弹、小铁弹、火枪子弹之下，此外还有断裂下坠的帆桁和船柱，能不能躲开全看运气。冰雹似的链弹像镰刀一样割断索具、撕破船帆，把船桅扯得粉碎。

成千上万名将士杀红了眼，尤其是舰长们，他们还得严格遵守命令统领自己的战舰杀入混乱的战场。想要维持战列线阵形并居于阵形中央进行调度（如詹姆斯所预想的一样）已经行不通了。战斗伊始，百艘雄伟战舰摆出的战列线尤为巨大，许多将官和舰长只能看到相邻船舰，其他什么都看不见。战斗中，红、白、蓝各中队尚能各自稳住队形，但整体的战列线阵形早已四散瓦解。英格兰巨舰的舷炮朝荷军轰击了整整一个小时。和上一回与布莱克、蒙克对垒时相比，此次奥布丹率领的荷军舰队增添了体积更大、性能更好的战舰，这就使得眼下的激战异常血腥惨烈。荷军战舰“奥兰治”号（Oranje）犹如复仇女神降临一般猛攻三明治的蓝色中队。全力冲向奥布丹旗舰“协和”号（Eendracht）的三明治被荷兰战舰团团围住。为救出伯爵，詹姆斯驶入混乱的战场。

“皇家查理”号直切战场中心，双方旗舰直接交锋。已是沙场老将的威廉·佩恩站在“皇家查理”号后甲板上，铠甲披挂全身。这确为明智之举。因为甲板和绳索都遭到链弹横扫，近旁侍从们的脑浆和鲜血溅了詹姆斯一身，吧嗒吧嗒地往下滴。

海战的真实面目便是如此。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无休无止，辛辣的烟雾久久不散，木刺碎片横飞四射，还有炮弹四处乱窜，远非人们想象中瑰丽浪漫的样子。据说奥布丹被一艘加农炮炮弹从甲板上击飞到了海里，但真实情形无从得知，因为目击者无一幸存：“协和”号弹药库被击中后爆炸，大块大块的焦黑木块溅射整个战场，所有船员瞬间罹难。

群龙无首的荷军这时已被打垮了。英军对剩余战舰痛下杀手，还放出火船准备将它们彻底消灭，荷军将士战意全无。不屈不挠苦战了一整天的“奥兰治”号这时掉头直扑詹姆斯的旗舰。只是“奥兰治”号已经被轰得惨不忍睹，400名船员牺牲了一半。舰长英勇战斗直至最后一刻，成为战俘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死了，破残不堪的战舰也被英军付之一炬。荷军“终于掉头狂奔逃散”。

英格兰方面约有300人阵亡，“玛丽”号占了其中三分之一，这是该船服役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70] ，战斗中她像护盾一样罩住詹姆斯的旗舰，抵御荷军登船部队。“玛丽”号的长官们几乎全部罹难，唯有副官、航海长和舰长耶利米·史密斯（Jeremiah Smith）活了下来。史密斯因英勇作战受封爵士，还和其他舰队司令一起被列入彼得·莱利爵士的“洛斯托夫特勇将”（Flagmen of Lowestoft ）系列纪念画作。约瑟夫·乔丹（Joseph Jordan）是该系列中除史密斯以外的唯一一位非将官成员，他在劳森重伤之后接手指挥“皇家橡树”号。当时乔丹发现船身受损严重，秩序一片混乱，舰长奄奄一息，航海长阵亡。据佩皮斯所言，他带领“橡树”号重新投入战斗并且“十分勇武”。皇家海军只有1艘战舰损毁，而荷军有17艘损毁，9艘被俘。海上战斗的阵亡人数一般是持平的。英军许多侍从官身首异处，包括马尔伯勒（Marlborough）伯爵在内的数名舰长被杀，另外还有2名将官被杀；荷军死伤人数约为5000人，且2000人被俘。

即便英军的阵形没能经受住实战的考验，但它的战舰和将士们做到了。原本詹姆斯有大好机会来消灭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的荷兰舰队，彻底结束与荷兰的战事。但白天的苦战令詹姆斯和佩恩十分疲惫，他们留下旗舰舰长约翰·哈曼接管舰队，自己回舱室休息去了。午夜时分，一个名为亨利·布朗克（Henry Brouncker）的侍臣下令松开船帆。第二天早晨詹姆斯醒来时惊恐地发现，荷军正朝自己进逼过来。

布朗克为什么会那么做，至今是一个谜。据说他是受了约克公爵夫人的命令为保她丈夫安全才这么做的。可能他还没从白天战斗的炮弹休克症里缓过来，一心想着让亲王远离近距离密集炮火的无情屠戮。

尽管如此，詹姆斯仍称得上一名英勇的战士，在满是脑浆和鲜血的后甲板上还依旧保持镇定。不过对一位王位继承人而言，身处如此凶险的地方实在太不安全了，所以查理把他调离了实际指挥的位置。

洛斯托夫特一役之后数月，形势对英格兰而言不容乐观。一艘满载财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逃过了皇家海军贪婪掠夺的魔爪。荷兰人开始修建战舰，规模和火力与英格兰二级战舰相仿。而且最值得警觉的是法国人参战了。据不完全可靠的情报显示，地中海的法国海军正试图与德·鲁伊特会合。5月29日，海战舰队分为两股，鲁珀特亲王率领20艘战舰向西拦截法军，阿尔伯马尔公爵率领56艘战舰留守唐斯。31日，他离开唐斯——后来他发现此时动身正是时候，因为当时德·鲁伊特大军已经就位，准备把英军困在锚地中。查理派遣信使，令鲁珀特亲王回归主舰队。但信使直到6月1日才到——正是在这一天，阿尔伯马尔公爵决定不再等待援军，直接向德·鲁伊特发起进攻。

开战第一天，双方还是以战列线对阵，一场血战之后荷军俘获4艘战舰。夜里，后卫司令哈曼的座舰“亨利”号遭到2艘火船袭击，船舷和船帆被烧。惊慌之中船员们开始跳海，但哈曼拔出佩剑镇住了他们并强令他们继续留在船上。“亨利”号两根船桅被毁，其中一根的翼梁还在落下的时候砸伤了哈曼的腿。荷军副司令科内利斯·厄弗仙（Cornelis Evertsen）逼上前来，喊话让英军投降。“门儿都没有！”哈曼这般吼了回去。他击退了3艘荷军火船，逼散对方主力舰并从中冲了过去。“亨利”号离开的时候，厄弗仙被她的一发加农炮炮弹削成两半。“亨利”号退回哈里奇接受维修，并在第二天和阿尔伯马尔公爵一道重回战场。

6月2日，英军沿着敌军战列线阵形并排而行，到了可以近距离射击的时候开始摆出战列线。英军稳住了阵形，洛斯托夫特之战没能做到的事情这次做到了。双方舰队来回穿插并不断对轰，持续了整整10小时。

战斗第三日伊始，数个小时的凶猛轰击、保持战列阵形的操控调度让两军精疲力竭。英军的情势显然更为严峻。最初参战时阿尔伯马尔公爵有56艘战舰，第二天开战时变为50艘，到了第三天只有28艘。只有很少几艘完全毁坏或被俘，绝大多数船舰是因为炮轰而失去了作战能力。其中“羚羊”号副官如此描述他的战舰：“我们船上遍布骇人的裂痕，指挥官被炮弹削去一条胳膊，有55人阵亡，受伤人数也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我们的船桅、船帆和索具全都被扯烂了，鲜血染红了甲板，惨烈如屠宰场一般！”
[71] 阿尔伯马尔让15艘比较结实的战舰组成战列线掩护全军撤退。英军得以获救，全靠他们稳住了战列线并能协调统一地行动。“英军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无人可比。”
[72] 一个法国人赞叹地写道。

下午，重围之中的公爵看到了曙光：鲁珀特亲王带着舰队余部到了。

两支舰队都加速向对方驶去，不过一个暗藏的危险阻碍了他们的会合。盖乐普浅滩（Galloper Shoal）处——位于克拉克顿海滨城（Clacton-on-Sea）的正东方——正在退潮。“皇家查理”号、“皇家凯瑟琳”号（Royal Katherine）和“皇太子”号搁浅，同时荷军正往这边逼近。前面两艘船很快重获自由，不过“皇太子”号却被紧紧地卡住了，她顽强地从詹姆斯一世时期幸存下来，还是海军第二大战舰。以“皇太子”号为旗舰的乔治·艾斯丘真是倒霉透了，他命令船员稳住心神，等着海水来帮战船解围。但船员们已经慌了，船舵也坏了。艾斯丘成了同衔级中唯一一个投降的英格兰舰队司令，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名号。第一次英荷战争时他曾败在舰队司令德·鲁伊特手下，后者毫无疑问是当时最强的舰队司令；现在他再次成为荷军的阶下囚。德·鲁伊特下令焚毁“皇太子”号。这一损失令英格兰的声望大受打击，同时也让战列线残缺了一块。

第四天开战的时候，英军有52艘战舰，荷军有69艘。鲁珀特和阿尔伯马尔双双击破荷军战列线，不过又被对方的回击给逼退了。英军队伍仍旧严整，不过弹药已经告罄，而且士气低落。4天的杀戮之后，他们一共损失了10艘船、3位舰队司令、10名舰长和超过20%的水手（共有4250人阵亡、受伤、被俘）。德·鲁伊特竭力击断了鲁珀特亲王“皇家詹姆斯”号的船桅，迫使她只能在亲王分队的护卫下被拖出战场。并且他一直盯着阿尔伯马尔的旗舰和英军剩余船舰猛攻，后者已经苦战了4天。

英军在浓雾的掩护下逃离战场。他们的航海技术和旗语指挥系统不如荷军，曾经的远程炮火优势也不复存在，皇家海军全靠严明的舰队纪律才没有完败。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希尔内斯“目睹了那里的悲惨景象，曾经保卫王国的伟岸堡垒，此时四分五裂，大部分已经算不得一艘完整的船，只剩下遍布海草的残破船身，冷血无情的荷兰人狠揍了我们一顿”。
[73]

发生于1666年6月1日至4日的“四日海战”（Four Days Battle）确为“最惨烈、最顽强和最血腥的海上战争”。
[74]

此时德·维特做好了“致命一击”的准备。英国人已经战败，他现在可以独自带领荷军舰队进入梅德韦河，捣毁皇家海军所有余部。7月，德·鲁伊特带领一支庞大舰队出海，船上载的是准备登上英格兰陆地的士兵。

但令人惊奇的是，英格兰居然做好了继续战斗的准备。以“羚羊”号为例，“四日海战”结束的时候，她的右舷犹如筛子一般，左舷的大窟窿“甚至能容一辆四轮马车通过”；12门炮被毁，所有船桅、帆桁、绳索以及两组船帆全都报废。可经过几个星期的修缮，她又能重新战斗了。7月22日，鲁珀特亲王和阿尔伯马尔率领舰队出海，摆出的战列线共有87艘战舰，绵延10英里长，而荷军只有72艘。25日“圣詹姆斯日”（St James’s Day）这天，两军刚好在盖乐普浅滩东面相遇。

荷军战列线遭到英军战列线的狂轰滥炸。包括4名海军上将在内的7000名荷军阵亡，英军仅损失300人。7月26日，德·鲁伊特组织大军撤退。

此时海上控制权落到了英军手里。如何获得最大战果？阿尔伯马尔和鲁珀特决定袭击一处荷兰港口。不过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作为入侵者很难接近荷兰港口。最诱人的阿姆斯特丹港深深隐藏在狭长的须德海（Zuyderzee）末端，船舰、大炮和浅滩保卫着它不受敌人侵袭。有一处可以下手的目标，即用作商船锚地的弗里兰河（Vlie）——弗里兰岛（Vlieland）和泰尔斯海灵岛（Terschelling）之间的一条入海河。不列颠海战舰队开到荷兰沿海，红色中队的后卫司令罗伯特·福尔摩斯爵士率领一支由护卫舰和火船组成的小分队驶入弗里兰河。

他进入入海河后看到了150艘商船。英军火船摧毁了荷方充当护卫的护卫舰，之后共有约130艘战舰和商船燃起了熊熊大火。第二天，英军焚毁了泰尔斯海灵岛西侧的镇子。整个英格兰都点起篝火为“福尔摩斯的篝火”庆功。

没过几周发生了一场更严重的大火。“伦敦大火”的浓烟遮蔽了1666年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它对皇家海军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敌人凶狠残暴，战事绵延不止，公共财政因此承受着巨大压力；“伦敦大火”和瘟疫让国内经济脱轨。海军再也无力支付水手的薪水，有些地方的水手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随着局势的恶化，船员们不再服从上级命令。海战舰队被迫进入待命状态，海员们只领到些糊弄人的纸票就被遣散了。

荷兰人对泰尔斯海灵岛遭到野蛮破坏一事一直耿耿于怀，梅德韦突袭就是为了报仇雪恨。部分英格兰人认为“福尔摩斯的篝火”只是无谓的挑衅而非胜利。在佩皮斯看来，与荷兰人没有洗劫吉林厄姆这件事上表现出的自我节制相比，英格兰人在泰尔斯海灵岛的所作所为着实不光彩。实际上英格兰士兵赶到梅德韦时荷兰人早就离开了，是英军大肆劫掠了这座已经被毁的城镇。

驶过这条陌生的河流、攻破防守并直接端掉皇家海军的老窝，荷军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些。皇家海军总算可以庆幸这场灾难没有继续恶化，因为至少查塔姆的船坞未遭毒手。但实际上荷兰给英格兰带来的挫败和羞辱远不止于俘获和毁坏那些战列舰。英格兰因为这场战事耗费了无数钱财，回报却微乎其微。即便吃了败仗，荷兰仍有钱建造新船，修缮受损的战船，给码头工和水手发工资。正如此前巴顿所说，荷兰战舰确实得到了恶魔的眷顾。英格兰就做不到，即便是打了大胜仗或像“四日海战”那样反败为胜也不行。1666年下半年，他们已经无力再为舰队招募人手、补充物资和增设装备了。

英格兰水手听闻梅德韦战败后显得漠不关心。他们当初就是被强行赶到舰队上，从凶残的战役中幸存后又像犯人一样被困住——而且还是没法吃饱饭的犯人。他们的家庭一贫如洗。“皇家查理”号被俘之后，叛变的英格兰水手们挥舞着纸票，宣称他们已经收到了报酬。这是经年累月承受苦难后的报复。“确实，”佩皮斯特意写道，“海员们的忠心和情感都已背离而去，在沃平的大街上，妻子们大声哭喊，‘你们不给我们的丈夫发饷，这就是报应！’”
[75]

第23章 “丹吉尔人”

若不是上帝恩赐我们这样通晓海事的国王和公爵，这个国家早就一败涂地了。

——塞缪尔·佩皮斯

1676年1月14日，地中海舰队正停驻的黎波里沿海。当晚，所有战舰的舰载小艇都下了水，小艇上是携带了武器和炸药的船员。

这次行动由HMS“哈里奇”号（Harwich）的副官克劳兹利·肖维尔（Cloudesley Shovell）计划并实施。那天夜里特别黑，小艇悄悄溜进港口，对方负责警戒的小艇尚未察觉就被拿下了。英军爬上大船后烧毁了4艘海盗船，一兵未损返回了舰队。此番行动进行得冷静、迅速、老练。肖维尔在国内赢得声名，还获得金钱和一枚查理二世颁与的金质勋章作为奖励。一年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带兵，时年27岁。

克劳兹利·肖维尔是伴随“复辟海军”一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海军军官，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
[76] 他自1663年服役时起就功勋斐然，直至1707年在一次船舰失事中遇难。我们可以透过他的从军生涯了解海军在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伊始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肖维尔的巨大福运源于他的出生地考克索普（Cockthorpe），这里是诺福克郡的一个小村庄，是克里斯托弗·明格斯（Christopher Myngs）的家乡。明格斯是村里鞋匠的儿子，后来成为英联邦海军的一名舰长。他的早期资历来自地中海和斯赫维宁根战役。但他在执掌船舰和执行伊丽莎白式劫掠等方面的熟稔，还是得益于他在西印度群岛执行《航海条例》、掳掠“西班牙大陆”（Spanish Main）
[77] 的经历。尽管顶着宗教激进分子的帽子，复辟之后明格斯还是被留用了。另一个考克索普出来的男孩——约翰·纳伯勒（John Narborough）成了明格斯的侍童，并随他一起在地中海服役。1663年，纳伯勒成为明格斯的副官，13岁的克劳兹利·肖维尔被选为新侍童。

有许多像纳伯勒和肖维尔这样的男孩，因为同乡和亲族关系踏上了升迁的第一步，他们以后可能会成为副官，运气好的还可能做到舰长。不过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还有其他很多路径通往海军上层。

一如往常，这些路径都高度政治化。1660年，“克伦威尔派-共和派”海军不得不变换门庭，即便不成为“保皇党”海军也得是“皇家”海军。这当中的麻烦在于军中经验最丰富的长官们都是经历过对荷战争的老将，因此与共和派以及克伦威尔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保皇党（Cavalier）中有资历的寥寥无几。流亡中的斯图亚特王室有一支小规模的海军队伍，1648年叛离英格兰的海上中队就是由这支队伍组成的，由鲁珀特亲王和一帮四处流窜的私掠船船长统领。1660年，托马斯·阿林被任命为皇家“多佛”号（HMS Dover）舰长。1650年阿林执掌的一艘保皇党船舰曾在卡塔赫纳沿海被布莱克击沉。罗伯特·福尔摩斯也曾在鲁珀特中队待过，之后做起了私掠船船长；1660年他成为新一代保皇党舰长的一员。这些追随过鲁珀特的老部下一步步走上了将官的位置。威廉·巴顿爵士成了海军船舰监造官，1648年他曾带领部分议会党海军叛逃至斯图亚特王室阵营。

但他们还是别无选择地要与另外一些舰队司令和舰长共事，这些人曾经击沉过他们的船舰，有十多年时间一直追捕他们。17世纪50年代早期，威廉·佩恩和约翰·劳森曾在地中海对保皇党私掠船穷追猛打，现在他们仍是舰队司令。17世纪60年代的绝大部分舰长都曾是“空位期”海军的长官。因此士绅和贵族在海军中的升迁问题让国王和海军大臣备感压力。

对查理二世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据佩皮斯所言，詹姆斯“察觉到很可能出现老一辈舰长们打江山，新一辈舰长们毁江山的局面”。
[78] 未登上王位时，詹姆斯与专业的海军军官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劳森和佩恩二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油帆布”军官（‘tarpaulin’officer）的特质。这个说法源自职业水手们身上那种涂了保护油层的帆布布料。正如字面表达的意思，这类军官在孩童时期就已经上了船，实打实地一级级往上爬、习练统率船舰的本领。佩皮斯称他们为“海之子”。

“油帆布”和商业海运有着稳固紧密的联系。约翰·劳森爵士的父亲是斯卡伯勒一名商船船长，他自己曾是当地海运界的重要成员，内战期间加入了“议会海军”。来自入海口小镇利镇（Leigh-on-Sea）的舰长理查德·哈多克爵士（Richard Haddock），其祖上从事航海和海军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327年。复辟前后他曾做过商船和海军船舰的舰长，当过三明治伯爵和鲁珀特亲王的旗舰舰长，后来升任海军审计官并成为舰队司令。他的儿子理查德·哈多克和尼古拉斯·哈多克（Nicholas Haddock）分别成为海军审计官（1733～1749年）和18世纪30年代后期英国在地中海的总司令。圣克鲁斯之战的英雄理查德·斯泰纳爵士，其海上生涯发轫于纽芬兰捕鱼船队，最后以护送舰队副司令的身份死在了护送查理二世的新娘从葡萄牙到英格兰的路上；他还身负攻占丹吉尔的使命。整个17世纪50年代，不断有“油帆布”被升任至统领位置，领导正处于扩张期的海军。舰长人选也逐渐从长期服役的委任官和士官中产生。这些人既具备实际航海经验又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是海军的骨干力量。所以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留住呢？

由于詹姆斯对“油帆布”之流的青睐，此时已经加封三明治伯爵的爱德华·蒙塔古认为必须在留住资历丰富的军官和尊重政治现实之间达到平衡。国家的政治支持对海军而言不可或缺。海军不能被视为共和时代的遗物，作为顽固不化的叛乱者的天堂而存在。在许多人看来，世袭将门尊崇荣耀且无条件支持君主制，由他们统领军队是完全正确和符合情理的。以此观点，实际经验的考量还排在尚武精神和天生的领袖能力之后。换句话说，若非如此，将有违天道。

无论如何，没有经验资历的三明治伯爵因为他在宫廷的位置而被推上了海军最高统帅的高位——只是他所在的是护国公克伦威尔的宫廷。很久以前开始，舰队司令就由贵族子弟和宫廷侍臣担任，实战经验方面则需仰赖资深的旗舰舰长。“空位期”时情形变了，有相应资质证明的人即使没有经验也可以受任指挥官职位，而且很受青睐——布莱克和蒙克就是明例。所以现在颇待思量的是如何将贵族和士绅引入海军，同时不对海军实力造成任何影响。

对士绅阶层的年轻人而言，成为副官是通往舰长的一条捷径。17世纪60年代早期，许多如此打算的年轻士绅就以副官身份空降到船上。1664年，罗伯特·福尔摩斯时年24岁的弟弟约翰成了一艘船的副官。一年后，他受任舰长，不到十年即升为将官。1661年，时年21岁的罗杰·斯特里克兰（Roger Strickland）受任“蓝宝石”号副官，他的父亲、保皇党沃尔特·斯特里克兰（Walter Strickland）还因此得到一笔赏金。此后五年中罗杰先后做过另外四艘船的副官，再之后他做了一艘被俘船舰的临时指挥官，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指挥官职务。1668年他成为一艘海军战舰的舰长。

大量士绅子弟在各方面条件还未成熟时就被派到船上任职。弗雷舍维尔·霍利斯爵士（Sir Frescheville Holles）只在自己的私掠船上待过一小段时间就被任命为“羚羊”号舰长，时年23岁。1666年奥索雷伯爵（earl of Ossory）成为舰长之前没有任何航海经历，尽管对航海技术一窍不通，他还是在1673年被擢升为蓝色中队司令。乔治·莱格（George Legge），即日后的达特茅斯爵士，就任“彭布罗克”号（Pembroke）舰长时年仅20岁。约克公爵还特别注明莱格“此前仅仅只有一回出海远航的经历，他也不知道此人是如何坐上舰长位置的”。
[79] 莱格的任命别有原因：他身为朝臣的父亲和鲁珀特亲王过从十分亲密。不到一个月，“彭布罗克”号与“费尔法克斯”号在托贝相撞而沉。

“士绅”和“油帆布”两派舰长之间的嫌隙最明显地体现在17世纪60年代以及战时，当时宫廷侍臣极力要求获得军中指挥权。詹姆斯和查理深知这当中的难处，要想整顿海军，必得先革其旧命。革命带来的创伤可以用时间去弥合。查理二世明言：“我并不是简单地招选有才干的人，除能力之外，他们自身也要渴望融入其中，我想这样的人应当和其他人一样得到鼓励。”
[80]

新一代职业军官正茁壮成长。1661年起，“国王信童”（king’s letter boy）加入船舰之中。他们是士绅子弟，年龄上限在1676年被正式定为16岁。他们被送出海学习航海和驾船技术，并从此踏上晋升之路。扎姆斯和查理希望“士绅”军官能像“油帆布”军官一样去思考和行动。17世纪70年代后期，老一辈共和政府的“油帆布”军官和保皇党的“士绅”军官或亡或退，他们的位置开始转由复辟后进入海军的军官接手，此时新一代军官的身躯上已经留下属于他们自己的战痕。

至此又要说回克劳兹利·肖维尔了。他加入海军以后，最开始是在西印度群岛跟随明格斯及其副官纳伯勒，那里是海军各处驻地中最折磨人的一处。明格斯的任务是阻止西班牙人重新占领牙买加。他劫掠了古巴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针对英格兰殖民地的破坏行动就是由此而来的；另外他还捣毁了西班牙人的要塞和堡垒。不过真正铸就他后世功名的还是第二次英荷战争。1664年战事伊始，他被任命为白队副司令。1666年的四日海战中，他阵亡于红队副司令任上。

那时纳伯勒和肖维尔已经从一位航海长那里获得了航海方面知识的启蒙。明格斯是德雷克和霍金斯那种风格的海军军官，他与部下忠诚无间，偷偷和他们分享自己从加勒比海弄到的战利品。在明格斯的葬礼上，生前他手下的一帮水手找到佩皮斯，请求佩皮斯把他们调到火船上执行危险的任务，“要讨回这血债，纪念我们死去的司令官”。

约翰·纳伯勒接管明格斯的“胜利”号时四日海战打得正酣。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并被升任为舰长。克劳兹利·肖维尔成了他的随身侍从，1667年随纳伯勒一同返回加勒比海，加入约翰·哈曼爵士和约翰·贝里领导的中队。他们的中队在尼维斯（Nevis）附近击败法荷联合舰队，在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歼灭法军一支大型中队，并占领了法属圭亚那（French Guiana）的卡宴（Cayenne）和荷属苏里南（Dutch Surinam）的帕拉马里博（Paramaribo）。两年后，肖维尔加入纳伯勒前往南太平洋远航的队伍，这番经历所积累的航海经验相当宝贵。到了第三次英荷战争的时候，这一批军官对皇家海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纳伯勒被调遣到詹姆斯的旗舰“皇太子”号上做副官，肖维尔作为见习生随同前往。

1670年，查理二世和法国签订秘密条约，两国将结成反荷同盟。当时皇家海军正全力重建和修补梅德韦突袭中毁坏和损伤的船舰。查理的钱足够支撑一场短期战事，他计划先由英法海军击败荷兰海军，然后护送陆军登陆尼德兰。法国陆军也会同时向荷兰共和国发起进攻。

荷兰共和国岌岌可危，敌人在海、陆上的兵力都远胜于它。堪以告慰的是，荷兰人有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鲁伊特做他们的海军统帅，他以卓越战术力挫英法联合海军于索尔湾（Solebay）、斯库内维尔德（Schooneveld，两次）和特塞尔。詹姆斯称德·鲁伊特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海军将领，其原因不难看出。
[81] 1672～1673年的4场大战中，他以非凡的领航技术、旗语系统和战术战法把敌人原本十分可观的阵容和炮火优势消弭于无形。德·鲁伊特在敌人数量明显占优的情况下向索尔湾的英法联合舰队发起突袭。这个做法非常大胆，虽没有带来大胜，但本来此次行动的意图就是不给敌军任何从近海入侵共和国的机会。

德·鲁伊特发展出一套斩首打法：一旦英军舰队司令被击杀，整支舰队随即呈现疲态。索尔湾之战开始阶段，詹姆斯的旗舰就被5艘敌舰盯着打了4小时。因为海上一丝风都没有，舰队余部也无法向这位王位继承者施以援手。那是令人非常绝望的时刻。旗舰舰长约翰·考克斯（John Cox）爵士阵亡，后来约翰·纳伯勒接管了他的位子。雄伟的“皇太子”号惨遭荷军大炮的摧残，包括詹姆斯家眷在内有200名船员殒命。顶桅从高空坠落时弄坏了主帆，砸到甲板上之后令许多火炮无法继续射击。

荷军放出火船准备彻底终结“皇太子”号，倘若他们真能成功杀死那位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的继承人，历史的轨迹将会大不一样。但纳伯勒迅速做出反应。他让小艇一直牵住船头，直到船帆捕捉到了一丝微风。这样费了很大力气之后，“皇太子”号终于开始移动了。就在她刚刚驶进舰队的安全范围时，荷军击落了她前桅顶帆的帆桁，身形庞大的旗舰再也动弹不了了。詹姆斯及时逃了下来。他把令旗转移到了“圣迈克尔”号上，等这艘船被轰得支离破碎之后，令旗又被转到了“伦敦”号上。

载着英军司令的船舰没有一艘是安全的。舰载100门炮的“皇家詹姆斯”号是三明治伯爵的旗舰，也一样被荷军战舰和火船重点关照。尽管船头下方就有一艘敌舰，但她还是和“皇太子”号一样，凭借船上的火力令荷军无法攻上前来。后来“皇家詹姆斯”号挣脱重围逃了出来，不过因为船身连续遭受重击，她已经开始下沉了，从骇人的炮火屠戮中幸存下来的船员也没几个。最终她被一艘火船钩住，烧了起来。到了正午，除三明治伯爵外的所有英格兰船员都弃船而去。伯爵肢体严重残缺，人们从海上找回遗体时已经认不出他的面目了，全靠身上的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才得以断定身份。尸体没有烧焦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伯爵就是那个最后弃船的人，他是弃船之后才牺牲的。

眼前旗舰所遭受的野蛮攻击又一次提醒人们海上战争冷酷无情的一面。“皇家詹姆斯”号除舰长哈多克以外的所有军官全部阵亡。“亨利”号舰长和大部分军官殒命。和相当数量的舰长一起阵亡的还有许多出身高贵的廷臣，当中很多人是站在詹姆斯近旁时瞬间失去了生命的。大型旗舰犹如磁石一样吸引着敌人的加农炮炮弹，被驱赶到这些船上的水手们实属不幸。詹姆斯是躲过了惨死的命运，但只要哪艘船舰飘起代表他皇室身份的十字旗，那艘船就会血光四起，被轰得支离破碎。

不过亲王亲临战斗最前线的做法——他和周围所有人遭受着同样的死亡威胁——对皇家海军而言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查理和詹姆斯都是技艺娴熟的帆船手，他们深切关注皇家海军的发展，而且二人身为亲王还懂得帆艺、航海术和引航术，这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还是第一次见。艰难岁月里，海军因为他们的鼎力支持而受到国民的拥护，成为国策的重要部分。一位亲王亲自在海上战斗，不可避免地会带动贵族、廷臣和士绅随他一起追逐荣耀。入伍海军成为贵族也热衷的事情。此事意义深远，原本这些阶层的人勉为其难地为海军交税，现在却已经亲自参与到海军之中，甚至以此开创职业生涯。

詹姆斯十分希望将自己树立为一个完美的17世纪海军大将形象。纳伯勒描绘了他在索尔湾与敌人猛烈交战时的情景：

殿下在船首和船尾间来回奔走，砥砺士气，着实令将士们感怀不已。他总觉得自己离敌人不够近……此时约翰·考克斯爵士已经被杀，战舰由我统领。我绝对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其他亲王能像殿下这样勇敢坚决地和敌人战斗，而且他渊博的航海知识和精湛的海航指挥能力令所有海军将领都相形见绌。
[82]

如果不是对一位亲王来说，学习航海术和行船技术，或者是激励水手士气有失其高贵身份，那么这些话足以吸引陆地上那些王侯富绅把自家子弟送到海上和帆布缆绳打交道，希望有朝一日挣得功名。海军如今成了光荣的职业。

海军虽然未能赢得对荷战争，但在查理和詹姆斯的关怀呵护下，它还是作为一个专门机构繁盛起来。他们招揽佩皮斯这样的才干之士入主海军部，使其变得空前鼎盛。不过他们留给后世最伟大的遗产还要数创立了一个专业化的军官队伍。

肖维尔就是从中成长起来的一名军官。当时外人和海军军官自己都喜欢用“士绅”和“油帆布”来区分阵营，那么肖维尔属于哪个阵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非海商家庭，他是靠关系进入海军的，不过他里里外外都是个货真价实的水手。像肖维尔这样的年轻军官，在17世纪60年代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在海军服役，“士绅”和“油帆布”的鲜明区分在他们身上渐渐模糊起来。此当归功于查理和詹姆斯的改革。

战争是军官快速晋升衔级的好机会。索尔湾战役之后，纳伯勒受命指挥三级战舰“费尔法克斯”号，护送商船前往地中海，肖维尔是大副。第三次英荷战争临近尾声时，纳伯勒晋升奥索雷伯爵旗舰舰长，任蓝色中队第三司令。之后他又以红色中队第三司令的身份在皇家战舰“亨丽埃塔”号（50）上升起了自己的将旗，肖维尔随其任第二副将。

海战舰队在北海的征战也将武官们大大磨砺了一番，不过地中海才是英格兰海军武官真正的成长摇篮。1674年，纳伯勒被擢升为地中海舰队司令，于“哈里奇”号升起自己的将旗。肖维尔任该舰副将，此时他已经历了10年海上生涯的磨炼，参与过西印度群岛、太平洋、地中海的数次远航以及本国海域的战列线海战厮杀，加之明格斯和纳伯勒的言传身教，作为明日将星的肖维尔正冉冉升起。

纳伯勒舰队可谓地中海舰队中很壮观的一支了。最多时有35艘船，这还不包括当时部分正在直布罗陀海峡执行护航任务的战舰。纳伯勒所建功勋之一便是收买了突尼斯人。之后他以里窝那和马耳他为大本营肃清了的黎波里的海盗船。肖维尔可能已经跃跃欲试地在他师父的巨型舰队里做过几次舰长，不过绝大多数时候纳伯勒还是把这位徒弟随身带在“哈里奇”号上。这个做法还是很明智的。肖维尔领导了对的黎波里海盗的袭击。两个月后对方又在海上损失了4艘船，当时他也正待在纳伯勒身边。英军的一系列行动迫使的黎波里总督与之签订了和平条约。年末时萨莱方面也和英方达成了同样的协议。此时唯一的威胁就剩阿尔及利亚了，纳伯勒舰队也可以到里窝那、梅诺卡岛（Minorca）和加的斯以外的区域活动了。

现在“蓝宝石”号（32）归肖维尔指挥。他执掌过不少四级战舰，但显然最偏爱“蓝宝石”号，曾两度担任该舰舰长。1681年，他受命指挥“詹姆斯帆桨”号（James Galley，30），之后5年他都是驾着这艘战舰在海上巡视，为商船保驾护航的。与此同时，亚瑟·赫伯特（Arthur Herbert）接掌了纳伯勒在地区司令的位置。肖维尔战绩斐然，击败并俘获了两艘阿尔及利亚巨型船舰，它们后来被编入海军服役。赫伯特是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中最成功的一位。1682年他迫使阿尔及尔与本国签订条约，之后的历史证明该条约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战争在赫伯特的身上也留下了痕迹。有一次和2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交手的时候他挨了一枪，尽管当时子弹还陷在右眼窝下面，他仍然向另外10艘敌船发起了进攻。1678年他曾和一艘海盗船有过恶战，一条挎在肩上的子弹带当场爆炸，他后背上的衣服被烧光，眼睛还暂时性失明了好几个星期。此外，赫伯特还有些花花公子的狼藉声名，经常混迹于烟花柳巷。

后来肖维尔接替了赫伯特直布罗陀海峡总司令的职位。由于英方已经成功迫使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与自己签订条约，肖维尔手下的船舰数量比赫伯特时大大削减。肖维尔集中力量来对付萨莱，那里是最后一个海盗盘踞的大本营。

肖维尔成长于护卫舰——可以说是海军中任劳任怨的苦役船种——又在本国海域的战列舰上接受战阵的磨砺与考验。和北非海盗的长期交锋锻炼了他的战斗技术和独立指挥能力。海军还从没有在离本国如此遥远的地方连续待这么长时间。

驾驶护卫舰执行护航任务要有高度的专业素养。
[83] 白天，护卫舰要行驶在队伍的上风向；天黑之后，队伍首尾各有一艘护卫舰游弋警戒。行动时要能准确判断、占得先手。有时候需要护卫的商船数量非常庞大，1680年，两支护航队离开纽芬兰渔场的时候各自带着60～70艘船，前往欧洲南部市场。1677年一支护航队从里窝那启程回国，出发时共有2艘护卫舰和25艘商船，其中还有几艘是黎凡特公司的，上面满载财货；等他们抵达马略卡岛（Majorca）时，队伍已经包括了4艘战舰和37艘商船；到阿利坎特时多了50艘船；在加的斯又有另外92艘船加入他们，一同前往终点唐斯。所以说护航之责干系重大。舰长们要能灵活地和商船的船老大们商量好靠岸与离岸的时间安排。他们得熟悉人情世故，让那些自以为是、缺乏经验的商船船长们听从指挥，维持整支航队的秩序，另外还要和前来抢东西的船舰交手，保护航队不受侵袭。除了以上种种，他们还得在他国港口获得补给、招募人手以及修护船舰使其正常运转，更不要说一艘船从英格兰穿过大西洋到纽芬兰，同时往来地中海并聚拢庞大的航队回国了，这件事本身就是相当了不起的。

击退掠夺者和与舰队作战非常不同，前者是对航海术、领导力和独立判断的综合要求。和海盗船单挑往往会让武官声名大振。比如舰长约翰·肯普索恩（John Kempthorne），1669年他和7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连战两天，最终让航队安全回国。1681年，他的儿子摩根·肯普索恩（Morgan Kempthorne）更胜一筹，用了12小时击退7艘阿尔及利亚海盗船。战斗中共有8人阵亡，摩根亦在其中。

舰长在海外是代表着国王的。1675年，约翰·贝里爵士任纽芬兰护航队统帅，他受命驱赶纽芬兰的居住者们迁去别的殖民地。
[84] 这些居民和英方有渔业上的利益冲突，伦敦方面认定这些人会对捕鱼业造成不利。贝里是在纽芬兰渔船上长大的，他在调查了实际情况后选择站在当地居住者这一边。他没有驱逐这些人，而是向国内递回一份报告。此番介入为存留纽芬兰殖民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两年后贝里从地中海调到弗吉尼亚，去缓和当地紧张的政治局势，那里发生了一场最终未能成功的叛乱。1680～1681年，他再次到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有一个18岁的男孩正在船上历练海事，他是格拉夫顿公爵、国王的私生子。要想学习海上生活所需的技艺，参与护航任务是个极佳的办法。这番远航贝里和格拉夫顿从英格兰出发，经丹吉尔到士麦那，然后沿阿利坎特、马拉加、唐斯一路折回。两年后公爵成为英格兰海军中将，任狭海总司令。

地中海成了舰长们争相前往服役的地方，因为海军总部设在丹吉尔，他们也由此得名“丹吉尔人”。官员们醉心于那里的美食、风光、商品和女人。舰长们为了各自桌子的品质争相攀比。欢愉享乐的气氛弥漫丹吉尔，许多官员无论是买是租都有自己的房子，并且保持着有声有色的社交生活。不过军官们青睐地中海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这里有谋求晋升、荣誉和暴利的机会。17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抗击海盗的同时，新一代舰长们也在纳伯勒、赫伯特和肖维尔座下拜师学艺，当中许多人成长为海军司令，在18世纪头几十年里引领英格兰海军前行。1683年，随着丹吉尔殖民地和海军总部的撤离，“丹吉尔人”的这个小世界亦宣告终结。

曾经，海军屡屡在和平年景变得衰败消沉；现在，海军需要在世界上不同地方执行任务，这就保证了海军建设的连续性，它会时常得到操练。海军正在向一个职业化兵种转化。

岸上也同样有这种势头。经过刚开始的沉潜期后，塞缪尔·佩皮斯在海军行政方面做出了卓越成绩。
[85] 他反复拆解和拼装船舰模型，还和“皇家詹姆斯”号的大副聊天，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有，这让他在战舰的技术知识方面获益匪浅。佩皮斯还从大副那里学习了基础的数学知识，于1662年7月学会了乘法表。以此为基础，这位海军大臣最终掌握了高级会计的技能。同时，一位数学家还传授计量船用木板的秘诀给他。佩皮斯手持算尺，以所学的知识质问那帮把持木板、铁器交易的商家和制帆商。凭借数学、会记技能和经验，佩皮斯洞悉了供货商玩弄的伎俩，将一些困扰海军当局的腐败行为彻底清除。他十分尽心地侍奉国王，善于在极细微处发现波澜；他对海军的见解之全面，亦是时人所难以企及的。正如其所自称的，他虽不是“海军的拯救者”，不过他为行政工作树立起一套准则与规范。其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詹姆斯与查理打造一支强大海军的热情。

1677年，他的努力得到国王的正式认可。从那以后，副官必须通过考核方能就任。此举可谓颇具革命性，海军部在查理二世亲自施压之下才极不情愿地实行了这一举措。之前本章引用过查理关于海军服役的话，其中出现过“交易”一词。他说的是实话。纵观英格兰的历史，领导和统率海军的一直都是出身于世袭将门的精英阶层。正如字面词义所表达的，世袭将门的子弟无须通过考试就能任职。

这项决策引领海军往专业化方向迈进，成为英格兰海军史上一个重要节点。陆军在这方面落后了一大截。海军在18世纪所表现出的高度专业化和精湛技艺，便始于考核制度的设立。

这是查理兄弟二人留给海军的珍贵遗产，他们向海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海军变革始于共和政府时期，在复辟之后仍继续前行。

第24章 急不可耐（1677～1694年）

英格兰对任何兴起于海上的地区或国家都理所当然地心怀嫉妒，世界上罕有与其比肩者。

——沙夫茨伯里伯爵（The earl of Shaftesbury）

英军一边以护卫舰轰炸法军防线，一边以火船和小艇冲入拉和岬（La Hogue），他们捣毁了12艘风帆战列舰，当着敌方大军的面干掉了他们的运兵船，詹姆斯看着眼前的场面十分兴奋和痛快。拉和岬之役当天，另有3艘敌方战舰在瑟堡（Cherbourg）被焚毁。

“啊！”看着吞噬拉和岬法国船舰的巨焰，詹姆斯豪情高喊，“唯我英勇无畏之英格兰人，才敢如此英勇作战。”
[86]

当时他身旁的法国官员们想必十分不自在，他们的海军和运兵船受命入侵英格兰，扶助詹姆斯二世夺回他于1688年失去的王位，却被强大的英荷联合舰队击败。

尽管这支海军在摧毁着他的梦想，但詹姆斯对“自己的”海军如此满意并不奇怪。很少有哪个君主将自己和海军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有个早夭的儿子曾被他取名为埃德加。尽管詹姆斯只参加过两次海战——洛斯托夫特之战和索尔湾之战——但这些英勇战斗的经历让他对海军极具认同感。曾经由他塑造、磨砺并训练出来的英格兰海军又迅速取得另一场胜利，一股自豪感抑制不住地从他心里生发出来。

在重振皇家海军方面，詹姆斯和国人可谓同心同德，不过两者在其他很多方面有着致命的不协调。1673年一项新的立法——《宣誓法》（Test Act）——要求受雇于英王的所有官员都放弃天主教信仰。这对詹姆斯而言是个大问题。大约从17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他从新教改信天主教。虽然贵为亲王，他还是得遵从法律，于是极不情愿地放弃了海军大臣一职。由鲁珀特亲王领头的一个委员会接手海军。

17世纪英格兰的天主教教徒处境非常艰难，即便是王位继承人也是一样——实际上此事还激化了事态。天主教信仰被认为是非英格兰之物，而且象征着暴君和专制。1666年的伦敦大火也被认为是多个国家的天主教教徒共同策划的一起阴谋，旨在拼死一搏破坏圣公会（Anglican Church），让自由的英格兰重回专制政府的统治。自1661年开始，路易十四（Louis ⅪⅤ，天主教教徒）一心要在欧洲建立“普世君主国”（Universal Monarchy），即法国霸权。1677年，一位名为提图斯·奥兹（Titus Oates）的海军牧师干了件极不光彩的事，他向全世界宣称天主教教徒正密谋刺杀查理二世，旨在让詹姆斯登上王位。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却在议会中掀起一股狂潮，人们想尽办法要把詹姆斯排除出王位继承序列。“我认为，”一位议员说道，“天主教教徒们正谋划着要将我们的信仰赶尽杀绝，其用心已如正午的太阳一般昭昭在目……他们的武器已经架到了我们脖子上，我们绝不能沉默，要奋起保卫自己，要尽一切可能逃出他们血腥残忍的魔爪。让一个天主教教徒登上王位，我们将万劫不复。”
[87]

刀锋是向着斯图亚特王朝去的，不过更换继承序列会削弱君主权威，查理断然拒绝。他采取了中庸的做法，将海军大权拱手让与议会。自查理登位以来，议会就一直在争夺海军的控制权。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英方损失十分惨重，为此议会组织了一个战事纠察委员会（Committee for Miscarriages），彻查所有舰队司令和海军委员会的每项行政指令和行动决策。还有一个名为布鲁克众议院委员会（Brooke House Commission）的议会组织对海军财务进行了审查。现在，海军控制权终于到了议员们手中。

不过议员们也没有控制海军多久。查理临死前重新夺回对海军的控制，并且擢升塞缪尔·佩皮斯担任一个独特的职务——海军部事务书记官（Secretary for the Affairs of the Admiralty）。1685年，詹姆斯登基。

乍看之下，海军待遇之优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佩皮斯获得一年40万英镑的预算，还有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海军改革事宜。1688年，舰队的船舰数量达到168艘。

1688年，国王向自己倾心呵护的皇家海军寻求帮助。登基没多久，他就把臣属们都得罪遍了。詹姆斯肃清地方政府，组建了一个不会自己发声的议会，结果连这个赤胆忠心的议会都开始批评他。于是他解散议会，把所有权力都揽到自己手中。他宽容对待天主教教徒，为与自己持相同信仰之人在陆军、海军和大学中安排位置。更糟糕的是，他建立了一支驻扎在豪恩斯洛荒地（Hounslow Heath）的常备军，其用心昭然若揭。英国人视之为独裁暴政的明证。他们恐惧是有理由的。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保护法国新教徒不受迫害的南特赦令（Edict of Nantes）。数千人逃到英格兰避难，向这里的人们讲述新教徒在法国所受的残忍迫害。与此同时，路易正和德、荷两国的新教徒交战。尽管英格兰没有明确支持路易的对荷战争，詹姆斯还是很小心地“保持中立，束手作壁上观，只以旁观者的身份静观法国国王在欧洲战场上掀动血雨腥风”。
[88] 在新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冷漠旁观的态度令整个国家蒙羞，也削弱了英格兰参与欧洲大陆事务的影响力。路易十四加诸本国新教徒的血腥武力，似乎在向人们暗示詹姆斯也将在英格兰步其后尘。

尽管如此，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还是打算继续忍受一个天主教教徒做他们的国王。他的王位继承人是玛丽（Mary），其丈夫是奥兰治王朝的威廉三世（William Ⅲ）、荷兰共和国执政，而且，是新教的忠实信徒。

海军上将亚瑟·赫伯特拒绝对詹姆斯的亲天主教政策持默许态度。赫伯特和詹姆斯关系深厚。1666年诸多战役中，年纪轻轻的军官赫伯特给许多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詹姆斯对赫伯特的前途颇为关切，后者也曾在地中海服役，参与过第三次英荷战争。1679年，赫伯特升任地中海总司令，并在任期中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海军将领。后来查理二世任命他为英格兰海军少将，詹姆斯二世又任命他为司服官（Master of the Robes）。

赫伯特是从詹姆斯海军中走出来的，是在詹姆斯的提挈之下功成名就的。他个人生活浪荡不羁，声名狼藉，在政治和宗教立场上也没什么是非心。不过他是第一个基于原则而放弃支持詹姆斯政权的海军高官。被解除官职后，他开始和其他同样心怀不满之人沟通联系。爱德华·罗素（Edward Russell）是这些人中分量最重的一位。他也和赫伯特一样，受詹姆斯的提携才从海军一步步爬上来，在宫廷中获得自己的地位。

罗素出身贵族，其家族一直是绝对王权的反对者。叛逆、虚荣、粗暴，是他与生俱来的东西。1687年，辉格党领导层和威廉之间的秘密协商就是由他做中间人牵线搭桥的。罗素把赫伯特招募来参与此事。

1688年7月，赫伯特披着水手常穿的油帆布溜到一艘开往尼德兰的船上。他身上秘密携带了一份颇具煽动性的文件。赫伯特带着它直呈威廉，这封信上面有英格兰要人的署名，其内容是邀请荷兰执政介入英格兰国政。事因是英格兰国内局势在1688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詹姆斯第二任妻子婚后一直没有生育，这时却生了一个男婴，从而一下子就断了玛丽和威廉继承王位的机会。许多人怀疑这是天主教教徒的又一项阴谋：狡猾的耶稣会士将婴儿藏在脚炉里，再偷带到皇后床上。天主教国王不会就此完结，他的子子孙孙都将是天主教国王。把婴儿归结为假冒顶替的说法颇有效用，这样英格兰的显贵们就能名正言顺地邀请威廉来解决难题了，而且继承王位对威廉个人而言也关系重大。

威廉需要借助英格兰来维持欧洲各势力的平衡，以免荷兰共和国覆灭于法国之手。他需要靠自己的妻子登上英格兰王位。此时他得动用武力保证王位能够顺利继承。亚瑟·赫伯特受任鹿特丹海军上将（Luitenant Admiraal Generaal of Rotterdam）。

威廉的入侵之势已然一清二楚，于是詹姆斯开始动用自己倾力打造的海上大军。英格兰海军在达特茅斯伯爵的率领之下，受命前往哈里奇沿海的汞弗李特（Gunfleet）锚地。

詹姆斯或许是一位糟糕的政治家，不过他的勇敢果决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最冷酷的敌人也不怀疑这一点。然而到了1688年，他的这些品质已然消散无存。他总是犹疑不定和自我怀疑，尽显憔悴疲软之态。呈送詹姆斯和佩皮斯的情报显示，威廉正在召集一支阵容庞大的入侵舰队。虽然达特茅斯伯爵不是衔级最高的舰队司令，但他至少已经有了行动计划：由他带领英格兰海战舰队前往荷兰海岸重创敌人，或者对其实施封锁。可是詹姆斯认为要谨慎行事。他知道敌人要想成功入侵必须先击败皇家海军。汞弗李特是个理想的停驻之地，海军可以以此地据守泰晤士河口和东海岸，还能向北海或英吉利海峡西南方向进发。

詹姆斯很是信任自己的海军。不过，达特茅斯伯爵却清楚有军官暗中结党。较之天主教主人，他们更支持新教徒威廉。例如伯爵曾控诉舰长——斯特拉顿（Stratton）的伯克利爵士在“海员和指挥官中散播古怪观念”，不过并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处罚，只是把他的船调到靠近达特茅斯伯爵座舰的位置，以便自己能随时盯着他。

准备好要叛变的舰长只有8人，但他们职位很高，麾下人马众多。他们都是“丹吉尔人”。克劳兹利·肖维尔与罗素暗通款曲。舰队第三司令约翰·贝里爵士正和格拉夫顿公爵密谋挟持达特茅斯伯爵，并带领舰队向威廉投诚。

一旦詹姆斯露怯，威廉立马就会发起雷霆攻势。詹姆斯是专业的海军指挥官，他没有把入侵的威胁太当回事。夏天已经结束，海上狂风连连。确实，整个10月，威廉的入侵舰队都因风暴的阻隔而未能出航，荷兰人错过了开战时机。“我相信，”詹姆斯告诉达特茅斯伯爵，“是全能的上帝一直在庇佑我等，又一次刮起了西风。”
[89]

詹姆斯言之早矣。

11月3日，荷兰船舰出现在英格兰旗舰的视野之中，风向变了，敌人正乘风西进。不过长沙滩滩头和肯特角浅滩水路太过危险，达特茅斯伯爵无法冒险穿越。第二天皇家海军启程时，赫伯特和荷兰舰队正畅通无阻地往英吉利海峡南部驶去。第三天风向突然转变，威廉的船舰被西南风吹进了托贝，正好在比切峭壁（Beachy Head）截住了皇家海军的去路。

“是他们运气太差了，怪不得我”，当达特茅斯伯爵意识到搞定敌军有多么容易时，他如此叹息道。威廉和赫伯特的行动罔顾任何航海常识，他们从未考虑过在海上和英军交手。463艘船，4万名士兵，一路闪避海军直扑英格兰，这是他们出发时的打算。仅有49艘战舰负责保护整支舰队。

达特茅斯称他们的行军“急不可耐”，不过这回受到眷顾的正是这群勇猛之人。威廉的时间非常紧迫，无暇在此逗留。法国陆军紧扼莱茵兰（Rhineland，亦称莱茵河左岸地带），路易十四正在地中海以海军威逼教皇就范。稍有耽误，法军就可能从陆上攻入荷兰共和国，而且会让他们的海军支援皇家海军。对荷兰执政而言，此刻生死存亡系于一线。

1588年，“新教之风”（Protestant Wind）吹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于英格兰将亡之际出手相救。1688年，“新教之风”将威廉船队吹出托贝，将詹姆斯海军吹得狼狈不堪，挽救了圣公会与英格兰的自由。总之，当时的宣传是这样的。早已投诚威廉的英格兰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说道：“有上帝之手相助，我们不费一枪一炮就称霸海上。”
[90] 威廉登陆这一天，即11月5日，后来成为英格兰新教徒每年都要庆祝的节日。

“他曾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有勇武的陆军，有庞大的舰队，有无数的财宝，有强大的盟友，现在却轰然跌倒，曾经拥有的一切犹如蛛网一般，轻轻一碰便彻底毁坏。他的判断力丧失殆尽，即便他像蜘蛛一样吐一整天的丝也补不回来。”
[91] 在那两场著名的战役里，詹姆斯于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仍旧巍然立于后甲板上，即便衣服上溅满身边同伴的脑浆也丝毫不为所动。现在，几乎一声枪响就能把他吓得畏缩起来。

他面黄肌瘦，时常流鼻血，自信心也日渐萎靡。他的二女儿安妮公主（Anne）和他最看重的陆军将领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也倒向了威廉阵营。后来英王逃亡法国。他原本打算，等英格兰的臣民们意识到他们毁掉了古老的执政体系，并且发现敞开国门后迎来的是荷兰入侵军队时，他会重返英格兰。只是旁人并不这么想。支持威廉的海军舰长们派出一位名为乔治·宾（George Byng）的副官前往舍伯恩（Sherbourne）拜见威廉和罗素。宾将威廉的一封信带给达特茅斯伯爵，威廉在信中承诺，如果伯爵带领舰队投诚奥兰治王朝，就能保住自己在军中的高位。马修·艾尔默（Matthew Aylmer）是赫伯特的徒弟，也是舰队中亲威廉的8名舰长之一。他将此信偷偷带上旗舰，然后把它放进了达特茅斯伯爵的盥洗室。伯爵看到这封信，当即同意带领舰队向威廉投降。詹姆斯选择离开本国实属下策，他离开之后，连达特茅斯伯爵这样最忠诚的支持者也只能举起白旗投降了。

威廉要做的事还没完。他明言，除非他随自己的妻子一道登上英格兰王位，否则他将任由英格兰的局势恶化。匆忙组建起来的“非常国会”（Convention Parliament）在巨大的威压之下，宣布威廉和玛丽为英国共主。

威廉三世性格比较冷漠，不与人亲近，做事十分专注。他一心扑在奥兰治王室的事业上，矢志保卫荷兰共和国不受路易十四的蛮横掠夺，他入侵英格兰的唯一目的就是这个。君主制的显赫外衣对他没什么吸引力，他对英格兰本身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在他看来，他是英格兰的拯救者。

英格兰在欧洲的“骇人惨剧”中将不再保持“中立”态度，它将亲身参与这场风暴。冲在最前面的，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强海军。皇家海军与荷兰海军相互间征战无数，彼此都在其间得到锤炼。现在，他们由敌对变成了联合。联合后船队的船舰多数是英格兰的，相应的，高层职位也全由英方把控。这样的安排令荷兰海军将领们十分恼火，他们认为自己比英格兰老对手们经验更为丰富。这也是威廉的典型作风，他对政治以及国家荣誉并不关心：只要实际效果好，他都没有意见。

海军的战略部署必须全部重来。查理、詹姆斯和佩皮斯执掌海军的时候，海战舰队瞄准的是狭海。现在敌人换成了法国人，所以重心要向西转移。这并不容易。海军在英格兰西境一个海事基地都没有。身形庞大、火力强劲的海军船舰是按与荷军在狭海交战的预想设计的，而现在部署地点变成了英吉利海峡西部和大西洋。比如“君主”号，在它服役的半个世纪里从未越过怀特岛以西。

路易则打造了一支正适合与英荷海军争锋的舰队。他的宰相让-巴普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天赋卓然，长期担任法国国王的财务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1661年法国舰队只有16艘战舰，由他经手后，1783年已有276艘，其中125艘是超大型战列舰。1689年3月，詹姆斯乘着法国船舰向爱尔兰进发，开始他夺回王位的大业。

英法双方第一次交战是在1689年5月的班特里湾（Bantry Bay）。赫伯特遭遇法国舰队时对方的部队正在登岸。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次散漫的战斗。法国人抢得先机，把赫伯特的船赶到了海上。英军寡不敌众，机动性也被压制，他们的船舰被大大惩戒了一番。但整个过程中无一人阵亡，法军司令还因放走了赫伯特而被批评。不过赫伯特必须赶去朴次茅斯修补船只，法军因此牢牢控制住了登陆爱尔兰的主动权。詹姆斯向法国海将们夸耀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胜过自己的皇家海军，之所以能赢也完全是因为“他的水手”还忠诚于他。

英格兰小败一场。尽管如此，威廉知道必须让英格兰民众继续相信本国在海上拥有绝对控制权。失利被伪饰成凯旋。赫伯特受封为托灵顿伯爵（earl of Torrington）。班特里湾的战斗中克劳兹利·肖维尔负责指挥舰载70门炮的“埃德加”号，他也被封了爵。

因为海事方面的有力支撑，詹姆斯有能力搅乱威廉的所有计划，但后来法国海军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英军。路易舰队一直驻扎在本国水域，托灵顿受命把舰队开到了不列颠群岛西面的“西海路”（Western Approaches）。1690年，路易海军各部终于开始联合行动。地中海舰队与布雷斯特舰队会合后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在托灵顿面前的是由法国海军上将图维尔率领的由75艘战舰排成的战列线。托灵顿并不打算与对方交手。他只有55艘船，确信如果开战自己肯定会输：“很多人害怕法国人要入侵，但我从来不这么想。正如我一直所说的，只要我们还保有现存舰队，他们就不敢贸然进犯。”
[92]

托灵顿的“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理念后来写进了海军教科书。一支海军不必与对方开战，其存在本身就足以形成威慑力。照托灵顿的想法，如果皇家海军一直没有被击败，那么法军就一直无法入侵。此时敌人的势力优于自身，直接进攻十分冒险。托灵顿的军事参谋会议表示同意，不过白金汉宫方面的国务大臣诺丁汉爵士和海军部大臣爱德华·罗素认为赫伯特消极避战、怀有二心。玛丽女王直接向赫伯特下令，命他出击图维尔。

尽管自己的想法才是上策，且英军数量逊于敌军，托灵顿还是向比切峭壁沿岸的图维尔舰队发起了进攻。托灵顿只得承担起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英荷舰队阵容远逊于法军，很可能会被对方包围。他按照命令向敌军进攻，不过并不准备靠近法军阵线。结果荷军前锋急匆匆冲入战场，遭到敌人猛烈轰击，托灵顿只得率领舰队余部助其脱身。当时托灵顿做了一件在后世广为流传的事：船帆未降，但他下令所有船舰同时抛锚。法军目瞪口呆，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舰队被汹涌的潮水带离英军。

托灵顿凭借此举逃到了汞弗李特，他损失了7艘船。法军掌控了英吉利海峡。

双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赢了。法国陆军尚未准备就绪，空有海上优势却不能借此入侵英格兰。双方似乎都找不到着力点来打一场海战。诺丁汉很上心，但才不堪大用；国王、女王和议会都不再支持托灵顿；一身“虚荣傲慢”之气的罗素也对托灵顿心怀憎恶。

结果，法军在英吉利海峡横行无忌，威廉和玛丽的王位摇摇欲坠。海军少将克劳兹利·肖维尔正驻守爱尔兰海，手下船舰少得可怜。他心里很清楚——詹姆斯也一样——只要来一支像样的法国中队就能把他一锅端了，威廉的补给线也会被切断。不过并没有法国船舰支援詹姆斯二世党人（Jacobite）。比切峭壁之战后没几天，詹姆斯败于博因河（Boyne），逃到了爱尔兰。图维尔原本有大好机会摧毁英荷联合海军，却白白错过了。比切峭壁一战后，托灵顿和图维尔都被削了职，前者是看到别人将自己的舰队置于险境，为拯救舰队而被撤下，后者是因为打了胜仗却没能继续扩大战果而让法王不快。

威廉和玛丽似乎四面楚歌。一些大人物开始和旧王暗通款曲，海军大臣罗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光荣革命的元老，也是新任总司令。海军似乎隐约也想重回老主人的怀抱。詹姆斯确信时机已然成熟，他劝说路易发动入侵。

法军舰队还是由图维尔率领，并于1692年5月开进了英吉利海峡。舰队有44艘大型战舰，一路为入侵大军扫清障碍。图维尔估计英格兰舰队的规模与自己大致相当，且士气低落，有投诚的可能。英方统帅罗素当时和威廉闹翻了，正与詹姆斯二世党人眉来眼去。5月19日黎明，巴夫勒尔海角（Cape Barfleur）附近的法军在一片海雾中发现了队形不整的敌人，他们于11点整向英军发起进攻。肖维尔事后说，他还从没有在和敌舰相距那么近的时候才开火的经历。“转瞬间，”时人写道，“我军就淹没在敌人的炮火和硝烟之下，我方回击亦是一样猛烈，其势之汹涌，以致我们都顾不得看或者想其他人在做什么。”
[93]

图维尔意识到英荷舰队规模几乎是自己的两倍时已经太晚了，但法军并非全无生机。上风位在法军这边，他们抓住机会率先发难，压着对方打。图维尔的白色中队正在战场中央和罗素交手，这里双方兵力均等。他最担心的就是己方战线被英荷联军前后夹击甚至包围。为避免这种局面，他命令战列线最前面的先锋部队咬住荷军先锋，牵制住对方但不交手。联军最后面的一支中队由约翰·阿什比爵士（John Ashby）率领，因为没有风，他们离战场有些距离。因此图维尔命令自己的先锋部队冲着主战场北面散开队形，占住上风位，阻止阿什比夹击自己的战列线。战场中心成了决定战局走向的地方，此处双方势均力敌。

两个小时的战斗中，对阵双方一直维持着各自的战列线，以近距离猛烈轰击、相互试探。图维尔的“皇家之首”号（Soleil Royal，104）和罗素的“布列塔尼亚”号（Britannia，100）以舷炮互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都参加了这次战斗。“君主”号被编在罗素的分队，随之一起的还有她的衍生战舰：崭新的“布列塔尼亚”号、“皇太子”号（此时改称“皇家威廉”号，Royal William）以及部分皇家海军最厉害的二、三级战舰。“皇家之首”号是当时世界上舰载火炮门数最多的战舰，其装饰之华美甚至超过了“君主”号。

法军数艘船舰遭到毁灭性的轰炸，不过仍旧极力维持阵形的完整。联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数艘二、三级战舰被迫退出战列线修整。等到13点整海上起了微风。红色中队第三司令肖维尔以“皇家威廉”号破了法军阵线。

这一招使得非常漂亮，尤其考虑到当时起了微风，将领得在可能性极为渺茫的情况下果断做出决定。“三明治”号（90）、“牛津”号（54）、“剑桥”号（70）和“红宝石”号（Ruby，50）依次排在肖维尔身后。他前面的“肯特”号（Kent，70）和“圣·奥尔本斯”号（St Albans，50）明白肖维尔的意图后也跟了上去。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四处轰鸣的混乱局面下完成的。“牛津”号舰长甚至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看到法军突然出现在他旁边。至此图维尔发觉自己的战列线腹背受敌，更糟糕的是荷军先锋截断了法军纵队的首部，迫使法军战列线弯成了鱼钩状。肖维尔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法军）开始逃了”。
[94]

直到16点风停雾起，法军才有了喘息之机。罗素下发手写军令：“现在没风，动用一切办法拖动你们的战舰，排出战列线阵形。”
[95] 他隐约感觉到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即将出现——一场足以拯救英格兰的胜利。17点左右，微风再起，吹走了迷雾。图尔维尔试图借风逃出生天，罗素试图借风继续战斗。不过很快风又停了，海面再度雾气弥漫。整场战斗的天气状况都不理想。船只在无风时无法行动，军官们也无法看清战场情况。英军蓝色分队必须靠小舟拖拽才能行动，阿什比没能努力夹击敌军战线，反而错误地冲向了战场中央。

18点，开始涨潮了。法军维持风帆布置不变，降下船锚，重演赫伯特在比切峭壁的计策。罗素还是中招了：海面一丝微风都没有，汹涌的潮水裹挟着他们与敌军擦肩而过。另一边，肖维尔迅速察觉到潮水的流向并命令船舰等他命令降锚。“三明治”号动作慢了，结果被潮水推着一路从法军阵线旁边平行而过，敌军狂轰滥炸之下，舰长和许多船员阵亡。19点，阿什比的蓝色分队终于加入战斗，不过他没有和其他人一道完成对整支法军舰队的包围，而是冲着被围困的法军中军去了。需要补充的是，肖维尔所率船舰被潮水强行调转了方向，所以只有舰尾炮能用。20点，肖维尔放出火船，它们顺着潮水往法军而去，不过未能建功。肖维尔只得再次从法军战线当中穿行而过，因为图维尔整支舰队往开阔海面的路上的唯一障碍物就是他的小型分队——一旦开始退潮，法军舰队将从他们身上蜂拥而过。图维尔在当晚潮水转向时下令切断缆绳。法军利用退潮逃到了海上。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场持续了12小时的战斗中，没有一艘船被毁或被俘。大型舰队作战时要想彻底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从英荷战争中就能看出来。不过两军都可以说自己胜了——说英方胜了是因为他们成功逼迫法军出手了，说法方胜了是因为战斗开始时他们处于劣势，最终却没有损失任何船舰。罗素算是海军将领中运气最差的了，这么说有一定道理。大雾、无风还有潮水将一场伟大胜利从他手中偷偷带走，而这是一场原本足以永载史册、挽救英格兰的胜利。此言不虚，巴夫勒尔战役在后世很少被人提起。

罗素和其他海军将领决心继续扩大他们的现有优势，于是几天之后，英方原本模棱两可的胜利终于演变成一场大捷。瑟堡的两栖行动和著名的拉和岬之战——由乔治·鲁克（George Rooke）指挥——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果断而正确的。詹姆斯发觉自己重登英格兰王位的希望已然破灭。路易将驻扎布列塔尼的军队转移到了佛兰德斯。隐退后的詹姆斯在冥思和懊悔中度过了余生。

英格兰一片欢欣鼓舞地庆祝这场大捷。直到一个世纪后，它的光辉才被其他更恢宏的胜利所掩盖。毕竟，这场胜利在一个满是非决定性的战斗及畏首畏尾的海军统帅的时代是极为罕见的。悬在威廉和玛丽头上的致命威胁终于少了一样。他们的王位从来没坐踏实过，在最为风雨飘摇的1692年，是海军拯救了他们。

皇家海军有了新的敌人，而且和曾经的荷兰一样难以对付。不过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有大型舰队发起海战试探他们的实力了。巴夫勒尔-拉和岬海战之后，法国的海事战略改成了游击战（guerre de course），也就是老一套的商业劫掠。

威廉三世对补给、食物和其他琐碎事务不怎么关心，也因此给自己省去不少麻烦。1693年，他命令乔治·鲁克护送400艘商船从英格兰前往黎凡特，舰队将会经过布雷斯特的法军基地，之后继续前行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再折回。由于威廉不怎么关注这方面的琐事，所以事情匆匆忙忙就定了，舰队所带补给也不足，于是护航队经过布雷斯特后又返回英格兰。正当鲁克浩浩荡荡的护航队在圣文森特角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图维尔的埋伏。鲁克面对路易的大西洋与地中海海军舰队毫无还手之力，英方损失了90多艘商船。对伦敦城来说，其灾难性后果不亚于之前那场大火。威廉也因此遭遇政治危机。乔治·鲁克提及那场灾祸时说：“参与这趟不幸的远航并非出于我自愿，而是国王有命，我不得不从。”

之后几年里法国私掠船活动于圣马洛和敦刻尔克的外围区域，劫掠英、荷商船航队。1694～1695年，东印度公司因在本国海域内遭劫掠而损失了150万英镑。这种事英格兰一点也不陌生，只不过这一回他们自己成了受害方。

自1649年起，皇家海军实力不断增强，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部分。历经17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政治革命，议会在海军的战略部署上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它设定了新式战列舰的大小和武器装备，舰队所需海员数量由其投票决定。1694年下议院有一项财政法案明确规定，主舰队将增设43艘护卫舰，专门用于商船护航和剿灭海盗，费用由陆上征收的税款支付。

17世纪90年代，英格兰已经成为重要贸易国家。海军承担着在世界各地为本国贸易商们提供保护以及守卫国家安全的重任。它已经成为众人心之所系的国家机构，是英格兰经济能否快速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说海军在17世纪50年代步入成年期的话，那么17世纪的最后10年就是它的成熟期。一场它从未经历过的战事即将到来。

第8部分 主宰吧！大不列颠

第25章 联合行动（1694～1713年）

……钱袋子最厚实的人，手里的剑才最锋利。
[96]

——《监视者》（Monitor ），1755年9月

1707年10月21日，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的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天气有些糟糕，肖维尔的航海长发现很难确定他们所在的方位。第二天夜里，形势急转直下。航海长和肖维尔确信舰队正位于韦桑岛西面、英吉利海峡的布雷顿这一侧。22点，正当夜色渐深、雨水倾注时，一片礁石突然出现在众人视线里。瞭望人竭力嘶吼，船上的人疯狂发射火炮给其他船舰示警。舰队21艘大船有19艘竭力躲过一劫。肖维尔的旗舰、舰载90门炮的“联合”号（Association）撞上了外吉尔斯通礁石（Outer Gilstone Rock）。“圣乔治”号（90）跟在“联合”号后面，第二个触礁，之后又有“凤凰”号（Phoenix）、“飞火”号（Firebrand）两艘火船触礁。“雄鹰”号（Eagle，70）触礁于罪恶岩（Crim Rocks），“罗姆尼”号（Romney，50）触礁于主教岩（Bishop Rock）。

这些礁石把守着的是锡利群岛西端：此时舰队离韦桑岛还远着呢。

事后据“圣乔治”号上的人说，“联合”号在三四分钟内就整个沉没。此次事故中约有2000人丧生，是不列颠海军史上最严重的非战斗伤亡之一。这场悲剧促使议会于1714年通过了《经度法案》（Longitude Act），如何在海上测定经度的竞争由此开始。

第二天，人们找到了肖维尔的遗体。他和约翰·本博（John Benbow）及鲁克同为皇家海军艰难时期里的杰出海将。这一时期没有让人功成名就的战役，因此赢得荣耀十分艰难。肖维尔所处的时代正是海军至关重要的一段发展期。从太平洋到北海，他都航行过，海军的所有战事他也都亲身参与。在士兵、同僚和女王的眼中，他是个“魁梧壮硕、光明正大的人”，“与人说话亲切坦诚”。众人都为他的遇难哀叹惋惜。他的遗骨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就在几个月前，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一场庆典，庆祝英格兰和苏格兰颁布《联合法案》（Act of Union）。安妮女王没有任何子嗣，她的直接继承人都是天主教教徒，这些人统统被排除在继承序列之外，而一个信奉新教的远房表亲从天而降。根据议会制定的法案，王位将由汉诺威选帝侯（Electress of Hanover）索菲娅公主（Sophia）继承，并由她的儿子乔治·路德维希（Georg Ludwig）承袭。
[97] 不过这只是威斯敏斯特议会的决定，无人能挡的詹姆斯·斯图尔特还是登上了苏格兰王位，成为詹姆斯八世（James Ⅷ），他还向英格兰北部边境发兵施压。

肖维尔以侍童身份进入海军时，英格兰还是个贫穷、分裂的国家，被欧洲各大势力排挤到边缘位置。等肖维尔成了军中老人，英格兰已经崛起为一个大国。

英格兰崛起的速度可谓惊人，这主要归功于《联合法案》。全新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是个强有力的实体。自埃德加之后，国王与女王就一直倾心于不列颠群岛的统一大业。英格兰本土帝国的建立为日后的全球帝国奠定了基础。

不过威廉三世拖着不情愿的英格兰臣民所进行的两场战争也在英格兰的崛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第一场“九年战争”（Nine Years War）也被称为“法荷战争”（Dutch War），因为人们认为这场战争维护的只是国王自己祖国的利益——英格兰被迫自掏腰包、出人出力，与路易十四独霸天下的野心相抗争。1709年，陆军人数达到69095人，这对一个海事国家来说是个高得令人无法接受的数字。部分海军司令官和托利党认为，威廉赢得陆上战争的正途是采用海上战略。

不过法军舰队在拉和岬之战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大规模舰队作战对战局走向已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法国正对联军商船大肆出击，让大型海战舰队使不上力。与国王意见相左的人认可的打法是，英格兰海军对敌人实施出其不意的闪电战，同时其他联军部队在陆上实施攻坚战。海军将领们没有按照威廉的想法发起战斗，他们于1694年策划并攻击了法国在布雷斯特的太平洋海事基地。此番进攻搞得一团糟，很不理想，不过阻止法国人继续在海上作乱的策略远远没有停止。

1693年，由新型海军战船——轰炸船和“恶魔机器”——组成的英方作战小队袭击圣马洛，大肆摧毁英荷商船的私掠船势力就盘踞在这个港口。轰炸船为双桅纵帆设计，装载攻城臼炮，对港口城镇的破坏力极强；“恶魔机器”是一种深海渔船，里面填满了炸药、炸弹、玻璃碎片和弹片。这些武器需要使用者具备高超的专业技巧和精湛的航海技术。皇家兵工厂的技师队伍与海军最顶尖的引航员约翰·本博一起合作。袭击圣马洛的行动中，引航员本博领着护卫舰和轰炸船越过无数礁石、浅滩和戒备森严的岛屿，成功进入重重防守之下的港口。轰炸持续了三天，结束时英军放出点燃的“维苏威火山”号（Vesuvius）火船朝小镇海堤冲了过去。本来是打算用这艘船把镇子夷为平地的，不过它中途搁浅，离目标太远而没能如愿。它爆炸时犹如地震一般，镇上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不少房屋的屋顶也塌陷了。

1696年，精简之后的英吉利海峡中队被专门用来轰炸布列塔尼附近的小镇子和岛屿。袭击圣马洛、加来和迪耶普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不过新出现的海军作战手段得到了很好的演练。海面轰炸将成为不列颠不可或缺的一项利器。

在威廉看来，唯有在佛兰德斯才能将法国彻底击败，那里用不到海军。剩下的战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地。海军在那里尚有用武之地——只不过国王认为配合地面部队行动才是海军的最佳用途。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海军将领以及众多政客的看法大相径庭。他对海军的实际运转和管理毫不关心，而且态度十分傲慢。他的具体计划是利用海军阻止法国人入侵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并占取巴塞罗那，进而继续封锁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基地土伦（Toulon）。一向蔑视皇权的爱德华·罗素同舰队一起被调往地中海。罗素知道这次出行不过是糊弄人的：当时已是秋末，用不了多久他又得领军回国。可威廉竟然命令他在加的斯过冬。

罗素大为光火。在离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让一支63艘船舰的英格兰舰队如何独自支撑过整个冬天？他试图把加的斯改造成一处适合过冬的临时海军基地，结果新来的命令让他彻底愤怒了，国王让他和舰队在地中海一直驻留到1695年10月。对威廉来说，自己的舰队就如同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可以任意驱遣；但对罗素来说，这是刻意刁难，是一场严酷的考验。这还是英格兰主力舰队第一次在国外过冬。第二年冬天，鲁克和30艘战舰继续留守加的斯。

此项部署并不能带来什么战功，却对战局有着重大影响。威廉需要萨伏依（Savoy）成为“大同盟”（Grand Alliance）的一员，因为萨伏依可以切断阿尔卑斯山中通向法国的小路，但此邦力量贫弱，无意与法国对抗。皇家海军到来之后，萨伏依弃离法国，加入“大同盟”。至此，威廉达成了反法战略的重要一步：全面包围法国。作为整体海上布局的一环，一支海军中队被部署到贝尔托姆（Bertheaume）和卡马雷海湾的一处安全锚地，此举是要将法国的大西洋舰队遏制在布雷斯特。

这种威慑手段必须有足够的军费支撑才行。法军被挡在巴塞罗那外面，庇护之下的萨伏依也没有被报复。1696年，一起意图刺杀国王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外敌入侵的恐慌，鲁克中队被紧急召回，至此对土伦的监视宣告结束。法军趁机占领了巴塞罗那。萨伏依被迫单方面与法国维持和平。只是这个时候战事已然进入尾声，两方的联盟均告破裂。

或许“九年战争”和所有战争一样不得人心，令人失望，不过这件事给海军带来了正面的影响。1689年皇家海军拥有各类船舰173艘，到1697年《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签署以结束战事的时候，船舰数量已经攀升至323艘。这意味着船舰建造已经达到工业化生产规模。1691年，耗费巨资建造的石制干船坞在普利茅斯落成，可以容纳一级战舰，朴次茅斯也建成了一座石制干船坞。1695年，海军服役人员已达48000人。

和平并未持续多久。1701年，路易违背条约支持菲利普五世（Philip Ⅴ）登上西班牙帝国的王位。菲利普是“太阳王”（Sun King）的孙子，若他真能夺得王位，则法国和西班牙的统一将指日可待。届时法兰西帝国的疆土将从直布罗陀一直延伸至敦刻尔克，其中还包括意大利的大片区域，整个欧洲都将为之战栗。此外，地中海西部、美洲和菲律宾的大部分地区也将被法国控制。西属尼德兰的法国军队已然对荷兰共和国形成威胁。欧洲大陆诸邦国，还有英格兰，都已被驱逐出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范围。

英格兰又一次卷入了欧洲大陆的战事，而且与荷兰、德国、奥地利结为同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海战部分集中于地中海西部，盟军意图将西班牙与意大利、南美银矿和甘蔗种植园的贸易路线一并切断。阔别半个世纪之后，海军又来到了这片熟悉的水域。只是这一次，西班牙运宝船是由法国战舰一路护航的。

舰队司令约翰·本博被调往加勒比海，奉命破坏法西联合护航队。鲁克在1702年10月带领舰队驶往加的斯，此行计划是占领该港口并将其转变为英方基地，以便海军封锁西班牙，控制地中海。德雷克、白金汉侯爵和布莱克都曾有过这样的雄谋，对地中海有着全盘谋划的威廉三世也做此选择。先前的战事表明，加的斯乃战略要冲，依此为据点可以打开地中海的门户，抵御法国人。现在盟军离直布罗陀海峡最近的海事基地远在朴次茅斯。

只是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威廉就去世了，他的小姨子安妮登上了王位。鲁克依然选择对王权绝对服从。肖维尔与一支中队留在韦桑岛附近，负责监视敌军停驻在布雷斯特的海战舰队并寻找“黄金船队”的蛛丝马迹。鲁克则带着50艘战舰和装载14000名士兵的110艘运兵船前往伊比利亚半岛。

此次加的斯行动与之前别无二致。到了那儿以后，众人趁机狂饮作乐、洗劫财物、亵渎教堂。不过回国途中，鲁克接到运宝舰队正停在维哥的情报。

维哥湾设有水栅、岸边炮台、碉堡，还有法国战舰驻守。绝大部分珍宝已经卸船了，不过鲁克和手下将领们还是决心要俘获或者摧毁法国战舰。1702年10月23日清晨，“托贝”号（Torbay，80）撞毁水栅。同一时间，盟军的榴弹兵团向着岸上的工事一阵猛轰。船舰和火船紧随“托贝”号而入。法国水手把自己的船点着以后向岸上逃窜而去。英格兰对手则紧赶着从熊熊烈火中抢出战利品。最后，15艘法国战列舰中10艘被俘，余者尽毁。

这是盟军的一场重大胜利。葡萄牙国王对大西洋的新霸主们心存畏惧，因而从西班牙那边转投盟军阵营。葡萄牙海外帝国商业中的很大一部分落入英格兰与荷兰之手。长远来看，英格兰经济将因此而获得巨大收益；短期来说，英格兰海军获得了里斯本的使用权。

肖维尔和鲁克就是在这里开展地中海行动的。里斯本并不是理想之所，相比于朴次茅斯，它虽然离直布罗陀海峡更近，不过离加的斯仍有350英里。威廉早有训示，法国被彻底包围之时，便是它战败之日。等到法军军队四面出击时，盟军在巴伐利亚（Bavaria）和莱茵河——这场战事的核心区——的胜利将指日可待。盟军需要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开辟战场与路易对阵。而这一切又必须仰赖海军能成功进入地中海，支撑盟军实施进攻作战。

要实现这些目标还有一段漫长而又艰难的路要走。法国海军主宰着地中海西部，如果法国地中海舰队与大西洋舰队成功会合，盟军海军将会面临巨大压力。自1702年至1704年，皇家海军埋头苦干，为入侵此地做准备。1703年，肖维尔率领舰队开进地中海，萨伏依又一次背弃路易投入盟军阵营。

1704年，鲁克舰队占领直布罗陀。同年英格兰还获得了一场更为瞩目的胜利——马尔伯勒公爵在布莱尼姆（Blenheim）大胜法国-巴伐利亚联军。

直布罗陀看上去对战局并没有什么助益。它的防御能力尚待提升，本身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一支舰队驻扎。即便如此，海军还是受命发动强攻。这是一次成功的两栖作战。一边是轰炸船的炮弹对着城镇倾泻而出，一边是登岸士兵抢占海岸礁石。行动刚结束不久就有一支包括50艘战舰的法国舰队从土伦出发，与大西洋舰队成功会合。鲁克和肖维尔担心了很久的糟糕情形终于发生。双方于马拉加遭遇之后各自摆出战列线交手。和当时众多海战一样，双方拼杀虽然凶猛但并未彻底决出胜负。

倘若法军压得再狠一些，或许英格兰海军就被赶出直布罗陀了，因为鲁克舰队在进攻直布罗陀后剩余弹药已经不足。据肖维尔的记述，他前锋中队的部分船舰就剩10发加农炮炮弹了。但法军没打算拼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他们在小胜之后便退回土伦和布雷斯特了。

翌年，法国和西班牙于海陆围困直布罗陀。英格兰驻里斯本海军总司令约翰·利克爵士（Sir John Leake）向法军包围圈发起进攻，摧毁了对方5艘战列舰，任由敌军在海浪中挣扎毙命——着实残忍，无数法军水手葬身鱼腹——这为直布罗陀解了围。年末，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在海上打了一场胜仗，将巴塞罗那收入囊中。1706年，一支法军舰队试图夺回这座城市，利克倾力驱逐。正值天有异象，天狗吞日。这对“太阳王”路易十四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赶走敌军之后，利克继续扩大战果，一路上接连占领了数处西班牙港口：卡塔赫纳、阿利坎特、伊比萨（Ibiza）和马略卡。同样是这一年，马尔伯勒于拉米伊（Ramillies）击溃路易大军，将法国人逐出西属尼德兰。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均发生在陆地上。相比之下海上稍显平静，皇家海军步步为营，重新成为地中海霸主，恢复往日荣光。有此战功得益于海陆两栖作战的成功运用，得益于战列舰、轰炸船和水军的娴熟配合。之后捍卫战果就容易多了——直接以战列舰轰退敌人。

在这场战事中，海军的贡献在于巩固盟军在当地的控制权，并进而为陆军提供支援：向战区和围城的地方输送士兵、参与联合行动以及切断敌人补给线。1704年，一支新增的5000人步兵队伍随舰队一起行动，不过这并非要补充战舰兵力，放他们在船上是“为了在合适的地方威慑敌军”。

海军还得有一处可以过冬的基地才能巩固住地中海的战果。已经占领的区域里没有足以供一支舰队停驻的港口。然而有一处港口倒是非常适合。1707年，他们正式决定拿下法国地中海舰队的大本营——土伦。两栖作战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萨伏依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率陆军进攻此城，肖维尔指挥海军支援。地面进攻未尽全力，但还是摧毁了对方几处海岸防御工事，这正好给了肖维尔可乘之机。英荷联军的轰炸船紧贴岸边，隔着一座山岭向对方发射炮弹。他们本来是看不见在山的另一边的法军舰队的，但海军的火炮依据山上信号员发出的信号隔山向法军舰队发射炮弹，漫天弹雨持续了18小时。2艘法军战列舰起火被毁，其他46艘船四散逃开，唯恐被大火殃及。本来这些召集起来的船舰是准备在海岸线附近没有敌人时接受修补的，不过直到战事结束也再没有人过问它们。因为这些船根本无法修整再用了。

但肖维尔在土伦的成就反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他自己对这场行动也并不满意。不过，这场战斗的影响却是十分重要的。此后盟军成为地中海的掌控者，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海上战力。英国海军寻找基地的事情又蹉跎了一年。直到1708年，利克夺取了梅诺卡岛的马翁港（Port Mahon）。梅诺卡岛奠定了不列颠此后近百年的地中海霸主地位。

托利党对不列颠参与海外战事甚为痛恨。辉格党认为低地国家一向都是不列颠的第一道屏障，不能让法国人越过它，必须与日耳曼王族以及地中海的区域势力联手拦住他们。托利党却认为不列颠应当成为海上强国，通过扩张新世界殖民地与欧洲列强抗衡。

1710年托利党掌权。一年后，不列颠在其主导下单方面退出战事，盟军大受震动。抽身而出的不列颠收获颇丰：直布罗陀海峡、梅诺卡岛、在北美占据强势位置的圣基茨（St Kitts）以及“阿西恩托”（Asiento）——西属殖民地的奴隶贸易中心。西班牙帝国四分五裂：萨伏依夺了西西里岛；奥地利夺了西属尼德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岛（Sardinia）；葡萄牙在新世界亦有斩获。

大不列颠依靠一连串军事胜利逐渐成为强国。在英格兰，许多人觉得威廉是以挥霍英格兰人的资源与生命为代价帮助荷兰共和国的。托利、辉格两党都对国王十分不信任，因此他们在钱款和政务方面刻意为难，争吵不休。为了换得他们对战事的支持，威廉授权议会审查政府账目。1697年，议会争得了控制海陆两军税收增收和经费支出的大权。

此时议会掌控了公共财政大权，它在欧洲大陆事务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慷慨大方。仅“九年战争”就耗费了49320145英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耗费93644560英镑。战时海军势力的巅峰达到228艘船舰、9800门舰载火炮和52393名雇员。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财政改革。改革大量参考了荷兰的做法，因在比切峭壁一役后被法国海军所震撼而开始正式施行。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成立。银行以未来税收收入为抵押筹资120万英镑借贷给皇室，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海军。公共财政大权牢牢在握，又有民意的认可，从此国家政府可按优惠利率借贷巨款。这是不列颠成为财政-军事型国家的开始，它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实际上，这套模式才刚运行没多久，威廉和安妮就从海陆与法国交战，硝烟遍及北欧、地中海、大西洋和美洲，1689～1711年仅有少数几年没有发生战事。

这样的打法前所未有。原因是不列颠有能力在军费投入上超过法国——虽然当时法国人口为2000万，英国只有600万。另外，声名不显的维哥湾之捷为不列颠贸易商打开了葡萄牙帝国的大门。海外贸易方面的财政收入急剧膨胀。1652～1672年对荷战争期间英军表现颇佳，但比它小的荷兰共和国最后在军费投入上超过了它，建造了数量更多的船舰。现在英格兰由一位荷兰人统治着，它也学会了这当中的种种手段。财政收入涨幅十分骇人。可以说，现在是英格兰船舰得到了恶魔的眷顾。

“我们此任君王最光荣的成就”——此任君王即安妮女王——就是《联合法案》。当然还有其他光荣的成就，而且都价格不菲。安妮很注意给自己在欧洲大陆的战事披上一层爱国主义的外衣，这方面威廉拍马不及。她向臣属们讲得很清楚，与法国开战是为了增强英格兰的荣耀与繁荣。“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个彻彻底底的英格兰人，”她如此向议会说道，“我所做之事无不为了英格兰的安宁与繁荣，此言绝无虚假。”她宣说这些爱国情感时，身上还穿着依照伊丽莎白肖像画仿制的衣饰。在雷恩（Wren）新建的圣保罗大教堂，人们按照伊丽莎白式的庆功盛典庆祝马尔伯勒从前线传来的捷报。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格兰海上力量上升为欧洲第一。它的大部分对手或被消灭或转为中立。荷兰舍弃海军以求陆地防御；法国元气大伤，实力退回至17世纪60年代水平；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的各处势力已如死火山一般沉寂。

不列颠的情形则大不一样，皇家海军成为受人敬仰爱戴的国家机构。有些评价认为，国家财政是否健康取决于海军。当时不列颠的经济、海外贸易、银行业和公共财政都经历了高度发展，转变可谓重大，所以建设一支大型常设海军不仅可以实现，而且也必须实现，它的存在至关重要。议会预备继续向海军投入资金，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1694年，下议院以一项《土地税法案》（Land Tax Bill）征收的税款为海军配给了43艘船，专门用于保护本国贸易事业。1708年，又有了《海上巡逻及护航法案》（Cruizersand Convoys Act）。议院希望创建一支完全用于保护不列颠贸易的专设武装力量。建设海军不仅是为了打胜仗，它还肩负着至关重要的经济职能。

公众也希望向海军投资。海军自1714年开始运行自己的公共信贷系统。投资者可以购买海军军票（Navy Bill），然后在证券交易所自由交易，投资者可获得6%的收益。国家财政亦与之同步，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可使支出超过当年的税收收入。

皇家海军现在自行筹集资金的能力可谓独一无二，无论是和他国海军还是和曾经的皇家海军相比都是如此。海军自行决定钱花在什么地方，不受国库的节制和议会的审查。凭借这些条件海军迈入繁盛期。

1699年，在白厅路落成的海军部大楼成为海军迅猛扩张的标志。1725年，海军部在原址重建大楼，这幢楼留存至今（即里普利大楼［Ripley Building］，现为内阁总部）。里面的会议厅、大厅办公室和套间均让人印象深刻。大楼展现了海军部发生的重要变化。1699年以前海军部并没有自己的总部，其地点都是跟随每一任海军大臣个人及其家眷的住处不断变换的。1709年开始设置海军大臣办公室（1826～1827年例外，因为当时克拉伦斯公爵殿下［duke of Clarence］上任后长期不能到岗）。1709年以后，海军委员会的首脑——第一海务大臣（First Lord），成为整个海军最重要的人。

此时的海军委员会有常设的官僚体制、文献记录以及最重要的一项——位处权力中心的总部。海军部的主要职责是任命和管理海军官员。海军部大楼成为全球各项纵横交错的业务的枢纽所在。同时海军部也是海军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以它为中心围绕着海军委员会、海军后勤委员会（Victualling Office）和海军伤残委员会（Sick and Wounded Board）。低级委员会此前要求自主权（大多会争取到），现在则不满意海军部的政治影响力。第一海务大臣同时担任内阁成员，因此可以在重大战略上施加影响。战时，海军部的命令传达给海军各个分散自制的行政体统。它不负责海军的运行，而只负责制定决策和下达命令。实际运行部分由其他人完成。

18世纪头10年里，海军部的资历和权力都在增加。没有哪一个国家海军的核心部分能如此稳定和一贯地延续。1714～1742年，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的分别是4名老资历海军将领，而非毫无经验的政客或者王公。海军委员会成员的任职时间都很长，由此保证了该委员会的经验和延续性。

直至年景太平的1730年，更多的人在船坞劳作而非在安妮女王的战场上拼杀。这表明，即便长期没有战事，不列颠的政界和公众都决意要保持本国的海军实力。海军本可能在波澜不惊的日子里逐渐衰颓下去，但实际上并没有。正因如此，此时的皇家海军走到了历史的分水岭。

如果大不列颠还算不上无尽波涛的统治者，那么也称得上头号霸主了。威廉和安妮的战争让整体状态良好且还算成功的皇家海军变成了运转顺畅的国家核心机构。以克劳兹利·肖维尔为代表的众多职业化军官正引领着它前行。他们不像前辈们那样光彩夺目，但他们把事情做到了实处。1694～1713年，海军规模扩张，赢得一系列胜利。这些胜利既不惊世骇俗，也谈不上多值得纪念。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沿海以及地中海西部进行的实验性作战行动成功保住了重要基地，将当地势力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并为陆军部队提供支援。随主力舰队执行任务的机动巡逻船舰打退了敌军私掠船势力。法兰西脖子上的绞绳已渐渐拉紧，她变得脆弱不堪，只等大军将其攻破。这就是赢得一场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东西——富有耐心、组织性强以及悄无声息而又极富专业精神的行事作风。

海军在整个国家中所受的尊崇史无前例。国家经济的增长空前迅猛，与此同时，海军也走到了国家生命的最前沿，可以说是祸福相依。不列颠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海军，希望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人们认为海军是无敌的存在。克劳兹利·肖维尔曾说：“视自己高人一等，是吾国之不幸与陋习，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实施自己的谋划时，总没有与之相称的力量。”
[98] 肖维尔直言揭露的这份过度自信，即将显现无遗。

第26章 秉承天命（1713～1744年）

我们天生就注定要成为海上强国。无数实践证明……当我们全力施展海上实力，整个世界都会畏惧；到了陆地上，整个世界都将臣服。
[99]

——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

克利夫登庄园（Cliveden House）坐落在泰晤士河河边林木葱郁的山上，与周围的景色十分相宜，1740年8月1日，《主宰吧！大不列颠！》于此首演。这是假面剧《阿尔弗雷德》（后来改编为戏剧）中的一幕，此剧将阿尔弗雷德战胜维京人的传说和不列颠当时的世界海事霸权糅合在一起，以此曲纪念克利夫登庄园主人、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它传入民间后曾风靡一时。

剧本原文为：“主宰吧！大不列颠！汪洋之主不列颠，永远不要为人奴役。”自首演之后一直到今天，戏文就已和原文不同，“主宰吧！大不列颠！大不列颠统御诸海：永世、永世、永世不为奴”。后者听上去更像在陈述一个事实，原文则像是激励的话语。

1740年的不列颠并没有统御诸海，不过有一个信念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不列颠秉承上帝的旨意，必然要成为海洋霸主。海军是她自由政权——在1688～1689年被视为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全部依赖。“万邦之中汝最为圣，”《主宰吧！大不列颠！》的歌词如此言道，“余者暴君终要崩散”，而不列颠将“繁荣昌盛，永保自由/让暴君们畏惧妒恨”。

不列颠人来去自由，邻国却困缚不得脱，时论将此归功于不列颠的海军。历史和经验告诉人们，保有常备军会使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看一看克伦威尔时期的英格兰和当时的欧洲就一清二楚，依靠军队支撑的帝国必将堕落为腐败的专制政体。不列颠却很幸运，这个帝国是一个商业和贸易帝国——重心在海上而非陆上。守卫她的是绵延环绕的水栅，不是反对自由的陆军。而且海军不同于陆军，它可以自给自足：以贸易收入支付船坞、枪炮和水手的开销。

这样的未来是部分政客、舆论宣传者和王公乐于看到的。但现实要比愿望缩水不少——腐败的政客们要为缩水的部分负责。如果主政者确乎贤良，或许有一天不列颠真可以成为“秉承天命”的主宰。而这样的愿景中不列颠获得的所有美好与自由都要归功于海军。受此渲染，海事力量成了医治所有政治痼疾的灵丹妙药。在1725～1750年，英格兰急切需要海战大捷。

不过在1740年，当被举国狂热裹挟着的不列颠正和西班牙交战时，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却对此忧心忡忡。如果英方真如众人所愿取得伊丽莎白时代那样的海战大捷，沃波尔的腐败政府会被立刻赶下台，整个国家的面貌也将焕然一新。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亲王及其政坛朋党——大唱反调、被称为“爱国党”的辉格党以及托利党——所青睐的，正是发生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等地的海战。这位王位继承人做事过于急躁，被父王乔治二世（George Ⅱ）禁止参与政事，并被清除出继承人序列。弗雷德里克将此归咎于沃波尔，并转投托利党和爱国党阵营。他所投入的这些阵营都有一个深信不疑的观念，即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是绝对邪恶之事。正是它们滋生出暴政、常备军、高额征税以及和欧洲诸国的纠葛纷扰。

反对派辉格党的主要领导人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的舰队足以维系海洋霸权，任何邦国的商业都要仰其鼻息。”
[100] 他还说，如果不列颠继续维持“她天然的海上优势”，将“她的荣誉之旗插遍各地”，那么不论面对友邻还是敌国、内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她都具备足够的影响力。这样就无须设立常备军或与他国结盟，不列颠在全球商业主中的主宰地位就是纵横全欧各方势力的强大利器，保证本国不受任何势力入侵。

因此，海战上升为意识形态层面的需求。欧洲战场上的胜利似乎只让不列颠的盟友们受惠，而只有海战的收获对本国而言才是实实在在的。“和其他两栖动物一样，我们也要时不时地到岸上去，”托利党政治家博林布鲁克爵士（Bolingbroke）写道，“不过我们更适合待在水里，水里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我们可以彻底施展手脚的地方。”
[101]

这么说就罔顾“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他们打败法国人的经验了，英军是靠海军、大陆盟友和陆地胜仗的合力击败法国的，不过这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已是很久远的事了。从1713年到1739年，欧洲没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事。不列颠海军是地中海唯一成规模的海军，依照《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的条款内容巡视监督。威猛的战舰、纪律严明的士兵和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的战略基地是其实力所在。

1718年，西班牙试图夺回西西里岛，其舰队在墨西拿沿海的帕萨罗角之战（Cape Passaro）中遭英方海军司令乔治·宾爵士重创，不列颠的主宰地位更为稳固。交战时，宾没打算以正规战列线打法击败西班牙人；他下令舰队全方位出击，任由己方船舰向对方战列线的任意一边发动进攻，双方尽力驰航，场面颇为戏剧化。13艘西班牙船舰被俘、3艘被焚的事实证明这种战术并非没有道理。西西里岛平安无事，欧洲的和平没有被打破。不列颠式的自信与战术的临场发挥铸就了一场扬名四海的胜利。

1719～1726年，不列颠海军4次出兵波罗的海，守卫联合王国不让其他国家支持詹姆斯派作乱的企图得逞。1726年，国务大臣汤森德（Townshend）得意扬扬地夸耀道，
[102] 波罗的海部署了一支舰队以遏制快速崛起的沙俄，另有一支舰队正向奥属尼德兰施压，还有第三支舰队封锁巴拿马的波多贝罗，阻止金银流出。

还要补充一点，在上述3支舰队之外，从冰岛到西非海岸、从波罗的海到美洲以及从直布罗陀到叙利亚（Syria），也都设有巡航船和护航队，以保护不列颠日益扩张的贸易事业。第一海务大臣向国王进言，不列颠不仅仅强于位居第二的对手，而且比第二、第三强国家的海事力量联合起来都要强。“海洋霸主”的信念滋养了一代不列颠人。

1726年封锁波多贝罗的行动乃是出于稳定欧洲格局的需要。西班牙和奥地利正在联合，意图挽回他们在乌得勒支的损失。尤其是西班牙，要一雪不列颠占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的耻辱。不列颠海军部署在直布罗陀和西印度群岛的中队向西班牙基地发动攻击。英格兰豪言拥有海洋霸权，不过他们在加勒比海的行动暴露了这背后的一个隐忧。英军虽然成功保持了封锁圈，却有4000名水手和将士死于黄热病，这当中包括50名副官、10名舰长、第三司令、副司令以及总司令弗朗西斯·霍西尔（Francis Hosier）。付出巨大代价的波多贝罗之围宣告中断。此役没能阻止敌方财宝流出，不过还是迫使西班牙和奥地利向不列颠妥协了。

加勒比海一直都是英格兰海员的噩梦，霍西尔中队的悲惨命运提醒着人们，在这片海域实施联合行动绝非易事。无数生命会被疾病掠走，船体中的船蛆（Teredo navalis）凿木而居，可以长到两英尺长。但是，海军要一直在这里守着他们的位置。

有一样东西值得人们忍受黄热病和船蛆的折磨：蔗糖。蔗糖是17～18世纪的重要商品，它改变了欧洲的经济形态，为伦敦城带来巨额财富。加勒比海是大不列颠的利益攸关之地。18世纪20年代，不列颠在牙买加皇家港（Port Royal）、安提瓜（Antigua）的英吉利港（English Harbour）修建了带有宽阔码头和仓库的海军基地。

在西班牙人眼中，西班牙帝国疆域里的不列颠贸易商们都是走私犯和海盗。因此守护西班牙海岸的“海岸防卫艇”有时会突然袭击不列颠的船舰和货物。

可为何位居世界海军力量第一的不列颠会容忍西班牙的干扰呢？整个18世纪30年代，海上大战的乌云不断积压。出版商们一本接一本地发行详述西英之间几百年宿仇的书籍，罗伯特·布莱克的传记越来越多地出现，西班牙人残忍对待不列颠无辜水手的故事登遍了报纸，最骇人听闻的是舰长罗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的故事，1731年“海岸护卫舰”割下了他的一只耳朵。商人们纷纷抱怨贸易遭受惨重损失。

议会和报纸上充斥着关于不列颠自由和无敌于海上的政治话语。不列颠海上力量的神话——尤其是关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传说——又开始在耳际回响，和这届自1721年起由罗伯特·沃波尔领导的政府形成鲜明对照。庞大的不列颠海军看上去已现疲态，不列颠人在海外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这该怪谁呢？

人们指责沃波尔内阁腐败至极。沃波尔被起了个绰号叫“堂·罗伯托”（Don Roberto）：对西班牙发动的海战不仅可以重振不列颠的海外声誉，它也会是一场针对首相的战争。另一个需要对此负责的是君主政体。乔治二世是不列颠国王，但同时也是汉诺威选帝侯，许多不列颠“深海”战略的拥护者据此认为国王正将国家推往另一个方向。不列颠人希望远离欧洲大陆的事务，而本国和汉诺威王朝的这层关系却使之难以实现。人们十分怀疑乔治二世和沃波尔正在缓和法国的情绪，以期保护这位汉诺威选帝侯免遭攻击。托利党和辉格党认为这会更严重地抑制不列颠海上力量。“有目共睹，可鄙的汉诺威选帝侯只是把这个伟大、强大、令人畏惧的王国视为自己的一个行省”，爱国党领导人物威廉·皮特如此喊话。他喊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照这样的观点，海战成了不列颠人恢复自由，辉格党政客执掌权力、重振民族精神的出路。博林布鲁克爵士宣称，从地理、历史和秉性来看，不列颠适合向贸易国家的方向发展。掌握海洋优势是国家兴盛的根基，每个心怀祖国的政治家都应把力量倾注到本国贸易发展以及海上主权的维系上。而博林布鲁克厉声直言实际情况已违背了这一初衷。“18年来，欧洲最卑劣的海上强国从未中断过对我们的劫掠，而我们只是温顺地听之任之，那个国家就是西班牙。”
[103]

爱国者们“海军至上”的吵嚷声愈喊愈烈。沃波尔和他的阁臣们经年累月地与西班牙方面谈判，因为他们认为不列颠的利益维系于和欧洲国家间的联盟。现在有一股力量推着国家发动战争，不列颠会因此受到欧洲国家的抵制，不过辉格党对此全无顾虑。相反，这愈加刺激他们。他们觉得，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发动海战恰能避开欧洲大陆那一堆蝇营狗苟的纠葛，反倒是一件好事。

这样的海战有诸多好处：不列颠不用徒劳地与整个欧洲，尤其是汉诺威交涉；不用召集阻碍海军自由的陆军就可以取得胜利；资金上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列颠会像“英明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一样：独立、富有、无所畏惧。

无数人缅怀和向往伊丽莎白时代。可所有人都忘了伊丽莎白与欧洲大陆国家结盟付出多少艰辛，忘了相比之下，德雷克和霍金斯的功绩只是相形见绌的小插曲，这些都会让海军的神话破灭。沃波尔别无选择，只能开战。

事情的走向有利于爱国党。刚开战没多久皇家海军中就出现了一位堪比德雷克的英雄。他不是个投机者。早在1700年，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就以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门徒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他随军遍历世界各地，其中担任加勒比海总司令的那段时间最为人瞩目。在他看来，西班牙海军懦弱无能，整个帝国犹如熟透的果实待人采摘。1739年，弗农离开海军已经十多载，正在当议员，他以激越而又带有恫吓意味的雄辞让下议院众人信服：统治海洋是不列颠的天命。尤值一提的是他对霍西尔封锁波多贝罗行动的抨击。这个镇子是海防大本营，是“秘鲁与欧洲之间唯一一处商业中心，所有运出财富的必经之地”，他狂放地宣布只需6艘船和300人就能夺下它。对不列颠自由政体与海上强国深信不疑、孜孜不倦地抨击沃波尔的海军上将弗农成了辉格党的宠儿。他结束了在萨福克愉快的退休生活，被派到前线阵地。他打算攻占一连串西班牙殖民地，巩固不列颠的海洋主宰地位。

1739年11月，弗农占领了波多贝罗。跟之前说的一样，他只动用了6艘船。

1740年3月，消息传到伦敦。举国上下还有海外殖民地都热烈庆祝。
[104] 多条街道被命名为“波多贝罗”。包括酒吧在内的许多地方和事物都以“弗农”命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弗吉尼亚的弗农山（Mount Vernon）——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家乡。从华盛顿住地被命名“弗农”一事可以看出，不列颠帝国疆域日广，因弗农大捷而激荡起的爱国热潮不仅出现在不列颠本土，在美洲殖民地亦是同样热烈。大量的不列颠商品上都描绘了这场胜利，其中陶瓷制品尤甚。民谣和歌曲处处传唱，人们写下激情洋溢的诗歌并将之搬上舞台。每逢弗农的生日，众人涌到街上、咖啡屋和公共场所为其庆贺生辰。他的这场胜仗也跻身于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列。拿下波多贝罗后，他关于沃波尔政权胆怯懦弱、没有爱国心的言论越发显得言之有据。

刀已经明晃晃地向首相挥去。弗农被歌颂为自由的捍卫者，他拯救了祖国，是斩向暴君们的复仇利刃。身为海军将领，他敢于直面沃波尔和西班牙帝国，而两者都被视为自由政体的敌人。

辉格党早就在宣扬不列颠的海军优势，允诺海军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眼下有了明证。波多贝罗行动成为海陆联合作战的经典实例。“主宰吧！大不列颠！”，不列颠的海上辉煌确乎触手可及。

弗农继续攻城略地，伊丽莎白时代的先辈们也曾熟知这些地方：卡塔赫纳、巴拿马和古巴。另一支伊丽莎白式的军队由乔治·安森上尉（Captain George Anson）率领，前往太平洋劫掠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夺取返航途中的马尼拉桨帆船，并在巴拿马与弗农会合。攻占西班牙殖民地的海陆两栖作战正一步步由梦想变为现实。

从海军作战角度来讲，卡塔赫纳、古巴圣地亚哥和巴拿马三处进行得很顺利，弗农的船舰出色完成了击溃海岸防御、运送陆军上岸的任务。不过海军上将霍西尔的幽灵回来找弗农麻烦了。雨季时分，士兵刚上岸就遭遇热带疾病的袭击。弗农率领的由1万人组成的队伍中有7000人丧生。西班牙在卡塔赫纳的防御力量超出众人预期。弗农像指挥海上行动那样以经验丰富、刚愎自用的姿态全权指挥陆地行动——实际上他并不够资格。如此种种之下，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成为皇家海军鲜明特色的联合作战已然无法施行。

与此同时，安森的远航队情况也不容乐观。他带着“百夫长”号（60）、“格洛斯特”号（Gloucester，50）、“塞文”号（Severn，50）、“珍珠”号（Pearl，40）、“赌注”号（Wager，28）、“垂奥”号（Tryal，8）和2艘军需船于1740年9月出航。筹备工作马虎潦草，筹集的多为陈旧老朽之物，因此这支中队到了一年中很晚的时候才出发。舰队准备在冬季恶劣的天气下绕行合恩角（Cape Horn）。狂风巨浪拍打在船上，雨雪不断，此外他们还要在麦哲伦海峡和一股强大的东行洋流对抗。大风从帆桁上卷走了船帆，船身遍布裂痕。“赌注”号没能挺过这一关，“塞文”号和“珍珠”号掉头返航。剩余的2艘战舰在从英格兰出发时共有961名船员，等他们向着太平洋艰难行进了3个月并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 Fernández Islands）会合的时候，只有335人——“百夫长”号单艘船的额定船员数量都要高于这个数字——熬过了坏血病、饥饿和曝晒得以幸存。

安森不肯放弃。他是一个四十出头、沉默寡言的硬汉。18世纪的许多军官都出身士绅阶层，安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712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临近尾声时，他借势加入海军：他的叔叔是王座庭庭长（Lord Chief Justice），日后又出任大法官（Lord Chancellor）。那时安森还是一个十五岁出头的男孩。乔治时代早期，任何人都不可能轻轻松松就伪造出一份海军军官履历。衔级、名声和财富只能在战时获得。在和平年代，服役船舰的数量被降到最低，而上一场战争中提拔起来的人到老也还占着位置，所以海军军官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好差事。海军体制出现老龄化。安森曾随约翰·诺里斯爵士（Sir John Norris）在波罗的海服役，后来又在乔治·宾爵士麾下升任副官。1710～1739年，战事十分稀少，但安森在帕萨罗角战役中流过血。宾依靠经验和勇气拿下的那场胜利给这个男孩留下了深刻印象。

安森的第一次指挥经历是驾着史鲁普船巡逻北海。1724～1730年、1732～1735年，他在一艘驻扎于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的护卫舰上任舰长。他在那里练出了惊人的酒量，还凭借娴熟的牌技多了一个财务上的进项。殖民地的环境也许看上去非常惬意，不过在海军看来这里完全就是穷乡僻壤。还算平静的27年服役生涯之后，1737年情况开始有所改观，他奉命指挥“百夫长”号，在接下来的两年负责巡逻西非海岸线，保护英格兰的奴隶船和贸易船。

所以当海军部正在寻找可带兵前往太平洋劫掠西班牙帝国的人选时，他们发现安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大部分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对付遥远海域的海盗，并为殖民地中一些小争执做调解。同时代的许多富家子弟都是在靠近本国海域的舰队服役，安森不同，他没有分配到什么神气的指挥职务。在没有上级直接监督的遥远角落里任职正磨炼并彰显了他身上那份不可或缺的毅力，而这正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带兵行动的司令官所需的品质。

进入太平洋后，他发现已经没几个目标可以实现了。之前绝大部分士兵和火炮都在“赌注”号上。不过安森还是决意继续战斗下去。破破漏漏、人手不足的“百夫长”号和“格洛斯特”号夺得一些战利品，并劫掠了岸上的聚居地。他们和当年的德雷克遭遇差不多，只能环行世界一圈后回到本国。两艘战舰在太平洋中一路向西。

这趟远航犹如黑暗到无以复加的噩梦。“格洛斯特”号发生火灾，没了主桅和绝大部分索具，而且船身还裂开一条缝。“百夫长”号也没好到哪里去，她的前桅断折，船身也有一条严重的裂缝，以致安森本人也要加入轮流抽水的队伍里。数月之后，漂浮海上的破船陷入绝境。战舰上每天都有8～10个人死于坏血病。

再回到加勒比海，情况变得对弗农更加不利。不列颠在没有任何欧洲盟友的情况下已经宣布开战。1742年10月，弗农在加勒比海留下一支分队后返回。不过之后再也不会有海陆两栖行动了。不列颠现在成了守方。

她一心要在这场战争中显示自己海上主宰的身份，进而就能将影响力延伸到美洲、非洲、亚洲、太平洋和欧洲南部。但黄热病、坏血病、船蛆、风暴还有饥饿已经表明，这是一个多么虚幻无力的主张。

人们的期待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现实却给了重重一击。不过遭受指责的并非海军——甚至也不是海战的鼓吹者。相反，政客和公众认为海军之所以失败，责任全在政府支援不力。相互间的责骂越来越多，群情汹涌，1742年2月，罗伯特·沃波尔倒台。

他从一开始就极力避免不列颠的对外冲突。不列颠在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而且随着欧洲逐步卷入战争，不列颠进一步变得孤立而衰弱。法国开始进军，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去年，旧世界似乎要在新世界开战，”哈德威克爵士（Lord Hardwicke）说道，“不过现在情况完全倒过来了。”
[105]

这话说得保守了。不列颠正面临重重危机。法国和西班牙对奥地利开战，德国和尼德兰要面对法国的施压，意大利则要面对西班牙的压力。不列颠只得加入战争。首先面临危险的就是汉诺威王朝。

军务大臣威廉·扬爵士（Sir William Yonge）指出了一个更严重的威胁。
[106] 他说，不列颠确实拥有一支强大海军，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岛国，它的所有战略构想都应以后者为基础。或许不列颠人觉得自己很幸运，大海如同护城河一般，他们只要躲在后面便可保无虞，就能无视欧洲的存在进而把目光放到全世界了。不过人们忘记了一件事情：不列颠能统御海上完全是倚靠她在欧洲的地位。扬断言，一旦法国在陆地上获得胜利且重新占领尼德兰，“就会倾力扩张海上势力”。如果法国成为海上强国，在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设立自己的基地，那么不列颠不受入侵威胁的优势将荡然无存，更遑论她在殖民地和商业上的雄心了。卡特里特爵士（Lord Carteret）说得更直率：如果法国成功入侵尼德兰，“我国商业将迅速走向末路。海上控制权，连带着所有的殖民地和定居点，也将不复存在，我们只能被困在这座岛上”。
[107]

简言之，海上霸权的根基在于欧洲中心区域的陆地上。

和西班牙在海上开战后，不列颠发现自己在欧洲拥有极少的话语权。1742年，不列颠必须抓紧恢复在1689～1711年时自己的优势地位，那是她能成为强国的根基所在。她必须和日耳曼各邦国结盟，支援奥地利，保住尼德兰，击退法国。

1744年，不列颠再度将大量士兵部署到欧洲大陆上。此举引来众多非议。大多数人希望参战仅限海上，并且认为这场新的战争是乔治二世为挽救汉诺威王朝而设计的阴谋。为什么不让荷兰、德国和奥地利负责地面作战，同时不列颠负责海上呢？众人的态度不出所料，且不列颠的潜在盟友对此难以接受。举国上下都坚持认为英格兰的命运在海上，这是政局中很强的一股力量。然而政府清楚地知道，欧洲大陆战事是不列颠取得海上胜利的必备因素，这是不列颠成为世界强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过1744年的不列颠看上去并不像一个世界强国，她正四处受挫。

“皇家海军伟大战役”的名单中通常只会提及胜仗，让人误以为海军的伟大是因为一次又一次凯旋，实际上最具深远意义的通常都是海军遭遇的败仗。

1744年2月10日，西班牙舰队突破了舰队司令托马斯·马修斯（Thomas Mathews）的封锁，冲出了土伦。法国海军一路为西班牙人保驾护航。这是个信号，法国参战了。海浪汹涌，风力微弱，不列颠人难以组织起战列线。马修斯发信号让属下船舰抛锚过夜。他以为前后两军会自行向中军靠拢，第二天清晨就可以排出战列线向敌人进攻了。但这两件事都没有如愿。

2月11日，战役当天的清晨，不列颠的队形延伸成长长的一条线，理查德·莱斯托克（Richard Lestock）指挥的后卫分队落在队伍后面很远的地方。马修斯发出信号让莱斯托克升起所有船帆全力赶上队伍，结果莱斯托克把速度放得更慢了。马修斯清楚自己不能再等，决定撇开莱斯托克直接开战。要想获胜就只有舍弃战列线阵形，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敌人发起进攻。就像1718年帕萨罗角战役中宾临时起意的打法，让每名舰长以自己的判断去攻击法西联合舰队。

不过那场战斗中，宾麾下的舰长们在开战前就已经知晓了作战计划，马修斯这边的情形并不是这样。更糟糕的是，他发出的信号与其实际意图并不相符，他想示意立刻进攻，结果还一直挂着保持战列线前进的令旗。等到马修斯率领自己的分队离开战线，准备把西班牙船舰从法军那里隔离出来的时候，一众舰长看着他打出的信号旗不知该优先执行哪个号令。许多人完全糊涂了，僵在原地不知所措。“鲁珀特”号（60）舰长约翰·安布罗斯（John Ambrose）因为没有敌舰可以交手而在后甲板上大发脾气。“就算因为破坏战列阵形被骂，也好过等在这儿找不到敌人交手”，
[108] 他一边跺着脚，一边唾沫横飞地破口大骂。但是他的属下警告他，脱离战列线是要受罚的——或者说，表现出这样的意愿也不行。整场战斗中安布罗斯都因主将的犹豫不定而痛苦不已。

相比之下，“贝里克”号（Berwick，70）舰长爱德华·霍克（Edward Hawke）就不一样。他冒着上军事法庭的风险向西班牙战舰“波德尔”号（Poder，64）冲了过去。他一直等到进入手枪射击范围（20码）后才向对方开炮。近距离轰炸的破坏力非常大，“波德尔”号上200人丧命，“贝里克”仅6人牺牲。这艘西班牙战舰彻底被霍克压制住了。依据自己判断行动的舰长不止他一个，另有3名本可以什么都不做的舰长，也拉开距离以防止不列颠战列线被法军中队夹击。

与此同时，莱斯托克正试图靠近战斗区域。敌军战列线后段有4艘西班牙战舰被英军团团围住，可他放着这些船不去打，却像一只帽贝紧抓着海船一样，牢牢按照旗语作战条令行事。他没有插手双方的战斗，只是远远地停着，敷衍地开了几炮，没起到任何实际效果。西班牙人逃出包围圈，“波德尔”号被法军救下。

土伦之战打得一团糟，对一个渴望主宰海洋的国家而言这是一次羞辱。如果马修斯和莱斯托克彼此没有交恶，这场战事可能就不会是这个下场。马修斯拒绝和副总指挥商量战术，莱斯托克也丝毫没有加入战斗的想法，甚至乐于看到这个令他憎恶的长官陷入麻烦。倘若马修斯事先和下属们研究过战术运用，并且信号传达得明白无误的话，或许这场仗还是能打赢的。结果马修斯麾下绝大部分舰长或者因为怕惹麻烦没敢主动行事，或者因为过于刻板而没能明白司令官的意图，甚至在战友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上去支援。

战斗结束没多久，纷至沓来的军事法庭和议会的问询把海军弄得四分五裂。作伪证、背信弃义、同行相妒、争权夺利、政治腐败，这些事务破坏了问询流程。依据自己的判断阻止法军包围本军战列线的3名舰长被判定违反作战命令并革职，其他如安布罗斯那样的舰长因为没有参加战斗而被逐出海军，莱斯托克被指控消极避战。

莱斯托克为自己声辩说，马修斯在战列线没有排好的时候就发动进攻，严重背离了海军的作战惯例和作战理念。他声称自己是严格按照海军部作战章程行事的，似乎是海军作战条令阻止了他合理判断战场局势并果断采取行动。一本亲莱斯托克的小册子中说：“战列线是所有海战守则的根基和构成内容”，
[109] 自一代又一代的海军司令官传承下来，其“纯正精粹，不容更改”的原则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整个处理过程显得荒诞而又自相矛盾。部分舰长因为刻板地遵守条令而遭到惩罚，另外一部分因为心思活络、行动敏捷而被驱逐。或许有人提议副司令莱斯托克的过错最为严重，应当承受和他们一样的命运，但他的政界友人权势煊赫，莱斯托克躲过了这一劫，而马修斯则被开除。

这场战役后来成为海军集体回忆中羞愧和耻辱的一页。它暴露了海军战术水平的倒退（似乎退回了布莱克、三明治和詹姆斯二世那个年代）、积极进取的热忱消减和内斗的严重程度。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这场战役以及之后令人愤慨的军事审判的推动，海军将会进入现代世界。不过在那之前，局面将变得愈发恶劣。

第27章 衰落与复兴（1744～1748年）

1744年2月，厚厚的阴云笼罩着海军。土伦之战暴露了海军保守陈旧和不思进取的弊病。回看国内，英吉利海峡舰队人手不足，舰队中的大型战舰因战备不足无法行动，舰队统帅还是一个84岁的老人。

就是这样一支海军，突然遭遇了闯入英吉利海峡的法国大西洋舰队。无人知晓后者的意图。不过很快事实就表明，他们是为了支援陆军从敦刻尔克发动入侵的。

当时皇家海军因遭遇英吉利海峡的暴风而受损，但对方的入侵行动也同样因此而停止。不列颠逃过一劫，不过这并不值得庆祝。1744年的海军呈现一片乱象。“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64）在比斯开湾向两艘法国战舰投降，“索尔湾”号（Solebay）在圣文森特角附近还没交战就被俘虏。蓦然间，海军似乎变得摇摇欲坠——舰长们畏缩犹豫，司令官们老不堪用。此番危机在政坛上刮起一场大风暴，并最终导致政府解散。敌国入侵的利剑一直在不列颠的头顶悬着。为了巩固本土防御，船舰从世界各地被召回。

种种危机让民族的自信心严重受挫。直到“百夫长”号抵达斯皮特黑德海峡后人们的情绪才多少提振了一些，当时船上有安森和188名原载船员。这艘船在太平洋上经历重重劫难后总算幸存下来。有一次船员们眼看就要饿死了，船也快散架了，后来众人拼尽全力停靠在一个小岛边。人们在岛上可以吃到新鲜的鱼和水果，安森和麾下军官们帮着船员们上了岸，他自己等到最后一批才上岸。这趟远航犹如噩梦，就在这时他在海滩上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百夫长”号被风吹着往海上漂去，最后消失在视野中，漂进了太平洋，只有很少一部分船员还在船上。在合恩角和太平洋历经种种磨难的幸存者们现在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漫长的十九天过去之后，安森等人激动地看到“百夫长”号重新出现在视野中。是留在船上的伙计们把船开了回来，他们非常了不起。数月后，安森想方设法来到广东，船上仅剩下一小撮船员，其中有些已经“变疯变傻”了。他极力说服中国政府允许他在那里修船并招募新的海员。尽管如此，船上的补给量也只达到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然后安森又带着“百夫长”号进行了另一个任务：寻找并俘获马尼拉桨帆船。这件事他干得非常漂亮。桨帆船从南美出发时装满了黄金和白银，正要去东亚交换珍贵货物。安森四下搜寻，穷追不舍。安森说，她“是人们最渴望获得的战利品，可能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船上载有1313843枚八里亚尔和35682盎司白银。安森带着“百夫长”号横渡印度洋，抵达大西洋后北上进入英吉利海峡，结果发现自家后院竟然处在法国的威胁之下。

不列颠人最钟爱的就是从极端艰难的险境中幸存下来的故事，安森充满英雄气概的领军事迹正是编写传奇故事的好材料。他激励垂死的船员们重新振作，让自己的船一直在广袤无垠的太平洋上漂流，甚至还用她战斗。国人对大海的热衷与这类逆境下的远航探险息息相关。安森一夜成名。安森从3年船长的工作中获得719英镑的薪水，由俘获的战利品中分得9.1万英镑的赏金，无论按照什么标准，他都得到了一笔惊人的财富。桨帆船上缴获的财物被32辆马车载着在伦敦的大街上游行，为流年不利的海军提振了士气。

然而，第二年的状况却并不如意。1月，四艘不列颠战舰在韦桑岛附近遭遇两艘法国战舰，结果不列颠舰长们没有发起任何攻势。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却是一个示例，说明局面已经很不对劲了。罪责最大的两名舰长因为有硬实的政治后台免受责罚。土伦之战中表现拙劣的海军军官们也是如此：海军中的懦弱之徒总能安然无事。海军军事法庭因为普通法法庭、议院和政坛显贵们的暗中干涉日渐颓靡，只得任凭海军纪律涣散。7月，“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乘船前往苏格兰发动詹姆斯党人起义，海军没能截住他。詹姆斯党的军队于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击败英格兰军队，一路往德比（Derby）杀去。

这还不是全部。一直以来，政府大臣们都清楚地知道法国想要占领奥斯坦德（Ostend）。倘若法国得手，不列颠将立刻面临入侵威胁。1745年，噩梦成真。一边法国正在大批集结入侵军队，另一边“美王子”查理领着人马在英格兰作战，情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不列颠为拒绝设立大规模常设陆军而付出了巨大代价。国防的重担被分到了海军身上，这种办法是很好，不过进攻作战的任务也得由海军承担。富有远见的时论者曾指出，设立陆军是实现海上霸权的第一步。法国军事战略家们知道，一旦他们向低地国家施压，或者做出集结兵力准备入侵（名头可能不一定如此）的态势，不列颠势必要将散布于世界各处的船舰召回。

静观眼前的局势，不列颠18世纪上半叶的海上霸权已如梦幻泡影。与法国保持和平关系时，不列颠可以将船舰派往世界各地增进本国利益。而在眼下的1744年和1745年，船舰被迫在一片惊慌失措中受召回国。港口城镇随时可能遭到法西联军入侵，现有陆军完全不够用来驻防这些地方。

然而愁云惨淡之中，总算有些许阳光透下，副将彼得·沃伦（Peter Warren）帮助新英格兰地区的人（New Englanders）夺取了加拿大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上的路易斯堡（Louisbourg）。这座堡垒所守卫的渔场具有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价值——法国三分之一的海员都靠它养活。同时它也扼守着进入加拿大的水上通道，法国必然要夺回这个地方。不列颠——归功于一支殖民地军队和一位魄力过人的海军指挥官——也同样下定决心占领加拿大。

海军需要英雄出现，需要新思维的注入。幸运的是，有两名高级将领未在之前数年的混乱中沾染上污点。海军司令弗农掌管着不列颠部署在英吉利海峡的兵力，第一海务大臣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就战略问题向其征询意见。另一名海军委员会要员——三明治爵士找到了乔治·安森舰长，后者于1745年被擢升为少将，翌年又升为中将。

1745年，弗农正统率着英吉利海峡舰队。他脾气火爆，经常发怒，对不列颠所秉承的海洋宿命深信不疑，对于海军中那些因为领导者胆怯懦弱和政客愚蠢无知而发生的令人心寒之事，他亦深以为耻。他屡屡将自己和上级之间的信件公布于众，以印刷机为武器推动其战略构想的实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做法。他的另一个决心更危险，他竭力要求军事法庭和议会就此前数年所发生的避战事件进行问询，即便朋友因此成为调查焦点也在所不惜。安森也站在反对派一方，他不像弗农那么能言善辩，不过同样做好了直面海军现有弊端的准备。

一项由弗农发展完善、安森付诸实施的构想将成为日后不列颠海事战略的核心基石，代代相传。
[110]

这项构想的战略着眼点不是军队建制或者政治意愿。自德雷克以来，海军战略家们都十分看重在“西海路”部署一支海军中队。英方只要在法斯特耐特（Fastnet，冰岛最南端）至菲尼斯特雷之间的海面上部署船舰就可以监视任何敌军舰队的动向。这些船还可以为商船护航，防御范围也可覆盖爱尔兰。而且它们不仅有防御功能，也可用于进攻作战：一支西海路中队可以监视法国海军基地、袭击敌人的护航队，以及拦截新世界与亚洲之间往来的航船。这是不列颠本土防御乃至称霸海上的关键所在。由于法国人在英吉利海峡中没有能够停驻战列舰的海事基地，因此法西联军要想发动入侵就必须从西南方来。要想发动这样的浩大行动，布雷斯特是最理想的港口。

据弗农所言，不列颠海军力量不应该被护送商船穿行法国大西洋海岸线这种事情占用，而应该用西海路中队来威慑法国大西洋舰队，最好迫使它们一直待在布雷斯特不敢动弹。这个想法十分大胆。如果真能见效，既可保不列颠商船无虞，又能让皇家海军巡逻船对法国贸易商造成持续威胁。好处还不止于此。如果能在远海部署中队，以后不列颠海军就能占得本土防御的先机，封锁法国，不列颠将就此成为北美洲的主人。

上述种种在理论上都说得通，不过做起来困难重重，自德雷克以来一直没能真正实现。威廉·佩恩、克劳兹利·肖维尔、乔治·宾以及其他将领都曾在西海路带过中队，不过他们都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大型战舰在这片海域上待不了多久就会由于天气原因遭受重创，船员也会陷于疾病和饥饿之中。海军在东面的主要基地离他们太远，而英格兰西境明显无法满足一支舰队的需求。在水手们看来，跟着西海路中队在海上巡逻几个星期比去一趟西印度群岛还摧折人，因为此行途中吃不到新鲜果蔬，必然会让人得坏血病。

1745年，弗农向西调遣海军中队的请求被上级回绝了。眼见敌人入侵在即，他们不敢把大部海军力量调离本土水域。把不列颠的主体防御力量放到远海，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之举。法西联合舰队可能会躲过监视成功进入英吉利海峡，1588年时人们也曾忧虑过这一点。1746年，安森在这片海域巡逻时由于天气原因而受阻，法军私掠船和中立国船只向敌人告知了他的踪迹。他还发现，他无法依靠情报迅速做出应对措施。当时许多人认定这个战略构想是行不通的，海军的主要力量还是应该留在英吉利海峡。

安森意识到这一整套战略得靠情报、保密、纪律和补给才能实现。要想对法斯特耐特至菲尼斯特雷之间这15万平方英里的海域实施不间断巡视，并且还能在发现敌人后侦察其动向，他就得拥有一支由护卫舰和私掠船组成的大型海军力量。实际上他只能率领舰队在有限的时间段里巡视，因为舰队无法在这片海域获得补给，而且船舰损耗严重。就这样，安森开始着手构建情报网，让自己时刻知悉沿海地区敌军的活动。而西海路中队在接到情报后要能快速反应、出海行动，就需要普利茅斯提供可靠的补给系统，船坞中时刻要有待命出海的战舰。重中之重的是，这支舰队要有严明的纪律和一套更完善的信号传递系统。

安森有雄厚的政治资本。他是一位经受过考验的战斗英雄和手腕娴熟的政治活动家，财力雄厚，有稳固的政治靠山。在派系斗争严重、王公贵族把持国事的年代，一位海军司令要想行事，上述条件不可或缺。除此之外，他还有着非常卓越的组织才能。英国以前的海军分成多股力量由不同的人指挥，现在安森把他们都拢到了自己的掌控之下。他在海军部做工作，确保普利茅斯的船坞能够为他的中队提供补给。信号手册也得到更新，变得更适合巡逻舰队在西海路上使用。

安森是一个时常沉思、话语不多的海军司令。即便如此，他仍旧与副司令彼得·沃伦以及舰长之间通力协作，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其中副司令沃伦就是那位夺取路易斯堡的海军指挥官。他们一起制定了应对战时突发状况的策略，比如看不到舰队司令座舰或临执行前突然改换命令时应如何行动。司令每天指挥下属演习，操练各种远海作战场景。他让大家知道，不列颠战舰上的任何一门舰炮都必须等到快要和敌人帆碰帆的时候才能开火。舰长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排列正规战列线，安森明白这一点，但他同时也希望舰长们学会自主行事。那同样也需要纪律，不过依据的是另一套规则。

“我一直认为，”安森说，“在遇到特殊情况时，任何对司令官心存信任的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撇开他已经下达的命令，按照常理行事。”
[111] 这是安森领导风格的独特之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阻碍海军前进的陈旧形式主义观念，它已经阻碍了战术的进步与发展。最重要的是，安森的做法与支配土伦战役的那种战略精神截然不同。

等他完成上述种种准备的时候，西海路中队已是当时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纪律最严明的海上战斗力量。漫长而又悲惨的环球航行造就了海军司令安森，让他在极端情况下仍能带领众人前进；即便是陷入坏血病、饥饿和绝望情绪的困境，他还是能让队伍恪守纪律，并激励众人前行；他还在那趟远航中学会了如何节约使用资源。在决定抢夺马尼拉桨帆船之后，他要在地图上未做标示的广阔水域以及岛屿中找到对方，而且还得将自己的意图和行踪都隐匿起来。想做到这一点，他就得把每一条流向自己的情报以及身上每一丝机智巧诈都动用起来。他将所有这些辛苦磨炼出来的本领都教给了西海路中队。彼得·沃伦对自己的首长推崇备至：“这是我服役生涯中最荣幸的一段经历，从没见过有人为了训练舰队吃这么多苦。只要我还有幸参与其中，我会一直以他为榜样，不管比之逊色多少也要像他那样去做事。和自己担任统帅相比，我更希望接受他的指挥。”
[112]

沃伦还说，中队里的海军军官本都是良才，而跟随着安森他们会更臻完善。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海军将领一样，乔治·安森知道一场战役的胜负早在开战前就决定了。

进言之，他也和所有一流将领一样清楚，只有将敌人彻底消灭的胜仗才是真正值得夸耀的——而这在海战中十分罕见。1747年5月3日，检验他作战理论的时候到了。得益于自己的情报系统，他早就知悉有一支重要的法国护航队即将出海，又经负责侦查的护卫舰确认，敌方战舰护送的是西印度和东印度商船，数量庞大。

当时法军结成战列线掩护商船四散逃开。这支法军中队弱于己方，而且眼看快要到手的战利品正渐行渐远，沃伦准备立刻发动攻击，但安森坚持让船舰排成战列线。虽然耗费了一些时间，不过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法军中队虽然数量方面不占优，但船舰的战力十分可观。法军司令让战舰牢牢地稳住位置，争取时间让商船护航队先行撤离。等安森调转航向往法军战列线中央冲过去的时候，敌军顺风撤退。安森随即升起全面追击的令旗。双方舍弃常规战打法，开始比拼各自船舰的航行性能。安森曾在18岁时亲眼见证过这种积极灵活的指挥方式，被擢升为副官后又参与了帕萨罗角之战，现在他50岁，身份是海军司令。

遇到这种场面，舰长们必须自主行事，同时还要和大部队保持协调。行动敏捷的船舰先与法军队尾的船交战，把对方打弱打残之后继续往法军阵中进逼，交过手的敌船交给后面体积大、速度慢的船处理。他要求舰长们一路从敌人的后军打到前锋，中途不得和单个敌舰纠缠。

安森的舰队正和一支逃窜的敌方舰队进行追逐战，对方不能掉头回击，他们则一点一点地从后军到中军再到前锋将其蚕食吞没。追逐战（也被称为“滚动作战”）打起来可谓惊心动魄，安森向自己的舰队灌输了其中的关键所在：船技、炮术和意志力。不列颠领头船舰的速度和火力为追击作战提供了战术优势。率先交手的那批船舰一直要等到敌军进入手枪射程内时（20码）才能开炮，所以在此之前免不了要承受对方的狂轰滥炸，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舰长和船员必须要非常冷静沉着才能继续投入战斗。法军一路狂奔，不敢放开手回击，和不列颠海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安森没有因此松懈和分心，而是迅速加入战斗。他从一个非常完美的位置扑向了敌军。这天结束的时候，英军擒获6艘战舰和3艘大商船。翌日，他们继续追捕和袭击商船，俘获了33艘中的18艘。第一次菲尼斯特雷角战役的收益极为可观，仅货物就为英国赚得20万英镑，安森一人净得战利品赏金6.3万英镑。部分精良的法国战舰被编入皇家海军扩充力量。安森获封贵族爵位。

安森的战术及其对军队的革新举措被证明是正确的，也被下属全部消化吸收。在安森的经营之下，西海路中队无须他亲自出战也照样运转无碍。10月，因沃伦饱受坏血病折磨，中队交由第三司令爱德华·霍克指挥。霍克与安森、沃伦同属新一代舰长，都不满上级们沉闷呆板的行事方式。他也和当时很多海军军官一样心怀壮志，但他们的海军生涯因身处和平年代而阻滞不前。他和许多皇家海军的伟大领导者在一点上一样，就是曾在世界上遥远偏僻的地方于护卫舰上效力。护卫舰就像任劳任怨的耕马，不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要保护不列颠的贸易和殖民地。在西非、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等地服役时，他从候补军官一级级升到第三副官、第二副官、第一副官、航海长，最后在1734年以29岁的年纪担任舰长。

土伦战役时，多亏他大胆英勇地攻击“波德尔”号并将之俘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本人亦由此声名大振。之后他以准将身份统领成群的中队前往地中海。不过海军似乎并不打算重用这位能征善战的准将。在升任高层指挥官这件事上，政治关联至关重要，而霍克没有安森那样硬实的政治后台。1746年，霍克似乎过不了几年就得在47岁提前退役，他的整个海军生涯除了仅有的一项成就似乎再无其他，且这仅有的一项成就也已被人们遗忘。海军准备象征性地升他为少将，当时那些全靠政治力量得以升迁的舰长正将霍克排挤到越来越边缘的位置。

不过之后有一个政治人物出人意料地力挺霍克，成了霍克的赞助人。乔治二世不同意让他退役。1747年7月，霍克升任白队第三司令，掌管普利茅斯船坞。一个月后，海军上将沃伦突然出现在普利茅斯，当时他身体非常虚弱。许多年前，霍克曾在沃伦指挥的护卫舰上任第三副官；现在，沃伦把西海路中队的指挥大权交给了他。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决定。幸亏这个决定，霍克才得以在日后成为不列颠海军将领中仅次于纳尔逊（Nelson）的顶级人物。

霍克前往韦桑岛附近与西海路中队会合。现在，他将全权指挥一支不受上级牵制的王牌劲旅，这是每个海军将领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好事还不止于此，法国正在筹备一支护航队。爱德华·霍克带着手下的战列舰开到了广袤无垠的西海路上，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法国人视线中隐匿，同时监视法军的一举一动。数十艘过往船舰被强行拦下，把知晓的关于敌军的全部信息都交代清楚。霍克从这些人口中得知，一支巨型护航队正在拉罗谢尔沿海的巴斯克锚地（Basque Roads）集结，准备前往西印度群岛。霍克让自己的船躲开对方海岸线附近的巡逻船只——对方一旦发现英军踪迹，法国海军就会得到消息。同时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做出前往菲尼斯特雷角的假象，让法军战舰和私掠船信以为真。霍克的诡计奏效了，麻痹大意的法国人真以为比斯开湾是安全的。护航队出发了。

法国人离开本国海岸线到了海上时便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已经安全了。如果真有人要袭击他们，最可能动手的地方就是法国本土附近。法军全然不知猎捕他们的人正在深海潜伏着，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根据自己对风向转变和大西洋气候模式的了解，霍克已经敏锐精准地推测出了敌方护航队可能出现的位置。

10月25日清晨，他们捕捉到了法国护航队的身影。霍克升起排成战列线前进的令旗。法国战舰迎风排出战列阵形，保护商船。随即霍克下令全面追击敌人。法军希望他一直照正规战的战术——也就是战列线阵形——来作战。霍克知道这样做就会给敌方护航队逃跑的机会。他有14艘战舰，法军虽只有8艘，但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性能最精良的战舰。最大的一艘船上有80门炮，其余三艘有74门炮，一艘有70门炮。霍克只有两艘船拥有70门炮，舰队中的其他战舰则拥有44门到64门不等的大炮。霍克升起全面追击的令旗后，所有船舰猛冲上前。

照之前的约定，所有舰长直至把船开到手枪射击范围后才能开炮。最先对敌的是船型最小的两艘战舰——“雄狮”号（50）和“路易莎公主”号（Princess Louisa，60）。“雄狮”号遭到猛烈炮轰，人员伤亡惨重。“几分钟后”，“路易莎公主”号的舰长查尔斯·沃森（Charles Watson）写道，他“和敌军队伍最末一艘战舰的距离达到了手枪射程，对方舰载70门火炮”，
[113] 他开始向敌舰开炮。紧跟在“路易莎公主”号后面的是“蒙茅斯”号（Monmouth，64），沃森继续写道：“看到我军战舰陆续往这里赶来，我继续前进和其他敌舰交手。”“蒙茅斯”号从法国人身旁经过时还抢到了上风位置，她不停地用舷炮和对方互射，一直攻到法军队伍的最前面。此时是上午11点半。下午1点半，行动缓慢、配置重火力的霍克旗舰“德文郡”号（Devonshire）成功逼迫法军阵尾的一艘战舰投降。随即她又向对方旗舰发动攻击，并成功让另外两艘战舰降旗投降。

这一战赢得非常漂亮。不列颠舰长在航行技术、船舰操控和炮火攻击方面都完胜法军。他们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在关键时刻互相支援。土伦之战中，沦于形式主义的战列阵形已显得古板拘制；现在的新式打法更为机动灵活。由于不列颠舰队一直开到手枪射程的范围内才开火，所以首轮交手时他们船上的伤亡率很高。不过这些船员没有白白牺牲。最后，6艘法军战列舰帆桅全部摧折，成了不列颠的战利品。

贴上法军战舰之后再攻击，不列颠以这种方式赢得了最大程度的优势。法军习惯进入滑膛枪射程后开炮，瞄准对方的船桅、缆绳和船帆轰击。炮手自身的战力在战斗过程中消耗得非常快，所以发射速度下滑得非常厉害。不列颠先不开火，这样等他们开到敌军近旁时可以紧凑地发动数轮群射，此时他们的船员还精力充沛，敌人却已筋疲力尽了。那个时候开炮不需要什么准头。一轮紧接着一轮的舷炮从20码以内的距离射向敌方船身和船桅，敌军的火炮甲板被打得一片狼藉，火炮粉碎，海员们也吓得不轻。这样顶着炮火行驶需要船员们做到处乱不惊——舰长也是如此，肾上腺素陡然升高的时候他们总想提前下令与敌人交手。自1745年开始，每日的火炮操练成为不列颠战舰的常设项目。水手们开始习惯高速率的火炮发射。霍克的舰队中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年轻舰长。菲利普·德·索马里兹（Philip de Saumarez）、约翰·本特利（John Bentley）和查尔斯·桑德斯（Charles Saunders）曾跟随安森环游世界，经历过艰苦磨炼。其中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George Brydges Rodney）是个注定能成大事的人。训练良好的船员、积极主动的舰长、对总司令的计划充满信心，使一场漂亮的胜利顺理成章。

此役法军损失海员4000人，占了本国海事团体不小的比例。霍克向正在背风群岛的准将乔治·波科克（George Pocock）传话，一支无人护卫的法国护航队正往他那儿去。护航队中有30艘船被波科克俘获，之后另外10艘又被私掠船夺去。更重大的战果是，法国远洋海军经过菲尼斯特雷的两场战役后已然损毁殆尽。霍克的这场大捷被很奇怪地误称为“第二次菲尼斯特雷战役”，实际上战场和菲尼斯特雷角离得还是比较远的。霍克追击、拦截并击溃敌军的地方已经距海岸有300英里，在洛里昂（Lorient）的正西方。这在当时可谓闻所未闻，还从来没有哪场战斗发生在如此遥远的深海之中。

这两场胜利为不列颠带来一丝曙光，否则局面将完全是一片漆黑阴冷。1748年，整体来说法国占据了战事的上风。佛兰德斯被它控制，这可谓不列颠的噩梦。《亚琛和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 ）迫使不列颠将她在新世界的诸多收益让给法国，以换取欧洲版图重回战前格局。布雷顿角（Cape Breton）被交还给法国，以交换法军撤出尼德兰。苦战赢来的海上临时控制权让不列颠在谈判桌上多少有了一些筹码，只是相比人们在战事之初的期待，这种优势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能让奥地利收回失地而舍弃本国海战赢得的胜利，被长期灌输海军至上主义的国民们对此自然心有不甘。不过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坦言：“我们自己的舰队确实可以留住布雷顿角，但这样的话恐怕我们和荷兰双方的陆军加起来也保不住佛兰德斯。”
[114] 海军在美洲或者菲尼斯特雷沿海即使赢得再多胜利，法国都能用自己欧洲大陆的陆军部队将之化为乌有。

不列颠开战的初衷是夺得海上霸权，以此左右欧洲大陆的局势。战争结束时她只能勉强维持现状，保住1739年时的局面。即便是这一点，在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事之后也成了奢望。

“主宰吧！大不列颠”抓住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真实写出了18世纪40年代不列颠人渴望统御海洋的坚定信念。失败的打击也没能浇灭这团火焰。很多时候这种狂热是颇为危险的东西。政治人物、海军将领和行政当局背负上不可能实现的期待和重担。它会导致军事上的失误，把国家卷入必败无疑的战争。

不过，这却让海军拥有了某种不为其他国家所知的魔力。举国上下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海军。经过惨淡狼藉的18世纪40年代，这份狂热依旧没有消散，反而在土伦惨败之后愈加热烈。历史、传奇和神话交相掺杂在一起，成为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拱卫着海军。

假面舞《阿尔弗雷德》中的“主宰吧！大不列颠”在克莱文登首演时，可能在泰晤士河附近的赛施岛上亦能听闻演奏的乐声。本书叙述之初曾提及阿尔弗雷德大帝修建的防御工事“山丘堡垒”，其所在地正是此岛。阿尔弗雷大帝的神话故事和刚刚崛起的英格兰海上力量，二者背后都隐含着一条同样的真理。阿尔弗雷德的防御策略被称为“纵深防御”，它始于位处本国正中心的陆地。海洋霸权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作为支撑。只有先将不列颠群岛保卫好，不列颠才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这就是人们在1744～1745年得到的教训。进入现代世界，海军的成功取决于纪律、训练和高效的行政系统。

一个世纪以前，不列颠还处于贫穷、分裂的局面，海军也只是二流水平。1649～1660年这段时间，它依凭庞大凶悍、纪律严明的海军成为欧洲大国。强大而又高度集权的政府无情地向人民征税，海军在其驱动之下开始壮大。于是不列颠取得了英荷战争的胜利，铸就了罗伯特·布莱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惊人成就。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军事改革持续进行，皇室和议会通力协作，一起为海军舰队输入资金。最重要的一点是，海军成为专业化军种。和平年代时，英格兰在欧洲以外的贸易事业迅猛发展，海军担负起为其保驾护航的重担。威廉三世在位期间，政府财政得以彻底改革，将前所未有的大量资金流输入海军。1689～1711年的泛欧战争连带着推动了不列颠贸易的迅猛增长，国家经济因此变革，向海军输入资金的能力愈加强劲。此外，这些战事也对海军有磨砺作用。海上行动要取得成功，后勤保障和组织工作不可或缺。17世纪20年代，耗时数周突袭布列塔尼这样的行动就已经超出了海军的能力范围；而到17世纪末，海军已经可以连续数年在伊比利亚半岛沿海和地中海的西部海盆执行任务，并能够围合整个法国海岸线。

1603～1748年海军史的主题之一，就是不列颠人对本国海军的深深迷恋。他们对海军的历史和成就津津乐道，酷爱不已。像不列颠这般拥护海军的国家找不出第二个。所以，皇家海军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被人们疯狂地赞美尊崇。这种信任有时也会误导人们，海军在很多事情上远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期待。

1747～1748年，经历了数年深重灾难的海军重振雄风，维护了自己的威名。这是一个颇具韧性的国家机构。战事蹂躏，信心低迷，不列颠从失败中领悟到海上战争的全新思维。以海军司令安森和爱德华·霍克为代表的新一代海军领导者开始绽放光芒。

[1] 单桅纵帆小船。——译者注

[2] 波科克、巴特沃思和斯坦菲尔德都曾在皇家海军服役。

[3]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 （1986）p.202

[4] G.V.Scammell，‘The Sinews of War：manning and provisioning English fighting ships，c.1550-1650’，MM ，73（1987），p.353

[5]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 （1981），p.444

[6] C.D.Penn，The Navy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and its Influence on English History （1913），p.46

[7] A.P.McGowan（ed.），The Jacobean Commissions of Enquiry，1608 and 1618 （1971），p.265

[8]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 （1986）pp.140ff

[9]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 （1981），p.273

[10]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 （1986）pp.187-188

[11]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 （1986）pp.187-188

[12]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 （1981），p.275

[13]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 （1986）p.159

[14] S.R.Gardiner，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Ⅰ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1603-1642 （10 vols，1883-4），vol.6，p.62

[15]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 （1981），pp.339-340

[16]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 （1981），pp.341-342

[17] R.Lockyer，Buckingham：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gham，1592-1628 （1981），pp.345-346

[18] M.C.Wren，‘London and the Twenty Ships，1626-1627’，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55（1950），p.333

[19] C.D.Penn，The Navy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and its Influence on English History （1913），p.134

[20] D.D.Hebb，Piracy and the English Government，1616-1642 （1994），pp.138-139

[21] C.R.Boxer，The Journal of Maarten Harpertszoon Tromp，anno 1639 （1930），p.64

[22]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 （1986）p.207

[23]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 （1986）pp.239-240

[24]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p.148

[25] M.B.Young，Servility and Service：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John Coke （1986）pp.239-240

[26] D.D.Hebb，Piracy and the English Government，1616-1642 （1994），p.227

[27] 全称为“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荷兰语：De Republiek der Zeven Verenigde Nederlanden）。存在时间为1581年至1795年，位于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地区，后为法国所灭。——译者注

[28] C.D.Penn，The Navy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and its Influence on English History （1913），p.260

[29] K.Sharpe，‘The Personal Rule of Charles Ⅰ’，in Tomlinson（ed.），Before the English Civil War ，pp.75-76

[30] 与上文中荷兰共和国为同物异名。——译名注

[31] 关于荷兰如何崛起为一个贸易和殖民强国，以及其与英格兰人是怎样的关系，最佳的叙述请参考Israel，Dutch Primacy

[32] 东印度公司的早期状况，详见Chaudhuri，The East India Company

[33] 原名意为“联合东印度公司”，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区分，文中译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译者注

[34] 荷兰议院为两院制，分别为参议院（Eerste Kamer）和众议院（Tweede Kamer）。——译者注

[35] K.R.Andrews，Ships，Money and Politics：seafaring and naval enterprise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Ⅰ （1991），pp.156-157

[36] N.A.M.Rodger，The Safeguard of the Sea：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660-1649 （1997），p.412

[37] A.C.Dewar，‘The Nav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regnum，1641-59’，MM ，12（1926），p.411

[38] 关于海军在17世纪40年代晚期以及17世纪50年代之状况，详见Capp，Cromwell’s Navy

[39] 由原名Sovereign of the Sea缩减为Sovereign。Sovereign有多层含义，一为君主制时代的君王，一为现代国家的主权。——译者注

[40]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 （2004），p.12

[41] 1618年至1648年，又称宗教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场全欧参与的大战，战况惨烈。——译者注

[42] S.R.Gardiner and C.T.Atkinson，Papers Relating to the First Dutch War，1652-4 （6 vols，1899-1930），vol.I，p.404

[43] 关于劳森生平及其海军生涯的更多详细内容，详见Capp，Cromwell’s Navy ，以及J.Binns，‘Lawson，Sir John’，ODNB

[44] S.R.Gardiner and C.T.Atkinson，Papers Relating to the First Dutch War，1652-4 （6 vols，1899-1930），vol.IV，p.111

[45] B.Capp，Cromwell’s Navy：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8-60 （1989），p.81

[46] Rev.Oliver Heywood，The Whole Works of the Rev.Oliver Heywood，B.A .（5 vols，1827），vol.I，p.58

[47] W.H.Dixon，Robert Blake：admiral and general at sea，based on family and state papers （1852），p.249

[48] B.Capp，Cromwell’s Navy：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8-60 （1989），p.86.这里笔者要再次感谢 Capp的著作Cromwell’s Navy

[49] 又称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是英国议会（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所在地。——译者注

[50] 1659～1660年政坛危机中海军所扮演的角色，Capp的著作中有最为上佳的论述

[51] 现代人对佩皮与皇家海军之间的关系的叙述，见Knighton，Pepys and the Navy

[52] Pepys，Diary ，3 May 1660

[53] Charles Shadwell，The Fair Quaker of Deal；or the humours of the navy，a comedy Act II.Shadwell曾在海军任职，1726年逝世

[54] 在此期间皇家海军在地中海的活动，Hornstein，The Restoration Navy 一书有相当精彩的描述

[55]

[56] 测量海水深度的工具。——译者注

[57] B.Capp，Cromwell’s Navy：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8-60 （1989），p.246

[58] B.Capp，Cromwell’s Navy：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8-60 （1989），p.244

[59] 船上用于结绳和打结的工具，呈长锥形，前端或球状或扁平。——译者注

[60] B.Capp，Cromwell’s Navy：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8-60 （1989），pp.204ff

[61] 在中世纪欧洲，理发师还兼有外科医师的功能。——译者注

[62] J.R.Jones，‘Fitzroy，Henry，1st Duke of Grafton’，ODNB

[63] J.Sugden，Nelson：the sword of Albion （2012），p.710

[64] Pepys，Diary ，1667年6月14日

[65] 本书中船舰名后面括号中的数字为舰载火炮门数。

[66] Pepys，Diary ，1667年7月19日

[67] 荷军还俘获了四级战舰“团结”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夺回此舰，1665年被俘获后她就留在了英军阵中。

[68] 关于媒体报道的具体内容，详见B.Capp，Cromwell’s Navy：the fleet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8-60 （1989），pp.262ff；Davies，Gentlemen and Tarpaulins ，pp.71ff 以及 Rodger，Command ，pp.57ff and 126ff

[69] chatered company，在16～18世纪，由国家发放许可证、群商筹资建立的公司，用于贸易、探险、殖民，例如上文提及的“皇家探险者非洲贸易公司”。——译者注

[70] “玛丽”号皇家海军战舰（HMS Mary）经常遭到敌人的猛烈轰击：共和政府时期她被命名为“宣扬”号，斯泰纳就是以她为座舰带领布莱克的小型中队在圣克鲁斯作战的，西班牙人反攻时她承受了敌人的主要火力。

[71] B.Ingram（ed.），Three Sea Journals of Stuart Times... （1936），p.49

[72] J.S.Corbett，Fighting Instructions，1530-1816 （1905），pp.118-119

[73] John Evelyn，Diary ，1666年6月17日

[74] B.Ingram（ed.），Three Sea Journals of Stuart Times... （1936），p.48

[75] Pepys，Diary ，1667年6月14日

[76] 关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军官团的发展状况，尤须参考以下著作Davies，Gentlemen and Tarpaulins

[77] 15世纪到19世纪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统称。——译者注

[78]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 （2004），p.114

[79] Pepys，Diary ，28 January 1668

[80] J.D.Davies，Gentlemen and Tarpaulins：th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Restoration navy （1991）

[81] 2004年，德·鲁伊特在“历史上最伟大的荷兰人”（De Grootste Nederlander）的投票中排第七位，领先于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伦勃朗（Rembrandt）和梵·高（van Gogh）。尼德兰皇家海军有6艘船舰以“德·鲁伊特”命名，有7艘船舰以他的旗舰“七省”号命名。

[82] R.C.Anderson（ed.），The Third Dutch War （1946），pp.96ff

[83] 护航任务中船长所担负职责内容，详见S.Hornstein，The Restoration Navy and English Foreign Trade，1674-88 （1991）

[84] Sir John Berry，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Online ，http：//www.biographi.ca/009004119.01e.php？&id_nbr=59

[85] C.Knighton，Pepys and the Navy （2003），pp.30ff

[86] P.Aubrey，The Defeat of James Stuart’s Armada，1692 （1979），p.121

[87]
Cobbett’s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IV，p.1189

[88] Anon，The Designs of France Against England and Holland Discovered ，载于The Harleian Miscellany ，vol.IX，p.164

[89] W.A.Speck，James Ⅱ （2002），p.75

[90] G.Burnet，Bishop Burnet’s History of His Own Time （1725），vol.III，p.1264

[91] G.Burnet，Bishop Burnet’s History of His Own Time （1725），p.1025

[92] J.Ehrman，The Navy in King William’s War，1689-1697 （1953），p.350

[93] P.Aubrey，The Defeat of James Stuart’s Armada，1692 （1979），pp.95-96

[94] P.Aubrey，The Defeat of James Stuart’s Armada，1692 （1979），p.97

[95] P.Aubrey，The Defeat of James Stuart’s Armada，1692 （1979），p.99

[96] J.Black，America or Europe？：British foreign policy，1739-63 （1998），p.126

[97] 索菲亚公主是詹姆斯一世的曾孙女。她还没等到可以继承王位就去世了，所以继承权转到了她儿子乔治·路德维希手中，即后世所知的不列颠乔治一世（George Ⅰ）。

[98]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1702～1703，p.190

[99] M.Peters，‘Pitt，William，first Earl of Chatham’，ODNB

[100] Cobbett，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XII，pp.178ff

[101] Lord Bolingbroke，Letters on the Spirit of and on 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 ，ed.A.Hassall（1926），pp.120-122

[102]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pp.323-324

[103] Lord Bolingbroke，Letters on the Spirit of and on 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 ，ed.A.Hassall（1926），pp.115-117

[104] K.Wilson，‘Empire，Trade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Mid-Hanoverian Britain：The Case of Admiral Vernon’，Past and Present ，121（1988）

[105] J.Black，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Walpole （1985），p.21

[106] B.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1714-1783 （2007），p.307

[107] B.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1714-1783 （2007），p.302

[108] S.Willis，Fighting at Se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art of sailing warfare （2008），p.92

[109]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ed.N.Tracey，1990），p.90

[110] Duffy，‘Establishment’；Harding，‘Vernon’；Rodger，‘Sea Power’；Rodger，‘Anson’

[111] J.Gwynn，An Admiral for America：Sir Peter Warren，Vice Admiral of the Red，1703-1752 （2004），p.131

[112] J.Gwynn，An Admiral for America：Sir Peter Warren，Vice Admiral of the Red，1703-1752 （2004），p.131

[113] R.Mackay，Admiral Hawke （1985）

[114] B.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1714-1783 （2007），p.351

海军上将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勋爵。能言善辩的罗德尼被他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所厌恶的程度，和被二者所颂扬的程度几乎相当。他取得的胜利很难被忽视；他的失败让海军和整个国家陷入了危险。

英雄纳尔逊。1797年7月3日，在封锁加的斯行动中，海军少将霍雷肖·纳尔逊率领士兵袭击了一艘西班牙炮艇。在当年2月的圣文森特角的战役中，纳尔逊率领士兵登上两艘敌船的壮举为他赢得了经久不衰的声名。

HMS“胜利”号的火炮甲板和火炮甲板上悬挂的吊床。水手都会有类似的经历：除了要开炮，其他时候火炮都不会被推到甲板外。剩下的时间里水手们的起居空间非常暗，通风也很差。

参与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军官称赞尼古拉斯·波科克的画作非常真实地描绘了大战之后的混乱和其带来的破坏。

《海上的星期六之夜》，作者乔治·克鲁克香克。水手们齐聚餐桌旁畅饮欢宴。欢乐的氛围有克鲁克香克的典型特点，毫无疑问它也是理想化的。但是画作很好地捕捉了船上生活的狭窄感——个人物品不得不与军事装备争夺收纳空间。

1841年1月7日，代表当时最高技术水平的蒸汽动力军舰HMS“复仇女神”号摧毁清朝军用舢板。这样的船将海军的覆盖范围从海洋延伸至内陆的河道。

HMS“战士”号，现被改造为一座停靠在朴茨茅斯的博物馆。

HMS“不屈”号。她于1881年开始服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列舰。

海军上将约翰·费舍尔。费舍尔张扬的性格，以及他对皇家海军的改革带来的冲击无论是在他的全盛期还是在今天，都引发了历史学家的大量关注以及各种不同观点的产生。

HMS“无畏”号。这艘船永久改变了海战。

HMS“皇家橡树”号。它是1910～1914年服役的新一代超级无畏舰。它参与了日德兰半岛战役。1939年，在U-47潜艇发动的一次最大胆的攻击行动中，“皇家橡树”号在斯卡帕湾被击沉。

很多与这张类似的照片让海军上将戴维·贝蒂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成为媒体时代的明星。在这张照片里，贝蒂的帽子微微倾斜，十分时尚，量身定做的制服和贵族作派的傲慢表明了他蔑视权威的态度，以及他坚持自己（华丽张扬）风格的决心。

20世纪20年代，训练中位于战列线先锋位置的HMS“退敌”号。

斯帕蒂文托角战役，1940年11月27日。意大利战机投掷的炸弹掉落在HMS“皇家方舟”号的船尾处。

在撒丁岛的最南端，敌机投掷的炸弹擦身而过，它激起的水柱几乎令HMS“皇家橡树”号沉没。

针对一艘已经下潜的U型潜艇，强尼·沃克的属下从HMS“燕八哥”号的船尾投掷了一连串的深水炸弹。经过10小时的捕猎，沃克的船把U-264逼上了水面，这也是第二护航队在1944年1～2月著名的巡逻任务中击沉的第六艘潜艇。

HMS“燕八哥”号上戏剧性的一幕。强尼·沃克从他的Asdic操作员处获得“回声180度，2000码，长官”的报告后，他开始耐心地等待。沃克右手还捏着一块匆忙之中拿起的三明治。

HMS“胜利”号、HMS“皇家方舟”号和HMS“赫尔墨斯”号。

海军上校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克获得过巴斯勋章和四枚杰出服役勋章。这处在利物浦皮尔海德的沃克的雕塑在1998年由菲利普亲王揭幕。

Ⅲ 成就辉煌：1748～1805年

简介

在盐中保存了很长时间的肉和鱼被称为“老咸货”（salt junk），它让每个水手都头疼不已。把它从上了年岁的桶里取出，然后放在清水里泡，这就是给船员们做主食的原料。厨子把肉放到铜锅里用沸水煮。水渐渐蒸干，肉里的脂肪浮到表面变成厚厚一层浮渣。厨子会把这层油腻腻的泥状物刮下来。这东西是有用的，它可以让绳索变得防水，也可以做成蜡烛。厨子能用它换来不少钱，用以充实自己的小金库。

我们今天用的很多词语就是过去海军的行话。有些像“行贿金”（slush fund，肥油存货）这样的词完全看不出是从海军中流传出来的。有些像“一头雾水”（all at sea，字义“全在海上”）、“冒险”（sailing close to the wind，逆风航行）、“孤立无援”（high and dry，又高又干燥）、“轻而易举”（plain sailing，平稳航行）、“敬而远之”（wide berth，宽阔的泊位）、“大肆庆祝”（push the boat out，推船下水）、“被迫”（press-gang，强迫征兵）、“阻碍某人/物/事”（taking the wind out of your sails，取走帆布上的风）、“示警”（shot across the bows，炮弹从船首飞过）、“我行我素”（loose cannon，松动的大炮）、“井井有条”（ship shape，船上的样子）、“提前准备”（batten down the hatches，封舱）这样的词和海洋的联系就明显得多。其他像“肉搏”（close quarters，近距离）、“急忙逃走”（cut and run，切掉［锚绳］离开）、“弄清……真相”（fathoming something，测量某物）、“屁股肥”（broad in the beam，横梁的宽阔处）以及“外在样貌”（cut of your jib，三角帆的裁剪方式）这样的词组则要费一番工夫才能弄明白它们和航海之间的关系。绝大部分融入习惯用语中的词都和“行贿金”这种词一样，和海军的联系比较隐晦。

它们的词义多为负面。水手们心心念念填饱肚子，吃到的东西却秽臭难食，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粗话跟食物有关。从油腻腻的水中捞上来的肉又粗粝又嚼不烂，大伙儿围着餐桌一边说话一边努力地消化吃下去的粗硬食物，所以有了“扯闲篇”（chewing the fat，嚼肥肉）的表达方式。盛放食物的是四方形的盘子，所以有“一顿饱餐”（square meal，一顿方形的饭）的说法。船上食物单调、劳作重复、纪律严明，每日配给的酒让船员们得以从这些重荷中透出来喘口气。1739～1741年，司令官弗农在西印度群岛时引入了定量配给朗姆酒的做法，让每人每天能分得半品脱这种烈酒。弗农一身黑色雨衣，其料子是一种以丝、马海毛和羊毛掺杂而成的格罗格兰姆呢（grogram）织物，上了树胶之后硬邦邦的。因此他得了个绰号叫“老格罗格兰姆”（Old Grogram），缩略以后就成了“格罗格”（grog）。今天，所有种类的烈酒都可以叫作格罗格，“头昏脑涨”（groggy）也是一个常用词。

一样流行的还有从船员纪律和例行船务中演化而来的单词和词组。“掌握窍门”（learning the ropes，学会用绳子）自然不需要多做解释。“尚有转身的余地”（enough room to swing a cat，有足够的空间荡一只猫）出自“九尾鞭”（cat-o’nine-tails），这种鞭子很大，在拥挤不堪的下层甲板里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挥动它，只有在空旷的上层甲板才行。到了晚上，水手长会吹响哨子，命令水手们到下层甲板放下吊床休息。甲板上如果发生什么纠纷，水手长可能会吹哨子让这些桀骜不驯的家伙们“安静下来”（pipe down，吹哨子让甲板上的水手们收工下甲板）。“轻而易举”（hand over fist，交出拳头）原意是指非常迅速地拉扯绳子。很会刷漆（对于长时间暴露于恶劣天气之下的船舰，这是一项必备技能）的水手叫作“能手”（dab hand，dab可能是从daub［涂抹］一词变化来的，hand指代刚入伍的海员）。

那些没有专长技艺的人被称为“饭桶”（waster）。这源自“船身工”（waister），他们没有专长技艺，做不了技术活，是在船中间腰身区域（waist）拉绳子的人。有一个贬义词“粗心大意”（sloppy）用来形容饭桶做事情的样子，这个词源自水手们穿的粗糙的工作服——“罩衫”（slops），军需官会在船桅处卖这个东西。

从航船驾驶中衍生出的词就更多了。一艘船安全地停放在干燥的陆地上，于是有了“不容更改的”（hard and fast）这样的词。“不远处”（offing）原意是指人站在陆地上时可以看到的海面。“开始进行”（get under way）衍生自一个特定的航海用语，“way”是指一艘船扬帆前进。如果一艘船“大体上”（by and large）是在前进，那是因为它在逆风航行。“渡过难关”（tide over）指一个接一个地积极应对眼下的问题，原意是在风很小或者没有风的时候利用潮汐行进。“利用潮汐行进至某处，”1627年时舰长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写道，“就是利用涨潮或者退潮移动船舰，如果海水的方向和行进方向相反，就放下船锚等下一次潮汐。”“大吃一惊”（taken aback，带着往后），即如果一艘船被“带着往后”，是说风向突然发生变化，吹动船帆的另一面，令控制缆绳和船桅很吃力。“挺住”（bearing up，驶向下风）来源于船被带着往后时，我们一般会问该如何“驶向下风”，其原意是指掉转船头顺风行驶。一艘船往某个方向“徐徐移动”或者从某物之间“挤过去”（edging，侧行），是指航船遭遇恶劣天气时以不断改变航向的方式迂回前进。“落空”（by the board，船舷外）意思是事情没做成，原意是东西掉到船舷外面去了。

战舰上的缆绳连绵不尽，其中诞生了很多令人回味的话语。“便宜事”（money for old rope，旧绳子的钱）一词让我们得以回顾船坞里的腐败勾当。17世纪早期，人们调查问询海军时发现，绳子用旧了以后原本应该用来填塞船缝，却被官员们卖掉换钱了。锚索平时牢牢地系于木头缆柱上，全部放出拉直以后，绳索就到了“结局”（bitter end，缆柱上系着的绳子的末端）。“满满的”（chock a block，定住滑轮）源自用来起帆的滑轮组动用到最大限度的时候，我们会说“定住滑轮”，其中“chock”是固定住的意思。缆绳也衍生出很有意思的表达形式。船上有一种活动身子的方式，就是把索具快速升到桅顶之后再顺着稳固船桅的支索滑回甲板上。这既是一种锻炼，同时也有演习的效用。按照要求，年少的见习军官得掌握瞭望人的娴熟技艺，这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这也是一项流行的饭后消遣活动。人们把它称为“空中游戏”（sky larking），后来这个词及其缩略形式“larking”成了常用词语，意为“嬉戏玩闹”。说到见习军官，这些男孩有一个绰号叫“鼻涕虫”——这个词至今仍用来指称那些不会得体地处理自己鼻涕的烦人孩子。

我们的语言当中充斥着大量从海上带回来的字句。仔细钻研谚语的起源，如同对我们自身的文化做一番考古学研究，使我们的思绪又被带回那个海军渗入日常生活的年代。

本书接下来这一部分将会讲述海军是如何成为一架效率高、动力足的战争机器的。这段时间里，海军赢得了不可计数的胜利，保卫国家不受他国入侵。艺术家和报纸记者对海军的仔细观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船舰与水手的活动被详尽地记述在大量著作之中——史学著作和新闻报道都有。尽管这些著作中充斥着大量的专业术语，但它们不仅面向专业海员，也同样面向那些不习水性但仍旧有一腔热情的旱鸭子们。甲板下的水手生活第一次出现在大众刊物和漫画中。19世纪，海军成了流行小说的取材对象。不论生活在牛津还是奥福德岬（Orfordness），人们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所以在海军走向辉煌的过程中，那些战舰上的独有用语逐渐渗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9部分 杀手本能

第28章 雄师待战（1748～1757年）

在这个国家（不列颠），有时杀掉一名海军司令也是一件好事，其他人会因此受到激励。

——伏尔泰

皇家海军在很多事情上要感谢法国人。
[1] 18世纪中叶，不列颠一心想要成为世界领先的海军大国，可本国海军舰队却停滞在17世纪的水平。

当时负责海军建设筹划的主事者们偏好一级、二级战列舰。在北海进行大规模舰队作战时可能会需要这些船，不过把它们用在应对全球性冲突上却完全不合适。海战形式早已不同往昔，法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此时所需的船舰要有优良的航行能力，能在全世界任何一处大洋作战，参与海陆两栖进攻行动。皇家海军的一级、二级战列舰遇到恶劣天气时性能就会大打折扣，同时无力在远离本土的地方执行任务。船上火炮排列密集，只留下很小的空间存放补给，船舰本身亦不够稳固。它们吃水太深，在世界上许多港口都无法停靠。舰载70门炮的三级战舰和60门炮的四级战舰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它们设有三层甲板，体积远小于只有两层甲板的法国同等级战舰，而且火力也落后于法舰。

在没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不列颠战舰是打不过相同火力等级的敌舰的，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2] 皇家海军所能仰赖的优势是船舰的总体数量以及将士们的航海技术，不过就连这种优势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这些情况众人心中都已了然，只是18世纪40年代的海军委员会还处在极度保守的状态之下。

改革者所参照的模板是法国战舰“无敌”号（Invincible），这是一艘舰载74门炮的双甲板战舰，被俘获于第一次菲尼斯特雷战役。专家们纷纷聚集到她周围，他们的研究发现让海军界震动不已。她的尺寸比同吨位的不列颠战舰大一半，船型更长，虽然装载了相同门数的火炮，但每轮舷炮的火力要比英舰猛烈75%。尽管船形庞大，但“无敌”号在速度和耐航能力上要优于皇家海军三级战舰。不仅如此，她的内里构造没那么狭窄，远航时可以储存更多的补给。相比之下，皇家海军落后了对手一大截。

“无敌”号还算不上全世界战舰建造水平突破性发展的成果，不过她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新一代法国战舰造价高昂，在承受敌军火力攻击方面还不是很好，而且要不停地进行维护。它们的船身造型是当时最先进的，不过索具性能不及不列颠战舰。最理想的结果是将英舰和法舰合体——既有“无敌”号的速度、灵活机动和火力，又有皇家海军巨舰的坚固、内在强度以及低廉造价。

乔治·安森坚定地站在海军改革这一边，他不得不和海军委员会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做斗争。过去的100年里，船舰的尺寸和形制都已经被建制派规定死了——各级战舰的详细尺寸均已确定。1745年，最新一届建制派曾试图实行海军现代化改革，不过改革仅在18世纪40年代后期和18世纪50年代早期得以实行，从两次菲尼斯特雷战役的战利品中收集来的新东西被消耗殆尽之后，改革又重归沉寂。哪怕海军部只是想把一艘战舰的尺寸变动几英寸，都得去找枢密院批复。雅各·阿克沃思爵士（Siv Jacob Ackworth）担任海军监造官长达34年，直至1749年逝世才卸任，继任者是约瑟夫·阿林（Joseph Allin）。他们都是死守老规矩的人，对安森提出的精巧复杂的新理念百般压制。如果有人提出变动船舰的建造尺寸，他们就会拿建制派做挡箭牌，不肯做出丝毫让步。

在其他事情上皇家海军也是一副墨守成规的做派。舰队司令从舰长名单中选任，依据服役时间长短擢升老资历武官为将官。1739～1748年的惨淡战局表明，许多老资历军官已显垂垂老态，而且思维僵化，畏首畏尾。海军纪律散乱崩坏，18世纪40年代军事法庭很多关于怯战和违抗命令的裁决因民事法庭和政客的干预而未能执行。

此时海军可以吹嘘宣扬的门面人物寥寥可数，乔治·安森即是其一。他是一位标准的战斗型军官，不过其政治手腕亦颇为巧妙。海军日益衰弱，当局者却仍故步自封。安森全身心投入带领海军脱离困境的事业。近些年暴露出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承平日久，许多将官已不复昔日威猛。海军高层的资历高低按照舰长入职的日期先后排列。当一个第三司令的职位因前任死亡或退休而出现空缺时，资历最老的舰长将自动替补，而无须考虑这个人的能力和年龄。安森希望弃用前述的舰长序列，任用正处黄金时期的舰长为领军之人。公然如此行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仅凭年老、衰朽、无能等原因就将一名舰队司令免职的做法过于激进。

安森因此重新设计了一套准将的军阶系统。舰队司令或者驻外基地的总司令可以不参照舰长的资历序列，能力最佳者可直接被任命为分舰队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甚至可以指挥资历比自己老的舰长。这样的话，资历序列没有被触犯，再者准将之衔也是临时性的，受任者不会因此而比别人更快地晋升将官军衔。序列前面那些老朽过时的舰长们被推到“黄色中队”（Yellow Squadron）任第三司令——这是一个新设的中队，只是旗下没有船舰，在这里他们享有将官的荣誉、军服和薪水，不过没有任何实权。
[3]

安森借此得以剔除掉大量不合适的人选，把最能胜任的人直接升上来，同时还不用被人指控为挑动革命。实际上，绝大部分武官毫无怨言，正是安森的改革措施让他们看到了衔级晋升的可能。那时的海军军衔并没有明确的军事定义。环球航行途中，军衔上的这种模糊性让安森在和中国官员谈判时遭遇严重的外交问题。改革后，舰长（captain）与陆军中的上校（colonel）军衔相若；新设的准将（commodore）军衔被制度化，享有的地位和权力与陆军准将（brigadier general）相同。此举意在使海军军职也成为享有荣誉和尊严的公职。

达成此项目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引入军官穿戴的军服——蓝色毛呢大衣配以白色的饰带、袖口和马裤。蓝色毛呢大衣会依据不同衔级饰以蕾丝、金线或其他金属线。姗姗来迟的制服令部分军官大失所望，它看上去不像打仗穿的战服，反而过于贴近国内流行的男装。随着时间的变迁海军制服也在变化，不过原设计的基本要素都完整保留了下来。之后发源于平民服饰的海军制服将摆脱这层最初的意味，转而成为阳刚勇猛的象征。海军制服已经开始影响当时的时尚。见习军官、常设委任官以及他们的副手要等到1787年，随船医生要等到1805年，航海长和军需官要等到1807年，水手们要等到1857年，才各自拥有自己的制服。

总的来说，军官们还是欢迎这一变化的。有制服就有了社会地位，它使得海军军官——从副官到海军司令——跨入士绅行列。彼时海军中还存在“士绅与油帆布”的身份划分，所以有标识社会地位之用的军官制服意义重大。一个人身穿海军制服，意味着他在为国王效力。

上述种种改革均旨在增强海军军官的凝聚力和忠诚度。数任首相想把自己政界支持者的亲属安放到舰长的位子上，安森遇到这种事都是直言反对。安森说，一名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副官在任何时候都比那些大官的亲友更可取。在他执掌海军期间，军官要靠经验和军功才能晋升舰长和将官，这是示恩。至于示威，安森也拟定了许多改革方案，比如让半薪军官接受军事管制，这一项在政界颇受反对。他想方设法增进军事法庭的法律基础，给更多违反军纪的行为设立了固定刑罚，当中有一部分行为必须被判处死刑。通敌不忠、临阵退缩等情节再也无法靠政治上的权宜手段给掩盖起来。土伦之战和上一场战事结束后，军事法庭带来的恶劣影响暴露出其种种缺陷与不足，现在这些政策变动即是回应。

改革之机发于海军部内部，最初是为了反对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磨砺海军的战力。安森的惩戒性改革方案中有一部分被议会视为专制主义而未被接受。类似的还有预备役海员的提议——万一突然间遭遇战败，仍然能找到人手维持舰队的运行。但安森遇到的最大阻力也来自海军内部。

海军委员会对海军部一向十分冷漠，因为海军部认为自己在行政事务上具备专业知识。18世纪40年代，改革派的第一海务大臣贝德福德爵士和三明治爵士曾数次要求海军委员会提供海军具体运转方面的信息。结果海军委员会还是老样子，直接无视这些要求。1749年，时任第一海务大臣的三明治爵士带领其他海务大臣到各处船坞巡视了一趟。此举可谓史无前例，委员会根本没料到对方会来这么一出。海军部诸大臣离开时拿到了关于船坞中浪费和低效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海军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此类问题上，有底气说自己比海军委员会知道得更清晰详尽。随后海军部对海军委员会下达了一连串命令，责令其整顿船坞、简化行政程序。可以说，海军部的行动遭遇阻碍，改革方案遭到其他人的敌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安森写道：“惯习的力量通常都十分强大，无法用理性来使其改变；对于那些反对它的人尤其显得可怕……”
[4]

虽然安森公开讲过在海上当一支分队的指挥官才是他个人热衷的，但事实证明他即使待在政府里做文官也能成就斐然。战胜海军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是一件十分漫长而又磨人心性的事情。海军委员会对海军部的权力心怀妒忌，处处阻挠海军部。政府也正在收缩开支，海军只能跟着受影响。1751年，安森接替三明治就任第一海务大臣。他停止了和海军委员会之间旷日持久的敌对关系，力求以妥协和合作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标。安森眼前最关切的事情是让海军在短时间内做好参战准备，这方面是海军的短板。1739年，传闻已久的英西战争终于开始时，英方海军能够参战的船舰只有89艘，动员事宜经历重重曲折，花了很长时间。一段和平期后，1753年，缩减后的海军有129艘可以即刻开赴战场的船舰，其中战列舰67艘，比1749年的38艘有所增长。

安森的改革大计虽然推进缓慢且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他的这些努力至关重要。重振海军、改进战舰等方面的许多宏伟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耐心和毅力”是安森的优良品质。他所需要的正是这些品质。

经过4年的耐心等待，有两件事给了安森机会：1754年法国陆军进入俄亥俄（Ohio）山谷；翌年海军监造官约瑟夫·阿林爵士得了疯病。

第一件事是战事即将到来的前兆，促使政府将更多的财力投向海军。第二件事让安森有机会把自己最看好的两位造船师引入海军委员会，1755年二人一同代理海军监造官一职。

海军委员会成员的任命一般都进行得很慢，不过这次安森的两个徒弟——托马斯·斯莱德（Thomas Slade）和威廉·巴特利（William Batley）——没用几天时间就走马上任了。就任三周之后，他们开始建造装载74门火炮的新型战列舰，这是革命性的新型战舰。这些战舰的体积和长度都远超当局规定的尺寸，建造时对外严格保密。几个月后，委员会中的保守派们统统被赶了出来，一批得到安森认可的人获得任命。这是一次发生在海军内部的政变。

新造的74炮战舰象征着“18世纪不列颠海军造船技术上最伟大的突破”。
[5] 它和被传统主义者奉为圭臬的所有准则都背道而驰。1755年所建的74炮战舰是体积庞大的双甲板战舰，灵活借鉴了“无敌”号的现有成果。许多曾经主宰了一代又一代造船者的规矩被颠覆。新战舰没有盲目模仿这一法国战利品，不过其模仿的程度已经足以让传统主义者们恼怒不已了。安森的海军部以及受其操控的委员会事先没有向其他任何人征求意见。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举动，安森遭到猛烈的攻讦。

不过后续发生的事情证明他这么做是对的。那一年的内部政变之后，一艘74炮新战舰建造完工。不久后新型战舰的建造方式也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新战舰既有法国74炮战舰的速度和火力，又有传统不列颠战舰的坚固稳健。“74炮战列舰，”一位海军建造师说，“同时具备了一级战列舰与护卫舰的特性。她不会因为敌人是一级战列舰而被迫退避，也不会因为敏捷度不够而无法追击护卫舰。”
[6] 她们既能在传统的战列线战斗中守住阵形，同时还能放开手脚追击敌舰。尼罗河战役（Battle of the Nile）时，纳尔逊14艘船中有13艘是74炮战舰，特拉法尔加战役中也有三分之二的英军战列舰是这些新战舰。安森和他的造船师们还开始以法国护卫舰和私掠船为基础研制新式的28炮、32炮和36炮护卫舰。

1755年是皇家海军历史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一年。安森最终得以实施自己在海军现代化方面的主张。同样是这一年，海军部获得海军陆战队的全部控制权。以前安森远航太平洋时，他带领的许多士兵是已经上了年纪的老兵，是陆军拿来糊弄他的。现在，海军陆战队正在成为先进的海陆两栖打法中的精英力量。

还有一个变化虽然没那么吸引人，其重要性却不遑多让，那就是海军行政大权被安森牢牢攥在手中。1755年，海军食物供给委员会空出一个职位。这一事件将透露出安森正处在全盛时期。他希望任命一位有经验的船员补缺，首相则希望把自己一位政坛老友的亲戚顶上去，即使此人并无经验。“首相大人更应当让他当一艘战舰的舰长”，
[7] 安森对首相如是说，而且他坚持主张以后“还要安排更多肯实干、有经验的人进食物供给委员会”。这个事例中出现的委员会——海军史上一个关键性的部门——正日益向专业化和高效率的方向发展。自1739年开始的这一变化让有经验的军职人员感到惊奇。当时一艘巡逻船舰至多能在海上待两个星期。到了18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三个月的航行已经毫不稀奇。不仅是因为食物供给的数量增加了，而且因为水手和海军陆战队的战士们也真的开始喜欢他们的伙食了。

之所以能有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食物供给委员会不再依赖个人承包商和舰长、军需官，而改由自己生产食物和啤酒。供给职能由委员会统一履行，杜绝了以次充好的欺诈勾当，德特福德、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直布罗陀出现大量各式各样的仓库、啤酒厂、磨坊、集中包装点以及类似用途的建筑物。这意味着粮食供应充足，而且补给方便、价格低廉。

安森步步紧逼，推动着不情愿的海军实行改革方案。这些努力终于在1755年有了成果，但第二年他就被免职了。他的海军没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天赋英格兰称霸海上的美好愿望再次受挫。俄亥俄山谷形势紧张，那里的法国人从加拿大的路易斯堡开拓出一条通到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路线。海军率先发难。海军中将爱德华·博斯科恩（Edward Boscawen）受命率领舰队攻击一支前往加拿大的法国运兵舰队。博斯科恩在浓雾弥漫的圣劳伦斯河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只是他并没有赢得一场战斗，因为双方根本没能打起来。

法国人虽然不想开战，但在开战这件事上他们准备得更充分。法国人同时做出入侵不列颠和占领梅诺卡岛的态势，尚未准备就绪的皇家海军被置于极度威压之下。法国人只可能发动其中一项攻势，可到底是哪一个呢？

这让安森在1756年困扰不已。为守卫本土不受攻击，他把自己手中的大部分资源（因和平时期的削减已所剩无几）投进了西海路中队。他的推断是，不列颠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过于分散，海军如果要做到同时守护它们和本土海岸线，则至少需要再扩增一倍才行。但海军可以用卓越的战略安排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对我国殖民地和本土海岸线而言……最有效的防御，”安森说，“就是在西面部署一支可以应对各种变数的中队，既可以把法国人堵在港口里出不来，也可以在他们出来之后利用优势主动开战。”
[8]

安森战略的另一核心是大举扩张不列颠在地中海的势力。海军中将约翰·宾（John Byng）——乔治·宾之子，帕萨罗角战役的胜利者——在很晚的时候才受命带着10艘战列舰前去保卫梅诺卡岛。

宾抵达直布罗陀海峡时发现法军早已攻入梅诺卡岛，正在围攻马翁港的圣菲利普城堡（St Philip’s Castle）。这位舰队司令当即以为败局已定。当地的陆军指挥官告诉他，圣菲利普城堡撑不到最后了。实际上，当时宾要是把部队和补给运到岸上并设法切断法军补给线，圣菲利普城堡还是能撑住的。结果他把大部分士兵留在了直布罗陀，自己和正在为入侵作战提供掩护的法国战舰打了一场，却没打出什么结果。之后宾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宣布直布罗陀正处于危险之中，从而放弃了追击法军、支援圣菲利普以及切断敌军补给的任务以便回防，此举大错特错。

因为他的这个决定，圣菲利普要塞被迫投降。宾回国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被捕了。公众因梅诺卡岛的陷落惊恐愤怒。海军再次让国人失望。许多海事专家认为，如果宾当时能果断联合地中海的其他不列颠军队，法国人或许就被赶出梅诺卡岛了。但实际上，这位舰队司令干了法国人最乐于看到的事情。

关于咎归何人——宾、海军部还是政府——大家莫衷一是。内阁和安森首当其冲，他们被指责战略部署失败，没有给宾配给足够的战舰。宾则努力赢得了一些同情。当局政府倒台，取而代之的是由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和威廉·皮特联合领导的新政府。皮特的连襟接替了安森的职位。宾因罪受审。

司令官觉得自己不必担心什么，他在军事法庭上态度友善、辩词有力，以为整个过程就只是走个过场。可惜他忘了安森的《军法条例》（Articles of War ）是不容变通的。《军法条例》第十二条写明，任何“因为怯战、失职或不作为”等行为而未能击败敌人的军职人员应判有罪。军事法庭认为他虽没有怯战和不作为，但失职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宾还是以为自己会得到宽大处理，但新颁布的《军法条例》对此只有唯一的判罚——死刑。

当时有人为宾喊冤抱不平，不希望看到他受刑，即便是法国人也为他辩护。海军部想救他一命，军事法庭自身也建议宽大处理。不过公众的态度是绝不轻饶，国王也是。宾站在自己旗舰的后甲板上，身前是执行死刑的射击队。伏尔泰对此事有过一番广为人知的评述。这个处罚是极其严酷无情的，不过它确实起到了让“其他人会因此受到激励”的效果。

不列颠在这场战事的开始阶段吃了很多败仗，宾只是其中一例。陆军被击败，汉诺威落入法国人之手。西海路中队没能成功阻止法国护航队前往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后者在那里的势力日渐强大。不列颠在美洲处于劣势，梅诺卡岛陷落后它在地中海的声威亦大大受挫。英军后来尝试过用海陆两栖作战袭击罗什福尔（Rochefort），但失败了；对路易斯堡也有过类似的袭击，亦未成功。奥地利人任由法国人在奥斯坦德和尼乌波特自由进出，同时俄国、瑞典、奥地利与法国结成同盟，这拉响了不列颠本土安全的警报。其他地方的局势亦不容乐观：东印度公司丢了孟买，它落入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ud-Daulah）的掌控；马德拉斯正处于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法国人的威胁之下。

皮特面临的局势异常严峻：“帝国
[9] 已不复存在，尼德兰的港口背叛了我们，《荷兰屏障条约》（Dutch Barrier Treaty）成了空文，梅诺卡岛陷落后我们在地中海的地盘也丢了，美洲形势岌岌可危。”
[10]

第29章 反击（1757～1759年）

1757年，不列颠看上去又是10年前那般惨淡景象。不列颠人自夸是海洋霸主，但现实并非如此。大部分不列颠海军力量都停在本国水域为抵御敌国入侵做准备。此时看来，法国才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欧洲大国、殖民大国和海事大国。

不列颠必须反击。和往常一样，人们都期待发动一场海战。皮特——曾经因为攻讦汉诺威而挣得名声的著名爱国派辉格党人——正是当时政府的领导人，他对不列颠在欧洲事务上的付出不以为然，极力鼓吹海军至上的战略路线。安森重新回到第一海务大臣的职位上，并在内阁中有了一席之地。形势变得稳定，海军反击的机会来了。

但皮特触怒了很多自己的支持者，他把不列颠的军队和财力投进了德国的战事。人们觉得这是最严重的政治背叛行为。不过他这一把赌赢了。不列颠的盟友，布伦瑞克的斐迪南亲王（Prince Ferdinand of Brunswick）于1758年打了一连串胜仗，把法国人赶出了汉诺威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对阵俄国、瑞典和奥地利并取得重大胜利。起于二等水兵之阶的舰长查尔斯·福尔摩斯带领他的护卫舰进入了普鲁士港口埃姆登（Emden），他到的时候这里已经被法国人占领，但第二天法国人就撤走了。海军还运送士兵登陆圣马洛和瑟堡，此举重振了人们对海陆两栖作战的信心，拖住了法军原本要用来对付德国的部队。

“挽救美洲局势的办法，”
[11] 腓特烈大帝对不列颠大使说道，“在于阻止法国成为欧洲的主宰。”一旦法国及其盟军击败了汉诺威和普鲁士，她就可以从容地把力量放到海上，吞并不列颠殖民地。皮特意识到不列颠需要在欧洲大陆上有自己的盟友，其中汉诺威至关重要。1758年，他做好了进攻新世界的准备。

皮特曾事先与安森说过，他准备让加拿大的分舰队于1757年在哈利法克斯（Halifax）过冬，然后于翌年春天占领路易斯堡。这个计划颇为大胆：过冬的8艘战列舰有可能还没到春天就被冻坏了。此事虽然艰难，但只要撑到天气转暖，优势就在不列颠海军这边了。有先头部队阻止法国的供给物资通过，这样可以在大战开始前削弱远处敌人的战力。1758年6月，博斯科恩率领16艘战列舰炮艇、护卫舰抵达哈利法克斯，与熬过酷寒严冬的队伍会合。

不过在博斯科恩出发之前，不列颠就已小胜了法国几场，这几场胜利虽小但意义重大。地中海舰队指挥官亨利·奥斯本（Henry Osborne）上将把一支土伦来的舰队阻截于直布罗陀海峡之外，随后他又大败前来支援的敌军。两个月后，霍克上将带领西海路中队的8艘战舰袭击了一支法国护航队，对方共有40艘商船、5艘战列舰和7艘护卫舰。后来敌人四散逃开了，这让霍克十分恼怒，但奥斯本和霍克的行动确实阻止了法国海军会合到一处以夺回加拿大的企图。

数量庞大的不列颠小型轰炸船船队在哈利法克斯集结。整个5月陆军和海军都在一起训练。6月，不列颠的部队抵达路易斯堡沿岸，其中包括21艘战列舰、2艘50门炮战舰、护卫舰和轰炸船小队、登陆艇以及搭载1.2万名士兵的150艘运兵船。攻打路易斯堡的雄伟要塞绝非易事——那是当时北美洲最大的建筑物，港口驻守着5艘战列舰，更有可作绝佳炮台的灯塔岬（Lighthouse Point）为其屏障。恶劣的天气导致进攻行动延迟了一段时间。战斗正式开始后，陆军必须顶着敌军的猛烈火力守住滩头阵地。随后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所率分队以迅猛攻势拿下灯塔岬。之后英军又用了11天时间把火炮弄上岸并将其在指定位置架好。甫一就绪，不列颠方面就开始猛轰对方堡垒。

3天后，灯塔岬上的迫击炮击毁了3艘法国战舰。博斯科恩用舰队中的小型战船给了法军最后一击。他们再次烧毁一艘战舰并将第五艘擒获，很快堡垒就宣告陷落。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海陆两栖作战行动。作为加拿大门户的路易斯堡落入英方手中。

1758年年末，战局的风向开始发生变化，不列颠转守为攻。军队和国民的心气又重新提振起来，皮特得到公众的支持。海军和陆军正集中力量在圣劳伦斯进行两栖作战行动。不列颠正筹划集结一支由詹姆斯·沃尔夫指挥的大规模陆军部队。由14艘战列舰、6艘护卫舰、3艘轰炸船和3艘火船组成的护航队伍将护送这支阵容浩大的小型军舰船队（约2万吨）横跨大西洋，海军上将查尔斯·桑德斯任统领，他曾参与安森的环球航行且活了下来。

不列颠正在疯狂攻击法国的殖民地和贸易势力。塞内加尔（Senegal）落入不列颠人手中。1758年12月，法国在戈雷岛（Gorée）的殖民地被奥古斯塔斯·凯佩尔舰长（Captain Augustus Keppel）夺取，他也曾随安森环行世界，且当时年仅15岁。1759年5月，种植蔗糖的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亦被不列颠收入囊中。

1759年2月19日，内阁一众领头人物在乔治·安森的伦敦宅邸会面。安森将本国海军实力详细列出：目前国内有275艘服役船舰、82艘闲置船舰。由于不列颠的战事遍布全球，所以大部分现役船舰都在海外。目前，海军的100艘战列舰中有59艘正在海外，另外41艘正受召回来防御本土，其中2艘正在维修。到5月的时候所有这些船舰都将做好战斗准备。当时安森的74炮战舰和改良后的护卫舰已经下水启用。这使海军总规模接近300艘船舰。仅10多年的改革就取得如此成就，第一海务大臣足可以此为荣。巨大的海上雄师背后还有构造复杂而又运转高效的行政系统、活跃繁盛的船坞和积极进取的军职人员队伍。不列颠有能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与法国叫板。

法国对此亦深知无误，但他们同时也清楚，不列颠全球海洋主宰的宣言并不稳固。一旦不列颠本土遭遇入侵威胁，分散各地的海军力量就会立刻惊慌回撤。和安森会面的内阁成员知道法国正在聚集大批军力准备入侵不列颠。对方准备多面出击，把皇家海军的力量分散之后再行入侵之事。他们在敦刻尔克的部队将驾船到爱尔兰，布列塔尼的部队会登陆克莱德峡湾（Firth of Clyde）并占领格拉斯哥（Glasgow）和爱丁堡。他们还将以英吉利海峡和佛兰德斯的沿岸港口为跳板，陈兵莫尔登和埃塞克斯城下。法国的最终目标是占领伦敦，迫使不列颠签署耻辱的和平协议。在安森宅邸的这场会面中，陆军一把手汇报说，能用来守卫伦敦与各处港口的陆军才1万人。
[12] 而他们要面对的将是由5万人组成的法国大军。路易十五心中忧虑，如果继续任由不列颠将法国势力一步步逐出美洲，欧洲的平衡局势将会被打破，不列颠将“夺走诸国商业之命脉”，并且“欧洲的富庶国家”将只此一国。法国人必须果断行动，否则美洲、西印度群岛以及海滨贸易就要脱离自己的掌控。

尽管皇家海军在数量上远胜法国海军，但双方在欧洲海域内还处于均势。只有成功阻止土伦和布雷斯特两处的舰队连通一气才能成功守卫本土。安森对这番战略形势并不陌生。王国疆土和北美洲领地的安全又要靠西海路中队和地中海舰队超群的效率和干劲了。

如此安排战略颇有风险。派一支舰队在西海路上巡逻，大臣们对此一直心怀疑虑，因为敌军舰队可能会成为监视的漏网之鱼。1758年，安森短暂离任，指挥了西海路中队一段时间，回来后他发现情况不容乐观。为正在出海的舰队提供补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船员正饱受坏血病的折磨。安森最多只能让中队的出海时间延续6周。这和1747年的辉煌成就差太远了。同时海军还遭遇了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1759年2月服役人数为71000，
[13] 已是历史最高值。尽管如此，要把所有船舰都开动起来，这个人数还是不够。水手们拼命躲避服役任务，原因很简单——薪水太低，环境太差。自开战以来，战斗阵亡人数仅143人，却有13000人因疾病而丧命。这使海军船舰人数配给不足，有12000人逃避服役。填补这个空缺非常困难。

当此情形，国人还会信任海军吗？地中海舰队正因宾的失策而蒙羞，西海路中队亦无建树。这着实是令人紧张不安的日子。

安森任命自己最得力的两名干将做统帅。海军上将博斯科恩在5月被调往直布罗陀，他受命阻止土伦舰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如果对方一定要离开地中海，他将尾随追击。海军上将霍克再次奉命接掌西海路中队。安森给他的命令是在韦桑岛沿海待命，同时监视布雷斯特的动静。霍克将会频繁返回托贝获取补给。他的护卫舰和小型战列舰负责在海上巡逻，拦截任何往布雷斯特运送补给的船舰。

不列颠在1759年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能让霍克舰队一直待在海上。“舰队必须时常往回跑，霍克没法让它一直驻守海上”，首相因此事忧心忡忡。
[14] 7月，诸大臣同意了霍克轮换船舰的要求，每次有6艘船返回接受清理和整修，同时其他船舰继续驻守。不过霍克很快发现这样不行，因为这削弱了执行计划的力度。问题出在普利茅斯不足以应付轮换所需，而且船舰清理整修用时太久。他抱怨供给食物品质低劣，要求轮换船舰返程时尽量多地带回新鲜的肉。他还坚持要求派一名政府大员前往普利茅斯监督舰队食物供给事宜。政府派出的人是理查德·佩特（Richard Pett）——1755年时安森力压首相而坚持任命的食物供给委员会成员。

1759年夏天，舰队食物补给的速度大大加快。安森订购了更多的运输船。佩特做出创造性的决策——向霍克输送新鲜蔬菜。运送腌制食物——腌牛肉、咸鱼以及类似的东西——向来都要更方便、更便宜。换句话说，坏血病即源自此。8月，有9艘船将活牛、芜菁、胡萝卜、洋葱、卷心菜和啤酒送往海上。这种有益健康的食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坏血病的问题，船员的体魄日渐强壮。霍克经常进行炮火演习，让他们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

这是一套规模无比庞大的运转机制。船舰执行任务的海域如此遥远，而且环境极为恶劣，给它们输送补给非常困难。输送者必须顶着狂烈的西风进入韦桑岛。到达以后，在深海上把活牛和蔬菜从一艘船转到另一艘船上也困难重重。整个过程代价高昂且复杂棘手。韦桑岛沿海的海面汹涌险恶，负责向海上输送补给的船舰磨损和破坏严重，承包商为此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霍克只得以漂亮的场面话哄着他们把充裕的鲜肉和蔬菜送来，同时给他们一些补偿以弥补损失。这些付出是值得的。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预防坏血病。持续不断的新鲜蔬菜供给让船员能够摄入足量的维生素C以避免患上此病。霍克对海上封锁行动的技术手段有着近乎偏执的着迷，在如何有效解决海上食物供给的问题上尤其如此。霍克发现普利茅斯运来的啤酒已经变质后，直接下令把它们倒到船外。海军部和供给官们只得翻遍南部海岸，凑出足量的啤酒供应舰队。啤酒供应不上后他们就改运红酒。

霍克不怎么讨人喜欢，他容易动怒，要求苛刻。但幸亏有他一贯的坚持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西海路舰队才得以连续驻防数月而无须中途回国。以前还从来没有过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海上任务。海军医师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在观察过程中惊诧不已，14000人在船上待了好几个月，结果身体状况比那些待在“世上最健康怡人之处”的人还要好。他说，“这番亲身观察……值得好好记录”。
[15]

海军上将霍克爵士

尽管解决了食物供给的后勤问题，但围困布雷斯特依旧不是易事。布雷斯特锚地有岩石和群礁作屏障，只有三条狭窄的航道供船舰进出，而不列颠船舰实施侦察的时候必须贴得很近才能发现对方是否在使用某条航道，所以监视港口的任务相当有难度。更何况需要围困的地方不止布雷斯特一处。法国入侵大军因封锁而无法从布雷斯特登船。因此运兵船正聚集在南特（Nantes）、罗什福尔和莫昂比尔湾（the Gulf of Morbihan），其中莫昂比尔湾是基伯龙湾附近一处面积宽阔的入海口水湾，位于布雷斯特以南100海里，极难渗入。对于大军可能登船的港口，当然也包括布雷斯特，英方都需要严密监视。只是背风处海岸太过凶险，那里峭壁嶙峋、岛屿密布，还有各种不知名的潜藏危险，所以根本无法在近处逗留太久。

这就是为什么此前西海路舰队近距离监视布雷斯特舰队时只能偶尔捕捉到对方的踪迹。战列舰忌惮危险无法开到布雷斯特近处，它们只能在韦桑岛附近游弋逡巡，如此敌舰就有了逃避它们视线的机会。如果西海路舰队正在托贝或普利茅斯修整、补充补给，即便情报迅速送达，它们还是无法及时返回驻防的地方。一支法国舰队护送运兵船队溜出布雷斯特封锁线，这种危情在1759年似乎随时可能成真。法国人清楚，皇家海军因为饥饿、疾病、恶劣天气和船只磨损等问题而被迫撤离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这也是霍克下定决心要守在韦桑岛附近，时刻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的原因。

但只做到这些还不够。为保万无一失，霍克组建了一支近岸分队，由资质上佳的年轻舰长奥古斯都·赫维（Augustus Hervey）担任统领，分队包括护卫舰和几艘小型战列舰。它要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尽可能近地守着布雷斯特。这项任务危险重重，霍克对赫维承诺，出了任何问题都由他来担着。与此同时，南特也正被一艘战列舰和一些护卫舰封锁着。另有一名舰长——罗伯特·达夫（Robert Duff）正受命指挥一支轻型舰队驻守基伯龙湾，他的任务是把敌方运兵船困死在莫昂比尔。

如果背后没有可以随时出击的主舰队，组建这些轻型舰队只是多此一举，没有多少用处；如果没有护卫舰在布雷斯特和其他大西洋港口附近竭力搜索敌军动向的情报，主舰队也发挥不了作用。这些要素汇集到一起，西海路巡航便获得了成功。

霍克汇报称布雷斯特被“围得一只苍蝇都无法进出”。赫维在写给霍克的信中说：“我认为，长官，您正让他们（法国人）遭受着从未体验过的侮辱，历史自会证明这一点。”
[16] 无论是法国的还是中立国家的船舰，没有任何一艘能进出布雷斯特。1747年，安森和霍克就曾先后对法国实行过“远距离封锁”（open blockade）——引出敌人后予以痛击。现在，1759年，霍克实现了“港口封锁”（close blockade）。对海军来说，最艰难和折磨人的行动莫过于此。布雷斯特的敌方战舰亟须补给，而补给必须经由陆路从数百英里远的地方运过来。面对封锁，法国人束手无策。而且当时法军的舰队和霍克舰队属于同一量级，对法国人而言此次被围实乃举国之耻。对不列颠人而言这是海军在谋划、运转和领导力上的一大壮举。

在西海路舰队之外，皇家海军还有一支分队负责监视佛兰德斯的诸多港口，在勒阿弗尔（Le Havre）附近也有一支，该队伍由唐斯港的船舰和斯皮特黑德海峡的乔治·罗德尼（George Rodney）所部组成。后者对勒阿弗尔进行了一番劫掠，许多入侵作战用的小艇被他们焚毁殆尽。

所以唯一幸免的法国港口就只剩土伦了。博斯科恩一整个夏天都在此处巡弋，压制港中的法军上将德·拉·克鲁（De la Clue）。不过到了8月，博斯科恩为了补给必须退回直布罗陀。第二天法国舰队就离港了。德·拉·克鲁准备连夜穿过直布罗陀海峡逃到非洲海岸去。

博斯科恩是一个执行封锁任务的老手，早就把乔治·安森那套猫捉老鼠的打法玩得得心应手。自1726年起他就在海军中服役。18世纪40年代，他和安森一起在西海路舰队共事。在第一次菲尼斯特雷战役中，就是他的战舰“那慕尔”号（Namur）第一个发现了法军舰队。他是海军中最受尊崇的舰长之一。菲尼斯特雷战役之后，他领着一支中队去了印度。

1751年，他成为海军部的一名海务大臣。这场战争爆发前，他曾在霍克统帅的西海路舰队效力过，广受赞誉的夺取路易斯堡行动就是他的功劳。他可不是一个会让法国人钻空子的海军上将。

博斯科恩早有防备，走之前留下护卫舰继续监视德·拉·克鲁和海峡的动静。当法军开始行动的消息传到直布罗陀时，英方船舰尚未就绪，船员也还在岸上。一时间，众人蜂拥登船，不到3小时，博斯科恩的11艘船舰就已经出海追击敌军了。眼花缭乱之间，海军再次展现了紧急准备、果断行动以及行动迅捷的非凡能力。

那天夜里，法军舰队的后路分队离队进入加的斯。早上6点，博斯科恩所部发现了德·拉·克鲁10艘船的分队。“东风强劲，”博斯科恩汇报道，“天气良好、海面平静。很快我们就意识到自己的速度远超敌军。”下午2点半，不列颠战舰追上了法军。HMS“卡洛登”号（HMS Culloden）与“半人马”号（Centaure）交上了手。紧接着另外5艘皇家海军战舰把这艘法军战舰围了起来。博斯科恩催动“那慕尔”号奋力前行，穿过敌阵直扑德·拉·克鲁的“汪洋”号（Océan）。奥拉达·埃奎阿诺（Olaudah Equiano）当时是博斯科恩一名副官的奴隶，他回忆说，尽管“那慕尔”号已经逼近敌舰，“但我惊讶不解的是，我们司令一炮也不向它们开，直到我舰紧紧贴到‘汪洋’号旁边时都只是让我们趴在甲板上，她当时冲在最前面。逼近之后我们立刻接到命令，三层火炮同时倾泻而出”。

“那慕尔”号和“汪洋”号于下午4点正式交手。双方都遭到对方的猛烈炮轰，不过博斯科恩的船毁损更为严重。她主桅被毁，往后退去，途中遭遇“半人马”号，当时“半人马”已经被不列颠战舰轰得支离破碎，同伴全都逃散了。“汪洋”号和3艘74炮战舰——“可畏”号（Redoutable）、“谦逊”号（Modeste）和“勇猛”号（Téméraire）——一道飞速逃窜；一艘法军战舰往加那利群岛赶去，还有一艘驶往罗什福尔。

当夜，博斯科恩转到“纽瓦克”号（Newark，80）上，继续领军追敌。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德·拉·克鲁正往拉各斯湾（Lagos Bay）进发。葡萄牙不是参战方，所以德·拉·克鲁还幻想着可以寻求第三方势力保护以摆脱皇家海军的追击。而博斯科恩并未停止追击。“汪洋”号——当时全世界海上最精良的战舰——和“可畏”号都搁浅在岸边，后来被不列颠人焚毁。“谦逊”号和“勇猛”号因冒犯葡萄牙中立身份在湾中被俘。博斯科恩返航归国，他的目标已然达成。他走后留下护卫舰继续封锁幸存的法国船舰。

博斯科恩对战斗结果很是失望。他的船舰没能效仿菲尼斯特雷大捷时的情况，在追逐战中一气呵成，从敌军阵尾追到阵首。他们只是拥堵在“半人马”号周围而已。就战术层面而言，这次行动可能是失败了，不过从战略意义上来看，拉各斯之战影响巨大。

法国入侵计划的难度从此陡增。同月，英国盟友在明登（Minden）和德国取得的胜利也对其造成了很大阻碍。法国人原本希望把在德国的人马撤回来用作入侵不列颠，现在再也不可能了。与此同时，不列颠打了一连串胜仗之后，在全球的地位变得愈加稳固。皇家海军统摄西印度群岛。法国人被逐出马德拉斯（Madras），其在印度的局势恶化。海军中将乔治·波科克是海军在印度的分队总司令，9月他和法国人有过一次迅疾猛烈的交锋。法国人弃守本地治里，被迫将海面控制权让与波科克。

对加拿大周遭海域的强势掌控亦获成效。海军中将桑德斯凭借22艘战列舰、13艘护卫舰以及其他各式海军船舰把陆军上将沃尔夫的陆军人马从新基地路易斯堡一路护送至圣劳伦斯。他们此行的目标是拿下魁北克（Quebec）。到了以后，他们发现自己在河流下游，从这个位置无法发动进攻。面对从圣劳伦斯河上发起的攻击，魁北克防守得很严密。桑德斯令手下最得力的一批舰长——其中包括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和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沿这条河仔细侦查、寻找机会。随后他从魁北克附近强行穿过，到达河流上游。沃尔夫的人马在一条通往亚伯拉罕平原（Plains of Abraham）的道路附近登陆。数量明显占优的不列颠陆军击溃法国人，占领了魁北克。

11月，桑德斯抵达英吉利海峡后得知，法国终于要全力发动最后一搏了。路易十五在世界各地连吃败仗，发动入侵是他仅剩的机会了。负责苏格兰入侵计划的是上将马歇尔·孔夫朗（Marshal Conflans），他自知没有能力与霍克冒险一搏。他必须避开皇家海军，与莫昂比尔的运兵船会合，然后把他们护送至苏格兰。11月7日，事情开始照着他的计划发展。一场风暴吹走了霍克的驻防舰队，吹来了法国的西印度舰队。

霍克被迫带着遭受风暴摧残的船舰退入托贝。纽卡斯尔公爵认为船舰应该留在国内，免受严冬恶劣天气的折磨。但皮特和霍克态度坚决，断定危险并没有过去。安森为了向海上派出更多的船舰，不惜把海军行政力量压迫到几近崩溃。正在托贝待着的霍克整日暴怒不止，急不可耐地要重回驻防区。11月12日，他领着19艘战列舰出海，结果在第二天全部被迫回港。另一边，一直畏首畏尾的孔夫朗终于敢放开手脚。法军舰队在14日离开布雷斯特。此时霍克正领着23艘战列舰赶路，直到16日他才从食物补给船那里获得法军舰队的情报。对手有21艘战列舰，位于他前方200海里处，正往它和陆军的会合地点驶去。

一场赛跑自此开始。两位舰队司令都在想着同一个目的地——基伯龙湾。入侵英格兰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第30章 基伯龙湾（1759～1771年）

事情正一步步朝着孔夫朗希望的方向发展。11月16日，他离目的地基伯龙湾只剩60海里，西北风把己方的船帆撑得鼓鼓的。但到了晚上，海面巨浪滔天，刮起了猛烈的东风，法国人被裹挟到了大海上。第二天，他们已经距离目的地120海里了。直到18号，孔夫朗才把自己的舰队重新带回正确航线。他十分艰难地顶着东北风前进，翌日，海面风平浪静，他在离目的地70海里的地方动弹不得。

霍克抓紧时间赶了上来。他的队伍船艺更为高超，所以在大风中行进得更为顺畅。此时他和孔夫朗的航向相平行。不过11月的海面反复无常，两边的舰队司令它一个都没帮。19日傍晚海上刮起了8级大风
[17] ，这让霍克的战列舰无法贴近遍布岩石的海岸线。不列颠人的目标位于自己东南方向40海里处。夜里晚些时候孔夫朗遭遇狂风，他离莫昂比尔仅20海里。挡在他和陆军之间的唯一障碍就是达夫的轻型中队。

早晨的时候罗伯特·达夫就带着他的护卫舰出了基伯龙湾。他已经准备就绪，等着法国舰队过来。他将一半数量的船舰放在北边，另一半放在南边。孔夫朗感觉自己能够轻松取胜。

他让先锋负责追击不列颠的其中一支小分队，中军追击另一支，同时后军继续保持顺风位。

孔夫朗全然没有想到霍克会在附近。所以当看到霍克舰队逼过来的时候，他被迫收束己方四处散布的船舰驶进基伯龙湾以求无虞。他向整支舰队打出进入海湾的旗令，因为进入海湾后就能结成战列阵形，这是眼下最佳的应对策略。此时正刮着猛烈的西北偏西风，海面波涛汹涌，眼见天气状况正越发糟糕，霍克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还敢入湾。湾中杂乱无章地分布着小岛、浅滩和暗礁，他不可能让自己的船到这里冒险。1756年的海军备忘录
[18] 中有记载，一旦法国人进入基伯龙湾，“我们就不敢再跟着他们了”。这样孔夫朗就能将陆军转移到运兵船上，然后等着冬季寒风把霍克的舰队吹走。

但他低估了对手的决心。霍克的人马斗志正旺，在海上停留数月之后正待一战。法国海军则正相反，他们的士气因为数月的封锁包围而沉闷不振。当天，西海路舰队中身体不适者不到20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相较之下，法军舰队在布雷斯特被围期间因斑疹伤寒和痢疾遭受巨大损失。孔夫朗很害怕和对方交战，他心里清楚，和皇家海军打正规战他毫无赢面。

霍克的策略太冒险了，在整个海军史上也极其罕见。风力不断上升，又邻近浅滩，明白其中危险的法国人开始收帆减速。不列颠军则没有这么做，后来霍克写道，“我们升起了船上所有能用的船帆，向对方围拢过去”。

9点，霍克发出全面追击的旗令。紧接着他命令最前面的7艘战舰升满船帆，临时排出一条战列线。这项命令把1747年安森《增订版作战章程》（Additional Fighting Instructions）的第九条和第十条实际展现了出来。不论是否占据优势，前面的船舰必须以最快速度列出战列阵形；完成列阵后立即攻击敌方后军，交战的同时竭力向敌军先锋处移动，直到己方舰队余部赶上与自己会合。在刮着每小时40海里的冬季大风的汹涌海面上，照此行事将非常危险，更何况此地是世界上条件最严酷的海岸线之一。西北偏西风的风力一直在攀升，被突如其来的强烈风暴裹挟着的雨滴如同鞭子一样，无尽巨浪狠狠地砸在峭壁岩石上。可即便如此，英军仍冲着猎物追去。

孔夫朗从没料到对方竟会如此疯狂。下午2点半，他正在绕行基伯龙半岛末端的红雀岩石区（Les Cardinaux），即将抵达安全区域。就在这时，冲在最前面的那批不列颠战舰追上了法军的后路大军。

不列颠舰队此举并非鲁莽，而是因为他们有着精湛卓越的航海技术，对胜利充满急切的渴望。法军和之前在菲尼斯特雷和拉各斯时一样，下定决心不和对方交手。不列颠舰队也和之前在菲尼斯特雷和拉各斯时一样，悍然出击，对全力逃散的敌人紧追不舍。当时统领先头分队的是理查·豪（Richard Howe）。他命令手下必须要等到和法军炮口对炮口的时候才能开炮。
[19] 下午3点，冲在前面的9艘不列颠战舰与法军后军交手。豪的座舰HMS“宽宏”号（Magnanime，74）对阵法军后军司令座舰“敬畏”号（Formidable，80）。HMS“厌战”号（Warspite，74）随后也加入进来。

不列颠先头战舰一个接一个猛攻“敬畏”号，然后继续沿着法军战列线向前突进。“多塞特郡”号（Dorsetshire）和“抗争”号两艘船始终占住敌军战列线的上风位，虽被一路炮轰却完全不还击，直到突击至法军先锋阵中的孔夫朗近旁才发威。它们意图阻遏敌人逃窜，让霍克赶上来。继续前进的“宽宏”号转而与“英雄”号（Héros，74）交手，攻势极为猛烈。及至“英雄”号投降时，舰上已有400人阵亡，所有军职人员无一幸免。与此同时，凯佩尔的“托贝”号（70）正在攻击“忒休斯”号（Thésée，74）。双方战舰都经受了骇人的轰击，也都因船体下沉而封闭了主甲板的炮口。凯佩尔巧妙地把船转到了逆风位。不过他的对手就没有此等技艺了：海水涌进火炮甲板，整艘船随即覆没。之后凯佩尔与“敬畏”号并肩行驶，紧挨着对方直射两轮舷炮。这艘支离破碎的法军战舰已经被轰得如同筛子一般，只得向HMS“决心”号（Resolution，74）投降。

此时，从来都如噩梦一般的海上战争终于有了走出漫漫黑夜的契机。舰队作战通常都异常血腥，交战时巨浪滔天，天空昏暗阴郁，还有阵阵恶风。此时沦为战俘的法国战舰上，死尸遍地、船帆破损、船板碎裂。从动荡狂暴的海面上救人希望渺茫，但凯佩尔还是放下小艇前去营救“忒休斯”号上的敌方水手，不过最后只从剧烈起伏的海浪中救回了20人（船员总数650人）。沉没的船舰多数全员覆灭。

值得指出的是，在战斗最激烈时奋勇拼杀的不列颠战舰——“托贝”号、“宽宏”号、“多塞特郡”号、“厌战”号和“决心”号——正是被安森视为海军未来希望的70炮、74炮战列舰。她们庞大的身形足以对阵同等级的法国对手，在当天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仍能稳住船身继续作战，同时速度也够快，能在追上敌军后卫之后沿着对方战列线尾部一路打到敌军先锋，一直坚持到己方更大的战舰赶上来。这些新式战舰的舰长当中有三人——豪、凯佩尔和本特利——年少时曾在安森的环球航行中担任军职。

孔夫朗乘着“太阳王”号（Soleil Royal）总算进了海湾，此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安全，可以排出战列线抵挡住霍克。在他看来，不列颠人没有引航员是不会靠近暗布浅滩的地方的。可是豪的“宽宏”号进了海湾。法军放弃阵形将其团团围住。后来风向变换，退落的潮水开始显现威力，导致法军没法在狭窄的海湾中掉头。下风处是犬牙交错的礁石，上风处是不列颠战舰，法军进退维谷。后来一名法国军官回忆说，他们像是陷在了漏斗里头。

孔夫朗眼下有一条出路：逃出基伯龙湾。“太阳王”号刚把挡在撤退通道上的“厌战”号挤开，霍克的“皇家乔治”号（Royal George，100）就绕过红雀岩石区，封住了漏斗的开口。司令官远远看到了对手，命令“皇家乔治”号开到“太阳王”号近旁与其并肩而行。航海长争辩说，海面上浪头很大，而且还是傍晚，这个要求根本不可能做到。“你提醒我注意其中的危险，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霍克回答他说，“我们还是继续研究你该如何执行你的命令吧。”此时是下午4点25分。途中“皇家乔治”号遇上了“绚烂”号（Superbe，70）。霍克的旗舰发射了两轮舷炮，4点41分，这艘法军战舰和舰上800名将士皆消失在海浪的旋涡中。随后“皇家乔治”号继续追击“太阳王”号，不过“勇士”号（Intrépide，70）主动拦在这两艘旗舰之间，抵挡来势汹汹的不列颠战舰。“皇家乔治”号离她的对手越来越远，而且途中又有另外两艘敌舰凑了上来。

此时有7艘敌舰围攻“皇家乔治”号。法军能否在最后一刻扭转乾坤？从旁观者角度来看应该是可以的，“但凡敌人能稍做冷静或者有方向性地开炮，她就要当场饮恨了。可惜他们已经乱作一团，我估计当时数百发炮弹中真正击中她的还不到30发或者40发”。
[20]

这应验了8月法国入侵部队司令官对战争大臣说的话：“英国战舰在数量上只比我们多了两三艘而已。不过他们武器装备更为精良，应战能力更强，水手们的素质也强于我方，他们的将士斗志昂扬、充满自信，而我方士气则尤为低落。”
[21]

此时天色已暗，境况无比凶险；即便霍克也意识到再继续下去就是愚蠢了。傍晚5点半，他下令停止追击。双方战舰全部就地抛锚。这是一个沉重的夜晚。法军正大难临头，不列颠军打赢战斗的信心开始动摇，愈加糟糕的天气让两军都备受煎熬。HMS“决心”号和俘获的“英雄”号在四滩（Four Shoal）搁浅。

当晚，有8艘法军战舰偷偷溜出了海湾，其中7艘逃往罗什福尔，还有1艘——遭受重创的“正义”号（Juste，70）——在试图进入卢瓦河时触礁，全员沉海。另外还有7艘法军战舰试图穿过沙洲进入维莱讷河（Villaine），其中6艘在丢弃舰上所有火炮后成功进入，1艘沉没。

拂晓时分，不列颠战线对面的所有敌舰就仅剩下了一艘。孔夫朗发现自己正抛锚停在敌军舰队中央，己方舰队就只剩他一艘船。负责追击“太阳王”号的是HMS“埃塞克斯”号（Essex），两者都在四滩搁浅，旁边就是“英雄”号和“决心”号。孔夫朗弃船逃跑，并下令焚毁了自己那艘华丽的旗舰。

霍克对自己的这场胜利却十分歉疚。
[22] “考虑到当时的季节、交战那天的大风以及所处的海岸线，”他向海军部汇报时说，“我可以大胆、肯定地说，所有能做的我都做到了。至于我们遭受的损失，当时为击溃强大的敌人我必须行险相搏。如果天黑的时间再晚两个小时，我们就能打垮并俘获对方整支舰队，因为入夜的时候我军已经十分接近对方先锋部队了。”如此多的战舰从指缝中溜走令他十分沮丧。

11月冷漠无力的阳光下，这场霍克盼望已久的胜利显得无比暗淡。不过这就是战争。

基伯龙湾战役荡气回肠，在古往今来的海战大捷中罕见其匹。战斗环境惊怖骇人，十分危险。霍克损失2艘船，300～400人阵亡。法军损失7艘船，2500人阵亡。数年来，安森、霍克以及他们麾下舰长、军职人员和船员艰苦勤勉的付出终于取得成果，其意义十分重大。

此役是不列颠当年的收官之战，1759年是她“奇迹迭出的一年”。她在每个战场都击败了法国人，使国家不再受到入侵威胁。法国海军被彻底击败。那天晚上偷偷逃出战场的舰长们躲过了一劫，不过他们在之后的战事中陷得更深。皇家海军继续对整个法国海岸线实行残酷封锁。到1761年，法国海军大臣触目所及只有腐朽破烂的船舰、空荡荡的仓库，海军声誉倾颓，士气低落，情况糟糕到了极点。

新年前夜有一首歌在伦敦唱响：

来吧，振奋起来，我的伙计们，我们掌舵向着荣耀而去，

为这神奇的一年再增添些什么吧；

我们为荣誉呼唤是自由民而非奴隶的你，

谁能像汪洋之子一样无比自由？

我们用橡树之心造船，我们和快乐的水手做伴，

我们时刻准备着；稳住，伙计们，稳住！

我们战斗，我们征服，一次又一次永不停歇。

我们未曾见到敌人但希望他们不要离开，

他们未曾见到我们但期盼我们远远离开；

如果他们逃窜，我们追击，并且赶他们上岸，

他们要是不战斗，我们还有什么可干？

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写道：“为庆祝胜利而造的钟都已经被撞击磨薄了，有人急切问道，‘这次又是哪里打了胜仗？’生怕自己错过了一个。”
[23] 为了纪念这鼓舞人心的一年，一艘正在建造的新式一级战列舰被命名为HMS“胜利”号（Victory）。不列颠人自己口耳相传的那些关于海洋命运的故事似乎都已实现。

因为不列颠已是无可争辩的海洋主宰。

新年伊始，海军船舰数量达到301艘，海员85000人。
[24] 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实质性胜利。法国从敦刻尔克直至马赛被尽数封锁。路易再无力夺回不列颠在加拿大、美洲、西印度群岛、非洲和印度所获之战果。1760年，法国人在加拿大发起一场运动，然而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运动，因为他们无法从本国获得支援。不列颠人已经有能力将蒙特利尔（Montreal）也拿下。不过和平还很遥远，因为在德国战事上法国人的野心尚存。纽卡斯尔在这年年尾时说：“如果无法和解，我们就必须远征作战……把法国人打到愿意和解为止。”
[25]

于是多个海军军种参与的“远征”再度开始。翌年，即1761年，本地治里落入不列颠手中，法国在印度的势力被彻底清除。产糖大岛马提尼克岛和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在一场成功的两栖作战后亦落入不列颠手中。在法国本土附近，海军占领了基伯龙湾附近的贝勒岛（BelleÎle）。当时的打算是把此处作为封锁法国的一处基地，等战事结束和谈时，以此为筹码换取梅诺卡岛。

贝勒岛和马提尼克岛两处的两栖作战打得很辛苦。它们的成功——源自压倒性的海上霸权——让全世界都知道皇家海军高超的作战技艺，他们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实施海陆同步行动。

1762年，西班牙以法国盟友身份参战。这对英国海军而言是一次机遇。安森起草了夺取哈瓦那（Havana）的大胆计划，不过实行起来可不简单。想从南面驶入古巴的进攻船舰必须顶着盛行风前进，驻防者有数周的时间注意到即将到来的袭击。而要从北面接近这座岛屿，有风时是一条捷径，可以对敌发动突然袭击，只是沿途数百海里布满了肉眼无法察觉的暗礁、浅滩以及紧邻海平面的小型沙岛、礁岩。有一条叫作老巴哈马海峡（Old Bahama Channel）的狭长通道穿过这片险地，不过由于地图制作粗劣，没人敢凭借它带着自己的船去冒险。

安森命令海军中将乔治·波科克取道老巴哈马海峡。波科克所率分队有21艘战列舰，随同的还有护卫舰、轰炸船和160艘运兵船，他派出1艘护卫舰到前面勘测地形，带领舰队穿越海峡，并在沿途的礁岩上布置水手给众人示警。夜里，礁岩上的水手们点起篝火，分队借着火光驶过了海峡最窄处。这个计划极具胆略，完成得很漂亮，哈瓦那守军猝不及防。不过接下来的行动就没这么轻松了。围困哈瓦那的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耗费甚多，到了8月古巴才归顺不列颠。弗农曾在这里失败过，现在经历了现代化改革的海军成功了。世界的另一端，海军少将塞缪尔·科尼什（Samuel Cornish）和陆军上校威廉·德雷珀（William Draper）对马尼拉发动两栖作战行动，极为出彩。

1762年是不列颠第二个“奇迹迭出的一年”，这一年乔治·安森逝世。从世界各地向西班牙帝国发动攻击的策略就是他谋划的，可惜他没能活着听到它最终实现的捷报。这场漫长的战事——史称“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终于落幕。不列颠成为北美洲和印度的霸主。她将加拿大留在自己手中，归还了古巴、马尼拉、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和贝勒岛。法国归还了梅诺卡岛，西班牙人将佛罗里达割让给不列颠。巴巴多斯至拉布拉多一线均为其殖民地，不列颠成为美洲雄主。她成了世界级帝国。

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有141艘战列舰。其中37艘是74炮舰，30艘是64炮舰。安森的新式战舰成为海军的核心力量。他长久灌输给海军将士们的治军理念与风尚亦是如此。卓绝过人的航海技术铸就了霍克在“昏沉的11月天”的大捷。皇家海军不仅擅长像拉各斯和基伯龙湾这样场面宏大惊人的舰队作战，也有能力组织连续数年不间断的封锁行动，可以在没有海图帮助的水域作战，比如圣劳伦斯、古巴和菲律宾。它有能力于同一时刻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发起行动，同时仍能保证本土海域的安全。最重要的是，它娴熟地掌握了两栖作战模式，可以和陆军联合行动。法国和西班牙在加拿大、西印度群岛、欧洲和非洲等地的殖民地和基地都遭受过这种作战方式的蹂躏。胜利的背后是经年累月的筹备。不列颠舰队在演练、供给和行政方面都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

不列颠已经准备好在之后的和平岁月里，随时在需要的场合展现她的海军实力。她的对手们理应惧怕这支力量。洪都拉斯（Honduras）、特克斯群岛（Turks Islands）、冈比亚（Gambia）以及纽芬兰渔场等地的殖民地纠纷就是由皇家海军摆平的。1770年，已经是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的霍克（后获封勋爵）下达舰队动员令，原因是西班牙逐出了不列颠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的驻防部队。西班牙背后有法国支持，后者为了洗刷“七年战争”的耻辱在挑动事端。结果，仅仅是发布舰队动员令这件事本身就让西班牙和法国停止行动并乖乖退却了。1772年，因乔治三世（George Ⅲ）的妹妹丹麦王后，被指控通奸叛国，不列颠海军出面将丹麦羞辱了一番。

不过统御海洋是一件寂寞的事情。此时北美洲全境基本上都是不列颠帝国的疆土，那里的欧洲大陆势力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法国的尊严严重受挫，所有怀揣爱国热情的法国人心中都燃烧着怨恨的怒火。帝国疆土横跨大西洋，而这份荣耀的代价是英国必须时刻警惕深海上的动向，投入海军建设，以保证本国海军始终优于法、西两国海军的联合力量。所有的欧洲人都被激怒了。如果法国向往的是在陆地上建立“普遍君主国”，那么不列颠正在成为深海上的此类凶狠角色。

但在胜利者这边，没人在意这些。不列颠群岛似乎已经让自己脱离了欧洲的束缚，正自由无阻地追求帝国梦。乔治三世对此尤为认同，他宣称自己因不列颠人之名而荣耀。与前任们不一样，他对汉诺威和欧洲大陆的政治事务没什么特别强烈的感情羁绊。相反，他受的是博林布鲁克和托利党人式的教育，并且这些都反映在他对殖民地和海事的雄心上。腓特烈大帝说道，“（不列颠）只对主宰海洋和掌控美洲感兴趣……对欧洲大陆事务毫不关心”。
[26]

威廉·皮特晋封查塔姆伯爵，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查塔姆船坞乃是一处世界性的奇迹。它是18世纪不列颠全球霸权的标志。1759年，一艘新船在查塔姆铺设龙骨。船舰其余部分的建造耗费了6000棵橡树、榆树、松树和冷杉。经过6年的施工，HMS“胜利”号成功下水。工业革命以前，皇家海军的船坞是欧洲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造船中心。18世纪初，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曾对查塔姆的巨型建筑物赞叹不已，将之描述为“伟岸、恢宏的工厂”，并说仓库里的“街道”上放着不列颠的“海军宝藏”。

后来18世纪另一位作家描绘了查塔姆雄伟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储藏室面积十分庞大，有一间长达663英尺，还有这里的车间，其纵深广阔的空间感让我们体会到其巨大的容量，工人们在此辛勤工作。”
[27] 查塔姆船坞的规模让民众们震撼不已，作家们喜欢列述详细数据：帆布制造车间长209英尺，船桅车间263英尺，缆绳车间1140英尺；铁器铸造处有21座火炉，巨人般的船锚就是在这里制造的；深水船坞4座、下水滑道6条，“这里一直在建造新船”。这样的地方在世界上仅此一处。

查塔姆或其他任何一处海事基地所出产的装备、材料和补给足以支撑一支舰队航行全世界。仓储建筑是海军全球航行能力的基石。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它就已经实现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化。不列颠人带着法国大使到查塔姆各处船坞巡游了一圈，借此警示他，和一支实力如此雄厚的海军交手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第10部分 舰队司令官的统军之道

第31章 战争的科学（1772～1779年）

……世界上首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海军军官。

——纳尔逊评豪勋爵

美洲，这个名字在18世纪70年代散发出种种魔力。不列颠人害怕失去它；法国人坚信如果他们的敌人没有了那里的殖民地，其经济和海军将一蹶不振。从1776年开始，法国就一直为反叛作乱的美洲殖民者提供支持。

1778年，双方的赌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5月，法国土伦舰队在司令官孔特·德斯坦（Comte d’Estaing）的带领下横渡大西洋，舰队有12艘战列舰。他此行的目的地为纽约，防守那里的是理查·豪伯爵，他正统率着一支小型战舰组成的舰队。一个月后，海军中将约翰·拜伦（John Byron）和13艘战列舰被调到这里。与此同时，敌对的两国也在为争夺欧洲海域控制权做准备。

7月27日，奥古斯都·凯佩尔率领的皇家海军和孔特·多尔维利耶（Comte d’Orvilliers）率领的法国海军在韦桑岛以西150海里处相遇。凯佩尔有30艘战列舰，多尔维利耶29艘，双方基本持平。两支舰队都在狂风中极力前行，直到交战已无可避免。

无论哪一方胜利都会对殖民地的叛乱造成重大影响。不过当时天气很差，两支舰队又势均力敌，照常理来说不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形。但结果确实如此——不过此战对之后的海战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其中一方乱作一团，通信手段失效后整支队伍四分五裂。而另外一方的表现要好得多，在清晰的旗语指挥下整支舰队始终凝聚在一起，并且在火力上压住了对方。

“和预料的情形相比，法军的表现更接近正宗的水手，指挥也比想象中更得力，”凯佩尔旗舰HMS“胜利”号上的一名副官如是评论，“他们的战舰秩序井然，运转良好，索具使用娴熟，并且……比我们的人更遵守命令。”
[28]

法军在旗语、舰队战术、机动性、纪律性和火力等方面的表现竟然超过了皇家海军，这令人震惊不已。但不列颠的战术家们在一片晦暗中给人们指明了一丝亮光：法军缺少敏锐冷酷的杀戮直觉，否则凯佩尔的舰队早就被灭了。

这次事件引发国人深思，也在海军内部引起了分裂和冲突。报纸上刊载的文章指责副指挥休·帕利斯尔（Hugh Palliser）无视凯佩尔的旗语命令。帕利斯尔要求凯佩尔写一封表扬信为自己开脱骂名，凯佩尔没答应。于是帕利斯尔要求军事法庭惩罚凯佩尔指挥不利、草率脱离战场的行为。这是特征鲜明的18世纪式口角。当时执政的是以诺斯爵士（North）为首相的政府，凯佩尔属于下议院的反对派阵营。帕利斯尔也是议员，不过他站在下议院的另一阵营，并且效忠于海军委员会。两人的纠纷混杂了利益、背后支持者以及政见等诸方面的冲突，其他官员、下议院议员和上议院议员也被卷入其中。

凯佩尔被判无罪。之后帕利斯尔要求自己也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也被判无罪。军事法庭的裁决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坛动荡令海军分裂成不同阵营，士气大跌。正在赋闲的舰队司令官乔治·罗德尼写道，这件不幸的事情“几乎把海军给毁了。军中纪律大为涣散，原本积极执行命令的劲头……转向怠慢疏忽；军职人员的态度本应是绝对服从，现在却故意挑刺、各有主张。派系和政党……成了海军的主导力量”。
[29]

这场纠纷干扰了正经事。拜伦分队被独自分离出去执行任务，如此愚蠢的行径近乎违反军法，这导致海军兵力与敌人规模相同，从而使海军无法取得压倒性优势，错失了在战争伊始就将法军舰队彻底摧毁的机会。结果拜伦在大西洋西部茫茫海面上的巡航毫无建功，海军只得退守本国海域。1747年以及1759～1762年，西海路中队把法国舰队压在布雷斯特动弹不得，不列颠也在那时最为强盛。

眼下到了1778年，安森和霍克传授的东西被忘得一干二净。海军的摊子铺得太大，船舰散落在世界各地保护帝国疆土，却没有被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欧洲海域。战事演练也做得不够。和平时期法国人一直在发展自己的舰队，研习战法。不列颠在欧洲大陆没有盟友帮自己牵制敌人，同时她的船舰数量又太少，没法号令她在欧洲的敌人。

1779年，不堪设想的后果出现了，一支准备占领朴次茅斯港的法西联合舰队驶进了英吉利海峡。这是皇家海军自1690年比切峭壁战役后第一次被欧洲海军压制。39艘战列舰对阵入侵舰队的66艘。不列颠英吉利海峡舰队被委托给海军上将查尔斯·哈迪（Charles Hardy）爵士指挥，此人已经上了年纪，和蔼闲适。据其参谋长理查德·肯彭费尔特（Richard Kempenfelt）所言，哈迪不情愿地调动了自己的舰队。

在巨型舰队阵形部署方面，肯彭费尔特有一些非常先进的理论。
[30] 他认为法国人已经抓住了海上交战的科学之道。从韦桑岛之战可以明显看出，和平时期法国军官在学院中学习过舰队作战战术。他们研究出了一套操控本国舰队的“常规准则”。肯彭费尔特希望把同样的科学作战方式也带入皇家海军。他信奉一点，那就是指挥和掌控一支舰队的人应该位居舰队中央，然后舰队就能像阅兵场上的士兵那般整齐划一。

不过在那年夏天，当一支庞大的敌军舰队逐渐逼近时，大小事情都脱离了正常轨道。即便是最简单的演习也搞得一团糟，战列线排得散散拉拉、杂乱无章。仅仅从纵向队形变横列队形这一个动作，舰队就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还有一次，肯彭费尔特打出了令所有船舰将每周报告交到旗舰来的旗语。他原本想要下达的命令是舰队以各分队为单位进行移动，实际上却稀里糊涂地升起了彩旗。

此时的海军已经远远不如安森或者霍克治下的海军。不过局面尴尬的海军有幸逃过一劫，因为敌军舰队的情况比他们还要糟糕。西班牙方面供给不足，不熟悉英吉利海峡的环境。法军船舰卫生状况差，疾病横扫整支舰队，死亡以及丧失行动能力的人数达到8000人。哈迪没有趁此机会向这支比自己庞大而又陷入混乱的舰队发动进攻，或许他的做法是最合适的。

肯彭费尔特极力主张更积极主动的路子。照传统观点来说，一支舰队是无法和规模、数量都超过自己的舰队进行战列线对阵的。但在肯彭费尔特看来，弱势一方的舰队司令应当开放思路，静心等待和观察，一旦出现有利机会就猛攻敌人战列线的薄弱之处。如果始终没出现有利机会，他应当利用精湛娴熟的战术动作占据上风位，让“敌人忌惮，不让对方做出任何行险一试的举动；牵引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做好防御以对付你的进攻”。
[31]

这种犹如下棋一般的海战是每一个舰队司令梦寐以求的事情。指挥者必须进行大量演习，保持旗语的清晰无误，得到将士们的充分信任，进而对自己的舰队有绝对的掌控权，才能达成上述之理想。另外，指挥者还要能预料到交战时海面上可能出现的变幻莫测的突发状况，他设定的旗语要能在舰队交战的混乱场面中快速指挥己方舰队行动。

调动一支依靠风帆航行的舰队是一件极其耗费心力的事情。舰队中每艘船的行进速度都不一样，行动方式也做不到完全一致。一支舰队要调转方向，必须散开队形让每艘船有足够的空间往上风或下风转向，否则就会导致相互间的倾轧碰撞。面对敌军时，像这样在茫茫海面上四散摊开往往会招来大祸。即便只是让舰队维持战列线阵形——海战的基本要求——也是困难重重。快船得整帆减速，慢船得努力跟上，如果不能协调一致，战列线上某些地方就会挤成一团，同时其他地方的空隙就会变大，引来敌人的攻击。不论以何种阵形行驶——尤其是体积巨大的战列舰——都要不断调整航向，时刻关注任何一种气象状况。
[32]

在反复无常的海面统领各式庞大笨重的战舰是一回事，把她们打磨成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并将之带入战场又是另外一回事。

18世纪后半叶，战斗策略、作战技巧和传令旗语都在迅速变革。大部分舰队司令在为官方面均能胜任，但在战术思想和领导能力上表现平平。本书第10部分的主题就是18世纪下半叶舰队司令的为将之道，主要讲述理查·豪、乔治·罗德尼和塞缪尔·胡德（Samuel Hood）这三位不列颠舰队司令的生平经历，此三人上承弗农、安森和霍克，下启纳尔逊。
[33]

值得注意的是，理查·豪伯爵在军旅生涯的早期就成了最高指挥官。1755年，他指挥的战舰在圣劳伦斯河打响了“七年战争”的第一炮，时年29岁的他已经在南大西洋、西印度群岛、北海、非洲西海岸和加拿大等地都服过役。他22岁就获授将衔。“七年战争”中，他曾在波斯凯恩和霍克的帐下效力过，令人难忘的基伯龙湾战役中追击敌舰的行动就是由他领头的。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悍将，不过他同时也是一位战术家。

这一点曾经在1757年袭击拉罗谢尔附近的伊尔代（Île d’Aix）要塞行动中有过展现。从海上是攻不破这座要塞的，它的火炮远多于任何一艘不列颠战舰。不过豪能拿下它。他下令所有人都平躺在甲板上，只有引航员、一名舵手和他自己站着，然后他带领“宽宏”号在敌人的凶猛火力之下一直开到了距离要塞40码的位置。他在那里放下船锚，然后下令“宽宏”号开火。这给卫戍部队带来的精神震撼远胜过实际的火炮轰炸，因为后者不可能真正伤及这座要塞。一艘船竟能如此悄无声息地开到如此近的位置，法军炮手被吓得四处逃窜。等这艘幽灵般的战舰终于开炮的时候，怒吼的加农炮火力还颇为集中。此时它看上去的样子比实际上还要可怕骇人。敌人逃走了，要塞也随之陷落。豪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时，以大胆英勇的战术、心理博弈和集中火力克服劣势。

这位年轻准将正崛起为海军的实权人物。他矢志改革海军，且首先从自己的战舰下手。当时舰长在如何指挥船舰运行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海军规模日渐扩大之后，军官对自己的船员和士官们越来越疏远，下属心生埋怨、卫生状况不佳、恃强凌弱以及军纪不整等问题由此滋生。团队合作、上下一心这一支撑海军的核心亦由此动摇。海军中将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在他的舰队中推行了一套分队制度，将船员划分成不同的队伍，每队任命一名见习军官或委任官管事。军职人员渐渐了解到手下姓甚名谁、秉性如何。优秀的军官明白，光靠纪律治理一艘船是不够的，还要让船员们感觉他们受到平等对待，上级也要体恤下属的苦衷。相比于威压，船员更需要激励。豪扩充了这套制度。他专门为“宽宏”号编写了一本军令簿。军令簿写好后在战舰上公示，所有人都能看到，其中明确了他的副官、委任官和见习军官的职责，尤其写明他们有照看和领导船员之义务。分队制度绝不可被等闲视之，它对海军日后的成就功不可没，打赢战斗要仰赖战舰上各层将士之间的牢固信任。团结协作和领导能力对海军至关重要，尤其在遭遇像基伯龙湾战役、穿行老巴哈马海峡这样危险的局面时更是如此。有些时候海军就是凭此在胜负一线之际压倒对手。

理查·豪9岁登上商船，13岁加入海军。他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所写的散文印证了这一点——他的行文就像清汤寡水的豌豆汤一样清晰简练。过早开始在汪洋大海上生活还养成了他孤僻寡言的性格和略显古怪的举止习惯。确实，豪的生平凸显了海军的一个问题。男孩小小年纪就登船，这样有利于将他们塑造成为水手，但也确实阻遏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发展。不列颠军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向来不出众。这套系统培育了非凡卓越的航海长、副官和舰长——不论来自哪个阶层，这些人的青春期都是在攀爬绳索、打绳结、收帆、捻绳、拖船和各式航海技术的练习中度过的。因此机智敏锐的战术人才的出现全凭偶然。舰队司令当中能从宏观的战略层面思考问题的人少得可怜。正如豪在很多年后对乔治三世说的，不列颠军职人员练就了一身超乎寻常的航海技术，不过代价是丧失了作为舰队司令所需的其他许多技能——读书写字、数学运算、语言、政治才干和丰富的军事知识。

豪是一个下定决心要弥补自己教育缺失的年轻军官。1756年，他写了一篇关于旗语使用方法的论文。1760～1762年指挥罗什福尔封锁行动期间，他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了实际之中。

豪在战列线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传统观点坚持认为，除非一方的数量占优或者司令官指挥有误，否则战列线对阵的结果一般都是无胜无负的平局。但豪深信，如果一名海战指挥官具有创造性思维，那么即便遇到势均力敌甚至强于自己的对手，也能凭借果断、独辟蹊径的行动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他所率分队的11艘战舰中有2艘是90门炮舰，旗舰是机动性更强的新式74炮战舰。如果交战的敌人比自己强，豪会把重火力战舰从通常所在的战列线中央位置移到两端。集中火力猛攻敌人战列线上任意一处地方，能够以此——就像在伊尔代那样——震慑敌人，在士气上占据优势。利用出乎敌人意料的迅捷行动，他可以扭转火力上的劣势，截断敌军战列线，令其惊慌失措。豪告诫麾下的舰长们，如果真的在船舰数量上被敌人压制，隐蔽身形、狡猾耍诈的做法会比较管用：“我可能会故意拖延，隐藏自己要和他们交战的意图，一直拖到天色渐晚，这样等时机到来以便获得更大的优势。”
[34]

这就像玩海战版的西洋棋一样，出招变化多端，复杂精微，豪因此成为这个舞台上具有非凡想象力的思想家。他准备舍弃传统思路，实践自己的想法。对他来说，海战就是一场漫长的游戏。

进入和平时期后，他失去了验证自己理论的机会。海军部无暇进行战术实验或复杂的演练行动——法国人则不同，他们利用和平时期对本国海军实行现代化改革。比如1772年，法国海军的“进化中队”（Evolutionary Squadron）花了超过7个月的时间在海上演习。皇家海军缺少这样的舰队演练机会，舰队司令和舰长们因长久的和平而变得懈怠。1739年，还有之后的1755年，皇家海军都是以低于正常水准的状态参战的，结果三场战役——土伦之战、梅诺卡岛之战和韦桑岛之战——中舰队首轮作战都没能打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舰队缺乏演练和经验，所以无法形成内部凝聚力。
[35] 危害更甚的是，海军缺乏一套系统，不能在和平时期留住军中最优秀、最聪明的军官并一直认真地磨炼他们的技艺。

向上晋升的阶梯也被阻塞了。大量见习军官渴求得到副官职位，年纪越来越大的副官们却苦等着舰长职位，至于何日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将旗，舰长们已近乎绝望。其中一部分人转到了商船船队或他国海军，留下来的人则渐渐老去。矛盾延续了很多年，直至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他们身旁挤过然后平步青云，为海军注入新的活力。18世纪皇家海军战力强大、资源充沛，而前述问题则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

后来豪担任海军委员会财务官，如果佛兰德斯的危险局势继续恶化，他可能会担任地中海区域的总司令。18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他卸下了海军指挥官的职务，其间他和同时代其他许多天资卓越的军官一样，把精力转到了别的追求上。他选择了政治，与此同时他的战术和航海才能被荒废。1775年，豪的机会又来了——他受任北美总司令。他于1776年7月抵达纽约，当时《独立宣言》刚签署不久。

豪拿到了他一直苦等的指挥职务。当时的形势十分艰难。海军部甚至分不出一艘战列舰用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战事上。被派往美洲的豪既可以积极主动地推行战事，也有权力与对方谈判和解。他担负着封锁叛乱殖民地沿海区域的任务，同时还得支援陆军——碰巧陆军统领是他的兄弟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如何判断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都取决于总司令豪。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推动美国统一和独立运动的著名人物，豪和他交情深厚。总司令当时的倾向是和谈。

此时，豪终于有机会推行一部分自己从20年前就开始设想的改革计划。1776年，他颁布了《军舰治理通用条例》（Instructions and Standing Orders for the General Government and Discipline of Ships of War）。根据豪制定的新规，每艘战舰上的舰载人员被分为三大组，副官任各大组组长，大组内部再分小组，见习军官任各小组组长，“各组长负责维持自己组内的秩序和军纪，关心组员，得到组员的信任”。
[36] 整个美国独立战争过程中，海军军纪大为改观。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事给海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压。海员人数最多时达到10.5万人。这对海事界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于是成千上万个并不符合要求的旱鸭子们——基本都是社会渣滓——被送到舰队上补充人手。这些不快乐的人手来了之后必须要比老练的专业水手们更有效地管理。他们被分为易于管理的各组，还有军官负责监督，这样旱鸭子们就能快速受到训练，船舰也能有效运转。

关心体恤军中数量庞大的水手群体是做好一名舰队司令的必要环节。豪为麾下战舰所制定的船舰管理条例内容详尽，使船员不用再承担他们舰长的工作疏忽，摆脱水手长及其副手反复无常的野蛮暴行。推行三班制后水手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睡觉或者在不执勤时放松休息。这些改变有了效果，“船员们的脾气比以前更好，身心都不再像以前那么憔悴疲惫”。
[37]

豪还废止了海军部陈旧过时、缺乏变通的常设战斗条例，并推行自己制定的信号手册。这本手册是“整个海军历史中最重要的海战战术文献之一”。
[38] 和初版相比，这一版更为合理和准确。每页分成简洁的三栏：第一栏，信号数字；第二栏，令旗的颜色和式样；第三栏，令旗悬挂的位置。为使自己的命令在传递时保持绝对准确，豪会派护卫舰一边移动一边重复信号，这样整条战列线都能看到。他还为负责夜间侦察任务的护卫舰设计了一套灯光信号，而且只有己方舰队能看到，敌军看不到。豪的信号手册同时配有另一本指导性的册子以帮助麾下舰长们理解这套体系。新式信号中最受欢迎的无疑是这一条：“（开战前）留时间让船员吃饭。”

派驻美洲海域期间，理查·豪一直在训练自己的舰队、向军官们征询意见以及思考如何建设一套全方位的战术系统。豪手中的权力以及自身的创造力都在那时达到巅峰。他仔细研究了每一种自己可能遇到的情境，以及他应对舰长们下达的相应指令。他就缺一场大型海战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了。

1776年，一切进展顺利。在一场指挥得力的两栖作战行动后英军将纽约收入囊中。不过1777年时他陷入了困境。他得用70艘战舰完成支援兄弟的陆军、封锁整个美洲东海岸以及保卫战略要地等所有事情。豪已经全力向特拉华（Delaware）施压，并将陆军运送到可以攻下费城（Philadelphia）的位置，不过这些努力未能影响战局的走向，尤其是美国在萨拉托加（Saratoga）打了胜仗以后。不列颠转为守势。

随后，1778年法国人掺和了进来。豪接到消息称，对方舰队司令查尔斯·赫克托·德斯坦（Charles Hector d’Estaing）正率领12艘战列舰向美国进发，这支舰队曾在韦桑岛战役前令整个不列颠慌乱不已。豪推算他们应该会驶往纽约。他的推算是对的，且这时他在舰队船只数量上还被敌人压制。

豪早在年轻的时候就设想过这样的情况，不列颠只有依靠高超的战术才能保住本国在美洲的地位。他把护卫舰派驻到大西洋上，然后将主力部队放在桑迪岬（Sandy Hook）里面，那是从新泽西（NewJersey）伸入下纽约湾（Lower New York Bay）的一处沙嘴滩。战舰部署非常完美，一旦法国战舰试图接近纽约，守在沙洲后面的不列颠战舰就会予以狠击。德斯坦在纽约附近等待11天后消失了踪影。不过这场博弈还在继续。

豪又一次读懂了德斯坦的意图，他推测罗得岛（Rhode Island）会是他下一个目的地，因为攻下罗得岛会使不列颠方面陷入包围。豪迅速赶往朱迪斯角（Point Judith），主动让法军司令追击自己。德斯坦真上钩了，让正需海军支援的美国人直跳脚。豪以谋略制敌，对手被他带着四处兜圈子。后来双方舰队都遭遇风暴而受损，豪返回纽约，德斯坦返回波士顿。之后法军虽再次出海前往罗得岛，但豪已经准备就绪。

敌人的数量优势已经被豪化解掉，现在他成了追击的一方，德斯坦逃到了波士顿并留在那里过冬。豪把指挥权移交给其他人后回国，当时不列颠正为遭遇入侵的恐惧所笼罩，韦桑岛一役后海军所显现出的衰败更令其陷入一片幽暗。美洲殖民地之所以名存实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列颠众人的无能，让法国运出的武器成功越过了大西洋。国家此时需要一个像安森和霍克一样具备战略意识并能对法国实施封锁的人物，但现实是海军军官们彼此争吵不休，整个海军由于政治原因严重分裂。

豪显然是一个能应对眼下局面的人选。他被任命为英吉利海峡的总司令，不过他提出只有满足他的要求他才会接受任命：任命他为海军财务官，他的兄弟为美洲殖民地的国务大臣。这个价码高得有悖常理，于是这位海军中最优秀的司令官年仅52岁就隐退了。之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和蔼却无能的查尔斯·哈迪接过了保卫疆土的重任。

美国实际上已经不受不列颠控制，但是不列颠政府还专注于美洲事务，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西印度群岛。1779年年底，一支由18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被派往直布罗陀，与正在那里驻守的舰队司令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换防。舰队大部将返回不列颠，而罗德尼将率领4艘战列舰越过大西洋接管西印度群岛分队。

第32章 战术（1779～1782年）

我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我的眼睛比敌人的炮火还要恐怖；而且他们心里明白，它也更加致命。
[39]

——司令官罗德尼言麾下舰长

罗德尼比豪年长8岁。两人在军旅生涯上的步伐大致相当。第二次菲尼斯特雷战役时，罗德尼任HMS“雄鹰”号舰长，在“七年战争”中以英勇善战的年轻军官身份脱颖而出，这点与豪相同。他指挥的攻打勒阿弗尔、马提尼克、圣卢西亚（St Lucia）、格林纳达（Grenada）和圣文森特等地的两栖作战行动非常出彩。和豪一样，他有一份很了不起的履历，对战术有探索之心，只是他在领军方式上独裁霸道，在涉及钱的事务因不诚实而臭名昭著，还因嗜好赌博和政治运动而大肆挥霍，以致最终无力承担其代价。

罗德尼为躲避债主接受了牙买加驻防处司令官的职务，不过他终究还是要回国的。1774年，为了不致被债务人监禁，他被迫流亡法国。4年后不列颠与法国宣战，罗德尼只得回国，不过回国前他必须先讨得自己担任舰队第三司令时的欠薪，然后用欠薪偿还那些贪婪的债主们才行。但海军部得等到一项关于资金盗用的纠纷解决之后才会给他发薪水。最后靠一位法国公爵慷慨解囊他才得以顺利回国。

罗德尼舰队的技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由于没有船坞和相应的维修设施，船舰在远海中长期停留时大多苦不堪言。船身被船蛆蛀蚀，巡航途中附着在船体上的海草和藤壶越积越厚，行船速度都被拖慢。而解决办法就是给船身镀铜。

罗德尼分队清一色都是底部镀铜的船舰。这样的船舰不仅更耐用，而且行船速度也因镀铜而大幅增加。现在，海军中体积最为庞大、动作最迟缓的三甲板战舰也能在速度上超过敌军舰队中最快的船了。这为尽数施展作战方案和作战手法增添了无限的可能性。

罗德尼第一阶段的指挥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直布罗陀被西班牙陆军围困了很久，需要经常补充补给。前来为直布罗陀减轻受困压力的船队由罗德尼保驾护航。没多久他从一支西班牙护航船队俘获了16艘船。之后，1月16日下午，他们在圣文森特岛附近发现了一支西班牙分队的身影，对方有11艘战列舰、2艘护卫舰。罗德尼下令即刻出击追敌。当时天色已暗，又靠近位于下风向的海岸，这么做是有风险的。但到了半夜，罗德尼已俘获6艘西班牙船舰，并炸毁1艘。此次行动罗德尼敢打敢冲，毫不迟疑，这也是他被委任此职的首要原因。“要让敌舰和自己交上手，给战舰底部镀铜是绝对必要的”，
[40] 他如此总结。新技术的价值在所谓的“月光之战”（Moonlight Battle）中得到验证。

罗德尼在3月下旬抵达圣卢西亚，与海德·帕克爵士（Sir Hyde Parker）和约书亚·罗利（Joshua Rowley）两位海军少将的部队会合，不列颠在这个区域已经部署了21艘战列舰。不久之后，一支由23艘战舰组成的法国舰队在吉尚伯爵（Comte de Guichen）的率领下抵达马提尼克附近，意图占领属于不列颠的岛屿。4月16日，两支舰队在马提尼克下风处发现对方。罗德尼下令追击，翌日清晨他占据了上风位。4点30分，他打出旗语号令舰队以右舷受风排出纵向战列线。6点45分，他升起一面一半蓝、一半黄的令旗：进攻吉尚的后军。

吉尚也不傻，他已经察觉到罗德尼正要集中火力进攻自己的后路军。他命令舰队转向下风往北行驶，避开不列颠战舰。罗德尼只得再次调动舰队向优势位置移动。10点，两支舰队航向平行，方向相反。罗德尼发出信号命令舰队转向下风，和法军一样向北航行。进攻的时机终于成熟。

从早上开始，罗德尼的舰队调度就一直完成得非常漂亮，法军则是一片散乱——队形拉成了一条长线。11点，他发出信号让舰队做好战斗准备，贴近法军。11点50分，不列颠战列线的先锋开到了吉尚中路分队的对面。罗德尼升起了己方作战指令第21条的令旗：全队所有战舰向法军战列线逼近，各自找自己对面位置的敌舰作为交手对象。11点55分，他发出“交战”信号，接着又发出“近身交战”信号。

罗德尼把法军引到了自己最希望交战的位置。他要进攻的是法军战列线的后路和中路，以20艘战舰的火力集中对付12艘敌舰。不过他手下的军官们却并没有这样清晰的思路。前路军的舰长们以为，和对面敌人交手的意思是以不列颠前路军最前方的战舰攻击法军战列线最前方的战舰，后面依此类推。而罗德尼的本意是不列颠战舰转向正西方行驶，转向之后再攻击处在自己对面位置的法军战舰。在最前面领头的是舰长罗伯特·卡奇特（Robert Carkett），他误解了命令，冲向北面和敌军阵线之首的船交手去了，这与罗德尼的本意相差甚远。阵头第二艘战舰、前路军指挥官海德·帕克也跟着他一道行动。他确信自己是在依据罗德尼的指令行事，还斥责了那些猜出舰队司令真实意图的舰长。

与此同时，罗德尼从敌军阵线穿凿而过。他的旗舰“三明治”号（Sandwich，90）成了孤军，遭到法军旗舰和其他两艘战列舰的猛烈轰击。最终，“三明治”号船身中了70发炮弹，桅杆和索具损毁严重；她回击了3260发炮弹。就在罗德尼遭受猛烈攻击的同时，罗利指挥的后路军离开本军战列线掉头往南，前去进攻法军后路。

罗德尼彻底变成了孤身一人，说他大发雷霆也算是轻描淡写了。如果前路军能在他希望的位置发动进攻，然后后路军支援“三明治”号的行动，那么法军必将完败。而且这场战事还将成为皇家海军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此次溃败显露了舰队司令在相互协调、执行复杂的进攻计划时所面临的困难。帕克和前路战舰确实认出了攻击敌军后路的信号指令，不过那已经是数小时之前了，他们肯定地认为之后的调遣命令是在抵消之前的指令。罗德尼之后没有再重复那个信号，所以他们在进攻时还是按照惯例——前路负责定住敌军先锋，以免不列颠战列线腹背受敌。舰长们不应因为他们没能读懂罗德尼的意图，没能捕捉到他的战略眼光而受责罚。

但罗德尼确实将失败归咎于他们了。他大声咆哮道：“身为一支不列颠舰队行动却如此懦弱。”
[41] 他说，有太多不惜以胜利为代价也要让自己的舰队司令蒙羞的“渎职者”，这让他在战斗中无法掌控舰队。他把帕克说成“一个坏脾气的危险人物”，在政治上值得怀疑，做事“只求能勉强尽到自己的职责”，并认为4月17日他“有明显不遵旗令信号”的行为，是有罪的。从罗德尼对自己的第三司令约书亚·罗利的攻讦之辞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对麾下将领的态度：“我不知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狡猾诡诈的聪明人抑或听从指挥的庸人谁的危害更甚。如果罗利先生没有自作主张，在应该遵从命令的时候遵从命令，那么整个法军的后路和中路必定会被拿下。”

罗德尼的旗舰舰长沃尔特·杨（Walter Young）对豪等人发起的战术革命非常配合。理查德·肯彭费尔特深受豪影响，他自己还为英吉利海峡舰队发行了一本新的信号手册。这本新手册也被送到了罗德尼的西印度群岛舰队，不过正如舰长杨向海军部汇报的那样，“我担心他并不会留意这些手册……可能永远都不会阅读或研究它们”。
[42]

不过罗德尼之所以战败，不能归咎于复杂的现代旗语。诚然，试图在中军位置以旗语控制战斗进程才是他于马提尼克之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过战斗发生时，他才抵达驻防地两周稍多一点。他不了解自己的舰队，舰队将士也不了解他。旗语信号只有在执行事先计划好的行动时才会真的起作用。罗德尼原先确实有自己的计划，不过他没有对任何人说。他不喜欢有自己想法的舰长，只喜欢那些不动脑子只管服从命令的人。他是一个强调以威压迫使麾下舰长服从的独裁式将领。

马提尼克之战失败后，罗德尼开始演练自己的舰队。他想出一个新计划，让三甲板战舰和其他大型战舰在接到指定旗号后从自己的位置上撤离，再在战列线最前端重新列阵。他试图以此办法将自己的战列线变成一支攻城槌，击碎敌人的战线。但在那年他错失了另一次出战机会。9月，他率领舰队前往纽约以避开飓风季节的飓风。到那以后他又开始了自己一贯的可耻行径。罗德尼一向主张为皇家海军驻守北美洲的各式队伍设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他实现这一主张的方式颇为滑稽。甫至纽约，他就宣称自己的衔级高于本地的总司令——海军少将马里奥·阿巴思诺特（Mariot Arbuthnot）。罗德尼拿走了阿巴思诺特一部分赏金，还任命自己的手下到阿巴思诺特舰队中担任舰长。

现在，罗德尼成了海军中最讨人厌的家伙，没人想在这个暴君麾下效力。1781年，时任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三明治爵士想派一名舰队司令去做罗德尼的副指挥，结果所有候选人都回绝了。当此情形他找到了塞缪尔·胡德。

“他们是不是还打算给我派个卖苹果的老女人？”罗德尼满腹牢骚。
[43] 选择胡德似乎不怎么说得通，他当时57岁，军旅生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停滞不前了。胡德16岁出海，和豪、罗德尼以及大部分军官相比这已是“高龄”，所以他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绝大部分军官。他的海军生涯起步顺利，18世纪40年代他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指导他的就都是些杰出人物，另外他和政府成员的关系也发展得不错。形势看上去顺风顺水。与豪、罗德尼相似的是，他也在“七年战争”中作为一名积极有为的年轻舰长脱颖而出。他当时是“羚羊”号（50）舰长，在追击一艘和自己体积相同的法国战舰时成功迫使对方触礁。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一场追逐战中俘获了法军护卫舰“柏洛娜”号（Bellona）。不过到了18世纪70年代，他在政坛中的庇护者们要么已经不在人世、要么不再掌权，他的海军生涯随之停滞。

胡德后来成了朴次茅斯的哨舰舰长。1776年，他离开海上，担任朴次茅斯的海军处处长以及海军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海军行政长官。1778年的动员行动中，乔治三世曾到朴次茅斯巡视，对这位海军处处长的干劲和海事知识印象深刻。

或许胡德缺少家族背景和政治盟友，不过他有魅力和雄心，大量艰苦的工作让他赢得了国王的支持。他原本应该在处长一职上光荣结束自己平淡的海军生涯，不过胡德极力说服三明治，他认为自己不应被排除出晋升行列。他的技艺一直都没有生疏——给国王留下深刻印象即证明了这一点。与他履历相似的军官到了这个年纪或许已经在安享退休生活了，而他的机遇才刚出现。胡德的海军生涯此时才正式拉开大幕。

塞缪尔·胡德很久以前就熟知罗德尼了。1743年他在罗德尼当舰长的“鲁德娄城堡”号（Ludlow Castle）上做见习军官，1759年协助罗德尼攻打勒阿弗尔。他清楚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胡德坐着刚镀了铜的“巴夫勒尔”号（Barfleur，90）出发前往西印度群岛。

多年苦等之后，胡德担任舰队司令官的第一年却非常不愉快。问题早就存在了，它们源于与美国独立战争相关的海事问题。和此前数场战争一样，不列颠的战略依托是宣示自己主战国身份的权利、对法国和美国实施封锁，其中的关键在于阻止中立国船舰前往敌方港口与殖民地。尤其是，海军必须阻止海上补给通过波罗的海运到法国，不能让武器装备流入叛变的美洲殖民地。“七年战争”中，不列颠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权利，但现在她霸道的做法促使其他的海洋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她。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1780年联合丹麦、瑞典、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葡萄牙、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和奥斯曼帝国组成“武装中立联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宣示中立国的自由贸易权。

不列颠没有站在与欧洲对抗的位置上，不过荷兰的行为就另当别论了。加勒比海的荷属殖民地圣尤斯特歇斯（St Eustatius）是一处向美洲叛军售卖武器的大本营。根据1674年的《威斯敏斯特协议》（Treaty of Westminster），不列颠承认荷兰可以自由进行海军补给品贸易，战时依然如此。1779年，不列颠政府单方面撕毁条约，开始抓捕携带物资前往法国港口的荷兰船舰。荷兰人为此组织起护航队，不过皇家海军还是以武力俘获了他们的商船。荷兰人勃然大怒，转投“武装中立联盟”寻求帮助。不列颠向荷兰宣战。

罗德尼就是在这个时候动手的。他听说第四次英荷战争开始的消息后便争分夺秒地洗劫无比富庶的圣尤斯特歇斯。终其海军生涯，罗德尼一直都在成为了不起的舰队司令和贪求金钱之徒两者间徘徊。现在加勒比海成了他的糖果铺。

事情的走向在这里发生重大转变。当罗德尼在贪婪掳掠这座荷兰岛屿上的财富时，胡德被派遣到了马提尼克。胡德希望待在上风位伏击欧洲来的增援力量，罗德尼却把他调到下风位封锁岛屿，以防自己的战利品在从圣尤斯特歇斯去往不列颠的途中被法国船舰拦截。所以，当法国舰队司令弗朗索瓦·德·格拉斯（François de Grasse）带着20艘战列舰抵达时，胡德根本无法与之交战。因罗德尼的贪婪而错失了一场战斗，胡德十分愤怒，但他也忽略了自己经验不足的问题。胡德没有听从罗德尼的命令——每次派遣一艘船舰到圣卢西亚取得补给，所以等到德·格拉斯出现时，胡德的人马已经虚弱不堪。

罗德尼和胡德没能阻止德·格拉斯夺取多巴哥岛（Tobago）。庞大的法国舰队是不列颠的一大威胁源头，不列颠却并没有对其采取应对措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罗德尼7月回国，并派遣胡德带领14艘战舰去纽约支援司令官托马斯·格雷夫斯。所有人都以为德·格拉斯已经回国了，因此当胡德警告说法国西印度群岛舰队正前往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时，格雷夫斯震惊不已——康沃利斯将军（Cornwallis）的陆军正被乔治·华盛顿围困在约克镇（Yorktown）的这处海湾里。格雷夫斯没有足够船只可投入战斗，这要怪罗德尼和胡德没有提前警示他。格雷夫斯麾下可以战斗的5艘战列舰被编入胡德分队，9月5日，他们抵达切萨皮克湾入口。

德·格拉斯利用潮汐把自己的舰队带了出来。塞缪尔·胡德热衷于海战战术的分析，他后来说，自己本来可以在法军退出海湾时击溃其先锋，但格雷夫斯突然发现己方战舰在数量上远逊于敌军，于是花了很长时间组织战列线。到了下午，双方舰队都呈纵向战列线排列。不过双方战线并不平行，不列颠战列线有一处弯角，其先锋正和法军先锋、中军和后军处在同一条斜线上。4点，不列颠先锋和法军战列线最前面的4艘战舰交战。但是胡德率领的不列颠后军左舷离敌军太远，超出了射程。格雷夫斯同时打出两个旗号：保持纵队前进；实施近身作战。

格雷夫斯希望他的船舰能同时往右舷调转，然后各自冲向敌军战列线。胡德看了格雷夫斯的旗令后认为它们自相矛盾：要“近身作战”就意味着放弃纵列队形，调转方向进攻法军。他决定优先执行保持战列队形的命令，所以胡德率领的后军紧紧跟着领头船舰，完全没有加入战斗。又和马提尼克之战一样，混乱的旗号和低效的通信导致了失败。

这两次战役暴露出皇家海军的一处严重漏洞。海军部对战术问题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他们希望舰队司令各自制定自己的旗语和指令来指挥麾下分队。好处是，活泛的舰队司令可以依此建立一支团结紧密的舰长队伍，这些人精通战术，明白彼此之间的需要和能力。这是一种面对面式的领导和训练方式，军官们早在交战之前就学会了怎么行动，战斗进行到激烈阶段时也用不到复杂的旗令。不过这也意味着，一旦舰队换了新司令或者加入了新分队，整支舰队的战力就会跌至谷底。

格雷夫斯根本没有时间带着新加入的舰长们进行舰队演习，或者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旗令体系。灾难就此肇始。胡德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他经验匮乏，根本没有资格自作主张。胡德意识到这一点后往国内发了数封后来广为人知的控诉信，预先消解了人们对自己的责难。按照现代的说法，他有一项身为政治人物的杰出天赋：控制话语权。人们把责任归咎到了格雷夫斯头上，从此他的声誉再也没能恢复。

格雷夫斯回到了纽约。法美联军控制了切萨皮克湾，彻底包围了康沃利斯。等到格雷夫斯带着援军返回时，康沃尔斯已经投降了。这对皇家海军而言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时刻：法国掌握了海上控制权，在其推波助澜之下，不列颠的最后一支残余势力被逐出美国。

切萨皮克湾之战后，不列颠永远失去了美洲的这些殖民地。在格雷夫斯和胡德战败的同时，伟大的海将霍克逝世。霍勒斯·沃波尔说出了两者之间的关联：“霍克大人已逝，似乎没有哪个人能承其衣钵。”

胡德寸功未建，他将此归咎于他的上级长官。罗德尼将会回来继续担任司令官，不过在此之前都由胡德执掌舰队，胡德还有最后一线机会为自己赢得众人的注意，他绝不会浪费这个机会。返回西印度群岛途中，队中战舰的训练演习就一直没断过，胡德还召集舰长和副官们举行会议。他写给海军部的信件透着固执的自信：“不论他们有多少战舰，我都会找到德·格拉斯伯爵并与之交战。”

后来他得知德·格拉斯正在属于不列颠的圣基茨岛，29艘战列舰正停泊在护卫舰湾（Frigate Bay），胡德的机会来了。胡德视挽救殖民地为己任。他把自己作战方案的方方面面都和属下仔细商讨了一遍。他根据豪颁布的作战指挥条令制定了进攻敌军后军的战术，分队准备在1月24日一早利用天色作掩护，突袭敌军。届时舰队将以战列线阵形驶进海湾，一艘接一艘轮番轰炸敌军最后面的3艘战舰。

这样的进攻行动必须在事先充分演练，让所有舰队成员都知悉行动计划。但是胡德计划的执行并不顺利，打头阵的战舰碰上了对方的一艘护卫舰，奇袭告吹，德·格拉斯率队离开锚地，准备全歼这支弱于自己的敌军。

接下来的场景，后来成为不列颠舰队司令指挥过的最精妙的战术调动之一。

胡德写道，他的战斗计划尤其仰赖将士们的技艺和斗志，他从来没怀疑过他们。他派出一艘护卫舰向各艘船舰传达自己的作战指令。分队作势佯攻，一副接受德·格拉斯邀战正要出击的样子，但随后迅速驶向护卫舰湾。战舰纷纷抛下船锚，阵头的战舰紧贴着一处叫作格林角（Green Point）的狭小陆地停下。队中其他船舰依次排出一条战列线，这条战列线下面是一处水下沙洲。胡德计算过，这片沙洲可以容纳14艘战舰，其余的战舰沿着前面的战列线拐了个角，在水深更浅一些的地方抛锚。于是，胡德的战舰排成了一条曲线，阻止法国战舰再次进港，切断了他们和圣基茨岛上陆军部队的联系。每艘战舰上的绳子（俗称“弹簧”）都接续到了锚索末端，这样战舰就能够以一定的角度来回漂荡，使舷炮获得更大的发射角度。德·格拉斯被引出护卫舰湾后才发觉胡德从他手里窃走了这处海湾，而且面对对方摆出的曲线阵形，即使己方力量上占优也无法将其攻破。

这一手船艺精彩绝伦而又十分大胆。不幸的是，胡德的海军陆战队未能对这座被围困的不列颠要塞起到什么帮助，所以此次行动的战略意义显得微不足道。胡德也发现自己被困住了，陆上有强大的法国陆军，海上还有32艘战列舰封住了他的退路。

但是到了2月15日，德·格拉斯发现海湾中只留下了一排系着浮标、忽明忽暗的灯笼，竟找不出任何胡德曾在此出现的痕迹。14日，英军队中所有副官三次被召集到胡德的“巴夫勒尔”号上，仔细梳理行动计划的每一个细节。最后一次碰面的时候——晚上9点——他们对了表。然后一到11点，他们将所有船舰的锚索一齐切断，并在浮标上安了一只灯笼，这样看上去似乎船舰一直留在原地没动。据一位舰长所言，整支分队“排成一条线驶出海湾，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也没出现什么骚乱，直到我们离开4个小时后敌人才想起来查探我们的踪迹。中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真是再幸运不过了”。

4天后罗德尼抵达巴巴多斯。不出所料，胡德未以战斗方式杀出海湾，这令他不满，但胡德终究在圣基茨岛行动中铸就了自己的声名。他的那番教科书般的战术动作让法国人目瞪口呆。

第33章 打破战列线（1782～1792年）

胡德的行动虽然很精彩，但掩盖不了不列颠在西印度群岛所面临的危难局势。一支增援德·格拉斯的护航队已经从法国出发，船上装载了9000名士兵，准备进攻牙买加。这支护航队竭力避开罗德尼和胡德，最终抵达德·格拉斯所在的马提尼克皇家堡垒（Fort Royal）。

1782年4月8日，德·格拉斯带着36艘战列舰和庞大的运兵护航队悄悄溜出来。罗德尼和胡德率领33艘战舰追击。4月11日夜里，法国74炮战舰“虔诚”号（Zélé）撞上了德·格拉斯的旗舰“巴黎”号（Ville de Paris，104）。翌日，罗德尼派出4艘战舰追捕倒霉的“虔诚”号，但德·格拉斯列出战列线拦截不列颠战舰。罗德尼将上前追逐的战舰召集回来，同时也列出了自己的战列线。两军此时位于瓜德罗普岛和多米尼加岛（Dominica）之间，靠近桑特群岛，不列颠战列线往北行驶，法军往南。罗德尼举旗示意近身交战，舰队航向往右舷倾斜，向敌人贴近。

7点40分，不列颠阵线打头的HMS“马尔伯勒”号与敌军战列线的中军交手。两支行进方向相反的舰队迎面而过，互换舷炮。双方靠得非常近，以致法军水手都能听到对面船舰下达命令的声音。

不列颠先锋经过法军后军后继续向北。同时德·格拉斯谨慎地考虑到，如果自己的阵线继续往南就可能开到多米尼加岛的背风处，舰队将因为无风而被迫停在那里。他必须做一个U形掉头然后以曲折前进的方式北上，这样法军航向再次和不列颠舰队平行，而且是同向。8点15分，他打出信号让舰队转向下风，和敌军一样抢风航行。这个信号被无视了。半小时后，他再次打出舰队转向下风的旗令。麾下舰长们又一次无视他的指令。他们清楚，假如那样做，己方战舰将遭到不列颠舰队的猛攻，他们脆弱的船头会暴露在对手火力强劲的舷炮炮口之下。

正当法军战列线上下意见不一的时候，东风变成了东南风。不列颠没受什么影响，但法军战舰变成了逆风行驶，他们必须右转让船帆迎风受力。就在他们向右转的时候，战列线出现了缺口。

罗德尼舰队迅速抓住战机。HMS“公爵”号（Duke，90）移动到对手的下风处。罗德尼的旗舰——HMS“敬畏”号（98）直接从法军战线穿行而过。阵线更后面一些的HMS“贝德福德”号（Bedford，74）领着胡德指挥的后军分队穿过法军先锋。法军战列线三处被破，英格兰大炮毫不留情地朝着敌舰扫射。

那天法国人惧怕英格兰火炮是有原因的。罗德尼的参谋长总会给他带来好运。这次舰队得到了查尔斯·道格拉斯（Charles Douglas）爵士的帮助。道格拉斯是一名海军火炮专家，他对部分船舰做了重要改进。在其改进之前，战列舰上的重火炮有严格规定的发射线。炮筒必须要对准差不多处于静止状态下的目标并摆成正确角度，舷炮才能打出效果来。不过在两支战列线以相反方向擦肩而过时，战舰是没有时间瞄准敌舰的。道格拉斯在火炮甲板上做了一些实验性的改造，拆掉碍事的支撑装置，在每两处炮口的正中间安装带环螺栓，这样火炮在换角度时就能稳住。现在每门火炮的发射弧度都达到了90°。这意味着一艘战舰可以同时攻击数艘战舰，数艘战舰也可以同时攻击同一艘战舰。道格拉斯还对火炮本身做了改进，让它们变得更安全，也可以更快地填弹和发射。

因此在这场战役中，法军震惊地发现，他们还击一轮舷炮的时间，不列颠战舰能发射两轮。而且不列颠人穿行敌军阵线的时候漫天炮弹倾泻而出。今天我们只能确定“敬畏”号（90）、“公爵”号（90）和“骄傲”号（Arrogant，74）上的火炮做了最大发射角度的改造。它们冲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而且“敬畏”号和“公爵”号还破开了敌军阵线，这并非巧合。“骄傲”号对阵“巴黎”号的时候，法军旗舰位于不列颠战舰船头的位置，他们以为自己正处在英军的火力死角，但“骄傲”号发射舷炮后他们傻眼了。据道格拉斯估测，如果所有战舰都进行改造，英军能把德·格拉斯舰队的所有桅杆都给轰断。

重炮变幻莫测的发射角度所造成的出其不意以及心理压力令敌人付出了代价。此时法军阵线断成三截，战舰严重受损，被打得晕头转向。“敬畏”号切断敌军战线的时候能够向4艘敌舰扫射。海战中，扫射是最猛烈的攻击形式。“扫射”意味着自身战舰的火力可以集中轰击敌舰防守薄弱的船首或船尾。不仅敌舰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回击，而且己方的炮弹可以撕裂对方漂亮的镀金船身，捣烂这些闪闪发光的装饰物，炸开缺口，另外炮弹还会在对方甲板上四处弹跳，把他们的军械库和火炮甲板变成血腥的屠宰场。所以当“敬畏”号以及她身后4艘战舰如此轰击法军战舰时，胜局已定。

英军先锋已经脱离战场航行到北面去了，不过这并无大碍。惊恐之下的法军变得全无章法，遭受重创。停风期间双方舰队都对战舰做了修补。海风重起之后，罗德尼下令以纵列追击。之后他发出信号，令所有舰长自行追击并俘获敌舰。下午，4艘法军战舰投降，德·格拉斯带着剩余战舰全力逃跑。俘获的战舰中有一艘非常有价值，因为船上装载着攻打牙买加用的攻城器械。此前数天的战术行船以及早晨的疯狂杀戮，让两支舰队都疲惫不堪。

日暮时分，胡德航行到德·格拉斯旗舰附近，她已经被舰队余部抛弃，正遭受9艘不列颠战舰的轰击。胡德的“巴夫勒尔”号扫射“巴黎”号船头。直到船上火炮无一门可用时，法军司令官才降下了他的将旗。这是法军三甲板战列舰在历史上唯一一次于战斗过程中被擒。法军司令官站在破损的后甲板上等待不列颠军官过来，他是舰上为数不多的幸存军官之一。“巴夫勒尔”号舰长克兰斯顿爵士（Captain lord Cranstoun）登上“巴黎”号接收法军舰队司令的佩剑。当他走在甲板上时，凝固的鲜血浸没了他的鞋子。德·格拉斯成了一名战俘，因其在战斗中的英雄气概，他被带到伦敦时许多人为其欢呼。

罗德尼精疲力竭，一整夜都在小心谨慎地追击敌军。“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这一仗已经打得相当漂亮了，”他如是说道，并打出信号让麾下战舰暂停修整。
[44] 胡德还想继续扩大战果。罗德尼只在4月17日准许了他的副司令官追击败军。胡德竭力削弱法军西印度中队的力量，他俘获了2艘战列舰、1艘护卫舰和1艘史鲁普船。

舰队军医吉尔伯特·布兰（Gilbert Blane）巡视被俘战舰时，法军战舰的卫生状况以及船员糟糕的身体状况让他忧虑不已。
[45] 布兰是一名新式医生，是海军史上一位极重要的人物。当时学院派医生整日埋首于学习古典知识，布兰则依靠数据说话。他从随舰医生那里收集了海军船员发病的原始数据，并将之制成图表。他宣扬的理念是“环境整洁、遵守纪律是船员保持健康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想要治好已经生病的水手几乎是不可能的，预防他们生病却是可以做到的。布兰确保战舰可以保持清洁的环境和良好的通风，水手们定期洗澡并清洗衣物，同时船上定期供应新鲜蔬菜和水果。

罗德尼功不可没，是他把一名有激进理念的年轻医生带到了西印度群岛，并全力支持医生的改革。1780年罗德尼把布兰带入舰队时，队中服役人员为12109人，死亡人数高达1518人（占12.5%）。等到舰队和德·格拉斯作战时，队中有21608人，其中因病死亡的仅有23人（占1.3%）。拜罗德尼所赐，现在医生在海军中亦有了地位，他们对诸如环境卫生以及饮食等问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桑特群岛之战中，身体健康、营养充足的不列颠海员驾着清洁的战舰，打败了一支在交战前就已被疾病严重削弱了战力的法国舰队。

牙买加保下来了，不列颠在西印度群岛的地位亦随之挽回。桑特群岛之战重振不列颠海上大国的威名，国内为此大肆庆贺。伟大的辉格党政治家、不列颠外交大臣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誉之为18世纪最伟大的海军胜利。不过胡德很是恼火，他关心的不是有谁知道这场胜利，而是“一支庞大的舰队已被彻底击败，四散逃窜，却没有人追击，这种事情亘古未有。”
[46]

他严厉谴责罗德尼，把对方描绘成一个虚弱无力的老人，其身边需要一个得力之人。胡德继续说道：“（道格拉斯）要是能胜任驻防任务，那我都能做大主教了。”他的言辞话语——极为刻薄而又工于心计——总是能左右国内的人心和对历史的评判。如果4月12日是他负责指挥，他说，“不自夸地说，英格兰国旗早就挂上20艘敌军战舰的艏柱了”。
[47]

胡德一时间炙手可热。毕竟，这支在桑特群岛打了胜仗的舰队是在他的看管下磨炼出来的，队中军官参与过他的作战会议，队中船员也被训练至最佳状态。更重要的是，德·格拉斯是向“巴夫勒尔”号投降的。罗德尼晋封为贵族，胡德也是。乔治三世称后者是“这场战斗中最杰出的军官”，并调遣他的儿子威廉亲王到胡德麾下见习。时年24岁的“阿尔伯马尔”号（Albemarle）护卫舰舰长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恳求到西印度群岛为胡德效力。司令官很是擅长发掘新秀，于是为其安排了迁调。“我应该是胡德大人的舰队里最受宠的人了，任何一个年轻人在这样的情形下都会振奋不已，”纳尔逊写道，“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我，而且我深信，不论我向他索求什么他都会给我。”
[48]

但远在域外的胜利只能算是一个方面。不列颠本土海域的形势全然是另一副样子。扼守西海路、独霸英吉利海峡、封锁布雷斯特以及掌控直布罗陀海峡是不列颠帝国的基石。一旦失去这些基石，大量外来军火将涌进殖民地，在叛乱分子中泛滥成灾。法国舰队开始染指海洋控制权，不列颠亦面临入侵威胁。

统领英吉利海峡舰队和其他国内分队的一众司令官已经上了年纪，无力再建功勋。1781年，时年67岁的海德·帕克爵士与荷兰人在多格滩（Dogger Bank）附近打了一仗，不分胜负。之后他辞去了职务，并向乔治三世进言，提出海军需要更年轻的司令官和更精良的战舰。1782年，豪同意统领英吉利海峡舰队，条件是授予他子爵头衔并赏赐他的弟弟。这个指挥任务从未如此重要而又如此艰难过。一会儿他得在特塞尔（Texel）附近抵御荷兰人对波罗的海护航队的威胁，转眼间他又得带着25艘战列舰向西航行，因为一支由40艘战舰组成的法西联合舰队已经出了布雷斯特在外活动，他得保护商船护航队不受他们的劫掠。

不得已之下，豪只能再次利用娴熟灵活的战术机动来弥补船舰方面的劣势。7月，他察觉一支敌军舰队正在上风位摆出战列线，准备迎面重击从牙买加回国的护航队。豪领着他的小型舰队从兰兹角（Land’s End）和西西里岛之间狭窄险峻的海峡穿行而过，占据了敌人的上风位，从而打消了对方攻击护航队的念头。9月，他率领英吉利海峡舰队支援直布罗陀，彼处正在围困中苦苦支撑。如果能护送支援航队躲过战力远超自己的敌军舰队，进入直布罗陀海湾，之后再完好无损地把英吉利海峡舰队和军需船带回来，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多亏豪超凡的战术技艺，敌人对西海路的控制被瓦解，直布罗陀得以保全。豪的才干已经沦落到用于防守上，从中可以看出不列颠所面临的形势是多么惨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印度群岛的不列颠海军都被法国海军压制，精擅两栖作战的敌人夺去了一连串的殖民地。杰出的法国海军上将皮埃尔·安德烈·德·叙弗朗（Pierre André de Suffren）对东印度的英国海军亦造成重重压力。不列颠能在1783年战争结束时保住印度、加拿大、英属西印度群岛和直布罗陀，实属幸运。桑特群岛之战为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的不列颠挽回不少昔日声威。

战役结束后，罗德尼返回国内，之后再也没回海军效力，最终于1792年逝世。罗德尼在后人的印象中是个麻烦不断、脾气暴躁的人，是海军史上最具争议的舰队司令官之一。或许他对属下的态度颇为恶劣，在信号旗令上做法保守，但和同时代那些保守的学院派不同的是，他敢打敢冲，决策果断，能建实功。即便是对他抨击最厉害的塞缪尔·胡德也说，如果切萨皮克湾战役由罗德尼来指挥，不列颠很可能就赢了。“短短两年，”罗德尼写道，“我就拿下了两名西班牙舰队司令官、一名法军司令官和一名荷兰司令官。”
[49]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罗德尼的胜利在战术思想上给众人以触动。绝大多数的战列线战斗最后都分不出明确的胜负。不列颠海军通常率先发起战斗，战斗时积极主动且目标明确。法国海军在战斗时更偏向保持守势，故意打成平局。多数时候皇家海军赢得战术胜利后就罢手了，舰队司令官为了规避风险自然喜欢这种做法，不过这样是不够的。平局会令不列颠损失惨重，比如土伦、韦桑岛和切萨皮克的战役，都是因为没有彻底决出胜负而导致了整体战略上的灾难性后果。

月光之战教会了罗德尼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不列颠舰队占住下风位，敌人就跑不了。”
[50] 自17世纪50年代以来，海军遇到结成战列线阵形的正规战时都喜欢从上风位发动攻击，以平行战线和敌人船对船地战斗。历史表明，这种打法代价高昂且收效甚微。开始的时候进攻很困难，因为直接从上风位发动进攻，意味着在接近敌舰的途中船首会被敌方战线扫射。如果按一定的斜角接近敌军，等到中军和后军进入射程时先锋已经伤痕累累了——切萨皮克之战就是这样。位于下风位的舰队具备更多的防守和进攻优势，如果处于败势，受损战舰可以顺风悄悄溜走，整支舰队也可以借着风势逃离战场。如果下风位的战线是胜势，则上风位的敌人想要撤退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它必须逆风行驶，已经破损的战舰很难做到这一点。德·格拉斯的战舰在桑特群岛之战第一阶段时的形势就是如此，他们根本无法在不列颠战舰猛烈的火力下逆风行动。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诟病罗德尼白白浪费了这个有利位置。他是从下风位发动攻击的，不过在攻破法军战线后他转到了上风位继续发动猛击，这让已经一瘸一拐的法军战舰得以借着微风从他紧密的包围中四散逃离。如果他没有从德·格拉斯舰队当中穿行而过的话，法军就会被风困住了。

无论如何，强行穿过敌军战线促成了罕见的结果——在战列线交战中分出明确的胜负。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罗德尼肯定告诉过麾下舰长，击败德·格拉斯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多处击破其阵线。早先的马提尼克战役中，他就试图彻底颠覆指导战列线交战的正统说教，集中火力突袭敌军后军。此举旨在迫使法军中军和先锋掉头回援，这样对方前面两路战舰匆忙加入战斗的时候就会遭遇被扫射的危险。可惜，多数不列颠舰长还是牢牢抱着传统战列线阵形不放，这些老旧的战术理念如同母乳一样被灌输进了他们的身体，和法国人一样，他们都不愿从中走出来。

相比他们的敌人，不列颠占据很大优势——主要集中在航海技术和炮火方面，但这都被泥古不化的战列线战术给消解了。皇家海军最出彩的表现——两次菲尼斯特雷战役、拉各斯战役、基伯龙湾战役、月光之战和桑特群岛之战——都是竭力瓦解敌人阵形、制造混乱局面并从头到尾滚动轰击敌人的混战的产物。换句话说，不列颠司令官应当抛弃形式主义，在适当的时机散开自己的阵线，用近距离混战击溃已经晕头转向的敌人。

这些理念在保守顽固的海军中被视作危险的极端想法。豪在1783～1788年任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1790年，已经64岁高龄且饱受痛风折磨的他再次担任英吉利海峡舰队总司令。这一年，他奋斗一生的旗令改革随着他《战舰旗号手册》（Signal Book for the Ships of War ）的问世终于大放光彩。布莱恩·滕斯托尔（Brian Tunstall）赞誉此书是“姗姗来迟的杰作，不列颠海军中改革派军官对此期盼已久”。
[51] 他的这套旗令系统以彩旗对应数字，然后数字再对应豪新手册中的指令。从旗舰上用不同组合方式升旗、降旗发布命令的办法不再使用，舰队的信号手和舰长也不会再为此晕头转向了。数字系统——法国人已经使用了很久——相比之下要容易理解得多。

尽管没能打赢美国独立战争，且此战之后又是一段承平岁月，海军还是把革新实验进行了下去。不过它的对手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两者之间的数量差距也在缩小。1790年，不列颠有145艘战列舰，法、西两国海军合在一起也能达到这个规模。只是这种军备竞赛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就在不列颠满帆快进、把纳税人的税款肆意挥霍在海军上的时候，法国和西班牙正急速陷入破产的境地。不列颠和法西两国的差异之处在于，经历数代人努力的不列颠财政根基牢固，而且还有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的苦心经营。

美洲战事暴露了不列颠海军的短板，不过海军有能力自我补救。18世纪80年代，皮特与海军审计官、海军少将查尔斯·米德尔顿（Rear Admiral Charles Middleton）建立了良好关系。
[52] 审计官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他在任期间，更加严密地监管船坞，杜绝浪费和腐败行为。米德尔顿扼住海军杂乱无章的财务系统的要害，以强硬手段使其恢复正常秩序。和平期间，船坞中的劳力规模始终保持在战时水平，新舰建造、旧船维修的速度前所未有。他的目标是在任何情况下海军都保持在拥有90艘战列舰、90艘护卫舰的规模。米德尔顿是舰队镀铜的幕后推动者，此举之后，战舰不再需要频繁接受维修。一艘战舰的使用寿命是审计官整体构思中的一处关键所在。最后，贮存的巨量木料和缆绳堆垛高垒，朴次茅斯和普利茅斯建成了新船坞。

海战火炮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一种叫作卡伦炮（carronade）的速射火炮被引入堡垒以及战舰的舰尾。卡伦炮重量不大，短炮身，粗口径，没什么后坐力，火药耗费量小，并且只在近距离轰击时有效。因为使用时发射速度很快，近距离轰击敌人时破坏力极强，它得了一个绰号“碎裂手”。卡伦炮还可以转动，而且如果射出的是霰弹，就会让敌舰上层甲板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大片死伤。

研制出卡伦炮的是一家名为卡伦（Carron）的福尔柯克（Falkirk）制铁工厂，这是不列颠工业创新的一大胜利。卡伦炮首先应用于商船，并在米德尔顿的坚决主张下才引入海军，配备之后效果立显。HMS“彩虹”号艏楼上的卡伦炮仅用1发炮弹就让法军护卫舰目瞪口呆，被迫投降。卡伦炮安装在战列舰和护卫舰的上层甲板，有些小型船舰配备的唯一火器就是卡伦炮。这些额外增添的“碎裂手”并没有改变一艘战舰的等级，比如一艘74炮战舰搭载的依旧是74门传统长炮，卡伦炮并不算入。不列颠人偏好近距离作战，有了近距离发射的卡伦炮之后，他们变得越发令人生畏。

远距火炮也有变化。在托马斯·布洛姆菲尔德（Thomas Blomefield）的治理下，炮兵委员会（Ordnance Board）大幅改善了海军火炮的性能。他要求每门新炮在接收前都要试射30次。火炮构造方面也有改进，扳机代替了导火线，按照老式用法——以火绳杆或导火线紧贴着起爆火药——舰炮长（gun captain）必须待在火炮旁边，期待火药能成功着火点燃。新方法更为安全高效，因为舰炮长站在火炮后方，将其对准目标，等到时机成熟时猛地一拉牵索，以类似滑膛枪燧发机的机械装置点火，所以舷炮得以发射得更快、更准。
[53]

法国人至少用了20年才赶上英国的上述技术进步。造成两者差异的是不列颠先进的经济体系以及稳定的议会政府。它的工业，无论私有还是国有，正以难以估量的速度发展。每个皇家船坞所展现的干劲和有序组织以及用最先进火炮齐射的舷炮就体现了这一点。

米德尔顿希望彻底改革过时、臃肿的海军委员会，不过他在海军部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大臣豪——所以他的计划落空了。尽管如此，得益于他在行政管理上的积极作为以及皮特在海事防御上的阔绰投入，身处和平时期的海军仍然变得越来越强。

努力的结果有目共睹。1790年，西班牙试图将不列颠贸易商从北美洲太平洋沿岸驱逐出去，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努特卡湾争端（Nootka Sound Crisis）。与此同时，不列颠与俄国的关系恶化。不列颠发动战争动员后，海军机器轻而易举地就开足马力做好迎战准备，西班牙只好作罢。

风平浪静，人们感觉战火前所未有的遥远。1789年之后，整个法国陷入无政府主义革命，因为国内的动乱，法国似乎要被踢出这场争夺全球霸主的大博弈。到1792年，皮特在战后第一次有了削减海军军费的自信。

第34章 老将（1793～1794年）

不，不，我要感谢你们——征服者不是我，是你们，我英勇的伙计们。
[54]

——司令官豪，1794年6月1日

司令官胡德终于在69岁高龄时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1793年，大革命中的法国向不列颠宣战。当土伦民众起来反抗雅各宾派时，胡德迅疾出击。如果市民宣布拥护保皇党，他将第一时间提供武力支援。胡德占领了法国的地中海海军基地，并接管了那里的法国要塞和船舰，战争结束前它们都将由不列颠负责保管。

胡德麾下有一群非常杰出的年轻军官，他的舰长中有数名未来之星：霍雷肖·纳尔逊、托马斯·福利曼特尔（Thomas Fremantle）、乔治·基斯·埃尔芬斯通（George Keith Elphinstone）、托马斯·福利（Thomas Foley）、托马斯·特鲁布里奇（Thomas Troubridge）、本杰明·哈洛韦尔（Benjamin Hallowell）以及和胡德同名的表弟塞缪尔·胡德。这些人都有同一位可以学习取经的舰队司令官。纳尔逊这样评价他的司令官：“他自然是我所见过的军官当中最优秀的。所有事情都是如此明白无误，没有人会误解他。”
[55]

从政治层面来说，胡德以一名舰队司令官的身份占领土伦是极其冒险的举动。政府对此大为光火，他们并没有打算插手波旁王朝复辟的事情，不过胡德早已迅速决策，拿下了一半的法国舰队，一枪未开就让不列颠及其盟友可以自由前往法国南部。只是那里没有可用的地面部队继续开拓局面。

胡德还是一如既往地敢作敢为，他以土伦为基点将不列颠势力扩张到整个地中海。结果当雅各宾派的大队陆军人马（其中包括一名叫作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年轻陆军军官）围困此城时，土伦只驻有胡德中队三分之一的力量。所有防御都被对方碾碎，并且胡德撤离得非常匆忙，只带走了3艘敌军战列舰。9艘战列舰被焚，还有13艘回到法国人手中。英军一个比较出彩的行动是焚毁了数量惊人的木料储备，这让法国海军遭受重创。

胡德决心继续以这样正面主动的方式和对方斗争，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占领科西嘉岛（Corsica）。计划成功了，不过在实施过程中，他和其他海军将领一样故意疏远陆军司令官，一意坚持由自己担任最高指挥官且肆意干涉两栖作战行动。舰队司令约翰·杰维斯爵士也以类似的迅捷行动将法国人逐出了西印度群岛。

回观本土海域，大革命政府正处于艰难的分娩期，这给了豪检验自己战术理论的机会。1794年5月，他率领25艘战列舰在西海路上追捕一支护航队，后者正要将产自美国的谷物运往忍饥挨饿的法国救急。豪没能找到装载谷物的船舰，但在5月28日，他知道了负责护送的法国舰队正在韦桑岛以西400英里处，指挥官是路易·托马斯·维拉雷·德·乔伊斯（Louis Thomas Villaret de Joyeuse），其船队共有26艘战列舰。

两支舰队忽前忽后地僵持了好些天。后来在6月1日拂晓时分，豪占据了上风位。3点50分，他开始调整舰队排出战列阵形，让每艘战舰都能朝向一个合适的目标。7点25分，他打出旗号34，即穿过敌军战线并在下风位与敌人交手。8点25分，他打出旗号36，即各舰驶向对面敌舰并与之交战。9点24分，两支舰队平行纵向排列。豪在战斗指令发出后让护卫舰重复指令，将巧妙的作战计划传达至整支舰队。

豪计划从法军阵线穿凿而过，然后从下风位继续进攻，这将彻底打乱敌军阵形，封死他们顺风逃跑的退路。战斗进行到尾声时，破损严重的法军战舰无力再顶风前进，只能成为豪的囊中之物。豪的行为之所以显得如此激进，是因为他没有像桑特群岛之战时的罗德尼那样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穿过敌阵。这一次每艘战舰都从敌舰之间驶过，同时对其扫射，然后不列颠战舰会在敌军阵线另一边重新集结成阵线。英军的大胆之举彻底震慑住了法军。豪将变换位置时——从上风位变到下风位——的进攻优势和交战时占据下风位的种种益处融合到了一起。精彩绝伦，这是豪倾其终生所学战术打造的终局之战。

破开敌军战线先锋时冲在最前面的是不列颠战线中的第7艘船——HMS“防御”号（Defence，74），她从“穆修斯”号（Mucius，74，法军战线第6艘）和“图维尔”号（Tourville，74，第7艘）当中穿过，同时扫射旁边的两艘敌舰。然后HMS“马尔伯勒”号（74，英军第6艘）采用了同样的动作。豪位于中军分队的旗舰“女王夏洛特”号（Queen Charlotte，100）冲着对面的敌人“蒙塔尼”号（Montagne，118）和“人民复仇者”号（Vengeur du Peuple，74）猛轰开路。刚破阵而出，她就盯着“蒙塔尼”号近身相搏。HMS“布朗斯维克”号（Brunswick，74）像针一样刺破敌军阵线，沿途向“阿喀琉斯”号（Achille，74）扫射，同时猛攻“人民复仇者”号。但她的船锚被“人民复仇者”号的索具缠住了，两艘战舰就这样近距离直接对轰。后面的“皇家乔治”号（100）和“光荣”号（Glory，98）贴着开了过去。

只有7艘战舰击破了法军阵线。部分不列颠战舰由于在前几天的冲突中受损，仅与敌舰胶着，而没能越过阵线。有艘战舰冲过了自己在战线中的位置，失去了机动的机会。有些舰长似乎没理解豪的指令，依旧照着传统方式和对方打阵线战。还有一些舰长进行远距离进攻，只是白费力气。还有一小部分舰长甚至都没有加入作战行动。有一名舰长带着战舰去找他兄弟——“布朗斯维克”号的舰长去了。

“光荣的6月1日海战”（Glorious First）中，部分区域的战舰打得还是十分激烈的，因为豪原本的战斗方案落空，战斗成了一场自由厮杀的混战。数艘战舰相互缠住。“布朗斯维克”号和“人民复仇者”号离得特别近，以致她的炮口被封，炮弹只能透过扣紧的盖板射出去。双方所有桅杆都彻底报废。HMS“俄里翁”号（Orion）和HMS“女王”号进攻法军战舰“诺森伯兰”号，轰断了她的桅杆。“女王”号又和“热马佩斯”号（Jemmapes）交手，之后她赢得了这场双舰对决。当天收场时，“热马佩斯”号所有桅杆全断，“女王”号主桅损毁。率先刺穿敌军阵线的两艘不列颠战舰——“防御”号和“马尔伯勒”号，到战斗结束时所有桅杆无一幸免，得靠其他船牵引才能移动。表现英勇的“布朗斯维克”号有23门炮报废，舰上扑灭了3起火灾，她的后桅和船首斜桅被毁，主桅损伤严重。“女王夏洛特”号周遭战势凶残异常。遭受连续猛击的“蒙塔尼”号已是岌岌可危，被迫离开战斗。豪的旗舰轰击了“雅各宾”号（Jacobin）、“共和党人”号（Républicain）和“正义”号；她周围聚集了12艘法军战舰，而这些战舰要么被打成了瘸子，要么船桅尽数损毁，无一幸免。

豪已经连续5天指挥调动舰队，主持了数场战斗，他必须靠参谋官们的帮助才没有昏倒在后甲板上。他的参谋长罗杰·柯蒂斯（Roger Curtis）后来遭到指责，认为他任由部分已经严重破损、走走停停的法军战舰回撤，随后被“蒙塔尼”号保护起来。不列颠舰队试图俘获7艘法军战舰，其中“人民复仇者”号遇上杀气腾腾的“布朗斯维克”号后被击沉了。

双方舰队破损严重，无力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年迈的豪耗尽了力气，不过舰队中所有人也都和司令官一样精疲力竭。为了作战，船舰已经被清空超过三天了，其间所有床铺和私人物品都被堆放起来，牲畜被扔下船，厨房里的火也熄了。漫长的战斗过程中，或许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能有休息的时间，但再也没有食物和舒适的环境了。等到战斗全部结束后，幸存者们因为连续不断的舷炮声暂时性失聪，每个人（豪所在的是下风位）都被硝烟熏得乌黑，战舰支离破碎，亟须修补。军医的船舱里满是奄奄一息的船员。

不可能再有进一步行动了。法国人很幸运，谷物护航队终于抵达，避免了一场饥荒。不列颠共俘获6艘敌舰，为大捷而欢欣鼓舞。约7000名法国水手阵亡或被俘，豪舰队伤亡1200人。有大量画作和印刷物描绘了这场战役，图画中被毁的战舰让公众们感受到了这场战斗的恐怖与惨烈。不列颠舰队的部分战舰在战斗中陷入混乱的一个原因是战斗刚打响许多舰长就阵亡了。先锋中有两名新晋升的舰队司令官受了重伤，其中一个还丢了一条腿。其他舰长都或亡或伤。HMS“女王”号——交战最激烈的战舰之一——舰长约翰·赫特（John Hutt）因为前一天的伤势已处于弥留之际。HMS“布朗斯维克”号舰长约翰·哈维（John Harvey）先是失去了右手，之后后背又刺进一根木头碎片，然后被一颗实心弹击碎了手肘。他在甲板上一直待到整场作战临近结束才离开，后来死在了朴次茅斯。

豪的计划虽然没有朝预期方向发展，但他耗费数天时间的战术机动为自己争取到了优势，并以强势地位逼迫法国人激战一场，凭借航海技术和炮火优势击败了法军。不过法国人也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将护航队安全护送回本土——而且部分原本眼见要牺牲的战舰也被解救回去。

胡德和豪都老了。胡德从地中海回国后，因为向自己辖区派遣增援的问题与海军部发生争论而被解雇；豪继续领导英吉利海峡舰队，直至几年后因身体虚弱被迫回到陆地。“光荣的6月1日海战”成为他参与的最后一场重大海战。

海军司令官于18世纪晚期所面临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在胡德的地中海行动和豪的胜仗中得到充分体现。胡德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成为一名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司令官。他的果断行动保住了土伦——绝大部分海军将领面对这等风险巨大的行动都会犹豫不前。后来丢了土伦是因为他可以动用的力量太小，不足以掌控这个广阔战区。

豪被乔治三世称为“科学的”舰队司令，他的雄心是打造一支在战斗时绝对服从他命令的舰队，从而以十分冷静的方式摧毁敌军。将风帆时代的海战与下棋等同是不可能的，豪也从“光荣的6月1日海战”中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苦心经营的旗令没能转化成完美的战术机动。他的战术构思乃是气势恢宏的杰作，绝大部分舰长没有理解其中捭阖纵横的精妙之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就算真的理解了，他们也会觉得这是自寻死路，因为他们不是可以任意移动的棋子。和胡德以及之后的纳尔逊不同，他没能带起一支深受激励的军官队伍，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构想。他在1794年打了一场大胜仗，不过那和胡德的土伦行动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永远无法消弭。

18世纪晚期，许多军官和政客视海战战术为一门“科学”。肯彭费尔特、扬、格雷夫斯以及豪想要积极效仿法国人规整、精准的特质，对方在舰队战术机动方面已是炉火纯青。看态势，似乎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也会被运用到海战上。像豪这样的舰队司令们试图把科学理论运用到战术上，用前所未有的复杂旗令改进指挥控制系统。

他们看错了方向，是一个局外人指出了问题所在。罗德尼的军医吉尔伯特·布兰写道，法国人“以思辨精神”发展出大量的海战理论，并研究出简洁、精准的旗令模式，他们“将科学原理应用到”造船上，所以他们的舰队司令在指挥自己性能卓越的战舰进行战术机动的时候，就像在俯瞰整个舰队。但是，依布兰所言，“精湛的航海技术绝非他们所长。他们的战舰没有纪律、空间不宽敞，甚至连体面也算不上。当需要个人表现和沉着冷静这些近战要素时，我认为他们束手无策”。
[56]

海战不是一门科学，不是学院里坐在扶手椅上的战术家能教出来的。实战时会有太多因素搅乱事先设计好的完美计划，可能令旗耷拉着别人看不到，可能司令官因为雨、雾、硝烟和自己的属下失去联系。船舰航向会因为反复无常的海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战舰在战斗中破损之后会变得难以预料，从而可能会破坏阵线、搅乱战术机动。从本质上来说，风帆时代的海战变数太多，集中指挥只是一个幻想。舰队司令官必须具备一些其他能力才能取得胜利。重中之重的是他要意识到自己指挥的是一个个个体——战舰、舰长、军官和水手每个都作为个体存在。这些组成舰队的个体在航行和战斗时，司令官是无法直接控制他们的。一名舰队司令得设法与属下们交流自己的战术思想，动员他们朝着一致的方向战斗。相比精妙的战斗预案、繁复的战术机动和对舰队的绝对控制，在动荡混乱的海战中的团队合作、航海技术、训练和积极主动要有价值得多。

舰队指挥权集于一人、依照理论作战的尝试在18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十分盛行，甚至使得皇家海军偏离了自己最擅长的近身硬战战术。桑特群岛之战时罗德尼再次告诉了人们皇家海军在这方面的优势，他放手让舰长们自由作战，不再用硬性规定和烦琐的旗令抑制他们。演练、激励、良好的营养和健康的身体，有了这些不列颠水手的战力便能达到顶峰。这是霍克勋爵在“七年战争”中波澜壮阔的布雷斯特封锁行动后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直至过了很长时间、历经很多劫难之后，它的价值才重新被人们发现。

本书这一部分描述了三位舰队司令，他们所彰显的杰出品质对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关重要。罗德尼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具有天生的战术意识；胡德领导才能出神入化，政治方面敢作敢当；豪是一个聪明诡诈的战术家，能非常耐心地考虑到海战事务的每一个细微之处。他们全都不讨人喜欢。罗德尼性情反复、贪婪；胡德唯利是图，对上级毫无忠诚可言；豪对待下属冷漠疏远。

他们全都为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并设立了一套新的标准。许多有杰出战功的舰长都曾随罗德尼在西印度群岛，随豪在英吉利海峡舰队或者随胡德在地中海效力过，在他们麾下当见习军官、副官和初级舰长。纳尔逊从胡德和豪那里所获甚多，他这样比较他们：“英吉利海峡舰队必定惋惜胡德勋爵的离开，他是最好的长官，像他这样的军官乃是英格兰最值夸耀的人物。豪勋爵无疑是管理舰队的一名伟大人物，不过也仅限于此。一名舰队司令可能会遭遇的任何形势，胡德大人都能很好地应付。”
[57]

尽管罗德尼有很多不足，不过他才是那个需要被超越的舰队司令。

第11部分 至亲袍泽

第35章 鸡蛋和培根（1794～1795年）

我曾经得到过他们的欢呼，现在我赢得了他们的心。
[58]

——舰队司令纳尔逊，1805年

海战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胜利于1798年8月1日发生在埃及的阿布基尔海湾（Aboukir Bay）。炮火于晚上6点15分开始轰鸣，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当晚10点30分左右，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爵士被一片金属片击中额头，他被迫从后甲板上退到伤员舱由军医照料。不过眼下这场疯狂杀戮被淹没在沉沉夜色之中，他也根本无法从旗舰上指挥战斗。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纳尔逊一共只发出过9个信号。和任何一场战斗一样，战斗打响时，司令官再想对战斗结果造成什么决定性影响已为时过晚。在那些伟大战役之前的年月里，纳尔逊已经与自己的水手们和军官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到了关键时刻所有人都明白该如何行动。1798年他所率这支分队的舰长都是皇家海军中最优秀的精英，纳尔逊清楚他们的能力，而舰长们也清楚司令官对自己的期望。仅数小时，法国舰队就被彻底击溃，拿破仑的野心宣告破灭，不列颠趁机一举夺下地中海的控制权。

纳尔逊没有阐述详尽的战斗预案，也没有一套复杂的旗令系统。他的军官们了解他的战斗模式，他的士兵时刻追随他的脚步。一场战斗是一段进程的结果，而这段进程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豪提及尼罗河战役时说：“这场战斗最非凡卓越的地方在于他（纳尔逊）队中每一名舰长的杰出表现。每名舰长都有同等的机会，通过相同的方式让自己脱颖而出，这种事情还是第一回出现。”
[59] 纳尔逊的旗舰舰长爱德华·贝里（Edward Berry）写道：“摸清敌情之后，他们（舰长）不需要进一步的指令就能明白司令官准确的想法和意图，因此旗令就变得不那么必要了。”
[60]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在战斗时随意发挥，舰长们之所以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像纳尔逊这样水准的领导人。尼罗河战役时，皇家海军有世界上最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有完善的组织和资金支持，军中将士是天下无双的航海者和斗士。这些品质让不列颠具备了巨大优势。不过还得有一个纳尔逊这样的天才，才能把它们整合到一起，释放出海军的每一丝力量。

要解释清楚震撼人心的尼罗河大捷，有必要把时间拨回到4年前。1794年7月。HMS“阿伽门农”号舰长霍雷肖·纳尔逊正担任舰队司令胡德袭击科西嘉岛行动的先锋。纳尔逊当时在地面上围困卡尔维，敌人一枚加农炮炮弹坠地后激起一阵卵石和尘土，正好溅到了纳尔逊脸上。纳尔逊的右眼没有被毁，但一片碎石弄裂了一条血管，导致视觉神经受损。最后舰长右眼失明。

纳尔逊在告知胡德自己伤势的信中写道，在沙滩上，他看到水手们从运输船往岸上搬运补给品，非常艰辛。
[61] 身有伤痛、担负着指挥官职责的纳尔逊命令手下们喝些葡萄酒解乏。

这是战争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很好地显示出他的领导风格。法国革命军重新占领土伦后，英军的地中海行动变得十分吃力，难见成效。豪刚在“光荣的6月1日海战”中痛击法军，胡德舰队正在进行一场漫长艰难的战役。没有胜仗，也没有战利品赏金，士气开始涣散。“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荣誉和腌牛肉。”
[62]

“阿伽门农”号的后甲板成了他的舞台，在那里，舰长纳尔逊把他的为将之道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地中海服役期间纳尔逊本来可以用上更大、更负盛名的战舰，但他推掉了这份荣耀：“如果‘阿伽门农’号一直坚守在我身旁，我也同样会坚守着她。”
[63] 麾下军职人员是他亲自挑选的，三名副官以及所有专职人员（除了军医）早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于西印度群岛时就为他效力了，那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护卫舰舰长。他的见习军官是从自己的诺福克同乡和亲属中挑选的。这艘战舰上的军职人员是一支聚合力非常强的队伍。

船上的水手则不一样，“阿伽门农”号上只有一半的船员是老练海员。这个比例似乎有些低，但已经足够了。半个世纪以前，爱德华·霍克执掌HMS“贝里克”号时报告说，他的船员“是一帮非常矮小、虚弱、瘦弱的家伙”，多数人“从没在海上待过，几乎全无用处”。不过仅仅用了半年，这些船员就成了精锐部队，在土伦战役中声名大振。好的舰长总能把一无是处的募兵变成可靠的水手，纳尔逊在“阿伽门农”号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相对而言，教旱鸭子和小男孩如何在船舰高空处干活、如何操控火炮还是一件易事，更难的——也至关重要的——是教会这些新兵和被强征进来的心怀不满的家伙们学会绝对服从命令，这是一艘船保命和战斗的根本。船舰运转起来如同一架上足了润滑油、嗡嗡响动的机器，整体的顺畅运转需要每一个部件都能发挥作用，这样的战舰才是海军战力之倚靠。

要实现这一点，可以用严厉粗暴的士官和惩罚一直威胁压迫船员干活。有时确实需要这样，但这不会让船舰有任何改善。当时一位老练的水手写道：“一个赢得船员爱戴的舰长可以创造奇迹，反之则会失败。”
[64] 有一名舰长描述自己的职责是“把所有人融合到一起，消解船员之间因为不同性情和习惯而产生的不和谐”。
[65]

17世纪以来，战舰上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伙食还是不好，薪水也不按时发放，水手们在拥挤的甲板上用餐，而餐桌就排列在火炮与火炮之间的空当里。吊床也只能放置在仅有14英寸宽的地方。
[66] 他们和一个世纪以前的先辈们一样，渴望酒、新鲜食物和女人，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依旧在用他们的“罩衫”换葡萄酒和女人。船员一天能拿到两份定量的“格罗格”，也就是每天半品脱朗姆酒兑水冲淡后的饮料。整个生活辛苦单调，中间也掺杂些其他的事情，靠岸时船员们会到岸上疯狂一阵，还有跳舞、唱歌和战斗。

和17世纪的船员不同的是，战舰上穿军装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安森改革方案的推行，舰队司令、舰长和副官都有了自己的制服。1787年，见习军官、委任官及其副手也获得了这项特权。越来越多的军职人员有了手足之情，船上的等级制度愈加稳固。熟练海员没有规定的军服，不过有统一的服色。水手喜欢穿蓝色短夹克、彩色马甲、格子衬衫、一条颈巾、条纹裤或者白裤，再加一顶圆帽或者蒙茅斯帽。

自巴尔萨尔佩和肖维尔时代起，海军变化最显著的地方就是纪律。船舰的环境更为有序、整洁，船上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有章可循。水手长及其副手们粗暴随意的行为在减少。当然约束还是无处不在，只不过换了表现形式。与17世纪相比，皇家海军的舰载人员训练更为完备，演习频率更高，与同时代其他国家海军相比也更胜一筹。18世纪，军官和水手的关系有了变化。对领导能力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水手们对以身作则的军职人员响应积极，他们以自己的战舰和舰长为荣。

团队协作是船队正常运作的关键。整体来说，一艘船就是一支团队，不过在团队内部还有许多组织严密的小团队。船员的划分方式有很多，他们可能是一起值勤、吃饭的六人小分队，可能是负责同一门火炮的组员，可能在空中作业时有相同的惯常位置，可能在同一艘舰载小艇上执行任务，有些船员负责协助有特定技艺的人，比如木匠、制帆手、箍桶匠以及炮兵。上至舰长，下至年幼的侍者，船上有着等级分明的人际关系。其他形式的等级制在船上也随处可见：每根船桅、每门火炮都有自己的“长官”；每个分队都有一名见习军官统领，自他往下还有一层层的指挥系统。各舰长之间很喜欢攀比争胜：船帆张开有多快、指定时间段内可以发射多少轮舷炮、战术机动完成得有多到位。每艘船舰内部也有同样的竞争。无论划分方式如何，每支小队都想超过它的对手们。

“不要松懈，”纳尔逊说，“一言一行都要迅速利落。”
[67] 舰长们必须让自己的船员时刻保持忙碌的状态，否则他们会滋生不满情绪甚至引发更糟糕的情况。护卫舰要接连不断地执行巡逻、侦察以及为商船护航的任务，有很大机会累积战利品奖金。它们配备的是最优秀的船员以及军官队伍中的精英力量。战列舰有时会参与看不到尽头的封锁作战，或者持续很长时间的驻守行动，所以让这些船舰上的船员保持积极性要难得多，得通过例行事务和演习保持军纪、激励士气。船舰每天都要清洗打扫，湿润甲板，然后“磨石”（用砂石擦洗），最后用墩布将之擦干。不列颠战舰以卫生整洁著称于世，卫生整洁的环境自有其益处，同时还让船员们一直有事可做。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战舰战斗时需要有人发射火炮，所以它的船员数量要比商船多得多。纳尔逊的密友卡斯伯特·科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说他的目标是“让我的船员们都忙着干活，每天只顾着完成手中的工作，没有多余时间想他们自己的事情。”
[68]

训练良好的船员队伍在干活时会表现得默契而又安静，耳边只会听到舰长的声音，并且只有他（或者负责监督的高层军官）在下达命令。有一位水手回忆说，一切都在不声不响地进行，“只要服从已有的明确安排就可以了；做事时有序、精准、严谨、熟稔”。还有一人回忆说，“HMS‘巴夫勒尔’号上除了舰长，其他任何人都不准在干活的时候说话，我见过‘巴夫勒尔’号放锚收帆的情景，就像变魔术一样神奇，除了舰长的声音之外听不到任何其他人的说话声”。
[69] 舰长托马斯·哈迪（Thomas Hardy）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仅以手势下达命令，整艘“胜利”号死一般沉寂。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每个人都极为熟悉自己的确切任务，并能和同伴们协调完成。这是不断的操练和长年累月的经验造就的。“在这套日常工作制度之下，”海员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写道，“我习惯了繁重、艰苦的水手生活。不论情绪多么烦躁，我都能坚定地服从命令。”
[70]

每天都有一通鼓声把船员们召集到他们的战斗岗位。弗朗西斯·斯皮尔斯伯里（Francis Spilsbury）是一名战舰军医，他留下了这样一段关于炮火演习的描述：

鼓声响起后，船员迅速奔往各自岗位。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始终如一，这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相信自己所能发挥的力量，令许多混乱局面得以避免。做得不合格的人自然免不了要出差错，如果因为不清楚自己的职责被大副责骂，即便是弹药搬运工也会为此羞愧。这类场景下不会有人多说话，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指挥官发话。
[71]

从1745年开始，皇家海军的每一艘战舰都必须按规定进行日常炮火操练。不会每天都真的开炮——那样代价太高昂了——但会把船员召集到他们的战斗岗位，拉出火炮。要在作战时保持火炮持续稳定地发射，得依靠蛮力和机械、重复的动作。18世纪的火炮发射频率一直在不断进步。

不列颠战舰上一门32磅火炮配备7人，它的长官负责瞄准和调整发射距离，当火炮被推向打开的炮口时，滑车的轮子会发出十分独特的声音——一阵不祥的、紧迫的辘辘声——预示着战斗即将开始。一旦炮弹射出，3吨重的炮身猛地退回，并且激烈蹦跳起来，整艘船都为之震颤。炮口两侧安有铁环，上面系着粗绳，以此抵消其后坐力。与此同时，火炮小组的人会死死拉住滑车，防止火炮再往前冲，然后他们会把系着硬绳的海绵塞进炮筒里夯实，除掉所有火星。下一步是把弹药筒——用纸包着的火药——塞进炮筒夯实，紧接着再塞入旧绳子做的炮塞，再就是加农炮炮弹，最后还要再加一层炮塞防止炮弹滚出来。一部分组员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长官在火炮另一头把空心管穿过点火孔刺入弹药筒。他在空心管中倒入足量火药，点着后就能引燃弹药筒中的火药。空心管上装有燧发机，它连着一根系索，且被扳到待发位置。

火炮重新做好发射准备。此时小组成员必须把这个3吨重的火炮拖到炮口，有时因为战舰发生倾斜，他们还得沿着木头斜坡往上拖。辘辘声又一次响起，不过战舰已然进入战斗，所以和第一次不祥的开战征兆声比起来已经没那么明显了。火炮长可能会指挥组员用铁柄升高炮筒，然后在下面放上楔子（防止滚动）。有时火炮可能还需左右来回移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他猛一拉系索，一声怒吼之后，硝烟弥漫，炮身又猛烈弹回。之后再一遍遍重复前述过程。完成这些繁重的体力活时，船员们一直保持蹲姿，因为下层甲板最高也就5英尺6英寸，而且十分拥挤。目标和射程的命令由见习军官从后甲板一路疾跑送过来，或者直接听驻守在甲板上的副官喊出命令。

再往下，在吃水线以下的安全区域，没有特定任务的船员以及女人正在协助炮兵的副手们制作新的弹药包。每门火炮配有一名男孩，俗称“药猴儿”，需要的时候他们会从火药库舱口的椭圆盒子——一个木制圆罐子——中拿出炸药筒，然后沿着走廊把它们带到自己的火炮小组那里。火炮甲板上放置太多火药会很危险，所以需要药猴儿接到命令后从相对安全的火药库将弹药筒取上来。椭圆盒子的设计能确保火药不会沾上任何火星。加农炮炮弹则一直放在火炮附近。

火炮瞄准不需要什么精准度，其发射频率才是影响战果的关键所在。因为时常演练，强悍的不列颠水手们能像机器人一样战斗，即便轰鸣不断、热浪窒人，即便敌人的炮弹穿透船身、同伴在身边倒下，他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战斗甫一开动，这架巨型机器的所有齿轮就开始转动。维持船员们工作的是一种固有的节奏。一旦进入这种节奏，他们完全察觉不到其他任何事情。本杰明·哈洛韦尔是尼罗河战役中纳尔逊麾下一名杰出的舰长，他“很清楚，一旦船员开始使用火炮，再让他们停下来就困难了”。交战初期，战力仍旧充沛的船员们每一分半钟就能发射一轮舷炮，全世界都因此对皇家海军心存畏惧。

成千上万名训练有素的海员所表现出的纪律、秩序和团队合作，是不列颠海军的根基。正是因为这些品质，不列颠海军才有了快速的战术机动、高频率的火炮发射以及坚强的战斗意志。

皇家海军中没有哪两艘战舰是完全一样的，每艘战舰的舰长和军职人员在能力上也各不相同。有些人采用的是粗暴野蛮的领导方式。纳尔逊的“阿伽门农”号则是战舰中运行良好、气氛欢快的典型。有些水手们感觉很难念出自己战舰的名字，“柏勒洛丰”号成了“流氓比利”（Billy Ruffian），“波吕斐摩斯”号（Polyphemus）成了“无耻波利”（Polly Infamous）。“阿伽门农”号成了“鸡蛋和培根”（Eggs and Bacon）。他们以身为“鸡蛋和培根”人——正式称呼是“阿伽门农”人——而骄傲。

同样纳尔逊也因为他们而感到骄傲。“现在不列颠海员都应该像我的海员一样……几近无敌。就算只有豌豆，他们也会认真把它射出去。”
[72] 船员们愈加爱戴敬重他们的舰长。“他平易近人，举止尤其和蔼友善。没有人担心自己会触怒他，但每个人都担心没能让他满意。”
[73]

“阿伽门农”号前往地中海时，纳尔逊已是一名有经验、有能力的舰长，但他在同侪中并不是那么超拔。地中海行动让纳尔逊成为一名杰出的舰长和高级官员。他一生中一直都很好学，也十分幸运，不断有良师把他推至更高的境界，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舅舅莫里斯·萨克林（Maurice Suckling）。1771年，13岁的纳尔逊跟着萨克林上船，后者当时是诺尔（Nore）的哨舰舰长，负责守护通往泰晤士河口的航道。萨克林明白，这个孩子待在驻地受到的教育将很有限，所以他把纳尔逊调配到一艘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上参加为期两年的境外远航。之后纳尔逊参加了海军的北极探险，任舰载小艇的舵手。这之后他在HMS“海马”号（Seahorse）上待了两年，此舰当时在东印度。1776年纳尔逊因病回国，时机恰到好处。他回国后得知萨克林升任海军审计官。18岁时，他成为一名代理副官。翌年，他通过副官考核并加入HMS“洛斯托夫特”号（Lowestoffe，32），任第二副官。1777年，“洛斯托夫特”号前往牙买加支援对美洲殖民地的封锁行动。

“洛斯托夫特”的舰长威廉·洛克（William Locker）对纳尔逊影响深远。洛克年轻时是伟大的舰队司令霍克的门下弟子，参加过基伯龙湾战役。洛克和纳尔逊关系十分亲密。1778年，纳尔逊转到了舰队司令皮特·帕克（Peter Parker）的旗舰上。没过几个月，他成为一艘布里格帆船的指挥官，之后不久升任“欣钦布鲁克”号（Hinchinbrook，28）护卫舰舰长，时年21岁。

战事期间在西印度群岛做一艘护卫舰的舰长对一个积极上进的年轻舰长而言实在是美事一桩。纳尔逊从数位顶级水准的导师那里学到了航海技术和海军管理的精髓。现在作为一名护卫舰舰长，他可以独立行事了。他的职责是执行护航任务，参与袭击西班牙领地的两栖作战。胸怀大志、有进取心的军官如果想要打出自己的名声，护卫舰是他们的不二之选。他指挥的下一艘战舰是“阿尔伯马尔”号（Albemarle，28），先是在北美，后转到西印度群岛在胡德麾下效力——胡德也是他众多导师中的一位。战事结束后，纳尔逊再次到西印度群岛服役，这一次是强制执行《航海条例》，抵制美国贸易商。他与总司令、安提瓜总督以及背风群岛商界关系紧张。从1787年到1793年，纳尔逊一直被困在诺福克，只能领到一半的薪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失宠了——胡德弃置了他。

纳尔逊早期的风生水起，得益于他颇有影响力的舅舅以及自己的机遇。他从一些杰出的军官身上学到了技艺。在危险水域中，体积中等的护卫舰会脱离主舰队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约束和激励船员，学会了自主行事和判断。1793年，纳尔逊无疑已是胡德地中海舰队中一名非常优秀的舰长，不过当时海军中有一大批表现卓越的舰长，他们能够动员起鱼龙混杂的船员队伍进行漫长拖沓的远航。由于纳尔逊在相对年轻时就担任了舰长，所以他在同时代的舰长名单中排在靠前的位置。“阿伽门农”号的指挥经历对他成长为最高统帅至关重要。

纳尔逊拒绝了前往高等级战舰的机会，原因之一就是舰载64门炮的“阿伽门农”号较一艘战列舰而言太小了，没有威力，不过作为一艘驱逐舰却比大部分护卫舰都要大。所以他更希望能脱离上级长官的监视，指挥护卫舰和史鲁普船组成的小型分队，独立执行任务。胡德在土伦时，纳尔逊被派往那不勒斯，之后到了突尼斯。1794年，他受命主持封锁科西嘉岛，围困巴斯蒂亚（Bastia）和卡尔维的行动就是由他指挥的。入冬后，他以里窝那为基地，四处巡弋法国的地中海海岸线。

“阿伽门农”号任务繁忙，她的舰长身处不列颠海上行动的最前线，不过纳尔逊想要的更多。胡德被免去地中海总司令的职务后，海军中将威廉·霍瑟姆（William Hotham）接替了这个位子。1795年3月13日和14日，他的中队与一群从土伦突围出来的法军战舰交手。“阿伽门农”号是不列颠中队中最快的战舰，她在前面领头追击敌军。纳尔逊利用自己战舰的速度和战术机动反复扫射敌舰船尾，那是体积超过自己战舰很多的“终吉”号（Ça Ira，80）。这艘法军战舰被轰得很惨，纳尔逊却未失一人。翌日，“终吉”号和“监察官”号（Censeur）被俘。纳尔逊登上霍瑟姆的旗舰，力劝这位舰队司令彻底歼灭敌军，却被霍瑟姆拒绝了。“我的脾气受不了保守、缓慢的行动，”纳尔逊愤怒地说道，“我敢肯定，如果14日那天是我指挥舰队，结果要么是整支法军舰队都成为我一场大胜的点缀，要么就是恶战一场，我方遍体鳞伤。”
[74]

7月，他尝到了独立指挥的味道，他率领一支分队在意大利支援不列颠的盟友奥地利。热那亚本应是中立方，不过那里正被法国人控制着。“军官身处海外时，必须具备政治勇气，这和作为军人的勇气一样重要。”这位海军上将、胡德的门徒写道。他冒着官方震怒和个人被起诉的风险，自行决定对热那亚实施严密封锁。这是他心中长期以来渴求的局面。相对于他的舰长资历而言，“阿伽门农”号有些小了，但这让他有机会指挥一支由护卫舰组成的分遣队。他的领导从一艘战舰扩展到一支分队，尽管分队规模是小了些。他开始建立一支自己可以信赖的舰长队伍。乔治·科伯恩（George Cockburn）因为纳尔逊的“热忱、才能和勇气”而对其赞叹不已。另外一名年轻的护卫舰舰长——托马斯·福利曼特尔，早在占领科西嘉岛时就与纳尔逊紧密合作了。

纳尔逊清楚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高级指挥官，霍瑟姆的小心谨慎激怒了他，不过新任总司令抵达后，纳尔逊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36章 年轻军官培育所（1795～1797年）

要的是积极主动的年轻人，不是寄生虫。
[75]

——纳尔逊

约翰·杰维斯爵士是一位在海军中享有盛誉的长官。他将是纳尔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杰维斯抵达后发现地中海舰队一片乌烟瘴气，决心以强硬手段使其恢复正常。

他先从副司令和第三司令们下手，把他们调回国。然后他开始检查船舰的状态。在地中海待了三年后，舰队水准大幅下滑。杰维斯发现部分船舰已经陷入“军纪涣散、毫无秩序的状态，船上的人总是醉醺醺的样子”，不少军职人员在治疗性病。很多船舰上搭载了数量庞大的女人——包括纳尔逊的“阿伽门农”号。里窝那向来都是不列颠水手寻欢作乐的地方，现在这里遍地的诱惑正在威胁和削弱海军的实力。纳尔逊在这里有一个情人，时常登船。即便像“阿伽门农”号这样管理良好的战舰也存在醉酒和擅离职守的问题。杰维斯开始着手剜除纪律散乱和懒惰怠慢这一对相伴而生的烂疮。

他遣返了一批舰长，并告知剩余的舰长，要么整改，要么就是一样的下场。杰维斯加大演习力度，让船舰长时间在海上航行，以此恢复船上的秩序。他命令舰队练习各种复杂的战术机动动作，令船员和军官总是处在忙碌状态。尤为重要的是，他禁止他们前往地中海的奢靡之地，特别是里窝那。“实际上，”他在给第一海务大臣的信中写道，“我们本来可能已经打到敌国境内了……但是总司令（霍瑟姆）和另外一名将官忙于放荡淫乐……这种风气引发了严重后果。”
[76]

自此以后，所有船舰的修缮工作均在海上进行。舰队定期收到新鲜食物：“能让舰队人员保持健康，花多少钱都不为过。”他为舰队所有人购买了肥皂，从英格兰运来药物、干净的衣服和新睡袋。里窝那和阿雅克肖（Ajaccio）修建了新的医院，直布罗陀的医院也得到改进。杰维斯十分在意浪费和效率低下的现象，战舰须尽力修补维护，能用的继续用下去，舰长也被敦促着在士官和船员当中宣扬节俭的习惯。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杰维斯得以让他的舰队一直待在海上，封锁土伦长达27周。

杰维斯着手建立一个忠诚的舰长骨干队伍。在他的改革措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舰长包括托马斯·福利曼特尔、托马斯·特鲁布里奇、乔治·科伯恩、本杰明·哈洛韦尔、卡斯伯特·科林伍德和塞缪尔·胡德。因为纳尔逊提拔得早，所以他比这些人的资历都要老。的确，当特鲁布里奇和纳尔逊还是孩子时，他们就在“海马”号上担任见习军官了。美国独立战争时纳尔逊晋升速度很快，后来他因病回国，特鲁布里奇继续留队，1781年升任副官（纳尔逊是1775年），1785年任舰长，此时纳尔逊已经比他多了7年的资历。杰维斯偏爱特鲁布里奇，但他也要尊重在舰长序列中排在特鲁布里奇前面的纳尔逊。他升任纳尔逊为准将。

自胡德离任后，纳尔逊一直在期待“干实事”的人，杰维斯正是这种人。
[77] 但凡涉及舰队管理和纪律的事情，杰维斯均一人独断，不容他人干涉，不过他与自己信任和尊重的军官关系非常好。他将纳尔逊引为知己，后者亦颇为畅怀。纳尔逊写道：“他似乎十分认同我对未来局势走向的观点……他掌握的情况、他的观点和他的思想，都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
[78]

这是杰维斯领导方式的一大特点。他清楚自己的舰长能力如何，舰长们也了解他，对他的计划理解透彻。不过他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没人愿意遭到他的严厉斥责，这在海军中众人皆晓。听到杰维斯说要造访自己的战舰，一个久经战阵的舰长竟吓到颤抖。确实，杰维斯喜欢声色俱厉地训责属下。有一次他吹嘘道，他朝一帮军官劈头盖脸一顿好训，“要是不让他们去茅厕，他们真能哭得尿裤子”。

第一海务大臣斯宾塞（Spencer）也是这么写杰维斯的。新任总司令知道如何物色和培养有天分的年轻舰长，其中就有来“胜利”号上的美国副官拉尔夫·米勒（Ralph Miller），他的晋升机会已经被霍瑟姆给否决了，是杰维斯把他拉出困窘境地，领其踏上功成名就之路。当时供司令官挑选的军官队伍可谓黄金一代。“你为年轻军官创造了如此上佳的培育之地，不管谁身上有潜力，都能在这里被发掘出来。”
[79]

杰维斯舰队的副官和舰长们所具备的经验在海军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如纳尔逊一般，他们的海军生涯始于美国独立战争，在罗德尼、豪和胡德麾下一步步升任至副官、指挥官和舰长。战争意味着快速晋升，同时也让年轻军官能检验自己的训练所得。美国独立战争是他们的启蒙，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战事则给予了他们战列舰和将官军衔。18世纪50年代后期以及60年代出生的军官生逢其时。

出生的时机非常重要，不过18世纪末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当时对军官有了更多的要求。仅仅是一名娴熟的海员或者有关系有背景的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都不足以成为一名军官。幼年时被送到海上的士绅子弟先从水手做起，和瞭望人一起在空中做事，完成一些无聊的打杂任务。他们必须学会捻接绳子、收帆以及打绳结。舰长会把举止优雅的见习军官派到厨房的炉灶旁给水手们做饭，让其感受船员们不得不忍受的生存环境。一名见习生被科林伍德派去和水手们一起吃住，开始时他还颇为义愤，耻于在火炮甲板上睡吊床、排队领腌牛肉以及其他种种类似的事情。不过后来他理解了舰长的苦心：“我很庆幸自己被安排到这样的地方，让我对水手们的脾气秉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使我能像他们的长官那样很好地统领他们……那三个月中我在水手性格方面所增进的知识，比我在所有服役过的战舰上学到的都要多。”
[80]

“愣头青”们还得学习数学、天文和航海方面的知识。好的舰长会雇一名教员教授这些技艺。不过想要在海军攀至高位的见习生还需要学很多其他的东西：语言、历史、地理、政治，甚至舞蹈。有一部分训练要求他们给海岸线画速写、绘制浅滩地图、为海军部的地形信息库提供数据。乔治三世送自己儿子出海这一举动就是让众人明白，要像对待任何一个有雄心抱负的海军见习生那样对待自己这个孩子。此举是在提升海军成员的社会地位，海军将财富、官位和荣耀给予了那些有幸爬到顶层的家伙们。身具政治或社会影响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忍痛把孩子交给优秀的舰长，接受他们的指导。护卫舰被认为是理想的训练之所。

威廉·帕克——一名护卫舰舰长——有一套常设的指导程序。周一，男孩们在后桅顶上的帆桁干活。周二，练习使用手枪、燧石枪和剑。使用铁笔的航海技术——打绳结和捻接绳子——在周三练习。周四在后桅顶帆，周五和火炮组员，周六跟着水手长学习。如此高强度的训练颇为罕见。很多战舰上，男孩只会在一堆酗酒、满口脏话、不通文墨的军职人员中长大，后者对培养新一代领导者的事情毫不关心。

对11岁上下、从未见过海的男孩来说，这种生活光怪陆离。他们要以很快的速度跟着老水手学会如何成为一名水手，还得在教室中完成课程。可能他们刚刚还在甲板上玩弹子游戏，或是晚饭后耍“空中游戏”，下一刻他们就带领船员参加战斗了。弗雷德里克·夏米尔（Frederick Chamier）13岁时就率领一艘小艇参与登陆行动。激烈的战斗结束后回到船上，他的舰长跟他说了这些话：“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合格的水手了，可以喝酒，可以到顶上去，可以投入战斗。把你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年轻人，要不然我就让制帆手把它们给缝死。”
[81]

男孩们成长得很快，他们经历了战事的打磨和训练。在当时，战术比以往得到更广泛的讨论，战术理论方面的书籍有的在市面上公开出售，有的在个人之间传阅。杰维斯手下的明星舰长——弗里、胡德、米勒和哈洛韦尔以年轻军职人员的身份在桑特群岛之战中露面。这些舰长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正渴望着斩获战功，赢得晋升。他们已经尝到了战争的味道，开始形成自己的战术观点和领导方式。杰维斯在自己身边聚拢了一群精英军职人员。

这帮受他青睐的人有的和纳尔逊年纪相仿，有的更年轻一些，年纪大一些的那一代人被遣返回国。正如他对待纳尔逊那样，杰维斯很擅长将有天赋的军职人员引为自己的心腹，并给他们机会绽放光芒。纳尔逊论及杰维斯时写道：“他的舰队能做……任何我曾见过的舰队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哪支舰队的军职人员和水手能像我们现在这支一样，更不用说还有一位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荣耀的总司令了。”
[82]

不过1796年，由这位伟大的舰队司令和他的一流舰队所管控的地中海形势愈加恶化。杰维斯继续对土伦紧密封锁，但拿破仑没有依赖海上力量，而是直接让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杰维斯不堪重负，除了封锁土伦之外，他还得承担保护不列颠贸易、防守科西嘉、继续维持里窝那这一供给基地，以及在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Adriatic）协助奥地利人对抗法国的任务。纳尔逊受命带领分队前去帮助奥地利人防守利古里亚（Ligurian）的沿海道路。

不列颠四面楚歌。撒丁岛向法国割让尼斯（Nice）和萨伏依，并在4月退出战争。拿破仑于5月拿下米兰（Milan），并占领了皮德蒙特（Piedmont）和伦巴第（Lombardy）。里窝那作为不列颠在这一地域最重要的一处基地，亦在6月沦陷于法国人之手。土伦封锁还在继续，不过拿破仑已经对皇家海军形成迂回包抄。与此同时，“阿伽门农”号日渐力绌，她亟须回国修整。本来纳尔逊也必须一同回国，因为没有其他船舰顶缺。不过就在这时，HMS“舰长”号（Captain，74）的舰长生病了。纳尔逊换了地方，把“阿伽门农”号上的全部副官、7名见习生、水手长、海军陆战队中尉以及一大批受信任的士官、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一同带在自己身边。他还转移了两门68磅的臼炮，它们是杀伤力致命的大块头、近身交战时不可或缺的利器。

纳尔逊已经快到晋升为高级指挥官的时候了，不过海军部短期内无法授予他少将将旗，HMS“舰长”号还要继续领导里窝那的封锁行动。拿破仑在意大利狂飙突进，现在有里窝那在手，他有了夺回科西嘉岛的机会。1796年，意大利城邦相继落入拿破仑之手。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8月，西班牙加入法国对英战争。法国重振势力，皇家海军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迫转为守势。背风群岛遭到威胁。而在本国海域，法国人正在敦刻尔克集结入侵军队。尼德兰被法国人掌控，所以英国还得提防着荷兰舰队。英军主力舰队驻守在斯皮特黑德海峡，并留有15艘战列舰监视布雷斯特，那里正有比英军多出一倍的敌舰准备破围而出，支援进攻爱尔兰和不列颠的行动。

地中海已经成了法国内湖。不列颠政府命令杰维斯全面撤退，这让不列颠此前的战事投入付诸流水，贸易领域深受其害。海军被迫撤回船舰、医院、仓储和基地。它还得把陆军部队从科西嘉岛带出来，把零星散布在这个区域的贸易商一并撤离。结果任务变得越发艰难，杰维斯麾下一名海军少将被吓得精神崩溃，带着舰队三分之一的力量逃回英国了。杰维斯带着舰队余部前往里斯本。他把从敌区撤退不列颠士兵和平民的棘手任务交给了纳尔逊。

纳尔逊一分钟都没有浪费。杰维斯和海军部给了他无数赞誉和鼓励，并让他自主行事。12月的一次事件最能彰显他的领导能力。纳尔逊把自己的将旗转移到舰队中最精良的护卫舰“智慧女神”号（La Minerve，38）上，这是一艘交由纳尔逊弟子乔治·科伯恩指挥的法国战舰。“智慧女神”号和HMS“布兰奇”号（Blanche，32）重入地中海，前往厄尔巴岛（Elba）把最后一部分不列颠陆军带出来。途中这两艘不列颠战舰遭遇两艘西班牙护卫舰，两艘敌舰均被俘获。不过第二天他们被更多的西班牙战舰攻击，其中还包括两艘战列舰。“智慧女神”号跑开了，但“布兰奇”号发现自己陷在一支西班牙护航队之中，必须自力更生杀出重围。等“布兰奇”号抵达厄尔巴岛时，“智慧女神”号早已带着其他12艘小型不列颠船舰候在那儿了。据“布兰奇”号的一位船员说，“纳尔逊登舰，并下令舰长召集所有人进入战斗岗位，及至我们在火炮前面列好队，他造访了所有甲板，并且和我们一一握手，告诉我们他十分庆幸我们从敌军手中逃了出来”。
[83]

这是纳尔逊鼓舞人心的领导力的一个早期例证，正是这份领导力让纳尔逊升入伟大人物云集的“万神殿”。他要“布兰奇”号做的事还没完。
[84] 她被派去侦查土伦的法军动向，及至她返回厄尔巴岛时舰上船员却发生了哗变。这艘船上矛盾重重。首先是舰长和麾下军职人员有过激烈的争吵，他把其中7人关了起来。纳尔逊认为舰长的状态不适合指挥一艘战舰。这名舰长还因和舵手、2名见习生、7名水手发生性关系而被送上军事法庭。威廉·霍瑟姆（Henry Hotham）被暂时任命为“布兰奇”号的舰长。结果霍瑟姆上船宣布任职的时候，船员们强烈反对。一帮士官告诉霍瑟姆，船员们觉得他是“达姆鞑靼人”（dam’d tartar），不会为其效力。反叛者控制住船头的臼炮——其霰弹足以横扫整个甲板——并用撬棍和其他工具武装自己。

霍瑟姆和他的军职人员僵持在“布兰奇”号的甲板上，对抗一触即发，纳尔逊必须有所行动。他先派了一名“智慧女神”号的副官前去警示船员们，如果继续抵抗霍瑟姆，他们当中三分之一的人将被判处绞刑。结果这加剧了他们的反抗决心。副官离船，纳尔逊准备正面镇压这场叛乱。

他任由他们激愤沸腾了半个小时。前面曾说过，纳尔逊个人与船员们之间是有交情的。有了这个前提，他大胆决定直接和这群愤怒而绝望的船员交涉。他登上“布兰奇”号，让反抗者说明原因。等他们说了以后，据其中一人后来的回忆，纳尔逊说：“伙计们，你们敢留在‘布兰奇’号上，就已经是海军所有护卫舰中最了不起的船员了。你们用这艘护卫舰俘获了两艘性能优于自己的护卫舰，现在却用她来造反。如果舰长霍瑟姆有任何亏待你们的地方，给我写信，到时候我挺你们。”

经此，叛乱平息。此次事件尤为引人注目，它比纳尔逊生平其他所有著名事件都更有示范意义。

他以自己的一腔赤诚统领部下。他还必须培养自己的英雄品质并将之运用起来，如同演员一样把后甲板当作自己的舞台。不过除此之外，他费尽心力与麾下军职人员和水手们建立起长久牢固的联系，这才是他的领导风格，并且让他的成就远超同辈。他记得自己每一个水手的名字，亲自下到甲板中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以一个将官从未有过的方式赢得了信任和人心。时值不列颠从地中海大撤退，纳尔逊的这些品质在惨淡氛围的最前沿大放光彩。

据乔治·科伯恩回忆，这段时光中纳尔逊变得“极为刚毅无畏，尽展其才，日后面临重大时刻时所要求的高贵品质，自此生发”。不仅如此，准将纳尔逊“还保有一颗永不衰减的仁慈心肠”。
[85]

第37章 火炼真金（1797～1798年）

不要担心战术上的调动，奋力去完成它们就是了。
[86]

——纳尔逊勋爵对见习军官托马斯·科克兰（Thomas Cochrane）所言

1797年2月13日，“智慧女神”号发现了杰维斯舰队。纳尔逊已从厄尔巴岛返回，沿途经过土伦和卡塔赫纳。他得知敌军联合舰队正在海上。穿行直布罗陀海峡时他还被两艘战列舰追击过。纳尔逊连同随行的副官卡尔弗豪斯（Culverhouse）和哈迪在回来后登上HMS“胜利”号，其中哈迪不久前被西班牙舰队俘虏过。他们告知约翰·杰维斯爵士西班牙大军的规模和状况，以及他们的目的地——加的斯。纳尔逊回到了他的旗舰HMS“舰长”号上。

西班牙舰队由海军上将堂·何塞·德·科尔多瓦（Don José de Cordoba）统率，有27艘战列舰，其中“至圣三位一体”号（Santisima Trinidad）载有130门火炮，还有6艘载112门、2艘80门炮的船，其余舰搭载74门。舰队目标是前往布雷斯特与法军舰队会合，之后发动对英入侵。不过科尔多瓦首先得护送一些装载水银——铸造银币的重要原料——的船舰前往加的斯。已有数艘英吉利海峡舰队的船舰前来支援杰维斯，他现在已经掌握了15艘战列舰。

杰维斯迫切希望拦截并摧毁这支敌军。尽管科尔多瓦兵力占优，但仍极力避免与杰维斯一战。他明白自己的队伍没法和演练精熟、技艺高超的不列颠水手争锋。

圣瓦伦丁节这天清晨，雾气蒙蒙。杰维斯负责侦察的护卫舰比对手厉害，先行察觉了敌人踪迹。等到科尔多瓦发觉杰维斯向自己靠近时，为时已晚，但杰维斯并不清楚对方有多少船。一大早，庞大的西班牙舰队的桅杆仿佛森林一样茂密，一名军职人员描述巨大的敌舰“是一群庞然大物，犹如雾中的比切峭壁”。
[87]

“约翰爵士，对方有8艘战列舰。”舰队副官告知司令官。

“很好，副官。”杰维斯答道。

“有20艘战列舰，约翰爵士。”没多久指挥官说道。

“很好，副官。”

“有25艘战列舰，约翰爵士。”

“很好，副官。”

“有27艘战列舰，约翰爵士。”

“够了，副官，”杰维斯说道，“不用再说了。事已至此，就算有50艘，我也能挺得住。”

不列颠的船队在数量上被严重压制，不过杰维斯清楚自己是有好几项优势的。他“对麾下将士们的技艺、勇气和纪律充满自信，乐于指挥他们”。他对自己率领的“优秀的家伙们”——船舰、水手以及最重要的，他的精英舰长们——颇为自豪。他同时也明白，“此刻的英格兰急需一场胜利”。
[88] 12月，多亏恶劣的天气，以及爱德华·珀柳（Edward Pellew）驾着64门炮的“不懈”号（Indefatigable）冒险拼搏，英方才挫败了敌人试图从布雷斯特入侵爱尔兰的行动。封锁舰队正在斯皮特黑德躲避糟糕的天气。国内士气低迷。为了能打胜仗，杰维斯什么险都愿意冒。

10点57分，杰维斯发出“就地排出战列阵形”的信号。不列颠舰队列阵的速度让科尔多瓦目瞪口呆，他的水手还达不到不列颠的水准，短暂的时间完全不够西班牙人把战列阵形排好。结果他们的阵形出现裂口，一边是排列混乱的18艘战舰，另一边是杰奎因·莫雷诺（Joaquin Moreno）率领的9艘战舰。11点26分，杰维斯发出“舰队司令将穿过敌军战线”的信号。杰维斯准备从科尔多瓦舰队中闯过去，把对方那道裂口尽可能撑大。

这是一步险棋。两侧都是数量可观的西班牙战舰群，不列颠战舰要从中间航行过去。11点30分，英军前锋特鲁布里奇的HMS“卡洛登”号（74）带头穿过敌军阵线，并向下风位的莫雷诺分队开火。12点8分，杰维斯发信号给特鲁布里奇，让他掉头追击科尔多瓦所在的更大的战舰群。不列颠战线余部将跟着掉头，随特鲁布里奇的船行动。

特鲁布里奇预料到了杰维斯的命令，杰维斯旗令还没打出，他的回复令旗就已经准备好了。杰维斯的旗令副官甫一升起令旗，“卡洛登”号立即掉头。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战术动作。“快看特鲁布里奇！”杰维斯大喊道，“他调转战舰前去击敌，如同英格兰人都在看着他一般，就像他们看着上帝一样！以我对他的了解，指挥官，以上帝的名义，不久西班牙人也会这么看他的。”
[89]

“布莱尼姆”号（Blenheim，90）、“亲王乔治”号（Prince George，90）和“俄里翁”号（74）等数艘皇家战舰紧随特鲁布里奇之后。轮到“巨神”号（Colossus）掉头的时候，她遭到莫雷诺分队的袭击。在莫雷诺112门炮旗舰的轰炸之下，“巨神”号（74）失去战斗能力。西军这一决然之举危及了整个计划。现在英军面临战线被割裂的危险。不过“胜利”号把莫雷诺的战舰从头到尾扫射了一通，局势被稳住。尽管如此，莫雷诺还是成功阻断了英军的进攻。英军战线成了U字形，左侧正在追击敌军，右侧和敌军战线平行，朝着相反方向航行。但西军余部被拦住了，英军领头的5艘战舰很快就会打到科尔多瓦的战舰群。

12点51分，杰维斯向他的后军司令——“大不列颠”号（100）上的查尔斯·汤普森（Charles Thompson）打出旗令：“占据合适位置相互支援，等敌人迎面过来后交手。”他的意思是让排在阵尾的那些战舰放弃战列阵形，直接加入战斗。因为如果科尔多瓦前去攻击英军阵尾或者往东面与莫雷诺会合，形势就会很危险。但汤普森没看懂当时的战场形势，所以没理解命令。

杰维斯之所以敢和敌人硬碰硬，是因为他对座下舰长都很了解，时常与他们讨论海战策略的细微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杰维斯的心思，知道司令官对自己的预期，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主行事。杰维斯刚打出旗令抑或在打出旗令之前（此处记载不统一），纳尔逊就令他的旗舰舰长——纽约人拉尔夫·米勒，带领“舰长”号穿过阵线攻击西班牙战列舰群。

“舰长”号沿着一条宽弧离开本军阵线。她从HMS“王冠”号（Diadem）和“卓越”号（Excellent）中间穿过，然后向西军冲去。当她驶近5艘西班牙巨兽时，这艘74炮战舰显得很渺小，巨兽中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至圣三位一体”号。“舰长”号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不过她也同样还以颜色。据拉尔夫·米勒说，“舰长”号的突然袭击起到了阻止西军先锋与莫雷诺分队会合的功效。

正当“舰长”号与西班牙战舰交手的时候，特鲁布里奇也行至敌军阵前。纳尔逊的老朋友——HMS“卓越”号（64）上的卡斯伯特·科林伍德投入战斗。不列颠战舰的火炮发射速率压过了西班牙战舰在数量和体积上的优势。3小时近战中，纳尔逊心爱的68磅臼炮每两分半钟就能轰击敌人一次。
[90] “舰长”号32磅加农炮每四分半钟就能发射一轮舷炮。

这种火炮发射速率对水手体力要求苛刻。不过不列颠战舰的船员经年累月都在训练和战斗，他们足以应付战斗的需求，且能持续数个小时发射火炮，这是不列颠舰队的一项压倒性优势。而西班牙这边，有经验的海员很少，许多都是强征来的从没出过海的旱鸭子。

“舰长”号和“卡洛登”号深陷敌阵，等着舰队余部赶来。在敌舰猛烈轰击之下她们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皇家战舰“亲王乔治”号和“俄里翁”号继续猛攻西班牙先锋，HMS“布莱尼姆”号为“舰长”号分担了压力。下午2点15分，科林伍德的“卓越”号（74）加入战斗，这艘船身相对较小的战舰用一连串的舷炮快射，迫使“萨尔瓦多·德·蒙多”号（Salvador del Mundo，112）降旗投降。科林伍德继续出击，与“圣伊西德罗”号（San Isidro，74）近战10分钟后迫使对方投降，当时双方贴得非常近，人甚至能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船上。之后他从“舰长”号和她的两名对手——“圣尼古拉斯”号（San Nicolas，80）和“圣约瑟夫”号（San Josef，112）——当中穿行而过，并在相距仅10码的时候给了西班牙人一轮舷炮，此轮炮击让两艘敌舰一下就陷入了麻烦。随后“卓越”号剑锋直指正被“俄里翁”号和“布莱尼姆”号围攻的“至圣三位一体”号。长期操练的效果正在显现。在一艘护卫舰上观战的陆军上校约翰·德林克沃特（John Drinkwater）后来回忆说，“不列颠的火力优势把敌舰的体积和数量优势完全压制”，很容易就看出西班牙人不久就要被打垮了。一艘瘦小的不列颠74炮战舰胜过了一艘112炮战舰。

纳尔逊已经无法继续战斗。他非凡瞩目的阻截行动拦住了西军，不过“舰长”号也因此而被敌人连续轰击了数小时。她的舵轮报废，船桅损坏严重，索具、帆桁和帆布均已支离破碎。科林伍德凶威赫赫的舷炮为她提供了机会。“舰长”号撞向“圣尼古拉斯”号船尾，这样她的吊锚架——即船头的木桩——就靠到西班牙战舰船尾的楼台，她的船首斜桅顶到了敌舰后桅上。一名水手爬上“圣尼古拉斯”号楼台，砸碎了一扇窗户。纳尔逊大喊一声“不成功，便成仁！”便带着他的海军陆战队和水手冲上了西班牙战舰。他们一路打上了后甲板，只见从船尾斜桅登舰的副官爱德华·贝里已经控制住了艉楼甲板。

随后纳尔逊继续往“圣尼古拉斯”号的艏楼杀去，那里揳入了体积更大的“圣约瑟夫”号。西班牙一级战舰上的水手们用枪俯射不列颠登舰部队。不过大局已定。“圣约瑟夫”号早已严重损坏，舰载人员（包括舰队司令）或死或伤，此刻还在被“圣乔治”号（St George）轰击。纳尔逊刚开始往“圣约瑟夫”号上攀爬，西班牙军官就投降了。纳尔逊到后甲板上接收每一名投降的西班牙军职人员的佩剑。之后纳尔逊又登临“胜利”号。此时他的军装破烂不堪，皮肤也被硝烟熏黑了。“舰队司令官抱住我，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我才好，他讲了很多让我欣喜振奋的话。”

此举意义非凡。自1513年以来，还从未有纳尔逊这个衔级的军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登临敌舰，但纳尔逊以他一贯的速度和勇气做到了。他因此享誉世界，成了海军的头面人物，并且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战斗中其他表现英勇的人物——特鲁布里奇、科林伍德以及“俄里翁”号舰长詹姆斯·索马里兹（James Saumarez），也被他的光芒盖住了。

当日，杰维斯在文森特角打了一场大胜仗。他的舰队击败了在数量上两倍于自己的巨型舰队。此役他俘获4艘战舰和3000船员，杀敌1000余人。更甚者，在杰维斯——战后受封圣文森特伯爵——封锁之下，西班牙舰队把自己困在了加的斯。杰维斯，或者说日后为人熟知的圣文森特伯爵，在犯下众多战术失误的情况下还是克敌制胜了，最明显的一点失误就是没有及时命令特鲁布里奇掉头，以致许多战舰没能迅速投入战斗。

圣文森特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战术之外的东西。18世纪晚期的“科学”派海军将领试图把战术理论套用到混乱的战场，圣文森特和这些人不同。他曾说过，“霍克大人在土伦之战时离开战列线、夺取‘波德尔’号，他的这一做法削弱了我对战术的依恋”。在他眼中，霍克咄咄逼人、冒险行事的精神比自己上级固守僵化的形式主义战术高明得多。在死守规矩的舰队司令官的带领下，战列线对战让海战陷入僵局。即便是思想前卫、思维灵活的司令官，也认为战术是海战胜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圣文森特遇到了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他抓住了，并且充分利用了起来。品质优秀的不列颠水手和才能卓越的舰长、将官是他所有谋划的依托。前者毋庸置疑，后者要比说的差一些。圣文森特期待并鼓励他的舰长们自主行事。战斗中有非凡表现的三名军官——特鲁布里奇、纳尔逊和科林伍德
[91] ——为他效力已久。尤其是纳尔逊，受圣文森特指挥的13个月中一直被鼓励独立行动，并且得到亲自实践的机会。交战这天并无不同，圣文森特无法控制战斗，不过他相信他的高级军官们能预料到自己的计划、读懂战局走势并果断行动。他希望他们独立思考，依照战术共识做出判断。实际上，他那三位杰出指挥官的表现还超出了他的预期。他们能有此次的表现，依赖于此前的讨论、信件往来以及相互间了解各自才能的具体经历，同样也依赖于一些无形的东西——通过时间建立起来的交情和信任。从战术家层面来说，豪、胡德和罗德尼要远超圣文森特；从舰队司令的实战能力来说，圣文森特强过他们所有人。

纳尔逊对战场形势的解读极为透彻。他揣摩出舰队司令官的意图，并以高超的技艺果决行动，俘获2艘敌舰的成就更明显地表露出他内心的旺盛斗志以及彻底决出胜负的刚毅。此战让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在这之后，每个在他麾下效力过的水手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这种英雄魅力。

纳尔逊很快就成为传奇人物。他对这场战斗的描述主宰了出版物的报道，牢牢吸引了公众注意力。他懂得如何经营名誉，这愈加壮大了他的声威。名声、英雄气概以及传奇事迹将对他之后的生涯产生关键作用。

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有任务需要执行。纳尔逊率领“舰长”号和其他6艘战列舰返回厄尔巴岛，撤离卫戍部队并护送弗里曼特尔的护卫舰队伍离开地中海。他此时的身份是海军少将霍雷肖·纳尔逊爵士。任务完成后已没有任何不列颠战舰部署在地中海上，这种情形自斯图亚特王朝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他返回加的斯参加封锁行动，结果发现海军正面临危机。

1797年4月和5月，哗变席卷海军舰队，严重程度为1649年之后所未见。3月，豪就收到英吉利海峡舰队水手们的请愿书。整个3月关于军中不满情绪的流言持续传出，此情形一直延续到了4月。4月16日，海军上将布里德波特爵士（Admiral Lord Bridport）下令停驻在斯皮特黑德的舰队出海。而所有战舰都拒绝起锚，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薪水和环境上。工资从1652年以后就没涨过。船员们抱怨的还有供给食物的质量、伤病员的待遇。许多军职人员都对自己的船员非常同情，哗变——其实质不仅仅是罢工——的进行过程还是非常平和良好的。4月23日，船员接到皇家赦免令。事情转到立法层面交由议会处理，局面愈加糟糕。5月7日，一场新的哗变爆发，海军上将柯尔博伊斯（Admiral Colpoys）下令向HMS“伦敦”号上的哗变者开火。此时哗变者已经控制了整支舰队，并将100多名他们憎恶的军官驱逐出舰。主导哗变的是海军的中坚力量——士官群体，他们有能力约束号令手下船员，并将他们的要求以合理的方式清楚表达出来。

5月12日，诺尔的船发生哗变。斯皮特黑德的事态正往好的方向发展，豪亲自和哗变者代表交涉。5月15日他设宴招待他们，并保证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包括遣散众多不受欢迎的军官。但诺尔哗变的事态则严重得多。船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军官的否决权、预付薪水、延长假期并赦免所有逃兵。正在负责封锁荷兰海军的北海舰队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这场哗变行动的头目们非常冷酷，船员被禁止与陆地联系，同时他们也试图封锁泰晤士河。沮丧不安的水手们从核心领导人员手中夺取了控制权，封锁行动于6月中旬结束了。

此时的不列颠人民正惊恐不已。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斯皮特黑德哗变闹得最激烈的时候写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向敌人投降……至于我国的海军，早已和他们的严明纪律一样荡然无存了。”哗变发生之前，2月就有1500名法国人在3艘护卫舰的护送下于威尔士东南部海岸菲什加德（Fishguard）登陆。法国人很容易就被击溃了，但不列颠的神圣疆界遭受侵犯，此事引发了恐慌，银行发生挤兑，各处战事形势相当不妙，英国经济备受摧残。接踵而至的哗变更是让局面变得一团糟，整个国家人心惶惶。这是不列颠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

在陆上的人看来，海军辜负了国家，它的光辉岁月已成过往。不过圣文森特舰队的情况还没有这么糟。纳尔逊认为整件事中“沥青杰克”
[92] 表现得不错：“哗变……是我听闻过的最有男子气概的事，而不列颠水手的男子气概无穷无尽。”
[93] 自从英吉利海峡舰队的战舰加入加的斯封锁行动之后，哗变被带入圣文森特舰队。新到的战舰船员胆子大、不服管，这种风气蔓延至整个舰队。海军最宝贵的财产——历经千百年搭建起来的严明纪律——到了崩溃的边缘。

圣文森特斥责了军职人员，尤其是情形最坏的船舰上的那些人，认为他们成了恶习缠身的纨绔子弟。“我担心的不是水手”，他说，他厌恶的是松懈的军职人员。和以前一样，他惩罚抗命者时毫不手软，整支舰队都能见到绞刑和鞭刑。还有其他的恢复秩序的方式。HMS“忒修斯”号（Theseus）是形势最严峻的船舰之一，船员公然抗命，舰长胆小怯弱，被一圈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围住，船舰被第一副官以威吓手段控制。圣文森特派纳尔逊和米勒前去夺回她的控制权。他们带了“舰长”号的见习军官和“阿伽门农”号的老兵过去。没出两个星期就恢复了纪律。下甲板的人在纳尔逊的舱室里留了一封信：“纳尔逊将军战无不胜、米勒舰长受上帝保佑，我们感谢他们安置的那些军职人员，我们非常开心和满意，我们愿意洒尽每一滴热血支持他们，‘忒修斯’号之名必将永垂不朽，与‘舰长’号并肩而立。”
[94]

恢复秩序的最佳方式自然是不论白天黑夜都让将士们保持忙碌的状态，圣文森特用的就是这个办法。纳尔逊受命领导紧挨着加的斯外围的近岸分队，而远海上的战列舰不停地操练战术机动。圣文森特清楚，由于水手懒散太久，英吉利海峡舰队中的麻烦积重难返。即便秩序恢复，士气依旧低迷，每名舰长也都清楚自己的船员们反复无常的天性。

就算在这种氛围之下，纳尔逊这颗明星仍在上升。他亲自指挥小艇袭击西班牙的炮艇，自己也差点在肉搏战中丧命。这件事本身并不怎么重要，不过它让纳尔逊在公众心中的英雄形象更加牢固，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列颠水手们也这么想。7月，他被选任袭击西班牙运宝船的指挥官，对方正隐蔽在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Santa Cruz de Tenerife）。行动还和以往一样以失败告终，纳尔逊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依旧与手下并肩作战。他的手臂在登陆时受伤，之后被切除。

圣文森特还是以铁一般的纪律和无休止的事务统领舰队，纳尔逊则有些不同。在副官或见习军官可以执行小艇作战以及带领两栖式攻击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一名海军少将亲自上阵拼杀。不过当时长官无力统御部下，众人信心低落，舰队军心由此散乱，纳尔逊决定以身作则，亲自带领水手、海军陆战队队员作战以提振军心。他迅速成为海军的定心丸。

4年多后，纳尔逊第一次返回不列颠。离开时他是一名平凡无奇的舰长，而回来时已成了国家英雄。战功，还有身经百战留下的伤痕，让他成为当时国内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1798年4月，他重返封锁行动，坐镇HMS“前卫”号（74）。坎珀当战役（Camperdown）的大获全胜让海军重振声威。海军上将邓肯爵士（Admiral Lord Duncan）共16艘战列舰的北海舰队正对特塞尔的荷军实施封锁，不久前舰队中才发生过哗变。敌军舰队也是16艘战列舰，他们趁邓肯在雅茅斯补给食物时冲出封锁圈。邓肯的战舰迅速赶往荷兰海岸，发现一字排开的敌军正急驰着返回他们的基地。英军处于上风位，但行进的方向对荷军有利，他们的战舰吃水更浅，能够航行到浅滩地带避开邓肯的追击。“我发出信号，驶向下风位，”邓肯写道，“击破敌军战线，然后每艘战舰从下风向与自己对面的敌舰交战，这样一来我军一侧是他们，另一侧是陆地，不论哪边都在迅速逼近。”没等所有战舰到齐，也没有排出战列线，他直接下令发动攻击。他的战舰分成两支数目不等的分队朝着荷军牢固的战线攻去，他们击破对方战线并封死了退路。

邓肯用上了“光荣的6月1日海战”中豪曾尝试过的战术机动，它为纯理论家们所推崇。战斗过程血腥惨烈，不过最后邓肯俘获了3名荷军将领、9艘战列舰和3艘护卫舰。

此等彻底且具有英雄色彩的胜利颇为罕见，在哗变引发混乱与恐慌后，它重振了海军威严。以此为契机，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庆功盛典，庆祝自“光荣的6月1日海战”起的一连串海军大捷。身着红色上衣的士兵沿街排列，把成群结队的人们和海军游行队伍隔开。游行队伍包括乐队、海军陆战队、水手的纵队、搭载海军将领的马车，最引人注目的是装有被俘法军与荷军军旗的载炮马车。国王由佩戴国剑（sword of state）的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接引着穿过教堂中殿，敌军军旗被隆重地停放在教堂之中。不列颠此前尚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游行以及国家圣殿，但眼下国人盼望着能有一场国庆盛典，同时政府也觉得有必要和大革命后法国的伪宗教军队在士气上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们。

这场以爱国热情为主题的狂放盛宴恰好发生在不列颠前景一片黯淡的时候。1797～1798年的这个冬天，拿破仑一直在法国北部进行入侵不列颠的准备。奥地利已经退出战争，除非皇家海军在地中海提供支援，否则它不会重新参战。一时流言四起，说土伦有一支由弗朗索瓦·保罗·布吕埃斯（François Paul Brueys）率领的法军舰队正整装待发。拿破仑意欲何为？目标是爱尔兰，还是英格兰？他会冲出圣文森特的封锁圈，甚至前往希腊，乃至更为诡异地经黎凡特奔向印度？种种可能让白厅（Whitehall）中的议员们惶惑不安。

现在不列颠面临着艰难抉择。如果战舰返回中海（Middle Sea），那么法国人发动入侵时英吉利海峡舰队就无法获得必不可少的支援力量。最后英国决定冒险向地中海派遣一支小型分队。纳尔逊受命前往，他坐镇“前卫”号（舰长是爱德华·贝里），队中还有亚历山大·鲍尔（Alexander Ball）指挥的“亚历山大”号（Alexander，74）、索马里兹指挥的“俄里翁”号以及3艘护卫舰。此番派遣任务可谓困难艰巨，直布罗陀以东没有任何一处友方港口，没有可以停驻修补和补充供给的基地，不过皇家海军中没有任何人比纳尔逊更熟悉这片海域。

然而纳尔逊出师不利。“前卫”号遭遇风暴，损失了所有船桅，后来靠“亚历山大”号的精湛技艺才得以在撒丁岛的礁石中幸存下来。“前卫”号必须在撒丁岛的海湾中进行修补。与此同时，拿破仑率领13艘战列舰和搭载着48662名士兵的280艘运兵船离开了土伦。纳尔逊很晚才了解到这个情况，他耽搁了很久，而且负责侦察的护卫舰也没了。6月7日，托马斯·特鲁布里奇带领10艘74炮战舰和1艘50炮战舰增援纳尔逊。

纳尔逊此时统率的是一支精锐部队，其中既有胡德也有圣文森特的门徒。这些舰长成长于美洲战争，是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代表。他们平均年龄39岁，14名舰长中有7人在桑特群岛之战中战斗过。其中詹姆斯·索马里兹当时是HMS“罗素”号（Russell）的舰长。罗德尼击破敌军战线时，时年25岁的索马里兹随即带着自己的战舰离开本军战线，驶往德·格拉斯的上风位。他是当时围困“巴黎”号的协助者之一。他在圣文森特角战役中也和纳尔逊一样，没等命令下来就自主行事，只是没有纳尔逊那么引人注目罢了。

纳尔逊曾和本杰明、哈洛韦尔（“雨燕”号）、托马斯·福利（“歌利亚”号，Goliath）以及戴维奇·古尔德（Davidge Gould，“大胆”号，Audacious）在土伦、科西嘉、里窝那一同服役过。不久前他曾在圣克鲁斯指挥过特鲁布里奇（“卡洛登”号）、塞缪尔·胡德（“泽勒斯”号，Zealous）、托马斯·汤姆逊（“利安德”号，Leander，唯一的50炮战舰）以及米勒（“忒修斯”号）。索马里兹和鲍尔从最开始就和他在一起，并且早已是成名宿将。纳尔逊对其他舰长还不了解。托马斯·路易斯（Thomas Louis，“弥诺陶洛斯”号，Minotaur）经历颇丰，此外约翰·佩顿（John Peyton，“防御”号）、亨利·达比（Henry Darby，“柏勒洛丰”号）和乔治·韦斯科特（George Westcott，“庄严”号，Majestic）也是如此。圣文森特把这支队伍托付给纳尔逊时说道：“所有战舰的性能都很好，军职人员、船员以及任命的舰长亦是如此，我相信，任何希望他们做到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到。”

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寻找法军踪迹并将之击败。不过拿破仑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的分队规模不大，”纳尔逊的旗舰舰长贝里写道，“所以必须以紧密队形航行，因此所能覆盖的范围非常有限。另外舰队司令没有护卫舰可供派出侦察，天气雾蒙蒙的，所以发现敌人的机会非常有限。”
[95]

当船队沿意大利海岸线向南航行时，纳尔逊陆续听到法军已经占领马耳他的传言，那是地中海东部的一处战略要地。这个时候他认定拿破仑的目标要么是西西里岛，要么是埃及，其中埃及的可能性最大。一旦控制住埃及，法国将获得无可计量的财富，掌控地中海东部地区，届时在欧洲谁也挡不住他，英属印度也可能受到威胁。纳尔逊心中盘算着所有的可能性。他决定来一次军旅生涯中最大的豪赌。他发出信号，让“那些我无比信任的舰长”到“前卫”号上，他们是索马里兹、特鲁布里奇、达比和鲍尔。他们进行了商讨，然后纳尔逊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前往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赶在法军数量庞大的小型舰队登陆埃及之前在海上击毁他们。

这样的决定让纳尔逊背负了巨大的压力。意大利的不列颠领事提醒他说，整个欧洲的命运以及埃及的安危都落在他的肩上。纳尔逊出海追寻踪迹难觅的法军舰队，身后背负着万众期盼。

6月29日，他抵达亚历山大港，一决雌雄的时候到了。

第38章 尼罗河（1798年6月30日～8月2日）

明日此时，我要么爵位加身，要么躺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

——纳尔逊，1798年8月1日

纳尔逊分队发现亚历山大港是一片惬意和平的景象，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的逼近。此地一艘法军战舰都没有，也没有显示出任何他们要来的迹象。拿破仑还在地中海某个地方自由行动，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如果放跑了拿破仑，纳尔逊就会面临毁灭性的后果。

6月30日，纳尔逊下令起锚，出海继续追捕法军。他把土耳其、克里特岛以及希腊附近海域都仔仔细细搜索了一遍，寻找法军踪迹。7月20日，他抵达西西里的锡拉库萨（Syracuse），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四世同意纳尔逊将这里用作暂时的基地。这是不列颠人在地中海唯一一处能使用的地盘。舰队用了6天时间补充新鲜食物和淡水，然后出发，继续追捕。他们重新回到了地中海东部。

纳尔逊不知道的是，拿破仑在6月31日，即自己离开亚历山大港的第二天，已经抵达了亚历山大港。

离开锡拉库萨两天后，纳尔逊舰队进入希腊的科隆湾（Bay of Coron），在那里他终于确定拿破仑已经到了埃及。此时为时已晚：法军陆军应当早已登岸，战列舰亦折返回国了。纳尔逊唯一能做的就是亡羊补牢，实施封锁行动。

纳尔逊称自己的舰队是“光耀汪洋的最精良分队”。
[96] “完全同意，”索马里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深信，从没有其他哪支舰队能超过我们。”
[97] 1798年夏天追击拿破仑时，纳尔逊对麾下舰长们的驾驭被视为领导者应学习的典范。舰长贝里写道，在整个追击过程中，纳尔逊会把所有舰长召集到他的旗舰上，“将自己想到的不同的进攻模式，以及他认为最好的方案，都完整地阐述给他们”。
[98] 据贝里所言，纳尔逊把自己的想法阐述得非常透彻，所以他的方案公布之后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附加指示。

不过纳尔逊召集全体舰长的记录只有一次。他如此兴师动众，不可能只是为了在这场舰长会议上概述自己的战术方案，他应该做了一些更细微、更有成效的事。他自有一套方式和周围所有部下建立牢固关系。与自己信任的舰长在一起时——1798年在他身边的舰长大多数都是顶尖人物——他更倾向于讨论而非直接下达指令。数名舰长熟知他和他的行事方式。巡弋途中，他努力和老资历舰长詹姆斯·索马里兹增进关系，有时整天都和对方在一起。他还花了很多时间在天资卓越的亚历山大·鲍尔身上。

所有舰长，不论是否和纳尔逊一起战斗过，都早闻其威名，他们熟知他在圣文森特战役中的作为，他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和专业操作上的风险将之实施到底，知道他多次身先士卒、冲在战斗的最前线，因此他们明白自己也要做到凶悍、主动、勇敢。另外他们也清楚，纳尔逊的目标是全歼敌军，而非看上去漂亮的战术性胜利。圣文森特战役中他登临敌舰时大喊“不成功，便成仁！”这就是他英勇的标准。

经过对航海技术和战术的广泛讨论后，他们理解了纳尔逊的意图。他的前辈们，如罗德尼与豪，试图从微观层面指挥战斗，几位有过亲身经历的舰长看到了这种领导方式的局限。纳尔逊不想那样打，他身为舰队司令官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简化了战术，让不列颠战舰靠到对手近身的地方，剩下的则交给战舰的火炮处理，这是他从威廉·洛克那里学到的制胜之道。他清楚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最为关键，要出其不意地寻衅敌军，迫使对方转入守势。他知道绝大部分舰长都同意他的看法。他们是海军中最顶尖的军官，他们指挥的船员训练完备、战力卓绝。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随机应变的勇气、如其所愿地自由战斗以及对身边袍泽心意相通的信任。

纳尔逊没有用把所有舰长召集到一起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意图打算，他会采用一对一或者小范围讨论的方式，且通常选在晚餐的时候进行。他身具魅力，思想开放。这非常重要，谈话以非正式的形式进行，基于友情、相互尊重和平等。可以说，纳尔逊那些声名更为显赫的前辈都不是让人觉得愉悦的人，霍克、罗德尼、豪和圣文森特，这些司令官脾气暴躁、难以取悦，而且大都沉默寡言，只和自己偏爱的一小撮舰长有交情。即便是获得胜利的中队和舰队，其中也弥漫着内部不和及严重猜忌。结果往往就是，颇具天分的军官只能缄口不言，像傻瓜一样听命于平庸的舰队司令。纳尔逊的分队则异常团结。

得益于科林·怀特（Colin White）
[99] 的近作，我们现在可以了解纳尔逊是以其他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打算的。他一艘船一艘船地与舰长们就自己的《通用命令手册》（Public Order Book ）进行沟通，这当中写了他自己的战术思考。后世发现的达比舰长的《尼罗河袖珍手册》（Nile Pocket Book ）向我们展露了纳尔逊的领导风格。达比抄录了纳尔逊的要点说明并附上了自己的注释。个人友谊和详细的书面说明——这些是纳尔逊领导力的基石。

8月1日，分队抵达亚历山大港。法军运兵船正停泊于此，士兵已经下船，此景令人沮丧。鲍尔和哈洛韦尔继续开进亚历山大港港口，查探对方动态。胡德和弗里率舰侦察东面30英里处的阿布基尔湾。下午2点30分，他们向分队余部发出信号，表示他们终于看到了猎物：正停驻在海湾中的13艘法军战列舰。

1782年，布吕埃斯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参与了圣基茨的护卫舰湾之战，当时胡德窃取了德·格拉斯的锚地，并让自己的战舰抛锚守御海湾。现在换由布吕埃斯站到了胡德当初的绝妙位置上。他的战舰呈直线阵形抛锚排列，先锋部分的第一艘战舰紧靠浅滩，舰队左侧是大片浅滩。此刻是下午，时间偏近日落，所以法军舰队司令放心地认为这一天不列颠方面不会再有任何动作了。总之他是不希望开战的，因为许多水手此时正在岸上寻觅食物。

纳尔逊和布吕埃斯想法不同。他知道对方很难对付，此时天色已晚，自己又对“必须仰赖的水手不了解”，他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他的战舰散得很开，总长约为10英里或者12英里，不过就在快到下午3点的时候，他发出信号让舰队向阿布基尔湾行进。

“看到敌人之后大家高兴坏了，似乎分队的每个人都变得容光焕发”，贝里如此回忆。
[100] 不列颠战舰争相赶往战场。下午4点22分，纳尔逊发出信号，让所有船舰准备好从船尾抛锚。纳尔逊在搜捕过程中早已把这项命令添加到自己的旗号手册中，因为他预料到可能会如此时一般出现抛锚之后再交战的情形。纳尔逊升起这个旗令是在清晰地告知舰长们，他希望他们靠近对面敌舰抛锚，然后在那个位置开战。至于具体怎么做则交给舰长们自己决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发明了一套靠灯笼辨别敌友的方法，以避免夜间作战时自己人向自己人开火。5点30分，他发出信号，以最方便可行的方式组成纵列战线。弗里率先就位，比其他人都快，这也是他运气好，因为他有由法国人绘制的此处浅滩的精准地图。

往法军靠近的时候，弗里发现法军队首战舰“战士”号（Guerrier，74）的前面有让自己绕过去的空间，这让他可以从靠近浅滩的那一侧发动攻击。他笃定法军的左舷炮没有准备好，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考虑到英军敢冒险行驶到离浅滩这么近的地方。所以他依靠自己的直觉开始了行动。他从“战士”号和浅滩之间挤了过去，在此过程中还扫射了这艘法军战舰，然后从船尾抛锚，把“歌利亚”号停在法军第二艘战舰“征服”号（Conquérant，74）对面，猛攻对方未及防御的一侧。随后加入战斗的是胡德的“泽勒斯”号。他虽然害怕“泽勒斯”号或者“歌利亚”号随时可能搁浅，不过最后还是跟着弗里绕过了法军阵头，途中也扫射了“战士”号。他在“战士”号左侧船头附近抛锚。其余不列颠战舰进入战场时不必再担心敌军阵头的这两艘战舰，因为她们已经被轰得支离破碎。

驾驶“大胆”号的达维奇·古尔德的行动还远算不上“大胆”，他抛锚在“歌利亚”号和“征服”号之间靠浅滩的一侧。接着是索马里兹的“俄里翁”号。他同样绕过法军阵头，紧贴着浅滩从弗里和胡德身边经过，途中还击沉了一艘法军护卫舰。他随后在“人民主权”号（Peuple Souverain，74）船尾和“富兰克林”号（Franklin，80）之间抛锚。之后是米勒带着“忒修斯”号从弗里和胡德之间穿过。当她们仅隔着10码穿行而过时，不列颠战舰上的水手们大声呼喝呐喊。据英军的一名舰长说，当时法军发出一阵微弱的呼喝声以示回击，结果不列颠战舰上响起震天响的嘲笑声，狠狠削弱了法国人的士气。米勒抛锚在第三艘和第四艘法军战舰——“斯巴达”号（Spartiate，74）和“阿奎隆”号（Aquilon，74）——之间。

此时已有5艘英军战舰穿行至法军近岸一侧，这令法军惊骇不已。纳尔逊知道从右舷发动进攻的时候到了，这样可以对敌军阵线形成双面夹击。“前卫”号在“斯巴达”号和“阿奎隆”号的右侧抛锚。“斯巴达”号成了第一艘被夹击的法军战舰，不过夹击很快就结束了，因为米勒误解了意思，慷慨地把这艘敌舰留给了他的舰队司令，然后继续前行与“阿奎隆”号交手。跟在纳尔逊“前卫”号后面的是托马斯·路易斯的“弥诺陶洛斯”号，他从“前卫”号外侧经过，然后在一个可以同时轰击“斯巴达”号和“阿奎隆”号的位置抛锚。约翰·佩顿的“防御”号和纳尔逊、路易斯呈交叠之势抛锚，在这个位置她可以同时瞄准“阿奎隆”号和“人民主权”号（74）。

晚上7点，太阳刚沉入地平线，达比的“柏勒洛丰”号到了法军旗舰“东方”号（Orient，120）附近，后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同时的“庄严”号找上了“轰鸣”号（Tonnant，80）。这些不列颠战舰发现自己的火力被压制，他们的位置也不利。如果两艘不列颠74炮战舰能在绝佳位置抛锚的话，她们还是有机会和法军的巨型战列舰对阵的。达比应当停在“东方”号船首附近，这样她就可以轰击敌人，敌人却无法回击，不过他靠近对方的时候把事情搞砸了，结果发现自己的船舷正对着法军巨舰的船舷。威斯克没做好战术机动，从他原本选择的对手身边穿了过去，结果“庄严”号的船首斜桅撞上了“休卢克斯”号（Heureux，74）。“柏勒洛丰”号被“东方”号冷酷无情的舷炮轰断了船桅，同时“富兰克林”号也在轰击她，负伤的达比被迫下令切断锚绳，好让她从敌人毁灭性的密集炮火中滑行离开，对方此时已不间断地轰击了半个小时。“庄严”号紧紧地揳入“休卢克斯”号，舰上的火炮无法瞄准敌人。相反，她遭敌人残酷反击，包括舰长在内伤亡惨重，船桅尽毁。HMS“卡洛登”号尚未进入战斗就搁浅了。

对纳尔逊而言，此刻已是危急关头。不过幸运的是，8点钟时，亚历山大·鲍尔和本杰明·哈洛韦尔从亚历山大港赶到了阿布基尔湾。胡德说，落到“卡洛登”号头上的倒霉事其实是一件幸事，因为它警示了在一片漆黑中陆续进入战场的其他英格兰战舰。“亚历山大”号停在了“东方”号船尾位置，同时“敏捷”号停在了她的船首处。稍后，晚上9点，托马斯·汤普森把“利安德”号带到“人民主权”号和“富兰克林”号（80）之间的位置，当下行的索马里兹与“富兰克林”号交手时，他可以从这个绝佳位置扫射对方船尾。不列颠战舰遇上的种种好运，恰恰显示出此次行动对每艘战舰及其舰长而言是多么复杂。20吨重的巨型锚索需要一队身形健硕的水手才能将其从船头拽到船尾。从船尾抛锚，意味着一艘顺风航行的船舰要在准确位置停船，同时还要稳住航向以保持舷炮对准对手，不能摆到其他方向。锚索上装了弹簧，这样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战舰拉到不同的角度。

船员的任务相当艰巨。船锚必须在非常精准的时刻下落，在同一时间，瞭望员要以迅疾之势收尽船帆，然后快速下到火炮那里，而且这些事情都得顶着敌人的炮火在黑暗中完成，每一个错误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柏勒洛丰”号和“庄严”号没能经受住考验，结果船桅尽毁，许多人丧命。弗里在法军近岸一侧开辟出通道可谓精彩绝伦，但他没能抓住准确时机抛锚，结果发现自己停在了敌方阵线的第二艘和第三艘战舰之间，而非原本计划的与第一艘战舰并排的位置。古尔德在第一艘和第二艘战舰之间抛锚的时候，这两艘战舰已经几乎被打残了。

不过那些抛锚位置恰到好处的战舰所占据的对敌优势是无可辩驳的。米勒的位置就停得非常漂亮。汤普森发觉很难选择“利安德”号的有利位置。靠50门火炮，她根本无法和对方的战列舰对抗。然而在后来选择的抛锚位置，汤普森能够直射“富兰克林”号船首，加农炮炮弹轰入后穿过整个火炮甲板再从船尾飞出，继续带着巨大的杀伤力撞入“东方”号船首。

本杰明·哈洛韦尔是那些看明白需要如何行动并照之去做的舰长中的一员。他冲着“东方”号驶去并停在她的后舷方向，在那个位置他可以同时轰击敌军旗舰和“富兰克林”号，对方的火炮还无法还击。他的瞭望员收起船帆，然后返回火炮处。若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前就开火，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们必须顶着敌军的炮火一步步完成上述步骤，然后战舰才能找对方算账。哈洛韦尔的“敏捷”号于晚上8点3抛锚，8点5分开始炮击。

一支分队要实施这样的战术，需要训练完备、技艺高超的水手经过磨合之后通力协作才有可能实现。达比在《尼罗河袖珍手册》中披露，纳尔逊早就针对此种情境制定了指令，尤其规定了需要从船尾抛锚时船舰该如何行动。尼罗河战役是不列颠水手的航海技术、力量和意志力的最佳证明。战斗开始阶段繁复的战术机动完成之后，船员们毫不留情地出手轰击。

等到晚上10点30分，不列颠水手的优势已一览无遗。不到两个半小时，整个敌军先锋就被彻底击溃，船桅尽毁。“战士”号、“征服”号、“斯巴达”号以及“阿奎隆”号被俘获，“人民主权”号切断锚绳后搁浅了，“富兰克林”号也到了投降的边缘。绝大多数不列颠战舰进入战场时果断而又机智，其中表现最好的战舰把自己停在了可以扫射对手的位置。其猛攻让法军惊慌失措，压得他们无力抵抗。正因如此，英军以前所未有的飞快速度解决了6艘敌舰。胡德描述他攻击“战士”号时写道：“6点钟刚过不久，我着手指挥火炮向她的船首轰击，此时两舰之间的距离比手枪射程还短，轰击组织得非常精准，以致大约7分钟后她的前桅就落入水中，当时太阳快落到地平线了……10分钟后主桅和后桅相继落水。”

晚上10点30分，纳尔逊前额被击伤，之后被带到船下面的伤员舱，人们以为他快要死了。他坚持排在负伤的属下们后面，直到军医留意到他。后来医生发现他受的是轻伤，于是将士们把这位已经脑震荡、有些眩晕的舰队司令带到了面包房。不过此事已经无关紧要了，战局已定。

晚上9点时，“亚历山大”号上有人竭力把易燃物扔进了“东方”号船尾的窗户里。火烧了起来，并从敌军舰队司令官的舱室蔓延至整艘旗舰。“东方”号努力扑灭火情，却遭到两艘无休止轰击的英军战舰阻拦。“敏捷”号炮兵装填了子母弹，火势蔓延到哪儿他们就瞄准哪儿，以阻止法军靠近火焰。9点15分，火势已经到了无法扑灭的地步。战场上的开炮声停止了，众舰等着那震撼一刻的到来。

晚上9点37分，那一刻来了。一场世界末日般的大爆炸将整个战场都照得通明。“东方”号焦黑的碎片像雨一样落到附近船舰上。爆炸声震耳欲聋，紧接着是一片寂静。没多久，炮火继续轰鸣。

原先在“东方”号前面的法军战舰已经全部被俘，后面的“轰鸣”号、“休卢克斯”号以及“梅屈尔”号（Mercure，74）切断了锚绳。约莫午夜时分，炮击再次停止。将士们精疲力竭，席地而坐。破晓之前纳尔逊下令集结。他派出小艇，传令状况尚且良好的战舰——“歌利亚”号、“忒修斯”号、“利安德”号和“大胆”号——攻击法军后军。只有古尔德没能遵守命令。“轰鸣”号船桅尽损，但拒绝投降。“休卢克斯”号、“梅屈尔”号还有“蒂莫莱翁”号（Timoléon，74）搁浅。

13艘法军战列舰仅2艘——“威廉泰尔”号（Guillaume Tell，80）和“慷慨”号（Généreux，74）——逃出生天。这场大捷震撼人心，毫无疑问是不列颠海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一夜的疯狂屠戮之后，法国人丧失了最大的战果——地中海的全部控制权。多亏了纳尔逊，皇家海军再度统御地中海，获得了占据此地带来的战略优势和经济优势。拿破仑和他的陆军被困在了埃及。

这场胜仗扭转了欧洲局势。法国不再所向披靡，其海军的威望尽失。地中海的其他势力——奥地利、俄国、葡萄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有了底气，加入不列颠组成新的反法同盟。回看不列颠国内，一整个夏天民众都在挂念纳尔逊分队的命运，等到捷报终于传回国内，人们欣喜至极。纳尔逊被加封为“尼罗河的纳尔逊男爵”，并成为一时无双的全民偶像。

大战刚结束时，纳尔逊发现自己和友方基地离得比较远，而他磨损严重的战舰亟须修补，同时他也需要看守好自己的战利品。战后第一天，詹姆斯·索马里兹把其他舰长都召集到自己的船上，他们决定组成“尼罗河俱乐部”（Nile Club），并送给纳尔逊一把剑作为礼物。据他们说，这是为了感谢他“迅捷的决断和无畏的指挥”。作为回应，纳尔逊称麾下舰长是自己的“至亲袍泽”（band of brothers），这引自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一场亨利五世的演说。他指挥的人是海军中最优秀的，他们年轻（平均年龄比对阵的法军小10岁）、久经战阵而且满怀激情。除了少数例外，他的至亲袍泽都立下了令他自豪的功勋。

尼罗河战役把皇家海军最优秀的方面都展现了出来。舰长们战意汹涌而又保持理智。法军守御阵线的战斗堪称英勇，只是他们的纪律和技艺赶不上不列颠水手。纳尔逊在战斗过程中做不了什么，不过正如他的舰长们所认定的那样，是他的领导确保了这场胜利。在一段繁重累人、时不时让他满心焦虑的追击之后，他将他的精英分队带到了阿布基尔湾。途中他一直都在激励军官和水手的士气。将士们看到抛锚停驻的敌军，知道战斗来临时所表现出的欢呼雀跃，便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那个时候，舰队司令官们基本都会认为此时天色太晚而选择等待。很少有指挥官在看到敌舰抛锚停驻、处在无法攻取的位置之后还会认真严肃地发起进攻。纳尔逊的英勇大胆激发出他的“至亲袍泽”及其属下的潜能。他信任他们，而他们则希望达成他的期待。对于他期待他们表现出的作战气势和作战方式，他们了然于心。他没有以下达详细的作战指令，不停地发出信号的方式把事情弄得过于复杂。纳尔逊在查看战斗结果时写道：“显然‘胜利’已不足以描绘此刻的情景。”

第39章 战争与和平（1798～1803年）

……我笃信，相比于放任敌军不管的军官，我们的国家会更快原谅那些主动进攻敌军的军官。

——霍雷肖·纳尔逊

1799年4月15日，法国海军中将厄斯塔什·布吕克斯（Eustache Bruix）率领19艘战舰出了布雷斯特，驶进浓浓的海雾之中。亚历山大·胡德（Alexander Hood）——布里德波特子爵、英吉利海峡舰队司令、声名更盛的塞缪尔·胡德的兄弟——当时正在韦桑岛附近执行封锁行动，不过他的封锁圈过于松散，无法侦察和拦截布吕克斯。邻近费罗尔时有5艘西班牙战列舰加入法军分队，之后一同往南向加的斯进发。

不列颠人再度陷入恐慌。布吕克斯准备去哪儿？他有可能是准备和加的斯的西班牙主力舰队会合，也有可能是去地中海制造事端，为埃及的拿破仑军队减轻压力。更坏的情形是，这可能是一个障眼法：布吕克斯可能会掉头折返，入侵爱尔兰或不列颠。

皇家海军的海军中将基斯勋爵正以15艘战舰封锁加的斯的28艘西班牙战舰。他在数量上被严重压制，不过听闻布吕克斯正在自由行动后，他依然列出战列线阻止两支庞大的舰队会合。但法军司令继续前行并进入地中海，试图在那里与一支大型西班牙舰队会合。

基斯出击追敌。尼罗河战役之后，皇家海军恢复了以往在中海（Middle Sea）的地位，不过这个地位并不稳固。拿破仑正在埃及，法军占据着马耳他以及大半个意大利。不列颠在海上战线拉得过长，因此想着把自己的微弱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而布吕克斯的法西舰队对他们形成了数量压制。尼罗河战役之后，纳尔逊成为梅诺卡岛东部的高层军官。自1798年9月起，他的任务就成了支援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斐迪南四世抵抗法国人。纳尔逊的战列舰有2艘在黎凡特海域帮助奥斯曼人阻挡拿破仑对叙利亚的进攻，还有3艘在封锁马耳他，这项行动颇耗时日，形势胶着且花费高昂。

地中海战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具体事务异常复杂，纳尔逊深陷其中。现在不列颠人面临着第二次被彻底扫出地中海的危险。无人知晓布吕克斯的打算，他可能前往埃及，或者援助马耳他抗击英军，也有可能只是在牵制对方。

不列颠人没有料到，土伦才是布吕克斯的目的地，他于5月14日抵达此地。基斯到了梅诺卡岛之后得知了布吕克斯的动向。正当5月27日布吕克斯掉头前往卡塔赫纳、与西班牙舰队在约定地点会合的同时，基斯匆忙赶往土伦，在热那亚沿海搜寻法军但徒劳无功。等到这位不列颠司令得知布吕克斯已经和西班牙人会合后——联军战列舰总数达到43艘——他又转身去防守梅诺卡岛，他推断这里可能是敌军的目标。

基斯召集所有不列颠军队同他一道防守梅诺卡岛。不过纳尔逊拒绝接受这个命令，他认为自己洞悉地中海局势，并且自圣文森特战役和尼罗河战役之后，他对自己的能力极为自信。他做好了抗命的准备。1799年夏天，他推断最需要自己这支稀疏兵力的地方是意大利沿海，此时紧要任务是在巴勒莫守护不列颠的坚定盟友——斐迪南四世。除此之外，纳尔逊心中更重要的就是马耳他的得失。中海的命运就系于此岛，封锁马耳他岛上的法军对于增加不列颠的利益至关重要，所以封锁一分钟也不能停。他准备带着仅有的少量战舰向数量远超自己的法军舰队发动自杀式袭击，不让敌人成为地中海的主人。

纳尔逊比较幸运，因为西班牙船舰的糟糕状况以及布吕克斯自身的恐惧，支援马耳他以为拿破仑在埃及减轻压力的计划受阻。布吕克斯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无敌舰队出了地中海，他的目标是赢得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他于8月抵达布雷斯特，身后沮丧的基斯和他隔着一个星期的路程。

整件事情是对皇家海军的一种羞辱。法西无敌舰队已经严重威胁到不列颠在地中海来之不易的地位，而且几乎就要把英国本土舰队逐出英吉利海峡。第一海务大臣斯宾塞勋爵必须夺回海军事务的控制权，尤其是此时布雷斯特还挤满了虎视眈眈的敌军战列舰。斯宾塞一直以来都坚决主张严密封锁法国海岸线，不过他遭到了海军内部的抵制。英吉利海峡舰队指挥官、海军上将布里德波特时年73岁，让他服从号令很难。他排斥驻军韦桑岛附近、持续封锁布雷斯特以及其他法国港口的严苛做法——毫无疑问，这是海军中最繁重而又无利可图的任务。布里德波特声称紧密封锁是做不到的，入冬后分队的船舰数量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布里德波特却舒服地待在干燥的陆地上。封锁行动没能阻止敌舰进出布雷斯特，这也并非全是年迈司令官的错：1799年的海军力量过于分散，各处驻防点都很缺船舰。

矛盾正在整个海军中酝酿升级。海军部对纳尔逊大为光火，号令已经无法管束他了。这位英雄人物自得地夸耀自己绝不遵循基斯防守梅诺卡岛的命令，宣称是他最终拯救了斐迪南和马耳他。纳尔逊说，如果是他主持大局，他会追击并击溃整个法西联合舰队。更糟糕的是，纳尔逊认定本应由自己接替圣文森特任地中海总司令，结果基斯却坐上了这个位子，纳尔逊为此生了很久的气。

1800年年初马耳他之围时，两个人又碰到了一起。纳尔逊竭力抓捕“慷慨”号（74），那是尼罗河战役中幸存的两艘战舰之一。一个月后，到了3月，最后一艘法军战舰“威廉泰尔”号被俘。当时纳尔逊并不在场：他似乎不再花时间待在海上，并且当他出海悠游时还带上了威廉爵士和正怀着纳尔逊孩子的汉密尔顿女士。他的声誉落入了低谷。国内的官员和大臣们对他和艾玛·汉密尔顿（Emma Hamilton）的情事十分气愤，并且认为他越来越粗心懈怠、好战凶残。纳尔逊向基斯申请回国，基斯同意了，但没给他乘坐战舰回国的荣誉待遇。纳尔逊擅自从马耳他封锁圈中抽调出3艘战列舰驶到里窝那，然后自己带着旅伴汉密尔顿一家从那里走陆路回国。

一年后海军以征服者的身份重回阿布基尔湾。基斯是两栖作战的大师，而纳尔逊不具备这项才能。海军和陆军在土耳其演练过登陆行动，此举意义重大。陆军登陆埃及，彻底击败了法军。

回看本国海域，斯宾塞认定只有一个人能肃清英吉利海峡舰队中所渗入的不良习气和懒散态度，那个人就是圣文森特伯爵。

舰队听闻他要到来很是惊恐。布里德波特在自己的餐桌上举杯：“但愿地中海舰队的那套规矩永远不要出现在英吉利海峡舰队。”
[101] 至于圣文森特，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接手总司令的位子，但他说国王还有国家需要他这么做，“不列颠海军要求他这么做”。
[102]

英吉利海峡舰队的军职人员和水手习惯了想什么时候离开就什么时候离开，舰队司令和舰长经常把指挥权交给副官然后自己到岸上享受款待。圣文森特自然不会受人欢迎，他把这些都禁止了。他把地中海舰队的铁律用在他们身上，以期尽可能严密地封锁布雷斯特，一如近40年前霍克所做的那样。

想封死法国的大西洋海岸线，得有严苛的秩序，有食物、水和酒的正常供给。即便在状况最好的时候，韦桑岛也不是一个好待的地方，在此驻防的军职人员和水手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船舰在敌方海域中磨损，水手生病、抱怨不休，军官心如死灰，不再有任何期待。所以毫不奇怪，没有舰队司令喜欢这些，所以他们都想尽一切可能从陆地上遥遥指挥。在圣文森特的统辖之下，分队白天被派去布雷斯特危险的礁石和浅滩附近巡逻，晚上换到韦桑岛周围。任何人都没有休整的机会，只能不停地监视和驾船机动。需要连续进行抢风航行的时候，圣文森特的望远镜会一直对准舰队的战舰，确保舰长们不论白天黑夜都出现在甲板上。哪个舰长要是未能达到圣文森特严苛标准，就只有上帝能救他了。

战舰出海一次一般会持续6个月，所有修缮事宜都在海上进行，只有遇到紧急情况他们才允许入港，而且停留时间非常有限。圣文森特对属下们期待甚高，相应地，他也非常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为预防坏血病，他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断了柠檬汁的供应。自此柠檬汁不再仅仅是生病后用作治疗的手段。为了解决潮湿问题，他们用热砂擦洗（而非用水冲洗）船上的下层甲板，并且给寝具通风。更为根本的是，水手可以接种疫苗。

1800年5月至9月，舰队需要送回医院治疗的仅16人。圣文森特说，水手们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他最大的成就。英吉利海峡舰队重新回到了霍克在任时的状态。而在地中海，优秀的军官们积极应对挑战，平庸者的斗志被压垮。圣文森特对软弱的态度是，“擦掉‘不能’这两个字，写上‘尝试’”。
[103] 经此种种，法国和西班牙海军被遏制住了。

但这项行动的代价是高昂的。“漫长迟缓的两个月，”一名恼火的舰长写道，“我们的耐心得到了磨炼，像身上套着绳索的猪一样来来回回地慢慢走。”
[104] 几个月的时间内，军官们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但最终他们的航海技术被提升到了极致。虽然有些船舰触礁沉海，但经过测绘，海军对险恶莫测的法军海岸线逐渐有了精准的了解，事故大大减少。

圣文森特麾下有一部分舰长是海军中最差劲的，也有一部分是最优秀的，后者包括圣文森特角战役和尼罗河战役中的英雄人物。托马斯·特鲁布里奇——另一个坚定奉行严明纪律的人——担任舰队副官。詹姆斯·索马里兹受命指挥大约8艘战列舰，驻守在离布雷斯特港口仅2英里的地方。分队司令官必须在强劲的海流和东南风中穿过此处的暗礁与峭壁，这是最艰难的任务，能做到的舰长寥寥无几。索马里兹面容憔悴，看上去像“产过卵的鲱鱼”。
[105] 圣文森特写道，“有你在那里，如同把布雷斯特的钥匙放进了我的口袋，我尽可安心酣睡”。

比起它所有的优点，皇家海军需要反复的电击才不会跌入麻木状态。行事有条不紊的基斯勋爵重新恢复了不列颠在地中海的力量。圣文森特再度拉起不列颠最重要的一条防线——对法封锁圈。1800年年末，一项新威胁冒出头来，不列颠对法国和西班牙港口的封锁波及了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她们被阻隔在自己的市场之外。丹麦试图维护中立国的权利，于是派遣战舰执行护航任务。1800年8月，不列颠战舰以回击相威胁，终止了丹麦的抗议行动，丹麦人根本不是实力正往巅峰迈进的皇家海军的对手。

不过年底时情势变了，沙皇保罗一世（Tsar Paul）因不列颠占领马耳他而与之决裂。他向丹麦、瑞典和普鲁士施压，让它们加入“武装中立联盟”，准备在深海打击不列颠人的傲慢气焰，宣示中立国的贸易权利。这些国家的海军联合起来有将近100艘战列舰，对不列颠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她们破开不列颠封锁圈，法国海军就能从波罗的海获得大量重要补给物资。重振活力的法国海军将会全面瓦解不列颠现行的战争策略。海军上将海德·帕克
[106] 受命破坏这个联盟。

帕克被视为波罗的海专家，不过他年事已高，且行事优柔寡断。圣文森特正是想摆脱这个古怪又不靠谱的高级将领才举荐他去执行破坏联盟的任务。但形势的发展未如其所愿，圣文森特突然被任命为第一海务大臣并再次成为帕克的上司。不久前刚晋升海军中将的纳尔逊勋爵被派去参与这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以增加胜算。他和汉密尔顿的恋情广为人知，而且他明显表露出对她的痴迷，因此人们认为纳尔逊已经彻底转移了注意力，变得不可靠了。

海军受命行进至哥本哈根，准备迫使丹麦人让步或者摧毁他们的舰队，然后帕克和纳尔逊再进攻俄国海军，如有必要，也对瑞典施以恫吓。海军必须加快步伐。

等到3月7日纳尔逊在雅茅斯加入舰队时，他心里已经盘算好如何击败北方联盟了。而帕克正在筹备一场舞会，这位64岁的舰队司令官刚刚迎娶了一位18岁的姑娘，并不急着赶去波罗的海。等到远航要开始时，帕克却不让纳尔逊查看重要情报。他们还在战略制定上产生了分歧，舰队司令准备等敌人自己冒出来，纳尔逊则希望直接前往喀琅施塔得（Kronstadt），重创挑起这场事端的俄国人，帕克认为这样风险太大。他们还在是从大贝耳特海峡（Great Belt）还是丹麦海口（Sound of Denmark）进入波罗的海的问题上浪费了更多时间。就在帕克多番拖延的同时，丹麦人已经组织起了自己的防御力量。

正面进攻哥本哈根的想法把帕克吓坏了。进攻部队将进入国王海峡（King’s Channel），这是一条狭长的带状水域，水深较浅，位于名为中央高地（Middle Ground）的大片浅滩和哥本哈根港口之间。海峡靠城市的一侧排列着丹麦战舰、浮动炮台和堡垒。最终，领军进攻的机会分给了纳尔逊，这个任务比尼罗河那次更为艰难。

“能指挥这样一群卓越不凡的同伴实在是我的运气”，纳尔逊在回忆他的舰长时这样说道。
[107] 托马斯·福利在他的旗舰HMS“大象”号（Elephant）上担任舰长，老朋友托马斯·福利曼特尔、托马斯·汤普森和乔治·默里（George Murray）也在此舰供职。其他优秀的舰长被分配在其他船舰上，包括6艘74炮战舰、3艘64炮战舰、1艘54炮战舰、1艘50炮战舰、5艘护卫舰、4艘史鲁普船、2艘火船，还有许多装载了火炮的布里格帆船以及将起到重要作用的7艘轰炸船，一旦战列舰击破防线，就将由它们摧毁丹麦人的船坞。帕克留了6艘最大的战舰从北面逼近哥本哈根。

纳尔逊几乎没有时间整合队伍。3月30日夜里，他乘着小艇去霍兰德海渊（Hollander Deep）侦察地形并在浅水处留下浮标作为警示标志。第二天他带着自己最亲近的舰长们登上帕克的旗舰并概述了自己的计划。一艘船先行进入海峡，在一艘预先确定好的丹麦战舰或者相同体积的浮动炮台对面抛锚，然后开火；第二艘船从第一艘船的外侧经过，然后在下个目标附近抛锚并开火。如此重复，船舰将顺着敌人的阵线铺下去。护卫舰将与丹麦防线的北面部分交手，同时布里格炮船和1艘护卫舰将扫射敌军阵线南端。一旦解决了海岸防线，不列颠陆军将占领三王冠堡垒（Tre Kroner），之后轰炸船开始轰炸城市和船坞。一名在场者回忆说：“纳尔逊勋爵精力充沛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一直在舱室里来回踱步，看不出一丝惊慌或者优柔寡断的样子。”
[108]

翌日他们放置了更多标识危险区域的警示标志。他和心腹属下在“亚马逊”号（Amazon）护卫舰上开了会，然后亲自划船在船舰之间穿梭，用他“刺耳”缓慢的诺福克腔调大声宣布指令。
[109] 之后他设宴招待麾下所有舰长，并在进餐时不断提振他们的斗志，因为这支分队的确非常紧张不安，引航员和航海长都不敢奢望自己真能穿过那些浅滩。

第二天所发生的意外证实了他们的担忧。那些率先进入海峡的船舰在中央高地上搁浅，经过仔细安排的方案没多久就被打乱了。纳尔逊只得亲自指挥，引领“大象”号穿行海峡中部区域。尽管如此，和纳尔逊希望的情形比起来，引航员接引的船舰与丹麦战舰还离得太远。

11点45分，所有不列颠战舰（包括那些搁浅的）都进入战斗，即便射程较长，丹麦人还是被轰惨了。不过英方早已料到丹麦人的抵抗会非常凶残，漂浮的炮台很难克制。与圣文森特角战役的西班牙水手以及尼罗河战役的法国水手比起来，丹麦人战斗的理由更切实具体：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家人和家园而战。他们可以在战斗中途获得补给和增援，这在远离陆地的海战中基本是不可能的。但不列颠海军的炮火还是为己方争得了主动权。12点45分，在英军发射了40轮舷炮之后，多数丹麦战舰失去了作战能力。

海德·帕克爵士此时待在距此5英里的地方，丹麦人的抵抗让他烦躁焦虑。他在下午1点15分打出旗号：“行动停止。”事后帕克解释说他当时是担心纳尔逊陷入困境，所以才发出信号以给对方撤退的机会，这样纳尔逊就不必担心会遭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声名受损，何况纳尔逊可以自由选择服从或者不服从，但这是借口。命令就是命令，不是建议。

正在攻打堡垒的护卫舰看到了旗号并且遵令而行。“纳尔逊会怎么看我们？”他们的指挥官诘问。
[110] 纳尔逊的副指挥官看到了信号，不过他把这个重复出现的旗令藏到了一张船帆后面，并且继续升着近身作战的旗令。纳尔逊看到后表示认同。“你知道的，弗里，”他说，“我只剩一只眼睛，所以有些时候我有权看不见一些东西。”然后他把望远镜放在右眼上说：“我真的没有看到那个旗令。”

如果纳尔逊遵从了那个旗令，或者舰长们选择遵从帕克而不是他的指令，哥本哈根之战就会成为史上最严重的海战灾难。事实上，下午2点时丹麦战舰基本都被摧毁了。托马斯·福利曼特尔写道，他从没有在海战中见到过像发生在丹麦战舰上那样血腥的屠戮。纳尔逊说那是一场大屠杀：“任何正常人看到那个场景都不会高兴。”但纳尔逊还算不上已经击败了丹麦人，他们的炮台还在轰击，对最北面的不列颠战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给英军带来巨大伤亡。不仅如此，纳尔逊有包括旗舰在内的数艘船舰搁浅。他其实仅有一点微弱的优势。

纳尔逊之后的举动是最有争议的。他写了一封信给丹麦王储。“纳尔逊勋爵收到过指示，如果丹麦放弃抵抗，英国就会饶了她”，他接着写道，如果丹麦人仍旧开炮，他将别无选择，只有在不救出丹麦俘虏的情况下直接放火烧了浮动炮台。王储同意休战。纳尔逊继续写信说，如果丹麦和大不列颠宣布和平，那将是“他有史以来的最大成就”。

机敏的思维使纳尔逊成功摆脱了眼下的困境。他得以把破损的船舰撤出敌军堡垒的射击范围，让搁浅的船只重新下水，最重要的是，他能够保住到手的战利品。此役2艘敌舰被击沉，1艘爆炸，12艘被俘。被俘船只中有11艘被焚，还有1艘用来送受伤人员回国。纳尔逊麾下的高级军官和他的朋友将此举视为“政治上的大师之作”。他扭转了弱势地位。他的英勇早已得到证明，现在他又为自己赢得了足智多谋、极具政治勇气的美名。他的决心和人格力量奠定了这场胜利，并讨回了自己的威名。

帕克派纳尔逊到岸上和谈，以为自己赢得谨慎行事的名誉。谈判受阻后，轰炸船被带到可以轰击哥本哈根的位置。丹麦担心自己如果支持不列颠就会遭到俄国的报复，和谈不成的症结就在此。而没过几天这个威胁就不复存在了，沙皇遇刺使丹麦有了寻求和平的自由。纳尔逊继续追击瑞典海军，后者慌忙返回港口。帕克不同意他继续深入波罗的海。然而此时政府和圣文森特都已厌倦了帕克，于是命令他回国。纳尔逊成为舰队司令官并晋封子爵。6月时大局已定，形势对不列颠十分有利。纳尔逊和舰队于7月1号抵达雅茅斯。哥本哈根之战乱象丛生，并不值得庆贺，不过它的重要性不容否认——不列颠需要排除法国，独占波罗的海的海军补给品。

就在同时，另一名经历了尼罗河战役的老将正显露出新一代不列颠海军将领的非凡气概。詹姆斯·索马里兹在此前已晋升海军少将，负责加的斯封锁行动。7月6日，带着6艘战列舰的索马里兹进入直布罗陀附近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向3艘有西班牙火炮堡垒保护的法军战列舰发起攻击。这次进攻颇有纳尔逊的风采，只是索马里兹没有纳尔逊的好运。风向和潮汐都和他的进攻方向相反，这场被称为第一次阿尔赫西拉斯之战的战斗就这么结束了。英军损失了1艘船，其余船舰破损严重。索马里兹退到直布罗陀进行紧急修补。7月12日，西班牙一支由5艘战列舰（另加1艘法军战列舰）组成的队伍抵达此地，准备护送法军前往加的斯。索马里兹再次迎难而上发动进攻。

当夜的战斗后来被称为第二次阿尔赫西拉斯之战，索马里兹的5艘战列舰对阵法西联军的9艘战列舰。他派出阵中速度最快的“非凡”号（Superb，74）率先接敌。“非凡”号抢到敌军分队的后路朝着“真实卡洛斯”号（Real Carlos，112）发射了3轮舷炮。令“非凡”号舰长理查德·基茨（Richard Keats）欣喜的是，“真实卡洛斯”号陷入惊慌之中并误朝和她并肩的“埃梅内希尔多”号（Hermenegildo，112）开炮。“埃梅内希尔多”号开炮回击，以为“真实卡洛斯”号是不列颠战舰，接着其他敌舰也开始朝他们以为的“非凡”号开火，而真正的“非凡”号则顺着敌军阵线前进，在短暂交锋之后俘虏了“圣安东尼奥”号（San Antonio，74），任由法西联军在黑暗和硝烟中互射。“真实卡洛斯”号着了火，而且当“埃梅内希尔多”号移过来扫射她的船尾时两者撞到了一起，这两艘西班牙海上巨兽之后都发生了爆炸，造成无数死伤。

刚吃败仗没多久，索马里兹就大胜一场，公众对海军又燃起了巨大的希望。海军在一系列行动中——从持续数月的沉闷的封锁行动到第二次阿尔赫西拉斯之战这样光荣且干净利落的交锋——证明了自己的非凡气魄。1801年的哥本哈根之战展现了海军的残酷无情。索马里兹获胜之后，西班牙下令本国战舰从布雷斯特撤回，自此西班牙和法国的关系开始趋于冷淡。10月，不列颠和法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双方于1802年3月签订《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

但是两国的和平关系并未延续多长时间。1803年3月，法军横扫意大利，不列颠数条阵线受到威胁。如果拿破仑控制了意大利，他就能再次瞄准地中海东部并对埃及和印度施以重击。与此同时，拿破仑正在布伦集结规模庞大的陆军准备入侵英格兰。守护国土的重任被托付给了不列颠海军将领们。基斯统领北海舰队。康沃利斯勋爵负责指挥封锁布雷斯特，他是一个年迈阴沉但尽职尽责的海军将领。舰队一如在圣文森特执掌时那样纪律严明、能力强大、组织完善。康沃利斯就候在韦桑岛附近等待开战的那一天。卡斯伯特·科林伍德受命打理繁重的岸上事务。爱德华·珀柳封锁费罗尔。纳尔逊勋爵则受命指挥地中海舰队封锁土伦。

理论上，如此声势浩大地部署能兵强将以抵御拿破仑似为天才之举；但实际上，和平时期的海军饱受折磨。圣文森特伯爵是一名伟大的海军将领，却在行政上表现拙劣，他认定海军委员会是腐败和浪费的聚集之地。他对船坞以及在那里工作的人也持如此观感，并且开始了一系列针对行政人员和合同商的政治迫害。第一海务大臣强行推动新的经济策略，他和许多军人一样，认为行政者只知道如何花钱，但不懂得该把钱花在什么上面。被圣文森特视为骗子的人与海军的合同全部作废。

结果在和平时期，海军行政体系内部斗了起来，船坞和仓库中干系重大的工作彻底中断。等到战事重起时，舰队司令们发现自己的舰队缺乏船和补给，只能通过强行征兵、配额供应和输送囚犯的方式补充船员。

地中海的形势尤其糟糕，不列颠一进入和平时期，这里的舰队就疏于打理了。舰队中船舰腐朽且亟待修补，供给线沉通不畅，水手们士气低沉、饥肠辘辘且受困于疾病。纳尔逊于1803年被派往地中海时，接手的就是这样的舰队。他抵达朴次茅斯后发现自己的旗舰HMS“胜利”号“相当混乱”，船上只有一半的水手，及至船上满员时，船员中“尽是各式各样的囚犯，有些是被警察逮捕的，还有些是从监狱里出来的，不一而足。说白了，卷帆、收帆、掌舵，没一样有人会”。
[111] 更糟糕的是，她可能不再是纳尔逊的旗舰，因为康沃利斯勋爵有优先选择权。

“胜利”号缓慢地驶向约定地点与康沃利斯会合，同行的还有HMS“安菲翁”号（Amphion，32）。但是纳尔逊一直看不到英吉利海峡舰队的影子，这使他愈加恼火。他换乘到一艘护卫舰上急匆匆地前去与自己的舰队会合。等到“胜利”号找到康沃利斯的时候，勋爵却根本不想要这艘船以及随行的“安菲翁”号。纳尔逊给前首相写了一封饱含愤懑之情的信，说他知道自己尽快赶到地中海有多么重要，不过“我能用的只有上级长官给我的这些工具”。
[112]

第40章 追击（1803～1805年）

波拿巴总是吹牛，说我们的舰队一直待在海上会筋疲力尽……不过我猜他现在应该知道，如果君主们真能听到实话的话，他的舰队在一个晚上所受的折磨，要超过我们一年所受的苦。
[113]

——霍雷肖·纳尔逊，1805年3月14日

1803年8月1日，HMS“胜利”号赶上了地中海舰队，随后纳尔逊就把他的将旗从狭窄的护卫舰“安菲翁”号上转移到了舰载100门炮的大木船上。他将在这艘大木船上度过接下来两年的时光。

担任地中海司令将会考验纳尔逊的领导才能所能达到的极限。战略层面上，有无休止的事务纠缠着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法军舰队封死在土伦，以免他们冲出包围圈后大举入侵英格兰或者再次攻击埃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忧心的事情，一支浩浩荡荡由炮艇组成的舰队正在马赛和热那亚集结，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哪儿，撒丁岛、西西里或者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都有可能。同时，法军陆军正威吓整个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the Balkans），海盗肆虐海上，英国贸易受到干扰。

这些只是不列颠在地中海所面临的一小部分难题。对总司令而言，更糟糕的是舰队的现状令人心忧，船舰腐烂朽坏，船员吃不饱、身体差。这支负责在加的斯至黎凡特一线树立不列颠威权的舰队，共有11艘战列舰、约15艘护卫舰，其中数艘战列舰状况不佳。由于该地区——从直布罗陀到马耳他——唯一一处不列颠基地远在数百英里之外（1802年时梅诺卡岛已经还给西班牙），舰队的首要任务——封锁土伦——变得愈加复杂艰难。给一支眼看着就要散架的舰队供应补给，还要让它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这在行政层面来看简直就是噩梦。对海军而言，地中海几乎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想管辖好这里更是近乎无望。

纳尔逊事必躬亲，每个难题都认真解决，数年在中海担任总司令的历练让他能够得当地处理这些事务。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处基地，在这件事上，法军声势骇人的小型炮艇舰队反而帮了英国人。得益于一位不列颠海军军官的测绘成果，纳尔逊在撒丁岛附近的马达莱纳群岛（Maddalena Islands）中觅得一处锚地，不列颠人将之命名为阿金库尔海口（Agincourt Sound）。那里离土伦有200英里，不过可以定期送来淡水、牛肉、羊肉、家禽、蔬菜和洋葱等补给。阿金库尔海口后来成为不列颠舰队的一处常设基地。拜法国人的威胁所赐，撒丁人允许纳尔逊长期使用该港，尽管他还得在外交上下更多工夫以使该交易一直有效。要是没有这处海口，纳尔逊根本无法在任何靠近土伦的地方行动。

阿金库尔海口是不列颠舰队在地中海西部建立霸权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丝毫不能松懈的组织工作。纳尔逊知道，要想得到水手的心，必须先得到他的胃。他亲自监管舰队的食物供应：“我们必须给水手们好的东西，绝不能在这上面斤斤计较，要关心他们是否真的拿到了供给。”对他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数量，还有质量。他把所有军官召集到一起，然后让他们从海军部配给的军粮和本地出产的东西中随机抽取样品。军官们必须亲自品尝菜单上的东西，然后决定哪些东西对属下们来说是最好的。国内运来的补给远远不足。该地又没有商人愿意接受到伦敦才能兑现的票据，于是纳尔逊坚持用现金购买供给品。

更令人心烦的是，在拿破仑施压之下，当地势力不能与皇家海军做生意。纳尔逊迎来一名由国内派来经办舰队物资需求的办事人，他名叫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他在地中海四处搜寻补给，成为舰队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食物和海军物资从北海海岸、亚得里亚海、马耳他、叙利亚以及更遥远的黑海运过来。福特把附近的不列颠派驻人员和商人充分调动起来，货船匆忙往返于陆地和舰队之间，带来各式各样的补给物资。纳尔逊曾经把一支舰队运转时的情形和一块表进行比较：各部件和谐运转时一切都很好，不过一旦哪个运行部件停止运转就会导致“整个机器出错”。
[114] 他仔细检查船舰的账簿，杜绝任何浪费或不经济的做法。任何关乎船员健康和舒适的细微事务他都不会忽视，可能他刚刚还在订购成千上万个从西班牙运来的橙子，下一刻又开始比较不同的裤子和格恩西（Guernsey）夹克之间的优劣。“这些是总司令应该关注的事情”，他说。

“所有军队事务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士兵的健康，”
[115] 纳尔逊对一位内科医生写道，“而且你会同意我的看法：让军官确保士兵们身体健康容易，让内科医生治愈他们的疾病就难了。”他在马耳他设立了一所医院，并坚持其中要有一座花园。海上巡弋的分队时刻都在与坏血病做斗争，1803～1805年，坏血病几乎绝迹，这要归功于纳尔逊，他花了很多力气四处搜寻柑橘属水果，确保它们供应顺畅。“船员如此健康的舰队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一年后他汇报时说，“毫不夸张地说，队中一个严重的病号也没有。”
[116]

还有一项成就比确保柠檬和新鲜食物供应更具深远意义，那就是纳尔逊对医生这一职业的态度。长久以来，随舰军医在海军中处境糟糕，他们没有自己的制服，不能使用军官室，而且薪水很低。纳尔逊努力改变这些境况，他把增进健康与卫生方面的广泛职责交予医务人员，舰队中的内外科医生因此对他忠心耿耿，并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船员的健康程度史无前例，”纳尔逊写道，“并且我们心情愉快、精神饱满，我要是法军舰队司令的话，就不敢挡住我们任何一艘战舰的去路。”
[117]

纳尔逊小心细致地经营舰队。不过他最渴求的是击败法国海军并将之彻底摧毁。他绷紧了每一根神经，随时准备应战，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战斗还不太可能发生。纳尔逊执行封锁任务的船舰停驻在土伦附近的利翁湾（Gulf of Lion），饱受密史脱拉风（Mistral）和累范特风（Levanter）的折磨。西北风呼啸着穿过阿尔卑斯山（Alps）、比利牛斯山（Pyrenees）和法国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的山谷和小道，风力一阵强过一阵，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60英里。这就是刮起来无休无止且异常干燥的密史脱拉风，停在利翁湾里的船最受其摧残，它们成了八级大风和骤起风暴的牺牲品。累范特风带着汹涌绵延的波浪和雨水从东边吹来。几个月之后，一阵阵无休止的狂风和突然降临的狂烈风暴对纳尔逊的船舰造成了严重的磨损。

密史脱拉风和累范特风让海上生活变得苦不堪言，也导致英军无法近距离封锁土伦。瞭望人可以从港口高处的山峰上监察不列颠船舰的动向，英国船舰被吹离驻地的情况被对方了解得一清二楚。总之，纳尔逊并不偏好霍克、圣文森特以及康沃利斯那样的严密封锁，他最希望引出法军然后迎头痛击。因此他必须保持战备状态，但同时也要保持耐心。

每周的演练照常进行。敌人丝毫没有要移动的迹象，这让封锁行动变得漫长而又乏味，所有人都心情郁闷。纳尔逊让舰队一直处于活跃的状态，竭力打破单调的节奏，以从密史脱拉风的缓慢折磨中挣脱出来。舰队会驻扎在土伦附近合适的基地，同时也会在地中海西部海盆附近游弋。护卫舰——纳尔逊称之为舰队的眼睛——一直驻守在土伦附近汇报敌军动向。阿金库尔海口可作短暂喘息之地。

纳尔逊亲自参与舰队日常的方方面面，十分忙碌。同时他还把心思投入战术安排。为此，他设法弄到了该地区所有锚地的精确地图，并让麾下舰长们仔细研究。如果能把土伦舰队赶进一处海湾或者海口的话，抛锚战将不可避免，于是他针对这种情况下达了命令。但最重要的是，他每天都记录天气日志。封锁行动已超过12个月，这样一份关于天气循环周期的信息概略极具价值。纳尔逊正在学着如何读懂地中海。

纳尔逊在后甲板上来回踱步，时而陷入深思，时而和他的旗舰舰长托马斯·哈迪亲密交谈。他和舰队的军职人员保持联系，在“胜利”号上设宴款待他们。这样可使战士们感受他的全部魅力，他也可以借此了解麾下年轻人，把自己的战术知识传授给他们。两年多的时间里，舰长们对司令官逐渐演进的战斗预案熟稔于心，也清楚他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

“我这儿没什么可以说的，”他在给艾玛·汉密尔顿的信中写道，“和很久之前与你讲过的一样，每天所发生的事都是重复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新到的信件和报纸。周围的面孔是一样的，谈话也是一样的。”
[118] 累月的等待让纳尔逊渐感摧折。“一成不变，一天接着一天，一月接着一月——冬季的大风永不止息”，所有人都备受折磨。
[119] 纳尔逊深明长期离岸的危险性。封锁期间他一次都没有离开过“胜利”号，而且他挑选的用来修整的锚地附近没有任何寻欢之地。

时间一长，水手们渐渐陷入颓靡。无聊厌倦而滋生的事端——醉酒、吵架和抗令——倍增，相应的惩戒也成倍出现。护卫舰上的生活更快活一些，因为他们至少有搜集情报、护航、近距离巡逻土伦等任务要忙。战列舰上的生活就比较艰难，船舰长久停驻一地，还要被猛烈的海风终日拂扫。纳尔逊组织了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以缓解沉闷的气氛。乐队每天都会演奏，他还鼓励业余戏剧表演，让船员们开怀大笑。

1804年12月西班牙终于与法国结盟，战略形势随之发生变化。现在拿破仑有102艘战列舰供其支配，而皇家海军仅有83艘可以使用，前者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列颠。实际上，拿破仑的入侵大军并不准备占领不列颠。大群训练完备的士兵将挺进伦敦，彻底摧毁那里的船坞，在梅德韦、朴次茅斯、普利茅斯亦是如此。不列颠将再也不是海上强国，她贸易国的身份也将随之被毁。到时不列颠就将被他的陆军打回中世纪的状态，然后法国人再渡过英吉利海峡回国。

拿破仑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他的船舰分散在数不清的港口里，而这些港口处于不列颠自土伦至北海的封锁圈覆盖之下。不过参照最近的历史，在合适的天气状况下法军是可以突破布雷斯特和土伦的封锁圈的。历史还告诉人们，进攻不列颠种植蔗糖的岛屿和殖民地有助于牵制不列颠海军的封锁圈，因为英军的战舰部署过于分散。如果法国海军各部能合到一处，把力量全部集中到多佛海峡，只消几个小时拿破仑就能把他的陆军运到不列颠。

1805年有望成为他彻底摧毁主要敌人的一年。

没有英国人明白拿破仑心里在盘算什么。1805年1月19日，纳尔逊的2艘护卫舰全速赶至阿金库尔海口，告知他法国海军中将皮埃尔·查尔斯·维尔纳夫（Pierre Charles Villeneuve）已经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离开了土伦，纳尔逊此时只能猜测拿破仑的计划。7天后纳尔逊接到消息，那支离开土伦的舰队正在亚历山大港，有11艘战列舰以及数舰随行的护卫舰。尽管绝大部分船舰已经顶着密史脱拉风服役数年，状态欠佳，纳尔逊还是迅速率队出发了。

纳尔逊优秀的舰长、军官和水手弥补了船舰破旧这一硬件上的劣势。他对他们的评价甚至高于1798年时与他同行的“至亲袍泽”。船员们训练后正值巅峰状态，亟待一战。舰长们都是最拔尖的人才。其中包括本杰明·哈洛韦尔和托马斯·哈迪，两位都是经历过尼罗河战役的老将。还有“非凡”号和理查德·基茨，1801年，这艘船及其舰长与船员曾单枪匹马对阵法西联合分队。纳尔逊分队还有威廉·帕克，他是海军中最优秀的护卫舰舰长之一。两年多的时间里，纳尔逊已经创建起属于自己的完美队伍。

然而，地中海东部没有任何法国人出没的迹象。纳尔逊过分执迷于拿破仑对东方的野心并因此判断失误，不过法军舰队也没往西边去。一直到2月底重回撒丁岛时纳尔逊才得知，因为缺少有经验的水手，状态糟糕的船舰遇上大风，维尔纳夫已经返回了土伦。纳尔逊收到汇报称维尔纳夫做好了再次出海的准备，于是他给法国对手设了个套。他率领舰队前往巴塞罗那沿海水域，然后偷偷溜回撒丁岛，只留下护卫舰监视海面动静。纳尔逊笃信，这将迫使维尔纳夫前往马略卡岛然后落入圈套。不过这个计谋被一艘拉古萨的商船给搅黄了。维尔纳夫往马略卡岛北面而去，避开了纳尔逊和他负责侦察的护卫舰。4月8日，法军舰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第二天它遇上了西班牙舰队。

纳尔逊仍旧认定敌人会往东去，4月一天天过去，却一点法军的消息都没有，他变得非常紧张。维尔纳夫有可能正往英格兰驶去，这些忧虑折磨着纳尔逊，让他睡得不好，吃得也少，而且出现发烧的症状。遇上暴风雨天气，他会整夜待在甲板上看护自己的舰队，这让他浑身都湿透了。到了4月19日，HMS“亚马逊”号汇报说有人看到维尔纳夫正在离开地中海。此时纳尔逊已经落后数百英里，时间上晚了法军一个月。他一路斩风破浪，花了两个星期时间赶到直布罗陀，然后又花了一个星期赶到拉各斯湾。在那里，他却发现法西舰队并未北上，因此对方肯定是在西印度群岛。

纳尔逊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法军舰队可能正在攻击不列颠殖民地，真是这样的话他的任务就是追击对方。不过万一这是一个圈套呢？拿破仑可能是在利用土伦舰队诱使不列颠战舰离开本土海域，以便发动入侵。还可能有另外一支不列颠舰队正在追击维尔纳夫。纳尔逊必须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做出判断。他最后决定追击维尔纳夫，以己方11艘不列颠战舰对阵对方18艘船舰。

6月4日，舰队抵达巴巴多斯，追捕行动开始。根据十分有限的情报，舰队决定前往特立尼达拉岛（Trinidad）。6月10日，不列颠舰队到了蒙特色拉特岛（Montserrat）附近。纳尔逊已经基本赶上了他的猎物，他期待着一场大战。距他仅150英里远的是安圭拉岛（Anguilla），维尔纳夫的舰队正停在那里。法军舰队司令收到了纳尔逊正迅速逼近的警报。维尔纳夫在此前的从军生涯中和皇家海军有过多次交手，基本都吃了败仗。在美洲海域，他曾随法国皇家海军在马提尼克战役中抗击罗德尼、在切萨皮克湾战役中抗击格雷夫斯、在圣基茨战役中抗击胡德，之后在桑特群岛之战中再次对阵罗德尼。大革命期间，法国海军其他贵族军官均遭清洗，维尔纳夫则表明了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可靠性。他亲眼见证了纳尔逊在1798年8月精彩绝伦的表现，尼罗河战役中他是后路分队指挥官。他不想再遇到这个灾星，于是扬帆往欧洲进发，去为拿破仑的宏伟计划出力。

法国皇帝所设战略之要义是把他的船舰从土伦、加的斯、费罗尔、罗什福尔和布雷斯特集合到一起，然后将它们带到英吉利海峡，协助14万人的精锐部队入侵不列颠。维尔纳夫的任务是在西印度群岛引开不列颠各路封锁分队，他本应等候布雷斯特舰队来与自己会合。不过皇帝聪明反被聪明误。新任第一海务大臣巴勒姆大人（Lord Barham，即以前的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说，封锁布雷斯特是“所有进攻行动得以开始的核心动力”。他与安森、霍克的理念是一致的：掌控了西海路，海军实力便可达到鼎盛。皇家海军已感疲乏的封锁船舰仍旧在原地坚守，布雷斯特舰队无法出海。此时维尔纳夫接到的命令是先和费罗尔的船舰会合，然后解除不列颠对布雷斯特的封锁，之后再前往布伦护送皇帝和他的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

纳尔逊率领自己的船舰回渡大西洋，前往直布罗陀。这是整个行动中最考验人的部分。风力减弱、补给不足困扰着英军，不过纳尔逊不容许士气衰颓。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与饱受恶劣天气折磨的船舰坚守在土伦附近，并带领疲乏困顿的将士们前往亚历山大，继而再至撒丁岛、穿过大西洋、再返回西印度群岛保护这里免受法军劫掠，这是领导能力和舰队管理上的巨大成功。

纳尔逊派出一艘史鲁普船向海军部进行汇报。途中它发现维尔纳夫正前往费罗尔，而非纳尔逊预计的加的斯。这项至关重要的情报被带到了新任第一海务大臣巴勒姆那里，他立刻察觉到其中重大的战略意义。法军兵锋所指根本就不在埃及，他们是想往北和西班牙人会合，这预示着法国人将要入侵英格兰。他下令罗什福尔附近的封锁分队前往费罗尔，海军中将罗伯特·考尔德爵士（Sir Robert Calder）正率领15艘战列舰在那里候着维尔纳夫。7月22日考尔德拦截住法西舰队。那天下午他们在一片浓雾中交战，翌日双方继续交火。考尔德俘获2艘西班牙战舰，维尔纳夫则进入了费罗尔。可怜的考尔德因为没能彻底分出胜负而遭到新闻界的粗鲁指责，并被召回国内述职。只有在考尔德被“及时”调职后，我们才得以看清他在阻挠拿破仑方面起到的作用。

因为拿破仑本想进行秘密登陆，打英方一个措手不及，所以维尔纳夫本应在广袤的大西洋中突然出现并搅乱皇家海军。他应该把布雷斯特舰队从围困中解救出来，然后为帝国海军扫清路上的所有障碍，并为迅速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拿破仑提供庇护。但现在的问题是，所有人都知道了维尔纳夫的行踪。纳尔逊穿越大西洋时，一路都在追他，而且考尔德已经成功阻挠了他解救布雷斯特舰队。

现在维尔纳夫清楚地看到了现实，在他和拿破仑之间是强大的皇家海军本土舰队，他背后还受到纳尔逊威胁。他知道原先的计划已经泡汤了，于是向加的斯进发。当他往南航行时，纳尔逊正在北上，差那么一点他们就撞上了。之后纳尔逊和考尔德于布雷斯特沿海的康沃利斯会师。不列颠的门户牢牢关闭并插上了插销。

8月18日，纳尔逊回到英格兰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8月23日，拿破仑狠狠咒骂了自己的海军，然后离开了布伦。入侵威胁解除了。

纳尔逊在不列颠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年多来他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彻底击败拿破仑的海军，现在他准备好了。

1780年身处西印度群岛时，纳尔逊有一次发烧了，在威廉·康沃利斯的照料下才恢复了健康。1804年12月，他写信给海军上将康沃利斯，重提那时他们的谈话：“我觉得我从您那里感受到的一些情感，对我的海军生涯有巨大的帮助——只要和法国人一直战斗下去，我们总能把对方打垮。”他此时正是以这种志在必得的精神感染着他的舰队。他告诉舰长们，他得尽自己所能把舰队带到敌人那里，越近越好、越快越好，这是他的职责。“我可以清楚感觉到，那些我有幸做他们指挥官的海军舰队司令官和舰长能自行补上我没能打出的旗令，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我的目标是打一场彻底决出胜负的近身战，所以我一个字都不需要多说。”

1805年9月，他开始关注更细节性的东西。10日那天，他用指尖在前首相西德茅斯勋爵（Lord Sidmouth）的桌子上简要演示了自己的计划。“罗德尼在敌军阵线上破开了一个缺口，”他说，“我将破开两个。”

人们一直以为纳尔逊指的是罗德尼著名的大捷桑特群岛之战，不过这个看法肯定错了。在那次战役中，罗德尼在敌军阵线上破开了两处缺口，纳尔逊应该是知道的。他指的应是1780年罗德尼在马提尼克附近输掉的那场战役。罗德尼本打算集中力量攻击对方阵线的某一处，以瓦解法军阵形。他的旗舰确实冲过了敌军阵线，可是后面一艘战舰都没有跟上来。此时，1805年，纳尔逊正谋划着类似的方案。他准备分两路进攻法西联合舰队，每路打头的是舰队中体积最大的重火力战舰。在关键节点处他将部署大量火力极为凶悍的不列颠战舰，它们在轰开敌军阵线后将从上风位转到敌方舰队的背风位置。这用的是当初豪在“光荣的6月1日海战”和邓肯在坎珀当战役中开创的打法。

纳尔逊向舰长理查德·基茨阐述了他的方案。“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他问道。
[120] 基茨逊狂放大胆的想法惊得说不出话。战斗开始时，每路最前面的战舰在抵达敌舰身边之前会遭到毁灭性的轰击。“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纳尔逊自问自答，“我觉得这么做出其不意，能搅乱敌军阵脚。他们不知道我们准备怎么打。战斗场面将会极其混乱，这也正是我想要的。”他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全歼敌军。为此他花了数年的时间观察法军和西军。他知道，一旦他的战舰开到了对方近身处并封死退路，皇家海军的火炮将势不可挡。他称自己的战斗预案为“纳尔逊之触”（Nelson Touch）。

他担心自己执行此计划为时已晚，为此而焦躁不安。科林伍德和卡尔德带领的一支不列颠中队正候在加的斯附近，监察法军动静。军官和水手中的许多人也和他一样焦躁。“纳尔逊勋爵还会再出现在我们这儿吗？”
[121] 爱德华·科德林顿（Edward Codrington）写道，他是“俄里翁”号（74）的舰长。“我急切地希望他会，这样我这辈子就有机会看到这位总司令如何在现状允许的情况下，竭尽所能把原本艰难且令人厌烦的军中生活变得受人欢迎，而且他总是率先垂范、提振众人的精气神，这是眼下不可或缺的。”

纳尔逊对新加入的这支加的斯舰队了解并不多，他只认识一小撮舰长。托马斯·福利曼特尔（“海神”号，Neptune，98）、海军中将科林伍德（“君权”号，Royal Sovereign，100）、托马斯·路易斯（“老人星”号，Canopus，80）、爱德华·贝里（令他放心的“阿伽门农”号），这些是他的老朋友，还有另外三人在过去两年里和他一起在地中海待过。“安菲翁”号（32）舰长威廉·何斯德（William Hoste）自1794年起就跟随纳尔逊出海了，那时他是“阿伽门农”号上的一名见习军官。另外一位护卫舰舰长亨利·布莱克伍德（Henry Blackwood，“欧律阿鲁斯”号，Euryalus，36），在1800年阿布基尔湾之战中驾着“威廉泰尔”号对法军最后一艘幸存战舰穷追不舍，给纳尔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司令官爱惜地把这位年轻舰长视为真正的“纳尔逊战将”——一名深受他战斗精神和战术风格熏陶的军官。

他还不认识其他舰长，也没有多少时间调教他们。甫一抵达，他就撤回近距离封锁加的斯的战列舰，而把他的护卫舰留在了那里并由他信任的亨利·布莱克伍德负责统领。HMS“胜利”号成为舰队的中枢重地，坐镇此舰的是纳尔逊，他急切会见了新入麾下的舰长，鼓励他们重创敌人。

纳尔逊的出现令整支舰队都振奋不已，众人对胜利充满信心。为了了解那些舰长，他在旗舰上款待他们。“火星”号舰长（Mars，74）乔治·达夫（George Duff）从未见过纳尔逊，但刚打过照面没多久他就被这位小个子司令官深深吸引住了，“他真是和蔼友善，让我们觉得不论他下达什么样的命令，我们都会欣然照办”。

欢快愉悦的晚宴派对是纳尔逊最偏爱的感情交流途径。没有哪个海军将领能像纳尔逊那样亲近下属，舰长们欣然接纳了纳尔逊的战斗计划，他们渴望着能给法国海军致命一击。

纳尔逊把得到的回复归纳为：“新奇、独一无二、简洁！”关键便是简洁。纳尔逊曾说过他期待的不是“豪勋爵式的胜利”。他此话的意思是，老一辈海军将领们沉迷于高明的花招。他们希望以具体入微的方式指挥舰队战斗，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把交战过程搞得过于复杂。“光荣的6月1日海战”中豪表现很好，不过他没能发动起整支舰队一起击垮敌军。1805年，像老一辈将领一样，纳尔逊也乐于阐释计划中所使用的战斗技术。不过他很清楚，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提振信心，让众人渴望与敌一战。他信任自己的舰长和水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纳尔逊舰队中只有5位舰长曾在舰队作战中统领过战舰，其他舰长还需要接受训练，不过他们眼下有了一个最好的指导者。要想方案奏效，不列颠战舰就必须快速切入战场。在尼罗河时，水手们必须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战舰高处待到最后一刻。舰长必须维持舰上的纪律，到达敌舰近身之前绝不开火。他们得有一颗冷静的头脑，因为战斗开始后舰长会站在后甲板上。他将独自一人暴露在那里，带领战舰开到敌舰20码以内的范围。

纳尔逊非常清楚，在骤风暴雨般的战场上会有舰长惊慌失措、吓得没法做决定。他们会指望总司令打出旗令，然而战场上硝烟四处弥漫，期待一般都会化为泡影。他也明白，有些舰长缺乏读懂战局形势的战术意识。对此他有一条明确的指令：“如果遇到旗令看不清、看不懂的情况，有一个办法总归不会太错，就是让自己的战舰和敌人并肩而立。”
[122]

为了百分百确保每艘战舰都能快速主动地投入战斗，纳尔逊给护卫舰舰长亨利·布莱克伍德下了密令。布莱克伍德后来回忆纳尔逊是如何给他权限“不限形式地使用他（纳尔逊）的名号，向任何排在战列线最末的战舰下达我觉得最合适的作战命令”。纳尔逊懂得明智地分派权力，而非无差别地胡乱分派。他相信布莱克伍德对此方案的理解要超过部分战列舰舰长，并且更能推动它的实现。如果布莱克伍德发现任何战列舰正在犹豫是否执行命令，他会命令舰长们用各自能想到的最好办法迅速切入战场。

10月19日，维尔纳夫遵从拿破仑的命令驶往意大利。纳尔逊从布莱克伍德那里得到消息后，当即发出信号下令全面追击。他从东南面直扑直布罗陀海峡，准备切断维尔纳夫前往地中海的去路。虽然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列颠以27艘战列舰对阵维尔纳夫的33艘。不列颠水手们焦虑地过了一夜，因为他们担心联合舰队虚晃一枪后又会掉头溜往加的斯。

拂晓时分，舰长科林伍德被欢呼声和舱口水手的喧哗声吵醒。他的属下们争相眺望敌军舰队，等待已久的战斗终于在这个早晨到来了。据“胜利”号的一名水手回忆，从船头看去敌军如同一片森林。维尔纳夫发出排列战列线的信号。

法西联军遇敌时试图施行精巧的战术动作却徒劳无功。面对大西洋汹涌的波涛、轻微的海风，法国和西班牙战舰发觉要列出命令要求的阵形十分艰难。对不列颠来说，做到这一点要容易一些。6点15分，纳尔逊命令舰队分成两支分队。6点30分，他发出信号：准备战斗、逼近敌军。排列战列线时，顺序就依照各艘战舰当时所处位置自然而成。

8点，法西联合舰队仍旧没有完成战术机动。而分列两排的皇家海军已然逼近联军。维尔纳夫命令舰队所有战舰顺风掉头，转到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原先的后路变成先锋，原先的先锋变成后路，同时也意味着舰队将前往安全地带，即朝加的斯进发。这个新下达的战术命令导致舰队陷入一片混乱。战线中有些战舰挤成一团，还有一些露出了空当，成了英军下手的目标。法西联军的战列线凸成了新月形状。

不列颠战舰已经到了离法西联军5英里远的地方，水手们收拾船舰准备战斗。他们卸下隔断舱室的壁板，把装备堆垛到一起。船员们的吊床被挂到舷边变成防护材料，牲畜和不必要的物品从船两侧倾倒入海。战舰上的小艇降到水面上拖在大船后面，以免战斗时轰裂的小艇碎片变成伤人的致命凶器。水手们赤膊上阵，用发带包住额头，防止汗水流入眼睛同时保护耳朵。

一般来说，交战前都得做这些事。真正让这天早晨与众不同的是，两军的距离在很久之后才慢慢拉近。自两支舰队发现彼此到交战，长达6小时的间隔漫长拖沓、让人极不自在，但这留给3万名水手足够的时间去默想即将到来的漫天炮火。纳尔逊写了一篇祈祷文，还写了遗言和遗嘱文件。他向护卫舰舰长们下达了最后指令，驾着“胜利”号在队伍中来回鼓舞士气，强调他们未靠近敌人之前绝对不可以开炮。

对属下们来说，准备战舰的例行工作完成之后，最好能找些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他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吃一顿有冷肉和葡萄酒的餐饭。乐队在艉楼甲板上演奏《橡树之心》《主宰吧，大不列颠！》和其他爱国主题的海军歌曲。水手在做最后的准备。一艘船上的水手还跳起了角笛舞。维尔纳夫在他的后甲板上祭起帝国鹰旗，并和麾下军官举行了一场仪式，再次宣读忠于皇帝的誓言。

10点50分，纳尔逊给科林伍德打出信号：“传我号令，穿过敌军阵线，阻止他们前往加的斯。”11点40分，他以一套新用的旗令系统向舰队逐字拼出他的命令：“英格兰期盼人人都恪尽职守。”不久，他升起自己最爱用的一项旗令：“在更近的距离与敌交战。”11点50分，布莱克伍德传令排在战线第三位的弗里曼特尔，告诉他纳尔逊将抢风掉头驶向敌军先锋，不过之后会转向右侧，在维尔纳夫战列线的第13艘或第14艘战舰处切断敌军阵线。

11点56分，第一炮打响了。特拉法尔加战役正式开始。

第41章 大战（1805年10月21日）

先取得胜利，然后尽一切可能扩大战果。

——霍雷肖·纳尔逊

不列颠战舰悬挂翼帆，以两列分队向法西联合舰队挺进。这些翼帆悬挂在常规船帆旁边，其用意在于延展船帆面积，提升船舰在微风中的速度。

尽管如此，纳尔逊的战舰还是行进缓慢。两队纵列打头的战舰——纳尔逊的“胜利”号和科林伍德的“君权”号——遭受敌军舷炮轰击。“君权”号朝着法西阵线潜行，途中7艘战舰向她轰击，其间只有为了制造硝烟隐匿自己行踪时她才会开炮。

此时我们将视线从战舰和将士们身上稍稍移开一会儿，在正式战斗尚未打响之际，可以看到数量庞大的火力装置一英寸一英寸地进入致命的攻击范围之内。陆地上从未有过此等庞大的火力配备，如果把滑铁卢战役（Waterloo）军队所有的加农炮和特拉法尔加战役中两支舰队的火炮加到一起，陆军火力仅占两者总合的7%。
[123] 仅“胜利”号的火炮总量就相当于1815年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所拥有的火炮总数的67%。

在纳尔逊抵达维尔纳夫所在的敌军中央之前，科林伍德先行赶到了联合舰队后路分队的队首。“快看科林伍德这个英勇果敢的伙计是如何带着他的战舰进入战斗的”，身在“胜利”号后甲板上的纳尔逊说道。
[124] 皮埃尔·塞尔瓦勒（Pierre Servaux）是“激情”号（Fougueux，74）上的一名军职人员，他回忆说自己的战舰在“君权”号缓慢接近时发射了100轮舷炮，轰击距离越来越短。跟在科林伍德后面的HMS“贝尔岛”号（Belleisle）在开炮前就有50人阵亡，她接近敌军时所有船员一言不发地守在火炮旁边。船上唯一的说话声就是舰长和航海长之间的对话。

12点10分，科林伍德的猎物近在咫尺，他终于开炮轰击。“然后她给了我们一轮舷炮，对方有55门火炮和臼炮，炮弹狂风骤雨般急速飞来，有大有小，还有火枪子弹，”塞尔瓦勒写道，“我以为‘激情’号被轰成粉末一样的碎渣了。”
[125] 接着，“君权”号穿行敌军阵线时扫射了“圣安娜”号（Santa Ana，112）船尾，数十发加农炮炮弹横扫这艘西班牙战舰的整个火炮甲板。敌方有14门火炮在那一轮舷炮猛击之下失去了作战能力。“纳尔逊肯定很想看到这一切！”科林伍德兴奋地大声呼喊。
[126]

毫无疑问，英军的战斗方案十分大胆。不过这意味着纳尔逊那些庞大的战舰得一艘接着一艘进入战场。当天刮的微风更增加了这个做法的危险性。科林伍德越过了敌军战线，可到了另一侧后他只能孤军奋战。这时轮到“激情”号报仇了。敌军的加农炮炮弹砸进“君权”号船尾，在她拥挤的火炮甲板上掀起一片腥风血雨，给船舰造成重创。“君权”号的船舵和操舵器被毁，后桅坠落在甲板上，索具和船帆被冰雹一般的炮弹破坏。“君权”号的火炮陷入了沉寂，她升旗请求支援。

遭受重击的“圣安娜”号也获得机会施以回击，其舷炮炮击致使“君权”号一侧翘出了水面，翼帆和升降索也悉数被毁。这艘不列颠战舰孤身遥悬于敌军阵线另一侧。5艘敌舰正围攻着她。见习军官乔治·卡斯尔（George Castle）从船尾一处炮口望出去，“别无他物，只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围着我们，从四面八方对着我们开炮”。
[127]

但“君权”号的水手们乃是坚毅的战士，舰队司令官科林伍德下到地狱般惨烈的火炮甲板上鼓舞部下，与他们一同操作火炮。一刻钟后，“圣安娜”号在重击之下投降。

纳尔逊率领自己的分队朝法军先锋开去，然后顺着敌军阵线下行直至找到维尔纳夫的旗舰。“胜利”号在开炮之前被法军先锋疯狂轰击。20分钟后，她的船帆上满是窟窿，船桅和帆桁遭受重创，舵轮也被轰成碎片。下层火炮甲板巨人般的舵杆必须要40名水手才能操控。屠戮场面惊怖骇人。深受纳尔逊信任的秘书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身体被切成两半，他的接替者转眼间也阵亡了。有8名海军士兵被同一发炮弹收割了性命。等到“胜利”号开炮的时候，船上已有50多人牺牲。

敌舰排列得非常紧密，似乎“胜利”号得自己撞开一条路才能越过战线。她的舵盘报废，索具和船帆支离破碎，要完成战术动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直到12点35分她才在维尔纳夫的旗舰“布森陶尔”号（Bucentaure，80）船尾处找到了空隙。

“胜利”号68磅的船首臼炮朝着“布森陶尔”号拥挤的后甲板发射了一枚实心炮弹并射出了500发火枪子弹，然后一轮完整的舷炮扫射了敌舰船尾。火炮发射前装了比平时多2倍甚至3倍的炮弹，轰击时声势骇人，而且发射时距离如此之近，以致站在后甲板上的军官们都被对方船尾的木屑溅到了。首轮袭击让大约400名法国人和20门火炮退出了战斗，不过“胜利”号随即发现有2艘庞大的法军战舰在法军阵线另一侧候着自己。她遭到“可畏”号（74）和“海王星”号（80）攻击，不列颠旗舰和前者缠在了一起。它们贴得太近了，以至于“胜利”号的火炮已经抵到了“可畏”号的船身。不列颠火炮装载3倍数量的炮弹贴身平射，轰击敌舰腹部。

“可畏”号的舰长和船员们是敌军舰队中的顶尖之属，舰长卢卡斯（Lucas）与手下们演练过登舰技艺，士兵和水手们武装到了牙齿，他们配备了火枪，手枪、军刀，还有手榴弹。法军战舰上的炮兵们弃守炮位，成群集结到甲板上向“胜利”号发起登舰行动。“胜利”号上层甲板上的人几乎被敌人全部射死，只剩船首臼炮死守阵线，陷入绝境。

“君权”号和“胜利”号给敌军阵线两下铁锤式的暴击。两艘船都是顶着重重困难进击到那个位置的。现在它们必须在剩余战舰进入战斗前顶住敌人的凶残攻击。

“君权”号孤身奋战了15～20分钟——尽管身处炮火中央的船员们所感觉的时间要比这长多了——后科林伍德分队的其他战舰才进入战斗。HMS“贝尔岛”号的舷炮喷涌着轰向倒霉的“圣安娜”号，接着是悍勇的“激情”号。后者被数艘不列颠战舰猛烈轰炸，1小时后其船桅、索具和船帆的碎渣铺了厚厚一层。船上此时起了火，任何试图扑灭火势的人都遭到漫天弹雨压制。“激情”号继续开炮，但英军开炮的速度更快，消灭了她大部分炮手。和“贝尔岛”号的对决接近尾声时，这艘法国战舰上一半的船员或死或伤，甲板上唯一剩下的就是那面迎风飘扬的战旗仍然昂然不屈。

科林伍德分队的战舰一艘接着一艘加入战斗。HMS“火星”号没有沿着“君权”号的脚步，而是转向南行。法军战舰“冥王星”号（Pluton，74）离开她的位置与这艘不列颠战舰交手。HMS“轰鸣”号（Tonnant，80）挨着她留下的空隙穿过，并用自己的左舷炮攻击“莫纳尔卡”号（Monarca，74）、右舷炮攻击“阿尔赫西拉斯”号（Algésiras，74）。“柏勒洛丰”号和“埃格勒”号（Aigle，74）缠住了。“柏勒洛丰”号向“埃格勒”号发射的舷炮轮数如此之多，以致法军炮兵被迫离开下层甲板。而他们刚出现在上层甲板，却发现“柏勒洛丰”号的火炮正仰起炮口要攻击他们。“当（‘埃格勒’号）摆脱和我们的纠缠时，面对我们的扫射她一枪都没有回击，因为她的右舷被彻底打残了。”
[128] 就在和“埃格勒”号紧紧缠着的同时，“柏勒洛丰”号还腾出手来向“莫纳尔卡”号开火。

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数艘不列颠战舰不得不同时和不止一个对手交战。不到一个小时，敌军多艘战舰被打残，伤亡十分惨重。“柏勒洛丰”号和“巴哈马”号（Bahama）、“蒙塔涅斯”号（Montanes）、“敏捷”号和“埃格勒”号等74炮战舰进行了搏斗。HMS“巨神”号（74）和“敏捷”号交战一个半小时，和“巴哈马”号交战了两个小时。HMS“复仇”号（74）在12点50分加入战斗。她在科林伍德最先侵入敌军战线处以南1英里的地方破开了对方阵线。当时西班牙战舰“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Principe de Asturias，112）的船首斜桅撞上她的艉楼，200名西班牙士兵和水手已经准备好登舰作战。在“复仇”号的臼炮和一排海军士兵压制他们的同时，船上的巨炮还在和另外两艘敌舰交战。纳尔逊试图以船舰数量优势压垮敌军后路，不过由于风力轻微，科林伍德分队只有小部分战舰加入了战斗，结果他们反而成了在数量上被压制的一方。

北面，“勇猛”号（Téméraire）赶上来之后，“胜利”号才从“可畏”号登舰部队手中被救出。“勇猛”号从法军的“海王星”号和“可畏”号当中穿过敌军阵线，扫射攻打“胜利”号的敌舰。“可畏”号恰好陷在两艘火力强悍的不列颠战舰之间，因此再也没有登舰作战的可能了。接着是不列颠这边的“海神”号，她在锁定“至圣三位一体”号（130）前已经攻打过两艘敌舰。此时刚过下午1点，维尔纳夫旗舰两侧均有一部分阵线已经因陷入激烈混战而溃散。

特拉法尔加战役打得异常血腥凶残。英军两条阵线中打头阵的14艘战舰遭受敌人无数重击。大部分战斗是由这些战舰完成的，它们和数量上超过自己的对手挨得非常近——近到双方可以透过敞开的炮口互相咒骂并用手枪对射。正如纳尔逊所清楚的，不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战斗多么英勇、机动多么娴熟，英军火力都能把他们压得死死的。同时他也清楚，在这项优势得以施展之前，第一批不列颠战舰必将付出巨大代价。下午1点15分，距离“胜利”号破开敌阵大约半小时之后，纳尔逊被“可畏”号后桅顶上的狙击手射穿了肩膀。

舰队司令被抬到伤员舱。之后几个小时他意识尚且清醒，还能跟进战斗进程。“啊，‘胜利’号！‘胜利’号！看你把我可怜的脑袋搅和成了什么样！”他低声说道。他说这话时“胜利”号刚发射了一轮舷炮，整艘船猛地一震。

纳尔逊被射伤后仅半小时，第一艘敌舰就投降了。维尔纳夫的旗舰“布森陶尔”号——最了不得的战利品——在一排轰击者的猛攻下被迫投降。随后不列颠战舰团团围住了“至圣三位一体”号。下午1点55分，表现英勇的“激情”号终于投降，“勇猛”号一轮舷炮打哑了她剩余的火炮。

纳尔逊相信皇家海军会恪守传说中的严明纪律，战斗初始阶段的状况显然证明他是对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并非泛泛之辈，这是肯定的。但不列颠人超越其他所有海军的地方不仅在于他们的纪律，更在于他们面对如此血腥惨烈的战斗时，即使面对恐惧却依旧保持这份纪律的能力。

后来一名法国水手说操控不列颠火炮的肯定是恶魔，因为他们重新装填和发射的速度竟如此之快。不列颠水手以坚韧的决心一刻不停地艰苦工作，他们的脸和赤裸胸膛上汗如雨下的样子可能确实像极了恶魔。炮弹发射后，他们马上把湿海绵伸进去扑灭火星，再迅速塞进弹药筒、加农炮炮弹和填塞物，然后全体组员将之夯实。他们把大炮拉回就位，使之准备好大发凶威。然后新一轮舷炮呼啸而出，炮身猛然后顿。

法军水手无力跟上敌人的发射频率，而且一艘不列颠战舰发射的舷炮轮数越多，对手的回击就愈加艰难。每次炮击之后，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炮员们都极为疲乏，因此发射下一轮舷炮时会慢得多。结果所有炮员不是被屠杀就是成了残废，火炮也被轰离了座轨。遭到不列颠战舰近距离连续轰炸时，整层火炮甲板的人都可能弃船逃跑，只剩一小撮负伤的倒霉蛋。

“扫射”是一个合适的词。密密麻麻的铁弹进入没有防护的船首或船尾，然后顺着整条火炮甲板弹跳飞掠，场景如地狱般惨烈。近距离战斗时，舰炮长会减少火药的装填量。如果火药太多，炮弹会直接打穿敌舰飞出去。少装填一些火药可以使炮弹冲力减弱，运气好的话它穿破对面船身后会继续弹跳，最大限度地杀戮敌人。“复仇”号第二副官描述了自己战舰的遭遇：

炮弹从第三层下层甲板右侧炮口的前方射进来，击中那门火炮（32磅）并撞出很大一道凹痕；随后它变换方向以垂直角度击中前桅，桅杆被挖掉很大一块；然后它再次换成水平方向，割下一位名叫格林（Green）的年轻见习军官的头颅；此时右舷前方第一门火炮的滑车处在最前位置，在那里刚装填好火炮的7名水手筋疲力尽，结果全被炮弹杀死，尸体几乎成了两半。之后炮弹以水平方向击中船侧，位置刚好在吃水线上面，上方紧挨着的就是一门火炮的炮尾。
[129]

像特拉法尔加战役这样胶着无序的混战，其场面和声响终其一生都会萦绕在参与者的脑海中。见习军官卡斯尔写道，“英勇水手们肢体破碎的样子令人骇然，有些人脑袋的一半被轰没了，还有些人内脏已被捣烂，正躺在甲板上奄奄一息。后甲板和艉楼是杀戮最猛烈的地方”。
[130]

对双方成千上万名水手而言，这场战斗犹如炼狱。火炮甲板成了熏得乌黑、硝烟弥漫的火炉。正在战斗的船员因为踩到曾在饭桌上一起吃饭的同伴的鲜血和内脏而滑倒。此等情形下继续操控火炮需要极大的勇气。一名军官指出，战斗的副作用——暂时性失聪和因浓密硝烟造成的无法视物——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把他们和同伴垂死时的声音和画面隔绝开来。所有人都必须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填弹、拖动炮身、发射、拖动炮身、填弹……纹丝不乱地一遍遍重复这一机械式节奏。

在喧嚣声和战斗的致命节奏麻木感官之前，最难熬的就是进入战场的过程。这个时候大部分船员除了保持静默以外无事可做。保罗·哈里斯·尼古拉斯（Paul Harris Nicolas）——“贝尔岛”号上一名16岁的海军副官——回忆说，向敌军阵线进发时战舰上一片死寂。
[131] 只听见炮弹从头顶呼啸飞过的声音和水手被加农炮炮弹击中后的惨叫声，有人的头被整个炸飞了，舰长扑倒在甲板上，但又重新站起。“身边血淋淋的尸体触目惊心，”尼可拉斯回忆道，“耳边充斥着伤员的尖叫声和垂死之人的呻吟。”男孩试图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躺下，但坚定地站在后甲板上、以身示范的上级副官驱散了他心中的恐惧，让他也敢于同样站立着。“我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暴露在敌军炮火下时指挥官们的榜样作用是多么不可或缺，尤其是在这种艰难处境持续了将近30分钟，其间我们还无法回击之时。”

后甲板是整艘战舰上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它是每个狙击手和臼炮手的射击目标，但在那个暴露的位置上指挥属下作战，对军官们而言——交战双方均如此——是关乎军威的要事。他们为舰上其余人员定下了基调。其他驻守在火炮甲板上的军官担负着激励士气的责任。战舰破开敌军阵线时科林伍德若无其事地在后甲板上吃着苹果，他还会把属下们聚集在一起度过战斗中的艰难时刻。好的军官会在形势吃紧的时候给船员们搭把手。

差的军官既无法激扬属下的勇气，也无法让他们专心做事。威廉·罗宾逊写过一名只有十二三岁的见习军官的事情。男孩习惯站在炮架上，对自己手下的水手们又踢又揍。他在后甲板上被子母弹射杀时身体支离破碎，“内脏四散粘黏在左舷上”。船员们毫无怜惜：“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摆脱这个小暴君了。”
[132]

军职人员在维系士气上有一定作用，至于他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则取决于战斗爆发之前他所赢得的尊重。不过打到激烈之时也有其他因素发挥作用。一名水手写道，负责火炮的人能保持原位，一部分原因是慑于驻守在舱口的海军士兵，不过主要还是害怕被伙伴们安上懦夫之名。“我们唯一真实的信条……就是勇敢、畅快地战斗，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
[133] 有时见习军官为了振奋精神会领着属下们高呼。但大部分人还是被战斗吓蒙了，他们根本无法接受同伴的死亡。

英勇的个人事迹有很多。“轰鸣”号后甲板上一名正在操控火炮的船员大脚趾被射穿，就剩一块皮还和脚连着。
[134] “他看向自己的脚趾，然后看着他的火炮，接着又看回脚趾。最后他拿出小折刀给同伴——‘杰克，帮我把那块皮割掉。’‘不，’另一个人说，‘到下面医生那儿去吧，伙计。’‘妈的，我才不好意思为了这点小事就下去找他呢，只管给我把它割了，不过是一块皮罢了。’”

纳尔逊告诉过麾下舰长们，他的职责是尽自己所能，以最有利的方式将他们带入战场。时机是一切的关键，一旦在合适的时间到达合适的地点，舰队司令就可以放心地让将士们顺着数代人积累下来的技术、纪律和韧性见机行事了。一如我们已经知悉的，船员们训练得十分完备，视纪律为生死攸关的大事。

不过在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会赢，知道自己比敌人强悍，像特拉法尔加这样惊怖骇人的战役中，这份信心自行转变成了力量。不列颠水手养成了逢战必胜的心态，他们有自己的传说，有一部数代人口口相传的历史。他们知道皇家海军在世界上无人可敌。

尽管如此，这场战役却是由其中一小部分战舰打赢的，它们弥补了其他战舰的军官们不如人意的表现。特拉法尔加战役中，部分阵亡英军死于自己人的误射。酿此祸事的舰长们接近战场时突然热血上头，不分敌我地开火射击。其他战舰则受困于糟糕的航行能力，花了很长时间才加入混战，在战斗中起效甚微。纳尔逊分队中，皇家战舰“胜利”号和“勇猛”号有282人伤亡，在它们后面加入战斗的9艘战舰伤亡总计才219人。科林伍德分队中阵亡、伤残的情况要分布得均匀一些，至少前面的8艘战舰是这样的，而相对来说，HMS“阿喀琉斯”号后面的9艘战舰只损失了很少的人。

法军和西军水手奋战的英勇程度超乎英军所有人的想象，联合舰队中许多战舰一直战斗到船桅全部倾折、几乎没有任何火炮可供他们怒然发射。“可畏”号舰长卢卡斯写道，战舰“已经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它看上去就像一堆凌乱的残骸”。
[135] 这艘战舰的643名船员中，有300人阵亡，222人负伤。“就我所知，船上没有一样东西没被炮弹割裂开”，她的舰长如此回忆。及至她投降时，甲板上到处都是被屠戮的船员、船桅残骸和木头碎片，舰载火炮全部报废，6部水泵中4部被毁，所有内部阶梯都碎掉了。

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走了一步险棋，他在仅有微风的情况下分两队发起进攻。众战舰以英尺为单位向敌军阵线挪动，途中暴露在扫射的炮口之下。不过舰队司令太了解他的敌人了。联合舰队的船员们没有信心，对自己的长官感到失望，缺乏炮击演练，在战斗经验上处于劣势。法军和西军的炮手准头很差，而且开炮时用的还是老式火绳，相比之下英军用的却是燧发器。这一点在1805年10月21日至关重要。猛烈的大西洋海浪使得战舰摇晃起伏，经验更胜一筹的不列颠舰炮长能够精确控制发射时间，所以他们的火炮可以直射敌军船身或甲板。法军和西军炮手则没有此种控制手段，火绳燃烧时慢得让人心焦，使得开火命令和火绳点燃弹药筒之间产生了时间差。如果船摇晃得厉害，舷炮就可能射太高飞上了天或者射进海里成了废炮。这已经够糟糕了，不过更糟的是，当两艘法舰或西舰试图从两侧轰击中间那艘英舰时，炮弹经常会越过英舰误伤友军。

数小时战斗后，充当攻城槌的领头英舰已经成了漂浮的残骸。HMS“火星”号船尾遭受多艘敌舰扫射，舰长阵亡，船桅断折，她漂流着离开了战场。尽管如此，这艘受破坏最严重的英舰的伤亡人数还是远低于对方战舰。“火星”号615名舰员中有29人阵亡、69人负伤。10艘不列颠战舰的伤亡率在10%～20%，仅有2艘战舰的伤亡率超过20%，
[136] 15艘战舰伤亡率低于10%。

相比之下，联合舰队的数字就触目惊心了。维尔纳夫舰队有18艘战舰阵亡比例超过20%，其中9艘伤亡率达三分之一及以上。联合舰队中8名舰长、2名舰队司令官战死，而英军方面为1名舰队司令官、2名舰长战死。皇家海军船员们的战意愈加高涨，并能够继续保持战舰正常运转。最重要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艘新的战舰抵达并加入战斗，英军的压力越来越小。随着战斗愈加陷入混乱，战舰和同伴之间失去联系，联合舰队的船员们斗志越发低落。

一众缺乏战术意识的军官辜负了联合舰队中那些普通的水手们。维尔纳夫早先就预料到了纳尔逊的战斗方案，他试图用12艘战舰列出一支“观察中队”来应对纳尔逊。这将是一支可以快速行动的储备力量，一旦战线某处情况危急就会前去支援。

不过真到要用它的时候，观察中队丝毫不像法军阵线的一支机动力量，它反而晃晃悠悠加入了后路军。与纳尔逊相似，维尔纳夫给予麾下舰长自主权，让他们自行决定以何种方式在何时战斗。战役初始阶段，维尔纳夫发出信号要求船舰来支援他。如果他们能依照这个命令行事的话，“胜利”号以及后面一艘接着一艘进入战场的英舰就会被团团包围，这样纳尔逊对中军的大胆进攻就会遭到逆转。不过维尔纳夫被自己的舰长们无视了，他们固执地守住自己的阵位，使战斗陷入混战局面。除非联合舰队能相互协作，以某种方式组织反击，否则这种情形下不列颠总能占住优势。

然而，联合舰队中没有任何一个舰长或舰队司令认得清战场局势。法军先锋延误时机，没能掉头支援它后面遭遇猛攻的战舰。下午1点45分，海军少将迪马努瓦尔（Dumanoir）下令分队掉头。这一实战案例再次说明了为什么复杂的操作在战斗中难以运用起来。因为有时一艘船会碰上另外一艘，这让其他船舰花了很久时间掉头，从而给了英军时间，利用少数几艘可用的战舰临时列出战列阵形，阻挡迪马努瓦尔反攻破损的英军战舰。迪马努瓦尔远距离轰击被英军俘获的西班牙战舰，志得意满。

维尔纳夫指出了他的舰队和英军舰队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异：“对任何其他国家而言，没了纳尔逊这样的指挥官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不过加的斯附近的这支英军舰队中，每一名舰长都是纳尔逊。”

临终前，躺在舱室床上的纳尔逊听到麾下水手们的欢呼声，他问这是什么意思。人们告诉他，每当不列颠战舰俘获一艘敌舰他们就会欢呼一次。下午2点35分，舰长哈迪下来探看他的舰队司令，纳尔逊粗声道：“哈迪，打得怎么样了？”

“非常好，勋爵，”哈迪回复道，“我们已经俘获了12艘或14艘敌舰……”

下午3点25分哈迪再次出现，并报告说已有14艘或15艘战舰投降。“那是不错，”纳尔逊沙哑着声音说，“不过我指望能有20艘呢。”

纳尔逊没能等到最终数字就死了。他的舰队俘获了维尔纳夫33艘战列舰中的18艘。没有一艘英方船舰被击沉或摧毁。连同纳尔逊在内英方有458人阵亡，1208人受伤。法军有2218人阵亡，1155人负伤，4000人被俘。西班牙方面有1025人阵亡，1383人负伤，4000人沦为囚犯。

11月4日，随迪马努瓦尔逃走的4艘法军战舰在奥特格尔角（Cape Ortegal）附近被俘，特拉法尔加战役彻底决出了胜负。

射击一停止，因战斗而产生的麻木恍惚就涌了上来。那是恐怖的时刻。正如舰长科德林顿回忆的：“我曾警示过我的军职人员，和战斗之后的疲乏、焦躁、心理压力比起来，战斗本身算不了什么。”
[137] 副官尼古拉斯描述战斗结束后的“贝尔岛”号说：“上层甲板一片混乱恐怖的样子。船桅、帆桁、帆布、缆绳和残骸碎片散得到处都是，每一处都覆盖着血液和破碎的尸骸，没有什么场景比这更吓人了，如此巨量的木屑碎渣，让人感觉像是置身散布木楔的造船间。”
[138] 威廉·罗宾逊回忆道，船员和军官蹒跚着在船上各处询问他们同伴的下落。

之后他们不得不把同伴们的尸体抛入海中。纳尔逊逝世的消息传到了船员们那里，罗宾逊写道：“他受人尊崇，在其麾下作战，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必能迎来胜利。”
[139] “君权”号的一名水手回忆说，从未与这位伟大的司令官谋面让他既难过又庆幸，难过是因为纳尔逊是一位国家英雄，庆幸是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坚强的“杰克”们会呜咽得如此厉害，用他的话说就跟“软蛤蟆”似的。他觉得吊诡：“上帝保佑！伙计们打仗的时候跟恶魔一样，坐下来却哭得跟小姑娘似的！”
[140] 因为他从未感受过纳尔逊的魔力。

这是最能彰显纪律的时刻，尤其是10月21日的夜晚。一场飓风正在酝酿，还处在炮弹休克和耳聋之中、又畅饮了朗姆酒的船员们着手修补船舰，苦干了一整夜。他们从舷边取回自己吊床的时候（之前它们被堆在这里防御敌军炮弹）发现上面布满了窟窿。

特拉法尔加战役使得不列颠成为绝对的海洋霸主，不过并非战舰铸就了皇家海军的伟大。1805年，战役开始前，海军正处于低谷。圣文森特卸任第一海务大臣之后，几乎没有正在服役的战舰，能用的船舰状况也十分糟糕。

铸就皇家海军之伟大的是那些操控舰队的人，这些人上至舰队司令，下至船上的年轻孩子。只要掌握了航海技术和火炮射击这些基础要素，其他的事情水到渠成。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尔加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战胜，不仅是因为法军和西军水手已经在港口里受尽了煎熬，也因为英军船员在这些港口外面一刻不停地辛苦工作。经年累月的封锁任务让皇家海军的水手们变得坚毅，他们的技艺得到磨砺，被打造成训练有素的整体。团队合作、纪律、勇气，这些让皇家海军超越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支战斗力量。把这一点阐述得最生动详细的莫过于维尔纳夫旗舰舰长的回忆了：

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在战斗结束后的举动。当时刮起了大风，英军立刻开始秩序井然地收缩船帆、卷起顶帆，似乎他们的战舰根本没有经历过一场生死恶战。我们都惊呆了，困惑于英格兰水手到底是由什么制成的。我们所有的水手不是醉了就是残废，而我们这些军官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从未见识过如此干净利落的行船动作，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141]

[1] B.Lavery，The Ship of the Line ，vol.1，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fleet，1650-1850 （1983），p.99

[2] B.Lavery，The Ship of the Line ，vol.1，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fleet，1650-1850 （1983），p.99

[3] 讽刺的是，由安森安排的第一批进入黄队的军官中，有一个人根本不是老糊涂的舰队司令——爱德华·霍克。他被安排进来是为了给更具政治正确性的人腾位子。乔治二世即位后他被擢升到了白队。

[4] N.A.M.Rodger，‘George，Lord Anson’，in Le Fevre and Harding，Precursors ，p.184

[5] B.Lavery，The Ship of the Line ，vol.1，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fleet，1650-1850 （1983），p.97

[6] B.Lavery，The Ship of the Line ，vol.1，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ttlefleet，1650-1850 （1983），p.107

[7]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 （1985），pp.110-111

[8] H.W.Richmond，Papers Relating to the Loss of Minorca in 1756 （1913），pp.94-95

[9] 皮特此处的“帝国”指的是神圣罗马帝国。

[10] John，Earl of Chatham，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Pitt，Earl of Chatham ，vol.I，p.251

[11]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 （1985），p.58

[12]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 （1985），pp.108ff

[13]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 （1985），pp.109-110

[14]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 （1985），p.122。前述关于霍克围堵布列斯特的叙述选自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 （1985），pp.120-125，136，142-145，以及R.Middleton，‘British Naval Strategy，1755-1762：The Western Squadron’，MM ，vol.75，no.4（1989）

[15] C.Lloyd（ed.），The Health of Seamen：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Dr James Lind，Sir Gilbert Blane and Dr Thomas Trotter （1965），p.121

[16]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 （1985），p.121

[17] 原文Gale force，蒲福氏风级中的8级大风。——译者注

[18] R.Mackay and M.Duffy，Hawke，Nelson and British Naval Leadership，1747-1805 （2009），p.93

[19] G.J.Marcus，Quiberon Bay：the campaign in home waters，1759 （1960），pp.146-147

[20] M.Burrows，The Life of Edward，Lord Hawke （1883），pp.406-407

[21] R.Mackay and M.Duffy，Hawke，Nelson and British Naval Leadership，1747-1805 （2009），p.87

[22]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pp.393ff

[23] P.Toynbee （ed.），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Fourth Earl of Oxford （Oxford，1903），vol.IV，p.314

[24]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 （1985），p.150

[25] R.Middleton，The Bells of Victory：the Pitt-Newcastle ministry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even Years’War，1757-1762 （1985），p.176

[26] B.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1714-1783 （2007），p.521

[27] E.Hasted，Hasted’s History of Chatham （1996），p.197

[28] J.Black，Britain as a Military Power，1688-1815 （1998），p.179

[29] G.R.Barnes and J.H.Owen（eds），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Earl of Sandwich，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4 vols，1932-8），vol.III，pp.201-202

[30]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ed.N.Tracey，1990），p.145

[31]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ed.N.Tracey，1990），p.145

[32] S.Willis，Fighting at Se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art of sailing warfare （2008）

[33] Duffy，‘Hood’；Breen ‘Rodney’，Knight，‘Howe’

[34]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ed.N.Tracey，1990），p.118

[35] 土伦战役之前的26年都是和平时期，梅诺卡岛战役之前是9年，韦桑岛之前是19年。

[36] R.Knight，‘Richard，Earl Howe’，in Le Fevre and Harding，Precursors ，pp.287ff

[37]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 （2004），p.403

[38]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ed.N.Tracey，1990），p.129

[39] P.Trew，Rodney and the Breaking of the Line （2006），p.79

[40] G.R.Barnes and J.H.Owen（eds），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Earl of Sandwich，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4 vols，1932-8），vol.III，pp.200-202

[41] G.R.Barnes and J.H.Owen（eds），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Earl of Sandwich，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4 vols，1932-8），vol.III，pp.210ff

[42]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ed.N.Tracey，1990），p.168

[43] M.Duffy，‘Samuel Hood，First Viscount Hood’，in Le Fevre and Harding，Precursors ，p.257

[44] D.Hannay（ed.），Letters Written by Sir Samuel Hood （Viscount Hood） in 1781-2-3 （1895），pp.101-107

[45]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 （2004），pp.399ff

[46] D.Hannay（ed.），Letters Written by Sir Samuel Hood （Viscount Hood） in 1781-2-3 （1895），pp.101ff

[47] D.Hannay（ed.），Letters Written by Sir Samuel Hood （Viscount Hood） in 1781-2-3 （1895），pp.101ff

[48]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I，p.72

[49] G.B.Mundy（ed.），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Admiral Lord Rodney （2 vols，1830），vol.II，p.255

[50] G.R.Barnes and J.H.Owen（eds），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Earl of Sandwich，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4 vols，1932-8），vol.III，pp.193-195

[51]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ed.N.Tracey，1990），p.194

[52] Talbot，Pen and Ink；R.Morriss，‘Middleton，Charles，first Baron Barham’，ODNB

[53] 对用于海战的爆炸物和易燃物做实验是个禁忌。1782年支援直布罗陀时，豪被迫使用炽热的炮弹，他说海战“实在是太恐怖了，没有外物可以依靠”。

[54]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ed.N.Tracey，1990），p.210

[55] D.Hood，The Admirals Hood （1877），p.132

[56] B.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 （ed.N.Tracey，1990），p.210

[57]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II，p.146

[58]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VII，p.13

[59]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296

[60]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III，p.49

[61]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III，vol.I，p.432

[62] G.P.B.Naish，Nelson’s Letters to His Wife and Other Documents，1785-1831 （1958），p.89

[63] G.P.B.Naish，Nelson’s Letters to His Wife and Other Documents，1785-1831 （1958），p.105

[64] D.Goodall，Salt Water Sketches：being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Daniel Goodall （1860），p.65

[65] J.Scott，Recollections of a Naval Life （3 vols，1834），vol.I，p.41

[66] 实行两班制值勤时，右舷“关闭”后左舷“打开”，反之亦然，所以吊床实际可用的空间宽度是28英寸。

[67] G.P.B.Naish，Nelson’s Letters to His Wife and Other Documents，1785-1831 （1958），p.145

[68]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 （2004），p.490

[69] J.A.Gardner，Recollections of James Anthony Gardner ，ed.R.V.Hamilton and J.K.Laughton（1906），p.108

[70] W.Robinson，Jack Nastyface：Memoirs of an English Seaman ，ed.O.Warner（2002），p.38

[71] F.B.Spilsbury，Account of a Voyage to the Western Coast of Africa；performed by His Majesty’s sloop Favourite，in the year 1805 （1807），p.6

[72] G.P.B.Naish，Nelson’s Letters to His Wife and Other Documents，1785-1831 （1958），p.105

[73] J.Bourchier（ed.），Memoir of the Life of Admiral Sir Edward Codrington （2 vols，1873），vol.I，p.125

[74] G.P.B.Naish，Nelson’s Letters to His Wife and Other Documents，1785-1831 （1958），pp.199ff

[75] G.P.B.Naish，Nelson’s Letters to His Wife and Other Documents，1785-1831 （1958），p.230

[76]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205

[77]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II，p.69

[78] G.P.B.Naish，Nelson’s Letters to His Wife and Other Documents，1785-1831 （1958），p.281

[79]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204

[80] J.Raigersfeld，The Life of a Sea Officer （1840），p.36

[81] Frederick Chamier，Life of a Sailor （1850），p.19

[82] G.P.B.Naish，Nelson’s Letters to His Wife and Other Documents，1785-1831 （1958），p.307

[83]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210

[84]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p.214-215

[85]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218

[86] J.Sugden，Nelson：the sword of Albion （2012）

[87]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 （2004），p.439

[88] P.K.Crimmin，‘John Jervis，Earl of St Vinncent’，in Le Fevre and Harding，Precursors ，p.334

[89] C.White，1797：Nelson’s Year of Destiny：Cape St Vincent and Santa Cruz de Tenerife （1998），1797，p.69

[90]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226

[91] 圣文森特还挑出了“胜利”号上的波士顿人本杰明·哈洛韦尔、詹姆斯·索马里兹和少将威廉·帕克。

[92] Jack Tar，对水手的别称。——译者注

[93]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 （2004），p.450

[94] G.P.B.Naish，Nelson’s Letters to His Wife and Other Documents，1785-1831 （1958），p.326

[95]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p.282-283

[96]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277

[97]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286

[98]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 III，p.49

[99] C.White，Nelson：the admiral （2005），pp.25ff

[100]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 III，p.49

[101] P.K.Crimmin，‘John Jervis，Earl of St Vinncent’，in Le Fevre and Harding，Precursors ，p.341

[102] P.K.Crimmin，‘John Jervis，Earl of St Vinncent’，in Le Fevre and Harding，Precursors ，p.341

[103]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 （2004），p.465

[104] F.Hoffman，A Sailor of King George （1999），p.201

[105] A.B.Sainsbury，‘Saumarez，James，first Baron de Saumarez’，ODNB

[106] 他的父亲海德·帕克爵士是1780年马提尼克战役中罗德尼舰队的后军司令官。

[107] C.White（ed.），Nelson：the new letters （2005），no.288

[108]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373

[109]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374

[110] C.White，Nelson：the admiral （2005），p.69

[111] C.White，Nelson：the admiral （2005），p.459

[112] R.Knight，Nelson：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5），pp.459-460

[113]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VI，p.359

[114] J.Sugden，Nelson：the sword of Albion （2012），p.673

[115]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V，p.437

[116]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V，p.198

[117] J.Sugden，Nelson：the sword of Albion （2012），p.699

[118] A.Morrison，The Hamilton and Nelson Papers （2 vols，1893-4），vol.II，p.234

[119]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VI，p.156

[120]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VII，p.241n

[121] J.Bourchier（ed.），Memoir of the Life of Admiral Sir Edward Codrington （2 vols，1873），vol.I，p.43

[122] N.H.Nicolas，The Dispatches and Letters of Vice Admiral Lord Viscount Nelson （7 vols，1844-6），vol.VII，pp.90-91

[123] J.Sugden，Nelson：the sword of Albion （2012），p.794

[124] E.Fraser，The Sailors Whom Nelson Led：their doings described by themselves （1913），p.249

[125] E.Fraser，The Enemy at Trafalgar：eye-witness’narratives，dispatches and letters from the French and Spanish fleets （1906），pp.213-214

[126] E.Fraser，The Sailors Whom Nelson Led：their doings described by themselves （1913），p.249

[127]
Times ，1912年10月21日

[128]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 （2004），p.451

[129] Lieutenant P.J.Pickernoll，见于The Nelson Dispatch （Journal of the Nelson Society），vol.VI，part 10 （April 1999）

[130]
Times ，1912年10月21日

[131] R.Adkins，Trafalgar：the biography of the battle （2005），pp.114-115

[132] W.Robinson，Jack Nastyface：Memoirs of an English Seaman ，ed.O.Warner（2002），pp.56-57

[133] S.Leech，Thirty Years From Home：or，a voice from the maindeck （1844），p.134

[134] R.Adkins，Trafalgar：the biography of the battle （2005），p.163

[135] R.Adkins，Trafalgar：the biography of the battle （2005），pp.150-151

[136] HMS“柏勒洛丰”号有舰员522人，其中28人阵亡，127人负伤。HMS“巨神”号舰员有571人，其中40人阵亡，160人负伤。这两艘的伤亡比例都约为三分之一。HMS“胜利”号的821名舰员中有159人或死或伤，大约是整体人数的五分之一。

[137] J.Bourchier（ed.），Memoir of the Life of Admiral Sir Edward Codrington （2 vols，1873），vol.I，pp.72-73

[138] R.Adkins，Trafalgar：the biography of the battle （2005），p.220

[139] W.Robinson，Jack Nastyface：Memoirs of an English Seaman ，ed.O.Warner（2002），p.49

[140] E.Fraser，The Sailors Whom Nelson Led：their doings described by themselves （1913），p.259

[141] W.H.Dillon，A Narrative of my Professional Adventures，1790-1839 ，ed.M.A.Lewis（2 vols，1956），vol.II，p.52

Ⅳ 称霸、抗争和衰落：1805～2013年

简介

“我们正在担心您，长官”，一位海军士兵对刚被从海里捞上来的舰长爱德华·金罗斯（Edward Kinross）说道。1941年，他们的驱逐舰（destroyer）在克里特岛附近被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炸沉。90名生还者已经抓着残骸和救生艇漂流了数个小时，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德国飞机飞过来进行低空扫射。金罗斯是最后一批被救者。“早饭前畅快地游个泳是再好不过了”，金罗斯用音调短促的口音回复道，他正走过甲板为浑身湿透且负着伤的属下们振奋精神。

金罗斯是一位典型的不列颠海军舰长——坚忍、有威信、低调、活泼机智。当然，他只是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在自己1942年的电影《与祖国同在》（In Which We Serve ）中创造的角色。科沃德撰写了剧本并亲自饰演金罗斯，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他的密友——舰长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他的驱逐舰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被击沉。

甲板下面，代表“沥青杰克”的角色是操伦敦腔的二等水兵（Ordinary Seaman）“矮个子”布莱克，由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出演。救上金罗斯后，一名海军士兵议论说他们可能会被带到亚历山大港去。“参加海军，见识世界。”他带着鼻音说道。“在我看来，那里会是另一个世界。”“矮个子”振奋地反驳。当时驱逐舰正遭受新一轮空中轰炸，因而没过一会儿他就兴味索然了，因为战舰正遭受轰炸自己却只能干坐着。“打起精神来，想想纳尔逊”，军士长（Chief Petty Officer）沃尔特·哈迪（Walter Hardy）以他英格兰西境的口音粗声说道，令人听着安心。“是啊，看看他什么下场”，“矮个子”回道，引得周围一片哄笑。

约翰·布尔（John Bull）是一个融合了很多元素的人物。“沥青杰克”给了他面对逆境时的乐观精神和直率的说话方式，海军军官给了他坚毅沉着，以及面对危机时的沉着冷静和自律，此外还有少许俗气。

当国家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时，像《与祖国同在》这样表现海军军官和士兵的电影振奋人心。电影开头有一行字：“这是关于一艘船的故事……”但它其实包含了更多的东西，正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的影评人博斯利·克劳瑟（Bosley Crowther）所指出的，《与祖国同在》“是在完整地表达遭遇艰难时的民族勇气”。影片聚焦于虚构的HMS“托琳”号（Torrin）上的船员，不过它意在回顾不列颠海军激荡人心的全部历史，以及民众被四面围困时海军在国家防御中所扮演的堡垒角色。这一永恒的精神被克劳瑟识别了出来：“它抓住了一艘生命力强盛的战列舰所带给人们的‘感觉’——她掠过海水的船身、大型机关炮的重击声、战斗和平静场景的穿插搭配和舰桥上井然的秩序。”只要稍微改一下用词，他其实就是在讲述基伯龙湾或尼罗河战役中的不列颠水手。

身处这场全面战争中心处的皇家海军被架得很高，它象征着几百年来逆势抗争的努力和不列颠岛的独立。民众自发的支持对海军而言是恩赐，不过也可能是负担。不夸张地说，人们期盼着海军创造奇迹，这可以被称为“特拉法尔加综合征”或者“无敌舰队奇迹”，即相信海军总能完成决定胜负的一击并挽救整个国家。另一部二战时期的海军主义宣传电影《乘风破浪》（Ships With Wings ）中，有人怀疑飞机是否能从一艘被炸烂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一名准尉以一句“纳尔逊把‘不可能’这个词踢出了我们的信号手册”让他离任。特拉法尔加的魔力同样也在影响着敌人。1916年日德兰半岛战役后，伟大的德国海军将领赖因哈德·舍尔（Reinhard Scheer）写道：“英格兰舰队有一项优势，它有数百年的光荣传统，这让他们每个人都因辉煌的过去而怀有一种优越感。”

难怪伟大的海事小说家们——重要的有舰长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C.S.福里斯特（C.S.Forester）和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都聚焦于1794年至1815年这段时间。自拿破仑战争之后入伍的军官都不得不活在黄金一代的阴影之下。特拉法尔加战役还助长了一种观点，认为一场大战中只要所向披靡的舰队控制住海洋就能确保胜利。

海军所要达成的期望远不止于此，她披上了战无不胜的光环，是国家防御的柱石、帝国的根基。海军军官成为不列颠特色的一种特定象征，涉及国民性格如此之多的面向，打破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壁垒。整个19世纪，从贵族阶层和士绅中选取军官的规模前所未见。从威廉四世到威廉亲王，塑造了坚韧、自我牺牲和尽忠职守等国民性格的海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王公。19世纪的海军军官是一个优越乃至高贵的群体，参加海军成了时髦的事情，并得到社会认可。尽管如此，其专业方面的高标准仍旧在贵族化过程中延续了下来。不列颠战舰上不容妥协的自律和定时定点的日常惯例是长久积累而成的，贵族的闲情逸致与它们并行不悖。那是一种组合奇异的价值观：有上流社会的做派却又有条不紊，温文尔雅却又有技术能力，崇尚个人主义却又形成集体组织。

在战时，尤其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海军服役者的身份同国民身份意识交织在一起。从军官到普通海军士兵都是如此。《与祖国同在》中的军士长哈迪——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是中下层阶级中一位有社会地位和爱国精神的柱石型人物。

将海军身份认同推进国民生活中心的不只是海军的历史及其举国性的伟大事迹。海军将士能成为国民美德的典型承载者，亦有海军文化的帮助。皇家海军
[1] 中，坚毅沉着是一项基本要求。经年累月待在海上，恶劣天气和持续不断的危险让船员们变得沉默寡言，有话必须说的时候也都简洁直率。在狭窄的空间里必须要压抑情绪，对战斗中的重大进展和恐怖残酷也需要一视同仁。在不朽的南极探险（1910～1912年）中，舰长斯科特（Scott）和奥兹（Oates）、上尉布洛尔斯（Blowers）和士官埃文斯（Evans）为海军立下很高的行事标准，让这个传说愈加坚实可信。国家面临绝境时，沉默寡言、坚定刚毅且尽最大努力完成艰难工作的不列颠水手给予了人们安慰。世界性大战中有非常多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真实例子，它们可以和过去的传说相提并论。1940年荧幕上冷静威严的军官和愉悦坚韧的水手，将民众和海军的优良传统连到了一起。

不过这并非不列颠真实的样子，而是他们希望成为的样子。海军成为阳刚威猛和爱国精神的典范，在战时确实如此，而英国现在又正处于衰颓时期，因此这一事实显得更加重要。20世纪50年代一列电影都在颂扬海军：《威震大西洋》（Above Usthe Waves ）、《血拼大西洋》（The Battle of the River Plate ）、《轻舟英雄》（Cockleshell Heroes ）、《沧海无情》（The Cruel Sea ）、《无可抱怨》（Gift Horse ）和《击沉“俾斯麦”号！》（Sink the Bismarck！）。海军还成为国民身份意识中其他方面的象征。一艘战舰上的船员们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手中资源有限，得靠团结协作和聪明的头脑才能平安无事，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场景。如果说1945年之后不列颠元气枯竭，变为衰颓中的世界强国，海军则提供了一种对付衰退的方式。皇家海军习惯了杀出一条血路脱离困境，这是国家需要重新学习的技能。这种关于创造性和个性的理念胜过了单纯的金钱和表面力量，它在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身上得到了最精彩的展现。请注意，他是皇家海军后备队（Royal Naval Reserve）的一名指挥官，和其他现实或虚构的伟大海军英雄一样，他话不多，但只要说话都恰如其分。

海军一度是男子气概和行为处事的标准。从一定程度上说，所有武装部队对他们保护的人民都有这样的效用。不过，海军却是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中人们生活的绝对中心，正因如此它才会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它属于一个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

第12部分 权力

第42章 信仰（1805～1842年）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英格兰的职责就是夺取并守住领导权。

——托马斯·哈迪爵士，第一海务大臣

“记住纳尔逊。”这一旗语是舰长威廉·霍斯特（William Hoste）在1811年3月13日升起来的，当时他的4艘护卫舰分队（2艘38门，2艘32门）正遭遇6艘法国和威尼斯护卫舰的攻击（4艘40门，2艘32门）。当时英军正在守御位于克罗地亚斯普利特（Split）附近的利萨岛（Lissa），双方在争夺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

霍斯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HMS“阿伽门农”号上跟随纳尔逊出海了，那里是培育年轻军官最好的地方之一。眼下，他对面是实力远超自己的法国部队，其船舷边挤满了陆军士兵。他的信号是在向皇家海军的武神求助，借其威名为自己被围困的手下们振奋精神。

法国-威尼斯分队的司令官贝尔纳·迪布迪厄（Bernard Dubourdieu）进攻时用的是地地道道的不列颠路数。他让舰队分成两条纵列，顺风逼近，并下令不到霍斯特战舰近旁不得开火。他把法国和意大利士兵集结到旗舰“钟爱”号（Favorite，40）的船头，这个地方正逼近霍斯特旗舰HMS“安菲翁”号（32）的船尾。正当他们准备跃上这艘不列颠护卫舰的时候，霍斯特一声令下，“安菲翁”号甲板上一门榴弹炮开火，里面装有750颗火枪子弹，仅一发就扫清了登舰部队，迪布迪厄和他所有的军官都死于这发炮弹。

迪布迪厄原本计划利用自己的火力优势包围英军，他战死之后指挥权由他的副指挥官接手，不过霍斯特再次做好了准备。他的队伍忽然间一起掉头，往反方向驶去。敌军被他的灵活机动打乱了阵脚，“钟爱”号撞上岩石，其余法国-威尼斯战舰继续追击猎物。“达纳埃”号（Danaé，40）攻打HMS“窝拉疑”号（Volage，22），尽管火力占优，这艘法军战舰却被英军的臼炮击退了。霍斯特的“安菲翁”号一侧遭到法军“弗洛尔”号（Flore）袭击，另一侧遭到威尼斯战舰“柏洛娜”号（Bellona）袭击。一轮迅疾的互射之后法军战舰投降。霍斯特没有松懈，他快速绕过“弗洛尔”号，继续朝着威尼斯战舰扫射，直至对方也宣布投降。另一处的HMS“活跃”号（Active，38）迫使“科罗娜”号（Corona）降旗。

霍斯特聪明机智的战术机动彻底摧毁了敌人，他是皇家海军经验最丰富的护卫舰舰长之一，而且熟悉亚得里亚海。从1808年6月开始，他仅凭“安菲翁”号和一艘史鲁普船就主宰了这片美丽的海域。1808年6月23日至1809年圣诞节，他在出海航行以及实施截断远航船的行动中俘获并摧毁了218艘敌船，其中大部分是贸易船只和炮艇；他还端掉了沿达尔马提亚（Dalmatia）海岸线分布的信号站。

经利萨岛一役，亚得里亚海成了他的囊中之物。1814年，他向蒙特内哥罗（Montenegro）的卡塔罗（Cattaro）和拉古萨两地的法军发起进攻。两座城市都位于山下，他调动起水手们的勇武之力和专业技能，把重炮和臼炮拉上了对常人而言根本无法到达的山峰上，法国卫戍部队被迫投降。

一艘不列颠护卫舰凭一己之力就震慑了一整片海岸线。它能够破坏当地贸易活动，极大地阻滞了地面军队的移动。随着战事的发展，海上控制权的益处开始在陆地上显现。及至西班牙奋起反抗法国霸权，不列颠趁机猛攻拿破仑的欧洲帝国。海军可以输送武器和补给，它能以其搭载的少量武装困住敌军大量的地面部队，还可以决定从哪里下手进攻。

特拉法尔加战役后，海军得以专注于劫掠贸易、干扰敌人通信。军中早已有一大批积极主动、技艺精湛的护卫舰舵长，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科克兰勋爵，他卓越超凡的航海技术和狡黠机智滋养了从舰长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他与科克兰一同服役）到C.S.福里斯特和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等一众作家。从史鲁普船“疾驰”号（Speedy，14）到护卫舰“傲慢”号（Impérieuse，40），科克兰以超凡计谋和大胆进攻迅速夺下数百艘船作为战利品，并劫掠港口，发动定点清除行动。1805年至1815年，海军在法国和荷兰两大帝国攻城略地，让成长中的不列颠帝国日益壮大，其中的要地有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锡兰（Ceylon）、塞拉利昂、多巴哥岛、特立尼达拉岛、爪哇、马尔代夫群岛（the Maldives）、毛里求斯（Mauritius）、塞舌尔群岛（the Seychelles）、赫里戈兰（Heligoland）和马耳他。

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法军舰队已被毁于特拉法尔加。拿破仑现有的战列舰都被严密地封锁在港口里。不列颠战舰的损耗数目成为其海洋霸权的有力见证：1803年至1805年间，317艘战舰中有223艘因为海滨和海上因素遇险而亡。天气和敌方海岸线的背风岸比法国海军更加危险。至1810年，不列颠取得海上控制权，布雷斯特被弃置。在没有敌国大型舰队的情况下，她的护卫舰可以不受阻碍地漫游海上，不列颠贸易商依凭海军对世界海洋的主宰权畅通无阻。在盟友丹麦和普鲁士的帮助下，波罗的海是拿破仑尚可遏制不列颠海上优势的地域。1807年，海军向哥本哈根发动进攻，阻止丹麦海军依照拿破仑的意旨行事。9月2～5日，不列颠舰队以大炮和康格里夫火箭炮（Congreve rockets）轰炸哥本哈根。城市毁坏严重，丹麦人有条件投降，整支丹麦-挪威舰队都被交给了英军。动词“哥本哈根式袭击”（Copenhagenise）自此进入军事词典，意思是对港口中的敌国海军进行先发制人的重击。

海军彻底封锁住了拿破仑控制的欧洲。拿破仑施以反击，他掌控下的国家被要求禁止进口不列颠商人售卖的商品。这一被称为“大陆封锁”（Continental System）的政策旨在通过反封锁手段击垮不列颠经济。不列颠的回应是，除非悬挂联合王国国旗（Union Flag），否则任何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的船舰都会被禁止。枢密令（Orders in Council）准许海军叫停并搜查任何与之遭遇的中立国船舰。1806年，皇帝迫使普鲁士关闭对英港口，不列颠海军则扣押了700艘普鲁士商船作为回应。欧洲因为缺少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物品而遭遇饥荒，工业也处于停滞，经济濒临崩溃。不列颠则正相反，她在商业和工业上出现空前的爆炸式增长。利用海军在世界海洋和欧洲海岸的霸权，它可以靠走私获得任何想要的东西。不列颠商人掌控了欧洲贸易。

这一霸权统治引得不列颠人四处树敌，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利坚合众国。不列颠的专横霸道触怒了美国人：英国欺压她的水手，搜查她的船舰，而且禁止其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作为贸易国家的美国也像法国、普鲁士、荷兰和丹麦一样正面临着毁灭的命运。1812年，不列颠与美国宣战。

大西洋上，美国护卫舰舰长在航行和战斗上完胜他们的对手不列颠，不过他们的胜利未能阻止皇家海军对美国大西洋海岸线实施禁运。总之，1812年之战对于海军无关紧要，其大部分兵力正集中在欧洲。1814年法国破产，她的海外帝国烟消云散，经济大为受挫。“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这场战争的历史，”威灵顿公爵说，“我会告诉他们，是我们的海上霸权给了我维系陆军的力量，而敌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2] 海军把法国死死掐住，同时联盟陆军对拿破仑帝国施以雷霆之击。在更早的战事，比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也是海军霸权铺展开通向胜利的道路；但这是一段漫长的跋涉。

1815年7月15日，拿破仑登临“柏勒洛丰”号，这艘船曾参与过封锁艾克斯水道（Aix Roads）的行动。舰长吃惊地发现自己是在接受一位皇帝的投降。那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拿破仑正向一艘参与过漫长而又枯燥乏味的封锁大西洋海岸行动的不列颠战舰投降。

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与皇家海军一战的舰队了。至1817年，不列颠仅13艘战列舰还在执行任务。著名的战列舰，例如“勇猛”号和“柏勒洛丰”号，被派作他用。它们成了监狱船、新兵被分派船舰之前暂时住宿的收容船、警戒船以及食物补给仓库。海军力量的主体部分是由护卫舰、史鲁普船、炮舰和布里格帆船组成的8支中队：北美中队、南美中队、西印度中队、西部地中海分队、东部地中海分队、西非分队、开普殖民地分队和东印度分队。

不列颠站在了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开端上。回看1763年，不列颠打赢了一场欧洲大战，然后立即转移目光着手建立全球帝国。那时，在猝然释放的自信心作用下，海军战舰被派到世界各地守护殖民地，之后20年里该计划的种种愚蠢之处暴露无遗。不列颠之所以会失去她的美洲帝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大陆上的敌人在欧洲海域的战列舰数量远超于她。在战术上影响不大的韦桑岛战役反而可能是历史上意味深长的海战之一。这场战役之后不列颠失去了欧洲西部海域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不列颠是在被敌人用匕首抵着自己心脏的情形下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加之海军没能阻止武器从欧洲出口到北美，不列颠最终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帝国。

那是惨痛的教训，在之后的战争中海军的头等大事就成了守护本土海域并在紧邻欧洲大陆的战斗中击败敌人。一个令人瞩目也值得强调的事实是，1782年的桑特群岛之战是1944年以前不列颠主力舰队在欧洲海域及地中海以外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

然而这段时间里，不列颠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主力舰队一直都停留在欧洲海域，守卫不列颠不受侵袭，在殖民地对头的家门口击败抑或威吓他们。威廉·霍斯特和托马斯·科克兰的后继者——广布于护卫舰、布里格帆船和炮舰上的指挥官和舰长——在没有战列舰舰队帮助的情况下承担了建造帝国的艰苦工作。小型船舰能随心所欲地在世界范围内活动乃是拜海军在欧洲海域的主宰地位所赐。1807年对哥本哈根的野蛮轰炸也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派遣皇家海军炸平主要城市和船坞所产生的威胁，是不列颠在建造她的第二个帝国时手中最有威力的武器。

作为一支灵活的战斗部队，皇家海军让不列颠有能力介入任何被政治家看中的地方。1816年，已是海军上将埃克斯茅斯勋爵（Lord Exmouth）的爱德华·珀柳（Edward Pellew）以6艘战列舰、4艘护卫舰和大量轰炸船对阿尔及尔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轰击，为被屠杀的200名基督徒渔民报仇。攻击摧毁了整支阿尔及尔舰队。海军中将爱德华·科德林顿在1827年介入希腊独立战争，他的舰队有来自不列颠、俄国和法国的10艘战列舰、10艘护卫舰、4艘布里格帆船和2艘斯库纳帆船（schooner）
[3] 。他在纳瓦里诺岛战役（Navarino）中彻底消灭了拥有78艘船舰的奥斯曼舰队。十多年后，1840年，不列颠地中海舰队向阿卡（Acre）倾泻了48000轮炮弹，这次的敌人是埃及的帕夏（pasha）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阿里从奥斯曼帝国夺走了叙利亚。凶残的轰炸在击中埃及人的弹药库后结束，1100名士兵死亡，大部分城镇被毁。

这些事件宣示了不列颠的海军力量，让所有人相信它没有衰败枯萎。不过它所做的远不止给那些走了错路、触怒不列颠的统治者立规矩。不列颠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的介入是有必要的，其旨在阻止俄国在爱琴海（Aegean）获得一处海军基地。1840年，不列颠支持奥斯曼帝国对抗穆罕默德·阿里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是在警示俄国和法国远离不列颠的地盘。俄国人已经向奥斯曼施以援手，回报是暂时性占领君士坦丁堡——这将动摇不列颠在地中海的地位。法国人支持阿里，而且埃及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英属印度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威胁。

在阿卡击败埃及人的意义远不止支援奥斯曼人那么简单。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直率地警示他国内的朋友和政敌：“……所有那些有城镇在深海战舰射击范围之内的国家，当和我们有任何不同意见时，他们都会记起……1840年……不列颠舰队在叙利亚海岸的行动。”
[4]

这话背后体现出的是一个非同凡响的霸权国家。皇家海军是不列颠依照自身利益重新安排世界秩序的利器。有时这利器会被公然示人，比如阿尔及尔、纳瓦里诺岛和阿卡，而更多时候它是隐伏的。拉丁美洲为了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获得解放而苦苦挣扎，其间皇家海军的南美中队是可以左右局势走向的强大力量。虽然没有正面介入，但它让西班牙和葡萄牙船舰无法自由行动。“只有英格兰——海洋的霸主，才能护佑我们不被欧洲联合军队反攻”，拉丁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如此说道。1825年，在塔霍河（Tagus）的不列颠战舰劝说葡萄牙接受古巴独立，这样不列颠不仅能在贸易方面获得颇为可观的收益，而且还占据了道德高地，因为这个国家支持自由政府、立宪政府抗击独裁统治和老弱的帝国。不列颠的干涉有着显而易见的理由，以法律治理并获得人民支持的国家是很好的贸易伙伴，反自由的专制政权对做生意来说是不稳定且有风险的。

在满足她的需要时，自身是君主立宪政体的不列颠会把自己塑造成自由的拥护者。皇家海军以它的火炮和遍及全世界的行动力强化本国的外交地位，这一点在1831年至1833年葡萄牙立宪派和专制派夺权期间显得最为清晰，当时一支由海军上将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率领的小型战列舰中队停留在葡萄牙海岸附近。
[5]

帕克是纳尔逊麾下一名杰出的护卫舰舰长，他在葡萄牙沿岸以圆滑老练的手腕和外交技巧自主行事，未开一炮就将事态向不列颠有利的方面推进。不必展示自己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封锁或者把城镇炸成瓦砾的能力，皇家海军只要在他国海岸线稍微露面就足以影响岸上的事情了。

不列颠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安全贸易的世界，顺从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对达成这个目标至关重要。不过不列颠也决心结束奴隶制，并具备将之实现的实力。几百年来，不列颠海军和其他的国家海军一样在保护着本国的奴隶贸易。蔗糖是巨大财富的基础，是工业化的燃料，奴隶则是蔗糖贸易的发动机。不过当不列颠在1807年废除奴隶制时，她还投身到废止奴隶贸易的行动中，美国也在同年禁止进口奴隶。1810年，不列颠与葡萄牙签署了一项坚决禁止奴隶贸易的协议，其后她和西班牙、法国、荷兰和瑞典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最后巴西也于1831年推行了禁令。

数十年中，海军在西非海岸线花大力气消灭奴隶贸易，那是一个艰巨且耗费高昂的任务。1807年，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海军只能分出1艘护卫舰和1艘史鲁普船巡逻西非海岸。1815年后，维护条约、推行禁令的禁奴中队（Preventative Squadron）成立。从1819年开始，中队把基地设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以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和开普敦作为补给基地和医院。1818年乔治·科利尔爵士（Sir George Collier）接管中队时只有2艘船，在其努力下1821年增至6艘，不过10年后中队还是只有7艘船。

但即使对非洲海岸实行最彻底的封锁，也不足以终止奴隶贸易。不列颠或许算得上海上君王，不过没有哪个大国会忍受不列颠全力施展自己的力量，成为国际海域不可挑战的监管者。战时，交战国宣称有权利叫停并搜查敌国船舰，甚至是搭载敌国货物的中立国船舰。那项权利是不列颠制海权的基石，不过即使是在战时，这种做法也触怒了中立国并造成了不列颠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最为显著的就是1801年与丹麦和俄国、1812年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平时期，不列颠不能像交战时期那样随意搜查他国船舰，即使对方是一个破坏他们本国法律的奴隶贩子也不行，那将会激化成战争行为。

不列颠战舰只能叫停悬挂着不列颠国旗的贩奴船。一个未曾言明的事实是，依照国际法，贩奴船属于海盗船，不过其他国家不会同意将海洋执法的独断权交予皇家海军。海洋国家的多数政治家和统治者笃信，不列颠是借扫荡奴隶贸易掩盖其独霸海洋的企图。一个替代解决方案是不列颠和其他海洋国家签署条约，授权双方在协商好的地理区域中，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行使搜查权。不列颠在1817年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签署条约（以巨额贿金作为交换），接下来，1824年与瑞典，1826年与巴西，1831年与法国、丹麦、撒丁岛、汉萨同盟和那不勒斯陆续签订了条约。

这是一个繁重累人、令人沮丧的任务。船员们被蚊子和热带病折磨，这些还只是刚开始遇到的问题。奴隶贸易的禁令使得走私奴隶的回报异常之高，一艘搭载800名奴隶的船可以让贩卖者净赚6万英镑。禁奴中队必须巡逻3000英里的海岸线，其沿途满是水道、河口和沼泽地。贩卖者数量巨大，海军处于劣势，而且贩奴船速度快、火力强，他们用上了所有合法对策和卑鄙手段来迷惑海军，把舰长们拖入无休无止的法律争端当中。如果一名贩奴者被抓住，那么海军指挥官还得把他带到塞拉利昂，在由不列颠裁判官和贩奴者本国法官组成的法庭受审，然后才能没收这艘船。大部分在不列颠强迫之下禁止贩奴的国家并不真正热心于推行他们写在纸上的承诺。很多时候法官是腐败的。海军战舰的指挥官时刻面临着引发外交争端以及因破坏的罪名导致自己被起诉的风险。

法律难题严重阻碍了执法行动。依照条约，皇家海军只能逮捕并搜查搭载奴隶的船舰，而贩卖者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会把他们的俘虏扔下船。悬挂星条旗的船舰是不被搜查的，因为不列颠和美国未能达成互相停船接受搜查的条约，于是贩奴船纷纷悬挂起美国国旗。这算是某种战争行为了，只不过比赤裸裸的生死交战要更复杂、更消磨意志。

禁奴中队是新一代霍斯特们的受训之地。年轻舰长学会了猎捕和追击敌人的技艺。它培养起了巡洋舰指挥官所需要的狡猾与耐心。执行封锁任务所需的顽强意志、如霍斯特一般杰出的巡洋舰舰长所应具备的直觉与灵感，击退贩奴者的任务要求把这些能力融为一体。

并非所有舰长都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有些人是支持奴隶贸易的，不过他们所有人都遵从神圣的职业精神，将自己献身于抗击奴隶制度。他们的船舰必须体积小、轻捷且配置轻火力。双桅的斯库纳帆船、布里格帆船和布里根廷帆船（brigantine）
[6] 符合上述要求。护卫舰侦察浅水区域时会太显眼，而贩奴船就潜藏在这里装载那些不幸被他们俘虏的人；另外，护卫舰在开阔海域追击时太慢了。领头巡逻的舰长、指挥官和副官们必须独立思考、足智多谋，一则关于一艘卓越战舰以及驾驶她的英勇船员们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829年1月，HMS“黑小丑”号（Black Joke）追击西班牙贩奴船“海军上将”号（El Almirante）长达31小时。
[7] 这艘不列颠布里格帆船曾是一艘巴西贩奴船。她是巴尔的摩飞剪船（Baltimore clipper）
[8] ，旧名“恩里克塔”号（Henriqueta），
[9] 曾6次远航横渡大西洋，搭载过3000名奴隶，赚了8万英镑。1827年9月她被HMS“西比尔”号（Sybille）俘获后，由于航速极快而被重新命名后留在海军效力。“黑小丑”号枢轴上安有一门18磅火炮，另外还有一门12磅臼炮，船员57人。1829年，她的对手有14门炮，船员80人。“黑小丑”号的指挥官亨利·唐斯（Henry Downes）上尉连夜追击这艘体积更大、火力更强的船，直到风停时才开始交战，“黑小丑”号用船桨划行进入射击范围。80分钟后，“海军上将”号上包括舰长和军官在内的15名船员死亡，13人负伤。道恩斯让466名奴隶获得自由。

从1828年1月到次年俘获“海军上将”号，“黑小丑”号追击并捕获了3艘贩奴船，一共让1018名奴隶获得自由。她的对手全比这艘英舰大得多，且搭载更多火炮。对中队其他船舰来说速度太快而难以赶上的贩奴船，“黑小丑”号能穷追不舍并与之战斗。4年中，她俘获21艘贩奴船，上面搭载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总计超过7000人。

另一则（其他还有很多）发生在非洲西海岸的英勇事例是HMS“秃鹰”号（Buzzard’s）俘获“威武”号（El Formidable），后者有18门炮，而前者只有3门。这艘皇家海军布里格帆船用船桨划行，追击庞大的西班牙贩奴船长达7小时后，与之交战45分钟。之后不列颠水手成功登上贩奴船，将其占领并释放了超过700名奴隶。指挥这艘布里格帆船的年轻上尉得到很高的赞誉，他的长官向正在好望角的海军少将禀报：“‘威武’号曾是这里最一流的船舰，而且我觉得自己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在这条海岸线上还没有过比这一次实力差距更大、抵抗更顽强、将士更冷静更勇敢的战斗。”
[10]

参与这类服役可以挣得美好前程和财富，不过那是充满艰险的任务。海军面临着疾病和贪婪凶恶的贩奴者的威胁，那些贩奴者会为了挣钱而杀人。贩奴船中囚奴的困苦境况甚至连老练的水手们也无法承受。1831年当“黑小丑”号追击并登上“水手”号（Marinerito）时，已有许多囚奴死于战斗，不久又有26人死去。107名获救者在费尔南多波岛（Fernando Po）登陆时“因为恐惧、拥挤和缺衣少食而生病”，没过几周就有60人死去。

几个月后，“黑小丑”号和“菲尔·罗莎蒙德”号（Fair Rosamond）把两艘贩奴船撵进位于今天尼日利亚（Nigeria）的邦尼河（River Bonny）。上尉拉姆齐（Lieutenant Ramsey）汇报说：“追击途中，我看到他们从船上往下扔奴隶，奴隶的脚踝被铐在一起，他们就这么任由奴隶在水里或沉或浮。”最后，超过150人因此被淹死。贩奴者被带到塞拉利昂的法庭时，直至两名幸存者作证，庭上的人们才相信他们犯了贩卖黑奴的罪。

不列颠民众对“黑小丑”号和“秃鹰”号这类建立功勋的船舰追捧不已。不列颠著名海战中巡洋舰指挥官展现出的狡猾、判断力和航海技术，都是在追捕贩奴船时所需要的。军官和船员必须手持短剑和手枪向更大的敌舰发起登舰作战，一如他们的先辈们在古典风帆海战中所做的那样。

“以贼捉贼。”
[11] 海军军官如此评述“黑小丑”号这样的船，它是一艘美国制造的飞剪船，比起护卫舰、史鲁普船和10炮布里格帆船，它追捕其他飞剪船时要更轻松。她被称为“奴隶贩子的噩梦、非洲压迫者的灾难”。
[12] 人们在1832年的一次检查中发现她的船板腐烂，于是下令将她焚毁，这显然罔顾她在一场追赶中打败2艘崭新布里格帆船的事实。中队水手和被释放的奴隶们为她悼念，他们曾向准将弗雷德里克·沃伦（Frederick Warren）请愿使其免受大火之灾。在上任准将弗朗西斯·奥古斯塔斯·科利尔（Francis Augustus Collier）麾下时，1828年至1830年间捕获到的10艘贩奴船中有5艘都是她的功劳，之后两年中她捕获的贩奴船比中队其余船舰加起来都要多。

这场战争漫长、拖沓，且可以想见是无法打赢的。每年有6万人遭绑架并被送到大西洋另一端当一辈子的劳役。与此相对的，海军的禁奴中队——从1819年的5艘船到1832年的16艘再到1844年的21艘——只能竭力抓获其中很小的一部分。1829年是收获特别大的一年，当年有5350人重获自由。1810年至1849年间，海军释放了11.6万名奴隶，也是在这段时间，有100万人或是死于运输途中，或是在奴役中度过余生。

更令人敬佩的是，即便在这种状况下皇家海军也未放弃这项行动，更没有象征性地做做样子。禁奴运动是皇家海军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国家在伤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仍旧要铲除昭然无隐的恶事，禁奴运动是此类事情中的明证。正是得益于海军的顽强坚持，他们为一场终将无法取胜的战斗奋战多年，这方面的抗争才始终未曾停息，最终迫使其他国家积极执行禁令。

帕默斯顿勋爵尽自己所能为这些无畏者提供帮助。1835年，他迫使其他海洋国家接受，如果船上没有奴隶却发现了镣铐，或者船只装载了超出船员需求量很多的食物，那么这艘船就可以被扣押并罚没。这给了巡逻者追捕贩奴船更为灵活的空间，也消除了奴贩子在快要被抓住时扔奴隶下船的动机。

与帕默斯顿勋爵积极的外交行动相配合，禁奴中队的船舰数量也有所增加。不列颠开始更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海军实力。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依赖奴隶劳动力的国家，都不愿意采取措施停止人口贩卖。1839年，葡萄牙拒绝和不列颠续签禁奴条约。帕默斯顿通过一项法律以示回应。他允许搜查、扣押以及罚没葡萄牙船舰的海军军官可免于刑罚。愤怒的外交官和议员说这等同于宣战，帕默斯顿却觉得没问题，如果葡萄牙想打仗那她会有一场仗打的。“那太好了，她有几处殖民都非常适合我们。”帕默斯顿说。皇家海军会对葡萄牙施以狠手，葡萄牙人清楚这一点。

19世纪中叶，国际奴隶贸易的罪魁祸首是巴西，绝大部分受奴役者被运到了那里。1845年，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不列颠战舰叫停并搜查巴西船只，几若两国已经开战。双方的敌意本就十分明显，但4年后帕默斯顿又派遣了一支中队前往巴西海域搜查并逮捕贩奴船。此举激怒了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政府，皇家海军不但在海上逮捕贩奴者，甚至在巴西内陆水道亦是如此。贩奴船遭到海军少将巴林顿·雷诺兹（Barrington Reynolds）的无情追捕，船即使停在港湾里也被焚毁。这显然已经触犯了巴西主权，是南美版的阿卡轰炸，即皇家海军可以免受惩罚的警告行为。帕默斯顿说一个国家很少会因为不涉私利的原因而放弃有利润的东西：“信仰几乎从未被践行，除非有某种形式的强制力……”
[13] 如果巴西选择出击，他知道巴西人将不得不让步投降。在这种情况下，皇家海军是一支无懈可击的军事力量，“我们中队通过海事行动，在几周时间就完成了外交照会与多年谈判未能做到的事”。
[14]

1850年，仅有11艘贩奴船竭力躲过了海军在巴西的巡逻，但之后还是被俘获了。至1853年，巴西几乎不再有任何奴隶进口贸易。皇家海军轰炸了奴隶贸易中心拉各斯。1862年，林肯允许皇家海军叫停并搜查美国船舰，哈瓦那的美洲最后一处奴隶市场也在不列颠的施压下于1869年关闭。从不起眼之处开始，禁奴中队和不列颠可观的海军力量终结了西非奴隶贸易。之后海军把注意力转向非洲东海岸的奴隶制。

“黑小丑”号刚被焚毁，西非中队就收到一艘崭新的战舰——HMS“冥王星”号，一艘365吨的木制明轮蒸汽机船（paddle steamer）。海军部从1793年起就开始试验蒸汽驱动的船舰，直到1821年才有一艘蒸汽船在海军中被当作拖船使用。葡萄牙内战期间，当时停驻在对方沿海的海军上将帕克（Parker）就是靠定期航行的蒸汽油轮与海军部保持联系的。“冥王星”号属于第一代可用于战争的蒸汽船，她的体型足够搭载4门32磅火炮。明轮船永远不可能取代风帆战舰，它们那一对外轮直径有27英尺，巨轮以及舷侧相应突出的部分占据太多空间，无法安设有威力的舷炮组合。这些船多数时候是用风帆航行以节省煤炭。“冥王星”号赋予禁奴中队的优势是，她可以顺利通过水湾和河道并在无风的时候追击贩奴船，没有任何风帆船舰能做到这些。

发动机已然出现了。不过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皇家海军还是一支风帆海军。

但不列颠对海洋霸权和蒸汽动力的结合正在改变世界。新式科技让皇家海军可以通达发展中各国的主要河网，使他们可以在远离公海的地方有用武之地。1824年至1826年间，不列颠炮艇上行至缅甸（Burma）的伊洛瓦底江（Irrawady River），一直开到曼德勒（Mandalay）。

HMS“蛇发女怪”号（Gorgon），1837年

海军的船舰由明轮蒸汽拖船“戴安娜”号（Diana）拖着逆河而上。1846年，查尔斯·霍瑟姆爵士（Charles Hotham）的中队强渡巴拉那河（River Paraná），一路穿过阿根廷直抵亚松森（Asunción），此地位于被陆地包围的巴拉圭（Paraguay）。中队此行旨在打开该地区的贸易，这些是风帆战船根本不可能办到的壮举，蒸汽征服了潮汐、风和浅滩。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新式动力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这场与中国的冲突始于1839年，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扣押了价值200万英镑的鸦片，这些鸦片是不列颠贸易商从印度非法进口到中国的。不列颠政府坚持中国政府应当赔偿贸易商，中方拒绝，战争开始。海军上将威廉·帕克带领2艘战列舰、7艘小些的战舰、1艘测绘船舰和22艘运兵船抵达澳门，一到那里他就被泥沼困住了。

帕克的小型舰队中有4艘蒸汽船，其中“复仇女神”号（Nemesis）乃首艘以铁质船身打造的明轮护卫舰，是伯肯黑德钢铁厂（Birkenhead Iron Works）为东印度公司所建造的。她是世界上第一艘铁制战舰，也是第一艘绕过好望角的蒸汽船。不过她的主要优势在于吃水浅，因此可以穿行中国内陆水道。

这彻底改变了海上战争，蒸汽动力为皇家海军打开了河流世界的大门。明轮汽船可能无法搭载强火力，但它们可以拖曳海军声威赫赫的战列舰。帕克抵达之前，“复仇女神”号就已经显示了她的惊人潜力。1841年1月，海军攻打虎门，狭长的海峡布满建有防御工事的岛屿，守卫着这条香港与广东之间的水道。1841年的头几个月，不列颠远征队向虎门炮台发动两栖攻势。

需要征服的第一座岛屿是有一高一低两处炮台防卫的穿鼻岛（Chuenpee）。“复仇女神”号和另一艘蒸汽船轰击高层炮台，同时风帆战舰轰炸底层炮台，一小时后两处炮台均宣布投降。之后“复仇女神”号以火箭炮攻打一支由15艘舢板组成的舰队。“只见‘复仇女神’号第一发火箭弹就射入那艘大舢板……它几乎立刻就被巨大的爆炸炸飞了，船上所有人都被送去了永恒世界，而且它的碎骸如同火山喷射般落下来。”
[15]

“复仇女神”号是一件开拓性的现代武器，她好比用来砸开坚果的大锤。中国人再也无法假装自己可以抵挡如此强大的力量。新任两广总督琦善同意广东开埠通商，向不列颠支付600万英镑并割让香港。不过皇帝拒绝承认他会被野蛮人打败，琦善被罢职，其答应的条件被宣告无效。不列颠继续开战，这一次他们将直击中华帝国的心脏。

海军测绘官绘制了水道图。中国炮台被中队狂猛的火炮完全压制。水手们以他们的悍勇拖着重火炮从侧翼包抄中国防御地点——就像霍斯特19世纪10年代占领卡塔罗和拉古萨的高地那样。设有200门火炮的舟山炮台被横扫，镇海的大型防御工事被炸得片甲不留。不列颠和印度军队由蒸汽船带着进至内陆城市宁波并将之占领，宁波成为帕克的基地。

海军在冬季测绘了长江。帕克收到10艘新的蒸汽船以供春季行动时使用。1842年5月，他们进入长江。蒸汽船紧系在战列舰旁边，这是一种强大骇人的新式武器，结合了新式船舰的蒸汽动力和旧式战船的舷炮，它轰开了上海的大门。蒸汽船得以让地面部队和海军部队在关键地点登陆，包抄中国阵地并摧毁沿岸炮台。6月19日上海陷落，这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波澜壮阔的海军轰炸与两栖进攻行动。

之后远征队又沿着长江上行了170英里。战舰可以穿透内陆进至如此遥远的地方已经超乎人们的想象。现在一切都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尽管中国朝廷拒绝承认野蛮人的入侵。7月21日，帕克的队伍在镇江附近抛锚，那里是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血腥的巷战之后镇江被占领。帕克此时攻打南京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不列颠中队横跨京杭大运河，这是中国人输送食物的重要通道。经济瘫痪，粮食储存很快就会耗尽，大帝国行将崩溃。

最终，中国皇帝面对现实。依照《南京条约》，中国支付425万英镑战争赔款。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和厦门开埠通商，不列颠得到了香港。至此，中国被迫全面暴露于不列颠式自由贸易之下。

轰炸阿卡显示出近海城市已在海军的威胁范围之内。第一次鸦片战争将皇家海军带入内陆。一位早期的香港总督说，不列颠对中国的入侵“是距离最远的军事行动，从世界史来看，在同一半球上超越了亚历山大和恺撒（Caesar）远征，在不同半球上超越了科尔特斯（Cortes）和皮萨罗（Pizarro）”。
[16] 这番夸张的说法背后隐藏着一个真相：不论好坏，皇家海军已经成为一支改变世界的力量。

第43章 呼风唤雨（1842～1860年）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Odessa）是我们的谷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获取木料的森林，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绵羊牧场，阿根廷和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她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涌向伦敦，印度教教徒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所有的咖啡、蔗糖和香料种植园都在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而地中海则是我们的果园。
[17]

——W.S.杰万斯（W.S.Jevans）

权力会以不同的伪装示人。很少有国家能达到不列颠在1849年后的20年里所达到的高度。那并非以积聚的疆土或者所辖的人口来衡量的政治权力。不能单纯从规模的角度来判断帝国是否达到了顶峰，皇家海军亦是如此。不列颠所掌控的权力远非如此。

不列颠人世世代代的贸易和殖民活动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庇护。自古以来，不列颠周围海域就为本国君主宣示所有。17世纪《航海条例》就是以把外国竞争者赶出殖民地的办法来培育不列颠贸易事业的。议会投票设立关税以保护国内产品，尤其是农产品。不过打败拿破仑后所有这些限制都被一扫而空，不列颠甚至不再坚持海上疆界这一神圣概念：现在她鼓吹的是所有海洋的绝对自由。1805年，不列颠免除了外国人在不列颠海域必须向皇家旗帜致礼这一陈旧、挑衅的顽固做法。1849年，《航海条例》废除，帝国全面实行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贸易。

此时本国海军力量用于保护维系海上贸易的绝对自由。为了让她的宣言完美实现，不列颠豪迈地舍弃了本国强大海军的一块基石。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伊始，不列颠和法国同意不扣押载有敌国货物的中立国船舰，同时也不会授权私掠船抓捕敌国船舰。1856年《巴黎宣言》（Declaration of Paris）签订之后，这份双边协议成为海商法的一部分。这是不列颠海权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刻，它标志着海军的根本性转变。起初不列颠能获得海上统治权是靠严密的封锁行动以及叫停、搜查、扣押敌国与中立国航船的交战国权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不列颠对维护贸易自由的关注甚于自身海上力量的施展，而且《谷物法》（Corn Laws）废除后她需要依靠俄国的谷物，所以更不能让战争阻碍通商。这个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数百年来的私战问题。不列颠海上力量的兴起始于私掠行动，现在它有能力将之舍弃了。更重要的是，不列颠舰长和船员再也不会为谋求惊人财富而巡逻海上，洗劫满载货物的敌国商船，他们为荣誉、责任、爱国和薪水而战斗。

不列颠的商业改革和海事改革旨在把海洋变成每个人都获得安全和利润的地方。他们到处为不列颠商品开辟市场，并且保证不列颠能进口到便宜的外国货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业扩张所需的原料和粮食。

当然，除非整套运行体系是对自己有利的，否则没有哪个国家会开辟这条道路。19世纪中叶，不列颠已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即当时常说的世界工厂（workshop of the world）。伦敦城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由不列颠贷款支撑的政体遍布全球，决定着数百万人的经济命运。航线特许证明从伦敦发放，掮客在这里经办保险金，各种外币在此流通，这里还有买卖全球货物的证券交易所（Stock Exchange）。由不列颠的资本和工程师修建的铁路横贯彼时闭绝不通的大片陆地，他们还在铺设绵延数千英里的海底电缆以连通遥远的大陆。1815年至1880年间，投往海外的资本中80%都流向了帝国以外的国家。不列颠建造和拥有的船舰搭载着整个世界的产品。不列颠的威权与自由贸易紧密相连。具备此等工业实力和金融实力，谁还需要形式化的政治权威呢？

对皇家海军来说，不论它行至何处，其强大的实力都足以左右当地的政治气候。19世纪中叶，不列颠不准备再占领和控制新的疆土，除了可做海军基地的便捷的一小块地方。它最需要的是可以输出工业品和资本的市场。“我们唯一想要的就是贸易，”帕默斯顿宣称，“而且土地并非贸易所需，我们可以在属于其他民族的地盘上开展商业活动。占有土地就会涉及民事和军事方面的常设编制与责任。”
[18]

不列颠炮艇轰平了所有因政府或挡道官员而产生的阻隔自由贸易的政治樊篱，那是一种无须时常展现出来的力量。只要不列颠海军略有动作、调一艘炮艇逼近就足以使人们神经紧张。那些被不列颠人判定为海盗的势力会被彻底从海上扫除干净。海军水文测绘者为贸易者们打开了海图上尚未标示的海域，海军的炮艇则负责保护他们。

海军警戒守备让身处任何一个大洲的不列颠商人和投资者都可以自信地从事贸易活动，并阻止外国政府妨碍他们的生意。没有任何国家能避开不列颠的自由贸易体系：那是它们为独立和不被干涉内政所付出的代价。像中国和日本这样试图以闭关形式维护独立的国家，都在炮艇无可抵挡的劝说之下被迫加入全球化体系。

19世纪中叶，皇家海军驻扎在本土海域之外的船舰有129艘。它们的分布情况折射出不列颠的利益多寡所在。其中31艘部署在所有区域中最重要的一处——地中海。东印度群岛和中国海域总计25艘。禁奴巡逻队伍需要27艘，还有另外10艘停驻在好望角。价值极高的南美贸易由14艘战舰负责保护，西印度群岛10艘。太平洋上的不列颠战舰有12艘。支撑这套部署体系的是海军主要的海外基地：直布罗陀、马耳他、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安提瓜、牙买加、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普敦、亚丁（Aden）、毛里求斯、亭可马里（Trincomalee）、孟买（Bombay）、新加坡、悉尼、香港、三明治群岛（the Sandwich Islands）、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以及它们之间的驻地，比如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St Helena）、福克兰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

以少量战舰——而且是小型战舰——皇家海军就足以覆盖全球。在中国海域和其他地区，像法国、美国这样的其他海洋大国都得依赖不列颠海军。不列颠19世纪中叶的海事策略集中在利用国家影响力打开全世界的贸易大门，方式是通过海洋与江河上的坚船利炮而非陆地士兵。虽然有一些限制，此策略还是获得了极大成功。其着力点在本国影响力而非高压威吓，即便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中国海域以及19世纪60年代在日本施展武力的行为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尽管有时甚至针对实力强大的国家，海军还会做出实施终极制裁的暗示，但海军很少再全力出手威压他国。19世纪50年代，帕默斯顿清楚地发表过以下激烈言论：“美国的海军还不足以让我们忧惧，而且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即使他们诉诸私掠行动，尽管并非我们所愿，我们还是会焚毁他们所有的沿海城镇作为回击。”
[19] 还有一次，他提出，让不列颠陆军在南部州登陆、煽动奴隶叛变也是可能的。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丝毫没有真正实现的可能，不过无论如何这一虚张声势还是有效果的。美国内战期间，一艘美国海军战舰叫停了不列颠邮轮“特伦特”号（Trent），并逮捕了船上两名美国南部联邦的代理人。在由此引发的风波中，连一向主张和平的不列颠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警告美国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在英格兰，我们有一支随时待命的舰队，其破坏力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支海军军队。”
[20] 萨姆纳向林肯及其内阁读了这封信，最终南部联邦的人交由不列颠羁押。

让皇家海军的“破坏力”成为全球政治的有力工具，并不需要时常施展它。在不列颠影响力的鼎盛时期，这通常是无须言明的事实。海军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在地球的偏远角落“亮出旗帜”。

不列颠能在世界范围内施展霸权而无虞，依靠的是某些可靠基础。和以前一样，保持本土绝对安全是它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就是彻底控制住英吉利海峡和西海路。

这意味着英国要主宰蒸汽时代。1845年，HMS“埃贾克斯”号（Ajax）的速度达到了7节。1809年，HMS“埃贾克斯”号建成时是一艘74炮战舰，不过此时这艘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战舰被安上了一架用于带动螺旋桨的引擎。自此以后，新建护卫舰均为螺旋桨船，“埃贾克斯”号是第一艘安装螺旋桨的战列舰。螺旋桨改变了战列舰层面的比拼。明轮汽船无法安装完整的舷炮，永远不是精良的老式木制战列舰的对手。而螺旋桨安装在船尾的水下部分，不会妨碍到舷炮。不过因为要腾出空间给引擎，这使“埃贾克斯”号的武器装备要减少至60门大口径火炮。她还被精简为单层甲板，撤去了包铜和船桅，代之以应急帆索。“埃贾克斯”号此时成了一艘封锁用船，一座守卫海岸线的移动炮台。皇家海军依旧控制着英吉利海峡。

不过海军的优势很快消弭。一如它们在亘古延续的竞争中经常表现的那样，法国海军在掌控新技术方面超过了皇家海军。1847年，法国海军订购了世界上第一艘专门建造的蒸汽动力战列舰——“拿破仑”号（Napoléon，90）。她于1850年5月下水，两年后进入服役期。

致使恐慌扩散的还不仅仅是英法之间在战舰方面的差距被缩短。19世纪40年代不列颠对法关系恶化。1848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eon Bonaparte）被选为法国总统（1851年政变后他成为独裁者，一年后成为皇帝拿破仑三世），形势变得尤为糟糕。这位波拿巴家族的新人雄心超迈，想要重新统一欧洲并将法国霸权延展至全世界，重现拿破仑时代的“无上荣耀”。不过在他达此目标之前，法国海军必须尽最大可能向不列颠本土海域施加压力以遏制不列颠。他取得了开门红。19世纪40年代中期，法国完成了在瑟堡的防御工事，此港口成为其在英吉利海峡中的第一处战列舰基地，同时也是一处为入侵行动准备的军火库。这是不列颠疆域自1805年后遭遇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正如法国人所希望的，这一举动搅乱了不列颠的军事规划并深刻改变了战略形势。更糟的是，“拿破仑”号取代了行动迟缓的封锁船，比如年迈的“埃贾克斯”号。和优秀的波拿巴家族成员以及任何一个优秀的法国人一样，路易·拿破仑最渴望的就是为几百年来皇家海军所施加的屈辱报仇雪恨。

海军部不得不做出应对。这是一场输不起的竞赛。

仅在“拿破仑”号惊艳世界的3个月后，皇家海军的HMS“阿伽门农”号（91）下水。注意，她比“拿破仑”号多了1门炮。1853年HMS“威灵顿公爵”号（Duke of Wellington）下水，体量是HMS“胜利”号的两倍，舰载131门火炮，速度10节，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战列舰。她代表了战列舰的巅峰。

这些船与霍克、豪或纳尔逊时期的荣耀战舰非常相似。对外行人来说，唯一的不同就是主桅前面凸起的烟囱以及为了放置引擎而加长的船身。法国人新建了10艘木制蒸汽战列舰并改装了28艘旧船。当时人们认为，只要保持住她的海上霸权，不列颠就不会被超越。因此皇家海军新造了18艘木制蒸汽战列舰并改装了41艘旧船。

HMS“威灵顿公爵”号

皇家海军的实力必须不低于法俄两国海军联合之后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两强标准”（two power standard）。最重要的是，它必须重申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不列颠建立了一支以波特兰半岛和奥尔德尼岛（Alderney）——就位于瑟堡外面的英属海峡群岛中——为基地的汽船舰队以应对瑟堡的威胁，一声令下它们就能把此处的法军基地夷为平地。海军在其他地方继续保持警戒。在革命的1848年，不知疲倦的威廉·帕克正统领着地中海舰队，他被委以重任，在不稳定和暴力蔓延欧洲各处的数月之中保卫不列颠的利益。当他的舰队获得增援时，法国人感受到了冒犯。“就应该是这样，”帕克说，“我方大型战舰的出现已经有了希望中的效果，而且我非常肯定，没什么比大方地陈列三甲板战舰更能让我们的邻居们保持安静了。”
[21]

危险的是法国正处于动荡之中。这场革命可能促使她派遣海军干涉意大利事务。为了牵制法国人，帕克必须摆出随时可以开战的样子。重中之重是他得安排好留守保护不列颠财产和贸易的船舰。完成此事后，他率领舰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the Dardanelles）附近的贝西卡湾（Besika Bay）。他前往彼处是要支援奥斯曼人对抗俄国和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这支舰队又一次令觊觎不列颠利益的大国们望而却步。

帕克的目的达成。然而，他这趟不列颠火力巡行却没有到达尽头，下一站是萨拉米斯湾（Salamis Bay）。1847年，一群反犹太暴徒闯进堂·帕西菲科（Don Pacifico）在雅典（Athens）的住宅并毁坏他的财物。堂·帕西菲科拥有犹太血统，当时他是葡萄牙驻雅典领事，同时还是一名不列颠公民。希腊政府拒绝补偿他，不过他得到帕默斯顿勋爵的全力支持，帕默斯顿命令海军扣押与帕西菲科所要求的赔偿价值相等的希腊资产。帕克的战舰对比雷埃夫斯（Piraeus）实施封锁并抓捕了希腊战舰和商船。此举引发了三大海上强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法国与俄国大臣激烈反对不列颠人的做法。

但皇家海军终归是所向披靡的。帕默斯顿在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遭受责难，他被指责把超强的海军力量用在琐碎微小的事情上。帕默斯顿却认为这些指责没有道理。古罗马帝国的公民不论身处何处都免受专断对待，“不列颠国民亦是如此，不论身处哪片土地，他都确信英格兰的监察目光和强壮手臂能保护他免受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

这是一条激动人心的宣言。而且随着蒸汽炮艇被添入皇家海军的军火库，这还是一条有可靠凭证的宣言。蒸汽动力很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它能把战列舰带到紧靠陆地的地方，从这里战列舰可以封锁港口和轰炸城市、港口、道路和堡垒。这是风帆时代未曾听闻过的作战方式，那时风、潮汐还有危险的背风海岸使原位停留很难实现。

新的海战方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呈现于世人面前。世人记住的是这场战争中陆军虽然失败但十分英勇的表现、护士的同情心和将领们所犯的巨大错误。不过这也是一场深刻影响不列颠帝国发展进程的战争。从海军层面理解这一点最为清晰透彻。

这场战争最先是在波罗的海而非克里米亚（Crimea）开始的。1854年6月22日，不列颠汽船轰炸博马尔森德（Bomarsund），那是阿兰群岛（Åland archipelago）的一处堡垒。查尔斯·卢卡斯（Charles Lucas）是第一个获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的人，当时一枚已经点燃引信的炸弹落在了单桅汽船HMS“海克拉”号（Hecla）的甲板上，他迅速把引信嗤嗤作响的炸弹扔下了船。英军和法军在7月重新返回，轰炸这座堡垒直至其投降，并将其拆毁。此后的战争形态初现端倪。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之后进行的不是两支舰队之间的海上交战。在黑海战场，不列颠以炮船和火箭船攻打敖德萨。9月，海军用20艘汽船拖曳52艘船舰，以此方式让5万名不列颠士兵登陆克里米亚。这是一次非同凡响的两栖行动，是第一次由汽船引导的此类行动，它不仅展示了汽船跨海运输陆军部队并使之顺畅登陆的价值，更彰显了不列颠私人海上力量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大部分运兵船和补给船都是雇来的商船。

陆军朝着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进发。10月17日，联合海军在崭新的蒸汽战列舰HMS“阿伽门农”号的带领下进攻这座城市的港口。许多老式的风帆战列舰靠绑在身侧的明轮汽船提供动力。尽管轰炸行动因那些被击沉的俄国战舰而遭受阻挠，但俄国黑海舰队在损失4艘三甲板战舰、12艘84炮战舰和4艘护卫舰后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

从此刻开始，克里米亚战争的海事部分将由吃水浅、装备了火炮和迫击炮的小艇主宰，它们可以凭借蒸汽动力到达紧邻敌方防御工事的地方，然后对其进行轰炸直至其投降。回到不列颠本土后，为了推动这种新的战斗模式，人们大批量建造了156艘炮艇。第一批炮艇搭载了一门69磅火炮、一门32磅火炮和两门24磅榴弹炮。

年末，英法两国的蒸汽炮艇挺进刻赤（Kerch），那是守卫亚速海（Sea of Azov）的门户。俄国人因为惧于这些狰狞凶恶的武器而弃守刻赤，盟军进入亚速海。炮艇威吓海上，关闭沿海道路并停止所有航运。此举旨在阻断克里米亚的俄国陆军从顿河（River Don）获得补给。行动获得了成功，塞瓦斯托波尔被迫于1855年9月9日投降。一个月后，金伯恩（Kinburn）的俄国堡垒遭到共计8000人的陆军部队的攻打，同时还被海上的炮舰和迫击炮舰轰炸，此地位于第聂伯河（Dnieper）河口。战列舰驶入河口之后用强大的舷炮凶猛轰炸堡垒，一直打到敌人投降。

法国人再次站在了新技术的最前沿。他们的海军把三艘新式进攻性船舰带到了黑海。“熔岩”号（Lave）、“雷鸣”号（Tonnante）和“毁灭”号（Dévastation）是平底的、吃水浅的移动炮台。火炮平台由汽船拖曳到指定位置后就将轰炸岸上目标。这些外观丑陋、性能实用的船舰被戏称为“肥皂盒”，建造时完全没有考虑其航行能力。不过它们的出现是革命性的。它们是第一批覆盖了铁甲的战舰。不列颠人自己就订购了5艘。

回看波罗的海，海军原本的壮伟目标是要轰炸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不过要抵达那里得先解决掉芬兰湾（Gulf of Finland）沿线排列的堡垒，当中最坚固强大的堡垒就是排在末尾的喀琅施塔得。在准备这个艰巨的作战任务时，联合海军攻打了守卫赫尔辛基（Helsinki）入口的瑞典堡岛（Sveaborg）。两天时间里，盟军用1000门火炮向这座堡垒发射了2万发炮弹。

轰炸瑞典堡是攻打喀琅施塔得的预演。盟军的进攻力量是由250艘蒸汽炮艇和包括迫击炮艇、火箭炮发射器和移动铠甲炮台等其他100艘船舰组成的。1856年的“伟大武器”计划乃是现代海战的先驱。从海滨轰炸陆地目标的做法在皇家海军中由来已久：先是17世纪的布雷克和本博，然后是18世纪的肖维尔和弗农，接着是19世纪早期的纳尔逊和埃克斯茅斯。而现在，这种战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型舰队作战已经让位于蒸汽驱动船舰对城市和港口的致命袭击。俄国人尝到了其中的滋味，并且再也不堪忍受。“伟大武器”尚未抵达喀琅施塔得，他们就结束了战争。

1856年的“圣乔治日”，维多利亚女王乘着皇家游艇“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号（Victoria and Albert）在斯皮特黑德附近检阅了波罗的海舰队。伟大武器没能向世界宣示其毁灭性的威力。这是另一件美事。巨大无比的三甲板战列舰看上去依旧雄伟壮观，她在4月明媚的阳光下旗帜飘扬的样子更凸显了这一点。不过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以先进技术建造的崭新炮舰。置身于装扮艳丽的海上巨物当中，它们犹如落在了一群鲸鱼里的米诺鱼。新旧同列，对比鲜明。“炮艇，”《泰晤士报》的记者写道，“样子谈不上优雅，却能够轻松地在水上穿行，转向敏捷，它们看上去木讷而果断，带着点恶作剧的意味。”
[22]

皇家游艇沿着278艘船舰排成的两列队伍行进检阅。巨舰“威灵顿公爵”号鸣响第一发礼炮，随后余舰纷纷鸣炮。队伍中有22艘螺旋推进式战列舰，20艘螺旋形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corvette），18艘明轮汽船，4座浮动炮台，2艘储存火药和炮弹的船，1艘医疗船，1艘浮动工船，160艘炮艇，50艘迫击炮艇。此外，还单独有1艘远离大部队的风帆护卫舰。

从某种程度上说，此刻展示的是一支现代海军。实用性优先于优美外观。随着战事的推进，风帆时代宣告结束（在换代的过程中船舰还会继续使用风力），克里米亚战争终了时这一点毫无争议。为对俄战争而大批量制造的炮艇被部署到世界各地。它们成为殖民扩张的中坚力量。

体量较小的炮艇是不列颠控制世界的关键力量。不列颠的陆军司令官、外交官、驻外领事和商人都依赖它们解决当地纠纷。仅1858年，经请求后派遣炮艇前往的地区就有纽芬兰渔场、牙买加、巴拿马、洪都拉斯、维拉克鲁斯（Vera Cruz）、巴西、科里亚莫利亚群岛（the Kooria Mooria Islands）、温哥华（Vancouver）、摩洛哥、亚历山大港、赞比西河（the Zambezi，应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请求）、昔兰尼（Cyrene，在大英博物馆的要求下前往保护那里的考古学家）、沙捞越（Sarawak）、婆罗洲和新西兰。炮艇还被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镇压1857年至1858年的印度叛变以及1865年的牙买加起义。炮艇是大英帝国19世纪60年代以后迅猛扩张的急先锋。它对全世界发号施令，维持全球贸易秩序——更准确地说，是遵循不列颠主张的秩序。1863年，皇家海军炮艇轰炸鹿儿岛（Kagoshima），以迫使日本与西方通商。

在数以百计的炮艇作战行动中，1875年的一次行动可以作为例子。西非中队得到消息，一艘商用斯库纳帆船被刚果河（River Congo）上的海盗抓住了，且船员悉数被杀。准将威廉·休伊特（William Hewett）爵士转到一艘炮艇上沿河上行。他要求当地首领交出凶手，对方拒绝了。休伊特放下话，他还会回来并焚毁刚果河河口往上40英里内的每一个村庄，直至对方交出嫌犯。

休伊特说到做到。炮艇炮轰了一大片河岸，随后海军军队群射灌木丛，为大队海军官兵穿越这片植被开路。这样一来总有一个村庄会暴露，海军士兵和水手将烧毁这里的房舍和独木舟，找回从商船掳走的东西（据说每个村庄都有）。这样的行动在一个接一个村庄中重复。之后休伊特抵达邦巴（Bomba），他在那里和7位国王举行了一场谈判，对方明确“表示自己欣然接受海军已经完成的事情，而且声明，在这条河流往来的贸易者们财物性命都不会遭遇威胁，该流域的商业活动必会振兴”。
[23] 类似的事情遍布非洲和东南亚。

与此同时，巡洋舰为不列颠贸易者们守护着海上航道，确保维系帝国存亡的动脉时刻畅通。支撑这些行动的是38处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军基地以及装煤港。

不列颠海军以此保证海面畅通，并将弱小国家硬拉进全球贸易体系。这确实是英国力量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亦有局限。不列颠陆军兵力太少，无力应付大型作战，克里米亚战争向全世界揭示了它的不足。正如1865年时帕默斯顿提到的：“海上航船无法阻止地面军队。”此话或许多余，不过这确实是痴迷于海军的不列颠人需要时刻放在心上的。不列颠以海上武力重新塑造世界的做法仅限于海上和弱国的大型河流，即便是最鼎盛的时候，不列颠也无法在欧洲的中心地带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过当时毕竟是一个海洋与河流贸易占据主流的时代，作为全球性海洋国家和贸易国家的不列颠罕有敌手。不列颠政治家和驻外领事得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依照不列颠的利益塑造世界格局。比如1860年，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加里波第（Garibaldi）红衫军（Red Shirts）从热那亚到西西里岛再到那不勒斯，就是靠皇家海军船舰为他们提供了有力掩护。

很少有哪支军队能够与这股浩大势力抗衡。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的护卫舰，追击贩奴船的布里格帆船，可以炸毁任何一个敌国的港口并深入到任何一片大陆内几百英里，
[24] 这些小型船舰组成的舰队之所以能够横行无忌、取得一锤定音的影响力，依靠的是一支所向披靡的战列舰舰队。只要皇家海军愿意，它就能对敌人实施禁海政策并封锁其港口。1914年以前，任何一个大国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冒险与不列颠对敌。皇家海军是有史以来最具威慑力的军队之一。

在一次模拟进攻南海城堡（Southsea Castle）的行动中，炮艇行动的评估结果令数以千计的观众瞠目结舌。评估结果再次印证了皇家海军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而且轰炸城堡旨在向法国宣示，只要英国皇家海军愿意，南海城堡就是瑟堡的前车之鉴。不过这也引出一些棘手的问题。在众多观察者看来，风帆时代的幽暗黄昏意味着不列颠海上第一大国的地位即将终结。皇家海军曾经较对手拥有许多优势：她有充沛人力运行其数目庞大的舰队，有众多在船舰制造方面超越对手的国有和私有船坞，船员和船长有卓越的航海技术，有超绝的大舰队作战战术并且精通短距离火炮攻击。

而蒸汽动力导致这些优势消弭于无形。木制战列舰遇上法国加农榴弹炮（Paixhan guns）
[25] 的开花弹时不堪一击。追逐先进技术并建造铁甲战列舰的竞赛已经开始。此事令皇家海军忧虑。法国人和以前一样继续处于领先位置，看情形他们似乎真能搭起一座横贯英吉利海峡的“蒸汽铁桥”。不列颠的港口和城市在数十年的安然无虞后似乎突然变得脆弱不堪。

1858年，情报传来，说法国海军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艘装甲战列舰“光荣”号（La Gloir），忧虑演变成了恐慌。12厘米厚的巨型铁板连接上43厘米厚的木板，一起被安到木制船身上。她的速度达到了11节。有了装甲以后，她能免受敌人火炮的伤害，并能安装36门163毫米火炮——这是当时最大口径的海军火炮。因为“光荣”号和她的姊妹战舰——“无敌”号和“诺曼底”号（Normandie），法国海军有了主宰英吉利海峡进而终结不列颠海上霸权的机会。

在维护世界性海洋帝国的同时还得保证本土岛屿的防御，现代不列颠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家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难题。1859年，人们确信拿破仑三世正在计划入侵英国。肩负着全球性任务的海军和陆军是否有能力守卫本土疆域，令人疑虑。

应对计划之一是建造一连串的沿海堡垒，即所谓的“帕默斯顿堡垒”（Palmerston Follies）。另一个办法是在法国人眼皮底下，于奥尔德尼岛建造一座基地。不过最有价值的还是创建常设水手储备机制。不列颠海军队伍一直都是靠战时从队伍庞大的商船船队中强制征兵拉起来的。这套体系或许蛮横粗暴，不过它让国家有了压制对手的优势。19世纪时海军力量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不列颠强大的工业，同时也依赖于储备的大量战舰和专业海员。皇家海军后备队（Royal Naval Reserve，RNR）在《1859年海军储备法案》（The Naval Reserve Act of 1859）的推行下诞生。水手和渔民每年有一个月会到停驻在海滨的训练船上接受火炮训练。战时，RNR队员会被征召编入舰队和储备船舰。1862年，RNR征召对象扩大到商船船队军官。RNR是1859年入侵恐慌留下的宝贵遗产，历久不朽，而帕默斯顿的堡垒除了成为风景如画的历史奇观外再无他用。而其他针对法国入侵的措施更是壮观撼人。

1860年8月，“光荣”号开始服役。12月不列颠亮出反击武器。HMS“武士”号（Warrior）舰载40门重炮，速度达到14.3节。此外，她的体量几乎是“光荣”号的两倍，她的排水量为9180吨，后者为5630吨；长度为420英尺，后者为255.5英尺。“武士”号在构造上确实远超“光荣”号。这艘不列颠战列舰和她的法国对手一样也有铁制装甲，而且她装甲之下的船身还是铁制的，而非“光荣”号那样的木制的。她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战舰，而且是在令人咋舌的极短时间里以高昂代价建造出来的。她订购于1859年5月，1860年12月下水，并于1861年8月开始服役。10月，她的部分装甲接受了29发高达200磅的炮弹的轰击。装甲通过了测试。不列颠继续掌握英吉利海峡控制权。她的战列舰舰队仍旧无人可撄其锋。

通过对俄的全面战争、对法的长期军备战，不列颠已彻底击败她在海上的两个主要对手。

虽然法国人不断创新，不过英国人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更胜一筹的设计。皇家海军在丧失传统优势的同时又积累了新的优势。不列颠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无可争议的制造业领头羊。她的钢铁工业无人可比。更重要的是，她的商船制造工业远远领先于任何一个对手，当布鲁内尔（Brunel）的“大西方”号（Great Western，1838年）、“大不列颠”号（Great Britain，1843年）和“大东方”号（Great Eastern，1858年）下水的时候，她们都是当时世界上体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船舰。一如从前，商船业的境况与皇家海军的状态紧密相连。直至19世纪末，海上航行的船舰有80%产自不列颠。拥有这等工业水平，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替代皇家海军的地位。

金钱、炮弹和钢铁——这就是当时海上实力的关键所在。

第44章 军备竞赛（1860～1899年）

不列颠掌握着如此庞大的一支海军，主动对战舰进行重大改造并不符合她的利益……除非迫不得已。

——海军上将鲍德温·韦克·沃克（Baldwin Wake Walker）

1863年3月，当约翰·“杰基”·费舍尔（John ‘Jackie’ Fisher）以舰炮副官身份登临HMS“武士”号时，他想必已经清楚，这艘令全世界敬畏的战舰将很快被淘汰。她从1861年8月1日开始服役。大约半世纪之后，他自己留给后人的遗产——具有革命意义的1908年HMS“无畏”号，到1914年就已被更快、更强大的战列舰取代。

这是一个各国海军之间疯狂竞争的时代，原本先进的战列舰下水没多久就跟不上时代潮流了。新技术的更迭以及各式现代武器层叠林立的武器库促使军事战术一直在迅疾变化。这个勇武的新时代预示着不列颠的海上霸主地位即将终结。

没有人比杰基·费舍尔更了解这些事情了。他成为“武士”号舰炮副官时年仅22岁，是海军中最被看重的年轻军官之一。9年前的1854年，13岁的他作为一名军校学员被分派到HMS“加尔各答”号（Calcutta）上，那是一艘完全由风帆驱动的84炮战列舰。是年迈的海军上将威廉·帕克推荐了这个男孩，前者是“光荣的6月1日海战”的老兵、纳尔逊的门徒之一。生活在纳尔逊以及之前时代的水手对“加尔各答”号应当不会陌生。她是一艘木制战船，两层纵通式火炮甲板，720名船员中大部分人就在这两层甲板上战斗和休寝。用鞭子打人的情况仍旧普遍，每日例行工作与17世纪时相差无几。等到费舍尔从第一海务大臣任上辞职的时候，船舰已经改用燃油作燃料，潜艇和飞机正成为作战舰队的主要威胁。

费舍尔横跨了风帆时代和航空母舰时代。他是最后一批依年龄大小来安排相应训练，且所有训练都在海上进行的军校学员。克里米亚战争中他在新式明轮战列舰HMS“阿伽门农”号上服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在蒸汽式轻型护卫舰、蒸汽型护卫舰和螺旋桨式小型战舰上待过，并从中习得皇家海军的行事方式。1861年，他参加了副官考试。他的火炮和航海术拿了优等，航海术更是拿了有史以来最高分。

之后副官费舍尔进入了海军最主要的火炮训练基地——朴次茅斯港的HMS“卓越”号，这艘船正在进行新式装甲的重型海军火炮轰击实验。
[26] 之后他从那里去了“武士”号。不过一年后他又回到“卓越”号上——这里更适合他的脾性和个人志趣。相比于海上，费舍尔更倾向于待在港口里。他是一个擅长动脑的军官，把自己的心思倾注在当下的海军问题上。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不列颠在19世纪尚未打过任何一场大型战争，很少有机会在激烈的战斗中检验新式军备和武器。但其他国家的海军有机会在战争中磨砺自己的武器。美国内战以及1866年意大利海军与奥匈帝国海军之间的利萨岛战役当中就出现了铁甲战舰间的相互拼杀。皇家海军仅仅是在一旁观摩学习。随着19世纪60年代慢慢过去，加上各式新武器的出现，“武士”号的装甲显然已经不够看了。因为缺少战争的检验，所以试验、训练和教习更加受到重视。

在“卓越”号上当火炮教员时，费舍尔变成了一位富有魅力的讲演者，这在他日后的生涯中将发挥出巨大作用。在这一技术革命迅疾发生的时代，海军正需要这种有内心渴求的军官，能把他们的想法向上反映给将官、向下传达给新生代军校学员。

这位年轻上尉对一种新的海战形式颇为着迷：水下武器。眼下看来，水下武器将对崭新的铁甲战舰构成致命威胁。

水雷和鱼雷才刚刚诞生，不过别国海军已经朝着把它们发展成有效武器的方向大步迈进。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人使用了远程引爆水雷，不过收效甚微。美国内战时南部联邦已经在试验触发式水雷和竿式鱼雷，这些武器由小艇和一艘简陋潜艇（H.L.Hunley，“汉利”号）负责推着它们撞向敌军船舰。英格兰工程师罗伯特·怀特海德（Robert Whitehead）正在研制一种自航式鱼雷，不过他是在克罗地亚为奥地利海军效力的。1869年，约翰·费舍尔参访普鲁士海军基地威廉港（Wilhelmshaven）。普鲁士的海军力量名声不显，不过在崛起为欧洲强国的同时，他们的海上力量亦在迅猛增强。威廉港在水下作战方面已经取得了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费舍尔写了一份报告递呈海军部，并着手准备一篇以电动力鱼雷为主题的论文。海军部擢升他为中校并把他派到了驻华舰队，这令其颇为懊恼。

对思维活跃的费舍尔而言，在海上服役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他将自己作为一艘战列舰副司令的角色描绘成“上层女仆”——换句话说，他要负责管理各种各样的日常琐事。尽管如此，他还是想方设法继续学习和实验。他发明并安装了一套可以让枪炮官同时发射舷炮和其他火炮的电力系统。他还研制出一种新式瞄准器，同时自行设计鱼雷，并以之为主题写了一篇论文。他阅读最新的海事科技著作，还以书信方式与国内高层军官建立联系。对费舍尔而言，在远离祖国的参战船舰上服役就是浪费时间。他从自己潜艇作战的研究中窥见了未来的方向。这番深刻洞察让英国人的自满情绪尽皆消散：不列颠霸权的主要推动力——作战舰队——将很快成为历史。

年轻的杰基·费舍尔虽远在中国海域，但他在国内的声名并未因此而受影响。1871年，海军军械总监（Director of Naval Ordnance）建议军官应当学习操控鱼雷。此事需要一名对这项新技术“极为精擅”的指导员，而且他还要能以充沛的热情与才干传授自己的知识。唯一人选就是上尉费舍尔，他正急切地想从驻华舰队回国。之后他成为“卓越”号上鱼雷与水雷训练的领头人，可谓得其所哉。1872年，他让一艘废旧的老船——曾是四级战舰的“弗农”号（Vernon）——停止运行，并将其改成了鱼雷训练舰。他从怀特海德处订购鱼雷，并进行精彩华丽的讲演——其中一些演讲还吸引了高级军官、政客和记者到席。位于朴次茅斯的HMS“弗农”号训练场于1876年从“卓越”号那里独立出来。皇家海军开始着手筹备鱼雷艇，这是一种近距离向敌方战列舰发射鱼雷的隐蔽型攻击船舰。1874年，费舍尔晋升上校，成为皇家海军中的知名人物。

不过费舍尔要想在海军中继续晋升的话，他必须再度出海。1876年，他接手指挥HMS“柏勒洛丰”号，这艘战舰是驻北美舰队的旗舰。它于1865年下水，其设计消除了“武士”号明显暴露的问题。与“武士”号一样，“柏勒洛丰”号既有完整的风帆设置，也有一台强大的蒸汽发动机。她看上去像初始的不列颠装甲战舰，不过要更短，也可以说是更为粗短。不过最重要的差别还在于火炮数量以及它们的排列方式。

这艘新式战舰标志着全长式舷炮布局时代的结束。“柏勒洛丰”号火炮数量减少，不过更重，而且集中于船身中部有装甲守护的炮位上。缩减体积后她的海上航行性能要优于“武士”号，此外她的装甲也更厚。本章所述及的许多战舰都是技术革命迅疾发生中的某一个环节，在惊艳世界的亮相之后很快就被淘汰，“柏勒洛丰”号亦是如此。19世纪60年代末期，战舰设计者们的目标就是在装甲炮塔上安置极为沉重的重炮。

USS“监控”号（Monitor）此前首次安装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不过她无法进行远洋航行。炮塔使得战舰身形不稳，况且坚固程度足以承受其重炮后坐力的船舰很少。皇家海军认为炮塔在近岸轰炸中不可或缺。1864年，HMS“君权”号（121）下层甲板以上部分的船桅被削去，船身得到加固，上层甲板安装了4座炮塔、每座2门重炮。这是一次实验，是在为更多船舰安装炮塔探路，之后HMS“君王”号（Monarch）和HMS“舰长”号被改装。其中，后者的干舷高度非常低，配有全套风帆和2座炮塔。她是一艘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战舰，建成之初就备受争议。

1870年9月，她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遭到腾起的浪头拍击。即使天气最理想的时候，“舰长”号上层甲板离海浪也不怎么远，天气不好的时候海浪几乎可以将之吞没。这时高耸的船桅以及索具帮不上忙，它们让船更加不稳。船舰开始危险地向右倾倒。汹涌的海浪愈加猛烈，刚过午夜船就覆没了。船上仅18人生还，480人消逝于风雨如磐的海上。

海军没有因为这个悲剧气馁。1871年，HMS“毁灭”号（Devastation）下水。与先驱战舰一样，她的干舷也很低，并且也配备了2座炮塔。值得注意的是，她没有船桅和索具。她是海上第一艘没有船帆的主力舰。这是皇家海军又一艘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战舰。她的2座炮塔各有一门重达35吨、可发射700磅炮弹的12英寸火炮。它们是当时最强大的舰载火炮。这艘印在“英格兰荣耀”牌（England’s Glory）火柴盒上的战舰，炮塔装甲厚达14英寸。

当费舍尔接掌“柏勒洛丰”号时，她已经过时了。出于必要的考虑，皇家海军得有各种形制和大小的战舰。“毁灭”号下水的时候，“武士”号才刚下水10年，但后者看起来仿佛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了。时代变化如此迅疾，皇家海军不得不维持各个时代、各种性能的战舰。19世纪70年代，费舍尔做过数艘战舰的舰长：HMS“赫拉克勒斯”号（1868年下水）、HMS“刚勇”号（Valorous，产于1851年，明轮护卫舰）、HMS“帕拉斯”号（Pallas，中置炮塔装甲舰，产于1865年）和HMS“北安普顿”号（Northampton，崭新的装甲巡洋舰，舰上搭载鱼雷）。

皇家海军正处于快速变革的状态。因此，在年代、性能和航渡等方面各不相同的战舰被纳于一支舰队之下的事情毫不稀奇。协调如此混杂的舰队对海军将官而言十分困难，他们很多人是从风帆时代中成长起来的。
[27] 确实，快速变革的不仅仅是战舰。维多利亚海军的将士们正在努力适应新事物给他们带来的挑战。

现在运行舰队的水手已经和先辈们大为不同。首先他们喝的酒少了。1825年朗姆酒供应量减半，1850年继续削减，1831年啤酒供应全面停止。至19世纪中叶，“沥青杰克”已被刻画成守护这个国家的堡垒屏障。在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轻喜歌剧《HMS“宾纳福”号》（HMS Pinafore ，1878年）中，他们被称颂为自由斗士：

不列颠水手忠实信仰，

又如山中的鸟儿般自由；

他时刻准备用坚实的拳头，

抵御世界上的专制！

得益于肉罐头和蔬菜罐头，“沥青杰克”们的伙食得到不可估量的改进。海军服役的状况也得到了改观。海军不再从商船船员中强征人手，而且被招募者服役10年后能拿到更好的薪水，20年后能有退休金。他们还有定期的岸上休假，处罚条例也变得宽松。鞭打行为越来越少见。从1871年起在和平时期禁止鞭打，1879年起鞭打被全面禁止。

运行舰队的水手们是自愿服役的，而且都是专业的海军人员。制服的引进体现了这一点。新入伍的人会先到海军在本土港口的某处木制训练场接受训练，之后再出海。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皇家海军的水手都营养更好、薪水更高且更受信任。他们看上去不再那么危险和堕落，已然成为国民形象——快乐水手（Jolly Jack Tar）的标志。从依照水手服样式做成的男婴装就能看出他们在大众的印象中已是何等安全可靠。

与当时的时代风气一样，海军正规人员的队伍中有各色人等。一部分人，比如杰基·费舍尔，热衷于掌握新式技术，在钢铁和蒸汽的缤纷新世界里如鱼得水。不过军官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完全是受风帆木船、32磅长炮和气势磅礴的战列舰的吸引而加入海军的。对他们而言，那支由纳尔逊统率的海军才是“真正的”海军。他们还以科林伍德、霍斯特、科克兰和珀柳为绅士派勇者的模范。庄严光荣的木制战舰才是他们心中憧憬的战舰，其中有纳尔逊所渴求的东西：用磨石擦洗过的甲板、整齐盘绕的缆绳、每一件东西和每一个人都各就其位。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了。

皇家海军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上等人士争相涌入。19世纪，未来军官人选招自统治阶级、上流社会和上层中产阶级。威廉四世曾是海军专职军官，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阿尔弗雷德亲王（Prince Alfred）在1858年以14岁的年纪加入海军，并于1866年被任命为舰长。1914年巴腾堡亲王路易斯（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就任第一海务大臣，后来他的儿子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也就任过这个职务（1954～1959年），他们都是照着符合习俗的职业路线行进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阿尔伯特·维克多亲王（Prince Albert Victor）和乔治亲王（Prince George，即后来的乔治五世，George Ⅴ）曾加入用作军官学院训练船的HMS“布列塔尼亚”号。这位未来的国王指挥过一艘鱼雷艇、一艘炮艇和一艘巡洋舰。日德兰战役中，他的儿子大卫（David，即后来的乔治六世，George Ⅵ）是HMS“科林伍德”号（Collingwood）的中尉，掌管“A”炮塔。

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间这段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军官们梦想着成为下一个纳尔逊或者科克兰，只不过那时海上无仗可打。那些赢得荣耀与勋章的人——仅列数例，费舍尔、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亚瑟·威尔逊（Arthur Wilson）、约翰·杰利科（John Jellicoe）、大卫·比蒂（David Beatty）——是在陆地以及河口地带取得战功的。还有一些身处帝国偏远闭塞的前哨站的军官，他们在炮艇对抗行动中博得声名。但这些冲突中很少需要非凡的航海技术。

本土海域、地中海、美洲、南非和驻华舰队中的许多军官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船舰打理得纤尘不染。确实如此，海军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对整洁的环境近乎痴迷。烽烟不起的温和日子里，军官们既然无法在战列线上一较高下，于是就比谁的战舰更干净、更利索。有些舰长把铰链上的水密门卸下来拿到下面机舱里抛光。门重新装上之后闪闪发亮，不过再也没法防水了。分外注重船舰清洁的舰长不喜欢现代海军，他们更喜欢靠船帆航行，因为用煤会让船脏兮兮的，而且他们出于同样的考虑最大限度地对火炮演练进行压缩。莫名其妙的是，霍克和纳尔逊的严明纪律突然被用在了对装饰品和铜器的苛刻挑剔上。

1868年，还是一名年轻见习军官的珀西·斯科特（Percy Scott）第一次出海远航。行经印度洋时一名新任指挥官来到航船上，珀西对他做了一番描述。
[28] 这位军官把很多时间花在自己的穿着打扮上，每次从舱室里出来他都是“一道优美的风景”。他浑身上下纤尘不染、光洁亮丽，手指上戴满了金戒指。他希望这艘船舰看上去和他一样优美。船桅和横杆上的黑色部分都被刮去，然后整个被刷成淡黄色。“这是惯例，”斯科特回忆说，“指挥官会花费一半的薪水购买涂料用来装饰女王陛下的船舰，这是晋升的唯一路子。”
[29] 斯科特所在航船的后甲板布满了雕饰和金边，舱口用来防水的围板被加上椴木面子，火炮托架做了法式抛光。更有甚者，连炮弹也被涂成了蓝色，其顶端涂白，表面还涂有金色圈。“在我们期待的战斗里我们显然不可能把这些炮弹放进炮膛，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无仗可打。”将官视察一艘战舰时，评判这艘船和船上军官的标准就是整洁程度和秩序；直到1903年火炮射击才被纳入将官评估内容。现代战列舰上的水手们还和从前一样要操练弯刀（cutlass），而现代火炮依旧是用以肉眼加准星的方式瞄准，一如纳尔逊时代的长炮。火炮射击练习通常是先瞄准100码开外的峭壁然后进行任意轰炸。

军官们严守海军刻板僵化的习惯，但某种程度上也因培养个人癖好而得以缓和，这是皇家海军高层军官的特点，亦是特权。19世纪的鼎盛之时，许多舰长会各自设定着装要求。有些舰长喜欢让手下军官佩戴大簇金色穗带，还有些偏好简洁朴素的风格。可能一位海军将领戴着白色圆顶硬礼帽（billy cockhat），另一位则戴着白色大礼帽（topper）。1870年阿尔弗雷德亲王任HMS“伽拉忒亚”号（Galatea）护卫舰舰长时，准许其副官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在后甲板上养一头象。
[30] 任地中海总司令时，阿尔弗雷德在自己的旗舰上养了一头名为布伦（Bruin）的棕熊。布伦喜欢冲着年轻的见习军官们吹口哨，还会游到其他停驻在港口的船舰上，吓唬那些不知情的水手。

阅读19世纪皇家海军军官所记述的往事时经常能感受到，许多军官笃信他们是漂流到了错误的时代。一个旧式海军出身的舰长
[31] 在战舰入港时下令收帆落锚，结果他惊讶地发现船还在继续前进，扯断了锚索并且搁浅，全是因为他把停止引擎的命令给忘了。“上帝啊，”他大喊道，“我忘了我们还有引擎。”1863年，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被调离宏伟的三甲板HMS“柏勒洛丰”号时颇为不满，因为这艘船有黄金时代战舰的味道，他被调到了装甲舰HMS“防御”号。
[32] “我不喜欢‘防御’号，我觉得她是艘糟糕的船。以前在‘柏勒洛丰’号上，她的甲板洁净无瑕，装饰闪闪发亮，那里的人热情而骄傲，现在我却沦落到一个邋遢、笨拙的白锡壶里。”费舍尔记得自己和一位年长的海军将领讲述鱼雷的时候，只得到这样的回应：“我出海的时候那里并没有鱼雷，而且我也不觉得现在那些恶徒会用上你说的这些怪物。”
[33]

1881年，费舍尔被派到海军最新式、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战舰HMS“不屈”号（Inflexible）上。
[34] 包括费舍尔本人也认为，“不屈”号可说是完美地平衡了旧式与新式战舰的特点。她有船桅和索具，所以看上去令人亲切。不过在其他方面她是高度现代化的。考虑到费舍尔对电力和潜艇作战的关注，这艘战舰想必相当令人满意。船上面有了电力照明（战舰上首次出现）、探照灯和鱼雷发射管。她的防御核心是船身中间的堡式装甲区，那里保护着弹药库、锅炉和引擎。装甲区75英尺宽、110英尺长，12英寸厚的装甲里面是11英寸的柚木，然后里面又是一层12英寸的装甲和6英寸的柚木，最里面还有数层船壳板。此等装甲设置在皇家海军史上空前绝后，当时任何火炮都无法穿透它。

不过重点还是在船的浮力上。“不屈”号比多数战舰更宽、更短。同时船上堆垛的武器火力巨大。她的两座连体炮塔安装了2门16英寸的前装式膛线炮，每门重达80吨。炮塔外面有液压泵为其填弹。鱼雷从水下鱼雷管以活塞式发射，然后靠空气压缩马达在水下推进。这是一艘极度复杂的战舰，感到眼花缭乱的水手会在里面迷路，她需要一个费舍尔这样掌握着专业技术又明晰现代海战的人，引领她驶向外面的世界。

基本上海军装甲舰的火炮都没有发射过。建造它们是为了达到震慑效果，维系不列颠的巅峰地位。和皇家海军众多新发明的战舰一样，“不屈”号下水是为了对付他国某艘特定的战舰。这次是意大利的两艘同型战舰“卡约·杜伊利奥”号（Caio Duilio）和“恩里科·丹多洛”号（Enrico Dandolo）。“不屈”号隶属地中海舰队，旨在向地中海地区的众多对手宣示皇家海军的实力。1882年，费舍尔的战舰负责护送造访法属里维埃拉（Riviera）的维多利亚女王。当年晚些时候她获得轰击敌人的罕见机会，目标是亚历山大港。1881年，埃及民族主义者因反对西方势力对本国的影响而发动起义。这对不列颠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她不能失去新开辟的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英吉利海峡舰队的战列舰被调往地中海，与那里的舰队会合。1882年7月11日，海军对亚历山大港沿岸防御工事进行了10个小时的轰炸，这是1856年至1914年间不列颠舰队的唯一一次作战行动。尽管速率较慢，“不屈”号火炮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轰炸行动起到了作用。现代装甲战舰舷低炮重，这一设计是用来封锁敌境和近岸作战的，不过它们在海战中威力如何呢？袭击亚历山大港时，不列颠火炮的准度较差。对火炮演习有足够重视的军官很少。对像费舍尔这样的火炮专家而言，这一情况十分糟糕。这些现代战列舰上体积庞大、火力威猛的新炮在发射时声震苍穹、气势骇人，不过海上波浪汹涌，战斗时机动多变，可能就连近在咫尺的目标它们也无法射中。

糟糕的事还不仅于此。1884年，《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 ）的编辑W.T.斯特德（W.T.Stead）发表了一系列名为《海军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Navy ）的文章。
[35] 他在文章中“披露”了当时海军最重要的几处缺陷，并将其归咎于和平时期国防预算的裁减。公众群情汹涌，骚动之下政府被迫慷慨解囊，调拨了550万英镑给海军。

斯泰德能写出那篇轰动性的报告，是因为他和一名高级军官进行了秘密交谈。约翰·费舍尔从HMS“不屈”号离任后负责掌管他心爱的HMS“卓越”号。以海军为基石，费舍尔开始涉足政界。他聚拢了一批关注海军状况以及对政府的海军预算拨款不满的年轻军官。斯泰德是他们连通不列颠公众的渠道，不列颠公众和先辈们一样，仍旧是狂热的海军主义者。

一直以来，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皇家海军就是无敌的。现在有人告诉他们不列颠的海上防御正处于一团混乱之中。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不列颠帝国扩张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而联结帝国散布各处的疆域的正是海军。它维持海上航道畅通，守卫由不列颠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同时它还堵死了不列颠本土与欧洲的往来门户，使这个国家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安然行事，不必像以前那样忧惧横渡英吉利海峡和狭海而来的入侵大军。世界贸易的咽喉——唐斯锚地、直布罗陀、苏伊士运河、好望角和新加坡——全都在不列颠掌控之下。所以，问题在哪儿？

从根本上说，权力带来了恐惧。不列颠对海军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1846年时议院已经废除了玉米的保护性关税，不列颠农民不得不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劳动力从乡野村郊迁移到了迅速扩张的工业城镇。如果没有进口食物，国家就会陷入饥荒。如果失去海上控制权，她就会贫穷。不列颠站在了一个令人颇感不安的位置上，而且民众们也意识到不列颠和她的大帝国是脆弱的，或许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脆弱。费舍尔有言：“如果我们的海军被击败，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外敌入侵，而是饥荒。”
[36] 几十年来，不列颠能保持海上统治权以及帝国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正忙于内部问题，并且欧洲内外都还没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海上力量。现在的形势仍是缓和的。不过随着各国在发展殖民地和建造战舰上奋起直追，缓和形势行将结束。

如果不列颠在北部海域的战舰没有足以碾压法国、俄国和德国的优势，那么她将无法保障本土海域的安全，而这是她建造庞大帝国的基础。不过，她同样还要保持本国海军力量在地中海、南非、印度洋、中国海域以及美洲沿海的统治地位。失去其中任何一环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瓦解。如此看来，不列颠的海军力量在任何地方都必须占据优势，否则她会全盘皆输。

在数代人中都未曾出现的海军主义狂热正在抬头。费舍尔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关于如何操控人心的有益教训。

对如何搭建海军自身的供应网络，费舍尔也是行家里手。1886年，他就任海军军械总监，任上最大的贡献是从陆军那里夺过了海军军备的控制权。他引入速射火炮对付鱼雷艇和商掠船。费舍尔对新式技术激情洋溢，是一个更乐于坐办公室、站上讲台和监督实验的官员，所以这个职务正适合他，而且眼下时机亦佳。《蓓尔美街报》引发的争议重塑了公众在之后10年里的注意力。当时法俄两国的地中海舰队合二为一，在整个帝国版图中引发持续恐慌，其中不列颠利益受法俄威胁最大的地区是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中国。

不列颠方面对此的回应必然是狂欢式的军费开销和船舰建造。1889年《海防法案》（Naval Defence Act）正式确立“两强标准”：依照法律要求，皇家海军的舰队规模不得低于世界上规模第二大海军与第三大海军的总和。不列颠首先着手建造了10艘在火炮与速度方面超过世界上任何船舰的新式战列舰。另外还建造了42艘保护贸易与通信的巡洋舰，订购了18艘护卫舰队的鱼雷炮艇。耗资总计2150万英镑。

君权级战列舰

费舍尔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晋升为将官的。1890年，他获授少将军衔。1891年至1892年，他是朴次茅斯的少将监造官，《海防评估》发布后他订购了一批新式战列舰，并负责监督其中部分战舰的建造。得益于他的积极投入和对细节的把控，新舰以额定预算在规定时间内建造完毕。不过他在朴次茅斯期间最瞩目的功绩是建造了一艘先驱式战舰——HMS“君权”号。她又大又快，而且高干舷使她看上去比先前刚完工不久的战舰更为威风壮观。这个特质造就了君权级（Royal Sovereign Class）远洋战列舰。她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要数纵向安置在巴贝特（babettes）——敞开式装甲的旋转炮塔——上的4门13.5英寸巨型大炮。她还安装了与鱼雷艇、巡洋舰战斗的10门6英寸速射炮，还有6根鱼雷管。

1894年，费舍尔升到了第三海务大臣的位子。他负责的是采购和设备，这都是他爱干的工作。和职业生涯中大多数时候一样，他还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未来的威胁上。这在19世纪90年代具体所指的就是法国鱼雷艇所构成的威胁，英吉利海峡对面正在大批量建造这种船舰。在他的监督下海军设计并建造了一种新型战舰——鱼雷艇驱逐舰（torpedo-boat destroyer），亦即通常所说的驱逐舰。驱逐舰能追得上鱼雷艇，舰上安装了攻击鱼雷艇的速射炮，而且它们的活动范围足以覆盖它们所要保护的舰队。

行文至此，我们一直将费舍尔视为技术专家，一名关注海军装备构造甚于航海技术及战场战术的新生代军官。不过约翰·费舍尔还有另一面，他的这一面令同时代的人赞叹不已，令此后的史学家们充满兴趣。从某些方面来说，约翰·费舍尔就是后维多利亚时代皇家海军的活化身。他的气魄和激情犹如出自纳尔逊、帕克和霍斯特——庇护海军的英雄人物——时代的海军。他既有英国绅士的谦和优雅，又有不列颠帝国巅峰时期一名高级将领傲慢的自信。

不过，约翰·费舍尔不仅如此，他的很多行事方式还都不同于同时代大部分军官。他能十分决然地抛舍过去，并且带着身为技术专家的欢欣迎接未来。他是海军中的独行侠，不惧离经叛道的想法并善于接纳创新。他很早就学会了如何获得高层官员的青睐，并在后辈军官中培养自己的追随者。费舍尔能接触到海军部和陆军部（War Office）以外的政客以及记者，并通过他们连通公众。他能发表传奇般的演讲，其观点有理有据、逻辑清晰、热情洋溢，能让批评者缄口、赞同者拜服。对追随者们而言，他仿佛会催眠术；但对海军中的有些人而言，他就是一个极其讨人厌的政客，他们憎恨他的浮夸，而且随着费舍尔的官位越来越高，他们认为他对海军用心不纯。费舍尔使海军分成了两个阵营——要么对他着迷，要么憎恨他的魄力。

不过他的魅力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让他代表不列颠参加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vention）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决定。费舍尔在1894年被授爵，1896年晋升海军中将并被调回海上担任北美舰队总司令。之后他被召回，作为不列颠的海事代表参与会议。会议由俄国人提议召开，旨在尝试暂停世界大国之间耗费巨大的军备竞赛。从那些会议中我们可以一窥费舍尔的性格和行事方式。正式会议上他仿佛是最新式武器和技术的万事通。私下会晤时他则利用自身魅力和性格力量达成其他目的。费舍尔跳舞时的活力与优雅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和平会议无休止的社交活动中大出风头。和其他代表讨论时他显得和蔼可亲，但他在私下交谈的时候则会讲一些公众场合根本不可能发表的大胆言论，给每一个会晤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不列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强国，以后还将继续如此，其海军军费上不封顶。

危若累卵的不仅是不列颠的国威，还有费舍尔自身信念的最核心根基。他不是一个战斗型的军官，而且他讨厌战争。他预见到使用20世纪技术的战争将是十分恐怖的。他很清楚，自己一直在深度参与这40年的军备竞赛，而且他还会继续求之若渴地探索所有科技战的新进展。

将和平与大决战阻隔开的唯一力量就是皇家海军。

这是费舍尔眼中世界格局的中心所在。至少在不列颠，有很多人认同他这种观点。庞大的皇家海军维持和平局势的唯一依凭就是威慑力。这是一项近乎神圣的职责。费舍尔一心想要赢得军备竞赛就是这个原因。只有在技术上遥遥领先并铸造起一座威吓骇人的武器库，皇家海军才能继续维持世界秩序、阻止战争。贸易、商业和通信全都仰赖于海军的海上控制权，否则就是毫无秩序的混乱局面。“我希望的不是战争，我希望的是和平！”费舍尔告诉W.T.斯泰德，“这才是我希望把海军推上至高地位的原因。”
[37]

第45章 濒临险境（1899～1914年）

他迈着黑豹一般稳健、富有韵律的脚步巡视走动。当后甲板为之一震时，所有人的手也都跟着一震。当他出现在甲板上时，大家口口相传，“小心，杰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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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下级军官描述费舍尔

费舍尔所构筑的世界正遭受攻击。1890年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T.马汉（Captain Alfred T. Mahan）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 ）一书。马汉在美国海军服役的生涯并不愉快。他受到排挤，而且讨厌时髦的蒸汽船，内心是一个学者而非海军军官。他的命运在1885年有了转机，当时他被任命为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的讲师。他这本有名的著作就是根据他在那里的授课内容写成的。

马汉并不只是单单描述了不列颠成为海上大国的过程，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叙述背后是一套宏观的理论。他所提出的东西乃是历史规律。

马汉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大帝国的秘密都在于控制海洋。那些最成功的国家在和平时期主宰海洋，为它们的贸易赢得自由和安全；在战争时期它们监督中立国航船，把敌国逐出海面。在马汉看来，作为贸易国家的不列颠能缔造出伟大帝国与功绩，其源头是皇家海军——更确切地说，是皇家海军的强大舰队。

至1890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向往成为殖民国家并确立本国的世界地位。马汉的著作告诉它们，依照“历史规律”，只有当它们成为颇具分量的海上强国之后才可能达成上述目标。而与之相伴的就是大帝国的倾颓。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曾拥有制海权，当它们失去制海权后他们拥有的一切也随之消逝。迦太基人和拿破仑从未掌握过制海权——所以他们的帝国都只是昙花一现。历史上众多帝国的盛衰浮沉便是国家之间为争夺海洋控制权而竞争的自然结果，而且其中的确蕴含着自然法则：不列颠确已崛起为霸主，不过她也会失去领先地位，并被后来者取代。对制海权的争夺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虽隐微而不可察，却决定列国之命运。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大获成功，火遍全球。德国皇帝迫切地仔细研习其中精义。他希望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根据他从马汉那里学来的知识，要做到这一点，德国必须建造一支超越皇家海军的主力舰队。依照马汉提出的历史规律，两个国家的海军不可能和平共处，其中一方必然要号令另一方。

此书在日本的影响力也毫不逊色，日本本身也怀有称霸亚洲的野心。日本人早已建起一支实力卓越的舰队。他们的战列舰和火炮是由不列颠工程师建造的，他们的军官也是由皇家海军的指导员训练的。马汉的观点在美国亦为众人所知，他们对海外扩张的呼声日益高涨。除了俄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日本和美国等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海军的国家，瑞典、土耳其、智利、阿根廷和巴西也建造了规模较小的海军。

此番海军至上主义热潮的再度复苏并不完全是因为阿尔弗雷德·马汉，不过他的书理清了制海权的理论所在并点明了其紧迫性。他将是否拥有海军这件事上升到了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层面。

皇家海军目光所及之处，所有国家都在兴建海军，于是它选择建造更大、更精良的战舰以作应对。马汉的著作同样也影响到了不列颠民众的观念。政界人士已经在讨论不列颠帝国不可避免的衰退。1893年海军同盟会（Navy League）成立，旨在监护本国最大的资产并敦促政客们保持本国海军相对于他国的领先地位。人们认为，不能维持两强标准的不列颠将遭遇灾难。届时，帝国崩塌，食物进口将听凭他人支配，国民的生存之本岌岌可危。

1894年，君权级战列舰因新一轮舰艇建造热潮的兴起而被替换。取而代之的是当时世界上体量最大、战力最强悍的庄严级（Majestic class）战列舰，其由三胀式蒸汽机驱动，速度达到17节。新兴的海军力量纷纷以其为蓝本建造战舰。不列颠在这个领域仍旧领先，不过其优势已越来越小。

海牙和平会议后不久，费舍尔就接到了战区海军最令人向往的职务任命。他被任命为地中海总司令。他严重缺乏海上服役经历，而想要爬到海军顶层的话这一环肯定免不了。

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海外舰队，和胡德、圣文森特、纳尔逊、科林伍德以及众多其他前任者一样，费舍尔清楚他必须毫不犹豫地给地中海舰队打上自己的烙印。他保持着同纳尔逊时代完全一样的训练和纪律，海军为此而自豪。费舍尔将训练和纪律视为理所当然，他希望麾下军官能做到的事情要远超漂亮的日常训练和耗时耗力的洁癖。“他来之前，军官圈子里的谈论话题……大多只限于清洁装饰和铜器这样的事情……他来之后，这些都被弃置，取而代之的是战术、战略、火炮、鱼雷战、封锁行动等方面的持续争论。这是一场真真切切的复兴，而且它影响到了海军的每一位军官。”
[39]

对那些在战术上颇有造诣的论文，费舍尔会给予奖励。他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讲并鼓励下级军官与自己交流他们的想法。对许多军官而言，费舍尔无疑是一个相当令人生畏的人；不过对那些想找到某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一些新想法的年轻人而言，他是一个有感召力的人。他的副司令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是他的老战友，其公众形象丝毫不逊于费舍尔。两个人都有着暴躁、喜怒无常的性格。

有些人眼中的费舍尔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领导者，总有很多新点子，而且宽容接纳新锐观点；而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颠覆了旧秩序的暴君。但他确实表现出分裂的两种面貌。他脾气火爆，会公然藐视那些没能达到他标准抑或没能跟上他活跃思维的高级军官。从这个角度来看，费舍尔更像罗德尼、圣文森特而非胡德、纳尔逊。

不过在20世纪之初，费舍尔在执掌地中海舰队期间改变了人们的海战战术思维，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费舍尔相信，现代舰队战术的核心要义当为速度和精准的远距离火炮射击。二者是互相关联的。鱼雷技术的进步使得其有效攻击范围增至3000码，而且海军还在继续试验以扩大鱼雷射程。战列舰必须在它们的攻击范围之外战斗。舰队必须保持机动并采用非正统阵形，以免成为鱼雷艇和远距火炮的活靶子。离敌军舰队太近则船舰会变成鱼雷的牺牲品，离得太远又无法真正伤及敌军。20世纪初，人们遇到了进退两难的战术难题。

对皇家海军而言，仅仅掌握更大、更精良的战舰是不够的。它得向世人展示，它的火炮拥有比其他国家的火炮更远的射程。这并非易事。12英寸的巨炮射距很长，但无法精准地瞄准目标。小一点的炮用上望远瞄准镜后在2000～3000码内可以相当精准。及至费舍尔地中海任期将尽时，火炮正在进行5000码移动靶射击测试，他刚来的时候这一数字还是2000码。舰队战舰先前的速度是12节，中途还经常发生故障，现在英舰速度一般都保持在15节，而且很少出现故障。

费舍尔视线中不仅有外国海军，他还能从地中海操控国内媒体。他和贝雷斯福德设法通过记者阿诺德·怀特（Arnold White）宣传他们认为皇家海军仍缺少战舰的想法。这是一步险棋，但费舍尔和贝雷斯福德成功了。费舍尔由此得了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声。之后他和贝雷斯福德彻底闹翻。事情的起因是一次贝雷斯福德的战舰停驻马耳他时出现了混乱，费舍尔命令他像一个“真正的水手那样”重回海上。这是一次手法卑劣的公然侮辱，贝雷斯福德对此耿耿于怀。

1902年，费舍尔重回不列颠国内。这年他60岁，正担心自己会不会无缘第一海务大臣的位子。尽管他有过对抗海军部的行为，费舍尔还是被任命为第二海务大臣，负责皇家海军的人事事务。

费舍尔花了很大力气弥合现代海军的技术层面与实际作战层面之间的隔阂，20世纪初期两者间还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工程军官被航海军官鄙视为低等的“油猢狲”。费舍尔决心禁绝此类势利行为。他要求所有军官都要接受技术训练，而且工程军官也要有出海的机会。在费舍尔的改革下，所有军官学员，不论他们以后是做工程师还是指挥官，在22岁之前都要一起受训。未来的军官除了要掌握传统教育中文法、历史、航海术和船艺等门类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数学、工程学、电力和科学的基础知识。

军校生在13岁时进入奥斯本（Osborne）海军学院，开始他们海军生涯的起点，两年后他们进入海军的训练所再受训两年。数十年中，军校生都是在已不再航行的老式木制战列舰HMS“布列塔尼亚”号上第一次感受到海上生活的。现在“布列塔尼亚”号已经成了一艘“石船”——达特茅斯的一座巨型建筑物。从“布列塔尼亚”出来之后他们会被派到实战训练船上，然后接受考核。考核分数将决定一名军校生在资历名单上的位置，考得最好的人晋升最快。

对一个把生涯中如此多的时间倾注在训练技术军官上的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成就，但这一政策也备受争议。两大分支的军官队伍应当合在一起受训的想法遭到许多军官反对，在他们心目中，技术和工程根本无法与传统军官技能中的船艺、航海术、旗语、火炮发射和战场战术相媲美。更让他们感到惊骇的是，工程师未来有望成为舰长甚至将官。而让他们觉得最糟的一点是，费舍尔的改革使得技术军官（warrant officer）拥有了成为中尉及以上级别军官（commissioned officer）的资格。这是辛苦付出的中产阶级对时髦花哨、渴慕纳尔逊风范的绅士派军官的一次胜利。

费舍尔充满吸引力的性格在为他获得了众多支持者的同时也树立了同样多的敌人。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成为费舍尔改革反对派阵营的领头人。贝雷斯福德认为第一海务大臣的位子应该是自己的，而唯一挡住他去路的人就是他的敌人、自己的老上级——费舍尔。不过费舍尔有一帮实力强大的朋友，其中最重量级的就是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1904年费舍尔走到了其生涯的巅峰：他被任命为第一海务大臣。这是一个能够从根本上重整海军的职位，不过他的任期到1906年就结束了，这意味着留给他的时间十分紧迫。

新任第一大臣借助“鱼池”
[40] 的力量施展作为，那是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逐渐聚拢起来的一群军官。他们和他一样渴求技术进步，同时亦有将之实现的才能。早在主事海军的火炮学校时，费舍尔就聚拢了两名卓越的军官——珀西·斯科特和约翰·杰利科。斯科特是海军的第一火炮专家。在“卓越”号上任职、海军军械委员会内工作以及航行海上的这些时间里，他的发明提升了舰载火炮的发射速率和精准度。他虽才干超卓却难以相处，在这一点斯科特和他的头儿是一样的。费舍尔专门为他新设打靶训练督查员一职。在职期间，他将海军火炮的有效射程扩增至1万码，即超过了5.5英里，没有哪个炮手能看那么远。于是斯科特又发明了强大的望远瞄准镜，并将其放置在高耸的前桅上。下方炮塔里的炮手们不再负责瞄准，而是由驻守在船桅上的枪炮官向他们下达指令。他们将火炮瞄准目标，一轮齐射之后，根据瞭望者们观察到的炮弹在5英里外的入水位置再调整发射角度。斯科特保留了自己发明的专利权并且从维克斯（Vickers）和世界各国海军部那里挣了不少钱。费舍尔在海军军械处的时候，杰利科是他的助手，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行政官员、火炮专家和满载荣誉的海军英雄。费舍尔将其引入“鱼池”，任命他为海军军械处总监。

费舍尔在海军部任职期间独具慧眼地发掘了海军中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技术专家。“鱼池”的“鱼”不仅限于“卓越”号，还包括费舍尔主事地中海时那些经他鼓励大胆发声、提出设想的军官，他们亦为费舍尔的魅力所倾倒。亨利·奥利弗（Henry Oliver）被拉入与费舍尔之间的交流时，还是HMS“庄严”号的一名领航员。1903年，费舍尔把创立航海学院的任务交给了奥利弗。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是无线电技术的先驱人物，精通鱼雷和电力设备，还是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费舍尔任命他为第三海务大臣。当新任第一海务大臣还是地中海总司令时，雷金纳德·培根（Reginald Bacon）关于鱼雷的专业知识就已经给费舍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培根很快就升到了上校军衔，并担任海军部订购的第一艘潜艇的审查长。

当时政府正在削减开支。费舍尔需要在缩减海军开支的同时，继续维持不列颠的统治地位。他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并早已制定好了改造海军的方案。

海军中将约翰·费舍尔爵士

同时他发现国际局势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俄国输掉了与不列颠盟友日本之间的一场海战。而不列颠则与法国签署了“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这意味着不列颠在波罗的海和太平洋（俄国）、本土海域和非洲（法国）以及地中海（俄、法两国）将不再受到两大对手的威胁。眼下威胁来自德国，对方正在快速兴建舰队。德皇威廉（Kaiser Wilhelm）眼红皇家海军已经很久了，而且他对其威力有过亲身体验：他曾随祖母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在怀特岛的奥斯本庄园（Osborne House）消暑度夏，其间迷上了昂扬威猛的不列颠皇家海军。他在祖母的海军中被封为荣誉上将。年少时的激情转变成执念，他渴望胜过甚至击败不列颠海军。1890年不列颠割让赫里戈兰给德国以交换桑给巴尔岛（Zanzibar）时，德意志帝国海军实力的增长就已有目共睹。赫里戈兰自1814年后一直由不列颠占领，其扼守着当时普鲁士以及日后的德国在威廉港的海军主基地，因此有着极高的战略价值。德皇的雄心是要把德国海军力量向全球扩张，而且有传言说他正打算把摩洛哥的一处装煤港占为己有。1905年，德国试图破坏法国在摩洛哥的影响力，两大欧洲强国已经走到了开战的边缘。

费舍尔对外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如果真的开战，他会像1807年皇家海军对待丹麦人那样对待德国人，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就把德国人的舰队摧毁于港口之中。他向波罗的海派遣了不列颠战舰。德国海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面对此等挑战的程度。费舍尔宣称：“炸沉敌国舰队就是最好的开战宣言！”
[41] 国王觉得费舍尔疯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不可捉摸而又咄咄逼人地向外界释放自己的信号和意图。他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如同好战的现代版纳尔逊。

但在费舍尔看来，把纳尔逊的战术机动以现代方式完美地演绎出来，就是一场极其精妙复杂的战争博弈。占据技术优势、建造前所未有的雄壮战舰并将之展示给全世界乃是现代海军博弈的重要环节。因为威慑力只有在国家之间濒临开战且两国都不准备退缩时才会有效。费舍尔按照他的“3R和3H”原则统御皇家海军：在行政上他必须“冷酷（ruthless）、无情（relentless）、不屈不挠（remorseless）”，
[42] 在战斗时“率先出击（hit first）、强力出击（hit hard）、持续出击（keep on hitting）”。
[43]

63岁的费舍尔惊世骇俗的能耐丝毫未减。他迅速卖掉了90艘战舰并把其他64艘归为储备战舰。他说，许多老旧船舰“力量太弱无法战斗，速度又太慢来不及逃跑”。成为战略储备的战舰将由少数专业人员负责操控，与以往任何储备舰队相比，他们能以快得多的速度让船舰重新投入使用。

早在1903年，皇家海军自愿后备役（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RNVR）就已成立，并允许岸上已有工作的人接受战时舰队服役训练。RNR和RNVR为海军提供了可在战时到舰队上服役的大量储备船员和军官。皇家辅助舰队（Royal Fleet Auxiliary，RFA）成立于1905年，旨在依靠平民驾驶的运煤船为本土或境外舰队延续航行时间。之后在1910年，RNR成立了拖网渔船分队（Trawler Section），一旦欧洲开战，这支渔船舰队可以机动执行扫雷任务。

这些改革让费舍尔得以重新部署皇家海军的全球力量分布。地中海舰队从12艘战列舰减少至8艘，驻华舰队有5艘战列舰被召回，南大西洋中队撤销，北美巡洋舰中队被改成了训练中队。英吉利海峡舰队改名为大西洋舰队，并在编入速度最快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后迁至直布罗陀。本土舰队成为新的英吉利海峡舰队，它囊括了海军中最精良的战列舰和驱逐舰、新造的潜艇以及鱼雷艇，是一支战力骇人的强大力量，同时还有数目庞大的储备舰队为其支援，其基地设在泰晤士河河口比以往口的诺尔。换言之，德国乃其兵锋所指。

在本土海域之外，费舍尔强调不列颠需要一支高度机动的舰队。无论何时何地，一旦需要该舰队就能被调配前往。大西洋舰队乃是这一系统的关键所在，它能在本土、地中海和西海路遭受威胁时迅速做出反应。费舍尔精简后的海军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坚信，如果自己不先出手阻止，则在北欧必有一战。

费舍尔从海军强国的角度对不列颠未来走向的估测多有激进之处，海军内外许多人都为此愤然。贝雷斯福德是他敌对阵营的首领，费舍尔的这位重要对手抨击其大量废弃战舰的做法，认为这样会使本国贸易失去保护。贝雷斯福德领头反对召回战列舰至本国海域，因为这不符合不列颠世界第一海军和国际警察的身份。费舍尔照旧没有理会这些批评。不列颠仍旧掌控着唐斯港、直布罗陀、苏伊士运河、好望角和新加坡。任何一艘在大洋上航行的航船都必然要从不列颠的海上关卡经过。

最令贝雷斯福德难堪的事情是1905年费舍尔升任海军元帅（Admiral of the Fleet），此次晋升意味着费舍尔在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后仍能继续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现在，除非贝雷斯福德能把费舍尔挤走，否则他永远坐不上头把交椅。同时这也意味着改革将继续深入，成为一种常态。

一如既往，费舍尔深信新技术可以颠覆已有的全部战略构想。杰克逊和培根正负责订购一艘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新式潜艇。在费舍尔看来，此事远比火炮的进步重要，从他还是狂傲自大的年轻人时起，他就一直在预示这一点。1905年时他说，数年之后，出现在英吉利海峡以及地中海西部的任何一支战斗舰队都不再安全，因为不列颠潜艇可以把它们统统葬送海底。第一海务大臣希望能有上百艘潜艇，然后潜艇就能取代战列舰成为主宰狭海的主要力量。费舍尔写道：“我钟情的潜艇能让英格兰海上力量在现在的基础上扩大7倍。”
[44]

“就说我们目前所知的战列舰，它们还有什么用？”费舍尔问道，“什么用都没有！它们唯一的功用——根本性的安全防御——已经没有了，一去不复返了！”
[45]

不过眼下这个世界，尤其是不列颠，还没有准备好把战列舰送进废品厂。在此之前，海军还是需要一种战列舰能够把远距火炮和船舰的速度结合起来。费舍尔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制能够装载12英寸大炮，同时航速达到21节的新式战列舰，还有同样装载12英寸大炮但航速能达到25.5节的巡洋舰。

HMS“无敌”号（Invincible）和她的两艘姊妹舰HMS“不屈”号、HMS“不懈”号（Indomitable）于1906年开始建造，1908年开始服役。它们是第一批战列巡洋舰（battle cruiser），其体积和火力与战列舰相同，不过速度上快很多。它的出现旨在遏制那些战时攻击不列颠巨大贸易路线网络的快速装甲巡洋舰。它们满足了费舍尔对经济实用的要求：战列巡洋舰数量更少，性能更好，速度更快，可以替代数量大、体积小、速度慢且散布全球的巡洋舰。他称“无敌”号是“我在大海上的格雷伊猎犬（greyhound）”。

不过另一艘时常和费舍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战舰令上述几艘都黯然失色，那就是海战史上最有名的战舰——HMS“无畏”号（Dreadnought）。

显而易见，光有战列巡洋舰是不够的。费舍尔知道，战争一旦打响，英国在波罗的海或北海与德国必有一战。而且德国海军正在建造一支强大的主力舰队。费舍尔的设计委员会还研究了新近发生在黄海（Yellow Sea）和对马海峡（Tsushima）的海战。这两次战斗都发生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不列颠海军界视对马海峡之战为特拉法尔加战役后意义最为重大的海战，而两场战斗之间已经相隔99年半。这场战役展现了一个关于技术和战术的新世界。日本帝国海军（Imperial Japanese Navy）运用无线电报和测距仪在相隔6000码的地方轰炸俄国舰队，测距仪由格拉斯哥光学工程公司巴尔与斯特劳德（Barr and Stroud）设计并安装。战斗开始时，俄国海军有8艘战列舰、3艘近岸战列舰、8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及至战斗结束，7艘战列舰和14艘其他战舰被击沉，7艘战舰被俘，剩下的6艘战舰失去作战能力，4380名俄国水手阵亡，另有5917名被俘。日军仅损失3艘鱼雷艇和117名水手。

日军的巨大胜利表明，今后海上战役的决定者将是能够远距离发射重炮的战列舰。对马海峡之战中的皇家海军观察员告知费舍尔的委员会，在日军12英寸火炮实施精准的毁灭性轰击的同时，船上的10英寸火炮显得黯然失色。就一艘现代战列舰所应满足的确切要求，设计委员会的专家们进行了辩论和交流，其最后的成果就是HMS“无畏”号。

她于1905年10月2日开始建造，1906年2月10日下水，并在建造后的第366天开始在海上试航。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不列颠惊人的工业能力，不列颠威慑诸国的一大要义就是她能在极短时间内造出比对手更好的战舰。更何况新战舰乃是一艘利维坦式海上巨兽，因而她的建造速度愈加震撼人心。HMS“阿伽门农”号是“无畏”号的直系先驱，其排水量为17683吨，配备4门12英寸舰炮和10门9.2英寸舰炮，航速可达18节。新舰的排水量为18120吨。而她最具创新色彩的部分是航速和火力。她是第一艘由蒸汽轮机驱动的战舰，因此航速达到21.6节。她的5座炮塔上每座搭载了2门12英寸舰炮，穿甲弹最大射距为17990码。“无畏”号一轮舷炮可有8门舰炮发射，同时它拥有6门舰尾炮和4门舰首炮。舰炮发射速率为每分钟2轮。舰上没有任何轻型舰炮，以节省空间留给作为辅助火力的27门3英寸速射炮。她还是世界上第一艘“全重型火炮战列舰”（all-big-gun battleship），意即她的主炮塔是清一色的12英寸舰炮而非不同尺寸舰炮的混合。她能快速追上世界上任何一支舰队，并将其战舰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炮弹要是不能击中目标，这座凶悍的炮台就全无用处。现代战舰的移动速度相当快，其战斗时相隔的距离也是前所未有的远，而且它们的舰炮可以快速发射。测定一艘敌舰的位置本已非常困难，而等“无畏”号的炮弹飞行了16000码之后，目标可能早就移到其他位置了。影响炮弹飞行的变量有很多——船舰的纵横摇动、行进速度和风向，甚至是弹舱的温度。战斗时敌我位置在大面积海域上迅速变换，枪炮官需要一种能够推断敌舰可靠距离和速度的办法。“无畏”号及其后继战舰的巨型前桅为枪炮官提供了鸟瞰海面的视野，他们可以从高耸的指挥塔上用光学测距仪获取数据，然后交给船上的计算系统。

在1912年之后的无畏舰上，这些数据会绘制在机械计算器德雷尔火控台（Dreyer Fire Control Table）上。它是一张庞大的铁桌子，由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枪炮官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德雷尔中校（Commander Frederic Charles Dreyer）设计，看上去像海瑟·鲁滨孙（Heath Robinson）想象出来的古怪玩意儿。这架设备是由刻度盘、钟式表盘、罗盘、滚筒和一台打字机组成的，由移动游标、轮轴、手柄和自行车链条控制其移动的部分运转。它被安置在船腹深处的发射台中，与装甲甲板隔得很远。影响远距火炮射击的变量数不胜数，所以它工作时需要大量信息。其中一部分来自本舰仪表：无畏舰的速度和方位、风向和风速、船身的纵横摇动等。此外还需要目标战舰的信息。德梅里克（dumaresq）机械计算器根据观测人员提供的数据计算敌舰的速度和航向，此机器的发明者是澳大利亚人约翰·索马里兹·德梅里克（John Saumarez Dumaresq），他曾是HMS“布列塔尼亚”号上的一名军校生。珀西·斯科特发明的维克斯钟（Vickers Range Clock）会根据德梅里克计算器得出的数据计算目标射距。

所有这些信息都会绘制在德雷尔火控台上。它会预测一艘无畏舰炮弹接触目标时敌舰所在的位置。发射指挥官（Fire Directing Officer）根据这个信息传令炮塔按照怎样的角度升起和瞄准舰炮，巨型舰炮就此对准了目标船舰，随后他通过电子系统开炮。高处指挥塔上的人负责报告炮弹射击位置。如果击中敌舰，说明整套系统计算正确；如果没有击中，就由瞭望人把炮弹入水时激起白色浪花的位置汇报给德雷尔火控台的操作人员，然后整套系统依此做出相应调整。

“无畏”号就是一个体积庞大、火力威猛的浮动计算机，是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战争武器。信息在整艘战舰上嗡嗡传递着，从“无畏”号高耸塔桅上的测距仪操作员、瞭望人到下方的发射台，然后再到炮塔和吃水线以下的弹舱。在上端的舰桥上，计算者会在处理信息之后给出船舰为配合舰炮发射所应做的移动，然后这些指令会传到最下面的引擎室，那里将依令行事。

信息同样也在舰队中不停穿梭，旗舰会向其他战舰传递关于目标敌舰的指令。这样一套系统需要很多由专业人员组成的队伍。操作员围着德雷尔火控台进行计算，然后把信息传到需要的地方。在船舰遭受轰炸时，他们必须加紧工作。这套方案还不够完美，需要不停改进。德雷尔火控台确实是有严重缺陷的，而且与模拟电脑（analogue computer）阿戈尔表盘（Argo Clock）相比它是被优先选择的。但研制出的这套系统终究成了海战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不列颠最聪明的军官与最领先的电气工程公司在一架先进武器上协同合作，电子作战时代已然到来。

“无畏”号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战舰设计的革命。她外形极为庞大，尽管缺少了以前战舰优雅的高耸建筑，但仍有着奇异的造型。甫一出世，她就让世界上所有其他战舰都显得过时了。其影响如此之甚，以至于后来所有巨炮战列舰都被称为无畏舰，所有落后于她的小型战舰都被称为前无畏舰。世界各国海军都在建造他们自己的无畏舰，军备竞赛再度兴起。

1908年，德国海军开始建造9艘无畏舰。皇家海军在同一年建造了11艘，然后第二年又订购了4艘，第三年又订了4艘。截至1910年，不列颠已有22艘无畏舰，德国有13艘。1912年的《德国海军法案》（German Naval Law）设想德国将建造一支由33艘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组成的舰队。当时，匈牙利已有4艘无畏舰；意大利有4艘，另有2艘在建。

这可谓不列颠最糟的噩梦，意味着她的海上主宰地位就此终结。本土海域的皇家海军甚至都可能面临数量上的劣势，她遍布全球的军力被迫撤回。面对惊慌失措的媒体和政治活动，不列颠的无畏舰造得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俄里翁级（Orion class）超级无畏舰排水量22000吨，配10门13.5英寸舰炮。1912年订制的伊丽莎白女王级（Queen Elizabeth class）排水量27500吨，配8门15英寸舰炮，航速24节，舰上还载有高射炮——这是战事到来的前兆。此时德国海军已经退出海军军备竞赛。1914年，不列颠本土舰队已拥有22艘无畏舰、14艘战列巡洋舰、22艘前无畏舰以及160艘巡洋舰和驱逐舰。这场野蛮粗暴的军备竞赛源于不列颠与德国彼此间的不信任，它把国家推向了战争的边缘。在基尔运河（Kiel Canal）开工后，事态变得愈加糟糕，这条运河将于1914年完工，届时德国无畏舰就能避开不列颠方面的所有封锁，从威廉港进入波罗的海。

无畏舰和战列巡洋舰并非费舍尔海军研制的新事物的全部。有了不列颠D级潜艇以后，皇家海军走在了潜艇发展的最前端。它们安装了柴油发动机，潜入水下时使用的电力发动机、无线电，使其活动范围超过了以往任何潜艇，并让潜艇首次成为具有攻击性的远洋武器。

D级潜艇的原型HMS D-1是在严格保密下设计、建造和下水的。1910年，D-1在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中离开了她在戈斯波特（Gosport）布洛克豪斯堡（Fort Blockhouse）的基地，然后在苏格兰科伦赛岛附近以鱼雷成功命中2艘目标船舰。D-1不像“无畏”号那样广为人知，不过她预示了20世纪一种新作战方式的到来。

1910年，时年69岁的费舍尔卸任，一年前他已成为贵族。他彻底改变了皇家海军，但也使得海军自罗德尼时代出现的内部分裂愈加严重。贝雷斯福德一直在利用媒体、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和海军中自己的派系使费舍尔遭到批评，并在暗中破坏他的根基，最终迫使他提前退出。

退休并未减弱他的活力，甚至其权力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是海军部第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秘密顾问。几乎没有人能掌控海军如此之长的时间，并让其进行深刻变革。

费舍尔的名字会一直和HMS“无畏”号联系在一起。尽管她的服役生涯平凡无奇，且被新生代无畏舰取代，不过她仍旧是最有名的下水船舰之一。很久以来，不列颠船舰设计的宗旨在于超越对手，“无畏”号标志着这一历史传统的终结。可以说，这一传统自雷德沃尔德的萨顿胡船就开始了，其中包括许多标志性的船舰：阿尔弗雷德的长船、亨利五世的“上帝恩典”号、亨利八世的“伟大哈利”号、伊丽莎白盖伦帆船“无畏”号、“海上君王”号和HMS“武士”号。费舍尔漫长的海军生涯中，一系列先进战舰确保了不列颠能够继续享有海上控制权，而“无畏”号是此番努力所达到的顶点。

第13部分 帝国黄昏

第46章 因果相循（1914～1916年）

在德国海军中将马克西米利安·冯·施佩（Maximilian von Spee）眼中，敌人就是呆立的靶子。他的舰队刚刚完成一场针对英国商船和燃煤补给站的猎杀之旅，战果颇丰。一个月前，他在智利海岸的科罗内尔（Coronel）击沉了2艘由克里斯托弗·克拉多克爵士（Sir Christopher Cradock）指挥的英国巡洋舰。返航途中，施佩决定在12月8日突袭斯坦利港（Port Stanley），摧毁那里的电报站和SS
[46] “大不列颠”号（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号曾是著名设计师布鲁内尔（Brunel）引领时代的杰作，但此时已经显得巨大、笨重且不合时宜，只能停泊在斯坦利港为英国战舰与商船补给燃煤。

1914年12月8日清晨，气势汹汹的德国东亚舰队（German East Asia）以2艘装甲舰、3艘轻型巡洋舰的阵容驶向斯坦利港，却在途中突然遭遇密集猛烈的炮火袭击。只见HMS“老人星”号（Canopus）正从一座山后向他们发起突袭。这艘火力强大的前无畏舰如同一座巨型炮台。同时，有着独特尖顶式桅杆的英国战列巡洋舰也出现在德国人视野之中，这让原本胜券在握的德军备感压力。

这支不列颠中队共有2艘战列巡洋舰、3艘装甲巡洋舰和2艘轻型巡洋舰，当时正停泊在斯坦利港补充燃煤，而施佩对此全然不知情，他完全没想到他们竟会在南大西洋附近露面。德军战舰迅速向周围海面撤离。在战舰加快速度的同时，海军中将多福顿·斯特迪（Doveton Sturdee）下令麾下将士去吃早饭。舰队中的装甲巡洋舰HMS“肯特”号出列追击敌军。斯特迪镇定自若，他相信以自己的速度完全可以逮住敌人。

10点英军舰队从斯坦利港出发，斯特迪坐镇战列巡洋舰的原型——HMS“无敌”号，同行的还有HMS“不屈”号、2艘装甲巡洋舰和1艘轻型巡洋舰。他们与施佩的舰队相距15英里。为了让小吨位船舰跟得上队伍，斯特迪仅以18节的速度从容前进。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赶上了德军。德军船舰因长期在海上航行，发动机早已严重磨损。

12点20分，斯特迪的2艘巡洋战舰提速至25节，率先发起冲锋。13点，“无敌”号在16000码的射程处炮击德军。施佩下令以装甲舰抵挡英军，掩护轻型战舰先行撤退。而斯特迪早就准备了后手，他派出自己的装甲舰追击逃跑的敌军。13点20分至14点5分，“无敌”号与“不屈”号平行排列，在13000～16000码射程内轮番轰击对方的装甲舰。海面上渐渐弥漫起浓重的硝烟，甚至吞没了整个德军舰队。双方的距离也开始拉大。14点45分至15点30分，双方都在竭力争夺距离优势：德军拼命逃跑，英军紧咬不放。在追逐中，英军火炮始终保持在10000～15000码的射程内，德军无法对其猎杀者造成类似的伤害。

斯特迪全力以赴，力求歼敌。“不屈”号率先冲出弥漫的硝烟，以短短12000码的距离重击敌军。战斗进行到16点4分时，SMS
[47] “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的烟囱被炸毁，船身开始下沉，最终于16点17分沉没。随后2艘巨型战列巡洋舰猛轰SMS“格奈泽瑙”号（Gneisenau），直至其于17点30分葬身海底。与此同时，不列颠装甲巡洋舰已经追上了德军中队余部。截至21点23分，德军2艘战舰被击沉，2艘战舰逃脱——轻型驱逐舰SMS“德累斯顿”号（Dresden）和1艘辅助舰。

被击沉的4艘德军船舰上共计2086名水兵，事后仅215人获救，而“沙恩霍斯特”号上包括施佩中将在内的全体船员无一生还。战斗中，虽然英军发射的1174发炮弹只有74发命中目标，但这已足以使其大获全胜。伤亡方面，英军船舰仅受轻微损伤，且只有19人阵亡。福克兰群岛一役，费舍尔的战列巡洋舰及其火力控制系统声名大噪，斯特迪也因此次胜利为人们所熟知。

此次大捷离不开费舍尔勋爵的运筹帷幄。1914年10月30日，费舍尔再次受命担任第一海务大臣，之后他立即开始布置陷阱围捕施佩。他将“无敌”号、“不屈”号调出本土舰队实施追捕，匆忙之中，尚未进入战备状态的两艘战舰只得带着工人一起出发，在途中完成准备工作。直至12月8日，斯特迪方才抵达福克兰群岛。

将巡洋战舰调离本土舰队，不顾一切强令造船厂完成战舰的准备工作，从这些行动中可以一窥约翰·费舍尔鲜明的行事风格。自费舍尔离任后，海军部就不是什么使人感到愉快的地方，在他1910年卸任到1914年回归的这段时间，海军部里走马观花地换了三任第一海务大臣，这很大程度上都是拜费舍尔所赐。他通过一批听命于自己的初级军官和老部下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并将海军部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对于海军的作战计划，费舍尔向来乾纲独断。贝雷斯福德就曾强烈批评费希尔没能建立起一个体制健全的海军参谋部。但是费舍尔想要的就是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海军。在费舍尔卸任第一海务大臣期间，他用潜艇、驱逐舰和鱼雷艇保卫英国本土的“小舰队防御”理念虽然不被其继任者们认同，但仍然为温斯顿·丘吉尔所采纳。

战争开始三个月后，公众和政府都迫切期待一位锐意进取、敢作敢为的将领带领皇家海军扭转颓势。时年73岁的约翰·费舍尔的回归乃众望所归，人们认为他的新思想能够振奋皇家海军。

几百年来皇家海军在英国人心目中一直处于举世无敌的地位。1914的夏天和秋天，人们深信皇家海军会在北海给野心勃勃的德国人致命一击，阻止战势的蔓延。

战事伊始，不列颠大舰队（British Grand Fleet）由约翰·杰利科爵士统领，其基地迁至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Scapa Flow）。舰队奉命监视驻扎在威廉港和赫里戈兰湾（Bight of Heligoland）的德国公海舰队（Hochseeflotte，亦称German High Seas Fleet），并寻觅战机给德国人以重创。此外，还有潜艇、驱逐舰和鱼雷舰在哈里奇港外巡逻戒备，预备拦截公海舰队出海。这些部署不仅使英国远征军在8月安全渡过了英吉利海峡，还为新建的海上补给线提供防卫。

德国公海舰队自然不会与英军在英吉利海峡正面交战，而是意图突围至北大西洋后破坏那里的英国重要海上航线。照此情形，两军在北海必有一战。在突围之前，德国港口遭到英军严密封锁，而盟军却可以畅通无阻地从殖民地和其他各地获取大量人力、物资和食物。

德国人在破坏英国全球网络方面取得一个不错的开局。战列巡洋舰SMS“戈本”号（Goeben）轻松躲避了英国海军的威胁并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安全区，此举削弱了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神圣威望。土耳其在“戈本”号成功突围后加入德国阵营。德国巡洋舰SMS“埃姆登”号（Emden）在印度洋进行着破坏活动，她震慑不列颠贸易航线，轰炸马德拉斯（Madras）并劫掠槟榔屿（Penang），仅在9月“埃姆登”号就俘虏和击沉了17艘英国商船。SMS“哥尼斯堡”号（Königsberg）在桑给巴尔岛战役（1914年9月20日）中击沉HMS“飞马”号（Pegasus）。西印度群岛贸易路线和殖民地受到SMS“卡尔斯鲁厄”号（Karlsruhe）的威胁，并且施佩和他强大的舰队也一直在外游弋。

回看本土海域，两国海军都渴望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目前看来，德国海军无畏舰数量太少，还不足以放手一战。德国人知道他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拖垮皇家海军，并逐渐通过一系列小规模行动缩小双方实力差距，直至德国海军拥有与皇家海军相称的火力。战争伊始，双方的巡洋舰、潜艇和驱逐舰就驶入北海发动袭击，以试探对方的实力。

8月，两位英国官员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德国海防的一处薄弱环节。准将罗杰·凯斯指挥的潜艇巡逻队和准将雷金纳德·蒂里特（Reginald Tyrwhitt）指挥的驱逐舰队伍，均以哈里奇为基地在赫里戈兰湾附近游弋。他们在那里发现德国驱逐舰巡逻队有一套固定的路线，每晚巡洋舰会护送它们外出，第二天早上再护送其入港。这两位英国海军准将的计划是先用潜艇将驱逐舰引诱出海，然后在海上用英国驱逐舰和潜艇进行伏击，这将横扫赫里戈兰湾的德意志海军力量。

这个大胆的计划于8月28日付诸实施，不过行动并不像先前想象的那么简单。英军的伏击陷入混乱，随后德国巡洋舰加入战斗。对哈里奇的部队来说幸运的是，杰利科爵士已经把大舰队中的战列巡洋舰抽调出来交由大卫·比蒂统领并在远处支援自己。比蒂在40英里外通过无线电跟踪战斗进程，11点30分，他清楚意识到哈里奇舰队遇到了麻烦。然而任务还没有完成，此时已经开始涨潮了，这意味着更大的德国军舰可以加入战斗。

大卫·比蒂需要抉择。支援本国驱逐舰和潜艇乃是他的首要任务，但德国海岸到处都是潜艇、鱼雷、鱼雷艇，说不定还有无畏舰，他真要让皇家海军最精良的战列巡洋舰去冒这个险吗？参与行动的一位英国驱逐舰军官描述了接下来的场景：“像大象从一群狗中踏过一样，我们从容地径直向前挺进，‘雄狮’号（比蒂的旗舰）、‘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皇家公主’号（Princess Royal）、‘无敌’号及‘新西兰’号（New Zealand）……这支舰队看起来多么强大，令人振奋。”
[48]

比蒂扭转了战局。德国海军损失了3艘轻型巡洋舰、2艘鱼雷艇及1艘驱逐舰，712名海军士兵阵亡，多艘战舰严重受损。皇家海军未损失任何战舰，仅35人阵亡。赫里戈兰湾战役是皇家海军在德国公海舰队眼皮底下获得的一场重大胜利。皇家海军的胆识震惊了德意志帝国海军（Kaiserliche Marine，英文名为Imperial German Navy）和德皇，并让所有人牢牢记住了皇家海军的锐气。

事实上，整个行动并没有计划好。正是比蒂的大胆干预才避免了这次冒险演变为灾难。该战表明，皇家海军对德国海军的情报搜集是有缺陷的，前者的作战能力也被人高估。事态愈加糟糕了。德国U型潜艇和布雷舰于9月开始发动攻势，9月22日，英舰“阿布基尔”号（Aboukir）、“霍格”号（Hogue）和“克雷西”号（Cressy）在荷兰被U-9击沉。随后，杰利科只得将大舰队转移至爱尔兰，斯卡帕湾的潜艇防御能力正在进行提升。10月27日，超级无畏舰HMS“大胆”号在多尼戈尔（Donegal）被德国水雷炸毁。皇家海军实力逐渐被削弱，面对未知的U型潜艇和水雷伏击的威胁，战士们的战斗信念开始崩溃，自信满满的皇家海军变得紧张不安、惧怕风险。

德国战列巡洋舰分队——第一侦察分队（the First Scouting Group）——在这些成功战斗的鼓舞下，在北海愈加活跃。它们于11月3日炮轰雅茅斯，试图引大舰队出战，皇家海军的威望陡然下降。

政府和公众急切盼望着能有另一场特拉法尔加大捷，约翰·费舍尔肩负起重任。和他曾经的构想一样，英国海军战略的首要目的是让英国船舰能继续在世界各大洋上安全航行。到年底时这个目标基本达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首先在福克兰群岛战役中彻底消灭了主要威胁——施佩的东亚分队。取得惊人战绩的德军铁血战舰“埃姆登”号被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悉尼”号（Sydney）巡洋舰击沉。“哥尼斯堡”号被英国海军封锁在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Rufiji River），然而她的巨炮依旧犀利。无奈之下，英国海军派出两艘底舷装甲舰（monitor）——“默西”号（Mersey）和“塞文”号。它们是一种小巧、经不住海上风浪且吃水浅的新式战舰，其搭载的火炮是从战列舰上取下来的，属于火力极为可观的远距离舰炮。当“哥尼斯堡”号已经进入“默西”号和“塞文”号射程时，后两者却还在前者的射程之外，两艘英舰在一架观测飞机的引导下开始进行轰炸。最后“哥尼斯堡”号舰长凿沉了这艘伤痕累累的战舰。“卡尔斯鲁厄”号在奔袭巴巴多斯的途中由于内部爆炸而毁坏。福克兰群岛战役最后的幸存者“德累斯顿”号在智利马萨铁拉岛（Más a Tierra）被两艘英国轻型巡洋舰堵住了去路，不过它最后还是逃出了重围。

1914年年末，英国人已将德国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北海一带。出手的时候到了。

费舍尔经验老到，他知道那种能够加速战争结束的决定性战役是不可能出现的。像基伯龙湾和特拉法尔加那样的大捷都是经历了漫长艰辛的过程后才取得的。不论海上战役本身赢得多么彻底，都很少能对陆地上的主要战役形成决定性影响。毕竟，拿破仑是在纳尔逊取得光辉胜利的10年后才彻底溃败的。

大舰队在北海以最佳阵位进行部署，从容封锁德意志帝国海军。如果在北海南部寻求战斗，它无疑将被卷入德国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为阻止皇家海军实施近距离封锁，德国海军在北海南部部署了密密麻麻的水雷和潜艇。很明显，在赫里戈兰开战对英军而言不切实际。

费舍尔在考虑一些大舰队决战以外的事情。只要他能继续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他就会下令建造596艘新战舰。其中包括5艘战列巡洋舰、56艘驱逐舰及65艘潜艇，还有不起眼的扫雷艇、45艘底舷装甲舰和260艘登陆艇。但这只是费舍尔计划的一个引子。这支庞大的舰队将在波罗的海围歼德国海军主力。大舰队不应仅仅作为一支震慑并封锁德意志帝国海军于港口之内的力量，波罗的海是唯一可以对德国海军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地方。

这个计划标新立异，让人耳目一新。但正如费舍尔以往的套路一样，该计划难以快速实现，甚至根本无法实现。但丘吉尔对此兴奋不已，这项可作诱饵的重要海军行动能让皇家海军从好战的冒险中摆脱出来。

难道费舍尔真打算让皇家海军将力量投入波罗的海吗？显然不会。稳定的舰队建造计划将会给德国海军战略家们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会迫使他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抑或鲁莽地尝试打击英帝国舰队，而这正是费舍尔大棋局的一部分。“让德国人开火，皇家海军才能赢得战争！”他宣称，“怎样才能让德国舰队先行开火呢？靠的就是大规模建造战舰，快速打造出无敌舰队，并让这样的舰队从根本上威胁德国海军的存在！”
[49]

当德舰出来寻战时，皇家海军应当先行一步。这正要感谢英国在情报方面的巨大胜利，至关重要的线索来自一艘被俄军发现的搁浅在波罗的海的德军巡洋舰、一艘在英吉利海峡的驱逐舰以及一艘在澳大利亚被捕的商船，它们交出了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密码本和地图。该情报随后被送往英国海军信号情报部，即海军部40室（Room 40）
[50] 。

海军部40室与费舍尔的办公室、会议室在同一条走廊上，它十分隐秘，不为外人所知，从其窗户可以眺望整个海军部大院。只有极少数人知道40室在做什么。那里的一小撮海军情报人员、语言学家和密码专家以密码本和拦截的无线电信号来破译德军密码。40室的专家也用无线电定位设备来追踪敌舰、潜艇及飞艇的行踪。

这项突破性情报在12月首次凸显了价值，40室得知德军第一侦察分队准备于14日离开港口到英国东北部沿岸游弋，于是皇家海军做好了迎接敌方战列巡洋舰的准备，蒂里特的驱逐舰和凯斯的潜艇离开哈里奇。由大卫·比蒂的战列巡洋舰、威廉·古迪纳夫（William Goodenough）准将的轻型巡洋舰分队及海军上将乔治·沃伦德的6艘无畏战舰组成的分队驶离斯卡帕湾。

德国人按计划突袭斯卡伯勒、哈特尔普尔（Hartlepool）及惠特比（Whitby），但他们对皇家海军等待其离开多格滩进而瓮中捉鳖的企图毫不知情。

然而，这个机智的谋划却差点毁了皇家海军，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在对抗德国海军第一侦察分队。事实上，英国人的情报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信息却搜集得不够全面：德国公海舰队就在多格滩，它将以全部的无畏战舰支援这次突袭，而埋伏德国人的英舰却只有10艘主力舰。

皇家海军最终由于德国海军上将的过度谨慎而得以幸存，公海舰队本可以击溃这支小型英军舰队，从而使皇家海军降到和德国相同量级的水平。但弗里德里希·冯·英格诺尔上将（Admiral Friedrich von Ingenohl）认为大舰队可能随时来袭，所以掉头逃跑了。德军第一侦察分队及其随行的驱逐舰被留下来对阵皇家海军。

幸运女神倒向了英国一边。不幸的是，皇家海军却像德军一样迷糊。糟糕的信号传递、不全面的侦察以及雾气蒙蒙的环境，这些使比蒂的战列巡洋舰群错过了弗朗兹·冯·希佩尔（Franz von Hipper）的战列巡洋舰分队，希佩尔的舰群试图逃避布满大英帝国潜艇的赫里戈兰湾。

这种情况下，一场决战意味着什么？

如果比蒂赢了，皇家海军将力挺这位新的海军英雄，将希望投入他身上。他将被推崇为现代版的纳尔逊。1914年时他43岁，在苏丹战役（1897～1899年）和镇压义和团运动中为自己赢得了勇敢和富有领导力的名声。进军校以来，比蒂一向名不见经传，也未展示出任何技术上的天赋。这个唯技术论的海军新时准将比蒂置于不利地位，因为考试成绩优异的官员将处于晋升名单中的更高位置。

但比蒂是一位老派的好战官员，由于其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和爱德华时代恶劣的战斗环境中的卓越表现，他实现了人生的超越。他是一位爱尔兰贵族家庭的后裔，且有很好的社会关系，这一点也对他的仕途产生了助力。他是一位干劲十足的年轻军官，且十分富有，这得益于他娶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女继承人为妻。他29岁成为舰长，仅凭这一点他就已经超越了同龄人；39岁晋升少将，而当时成为舰长的平均年龄是42岁。比蒂是自纳尔逊以来最年轻的舰队司令。

比蒂穿着军装，散发出贵族气息：他的帽子戴得漫不经心，手半插在口袋里。他炫耀自己设计的夹克，上面有三个纽扣而不是规定的四个。他毫不费力地展示着天生的优越感，认为规矩都是设给其他人的。

冷峻的举止之下，比蒂是一位坚强、阅历丰富且富有领导才能的军官，他以自己前任能做到的最好方式鼓动军官们的主动性和侵略性。1913年，当他被任命为第一战列巡洋舰分队司令时，他的才华得到充分展现。这个职位正适合他的性格，因为这支分队负责搜捕敌舰并将之引入皇家海军预设的圈套。不像迟缓的战斗舰队，灵敏、高速及火力十足的战列巡洋舰需要一位思维敏锐、敢打胜仗的司令和勇往直前的军官来驾驭。第一战列巡洋舰分队将率先与公海舰队遭遇，自由航行、率先开炮，并规划如何引得公海舰队与皇家海军主力决战，同时它还要追踪被主力战舰重创的猎物。比蒂是一位将自己比作纳尔逊的年轻舰队司令，第一战列巡洋舰分队则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英雄诞生之地。毫无疑问，比蒂想成为一位英雄。

比蒂的舰队转移到位于北海中部的罗塞斯（Rosyth），这样就可以对德舰在北海中部的行动做出快速反应，比蒂不再处于更加慎重的杰利科的直接监督之下。1915年1月23日，比蒂的战列巡洋舰分队紧急出动，因为截获的情报显示德国战列巡洋舰正奔赴多格滩摧毁英国渔船船队，德国海军情报警示皇家海军袭击地点在斯卡伯勒。比蒂联手位于哈里奇的蒂里特轻型舰队，确定了一个伏击德海军上将弗朗兹·冯·希佩尔的海域。

行动成功了。希佩尔发现自己掉进陷阱后，其3艘战列巡洋舰和1艘巨型巡洋舰掉头就跑，比蒂的5艘航速更快的战列舰以平行航向奋起直追。比蒂的旗舰“狮子”号开火打残了位于德国舰群后方的“布吕歇尔”号（Blücher）重型巡洋舰。位于德军阵线前面的分别是“德福林格”号（Derflinger）、“莫尔特克”号（Moltke）及在最前方的希佩尔旗舰“塞德利茨”号（Seydlitz）。比蒂打算在战斗打响后，由他最后面的两艘战舰——“新西兰”号和“不懈”号解决“布吕歇尔”号，“皇家公主”号负责摧毁“德福林格”号，“老虎”号（Tiger）搞定“莫尔特克”号，而比蒂将率旗舰亲自猎捕希佩尔。舰队将像安森、霍克和罗德尼一样猎杀并摧毁德舰。英军开局不错，“狮子”号重创“塞德利茨”号，一炮就报废了德舰两座炮塔并威胁要将其彻底摧毁。

但随后情势逆转。“老虎”号舰长忽视了“莫尔特克”号并参与了“狮子”号攻击德军旗舰的战斗。更糟的是，“老虎”号没有击中目标，这使“狮子”号暴露在三艘德军战列巡洋舰的炮轰之下。正当比蒂准备给“塞德利茨”号致命一击时，“狮子”号的发动机和电力系统失灵了。比蒂打算让剩余舰队继续追踪并消灭德国侦察分队以使德国公海舰队彻底瘫痪。随着电力系统失效，他通过旗语传达指令。

海军少校拉尔夫·西摩（Lieutenant Commander Ralph Seymour）颇有教养，但这并不能使他胜任传令官的职务。比蒂希望他的军官都是贵族，而西蒙恰恰成为他的祸根。比蒂在斯卡伯勒猎捕希佩尔时，西蒙把信号处理得一塌糊涂。现在，就在多格滩，他又把旗语弄得一团糟，西蒙挥舞着“打击敌人尾部”和“航向东北”的信号。比蒂的副官以为比蒂是想彻底解决位于东北方的“布吕歇尔”号。皇家海军围拢了“布吕歇尔”号，放走了其他战舰。希佩尔侥幸逃过一场大败，他惊慌奔回了老巢。

“布吕歇尔”号在沉没前进行了英勇抵抗。如果有任何人想研究一下多格滩战役的话，那么应该能发现它给皇家海军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德舰的装甲就比想象中的结实，德国水兵进行了顽强战斗，相反，英舰炮手没有准备充分，且他们对自己的火控系统逊于德国而严重失望。德军击中“狮子”号16发，击中“老虎”号6发；而如果不算“布吕歇尔”号的话，英舰只击中德舰7发炮弹。另外，英国战舰的炮弹威力逊于德制穿甲弹，因此那些炮弹即便击中德舰也没什么效果。更令英军头疼的是，英国巡洋舰装甲明显逊色，这使它们的船体难以承受敌舰的密集攻击，在德舰攻击下异常脆弱。

然而，皇家海军并没有吸取多少教训。比蒂让战士们提高射速而非练习精确性，这引发了新问题。皇家海军用于点燃巨炮的推进燃料是柯达无烟药（cordite），它由硝化纤维、硝化甘油和凡士林按65%、30%和5%的配比组成，很容易爆炸，并容易被敌军炮火引燃。为了避免炮火引燃弹药库并导致大爆炸，采取措施防止连锁反应就成为应然之举。柯达无烟药从弹药库的安全区一枚接一枚地运往炮塔，每枚火药在运送时均有禁火防范措施——一重重的安全门、舱口及起吊装置——阻隔火势。

这样的装弹效率太低，很难满足比蒂的设想。随后的举动完全忽视了安全问题低为了提升速度，联锁门要一直开着，弹药就放在火炮旁边或者堆放在弹药库和炮塔之间。皇家海军的炮弹射速或许提升了，但他们坐在了充满隐患且装甲轻薄的火药桶上。

比蒂在公众场合仍保持着纳尔逊似的风范，但私下里对自己在多格滩的失败痛心不已。他以标准的纳尔逊口吻宣称，他的目标是“彻底摧毁敌人”。
[51] 他还说，他所发出的信号旨在提供引导，不过“要是这些信号阻碍了他们毁伤敌军，也不必一字一句地刻板遵守”。这确实是纳尔逊式的腔调，不过比蒂的问题出在他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罗德尼式的谩骂。他做不到像纳尔逊那样与属下们犹如“至亲袍泽”一般，他和罗德尼一样严惩下属，尤其是其海军少将，他怪罪他们没有领悟他的思想。媒体对比蒂评价很高，他在媒体时代是完美的：他挑衅般的姿态及英雄式的举止征服了媒体，媒体的严格审查制度和狂热的爱国主义也起了推动作用，比蒂模棱两可的战绩被炒作成伟大的胜利以及对荣耀即将到来的承诺。

比蒂等待着机会，以兑现大众对他的全部期待。而5月却传来了坏消息，费舍尔辞职了。

费舍尔是其门徒杰利科和比蒂的坚定支持者，与他们志趣相投。担任海务第一大臣期间，费舍尔与丘吉尔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两人性情相似，都盛气凌人且雄辩机智，但丘吉尔更期待海军能有所突破，即收获频繁的胜利并缩短战争进程。

丘吉尔制定了一个进攻达达尼尔的计划。这个狭窄的海峡将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分隔开来，此举一旦成功，英国便可以控制黑海。费舍尔强烈抵制这个计划，认为让舰队来承担控制海峡的防御工事这种做法太危险了。更重要的是，在土耳其的冒险将削弱皇家海军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力量。但丘吉尔心意已决。1915年2月，皇家海军决心尝试海峡之战。

正如费舍尔预言，此次行动是一场灾难。3艘过时的战舰沉没，其中2艘被水雷炸沉，其他战舰严重受损。行动彻底失败，还直接导致了陆军4月在加里波利悲剧性的登陆。5月，2艘英国战舰被U型潜艇击沉，随后皇家海军不得不倾尽全力支撑被围困的部队，最终于1916年1月将幸存者撤离出土耳其。

费舍尔对失败毫无责任。他批评丘吉尔，并决心将皇家海军从政客手中挽救回来。他的辞职让丘吉尔下了台，并挽救了杰利科和皇家海军。

费舍尔坚信他将被召回并在战争中领导海军再次走向辉煌，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他被任命为发明与研究委员会主席。费舍尔尽管有过许多过错，但他已经成为指引战争方向的主导力量，没有人能有他那般对海军的热情和想象力。留下的杰利科和比蒂成为皇家海军的领导者，而他们能做得更好吗？

第47章 日德兰半岛（1916年5月31日～6月1日）

一切看上去都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在这里看不到须发怒张，只有冷静科学的计算，然后审慎开炮。每个操控岗位上的人看起来也是一样冷静，都安静地坐在他们的工具旁边等待战斗开始。
[52]

——HMS“新西兰”号的一名军官，1916年5月31日

“谁的阵中有了他，谁就能在那个下午取得胜利”，此番赞誉说的是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自埃芬厄姆的霍华德勋爵查尔斯之后，尚未有哪位海军将领能独自一人担起保护国家不受入侵的重任。

杰利科沉默寡言、自制力强，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他延续了费舍尔的海军战略，有条不紊地把庞杂的海防系统梳理顺畅。他成年累月地待在遥远的斯卡帕湾整编、训练他的舰队，并为大舰队制定作战指令，使之成为一头能按照具体明确的指令体系行动的猛犸巨象。同时，杰利科丝毫没有低估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实力。

大卫·比蒂和他的上级全然不同。杰利科集中权力、做事有条有理，而比蒂更倾向于使用即兴战术，让属下自己做主。杰利科在管理上非面面俱到不可，比蒂则对细节性的具体事务全无耐心。贝蒂的心思集中在宏观思考上，关注整体的战略形势，相比于一丝不苟的筹备工作，他更关注实际战斗。

随着战事的进行，比蒂逍遥洒脱的声名愈加广为人知，他在新闻界名声很大。假如杰利科输掉了这场战争，只要比蒂能成功引诱德国舰队并将之歼灭，他还是有机会让战争更快结束的。

战列巡洋舰中队比大舰队中的其他队伍要自在很多。比蒂的基地设在罗塞斯，和现代化的爱丁堡离得很近。主力舰队则清苦地隐匿于奥克兰群岛。杰利科和比蒂很少碰面，所以他们彼此的思维方式是脱节的。等待战斗的数月里，比蒂开始与杰利科的战术背道而驰。

比蒂把他的心思全放在和弗朗兹·冯·希佩尔一决高下这件事上。1916年5月他将获得这个机会。

在港口中蛰伏数月之后，德意志帝国海军重新振奋，并制定了一套侵略计划。4月底，希佩尔分队开始轰炸洛斯托夫特和雅茅斯。为此英方派出4艘速度极快的伊丽莎白女王级（Queen Elizabeth class）战列舰，由海军少将休·埃文-托马斯（Rear Admiral Hugh Evan-Thomas）率领前往福斯湾加入比蒂分队。这支小队行动敏捷且杀伤力大，将作为快速反应力量拦截试图突围的德军。

这正中新任德军总司令的下怀。上将赖因哈德·舍尔已经做好了计划，准备先分散英军大舰队的力量，然后将其逐个击破。而实施这一战略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比蒂。这位急不可耐的英军将领正想找希佩尔报仇。所以希佩尔将会充当诱人的猎物诱使扩增后的比蒂中队出击。之后英军必然会迅速出海追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后追击途中英军将遭到驻扎在福斯湾的U型潜艇伏击。如果伏击没能奏效，那么希佩尔会将比蒂直接引到公海舰队的行动路线上。

如果比蒂受到攻击，杰利科将离开斯卡帕湾前去救援，不过路上他会被潜伏在彭特兰湾的U型潜艇缠住。

不幸的是，40室已经收到风声，知道公海舰队在5月31日将有大动作。为此杰利科决定，不论舍尔有什么阴谋，他都将带领大舰队离开斯卡帕湾并与比蒂在位于挪威和丹麦之间的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会合，然后在那里堵住舍尔，不让他有任何机会冲出包围进入大西洋或波罗的海。

那些在暗处徘徊的U型潜艇连一艘英舰都没能伤到。海上能见度很差，而且U型潜艇指挥官给舍尔的反馈称，大舰队分成了航向各不相同的多支队伍，对此舍尔求之不得。实际上大舰队并没有分散，只是为了避开潜艇才曲折前进。

英军这边的情报只是略微准确一些。40室知道德国舰艇已经出海，可是当行动指挥员询问舍尔的船舶呼号DK是从何处发出时，40室人员回答说发射源依旧在威廉港。海军部有政策规定，40室成员不得解释或说明情报内容，当时这个规定尚未显现出什么缺陷。舍尔只有在港口时才会使用呼号DK，在海上时则用不同的呼号，而此时他正在海上。40室已经正确回答了这个提问，不幸的是，这个提问本身是错误的。

大卫·比蒂还是老样子，他漫不经心地往会合地点行进。他没想过自己会遭遇敌军，所以觉得没必要将其行动告知少将埃文·托马斯。埃文·托马斯及其超级无畏舰航队一直和杰利科保持着联络，不过他对比蒂的航行路线一无所知，后者全然不同于纪律严整、集中调控的杰利科舰队。

雪上加霜的是，比蒂收到的舍尔及其公海舰队尚在港中的情报是错误的，所以当时他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要敌希佩尔身上。他让埃文·托马斯和超级无畏舰航队航向了和敌人全无交集的西北面，由自己一人对阵希佩尔。比蒂舰队准备进攻德国海军第一侦察分队，并把它回国的退路堵死。只是他全然不知这正是舍尔所希望的。希佩尔和公海舰队将前后夹击比蒂，把他打垮。

1916年5月31日14点40分，比蒂的旗舰“狮子”号接到一艘前哨巡洋舰的信号：“发现敌舰。”12分钟后，拉尔夫·西蒙向比蒂麾下所有战舰打出旗语：航向东南偏南，切断希佩尔第一侦察分队的后路。埃文·托马斯方面负责瞭望的军官因为离得太远看不清旗语，而猜测此信号是让中队曲折前进。埃文·托马斯的旗舰HMS“巴勒姆”号（Barham）和另外3艘无畏舰向西调转了两个罗经点。这个小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战舰，他们在杰利科的训练之下严格按照命令行事，还没有经受比蒂式行事风格的影响，后者认为，遇到这种状况时常识和自主判断应凌驾于命令之上。等到埃文·托马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的战舰已经在比蒂的10英里之外了。

比蒂的作战风格师法纳尔逊。战斗还远未到来时，纳尔逊这位伟大的海军上将就会公开与属下们交流自己的作战方案，并且放心地让舰长们自主行事。比蒂也是这样和自己的军官们相处的，他对下属温和宽松，注重率身垂范。不过纳尔逊这样领导战斗是有大量前期准备和组织工作支撑的，两者之间就像金字塔的塔尖和下面的巨大塔身一样。而比蒂是一个不会潜心于具体事务的人，结果重要的事情遭到忽视。埃文·托马斯转错方向绝非偶然。随着战斗的推进，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5点30分，所谓的“希佩尔南逃”（Run to the South）开始。希佩尔看似在竭力奔逃，实际则是在把比蒂往舍尔那里引。日德兰海战于15点48分正式开始。开战前最后一刻，比蒂下令战列巡洋舰排出战列阵形，但这样反而贻误了宝贵的战机。当时他的舰队可以轰击到希佩尔，对方却无法回击。结果当对方开始开炮的时候，他们还在进行战术机动，导致炮兵无法瞄准。战役刚打响时，德国人在炮火上先胜一筹，他们击中了3艘英军巡洋战列舰。正在遭受猛烈轰炸的比蒂舰队则还在寻找目标。

船员们一路挺进的时候发现沿途海面上漂浮着大片的死鱼，它们是本场战役的第一批牺牲品，死于撞入海水中的炸弹。100英尺高的浪花翻腾着朝船上的炮塔乃至更上面的指挥塔迎头拍下。每艘战舰上都满是从海面上漂掠而起的炮弹碎片。炮弹在头顶上呜呜地呼啸飞过，有一些则轰在船身和甲板建筑上。“我记得当时敌军战列线在远处的海平面上，且不断有红点从中飞出来，”一位年轻的见习军官回忆道，“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就是落在我们身边的炮弹，而且它们一直不停地喷射过来，不过当时我完全蒙了。”
[53]

16点2分，重击之下的HMS“不懈”号退出战列阵形并开始向左倾斜。SMS“冯·德·坦恩”号（Von der Tann）已有3发炮弹击中了她的船尾，导致船上一座火药库爆炸。这艘德舰又继续向“不懈”号最前面那座炮塔连续倾泻了11发炮弹，致使前面的火药库也发生爆炸。整艘“不懈”号炸毁，舰上1019人中仅2人幸存。

比蒂的旗舰“雄狮”号差点也跟着“不懈”号一同葬身海底，当时她船身中间的炮塔被希佩尔的“吕佐夫”号（Lützow）轰炸得失去了作战能力。炮塔指挥官、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弗朗西斯·哈维少校（Major Francis Harvey）身受致命重伤，不过这时他发现炮弹升降口卡住了，升降口完全敞开并暴露在炮火轰击之下。这意味着火光会顺着那里进入舱室和工作间，继而到达火药库。哈维已经失去双腿，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即便如此他还是用传声管命令关上弹药库的门，并把弹药库隔间灌满水。

他拯救了这艘船。火苗蹿进了炮塔下面的舱室，里面四处散落着柯达无烟药。爆炸时附近人员无一幸免，其范围向上一直到“狮子”号的桅顶，向下一直到主火药库，那里的门已被炸得凹了进去。要是没有水压缓冲的话，舱门会被整个炸烂，然后火药库将冒起冲天烈焰，把船身炸成两截。哈维后来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拯救了包括比蒂在内上千人的性命。

战斗开始阶段，HMS“玛丽女王”号攻击希佩尔舰队，表现出色。可是当HMS“狮子”号暂时退出战列线后，“玛丽女王”号被暴露在“德弗林格”号和“塞德里茨”号（Seydlitz）的群射之下。

“大约16点35分，”HMS“新西兰”号上一位在高处指挥岗位上的军官写道，“我看见一艘船尾凸出水面70英尺的战舰，缓慢转动着船桨漂流进我的望远镜观测范围……从她的船头处我认出这是‘玛丽女王’号。”
[54] “玛丽女王”号在一连串严重爆炸后断为两截，这一次也是因为火苗从炮塔进入并引燃了火药库，造成1266人阵亡。船体残骸如雨点般落到HMS“老虎”号上。这场战斗中，比蒂以6艘战列巡洋舰和4艘战列舰对阵希佩尔的5艘战列巡洋舰。还没等无畏舰赶来援助，他这支曾经让他自豪得意的分队已经只剩4艘战舰了。

“玛丽女王”号爆炸沉没后没多久，比蒂又收到消息称HMS“皇家公主”号也发生了爆炸。“查特菲尔德（Chatfield），”比蒂对他的旗舰舰长说道，“我们的战舰今天好像有些不对劲。”

工事不利，加罪其器，莫过于此。类似于“狮子”号上被哈维控制住的大爆炸让另外2艘英舰毁灭，数千人丧命。德舰的炮塔也受到类似的损坏，不过它们的火药库对明火防范得更严密。当遇到劣于自己的对手时，英军战列巡洋舰可以把他们轰离水面，就像在福克兰群岛时一样。然而这一“阿喀琉斯之踵”让它们在遭遇强于自己或者实力等同的战舰时就会陷于危险境地。

等到弹雨和硝烟散尽，人们清楚地看到“皇家公主”号安然无恙。更令人欣慰的是，埃文·托马斯已经竭力让希佩尔进入自己的射程。局势逆转，此时轮到德国人遭受超级无畏舰火力全开的洗礼。双方主力战舰之间的开阔海面上还有几十艘驱逐舰在凶狠拼杀，竭尽全力向对方大型战舰发射鱼雷。战列巡洋舰只得努力躲开密集的鱼雷阵。英军中只有“塞德里茨”号被击中，不过她依旧能勉强继续作战。

战局终于逐渐朝着比蒂计划的方向发展，但快到16点40分时，轻型巡洋舰HMS“南安普敦”号（Southampton）送来一条令人忧虑的消息。她发现“无边无际的战舰”
[55] ——16艘无畏舰和6艘前无畏舰，随行的还有轻型巡洋舰和“大群驱逐舰”——正从南面驶来。英军彻底掉进陷阱，舍尔其实一直都在海上。

这个时候轮到比蒂逃跑了，他幸存的4艘战列巡洋舰调转180度狂奔向杰利科。他又一次没能把自己的意图清楚地传达给埃文·托马斯。战列舰和他离得太远，看不清他的旗语。HMS“厌战”号副舰长蓦然间看到了整支公海舰队，
[56] 更准确地说，他看到海平线上“船桅、烟囱林立，还有不断闪烁的橘色火焰”。几分钟后，英军战列舰同时与希佩尔舰队和德军主力舰队交手。无畏舰挡下漫天炮火，在重伤之下为向杰利科方向撤退的战列巡洋舰提供掩护。

在现代海战中，参战人员基本不可能马上知道自己停驻点以外区域的战况，撞入他们附近海中或者直接落在他们船上的群射炮弹是从11英里以外的地方射来的。舰上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没法马上知道战舰是否被击中，即使他们听到炮弹击中后的爆炸声，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的战舰是否会跟“不懈”号一个下场，直到最后一刻一切才得以知晓。唯一能让他们确信自己还活着的就是自己战舰上舰炮的轰鸣声和震颤。

包括整座炮塔在内，船舰的部分区域在轰炸中失去了作战能力。前桅像狂风中的大树一样剧烈摇晃，高高的前桅楼里负责光学测距仪的人员也跟着前后摇晃。甲板下面的铁制船身里，轰鸣声就在水手们耳边，震动的余波把他们震倒在地，“最糟糕的是，”一位军官说，“人们什么都不知道。”
[57]

水手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战舰正在遭遇什么，更不必说整支舰队了，但自己身边的情况也够他们受的了。HMS“马来亚”号（Malaya）的一座6英寸舰炮炮台断了电，一位见习军官进去后闻到了人肉烧焦的味道。通电之后，惨烈的景象呈现在这位年轻的见习生眼前：“所有东西都被烧得焦黑，被冲击波波及的厨房、餐厅和烘干室舱壁扭曲成无比怪诞畸形的样子，整层甲板都积满了6英寸深的水，里面还有令人惊怖的断肢残骸，四下里弥漫着柯达无烟药令人作呕的烟味。”
[58]

“厌战”号副舰长、海军中校汉弗莱·沃尔文（Commander Humphrey Walwyn）描述了这艘正在逃离公海舰队的战舰。舰长命令他去这艘战列舰的舰尾检视损毁程度，他走近路直接翻过炮塔并顺着甲板往后走。下落的炮弹“铺天盖地”，加之“厌战”号的舰炮滚烫灼人，他一路上走得很是艰难。就在他走近船尾的时候，一枚德军炮弹在他近旁爆炸了：“我翻起大衣领子，像头雄鹿一样飞奔，吓得六神无主。”
[59]

沃尔文到了下层甲板上。他顶着持续不断的轰炸贯行全舰，犹如行走在地狱之中。起先，一切看上去安然无恙，并无异常。他看到船尾并无破损之后就从住舱甲板穿过，同时还给弹药供给小组鼓舞士气。在他走到住舱甲板前段并继续往前的时候，一枚12英寸的炮弹轰进了这层甲板，它爆炸时带着“惊人的金色火焰”，甲板上到处是火光、恶臭和伸手不见五指的浓烟，“四下全是东西掉落的骇人声响”。及至烟雾散去，沃尔文看到大块的装甲钢板七零八落地掉在住舱甲板上。柯达无烟药的恶臭味让灭火人员恶心不已。

沃尔文再次来到船尾，到将军的舱室时，他发现里面已经进了水。他检视完舰长的休息室，往上面舱口去的时候被人叫了下来，说有一枚炮弹在那里爆炸了。他返回后看到一个大洞，自己的舱室被炸得粉碎，上面积压着还在燃烧的残骸。整间舰长休息室“污浊不堪，东西破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包括舰长舱室和军士住舱在内，海水从四面八方往战舰里涌。沃尔文组织人手阻止引擎室进水，然后他到住舱甲板的左侧跟舰长通了电话。他点了根烟，正准备稍微喘口气，一枚12英寸的炸弹就在附近的厨房爆炸了。一位锅炉工走到沃尔文中校身边说：“我□□的晚饭没了。”
[60] 中校继续往前，不过很快他又被叫到船尾检视一处新的着弹点，这次是工程师的办公室。人们试图堵住洞口，结果一下子就被数吨的水冲回来了，最后人们用了600张吊床才堵住洞。

“厌战”号不断中弹，沃尔文在千疮百孔的战舰上四处奔走。他从甲板上爬到高处时发现舰上火光闪耀，看上去就像一座烧毁的工厂。甲板以上的建筑布满孔洞，船身多处都被打穿。他匆忙行走时有船员问他消息，“我什么问题也回答不了，因为船舰到底什么状况我也是一无所知”。就在一片烈火地狱之中，还有一群海军士兵在甲板上欢快地玩牌。如果说这艘超现代战舰如同一座毁弃的工业化厂房，那么这帮队员从举动到心态却和先辈们一脉相承，全无二致。

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正顺着阶梯登上HMS“铁公爵”号的上层建筑，1916年。

就在乱象持续蔓延的同时，杰利科正紧张地等待报告。眼下一场大战已无可避免。公海舰队还没意识到自己正被引入陷阱。充分利用眼前形势对杰利科而言至关重要。作为大舰队侦察力量的领头人，比蒂的职责是不断把敌军舰队的兵力和行军路线上报杰利科。不过此时比蒂完全被激烈的战斗缠住了，把向上将汇报敌情的任务给忘了。杰利科需要情报和时间部署战列阵形来打这场仗，这将是人们期盼已久的20世纪的特拉法尔加战役。

正当杰利科焦灼等待比蒂的消息且埃文·托马斯继续和希佩尔战斗时，比蒂打算全面牵制住第一侦察分队，让它无法汇报杰利科的出现。17点35分，由3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的英军战列巡洋舰第三分队（British Third Battle Cruiser Squadron）在贺拉斯·胡德上将（Rear Admiral Horace Hood）——海军上将胡德子爵的后人——的率领下加入混战。他的介入极大地缓解了比蒂的压力。希佩尔撤退回公海舰队，舍尔失去了侦察敌情的眼睛。他继续一路挺进，全然没有感受到前方的危险。

大约18点5分，杰利科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比蒂、埃文·托马斯和胡德的舰队，他们正在猛烈轰击自己视线之外的敌军，同时也遭到对方的回击。他离战斗区域越来越近，但比蒂还是没有传任何消息过来。舰队当时呈三列分队的巡航队形，而如果要投入战斗，其中必须有一队被指定为先锋，然后三队才能合为一条整齐的战列线。杰利科已无暇再等，他下令由左侧分队领头组织战线。

24艘利维坦般的无畏舰开始战术机动至左分队后方排列战列线，其行动曲折而又缓慢。在海面上急于寻找自己位置的驱逐舰拥挤不堪。怒气沸腾的比蒂试图穿过大舰队的弯曲阵形，然后在先锋位置带领重新聚合的英军舰队战斗，结果场面因此变得愈加混乱。战舰的烟雾挡住了杰利科的视线，与此同时海军少将罗伯特·阿巴思诺特爵士（Rear Admiral Sir Robert Arbuthnot）的巡洋舰分队穿越过比蒂的弧形阵线，差点和“狮子”号撞到一起，迫使正在轰击希佩尔战舰的比蒂旗舰偏离了原来的航线。阿巴思诺特为了追击一艘受创的德军巡洋舰，竟然鲁莽地冲进了两支舰队之间火力最强的区域。阿巴思诺特的4艘装甲巡洋舰——他的旗舰“防御”号、“武士”号、“黑太子”号（Black Prince）和“爱丁堡伯爵”号（Duke of Edinburgh）——成了整支公海舰队的活靶子。HMS“防御”号被炸毁，包括阿巴思诺特在内的900人阵亡。

与此同时，埃文·托马斯率领麾下战舰到了战列线的指定位置，但就在此时“厌战”号的船舵卡住了。这艘无比珍贵的快速战列舰只能无奈地一遍遍绕圈子，成了所有德军战舰都跃跃欲试的攻击目标。炮弹铺天盖地地撒向“厌战”号及其周围的海面，沃尔文和所有舰员都以为已经没有生还希望，战舰被炸得不成样子，不过他们还是狠狠地回击了敌人。幸运的是，德军以为他们已经把“厌战”号击沉，于是停止了开炮，实际上她只是被大片的浪花和硝烟掩盖住了身形而已。舰员最终控制住战舰并一路挣扎着回到了罗塞斯。

尽管场面混乱，比蒂和胡德仍不屈不挠地继续和希佩尔决斗。德军战列巡洋舰遭受猛烈轰击，但这次又有一艘英军战列巡洋舰输掉了炮战。“无敌”号遭到“吕佐夫”号和“德弗林格”号连续轰炸，成为当天第3艘因炮塔失火而导致火药库发生致命爆炸的战舰。它被炸成两截，胡德和1025名舰员丧命，仅6人生还。

胡德成功吸引了德军的注意力，舍尔没有察觉到杰利科正打算进行“T形交战”。这是一种精准的战术机动，需要进攻方迅速驶过敌军战列线的顶端，是扫射交战的现代版本。横向分队舷炮全开轰击敌军，与此同时，纵向分队只能依靠前置舰炮回击。

舍尔后来写道，他突然间遭遇了自北向东以新月形延伸的炮火的袭击，但炫目的硝烟和雾气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一艘战舰都看不到。杰利科的旗舰“铁公爵”号开炮建功，有数发炮弹击中了德军阵首的战舰。随后他队中的无畏舰开始接连重击惊恐之下的公海舰队。没过几分钟，德军全面后撤，英军紧追不放。驱逐舰负责断后，将海浪般的鱼雷射向大舰队。18点55分，舍尔下令舰队向东行驶，甩掉后面紧咬着他们的杰利科舰队，结果竟再次出乎意料地和大舰队的战列线迎面相遇。杰利科第二次施展T形交战战术。19点17分，公海舰队再度后转，在驱逐舰的掩护下顺利撤退。

杰利科没有全力追击舍尔舰队的后阵，战斗甫一开始他就清楚意识到轻率追击德军舰队有多么危险。他在制定战斗计划时就曾设想过，如果敌军不战而逃，则很可能是想把他引向布置好的水雷或鱼雷陷阱。他计划以大于射程的距离平行追击公海舰队。他的小心谨慎差点让舍尔落入陷阱。

公海舰队消失于一片烟幕之中，负责断后的后路军驱逐舰发射了大量鱼雷，希佩尔分队还发动了一次勇猛的冲锋。不久之后，20点23分时，不知疲倦的比蒂再次出击。

虽然行事焦躁，但比蒂毫无疑问是非常英勇的。他能读懂整个战场的形势，而别人往往陷于局部战况。他发现如果自己大胆进攻就能让舍尔的航向再度往西偏折。希佩尔的侦察分队正在给公海舰队领路，比蒂又一次主动上前与之交锋。

尽管英军的战列巡洋舰有所损毁，但它们的战力依旧骇人。希佩尔麾下战舰被打成了漂浮在海面上的残骸。旗舰SMS“吕佐夫”号失去作战能力，舰员弃舰离开，分队其他战舰的情况也不理想。疏忽大意使3艘英军战列巡洋舰夭折，如果禁火措施做得更好一些，或许英军有可能就击败对手了。战斗进行到这个阶段，希佩尔的战舰必须移动到比蒂的炮击范围之外，此时它们正暴露在一群前无畏舰的炮口之下。比蒂请求指挥英军后路的杰拉姆中将（Vice Admiral Jerram）和自己一同攻打那些不堪一击的德军战舰，杰拉姆因没有收到杰利科的命令而拒绝行动。

天色渐暗，比蒂的最后一次冲锋也渐渐停息。杰利科命令舰队进入夜航阵形，其中主舰队继续南行，切断舍尔的逃跑路线，舰队后路则布置了驱逐舰和巡洋舰作为掩护。

拂晓时分，杰利科发现猎物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海战史上屡见不鲜。

夜里，“铁公爵”号上还能听到战斗的声音，但杰利科的参谋人员没有接到任何来自将官或舰长的消息说公海舰队正在穿过舰队后方的防御屏障。托马斯·埃文斯的第五分队（Fifth Battle Squadron）看到德军舰队从船后驶过，不过他们没能将其上报。当天夜里，英军驱逐舰和巡洋舰同德军战舰进行了凶残的战斗，英军损伤严重。5艘英军驱逐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被击沉。德军则损失了1艘前无畏舰，还有一些战舰没有方向地乱闯，被清扫战场的探照灯捕捉到后彻底丧命。皇家海军的舰长之所以没有向杰利科汇报，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司令官自己能看到战况，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担心无线电信号会暴露他们的方位。每个人都以为其他人已经把情况告诉杰利科了。更糟糕的是，被40室截获的德军信号和方位没能传到杰利科手上。

公海舰队回国后受到狂欢式的迎接。德国人是在庆祝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捷。他们和皇家海军在参战军舰数量上的比例是99∶151。此役，公海舰队阵亡2551人，损失了包括1艘前无畏舰、1艘战列巡洋舰在内的11艘战舰，总吨位达62300吨。不列颠阵亡6094人，被击沉的14艘战舰中包括3艘战列巡洋舰、3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总吨位达113300吨。

不过伤亡数字不足以断言胜负，日德兰战役中参战双方都极力避免输掉这场战斗。这是皇家海军自1667年梅德韦侵袭后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这场战斗暴露出海军一系列严重的缺陷。数千名将士和3艘强大的战列巡洋舰因为柯达无烟药管理不善和安全措施不到位而丧命。火控系统明显未能发挥作用，只有3%的英军炮弹击中目标。通信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不过最离谱的还是海军情报方面。比蒂把自己的属下和总司令都搅糊涂了。因众多舰长太过胆怯没有主动将情况告知杰利科，导致白白错失夜里能够赢得战斗的机会。皇家海军作战处应该是瞧不起40室的，所以后者截获的至关重要的情报没能及时传到杰利科手中，有些甚至自始至终都没有传达给杰利科。

相比之下，德军的炮火技艺更胜一筹，有更完善的装甲防护，战斗时英勇无畏，而且具备优秀的战术意识。希佩尔的表现远超比蒂（已经是第二次），舍尔在指挥舰队机动上极为出彩。不过有一个事实并不能因此而被掩盖，那就是德军意识到自己受困之后只有迅速撤退。日德兰战役提醒人们，德军是没办法在正面战场击败皇家海军的。他们再也不敢冒险拿本国舰队对阵不列颠人。是役后，大舰队补充了部分新建和修缮之后的无畏舰，战力更胜战前。杰利科麾下有24艘无畏舰，舍尔只有10艘。

日德兰战役让皇家海军名誉受损、军心消沉，但它对北海的掌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第48章 止战之战（1916～1922年）

潜艇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曾经让我们受益颇多的传统海军战略整个都崩塌了！这套战略的基石就是封锁。舰队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斗，战斗只是手段而非结果。舰队的终极意义在于我们能封锁敌人，而敌人无法封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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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部备忘录，1912年

1653年，在北海，一场有数百艘战舰参与的战斗对海军战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巴德战役之后，战列线渐渐成为海上战斗的重中之重。此刻，在北海爆发的另一场巨大战役则把历史重新带回原点。

日德兰战役是最后一场以战列舰舰队对抗的大型战役，带有神圣光辉的战列线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在1916年尚未立刻显现，而是在北海的海上战事陷入僵局后才变得愈加明显。1916年8月，公海舰队试图把大舰队引诱到一处潜艇组成的陷阱中，但负责军事侦察的齐柏林飞艇（zeppelin）错误地把哈里奇的轻型战舰汇报成了战列舰，德军最后临阵逃走。同时，北海南部布满了潜艇和水雷，皇家海军也不会轻易冒险寻战。

传统的海上战争再无可能，双方都想方设法暗中消弭对方的优势所在。最后一场大型舰队战役虽然关上了过去的大门，但同时也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日德兰战役中，HMS“恩加丁”号（Engadine）上搭载了用于侦察德军舰队的水上飞机。“恩加丁”号早在1914年圣诞节时就已经声名大显，那天她在赫里戈兰湾发动水上飞机轰炸德军位于库克斯港（Cuxhaven）的齐柏林飞艇基地，这是史上第一次从海上发动的空袭。

眼下这个时代，绝大部分海面因为水雷阵和鱼雷已经成为水上舰艇的禁区，而舰载飞机可以延伸海上轰炸的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空中作战才初具雏形。“恩加丁”号及类似战舰先把水上飞机降到海面上，待其完成任务后再将其收回舰上。另一艘水上飞机的母舰HMS“皇家方舟”号（Ark Royal）设有一座实验性的起飞平台。1917年，日德兰战役翌年，HMS“暴怒”号（Furious）单独辟出一块飞行甲板。飞机可以从上面起飞，虽然降落的时候非常危险。在这场战争的尾声，大舰队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航空母舰（aircraft carrier）的实验。1918年7月7日，4架索普威思骆驼飞机（Sopwi the Camel）从“暴怒”号上起飞并轰炸了德军在通德恩（Tondern）的齐柏林飞艇基地。临近战争结束时，由一艘班轮改造而成的HMS“百眼巨人”号（Argus）开始服役，这是世界上第一艘安装全通式甲板的航空母舰，飞机可以在上面起飞和降落。这场战争是航空母舰出现的直接原因。它虽然没有参加战争，却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HMS“百眼巨人”号，第一艘安装全通式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舰身绘有阻止敌舰精确定位的迷彩。她有一艘战列巡洋舰随行。

比蒂希望海军部增强航空母舰的攻击性，使它只要安适地停在港口中就能攻击德军舰队。1917年，他提出的用鱼雷轰炸机袭击威廉港的计划被否决，这种作战方式在24年后的偷袭珍珠港事件中才会真正实现。

从天上袭击敌人只是办法之一，从水下袭击敌人才是打破僵局的不二之选。

回到1914年的11月，英军宣布北海为战区，任何携带“战时禁运品”前往德国的船舰都会受到攻击，即使是食物也一样。作为回击，德国宣布不列颠群岛周围海域为战区，该区域所有船舰，包括中立国航船，都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遇攻击。德国人凭借U型潜艇对协约国实施封锁，没有先行通过传统海战赢得海上控制权就直接迫使大不列颠帝国屈膝。这也开辟了一种崭新而又恐怖的劫掠商船的方式。当时世界上不论多么强大无敌的主力舰队都无法遏制其势头。那是海战史，同时也是皇家海军史上一个革命性时刻。

1915年，仅5月一个月，U型潜艇击沉的航船总吨位就达120058吨。同月，丘纳德公司（Cunard）的远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在金塞尔（Kinsale）附近被鱼雷击沉，1198名乘客和船员遇难，其中128人是美国公民。8月，总吨位达185866吨的航船被击沉，白星公司（White Star）客轮“阿拉伯”号（Arabic）亦在其中。这次虽只有3名美国人丧命，不过在德国击沉“卢西塔尼亚”号之后，美国政府再也无法忍受U型潜艇的肆意攻击。因为担心美国参战，9月18日以后，U型潜艇在大西洋的无差别攻击活动变得克制。11月，一艘U型潜艇击沉一艘意大利客轮，遇难的200人中有9人是美国公民。此类事件最终迫使德国人放弃无预警杀戮的政策。

到1916年，德军U型潜艇取得了赫赫战功，给航海商人、渔民和渡海乘客造成了恐慌，不过这项运动并没能影响协约国在军事上的努力，反而引发了中立国的敌对情绪。

皇家海军并没有办法应对肆虐的U型潜艇，它对这种战斗形式毫无准备。皇家海军正在失去不列颠群岛周围海域的控制权，德军U型潜艇可以畅通无阻地穿行多佛海峡。1916年11月，杰利科被任命为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比蒂升任大舰队司令。杰利科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动反潜艇战争，不过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多佛海峡布置栅栏网和水雷阵的尝试几乎毫无效用，英军潜艇的巡航也没有用。商船、拖网渔船和客轮都配备了舰炮，用来抵御攻击它们的U型潜艇。皇家海军往海上放出数百艘Q船（Q-ships）——伪装成货船或拖网渔船的重火力船舰——引诱U型潜艇升到海面然后把它们炸出海面。

Q船占用了大量技艺娴熟的海军人员，但收效甚微。它们反而引得U型潜艇指挥官更加频繁地发动无预警袭击。新研发的深水炸弹在1916年1月首次使用，却鲜有战绩。

U型潜艇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日德兰战役清楚地表明，德意志帝国海军永远无法击败大舰队，所以战役结束之后U型潜艇袭击变本加厉。德国经济因封锁行动而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取得海上突破的希望转到了U型潜艇身上。1916年6月，U型潜艇击沉总吨位118215吨的航船，之后这个数字每个月都在飞涨，12月时已经高达355139吨。

当月，德意志帝国海军做出重大决定，重新开始无限制潜艇战。这是德国人迫使不列颠屈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每月必须摧毁至少60万吨输入的补给。1917年3月，50万吨航船被击沉，几乎达到目标。形势因此逆转。英属船舰有四分之一葬身海底。4月，损毁航船总吨位达881027吨。

陷入绝境的德国人发动了这场冷酷无情的新式战争。比蒂评论道：“真正的关键在于是我们对敌人实施封锁并让他们投降，还是敌人对我们实施封锁逼我们投降。”德国人找到了一种给协约国切肤之痛的办法，U型潜艇有足以赢得战争的威力。比蒂敦促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针对U型潜艇问题采取更具攻击性的措施，以重新获得西海路的控制权，这一海域关乎不列颠及其帝国命运之生死存亡。

护航在皇家海军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过20世纪初它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生疏了。杰利科和海军部知道护航绝非易事，而且海军内部亦抵制这种想法。私有船舰混乱无序，要让大群这样的船舰按秩序排好队形并引导它们航行，军官们想到这些就绝望不已。绝大多数军官认为，商船舰长及其笨重的航船在远洋航行时无法保持蜿蜒曲折的护航队形，就犹如牧羊人放牧一大群惊慌失措的羊。

“皇家海军在干什么？”战争期间这个问题一直在纠缠着海军。U型潜艇在西海路上肆虐妄为，无人能挡，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杰利科正在有条不紊地建立一套能够痛击敌人的系统。1917年年初护航行动试用于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运煤航线，4月延伸至直布罗陀和不列颠。

这些相对温和的应对措施适逢U型潜艇在大西洋接连取得令人心寒的赫赫战绩。政客们又惊又怒。劳合·乔治怀疑海军部组织不善，同时皇家海军又变成墨守成规的老样子。现在是全面战争时期，国家职能部门的权限已经扩展至经济和工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劳合·乔治明白时下发生的是一场波及一切的战争，而且他已经任命商人担任公职，利用他们的力量把自由经济体转变成能打赢战争的集权式机器。其中最杰出的人物要数凭借自身力量获得成功的苏格兰商人——埃里克·格迪斯爵士（Sir Eric Geddes），他一下子就抓住军火工业的要害，并以近乎粗鲁的高效方式重组国家的运输网络，这种做法在奉行自由主义的不列颠前所未闻。军职人员和公职人员憎恶这个平民阶层的闯入者，憎恶他毫无人情味地驱使他们不断干活，以及他剑走偏锋的行事手段。

1917年5月，皇家海军开始体会到他的这些行事手段。埃里克爵士获授海军中将军衔，并被任命为海军审计官，主管采购和舰艇建造。不过劳合·乔治还是觉得海军对新任审计官的计划反应迟缓，并在阻挠其施行，于是7月，格迪斯就任第一海务大臣。他的职责是确保海军能够自行组织起一支高效的反潜艇部队，并把护航任务放在首位。

5月，第一支跨大西洋护航队从弗吉尼亚州汉普顿锚地（Hampton Roads）出发，商船在1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的护卫下穿行大洋。同年夏天，护航队又进行了一系列试航。每次有护航力量随行的航船都安全渡过了大西洋，而被击沉的都是掉队的船舰。商船良好地执行了海军的命令。1917年春爆发的大恐慌源自人们心中逐渐累积的恐惧，现在这些恐惧渐渐消融。

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加入协约国阵营，战争形势出现逆转。1917年1月，40室截获了德国外交部部长亚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一条电报。电报称，一旦无限制潜艇战导致美国参战，大使须提议墨西哥在德国的支援下入侵美国夺回得克萨斯州（Texas）、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和亚利桑那州（Arizona）。2月19日，这条电报被呈递给美国驻伦敦大使。4月2日，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阵营。

5月，第一批美国驱逐舰和短小精悍、速度迅猛的猎潜艇（sub-chaser）加入西海路的皇家海军。

护航行动成为常设的例行事宜。这是一个颇为骇人的行政任务，也是皇家海军执行过的最庞大的任务之一。蓦然间，不列颠所有的跨洋贸易都必须接受管制。海军部设立护航局（Convoy Section）和贸易调控处（Mercantile Movements Division），它们将协同海运部（Ministry of Shipping）和海军情报处（Naval Intelligence）安排集结地点和护航队伍，同时反潜处（Anti-Submarine Division）、电讯侦测局（Direction Finding Section）以及40室也将支援它们的工作。整项行动促成了大量技术革新。之前费舍尔设立的海军发明研究委员会（Board of Invention and Research）正在进行绝密实验，研发一种有效的水下声波测向系统——水听器（hydrophone），它可以侦测水下声波，是声呐的前身。及至战争结束的时候，海军正准备让R级潜艇出海作战，这是为侦测并攻击U型潜艇而专门设计的一种猎杀型舰艇。

在遭遇全面战争压力的海军部里，杰利科无法尽情施展才华，他希望处在中央位置，把所有事情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1917年的海军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部门，负责多个战区的事宜。在格迪斯的领导下，海军部的行政体系正在进行着令人震惊的革命。第一海务大臣的职责太多，已经超出了个人所能承受的范围，而杰利科并非执行任务的合适人选，他天生的谨慎态度意味着护航事务的推进将会异常缓慢。更糟糕的是，第一海务大臣还喜欢维护他的老朋友雷金纳德·培根爵士，培根此时负责指挥多佛巡逻队的海军将领。格迪斯打算在多佛海峡建立起火力网，切断U型潜艇从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Zeebrugge）的基地到西海路之间的快捷路线，但雷金纳德抵制这个计划。格迪斯下定决心让杰利科和培根双双走人。1917年平安夜的18点，格迪斯冒着彻底得罪皇家海军的风险撤了杰利科的职。

接任杰利科的是罗斯林·威姆斯爵士（Sir Rosslyn Wemyss），他所接手的海军在人力、硬件和行政职责等方面均远超以往。但同时，海军也因为杰利科被格迪斯强行撤职而步履蹒跚。北面，比蒂还在斯卡帕湾继续和舍尔对峙。不过他的部分战舰被抽调到护航队伍，还有部分被派驻国外，此刻舰队已残缺不全。南面，地中海的形势一团乱麻。皇家海军笃信北海将是决定性战役的发生地，所以它罔顾历史教训，在战争刚开始时就把地中海的控制权转给了法国海军。1917年，一如往常，地中海显然是攸关不列颠利益的战略要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的地面行动需要海军提供掩护，商运航船和补给船更是亟须海军救援，它们正遭受敌军U型潜艇的杀伤。时任地中海司令官的是上将萨默塞特·高夫·考尔索普爵士（Admiral Sir Somerset Gough Calthorpe），他必须在协约国海军中树立自己的权威。虽然各国极不情愿，但考尔索普还是要联合它们组织进行有效的反潜艇大行动。他还必须把美国和日本的驱逐舰拉到支援队伍中来。此时各处都在发出紧急呼救，船舰却十分短缺。

不过努力正在显现效果，局势正有所缓解。德国人要想赢得战争，就得每个月都击沉总吨位达60万吨的航船。他们在4月超额完成了目标；7月，U型潜艇击沉总吨位为557988吨的航船；1918年1月，数字下降，刚超过30万吨。这场战役中皇家海军最成功的就是护航行动。1917年5月至1918年11月11日，共有16539艘航船横渡大西洋，其中仅有138艘丧于敌手。1917年2月之前，被击沉的德军U型潜艇仅48艘；当年之后的11个月中，共有61艘被击沉；1918年1月至11月，有69艘被击沉。

反潜行动能够获胜，不是因为皇家海军学会了如何击毁潜艇，而是因为他们敢于让U型潜艇靠近自己然后抓住机会反击。当一艘U型潜艇攻击航船时，它必须靠近目标而且浮出水面。这招对付武器轻火力小的武装商船自然屡试不爽，不过遇上由专业人员操控的战舰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U型潜艇动作慢——它们的速度甩不掉驱逐舰——而且浮上水面之后就成了活靶子。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德军潜艇遍布北海，但它们连一艘大舰队的战列舰都没能伤到，因为战列舰由一众驱逐舰拱卫守护。这种保卫主力舰队安然无虞的技巧此刻被应用到了大西洋和地中海。突然之间，U型潜艇指挥官透过潜望镜观测时发现，一圈由驱逐舰和其他武装船舰——包括拖网渔船和小帆船——组成的警戒线把猎物和自己隔开了。遇到这种情况还行险一试显然是不明智的。

还有一个未曾预见的事实让U型潜艇面临的问题愈发棘手。一连串无组织的航船航行时队形非常松散，护航队则全然不同。潜艇很难在广袤无垠的海面上寻觅到它们的踪迹。曲折行进的护航队可以彻底避开逡巡狩猎的U型潜艇。散行航船成了德军能下手的唯一对象。虽然损失的总吨位数还是居高不下，不过这已不足以抵消协约国船坞中正在建造的船舰数量，而且明显达不到击垮协约国战事投入的程度。德国赢得战争的机会已经耗光了。

死板呆滞的雷金纳德·培根于1918年年初在多佛被撤职，当时他任海军中将。罗杰·凯斯接替了他的位子。上任后他立刻组织小艇在夜间巡逻多佛海峡，用照明弹和探照灯迫使U型潜艇潜入水中。U型潜艇逃窜之后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深水雷场的陷阱中。多佛巡逻队正在执行的任务颇为凶险，在黑暗中放出亮光等于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报复式袭击之下。不过这个计划还是奏效了，英吉利海峡中战损的U型潜艇数量不断上升，它们的快捷路线也严重受限。4月，凯斯发起Z-O行动，在夜间大胆劫掠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阻断通向布鲁日U型潜艇潜艇坞的运河。比利时港口修建了坚实的防御工事，英军的进攻行动已是英勇可嘉——共有11人获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虽然行动算不上圆满成功，但大大提升了士气，这正是国内和四面受困的海军所急需的。皇家海军的火力分布也重新进行了部署。身形笨重短小、配备巨型舰炮的底舷装甲舰对比利时的德军阵地的轰炸贯穿了整场战争，同时它们还在索姆河和伊普尔援助协约国进攻作战，把敌军舰艇压制在基地中。1918年9月，HMS“乌尔夫将军”号（General Wolfe）以18英寸舰炮轰炸20英里外的目标，这种根源于17世纪90年代本博的近岸轰炸行动的炮艇猛攻战术在这次战斗中达到巅峰。“乌尔夫将军”号的舰炮是海军史上最大的火炮。

护航队、多佛巡逻队和劫掠行动让皇家海军在多年受挫之后重新转守为攻。皇家海军已经取得了胜利，只是这种胜利与它所期待的那种大相径庭。没有壮观的舰队战役，没有一决胜负的决战，只有一段与他国海军共同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漫长征途。美国是这些海军盟友中最重要的国家。

和以前很多次战争一样，皇家海军在开战伊始充满了希望和自信。也和其经历过的很多战争一样，皇家海军没能实现人们的期待。其力量是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和主动施为才在出人意料的境况下迸发的。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尚存61艘战列舰、129艘巡洋舰、443艘驱逐舰和147艘潜艇，军官37000人，士兵40万人，他们都经受了重重压力。1917年年末，约有7000名女兵加入皇家海军女子服役队（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WRNS），海军的力量得到扩充。皇家海军是不列颠军队中首先接受女兵的部队，招募来的女兵担任的职务有文员、电报员、通信员、情报专家、电工和厨师。她们不在海上服役。这就是为什么WRNS在一战期间的口号是“汪洋之外”（Never at Sea）。整个皇家海军在现代战争的要求下得到锤炼。

在罗塞斯，大卫·比蒂经年累月地激扬大舰队士气，其努力意义非凡。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比蒂仍旧是一个有统兵才能的人，是其舰队的灵魂人物。

而其老对手的光景就没有这么好了。希佩尔接任舍尔成为公海舰队总司令。1918年4月，他率领舰队进入北海追击一支前往斯堪的纳维亚的协约国护航队。捕捉公海舰队是比蒂长久以来一直渴望赢得的光荣战勋，而希佩尔在比蒂得手之前就返回本国了。和比蒂的精锐舰队相比，德军舰队状况惨淡，士气已经跌落谷底，船舰也因为长期执行封锁任务而饱受折磨。

10月，希佩尔准备发动最后突围，吸引比蒂出击。这位伟大的德军海将希望为德国舰队的荣耀而战，在最后的绝望时刻铸就光荣。不过他自始至终都没能离开港口，他的水手们在威廉港附近哗变。11月初，哗变激化为全面起义。德国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人们饥肠辘辘、经济破产。经历了4年的漫长时间，对德封锁终于见效。

公海舰队再次进入北海是11月21日，那时战争已经结束了。比蒂坚持认为这支敌国舰队应当无条件投降。这支曾经无比强大的舰队在一艘不列颠轻型巡洋舰的监护下舰行到了苏格兰，看起来就像一条小米诺鱼领着一大群海中怪兽。希佩尔见此景象心碎不已。自此公海舰队到了不列颠手中。此外德军U型潜艇也在哈里奇向雷金纳德·蒂里特投降。对比蒂和大舰队而言，这是一个快乐而又悲伤的时刻，一场足以定鼎战局的决战在多年期待之后终告无缘。

比蒂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处理德国降军事宜。德军战列舰抵达福斯湾后抛锚停驻，两边是大舰队战舰排成的列队。随后比蒂发出信号：“德国海军军旗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四，日落时分降下，以后非批准不得升旗。”
[62] 两天后这些战舰被带到了斯卡帕湾。

大卫·比蒂是海军中最后一位保皇党人，或者说是最后一位居此高位的保皇党人。在后世历史中，人们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伟大的海上武士。杰利科晋升后，大舰队由他接手指挥，其间他严守老上司的路线，努力保持耐心与自我克制。比蒂所塑造的“男儿当自强”的年轻司令官形象稳定了舰队的人心，为他的祖国增添了底气。在当年的媒体报道中，他就是英国人抵御外侮以及英勇海军的化身，他从来都保持着昂扬的姿态。不过比蒂还将遇到巨大挑战。1919年4月，48岁的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舰队司令官。他被授予伯爵爵位，跻身贵族行列。9月，他成为第一海务大臣，任期长达8年。他要打一场全新的战斗，这一次他是代表自己深爱的海军，战场是白厅。

比蒂认为，在民主时代不列颠将会失去自身长达数百年的制海权。但他已做好奋力捍卫霸主地位的准备，并且为达此目的不惜采用一切诡计和谋略。

比蒂年岁虽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名行政官员，海军运转的具体事务都交给了他尽心尽力的下属们打理。比蒂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政界人物，利用他的敏锐才智、战略头脑和人格魅力与财政部争锋。他在暗中操纵政界事务方面展现出非凡天分。那是一个经济凋敝、预算大幅削减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反对战争的时代——人们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自1919年起，政府坚决主张实行“10年政策”：未来10年不会发生战争，这是制定所有军事计划的前提。比蒂明言反对，他警示保守党和工党联合政府的众多内阁大臣，制海权乃本国生死攸关之所在。

比蒂首先希望德军性能优越的战列舰能作为胜利果实被编入皇家海军的队伍，不过这个打算落空了。1919年6月21日，德军水手凿沉了他们被拘禁在斯卡帕湾的战舰。对皇家海军而言，以这种方式作为战争的尾声令人遗憾，它的无上荣耀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复存在。

比蒂强烈反对大幅削减预算，为此他保证海军将尽一切可能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运行。他赢得的支持者遍布主要政党和新闻界。他奔走于政治活动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列颠只有不断建造船舰才能继续保持世界最大海上强国的地位。这个国家不仅要领先于对手国家，还必须让造船工业保持良好状态。一旦长时间停止建造船舰，那么当危机到来时，造船业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了。比蒂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4艘45000吨的新战列巡洋舰获准订购。

然而，造船业方面面临着最严重的现实阻力——它超出了财政在紧缩开支下的承受能力，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1922年，不列颠、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签订《华盛顿条约》（Washington Treaty）。当时的世界海军强国同意限制战舰的建造。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排水量限制在35000吨，航空母舰限制在27000吨，其他舰艇均限制在10000吨。更重要的一点是，协议中规定的各国海军的舰艇排水量上限同样适用于新建舰艇。法国和意大利在主力战舰方面的限额均为175000吨，日本为315000吨，不列颠和美国均不得超过525000吨。比蒂的战列巡洋舰建造计划取消。皇家海军依靠协约国战舰的支援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华盛顿条约》之后这种依赖性再也无法逆转。

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在1922年走向终结，这是不列颠以及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第49章 艰难时日（1922～1939年）

……什么时候我国的防御力量才能强大到保护贸易、疆土和根本利益不受德、意、日同时来犯？遥遥无期……
[63]

——参谋总长，1937年

按照比蒂的计划，会有一支121架飞机组成的空中力量从8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向威廉港的德军舰队发射数轮鱼雷。这一1917年形成的构思凶狠大胆。如果真能实施，那将是海战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皇家海军勇于探索新战斗形式的典型特征于此显现，这一次是海军航空作战。1914年至1918年，皇家海军在航空母舰和部署飞机参战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共有4艘航母、3000架飞机和一支55000人的空军队伍。雷金纳德·霍尔上将（Admiral Reginald Hall）曾说战列舰已经属于过去：“未来，发动进攻靠的是大批大批的战机，黄昏、清晨或者深夜时分它们停落在舰上，等候出海。”
[64]

1924年，皇家海军的HMS“赫尔墨斯”号（Hermes）开始服役。她铺设龙骨时战争还在进行，这是第一艘专门建造的全通式甲板航空母舰，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控制塔出现在右舷的现代航母。可见皇家海军在保持海军空中力量方面的热忱丝毫未减。

HMS“赫尔墨斯”号

1933年，一度强盛的皇家海军空军力量只剩下160艘战机和寥寥几艘年深日久的航母。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海军接过被不列颠丢弃的接力棒。两国海军都对这种新型海战模式进行了实验，并发展出专门在海上工作的飞机、舰艇、飞行员和船员。其中最让人难堪的是，日本海军飞行员的教练是英国王牌飞行员，使用的战机是英国工程师在英国工厂制造的，通过这个方法，日本海军的航空力量攀至顶点。比蒂在战时非常支持海军航空作战，可惜任职第一海务大臣期间他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海军空中力量衰退。他以及之后的继任者们曾要求新建4艘航母，以确保本国在这种新型战斗模式中的先驱地位，但政府让他们寸步难行。

问题要追溯到1918年4月1日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RAF）刚创立的时候。皇家海军把自己在空战方面的控制权分给了这个新成立的军种。于是开创性的皇家海军航空队（Royal Naval Air Service），连同其飞机和经验极其丰富的飞行员，都一同离开海军、加入了皇家空军。

对皇家海军而言，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正如比蒂所见，皇家海军需要这些由海军训练出来的飞行员和工程师，以及海军专门设计的战机，使它们在海上行动中发挥作用。新成立的皇家空军独立行事，根本无意做海军的跟班。1923年，比蒂向政府提出要求，从事海上任务的飞机和飞行员都由海军部全权掌管，这个要求遭到拒绝。舰载空战队（Fleet Air Arm）将由海军部和皇家空军联合指挥。

家长之间吵嚷不休，舰载空战队成了不受重视的孩子，其资金匮乏、发育不全而且没有发展目标。

此时的海军航空母舰还停留在上个时代，飞机数量不足，飞行员寥寥无几。尤为致命的是，海军没有任何关于攻击型航母作战力量的战略部署，只把海上空中力量当作无关紧要的辅助。如果海军能获准打造专属的空军队伍，或者皇家海军航空队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来抗衡思维守旧的诸海军将领，形势将大为不同。不过事实是空军部日益重视防空作战和战略轰炸，而海军部只把眼光放在巨型舰炮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是海上航空作战的开路人，并塑造了日后主宰20世纪海上战争的新型武器。它的倾颓带来了何等惨淡的光景，随之而来的将是灾难性后果。

20世纪20年代，关于海上空战的革新减少，几乎到了销声匿迹的程度，这在海军各个环节均有体现。1918年至1919年的海军经费高达3.56亿英镑，1923年时仅有5200万英镑，到1933年也只有5300万英镑。1913年至1936年间新建的战列舰仅有HMS“罗德尼”号和HMS“纳尔逊”号。因为它们是依照《华盛顿条约》的限制条款建造的，所以又称“华盛顿条约战舰”。不列颠造船业和海军军工业遭受无可挽回的伤害，建造巡洋舰、潜艇和驱逐舰的新订单仅够勉强缓和局势，而这只是杯水车薪，无益于大局。依照条约的限制条件，其他国家的海军尚有余裕，都在建造更新式、更精良的战舰，而皇家海军却基本上只能用1909年至1913年间建造的舰艇组建舰队。

衰朽生锈的不只是硬件，人员方面亦承受着重压。1919年，海军有男女士兵共计40万人，军职人员37000名。海军女兵存续时间不到两年，战事结束后皇家海军女子服役队被解散。及至1932年，海军服役人员仅9万人，而且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他们的待遇也并不好。1925年后入伍的人薪水减少。海军的凝聚力因此动摇，6年之后又有新的一波动荡到来，联合政府将所有公职人员的薪水削减10%，并且1925年以前入伍水手的工资也被调整为1925年以后的水平，这意味着他们将有约25%的薪资被削减。

普通海员们受不了了。1931年9月11日，大西洋舰队返回位于克罗默蒂湾（Cromarty Firth）的基地，海员们回来后从报纸上得知自己的薪水遭到严重削减，不满情绪在酝酿发酵。抗议活动升级为波及整支舰队的哗变，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一场罢工。船员们拒绝重回海上工作，但他们仍然以友好尊敬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长官。最终内阁同意重新斟酌对1925年以前入伍水手工资的大幅削减，因弗戈登兵变（Inver gordon Mutiny）才得以平息。发动兵变的领头者们被捕入狱，200名大西洋舰队海员被遣散。

所有海军服役人员都感受到了财政压力。皇家海军规模缩水之后，为继续保持其世界级海师的地位，使其能够完成繁多的任务，比蒂努力争取，一分一毫都不放过。但是曾经把皇家海军推向世界霸主的那股政治力量已经耗尽：公众接受削减皇家海军预算，甚至主动要求这样做。不论比蒂多么费尽心思地威逼利诱、讨价还价，海军的颓势都已经在所难免，政府还要满足其他方面的需求，海军只是众多呼吁者中的一个。比蒂的继任者们十分忧惧，一旦海军参战，场面恐怕不堪设想。把新加坡改造成完善防御基地的计划被一再推迟。事实上，所有的英国海军基地，包括斯卡帕湾在内，状况都降到了标准水平之下。1931年，海军部提供的报告称，“一旦我国卷入战争，我们的海上力量将不足以维持畅通的航海路线”。
[65] 现有的战舰数量根本不够。

不过，当时是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人都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了一切战争，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将守卫和平。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London Naval Treaty）对潜艇作战制定规则，并再度对战舰建造提出限制。条约由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共同签署，但这一试图遏制对手国家海军发展的做法没过多久就触礁搁浅。1935年，意大利和日本宣布中止在华盛顿和伦敦签订的海军协议。整个协议期间，日本帝国海军（Imperial Japanese Navy）一直在建造新的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1937年，他们建成了3艘极为可怕的同系列战列舰——大和级（Yamato class）战列舰。“大和”号（Yamato）排水量超过7万吨，配备9门口径18.1英寸巨炮。

英国对世界各地的侵略行动已是有心无力。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Manchuria）。皇家海军在亚洲海域保持中立，海军部无法介入此事。如调遣战舰，本土舰队就会空虚，这个代价不列颠无法承受。1935年，墨索里尼（Mussolini）入侵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部队渡过了苏伊士运河，英国没有阻拦。同年，态度怯弱的英国政府同希特勒签署了一项条约，允许德国海军重整军备，虽然尚有限制条件，但其意义已非同一般。

绥靖政策终非解决之道。阿尔弗雷德·查特菲尔德爵士（Sir Alfred Chatfield）曾是比蒂旗舰舰长和海军部参谋长助理。他在1933年幸运地坐上了第一海务大臣的位子。那一年“10年政策”废止，海军开始重整军备。1933年海军经费为5300万英镑，1936年升至8100万英镑，1938年高达1.272亿英镑。

摆在查特菲尔德面前的是塑造新式皇家海军的机会，不过该建设什么样的新式海军呢？20世纪30年代，海事政策要达成繁多的目标。海军在全球各地都有任务在身，肩负争夺战略要地的重任。英国之所以能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大帝国，就是因为有一支主宰着北海、英吉利海峡、西海路和地中海的主力舰队。英国的战列舰让殖民地对手——均为欧洲国家——深困于各自国内海域而不得出，巡洋舰和炮艇负责看护帝国的广袤疆域以及把这些疆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贸易航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和平时期里，不列颠帝国虽然在领土上达至巅峰，但皇家海军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世界格局。

日本正在威胁着不列颠帝国及其在亚洲和澳大利亚的贸易。墨索里尼的强大战列舰、潜艇和空军基地让不列颠在地中海的主宰地位变得飘摇。希特勒的新海军——纳粹德国海军（Kriegsmarine）迫使皇家海军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本土海域。尽管资金重新回升，但海军还是面临着严苛的预算上限，查特菲尔德和幕僚们只能做出艰难抉择。潜艇已经威胁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皇家海军的精力是否应该集中在消除这一威胁上？航母是否才是取得20世纪海上霸权的关键？不列颠世界强国的地位是否依赖于她的主力舰队？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一旦英国在欧洲受到威胁，那么皇家海军就无法在亚洲海域介入日本事务。

查特菲尔德清楚，一支顶尖的现代海军应当把空中作战放在首位。航母在各类第一线行动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侦察、大型舰队作战、猎杀巡逻、护航、两栖登陆以及劫掠外国港口中，航母均扮演关键角色。1934年，海军被屡屡拖延的现代航母“皇家方舟”号终于开始建造。1937年，4艘新航母——“辉煌”号（Illustrious）、“胜利”号（Victorious）、“敬畏”号和“不懈”号——开始铺设龙骨。此外还有一件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比蒂对舰载空战队控制权的争夺由查特菲尔德继续推进。1937年他赢得了这场论争，虽然海军部直到1939年才获得海战飞机和飞行员的绝对控制权。尽管有所挽回，但废止皇家海军航空队已经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破坏性。海军中很多人认为，舰载飞机的功能只是侦察以及帮助战列舰炮手调整发射角度。或许皇家海军比其他对手有更多的航母，但它的飞机和飞行员落于人后。皇家海军对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进攻能力缺乏深刻认识，所以只是空有其形而已。

海军部的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战列舰上。20世纪30年代人们依旧认为，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是由主力舰队维系的，这些钢铁巨兽赋予了英国封锁欧洲经济的能力。它们依然是威慑全球范围内潜在敌人的有力武器。

战列线可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战列舰明显没有。1936年至1937年间查特菲尔德获准新建5艘战列舰——乔治五世级（George Ⅴ class）战列舰。凋敝许久的造船厂难以在一时间内完成这些订单。直到1940年12月，“乔治五世”号（George Ⅴ）才开始服役，HMS“豪”号（Howe）——该系列最后一艘——到1942年8月方告完工。“辉煌”号航母于1937年下单，1940年5月建成。这远远比不上皇家海军曾经震惊世界的建造速度，建成“无畏”号当年只用了一年零一天。

要想建造出足够数量的战舰保卫英国所有的全球事务是不可能的，这个教训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领教过了。有无数问题正困扰着皇家海军，查特菲尔德的当务之急是抓住其中的关键并组建一支搭配平衡的舰队。早在时日艰难的20世纪20年代，海军就开始持续订购巡洋舰，1933年这一步伐开始加快。
[66] 驱逐舰的订购也是如此——20年代时还是涓涓细流，30年代则已成川流不息之势。及至1939年年初，皇家海军共有62艘巡洋舰和159艘驱逐舰。至于潜艇则全然不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年，英国对潜艇建造并不热衷，她更热衷于利用条约禁绝潜艇，研制声呐以及深水炸弹迫使它们不堪为用。尽管如此，为了抵御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潜艇威胁，皇家海军也开始订购更多的潜艇。

20世纪30年代后期，皇家海军的舰艇搭配还是稳固平衡的，如下表所示：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尽管皇家海军仍旧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但不论在哪个大洋，它在数量上均处于劣势，参与任何一场战事都需要地区盟国的帮助。同时这些数字也表明，皇家海军的核心力量还是主力舰队。重整军备的进程中，有海军人士强烈呼吁给予护航舰艇更多重视。1917年英国差一点就败在了U型潜艇战上，这个教训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英国非常依赖进口，敌国一旦限制其海上航线就能扼死这个国家。1917年至1918年的反潜行动中，皇家海军凭借443艘本国驱逐舰和大量美国船舰，将海上损毁航船的吨位控制在每月30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以及英联邦附属国从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
[67] 和亚洲出发的运兵船都是在日本护航舰艇的保护下航行的，能在地中海维持局势亦是依靠日军。即便在巅峰时期，皇家海军也不足以亲自保障食物进口以及捍卫整个帝国疆土。

然而，新造的航母、巡洋舰和驱逐舰最初并非用来在战时执行护航任务的，其中大部分是为主力舰队设计的。那些明确标识为进行贸易保护的巡洋舰是用来阻挡水上劫掠者而非U型潜艇的。

这是否表示，鼓吹战列舰威能的保守派压过了预见到大西洋疯狂屠戮的海战思想家呢？并非这么简单。1917年至1918年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战胜德军U型潜艇后，人们据此认为用潜艇对付商业船舰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海军研制了深水炸弹和Asdic
[68] ——反潜声测系统，即现在的声呐——许多人自以为这些设备的应用足以淘汰潜艇作战。更重要的是，当时来自潜艇的威胁并不明显，超出了人们目力所及的范围。1935年以前，德国人一艘潜艇都没有，在此之后虽然有了一些，但数量也非常少，德军的袖珍战列舰（pocket battle ship）才被认为是商业海运的真正威胁，这种战舰是专门用来打劫远洋航船的。一旦有需要，贴身护航任务势必要落到小型的武装舰艇上。为此皇家海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订购了大量小型战舰。

但查特菲尔德和海军部预想的并非这种战争。皇家海军相对来说不再那么强大。虽然它面临资金拮据、力量分散的困境，但它终究还是一支庞大威猛的武装力量。

弗雷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深信它是战无不胜的国之利器。
[69] 利思-罗斯是一名政府公职人员，在财政部和军界均曾任职，同时他还是一个经历颇为丰富的旅行家：他在国际组织待过很长时间，那里正忙于应付国际金融、赔款和战争债务等问题。1932年，利思-罗斯成为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他笃信，如果再次与德国开战，英国可以通过严厉的封锁行动加强对德国的控制。

而实现这一威权的关键就是皇家海军。一旦再有战事，海军应当彻底切断德国与世界的联系，并巡逻欧洲周围海域以阻止禁运品流入敌国。德国将陷入原材料和食物的极度短缺。不过，在短时间内对德国港口实施严厉封锁还不是主力舰队的全部任务，整个欧洲的漫长海岸线也都需要巡逻监督。

问题是，中立国航船只需将战争物资运到另一处中立国——比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或者瑞典——然后物资就能从陆地上运到德国。韦茅斯、唐斯锚地、奥克尼群岛、直布罗陀、海法（Haifa）和亚丁，这6个区域扼守着前往欧洲西部的海上航线，它们全都在英国的掌控之下。在这6处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任何一艘未经英国官员搜查且没有获发“航运执照”（Navigational Certificate，简称Navicert）的中立国船舰都会被英国海上禁运品管理处（Contraband Control）的船叫停。

皇家海军这些散布世界的铁箍成了英国手中又一王牌。世界上所有贸易国家都要仰赖于皇家海军斡旋调停。像苏伊士运河这类连接航运路线和咽喉要道的燃料补给站，被视为不友好国家或者公司的船舰就无法通过。英国的银行、制造商和运货商还能利用金钱向中立国施压，逼其服从。不肯合作的航运公司或者出口商将面临失去大单生意的风险。

利思-罗斯手中还有一件更厉害的武器。英国的制海权和金融势力让他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建起一张巨大的情报网。他把向德国输送供给的公司及其贸易路线都摸清楚了，英国凭此可以向相关国家施加压力或直接在海上拦截其航船。这张情报网的情报源——从国际银行家（international banker）到纽约、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东京各处港口的装卸工——会将可疑行动上报。比如，如果有形迹可疑的化学品从里约热内卢运来，其实际目的地为德国，他们就会把此事汇报给皇家海军。于是海上禁运巡逻队就可以提前获知哪艘航船上走私了什么货物。

所谓制海权，其内涵远不只是皇家海军的规模和战力。只用战舰和潜艇数量来衡量制海权是不完善的。英国贸易和航运的整个结构体系——它的燃料补给站、银行、商业关系、国际条约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是与航母和巡洋舰并驾齐驱的另一重器。主力舰队是整套系统得以运转的保证。皇家海军不能指望打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联合海军，不过它足以保卫英国不受侵犯，并能在盟国支持下获得区域优势。比如在有法国帮助的地中海、有美国帮助的太平洋，英国能派遣庞大的战斗群吞噬任何与之遭遇的敌军队伍。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把重点放在小型护卫舰艇上是没有意义的，这太被动保守了。只要有一支强有力的主力舰队就足以震慑对手，压倒世界上任何一支敌国海军。

所以查特菲尔德等海军将领寄希望于这种战略思路并不稀奇。战列舰、巡洋舰、航母和驱逐舰的核心功用就是推行封锁行动，以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前沿港口以及直布罗陀等战略要冲建立帝国防御线，然后将其一直延伸到德国海域。

他们深信英国的海上战力——以驻扎在斯卡帕湾、直布罗陀和马耳他的主力舰队为代表——足以主宰海域，让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陷入饥荒和工业瘫痪。这也是皇家海军在战时的首要任务。至于这个艰巨的任务能够完成得多好，就全看它的将士、战舰和装备准备得如何了。

即使过去无人可撼的霸权地位早已消散无形，领导皇家海军的军官们依然沉浸在英国巅峰时期的回忆中。20世纪30年代，革新后的皇家海军中已经找不到那些经历过全盛时期的领导人了。1920年7月，伟大的约翰·费舍尔死于癌症。他见证了英国全球霸权的顶峰，也捕捉到了其薄暮黄昏中的第一丝寒意。

他的继任者中声名最盛的两个人，在还是小孩子时就参加了皇家海军，那时大不列颠是当之无愧的汪洋之主。他们在有生之年经历了20世纪的严峻阶段。1935年一战停战纪念日那天，参加纪念活动的约翰·杰利科着了凉，两周后谢世，享年76岁。那时大卫·比蒂也已身衰力竭，他不要命的生活方式终于在他身上显现出了后果。1922年他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胸骨断裂。因迷恋赛车，他多次骨折，还有一次把下巴摔碎了。到65岁时，他遭受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的和心脏衰竭的折磨。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在杰利科的葬礼上为其抬柩。不久之后，1936年1月，他又一次拖着屡次骨折的身子给另一位前海军军官——国王乔治五世——抬柩。比蒂的身体不堪重负，得了肺炎。没过多久他也去世了。

他们的离世也标志着曾经的辉煌的结束。不过有一点值得强调，20世纪30年代皇家海军在纪律、领导以及人员方面，并不逊色于纳尔逊时代或费舍尔时代的海军。

19世纪80年代，阿尔弗雷德·马汉曾对皇家海军有过一番称颂与赞美。他关于海上实力和国家成功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对全世界的统治者、战略家和民众都有过深刻影响。但即便是马汉在写《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时，经济强国也正从横跨大洋的“深蓝帝国”（empires of the deep）转向粮、铁充裕的大陆帝国，比如苏联、德国和美国。

马汉曾发表论点说拥有制海权是国家繁盛的前提条件，不过这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怎么行得通了。像英国这样拥有一支令人畏服、所向披靡的皇家海军的国家，经济正相对衰退。与此同时，那些没有海上主宰能力的国家却崛起为工业强国，拥有雄厚的战争资本。美国和德国属于后一行列，苏联10年后也将跻身其中。相比之下，英国明显一下子变得虚弱了。和主要对手国家不同，海上航线是她生死存亡之所在。不论敌人是否拥有庞大的舰队，只要能扼住英国的海上航线，后者就会陷入被动。海洋的危险性远超其机遇性，这种情况还是在17世纪初出现的。

皇家海军正面临新的竞争对手，它不是因为疏忽怠慢和停滞不前而丢了领先位置，而是历史大势使然。皇家海军之所以能站在巅峰地位乃是历史的轨迹发生了偏移，而非马汉所说的历史进程的必然阶段。俄国陷于国内危机，法国因为败给了普鲁士正在恢复，美国经历内战之后正在合并巩固，日本结束闭关锁国之后正在崛起。是其他国家无暇旁顾才让英国有了那么一段悠然闲适的日子。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面临的海上格局和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前的情况十分类似，人们在谋划海事战略时必须和先辈们一样迎难而上。纵观历史，正常情况下制海权总是由数个国家共享或由它们彼此争夺，由一个国家垄断反而很不正常。此时，在20世纪过了30个年头之后，英国再次成为众多海上强国中的普通一员。

历史还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皇家海军的历史充满沉浮兴衰，其获得世界主宰地位的进程远非打几场胜仗那么简单平顺。在每一次重大战争之初，皇家海军都面临着军中军官衰老腐朽、行政系统懒散懈怠、战舰不堪为用且数量严重短缺的问题，可谓处境艰难。制海权完全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只有在遭遇战争的危急关头才会真切显露。经常是经历了重大灾难之后，皇家海军才在激励之下于战斗中重振声威。但问题是，历史往往会过分放大胜利的光芒，以致发生过的灾祸和失败——它们承载着更多重要的教训——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到底什么样的皇家海军才是国家需要的，只有经历战事才会清楚。而在和平时期，海军高级官员们只会为了经费不厌其烦地讨价还价。1803年，纳尔逊出发前往地中海时说：“我就只能用这些装备，因为上级长官们只给了我这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海军将领和军官在战略和武器装备上所做的决策可能不尽如人意，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国际形势暗流涌动，英国国内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下滑，他们是被迫艰难做决定的。海上霸权时代建立起来的海军，面临着在新时代灭亡的危险。高层军官清楚，一旦英国被迫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同时开战，帝国疆土和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贸易纽带都将灰飞烟灭，因为届时主力舰队根本不能离开本土海域。那将是皇家海军史上最萧瑟凄凉的一幕。

皇家海军散布世界各地的分支队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组织紧密、演练充分、士气高昂的状态。政客们在缓和与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关系的同时也在制定御敌方案，并依照方案进行训练。1939年，地中海舰队来了一位杰出的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上将（Admiral Andrew Cunningham）。坎宁安是从小型战舰中走出来的，一战期间他是表现卓越的驱逐舰舰长。舰队副司令是约翰·托维中将（Vice Admiral John Tovey），他也是一位足智多谋的驱逐舰舰长。他们对属下要求严格，训练出的队伍非常优秀。英国部署在地中海的司令官无出其右。

尽管如此，皇家海军还是要面对一个严酷而无法转变的全新事实。长久以来，它将第一次无法彻底保护本土疆域。这是海军史上的重要时刻，而且这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30年代对一个岛国的民众来说显得更与自身密切相关。对此斯坦利·鲍德温概括得最好：“轰炸机总能达成目标。”（The bomber will always get through）

第14部分 背水一战

第50章 “皇家方舟”号（1939～1940年）

1939年9月，HMS“皇家方舟”号开始部署在英国最具战略意义的海域——西海路。该月的第三天，战争正式开始。宣战后没几个小时，U型潜艇就开始猎捕英国航船。英方为此组织了由“皇家方舟”号担纲、众多驱逐舰组成的“猎杀”舰群搜捕U型潜艇。

“皇家方舟”号舰载飞机扩大了对U型潜艇的搜索范围。9月14日，舰群接到SS“法纳德角”号（Fanad Head）的求救信号，后者在距舰群230英里处遭遇U型潜艇追杀。舰载飞机飞往这艘商船所在地提供救援。与此同时，另一艘没有被驱逐舰声呐侦测到的德国潜艇U-39号正在暗中徘徊，它向自己前方这艘巨大显眼的船舰发射了两枚鱼雷。

幸运的是，那天“皇家方舟”号警惕性很高，舰上人员及时发现了鱼雷的轨迹。这艘英国航母调转为进攻方向，两枚鱼雷分别从两边穿过去了。U-39号被“皇家方舟”号及其随行驱逐舰投掷的深水炸弹逼出水面，艇上部分人员在U型潜艇沉没前获救。

U-39号是这场战争中被击沉的第一艘U型潜艇，不过如果海事战略人员据此以为他们找到了对付U型潜艇的办法，那么大西洋的战况很快就会让他们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了。“皇家方舟”号没有受伤实属幸运。就在她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三天后，另一艘航母HMS“勇敢”号（Courageous）在爱尔兰海岸被一艘U型潜艇击沉。一个多星期以后，庆祝“皇家方舟”号被击沉的新闻就出现在德国报纸上。当时她和“纳尔逊”号、“罗德尼”号被一同调往霍恩斯礁（Horns Reef），前去营救持续遭受深水炸弹攻击的“旗鱼”号（Spearfish）潜艇。回国途中，有三艘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的多尼尔海上飞机（Dornier seaplanes）向英军舰艇靠近。“皇家方舟”号的一架布莱克本贼鸥式战斗轰炸机（Blackburn Skua）击落了其中一艘多尼尔海上飞机，这是开战以来第一艘被击落的德军战机。

不过战机随即被召回舰上并存入飞机库中。此事暴露出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一战结束海军失去自身空军队伍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对海上空战并不了解的军官认为航空母舰应当像战列舰一样可以自我防御。因此英国航母在建造时装备了大面积防护装甲，以致压缩了舰载机的空间，减慢了航行速度。战斗时，舰载机要被放入装甲机库，然后靠航母上的防空炮（AA guns）击退敌军战机。与之不同的是，美国海军和日本海军更依赖舰载战机而非装甲保护自己，所以他们的航母速度更快、空间更宽裕。两次大战之间皇家海军对海上空战的态度在此得到了最好的阐释。

此刻，在霍恩斯礁附近，“皇家方舟”号正遭受5架亨克尔轰炸机（Heinkel bomber）的攻击。可能对方飞行员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遇到了这么一艘毫无防御的航母。他们根本没把防空炮放在眼里。第五艘战机投放的一枚1000公斤的炸弹直接命中英舰。德国飞行员最后看到“皇家方舟”号时它正向右侧倾斜，之后就在一片水汽和硝烟之中消失了。稍后一架侦察机汇报称，只看到了两艘英军战列舰，没有航母的影子。

这是德军的一次重大胜利。开战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击毁了英军两艘最重要的战舰。纳粹宣传部门四处散布“皇家方舟”号爆炸的图片并不断质问：“‘皇家方舟’号在哪儿？”美国驻大不列颠大使知道答案，他在新任第一海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陪同下看到了“皇家方舟”号。当时航母舰长紧急侧转船身，炸弹没有击中面积宽广的飞行甲板。最终，这艘战舰自行恢复平稳并返回国内。

“这是关于一艘船的故事。”由诺埃尔·科沃德担任编剧及主演、以皇家海军为题材的战时电影《与祖国同在》以这句话开头。本章及下一章讲述的也是关于一艘船的故事，这艘船就是“皇家方舟”号。或者也可以说，是经由这艘英国航母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年的故事。

“皇家方舟”号是当时海上最令人畏惧的战舰之一。她那条平坦的飞行甲板长达800英尺，这让航母的船首、船尾以及两侧都形成独具一格的造型。宽阔平面上是高耸的飞行甲板上层建筑，防空炮从甲板下微微伸出。3架起降器可以将72架舰载机从下面的机库升到上面的大甲板。机库被装甲防护起来是这艘海上猛兽的“存在之本”，它可以保护舰载机不受攻击，也是维护修缮飞机的理想场所。飞机在两次起飞出击的间隙还可以在此加油。机库周围是工作间、仓库和办公室，它们可确保舰载机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

“皇家方舟”号舰载人员共1500人，其中包括军官、水手、飞行员、机修工、工程师、海军陆战队员、电工、厨师和医护人员。整艘战舰如同一座巨大的海上空军基地。在传统人士眼中，“皇家方舟”号外观丑陋，只是为了追赶当时的时髦，不过更多人认为它雄伟而优美。甲板之下，这头巨兽的钢铁肚腹是舰员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其内部用的是人工光源。“在这里面很容易迷路，”在“皇家方舟”号上服役的威廉·詹姆森（William Jameson）写道，“普通海员住在一层层的住舱甲板上，样子都差不多，擦洗干净的木质地板、锃亮的锁柜、成群的舰员——他们在这里吃饭、睡觉、聊天、读书——数百码长的过道，过道中每隔固定距离就会有一扇防水门。晚上的时候最糟糕，到处都悬挂着吊床，相互间只隔着18英寸的距离，它们就像卡其色的香肠一样随着航母的航行轻轻摇晃，人从其中穿过时必须弯腰才能通过。”
[70]

“皇家方舟”号刚刚躲过的两次灾祸对正缺少战舰的海军而言实在太惊险了。纳粹德国海军的主动出击令海军部措手不及，为此“勇敢”号、“赫尔墨斯”号和“皇家方舟”号三艘航母被调往西海路巡逻。皇家海军根本没有余裕为驶入的航船提供护航。国家紧急订购了轻型护卫舰（corvette）——一种以捕鲸船为原型、能够执行护航任务的低速小型战舰。商船配备了武器和声呐系统。与此同时，航母在执行任务时险些遭遇灭顶之灾。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战斗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海上进行的。英德两国宣战前夕，德国就派遣U型潜艇前往大西洋劫掠盟国商船。1939年9月4日，正式宣战后的第二天，利思-罗斯的计划开始实施。皇家海军主力舰队返回斯卡帕湾实施封锁行动。所有前往欧洲的航船在经过禁运品管理处控制的6处港口时都必须主动接受严格搜查。

中立国航船入港后，会有英国海关人员和水手组成的一队人马登船依照货单检查货物，货物清单经由电报发送到伦敦的战争经济部（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然后战争经济部将告知禁运品管理处是通关放行还是没收部分货物。航船在海上也会被叫停并接受检查。当时，世界各地的港口挤满了不敢出海的德国货船。

德国人的对策是放出U型潜艇疯狂攻击。宣战后一周，被击沉的航船总吨位达6.5万吨，不过随着皇家海军努力派出护航舰艇，受损商船的吨位在第二周降到4.6万吨，第三周降到2.1万吨。与此同时，皇家海军至少叫停并搜查了1525艘航船，没收了28.9吨战时禁运品，此外法国也没收了10万吨。15周后，法英两国海军共没收了87万吨战时禁运品。其中包括2800万加仑汽油以及数量十分可观的重要工业材料：硫黄、铜、橡胶、树脂、矿石、磷酸盐以及其他化学品与矿产。另外还有制作布料的原材料，比如纺织品、动物皮料、羊毛、丝绸和黄麻，有天然油脂，有饲料、粮食和烟草。这些缴获品的价值甚至超过了1939年U型潜艇和磁性水雷造成的损失。食物短缺，工业出口下降，德国正承受巨大压力。12月，皇家海军对德国出口商品颁布禁令。

德国人已经预料到此事，并做好了回击的准备。德国海军——1935年更名为纳粹德国海军——确实在战争伊始阶段重重打击了皇家海军。除了“勇敢”号沉海之外，英国还损失了HMS“皇家橡树”号，当时U-47号渗入斯卡帕湾并以水雷击沉了这艘悍勇的老式战列舰。这是一次出色的袭击行动，同时也是一个不祥的征兆——纳粹德国海军为全面开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开战前，德国袖珍战列舰“施佩伯爵”号（Admiral Graf Spee）和“德意志”号（Deutschland）就已离开威廉港。前者驶往南大西洋，后者驶往格陵兰岛附近海域。9月26日，两艘战舰接到袭击盟国航船的命令。它们的设计非常适合执行这个任务。“施佩伯爵”号和“德意志”号航速快、火力重，装有6门11英寸火炮和8门6英寸火炮。它们接到命令，需尽可能远离盟国战舰。这是德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教训，广袤无垠的海面上看似没有任何护航战舰保护的航船，实则由巡洋舰隐匿在别处暗中接应，这样巡洋舰可以非常有效地进行攻击。

北面的“德意志”号因为这些限制而落于下风。那里的盟国战列舰太多，而且都可以攻击到“德意志”号。这艘德军袖珍战列舰只得折返回国。不过，南大西洋却有佳肴等候。从9月底开始，“施佩伯爵”号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猎捕并摧毁毫无防备的盟国商船，取得了巨大成功。舰长汉斯·兰斯道夫（Hans Langsdorff）颇怀仁义之风，他在击沉目标之前会先将船上的船员都转移下来。11月，德国战列舰“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离开德国前往北大西洋。

英法两国海军派出特遣队搜捕这些德军劫掠者。航空母舰再次从舰队调出，被派到开阔海面上搜寻敌军。HMS“雄鹰”号随同两艘巡洋舰前往印度洋，HMS“光荣”号（Glorious）也随另一支特遣队被派到那里。HMS“赫尔墨斯”号和同行的一艘法国战列舰负责搜索中大西洋。同时HMS“暴怒”号航母负责在挪威附近寻找“格奈泽瑙”号。

K舰队（Force K）是以“皇家方舟”号为核心组建成的南大西洋巡逻舰队，队中还有身经百战的“声望”号（Renown）战列巡洋舰和众多驱逐舰。看上去皇家海军的中坚力量似乎正散布在无边无尽的远洋海面上搜寻个别敌舰。正当“皇家方舟”号及其特遣队在南非（South Africa）的西蒙斯敦（Simonstown）补充燃料时，他们接到一艘商船从纳米比亚（Namibian）海岸线发来的求救信号。不久又有一艘蒸汽轮船发来遇险信号，其方位在前一艘遇难航船的西南方。据此看来，“上将格拉夫施佩”号似乎是准备前往猎物丰盛的南美洲沿海，而最有可能的目的地便是阿根廷和乌拉圭（Uruguay）之间的普拉特河（River Plate）河口。K舰队当即出发追敌。

G舰队（Force G）早就在南美洲海岸巡逻了。这支猎杀队伍没有任何主力战舰，组成战舰包括重型巡洋舰HMS“埃克塞特”号（Exeter），两艘巡洋舰“埃贾克斯”号和“阿喀琉斯”号。还有一艘重型巡洋舰“坎伯兰贾克”号（Cumberland）正在福克兰群岛重新改装。这些战舰都不是“施佩伯爵”号这类战列巡洋舰的对手，后者有远射程的舰炮、战力凶悍的舷炮。

12月13日拂晓时分，“上将格拉夫施佩”号看到了蒙特维多（Montevideo）附近的英舰舰桅。兰斯道夫认出了那是“埃克塞特”号，不过他把另外两艘巡洋舰当成了驱逐舰。他觉得它们是在执行护航任务，而其护航的船队正是他眼中肥美的猎物。兰斯道夫没有选择在英军分队射程范围之外的远处进行远距离轰击，而是以24节的速度逼近英军。

分队指挥官亨利·哈伍德准将（Commodore Henry Harwood）事先准备过遭遇袖珍战列舰时的战斗方案。这几艘英军巡洋舰要想和“施佩伯爵”号对阵，唯一的希望就是利用其中一艘作为目标吸引火力。照此方案，“埃克塞特”号转向西北，“埃贾克斯”号和“阿喀琉斯”号转向东北。身形较大的英舰负责从右舷攻击“施佩伯爵”号，另外两艘从它的舰首方向穿过，然后攻击它的另一侧。

6点18分，“施佩伯爵”号从19000码开外向“埃克塞特”号开火。德国人的炮击一向精准，遭受打击的英舰苦不堪言。一发炮弹洞穿“埃克塞特”号，又有另一发炸掉了一座炮塔，不仅如此，这发炮弹的弹片还飞进了舰桥，现场只有舰长和另外一人逃过一劫。没多久，又有两发炮弹击中该舰前端，一架刚准备起飞准备为舰炮提供视野的海上飞机丧失行动能力。

从6点30分开始，她遭受进一步打击。当时“埃贾克斯”号和“阿喀琉斯”号正竭力把距离缩小到13000码并对德军战舰的辅助武器施以重创。眼下“施佩伯爵”号面前有三个目标需要解决，她开始向两艘轻型巡洋舰开炮。“埃克塞特”号随即从另一侧发射鱼雷，迫使兰斯道夫将战舰向西北掉头，把重炮重新对准“埃克塞特”号，这艘英舰再次遭受轰击，被对方打掉了船舯炮塔、火控台和舰内通信系统。

此时战斗成了两艘身形较小的巡洋舰和身形庞大的德军战舰之间的对决。两边都全力腾挪船身以便占据上风。在对方的猛轰之下，“埃贾克斯”号两座炮塔报废。哈伍德的旗舰一边发射鱼雷回击，一边将对敌距离缩短到8000码。战况十分激烈。到最后，“埃贾克斯”号只剩下三门舰炮还能用，船桅不见踪迹，导致该舰无法使用无线电通信。“埃克塞特”号情况更糟，61名舰员死于爆炸及席卷甲板的炮弹碎片。舰上多处起火，整艘战舰开始下沉。她的舰内通信系统很早就瘫痪了，战舰伤痕累累，信息都是靠一连串水手传递的。7点30分，她仅剩的一座炮塔也失去作战能力。

不过“施佩伯爵”号也好不到哪儿去。“埃克塞特”号发射的炮弹钻过她的甲板，破坏了净水设备，厨房和面包房也被英舰炮弹击中遭毁。“施佩伯爵”号舰身受伤，导致战舰无法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移动。最要命的是她的油净化系统停止了工作，而这套系统又是舰上柴油机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眼下不进行大面积维修的话她是无法开回国内的。兰斯道夫担心哈伍德小队的援军很快就会到来。“施佩伯爵”号加速驶往蒙特维多，这出乎英军意料，因为他们发现这艘德舰的致命舰炮还能正常运行。“埃贾克斯”号和“阿喀琉斯”号紧追其后。

此刻英德两方均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都希望能有更多的喘息时间。兰斯道夫希望能有15天给自己修缮战舰。根据国际规定，“施佩伯爵”号在中立国港口的停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起先英方敦促乌拉圭政府迅速驱逐“施佩伯爵”号，但己方海军同样也需要时间，“埃贾克斯”号和“阿喀琉斯”号的状况根本不足以和德舰交锋。“坎伯兰”号正从福克兰群岛全速赶来，“皇家方舟”号和“声望”号也正全速向普拉特河推进。它们将于12月19日抵达。英方必须设法拖延。中立国港口的国际规则中还有一条，如果一艘商船离港，那么商船所属国家的敌对国战舰必须在其离港24小时之后才可出港。为此英方设法让本国一艘商船离开港口，这样乌拉圭政府就必须将兰斯道夫的离港时间推迟至12月17日。

与此同时，英方下达一条命令，让“皇家方舟”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补给燃料，而实际上这艘航母离那里还有36小时的航程。兰斯道夫中计，他觉得皇家海军中一些战力最为强悍的战舰正候着他。兰斯道夫十分关切自己的舰员，他不希望他们为了维护荣耀而失去生命。12月17日晚，“施佩伯爵”号离开蒙特维多。哈伍德做好了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准备。但这艘德舰竟抛锚停船了，舰员全部离舰，当晚22点，哈伍德得到消息，“施佩伯爵”号已被她自己的舰员炸沉。这场凭借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坚定决心赢得的胜仗是现代海战史上最著名的胜利之一。

“皇家方舟”在这场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英军在最后数天中向兰斯道夫施加巨大压力，它只在其中扮演了不太重要的角色。海军的空中力量尚未在实战中崭露头角，不过用不了多久它就会走到舞台中央。这一次是在寒风凛冽的北方水域。

4月9日，英国本土舰队前往挪威沿海阻止纳粹德国海军进入大西洋，结果遭遇德军的全力轰炸。实际上德国人正经由挪威的众多港口对其发动闪电式入侵。考虑到皇家海军的压倒性优势，德国人此举可谓疯狂鲁莽。不过他们有一件所向披靡的武器——纳粹德国空军，尤其是以反舰作战见长的第十航空军（Fliegerkorps Ⅹ）。

上将查尔斯·福布斯爵士（Admiral Sir Charles Forbes）是本土舰队总司令，他此行把HMS“暴怒”号航母带了出来，不过航母上却没有搭载战斗机。这是皇家海军和RAF在争夺舰载航空队控制权的问题上留下的后遗症。皇家海军尚不足以面对空战，轰炸机对战舰的巨大杀伤力被严重低估。海军部以为防空炮比战斗机更有防御效果，也以为战列舰根本不惧轰炸机的袭击。4月9日，福布斯只付出了一艘驱逐舰的代价就得以脱身，可谓大幸。尽管如此，他对这种具有致命威胁的新型海战模式仍深怀疑虑。英军将舰队布置在德军轰炸机轰炸范围之外，英国在该地区的制海权随之化为乌有。皇家海军忽视空战的恶果此刻呈现。

翌日，英方的贼鸥式战斗轰炸机从奥克尼群岛起飞，在卑尔根（Bergen）击沉了德军巡洋舰“柯尼斯堡”号（Königsberg）。这是第一艘毁于空袭的大型战舰，也是皇家海军空中行动中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皇家海军在挪威尚未被德国空军触及的地区对德国海军痛下杀手，只是这样的地区正在迅速缩减。挪威的英国军队遭到第十航空军猛烈轰炸。“萨福克”号（Suffolk）巡洋舰受命轰炸特隆赫姆（Trondheim）附近的一处德军机场，结果被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逼回斯卡帕湾，当时它几乎成为一座尚能漂浮的残骸。

正在地中海参与军事演习的“皇家方舟”号和“声望”号被召回。坚守在挪威的军队陷于围困之境，船舰在这片危险海域往来航行，两艘航母将为他们提供空中掩护。航母必须待在离岸120英里之外的海域，以免受德国空军袭击。尽管如此，这支英国分队还是频受德国轰炸机袭扰。雪上加霜的是，“皇家方舟”号没有雷达，她必须依靠同行的驱逐舰的雷达系统才能及时指挥战斗机紧急起飞。问题是驱逐舰为避免打破无线电沉默，只能用老式的信号旗和信号灯向“皇家方舟”号打信号。英军航母成了从挪威起飞的德军轰炸机的重要目标。“皇家方舟”号掩护盟军自挪威南部撤退的时候遭受敌军的凶残攻击，待在这艘巨型航母空旷铁腹里的舰员们只能听到外面空袭的刺耳杂音，却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容克轰炸机（Junkers）纷纷向“皇家方舟”号俯冲，炸弹拖曳着刺耳的声响呼啸而至，德军试图以此打穿巨硕而醒目的飞行甲板。每一发炸弹从天而降时发出的尖啸声以及“皇家方舟”号高射炮不间断齐射的怒吼声，待在机库和引擎室里的人都听得见，随后他们还会听到骇人心神的重击声，那是海面腾起巨大水柱的声音，水柱有“皇家方舟”号声呐控制塔的两倍之高。1000公斤的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穿透甲板，然后在装甲机库的封闭空间里爆炸，不过“皇家方舟”号的舰员们仍旧继续手中的工作或者躺在角落里睡觉，全然不为所动。

挪威战事中，皇家海军在航空方面的软肋暴露无遗，但这场战事同样也展现出海军丝毫未减的战斗精神。4月初，准将伯纳德·沃伯顿-李（Commodore Bernard Warburton-Lee）率领5艘驱逐舰向纳尔维克（Narvik）的德军运输船实施纳尔逊式袭击。就在攻击行动开始的前一刻，准将听说有6艘德军驱逐舰正守卫此处峡湾。黑暗之中，沃伯顿-李顶着浓雾和大雪发动进攻，最终击沉2艘驱逐舰和11艘货船。正当英舰回程时，又有另外5艘德军驱逐舰加入战斗。沃伯顿-李打出信号“继续与敌军交手”，恰在此时一发5英寸炮弹集中舰桥，准将的书记员乔弗里·斯坦宁（Geoffrey Stanning）被削断两足。等他醒过来时，斯坦宁发现自己左腿已废，背部下方亦嵌有弹片。同时他也发现一片狼藉的舰桥上就只剩他一个人了，而且战舰正快速朝礁石嶙峋的岸边冲去。只是一名事务长的斯坦宁接管了这艘残废的驱逐舰并将之安全驶到岸上。沃伯顿-李受伤，在船到岸之前他就死了，后来他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而斯坦宁获授杰出服役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DSO）。当月晚些时候，在另一次袭击纳尔维克的行动中，英军击沉3艘德军驱逐舰，剩余5艘尽皆逃散。

纳粹德国海军的整支驱逐舰队伍折损了一半，不过对皇家海军来说这算不上胜利，因为他们丢了挪威。这场惨败还在继续侵蚀皇家海军。5月中旬，航母深入北极圈内为登陆行动提供掩护，随后又在纳尔维克执行撤退任务。6月8日，HMS“声望”号离开分队。她的舰长是一战中一名英勇的潜艇舰员，不过作为一名航空母舰舰长他很不称职。而且他深受下属军官厌恶，因为他企图睡他们的老婆。他还强迫飞行员执行自杀式战术行动。在一次空袭之前，他的（空军）副司令拒绝执行这个疯狂的任务，舰长与之彻底闹翻，并铁定心思要去斯卡帕湾组织军事法庭。他只带着两艘驱逐舰做护卫就离开了。三艘孤舰在返回斯卡帕湾途中被“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击沉，航母下沉时舰上1207人与之一同葬身海底。德军船舰重返特隆赫姆峡湾。

皇家海军又折一艘航空母舰，全军矢志为之报仇。6月13日，15架贼鸥式战斗轰炸机从“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目标是“沙恩霍斯特”号。这是一次自杀式任务。贼鸥作为作战飞机来讲战力微弱，特隆赫姆却有扎堆的梅塞施密特109战机（Messerschmitt 109 fighter）。最后只有7架贼鸥成功返航，其余或被德军战机击落，或在低空投弹时被“沙恩霍斯特”号的高射炮击杀。而它们投掷的炸弹要么偏离目标，要么就是被“沙恩霍斯特”号的装甲弹开了，没能造成实质性伤害。

那是皇家海军在挪威的最后一搏。海军部对空战并无深入了解，其航母装备拙劣，经受不住新型战斗的考验。对皇家海军而言，德国占领挪威和丹麦是战略性灾难。纳粹德国海军打通了与北大西洋之间的通道，因而在战略上更胜一筹。这次灾难性的后果导致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下台，第一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接掌其位。

1940年6月，英国面临重重困难，挪威陷落只是其中之一。在此就不赘述敦刻尔克以及其他法国港口的撤退行动了。全靠英国商船船队的勇敢顽强和韧性达观，这些撤退才得以完成。若非成百上千名水手、渔民和小船主人的迅速行动，英国可能在1940年夏初就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了。

敦刻尔克大撤退时，皇家海军只扮演了临时参与者的角色。幸亏海军在多佛有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人——伯特伦·拉姆齐上将（Admiral Bertram Ramsay）。拉姆齐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组织者、非传统的思想家和大胆的领导者。他的实际功绩远远超过了两天内撤回45000名士兵的初定目标。通过组织“小船”和使用驱逐舰直接参加撤退行动，他让338266人得以回国。于此期间海军在空袭和U型潜艇袭击中损失了6艘驱逐舰。

6月10日，意大利对英宣战。再加上法国陷落，皇家海军所面临的整体战略局势发生巨大转变。“皇家方舟”号被重新部署到地中海。它马上将进入修罗杀场。

第51章 修罗杀场（1940～1941年）

纳粹的“大西洋壁垒”（Atlantic Wall）自北极圈延伸至比斯开湾。U型潜艇可以从法国港口向四周行动，轻易就能到达西海路。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基地以及北非殖民地对地中海西部呈环抱之势。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石油的控制权受到威胁。法国海军——战力位居世界第四——岌岌可危，很有可能落入纳粹之手。西班牙有加入轴心国的嫌疑，这让直布罗陀也笼罩在阴云之下。自17世纪以来，地中海就一直是英国利益攸关之所在。时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杜德利·庞德爵士（Sir Dudley Pound）全力支持弃守此地，丘吉尔否决了他的提议。但皇家海军能守住吗？

6月22日，法国维希政府（Vichy government）与德国签署休战协议。23日，“皇家方舟”号抵达直布罗陀。地中海西部的法国海军势力被驱逐之后，英国派出由中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Vice Admiral Sir James Somerville）指挥的H舰队（Force H）前往填补空缺，而“皇家方舟”号正是这支舰队的核心。H舰队阵容惊人，除了航母之外，还有作为萨默维尔旗舰的HMS“胡德”号（Hood）——一艘凶悍的战列巡洋舰，还有“纳尔逊”号、“决心”号和“勇士”号（Valiant）3艘战列舰以及11艘驱逐舰，足见英国人的郑重其事。丘吉尔在给萨默维尔的信中写道：“你现在担负的任务，会让从古到今任何一个遇到此事的英国海军将领头疼不已，但我们对你有绝对的信心，就仰仗着你不屈不挠地完成这个任务了。”
[71]

这个令人头疼不已的任务的具体内容是确保驻扎在阿尔及利亚（Algeria）米尔斯克比尔军港（Mers-el-Kébir）的法国舰队保持中立，不参与战斗；如果对方舰队司令拒绝将法国战舰移交皇家海军，则摧毁法军战舰也会成为此次任务的内容。萨默维尔在达达尼尔战役（Dardanelles Campaign）中获授杰出服役勋章，他是从皇家海军的基层一步步升上来的，在帝国国防学院和海军部任职期间曾间或出海。1936年至1938年他就在地中海指挥过英国的驱逐舰，1938年至1939年曾担任东印度群岛总司令。“皇家方舟”号新任舰长塞德里克·霍兰德（Cedric Holland）此前是英国驻法国海军武官，对新组建的维希政府和法国海军多有深刻洞察。他们两人都排斥攻击法军战舰的想法，皇家海军上下也多持此观点。

霍兰德舰长与法军进行协商，与此同时“皇家方舟”号的舰载机开始在港外投掷炸弹向对方施压。形势没多久就明晰了，法军不会交出舰队。萨默维尔接到发动进攻的命令。7月3日晚上，英军战列舰的巨型舰炮轰然开炮。法军战列舰“布列塔尼”号（Bretagne）被击中并发生爆炸，人员伤亡惨重。“皇家方舟”号舰载机在法军战舰上方盘旋，帮助炮兵更精准地射击目标。还有其他飞机负责在周围海面上侦察潜艇和意大利战舰。有一艘法军战列舰“斯特拉斯堡”号（Strasbourg）冲出了军港，英军派出剑鱼式鱼雷轰炸机（Swordfish torpedo plane）追敌。但追击行动非常失败，剑鱼不堪为用，它飞得太慢了，“斯特拉斯堡”号轻轻松松就逃到了土伦。

翌日，英军派遣轰炸机飞往军港上空彻底消灭那些受损战舰。法军共有1297名水手丧命。数日后，达喀尔（Dakar）的法军战舰遭到HMS“赫尔墨斯”号舰载机的袭击。另外，亚历山大港的法军战舰亦被封锁。

对米尔斯克比尔军港的袭击让英法两国陷入年深日久的相互憎恶之中。萨默维尔写道：“我们都觉得无比惭愧和羞耻，第一次行动竟是执行这样的任务。”
[72] 他说那是“现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错误”。1942年11月，德国人试图俘获土伦的法国战舰。没等德国人得逞法军就把自己的战舰凿沉了——他们以此来证明袭击米尔斯克比尔军港一战乃多余之举。

眼下H舰队的任务成了保护通往马耳他的供给航线。英国要想保住自己在地中海的地位，此处就是关键。皇家海军守住了北非就可控制轴心国与北非，以及其通往埃及、苏伊士、中东并最终抵达印度的海上线路。对英国战舰、潜艇和轰炸机来说，要劫掠前往意属利比亚的轴心国护航队，马耳他是一处绝佳的行动基地。

上将安德鲁·布朗·坎宁安爵士（Admiral Sir Andrew Browne Cunningham，人称“ABC”）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他和萨默维尔是老朋友，两人在达特茅斯的时候是同窗。1939年10月，他奉命将舰队从瓦莱塔（Valetta）迁往亚历山大港。这座岛上毫无防空工事可言，如果遭受空袭、两栖进攻和海上轰炸都将不堪一击。虽说皇家海军被要求从埃及向此地提供防御和供给，但对海军精锐战列舰而言，这里并非一处安全的基地。此时意大利海军和英国海军正在争夺西西里岛和北非之间狭窄海域的控制权，而孤零零的马耳他就夹在两地之间。

攻打米尔斯克比尔数日之后，萨默维尔带领H舰队从直布罗陀向东行驶。他打算袭击撒丁岛上位于卡利亚里（Cagliari）的意大利空军基地。7月8日下午，英军分队遭到意大利战机的突袭，对方从隐秘之处冲出，并且密集地向英舰投掷了数轮炸弹。进行防御的贼鸥式战斗轰炸机击落了两架意大利战机，没有英舰受损。

这是萨默维尔经历的第一次空战，所见景象令他不快。在挪威作战的黯然经历还压在他的心头，他不准备让“皇家方舟”号待在离海岸线如此近的地方。于是他下令撤退，因为他的空中防御力量不如人意，防空炮也起不到什么实际效用。三天后，他麾下一些驱逐舰把攻击一艘意大利潜艇的行动给搞砸了。萨默维尔发现H舰队亟须训练，然后才能迎接战斗。他用了许多周在直布罗陀沿海演练麾下舰员和战舰，让他们做好抵御意大利空军的准备。

就在萨默维尔首次遭遇空战的第二天，坎宁安率领的主力舰队与意大利主力舰队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交战。意大利在潜艇和战机数量上占优，但就水上战力而言双方难分伯仲。虽然坎宁安向意大利人发出了警告，但这场战役并未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厌战”号战列舰从惊人的26000码处一举击中意大利“朱利奥·切萨雷”号（Giulio Cesare）战列舰的锅炉。墨索里尼的舰队被迫撤退。意军出动126架飞机进行袭击，却未能伤及英军毫毛。英军“雄鹰”号航母的剑鱼式鱼雷轰炸机也同样没有取得战果。

在与皇家海军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问题上，缺乏经验的意大利海军紧张而审慎。他们没有因为卡拉布里亚之战而胃口大开。

回看地中海西部，在萨默维尔的努力下，H舰队已经进入良好的战备状态。这一次，舰队的任务是向马耳他输送霍克飓风战斗机（Hawker Hurricanes），以保护这座岛屿不受意大利空军的侵袭。搭载飓风战斗机的是一艘有些年头的航母——HMS“百眼巨人”号。“皇家方舟”号负责攻击卡利亚里航路上的意大利空中力量，牵制敌军——保护舰队不受空袭。这一行动取得成功。虽然敌人此前的空袭并不多，人们却再次对“皇家方舟”号阻遏敌人空袭的威慑力充满了信心。最重要的是萨默维尔亲身感受到了海军空中力量的效用。

“皇家方舟”号的下一个任务更加野心勃勃，她将发动牵制性攻击，保护另一支比此前规模更大的护航队，此航队将为马耳他带去更多补给，并为身在北非的韦维尔将军（General Wavell）输送坦克，为亚历山大港的坎宁安舰队输送船舰。这一次，英国船舰再度安全通过地中海。“皇家方舟”号所搭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崭新的HMS“辉煌”号航母成功威慑住了意大利人。皇家海军正在一点一点学会如何在海上使用空军进行防御和进攻。有萨默维尔驻守西面、坎宁安驻守亚历山大港，英国人牢牢控制住了地中海。

这个局面得益于部署在西面的“皇家方舟”号和东面的“雄鹰”号。坎宁安手中此刻又有了“辉煌”号。这些航母成为英国至亚历山大港防线联动的关键节点。

10月，“皇家方舟”号返回英国，在利物浦整修。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个城市也正遭受空袭，几百年来英国内陆第一次成了战争前线。英国此前都是依凭皇家海军阻挡外来攻击，不过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眼下敌军轰炸机总是能穿越海军防线实施空袭，只有皇家空军能击落它们。

不过，皇家海军在阻止海上入侵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威慑作用。自1940年夏季以来，德国陆军渡过狭海后安营扎寨、发动袭击就成了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可正如历史上帕尔马公爵的佛兰德斯陆军和拿破仑的法国远征军（Grande Armée）一样，纳粹德国的国防军（Wehrmacht）也得先从登陆船开始着手准备，而且还会面临在公海遭遇皇家海军的风险。此外，驻守斯卡帕湾的本土舰队在沃什湾与怀特岛之间的海域部署了700艘小型舰艇监视动静，等候来犯敌人。还有不少巡洋舰和驱逐舰停在亨伯河到朴次茅斯之间的港口中。入侵作战在1588年、1745年、1759年和1805年未能实现，现在也是一样。德国人要真敢这么做，必将有去无回。

没过一个月，“皇家方舟”号就启程返回直布罗陀了。地中海战事因意大利入侵希腊而升级，这给了坎宁安进攻意大利海军的机会。1940年11月4日至11日，他发动了MB8作战计划。

此前，意大利海军倾向于通过舰队部署这一行动本身对皇家海军形成被动性的威胁，而非正面对抗坎宁安和萨默维尔的强悍战舰。意大利大部分主力战舰隐匿在海上力量无法攻击到的塔兰托（Taranto）。MB8计划是以定期向马耳他运输补给的护航队为掩护，袭击真正的目标是意大利。刚刚在利物浦整修过的“皇家方舟”号焕然一新，将参与计划的第一阶段——“大衣行动”（Operation Coat）。此行动中它们将扮成一支增援马耳他的护航队。“皇家方舟”号上的剑鱼式鱼雷轰炸机向卡利亚里发动突袭，与此同时，一支正从亚历山大港到希腊途中执行护航任务的战舰重组为X舰队（Force-X），向亚得里亚海一支毫无戒备的意大利护航队发动袭击并将之摧毁。

不过MB8计划的核心部分乃是进攻位于塔兰托的意大利海军基地。坎宁安希望彻底让意大利人臣服于英国海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11月6日，“辉煌”号、2艘重型巡洋舰、2艘轻型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在拉姆利·李斯特上将（Admiral Lumley Lyster）的率领下离开亚历山大港，假装护送船队前往马耳他。11月11日21点，12架剑鱼式鱼雷轰炸机从“辉煌”号起飞，飞往170英里外的塔兰托。它们飞到目的地后遭到防空炮攻击。2架飞机离开队伍，投放照明弹照亮港口，接着它们就向港口中意大利舰队的储油库投放炸弹。与此同时，6架鱼雷轰炸机从近海处攻击敌军战舰。其余4架战机向内港战舰发起俯冲式轰炸。23点35分，英军战机离开。20分钟后，又有第二波战机飞抵此地实施进攻。

本次袭击行动中，英国损失2架剑鱼式鱼雷轰炸机。意大利人损失1艘战列舰，另有2艘下沉，6个月后方才重新恢复行动能力。塔兰托战役更加深刻地指明了未来海战的方向。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胆且最成功的航母舰载机进攻行动。

然而，这并未能阻挡住意大利海军的脚步。塔兰托空袭仅6天之后，意大利战列舰“维托里奥·维内托”号（Vittorio Veneto）和“朱利奥·切萨雷”号连同其他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对正在向马耳他输送飓风战斗机的H舰队发动进攻。萨默维尔知晓意大利人行踪后命令飓风战斗机升空，自行飞往400英里外的马耳他。两支海军分队隔着很远的距离交战，炮声震天，不过最后双方都安然离场。此役后来被称为斯帕蒂文托角战役（the Battle of Cape Spartivento）。这场战役再次证明了“皇家方舟”号的剑鱼式鱼雷轰炸机在攻击移动中的战列舰时毫无用处。飓风战斗机没能飞到马耳他，全部在海上迫降。

尽管如此，坎宁安还是拿到了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权。英军可以从马耳他的基地劫掠意大利前往利比亚的护航队。此外，他还能支援在北非的英国陆军。意大利人闻风而逃。1月，“皇家方舟”号再次护送一支搭载弹药、飞机和补给品的护航队前往马耳他和亚历山大港。行动内容和往常一样，“皇家方舟”号舰载机负责巡逻，防范敌军飞机和潜艇。任务进行得顺风顺水，抵达西西里附近后H舰队将护航队移交给了HMS“辉煌”号。

直到此时一切都风平浪静。但在1941年1月10日，“辉煌”号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战斗机被10架意大利鱼雷轰炸机引到了海平面上。它们其实是诱饵。蓦然间，“辉煌”号遭到持续不断的俯冲式轰炸袭击。6分钟内，多达1吨的炸弹就密集地落在了这艘航母上。其中两枚炸弹不偏不倚落在了飞机升降器下方。炸弹在密闭的装甲机库中爆炸，战机及机组人员伤亡惨重，爆炸还引燃了存放的燃料和弹药。还有第三枚炸弹穿过装甲甲板，在船身内部爆炸。此次袭击英方有一百多人阵亡，许多塔兰托之战的英雄亦在其中。后来“辉煌”号在格兰德港（Grand Harbour）维修期间又多次遭到袭击。虽然挺过了这些袭击，但在此后一年中，“辉煌”号彻底失去了作战能力，被迫在美国接受维修。此次空中轰炸和以前全然不同。“他们完全是老手。”坎宁安说。
[73]

他说得没错。那些是容克87式斯图卡轰炸机（Ju 87），隶属德国第十航空军，一年前在挪威海域，皇家海军就是被这支致命的反舰空军打得落花流水。第二天，他们又炸毁了HMS“南安普敦”号巡洋舰。

纳粹德国空军已经抵达西西里，之后的一切随之改变。德国此时在地中海和西非节节推进，皇家海军即将丧失制空权，紧随其后就是制海权。

成功打击轴心国护航队的坎宁安转移了目标，上面命令他在3月将58000人的军队护送到希腊。为此德国人强逼意大利人派出他们剩余的战舰，拦截英国入侵军队。结果，在1941年3月27日至29日间发生的马塔潘角海战中，坎宁安大胜意大利人。结合日后的情形来看，这是皇家海军最后一场大型舰队战役，而且大获全胜。意大利海军损失3艘重型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维托里奥·维内托”号战列舰5个月后方才恢复战斗力。人员伤亡方面，意大利有2300名水手阵亡，皇家海军仅损失3人。自此之后，在水上舰艇方面轴心国再也无法与皇家海军相匹敌。这场战役再次彰显了皇家海军英勇的战斗精神及其雄霸汪洋的威风气概。

但是皇家海军的优势地位被德国空军给瓦解了。4月，陷于困境的坎宁安舰队只得把驻希腊的陆军部队转移到克里特岛。可能他们觉得自己待在这个岛上就安全了，因为他们相信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根本没有能力突破皇家海军的防线。实则不然，德国向克里特岛投放了伞兵。缺乏空中力量支持的坎宁安束手无策。“辉煌”号的缺席使得他手中的战力严重受损，麾下另一艘航母“敬畏”号也被斯图卡轰炸机击伤。

皇家海军正在经历一段黑暗时光，它正尽最大努力把盟军士兵撤出克里特岛。英国船舰将战败军队运往亚历山大港的时候也遭到德军的空中轰炸。坎宁安抱定“海军绝不能辜负陆军”的态度顽强前行。
[74]

对皇家海军的天敌第十航空军来说，没有空中掩护的航船就是任由俯冲轰炸机捕食的肥美猎物。纳粹空军下手狠辣，皇家海军折损3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还有众多战舰伤亡惨重，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艘航母。在持续不断的空袭之下，舰队军心涣散，身具英雄气概的领导者费了很大力气才拢住舰队的人心。坎宁安手下人马惊恐不安、精疲力竭，不过他提醒他们这是一支有历史传承的军队。“建造一艘战舰需要三年时间，”ABC咄咄逼人地喊道，“延续一项传承需要三个世纪。”
[75]

皇家海军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战斗，不过军官和士兵仍旧响应ABC的号召。

与此同时，北非的英国陆军在隆美尔（Rommel）的非洲军团（Afrika Korps）的进逼之下被迫撤退。纳粹空军控制了西西里岛和北非之间的狭窄海峡，运送补给品的道路现在畅通无阻了。克里特岛的惨烈屠戮之后，英国地中海舰队不敌意大利舰队。马耳他遭受猛烈轰炸。前往支援韦维尔的护航队只能舍近求远，先绕过南非再上行苏伊士运河。自1798年以来，英国人第一次失去地中海的控制权。

及至4月，韦维尔急需补给。英方决定实施“猛虎行动”（Operation Tiger）：逃过纳粹的袭击，从直布罗陀运送307辆坦克（又称幼虎）、43架飓风战斗机以及物资和补给品，为马耳他、韦维尔和坎宁安进行补给。这支生死未卜的远航队伍将由“声望”号战列巡洋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作为防护屏障的驱逐舰群护送。“皇家方舟”号提供空中掩护。他们行险踏入地中海，往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由第十航空军把守的地中海中部——进发。

刚离开直布罗陀三天，这支护航队的规模、行进速度和方向都被透露给了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他们下决心摧毁它。“皇家方舟”号的机组人员和防空炮炮手即将迎来最严峻的考验。

1941年5月8日，护航队遭到意大利鱼雷轰炸机袭击。“皇家方舟”号在海面上来回腾挪躲闪鱼雷，同时舰载战斗机在天上英勇战斗了一个小时，1架管鼻燕战斗机（Fulmar fighter）阵亡，另有4架受损，只剩5架战斗机尚能执行任务，当天它们又挡开了敌军另外几轮袭击。5架飞机中有3架一直在船舰上方的高空处盘旋，只有燃料快耗尽时才会下来补给燃料。就这样护航队到了西西里岛附近，纳粹空军已在那里恭候多时。

傍晚时分，英方遭到15架斯图卡轰炸机和6架梅塞施密特战机（Messerschmitt）攻袭，之后又有其他轰炸机和战斗机加入进攻队伍。虽然在数量和火力上被彻底压制，但“皇家方舟”号仅有的少量管鼻燕战斗机还是一次次击退了敌人。“一艘负责掩护的驱逐舰上的舰员们亲眼看到……一架单独行动的管鼻燕战斗机朝着一大群敌机顽强进攻，最终打乱了对方队形并迫使其撤退。”
[76] 前来袭击护航队的斯图卡轰炸机连一次俯冲都没能实现。与此同时，一组鱼雷轰炸机趁着远处的空中混战偷偷向航母发动袭击。为了避开鱼雷，“皇家方舟”号只得再次紧急转向。

多亏空中战士和战舰船员的英勇作战，这支干系重大的护航队突破重重险难之后终于安全抵达马耳他。寥寥数位勇敢的年轻飞行员和战舰上的炮手完成了此次护卫任务，他们的表现着实非同凡响。队中仅损失1艘商船，而且还是因为水雷沉没的。此次行动堪称海战史上最杰出的表现之一。“皇家方舟”号在返回直布罗陀的路上又遭到袭击。回港之后她再次折回，重新从这个危险区域疾驰而过，这一次舰上搭载了大量的飓风战斗机，用以增援马耳他防空力量。

“猛虎行动”的成功是皇家海军在灾难性的严峻处境中闪现出的一丝亮光，而且此次行动还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后果。萨默维尔认为，许多白厅政要会把此次行动的成功视为皇家海军夸大地中海危险形势的证据。最终将士们的英勇拼杀却换来了一个悲伤的结局——在丘吉尔的命令下，许多“幼虎”只是被用在一个无关紧要的行动上。

同时，克里特岛战役和“猛虎行动”把皇家海军紧张的神经绷到了极限。德军“俾斯麦”号（Bismarck）战列舰和“欧根亲王”号（Prinz Eugen）巡洋舰离开波罗的海，受命在大西洋猎杀商船。皇家海军捕捉到了对方的行动迹象。“乔治五世”号战列舰、“声望”号战列巡洋舰、“胜利”号航母以及3艘轻型巡洋舰，这些战力强大的战舰组队进入格陵兰岛与不列颠群岛之间的海域。另一组舰队由象征皇家海军之骄傲的HMS“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两战列舰组成，他们受命前往格陵兰岛与冰岛之间的丹麦海峡（Denmark Strait）。

“俾斯麦”号是当时世界上战力最为凶悍的战舰之一，是所有欧洲国家海军中体量最大的战舰。对任何一艘英国战列舰而言，她都是强大可怕的对手。HMS“胡德”号服役已有21年，服役之初她是当时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战舰，尽管之后美国和日本建造出了更为庞大的战舰（“俾斯麦”号就更不用提了），但“胡德”号一直都是皇家海军这顶桂冠上最闪亮的那颗明珠。HMS“威尔士亲王”号是一艘崭新的乔治五世级战列舰，战力堪与“俾斯麦”号媲美，不过她太过匆忙地进入服役，船员经验也不足。

5月23日，“诺福克”号（Norfolk）和“萨福克”号两巡洋舰在丹麦海峡发现两艘敌舰，由于“俾斯麦”号及其僚舰被恶劣天气困住了，于是前者利用雷达尾随德舰前行。翌日清晨5点52分，“胡德”号向“欧根亲王”号开炮，不过当时她误以为对方是“俾斯麦”号。刚过6点，“胡德”号中弹，船身瞬间被迸发出的巨大火球笼罩。是“俾斯麦”号发射的炮弹击穿了她的弹药库。大团熔化的金属漫天激射，像雨点一样落向四周，其中一部分甚至落到了半英里外的“威尔士亲王”号上。“胡德”号转眼沉没，舰上1415人阵亡。

这是皇家海军史上最惨痛的时刻之一。折损一艘战舰就已经够糟糕了，更何况折损的还是皇家海军有史以来声名最盛、最受爱戴的战舰之一，她是整个海军的护身符。她曾是海面上最了不起的战舰，那时她就是英国海上力量的化身。20世纪20年代，这艘造型优美的战舰完成了环球航行，成为宣示英国海上霸权的余晖。对于她的陨落，海军和公众尽皆震惊不已。

皇家海军当然要报仇雪恨。所有能用的战舰都被征调去搜寻那两艘敌舰。战列舰“拉米伊”号（Ramillies）和“罗德尼”号以及其他数艘巡洋舰从大西洋护航任务中被抽调出来追击德军战舰。“诺福克”号、“萨福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继续跟踪敌人。丹麦海峡之战结束当晚，“俾斯麦”号遭到“胜利”号剑鱼式鱼雷轰炸机的袭击。英军的突袭没能伤到对方。第二天，“俾斯麦”号躲过追踪，消失在大西洋里。

皇家海军尚不知道“俾斯麦”号正在向布雷斯特前进。她之前已经被“威尔士亲王”号打伤，战舰的燃料正在泄漏。英方此时十分焦灼，“俾斯麦”号正慢慢脱离他们的掌控范围。但不久之后，英方从一条拦截到的无线电通信中得知了她的目的地。然而，HMS“乔治五世”号计算错了“俾斯麦”号的位置，往北面去得太远而没能与之相遇。翌日，5月26日，一架侦察机终于追踪到了这艘德军战列舰的踪迹。一场奔逃和追击之争开始。照当时的情形看来，“俾斯麦”号或许真能在英军战列舰赶上她之前成功逃入法国海域，只要到了那里就会有纳粹空军保护她。

H舰队成了英方捕杀敌舰的唯一希望，这支舰队当时已经受命出了直布罗陀。5月26日傍晚，在一片恶劣环境中，“皇家方舟”号舰载的剑鱼式鱼雷轰炸机起飞攻敌。不巧的是，它们误把HMS“谢菲尔德”号（Sheffield）当成了“俾斯麦”号，由于磁性鱼雷失效，误击也没带来实际破坏。“皇家方舟”号舰载战机回到舰上重新装填鱼雷，然后再次起飞，此时太阳正缓缓西斜。

这一次他们依靠雷达直接飞向“俾斯麦”号，发现敌舰后猛扑下去投掷鱼雷。其中约翰·莫法特（John Moffat）投掷的一枚鱼雷击中敌舰船舵。这枚鱼雷打得很准，而且时机正好。“俾斯麦”号开始在海面上急速转圈，舰员们极力想控制住她，同时越来越多的英舰赶了过来。“俾斯麦”号舰长给德军基地发送信息：“战舰失去行动能力。我们会用完最后一发炮弹。元首万岁！”

夜里，“俾斯麦”号遭到英军驱逐舰“哥萨克”号（Cossack）、“锡克”号（Sikh）、“毛利”号（Maori）、“祖鲁”号（Zulu）以及另外一艘波兰驱逐舰的鱼雷围攻。第二天，她又遭到重型巡洋舰“诺福克”号和“多塞特郡”号以及大型战列舰“罗德尼”号和“乔治五世”号的猛烈轰炸，“俾斯麦”号甲板的上层建筑被夷为平地。但此舰仍然拒绝投降，最终舰员亲自将其凿沉。5月27日10点30分，“俾斯麦”号沉没，2200名舰员仅有110人获救。

这个月月初，“皇家方舟”号保证了“猛虎行动”顺利进行；月末，她又成为击沉“俾斯麦”号的英雄，后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海上战事之一。终于，英国航母的轰炸机也能在敌方战列舰移动时对其施以致命一击了。莫法特这一枚鱼雷对皇家海军至关重要，它扫除了皇家海军在大西洋上的致命威胁，使其脱离尴尬境地。

随后这艘航母重返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H舰队是马耳他的生命线，“皇家方舟”号则是保护它的屏障。比如，7月的“物资行动”（Operation Substance）为马耳他输送了紧缺补给；9月的“战戟行动”（Operation Halberd）中，9艘商船输送了85000吨补给品。1941年整个夏天，马耳他堆起了越来越多的巨量补给物资。在补充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后，这里的空中实力也得到增强。皇家海军为马耳他输送补给的行动非常成功，随着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纳粹空军被调离地中海参与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马耳他便足以承受长期围攻而不倒。意大利成为皇家海军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对方明显不打算就此收敛。护航队继续遭受空袭和鱼雷袭击，不过H舰队——尤其是“皇家方舟”号——在护卫船队穿越地中海时已是驾轻就熟。

护航任务关系重大。1941年夏天，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因此得以从马耳他向外积极行动。6月至9月期间，潜艇、舰载空战队和皇家空军击沉了108艘向隆美尔输送补给物资的轴心国航船。11月，有79208吨补给物资要送往非洲的轴心国陆军，实际上抵达的仅3万吨。隆美尔遭到巨大打击，大量燃料在经过地中海时丢失。10月，水上舰艇开始在马耳他之外的地方执行任务。K舰队和B舰队组成了马耳他的攻击力量，每一分队都有4艘巡洋舰。11月，一支轴心国护航队中的5艘战舰被H舰队和B（Force B）舰队全部歼灭，该船队搭载的是车辆、弹药、燃料和前往利比亚的军队。

等到马耳他不再受到敌军侵袭的时候，这里就成了一处战略意义不可估量的作战基地。守住此地就能歼灭敌方60%的护航舰队并对利比亚港口实施有力封锁。皇家海军逐渐复苏。

可不久之后，11月13日，“皇家方舟”号被鱼雷击中。此前她好几次差点被鱼雷击中，仍悍不畏死地奔袭马耳他，在人们心目中她已是无敌的存在。当她又一次执行护航任务返回直布罗陀时，其船身被德国U-81号U型潜艇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整艘航母猛地一震，厄运降临。海水从舰身右侧的破洞涌进，淹灌了右舷的锅炉房、油箱和主配电板。“皇家方舟”号的舰身开始倾斜。

HMS“皇家方舟”号被鱼雷击中后正向右倾斜。HMS“军团”号（Legion）驱逐舰驶到近旁搭救舰员。

舰长莫恩德（Maund）命令手下们弃舰逃生。他早有警觉，知道航母出现破洞后会迅速沉没。就在匆忙疏散水手和战机机组人员时，他忘了启动消防程序，比如关闭舱门阻隔淹水区域。下层甲板的舱门舱盖都开着，海水随之漫及整艘航母，中央锅炉房亦未幸免。尽管众人一直努力到最后一刻，但已经来不及挽回“皇家方舟”号了。倾斜越来越严重，整艘战舰像一个婴儿一样缓慢翻转过来。她断为两截，在波涛中不见了踪影。

第52章 大决战（1942年）

随着“皇家方舟”号覆没，皇家海军进入史上最严峻的时期。没过几日，“巴勒姆”号战列舰在埃及西北海岸线附近被U-331号U型潜艇送入海底。不久后，日本帝国海军（Imperial Japanese Navy，IJN）6艘航母对珍珠港（Pearl Harbor）的美国舰队发动袭击，塔兰托战役与之相比可谓不值一提。

日本帝国海军航母搭载的战机数量是英军航母的两倍，而且这些战机比过时的剑鱼式鱼雷轰炸机速度更快、性能更优。日本人在海上空战进攻方面的造诣可谓登峰造极。相比之下，英国人在战争初期还算英勇的投入根本微不足道。

三天后，即1941年12月10日，皇家海军面对日本海军全力出击的空袭和鱼雷袭击。为扰乱日本夺取英国殖民地和荷兰殖民地的企图，一支规模虽小但战力强悍的舰队受命出击。丘吉尔认为，英国战列舰只要在印度洋露面就能起到和以往一样的效果——令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敌人土崩瓦解。英国在东南亚的优势地位岌岌可危。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Admiral Sir Tom Phillips）正在马来西亚海岸线附近试图破坏日军登陆行动。不过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申请空军从新加坡提供空中掩护。

结果他面对的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骇人的海上空军队伍。“反击”号（Repulse）战列舰遭到数波三菱轰炸机（Mitsubishi bomber）袭击。她动作娴熟地躲过了大堆大堆的鱼雷，不过4波敌军轰炸之后，5发鱼雷直接命中了“反击”号，她还是沉入了海中，508名舰员捐躯。HMS“威尔士亲王”亦在同一轮袭击中被击沉。

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时正是午夜，丘吉尔被叫醒后得知了这个消息。“整场战争，没有任何一个消息比这个更令我震惊了，”他回忆说，“……我转了个身蜷缩在床上，心中满是这个战报带来的惊惧。除了珍珠港事件中幸存下来的美国战舰，印度洋中已经没有任何英国或美国战舰了，而且美军幸存战舰正匆忙回返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这片无边无垠的水域被日本人牢牢掌控，而我们，不论身在其中哪一处都是孱弱而毫无防备的。”
[77]

5天之后，在亚历山大附近有一艘皇家海军巡洋舰丧命于一艘U型潜艇。4天后，K舰队和B舰队追击意大利护航队时闯进了雷区，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被炸沉，另有一艘巡洋舰身受重伤。马耳他的突击部队失去作战能力。同一天，意大利潜水部队驾驶着配备了鱼雷的“马亚来”潜水器（maiale）进入亚历山大港，把水下爆破弹安在了“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勇士”号上。这是英国在地中海的最后两艘战列舰，它们孤苦伶仃地搁浅在亚历山大港中，甲板建筑和结实的巨型舰炮伸出水面，一如倾颓衰落的不列颠。

意大利人保住了地中海中部的海上控制权。12月，纳粹空军重返地中海，其基地对马耳他东西两面航路形成包围之势。轴心国护航队成功驶往非洲，而英国由于海上力量微弱，护航队基本无法再抵达马耳他。在意大利战舰的侵扰和德国轰炸机的空袭下，仅20%的补给物资幸存。马耳他遭遇现代史上最残酷的围困之一——如世界末日一般的连续轰炸。

新加坡曾是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最重要的基地，是海事战略的核心所在。1942年2月她沦于日本人之手。同月，盟军在爪哇海战役中全面溃败。HMS“埃克塞特”号——普拉特河大捷的勇士——亦在折损战舰之列。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被调到印度洋任舰队司令，舰队由5艘老旧的战列舰和3艘航母组成。它们面对的是日本帝国海军威力巨大的航母和技术先进、速度快捷的战列舰。萨默维尔3艘航母上的90架舰载机将对面日本帝国海军由训练有素的飞行员驾驶的300架战机。

用丘吉尔的话说，那是“这场战争最危险的时刻”。皇家海军已经承受不了任何失败。萨默维尔选择不与日本帝国海军正面交手，尽管如此他还是丢了“赫尔墨斯”号和两艘巡洋舰，前者是第一艘现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同月，皇家海军的尊严在另一处亦遭受重创，德军“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两艘战列舰以及“欧根亲王”号巡洋舰破开布雷斯特之围，沿英吉利海峡回到本国港口。皇家海军、数百架皇家空军战机和海岸炮台的合力阻拦被它们躲开。《泰晤士报》刊载的尖锐评论写道：“自17世纪以来，本国海域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折损海军尊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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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的影响远不止对英国海战史的冷落斥责。纳粹海军非常需要战舰阻断北极护航队，自1941年夏天以来，北极护航队就一直在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向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和摩尔曼斯克（Murmansk）输送巨量的战争物资。苏联战局至关重要，而这些飞机、坦克以及其他军事补给更是不可或缺。纳粹海军正需要像“沙恩霍斯特”号和“俾斯麦”号姊妹舰“提尔皮茨”号（Tirpitz）这样的战舰切断苏联补给线。纳粹海军第一战斗群（Battle Group I）现身挪威后给皇家海军带来巨大压力。北极护航队仅靠巡洋舰、驱逐舰和轻型护卫舰护航是不够的，德军战列舰正潜伏在挪威峡湾，皇家海军只得忍痛从主力舰队中抽调出数艘战列舰和一艘航母，为运往苏联的数以千计的坦克、飞机、弹药和卡车保驾护航。
[79]

第一批护航队没有遭受什么严重损失。从1942年开始，纳粹海军和纳粹空军感觉不能再任由盟军的补给行动这样进行下去了。1942年4月，北极白昼开始延长，盟军的损失亦开始加剧。北极圈的冰封海面大战频发。由于轰炸机的轮番袭击加上严寒的气候，北极圈护航成为皇家海军最艰难的任务，这也反映出1942年的一些情形。PQ13船队折损了9艘商船中的5艘以及1艘护航的捕鲸船。从此之后，护航船队遭到U型潜艇和轰炸机持续袭击。5月，PQ16船队共折损8艘航船。

不过PQ17船队在6月的遭遇更为悲惨。它是当时北极护航队中阵容最强大的一支。35艘商船由护航舰近身贴护，并配有一支英美联合军队作为掩护。船队多次在U型潜艇和战机的袭击下奋勇穿行，直到7月4日，瑞典情报机构告知海军部，“提尔皮茨”号和重型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Admiral Hipper）已从特隆赫姆出击，同时重型巡洋舰“吕佐夫”号和“舍尔海军上将”号（Admiral Scheer）也已离开纳尔维克。英国和美国护航舰艇——包括HMS“约克公爵”号、USS“华盛顿”号、“胜利”号航母和40艘其他战舰——受命返回斯卡帕湾。护航行动分散进行。

抵达苏联的补给船只有11艘，共有22艘船在途中被飞机和潜艇击沉。这对皇家海军来说无疑是一场大灾难，并使她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心目中的分量大大降低。德军赢得太轻松了，他们觉得似乎水上打击就足以震骇盟军船舰，并由纳粹空军和U型潜艇任意猎杀。北极圈护航队直到9月才被叫停。丘吉尔称之为“整场战役中最像噩梦的海上行动”。
[80]

大西洋上，实行狼群战术的U型潜艇正在享受第二次“欢乐时光”。U型潜艇被调去地中海对付“皇家方舟”号等战舰后，大西洋护航队有了一些喘息之机。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U型潜艇指挥官又多了数以千计的肥美猎物，这些全无防护的目标原本一直是碰不得的。1942年1月至8月，U型潜艇共击沉609艘航船，总吨位达600万吨，而U型潜艇的折损数目仅为22艘。航船损失数量在几个月内陡增，从1月的91艘，至4月的140艘，再到10月的196艘。情况在2月变得更为复杂，当时纳粹海军升级了恩尼格玛（Enigma）密码机并引入一种新秘钥——TRITON。盟军再也无法定位到德军U型潜艇狼群在大西洋中的位置。

1942年7月，U型潜艇离开快意狩猎的美国东海岸，返回大西洋中部袭击加拿大和英国之间的护航队。损失急剧攀升。英国出现食物和燃料短缺。1942年是纳粹海军U型潜艇的黄金时期，它们是英国和皇家海军的噩梦。

此时日本人正在东方猖獗肆虐。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北极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补给线路一直遭受侵袭。这是关乎经济存亡的决战。随着美国和苏联参战，保持前往英国的海上航线畅通就成了左右欧洲命运的关键所在。1942年是局势飘忽不定的一年。皇家海军已到了极限，所到之处均是压力重重，让她尝遍陌生的失败滋味。不过虽然处于最黑暗的时刻，但英国对它的依赖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丘吉尔一语中的：“大西洋战役主宰着整场战争的走向。其他任何一处的战局——不管陆上、海上抑或空中——最终都取决于这里的战斗结果，这一点我们应时刻谨记。”

第53章 西海路（1942～1943年）

于我等而言，大西洋战役已经演变成一场个人的战斗。身在其中的人知道得最清楚。你会知道如何在险恶的夜里放哨巡视，知道如何彻夜不眠行进，知道如何安葬死者，知道如何在不浪费任何人时间的情况下死去。

——1953年电影《沧海无情》（The Cruel Sea ）

他的塑像显露出永不止息的活力与警觉。他棱角分明的脸紧紧绷着。他站在利物浦皮尔角（Pier Head）向远方的海面眺望，那副超大号的双筒望远镜刚从那双犀利的眼睛前拿开，似乎几秒钟后又会再举起来，他的右手正准备拿起通话器喊出一道简要的命令。他的站姿就像一位拳击手。

弗雷德里克·“强尼”·沃克（Frederic‘Johnnie’Walker）舰长的雕像比绝大多数海军英雄的雕像更为写实和逼真。他身着厚厚的水手上衣、保暖外衣、冲锋裤和结实的靴子，看上去更像一个拖网渔船工人而非乔治六世海军的一位军官。不过曾经他就是以这个经典造型，站在HMS“鹳鸟”号（Stork）风吹浪打的露天舰桥上指挥战舰在茫茫无垠的大西洋上追捕U型潜艇的。从照片上看，身着军服的沃克确实看上去更为瘦削，显得十分憔悴。不过当他指挥众人以“匍匐”式打法攻击U型潜艇的时候，整个人似乎年轻了10岁。

强尼·沃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了不起的U型潜艇猎手。在皇家海军最危难的时刻，他成为这支军队技术、决心和坚韧的化身。

1941年以前，沃克还只是一名平庸无奇的军官，仿佛注定要在某个偏僻角落一直待到退役。1896年，他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1909年，他进入位于奥斯本的皇家海军学院，并于1911年进入达特茅斯，其间他荣获国王奖章（King’s Medal）。一战期间他在多艘战舰上服役过，并于1918年擢升上尉。三年后他在HMS“鱼鹰”号（Osprey）上担任教官，那是皇家海军设立在波兰的反潜艇作战（anti-submarine warfare，ASW）训练基地。他是第一批在役的ASW专家之一，先后担任过大西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的ASW军官。

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对反潜技术并无兴趣，沃克的热心投入并未得到赏识。直到35岁他才升到指挥官。20世纪30年代，他被分配到驻中国舰队总司令的快艇上。之后他又到了“勇士”号（Valiant）战列舰上担任副舰长，当时舰长在向上汇报时认为此人缺少领导他人的霸气。沃克指挥战舰的生涯就此终结，周围的人认为他的性格不易相处，于是在1938年他察觉到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升到舰长了。他和皇家海军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才干一流，但注定只能干一个类似于男孩寄宿学校会计一样的职务勉强度日。1937年至1940年，他重回“鱼鹰”号研究ASW战法。战争伊始，他于身在多佛担任司令官的伯特伦·拉姆齐上将帐下担任行动参谋。沃克的任务是在英国远征队留法期间阻止U型潜艇进入英吉利海峡。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他表现出色，在战报中受到表彰。沃克渴望担任海上行动的指挥官，不过他的请求总是被海军部拒绝。1940年夏天，他负责训练拖网渔船和漂网渔船及其船员们，使之具备巡逻能力。如果敌方入侵，这些小型舰艇就会拉响第一声警报。

但到了1941年10月，已是45岁的指挥官沃克被一股风吹离甲板。有位昔日老友想起了沃克在ASW方面的专长并将他引荐给了珀西·诺贝尔爵士（Sir Percy Nobel），这位海军上将负责掌管位于利物浦的西海路司令部（Western Approaches Command）。沃克受命统领EG36（第36护卫编队），其旗舰为HMS“鹳鸟”号小型战舰。这支编队共有2艘小型战舰和6艘轻型护卫舰。

针对1940年夏天和秋天——U型潜艇指挥官们称之为“第一次欢乐时光”——U型潜艇的大肆屠戮，常设护卫编队在这年年初成立。6月至10月，270艘盟军航船被击沉。之后U型潜艇开始成群结队地实施猎杀活动，形势愈加恶化。此举乃是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的创见，他是U型潜艇部队的首领。邓尼茨被皇家海军列入最为致命的敌人的名单，与特罗普、德·鲁伊特、德·图维尔、德·德拉斯、舍尔、希佩尔、第十航空军和财政部比肩。

10月，行动缓慢的SC7护航队遭遇U型潜艇狼群战术的袭击。启航时的35艘货船中有20艘被击沉。护航舰艇遭遇此类群攻打法时乱成了一锅粥。翌日，5艘U型潜艇进攻HX79护航队，让队中大群护航舰艇沦为笑柄。是役，护航队49艘商船中有12艘沉没。皇家海军再度陷入苦苦挣扎的境况。自1940年1月至1941年3月，皇家海军击沉的U型潜艇仅为15艘。

尽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皇家海军在战争初期对此类袭击还是束手无策。军中像强尼·沃克这样的专家遭到冷落，驱逐舰以及其他护航舰艇数量也不够。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被纳粹占领后，英国将许多驱逐舰撤回，用来防守本国海岸线。丘吉尔费尽心思，以将纽芬兰、百慕大和加勒比海等地的英国基地免费租借给美国为代价，换来50艘老旧的驱逐舰。英国和加拿大的船厂拼力建造小型的轻型护卫舰。现有飞机数量尚不足以满足防卫需求。总之，皇家空军迅速将每一架能派上用场的飞机都征用过来，包括少数从陆地起飞的美国“解放者”（Liberator）B24远程轰炸机，它们多少能给护航队提供一些掩护。“轰炸机”亚瑟·哈里斯爵士（Sir Arthur‘Bomber’Harris）拒不理会皇家海军的困境，他说：“和皇家海军的争斗一刻也不能停，否则他们能把所有东西都偷偷撬走。”U型潜艇在盟军战机有效范围之外的海上——“大西洋空白区域”——快意驰骋，在那里他们能相对安全地猎杀航船。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在规划海军发展时深信Asdic（声呐）技术和深水炸弹足以消除潜艇带来的威胁，可惜这个愿望最终落空。Asdic的工作原理是向水中发射声波，声波一旦遇到障碍物就会反射回来，经验丰富的Asdic操作员可以根据反射声波的频率推断出障碍物的距离和位置。船体残骸、大型鱼类或气泡和U型潜艇一样都会造成声波反射，必须要深谙此技的操作员才能分辨出反射声波中的深层内容。Asdic适宜在平静水域和速度不超过15节的情况下使用。Asdic的最大缺陷在于，深水炸弹是从一艘船的船尾处入水的，而它只能搜索这艘船的前方水域。这就意味着，当一艘船接近藏于水下的潜艇时，为了投掷深水炸弹它必须从目标上方穿行过去，而就在这关键的最后几秒，Asdic是无法侦测对方动向的。经验丰富的U型潜艇指挥官会根据触碰舰艇的声波直接追踪到敌方驱逐舰的航向，然后在最后时刻驶离。而且U型潜艇的潜水深度要远甚于英军驱逐舰演练时所用的潜艇。邓尼茨的U型潜艇一旦消失于大西洋深处，就能轻轻松松逃脱盟军驱逐舰的追捕。

皇家海军和加拿大皇家海军中能够攻破德国U型潜艇的战舰太少。护卫船舰最多只能击退对方的进攻，摧毁U型潜艇则完全超出了它们的能力范围。倒也有许多护航队安然无恙，不过这更多是因为德国人建造能力有限。德国人建造的U型潜艇数量还达不到每月击沉70万吨航船的规模，而只有达到这个规模才能迫使英国投降。

大西洋战役形成了深刻显著的心理攻势。自丘吉尔以下的每一个人都恐惧于U型潜艇，尤其是随着战事的推进，对方击沉的船舰数量只增不减。

及至1941年年末强尼·沃克重返海上时，皇家海军已经意识到要组织护航编队。这些编队接受过对付狼群战术的训练，在相互配合和领队方面比此前临时组织的护航队更完善。同时，他们也受惠于对恩尼格玛密码的破译。5月，HMS“斗牛犬”号（Bulldog）驱逐舰从被打伤的U-110号上找到了密码本和恩尼格玛密码机。自1941年夏末，布莱切利庄园（Bletchley Park）破译了截获的恩尼格玛电文后，其中关于U型潜艇巡逻队的精准情报不断被递呈到利物浦的西海路司令部。根据这些情报，他们为护航队重新安排安全的航行路线。英方锁定U型潜艇燃料补给舰的位置并将其摧毁，打消了德国把U型潜艇活动范围扩延至更远海域的企图。

那一年，西海路司令部接管皇家海军海防总队（Coastal Command）的飞机，并给舰艇和飞机装备了新的雷达系统。皇家海军在阻遏U型潜艇进攻方面进步显著，不过还无法将其大批量击沉。

1941年12月14日，有32艘货船的HG76船队从直布罗陀起航前往利物浦，一位退役的海军中将担任领队。
[81] 负责护卫的是HMS“大胆”号（Audacity，由俘获的德国货船改造而成）新建航母和上校强尼·沃克率领的EG36护航编队。

这支船队事关重大，并且海军部知道伊比利亚半岛附近和比斯开湾内的敌军轰炸机与U型潜艇都将倾巢出动，对舰队进行连续不断的轰击。这趟任务凶险无比。不过沃克一方也不是一无所恃，他有空中掩护，而且拥有有史以来在大西洋执行护航任务的最强舰队之一。沃克派出飞机在海上巡逻，搜寻U型潜艇踪迹，同时阻遏为U型潜艇猎杀目标领航的德国秃鹰远程侦察机（Kondor）。他还利用海军部发来的布莱切利庄园情报绘制出U型潜艇巡逻队的位置。他率领的这支队伍在其训练下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作战实力。队中的轻型护卫舰始终环绕在货船和航母周围，这样的队形让沃克能腾出小型战舰和驱逐舰追捕U型潜艇狼群，在对方发动袭击之前抢先下手。

此时，皇家海军的舰艇在沃克的管理之下也用上了群体捕猎的法子。他会在任务开始之前对自己的计划做一番简要介绍。依照沃克的思路，一旦某艘U型潜艇的位置被锁定，护航编队需立刻用照明弹照亮这片海域，然后大规模投掷深水炸弹，迫使敌人下潜（海面上的盟军护航队速度比U型潜艇慢，后者一般选择避开，不正面交锋）。然后护航编队紧追不舍，直至将其逼出水面并一举歼灭。沃克希望舍弃一直以来被奉为正统的被动做法，代之以主动出击。他简明扼要地交代麾下舰长，只要看到U型潜艇出现就立刻对其发起持续不断的攻击，不必等他下达命令。“以下内容所有军官都需谨记在心，”他在护航编队的《行动纲领》中写道，“绝大部分行动都要依照我的号令行事，但如果你们遇到的情况我不知情或者所知不完整，那你们必须立刻自主行动，不用等我下达命令。”
[82]

12月15日，澳大利亚的“涅斯托耳”号（Nestor）驱逐舰在圣文森特角附近击沉一艘U型潜艇。12月17日凌晨，一架飞机发现了在距离护航队22英里处潜行跟踪的U-131号，对方正等着其他U型潜艇赶来发动群狼战术。沃克乘着他的HMS“鹳鸟”号小型战舰出阵追击，3艘驱逐舰和1艘轻型护卫舰随其出动，编队其余战舰留守船队。英军战舰在海面上并排航行，战舰之间相隔1英里，猎物行踪诡秘，负责侦测的Asdic操作员只能时断时续地捕捉到它的踪迹。由于英军密集投掷深水炸弹，这艘U型潜艇被迫浮出水面，此时她离追捕战舰仅7英里。沃克麾下群舰瞬间开炮袭击，U-131号被舰员主动凿沉。

第二天天刚亮，英方在离船队10英里处发现了U-434号。航速更胜一筹的英军战舰再次抽离防御阵形。“斯坦利”号（Stanley）驱逐舰在U型潜艇下潜位置投掷深水炸弹，把它压在下面，让它不敢到水面上来。与此同时，“布兰克尼”号（Blankney）驱逐舰侦测到Asdic信号并立即升起黑旗，示意她即将发动进攻。由于进攻动作，她失去了Asdic侦测信号，不过她有规则地投掷了5枚深水炸弹。随后她重新获得侦测信号并引导“斯坦利”号到达进攻位置。“斯坦利”号投完深水炸弹后再换由“布兰克尼”号继续向海水中投掷更多炸弹。U-434号在距离英军驱逐舰1英里处被逼出水面。对方刚露头就翻船了，之后英军战舰驶到混有燃油的污水中打捞生还者。

U-574号被逼出水面时根本无暇考虑投降还是逃跑的问题。沃克那艘小型战舰正急速攻来，U-574号急忙左转，之后HMS“鹳鸟”号一直在她上方高速转圈，她也跟着不断地左转舵。双方靠得太近了，甚至HMS“鹳鸟”号的4英寸舰炮再怎么压低角度也无法瞄准德军潜艇，只能看着U型潜艇在自己鼻子底下转悠，炮兵们放声咒骂、频频挥拳。最后，沃克以直接撞击这一经典老招把敌人送入海底。

邓尼茨的这支由7艘U型潜艇组成的小组折损了4艘U型潜艇。不过当天夜里，U型潜艇也击沉了HMS“斯坦利”号。惊慌之下商船发射了“雪花”照明火箭弹，整个战场犹如在进行烟花表演。U型潜艇趁机击沉1艘货船。之后，2艘英军驱逐舰不得不返回直布罗陀补给燃料，沃克的小型战舰在撞击U-574号时弄坏了舰上的Asdic系统，成了瞎子。更糟糕的是，邓尼茨又放出更多饿狼跟踪船队。

英方船舰四周有不计其数的U型潜艇正暗中逡巡，等待时机发起致命攻击。21日夜里，沃克试图以计破局。他让商船队走一队，自己带着速度迅疾的护航战舰走另一队，并制造出战斗的假象，让对方误以为有一艘U型潜艇正受到攻击。可惜商船的水手们不知道计划内容，因战场上可怕的轰鸣声而慌了神，结果把照明弹射了出去。光亮之中，一艘U型潜艇清楚看到了一艘商船并向其发射鱼雷。当夜晚些时候，HMS“大胆”号的舰长决定带领这艘航母离开船队，驶出沃克部署的防御屏障。结果孤身独行的航母遭受攻击并最终沉没。

与此同时，沃克率领的战舰已经困住敌方狼群，使其饱受深水炸弹的折磨。攻袭期间，由U型潜艇王牌舰长恩格尔伯特·恩德拉斯（Engelbert Endrass）指挥的U-567号被击沉。不过在混乱之中，HMS“德特福德”号（Deptford）和“鹳鸟”号发生碰撞，结果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两艘战舰的Asdic都停止了工作。12月22日清晨，形势不容乐观。这场攻防战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星期，所有人都睡眠不足。此类行动带来的重压影响到了每一个人。舰桥上的人还在仔细搜索着海上的蛛丝马迹。

就在英军感觉这场战斗只是徒劳挣扎的时候，一架“解放者”战机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它是来掩护船队完成最后一段航程的。最终U型潜艇狼群选择放弃。护航队抵达利物浦，代价是2艘商船、1艘驱逐舰和1艘临时改造的航母，不过击沉5艘U型潜艇的战果弥补了这个损失。护航队邻近利物浦的时候，领队的海军中将示意沃克：“你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83]

沃克回到西海路司令部时受到热烈欢迎，他被授予杰出服役勋章。护航队战役意义十分重大。此乃U型潜艇第一次遭遇强硬且有组织的抵抗。沃克协同使用空中力量和负责支援的机动舰群，阻挡住了凶残的U型潜艇狼群。德国人大为震惊，损失5艘U型潜艇对他们而言可谓重创。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沃克教会了皇家海军如何御敌。他探索出一个条理清晰的路子为船队提供保护，对长期困扰海军的敌人形成了有效打击。他向海军部提出建议，鉴于飞机在反潜作战中的巨大作用，船队应当有里外两层防御圈，一层负责防守，一层负责发动进攻；如果白天在船队30英里范围以内检测到U型潜艇，所有护航战舰都应“作为突击力量主动扑向敌人”。
[84] 不过沃克遭到抵制和怀疑，人们认为他的想法太过激进。

1942年年初的几个月里，沃克护送了数支船队，没有一次遭遇敌人袭击，也没有U型潜艇被击沉。4月，他的舰队仅剩下旗舰“鹳鸟”号和4艘轻型护卫舰。已经很少有U型潜艇在大西洋西部活动了，绝大部分德军潜艇正在美国海域欢度“快乐时光”，那里不受保护的货船和邮轮成了它们的肥美猎物。EG36接到一项护送16艘航船前往直布罗陀的任务，
[85] 从这次任务中我们可以更详尽地看到沃克那一套不断演进的作战手法。

4月14日21点30分，沃克收到海军部情报，称一艘U型潜艇正在附近。当时“鹳鸟”号位于船队后方，“维奇”号（Vetch）轻型护卫舰正在前方清扫海面。情报传来后不久，“维奇”号的雷达就捕捉到她和船队之间有东西在活动。这艘身形纤小的轻型护卫舰立刻掉头并向空中发射照明弹照亮了这片海面。英方看到了疑似U型潜艇的物体正向船队驶去。它发射的两枚鱼雷差一点击中“维奇”号，然后U型潜艇就潜入了水中。20分钟后，U型潜艇再度浮上水面，“维奇”号的聚光灯捕捉到U型潜艇后向这艘德国潜艇冲了过去，4英寸舰炮一路凶猛射击。“鹳鸟”号也是如此。22点39分，U型潜艇被迫下潜。

3分钟后，“维奇”号投掷深水炸弹。22点42分至23点11分，“维奇”号和“鹳鸟”号进行了5轮攻击，在两舰之间轮流投掷了50枚深水炸弹。猛攻要想取得成效，Asdic与潜水测音器人员就必须与深水炸弹人员谨慎仔细地协调行动。使用高度专业化设备的操作员们正在听辨并截取折返的回声，他们懂得如何读出漆黑如墨的大海深处的情形。

最后一次投弹之后，自始至终都戴着耳机的士官达比·凯利（Darby Kelly）向沃克汇报，Asdic监测到的回声显示水下有残骸。“我差不多确定那帮德国鬼子已经被干掉了，”沃克汇报道，“确实如此。残骸已经浮出水面，我欣喜地降下一艘小艇前去勘察。”
[86]

这艘被击中的猎物是U-252号。她的沉没影响到了邓尼茨。他觉得皇家海军发明了一种新办法猎杀潜艇，因此下令禁止U型潜艇进攻西海路上的护航队。U型潜艇将全部前往美国海域。不过6月时它们又回来了，目标是前往直布罗陀的护航队，盟军又一次在那里囤积力量，准备进攻地中海。6月，沃克的EG36编队受命护送HG84船队从本土航行到直布罗陀。
[87] 队中有23艘商船，沃克麾下仅有“鹳鸟”号和3艘轻型驱逐舰，而他面对的却是9艘U型潜艇组成的狼群。
[88]

远航途中，U-552号击沉了5艘商船。沃克连一艘U型潜艇也没有斩获。不过数据又一次显现出迷惑性。在HG84航行期间，沃克的这支袖珍护航编队一直在工作，4艘英军战舰日夜不停地追捕U型潜艇，把它们驱赶至远处。战力强悍的9艘潜艇中，有7艘从来没能在近距离位置开火。沃克已经把手下将士和战舰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支袖珍编队身边围着一群贪婪掠食的狼，何况自己在数量上还被压制。他始终向那些U型潜艇施以重压，成功制止了一场屠杀。不巧的是，沃克遇上了U-552号指挥官埃里希·托普（Erich Topp），他是排名第三的U型潜艇专家（王牌舰长）。战争期间，他击沉过34艘船舰，总吨位达185434吨，此记录中有5艘来自HG84。除他之外的U型潜艇都被沃克赶走了。EG36编队的精神和战绩令邓尼茨震惊，U型潜艇又一次受命在西海路上要一直待在水下。这是一场瞩目非凡的胜利。

对抗U型潜艇从来都不容易。大西洋战役中，交战双方在战斗的各个阶段都针对对方研究出新战术。两方的命运可谓此起彼伏。不过在1941年12月以前，总的趋势都是一样的。沃克HG76船队战役是这场大交锋的转折点，它是盟军第一场能够被称为胜利的战斗。

数月之中，沃克的护航编队在西海路上已经击沉了5艘U型潜艇。许多航船及其船员因此逃过一劫。行动的成功概率有力地证明了沃克的领导能力——一项曾经有人认为他不具备的能力。强尼·沃克把一帮年轻小伙子凝聚成一支顶尖战队。和皇家海军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指挥官一样，他与麾下将士们的关系相当牢固，他们几乎都是皇家海军自愿后备役刚招募来的新人，远非久经磨炼的皇家海军正式人员。沃克在长时期演习、集体机动和反潜练习的过程中把自己猎捕U型潜艇的理念介绍给将士们。在和他们一样年轻的时候，沃克就开始琢磨这些理念了。

攻击开始时根本无暇下达命令，或者说宝贵的交战时间不应浪费在发信号上。
[89] “发信号的时候，结尾‘请求指示’的字样并无必要”，这是沃克的常规命令。
[90] 只有每一名舰长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在哪个位置时，猎杀才能够成功。与霍克和纳尔逊一样，沃克明白战斗的胜负早在开战前就决定了的道理。深夜之中追捕并击杀一艘U型潜艇要求耐心、诡诈和超凡的航海技术。一旦出现情况，舰上的每个人都应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沃克首个重大战果——1941年12月击沉4艘U型潜艇——因夜里漆黑环境造成的混乱而略有瑕疵。击败U-252号的那次行动更为冷静。他的最新战功——护卫HG84船队使其免于被全歼的命运——极好地证明了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追捕潜艇乃集体行动，所以作为一名反潜作战指挥官必须既能独立思考，又能与整支队伍行动一致。HG84船队战役中，被沃克称为“匍匐”式攻击的打法已现雏形。
[91] 这种打法需要2艘或者更多的战舰参与，从而克服了战舰在进攻的关键时刻失去Asdic侦测信号的难题。发动“匍匐”式攻击时，沃克会依照Asdic的理想监听范围——一般是在距离水下潜艇1000～2000码的位置——部署一艘战舰。他的Asdic王牌操作员——达比·凯利——会始终保持U型潜艇处于监控之下。与此同时，第二艘军舰减速慢行并关闭Asdic系统，进攻战舰在沃克的指引下进入战斗位置。她以“匍匐”的方式缓慢行进，这样U型潜艇的水诊器监听员全然不知其存在，潜艇指挥官也不会逃得杳无踪迹，直至祸从天降他们才恍然惊觉。先是进攻战舰规律地投掷26枚深水炸弹，然后沃克座舰迅速赶上，在最后侦测到U型潜艇的地方按“E”形投掷22颗深水炸弹，而且这些炸弹经过设置后会在不同深度爆炸。

此法听上去简单明了，但要经过不断练习之后才能真正奏效。沃克用了很长时间模拟对付U型潜艇的群攻作战。护航编队的战舰舰长必须知悉沃克的战斗意图，并且要能在战斗激烈、仅有精简指示命令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将意图实施到位。航海技术受到极度考验。负责指挥的军官与属下之间必须十分熟悉彼此，甚至有一种本能上的默契。深夜追捕U型潜艇时大家不能相互讨论。沃克威严的行事风格以及一心一意猎杀U型潜艇的决心激励着麾下20岁出头的小伙子们竭尽全力地做事。“能把手中工作做好的军官，我从来不会责备他”，沃克曾如此训示。

绝大部分护航战舰都是奉命行事，以安全护送航船至目的地为首要任务。沃克却坚持把行动的重点放在击沉U型潜艇上。惊险刺激的追捕行动对他而言是一种享受，他那种心无杂念的投入给手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明确宣布，我们的任务是摧毁U型潜艇，”他的舰炮官艾伦·伯恩（Alan Burn）写道，“而且从那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往这个方向努力，直至最后。”
[92] 沃克有一项统摄所有行动的最高准则：“尽一切可能，快速、密集地攻击敌人，让他们没有任何空暇思考和下潜。”
[93]

沃克的魅力令麾下将士俱皆拜服。据一名年轻的见习军官回忆，沃克是一个沉静的人，但“他的奋不顾身、专业风范以及对任务的忘我投入使其有着巨大的存在感……看到他你就会知道他是那个掌控全局的人，他在行动的战术、战略和细节方面胸有成竹。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而且唯恐因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而令他失望。”
[94] 他信任自己指挥的队伍，而他们也拼尽全力不辜负他的信任。对那些付出显著努力的军官和船员，沃克会给他们记功，出问题时替他们担着。西海路司令部的总司令珀西·诺贝尔爵士巡视了沃克的旗舰后说：“‘鹳鸟’号上的船员们组成了一支能力惊人的队伍，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时他们仍能开船战斗。而且每个人都对沃克崇敬有加。依我看来，不论他剑指何方，船员们都会心无顾虑地跟随他。”
[95]

沃克十分沉迷于自己的任务，他是带着激情和高度娴熟的技艺猎捕U型潜艇的。他倾尽全力分析研究此前胜少败多的U型潜艇追击行动，以弄清楚U型潜艇指挥官们为摆脱追击所使用的各种诡计手段。在德国潜艇的行踪和花招上，沃克敏锐的第六感无人能及。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把猎杀潜艇当作猫捉老鼠的游戏或一场事关存亡的比赛一样乐在其中。对他而言，德国潜艇是对祖国的最大威胁，他憎恶它们。他的这些激烈情绪和纯粹信念无声地感染着周围的手下。彼得·尤斯塔斯（Peter Eustace）是沃克麾下一名19岁的电台监测员，他回忆击沉一艘U型潜艇时众人的欢欣鼓舞：“我们觉得自己简直天下无敌。”
[96]

沃克能够带领众人立得战功，首要原因是他能将皇家海军的历史性力量与麾下将士贯通起来。德雷克和霍金斯的时代所涌现出的英国航海者，乃是所有在役军官和普通水手一直渴望成为的杰出榜样。以前，谋略之战漫长拖沓，水手很少有机会一试自己的航海技艺，遑论直面迎敌，那已经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了。在20世纪，水手们不再与敌人近距离搏斗，战斗多在海平面以外的地方（比如日德兰半岛之战）进行，或者俯冲而下的斯图卡轰炸机才是他们需要抗御的对象。这样的海战发生得简单粗糙而又非常迅疾紧迫，与风帆时代的古典海战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但两者的本质相差无几。有一项海战传统被沃克延续了下来，每次猎杀成功后他会给出一条信号——“接上主转桁索”，意思是每个人可以分到额外的一小杯朗姆酒。

1942年6月沃克被擢升为上校（captain［d］）
[97] 。10月，他被调回到海岸上的西海路司令部工作，此事令他沮丧不已。

他不是护航编队概念的首创者，也不是追捕并成功猎杀U型潜艇的第一人，不过他让这些事情达到了一个新高度。U型潜艇编队的士气渐渐倾颓。因为有他这样的军官，人们再度对皇家海军的实力有了信心，相信它能向敌人发起反击。

英国航母纵列前行：1942年8月，HMS“不懈”号和HMS“雄鹰”号，摄于HMS“胜利”号，当时它们正在执行“基座行动”。

皇家海军的坚定信心没有任何动摇。8月，在“基座行动”（Operation Pedestal）中，海军派出一支至关重要的护航队穿越地中海前往正处于围困之中的马耳他。共有2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和3艘航母护送14艘商船。结果仅5艘商船逃出虎口，1艘航母和2艘巡洋舰被击沉，地中海此刻的凶险程度可见一斑。不过这个代价是值得的。马耳他坚守不坠，轴心国的企图落空。皇家海军逆势回击的能力大受肯定。U型潜艇和纳粹空军的残酷攻袭无休无止，虽然艰险，但为这座岛屿输送补给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最终还是获得了回报。因为“基座行动”，英国得以向轴心国通往非洲的补给线发动攻击。9月，隆美尔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遭遇燃料短缺。

一个月后，隆美尔在阿莱曼战役（Battle of El Alamein）中被击败，整个战争形势逆转。轴心国陆军部队后撤，意味着北非海岸的纳粹空军基地也随之撤离。这为“石器行动”（Operation Stoneage）开辟了道路，11月，最后一支船队驶往马耳他。最终K舰队得以返回马耳他，并再度开始劫掠轴心国航船。同月，160艘英国战舰运送10万名士兵登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这是二战中第一场大规模两栖登陆行动。同时，北极护航队在9月恢复航行，此刻负责为它们护航的是一艘英国航母。12月，盟军战舰在巴伦支海海战（Battle of the Barents Sea）中击退了一次德军水上舰艇的联合进攻。这对纳粹海军而言可谓重大打击。希特勒对他的海军失去信心，其最高指挥官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卸任，卡尔·邓尼茨接手了他的位子。

1943年年初战局开始好转，相比于12个月前风雨飘摇的情形，这令人振奋。而大西洋是一个例外，这里的U型潜艇数量增多，盟军折损航船数也随之攀升。大西洋中的U型潜艇数目多到船队在公海上甚至都无法避开德国潜艇航行。英国燃料补给降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有人开始讨论是否要全面停运护航船队。大西洋战役进入高潮。

第54章 有序灭杀（1943～1944年）

击沉、焚烧、摧毁。什么都不放过。

——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

HMS“坎贝尔敦”号（Campbeltown）发信号示意海岸炮台自己并无恶意。对方两次鸣炮，“坎贝尔敦”号均沉默地以信号释放善意。当这艘老旧的英国驱逐舰行至距港口2000码处时，海岸炮台全力开火。

“坎贝尔敦”号前往的并非一处友方港口。此处是法国卢瓦河河口设有巨型干船坞的圣纳泽尔（St Nazaire），“坎贝尔敦”号直冲船坞闸门而去。此刻是1942年3月28日凌晨1点。这艘战舰顶着漫天炮弹向船坞闸门发起自杀式攻击。其间岸上防御部队把所有炮弹都射向了这艘战舰，战舰舵手丧命之后接替者也身受重伤。

这艘驱逐舰上搭载着一群敢死队队员，舰首堆了4.5吨封在水泥里的烈性炸药。顶着暴风骤雨般袭来的炮弹，海军少校史蒂芬·贝蒂（Stephen Beattie）率舰前行，对面雪亮的探照灯灯光让他看不清前方状况。在此关键时刻，他突然发现战舰前进的方向并非港口中自己要去的那个区域。此时贝蒂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航海技术和沉着冷静的头脑，他迅速急转弯避开了海港堤坝并锁定了自己的目标。始终没有停歇的敌方炮火变得愈加猛烈，轰向驶进旋涡一般恐怖区域的贝蒂。1点34分，他指挥“坎贝尔敦”号撞向船坞闸门，这艘年迈的驱逐舰撞入巨型闸门内33英尺。贝蒂转身对舰桥上的士兵说：“到地方了，晚了4分钟”——这是皇家海军一贯简明扼要的表达方式。

负责突袭的敢死队下船登陆，“坎贝尔敦”号被舰员凿沉。敢死队将负责船坞运转的部分彻底砸烂，尤其是泵房和盘缆间。第二天，英军引爆“坎贝尔敦”号，摧毁了这座干船坞，直到10年之后它才重新恢复运行。此次行动乃“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一次突袭”，也是皇家海军和陆军一长串两栖登陆行动中最壮观的一次。5人获授维多利亚勋章，其中有3人是海军军官——贝蒂、冒死帮助敢死队撤退的罗伯特·莱德中校（Robert Ryder）以及一等水手（Able Seaman）威廉·萨维奇（William Savage），当时萨维奇正在最后一艘撤退的机动炮艇上用前置2磅火炮射击，最终牺牲。

这处干船坞本来是给巨型德国战列舰“提尔皮茨”号使用的，有此据点，她可以和U型潜艇一起行动，从法国西海岸出发摧毁大量大西洋上的盟军航船。这是一场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大捷。仅228人得以回国，168人阵亡（其中105人来自海军）、215人被俘（敢死队队员109人，水手106人）。许多用来运送敢死队队员和帮助“坎贝尔敦”号舰员返回英军驱逐舰的机动炮艇被击沉。

这场代号为“战车行动”（Operation Chariot）的圣纳泽尔突袭发生在1942年3月。12月7日，又出现了一场同样令人咋舌的突袭。HMS“金枪鱼”号（HMS Tuna）潜艇在吉伦特河河口浮出水面。在冬日黑夜的掩护下，五艘“轻舟”MKⅡ（Cockle MK Ⅱ）小划艇悄悄下水。1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爬上划艇后开始向70海里外的波尔多港口驶去。他们必须从32艘德国战舰之间的缝隙中偷偷溜过去才能抵达目的地。

“弗兰克顿行动”（Operation Frankton）出自海军陆战队少校、“金发”赫伯特·哈斯勒（Herbert‘Blondie’Hasler），行动队员还包括他在皇家海军陆战队巡逻支队的10名属下。他们的目标是停泊在波尔多港口深处的12艘商船。此番惊险行动甫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夜里风高浪急，1艘小划艇没了踪影，没过多久又有1艘翻了船。剩下的3艘继续划桨前行，以每晚9英里至22英里的速度行进了4晚。有天白天他们在格拉沃角（Pointe de Grave）附近隐蔽，有两人被俘。

最后，哈斯勒和其他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乘着两艘小划艇，前去实施这一海战史上最具英雄色彩的突袭。12月11日到12日的夜里，他们划着船桨在德军船舰之中穿行，给其中6艘安上了吸附式水雷。之后4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把他们的小划艇沉入海中，从陆路逃往西班牙。

从“金枪鱼”号出发的10名陆战队队员，2人死于体温过低，6人被德军俘虏并杀害。哈斯勒少校和陆战队员比尔·斯帕克斯（Bill Sparks）成功到达西班牙，并最终回国。他们全都被视为二战中最伟大的英雄而载入史册。他们的英勇壮举至今仍在法国和英国受到纪念与缅怀。

1940年至1944年间，共有近60次针对“大西洋壁垒”的突袭，上述两次即在其列。此处提及的行动都有明确的海事目标，旨在警示敌人英国在西海路的霸主地位。“战车行动”的目标是阻止德国战舰对大西洋航船进行大规模杀伤。摧毁圣纳泽尔的干船坞对威廉港封锁行动的持续推进不可或缺。“弗兰克顿行动”的目的则是用尽各种手段，对德实施经济封锁。

被哈斯勒及其队员们锁定的12艘航船是突破封锁后到达这里的。它们从东亚来，船上是日本人发来的极具军事价值的货物。截至1942年12月，已有约15艘小型航船从纳粹海军的铜墙铁壁中穿行而过。“弗兰克顿行动”就是为了表明皇家海军有能力将德国和整个世界的联系彻底切断。海军并非所有时候都得用巨型战舰或航母来推行自己的主张，有时小划艇加上几个心志坚毅的行动者就足以成事。

它显现出经济战已经残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德国方面正用尽所有力量扼杀英国，逼迫其投降。

“1943年3月的头20天里，德国人几乎彻底切断了新世界和旧世界之间的通信。”一份递呈皇家海军的报道如是说。那个月U型潜艇击沉了120艘船舰。面对240艘U型潜艇同时活动的局面，皇家海军基本上全面放弃了船队护航任务。英国国内的局势非常不利，食物和燃料匮乏。如果U型潜艇继续维持这样的破坏力，D日
[98] 的筹备可能要花费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此时英国可能已经被迫退出战争。

然而，在“黑色五月”（Black May），有43艘U型潜艇被摧毁，盟军仅折损58艘船舰。

或许后来U型潜艇的数量大幅增加，但与此同时皇家海军也变得更加强大。有更多护航舰和驱逐舰出海执行任务，而且它们还配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刺猬弹（Hedgehog）是一种前射式迫击炮，炮弹采用触发式引信。由于它是向前发射的，所以航船在进攻时能够继续使用Asdic侦测U型潜艇动向。高频定向仪（high-frequency direction-finding equipment，又称“哈夫-达夫”，HF/DF或‘Huff-Duff’）应用在越来越多的船上，让船只可以通过U型潜艇无线电传输信号进行三角定位，找出对方位置。

最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春末“大西洋空白区域”最终消失。远程飞机和护航航母开始服役，为船队的整个航程提供空中掩护。这些飞机均有独立的雷达系统以及和雷达连通的利式探照灯（Leigh Light）。TRITON秘钥已被艾伦·图灵（Alan Turing）破解，布莱切利庄园得以再度破译恩尼格玛。

5月，U型潜艇对阵联合了空中力量、护航舰队和新编支援编队的盟军防御网络。1942年11月，海军上将马克思·霍顿爵士（Admiral Sir Max Horton）接掌西海路司令部。霍顿曾是一名潜艇指挥官，能够接受新兴理念。强尼·沃克上校规划的新方案令他印象尤为深刻。

霍顿和沃克在很多方面颇为相像。一战时，在潜艇服役期间，霍顿开启了一项传统——每当一艘英国潜艇击杀敌舰返回国内基地的时候，它都会升起海盗骷髅旗（Jolly Roger）。每次成功完成追捕任务回到利物浦时，霍顿都喜欢在潜艇里面用喇叭播放“我们去打猎”（A Hunting We Will Go）。沃克向自己的新任总司令提出建议，把大量支援编队派到海上去。这些顶尖的突击部队可以像陆军装甲部队一样行动，向U型潜艇发动猛扑，将其摧毁。这个建议的根据，乃是沃克在SG36时所用的战法及其坚定信念——皇家海军的战舰应当主动搜寻并摧毁敌军，而非紧靠在船队边缘不动。霍顿采纳了这个计划，沃克于1943年重返海上，指挥第二支援舰队（Second Support Group，2SG）。舰队由他的旗舰HMS“燕八哥”号（Starling）和另外6艘均以鸟类命名的小型战舰构成。

皇家海军的妙招还有很多，而沃克就是这方面的急先锋。

1943年6月1日上午9点30分，“燕八哥”号的哈夫-达夫监测员汇报称一艘U型潜艇正在20英里处传输信号。“燕八哥”号拉响警报，U-202号的位置也被锁定。
[99] 她的指挥官冈特·波泽（Gunter Poser）命令潜艇下潜500英尺。他镇定自若，并未因此而紧张不安，单单这一次巡逻他就已经6次遭到护航舰队袭击了。

沃克的6艘小型战舰协调进攻。水下的皮泽尔迂回躲闪，用尽各种手段避开深水炸弹。舰队先是失去了Asdic监测信号，随后再次找到U型潜艇位置。沃克与舰上的水诊器监测员以及Asdic监测员进行了一番深入交谈，他们都是他信任的老部下。“这三位技术专家的谈话有些神秘莫解，他们就在露天舰桥的前端研究出了作战方案”，
[100] 沃克的枪炮官（后来成为传记作家）艾伦·伯恩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沃克麾下的人把接下来的一轮攻击称为“首领的绝招”，更准确地来说，它应该被叫作“地毯式”攻击。
[101] 用这种方式进攻时，3艘战舰将排成一字横队，每艘战舰都以5秒为间隔投掷深水炸弹，不给U型潜艇任何机会左右闪避。

但U-202号还是挺了过来。

随后沃克用两艘小型战舰同步进行“匍匐”式攻击。行动持续了一整天，这是两位顶尖高手之间的对决。夜幕降临时沃克在舰桥上来回踱步。对手是一个狡猾诡诈的驾驶员，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很明显U型潜艇的下潜深度超过了深水炸弹。皮泽尔已将潜艇下潜到820英尺，将士们惊惧不安，担心潜艇随时都可能因承受不住水压而塌陷。皮泽尔依然保持冷静，他命士兵们尽量保存体力。他自己就躺在床位上看书，任由深水炸弹在上方搅动海水、Asdic声波撞击舰身，给众人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与此同时，沃克的Asdic一直紧盯着U型潜艇不放，屡次攻击未果令他越来越沮丧，他当时根本没料到皮泽尔会下潜到那么深。为逼迫对手用光电池的电力他用了很多花招，比如持续不间断地进攻以迫使U型潜艇变换位置，再比如他命令其中一艘小型战舰一边投掷深水炸弹一边往远处行驶，让对手误以为编队正朝着错误的方向离去。皮泽尔亦有妙计。潜艇往外射出一个不断冒出氢气气泡的铁罐，这些气泡可以冒充潜艇，诱惑敌人。沃克只能用监测信号紧盯着皮泽尔不放，等待对方耗尽电池和空气，然后在夜色掩护下上浮并逃走。这是一场比拼诡诈和耐心的战斗，皮泽尔成功溜走的概率更大。

不过沃克的Asdic监听员并没有被那些气泡骗到，他自始至终都把皮泽尔的U型潜艇盯得牢牢的。沃克对U型潜艇活动特性的分析再次应验，他预测最晚在半夜，猎物必然上浮。果然，半夜0点2分，一名正密切监视海面的“燕八哥”号信号员发现了U-202号。瞬间，夜空被曳光弹照得犹如白昼，编队所有战舰一齐开炮。沃克命令“燕八哥”号想办法撞击敌艇，不过随后他改了主意。他让舰员们把深水炸弹的定深数值调小，然后投向U型潜艇。这给U-202号带来致命打击。历时14小时的追捕行动中，皮泽尔做出了顽强而又漂亮的反抗。沃克简短地评述过：“我非常感谢皮泽尔上尉，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集体演练机会。”
[102] 霍顿上将则慷慨多了：“我要祝贺你的Asdic小队，他们取得了这场战争中最为突出的成就。”
[103]

此话当然是溢美之词，不过这份满怀激动的赞美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沃克的战术和训练获得了成效，对大西洋战役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此后英军遇到U型潜艇时不再一味躲避，任其逃走，而是毫不留情地追猎并歼灭它们。6月，皇家海军继续出击。海防总队的两支支援编队和飞机将把全部精力投入对付基地设在比斯开湾的U型潜艇上。

换言之，法国西海岸的敌人将会被封锁在港口之中。沃克正跻身于霍克、圣文森特和康沃利斯这等英雄人物之列，他们都曾耗费数年时间确保英国对西海路的控制权。和以前一样，这片海域乃维系国家命运之所在。沃克告诉他的编队：“想必德国兵已然清楚，皇家海军已经把比斯开湾当成了肆意打猎的乐土，任何试图阻碍盟军航运路线畅通的尝试都会被彻底灭杀。只要碰上，我们就一定会将其一举摧毁。”
[104]

6月24日，沃克出其不意地逮住了U-119号。在将其逼上水面后沃克的船舰狠狠撞了上去。这是U型潜艇猎杀教科书里的标准手法。“燕八哥”号在进攻时受损，成了另一艘为同伴报仇的U型潜艇的活靶子。沃克转移到“野天鹅”号（Wild Goose）上继续指挥自己的编队作战。在这艘战舰上他指挥了又一场令人瞠目的“匍匐”式袭击。他成功骗过了U-449号并将之歼灭。7月30日，海防总队的第二支援舰队和战机连同沃克编队一起行动，击沉了U-454号、U-461号、U-462号和U-504号。其中，在追捕最后一艘U型潜艇时，沃克又研究出一项新战术。他用了一个拳击术语——“守住拳台”（holding the ring）——为之命名。
[105] 三艘小型战舰围住搜索区域，用Asdic侦测信号盯住敌军潜艇。然后沃克指引另一艘小型战舰进行“匍匐”式进攻。一旦U型潜艇试图溜出火力覆盖区，它就会碰上三艘中的一艘。大西洋战役赶尽杀绝之新理念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艾伦·伯恩将其称为“有序灭杀”。
[106] 8月2日，邓尼茨暂停从比斯开诸港口派出舰艇。

盟军正在逐渐赢得大西洋战役。德国人首次遭遇U型潜艇折损数量超过补充数量的情况。此时英国在比斯开湾设有猎杀巡逻队，U型潜艇必须先紧贴着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航行然后才能进入大西洋。和所有伟大的海战大捷一样，此等战果必须有像强尼·沃克这样抱定决心的领头人物指挥众人，经过漫长艰辛的苦战之后才能摘得。

盟军在其他地方的战报也一样鼓舞人心。4月，意大利损失了100艘商船，它们试图为驻扎北非的轴心国陆军输送补给。5月，坎宁安上将启动了恰如其名的“天罚行动”（Operation Retribution），命令简明干脆：“击沉、焚烧、摧毁，什么都不放过。”轴心国陆军被困在了北非。

眼下，皇家海军再度成为地中海的主宰力量。7月，英国6艘战列舰和2艘航母以及美国第八舰队（Eighth Fleet）援助盟军部队进入西西里，为之后进一步进入意大利做准备。整支意大利舰队于马耳他投降。苦苦等待之后终于一雪前耻，众人心头振奋。在天寒地冻的北极圈，皇家海军因为战线拉得太长，无法面面俱到，船队在夏天停止航行，不过从11月开始又恢复航行了。圣诞节次日，由“沙恩霍斯特”号领衔的纳粹海军第一战斗群离开挪威基地，攻袭出航的JW55B船队以及返航的RA55A船队。这艘德国战列舰是独自行事。“提尔皮茨”号巨舰已于9月丧失作战能力。英军6艘X级微型潜艇悄悄潜入喀峡湾（Kafjord），重创此艘德军战列舰。这次行动是皇家海军又一次传奇式的奇袭作战。

邓尼茨身陷绝境，只有最后一搏。这一次阿道夫·希特勒成了纳粹海军的敌人，他对海面舰队失去耐心，并威胁要将其撤去。纳粹海军必须打一场大胜仗才能赢回元首的信任。

可是，孤身离群的“沙恩霍斯特”号遇上了由HMS“约克公爵”号、1艘重型巡洋舰、3艘轻型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组成的皇家海军护航舰队。第一发炮弹命中“沙恩霍斯特”号，他的雷达停止了工作，之后“沙恩霍斯特”号只能像瞎子一样在暴风雪中战斗。那天她拼杀得十分英勇，可惜她自始至终都处在英军雷达的锁定之下。傍晚，布鲁斯·弗雷泽（Bruce Fraser）上将电讯海军部：“‘沙恩霍斯特’号沉没。”“干得漂亮”，海军部回复。

“先生们，”弗雷泽告知麾下军官，“与‘沙恩霍斯特’号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赢了。如果有一天你们自己指挥一艘战舰同优于自己数倍的敌人作战时，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像‘沙恩霍斯特’号今天这样英勇无畏。”击沉此舰后，纳粹海军再也无法在北极圈对皇家海军形成威胁。
[107] 北角战役（North Cape）也是皇家海军史上英国战列舰最后一次和敌方战列舰交战。

回看大西洋，船队和护航编队正在冬日的海面上艰难前行。“小型航船封住舱门，毫不停歇地和滔天巨浪搏斗。海盐完全覆盖了甲板和舰桥。”
[108] 沃克的第二支援舰队正和HMS“追踪者”号（Tracker）护航航母一同在遥远的大西洋中部执行任务。此时西海路已成U型潜艇的危险区域，因此它们转到了这片海域活动。海上的风暴日夜不停，U型潜艇一直潜伏不出。11月6日，恶劣的天气稍有停歇，第二支援舰队追捕并击沉了两艘U型潜艇。眼下这等程度的风浪之下，小型战舰无法承受长途航行。舰队抵达纽芬兰后返回利物浦，它们亟待维修和休整。

沃克和他的舰队连同两艘护航航母前往爱尔兰西南面的大西洋海域。为了得到纳粹空军掩护，邓尼茨把U型潜艇调遣到了那里。第二支援舰队必须保护船队和航母既不受空中袭击也不受潜艇袭击，同时它们还得追捕U型潜艇。1月31日，沃克把U-592号送入海底。于是德军U型潜艇向西南移动，以期躲开沃克的追捕。2月8日夜至9日凌晨，支援舰队以“匍匐式”战法在8小时内相继击沉U-238号、U-734号和U-762号。两天后，支援舰队迎来了他们的第五场胜利，他们击沉了U-424。2月19日，沃克和德军U型潜艇指挥官哈特维希·卢克斯（Hartwig Looks）之间进行了一场耗时甚久的对决，最后沃克用了10小时才把卢克斯的U-264号逼上水面。

这位时年25岁的德军指挥官把所有他能想到的闪避招数都用上了，不过在200枚深水炸弹的轰炸之下他的U型潜艇还是彻底报废了。艇中海水没过了舰员的脚踝，轮机舱着火。卢克斯下令浮上水面。上来后他发现周围一圈都是沃克的小型战舰，而自己就处在中央位置。U型潜艇艇员们纷纷弃艇。从海里上来时，卢克斯发现拉自己的是一位英国水手，他对卢克斯说道：“来吧，水手！”
[109] 他被带到了HMS“啄木鸟”号（Woodpecker）上，舰上一名军官满怀赞许地看着他说：“你打得非常、非常聪明。”

第二支援舰队进入利物浦港后，喇叭里响着“我们去打猎”的“燕八哥”号把U型潜艇带到了格莱斯顿码头上（Gladstone Dock）。码头和HMS“胜利”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全是人，其中还有两支乐队，他们都在迎接强尼·沃克和他麾下的将士们凯旋，此次行动是所有反潜巡逻行动中最成功的一次。霍顿上将和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也在现场。第一海务大臣发表演说时将此次行动誉为“战争开始以来一支护航编队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巡航任务之一，可能更准确地说，就是最伟大的，没有之一”。
[110] 他称赞沃克是“我军最出色的王牌反潜指挥官”。舰队快到国内时丘吉尔和战时内阁发来了贺电。二战中，沃克共击沉18艘U型潜艇，而比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影响——U型潜艇艇员士气跌落，邓尼茨不得不改换战术。为表嘉奖，沃克被追授上校，这意味着他已经进入将官候选序列。他一共获授4枚杰出服役勋章，并成为巴斯勋章骑士（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此刻他成了聚光灯下的国家公众人物。西海路再次回到皇家海军之手。

一次“匍匐”式袭击，沃克正在HMS“燕八哥”号上用舰对舰无线电指挥HMS“啄木鸟”号行动。

欢迎第二支援舰队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数百名女兵，她们是皇家海军女子服役队的军官和普通水手。第二支援舰队有1000名舰员，许多人的妻子或女朋友都是驻扎在利物浦的皇家海军女子服役队成员，沃克的女儿也是。她们焦灼地等待着他们从巡逻队返回。沃克舰队能出海完全得益于她们的付出。岸上的女子服役队担任的职务有机械与武器专家、电工、文员和厨师。西海路司令部中的女兵肩负着测绘狼群航道的重要工作。她们是二战中英国海战事务的中流砥柱。1944年，863500名身穿海军制服的人员中有72000人是女兵。她们是第二支援舰队欢迎队伍中的一抹亮色。

沃克一下子成了名人，但这并不合他的脾气。“这不是很好笑吗？”欢天喜地的返航迎接结束后他对妻子说道，“这些大惊小怪的庆典结束之后，我还是那个他们认为不值得提拔的老强尼。”
[111]

3月，这支精锐舰队击沉了U-653号。之后，还是在这个月，强尼带领舰队向北前往北极进行巡航，途中击沉了U-961号。5月，他回到老地方西海路追捕U-473号，这艘U型潜艇用鱼雷击沉了USS“唐奈尔”号（Donnell）。毫不夸张地说，这次追捕等同于大海捞针。5月15日，“燕八哥”号锁定U型潜艇踪迹，随即升起海盗旗。这将是沃克的最后一次猎杀之旅。

战斗进行了15小时，是沃克众多传奇战役中最漫长的一次。上校把自己的完美战术尽数施展了出来。他对自己小队的表现十分满意。他没有发出任何一项指令或者信号，直到浮出水面的U型潜艇被歼灭后他才发了一条信息：“停止射击。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战斗。”
[112]

大西洋战役已至尾声。沃克还有最后一项任务要完成，在此之后他将以舰队司令身份前往太平洋任职。

沃克及其舰队行抵威尔士海滨，加入由西海路司令部所有船舰组成的巨型舰队，共计约200艘。6月5日夜至6日拂晓，浩浩荡荡的船舰出海执行一项无比重要的任务。它们列成重重屏障，把英吉利海峡和西海路隔开。

这200艘反潜战舰只是5000艘船舰中的一部分，它们将执行史上最恢宏壮观的两栖登陆行动——在诺曼底登陆日，即D日的“海王星行动”（Operation Neptune）。

D日当天，U型潜艇袭击一次都没发生。2月，U-264号指挥官哈特维希·卢克斯在沃克的攻袭之下凿沉了自己的潜艇。当时他正在测试一种不能让沃克发现的新装备。这一新设备是潜艇通气管，一根用来呼吸的管子。通气管不仅仅是给艇员在水下呼吸用的。潜艇在下潜之后就要改柴油机驱动为电力驱动，而前一种驱动方式需要有空气才行。电池的电用完后，U型潜艇就必须浮上水面重新充电。有了通气管之后，U型潜艇就能在不被雷达发现的情况下暗中潜入英吉利海峡，不用浮上水面就能在英国或者法国海滨的浅水区长时间巡弋。然后他们就能偷袭前往诺曼底的两栖登陆船舰。不过经验丰富的反潜小队犹如一条铁链，锁住了英吉利海峡的航路，一艘U型潜艇都没能过去。

皇家海军在保卫海上安全和轰炸敌人海滩据点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一军事组织调动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要归功于战时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沃克的老上级，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拉姆齐曾分别在1940年和1943年组织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和入侵意大利的行动。“海王星行动”是他的得意之作。从负责导航的袖珍型潜艇到提供近岸防御的大型战列舰、监控舰和巡洋舰，参与其中的舰艇多达数千艘。同时，海军还要和在英格兰等待登船的陆军、空军仔细做好协调。皇家海军总计有113000名军官、男兵和女兵参与行动，占D日当天盟军海战人员总数的58%。“海王星行动”动用了2807艘各式战舰。324艘战舰掩护西面登陆区，即美国人登陆的犹他（Utah）和奥马哈（Omaha）两处滩头，其中近50%的战舰来自皇家海军。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登陆的黄金（Gold）、朱诺（Juno）和宝剑三处滩头为东面登陆区，348艘战舰中有306艘出自皇家海军。此外，皇家海军还分别在东、西两区派出了893艘和147艘（西区总共有644艘）登陆船。这是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超级舰队。

拉姆齐颇具智识，他清楚在联合行动中皇家海军得服从陆军指挥。他从西西里登陆行动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两栖进攻只是整个行动的开始而不是结尾。一旦守住了滩头，皇家海军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它得持续输送地面部队，并为他们运送补给。这一过程持续几天、几周，甚至是几个月都说不定。拉姆齐上将需要在各种既得利益关系和自负心态编制成的复杂网络里商讨斡旋，不过他的机智干练足以组织“海王星行动”。最关键的是，他保证了陆军下一年的供给线将会始终保持畅通。

经过多年的牺牲与努力，长久以来备受争议的海上主权终于显现出成果。纳粹海军的水上舰队已形同虚设，U型潜艇战队在史上最繁重艰苦的海上战役之后也被束住手脚。登陆的地面部队浩浩荡荡，他们前往目的地的道路已被清扫干净。岸边战舰的凶猛炮火重创德军防御据点，阻止了坦克自由行动。

D日中，皇家海军达到巅峰状态，它从之前的苦战中撑了过来，成为定鼎欧洲局势的重要促进力量。

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战争期间，皇家海军损失了1525艘船舰，牺牲的男女将士共计5万人。英国海事力量的根基——商船队——伤亡惨重，损失了3万名水手和2400艘船。

登陆诺曼底之所以能够实施，是因为盟军能够保持海上航线畅通。德国极度缺乏进口物品。封锁行动没能击败德国，但起到了削弱其力量的作用，同时英国仍旧保持强盛国力。大西洋战役中盟军的取胜至关重要，它是皇家海军悠悠历史中分量最重的一场胜利。

在打赢整场战役的过程中，没有哪一次战斗能够彻底决定最后胜局，也没有急剧改变局势的转折点存在，那是一段漫长艰苦的征途，靠的是持久耐心和矢志不移。盟军的船舰建造能力始终高于U型潜艇的摧毁能力。邓尼茨做出多番努力，但他建造出的U型潜艇并不足以击溃皇家海军的防御，更无法瓦解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造船工业，英国和苏联的食物与燃料储备十分充盈。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挣扎拼斗。

从强尼·沃克憔悴沧桑的面容就可以看出这场竞争的残酷性。他并非唯一一个在打击U型潜艇上取得赫赫功勋的人，许多军官以及成千上万的水手也取得了功勋，而且表现出了非凡的英勇和创造力。沃克的事迹代表着这场战争中皇家海军所走过的风雨之路。1939年，这支军队尚不足以应付一场重大冲突。战事之中，它坚定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造就一代英雄人物（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在已不为人们所知），再现了拿破仑战争时的那个黄金时代。沃克就是这支军队最伟大胜利的象征。《泰晤士报》评论说，他“和敌人持续交手的时间之久，超过皇家海军的其他所有将士”。
[113] 1944年，与U型潜艇作战的重担终于把他压垮。

7月7日，沃克接到两条信息。第一条命令他翌日出海。另外一条确认了他儿子的死讯，他儿子生前正在地中海一艘潜艇中服役。当夜沃克因脑血栓被送入医院救治。于9日逝世。据说他是死于过度疲劳，享年48岁。

沃克上校的葬礼依英雄规格在利物浦大教堂举行。霍顿上将向上千名哀悼者说道：“尘土抑或石头不足以为其墓，整个西海路才是他的安眠之地。”
[114] 他的遗体从一艘驱逐舰上投入大海。第二支援舰队此后又斩杀了8艘U型潜艇。强尼·沃克成为皇家海军的代表人物。1950年海军部曾有过如此表述：“沃克上校是大西洋战役当之无愧的头号功臣。他的战法取得了惊人成功，赋予了皇家海军至高无上的地位（supremacy）。”
[115]

不过“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说法用在他本人身上更合适。沃克生前曾如此回复此类溢美之词：“我并不觉得自己是U型潜艇‘王牌杀手’。这类战斗不是那种有一人充当主角的行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我只不过是整件事的领头人而已。所以请不要称我为‘第一U型潜艇杀手’，真正担得起这个令人敬畏的称号的，是1000名英国水手。”
[116]

第15部分 衰退

第55章 东苏伊士（1945～1982年）

1945年3月26日的冲绳（Okinawa）战役中，皇家海军航母特遣队的战机起飞升空。这些来自舰载空战队的战机先后捣毁了位于先岛群岛（Sakishima）和台湾的日本空军基地。空袭之后，战舰挺进，炮轰近岸目标。英国太平洋舰队（British Pacific Fleet，BPF）乃是进攻日本的上佳之选。神风特攻队（Kamikaze）的自杀式袭击致使美国航母失去了行动能力，而英国航母的飞行甲板设有装甲，受损后能很快完成维修。

英国及英联邦派驻远东的航母特遣队是皇家海军有史以来最强的舰队。而就整个皇家海军来说，它在1945年的实力超越以往任何时候。虽然海军在战时损失了其1939年9月所拥有的战舰数量的一半。战争结束时，皇家海军有885艘在役舰艇，包括20艘战列舰、65艘航母、101艘巡洋舰、461艘驱逐舰和238艘潜艇，这有力证明了英国、美国和英联邦各造船厂的巨大活力。此外海军还有大量储备的护航舰艇、巡逻艇、两栖船和储货/修理船。皇家海军中很大一部分战舰被分到了英国太平洋舰队中，这是由8艘航母、4艘战列舰以及巡洋舰、驱逐舰、潜艇、护航船和支援船舰组成的庞大舰队。自1782年桑特群岛之战罗德尼击败德·格拉斯之后，还是第一次有如此规模的英国舰队在欧洲及地中海以外的海域执行任务。

英国太平洋舰队在冲绳以及其他各处都表现得专业且勇敢，不过皇家海军必须承认一位新的海上霸主正在崛起。尽管英国太平洋舰队有着前所未见的强盛实力，但其空中力量仅占盟军参战总数的20%，而且在由美国动员组织的共计1300艘战舰的无敌大舰队中，它仅占一小部分。冲绳战役是二战中最血腥、最艰苦的战役之一，其战斗的主体部分都是由美国海军（United States Navy，USN）及其地面力量完成的。

这是美国方面的有意安排。美国人不想让其他任何人分享自己的胜利果实，尤其不希望自己在付出鲜血和财富后撑起的却是不列颠帝国。为了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美军必须挑起重担，自行承担损失。皇家海军被故意晾在一旁，只能作壁上观。在美国人看来，皇家海军颇为自豪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即第57特遣队，只是多支这样的特遣队中的一员。美国海军作战部长（American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欧内斯特·金（Ernest King）上将对一切与英国相关的事物都持厌恶态度，而且在对待皇家海军方面尤为臭名昭著。在其授意下，英国太平洋舰队无法获得美国海军的任何帮助，只能孤军作战。1945年，共有335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其中仅有12艘是英国太平洋舰队的功劳。大日本帝国受降仪式也是在美国战列舰USS“密苏里”号（Missouri）上进行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于中国南海（South China Sea）的关丹（Kuantan）附近遭空袭遇难，皇家海军作为曾经的亚洲及太平洋海域仲裁人的角色彻底崩塌。二战期间，皇家海军在太平洋不得不适应、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必须适应的新局面。美国海军已经无可争议地取代皇家海军的位置，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除了承认美国的霸权，还有一个新形势需要皇家海军适应——战列舰在眼下这个世界已是冗余之物。10月25日，在日本帝国海军和美国海军对战的苏里高海峡战役（Surigao Strait）中，共有8艘战列舰参战，这是最后一场战列舰对战的战役。HMS“国王乔治五世”号对本州岛（Honshu）中部滨松（Hamamatsu）的日本军事设施所实施的轰炸，成为英国战列舰最后一次的咆哮怒吼。

1946年，最后一艘战列舰——HMS“前卫”号（Vanguard）——开始服役。她此刻迈入的这个世界已没有战列舰的用武之地。驾驶着主力战舰、用巨型舰炮作战的战斗已经走入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然无疑地表明了这一点。自战列线对战在17世纪发展起来，战列舰就一直是皇家海军的核心力量。在眼下这个使用远程战机、导弹和原子弹的世界，它们已被彻底淘汰。小型战舰和潜艇的火力足以超过这些庄严宏伟的巨舰。如今它们只能沦为冷战武器的活靶子。

HMS“前卫”号在1955年的一次训练中最后一次开炮。之后她接受改建，成为储备船舰，并成为一处电影拍摄场景。1960年8月4日，临海的南海城（Southsea）聚满了人，英国最后一艘战列舰在这一天从朴次茅斯港拖曳而出，前往位于法斯莱恩（Faslane）的拆船厂。皇家海军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那天夜里，“前卫”号未能安然入眠，她在一片泥滩上搁浅了，出动了5艘拖船才让她重新入水。

及至1960年，世界上绝大部分海军要么将战列舰处理掉要么将其封存。美国海军是唯一的例外，它保留了4艘“爱荷华”级（Iowa class）战列舰。1968年它们被再度编入现役队伍，之后在1982年至1992年间再次服役。20世纪80年代，它们配备了战斧导弹（Tomahawk missile）。战列舰最后一次用于战争是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中，当时“威斯康辛”号（Wisconsin）和“密苏苏里”号发射过战斧导弹，并用16英寸舰炮轰击近岸目标。

自17世纪以来，形式各样的战列舰构成了英国海上力量的核心。“前卫”号黯然退场时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也没有引发多少悲戚之情（比如《泰晤士报》仅用几段文字，不带感情色彩地报道了一下）。英国历史的一段漫长篇章自行翻过。“前卫”号以5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美国人和日本人将大量本国战列舰留存下来作为博物馆，而英国人选择将这些雄伟的战舰抛掷一空，曾经的辉煌荣光已消散殆尽，做此决定或许就是想把这些令人悲戚的景物彻底抹除。在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的大门处，我们还能觅得它的一丝踪迹。在从战列舰上卸下的两门15英寸巨型舰炮中，我们还可以感受那些战舰潜在的破坏力及其身形。其中一门来自HMS“拉米伊”号战列舰；另一门最先用于HMS“决心”号战列舰，之后装在了监控船HMS“罗伯茨”号（Roberts）上。两门炮都曾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行动中使用过。曾经在近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无畏舰已消失得几无踪影。幸好“胜利”号留存了下来，让我们能更为真切地感受乔治时代的海军世界。

“前卫”号被凄然地拖向废品厂的那一年，英国仍保持着海上巨头的做派，虽然这只是往昔荣耀的影子罢了。皇家海军有8艘航母、2艘大型两栖舰、14艘巡洋舰、156艘驱逐舰和护卫舰、54艘潜艇、207艘扫雷及海岸艇。1945年之后，皇家海军继续履行那些古已有之的任务，还探索出了新的角色。朝鲜战争中，其航母编队和扫雷艇表现卓越。在这些编队于亚洲作战的同时，由于伊朗（Iran）将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收归国有，皇家海军的地中海舰队趁机介入波斯湾。英国战舰继续巡视监管大英帝国在非洲和苏伊士以东的残存疆域。

皇家海军还派出了包括3艘航母、1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艘潜艇在内的66艘舰艇参与“主转桁索”演习（Exercise Mainbrace），那是一场大规模的北约（NATO）演习，涉及9支海军的203艘舰艇，在挪威沿海和日德兰半岛同时举行。担任这场巨大演习指挥的是一位英国将领。

从表面上看，20世纪下半叶皇家海军将继续履行保卫英国利益的传统职责，同时会在北约中构筑自己的新角色。它将是遏制苏联向北大西洋渗透的领头力量。1952年的“主转桁索”演习、同年在地中海举行的“大满贯”演习（Exercise Grand Slam）以及翌年丹麦海峡的“水手”演习（Exercise Mariner）（其间还有其他关于扫雷和护航的小型海战演习），宣示了北约强盛的海上力量。皇家海军是对抗苏联扩张的重要壁垒。未来若有战事，它将覆盖挪威海岸、北极圈、北大西洋和GIUK海域
[117] ——格陵兰岛、冰岛和不列颠联合王国之间的海域。英国有能力在大西洋、地中海、中东和“苏伊士以东”同时行动。虽然在1947年失去了印度帝国
[118] （Indian empire），但英国与亚洲海域的联系并未中断。

战列舰被淘汰后，英国要维持海上强国的地位就得依靠20世纪的主力战舰——航空母舰。皇家海军航母编队的实力仅次于美国海军，英国可以凭此在世界范围内部署本国力量。朝鲜战争和“主转桁索”演习就是这方面的明证。1953年，加冕礼舰队阅兵在斯皮特黑德举行，有300艘舰艇参加阅兵，其中英国派出5艘航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1艘。这还不包括正在地中海和苏伊士以东执行任务的战舰和航母。

然而，最终面具还是脱落了。1956年，英国被迫弃守埃及苏伊士运河区（Canal Zone）的海军基地。苏伊士运河是英国制海权的一处咽喉之地，英国能否把触角延伸至波斯湾和亚洲海域就取决于这里。失去运河控制权，也就失去了成为世界海洋强国的实力。英方刚撤出基地，纳赛尔上校（Nasser）立刻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皇家海军派出强大阵容讨伐纳赛尔，其中航母有“雄鹰”号、“阿尔比恩”号（Albion）、“堡垒”号（Bulwark）、“海洋”号（Ocean）和“忒修斯”号，最后两艘是用来供直升机运载突击队登岸的。这是战争史上首次有直升机参与的两栖进攻作战。危机结束后，“阿尔比恩”号和“堡垒”号被改造成了“突击队航母”——一种两栖作战舰只，它实施快速打击行动时能够以舰载直升机运送海军陆战队及其他地面部队登陆。

皇家海军、皇家空军以及英国陆军的表现无可指摘，但在美国和苏联的威压之下，此番军事行动被迫中止，英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幻象彻底破灭。美国取消支持英镑、迫使其贬值的威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突然之间，英国显得异常脆弱。苏伊士运河危机弱化了她在中东的地位，削弱了其在印度洋的影响力。“苏伊士以东”的那片世界自此从西方海域中剥离，英国的策略也将全然改变。英国号称世界大国的底气消失殆尽。

苏伊士运河危机对皇家海军有重大影响。英国的常规部队看似强盛，但这场冲突明显表明它们已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需求。5艘航母全然不是美国金融势力的对手。国际政治凶险复杂，国内民众抵制他国干涉内政，世界上所有海上强国都无力蹚过这片浑水。1957年，国防大臣邓肯·桑迪斯（Duncan Sandys）在《国防白皮书》（White Paper on Defence ）中为英国提出新的设想。他提出英国应重点发展核武器，将其变成一项防御力量；废除征兵制度，削减国防支出；在未来军队规模变小的情况下，注重使用机动部队实施精准打击。《国防白皮书》向海军的未来提出质疑：“皇家海军在全球性战争中的角色尚不明确。”

皇家海军自然不可能继续无所作为，等着别人来割自己的肉。蒙巴顿勋爵（Lord Mountbatten）是时任第一海务大臣，他一直是新式科技的拥护者。在其领导之下，皇家海军倾力发展能够搭载“海参”（Sea Slug）地空导弹的驱逐舰。他说：“只要能让政府承认我们是有能力运载火箭的大规模机动部队，符合未来战争趋势，就万事大吉了。”1961年，Mark Ⅰ型“海参”地空导弹在新型郡级（County class）导弹驱逐舰上装备使用。

此外，蒙巴顿还坚定地认为皇家海军应当拥有核动力潜艇。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是美国海军核动力项目负责人——海曼·里科弗上将（Admiral Hyman Rickover），他并不想与他人分享美国在这方面的科技成果。但蒙巴顿还是把他拉拢了过来。1960年，英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由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启动，它的名字——HMS“无畏舰”号——可谓恰如其分。两个月前，“前卫”号才刚刚被拖走。

跨入20世纪60年代的皇家海军虽在规模上有所削减，但技术革新持续进行，仍然是一支具有重要世界影响力的军队。不过抛开这些表象，事态其实不容乐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皇家海军遗留了一大批战舰和堆积着的设备。作为海军核心力量的8艘航母就是这场战争的馈赠。绝大部分战舰和潜艇建于战时，有些甚至是20世纪30年代造的。战时舰队中的幸存者让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还能拥有一流海上强国的派头。20世纪60年代，这些老旧的舰艇被替换下来。像HMS“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这样的战舰——现在被用作博物馆，是一处醒目的伦敦河景——变为储备舰只，随后退出服役。新一代战舰，如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开始建造的26艘利安德级（Leander-class）护卫舰，进入服役队伍。替换老古董航母的是两艘体积巨大的CVA-01型航母，它们配有新式护航战舰，比如82型驱逐舰和为搭载制导导弹和直升机而专门设计的巡洋舰。

改造之后的舰队足以承担英国在北约中的职责，并维系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地位。局面似乎正朝着有利于皇家海军的方向发展。但不久它就将遭逢大敌，这次是皇家空军。

1959年，蒙巴顿就任国防参谋长（Chief of the Defence Staff）。他的任务是整合陆军、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并把历史悠久的海军委员会连同后设的陆军部、空军部（Air Ministry）和航空部（Ministry of Aviation）一起撤去。新组的海军委员会将被夺去大权，成为联合王国国防会议（Defence Council of the United Kingdom）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国防部接管三军，各军种在国防部的庇护下独立存在。蒙巴顿宣称此项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功能完备、协调紧密、运转顺畅的部门”。

这原本是为了消除三军间的相互对抗。结果1964年的经费削减问题导致事态恶化了。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陷入无法调和的冲突，两军的未来都岌岌可危。1962年12月22日是导致事态激变的关键日子，当天美国总统J.F.肯尼迪在巴哈马群岛（Bahamas）的拿骚会议（Nassau Conference）上会见了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一直以来，英国在核威慑力量上都依赖于美国。双方此前已经达成协议，美国将向皇家空军提供“空中闪电”核导弹，此核导弹将装备在皇家空军的V式轰炸机上。不过美国人取消了“天空闪电”项目，肯尼迪改向麦克米伦提供装备在潜艇上的北极星A3T（Polaris A3T）弹道导弹。

这是皇家海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它变成了英国核威慑持有者。皇家空军暴怒不已。当时空军部分战机虽配有核武器，不过之后战略核武器的持续部署将由皇家海军决定，这一垄断权力的背后是巨额的国防预算。

海军并未主动为自己争取核武器。被强加了核威慑职责后，海军还必须为此做出调整。原先的经费不得不改用于新建4艘决心级弹道导弹潜艇（Resolution class），该系列潜艇均以曾经的战列舰命名：“决心”号、“反击”号、“声望”号和“复仇”号。海军还得开发反潜技术和反水雷措施，以保护位于克莱德峡湾法斯莱恩的弹道导弹基地。海空两军的前进轨迹相撞了。

使用潜艇弹道导弹的理由是，地面核武器容易遭受袭击，而搭载核武器的战机可能在飞向目标的途中被击落。这给皇家空军的未来打上了问号。作为回击——也是自保——皇家空军提出，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角色可以由空军一手撑起。他们游说新任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取消对于海军至关重要的CVA-01航母项目。空军可以派遣战机从岛屿和近岸基地起飞，前往印度洋和东南亚执行突击任务。皇家空军还向财政部呈递了以前的记录，试图说明海军在空战方面一向不如空军。

希利被说服了。在他发布的1966年白皮书中，国防开支削减至20亿英镑。希利重新确认了英国在北约中所应履行的义务及其在苏伊士以东所要扮演的角色，但这些都要在低开销的前提下完成。CVA-01项目被取消。英国将用驻扎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V式轰炸机维系其在苏伊士以东的实力。另外白皮书还申明，英国在没有主要盟友参与的情况下不会参战。

皇家海军怒不可遏。皇家海军自古以来一直承担的职能由此终结。劳动部部长站在海军一边，克里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和第一海务大臣大卫·卢斯爵士（David Luce）辞职以示抗议。梅休争论说，希利令英国失去了军事上的独立，以后事无大小都要仰仗美国人的干预。梅休说，英属东苏伊士“已经不是拥有自主权利的实体，而是美国新延伸的疆土。英国实际上不是美国的盟友，而是他的附庸”。

更严重的后果是，皇家海军遭受削减意味着英国放弃了自身扮演的世界性角色。后殖民时代，世界各国对设立在他国国土上的英国军事基地充满敌意。一旦当地政府强令英国力量退出本国，皇家空军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打包走人。地面上的军事基地在洲际导弹面前不堪一击。

相比之下，海军有更多转圜余地，它更机动，也更具隐蔽性。1961年，42突击队的海军陆战队员从HMS“堡垒”号突击队航母搭乘直升机前往科威特（Kuwait）机场，阻止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他们还在“优势行动”（Operation Vantage）中充当开路先锋，参与这场行动的是一支大型海战突击队，其中包括“堡垒”号、作战航母“胜利”号、驱逐舰和扫雷舰。1962年至1966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婆罗洲（Borneo）对峙期间，有大量英联邦战舰于岸边巡视，英军的两艘突击队航母（“堡垒”号和“阿尔比恩”号）还在新加坡和婆罗洲两地之间运送突击队、直升机和战机。自1965年起，战机航母“皇家方舟”号及其随行护航的护卫舰便依照联合国安理会217号决议对罗德西亚（Rhodesia）实施封锁。

海上空中力量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被运送到指定地点，不必在他国领土长时间停留。常设基地会冒犯到当地人，而海军军队干预完马上就走了。比如1964年，坦噶尼喀（Tanganyika）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请求英国帮助，镇压国内政变。HMS“半人马”号用直升机将45突击队送上海岸。尼雷尔重掌政权。突击队很快就返回两栖战舰，没给人们指责其逗留过久的机会。在大英帝国渐渐崩解的过程中，执行巡逻监督任务的航母主要作为两栖作战舰只独立行事，而在可以用直升机运送士兵登陆之后更是如此。与之相反，皇家空军从基地起飞进行远程袭击的做法显得相形见绌。

梅休以及海事力量的拥护者们认为，东苏伊士战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把英国军队困在了并不安全的地面基地，使其丧失了由航母组成的更为灵活多变、协调平衡的战斗力量。不过实现这种灵活多变的代价十分高昂。皇家海军有了北极星导弹，皇家空军拿到了地面基地。如梅休所说，20亿英镑是不可能撑起一个世界性大国的。

表面看来，皇家海军接受了新角色，不再行使传统职能。弹道导弹潜艇让海军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凶猛武器，不过许多人认为这是有代价的。海军再也不是常规军了。进入20世纪70年代，海军前路渺茫，士气低沉。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20世纪6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迫使政府进一步削减预算。1968年1月，希利指示英国军队撤出东苏伊士。及至希利宣布从波斯湾、亚丁、马尔代夫群岛、马来亚和新加坡撤军，皇家空军的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皇家海军的航母结束服役，之后也不会有其他战舰来补缺。

皇家海军的衰落可谓急转直下。1945年之后仅20年，它就从一支重量级的世界强军跌落到前途未卜的境地。海军面对了多次严重的军费削减，最终，退出东苏伊士从根本上改变了皇家海军。在后殖民时代，没有帝国疆土需要巡视，也不再有大型军事基地了，政治家认为无须将皇家海军部署到远离本土的地方干预他国事务，也无须在世界的偏僻角落部署地面支援部队。

皇家海军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它存在的目的为何？

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表明了它衰败的程度。英国已经承认了美国的军事霸主地位，她无力再担负曾是汪洋之主的皇家海军。确实，对一个穷困之国来说，存留海上力量的意义何在？

世界上的国家出于很多原因渴望拥有强大海军，包括向全世界投射本国影响力、支撑自身贸易网络、守御边境等。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出动大型舰队投射本国影响力，再者，它早已把世界警察的角色转让给了美国。另外，英国缺乏争得新世界地位的政治意愿，也没有为皇家海军制订新战略的意向。60年代末金融危机期间，能继续视英国为军事强国的主要依据可能就是它对北约的贡献了。

对皇家海军来说，这意味着它要将自身转变为一支小型的专业型力量。一旦开战，他将用他全部的精力追捕和歼灭GIUK海域中的苏联潜艇。换言之，后东苏伊士时代，皇家海军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制在本土海域附近。反潜作战是获得财政部拨款的基础，依靠这个准则才能研发武器、建造新舰。比如皇家海军陆战队就是据此得以保全的。他们转变为在北极圈内进行两栖作战的专家，而那里是北约势力范围的北翼。

20世纪70年代，英国告别了最后一批标准型号的航母：1972年HMS“雄鹰”号退役，1978年“皇家方舟”号退役。而新一代航母宣告了皇家海军的新角色。20世纪70年代订购的3艘无敌级（Invincible class）航母最初是准备用作直升机航母，充当CVA-01航母护卫的。及至1973年，原计划改变，航母尺寸扩大，变为反潜直升机航母，为反潜猎杀编队提供空中掩护。为其护航的是谢菲尔德级（Sheffield class）新型驱逐舰，这种战舰造价低廉，且装备了新型地空导弹。

即便如此，皇家海军的水上舰队还是不堪一击。皇家空军自称可以在北大西洋范围内提供空中掩护，但这远远不够。出了本土海域，英国分舰队抵御空袭的能力十分微弱。照此看来，皇家海军的有效活动范围大幅收缩——只剩紧邻英国本土水域的那一小片。不过幸运的是，无敌级小型直升机航母的大小正适合搭载海鹞式喷气飞机（Sea Harrier），这种战机可以进行短距离或垂直起降（vertical/short take off and landing，VSTOL）。

预算的巨大压力影响到所有决策。凡是履行本国在北约反潜作战任务的花销，内阁大臣都会批准。所以这就要看皇家海军的巧妙手段了，它需要在履行前述职责的同时，利用反潜作战设备实现其他目的。海军高层自然不甘于落后并服从于后东苏伊士及反潜作战时代的严厉限制。他们认为，危机或战争迟早都会爆发，那时皇家海军所要发挥的功用将全然不同于现在的反潜作战角色。

HMS“无敌”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唯一正当的用途就是作为反潜直升机的行动平台，不过引入鹞式战机（Harriers）后，一旦情况需要，她就可以充当两栖攻击舰和小型航母。其舰上装有滑跃式甲板（ski-jump），VSTOL战机可以从她的短型飞行甲板上起飞。“无敌”号无法搭载大量鹞式战机，不过这些垂直起降喷气机能够袭击敌方战舰，还能为两栖登陆提供空中支援。引入鹞式战机是皇家海军深陷困境时的一记妙招，在面临严峻财政和政治压力的时代，这支军队借此实现了自身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它为皇家海军提供了正适合远离本土行动的空中掩护。

其他型号的战舰也被赋予了反潜作战以外的用途。护卫舰和驱逐舰所搭载的反潜直升机同样可以运载海鸥空舰导弹（Sea Skua）。于20世纪70年代服役的新型22型护卫舰是60年代国防预算削减时期诞生的挨饿的孩子，其最初定位是用于反潜作战的单一性船舰，不过除此之外，它们也可以搭载飞鱼反舰导弹（Exocet missile）和防空导弹。21型护卫舰本来是快速巡逻舰只，但它们也能用来轰炸近岸目标。根据财政部命令，所有新建舰艇必须具备多样功能以便于向他国海军出售，这无意间成了海军的佳音。

皇家海军竭力熬过了极为艰难的10年。得益于海军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这支军队仍旧是世界第三强大的海军。他们用有限的资源打造出一支高度灵活的舰队，足以应付政客们未能预见的众多潜在危机。尽管议会已尽了最大努力，皇家海军还是得去东苏伊士执行任务。对罗德西亚的封锁一直延续到1975年。香港需要战舰驻守。1980年以后两伊战争中的波斯湾也需要战舰。皇家海军在北约之外还扮演着其他的角色。1974年土耳其入侵北塞浦路斯（Cyprus）时海军曾帮助平民撤退。同年，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之后海军参与了苏伊士运河的扫雷工作。英国最后一艘航母——“皇家方舟”号曾被部署至英属洪都拉斯沿海，阻止危地马拉（Guatemala）军队入侵该殖民地。1977年，由一艘猎杀潜艇和两艘护卫舰组成的小型特遣舰队被派往福克兰群岛，向阿根廷政府施压，使其撤出福克兰群岛中的图勒岛（Thule）。

皇家海军在世界各地的活动显示出英国仍有其全球性影响，而皇家海军正是这份影响力的维系者。其力量或许微弱，但意义重大。

不过，之后《前方的路》（The Way Forward ）出世，这是1981年英国政府的国防白皮书，也被称为《诺特报告》，以国防大臣约翰·诺特（John Nott）命名。根据这份报告，皇家海军的首要角色是英国核打击能力的执行者。1981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政府已就购入三叉戟导弹（Trident）替代北极星弹道导弹系统的事宜进行协商。这项购买计划将耗费皇家海军80亿英磅的财政预算。依《诺特报告》所言，三叉戟导弹在英国防务中的地位犹如王冠上最闪亮的那颗宝石。它是国防政策的核心所在，凌驾于其他所有国防力量之上。

除去运行三叉戟导弹系统外，皇家海军的活动内容又被限制为在北大西洋执行反潜作战任务。即便如此，反潜的重担还是落在了英国核潜艇和皇家空军身上。HMS“赫尔墨斯”号将于1982年退役，HMS“无敌”号即将卖给澳大利亚海军，剩下的只有两艘反潜航母——HMS“辉煌”号计划于1982年年末开始服役，“皇家方舟”号将从1985年开始服役。就算到了那个时候，这两艘航母也只有一艘会保持随时待命的状态，并且舰上只会搭载5架鹞式战机。

在这份白皮书中，皇家海军缩减后的水上舰队将不再执行北约海域以外的任务。皇家海军陆战队解散，作为英国远征作战能力核心的HMS“无惧”号（Fearless）和HMS“刚毅”号（Intrepid）两艘两栖攻击舰出售，两栖行动彻底成为历史。据《前方的路》所言，常设海军部队在核战和远程导弹面前显得多余。水上战舰成了上好的打击目标。出售“无敌”号和攻击舰，以及将护卫舰和驱逐舰的运行数量减少到42艘的行为得到正名。

在一波又一波削减防务经费的浪潮之后，最近的这个浪头几乎要将皇家海军彻底淹没。随着海面作战舰队向水下活动舰队转变，这个军种历经多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文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2年的《国防预算声明》（Statement on the Defence Estimates ）对此讲得很清晰：“在反潜作战领域，我们特别注重如何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以最快速度扩张核潜艇部队的规模。”
[119] 诺特称核潜艇为“未来的战列舰”。
[120]

跟随克里斯托弗·梅休的脚步，议员基斯·斯皮德（Keith Speed）辞去负责皇家海军事务的大臣之职，以此回应《诺特报告》。他对下议院说，削减海军军费将会“危及我们的国家安全”。
[121] 三叉戟导弹事关整个国家安全，而非哪个军种的单独需求，所以由皇家海军来承担这项费用是极不公允的。三叉戟导弹系统的开销已经损害到海军的正常运转。

斯皮德情绪激动地争论说，水上舰队不能被核潜艇取代。保卫国家需要它，维系英国赖以支撑的制海权也需要它。为什么一个国家在20世纪晚期还需要制海权？斯皮迪对此的回答是，英国96%的进出口货物要依靠海上贸易。皇家海军是其守卫者，它在世界各地捍卫英国利益。海军舰队是英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坚实支柱，这一点潜艇做不到。不论有无战事，皇家海军都应支援盟国，在全球范围内维系相互依存的联系网络。和平时期，自然灾害发生后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现代语境下投射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制海权最大的优势就是，”斯皮德说，“当对方保持高姿态的时候，舰队会在海平线上停着。等到对方姿态降低的时候，舰队就可以退离海平线，也可以驶近提供急救或紧急灾难援助……显然，常设陆军和空军是做不到的。”
[122]

海军内部一样焦灼不安。“我根本描述不出我们现在有多难受多烦乱，”桑迪·伍德沃德上校（Captain Sandy Woodward）写道。他刚从国防部海军计划处处长的位子上下来。水上舰队锐减，航母和两栖战队拆散一空，世界各国由此得知英国的国际竞争力正流失殆尽。

伍德沃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得出以下结论：“英国没有航母意味着没有空中支援，没有空中支援意味着水上战舰无法行动，水上战舰无法行动意味着军队无法登陆，军队无法登陆意味着‘再无任何竞赛’。”
[123]

第56章 终章：止于银海之上（1982～2013年）

……海洋是残酷的，人类把它变得更为残酷。

——电影《沧海无情》，1953年

2012年6月一个天色灰暗、下着雨的星期天，在伦敦泰晤士河有一千多艘小艇参与了庆祝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登基60周年的大游行。这场游行可能不会作为英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庆典之一而载入史册，即便在当年这次庆典也不算出众。不过顺着某种复杂盘绕的路径，它将我们带回了本书的开头。不列颠群岛的海上力量发端于它的河流，最终奔流而出，环绕世界。尽管场面平淡无奇，这场游行还是试图重现了历史上泰晤士河作为贸易和商业流通渠道的景象。

上一个60周年登基庆典时——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包括21艘战列舰、53艘巡洋舰在内的165艘英国战舰参与了在斯皮特黑德举办的舰队检阅仪式。当时的场面令人惊叹且振奋：灰色战舰排列得层层叠叠，上面悬挂着旗帜和彩带。成群的游船在这些海上巨兽之间快速穿行。有一件事会让人觉得整个场面更为壮观，那就是海军驻外战舰一艘都没有被召回。

如果2012年再次举行这样的舰队检阅，那将非常尴尬。前任第一海务大臣韦斯特勋爵（Lord West）对《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说：“我觉得可以调来两艘潜艇以及五六艘护卫舰和驱逐舰，不过那样阵仗显得太小了，也不够壮观。”
[124] 2012年的皇家海军没有航母，其水上舰队力量仅由1艘直升机航母、1艘单独行动的两栖攻击舰、2艘登陆平台船坞、13艘护卫舰和6艘制导导弹驱逐舰构成。此外还有15艘反水雷舰艇、24艘巡逻舰和4艘测绘舰。潜艇有10艘。

60周年庆典乃是一次对民族精神的追寻和对英国安全危机的强调。2012年那场庆典体现了这一点吗？全然没有。1897年斯皮特黑德那场重大的舰队检阅仪式体现了。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目睹了检阅式的盛况。他为此写下了《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 ），这是宣示帝国末日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我们的海军消失于远方/炮声在沙丘和海岬沉没/看啊，我们昨日的辉煌/像尼尼微、推罗一样陨落！”

19世纪90年代，人们清醒地看到皇家海军就是帝国的生命线。食物进口事关英国自身的存亡，他们对此非常清楚。回溯到17世纪末，上将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曾说过：“数量决定胜利。”他已经意识到，两支规模相等的舰队排出战列线决战时，哪一方都赢不了。“攻打、痛击以及追击同等战力的敌人，这样的情形我时不时会碰上，”他说，“但战力持平的情况下还能取得值得夸耀的海战胜利，我从来没遇见过。”
[125] 自此以后，皇家海军的思维方式就被这一认知所统御——仅仅优于对手是不够的，还要远远强于对手。守卫国家安全就是要压倒世界上任何一支海军。大约60年后，1815年，这一主张的推行达到巅峰。及至19世纪80年代，其他国家的海军正迎头赶上。当时兴起了一场新技术和新战舰的竞赛，每个国家都试图在火力和速度上压制对手。皇家海军只能勉强领先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俄国以及法国等国的海军。英国工业大国的身份早已被赶超。1897年，皇家海军有62艘战列舰，欧洲主要的海军大国总共有66艘。

“这些数目巨大的战舰重重叠叠，它们在海面上，却又显得如此渺小，很容易就看不到它们在波涛中的身影了，”1914年8月丘吉尔如此描述皇家海军战舰，当时大舰队是世界海洋上最伟大的海军队伍，“我们无数个世纪铸就出的所有漫长历史，我们在世界各地所有的重大事务，我们所有的生存之需，都依靠它们维系。”

2012年的情形与1897年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这代表了英国历史进程的急剧转变。身处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英国人，对本国削减萎缩的海军力量泰然自若。为何会这样？只有回顾这场庆典前20年开始发生的事件，才能找到答案。

1982年春天，在大西洋东北部的战术演习之前，桑迪·伍德沃德少将在地中海逐步组建起一支由5艘驱逐舰、4艘护卫舰组成的英国小型舰队。3月19日，阿根廷国旗在南乔治亚岛（South Georgia）升起，显然这是要逐步占领福克兰群岛。27日深夜，时任第一海务大臣的亨利·利奇爵士（Henry Leach）在下议院找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约翰·诺特。大家之前认为，任何试图夺回福克兰群岛的尝试都会失败。要在8000英里外的敌方海域和220架阿根廷喷气式战斗机对阵，皇家空军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为海军和陆军提供空中掩护。诺特与美国海军持同一观点：重新占领福克兰群岛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在漫长的会议中，利奇说服撒切尔相信，皇家海军有能力击退阿根廷海军、阻遏对方战机，并向福克兰群岛输送英国部队。利奇知道自己争取的不仅是福克兰群岛，更是皇家海军的未来，后者还处在《诺特报告》带来的强烈震动之中。

“第一海务大臣，”首相问道，
[126] “确切地讲，您需要什么？”

“首相，”利奇答道，“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希望有一支特遣舰队，即刻发往南大西洋。”

“可以。”

利奇必须兑现承诺。截止时间是该周周末——4月3日。3月29日，HMS“斯巴达”号（Spartan）核潜艇被调离伍德沃德的小型舰队，前往南方。另一艘潜艇——HMS“杰出”号（Splendid）于4月1日离开法斯莱恩，同日伍德沃德受命出航，“无敌”号航母和“赫尔墨斯”号航母接到4小时内出发的通知。4月2日，阿根廷入侵。此时伍德沃德的特遣队已经在海上了。

开战期间，英国海上力量均归伍德沃德调度。舰队最高统帅是海军上将约翰·菲尔德豪斯（John Fieldhouse）爵士，他在诺斯伍德军事总部坐镇。这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作战任务。阿根廷的海军和空军颇为强大。皇家海军必须在距本土8000英里、离最近的空军基地3000英里处作战。伍德沃德只有一小部分战舰。阿根廷人则有强大的空中防御力量，有配备了飞鱼导弹和海镖导弹（Sea Dart）的战舰以及4艘潜艇，其中2艘还能躲避英国声呐的探测。

4月4日，“征服者”号（Conqueror）核潜艇离开法斯莱恩，“赫尔墨斯”号航母和“无敌”号航母离开朴次茅斯港，舰上只搭载了28艘鹞式战机。随行的还有临时征用的“堪培拉”号（Canberra）邮轮，它搭载着第三突击旅。特遣舰队于阿森松岛分成三组——伍德沃德指挥的战斗组、HMS“无惧”号（一艘LPD舰，landing platform dock，即登陆平台船坞）上的海军准将麦克·克拉普（Mike Clapp）率领的两栖组和“小鹦哥”组（Paraquet Group），后者是前往南乔治亚岛的分遣队。正如后来晋升上将的伍德沃德所写，他们要在6月中旬以前取得胜利，因为6月之后南半球就会进入冬季。“安特里姆”号（Antrim）和“普利茅斯”号（Plymouth）的直升机用深水炸弹和鱼雷首先立功，它们在南乔治亚岛击中了阿根廷“圣达菲”号潜艇，对方失去行动能力，艇员弃舰而去。之后“安特里姆”号和“普利茅斯”号轰炸了阿根廷据点，同时，英国特种空勤团和特别舟艇队突袭该岛。4月25日，南乔治亚岛被英方控制。

与此同时，英方核潜艇占据了福克兰群岛西面的位置，在那里监视并等待阿根廷海军。4月26日，“杰出”号开始尾随跟踪阿根廷特遣队。

5月1日，伍德沃德由20艘战舰构成的战斗组投入战斗，争夺福克兰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打头的是皇家空军一架从阿森松岛飞来的火神轰炸机（Vulcan），它轰炸了斯坦利港的飞行跑道。“赫尔墨斯”号舰载直升机袭击了位于古斯格林（Goose Green）和斯坦利的阿军阵地。之后“格拉摩根”号（Glamorgan）驱逐舰率领“箭”号（Arrow）和“敏捷”号（Alacrity）护卫舰前往距离斯坦利港仅3英里的一处阵地，轰炸对方飞机跑道。与此同时，“闪耀”号（Brilliant）和“雅茅斯”号（Yarmouth）正在搜寻潜艇。下午，战斗组遭到40艘阿根廷战机袭击。

战斗组投入战斗当天，“征服者”号指挥官发现老旧的“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巡洋舰（曾为美国战舰，珍珠港偷袭的幸存者）连同两艘搭载飞鱼导弹的驱逐舰正往群岛南面驶去。另一支阿根廷战斗编队则开赴群岛北面，其成员为“5月25日”号（Veinticincode Mayo）航母及其护航队。伍德沃德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钳式夹击。

伍德沃德请求内阁授权攻击“贝尔格兰诺将军”号。5月2日，时任国防参谋长、上将泰伦斯·勒温爵士（Terence Lewin）把该请求递呈战时内阁。15点，“征服者”号发射鱼雷。有两发击中巡洋舰——一发在首一发在尾——并在舰尾机房中爆炸。“贝尔格兰诺将军”号失去动力，其舰体开始倾斜，随后下沉，舰上232人罹难。

5月4日，航母编队驶向群岛，42型驱逐舰“格拉斯哥”号（Glasgow）、“考文垂”号（Coventry）和“谢菲尔德”号组成外线防御负责警戒。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阿根廷飞行员以50英尺的高度呼啸而过，这一高度低于雷达侦测范围。只有他们“浮上来”扫射英方目标时，英军雷达监测员才能约略在黑暗的作战指挥室里监测到他们。如果电脑终端上的光点被确认为阿根廷战机，在被飞鱼导弹击中前驱逐舰有4分钟时间开动“箔条”干扰器（chaff）——一种雷达诱饵系统。

13点56分30秒，“格拉斯哥”号作战指挥室的雷达监测员发现了两架阿根廷军旗喷气式战机（Etendard）的信号。“谢菲尔德”号没有采取行动，舰上的作战指挥室没有捕捉到任何警示信号。14点3分，舰桥上的两名军官突然看到一溜烟雾。“导弹来袭！击中甲板！”皮特·沃波尔（Peter Walpole）中校在麦克风前大喊。
[127]

发现硝烟5秒之后，一枚飞鱼导弹射进船身中部。厨房和电脑室里的人当场毙命。爆炸还毁掉了“谢菲尔德”号的总水管，防水密闭门也被掀开。结果大火无法扑灭，浓烟漫及整艘战舰。舰上越来越炽热难耐。

爆炸造成21名舰员阵亡。生还者撤离战舰，大火烧了很多天。整支舰队——以及世界上任何听闻此消息的人——此刻才意识到现代海战中死亡发生得多么迅疾，战舰是多么脆弱不堪。花费数百万英镑打造的导弹防御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皇家海军针对苏联威胁设计了整个系统，但现在它面对的是西方世界的武器：法国军旗强击机和飞鱼导弹、美国的天鹰（Skyhawk）、以色列的匕首战斗机（Dagger）、英国的堪培拉（Caberra）轰炸机，等等。

“贝尔格兰诺将军”号和“谢菲尔德”号阵亡后，两军被迫改变战术。阿根廷海军退回港口，据守不出。伍德沃德不得不将航母撤出敌军攻击范围。

英军两栖作战编队于5月17日抵达，“无惧”号和“刚毅”号两艘船坞登陆舰领头，充当登陆先锋。队中还有P&O轮船公司的SS“堪培拉”号，船上挤满了士兵、炮兵部队、工程师和堆积如山的装备。还有“大西洋运送者”号（Atlantic Conveyor），这是一艘巨人般的丘纳德集装箱船，载有4架关系重大的切努克直升机（Chinook）和14架鹞式战机。她成了一艘临时的航母。这两艘船属于“贸易征用船队”，其阵容之浩大，让人回想起中世纪战时征用的私人航船所构成的恢宏景象。有5艘以赫尔为基地的拖船用于扫雷，45艘商船负责运送士兵及其在8000英里外执行任务时所需的一切物品。征用船只名单里有邮轮、渡船、集装箱船、货船、油轮、拖船、电缆船、救援艇和油田援助船。短时间内对这么多艘商船完成改造、添加设备，在后勤和临时应急方面可实属惊人成就。和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英国的海上力量不仅仅只有皇家海军。

5月21日夜晚，战斗组进入阵地掩护登陆。两栖组由克拉普准将率领，拥有2艘大型两栖登陆舰“无惧”号和“刚毅”号，5艘皇家辅助舰队登陆舰——“加拉哈特爵士”号（Sir Galahad）、“杰伦特爵士”号（Sir Geraint）、“兰斯洛特爵士”号（Sir Lancelot）、“珀西瓦尔爵士”号（Sir Percivale）和“崔斯特瑞姆爵士”号（Sir Tristram），身形庞大的“堪培拉”号和2艘渡船，还有2艘舰队储备舰。共有7艘战舰担任护卫：驱逐舰“安特里姆”号，以及护卫舰“阿戈诺特”号（Argonaut）、“热烈”号（Ardent）、“普利茅斯”号、“雅茅斯”号、“大剑”号（Broad sword）、“闪耀”号。登陆环节正是防备薄弱的时候，这些战舰及鹞式战机将不惜一切代价阻遏敌军进行空袭。

特别舟艇队的海军陆战队员由“安特里姆”号舰载直升机运送登陆，他们偷偷摸到位于圣卡洛斯河（San Carlos Water）入口处上方的阿根廷前哨站。驱逐舰猛然冲进海湾，两栖组紧随其后。登陆舰队集结的同时，“安特里姆”号以舰炮轰击阿根廷阵地。随后特别舟艇队士兵发动强攻。登陆作战正式开始。

阿根廷方面意识到英军行动意图后，立刻出动空军投入战斗。英国战舰遭到72架战机连续而致命的攻击。舰员把能用上的反击手段都用上了——舰空导弹、高射炮乃至步枪。这简直是一团混战。海湾空间狭小封闭，雷达无法使用。英军只能在对方飞掠水面或脱离山体遮蔽的时候，用瞄准线射击，且在山体等的阴影造成的视觉影响下每次只有几毫秒的时间。阿根廷飞行员升至150英尺后投掷炸弹，然后继续保持低空飞行，“选择贴着船桅掠过，那样导弹打不着你”，
[128] 一名飞行员说。此处海湾后来被称为“炸弹小径”。

没能击中目标的炸弹在福克兰海峡（Falkland Sound）的水面上腾起高高的水柱。不过很快这些炮弹被投掷得越来越准。“安特里姆”号（Antrim）被击中，不过这次炸弹没有爆炸。两发炸弹射入“阿戈诺特”号（Argonaunt），她的发动机停止了工作。

之后“热烈”号（Ardent）遭受重击。两发炮弹击中舰首，把她炸开了一条缝。之后越来越多的炮弹射入缝隙。爆炸和大火杀死了24名舰员，另有3人受伤。身受重伤的“阿戈诺特”号仍旧继续抵御进攻。但还是有7枚炸弹射进了这艘不幸的战舰。艾伦·韦斯特中校是最后一个弃舰撤退的人，他脸上挂满了泪水。

1982年5月25日，HMS“考文垂”号

不过庆幸的是，阿根廷飞行员仅选择了战舰作为攻击目标。停在圣卡洛斯河的“堪培拉”号“犹如一头白色巨鲸”一样醒目，上面载满了人和装备，不过她并未遭受攻击。5月23日星期天，“羚羊”号被击中，起先那些炮弹没有爆炸，及至爆炸时一名拆弹工程师身亡，拆弹小组成员受伤。爆炸引发机房起火，而且火势迅速向外蔓延。尼克·托宾（Nick Tobin）少校下令舰员弃舰，他是最后离开的，5分钟后导弹库房爆炸。当晚发生了一连串的严重爆炸，翌日，“羚羊”号在断为两截后下沉。星期二，阿根廷战机再度越过英军警戒线，向“考文垂”号投掷了3枚炸弹。有一枚炸弹在电脑机房和作战指挥室下方爆炸。又有一枚炸弹在船首机房爆炸。舰身开始倾斜。等待救援的舰员们唱起了《阳光总在风雨后》（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20分钟后战舰沉没。

“考文垂”号沉没当天，两架军旗攻击机突然出现在空中。它们捕捉到了一艘英国大型船舰的身影。在发射了飞鱼导弹后两架战机就匆忙返航了。他们以为自己击中的是航母，其实只有“大西洋运送者”号被击中了。这次攻击造成12名舰员阵亡。这艘巨型集装箱运输船上装着重要补给物资，其中有3架切努克直升机、6架威塞克斯直升机和供4000人用的帐篷。5月29日，星期六，阿根廷战机向HMS“无敌”号发射了一枚飞鱼导弹。导弹击中要害部位，并成功爆炸。随后天鹰战机跟进投掷炸弹，彻底解决了这艘航母。阿根廷方面为此举行的庆祝中途被叫停，因为他们发现上一枚在空中发射的飞鱼导弹只是浪费在了已经受损的“大西洋运送者”号身上。

圣卡洛斯战役中，皇家海军遭受严重打击，不过它依旧守住了战线，没有溃乱。军官和水手不屈不挠，英勇作战，冥冥中似乎有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意志支撑着他们。当时那种绝望混乱的场面不亚于皇家海军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斗。天空中，飞行员驾驶着鹞式战机奋勇作战，全力击落敌机或搅乱它们的进攻。海面上，尽管“热烈”号、“羚羊”号和“大西洋护送者”号深陷劫难，水手们还是一直顽强地回击凶恶的捕食者。实际上，阿根廷方面的情形更糟糕。他们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斗机和部分最优秀的飞行员。另外，他们投掷的很多炸弹没能爆炸，因为鹞式战机、舰对空导弹和防空炮迫使飞行员没法降得太低，未能在最佳高度释放炸弹。如果炸弹的点火工作做得更好的话，皇家海军折损的战舰会多得多。

如果5月21日英军发动两栖进攻时遭到阿根廷战机直接攻击会怎么样？这一可能发生的情景在6月8日出现了。从6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阿根廷减少了对登陆部队和两艘两栖攻击舰的轰炸。英国国内也决心不再拿这两艘两栖攻击舰或其他战舰冒险。于是换由“加拉哈特爵士”号和“崔斯特瑞姆爵士”号运送苏格兰卫队和威尔士卫队士兵，在最后总攻斯坦利之前先登陆菲茨罗伊岛。因为损失了“大西洋运送者”号搭载的切努克战机，此类登陆行动只能从海上进行。

前往菲茨罗伊的路程比预期的要长。他们抵达之后发现登陆艇不够用，在登陆地点上也无法达成一致。更糟的是，没有空中防御保护他们。“加拉哈特爵士”号的船员都来自皇家海军后备役，舰上满载着威尔士卫队和弹药，这艘倒霉的战舰遭到阿根廷战机轰炸，造成50人死亡，115人受伤，很多人严重烧伤。尽管战舰起火后皇家海军后备役的将士们非常英勇地进行了救援疏散，陆军还是对海军极为不满，认为对方没有保卫好这次行动。至此，这场海战还远未结束。在菲茨罗伊悲剧发生的同一天，HMS“普利茅斯”号被5枚炸弹击中。6月12日，一枚地面发射的飞鱼导弹在“格拉摩根”号上爆炸，造成13人死亡。两天后灾难终于停止。英方重新夺回斯坦利岛，战争结束。

英军在福克兰群岛战役中只是险胜。国防大臣卸任，他对海军的未来展望彻底破产。显然，这个国家需要一支能远离本土作战，而且自备空防力量的海军。因此，皇家海军作为一支远征力量得以幸存，能够在北约以外的海域战斗。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当初这项决策被证明是正确的。1997年，皇家海军终于等到了它渴望已久的航空母舰。政府承诺以2艘65000吨的航母替换3艘22000吨的航母。《战略防御评估》（Strategic Defence Review ）为此项决策正名：“现在的重点是增强进攻性空中力量，并凭借飞机的最大活动范围发挥尽可能多的作用。”

1993年皇家海军女子服役队解散，女兵被完全整合到海军之中，这对皇家海军的现代化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际意义。2012年，萨拉·韦斯特（Sarah West）中校成为第一位指挥主力战舰的女性，她负责指挥HMS“波特兰”号23型护卫舰。皇家海军坚定推进平等和多样性的进程，令人回想起这个军队中历代传承的话：“成功来自相互信任和尊重，每一位队员都是有价值的个体……任何形式的歧视、骚扰以及欺压恐吓，都将有损相互间不可或缺的信任并削弱我们的效能，因此对平等和多样性的推行是无可争辩的。”
[129]

冷战的结束在削去皇家海军一项职能的同时又赋予了它另一项职能。反潜作战的专长不再需要，海军转而成为一支远征力量，而空中实力又是其关键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皇家海军的山猫直升机（Lynx）用海鸥导弹几乎歼灭了整支伊拉克海军，同时扫雷船清理海域，驱逐舰和护卫舰保护着世界上最后一批战列舰——美国的“密苏苏里”号和“威斯康星”号，它们轰炸了伊拉克的地面阵地并不断发射巡航导弹。“格罗斯特”号42型驱逐舰用海镖导弹射下了伊拉克攻击“密苏苏里”号的蚕式导弹（Silkworm），成为有史以来海战中第一艘赢得导弹对导弹交锋的战舰。

新的世界格局要求皇家海军能够向海外输送空中力量，能在国际禁航令的要求下封锁住流氓国家。1993年至1995年，轮值换防的海上特遣队以“无敌”号、“辉煌”号和“皇家方舟”号三艘航母为核心，参加了推行波斯尼亚（Bosnia）禁飞区的“禁飞行动”（Deny Flight，1993～1995年），还参加了压制塞尔维亚军队的“审慎力量行动”（Deliberate Force，1995年）。1991年至2003年间，英国航母和战舰还帮助推行了伊拉克的禁运和禁飞行动。1999年，HMS“杰出”号核潜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Tomahawk）攻击位于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目标，这是英国舰艇第一次在实际战斗中使用此类武器，是皇家海军新职能的典型示范。

在设想中，21世纪的皇家海军不再是一支旨在出海战斗的蓝水海军，那种战斗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它的新角色最集中地体现在一艘1992年订购、1998年服役、2013年仍在使用的战舰之中。HMS“海洋”号是一艘两栖攻击舰，其作用是向战斗目标输送特种部队以及实施人道援助。“海洋”号的首次任务是在1998年飓风米奇（Hurricane Mitch）肆虐洪都拉斯之后提供救援。不过她首先还是一艘可以通过空中力量和登陆艇快速输送部队的直升机航母。2000年5月，英国军方介入塞拉利昂事务，从叛军手中拯救当地政府。这需要紧急部署战机、地面部队和战舰。“辉煌”号为皇家空军的7架海鹞式喷气飞机和6架鹞式战机提供支援。“海洋”号搭载4架海王（Sea King）突击队直升机、2架山猫、2架小羚羊（Gazelle）和2架皇家空军的切努克直升机。

这正是冷战后皇家海军正在适应的任务。“海洋”号在接到命令后能即刻发起空中和海上的同步袭击，英国得以再一次投射自己的影响力。1996年，皇家海军订购了2艘船坞登陆舰——“阿尔比恩”（Albion）号和“堡垒”（Bulwark）号。有需要的时候，这种舰只的尾部能够打开，让海水涌进内置船坞，里面的登陆艇就可以浮行而出，海军陆战队、兵员武装运输车、卡车和坦克都能以此方式上岸。“阿尔比恩”号和“堡垒”号还搭载了用于两栖进攻的海王、梅林（Merlin）和切努克直升机。“真相行动”（Operation Veritas）和“目标行动”（Operation Telic）中——分别是英国在2001年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2003年在伊拉克打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行动——皇家海军负责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包括两栖登陆、“皇家方舟”号和“辉煌”号出动的战机以及通过核潜艇发射巡航导弹。“目标行动”出动31艘舰艇，是福克兰群岛战役后英国战舰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2011年，北约介入利比亚内战期间，“汹涌”号（Turbulent）和“凯旋”号潜艇发射了巡洋导弹，“海洋”号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提供起降平台，护卫舰则负责执行封锁行动。

当代的皇家海军试图成为一支能够应对国际性事件的灵活反应力量。2006年以色列-黎巴嫩危机期间，HMS“堡垒”号负责从贝鲁特撤离英国公民，另外HMS“辉煌”号上的切努克直升机也在对英国人进行救援。2010年，冰岛火山喷发导致航班取消，“海洋”号及其他舰只受命前往冰岛接回本国游客。同年，皇家辅助舰队的“拉各斯湾”号（21世纪第一个10年内建造的4艘船坞式登陆舰之一）援助海地（Haiti）大地震的生还者。2012年7月，“海洋”号停驻在格林尼治，从空中和泰晤士河为伦敦奥运会提供快速反应保护，停驻在韦茅斯附近的“堡垒”号也担负着类似职能。

尽管海军参与的事务越来越多，但它仍旧被期望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多的任务。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国防报告中，水上舰队和潜艇部队的规模不断被缩减。护卫舰和驱逐舰被撤出服役队伍。接替它们的战舰数量上变少了，不过它们比以前更大、更精良。20世纪60年代的42型驱逐舰更换成了45型驱逐舰。45型驱逐舰虽然外观丑陋，但战力惊人。42型驱逐舰排水量仅为4000吨，45型则达到8000吨。战舰上的一切都隐藏在上层建筑的光滑平板之下，看上去颇有未来主义的风格。在追踪以及摧毁战机方面，1艘45型驱逐舰的表现比5艘42型驱逐舰加在一起还要出色。20世纪90年代末，国防部订购了12艘此类型战舰。到2008年，订购数量减至6艘。第一艘此类型驱逐舰两年后开始服役，它的造价超出预算15亿英镑，而且船舰还不能全面运转。45型驱逐舰服役的前后始末就是皇家海军在21世纪头10年的缩影。

7艘新一代机敏级（Astute class）核潜艇于1991年获国防部批准，1997年国防部订购了3艘。直到2010年，这个级别的第一艘核潜艇HMS“机敏”号（Astute）才开始服役，这比原计划晚了4年，且造价超出预算20亿英镑。它被鼓吹为英国有史以来建造的科技最先进、隐蔽性最好的潜艇，39000块吸音板让声呐几乎监测不到它。即使隐蔽效果再好，她还是于2010年10月在天空岛（Isle of Skye）附近搁浅，从而暴露在人们视野之中。

政府承诺为海军配备2艘符合标准尺寸的航空母舰，替换3艘“无敌”级航母。新造航母将是英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型战舰。其中第一艘HMS“伊丽莎白女王”号于2014年完工，第二艘“威尔士亲王”号于2017年完工。与此同时，海军的空中力量遭到削减。2005年，HMS“无敌”号退役，在役航母仅剩2艘。纪念特拉法尔加海战200周年的舰队检阅式上，体量最大的战舰是法国海军的旗舰——“夏尔·戴高乐”号（Charles de Gaulle）航母。翌年，海鹞式喷气飞机退役，换以皇家空军鹞式战机（RAF Harrier）。2010年，新一届联合政府宣布“皇家方舟”号和皇家空军的剩余鹞式战机立即退役，这是自海军航空军诞生以来英国第一次缺少了舰载定翼攻击机编队。两艘在建航母中有一艘会延迟服役，或出售给其他国家。即便“伊丽莎白女王”号如期服役，这艘超级航母也要等到2019年才会有自己的舰载机。

2013年皇家海军的实力远远低于近几年防务报告提出的标准。商船队和造船工业情况更糟。看一看1982年前往福克兰群岛的舰艇，“堪培拉”号的建造方是贝尔法斯特的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Harland and Wolff），“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为克莱德班克（Clydebank）的约翰·布朗造船厂（John Brown）的作品，“大西洋运送者”号的建造方为泰恩-威尔（Tyneand Wear）的斯旺·亨特船厂（Swann Hunter），HMS“考文垂”号出自伯肯黑德（Birkenhead）的凯末尔·莱尔德船厂（Cammell Laird），HMS“阿戈诺特”号出自赫伯恩（Hebburn）的霍索恩·莱斯利船厂（Hawthorn Leslie），HMS“安特里姆”号出自上克莱德造船厂（Upper Clyde Shipbuilders），HMS“热烈”号出自亚罗造船厂（Yarrow Shipbuilders），皇家辅助舰队的“加拉哈特爵士”号由林特豪斯（Linthouse）的亚历山大·斯蒂芬船厂（Alexander Stephen）建造，HMS“赫尔墨斯”为巴罗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船厂（Vickers-Armstrong）的作品。

那些建造前往南大西洋的战舰——不管其隶属私人还是海军——的造船厂全都是英国的大型造船厂。如今它们几乎都不在了。克莱德河（Clydeside）周边许多世界级的造船厂，要么倒闭了，要么在1968年合并成了上克莱德造船厂。9年之后，其苟延残喘的造船工业被收归国有，重新命名为“英国造船公司”（British Shipbuilders），及至福克兰群岛战争爆发的时候，公司已经关闭了半数的船坞。20世纪80年代，战舰制造厂开始私有化。HMS“海洋”号由挪威造船公司克格瓦格温（Kvaerner Govan）建造，建造用的船坞曾隶属于费尔菲尔德（Fairfield）造船厂，其在英国造船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4年。1999年，克格瓦格温被BAE系统公司（BAE Systems Surface Fleet Solutions）收购，此后所有英国战舰均由此公司建造。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新建战舰订单大幅减少，该行业的前景堪忧。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发生冲突的时候，英国政府只能租赁外国公司的商船运送士兵和物资前往战区。2012年，政府把新建4艘37000吨补给油轮的合同给了韩国的大宇集团（Daewoo），这些船是为皇家海军造的。英国商船队伍也严重退化。1975年，英国尚有1600艘商船，男女船员总计9万人。到2010年英国只有504艘船。不过现在英国超过95%的贸易活动还是通过海路进行的。

商船船队、捕鱼舰队以及造船工业景况惨淡，对英国的海上现有实力和潜在实力造成重创。此时的景象令人回忆起中世纪时英格兰最为贫弱不堪的时期，当时她的绝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由外国船舰运载。本国制海权就靠充满活力的私人航船和造船工业支撑着。每次面临大型海上战争的时候，英国都没有足够的船舰，它之所以能扭转局面战胜敌人，就在于其快速建造新船的能力，还有雄厚的水手储备。皇家海军的倾颓是可以挽回的，特别是考虑到海军人员过硬的战斗能力便更是如此了。不过，造船业的衰退却是无法挽回的。

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皇家海军军官和士兵的战斗经验及技能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海军习惯性地将力量过度分散，其船舰数量并不能满足如此繁多的全球任务。2010年，海军人员数量减至3万人。1991年海军尚有51艘护卫舰和驱逐舰，1997年为35艘，到2012年仅剩19艘。皇家海军的战舰上已不再有舰载定翼机——海上重要战力的象征。因为能够同时完成5艘42型驱逐舰的工作，45型驱逐舰被吹捧成完备的现代化战舰，不过那只是政客们耍的花枪而已，即便45型战舰再怎么神奇，它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5个地方。2011年，皇家海军在利比亚沿海的部署打乱了像禁毒巡逻这类常规的海事行动。当时国内一艘多余的护卫舰也派不出来。翌年，打击索马里海盗时，英国不仅无力派出护卫舰参与任务，而且由于要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保驾护航，英国召回了“海洋”号和“堡垒”号，皇家海军全球影响力的根基遭受破坏。

这只是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大环境下，英国急剧衰落的一个方面而已。英国海上力量不只是出现了下滑，它还有其他变化。

现在，英国海上实力的鼎盛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运载英国货物的航船可以在海上安全穿行。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仍是多佛海峡，每天有超过400艘航船于此经过。英国战舰的行动范围可以毫无阻碍地辐射整个世界，可以无所畏惧也不受报复地介入他国冲突。在波涛之下的某些地方，蛰伏着一艘搭载了三叉戟弹道导弹的前卫级潜艇（Vanguard-class），它能在收到命令15分钟后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施加毁灭性打击。这个国家不需要航母，何况在一艘航母也没有的十多年时间里它不也照样生存下来了吗？英国甚至在本土海域也不再需要战舰了。1982年以及波斯湾冲突和利比亚冲突期间，皇家海军把主体力量调出了海外，丝毫不用担心本土安全会受到威胁。

这是实力的体现，这一实力旨在保卫国土安全，而非获得霸权。这在不列颠群岛的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而且这一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苏联解体之后才开始。本书所述及的历史中，大海一直是令群岛民众惊怖的事物。劫掠和入侵者从海上而来，贸易商成了波涛和海盗的牺牲品。只有考虑到人们对大海的恐惧不安，才能读懂不列颠的历史。

在本书所选取时间线的大部分时间中，英格兰都是邻近欧洲大陆的一座贫穷、边缘化的岛屿。其他国家把持着海上航道，英格兰和苏格兰水手要想参与竞争、学会航海技术只能靠抢夺，国王几乎无力守卫海岸线。直至17世纪中期，这个国家才得以整合各项资源，创立了强大的海军。17世纪晚期，英国突然崛起为重要的贸易国家，这表明守御公海是颇有价值的事情。皇家海军在17～18世纪的壮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革命之一，它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巅峰时期的皇家海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攻防一体的军队。一代又一代军官和海员设立的标准成就了它的伟大，在训练和纪律方面无有堪与其比肩者。公众总是热心诚挚地支持和赞颂这支军队。

这也难怪。18世纪，英国是在根基薄弱的情况下改变国运的。当时英国必须争分夺秒，不让自己再次脱离时代潮流。而其中的争斗必须一次次在海上进行。但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本土附近，不论英国的力量在世界海洋上延伸得多么遥远，欧洲大陆绝对不可小觑。即便在海上霸权最鼎盛的时候，欧洲大陆的入侵威胁也依然令英国惊恐不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国家是无法摆脱欧洲大陆的种种羁绊的。

阿尔弗雷德·马汉上校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发表于1890年。或许我们还应出版一本与之拮抗的书——《论海权的局限》。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英国获得长达数十年的海陆控制权。她甚至能够抛开欧洲大陆，与欧洲全然分开。这个国家建立起一套全球自由贸易系统，缔造了遍及全球的大帝国。只是，这也不可能长久。皇家海军必须能够满足两强标准，而当时其他国家正大力投入海军建设，这给英国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同时让英国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战舰的国家都十分警惕。

英国人的精神核心是一种忧虑，担忧今天的好事情会在第二天突然消失，认为眼前的好运其实是借来的，终有一天要还回去。或许所有海岛居民都面临着这样的命运。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时，英国的全球地位正面临巨大危机。英国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深蓝帝国”——不靠地面部队，而靠皇家海军以海上航路和岛屿基地保卫海上运输网络——已经变成了遥远广布的陆上帝国。海外领地有漫长的边境线需要守卫，单靠战舰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1899年印度事务部副大臣的表述最为简洁有力：“很遗憾加拿大和印度不是岛屿，只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现实，并随之改变我们的外交策略。”
[130]

战舰永远都不够用。在19世纪末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世界不可能再像1850年那样依靠海上力量运转了。铁路和电报线路让欧洲大陆国家联系得更为紧密。英国不仅在工业实力上渐渐落后，而且鲜有重要竞争对手的历史罕见局面也将走到尽头。在远东，日本海军在数量上超过皇家海军；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海军联合力量已经扭转了英国在该海域的优势地位；即便是在欧洲，皇家海军也遭到竞争者的强力挤压。英国在造船业上的超卓优势——她海上实力的支柱之一——也没有了。另外，欧洲人争相建立帝国的想法也打破了力量平衡。德国崛起后，英国被迫从世界各地召回她的战列舰。皇家海军无法同时守卫本土海域和遍及世界的帝国疆土。一时间，英国及其全球利益变得岌岌可危。这也无怪吉卜林以及其他60周年舰队检阅仪式的观礼者会暗示帝国的最终衰颓了。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岛国本是一件幸事，在敌意充斥的20世纪，这却变成了诅咒。英国的日常生活、全球地位、国土安全以及国家存亡都依赖于海洋。特拉法尔加战役111年之后，皇家海军无可撼动的时代宣告结束。那场海战史上最著名的战斗留下了颇为吊诡的遗产：英国人因此笃信皇家海军能够创造奇迹，而这一幻象又在日德兰半岛残酷地破灭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皇家海军拼尽力气守护往国内运输燃料和食物的船队。与此同时，与遥远殖民地之间的补给航线已无法维持。皇家海军还是与历史上的光辉时刻一样奋勇战斗。曾经，英勇拼杀能赢得战利品；而在20世纪，维系海上主宰权的代价巨大，回报却微乎其微。

海上国家需要明白一个道理，世界大国的钟摆终将在大陆国家之间摇摆，它们将通过铁路、公路和空中线路开发利用本国资源。海上国家要想削弱大陆国家，就会受此影响。皇家海军或许可以从海上封锁德国，而且一度还做得相当成功，但在一个陆路通信交流空前扩张的时代，这种做法效果微弱。即便皇家海军拥有庞大强悍的主力舰队，而且战事伊始控制着世界贸易的5处咽喉之地，在空袭屠杀和潜艇战争之下英国还是变得危在旦夕。保卫本土海域，代价就是丧失帝国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提醒世人，大海是多么残酷，作为岛国所拥有的优势有时转瞬间就会变成劣势。

1982年，英国无须担心邻国掠夺，也不用担心有其他殖民地遭到袭击，能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夺回福克兰群岛的战事上。海上贸易可能被人拦截的想法已显得颇为可笑。英国本土海域有北约势力庇护，所以皇家海军能在遥远的海域作战。警戒力量冒险离开之后门户依旧紧闭，这在历史上任何时刻都不可能实现。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西欧海陆再无威胁。现在，皇家海军已经融入了共同护卫海域安全的国际海事力量。

所以当今英国人不会因皇家海军的急剧衰退而激愤也就不足为奇了。长期感受不到海滨之地的危机感，国民对岛屿居民这一身份的认同感渐渐弱化。随着国家安全形势越来越稳固，其制海权也已经弱化。现在，皇家海军已经作为两栖远征力量向外投射国家实力，维持世界秩序。海军不再是国防力量，而是国家荣耀。进出口货船来来往往，就像夜晚的潮水一般规律，不会被人们特意察觉。大海成了安闲之处，不再是恐怖之地。回顾历史，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的我们是幸运的。

行文至此，我们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似曾相识的起点。本书伊始，盎格鲁-撒克逊人已把航行海上的辉煌过往遗忘殆尽，尽情享受着脚下这片美妙的绿色大地，却不知野蛮暴力正在周围的深海徘徊。一个邦国如果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就会被外来者占据，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明训。2013年年初，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财团成立了台风海上安保公司（Typhon Maritime Security），这是一家私人所有的海上安保公司，提供武装护航队保护商船队安全通过亚丁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这标志着一种与古时海战相似的形式重新出现，也预示着我们未来的走向。

岛屿居民永远不能忽视大海的存在。英国历史表明，海洋对陆地的影响无从预测，未来它不仅可能产生军事威胁，也可能产生环境威胁。一旦大势再次逆转，海军力量微弱、造船业大伤元气的英国必会陷入挣扎。政府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建立一支灵活而又平衡的舰队，既能适应当下的财政和战略限制，又不至于在重压之下丧失其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技艺。海军永远不能缺席，历史还在继续。

[1] 此处原文为Senior Service，乃皇家海军的绰号。——译者注

[2] D.Davies，Fighting Ships：ships of the line，1793-1815 （1996），p.181

[3] 纵帆船，有两根及以上船桅，前桅最短。——译者注

[4] A.Lambert，‘The Shield of Empire，1815-1895’，in Hill（ed.），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p.171

[5] 关于Parker请参阅A.Lambert，Admirals：the naval commanders who made Britain Great （2008）

[6] 一种双桅帆船，前桅配置横帆，主桅配置纵帆。——译者注

[7] London Gazette，17 April 1829，p.710

[8] 19世纪美国制造的高速帆船。——译者注

[9] D.G.Tinnie，‘The Slaving Brig Henriqueta and her Evil Sisters：a case study in the 19th-century illegal slave trade to Brazil’，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vol.93（2008）

[10]
United Service Magazine ，vol.27，1838，p.519

[11] P.Leonard，Records of a Voyage to the Western Coast of Africa （1833），p.173

[12] P.Leonard，Records of a Voyage to the Western Coast of Africa （1833），p.171

[13] L.Bethell，The Abolition of the Brazilian Slave Trade：Britain，Brazil and the slave trade question （1970），p.344

[14] M.Ryan，‘The Price of Legitimacy i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Britain，the right of search，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West African slave trade，1807-1867’，in B.Simms and D.J.B.Trim（ed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a history （2011），p.253

[15] W.H.Hall and W.D.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 （1844），p.126

[16] G.S.Graham，The China Station：1830-1865 （1978），p.viii

[17] W.S.Jevans，The Coal Question （1866），p.331

[18] R.Hyam，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1815-1914：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1976），p.54

[19] R.Hyam，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1815-1914：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1976），p.65

[20] Semmel，Liberalism ，pp.74ff

[21] A.Lambert，Admirals：the naval commanders who made Britain Great （2008），p.233

[22]
Times ，1856年8月24日

[23]
Grey River Argus ，1876年2月4日

[24] 比如炮艇能够挺进400多英里到达尼日尔（Niger）解决纠纷。他们也可沿长江上行500英里。

[25] 由法国将军亨利-约瑟夫·佩克桑（Henri-Joseph Paixhans）于1822年至1823年设计而成，法国海军称之为“Canon-obusier”，即加农榴弹炮。——译者注

[26] HMS“卓越”号是费舍尔的精神家园，这艘住宿船牵系着往日的回忆——他少年时加入的HMS“加尔各答”号。

[27] 杰弗里·霍恩比（Geoffrey Hornby）是海军将领中的一个特例，他在海军从风帆时代转向蒸汽时代的过程中起到了缓和作用。霍恩比大半生都是在维多利亚海军时代度过的，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在《海军将领》（Admirals ）一书中对其一生有相当精彩的描述。

[28] J.Scott，Recollections of a Naval Life （3 vols，1834），pp.28ff

[29] J.Scott，Recollections of a Naval Life （3 vols，1834），pp.28ff

[30] R.Massie，Dreadnought：Britain，Germany，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1991），pp.376-377

[31] C.Beresford，Memoirs （2 vols，1914），vol.I，p.49

[32] C.Beresford，Memoirs （2 vols，1914），vol.I，p.41

[33] J.A.Fisher，Memories and Records （2 vols，1920），vol.1，p.172

[34] 关于“不屈”号请参阅Brown，Warrior ，pp.65ff；Beeler，pp.122ff；Padfield，pp.84ff；Massie，pp.419ff

[35] 《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pp.604ff

[36] P.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1976），p.237

[37] R.Mackay，Admiral Hawke （1985），p.223

[38] A.J.Marder（ed.），Fear God and Dread Nought：the correspondence of 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Fisher of Kilverstone （3 vols，1952-9），vol.I，p.102

[39] R.Mackay，Admiral Hawke （1985），p.39

[40] fishpond，意为“鱼池”，因为费舍尔的英文名写作“Fisher”，意为“渔夫”。——译者注

[41] R.Mackay，Admiral Hawke （1985），pp.219-220

[42] R.Mackay，Admiral Hawke （1985），p.285

[43] J.T.Sumida，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finance，technology and British naval policy，1889-1914 （1989），p.146

[44] N.A.Lambert，Sir John Fisher’s Naval Revolution （1999），p.83

[45] N.A.Lambert，Sir John Fisher’s Naval Revolution （1999），p.107

[46] Steam Ship，蒸汽轮船。下文统一保留，不再译出。——译者注

[47] Seiner Majestat Schiff，意为“德皇陛下的舰艇”，为德意志帝国海军舰艇的缩写。下文统一保留，不再译出。——译者注

[48] R.K.Massie，Castles of Steel：Britain，Germany and the winning of the Great War at sea （2003），p.112

[49] A.J.Marder，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the Royal Navy in the Fisher era，1904-1919 （5 vols，1961-70），vol.III，p.465

[50] 英国海军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在一战中因破译密码而著称。——译者注

[51] B.Ranft（ed.），The Beatty Papers：selections from the private and official correspondence，1902-1927 （2 vols，1993），vol.I，p.247

[52] H.W.Fawcett and G.W.W.Hooper（eds），The Fighting at Jutland：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forty-fiv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fleet （1921），p.15

[53] H.W.Fawcett and G.W.W.Hooper（eds），The Fighting at Jutland：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forty-fiv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fleet （1921），p.62

[54] H.W.Fawcett and G.W.W.Hooper（eds），The Fighting at Jutland：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forty-fiv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fleet （1921），p.16

[55] H.W.Fawcett and G.W.W.Hooper（eds），The Fighting at Jutland：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forty-fiv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fleet （1921），pp.36ff

[56] H.W.Fawcett and G.W.W.Hooper（eds），The Fighting at Jutland：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forty-fiv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fleet （1921），p.67

[57] H.W.Fawcett and G.W.W.Hooper（eds），The Fighting at Jutland：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forty-fiv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fleet （1921），p.72

[58] H.W.Fawcett and G.W.W.Hooper（eds），The Fighting at Jutland：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forty-fiv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fleet （1921），pp.64-65

[59] H.W.Fawcett and G.W.W.Hooper（eds），The Fighting at Jutland：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forty-five officer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fleet （1921），pp.68ff，这里也包括了后文对沃尔文的引述

[60] 咒骂语在原文已被删去。

[61] J.Black，The British Seaborne Empire （2004），pp.261-262

[62] S.W.Roskill，The War at Sea （3 vols，1954-61），p.279

[63] M.Howard，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the dilemma of British defence policy in the era of the two world wars （1972），pp.120-121

[64] P.Padfield，The Battleship Era （1972），pp.252-258

[65] P.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1976），p.335

[66] “城”级（Town-class）巡洋舰始建于1936年，共计10艘，其中的HMS“贝尔法斯特”号（Belfast）现为伦敦一处固定河景。

[67] 一般泛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译者注

[68] 据称这是Anti-Submarine Detection Investigation Committee的缩写，不过此说尚存在争论。

[69]
LIFE Magazine ，1940年1月15日

[70] W.Jameson，Ark Royal：the life of an aircraft carrier at war，1939-41 （1957），p.17

[71] W.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 （6 vols，1948-54），vol.II，p.209

[72] D.Macintyre，Fighting Admiral：the life of Admiral of the Fleet Sir James Somerville （1961），p.69

[73] A.B.Cunningham，A Sailor’s Odyssey （1957），p.303

[74] A.B.Cunningham，A Sailor’s Odyssey （1957），p.373

[75] S.W.C.Pack，Cunningham the Commander （1974），p.177

[76] W.Jameson，Ark Royal：the life of an aircraft carrier at war，1939-41 （1957），p.271

[77] W.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 （6 vols，1948-54），vol.III，p.551

[78]
Times ，1942年2月14日

[79] 其间有一亮点，2月26日至27日夜间的一场空袭让“格奈泽瑙”号报废了。

[80] W.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 （6 vols，1948-54），vol.IV，p.237

[81] 关于HG76护航队战役，请参阅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p.18ff；T.Robertson，Walker，R.N. （1956），pp.42-60；D.Macintyre，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75），pp.119ff

[82]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p.38-39

[83]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60

[84]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62

[85]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p.43ff

[86]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67

[87]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p.66ff；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p.46ff

[88] U型潜艇指挥官把“恩德拉斯”（Endrass）设为狼群的代号，以纪念恩格尔伯特·恩德拉斯，后者死于和沃克编队的战斗。

[89] 攻击U-252号时，沃克和“维奇”号交换过8次信号，信息总共包含25个单词。

[90]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38

[91]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p.89，187ff

[92]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68

[93]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26

[94]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177

[95]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66

[96] A.Williams，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2002），p.276

[97] （驱逐舰）上校，负责掌管一支由驱逐舰组成的小型舰队。

[98] 指1944年6月6日，即诺曼底登陆日。——译者注

[99] Robertson，pp.95ff；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p.74ff

[100]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76

[101]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p.89ff

[102]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79

[103]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81

[104]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122

[105] A.Williams，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2002），p.276

[106]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97

[107] “提尔皮茨”号遭到皇家空军不计其数的轰炸袭击，于1944年11月12日被摧毁。

[108]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110

[109] A.Williams，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2002），p.277

[110]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141

[111]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184

[112]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158

[113]
Times ，1944年7月11日

[114] A.Burn，The Fighting Captain：the story of Frederick Walker，CB，DSO
*** ，RN and 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 （1993），p.172

[115]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14.1944年7月11日的《时代杂志》也有类似的评论

[116] T.Robertson，Walker，R.N. （1956），p.163

[117] GIUK，即格陵兰岛（Greenland）、冰岛（Iceland）和不列颠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的首字母缩写。——译者注

[118] 印度帝国，指英国于1858年至1947年间在印度次大陆建立的殖民统治区域，包括今印度共和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缅甸。——译者注

[119] A.Finlan，The Royal Navy in the Falklands and the Gulf War：culture and strategy （2004），p.51

[120] Hansard，19 May 1981

[121] Hansard，19 May 1981

[122] Hansard，19 May 1981

[123] S.Woodward，One Hundred and One Days：memoirs of the Falklands battle group commander （1992），p.68

[124]
Daily Telegraph ，2012年6月1日

[125]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1702-1703，p.190

[126] S.Woodward，One Hundred and One Days：memoirs of the Falklands battle group commander （1992），pp.72-73

[127] S.Woodward，One Hundred and One Days：memoirs of the Falklands battle group commander （1992），p.14

[128]
Sunday Times Insight team，pp.216-217

[129] The First Sea Lord’s Equality and Diversity Directive，November 2009，http：//www.royalnavy.mod.uk/About-the-Royal-Navy/Organisation/Life-in-the-Royal-Navy/Equality-Diversity-and-Inclusion/The-First-Sea-Lords-Equality-and-Diversity-Directive

[130] P.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1976），p.250

术语表

船尾（aft）：船身后段

Asdic：英国一种用于近岸探测潜艇的早期声呐设备

靠岸（ashore）：比其他船更靠近海岸

船末（astern）：在船尾

ASW（Anti-Submarine Warfare）：反潜作战

巴林杰船（ballinger）：中世纪晚期一种吃水较浅的远洋船，配有船桅和船桨

蛇神大炮（basilisk）：重型铜炮，炮筒极长，以古典神话中喷吐火焰，眼神即可令人毙命的怪兽命名

战列舰（battleship）：衍生自“战船列队作战”（line of battle ship），在本书中与“列队作战的战船”互用，不过严格意义上的战列舰于19世纪晚期才出现

船宽（beam）：船的宽度

驶向下风/上风（bear up/down）：转顺风

迎风航行（beat）：抢风航行

船首斜桅（bowsprit）：伸出船首的圆木或短桅

布里格帆船（brig）：两根桅杆均配置横帆的帆船，相对来说小一些

布里根廷帆船（brigantine）：仅前桅配置横帆的小型双桅船

隔板（bulkhead）：船体内任何垂直面板、隔板或者墙壁

巴斯船（buss）：双桅捕鱼船

缆绳（cable）：粗绳

主力舰（capital ship）：一支海军的主力战舰

倾侧休整（careen）：清洁和修缮船身

平铺式造船法（carvel）：先搭建骨架，然后从船舷一侧向另一侧的方向横向铺设木板组建船身。参阅鱼鳞式造船法

填塞船缝（caulk）：填塞船板缝隙以确保防水性

船缝填塞物（caulking）：填塞船缝的材料，通常由麻絮制成

干扰箔（chaff）：一种雷达干扰物质，以细碎状的材料呈云雾状散布在空气中

舰炮（chase gun）：置于舰尾或朝前架设的火炮

同盟五港（Cinque Ports）：三明治、多佛、海斯、新罗姆尼和黑斯廷斯

鱼鳞式造船法（clinker）：一种先铺叠木板，然后铺设骨架以加固船身的造船方法

柯克船（cog）：平底式商船

海盗/海盗船（corsair）：私掠者/私掠船（privateer）的别称，源自法语词组私掠许可证（Lettre de Course）

轻型护卫舰（corvette）：最先是史鲁普船（sloop）的法语名，到了二战时期又以此指代英国的小型护卫船舰

荷兰曲艏船（cromster）
[1] ：小型的荷兰战船，吃水较浅，用于近岸作业；英语中一般被称作霍伊平底船（hoy）
[2]

巡洋舰（cruiser）：执行独立任务的中型战舰

蛇炮（culverin）：发射18磅炮弹的前装式火炮

轻型蛇炮（demi-culverin）：发射9磅炮弹的前装式火炮

双桅渔船（dogger）：多见于北海的小型渔船

夹击（double）：从两侧围攻一艘敌船或敌军战列线

Ebb：退潮

EIC（East India Company）：东印度公司

火控系统（fire-control system）：协调舰载火炮攻击移动目标的所有组件
flood：涨潮

西班牙黄金船队（flota）：西班牙运送金银财宝的船队

纵帆（fore and aft rig）：船帆悬挂的方向顺着船的龙骨走向设置的帆具，帆具设置与龙骨走向垂直的，请参阅横帆（square rig）

绞缠（foul）：与另一艘船缠在一起

干舷（freeboard）：吃水线至上甲板的距离

护卫舰（frigate）：17世纪，任何小型的快速战舰均被称为护卫舰；18世纪，护卫舰指仅主甲板配备的火炮就达28门及以上的战舰；二战期间，护卫舰是指那些用于反潜、护航的战舰，在体型上小于驱逐舰但大于轻型护卫舰和小型战舰

全帆装船（full-rigged ship）：有三根或以上桅杆且均为横帆的帆船

上风位（gage）：见“上风位”（weather gage）

加莱赛船（galleass）：可用行也可帆行的船

劫掠游击战（guerre de course）：一种涉及攻击敌方的海上商业贸易的海战战术

倾斜（heel）：船身向任意一侧倾斜

德国公海舰队（Hochseeflotte）：German High Seas Fleet，1907～1918年

霍伊平底船（hoy）：小型的近海船

IJN（Imperial Japanese Navy）：日本帝国海军

应急帆索（jury rig）：临时使用的船帆和索具

德意志帝国海军（Kaiserliche Marine）：Imperial German Navy，1871～1918年

双桅纵帆船（ketch）：配备双桅纵帆的渔船

纳粹德国海军（Kriegsmarine）：German navy，1935～1945年

左舷（larboard）：左舷或者左手边的旧称

大三角帆（lateen）：以一定角度斜挂在一根桅杆上的三角帆

下风/背风（lee）：与船的航向或某地相对的风

下风岸/背风岸（lee shore）：与风向相对的海岸

私掠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在战时或报复行动中，授权个人或船只攻打和夺取敌方船只的许可证

并列队形（line abreast）：舰队航行时并排前行

纵列队形（line ahead）：舰队航行时跟随领航船舰鱼贯而行

迎向上风（luff）：转动船首，迎风鼓帆

中央之海/中海（Middle Sea）：地中海（Mediterranean）

后桅（mizzen）：紧靠在主桅后方的船桅

诺尔（Nore）：泰晤士河口的一处沙滩

麻絮（oakum）：以旧缆绳做成的船缝填塞物

待用船只（Ordinary）：修整待用的船只

舢板（pinnace）：（16世纪）小型战舰；大船所载小艇

私掠者/私掠船（privateer）：获得私掠许可证，可以自主攻击和俘虏敌船的船舰或个人

收帆（reef）：收起帆布

RFA：皇家辅助舰队（Royal Fleet Auxiliary）

RNR：皇家海军后备役（Royal Naval Reserve）

RNVR：皇家海军自愿后备役（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

锚地（roadstead）：港口外可供船只安全抛锚停泊的海面

战列舰（ship of the line）：战列线对战时所用主力战舰，该词使用始于17世纪。可参阅战列舰（battleship）

缩帆（shorten sail）：收缩船帆以放慢速度

史鲁普战船（sloop-of-war）
[3] ：最多配备18门火炮的小型巡航战船。在二战时期，史鲁普船指的是用于护航和反潜的船舰

SMS：国王陛下舰艇（Seiner Majestät Schiff），德意志帝国海军舰艇名称的前缀

声呐探测（sounding）：测量水深的手段

捻绳（splice）：把两条绳子的一端捻接到一起的手段

横帆（square rig）：风帆和索具的一种组装方式，悬挂船帆的帆桁与船的龙骨走向呈垂直交叉。也可参阅纵帆（fore and aft rig）

抢风航行（tack）：船只迎风航行

USN（United States Navy）：美国海军

前卫/先锋舰队（van）：即vanguard，位于阵前领航位置的舰队或分队

VOC（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荷兰东印度公司

牵引航行（warp）：逆着风向或潮汐以及在风平浪静的海域时，通过抛掷船锚然后拖拽锚绳牵引船舰前行的行驶方式

掉头抢风（wear）：由顺风转为逆风，抢风行驶

上风位（weather gage）：比其他船只的位置更迎风

帆桁（yard）：船桅上用来悬挂船帆的圆木

[1] cromster，第14章，原为小型近海战船，应该为荷兰曲艏船，资料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ommesteven。——译者注

[2] 霍伊平底船，此译法见杨盛翔译《无敌舰队》，参考https：//en. wikipedia.org/wiki/Hoy_（boat）。——译者注

[3] sloop：原先译为音译为“史鲁普船”，意译“单桅帆船”，但是从第43章开始，sloop所指不再是木帆船，而是形制小于护卫舰（frigate）、更小于轻型护卫舰（corvette）的船舰，视上下文翻译，不做标示或特别说明，如单桅汽船（steam sloop，43章）、螺旋桨式小型战舰（paddle sloop，第44章）、小型战舰（很多，不一一列举），且另有一个专属名词sloop-of-war（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loop-of-war）的形制已完全不是单桅帆船，原书中有时也将该词简写成sloop，因此单独出现sloop且作者未做特别说明时，均采用音译“史鲁普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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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1部分：第31～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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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42～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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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5部分：第46～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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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缩写

ASC：《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

BND：《英国海军文件》（British Naval Documents ）

注释内容请参见章后注

索引

（索引中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ove Us the Waves ，463

Abyssinia，Italian invasion of，559

Ackworth，Sir Jacob，319

Acre，bombardment of，470-1，476，479

Act of Union，275，282

Admiral Graf Spee ，571-4

Admiral Hipper ，592

Admiral Scheer ，592

Admiralty：283，321-3；Room 40，528，534-5，544-5，550-1

Æthelred，King，12，22-5，170

Æthelstan，King，22

Æthelstan，king of Kent and Surrey，11

Afghanistan，anti-Taliban operations，642

Agincourt，Battle of，63

Agincourt Sound，434，436-7

Aigle ，449
aircraft carriers：494，547，556-7；CVA-01 programme，625-6，628；Japanese，590-1；and kamikaze attacks，620；postwar programmes，623-6，628，641，643，645

Alan，lord of Galloway，36

Alba，duke of，96-7

Albemarle，duke of（General George Monck）：203-4，206-12，219-20，243，237，241，244-7，251

Albert Victor，Prince，499

Alcuin，10

Alderney，486，492

Alexander Ⅱ，king of Scotland，36

Alexandria：blockade of，579；bombardment of，502；mining of battleships，591

Alfred （masque），285，307

Alfred the Great，King：4，9，12，15-20，22，80，152，285，519；defence-in-depth strategy，16-17，307；his fleet，19-20

Alfred，Prince，499-501

Algeciras，battles of，430-1

Algésiras ，449

Algiers，bombardment of，470-1

Ali，Mehemet，470

Allin，Sir Joseph，319，322

Allin，Sir Thomas，238，250

Almirante ，100

Amboina massacre，181

Ambrose，Captain John，294-5

American Civil War，484，495，565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354-7，362-3，396-7，469

Amsterdam，183，193，209，238，247

Andrew ，209

Angel ，99

Anglo-Dutch wars，first：193-210，240，251；second，237-48，253，261；third，253-6，262；fourth，363

Anglo-Saxon Chronicle ，3，24，29

Anguilla，438

Anne，Queen，265，278，281-4

Anson，Admiral George：290-2，297-304，306，308，349-51，356，439，530；circumnavigation，290-1，297-8，302，320，329，340；his death，343；naval reforms，319-25，389；and Seven Years War，327，329-31，333，335，339，340-1，343

Antarctic Expedition，463

Antelope ，111

Antigua，288，393

Antwerp，53，87，90

Antwerp‘hellburners’，139

Appledore，Viking occupation of，18-19

Aquilon ，417-19

Arabic ，548

Arbuthnot，Admiral Mariot，361

Arbuthnot，Admiral Sir Robert，541

Ark Raleigh ，109

Ark Royal （1587），123，128-9，131，134，137，140，142

Arthur，King，80

Arundel，Lord，57

Ascension Island，472，635-6

Asdic，562，570，596，598-600，602，610-12

Ashby，Sir John，268-9

Asiento ，281

Athelney Island，12

Atlantic，Battle of the，593-606，609-18

Atlantic Conveyor ，637，639-40，644

Atlantic Wall，578，608

Austro-Hungarian Empire，486

Aylmer，Matthew，265

Ayscue，Sir George，192，194，196-8，241，245-6

Azores，112，120，126，146
babettes，505

Bacon，Sir Reginald，512，515，551-2

Bahama ，449

Baker，James，85

Baker，Matthew，107，110-11，121

Baldwin，count of Flanders，25

Baldwin，Stanley，566

Ball，Captain Alexander，411-12，414，418
ballingers，62-3

Baltharpe，John，225，228-9，389

Banda Islands，181

Bank of England，281

Bantry Bay，Battle of，266

Barbados，180，192，194，225，343，367，438，526

Barcelona，276-7，279

Barebones Parliament，211

Barents Sea，Battle of the，605

Barfleur，Battle of，268-70

Barham，Admiral Lord（Sir Charles Middleton），375-7，438

Barlow，Edward，227，229-30，235-6

Barnet，Battle of，67

Barrett，Robert，99，102

Bastia，siege of，394

Batley，William，322

Batten，Sir William，189，238，247，250

Battle of the River Plate，The ，463

Bayeux Tapestry，26-7

Beachy Head，Battle of，267，269，281，350

Bear ，131，136

Beattie，Lieutenant Commander Stephen，VC，607-8

Beatty，Admiral David：499，525-6，528-38，540-1，543-5，547-8，551，553-5；his death，564；and naval administration，554-5，558-9；and naval aviation，556-7，560

Beaufort，Captain Francis，ⅹⅹⅲ

Bedford，Admiral Lord，321

Bedford，duke of，63

Belle Île，343-4

Bellona （French），362

Bellona （Venetian），467

Benbow，Admiral John，274，276，278，489，553

Bentley，Captain John，306，340

Beowulf ，13

Beresford，Admiral Lord（Charles），499-501，509-11，514，524

Berkeley，Edward，117

Berkeley of Stratton，Captain Lord，263

Berry，Admiral Sir John，233，253，258，263

Berry，Captain Edward，387，406，411-13，415，441

Berwick，loss and recapture of，47

Bilbao，60，113

Birkenhead Iron Works，478

Bismarck ，585-7

Blackwood，Captain Henry，441-4

Blake，General Robert：241，243，250-1，278，296，307，489；appearance of biographies，288；naval career，190-3，195，197，199-208，211-18；and sieges of Lyme and Taunton，187-8

Blane，Sir Gilbert，371，382

Blenheim，Battle of，279

Bletchley Park，597，610
blockships，485

Blomefield，Thomas，376

Blowers，Lieutenant，463
boatswains，231-2，234，242，389

Bogue，the，478

Boleyn，Anne，83

Boleyn，Mary，148

Bolingbroke，Lord，286，289，344

Bolívar，Simón，471

Bomarsund，bombardment of，487
bomb vessels，275-6，280，427，429，470

Bond，James，464

Bonny，river，474

Bordeaux，sinking of blockade runners，608-9；wine trade，40-2，51

Borough，William，117-19，124

Boscawen，Admiral Edward，324，328，330，333-4，351

Bosnia，NATO intervention in，641

Bosworth，Battle of，67-8

Boulogne，33，53，55，88；and Napoleon’s invasion plan，431，439-40
bounty system，68，170

Bourne，Admiral Nehemiah，199-200，216

Bouvines，Battle of，34

Boxer Rebellion，529

Boyne，Battle of the，267

Brasil，island of，76-7

Brazil，81，86，93，214，471，489；and abolition of slavery，472，476

Brederode ，196，200

Brest：amphibious assault on，275；blockade（Napoleonic war），399，403，423-6，431，437，439-40，468；blockade（Seven Years War），331-3，339，349，372，383

Brest Castle，54

Bretagne ，579

Bridport，Admiral Lord（Alexander Hood），408，422-5

Bristol，73-7，82，90

Britain：commercial and maritime reforms，481-3；economic growth，282，307，468；first circumnavigation，14；free trade policy，481-4；invasion threat，297-9，329，336，342；invasion threat（Napoleon Bonaparte），399，402，408，411，422，436-40；invasion threat（Napoleon Ⅲ），485，492；invasion threat（Second World War），581，595；end of military independence，626，628；union of kingdoms，275，282；withdrawal from East of Suez，627-8；see also England

Brithric，24

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524，595

British Honduras，630

British Museum，490

British Pacific Fleet（BPF），620-1

Brooke House Commission，261

Brouncker，Henry，244

Bruce，Robert，47

Brueys，Admiral François-Paul，411，415

Bruges：53-4；U-boat pens，553

Bruix，Admiral Eustache，422-3

Brunei，Isambard Kingdom，493

Bucentaure ，448，450

Buckingham，George Villiers，duke of，165-6，168，170-2，181，278

Burgh，Hubert de，34-5

Burghley，Lord，105，109-10，114，117，121，124，142-3
burhs ，16-17，19

Burke，Edmund，408

Burn，Alan，603，610，612

Burnet，Gilbert，264

Bursledon，Henry V’s ships at，64

Busket，Baudoin，33

Buttersworth，Peter，159

Byng，Admiral Sir George，265，287，291，294，300，324

Byng，Admiral John，324-5，330

Byrhtnoth，Ealdorman，23

Byron，Admiral John，348-9

Ça Ira，394

Cabot，John，73-4，76-7

Cabot，Sebastian，90

Cadiz：276，278；blockade（Dutch war），213-15，217，219；blockade（Napoleonic war），408-10，422，430，441；capture of，149-50；Drake’s raid，118-20，127-8，130，148；expedition under Charles Ⅰ，167-8，171，192，208

Caio Duilio ，502

Calabria，Battle of，580

Calais：35，55，65-7，148，276；and Spanish Armada，134，137-8，140，142

Calder，Admiral Sir Robert，439-41

Calvi，siege of，387，394

Camperdown，Battle of，410，441

Canberra ，635，637-8，644
cannon，see guns

Canton，478-9

Canynges，William，75-6

Cape Breton，299，306

Cape Horn，291，297

Cape of Good Hope，74，112，478，503

Cape Ortegal，455

Cape Passaro，Battle of，287，291，294，303，324

Cape Spartivento，Battle of，582

Cape St Vincent：87，120，214-15，297；Battle of，402-7，412，414，423，426，428；Tourville’s ambush，270-2

Capitana ，100
capstans，introduction of，111
captains：Battle of Trafalgar，452-5；and initiative，301-3；in Nelson’s navy，388-90，392，397，407，436-7；promotions，320-1，354；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s，ⅹⅹⅱ，353
caravels，74，84

Carey，Sir George，137

Carkett，Captain Robert，360
carpenters，231-2，234，242
carracks，61-4，68，74，79，84，97

Carron ironworks（Falkirk），377

Cartagena（Colombia），97，114，290-1

Cartagena（Spain），191，250，279，402，423

Carteret，Lord，293

Castle，Midshipman George，447，451

Castlereagh，Lord，ⅹⅹⅱ

Cathay，74，77；see also China

Catherine of Aragon，78，81，83

Catherine the Great of Russia，362

Cattaro，467，479

Catton，William，62

Cayenne，capture of，253

Cecil，Sir Edward，167

Censeur ，394

Centaure ，334-5

Centurion （Ⅰ），132

Centurion （Ⅱ），204

Chamberlain，Neville，576

Chamier，Frederick，398
chaplains，selection of，233

Chapman，Richard，107，111

Chapuys，Eustace，83

Charlemagne，Emperor，10-11，16

Charles Ⅱ（the Bald），Emperor，10-11

Charles Ⅴ，Emperor，81，83-4，86-7，91

Charles Ⅰ，King，5，163，166，168-70，172-9，182-4，187，189-90，195，212

Charles Ⅱ，King：158，189，235，240，244，249-53，255-6，259，261-2，266；restoration of，218-21；and seamanship，240，255

Charles Ⅵ，king of France，64

Charles de Gaulle ，643

Chatfield，Admiral Sir Alfred，559-62，564

Chatham dockyards，110-11，247，345

Chaucer，Geoffrey，39，60

Cherbourg，260，270，327，485-6，491

Chesapeake Bay，Battle of，364-5，373-4，438

Chester，Viking seizure of，19

Chesterfield，Lord，306

China，and Opium Wars，478-9，484，490

Christopher ，52，54，95

Chuenpee island，478

Churchill，Winston：519，524，527，532，569，634；and Second World War，576，578，585，590-1，593，596-7，614

Cinque Ports，34-5，45，47，50，137

City of London，482

Clapp，Commodore Mike，635，638

Clarence，duke of，283

Clarendon，Edward Hyde，earl of，184，217
cleanliness，mania for，500，509

Cleveley，John，159

Clinton，Lord，106

Cliveden House，285，307

Clos des Galées，50

Cnut，King，24-5

Cobbett，William，157，159

Cobden，Richard，484

Cochrane，Captain Lord（Thomas），467，470，499

Cockburn，Captain George，394，396，400-1

Cockleshell Heroes ，463

Cockthorpe（Norfolk），249-50

Codrington，Admiral Edward，441，443，455，470

Cog Edward ，52
cogs，31-3，35，39，41-3，62

Coke，Sir John，162-3，166-8，172，175-6

Colbert，Jean-Baptiste，266

Cold War，end of，640-1

Coligny，Gaspard de，104

Collier，Commodore Francis Augustus，475

Collier，Admiral Sir George，472

Collingwood，Admiral Lord（Cuthbert）：390，396-7，405-6，431，441，444，499，509；and Battle of Trafalgar，445，447-9，452-3

Colpoys，Admiral，408

Columbus，Christopher，74，77

Committee for Miscarriages，261
commodore，introduction of the rank，320

Company of Adventurers，77

Conflans，Admiral Marshal Hubert de Brienne，Comte de，335-41

Congo，river，490

Congreve rockets，468

Conquérant ，417，419

Constant Warwick ，189

Constantinople，occupation of，470

Continental System，468

Contraband Control，563，570-1

Convention Parliaments，219-20，265
convoys：257-8，549-53，570；Arctic，592-3，605，612-13，615；Atlantic，593-606，609-18；Malta，579-82，584-5，587-8，591，604-5

Cook，Captain James，ⅹⅹⅳ，335
cooks，231-2，311

Copenhagen，bombardment of，468，470

Copenhagen，Battle of，427-31

Cordoba，Admiral Don José de，402-4

Corn Laws，repeal of，482，503

Cornish，Admiral Samuel，343

Cornwallis，General Charles，364

Cornwallis，Admiral Lord William，431-2，435，440，612

Corona ，467

Corsica，blockade of，379，387，394，398-9，412
corvettes，570，596

Coward，Noël，461，569

Cox，Sir John，254-5

Coxere，Edward，226，230，240

Crabbe，John，46-8，52-4

Cradock，Sir Christopher，522

Cranstoun，Captain Lord，371

Crécy，Battle of，55

Crete，Battle of，461，583-4

Crimean War，482，487-90，495，499，503

Croft，Thomas，76

Cromwell，Oliver：5，190，210-12，214，217-18，221，250-1，285；and Naseby figurehead，211-12，221

Cromwell，Richard，218

Cromwell，Thomas，85，87

Crowther，Bosley，461-2

Cruel Sea，The ，463
cruise missiles，622，641-2

Cruizers and Convoys Act，282

Culverhouse，Lieutenant，402

Cunningham，Admiral Sir Andrew Browne，566，579-84，612

Curtis，Sir Roger，380
customs duties，41-2，45

Cuxhaven，bombing of，546

Cyprus，Turkish invasion，630

Cyrene，489

Dakar，attack on French navy，579

Danaé ，466

Danegeld，24-5

Danelaw，11-12，18-19
d’Annebault，Claude，89

Darby，Captain Henry，412，415，418-19

Dardanelles Campaign，532，578

Dartmouth，Lord（George Legge），252，263-5

Darwin，Charles，ⅹⅹⅰ-ⅹⅹⅳ

Day，John，77
de la Clue，Admiral Jean-Francois，333-4
de Ruyter，Admiral Michiel Adriaenszoon，197-8，203，205，244，246-7，253-4，595
de Silva，Don Guzman，96
de With，Admiral Witte，174，182，196-201，209
de Witt，Johan，238，246

Deal Castle，219

Deane，General Richard，203-4，206，211

Declaration of Breda，220

Declaration of Paris，482

Defiance ，129

Defoe，Daniel，345

Delaware，river，356

Denbigh，Lord，168

Denmark Strait，Battle of the，585-6

Deptford dry dock，110

Derwent，river，11
d’Estaing，Admiral Charles Hector，Comte，348，356
destroyers，505，561，596

Deutschland ，571

Dévastation ，488

Dias，Bartolomeu，74

Dieppe，burning of，53
discipline：40，50，138，202，371；Anson’s reforms，319-21；and Battle of Trafalgar，450，456；Howe’s reforms，352，355；in Nelson’s navy，388-90，392，395-6，409-10，424-5，436；Restoration reforms，230-1；in Victorian navy，494，498，509

Diu，Battle of，80

Dnieper，river，488

Dogger Bank，Battle of（Dutch war），372

Dogger Bank，Battle of（Second World War），528，530-1

Don Antonio，of Portugal，112，118

Don Pacifico，486-7

Donald，king of Strathclyde，3

Donella ，134

Dönitz，Admiral Karl，595-6，599，601，605，612-14，617

Dordrecht，51-3
d’Orvilliers，Admiral Louis Guillouet，Comte，348

Douglas，Sir Charles，369-70，372

Dover，Battle of，35-6

Dover Castle，34-5，193

Dover harbour，111

Dover Patrol，552-3

Downes，Lieutenant Henry，474

Downs，Battle of the，174-5，183

Drake，Francis：97，99，101-2，104-5，111-14，146-7，188，253，278，289，300，604；Cadiz raid，118-19，127-8，130，148；circumnavigation，111-12，292；and Spanish Armada，118-25，128-31，133-4，136，140，142

Draper，Colonel William，343

Dreadnought ，107，118，519
dreadnoughts，518-19

Dreyer Fire Control Table，517-18

Drinkwater，Colonel John，405
dry docks，110，277

Dubourdieu，Admiral Bernard，466

Duff，Captain George，442

Duff，Captain Robert，333，337

Dumanoir，Admiral，455

Dumaresq，John Saumarez，517

Duncan，Admiral Lord，410，441

Dungeness，Battle of，201-2，206-7

Dunkirk evacuation，576-7，595，616

Duquesta Santa Ana ，134

Dutch Barrier Treaty，326

Dutch fishermen，177-8，183

Dutch Sea Beggars，104-5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182，197
dysentery，143，147，229，339

East India Company，151，180-1，183，271，326

Edgar（the Peaceful），King，3-5，22，45，80，178，210-11，275

Edict of Nantes，262

Edward the Elder，King，19，22

Edward the Confessor，King，25-6，29

Edward Ⅰ，King，43-7

Edward Ⅱ，King，46-7

Edward Ⅲ，King，47-57，77，80，146

Edward Ⅳ，King，67

Edward Ⅵ，King，90-1

Edward Ⅶ，King，511

Edward，the Black Prince，55-7

Eendracht ，243

El Alamein，Battle of，605

El Almirante ，473-4

El Formidable ，474

Elbe，river，204

Eliot，Sir John，168

Elizabeth Ⅰ，Queen：95-8，103-6，112-13，146，148-53，163，282；and Essex’s expedition，148-50；and ship money，176；and Spanish Armada，116，118，121，123-4，128，139

Elizabeth Ⅱ，Queen，624，633

Elizabeth Bonaventure ，107，118

Elizabeth Jonas ，107，132，136，143

Ellesmere，Lord，117

Elphinstone，Captain George Keith，378

Emden，capture of，327

Endrass，Engelbert，599，601n

England：Anglo-Saxon settlement，14-15；and Armada myth，145-6，152，163，221；Catholicism and succession crisis，260-3；economic growth，235-6，271；end of Spanish threat，152；Great Fire and plague，247；maritime strength under Henry Ⅴ；63-4，84；maritime weakness，36，43，45-6，57-8，65，68-9，82，162-3，173-6；Norman Conquest，29，151；Reformation，83-4，86，91；Restoration，219-22；Spanish raids，147-8；union with Scotland，151-2；Viking invasions，9-20，22-4

see also Britain

English navy：Armada myth，145-6，152，163，221；and Civil War，184，188-9；Commonwealth reforms，207-10，213，217，221-2；division into squadrons，203；earliest records，32；expansion under Elizabeth Ⅰ，106-11，117-18，121-2；expansion under Henry Ⅷ，78-80，82，84，89-90；Henry V’s reforms，61-2；and merchant shipping，42-3，46，50-1，63，68-9；and politics，189，202，211-12，218-21，250-1，271；and privately owned warships，107，109，122，140，145-6；and Restoration，219-22；see also Royal Navy

Enigma code，593，597，610

Enrico Dandolo ，502

Enríquez de Almanza，Martin，98-9

Entente Cordiale，512

Equiano，Olaudah，334
esnecca ，30

Essex，Robert Devereux，earl of，148-50

Ethandun，Battle of，16

Eugene of Savoy，Prince，280

Eustace，Peter，604

Eustace the Monk，33-6

Evans，Petty Officer，463

Evans-Thomas，Admiral Hugh，534-5，537-8，540-1，544

Evelyn，John，246

Evertsen，Cornelis，245

Evertsen，Johan，205

Exmouth，Admiral Lord（Edward Pellew），403，431，470，489，499

Fairfax ，190，204，252，256

Falkland Islands，344，354，630

Falkland Islands，Battle of the，522-3，526，537

Falklands War，634-40，643-4，648

Fanan Head ，568

Favorite ，466

Felton，John，171-2

Fenner，Thomas，117-19，122-4，136，140

Ferdinand Ⅳ，king of Naples and Sicily，413，422-3

Ferdinand of Brunswick，Prince，327

Fernando，king of Aragon，73，77

Ferrol，150，431

Fieldhouse，Admiral Sir John，635

Finisterre，Battles of，302-3，305-6，318，333-5，339，358，374

Firebrand ，274
fireships，138-9，247，253；Dutch，209，237，245，254

Firth of Forth，45，142，179，534，554

Fisher，Admiral Sir John‘Jackie’：494-9，501-6，508-16，519，532-3，551；character，505-6，509，532；his death，564；and the‘Fishpond’，511-12，524；flotilla defence strategy，524；naval reforms，509-15；recalled to service，523-4，526

Fishguard，French landing at，408

Fitzroy，Captain Robert，ⅹⅹⅰ-ⅹⅹⅳ
flag signals，207，350-1，355，359-61，364-5，375，382

Flanders：10，16，18，21-2，26，33-4，54；and French wars，270，276，306；and Spanish Armada，116-17，120，126，128，134，137-8，140-1；wool trade，41，43-4，46-7，52

Fleet Air Arm，557，560，574，588
fleet reviews：（1856），489，491；（1897），633-4，647；（1953），623；（2005），634

Flick，Robert，118

Fliegerkorps Ⅹ，574-5，583-4，595

Flore ，467

Florida，114，126，343
flotilla defence strategy，524

Foley，Captain Thomas，378，398，412，415，417，419，427，429

Folkestone，Viking raid on，22
food and drink，40，228-30，234-5，311-12，324，388，395-6，434-5，498

Forbes，Admiral Sir Charles，574

Force H，578-80，582-3，587-8

Ford，Richard，434

Foresight ，107

Forester，C.S.，462，467

Formidable ，339

Fougeux ，445，447-8，450

Four Days Battle，158，244-6，248，253

Fox，Charles James，371

France，civil wars in，162，164

Francia，10-11，18

Francois Ⅰ，king of France，80，84，89

Franklin，Benjamin，354

Franklin，John，ⅹⅹⅲ-ⅹⅹⅳ

Franklin ，417-19

Fraser，Admiral Bruce，613

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327，344

Frederick，Prince of Wales，285-6
free trade，51，194，479，481-4

Fremantle，Captain Thomas，378，394，396，407，427，429，441，444

French navy：50，176-7，266，341，382；and First World War，551；innovations，485，488，492-3；modernization，353-4；poor hygiene，350，371；and Second World War，578-9；and two power standard，485，504

French Revolution，377，438
frigates：189，196，240，257，271，303，329，334，389，467；‘eyes of the fleet’，436；and officers’training，397-8；and repetition of signals，355，379；screwpropeller，484

Frobisher，Martin，122-4，132-4，136-7，140，146-7

Froissart，Jean，54

Gabbard，Battle of the，206-9，211，241，546
galleasses，84，89，107，126-7，132
galleons，race-built，107-9，111，117，119，136

Galley Bonavolia ，124
galleys，31-3，42，68，78-9，84，88-9，107-9，119，126-7；Genoese，43-4

Gallipoli landings，532

Gama，Vasco da，74

Gambia，the，344

Gardiner，Stephen，bishop of Winchester，85

Garibaldi，Giuseppe，491

Geddes，Sir Eric，550-1

General Belgrano ，636-7

Généreux ，420，424

Genoa，49-50，62，394，433

George Ⅰ，King，275

George Ⅱ，King，286，288-9，294，304，320n

George Ⅲ，King，344，353，362，372，382，397

George Ⅴ，King，499，564

George Ⅵ，King，499

George ，217

German Naval Law，518

Germany，naval rearmament，559-60

Giambelli，Frederigo，139

Gibraltar，capture of，279，281

Gift Horse ，463

Gijón，sack of，60

Gilbert and Sullivan，498

Gillingham Reach，237-8，247

GIUK Gap，623，628

Giulio Cesare ，580，582

Glorious First of June，Battle of the，379-82，387，410，441-2，494

Glückstadt fort，204

Gneisenau ，571-2，576，591，592n

Godwin，earl of Wessex，25-6

Golden Hind ，112

Golden Lion ，118，123，132

Gonson，Benjamin，93，105，111，117

Gonson，William，84-5，93，106-7，111

Goodenough，Commodore William，528

Goodwin Sands，Battle of，193，195

Gough Calthorpe，Admiral Sir Somerset，551

Gould，Captain Davidge，412，417，419-20

Grace Dieu ，59，63-4，199，519

Grace of God ，99

Grafton，duke of，ⅹⅹⅱ，258，264

Grasse，Admiral Comte Francois de，364-72，374，411，415，595，620

Graunzon Bay，attack on，47

Gravelines，Battle of，140-2

Graves，Admiral Thomas，ⅹⅹⅲ，364-5，382，438

Great Britain ，493，522

Great Eastern ，493

Great Galley ，84

Great Harry ，see Henry Grace à Dieu

Great Heathen Army，11，15，18

Great Western ，493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470

Green，Midshipman，451

Greenland，English banned from，76

Grenada，358

Grey，Lady Jane，106

Grimaldi，Carlo，52，55

Grimaldi，Gioanni de’，63

Grotius，Hugo，177

Guadeloupe，329，343，369
guardacostas ，288，290

Guerrière ，417，419

Guichen，Comte de，359

Guillaume Tell ，420，424，441

Gulf of Morbihan，332-3，337

Gulf of St Lawrence，ⅹⅹⅳ

Gulf War，622，641
gun drills，390-2，502
gun turrets，armoured，497

Gunfleet anchorage，263，267
gunlocks，376
gunners，231-2
gunnery，reform of，369-70，376
gunnery officers，511，517
gunports，79，84，88，228
guns：accuracy and range，510-11；basilisk cannon，68，78-9，88；breechloaded cannon，68，79；bronze cannon，91-2；carronades，376，399，405，448-9，466；culverins，107，128；electrical firing，496；fire control，517-18，531，544；flintlock mechanism，376，391，453；iron cannon，92；Paixhans guns，491；rapid-firing，503，505
gunsights，496

Guthrum，king of the Danelaw，12，16，18

Haddock，Captain Sir Richard，251，254

Hague Peace Convention，506，508

Haiti earthquake，642

Håkon Håkonsson，king of Norway，44

Hall，Admiral Reginald，556

Hallowell，Captain Benjamin，378，392，396，398，407n，412，415，418-19，437

Hamble，river，59，64

Hamilton，Emma，424，427，436

Hampton Roads，Virginia，550

Hanse，the：43-4，50，60，76，89，95，472；seizure of salt fleet，65-7

Harald Fairhair，22

Harald Hardrader，27-8

Hardwicke，Lord，293

Hardy，Admiral Sir Charles，350，357

Hardy，Captain Thomas，390，436-7，455

Hardy，Lieutenant，402

Harman，Admiral Sir John，235，244-5，253

Harold Ⅱ（Godwinson），King，26-9

Harris，Air Marshal Sir Arthur‘Bomber’，596

Harthacnut，King，25

Hartlepool，raid on，528

Harvey，Major Francis，VC，536-7

Harvey，Captain John，381

Harwich light ships，546

Harwood，Commodore Henry，572-4

Hasler，Major Herbert‘Blondie’，608-9

Hastein，18-19

Hastings，Battle of，28

Havana，343，476

Hawke，Admiral Lord（Edward）：295，303-6，308，320n，328，330-41，343-4，388，425，485，530，602，612；character，414-15；his legacy，349-51，356，383，393，407，435，439

Hawkins，John：93-105，112，146-7，150，188，253，289，604；and naval administration，105-6，109-11，117；and Spanish Armada，117，121-5，129-30，133-4，136-7，140

Hawkins，William（Ⅰ），81-2，86-7，93

Hawkins，William（Ⅱ），103

Healey，Denis，626-7

Hedgehog mortar，608

Hein，Piet，162，182

Heligoland，cession of，512

Heligoland Bight，Battle of，525-7

Henrietta Maria，Queen，178

Henry Ⅰ，King，30

Henry Ⅱ，King，30，32，36

Henry Ⅲ，King，34-6，41-4

Henry Ⅳ，King，59-60

Henry Ⅴ，King，59-60，62-3，65，68，77，519

Henry Ⅵ，King，65-7

Henry Ⅶ，King，4，67-8，73-4，77，104，170

Henry Ⅷ，King，3-4，77-90，95，106，519

Henry Ⅲ，king of Castile，60

Henry Grace à Dieu （Great Harry ）4，78，84，88-9，107，519

Herbert，Arthur，see

Torrington，Admiral Lord

Héros ，340，341
herring busses，177-8，183，197

Hervey，Captain Augustus，332-3

Heureux ，418，420

Hewett，Sir William，490

HF/DF equipment，609

Hipper，Admiral Franz von，528，530，534-8，540-1，543，545，553-4，595

Hispaniola，94，213-14

H.L.Hunky ，496

HMAS Nestor ，598

HMAS Sydney ，526

HMS Aboukir ，526

HMS Achille ，453

HMS Achilles ，572-3

HMS Active ，467

HMS Adventure ，ⅹⅹⅱ

HMS Agamemnon （1781），387-8，392-4，399，409，441，466

HMS Agamemnon （1852），ⅹⅹⅲ，485，488，495，516

HMS Ajax （1809），484-5

HMS Ajax （1934），572-3

HMS Alacrity ，636

HMS Albemarle ，372，393

HMS Albion （R07），623，627

HMS Albion （L14），642

HMS Alexander ，411，418，420

HMS Amazon ，428，438

HMS Amphion ，432-3，441，466-7

HMS Antelope （1653），245-6，252

HMS Antelope （1703），362

HMS Antelope （F170），638-40

HMS Antrim ，636，638，644

HMS Ardent ，638，640

HMS Argonaut ，638，644

HMS Argus ，547，580

HMS Ark Royal （1914），547

HMS Ark Royal （91），560，568-70，572-82，584-5，587-90，593；sinking of，588-9

HMS Ark Royal （R09），627-8

HMS Ark Royal （R07），630，641-3

HMS Arrogant ，370

HMS Arrow ，636

HMS Assistance ，204

HMS Association ，274

HMS Astute ，643

HMS Audacious （1785），412，417，420

HMS Audacious （1912），526

HMS Audacity ，597，599

HMS Barfleur ，362，367，370，372，390

HMS Barham ，535，590

HMS Beagle ，ⅹⅹⅰ-ⅹⅹⅳ

HMS Bedford ，369

HMS Belfast ，561n，625

HMS Belleisle ，445，448，451，455

HMS Bellerophon （1786），ⅹⅹⅰ，392，412，418，449，454n，469

HMS Bellerophon （1865），497-8

HMS Berwick ，295，388

HMS Black Joke ，473-5，477

HMS Black Prince ，541

HMS Blanche ，400

HMS Blankney ，598

HMS Blenheim ，404-5

HMS Brilliant ，636，638

HMS Britannia （1682），268

HMS Britannia ，（1762），404

HMS Britannia training ship，499，510，517

HMS Broadsword ，638

HMS Brunswick ，380-1

HMS Bulldog ，597

HMS Bulwark （R08）；623，626-7

HMS Bulwark （L15）；642，645

HMS Buzzard ，474-5

HMS Calcutta ，494，495n

HMS Caledonia ，ⅹⅹⅰ

HMS Cambridge ，269

HMS Campbeltown ，607-8

HMS Canopus ，522

HMS Captain （1787），399，402，405-7，409

HMS Captain （1869），497

HMS Centaur ，627

HMS Centurion ，291-2，297-8

HMS Challenger ，ⅹⅹⅳ

HMS Charles （Liberty ），190

HMS Charles Ⅴ ，237

HMS Collingwood ，499

HMS Colossus ，404，449，454n

HMS Conqueror ，635-6

HMS Cossack ，587

HMS Courageous ，568，570-1

HMS Coventry ，636，639-40，644

HMS Cressy ，526

HMS Culloden ，334，404-5，412，418

HMS Cumberland ，572-3

HMS D-1 ，519

HMS Defence （1763），379-80，412，417-18

HMS Defence （1861），501，541

HMS Defiance ，339

HMS Deptford ，599

HMS Devastation ，497-8

HMS Devonshire ，305

HMS Diadem ，405

HMS Diana ，478

HMS Dorsetshire （1757），339-40

HMS Dorsetshire （40），587

HMS Dover ，250

HMS Dreadnought （1906），494，515-19，561

HMS Dreadnought （S101），624

HMS Duke ，369-70

HMS Duke of Edinburgh ，541

HMS Duke of Wellington ，485，489

HMS Duke of York ，592，613

HMS Eagle （1679），274

HMS Eagle （1745），358

HMS Eagle （1918）572，580-1

HMS Eagle （R05），623，628

HMS Edgar ，266

HMS Elephant ，427-8

HMS Engadine ，546-7

HMS Essex ，341

HMS Euryalus ，441

HMS Excellent ，405

HMS Excellent gunnery school，495-6，502，511-12

HMS Exeter ，572-3，591

HMS Fair Rosamond ，474

HMS Fearless ，630，635，637-8

HMS Formidable （1777），369-70

HMS Formidable （67），560，584

HMS Furious ，547，572，574

HMS Galatea ，500

HMS General Wolfe ，553

HMS Glamorgan ，636，640

HMS Glasgow ，636-7

HMS Glorious ，572，575-6

HMS Glory ，380

HMS Gloucester （1711），291-2

HMS Gloucester （D96），641

HMS Goliath ，412，420

HMS Harwich ，249

HMS Hecla ，487

HMS Henrietta ，256

HMS Henry ，245，254

HMS Hercules ，498

HMS Hermes （95），556，570，572，591

HMS Hermes （R12），635-6，644

HMS Hinchinbrook ，393

HMS Hogue ，526

HMS Hood ，578，585-6

HMS Howe ，561

HMS Illustrious （87），560-1，581-3

HMS Illustrious （R06），630，641-2

HMS Indefatigable （1784），403

HMS Indefatigable （1909），536，538

HMS Indomitable （1907），515，530

HMS Indomitable （92），560

HMS Inflexible （1876），501-2

HMS Inflexible （1907），515，522-3

HMS Intrepid ，630，637-8

HMS Invincible （1907），515，522-3，525，541

HMS Invincible （R05），629-30，635，639，641，643

HMS Iron Duke ，543-4

HMS James ，199-200

HMS James Galley ，256

HMS Kent （1652），269

HMS Kent （1901），522

HMS King George
Ⅴ ，560，585-7，621

HMS La Minerve ，399-400，402

HMS Leander ，412，418-20

HMS Lion （1709），305

HMS Lion （1910），525，530-1，535-7

HMS London （1656），240

HMS London （1670），254

HMS London （1766），408

HMS Lowestoffe ，393

HMS Loyal London ，237

HMS Ludlow Castle ，362

HMS Magnanime ，339-40，352

HMS Majestic （1785），412，418

HMS Majestic （1895），512

HMS Malaya ，538

HMS Maori ，587

HMS Marlborough （1767），369，379-80

HMS Marlborough （1855），501

HMS Mars ，442，448，454

HMS Mary （formerly Speaker ），243

HMS Matthias ，237

HMS Mersey ，526

HMS Minotaur ，412，417

HMS Monarch ，497

HMS Monmouth ，305

HMS Montagu ，225

HMS Namur ，333-4

HMS Nelson ，558，568，578

HMS Nemesis ，478

HMS Neptune ，441，449

HMS New Zealand ，525，530，537

HMS Newark ，334

HMS Norfolk ，586-7

HMS Northampton ，498

HMS Northumberland ，297

HMS Ocean ，642，644-5

HMS Orion ，380，404-6，411，417，441

HMS Osprey anti-submarine warfare school，594-5

HMS Oxford ，269

HMS Pallas ，498

HMS Pearl ，291

HMS Pegasus ，525

HMS Pembroke ，252

HMS Phoenix ，274

HMS Pluto ，477

HMS Plymouth ，636，638，640

HMS Polyphemus ，392

HMS Portland ，641

HMS Prince George ，404-5

HMS Prince of Wales （Ⅰ），585-6，621

HMS Prince of Wales （Ⅱ），643

HMS Prince Royal ，164，189-90，245-6

HMS Princess Louisa ，305

HMS Princess ，212

HMS Princess Royal ，525，530，537，590

HMS Prosperous ，204

HMS Queen ，380-1

HMS Queen Charlotte ，379-80

HMS Queen Elizabeth （1913），584，591

HMS Queen Elizabeth （R08），643

HMS Queen Mary ，525，537

HMS Rainbow ，376

HMS Ramillies ，586

HMS Renown （1916），572-3，584-5

HMS Renown （S26），626

HMS Repulse （1916），590，621

HMS Repulse （S23），626

HMS Resolution （1758），340-41

HMS Resolution （09），578

HMS Resolution （S22），626

HMS Revenge （1805），449-50

HMS Revenge （S27），626

HMS Rodney ，558，568，586-7

HMS Romney ，274

HMS Royal Charles （formerly Naseby ），221，237-8，240，245，248

HMS Royal George ，340，380

HMS Royal James ，237，246，254，259

HMS Royal Katherine ，245

HMS Royal Oak （1664），237 ，244

HMS Royal Oak （08），571

HMS Royal Prince （Resolution ）（later Royal William ），253-4，268-9

HMS Royal Sovereign （1786），441，445，447-8，456

HMS Royal Sovereign （1857），497

HMS Royal Sovereign （1891），504-5，508

HMS Ruby ，269

HMS Rupert ，235，294

HMS Russell ，411

HMS St Albans ，269

HMS St David ，225

HMS St George ，406

HMS St Michael ，254

HMS Sandwich （1679），269

HMS Sandwich （1759），360

HMS Sapphire ，252，256

HMS Seahorse ，392，396

HMS Severn （1695），291

HMS Severn （1913），526

HMS Sheffield （C24），587

HMS Sheffield （D80），636-7

HMS Sikh ，587

HMS Solebay ，297

HMS Southampton （1912），537

HMS Southampton （C83），583

HMS Sovereign of the Seas （Sovereign ），177-8，184，189-90，196，199-200，266，268，519

HMS Spartan ，635

HMS Spearfish ，568

HMS Speedy ，467

HMS Splendid ，635-6，641

HMS Stanley ，598-9

HMS Starling ，610-12，614，616

HMS Stork ，594-5，598-603

HMS Suffolk ，575，586

HMS Superb ，430，437

HMS Swiftsure （1621），219

HMS Swiftsure （1750），340，412

HMS Swiftsure （1787），418-20

HMS Sybille ，474

HMS Temeraire ，449-50，453，469

HMS Theseus （1786），409，412，417，420

HMS Theseus （R64），623

HMS Tiger ，530-1，537

HMS Tonnant ，448，452

HMS Torbay ，278，340

HMS Tracker ，613

HMS Triumph （Ⅰ），201，203-4，209

HMS Triumph （Ⅱ），642

HMS Tryal ，291

HMS Tuna ，608

HMS Turbulent ，642

HMS Unity ，237，238n

HMS Valiant ，578，591，595

HMS Valorous ，498

HMS Vanguard （1787），410-12，417

HMS Vanguard （23），621-2，624

HMS Vernon training establishment，496

HMS Vesuvius ，276

HMS Vetch ，600，602n

HMS Victorious ，560，585-6，592，614，627

HMS Victory （1620），253

HMS Victory （1765）：64，343，345，348，390，396，402，404，406，407n，485；and Battle of Trafalgar，445，447-50，453-4；becomes Nelson’s flagship，431-3，436，441，443；survival of，622

HMS Volage ，466

HMS Wager ，291-2

HMS Warrior （1860），492-5，497-8，519

HMS Warrior （1905），541

HMS Warspite （1758），339-40

HMS Warspite （03），538-9，541，580

HMS Wild Goose ，612

HMS Woodpecker ，614

HMS Yarmouth ，636，638

HMS Zealous ，412，417

HMS Zulu ，587

HNLMS De Ruyter ，253n

HNLMS De Zeven Provinciёn ，253n

Holland，Captain Cedric，579

Holles，Sir Frescheville，252

Holmes，Captain Charles，327

Holmes，John，251-2

Holmes，Sir Robert，238，247，250-1

‘Holmes’s Bonfire’，247

Holstocke，William，106
holystoning，389，499

Hood，Alexander，see Bridport，Admiral Lord

Hood，Admiral Horace，540-1，543

Hood，Admiral Samuel：361-8，370-3，378-9，415，438，509；character，383，509；his legacy，351，381-3，397，407，411；Nelson serves under，372，378，383，287，393-4

Hood，Captain Samuel，378，396，398，412，415，417-19

Hope ，111，117

Hornby，Admiral Geoffrey，498n

Horton，Admiral Sir Max，610-11，614，618

Hortop，Job，100，102

Hosier，Admiral Francis，288，290-1

Hoste，Captain William，441，466-7，470，479，499，505

Hotham，Sir Charles，478

Hotham，Captain Henry，400

Hotham，Admiral William，394-6

Howard，Sir Edward，78-9

Howard，John，67-8

Howard，Lord Thomas，123

Howard，Thomas，79

Howard of Effingham，Admiral Lord（later earl of Nottingham），122-5，128-34，136-43，148-50，163-5，533

Howe，Admiral Richard：339-40，348，351-8，372-3，376n，377，379-83，386-7，485；character，383，414-15；and Glorious First of June，379-82，387，410，441-2；improvements in signalling，355，361，375，382；his legacy，351，397，407，414，442；and naval mutinies，408

Howe，General Sir William，354

Huguenots，103-5，169-70

Hull，siege of，204

Humber，river，24，28

Hundred Years War，57

Husband’s Message，The ，14

Hutt，Captain John，381
hydrophones，551，600，602，610
hygiene and sanitation：40，229，233-4，371，389，396，425，435；in French navy，350，371

Iago ab Idwal Foel，king of Gwynnedd，3

Iberian trade，81，86

Iceland，trade with，75-6

‘idlers’，227

Île d’Aix，351，353

Île de Ré，170-1，203，208

Impérieuse ，467

In Which We Serve ，461-3，569

Inca Empire，80

Indian Mutiny，490

Indonesia-Malaysia crisis，627

‘infernal machines’，275-6

Ingenohl，Admiral Friedrich von，528

Intrépide ，341

Invergordon Mutiny，558

Invincible （Ⅰ），318-19，323

Invincible （Ⅱ），492

Iran-Iraq War，630

Iraq War，642

Ireland，266，403，422，526

Irrawaddy，river，477

Isabella，queen of Castille，73，77

‘island of the Seven Cities’，76

Isle of Sheppey，11，237

Isle of Thanet，11

Isle of Wight，23，27，50，66，88-9，131，134，137，189，266，581

Italian fleet，surrender of，612

Italy，naval expansion，559-60

Jackson，Henry，512，515

Jacobin ，380

Jacobite rebellions，287，298

Jamaica：214，225，252，288，370-1，373，393；gunboat missions，489-90

James Ⅰ，King，151-2，163-6，181-2，212，245

James Ⅱ，King（James，duke of York），5，158，221，238，241-4，250，252-6，259-68，270，296

James Ⅱ，king of Scotland，68

James Ⅳ，king of Scotland，68

James Ⅵ，king of Scotland，151

Jameson，William，570

Japan：483-4；naval expansion，559-60

Java Sea，Battle of the，591

Jellicoe，Admiral John：499，511-12，524-5，530，532-5，538，540-1，543-5；his death，564；promotion to Admiralty，548-9，551，554

Jemmapes ，380

Jenkins，Captain Robert，288

Jerram，Admiral Martyn，544

Jervis，Sir John，see St Vincent，Admiral Earl

Jesus ，63

Jesus of Lübeck ，95，97-101

João，king of Portugal，214

John，King，4，31-5，41

Jolly Roger，the，610

Jordan，Joseph，244

Judith ，97，99-101

Jumièges，Viking attack on，11

Juste ，341，380

Jutland，Battle of，462，499，533-46，604

Kagoshima，bombardment of，490

Keats，Captain Richard，430，437，441

Keith，Admiral Lord，422-4，426，431

Kelly，Petty Officer Darby，600，602

Kempenfelt，Richard，350，361，382

Kempthorne，Captain John，257-8

Kempthorne，Morgan，258

Kennedy，President J.F.，625

Kenneth，king of Alba，3

Kentish Knock，Battle of，199-202，210

Keppel，Admiral Augustus，329，340，348-9

Keyes，Admiral Roger，525，528，552-3

Kiel Canal，519

Kinburn，bombardment of，488

King，Admiral Ernest，621

King，Captain Philip Parker，ⅹⅹⅱ-ⅹⅹⅲ

‘king’s letter boys’，252

Kipling，Rudyard，634，647

Königsberg ，574

Kooria Mooria Islands，489

Korean War，622-3

Kronstadt，488-9

Kuwait，626

La Gloire ，492

La Heitee ，41-2

La Hogue，destruction of French fleet，260，270，275

La Jonette ，42

La Rochelle：36，41，45，50，55，57，104，304；Buckingham’s expedition，169-72，192，208

Lagos，bombardment of，476

Lagos，Battle of，334-5，339，344

Land Tax Bill，282

Langsdorff，Hans，571-4

Largs，Battle of，44
latitude，determination of，75

Lave ，488

Lawrence of Ludlow，45

Lawson，Admiral John，204，209，212，214，218-20，241，244，250

Le Havre，333，358，362

Lea，river，19

Leach，Sir Henry，635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362-3，426

League of Nations，559

Leake，Admiral Sir John，279

Leghorn，224-5，256-7，395-6，398-9，412，424

Leghorn，Battle of，202，212

Leicester，Robert Dudley，earl of，122，148

Leigh Light，609

Leith-Ross，Sir Frederick，562-3

Leiva，Don Alonso Martínez de，126-7，132-4

Lely，Sir Peter，244

Lepanto，Battle of，112，126

Lestock，Admiral Richard，294-6

Levant Company，165，225，257

Lewin，Admiral Sir Terence，636

‘liar，the’，231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The ，59，62

Libyan intervention，642，645

Lieutenants：234，250-2，321，352，354-5，397；examinations，ⅹⅹⅱ，259

Lin Zexu，governor of Canton，478

Lincoln，Abraham，476，484

Lincoln，Battle of，35

Lind，James，331

Lindisfarne，Viking raids on，10

Lindsey，earl of，176

Lion ，90，117

Lisbon，146，190，192

Lisle，Lord Admiral，87-90

Lissa，Battle of，466-7，495

Livingstone，David，489

Lloyd George，David，549-50
loblolly boys，227

Locker，Captain William，393，414

Loire，river，11，341

London：crowds cheer de Grasse，371；extension of Roman port，30；Great Fire，247，261，271；naval blockade，218-19；Viking occupation，11-12

London Naval Treaty，559

London Olympic Games，642，645

Longitude Act，274
longships，17，19-22，30-1，519

Looks，Hartwig，614，616

Louis the Pious，Emperor，10

Louis Ⅳ，king of France，22

Louis Ⅷ，king of France，34-6

Louis Ⅻ，king of France，78

Louis ⅩⅢ，king of France，172

Louis ⅩⅣ，king of France，261-2，264-6，268，271，275，277，279-80

Louis ⅩⅤ，king of France，329，335，343

Louis of Battenberg，Prince，499

Louis，Captain Thomas，412，417-18，441

Louisbourg，299，301，326，328，334-5

Lowestoft，bombardment of，534

Lowestoft，Battle of，241-5，260

Lucas，Charles，VC，487

Lucas，Captain，448，453

Luce，Sir David，626

Lützow ，592

Lyme，siege of，187-8，201

Lyme Bay，131-2

Lyster，Admiral Lumley，582

Macmillan，Harold，626

Madre de Dios ，150-1

Magna Carta，33-4

Magnus Haroldson，king of Man and the Isles，3

Magnus Ⅰ，king of Norway，25

Mahan，Captain Alfred T.，507-8，564-5，646

Malcolm，king of Cumbria，3

Maldon，Battle of，23
maltote，the，45

Manchuria，Japanese invasion of，559

Manila galleon，capture of，290，298，302

Mansell，Robert，163-4

Margaret，Queen，67

Margaret ，68

Margaret and John ，132

Margate，mortality among sailors，142-3

Maria Juan ，141

Marinerito ，474
maritime art，157-9

Marlborough，John Churchill，duke of，265，279-80，282

Marryat，Captain Frederick，462，467

Marshal，William，34

Martinique，amphibious assault on，343-4

Martinique，Battle of，358-61，363，374，426n，438，440

Mary Ⅰ（Tudor），Queen，90，103，106，123

Mary Ⅱ，Queen，262-3，265，267-8，270

Mary，Queen of Scots，97，105，118，121

Mary Rose （Ⅰ），64，78，83-4，88-9，199

Mary Rose （Ⅱ），131-2

Matapan，Battle of，583
mates，232-3，321，389

Mathews，Admiral Thomas，294-6

Matthew ，73-4

Maund，Captain Loben，588-9

Mayhew，Christopher，626-7，631

Medina Sidonia，duke of，121，124，126-32，134，136-42，149

Medway raid，237-8，246-8，253，544

Merchant Adventurers，67
merchant navy，decline of，644

Merchant Royal ，132

Mercia，11-12，16，18

Mercure ，420

Mers-el-Kébir，attack on French navy，578-9

Michael ，68，78

Middleton，Sir Charles，see Barham，Admiral Lord
midshipmen，233，313，321，352，354-5，397，452

Miller，Captain Ralph，396，398，405，409，412，417，419

Mills，John，461

Minden，Battle of，335

Minion ，95，97，99-102

Ministry of Defence，creation of，625

Minorca，280-1，287，324-6，343-4，354，423-4，433

Modeste ，334

Moffat，John，587

Moluccas（Spice Islands），112-13

Monamy，Peter，159

Monarca ，448-9
monasteries，dissolution of，84

Monck，General George，see Albemarle，duke of
monitors，526，553

Monson，William，153

Montague ，380

Montagu，Edward，see Sandwich，earl of

Montanes ，449

Montreal，capture of，343

Moonlight Battle，359，373-4

Moreno，Joaquin，404

Morley，Lord，52

Mount Vernon（Virginia），290

Mountbatten，Lord Louis，461，499，624-5

Mucius ，379

Murray，Captain George，427

Mutinies：under Charles Ⅰ，168-9；Civil War，189；German，554；on HMS Blanche ，400-1；Invergordon，558；Spithead and Nore，408-9

Myngs，Admiral Christopher，249-50，252-3，256

Nanking，479

Nantes，blockade of，332-3

Naples，394，472

Napoléon ，485

Napoleon Bonaparte：378，386，398-9，411-13，420，431，434，443，472，581；final defeat，467-9，481，527；invasion plan，436-40；surrenders to HMS Bellerophon ，ⅹⅹⅰ，469

Napoleon Ⅲ，Emperor，485，492

Narborough，John，250，252-6，258

Narvik operation，575-6

Naseby （later HMS Royal Charles ），190，211-12，219-21，227

Nassau Conference，625

Nasser，Colonel Gamal Abdel，623

National Government，558

NATO，622-3，625-6，628-30，640，642，648
naval administration：bribery and corruption in，163-4；centralization under Elizabeth Ⅰ，105-6，109-11，152-3；under Commonwealth，202-3；earliest records of，32-3；Middleton’s reforms，375-7；Pepys and，255，259，261，266；professionalization under Henry Ⅷ，84-5；reformed role for Admiralty，283，321-4；St Vincent’s economies，431
naval arms race，pre-1914，518-19
naval aviation，494，546-7，556-8，560，568-89，627

Naval Discipline Act（1661），230
naval fiction，462
naval films，461-3
naval intelligence，563
naval slang and phrases，311-13

Navarino，Battle of，470-1

Navigation Acts，194-5，210，249，393，481
navigation，revolution in，75

Navy League，508

Nelson，Admiral Lord（Horatio）：236，304，323，351，382，485，489，509，566，602；and Battle of Copenhagen，427-31；and Battle of the Nile，386-7，413-21；and Battle of Trafalgar，444-57，527；his death，449-50，455-6；early career，392-4；Hamilton affair，424，427；and HMS Blanche mutiny，400-1；his legacy，462，466，494，499，505；and Mediterranean theatre，422-4，433-44；as model for Beatty，529，531，535；the‘Nelson Touch’，441；serves under Hood，372，378，383，387，393-4；serves under St Vincent，395-6，398-402，404-12；takes command of Victory ，431-2

Neptune ，448-9

Netherlands：abolition of slavery，472；achieve independence，164；duke of Alba’s invasion，96-7；Dutch revolt，103-5；French evacuation，306；naval decline，196；naval union with England，265-6；rise of commercialmilitary state，179-84；and Spanish Armada，116，121，123；see also Anglo-Dutch wars

New Amsterdam，surrender of，238-9

New Model Army，188

New York，239，348，354，356，361，363-4

Newcastle，duke of，325，335，342

Newfoundland，74，76-7，80，180，226，257-8，344，489，596

Newfoundland fishing fleet，165，224，229，238，251

Nicholas，Edward，169，173，175-6

Nicholls，Captain Richard，239

Nicolas，Lieutenant Paul Harris，451，455

Niger，river，491n

Nile，Battle of the，323，386-7，392，413-24，426-8，439，442，462

Nile Club，421

Nine Years War，275-7，281

Niño，Pero，60

Noble，Sir Percy，595，603

Nonpareil ，117，123，132

Nootka Sound Crisis，377

Nore guardship，392

Nore mutiny，408-9

Normandie ，492

Normandy landings，616-17

Norris，Sir John，291

North，Lord，349

North Cape，Battle of the，613

Northumberland ，380
north-west passage，80

Norway，fall of，574-6，580

Nott Review，630-1，635

Nottingham，earl of，see Howard of Effingham，Admiral Lord

Nottingham，Lord，267

Nottingham，Viking occupation of，11

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130-1

Nyerere，President Julius，627

Oak ，204，209

Oates，Captain Lawrence，463

Oates，Titus，230，261

Obdam；Jacob van Wassenaer，241，243

O’Brian，Patrick，462，467

Océan ，334

Officers：Battle of Trafalgar，452-3；eccentricities，500-1；levels of education，352-3；and mutinies，409；in Nelson’s navy，388-9，397，436-7；standing officers，231-3；‘tarpaulin’officers，250-2，256，321；and technical training，510-11

Ohio valley，French enter，322，324

Okinawa，Battle of，620

Olaf Tryggvason，23

Old Bahama Channel，343，352

Oldenbarnevelt，Jan van，180

Oléron，Battle of，57

Oliver，Henry，512

Operation Barbarossa，587

Operation Tiger，584-5，587

Opium Wars，478-9，490，495

Oranje ，243
ordinary seamen，226-7

Orient ，418-20

Orwell，river，53

Osborne，Admiral Henry，328

Ossory，earl of，252，256

Ostend，U-boat base，551，553

Ottoman Empire，112，126，212-13，470-1，486

Owen，Captain William Fitzwilliam，ⅹⅹⅲ
paddle steamers，477-8，484

Pall Mall Gazette ，502-3

Palliser，Sir Hugh，349

Palmer，Sir Henry，184

Palmerston，Lord，471，475-6，483-4，487，490

‘Palmerston Follies’，492

Panama，104，290-1，489

Paramaribo，capture of，253

Paraná，river，478

Paris，Matthew，9，30

Paris，Viking raid on，11

Parker，Admiral Sir Hyde（Ⅰ），359-60，372，426n

Parker，Admiral Sir Hyde（Ⅱ），426-30

Parker，Admiral Peter，393

Parker，Admiral William，397，437，471，477-9，486-7，494，505

Parma，duke of，116，120-1，123，126，128，131，133-4，137-8，140，142，146，581

Parry，Edward，ⅹⅹⅲ-ⅹⅹⅳ

Paul，Tsar，426，430

Paul ，81

Pay，Harry，60

Peace of Amiens，431

Peacock，Admiral James，209

Pearl Harbor，547，590-1，636

Peel，Robert，476

Pellew，Edward，see Exmouth，Admiral Lord

Penn，Admiral William，192，195，199，203-4，209，213-14，241，244，250，300

Pennington，Admiral Sir John，169-70，174-6，179，183-4

Pepys，Samuel：219-21，235，238，240，244，247-8，250，253，263；and naval administration，255，259，261，266

Persian Gulf，210，622，627，630

Peter Pomegranate ，78，84，107

Pett，Peter（Ⅰ），107，110-11，121

Pett，Peter（Ⅱ），237

Pett，Phineas，164

Pett，Richard，330-1
petty officers，232-4，408

Peuple Souverain ，417-19

Peyton，Captain John，412，417

Philadelphia，capture of，356

Philip le Bon，duke of Burgundy，65

Philip Ⅳ（the Fair），king of France，50

Philip Ⅵ，king of France，50

Philip Ⅱ，king of Spain：91，95-7，103-5，109，111-14，146；and Spanish Armada，116-21，123，126-8，130-2，134，142-4，148-9

Philip Ⅴ；king of Spain，277

Philip and Mary ，111

Philippe Auguste，king of France，31-4

Phillips，Admiral Sir Tom，590

Pilgrimage of Grace，84
pinnaces，84
pirates and privateers：Barbary corsairs，192，212，225，232，235，256-8；Breton pirates，40；early policing of，46-8，56；under early Stuarts，163，165-6，168，172-3，176-7；Elizabethan，104-5，113-14，147-8，151；French privateers，271，pirates and privateers—contd 275-6，284，301；Germanic pirates，14；under Henry Ⅵ，65-7；under Henry Ⅶ，85-7；Somali pirates，645

Piraeus，blockade of，487

Pitt，William，289，325-7，335，344，375，377

Plains of Abraham，335

Pliny，14

Pluton ，448

Plymouth：building of dry dock，277；building of new docks，375；and Hawkins family，81，93；and Napoleon’s invasion plan，437；and Spanish Armada，122-6，128-9；supplies Western Squadron，301，330-2

Plymouth，Battle of，197-8，200，206

Pocock，Admiral Sir George，306，335，343

Pocock，Nicholas，159

Poder ，295，304，407

Poitiers，Battle of，57

Polaris missiles，625-7，630

Pondicherry，326，335，343

Port Stanley，522，636，640

Portland，Battle of（Channel Fight），203-6，211，215

Porto Bello，capture of，287-8，290

Porto Farina，Battle of，212-13，216-17

Portsmouth：assassination of Buckingham，171-2；building of dry dock，277；building of new docks，375；and French invasion，87-8；George Ⅲ visits，362；and Napoleon’s invasion plan，437

Portugal：abolition of slavery，472，476；and Brazilian independence，471；civil war，471，477；maritime expansion，73-4，77，80，86，91；Spanish annexation，112-13

Poser，Gunter，610-11

Pound，Admiral Sir Dudley，578
powder monkeys，391

Prégent de Bidoux，78-9
press gangs，239-40，492

Prestonpans，Battle of，298

Principe de Asturias ，449

Prinz Eugen ，585-6，591
prison hulks，469
prostitutes，224-5

Pulteney，William，286
pursers，231-3，321

Q-ships，548-9

Qishan，governor of Guangdon，478-9
quartermasters，233-4

Quebec，capture of，335

Quiberon Bay，Battle of，332-41，344，351-2，374，393，462，527
radar，575，636-7

Raeder，Admiral Erich，605

Rædwald，king of the East Angles，14-15，519

Ragusa，467，479
railways，482，647

Rainborow，Colonel Thomas，189

Rainborow，William，182

Rainbow ，118，123

Raleigh，Walter，84，109，122，150

Ramillies，Battle of，280

Ramsay，Admiral Sir Bertram，577，595，616-17

Ramsey，Lieutenant，474

Rata Encoronada ，134

Real Carlos ，430

Recalde，Juan Martínez de；116，127，130，132-4，136，138，141

Redoubtable （Ⅰ），334

Redoubtable （Ⅱ），448-9，453

Regent ，68，78

Reis，Yusuf（John‘Birdy’Ward），182

Renaud de Dammartin，count of Boulogne，33

Reneger，Robert，86-7

Républicain ，380

Revenge ，108，117，123，131

Reynolds，Admiral Sir Barrington，476

RFA Largs Bay ，642

RFA Sir Galahad ，638，640，644

RFA Sir Geraint ，638

RFA Sir Lancelot ，638

RFA Sir Percivale ，638

RFA Sir Tristram ，638，640

Rhine，river，11，14，278

Rhode Island，356

Rhodesia，blockade of，627，629

Rhône，river，11

Richard Ⅰ，King，4，31-2，44

Richard Ⅱ，King，57，59

Richard Ⅲ，King，67-8

Richelieu，Cardinal，169

Ripley Building，283

River Plate，Battle of the，571-4，591

RMS Lusitania ，548

RMS Queen Elizabeth Ⅱ ，644

RMS Trent ，484

Robinson，William，390，452，456

Rochefort，326，341，351，353，439

Rodney，Admiral George Brydges：306，333，349，357-65，367-74，426n，438，530，620；and Battle of the Saintes，368-74，379，411，438，440；character，383，414-15，509，531；his legacy，351，383，397，407，414

Rollo，duke of Normandy，22

Romans，14，17

Rommel，General Erwin，584，588，605

Rooke，Admiral George，270-1，274，276-9

Ross，John Clark，ⅹⅹⅲ

Rouen，Viking sack of，11
rowbarges，84，89，107

Rowley，Admiral Joshua，359-61

Royal Africa Company，238

Royal Air Force，557，574，581，588，596，625-8，635

Royal Fleet Auxiliary（RFA），514

Royal Marines，628，630

Royal Naval Air Service，557，560

Royal Naval Reserve（RNR），492，514，640

Royal Naval Volunteer Reserve（RNVR），514，602

Royal Navy：Anson reforms，319-25；conditions of service，224-36，388-9；creation of Western Squadron，300-4；early Stuart decline，162，165，172；end of naval supremacy，555，566；equality and diversity，641；faction and indiscipline，349-50，356-7；Fisher reforms，509-15；funding，281-3，307-8，375，377；gentrification，462，499；‘great armament’（1856），489；Howe reforms，351-7；impact on daily life，311-13；interwar rearmament，559-61；interwar strength，561；late Stuart professionalization，255-9，307；Nelson’s navy，388-92，456；Pall Mall Gazette exposé，502-3；and politics，250-1，271；postwar decline，627-8，633，643-8；and private shipping，166-7，170，172；public affection and perception，157-9，284，307-8，461-4，490-1，634，647-8；raising of Ship Money fleet，177-8；recruitment，239-40；scandals of 1740s，295-9；Second World War losses，617，620；seized for Parliament，184；‘showing the flag’，484；strength in American war，355；strength after First World War，553；strength after Second World War，620，622，624-5；strength in Seven Years War，329-30，343-4；and Ten-Years Rule，555，559；and two power standard，485，504，508；union with Dutch navy，265-6；Victorian navy，498-501，634；see also English navy

Rufiji，river，526
rum ration，311-12，388，456，498，604

Rump Parliament，194，211，218

Rupert of the Rhine，Prince，189-92，244-7，250-2，261

Russell，Admiral Edward，262-3，265，267，269-70，276

Russian navy，and two power standard，485，504

Russo-Japanese War，512，515-16

Rut，John，80

Ryder，Commander Robert，VC，608

St Eustatius，363

St Kitts，281，365-7，415，438

St Lawrence，river，ⅹⅹⅲ，324，328，335，344，351

St Lucia，358-9，363

St Malo，275-6，327

St Mathieu’s Point，40

St Nazaire raid，607-9

St Paul’s Cathedral，282，410

St Petersburg，bombardment of，488

St Vincent，Admiral Earl（Sir John Jervis）：335，379，395-9，402-4，406-7，409-12，435，612；character，414-15，509；and naval administration，424-7，430-1，456；Nelson serves under，395-6，398-402，404-12；rejection of tactical theories，406-7

Saintes，Battle of the，368-74，379，383，398，411，438，440，469

Sallee，165，182，215，256-7
salt fish，40，66，75-6
salt fleet，Hanseatic，65-7

‘salt junk’，229，311

Salvador del Mundo ，405

San Antonio ，430

San Carlos，Battle of，638-9

San Felipe ，120，140-1

San Hermengildo ，430

San Isidro ，405

San Josef ，405-6

San Juan d’Ulúa，98-103，130

San Juan ，130

San Lorenzo ，139-40

San Luis ，134

San Martin ，117，126，129-33，136，139-40，142

San Mateo ，140-1

San Nicolas ，405-6

San Salvador （Ⅰ），87

San Salvador （Ⅱ），130-1，140

Sandwich，earl of（Edward Montagu），214-15，218-21，241-3，251，254，296

Sandwich，earl of（John Montagu），299，321-2，361-2

Sandwich，French raid on，66-7

Sandwich Bay，21-7

Sandys，Duncan，624

Santa Ana ，447-8

Santa Clara （Holighost de la Tour ），60，62-3

Santa Cruz，marquis of，112-14，116，119-21

Santa Cruz de Tenerife，Battle of，215-17，243n，251

Santa Fe ，636

Santiago de Cuba，252，291

Santisima Trinidad ，405，449-50

Saratoga，Battle of，356

Sashes Island，9，16-17，307

Saumarez，Captain James，406，407n，411-14，417-18，421，426，430-1

Saumarez，Captain Philip de，306

Saunders，Admiral Charles，306，329，335

Savage，Able Seaman William，VC，608

Savoy，277，279，281

Scapa Flow，German surrender at，554-5

Scarborough：blockade of，204；raid on，528，530

Scharnhorst ，572，576，591-2，613

Scheer，Admiral Reinhard，462，534-6，538，543-5，551，553，595

Scheldt estuary，52-3，206

Scheveningen，Battle of，209-10，241，249

Schooneveld，Battle of，253
scientific voyages，ⅹⅹⅱ-ⅹⅹⅴ

Scotland：Edward Ⅰ’s wars，44-5；Edward Ⅲ’s wars，47；expanding naval power，68；rebellion against Charles Ⅰ，179；union with England，151-2

Scott，John，447

Scott，Percy，500，511，517

Scott，Captain Robert Falcon，ⅹⅹⅳ，463
screw propeller，introduction of，484
scurvy，229，291-2，300，303，330-1，425，435

Seafarer ，The ，15
seaplanes，546-7

Sebastopol，488

Seine，river，10-11，19，32，87，89

Selden，John，177-8

Senegal，329，343

Servaux，Pierre，445，447

Seven Years War，343-4，351，358，362，383

Severn，river，19

Seymour，Lord Henry，123，137

Seymour，Lieutenant Commander Ralph，530，535

Seymour，Thomas，90

Shakespeare，William，421

Shanghai，479

Sheerness fort，111

Sheffield，Lord，123

Ship Money，176-9
shipbuilding industry，decline of，643-4
ships：carvel-built，31，62，64，68；clinker-built，30-1，44，64；copper-bottomed，358-9；‘full-rigged’，62；iron-built，478；iron-clad，488，492-3；rates of，226；steam-powered，477-9，484-5，487，491；three-decker，164
ships of the line：209，240，257，318，389；74-gun，322-3，329，340；and steam power，484-5

Ships With Wings ，462
shipworm，288，292，358
shipwrights，85，106-7，110，121-2
shot，red-hot，376n

Shovell，Admiral Sir Cloudesley：249，252-3，255-8，263，266-9，278-80，284，289，300，489，634；his death，274-5

Sicily，allied landings in，612，617

Sidmouth，Lord，440

Sierra Leone，472-3，475，642

Singapore，fall of，591

Sink the Bismarck！，463

Siraj-ud-Daulah，326

Sixtus Ⅴ，Pope，120

Slade，Thomas，322
slavery，enforcement of abolition，ⅹⅹⅲ，471-6，483，491
slaves，93-5，238，281

Sluys，Battle of，53-4，56-7

Smith，Captain Jeremiah，244

Smith，Captain John，312

Smith，Admiral Thomas，352

SMS Blücher ，530

SMS Derflinger ，520，537，541

SMS Dresden ，523，526

SMS Emden ，524-6

SMS Gneisenau ，523

SMS Goeben ，524

SMS Karlsruhe ，525-6

SMS Königsberg ，525-6

SMS Lützow ，536，541，543

SMS Moltke ，530

SMS Scharnhorst ，523

SMS Seydlitz ，530，537

SMS Von der Tann ，536

Solebay，Battle of，253-6，260

Soleil Royal ，268，340-1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187

Somerset，Lord Protector，90

Somerton Castle，47

Somerville，Admiral Sir James，578-82，585，591
sonar，562，596，635
songs：‘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639；‘Heart of Oak’，342，444；‘A Hunting We Will Go’，610，614；‘Loath to Depart’，225；‘Rule，Britannia！’，285，307，444
songs，bawdy，228

Soper，William，60-4

Sophia，Electress of Hanover，275

South Georgia，634，636

Southampton：appearance of Genoese galleys，43-4；French invasion，87-8；raids on，47，52；Walter le Fleming and，41-2；William Soper and，60，62

Southsea Castle，491

Sovereign ，68

Soviet Union，fall of，645，648

Spain：abolition of slavery，472；annexation of Portugal，112-13；maritime expansion，73-4，77，80，86，91；naval decline，101-2；naval resurgence，146-7，162；peace with England，152；raids on West Country，147-8；relations with England，96-7；and wars of 1740s，286-93

Spanish Armada：118-44，221，264；aftermath of，145-53

Spanish flota ：98-101，113，117，146-7，149-50，166-8；Dutch capture of，162，182；English capture of，214-17

Spanish Inquisition，101-2

Sparks，Marine Bill，608

Spartiate ，417，419

Speaker （later HMS Mary ），216-17，243n

Spee，Admiral Maximilian von，522-3，525-6

Speed，Keith，631

Spencer，Lord，396，423-4

Spilsbury，Francis，390

Spithead mutiny，408-9

Stamford Bridge，Battle of，28

Stanfield，Clarkson，159

Stanning，Geoffrey，575-6

Stayner，Admiral Richard，215-17，243n，251

Stead，W.T.，502，506

Stock Exchange，282，482

Stour，river，18，21

Strasbourg ，579

Strickland，Roger，252

Strickland，Walter，252

Stuart，Charles Edward，298

Stuart，James，275
studding sails，445

Sturdee，Admiral Doveton，522-3

Sturmy，Robert，75-6

Submarine Bubble Targets，611
submarine snorkel，616
submarine warfare：495-6，501，548-53，559，562；NATO anti-submarine warfare，628-9；see also Atlantic，Battle of the submarines：494-6，512，515，519，551，561-2，588；ballistic missile，624-7；nuclear-powered，624，631，636，643；see also U-boats

Suckling，Maurice，392-3

Sudan Campaign，529

Suez Canal，502-3，514，559，563，578，584，630

Suez Crisis，623-4

Suffren，Pierre André de，373
sugar，288，471

Sumner，Senator Charles，484

Superbe ，341
surgeons，233，371，435

Sussex，earl of，137

Sutton Hoo ship，13-15，519

Sveaborg，bombardment of，488

Swallow ，99

Swein Forkbeard，king of Denmark，23-4

Swiftsure ，449

Swyn estuary，57

Syria，470-1

Tactics：barrage attacks，610；Commonwealth reforms，206-10；crescent formation（en lúnula），126-7，129，132；crossing the T，543；eighteenth-century evolution，351-3，373-5，382-3；French study of，350；holding fire，305-6；holding the ring，612；laissez-faire view of，364-5；line of battle，207-9，295-6，546；raking the enemy，370，450-1，543；rolling-up operations，302-3，305；taking the lee gage，373-4；taking the weather gage，35，66，68，131-2，141，206，266，268，373，379

Tagus，river，471

Tangier，224-5，251，258

Taranto，Battle of，581-2，590

Taunton，siege of，187-8，201
taxation，and the navy，177-9，184，203，221-2，271，281-2，375，377
telegraph，submarine，ⅹⅹⅲ，482

Téméraire ，334

Teonge，Henry，224-5，231，234-5

Terceira，Battle of，112

Test Act，260

Texel，river，372，410

Texel，Battle of the，253

Thames，river，11-12，16，19，22，26，87，124，164，218，408

Thames Estuary，18-19，87，89，263，392，514

Thatcher，Margaret，630，635

Thesée ，340

Thirty Years War，196

Thompson，Admiral Charles，404

Thompson，Captain Thomas，412，418-19，427

Thorkell the Tall，24

Thorney Island，19
tide tables，ⅹⅹⅴ

Timoléon ，420

Tirpitz ，592，608，613

Tobago，French capture of，363

Tobin，Commander Nick，639

Toledo，Don Francisco de，140-1

Tondern，bombing of，547

Tonnant ，418，420

Tonnante ，488
topmen，226-8，313，418-19

Topp，Erich，601

Torbay，264，330，332，335
torpedo boats，503，505
torpedoes，495-6，501，509，512，591

Torrington，Admiral Lord（Arthur Herbert），256-8，262-7，269

Tostig，26，28

Toulon：amphibious assault on，280；blockade（Napoleonic war），399-400，433，435-7，439；blockade（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276-7；Hood’s occupation of，378，381-2，387，394

Toulon，Battle of，294-5，297-8，302，304-5，307，321，354，373，388，407

Tourville，Admiral Anne Hilarion de，266-70，595

Tourville ，379

Tovey，Admiral John，566

Townshend，Secretary of State，287

Trafalgar，Battle of：323，444-57，462，467-8，491，516，526-7，565，646-7；armaments，445；casualties，453-5；discipline，450，456

Tramontana ，117

Treaty of Aix-la-Chapelle，306

Treaty of Nanking，479

Treaty of Ryswick，277

Treaty of Tordesillas，73

Treaty of Troyes，64

Treaty of Utrecht，287

Treaty of Westminster，363

Trent，river，11，24

Trevor，John，163-4

Trident missile system，630-1，645

Trinity de la Tour （Trinity Royal ），62

Trinity House，234

Tripoli，256-7

Triumph ，107，111，123，132，134，136

Tromp，Admiral Maarten，174-5，179，182-3，193，195-7，200-6，208-9，595

Troubridge，Captain，Thomas，378，404-5，407，411，426

Tsushima，Battle of，515-16

Tunis，Dey of，212-13

Tunstall，Brian，375

Turing，Alan，609

Turner，J.M.W.，158-9

Tuscany，duke of，212

‘Twelve Apostles’，146

Typhon Maritime Security，648
typhus，121，143，229，339

Tyrwhitt，Admiral Reginald，525，528，530，554

U-boats：First World War，526，534，548-54，562；Second World War，568，570-1，577-8，588，590-606，609-18
uniforms and clothing，230，320-1；388-9，499-500

Union Jack，151，468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bolition of slavery，472-3；enters First World War，550，553；military hegemony of，626，628；War of 1812，468，472；see also American Civil War；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Upnor Castle，111，189，237

US Navy，620-1

Ushant，Battle of，348-50，354，356，373，469

USS Donnell ，615

USS Missouri ，620，622，641

USS Niagara ，ⅹⅹⅲ

USS Washington ，592

USS Wisconsin ，622，641
vaccinations，425

Valdes，Don Pedro de，130
van de Velde，Willem，158

Vane，H.，159

Vanguard ，124，141

Vauxhall Pleasure Gardens，159

Veinticinco de Mayo ，636

Venables，Colonel Robert，213-14
venereal disease，224-5，395

Vengeur du Peuple ，380

Venice，49-50，52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180-2，193，197，244

Vernon，Admiral Edward，289-92，299-300，311-12，343，351，489

Verrazano，Giovanni da，80

Vickers Range Clock，517

Victoria，Queen，489，502，512，633，646

Victoria and Albert （royal yacht），489

Victory （Elizabethan ship），107，111，123，132
victory parades，410-11

Victualling Board，323-4，331

Vigo Bay，Battle of，278，281

Vikings，9-20，22-4，29-30，32，49，163，285

Villaine，river，341

Villaret de Joyeuse，Admiral Louis Thomas，379

Ville de Paris ，368，370-1，412

Villeneuve，Admiral Pierre Charles，437-40，443-4，447-50，454-6

Virginia，109，180，192，239，258

Vittorio Veneto ，582-3

Vlie，the，247

Voltaire，325

‘waisters’，226-7，312

Wales，Edward Ⅰ’s campaigns in，44-5

Walker，Captain Frederic‘Johnnie’，594-604，610-16，618

Walpole，Horace，342

Walpole，Lieutenant Peter，637

Walpole，Robert，286，288-90，293

Walsingham，Francis，119-20，122，124-5，129，131，133

Walter le Fleming，41-3，60

Walwyn，Commander Humphrey，538-9，541

War of 1812，468，472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277-82，287，291

Warburton-Lee，Commodore Bernard，VC，575-6

Wareham，Viking siege of，12
warping out，100，128-9，213，217
warrant officers，233-4，321，352，511

Warren，Commodore Frederick，475

Warren，Admiral Peter，299，301-4

Warrender，Admiral Sir George，528

Warwick，Richard Neville，earl of，63，66-7

Warwick，Robert Rich，earl of，184，188-9

Washington，George，290，363

Washington Treaty，555，558-9
watches，starboard and larboard，226

Waterloo，Battle of，445

Wavell，General Archibald，581，584

Wellington，duke of，445，469

Wemyss，Admiral Sir Rosslyn，551

Wenyngton，Robert，65-6

Wessex，11-12，16，18-19

West，Admiral Lord，633

West，Commander Alan，638

West，Commander Sarah，641

Westcott，Captain George，412，418

Western Squadron：creation of，300-4；health record，339；resupply of，330-2

Whitby，raid on，528

White，Arnold，510

White，Colin，415

White Bear ，111，123，132

Whitehead，Robert，496

Whitelocke，Bulstrode，228

Wilhelmshaven mutiny，554

William Ⅰ（the Conqueror），King，26-9

William Ⅱ，King，29

William Ⅲ，King，262-8，270，275-8，281-2，284，307

William Ⅳ，King，372，462，499

William，Prince，462

Willoughby，Lord，168-9

Wilson，Admiral Arthur，499

Winchelsea（Les Espagnols sur Mer）；Battle of，55-7
wine trade，41-2，44，46，50-2

Winter，George，106，111

Winter，Sir William，93，106-7，109-11，124，137，141

Wisselbank，creation of，181

Wolfe，General James，328，335

Wolsey，Thomas，85
women，on board ship，395

Women’s Royal Naval Service（WRNS），553，558，615，641
wood-boring beetles，111

Woodward，Admiral Sandy，631-2，634-7
wool trade，41-7，49，51-2，54，65，67，69，95，235

Worcester ，190，209

Wren，Sir Christopher，282

Wrotham，William de，32

Wulfnoth，24-6，28

Wyatt，Thomas，106

Wyndham，Thomas，87，90-1

Yamato ，559

Yangtze，river，ⅹⅹⅴ，479，491n

Yarmouth，bombardment of，526，534
yellow fever，xxiii，287-8；292

Yellow Sea，Battle of the，515

Yom Kippur War，630

Yonge，Sir William，293

Yorktown，Battle of，363

Young，Captain Walter，361，382

Zambezi，river，489

Zanzibar，acquisition of，512

Zanzibar，Battle of，525

Zeebrugge，U-boat base，551，553

Zélé ，368
zeppelins，546-7

Zimmerman，Arthur，550

Zúniga，Don Juan de，120

Zwyn，river，34

插图说明

1.不列颠地图，Matthew Paris绘制，1250年。Public domain，wiki commons.

2.“高克斯塔”号（Gokstad），藏于奥斯陆（Oslo）的挪威海盗船博物馆（Viking Ship Museum）。Author：Bjørn Christian Tørrissen，source：http：//bjornfree.com/galleries.html.

3.1340年6月24日，斯鲁伊斯海战。Public domain，wiki commons. Source：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MS Fr. 2643，Folio 167，artist Jean Froissart.

4.“主恩亨利”号，也被称作“伟大的哈利”号。Anthony Roll，1546年。Public domain，wiki commons.

5.英格兰战舰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在格拉沃利讷附近鏖战，1588年7月28日。Public domain，wiki commons. Author：English School，16th century，source：http：//collections.rmg.co.uk/collections/objects/11754.

6.12艘法国战舰被海军少将乔治·鲁克率领的袭击队点燃，1692年5月。Author：Richard Paton，source：http：//collections.rmg.co.uk/collections/objects/11824.

7.荷兰人在入侵梅德韦行动后，驾着俘获的约克公爵詹姆斯亲王的旗舰“皇家查尔斯”号驶出查塔姆。Author：Jeronimus van Diest （II），source：www.rijksmuseum.nl.

8.一艘正在与巴巴里海盗作战的英格兰护卫舰，1680年。Author：Willem van de Velde，source：http：//collections.rmg.co.uk/collections/objects/11815.

9.乔治·安森。Author：Thomas Hudson，source：http：//collections.rmg.co.uk/collections/objects/13991.

10.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Author：Michael Dahl，1705年，Source：http：//collections.rmg.co.uk/collections/objects/14498.html

11.1755年10月21日，英国造船厂，HMS“剑桥”号，HMS“皇家乔治”号以及在画的正中央正在建造的舰载74门火炮的第三代战列舰。Author：John Cleveley the elder，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12.第一次菲尼斯特雷战役，1747年5月3日。Author：Samuel Scott，source：nmm.ac.uk.

13.理查德·豪勋爵。Author：John Singleton Copley，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14.基伯龙湾海战，1759年11月20日。Author：Nicholas Pocock，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15.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HMS“布朗斯维克”号正在和法国战舰“人民复仇者”号和“阿喀琉斯”号交战。Author：Nicholas Pocock，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16.皇家海军最著名的HMS“胜利”号正驶离英吉利海峡。Author：Monamy Swaine，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17.海军上将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勋爵。Author：Joshua Reynolds，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18.英雄纳尔逊。Author：Richard Westall，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19-20.HMS“胜利”号的火炮甲板和火炮甲板上悬挂的吊床。Public domain，wiki commons.

21.尼古拉斯·波科克关于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画作。Author：Nicholas Pocock，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2.《海上的星期六之夜》，作者乔治·克鲁克香克。Author：George Cruikshank，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3.蒸汽动力军舰HMS“复仇女神”号摧毁清朝军用舢板。Author：Edward Duncan，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4.HMS“战士”号。Author：Lewis Hulbert，source：wiki commons.

25.HMS“不屈”号。Author：Matthew Brown，source：wiki commons.

26.海军上将约翰·费舍尔。Author：Author Stockdale Cope，source：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7.HMS“无畏”号。Author：not stated，source：U.S.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Photograph （#：NH 63596）.

28.HMS“皇家橡树”号。Author：Royal Navy photographer，source：http：//www.royalnavy.mod.uk/static/pages/211.html.

29.海军上将戴维·贝蒂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成为媒体时代的明星。Author：John Buchan，source：The Battle of Jutland by John Buchan.

30.20世纪20年代的 HMS“退敌”号。Author：Underwood & Underwood，source：Official U.S. Navy photo NH 57183 from the U.S. Navy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31.斯帕蒂文托角战役，1940年11月27日。Author：Priest，L C （Lt），Royal Navy official photographer，source：photograph A 2298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Imperial War Museums.

32.在撒丁岛的最南端，敌机投掷的炸弹擦身而过，它激起的水柱几乎令HMS“皇家橡树”号沉没。Author：Priest，L C （Lt），Royal Navy official photographer，source：photograph A 2325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Imperial War Museums.

33.经过10小时的捕猎，沃克的船把U-264逼上了水面。Author：Priest，L C （Lt），Royal Navy official photographer，source：photograph A 22031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Imperial War Museums.

34.HMS“燕八哥”号上戏剧性的一幕。Author：Priest，L C （Lt），Royal Navy official photographer，source：photograph A 21986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Imperial War Museums.

35.HMS“胜利”号、HMS“皇家方舟”号和HMS“赫尔墨斯”号。Author：U.S. Navy，Source：U.S. Navy All Hands magazine February 1962，p.15.

36.利物浦皮尔海德的海军上校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克的雕塑。Source：User Rept0n1x at Wikimedia Common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蓝帝国：英国海军的兴衰：全二册/（英）本·威尔逊（Ben Wilson）著；沈祥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

书名原文：Empire of the Deep：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Navy

ISBN 978-7-5201-3857-4

Ⅰ.①深… Ⅱ.①本…②沈… Ⅲ.①海军-军事史-英国 Ⅳ.①E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7184号

深蓝帝国：英国海军的兴衰（上、下）

著者/〔英〕本·威尔逊（Ben Wilson）

译者/沈祥麟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沈艺

文稿编辑/李文菊 田纪原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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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31.75 插页：1.125 字数：718千字

版次/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3857-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1571号

定价/168.00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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