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尋找李一冰 　張輝誠

上冊

第一章　食蓼少年

一、蜀道難

二、宋之平蜀

三、世系

四、雙親

五、少年

六、但願一識張益州

七、登進士第

八、母喪

九、南行

十、老蘇的一官難求

十一、制策之試

第二章　變法與黨爭

一、初仕鳳翔

二、懷鄉念弟

三、陳希亮

四、亡妻．喪父

五、荊公變法

六、黨爭的發端

七、新政暴風

八、上皇帝書

九、遭誣

十、惘惘出都

第三章　馬入塵埃

一、湖畔孤鴻

二、湖寺尋僧

三、監試鄉舉

四、相度堤岸工程

五、富春山行

六、紅裙白酒

七、常潤道中

八、別西湖

九、密州利病

十、超然臺與蓋公堂

第四章　黃樓

一、作客東園

二、諫用兵書

三、徐州大水

四、秦七黃九

五、黃樓之會

六、詩僧參寥

七、文同

八、重遊江南

第五章　烏臺詩獄

一、始作俑者—— 沈括

二、被臺諫圍剿

三、追捕

四、勘問

五、審理

六、論救

七、定讞

第六章　黃州五年

一、出獄赴黃

二、初到黃州

三、孤立於風雨沙洲

四、朋友

五、東坡

六、書齋生活

七、飲食生活

八、黃泥坂和赤壁

九、臨臯．東坡．雪堂

十、老農憂國

十一、神宗的救贖

十二、別黃州

第七章　飄泊江淮

一、廬山紀遊

二、訪弟．殤子

三、金陵謁荊公

四、求田問舍

五、南都來去

六、陽羨一夢

第八章　風雨京華

一、元祐更化

二、從調和到衝突

三、不到中書不是官

四、老成凋謝

五、學士院風波

六、經筵與驅程

七、元祐黨爭

八、一士諤諤

九、試院掄才

十、金蓮燭

十一、乞郡避謗

下冊

第九章　書齋內外

一、一家融融

二、蘇門六君子

三、王鞏

四、畫友

五、文字生涯

六、書法

七、繪畫

八、書齋文物

九、宴遊和諧謔

十、重結西湖緣

第十章　杭州去來

一、儲糧防災

二、吏治

三、治六井．開西湖

四、僚友

五、方外交

六、救災和水利

七、奉召還朝

八、破琴之夢

九、竹寺題詩案

十、東府感舊

第十一章　潁州．揚州．定州

一、潁水之魚

二、潁揚之治

三、廣陵生活

四、初和陶詩

五、二次還朝

六、再被圍攻

七、喪偶

八、太后崩逝

九、守邊定州

十、再遭謫逐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一、遠謫南荒

二、過嶺

三、初到惠州

四、借刀殺人之計

五、勞己以「為人」

六、服食養生

七、朝雲之死

八、惠州和陶

九、白鶴峰新居

十、又貶海外

第十三章　海外東坡

一、海南風土

二、食芋飲水

三、房屋風波

四、讀書著作

五、家人朋友

六、採藥與造墨

七、別海南

第十四章　北歸

一、泰觀之喪

二、廣州．英州

三、韶州

四、虔州

五、歸程何處是

六、染疾

七、逝世

八、浩氣不亡

九、子孫

十、身後

後記 　李一冰

增訂新版後記　縹緲孤鴻影—— 父親和《蘇東坡新傳》 　李雍

附錄　蘇軾及宋朝大事年表

尋找李一冰

張輝誠（學思達創辦人、作家）

李一冰是誰？

喜歡蘇東坡的讀者，除了看東坡詩文之外，難免想要知人論世。涉讀東坡傳記，文言傳記姑且不論，白話傳記最知名者首推林語堂《蘇東坡傳》（遠景，民國六十六年出版），可是此書整體而言，趣味有餘，深度、嚴謹俱不足，加上原為英文之作，宋碧雲女士譯成中文後，出現不少問題，淡江大學張之淦教授曾作〈林著宋譯《蘇東坡傳》質正〉（原載《大陸雜誌》）指出不少訛誤缺失，茲不贅述。另一本則是李一冰《蘇東坡新傳》（聯經，民國七十二年出版），出版在文學大師林書之後，照理說壓力頗大，但卻意外勝過林書—— 如果讀者喜歡余秋雨《山居筆記》裡的〈蘇東坡突圍〉，就會發現該文曾摘錄李一冰先生原文，如果讀者再有興趣多一點考據精神，就會發現余文主要材料其實都建立在李一冰《蘇東坡新傳》書中的考證與整理文字。這也無怪乎余秋雨曾評論此書：「是文字較為典雅的學術著作，大抵讓蘇軾以其詩文來自道生平，作者的歸結甚有見地。」這確實是很奇妙的現象，一冰先生幫了余秋雨寫作上的大忙（余先生不用大費周章考證，寫出的散文就看起來很有學術基礎），但一冰先生卻必須因為名動大陸的余先生揄揚，才得以在大陸揚名。

但是，李一冰是誰呢？

這是我從大學初讀此書，愛之不倦、捧讀再三之餘，經常疑惑的問題。大概只能從書中〈後記〉看出一點線索，該書從民國六十年開始寫，民國六十八年完稿。換言之，寫了八年。後來出國，最後落款是「一九八一年四月杭人李一冰自記於美國新澤西州」（新澤西即紐澤西），除此之外，多年來我在網路上所能查得資料也只有「美國新澤西州大學教授」一銜，奇怪的是，我問遍了我熟悉的文學圈教授，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李一冰」是誰！這實在是太怪異了！—— 一個傑出的研究者、寫作者，居然像個隱形人一般？

二○一三年八月我從陳芳明教授臉書得知，聯經出版社更換新總編輯胡金倫，是他的高足。我馬上寫了一則私訊給胡先生。

金倫兄，先行自我介紹：張輝誠，寫作者，也是一名高中老師，做點文學研究。我的博士論文寫蘇東坡，多年來一直有個疑惑，貴社出版李一冰《蘇東坡新傳》，寫得極好，但他的生平幾乎只剩書後短短跋語，前大半輩子花了巨大心血寫成此書，後來到美國便不知所終，我猜想一冰先生應該不在人世了，是否有他後人聯繫方式，我想寫封信向他或他的後人表達我的敬意，如果可以，甚至可以多探得一些李先生的生平，為他作一小傳，不然，這樣好書的作者就完全消失於歷史洪流了。

胡先生很快回信，說他在讀碩二時我們曾在師大一起上過楊昌年老師的課，算是我學弟。他答應隔天回公司找找看作者的聯絡方式，但是年代久遠，可能也不容易。

隔了幾天，金倫傳來李一冰先生的聯繫方式，我當天就寫了一封信。

一冰先生道鑑：

冒昧來信，瀆神恕恕。晚輩是從聯經出版社總編輯處獲得您的郵址，冒昧寫這封信給您，僅是多年以來一直想向您表達致敬之意。晚輩讀您的大作《蘇東坡新傳》，毫無疑問，這是所有東坡傳記中寫得最好的一部。晚輩讀完之後，大受感動，此後時時重新翻讀，時時感受東坡之形象躍然紙上。晚輩亦從事研究、創作多年，深知其中甘苦，先生之大作必然流傳千古，只恨先生之行跡幾乎無人知曉，或許先生故意為之，於亂世中存神去跡，以保康泰。晚輩此信，純粹想表達對您的敬仰之意，謝謝您留下這本鉅作。耑肅。敬頌

秋綏

晚輩張輝誠　敬上

隔天就收到回函。

輝誠兄：

我是李一冰的幼子，先父已於一九九一年謝世（一九一二—一九九一）。感念您對蘇傳的熱愛，我很願意與您分享父親著述的心路歷程。

我於一九五○年生於臺北，一九七三年臺灣大學畢業，遊學澳大利亞，在美國製藥公司工作垂三十載，現居康州。

像您一般的讀書人已不多見，希望可以見面傾談。

李雍敬覆

我又馬上覆信，幾次電子郵件往返，俱附錄於下。

李雍先生您好：

聽到一冰先生故去，雖然曾經料想，但真正聽到消息還是感到惋惜。您現居康州，大約回臺灣的機會不多，不知何時可以見面傾談？晚輩希望可以為一冰先生作一小傳，刊登在臺灣的大報上，如果可以的話，也能附錄於《蘇東坡新傳》之末。晚輩很想知道一冰先生的生平與撰寫蘇傳的心路歷程，甚至先生到美國之後的種種，不知如何跟您連繫呢？是否可以打電話給您？

晚輩輝誠 敬上

輝誠兄：

得來書，眼睛不覺溼潤。我實愧為人子。我十一月回臺（按，二○一三年），望能一見。我將以先父用過的《蘇詩施注》一部相贈。我會打電話給您。

李雍敬覆

李雍先生：

能和您連繫上，晚輩也很激動。就我所知，凡是研究蘇軾的學術朋友，無一不對李 一冰先生懷抱敬佩與感謝之意。晚輩多年來向此間諸人詢問一冰先生事蹟，竟無一人知曉（然大多數人都想知道）。適值聯經出版社總編輯換人，換成研究所曾同修一課的學弟，晚輩方才趕緊詢問聯繫方式，多年宿願終得一償，先生當可想見晚輩激動之情。

十一月，先生返臺，可否先將日期告訴晚輩，讓晚輩有所準備。晚輩迫不及待想與您長談，亦感謝您將一冰先生的用書賜贈，對晚輩而言，那是珍若璧玉。

晚輩輝誠 敬上

然後就收到李雍回信，道出驚人祕密。

輝誠兄：

讀兄來書，不禁痛哭。

吾兄有所不知，是書寫於國民黨的冤獄之中，吾家隱忍不發者，四十年。先父者，異代之太史公也，蘇傳者，先父之史記也。

弟已不知所云，恕我。再談。

李雍敬覆

我又再去一信。

李雍先生道鑑：

讀一冰先生蘇傳之跋語，晚輩早已隱隱約約感受其中必然有許多委屈與隱情。故於第一封信中即寫：「只恨先生之行跡幾乎無人知曉，或許先生故意為之，於亂世中存神去跡，以保康泰。」

弟雖不才，願為一冰先生揚此公道，撰文以傳諸於後，不使一冰先生隱淪埋沒於歷史洪流。一冰先生之鉅作確實如太史公《史記》，但太史公有〈自序〉及〈報任安書〉 自剖心跡，一冰先生之心跡當由先生轉述，由晚輩來執筆公諸於世！

晚輩輝誠 敬上

李雍只傳來短短三句：「心潮起伏，往事歷歷。我們等這一天等了三十年。 」

二○一三年十一月某日，李雍自美返臺，我們約在永康街玫瑰園碰面，暢談一下午。其後，李一冰先生次子李東（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系榮休講座教授及上海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致遠講席教授）亦從香港來臺，和李雍一起蒞臨寒舍，並帶來一盒大紙箱。

兩次訪談，整理李一冰先生資料如下：

李一冰（一九一二—一九九一），原名李振華，一冰為其筆名，浙江杭州人。

原籍安徽，其先祖明末時避清兵南下之亂，始移居杭州，歷代經商。至清嘉慶年間，創設「李廣裕號」，專營杭州特產絲織物，經營有成，規模漸大，中國各地大港口俱有分店，乃行銷杭州特產之最大商行。經商餘裕，復在杭州泗鄉，買田兩千餘畝；又於菜市橋大街上，開設一家當舖。然清咸豐年間，太平天國洪楊亂作，杭州兩度淪陷，焚燒搶掠，殺人盈野，至同治三年，左宗棠率湘軍收復杭城，重回家鄉，劫後家園幾已摧毀殆盡。只能移住菜市橋的典當舖，雖已經劫掠而空無一物，但殘破屋舍修修補補，尚能勉強安居，此後六代相延，李一冰出生於此，其兩子女亦出生於斯。李廣裕本舖經此一亂，早已寸縷無存，各地分店也被掌櫃們乘亂捲逃，無從追尋。數十年杭州第一的出口字號，只剩下各處收回來的大堆帳簿，堆滿了一間廂樓。

李廣裕倒閉，典當物遭劫搶殆盡，唯靠房產田地租息度日，既無資力重振舊業，而亂後百業蕭條，更無任何生意可做。李一冰曾祖父便把希望放在教子弟「讀書應考」之途，希望藉科舉重振家聲。然李一冰祖父無意功名利祿，曾祖知不能強，便將希望放在孫子（李一冰之父）身上。一冰父全力準備應考，不料僅應考過一回，光緒三十年即詔廢科舉，年少所學，付諸流水。光緒末年，一冰父母成婚，不久後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滿清皇朝，成立中華民國，民國元年，一冰出生。

民國七年，一冰父染患席捲全球之流行性感冒而謝世，得年僅三十三歲，一冰年七歲，李家一脈僅餘祖母、母、一冰及兩個姊妹，三世一身，形單影隻，幸其曾祖父偶於同治八年與人合夥創設「怡生號」，經營顏料、煤油及雜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顏料價漲，獲利甚溥，基業因以厚立，全家賴此得以不墜。

民國二十二年，李一冰奉祖父母及父親靈櫬，安葬西湖龍井。舊戚朱老夙精風鑑，延請入山定向點穴，柩安墓穴後，朱老再三檢核，喟然嘆曰：「可惜，可惜，偏了一點，財則不旺，不過子孫多能讀書。」族中長輩立刻接口道：「能讀書就好，能讀書就好。」（輝誠按：以上據李東惠示李一冰先生一九九一年過世前寫給子女之〈自敘〉文章）

李一冰自幼在家受自聘塾師之古文啟蒙教育，奠基舊學基礎，十五歲接觸現代教育，畢業於浙江私立之江大學經濟系，後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系，不久日軍侵華，抗戰事興，輟學返杭，攜家眷逃難各地。

抗戰勝利後，又回到杭州安居。民國三十六年，一冰叔李辛陽的法國巴黎大學同學魏道明，接替因二二八事變處理不當而下臺的陳儀，擔任第一任臺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邀請李辛陽來臺相助，李辛陽安插姪子李一冰到隸屬經濟部的物資調節委員會，擔任科員。民國四十年，國營臺灣造船公司購買一批廢鐵，發生「露標」（洩漏底標）事件，有官員周某從中牟利，遭監察院彈劾，最後找了兩個代罪羔羊，李一冰捲入其中，因為他是低階科員，曾經記錄、蓋章，經手此事。李一冰急尋叔父李辛陽救助，李辛陽拜託當時司法院副院長謝冠生，一查，從中牟利者，後臺驚人，乃當時行政院長陳誠之心腹，無可奈何。民國四十三年，判刑確定，八年徒刑定讞。（承審法官陳某，後因偽造學歷而遭吊銷法官資格，一冰子女多認為冥冥之中自有因果報應。）

但說也奇怪，一冰雖失去工作，卻從未收到拘禁通知，也沒有強制拘監。朋友大多認為「盜亦有道」，只是為了遮掩彈劾案件而已。一冰也想：「上有老母，下有四子，躲一天算一天。」自此在家鬻文維生，同時靠太太工作貼補家用。（這段時間，一冰先生以真名李振華撰寫《明末孤臣張蒼水傳》（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五三年出版），後來又增補成《張蒼水傳》（正中，一九六七年出版）。張蒼水是誰？熟讀臺灣史的人應該都知道，明末兩大抗清名將，一是鄭成功，一是張煌言（號蒼水），鄭成功東南戰役難有進展，決定東進臺灣，張煌言曾修書勸阻，認為鄭軍入臺，金、廈難保，復明無望。其後張煌言遭清軍捕獲，拒絕投降，受刑時神色自若。 —— 一冰先生此時特撰此書，乃因張蒼水墓在西湖，是一冰故鄉；再者，張蒼水反對到臺灣，一冰亦後悔來臺；三者，張蒼水乃明末忠臣，國破家亡，知其不可而為之，堅守志節，視死如歸。三個原因加在一起，張蒼水就變成了一冰先生心情的最佳投照對象。

轉眼十六年過去，舊友方某授意兒子寫信向李一冰借貸，一冰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回信婉拒。不料，舊友惱羞成怒，竟向警察局檢舉、告發，警察到家要錢索賄，一冰妻說明家中困境，警察說：「你先生不上檯面！」不久，拘票出現，一冰百口莫辯，只能入監服刑。這一年，已經是民國五十六年，一冰五十六歲。最後共監禁四年，四年後假釋出獄。一冰先生晚年常對子女說：「我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相信這個時代還有公道！」

獄中第一次面會，幼子李雍騎腳踏車到土城看守所面見父親，一冰先生託買蘇東坡詩集。李雍到臺北書肆購得《古香齋施注蘇詩》（臺灣廣文書局），送入獄中。一冰先生在獄中四年，將蘇詩兩千多首詩背得滾瓜爛熟。（輝誠按，此書李雍後來轉贈給我，書內首頁蓋有「止於至善」藍印、寫有「252李一冰」〔252係囚犯號碼〕，及獄中檢查章及獄中編號。書內有李一冰先生紅筆眉批。）

服刑期間，一冰先生再三告誡子女，刻苦自勵，未來要選讀實用之學，絕對不要留在臺灣！四年入獄，適值長女申請到獎學金赴美讀書，每月有兩百美金獎學金，皆賴長女每月撥出一百五十元美金寄回臺灣，接濟母弟，方能度過此難。

民國六十年，一冰先生出獄，工作難覓，只能繼續鬻文維生。他下定決心撰寫《蘇東坡新傳》（以下簡稱《蘇傳》），開始到圖書館抄寫各種原始資料，同時整理《東坡事類》、蘇軾年譜等重要書籍，加之獄中熟背東坡詩，相輔相成，下足死工夫。

一冰先生撰寫《蘇傳》，並非從東坡出生寫到老死，而是從中途寫起，先寫東坡四十四歲時貶謫黃州，彼時東坡甫從烏臺詩案，遭小人陷害，入獄瀕死，最後否極泰來，雨過天青之輕鬆與從容，恰恰是一冰先生當時出獄之心境。換句話說，一冰先生寫《蘇傳》，不像林語堂看到的東坡，是橫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的東坡是獄中狼狽至極的東坡、虎口餘生出獄後的東坡，是從苦悶中走向曠達自在、從現實接二連三的無情打擊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堅強與生命韌性的東坡，他更從東坡一生看到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樂觀，看到一肚子不合時宜，更看到了圍繞其間的政治漩渦與小人誣陷 —— 換言之，一冰先生寫東坡，實則在寫自己，他把自己的悲辛窮厄鎔鑄在《蘇傳》之中，他藉東坡的行止來澆自己的塊壘。這樣的寫法，很容易就讓讀者深受感動，因為他把自己的飽滿情感灌進東坡形骸，他讓東坡形象躍然紙上之外，更讓讀者深入東坡的內心世界，那個幽微難言的內心世界，他體會得最深刻、最具體、最實證。 —— 簡單地說，一冰先生讓《蘇傳》裡的東坡和他真實的生命處境交融在一起。 如此一來，《蘇傳》便完全不同於文學家馳騁其文采所寫的東坡傳記，更不像學者餖飣獺祭堆砌資料出來的傳記 —— 這樣的情感表現，卻又扎扎實實建立在一冰先生堅實的考證功力與文字駕馭能力，一冰先生曾說：「不寫一句沒有根據的話。」足見其嚴謹。

民國六十八年，《蘇傳》全書寫成，共計七十餘萬字。一冰先生當時並不想出版，因不想出名，也不求聞達了，甚至像東坡一樣「自喜漸不為人識」，《蘇傳》是他前半生憂患、孤憤之書。民國七十年即將赴美，與在美國工作的子女同住，去國前，環顧四壁，四堵蕭然，唯有一千餘頁的《蘇傳》原稿，去存兩難。後與友人提起此事，友人劉顯叔（臺大歷史系教師）與陳烈（統一飯店主祕）之夫人，轉介紹給聯經出版社總編輯方清河，玉成出版事宜。民國七十二年正式出版，作者署名不用「李振華」，改用筆名「李一冰」，取「一片冰心在玉壺」之意。

在美初期，一冰先生輪流在各子女家寄住，後申請到加州的老人公寓，既便宜又方便，這段時間是一冰先生一生中最安定的十年。期間，民國七十五年，一冰先生曾返大陸，探視親妹，得知親人文革慘狀，不勝唏噓。返美後，日常生活仍以讀書、寫作自娛，研究目光轉向揚州八怪，逐一細考、細究八怪之生平與詩、書、畫，整理出的手寫資料，共計卡片一疊、筆記冊五本及一整冊手寫稿與影印資料（李雍先生亦將之轉贈給我），民國八十年動筆，但 只寫了第一章，即因心臟衰竭過世，享壽八十。其子女四人，在國外各領域俱有所成。

輝誠贊曰：司馬公曾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是沒有偏愛，只是常常幫助好人）一語，發出深切懷疑之嘆。一冰先生，純然一善良之人，卻於國破家毀之際，復遭黨國貪佞之害，以其大學經濟之材，本為國家棟梁，不幸遭此構陷，鴻鵠折翼，騰達路斷，即連安身立命尚且難得。一冰先生被迫轉入文史研究與書寫，憑藉年少私塾舊學根柢，深入張蒼水、蘇東坡、揚州八怪，為之傳記。不知者，讀其書皆以「李一冰教授」稱之，然一冰先生本非文史出身，所學經濟亦與文史相去甚遠，然知之、好之、樂之，以其深厚的舊學基礎，復加以身處亂世的感慨，投注其書，竟超越群倫，「教授」之名亦當之無愧。

韓愈為柳宗元作墓誌銘，說到倘柳宗元貶謫時間太短，終究出人頭地，如此則其文學辭章，想必未能特加著力，作品也就肯定無法留傳後世。這話移來衡量一冰先生，似亦貼切，人生得失，難以短暫時光看待，其屈辱悲痛，當時哭之、恨之、銜之，放諸長遠，禍福得失之間，亦難遽斷 —— 一冰先生終以其立言之勞，自可不朽。

訪談結束，李東、李雍將帶來紙箱打開，內盛一冰先生重要遺物如手稿、照片、證件、書信等等，悉數轉贈給我，說有此知音，一冰先生亦當感慰九泉。（原先李雍還想向聯經要回《蘇傳》手稿，總編輯金倫答應請人到倉庫尋找，說應該還在。但後來找了許久，確定遺失了，甚為可惜。）—— 我酷好收藏，得此珍物，喜出望外，但轉念一想，百年之後，一冰先生遺物又將何去何從？不如轉捐給博物館收藏，腦海立即想到臺灣文學館。當時館長為李瑞騰老師，其子李時雍正在《人間福報．副刊》任編輯，邀我撰寫專欄，值此之便向瑞騰老師請問捐贈之事，瑞騰老師回信：「臺文館館藏以臺灣文學為主，李一冰先生的書及手稿狀況如何？如主要是中國古籍，臺文館並不適當。」捐贈碰壁，只好轉向北京，向我的指導教授龔鵬程先生求助。—— 巧合的是，一冰先生遺物中有他自己寫作《蘇傳》所做之剪貼報紙資料一小冊、影印參考文章三篇。其中兩篇即是準備用來游說聯經出版社出版《蘇傳》之重要文章：一是張之淦〈林著宋譯《蘇東坡傳》質正〉、另一則是鍾馗（按，我看文字風格及學養能力頗似龔鵬程老師，詢問之後，果然就是年輕時的龔老師化名鍾馗之作）〈劉維崇《蘇軾評傳》摘誤〉，至此連龔老師也都有了遙遠的關聯。

龔老師建議兩處，一是杭州西湖馬一浮紀念館，一是四川眉山蘇東坡紀念館，這兩個地方現託由他管理，可全權處理。我思前想後，杭州是一冰先生故鄉，放在杭州固然好，但遺物多為東坡研究，不如放在四川東坡紀念館，別具意義。—— 民國九十一年，好友建築師劭柏勳曾帶領我們一群祐生研究基金會成員，趁三峽大壩尚未完工，先暢遊四川後，再從成都搭船順長江而下武漢，在四川時要去遊覽蜀南樂山大佛，途中我查看地圖，發現眉山就在主幹道岔出不遠，趕忙向大家提議，去看東坡故鄉。得到同意後，向導遊說明先改道，導遊一臉納悶，直說他帶團這麼多年，從來沒人去眉山。到了之後，當時內心激動之情，直到現在仍無法以文字形容。—— 我想，一冰先生若知道遺物最後進到東坡紀念館，心情應該也會和我一樣吧？

龔老師讓我把東西寄過去。但我怕東西寄失，那就功虧一簣了。龔老師說，那託里仁書局發行人兼總編輯徐秀榮帶來北京，他最近要到北京開會。我致電徐先生，說明此事，徐先生說他年紀不小，無法帶太多太重，於是我整理比較珍貴者，裝在一箱，託徐先生先帶往北京，交給龔老師。其餘另裝一箱，逕自郵寄北京。龔老師收到後，再請四川東坡紀念館職員攜往四川珍藏。

這些都告一段落，這才鬆了一口氣，總算把這件事辦妥了。

然後，就只剩寫這篇文章了。我答應李東、李雍，會寫〈尋找李一冰〉一文，但是一拖，轉眼就過了兩年，為什麼會遷延這麼久？一來，寫這篇文章壓力頗大，裡頭隱藏太多塵封故事；二來，為偶像寫文章，很不容易拿捏尺寸，找到適當的切入點和敘述口吻；三來，這兩年卯起來推廣學思達教學法，希望可以改變臺灣填鴨教育，經常東奔西跑，疲於奔命，無暇他顧，就連兩年前就應該寫好的《祖孫小品》，到現在也還沒多少進度，完工日更是遙遙無期！

但是我一直記得李雍在電話中對我說的話：「輝誠老師，您知道嗎？您寫來的第一封信，那天，正好是我父親的忌日。」

世間巧合，竟至於此。

附錄：

此文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於臺灣《聯合報．副刊》登載之後，〈聯副〉收到政治大學中文系周志煌教授來信，周教授挖掘出李一冰先生一九三○年代前後在雜誌社發表的文章，資料及珍貴，謹全信附錄於後。

敬啟者：

您好，去年歲末之際，拜讀 〈聯副 〉刊登張輝誠先生所撰〈尋找李一冰〉一文，讓李一冰先生的傲骨及所蒙不白之冤為人所知，且將吾等學生時代讀《蘇東坡新傳》的感動及受益之處重新召喚起來。

我這裡有蒐羅李一冰於一九三○年代前後，在尹庚（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聯）所主編《婦女旬刊》、周作人主持的《駱駝草》，以及施蟄存編輯的《現代》等刊物發表的文章。一冰先生十六歲即已投稿〈愛的流血〉一文，運筆頗為前衛毫不生澀扭捏，而〈初春漫記〉〈故居〉等文都有提到他年幼喪父之慟。〈故居〉一文特別說道：「我住這所屋子是自從七歲那年，父親患著肺病死了以後就搬來底」（張輝誠先生轉引李一冰自敘，文中亦言及七歲喪父），其他諸文也都提到家鄉在江南。即使抗戰期間，其分析日本經濟財政等文章，也符合其所學經濟方面之專業（之江大學經濟系畢業，並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系），熱血愛國青年形象也呈現於筆端。換言之，他不僅只是《蘇東坡新傳》的作者，其實老早就已是文藝青（少）年，且英、日文相關著作翻譯亦可見其語文能力之精湛，另能為文對金融財政剖析，也頗有學者架勢。「一冰」之筆名似不必等到政治冤獄，才以「一片冰心在玉壺」來明志，倒是其早期文藝作品，憂鬱色調頗濃，且多提及父親早逝的悵然（〈初春漫記〉：「家況是那麼的頹落」），「一冰」之筆名或與當時心境有關。

前兩週因庶務頗多，迄今才有空稍作整理相關文件。冒昧寫信傳檔，我想提供給〈聯副〉看看是否有用。一方面可續補輝誠先生所記，另一方面也可讓一冰先生早年風采更為人所周知，向前輩致敬。

政大中文系　周志煌

附檔按時間先後排序：

1. 李一冰〈愛的流血〉，《婦女旬刊》一九二七年第三百期。

2. 李一冰〈鄉居隨筆〉，《新文藝》一九三○年二月第一卷第六號。

3 . 李一冰〈初春漫記〉，《駱駝草》一九三○年九月第二十一期。

4. 李一冰〈故居〉，《現代》一九三二年五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

5. 李一冰〈十月之晨〉（內文誤置為「月十之晨」，據刊物目錄篇名改），《現代》一九三二年五月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

6. 李一冰〈老鄰舍〉，《現代》一九三三年七月第三卷第三期。

7. （加拿大）李可克著、李一冰譯〈我所見之牛津〉，《浙江青年》一九三五年十月第一卷第十二期。

8. 李一冰〈日本財政的窮途〉，《浙江潮》一九三八年五月第十期。

9. 李一冰〈抗戰前後的國際貿易〉，《浙江潮》一九三八年第二十二期。

10. 李一冰〈論敵寇的金融陰謀〉，《浙江潮》一九三九年第六十五期。

11. （日）丸川賢太郎著、李一冰譯〈日本新物資動員計畫的特質〉，《浙江潮》一九三九年十月第八十一至八十二期。

補記：

《現代》，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於上海，現代書局發行。前兩卷由施蟄存編輯，第三卷起由施蟄存、杜衡合編。第六卷第一期出版後，改由汪馥泉接編。一九三五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因現代書局關閉而停刊。

《駱駝草》，周作人主持，實際上負責編輯和校對的是廢名和馮至。《駱駝草》共出版二十六期，刊載的作品主要以周作人、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等人的散文和廢名的小說為主，還間雜著馮至等人的詩歌和文學論文。

另注：

李一冰翻譯加拿大李可克談教育方面文章，刊登在《浙江青年》一九三五年十月第一卷第十二期。而琦君高中時代，以署名弘道女中潘希珍，也在《浙江青年》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卷第十一期發表〈過去了的朋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發表〈憶〉，李一冰文章恰好在琦君兩文中間，兩人亦曾先後就學之江大學，因緣頗為殊勝。

李一冰筆記手稿之一

李一冰筆記手稿之二

李一冰筆記手稿之三

蘇東坡新傳(上册)

蘇文忠公真像（王文誥摹刻）

元．趙孟頫畫蘇軾立像

頭戴蘇軾首創之「東坡巾」，是一個方型帽筒，外有低矮之上折檐。

蘇洵像

蘇氏故居（眉山三蘇祠）

張方平墨跡

宋仁宗皇帝像

歐陽文忠公墨跡

蘇軾墨跡之一（催了禮書手札）

第一章　食蓼少年

東坡詩：「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閒如啖蔗。」

一、蜀道難

蜀，位居中國大陸之西南邊陲，四境皆被崇山峻嶺所圍繞，中間一大盆地。境內舊有岷、瀘、雒、巴四大河流，所以又稱四川。

蜀與中原的交通，陸路須出秦川（陝西），川陝之間，峻嶺連雲，山深巖密，絕無通路。照李白說，只有陝西郿縣太白山的層層峰巒間，才有一道缺口，也只有飛鳥可渡，而人跡不至：

噫吁 ，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面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春秋戰國時代，蜀人始通中國。《華陽國志》的傳說：「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王派遣五丁開山往迎，還到梓潼，見一大蛇行入山穴，一人攬其尾要想拉它出來，力不能勝，於是，五個力士一起來拉，大聲呼叫，山崩石裂。五丁、秦五女和所有士卒，全被山石壓死了。」—— 正因為當初這項開山工程，使人不能相信是人力所能達成的鬼斧神工，所以才有這類似神話的「五丁開山」的傳說。但賴以通蜀的山間棧道，也從這個時期就傍山架木的建起來了，李白詩說：「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天梯石棧雖然是架起來了，但是遲至唐朝李白的眼中，蜀道之難，依然難於登天。黃鶴飛不過去，猿猴也愁攀緣不上，青泥嶺懸崖萬仞，滿山雲雨，百步九折，一路泥淖，山深處，景象肅殺，鳥號古木，子規夜啼，眼前盡是無窮的連峰疊嶂，高與天齊，枯松倒掛絕壁，飛瀑轉石雷鳴，李白嘆道：「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崢嶸崔嵬的劍門關，聳立於大小劍山的連峰絕壁之間，飛閣通衢，綿亙一百多公里的插天峭壁，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勢，這大自然生成的要塞，天下大亂時，卻成為西蜀賴以偏安的天險。

自古以來，代有英雄人物，在中原這片大地上，龍戰千年，殺人盈野，蜀人幸有四境高山，衛護中間這一方安和樂土，肥沃的成都平原，從不缺乏糧食，紡織業非常發達，錦江澄明的水流，洗濯出聞名天下的蜀錦，山崖和鄉野，盛產茶鹽，物產如此富饒，人人都能豐衣足食。經濟上一有自給的滿足，蜀人隱然自視為中原以外的獨立王國，愛好和平和自己的鄉土，無人願意背井離鄉，到陌生地方去闖天下。

不幸的是，角逐中原、開疆拓土的英雄們，不是難於登天的蜀道，萬夫莫開的劍門所能阻擋得了的。秦漢之際，劉邦屯兵漢中，就曾以聲東擊西的謀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而征服了西蜀；三國時代，蜀漢的諸葛亮，就因為據有了富饒的四川，才能六出祁山，爭勝天下。

大唐隆盛之世，突然於天寶十四載發生安史之亂，玄宗被安祿山的胡兵追迫，一路西向逃亡，途次馬嵬驛，在兵變的脅迫下，忍痛賜死楊貴妃後，就冒險進入山岳重疊、雲煙萬里的蜀道，而西狩劍南。從此以後，四川這塊安和樂土，便被捲入時世的浪潮中，衝擊動盪，不再能夠保持像從前一樣的單純和寧靜了。

安史亂平後，唐朝元氣大傷，統治力量逐漸衰退，全國各地，盜賊蜂起，凡是擁有武力的藩鎮，莫不割據為雄，強者且圖問鼎中原，天下大亂，甚至一個販鹽的黃巢，只因科場不利，竟利用祕密結社，造起反來。黃巢遍寇全國，勢力迅捷膨脹，攻陷潼關不久，就占領了首都長安，國號大齊，自己做起皇帝來了。

當叛亂的烽火，延燒到京師，即將逼近宮門時，惶恐中的熹宗皇帝，想起玄宗曾經幸蜀，認為這個四境崇山的盆地，是個理想的避難之所，於是決定車駕入蜀。世亂的壓迫，使蒙塵的帝室，落魄的長安貴族和貴族附庸的文化人，都不得不身向艱難的蜀道挑戰，大批大批的到了四川。

這時候，有個出生河南，販私鹽、盜家畜，人稱「賊王八」的草莽英雄王建，趁此機會，起兵勤王，以討伐黃巢為名，衛護流亡中的熹宗皇帝進了西蜀，論功行賞，便被任命為蜀中某一地方的長官。王建雖是毛賊出身，卻頗具有雄心，從這個小地盤上，積極擴充自己的實力，兼併弱小，坐大勢力，到大唐帝國的命運終歸滅亡時，他便占領整個四川，自己建起獨立王國來了。—— 是為「前蜀」國，時當西元九○七年。

李白形容西北通秦州的蜀道，比登天還難，而東南向另一條發源於岷山的長江水系，通往江南的水路，也並不容易。自夔州以下，即是一路連續的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的三峽之險，兩岸一望無盡的層巒峭壁，密夾江流，水隨山轉，山壁阻擋水勢，激起萬頃風波，洶湧搏鬥，還有一段崩山的裂石，暗藏水中，誰碰著它，立刻舟覆人亡，這一條遞長七百里的峽路，同樣是旅人的畏途。

然而世上的事情，沒有絕對的利弊。承平時固然交通不便，但當天下動亂的時候，蜀也靠這高山和急流，排除了外來禍害的波及，得於殺聲震天、哀鴻遍野的中原之外，自成世外桃源，作為避難者的天堂。

五代十國，實是唐代藩鎮之禍的延續，大江南北各地，全由節鎮割據，各自獨立稱王，大吃小，強凌弱，此分彼合，交戰不休，在這個戰亂頻仍的黑暗時期裡，王建所統治的前蜀，恰是一個離世獨立，最平靖、最安謐的樂土。中原大戶，為了保全身家性命，寧願冒著蜀道的險難，搬到四川來寄寓，帶來多年積儲的財富和歷世收藏的文物。王建雖然是粗人，但他懂得利用這個機會，優予容納這批外來的高級難民，他們帶來的大批金帛和物資，充實了西蜀地方財力，使它意外迅速地繁榮了起來；避難入蜀的舊官僚和失掉寄託的文化人、藝術家、詩人、甚至禪僧，一例受到王建的優遇，這些人原來都是中原高級社會裡的中堅分子，他們將唐代最成熟最高等的長安文化帶進西蜀來，於是中原的生活風習、禮樂文物，廣被蜀人吸收，到中原社會被數十年間無情的戰火摧毀殆盡時，倒反要蜀境內所保存的傳統文化來反饋中原了。

王建的前蜀，傳二代，三十五年，被中原國家的後唐所滅，但又遭後唐委派治蜀的軍人孟知祥叛離而獨立，是為「後蜀國」，後蜀傳國亦二代，三十二年。

前後蜀六十餘年間，王孟兩家的統治，誅求算不得十分苛酷，以千萬人的血汗奉事一家一姓而已。只要沒有戰爭，沒有社會動亂，這一段中國歷史上相當黑暗的時期中，也只有西蜀獨能保持一個平穩的時世。

這段獨立時期，四川生產的物質，一絲一粒都不必輸送中央，無數金帛和珍寶雖然積聚於蜀宮，但總還算是蜀境內的藏富。蜀宮的生活無論怎麼豪奢，甚至荒唐到連溺器都用黃金鑄造，七寶鑲嵌，然而一人之奉，畢竟有限，老百姓忍辱負重慣了，生活慾望非常低微，只要日子過得平安，農人能安分守己的耕作田野，商人能順順當當做生意，他們就可以從節儉中過他們卑微的生活，從卑微的生活中獲得滿足。

二、宋之平蜀

宋太祖以陳橋驛兵變，而黃袍加身，得有天下，也因此覺悟到軍人操政的危險，隨後就有「杯酒釋兵權」那樣戲劇性的成功。待到中央政治部署稍有頭緒，他就分兵逐一收拾南方諸國，先平荊南，次平蜀，再次南漢和南唐（時眨號江南），漸次敉平，統一中國。

平蜀戰事，發動於太祖乾德二年（九六四），以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進彥為副，將步騎六萬，分由鳳州、歸州兩路走棧道和揚子江三峽之險，進軍西蜀。

蜀王孟昶信用近臣王昭遠、韓保正輩素不知兵的人統軍禦敵，其敗亡的命運，不卜可知。劍門關天險一失，蜀主惶駭無計，但言：「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故，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終至無兵可用，只得修表投降。宋軍自汴京發兵，到接受孟昶投降，前後只費六十六天，得州四十五，縣一九八。

宋為徹底矯正前代藩鎮的弊害，採取絕對的中央集權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餘財，所以一經征服西蜀，首先即將蜀宮中滿庫的金帛珍寶，全部沒收，特別編組一個輸送隊，一車一車的載離蜀土，輸往汴京。這大批的資財，固然是取之於蜀宮內庫，但也是六、七十年間從四川老百姓頭上搜括來的地方藏富，蜀人眼看它們駛離本土，不能沒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憤怒。

勝利的將軍們，更擺出一副征服者為所欲為的姿態，他們在成都，整日整夜舉行盛大宴會，徵歌選邑，縱酒狂歡，毫無顧忌地放浪聲色，再也不管軍務，任令部下搶掠財物，霸占婦女，蜀人屈服在宋軍淫威下，積憤難平。曹彬屢請主帥王全斌班師回京，而全斌等則貪戀成都的享受，不予理會，唐代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認為全國城市的繁榮，揚州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這批將軍們就樂不思歸了。

皇帝下詔調遣蜀兵赴京，這是預防蜀人作亂的釜底抽薪之計，然而蜀兵豈能甘心離鄉背井，任人擺布，王全斌又不知輕重，既已縱令部曲對蜀兵百般侵凌，並又剋扣他們的行裝旅費，這些土著兵士，就滿懷怨憤，密謀反叛。

乾德三年三月，軍行至綿州，他們就公開造起反來了，劫持綿州附近的城邑，號召民眾，一時集聚者達十餘萬人，自號「興國軍」，推舉蜀文州的刺史全師雄為統帥，率眾攻彭州。全師雄自稱興國大王，開幕府，設官置署，派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的老百姓群起附和，聲勢日盛。王全斌派兵進剿，屢屢落敗，師雄揚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等十六州及成都屬鄉就都紛紛起兵響應，蜀人抗宋的武裝革命，一時如火如荼。

其時，成都域裡還剩有遺餘的蜀兵二萬七千人，全斌怕他們會裡應外合，與部將合謀，將他們騙入夾城中，一起殺了。這種殺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髮指。

宋太祖得知蜀亂，立即派遣大軍增援，費上一年時間，免不掉又一場血腥的屠殺，才告敉平。

變亂固然得以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加以消滅，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權，卻也從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統治下的子兵，負擔是非常沉重的。正常的賦稅之外，有各自名目附加的苛捐雜稅，每個人頭上都須擔付身丁錢，另外還有徭役和攤派，農民終年耕稼，還得不到一個溫飽。前後蜀時代，老百姓繳付的捐稅，總算取之於蜀，用之於蜀，現在則完全納入宋朝中央歲入系統裡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潤，這和初平西蜀時，將孟氏庫藏悉數輸往京師，同樣刺激蜀人。

更甚者，宋在西蜀實施專賣制度，四川重要的出產，如茶、馬、鹽，都由政府定價收購，人民不得自由買賣。今天以十千買進，明日即以十三千賣出，「比至歲終，收益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而且天下茶法皆通，只有蜀中獨行「禁榷」（專賣），茶農鹽民和養馬戶所遭受的剝削，一樣苛酷，幾乎無以存活。不但此也，甚至如當地名產「蜀錦」，也由政府設置專門機構，統制產鎖，擴而至於所有織物，都禁止人民自由買賣，朝廷所派官吏將地方富源一手攫盡，實施如此絕對的經濟壓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機會，已遭嚴重威脅，怎能不對宋朝抱著非常強烈的反感。

官員利用地方豪強、土霸堅強他們的統治，所以只有豪強土霸才能勾結官府，糶賤販賣，投機取利，這種霸占性的剝削與侵權，深刻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並且因此形成社會上貧富不均之尖銳對立，這一股怨恨，當然又歸結到政府頭上。

宋朝橫暴的武力統治和苛酷的經濟壓榨，交相為用，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平蜀後三十年，即宋太祖淳化四年（九九三）春，終於發生了以王小波、李順為首的大叛亂。

宋人王闢之的《澠水燕談錄》記此叛亂的原由，非常扼要：

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藏帑盡歸京師，其後言利者，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之益眾。

王小波，眉州青神縣的一個農民而已，趁著這個痛苦的時勢，喊出眾民心中的一個口號，就將飢餓線上十萬貧民結合攏來，揭竿起事，攻青神，掠彭山，他們抓到彭山縣的縣令，公開將他的肚皮剖開，拿大把大把的銅錢裝進他的肚皮裡去，說他平日愛錢，現在給他。這個樣子的懲貪辦法，頗具戲劇性的刺激作用，民心大快，黨羽愈聚愈眾，青彭附近城鄉，紛紛起來響應。

是年年底，王小波病創死，眾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順做統帥，寇掠州縣，所向無敵，到攻陷邛州時，他們已有幾十萬人了。

叛亂勢力，發展得非常快速，淳化五年正月，李順攻陷漢州，跟著就進克四川的心臟—— 成都，於是他便自號「大蜀王」，四出攻城掠地，全蜀動搖。

宋太祖派宦官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兵進討，破賊十萬眾，斬首三萬級，殺的都是蜀人，五月收復成都，俘虜李順。王繼恩勝利後，作風與王全斌如出一轍，貪戀成都的享受，專務飲博，頓師不進，任令他的部下姦淫婦女，剽掠財物，有如凶神惡煞，因此殘餘的民眾革命運動，此起彼落，一直不能肅清，到至道年間（九九五），復有張餘之亂，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詔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筦榷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

但是，後任官吏，競喜功利，聚斂如故。真宗咸平三年（一○○○），益州戍卒推王均為首，再度作亂，僭號「大蜀」，改元「順化」，官軍發兵反攻，王均撤橋塞門，堅守不出，官軍挖掘地道入城，王均率領黨徒突圍而逃，官軍疑有埋伏，縱火焚城，翌日將曾受偽職的數百人，集體燒死，時人為呼冤酷。

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亂，蜀人經歷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戰爭，三十六年的焚燒劫掠，元氣大傷，再也沒有從前那樣的好日子了。這一段歷史背景，距蘇軾之生亦不過三十餘年，對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蜀特殊的地理環境，使蜀人自有獨立天地的思想，進而化為熱烈的鄉土之戀，蘇氏筆下，時常流露濃厚的鄉愁，懷鄉之作，俯拾皆是。

蜀人擅辭辯而好論理，堅強獨立，不認為世上有所謂權威存在，宋人岳珂《桯史》說：「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所以蘇軾從政，每每站在當權派的反對立場，奮不顧身的為事理爭論。王安石當政，炙手可熱，蘇軾反對新法病民，更反對他的獨裁作風；司馬光主國政，蘇軾因恢復差役一案，為民爭命，不惜獲罪於相國之門，充分表現蜀人不向權勢低頭，富有政治勇氣的地方性格。

荊公變法，最大目的要為國家救窮，在實施上不免急功近利，而疏於卹民。王小波、李順叛亂的成因，在蘇軾心中存有非常的警惕，所以當他目睹小民在新法的搜括政策下婉轉呻吟時，心所謂危，便不顧一切，發為激烈的言論，而貽患自己。

宋人治蜀，一直採取高壓政策，蜀人普遍懷有反抗心理，形成不合作的態度，《宋史》說：「蜀人不好出仕。」事實上，北宋時期，九十位宰相中，籍屬西蜀者只有四人，開國之初，太祖、太宗兩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更無一個蜀人在內。

蘇軾兄弟因農村破產，家業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師，尚在應試階段，即已思想及早退休還鄉，尋求夜雨對床之樂，所謂「未入仕版，已懷歸志。」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顯，與一般人的淡泊不盡相同。

事實上，北宋政壇，對蜀人確也懷有偏見，蘇軾以崇高的文學聲望而獲得政治地位，但從政四十年，官止於文學侍從之臣，從未操持實際政柄，每當位近公輔之選時，言官們便大聲警告：「不能用他為宰輔。」蘇軾甫登執政，朝中便興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議論。雖然有人為蘇軾加上一頂「蜀派」領袖的高帽子，倒是宣仁太皇太后了解他們，簾前溫諭曰：「老身知道，你兄弟在朝，自來孤立。」

魏泰《東軒筆錄》：「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蓋為這地方蘊藏著反政府的情緒，恐怕會發生不測的危險。慶歷以後，這種緊張的情形，稍稍鬆弛，但是一般士大夫對蜀人的歧視，並未完全消泯。

蘇軾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嫌遠，永遠孤立，受出生地的影響，不能說完全沒有。

三、世系

蘇軾，宋仁宗景祐三年（一○三六）十二月十九日卯時，生於蜀之眉州、眉山縣。

眉山縣，位於成都之南五十公里，而成都是四川經濟文化的心臟地區。據傳：大禹導江工程始於蜀山岷江實為長江的正源，自岷江南流至灌縣，縱貫成都、新津、眉山、樂山、青神、犍為諸縣，至宜賓而入長江。此一江流豐富的水量，灌溉成都平原，使這地區土地肥沃，物產富饒。

江水有一支流，流經眉山縣城的東郊，水色特別清澄，綠油油得像玻璃一樣透明，所以稱為「玻璃江」，沿江兩岸遍種桃花和楊柳，枝葉披拂在水面上，泛舟江上，使人有身入桃源之感，所以人稱眉山為「小桃源」。

眉山是個饒有古意的小城，氣候溫和，風光明麗，和成都一樣美好，但特有小城純樸的風味，寧靜的氣氛。城中街路寬闊，大片大片的青石板鋪作路面，潔淨無塵，路的兩邊，種植高大的槐樹和柳樹，垂蔭匝地。城中，即使是窮家小戶，門前總也有個庭院，養竹種桃，一月蒼翠和絢麗。

蓮花，眉山的名物，城裡處處見有池塘，塘裡都是種的蓮花，陽光映照下的田田荷葉，泛起一片碧綠的生意，夏日花開，香聞十里。

蘇氏故居在城南紗縠行，占地數十畝，三面環水，屋前屋後，茂林修竹，蒼翠欲滴，樹上累累鳥巢，時聞鳴囀，庭前有兩株合抱的老榆樹，傳為其父蘇洵所植，院中還有一株兩枝交拱的荔枝樹，是蜀中父執蔡褒送軾二次還朝時所種。宅西一大池塘，種滿了荷花，宅內點綴著許多紀念性的建物，如百坡亭、披色榭、抱月亭、採花船、瑞蓮亭等，雖然都是後人所建，並非蘇家舊物，但是曲徑迴廊，幽雅有緻，頗合詩人居處。此一名蹟，號為「三蘇祠」，明末一度毀於兵火，現在所見者，皆為清朝時所重建。

眉山蘇氏，原籍趙郡，即今河北趙縣，後魏置郡，唐改趙州，宋升為慶源府。欒城從戰國時代就屬於趙郡，今為河北欒城縣。三蘇題名，慣稱趙郡蘇某，蘇轍並名其文集曰《欒城集》者，都是從其祖籍，蓋蘇洵作《蘇氏族譜》，追認趙郡蘇味道為其始祖，如言：

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

其實，歷史上的蘇味道，不算是個正派人物。他是趙郡欒城人，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生。少有文名，成進士後，以文章受知於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登左金吾將軍，託味道作謝表，這篇文章傳誦遠近，使他名噪一時。至周則天朝，他親附則天皇帝的佞臣張昌宗，宦途開始得意，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居相數年，毫無作為，凡事模稜兩可，庸庸保位，人稱「蘇模稜」。唐中宗神龍元年（七○五），跟著張昌宗倒了下來，被貶眉州刺史，復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留一子於眉，是為眉州蘇氏的始祖。

自唐神龍元年至宋仁宗景祐朝，蘇氏落籍於眉，且已三百餘年，所以這家族雖然算不上是個高門巨閥，但卻是著名的眉山縣舊家，軾詩所謂：「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下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鳧舄」的鄉紳人家。

自蘇味道的兒子家於眉山，傳兩百餘年而至蘇涇，涇以前，皆不詳。

涇生釿，蘇洵族譜後錄下篇，記其世系，說他和高祖釿「以俠氣聞於鄉閭」。釿生五子，洵的曾祖父是少子蘇祜，「以才幹精敏見稱」。其存歿與五代相始終，這一長達七十年的五代時期，天下大亂，唯蜀獨保安定，而蘇祜又精明能幹，蘇家的經濟基礎，大約奠定於此時。

祜有六個兒子，蘇洵的祖父蘇杲以孝友著名鄉里，頗善治生，遂使家道殷富，有餘財可以施捨別人，曾言：「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所以總是偷偷摸摸的幫助窮人。因為樂善好施而散財，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敝陋而不葺。

族譜後錄記杲有弟宗晁，是個「輕俠難制」的人物，還有個族弟蘇玩，「嘗有重獄」。事蹟雖然不詳，但甚可注意，俠以武犯禁，這個家族中的人，似乎極有任俠尚義的遺傳氣質。

其實，任俠尚義和樂善好施，一樣是出於熱心為人，同情弱者的情操，不過因對象不同，表現方法互異而已。蘇家這份遺傳氣質，這份俠義精神，在後來子孫身上，依然清晰可見。

熱心向人的人，凡事必不為己，所以淡泊名利和居家儉約，幾乎也是蘇氏傳承的家風。宋朝的大軍破蜀前後，蜀國的達官貴人，紛紛拋售田宅，趕赴汴京投效，有人勸蘇杲賤價收買，但他不占這個便宜，慨然道：「吾恐累吾子終身。」

杲子序，字仲先，生於宋太祖開寶六年（九七三），像他父親一樣，樂善好施，而不愛讀書。體格魁偉，氣量寬宏，為人平和樸實，自奉甚儉，待人卻很厚道，一心只想博取別人喜歡，從來不為自己著想。對士大夫十分敬重，甚至有點卑躬屈膝的樣子，別人笑他諂媚，其實他對田父野老也一樣謙虛。外表上看，他對任何人一樣好，其實內心裡自有一個品鑒的分寸，嚴格得一點都不隨便。

李順叛亂時，兵圍眉山，蘇序就在圍城中親身擔任守禦工作，表現得非常勇敢。不幸在這戰亂中，他的父親病故了，他也能依禮治喪，退慰其母，並不草率，其時他還只二十一歲。

他雖不愛讀書，卻歡喜作詩，就他自己所見所聞，上自國家大事，下至鄉里瑣屑，加上他的感慨，用詩的形式寫出他心裡真實的喜怒哀樂，下筆很快，積稿數千篇，但只以此自娛，從不自鳴。

雖然表面上是那麼一個平和的人，但如遇到看不順眼的事情，他也敢作敢為。蜀人比較迷信，眉山城中有一處不倫不類的茅將軍廟，為眉人所信畏，廟祝藉以騙錢，香火甚盛，他一日乘醉，帶領村樸二十餘人入廟，斧擘偶像，並將這座新廟一起拆毀，不畏神譴。—— 他就是這麼一個正直而饒有義俠精神的鄉里長老。

他非常淡泊，與世無爭。王偁《東都事略》說：「仁宗慶歷四年三月，詔諸路州府軍監並立學，如修學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然是時郡縣頗以此擾民，亦一時之弊也。」怎樣擾民，雖不詳知，但記言縣中有力者爭取執事縣學的地位，則定有好處，可想而知。蘇氏是當地的縉紳之家，有資格爭取，但蘇序獨令家人退讓，不跟別人爭奪。這老人出入都不乘馬，他說：「路上有比我老還在步行的，我騎了馬怎麼見他。」一生竭力藏退，敝衣惡食，他才心安理得。

他家陸田不多，大部分都只種粟，收成後，蓋一大倉貯存，大家猜不透他是什麼用意，幾年下來，存有三四千石。有一年，眉州遭逢饑荒，蘇序就開倉取粟，先濟族人，次助外戚，再次販濟佃戶和鄉曲的貧民。有人問他：「救荒何必一定用粟？」序說：「粟米性堅，能耐久儲，缺糧時用它，不會霉爛」。平日，住宅周圍，都種芋魁，每年收穫很多，收藏在厚草囷裡，寒冬臘月，他家用大蒸籠蒸了熱騰騰的芋魁，擺在大門外，任令飢人取食。

眉山蘇家，原來並非士族，遷蜀的五世先人中，沒有一個做過官，也都不大喜歡讀書。這是當年的地方環境和社會風氣所使然。蘇轍《欒城集》伯父墓表：「蘇氏自唐於始家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山之士大夫，修身於家，為政於鄉，皆莫肯仕者。」唐末及五代之際，變亂相尋，天下騷擾，蜀人自有安和優裕的農家生活可過，就不願離鄉背井，投身到混亂不安的政治社會裡去謀求官職。不想做官，所以讀書風氣也就比較衰微，雖然他們有足夠的聰明和文化修養。

蘇序生有三子，長名澹，早逝；次名渙，字公群，生於真宗咸平三年（一○○○），幼子蘇洵，字明允，生於大中祥符三年（一○○九），比他的二哥要小九歲。

四、雙親

趙匡胤以陳橋兵變，得開大宋皇朝，這卻使他心生警惕，以為軍人如此跋扈，政權何由鞏固？太祖對他的心腹重臣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文臣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因此決定一個重要國策，貶抑武人地位，限制武人參政，建立一個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國地方長官一律任用文臣。

國家一時要普遍起用那麼許多文臣，而宋承五代長期的戰亂，一般人都不喜歡讀書，書讀得好的人更少。所以朝廷為實行既定國策，就必須一方面廣開讀書人登仕的途徑，一方面竭力提倡讀書的風氣。宋真宗御筆親作〈勸學篇一，傳布天下，這首短短的篇章，迷醉天下士子者，幾近千年，何況當時。詩曰：

當家不用買良田，書中白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士人求仕，正規的途徑唯由科舉。宋代的科舉制度雖仍唐制，但較唐朝優遇得多。只要一中進士，立即「釋褐」，就有官做，或授京朝官，或為州郡副長官，或置館職清望之地，並且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優獎進士，目的即在開創一個文治的局面，以矯正前朝武人專政的弊害。進士，不但出路很寬，而且宋朝的官棒甚厚 01 ，大官的待遇更好，除出正格的俸祿外，還有不時的額外恩賞，不但本身富足，並且蔭及子孫，如做到學士以上官，歷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接替登朝。朝廷如此大力獎勵，讀書求仕的風氣，當然披靡全國，遠如大庾嶺外的廣南，劍門關外的西蜀，也都聞風振起。蘇洵《族譜後錄》說：

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宦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

這股風氣，越過崇山峻嶺，吹入西蜀，吹進「五世不顯」的眉山蘇家，蘇序的次子渙，即於仁宗天聖三年（一○二四），二十四歲時考上了進士，當時轟動全蜀，曾鞏《元豐類藁》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序）墓志說：

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其鄉里皆不願出任，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其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

渙成進士後，旋即授官，蘇序父以子貴，也被誥封。蘇序的妻舅程家非常富有，也有子弟出仕受封，這樣的大喜事，非常興奮，一切準備停當後，來勸蘇序道：「公何不也預先做個準備？」序答道：「兒子已有信來，做官的器用都由他寄來。」

一天，他和村老一起在城外飲酒，箕踞高歌，喝得酩酊大醉時，封誥送來了，並有外纓公服、笏板、交椅、水罐子和衣版等器物。其時，蘇序光了一個頭，只戴一頂指頭粗細的小冠子，蹲在地上，慢慢取出誥文，讀了一遍，一言不發，隨手就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裝進一只布袋裡。取誥時，見有吃剩的牛肉，又將它裝入另一布囊，叫個村童替他挑擔，自己跨驢一同入城。城中有人聽到這個新聞的，跑出城外來看他，走到半路上，只見老人騎在驢上，童子挑著兩隻布囊，走在驢後，莫不大笑 02 。

—— 他就是這樣一個簡樸的鄉里長老。

渙中進士時，序的少子蘇洵還只十六歲。

蘇洵，字明允，俗號老泉，實是沿習的誤稱。所謂「老泉」者，是因蘇家祖墳在蟇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故其子孫以祖墓地名，稱洵曰老泉，以避名諱。後來文人誤以為這是蘇洵的別號，大家稱之為蘇老泉，甚至有加先生者，其實非是。明允生於大中祥符二年（一○○九）自少就不喜歡讀書，雖是一個生性內向、沉默寡言笑的人，天性裡卻富有游俠精神，歡喜結交一些鬥雞走狗的城中少年，整日在外遊蕩，蘇序也不管他，親戚們問是什麼緣故，序淡然道：「你們不知道的。」到了年已及冠，他仍依然故態，蘇序還是充滿信心的說：「這樣一個人，是不必擔心他不學的。」

蘇洵娶眉山富豪大理寺丞程文應之女為妻。程夫人系出名門，知書達禮，以程氏之富下嫁到清寒的蘇家來，已是委屈，而夫婿又那麼不知上進。她是個非常要強的婦人，雖然不說什麼，心裡總是鬱鬱不樂，只把家事一手承擔下來，上事翁姑，下教子女，終日勤勞不息，希望有一日她的夫婿能夠自己感悟過來。

蘇家本來只是一份中產之家，經過多年來的消耗和人丁不斷的增加，稍有意外，經濟上就有捉襟見肘的煩惱，而岳家的富有，和胞兄出仕後的榮顯，在日常生活中，不免常常發生無情的對比，構成精神上甚大的威脅。因此，當蘇洵要外出求官時，他們就從這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裡遷了出來，在眉山城南紗縠行街上租了一棟宅子，似乎不僅住家，還經營著布帛或織物的生意。因為，從這條街名推測，「行」者，基爾特組合式的同行集中之處，住在這條街上的，也必都是同業。關於這棟房子以及在這棟住宅裡兼營過紗縠生意，有蘇軾自記可見：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為紗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即命以土塞之。甕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 03 　。……

所謂「婢子熨帛」，可能就是生意作業的一部分。程夫人不貪窖藏的非分之財，她只規規矩矩做生意，幫助家計，希望他的丈夫沒有後顧之憂，這份苦心，蘇洵不是不知道，他後來說：

昔予少年，遊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 （嘉祐集祭亡妻文）

蘇洵因此感嘆折節，謝絕與他素所往來的少年，首次閉戶讀書，時年二十五歲。

蘇洵第一次〈上歐陽內翰書〉說：「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時間實已太晚，何況一開頭的時候，態度又不很認真，仗著聰明，看看與他同輩的人，都不見得比自己高明，以為讀書沒有什麼難。

但到第一次出應鄉試舉人，他卻不幸落了第。這次失敗，使他痛自檢討，始知古人出言用意，與自己所想的不同，再搬出幾百篇自己的舊作細讀，不禁喟然嘆道：「吾今之學，乃猶未之學也！」憤然將這批舊稿，一把火燒個乾淨，決心取出論語、孟子、韓愈文來從頭再讀，繼續窮究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下帷終日，兀然端坐在書齋裡，苦讀不休者達六、七年，在這六、七年中，封了筆硯，發誓讀書未成熟前，不寫任何文章，自述讀書有得的過程，如前揭〈上歐陽內翰書〉言：

……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

蘇洵於鄉試失敗後，焚棄舊稿，決心從頭苦讀，則已二十七歲，故歐陽修作墓誌銘，張方平作墓表，史本傳皆言：「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

自二十七歲起閉戶苦讀六年，至三十二、三歲終於自學成功。曾鞏論其文章說：

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

歐陽修稱其為學，則曰：

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鑿，故得之精。

蘇洵與程夫人結婚後，接連生了兩個女兒，都夭折了。有一天，他閒逛到城中玉局觀道院，看到觀中一家卜卦的店裡，掛著一幅畫像，卜師無礙子說是「張仙」，買去供奉，有求必應。蘇洵聽了心動，就解下身上佩帶的玉環，與他交換了，回來掛在房裡，每日清晨一定上香，求子。如此虔誠的供養了好幾年。他二十六歲時，生了長男景先，在襁褓中夭殤，翌年又生一女，是即後來嫁與程之才的幼女八娘，二十八歲時生了次子蘇軾。蘇洵有〈題張仙畫像〉文曰：「……且必露香以告，逮數年，得軾，性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也。」

仁宗寶元三年己卯（一○三九），洵三十一歲，二月二十日，幼子轍生。他們只有兄弟二人，轍詩所謂「兄弟本三人，懷抱喪其一」者是也。

五、少年

蘇軾自幼身體健康，頭腦明快，原是個非常活潑好動的孩子，而他又不缺少遊伴，除自家兄弟外，還有伯父家的堂兄弟不欺、不疑、不危，外婆家的表兄弟程之才、之元、之邵和街坊鄰居等，孩子們碰在一起，便結伴往醴泉寺爬到樹上去採橘子和柚子，登石頭山去拾松果，玩得非常痛快。直到鬢有二毛的中年，蘇軾還非常懷念他們的童年，作〈送表弟程六（之元字德孺）知楚州〉詩：

……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通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闇松櫟。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

蘇軾七歲開始讀書，八歲入小學，就讀於天慶觀北極院，從道士張易簡為師，同學近百人中，老師就只稱讚他和陳太初兩個學生，聰明為全校之冠；但是人生各有不同的際遇，這陳太初後來做了道士，得了道，尸解於眉山。

學中見到老師的朋友矮道士李伯祥。這矮道士甚好作詩，但是詩格不高，蘇軾記得他的一聯斷句：「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認為相當可愛。他一看到蘇軾，便嘆賞道：「這位郎君，是個貴人。」蘇軾不知道他是怎麼看出來的 04 。

蘇軾記得七歲時，碰到一個九十歲的朱姓老尼姑，講她早年曾隨其師進入蜀主孟昶宮中。一個盛暑酷熱的夜晚，蜀主與花蕊夫人納涼於摩訶池上，曾作一詞，老尼記得全文，唸給他聽了一遍。四十年後，蘇軾還記得首句：「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認是〈洞仙歌〉令的起句，遂為補足全詞，是東坡樂府中的名作之一。

慶曆三年（一○四三）三月，仁宗因討伐元昊，兵久無功，奮然改組政府，以章得象、晏殊為相，用杜衍為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為樞密副使，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為諫官。朝局更新，當時的名士石介作了一篇〈慶歷聖德詩〉，歌頌朝廷的人才濟美。有人從京師來，抄了這篇詩給一位鄉老先生看，蘇軾剛巧在旁，聽大人們這樣講，便從旁偷看，默默誦習，他問那鄉老先生文中所頌，是些什麼樣的人？那人說：「童子何用知之。」蘇軾抗議道：「如是天人，則不敢知，假使也是人的話，為何不可問？」那鄉老先生訝異這孩子能說這樣的話，就給他詳細述說，並且告訴他道：「這韓、范、富和歐陽四人，是當今天下的人傑！」孩子心裡，對這四個大人物，從此有了很深的印象，很想深入了解他們的為人。誰也料想不到，日後除出不及親見范仲淹，常以為恨外，韓琦、富弼和歐陽修，在這個孩子未來的生命歷程中，都與之有非常重要的關係。（〈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十歲，已能開筆作文章。有一天，父親誦讀了歐陽修的新作〈謝賜對衣金帶馬表〉後，就叫兒子仿作一篇，他的擬作中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那麼一句，老蘇甚喜，指著說：「希望這句話，將來你能自用。」 05 做父親的人，沒有不望子成龍的，而四十六年後，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撰謝表時，記起童年這個故事，果然把這聯句子用了進去。

慶曆五年（一○四五）春，蘇洵離家宦遊，先遊了蜀境內的岷山、峨眉山，雖然攀上了絕頂，但是目眩足顫，只怕自己會下不了山，惶恐之至。然後坐了船由夔州、巫州經三峽而至湖北襄陽，舟行江上一個多月，看盡了兩岸青峰，經驗了峽路的急流，然後陸行而至汴京。

洵在京師，與同鄉好友史經臣（彥輔）同應茂材異等試，這是朝廷收羅遺賢，布衣可求出身的特種考試之一。洵曾寫信給梅聖俞，述當時應試之苦，有曰：「自思少年嘗舉茂材，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雖然吃了苦，這次考試，卻未取上。

蘇史二人，是推心置腹的好友，在眉山時，他們兩個在「破窗孤燈，冷灰凍席」上，常常深談終夕，這次同在京師應試，則又是「飲食寤寐，相恃以安」的夥伴，結果兩人都沒有考中。蘇洵外表冷漠，沉默寡言，他的兒子形容他是「燕居如齋」，難得一見言笑的人，但他心裡卻充滿一團熱火，隱然還有豪情俠氣在他血管裡沸騰，所以交遊中他獨喜歡豪放不羈的人物，如述他與史經臣的交往：「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讙。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他們這時候，原來熱切希望能夠相共「飛騰雲霄」而一舉成名的，不料雙雙鎩羽。

蘇洵在京師逗留了一年多，不能得官，一氣之下，漫遊了河南的中嶽嵩山，陝西的華山和豫陝之間的終南山，又南下江西，在九江與雷簡夫訂交，憶山送人詩說：「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來與識面，復見山鬱盤。」登廬山，見圓通寺的名僧居訥禪師，然後再赴虔州，直至接到父親（蘇序）於是年（慶曆七年，一○四七）五月十一日逝世的噩耗，這才奔喪回鄉。

蘇洵離家後，軾便從張道士那裡退了學，改由母親親自教讀。計從道士張易簡讀書者已經三年。程夫人特別重視歷史教育，因為歷史事蹟，不但啟迪一個人的知識，更是培養品德，使能明辨是非的人格訓練。她常常挑選古往今來人事成敗的關鍵問題，提出來考問他的兒子，而她這個兒子反應敏銳，也都能回答得非常清楚扼要，母子二人，皆大歡喜。

程夫人教兒子讀後漢書，至〈范滂傳〉，不禁慨然嘆息起來。

范滂，字孟博，南陽新野人，學問氣節，深得鄉里敬重，舉孝廉，又舉四行，受薦於朝廷，被派往冀州視察災荒，范滂當時「登者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自入州境，一力糾彈吏治，鐵面無私，甚至使貪官汙吏，望風解印而逃。延禧二年（一六六）太尉黃瓊任為府椽，他根據詔令，一口氣檢舉州郡刺史太守以及權門豪家二十餘人，朝廷不能盡採他的直言，他就辭官回家侍母。

當時宦官弄權，政風敗壞，志士仁人，共起抗爭，於是發生了黨錮之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等二百餘人下黃門北寺獄，范滂亦被小人攀誣在內，到第二年得逢大赦獲釋。

靈帝建寧元年（一六八），太傅陳蕃及大將軍竇武謀誅宦豎官，事機不密，反補宦豎擊敗，於是大捕「鉤黨」，范滂也在黨人名單裡面，汝南督郵吳導奉旨緝捕，但他不忍去抓這樣一位正人君子，在傳舍裡抱著詔書痛哭，范滂聽說此事，便親往縣府投案，縣令郭揖大驚，有意棄官與他一同亡命，而范滂不從。

他的母親趕來與滂訣別，滂道：

「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母親，我跟從父親於泉下，存亡各得其所，望母親割不可忍之恩，不要悲傷。」

范母說：

「兒今日能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兒既得令名，復求壽考，何可得兼！」

范滂再拜受教。回頭對他的兒子，說了一句傷心千古的話：

「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而下場如此。」

聽到這話的鄰里和路人，莫不為之同聲哭泣。范滂死，年才三十三歲。

蘇軾讀完這篇甚長的范滂傳，十分感動，陡然問母親道：

「兒若要做范滂，你許我嗎？」

「你能做范滂，難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嗎！」程夫人凜然答他。

令人嘆想不盡的，是蘇軾少年讀〈范滂傳〉時，認為這個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立志要做一個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爭的巨人；到了歷盡坎坷，才發現生命裡仍是空無一物，當初，他用一片如火的熱情來緊抱人生，不料四十年漫長的歷程，卻盡是錯落的噩夢。

蘇軾是個悟性很強的孩子，讀書不錯，生性好動，所以非常貪玩，和七、八歲大的弟弟轍，二人課餘不免做些摶泥弄沙，掏挖鳥窩之類的遊戲，如〈天石硯銘〉說：「某年十二歲，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扣之鏗然有聲。……」高興得如獲異寶。

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好多鳥雀在這些樹上築巢。程夫人最惡虐殺生物，嚴禁兒童婢僕捕鳥取卵。春天，雛鳥新生時，母鳥最怕的是天上飛的鷹鳶和地上爬的蛇鼠，這些東西慣於攫取巢中的卵和幼鳥。母鳥在這裡巢居過幾年後，相信人們不會加害於牠時，便漸漸把巢築到低枝上來，因為低枝近人，可以受到人類的庇護，嚇退鷹蛇的入侵。蘇家園子裡，鳥巢低得小孩都可俯身而視，蘇軾他們就常去觀察幼鳥的動態，找些食物來餵牠們，看到牠們張嘴接食，呀呀亂叫，快樂得拍手大笑。

儒家教人要「推己及人」，再進一步就是要愛及同為有生之倫的大地上其他的生物，這種人道主義的精神教養，蘇軾得之於母親程夫人者為多。

他們園子裡又常有一種羽毛非常美麗的桐花鳳飛來，這種珍禽，難得一見，鄰里認為這是蘇家祥瑞的徵兆 06 。

兒童都歡喜過年，而蜀中風俗也很重視度歲的年事。十二月中旬，親戚朋友們就互送年禮，不論山珍海味、活兔子、大鯉魚，都可以當禮品，也無所謂貴賤厚薄，量力而行。富人踵事增華，送出來的禮物固然光顯，窮人舂米作糕，也一樣是份年禮。將近除夕數日間，家家殺豬漉酒，彼此相邀到家裡來吃頓年夜飯，軾詩所謂「且為一日歡，慰此窮年悲」，是為「別歲」。

除夕那一天，闔家徹夜不睡，名之為「守歲」，孩子們都勉強撐起精神來不肯睡覺，因為這個熱鬧歡笑的夜晚，在他們是非常難得的有吃有玩的好機會，雖然「歲」是守不住的。蘇軾有個比喻，垂盡之歲恰如赴壑之蛇，蛇已進入洞裡，即使你能抓住牠的尾巴，終究是徒費力氣。

新年裡，眉山城裡的男女老幼，萬人空巷，都到東門外十數里的蟇頤山去踏青，山上有亭榭松竹，下臨大江，士女雜遝，歌吹嬉飲於山野間，熱鬧非凡。軾、轍兄弟上山去，看到有一道士，攔路兜售神符，說誰買了他的符掛在家裡，養蠶使牠結繭如甕，養羊使牠肥至數百斤。路人並不一定信他，然而還是買了。下山再見這道士時，他已得錢沽酒，喝得醉倒路邊了，嘴裡還一直喃喃自語，「我的符靈驗啊，我的符靈驗啊！」蘇軾覺得這騙人的醉道士，連自己也騙，非常好笑。

二月中旬，趁著農家春閒的時候，城中舉行「蠶市」，賣養蠶繅絲用的器具，同時有各種玩樂的飲食的攤子，供四鄉進城來的鄉下人吃喝遊樂。兩兄弟便常溜出去看熱鬧，蘇軾注意到那些做生意的城裡人，在那裡用花言巧語來騙鄉下人的錢。

農曆七年（一○四七）五月，祖父蘇序逝世，至八月，在虔州的蘇洵才奔喪回到眉縣。從此，軾、轍兩兄弟才正式就學於父親。洵為這兩個兒子取了學名。兄名軾，字子瞻，一字和仲，時年十三；弟名轍，字子由，一字同叔，時年九歲。洵復作〈名二子說〉勉之。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

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從這命名的意思裡，看得出這位精明的父親，很擔心這十三歲的次子，才華外露，容易吃虧，希望他能學習蘊藏，「若無所為」。他也欣賞幼子的敦厚和樸賞，期望他有用於世而不必居其名。

蘇洵改後園書齋名南軒者為「來風軒」，他就於此課子讀書。蘇軾四十餘年後在海南回憶當時讀書的辛苦，作〈夜夢詩〉曰：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粗及桓莊初。

坦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掛鉤魚。……

可見當時父教子讀，非常嚴厲，課業以日程功，一點不能馬虎，而兒子貪玩，到了限定讀畢春秋的日子，他還只讀了一半，心裡惶急得像吞了鉤子的魚一樣。

蘇軾自言當時用功的情形，曾言：「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暇窺園葵。」海南初度清明節，蘇軾臥聽少子過朗朗讀書之聲，音節閒美，感念四十年前，自己少年時，他的父母也很歡喜聽他誦讀的書聲，作〈和陶郭主簿詩〉曰：

……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卻去四十年，玉顏如汝今；閉戶未嘗出，出為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

蘇軾讀書，漸有進境，父親出了一個題目：「夏侯太初論」，命他作文。老蘇見文中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這兩聯句子，知道這孩子已能運用他的想像力，入於文章了，非常稱賞。蘇軾後來作〈黠鼠賦〉，把這得意的句子也用進去了。 07

稍後，父子三人同讀富弼的《使北語錄》，記〈說大遼國主〉一節，有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這在當時情勢中，確是第一等的外交辭令，三個人都嘆賞其言明白而切中事機。老蘇故意要考考他的兒子，問道：

古人亦有此意否？

蘇軾對曰：記得嚴安上書說：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但不如此明白。

老蘇笑以為然。心裡當更歡喜這孩子書讀得熟，記憶力亦強 08 。

他們的伯父蘇渙同時守制在家，兩個侄子常往請教，他很懇切的告訴他們道：「我少年時讀書，不讓老師煩惱，年稍長，學作文，每日有一定的課程，做不完，絕不停止。到街上去，規規矩矩走路，在屋子裡，不懶散。非獨我如此，凡是我的朋友也都如此，不這樣，就要被鄉里看不起，所以當時讀書的人雖然不多，但從不聽說有讀書人犯重大過錯的。你們，才不如人，不妨學我的但求寡過就好。」

中國人向來視人格教育重於知能訓練，蘇渙這番誠懇的話，在兩個侄子的印象中非常深刻。蘇轍後來回憶，將它詳記在〈伯父墓表〉中。

眉山學者劉巨，字微之，在城西壽昌院，設館授課，從學的兒童幾達百人，父親便命軾轍兄弟前往就讀。同學中，他們和家氏三兄弟：勤國（漢公）、定國（退翁）、安國（復禮）最為交好，而這近百名的學生中，日後出仕者亦僅二蘇與家退翁、家復禮四人而已。

二蘇在劉微之門下受學者亦三四年。有一次，劉巨做了一首詠鷺鷥的詩出示他的得意門生，末兩句是「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蘇軾讀後說：

「先生的詩是很好，不過我懷疑最後兩句斷章沒有歸宿，不如改作雪片落蒹葭，好不好？」

微之慨然對別人道：「我沒有資格做他的老師了。」 09

蘇軾讀書，除出必須誦習的經典之作外，最喜歡賈誼、陸贄的文章，都是不尚空言，側重實用的。後來偶得莊子，看得廢寢忘餐，喟然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蘇軾開始學作詩時，他和同學們便有了一種新的遊戲。幾個小朋友坐在一起，出個題目，各人輪流作一句或兩句，串聯起來，使成為一首完整的詩，是為「聯句」，這是讀書人流行不衰的一種文字遊戲。有一次，二蘇與居住在同條巷子裡的鄰友程建用、同學楊堯咨相會於學舍中，天下大雨，枯坐無聊，他們就發起四人聯句來作六言詩。

程建用先吟：「庭松偃仰如醉，」

楊續道：「夏雨淒涼似秋；」

蘇軾聯第三句曰：「有客高吟擁鼻，」輪到蘇轍結句，他還不到十歲，作不出來，漫道：「無人共吃饅頭。」大家都為他捧腹絕倒 10 。

六、但願一識張益州

宋仁宗皇祐五年（一○五三），蘇家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故。

洵的幼女八娘，嫁與程夫人母家兄弟程濬之子之才（正輔），本來以妻兄作親家，以內侄做女婿，原是親上加親的好姻緣，不料八娘嫁過去後，卻因不得舅姑的喜愛，而女婿程之才也薄情寡義，竟致送了性命。蘇洵痛失愛女，怨憤不平，作〈自尤詩〉以哀其女（今已不傳），復作〈族譜亭記〉，痛言其鄉風俗的敗壞，起於某人，而某人者，乃其鄉頗有名望的人物，大亂其俗。雖未指名道姓，但人人知道他罵的是眉山豪紳程濬。

蘇洵舉其六大罪狀，一曰不卹其兄之遺孤而骨肉之恩薄；二曰霸占先人遺產而孝悌之行缺；三曰為族人所訟而禮義之節廢；四曰寵妾滅妻而嫡庶之別混；五曰篤好聲色，父子雜處而閨門之政亂；六曰黷財無饜，唯富為賢而廉恥之路塞。並且指斥他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人心，敗壞社會風氣，以官爵金錢勾結府縣，以虛言詐語欺罔君子，綜結起來，罵他為「州里之大盜」。

蘇洵用這樣火爆的文字來洩憤，同時宣布與他的岳家從此斷絕來往，告誡家人子弟必須永遠遵守這個禁令。這件事，遭受打擊最重的，當然是程夫人，她喪失了愛女，又斷絕了母家，骨肉之間發生這麼絕情的變故，足以令人肝腸摧折，精神崩潰。然而在那個時代的婦人，出嫁從夫，只好把一切橫逆歸諸命定，她是一個剛毅好強的人，也只能默自吞嚥苦水，一句話也不說。

翌年，改元為至和元年（一○五四），蘇軾十九歲，娶眉山鄰邑青神縣的鄉貢進士王方之女為妻，王夫人名弗，時年十六。

這一年，蜀中散發了一個漫天的謠言。

西南夷中的邛部川首領報告，安南酋儂智高在南詔，即將率眾寇蜀。疆吏接到這個情報，不辨真偽，驚惶萬分，立即調兵屯邊，加徵額外弓手，發動民眾築城，晝夜不歇。蜀人身遭李順等的叛亂，兵連禍結，痛苦的記憶猶新，四鄉的老百姓，猶如驚弓之鳥，看見官府那麼緊張，就紛紛逃到城裡來，將糧食布帛賤價賣了，換成金錢窖埋地下，還不到婚齡的女孩，都提早嫁出去，以便減輕危難中的負擔。人心惶惑，秩序大亂。

朝廷得到這個警訊，立即發陝西步騎兵戍守西蜀，於是兵仗絡繹於道，更增添了戰爭前夕的恐怖氣氛。

朝廷為加強防禦，決定要改派一個朝中重臣移鎮西蜀，於是同年七月間，禮部侍郎張方平（安道），就以戶部侍郎出知益州。

方平於十一月到達成都，經過實地的研究和考察，認為南詔遠離西蜀二千里外，兩地之間的地方都由非常複雜的種族分據，安南酋與他們並無役屬關係，怎能行軍過境，來寇西蜀？斷定這是一個謠言。

方平對邛部川提出嚴重警告：「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下令新調來的軍隊，立刻歸還原來建制，遣散添募的弓手，停止城工。過了年的正月十五上元節，照例放燈，城開不夜，繼復追查到謠言的始作者，梟首示眾，於是一天雲霧，頓告消散，民心大定。

蜀人為了酬答張方平的崇功厚德，照當時的習慣，恭繪畫像陳奉於成都之淨眾寺，蘇洵作〈張益州畫像記〉。

北宋時代，有一非常良好的政風，大臣即使外任地方，也有發掘在野遺賢的責任。張方平出知益州，即常以此為念，而且先已知道了蜀有蘇洵其人。如其自言：

仁宗皇祐中，余領益都，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猶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

蘇洵來成都，幅巾野服，以尺書求見。方平立刻接待他，傾蓋論交，共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的評騭議論，甚是融洽。又讀了蘇洵帶來的權書和衡論各篇文章，認為他有司馬遷一樣的筆力，讚賞之餘，不禁嘆道：「這人是困於棘茨的鴻鵠！」就特別在賓館裡闢一房間，留他住下，一面狀奏朝廷，保薦他代黃柬為成都學官。

朝命累月不下，蘇洵等得很不耐煩，記起九年前在九江訂交的雷簡夫（太簡），時為雅州知州，他便到那兒去訪他。太簡除出為他寫了份致朝中大老韓琦、歐陽修的介紹信外，又為作書促請方平替蘇洵再請三請，得請後已。書略曰：

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其間如洪範論，真王佐才也，史論，真良史才也。……

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庭重以例檢，執政者靳之不特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於途路間耶！昔蕭昕薦張鎬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洵之狀，至於再，至於三，俟得其請而後已。

至和二年（一○五五），蘇軾年已及冠。最近這幾年間，讀書狂勇，如名駒放足，奔馳驛路，不能自己；又勤於作業，所蓄文章如經論、史論、經義、經解、策論等等，已經積稿盈篋。他的文章，能以敏銳的洞察能力，馭以旺盛的氣勢，縱筆所至，議論風發，寫其所不能不寫，而立論的精神，則皆歸於實用，不唱高調。其風格似孟子，論事則如陸贄。

張方平少年讀書，是個天才人物，凡書看過一遍，終身不再讀，向別人借一部十七史。那麼多的卷帙，據說經月就已看畢，歸還書主。他是制科出身，曾知制誥，官拜翰林學士和御史中丞，是政治與學術兩方面都屬有數的人物。蘇洵命軾帶了課業往謁方平，求教亦所以求知。方平一見蘇軾，驚為天上的麒麟，待以國士。這老少二人，成都初見，奠定終生師友之誼，情逾骨肉。

蘇軾在成都，乘便遊了大慈寺中和勝相院，並拜觀了院中所藏唐僖宗皇帝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的畫像，對於唐室之奔走失國，深為感嘆。在此寺中，他認識了成都僧統惟度和本是蘇家遠房族人的寺僧惟簡。他們的年齡比他大多了，但是談得津津有味，聽他們講唐宋五代間的掌故，都是書本上所看不到的知識，求知慾非常旺盛的二十年少，聽得非常興奮。

這一年，蘇洵也辦了次子蘇轍的婚事，娶於史氏，新郎新娘年紀都還很小，轍〈寄內詩〉所謂「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這樣早婚，與他決定次年要兩兄弟一同赴京應試有關。

張方平起先薦蘇洵為成都學官，久無消息，便勸蘇洵道：「西蜀僻遠之地，不足以成君之名，何不到京師去一求發展？」蘇洵為之心動。

但是蘇洵想到自己年將五十，還是個沒有功名的布衣，求仕實已太遲，倒是為兩個兒子謀取出身要緊。不過張方平所見知者，是自己的文章和節操，而且認識未久，交情不深，又如何能以家庭私事去麻煩他呢，心中躊躇不決，「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言忸怩者，累月而後決」，作〈上張侍郎第一書〉說：

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唯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蘇洵是個非常強項的人，為了兒子的前途，竟也顧不得靦顏求助，甚至罰神賭咒說了「不如所言，願賜誅絕」那樣的話。

其實，方平早已非常器重蘇軾，當蘇洵與他商量：「打算命二子在蜀先應鄉試，如何？」方平說：

使從鄉舉，是乘騏驥而馳閭巷，未免大材小用。朝廷設六科，所以拔擢天下的青年才俊，你的兩個兒子，使從六科之選，恐怕還不夠騁其足力耳！

於是，蘇洵決定赴京。嘉祐元年春先過成都，攜轍謁張。直到這個時候，蘇洵的薦狀還是沒有訊息，顯然已被當局藉口檢核資格，擱了下來。方平奮然道：

「吾何足為重，進退天下士，固永叔之責也！」

歐陽永叔（修）時為翰林學士，以愛才若渴著譽天下，所以方平認為只有介紹蘇洵給歐陽認識才有用，雖然他與歐陽曾有芥蒂，但仍硬著頭皮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介紹信，要蘇洵赴京面謁。

張方平和歐陽修從前政治立場不同。慶歷初年，韓琦、富弼、范仲淹當國，頗欲有所作為，歐陽時為諫官，站在他們這一邊，盡力協助，遂與宰相呂夷簡那一派的人發生摩擦，引起政見之爭，結果是兩敗俱傷，皆在「朋黨」這個帽子下被罷了官。張方平後來做御史中丞時，曾就這一舊案，力加抨擊，二人因此交怨，久未通問。但是方平為不埋沒蘇洵，毅然寫信給歐陽，固然難得，而歐陽修也並不因是方平介紹，便漠視這個人才，這種風度，求諸後世，幾已不易再見了。

於是，三蘇決於是年三月赴京應試。

這期間，蘇家的經濟情況已不甚好，老蘇計畫出行時，家計煞費周章，所謂「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躊躇好久之後，蘇洵想到販夫走卒還能左提妻，右挈子的奮身遠行，我又何獨不可，毅然決定了行計，留在眉山的這個十餘口人的家庭重擔，就完全落在憂傷的程夫人一個人肩上了。

古道熱腸的張方平，還資助了老蘇旅費。

七、登進士第

嘉祐元年（一○五六），暮春三月，三蘇父子啟程北向嘉陵江畔的閬中，自閬中登終南山，走上褒斜谷迂迴曲折、高懸天際的古棧道。此乃川陝間的交通要道，南褒（褒城縣）北斜（斜谷，在眉縣西）兩座山谷，壁立千仞，中間萬丈深坑下一道褒水，嘩嘩流過，沿途古木陰森，難見天日。這條鑿石架木的棧道，秦時即已開築，古道斜陽瘦馬，實是一場艱險的行役。

至橫渠鎮，兄弟同遊了名為崇壽院的那座古廟，然後來至鳳翔。原期在此好好休息一下行腳，不料鳳翔的驛舍年久失修，破落得不能留宿，懊喪之下，只得出就「雞聲茅店月」的小客棧過了一夜。再經大散關而至關中，蘇軾在關右見有一首題壁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心裡發生一種無端的嚮往。但是人生自有使命，既然讀書求仕，便須把責任盡了，才能尋求水竹村居之樂，心裡不免悵然若失。

東向而至長安，行至二陵間（葬夏代帝王的南陵和葬周文王的北陵），作為乘騎的馬匹，因過分疲憊，病死中途，只好騎驢而至河南洛陽以西的澠池。澠池是戰國時代秦王大會諸侯，逼趙惠文王獻出和氏璧的名城。三蘇到此，疲乏不堪，就借了老僧奉閒的僧舍歇腳，這老和尚照顧周到，兄弟倆都在寺壁上題詩留念。

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到得京師，已經是榴花照眼的五月間了。父子三人，寄居於興國寺浴室長老德香的院中，侍者惠汶招呼他們的起居。

這一年的四月，河北發生大水，商河氾濫成災；五月間京師又大雨不止，京畿的蔡河夜決，河水一直冒上岸來，氾濫入城，大水漲到與安上門的門關相齊，城南全部浸在水裡，公私屋宇數萬棟都被大水沖壞，六月間連地基很高的社稷壇都淹了水。蘇軾等來時，看見沿河兩岸，密密麻麻排列著鋤頭畚箕之類的工具，縣衙門裡日費千萬，忙著徵召民伕來抽水，沿途數十里，吆喝之聲，不絕於耳。

七月，大雨雖止，而京城內繁華的九陌通衢，竟已完全看不到車馬的影子，路上到處都是小艇，在濁水裡划來划去。有天晚上，蘇軾獨自一人走上大內正對面的龍津橋上觀看夜市，雖然仍是滿街輝煌的燈火，卻照耀在黑黝黝的髒水面上，像無數蠢動的金蛇，抬頭上看，則星寒月皎，一片淒清，這豈是繁華的京城？宛然為江湖水鄉的風貌。「獨立市橋人不識，萬人如海一身藏」，蘇軾心裡有無限的寂寞、無限的鄉愁。

八月，蘇氏兄弟與林希（子中）、王汾（彥祖）、顧臨（子敦）、胡宗愈（完夫）等同應舉人試於開封景德寺。

待到放榜，四明袁轂（公濟）為榜首，蘇軾初露頭角，考了第二，蘇轍也榜上有名了，都中了舉。

這個來自千里外西南偏鄙之區的鄉野青年，雖然心知這紫陌紅塵裡，住著好多一向景仰的國之大老，少年時期讀過的慶歷聖德詩，印象都還非常深刻，但是門牆高遠，無由晉接，心裡不免怏怏。有一天，蘇軾躑躅街頭，忽然碰上了丞相富弼和樞密大臣韓琦的車駕，他只得側身道旁，從行列中遠遠瞭望這兩個偉人的風采，覺得他們的容貌似乎都很寬厚，但有「見惡不怒，見善不喜」的莊嚴氣象，心想這豈不就是書上所說的大臣風度，禁不住有一種英雄崇拜的念頭，在這青年熱烈的心上升起。

兒子們已都突破了文官考試的第一關，已經具有應試進士的資格了，老蘇心裡放寬了一步。九月間，他就撿寫了〈洪範論〉、〈史論〉等七篇自己的著作，作〈上歐陽學士書〉。

書中，除了盛稱歐陽的道德文章外，末言：「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所以要「徒手奉咫尺之書，以求知於執事」。

然後，他就帶了張方平和雷簡夫的介紹信，往謁歐陽。歐陽讀了蘇洵的論文，以為博辯宏偉，即使賈誼、劉尚亦不過如此。初見面，覺得他溫溫然不太善於說話，但是相處時間愈久，愈覺此人可愛，和他討論一個問題，往往愈談愈深入，愈深入則辨理愈為明晰。歐陽修嘆賞他是一個純明篤實的君子。

歐陽就將洵作二十篇，上奏朝廷，作〈薦布衣蘇洵狀〉，略曰：

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論衡、機策二十篇，辭辯宏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

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茍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

所以請求朝廷，將他的文章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

以一代文宗的歐陽修如此大力吹噓，蘇洵的文名遂起，朝中大老也都為之矚目。據說：九月九日重陽節，韓琦置酒私第，邀宴二三執政，歐陽修有意提掖，約了蘇洵同往，席間賦詩，洵有「佳節屢從愁裡過，壯心時傍醉中來」句，雖入中年，當時的意氣還是非常旺盛 11 。

蘇洵後來就照通例，以投贄文字的名義，上書時相富弼、文彥博，樞密韓琦、田況。其時軍政廢弛，士卒驕情，韓琦欲稍裁制，但恐軍人悍怒生變，逡巡未發。蘇洵略聞其意，所以在致韓琦的書中說：「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他認為前任樞密狄青，過分寬厚，所以搞得兵驕將惰，紀律不振，因此力勸韓琦必須一反狄青之道，嚴格整頓軍隊的風紀。他認為天子有生殺大權。所以不可多殺以賈怨，人臣奉行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亦無以歸罪，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希望他要考慮長治久安之道，毋幸一時的稱譽，須盡至公之心，勵威武以振軍風的疲墮。

韓琦看了，雖然不大愉快，但他是一個心胸開朗、以和氣出名的大人物，即使談到有人傾害他時，也辭和氣平如道家常，所以雖不贊成蘇洵的意見，但也不批評他。

上富弼書，蘇洵則說天下人皆期望他有所作為，而一人欲擅天下之事，必須「政出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當權的人，如前前後後有不平者在，則其身危，所以勸他要忍其小忿而容其小過，以杜絕他人起不平之心。主要的意思是勸他用人行政，必須擴大胸襟，才能做大事，成大功。富丞相看了，更不愉快。

其他諸人，對於歐陽學士竭力揄揚的人物，口雖不言，但都不甚領情。有人探問富弼對他的觀感如何，富說：「此君專門教人殺戮立威，豈值得如此要官做！」語意非常刻薄 12 。不過，韓琦是與范仲淹同以文人治軍，聲震夷狄，人稱韓范的軍事家，而蘇洵與之大談兵事，富弼更是政壇老手，且具外交長才的政治人物，而蘇洵與之論政治技術，宜其所得結果如此。

歐陽論薦，蘇洵止得試銜初等官，心裡大不滿意，據說是由於富弼的排斥。

其時，老蘇對於自己的仕進還很熱心，聽說張方平已以三司使召還，便立即西出百餘里前往迎見，希望得到他的幫助。《嘉祐集．上張侍郎第二書》中，形容往迎途中的辛苦道：「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的路上，他又碰到樞密使宋庠的車駕，更使他自傷淪落，續曰：「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

最後說：明公認為廉潔有文可以上比司馬遷者，而困窮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予以援手。

嘉祐二年正月，認以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知貢舉，以龍圖閣直學士梅摯（公儀）、翰林學士王珪（禹玉）、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景仁）、知制誥韓絳（子華）等四人同權知禮部貢舉。歐陽又舉辟國子監直講梅堯臣（聖俞）等為編排詳定等官，同入試院。

宋代的科舉，以貢舉為常科，大體沿襲唐朝的制度，設進士、明經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明經科試「帖書」、「墨義」，進士試詩、賦、論各一篇，策五道，帖論語十。策論驗實學，詩賦看詞章，前者定去留，後者分高下。

宋重進士而輕明經，考進士登上第者，不數年就赫然顯貴。所以，主司對這兩科的應試舉子，待遇完全不同，考明經科者一入闈場，立即撤除帳幕氈席之類，以防傳遞作弊，其法甚嚴。場中也不供給茶湯，考生有渴到飲硯中墨水，弄得滿嘴烏黑出來的，傳以為笑。

貢院試進士之日，例於階前設案焚香，主司與進士互相對拜，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垂簾講解，禮意周至。歐陽修有詩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諸生。」即是指此 13 。

宋代開國之初，為要開創一個文治國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學，而執政大臣也無一不是出身科第，以學問相尚的知識分子，所以歷史上，宋是一個文明爛熟的文化大帝國。

然而，國興百年，通行的文章體裁，卻仍沿襲五代的弊風，為文有如七寶堆砌，但求辭藻華麗，寧願使文字與思想脫節，陳腔滿紙，空無一物。早年雖有柳開、穆脩等欲矯時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響薄弱。

歐陽修讀書之日，偶於廢紙麓中得到一卷韓愈的遺文，取讀之下，明白曉暢，覺得必須循此途徑，才是文章之正道，於是竭力提倡恢復古文，期能革新文學的頹風。不料士人狃於舊習，束縛過久，一時不易變化，而又用意過當，作起文來，只求艱深和新奇，甚至不惜割裂文意，字雕句琢，弄到詭怪不通，迂僻難以句讀的地步。這種病態的文字，其為空文而無實用，與駢儷之作，也是一樣，所謂舊病未除，新弊更作，文風非常萎靡。

歐陽修以為讀書人求出路，必須通過科舉這條管道，而試官玉尺掄才，又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所以樹立試場評文的新標準，是丕變文風的關鍵。當時風氣，天下的士子莫不先事猜測下一科的主考會是誰，則誰的文章就是模擬誦習的範本，主試官的好尚與意向，往往可以領導風尚開創文運。歐陽修決心乘主持此屆進士試的機會，建立標準，變革文風。入闈之初，即與同官協議，定下一個原則，凡是雕刻詭異之作，一例黜落。

他得到一份薦卷，文字艱澀破碎，猜想是有聲場屋的劉幾之卷，決心拿來開刀，提起誅筆就在這份卷子上畫了一條極粗的紅勒，予以黜落，以示懲勸。

這樣做，當然會引起落第舉子的抗議，但是歐陽修望重士林，毫不顧慮。兩年後，劉幾改名劉煇再度應試時，則所作文字已經完全變了，如出二人之手。由此可見歐陽修以考試為變革文風的手段，非常成功。

蘇軾學為文章，本自孟子、韓愈文入手，而對於文體演變的途徑，也有非常清晰的認識，如及第後上〈謝歐陽內翰啟〉所言：

自五代之餘，文教衰弱，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喻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唯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

這篇謝啟裡的話，豈不與歐陽修所要力矯時弊、重振文風的心意，完全吻合！難怪歐陽修讀此函後，興奮得決欲放此人出一頭地了。

禮部屬尚書省，故其會試又稱省試。所試科目是詩、賦、論各一篇和時務策五道，蘇軾在場中騁其健筆，發為痛快淋漓的論議，氣象崢嶸，辭辯坌發。很多人以為蘇軾天才，「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看得十分輕鬆，其實他也一樣須要苦心經營。據李廌說：王珪的兒子仲薿告訴他，王珪當年同知這次貢舉，曾將蘇軾的論與策兩份原稿，帶回家裡祕密珍藏，論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凡三次起草，雖然只是草稿，也結寫塗注幾字幾字，其慎如此 14 。

按房分卷，梅堯臣得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立即呈薦主考。歐陽修讀得既驚且喜，本想將他置於榜首，但因試官所看的是糊名彌封的卷子，疑是門客曾鞏（子固）之作，為怕別人說閒話，抑置第二。

再考春秋對義，蘇軾得第一。

這次省試，鎖院五十日，闈內無事，歐陽、韓絳、王珪、范鎮及兩梅（摯與堯臣）共六人相與唱和作詩。歐陽修《歸田錄》說：「余六人者，歡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眾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子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目為一時盛事。」這盛事後來遭人攻擊，朝廷明令禁止，以後試官在闈內不得作詩。

禮部試合格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蘇氏兄弟通過了禮部這一關，但已不免身心交疲，就住在興國寺裡等候金殿御試。

三月，禮部奏名，將省試中式的人，開列名單，奏請天子親策於廷，故又稱為廷試。這一科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三月初八日，禮部引試，約集進士先拜闕下，然後引入金殿兩廡的考場，兩廡內臨時設置几席，席上各標姓名，尋名入座。仁宗皇帝親御崇政般。殿試以應答天子策問為主，試題是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

考畢，由內臣收卷，編排官編注字號，付封彌官校勘，用御書院印。

舊制，殿試尚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但自這一年起，詔進士參加殿試者，皆不黜落。三月十四日放榜，全部登科。

宋取進士分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賜進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進士出身。建安章衡（子平）得第一，為狀元，眉州蘇軾得第二，為榜眼，皆進士及第。其餘同榜成進士者有曾鞏、蘇轍、葉溫叟、林旦、朱光庭、蔣之奇、邵迎、刁璹 、蘇舜舉、張琥（後改名璪，與李定同治蘇軾烏臺詩獄，必欲致之死地以求富貴者，就是這個同年。）程筠、傅方元、鄧文約、馮弋、家定國（眉山西社劉巨門下的同學）、吳子上、陳侗、莫君陳、蔡元道、蔡承禧、張師道、黃好古、單錫、李惇（方叔之父）等。

洪邁《容齋隨筆》說：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蒙正、張齊賢皆是也。

蘇軾送同榜狀元〈章子平（衡）敘〉也說：

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

省榜一出，落第的舉子洶洶大鬧，指責試官挾有私見，評文不公，且在闈內唱和作詩，歐陽修摹寫考場即景，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句；梅堯臣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句，落第舉子便據此洶洶抗議，攻擊考官：說他們自命為五星，視我輩為蠶蟻。造為種種醜話，千百人聚於途中，包圍歐陽修的馬前馬後，群詬眾罵，甚至散布生祭歐陽的祭文，叫囂不休，但至殿試榜出，大家就都不敢再鬧了。

蘇軾依例分別致書謝各試官。謝梅龍圖（摯）書稱道考試的方法說：「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樸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偶失之嘆。」這個意見，就是他後來反對王安石變科舉的濫觴。謝王內翰（珪）啟，有「顧唯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之語竟是後來身罹詩獄的語讖。

歐陽修接到蘇軾的謝啟，拿給梅堯臣看，慨然道：

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此人，放他出一頭地。

一日，與兒子歐陽奕論文，說到蘇軾，修嘆道：

你們記得，更三十年，無人道著我也！ 15

蘇軾在謝梅直講（堯臣）書中，也充分表現了他對歐、梅的知遇之感，如言：

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人不可以茍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歐陽修提攜後進，向來不遺餘力，對蘇軾更是用盡全力，到處揄揚。介紹他去見宰相文彥博、富弼，樞密使韓琦，大家都以國士待之，對他的印象很好。這些前輩對這位新科進士道：「唯恨你不能一識范文正公。」蓋因范仲淹已於距此五年前的皇祐四年逝世。蘇軾歸讀歐陽修所撰的范文正公墓志，為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精神，磊落的行誼而深受感動，不覺落淚，嘆道：「自讀石介慶歷聖德詩，中經十有五年，而不得一見其面，豈非命也。」

歐陽修不但介紹他晉見名公鉅卿，並且叫他的門客晁端彥（美叔）去訪蘇軾，說這個人將來一定能夠盛名於世，囑與定交。

梅堯臣是老蘇的老朋友，他看到軾、轍兄弟時，他們的年紀都還很小。後來作〈老翁泉詩〉贈蘇洵，有「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嘆，出為盛時翔。」之句，更是讚譽非常。

因是父執，蘇軾尊之為梅二丈，說他長身玉立，秀眉大耳，額頭泛著紅光，酒量很宏，飲過百盞，他就端坐高拱不語，此時算是醉了。

榜發後，蘇軾往謝這位父執，聖俞問道：

「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有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兩句話，典出何書？」

蘇軾坦然答道：「想當然耳。」 16

在這場兄弟同登進士第的喜慶中，傳說：蘇洵禁不住有點遺憾的樣子，有人問他的感想，他道：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

不論此傳說中的話語，是真是假，想像蘇洵心中，正可有此感慨 17 。

轟轟烈烈的考前考後的忙亂，到了是年八月，粗告靜定，但一不幸的噩耗，如青天突生霹靂，忽自眉山傳來京師。軾、轍兄弟的母親程太夫人已於本年四月初八日卒於紗縠行的老家。

八、母喪

老蘇接到程夫人的噩耗，最早已在五月底邊，「變出不意」，父子三人倉皇出京，奔喪返蜀。

程夫人是個非常要強的婦人，她以眉山鉅室的千金，下嫁蘇家，不以清寒為嫌，認為只要大家努力，未嘗不能出人頭地，沒想到她的丈夫遊蕩不學，口雖不言，心裡總是抑鬱難解；幸得蘇洵自己覺悟，下帷苦讀，她便抖擻精神，將全家內外大小事務，一手包攬，不讓丈夫分神。

老蘇外出求仕，她更將教育兒子的責任，擔當起來，經常陪伴兒子，青燈共讀。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裡面，本已很難，尤其是房分間經濟環境發生高下的變化時，更不易處。程夫人是個有見解、有膽識的婦人，不甘心屈居人下，便從老家搬了出來，在紗縠行街上賃屋而居，但在宗法社會裡面，這是一件不易得人諒解的行為，她也無可奈何。

老蘇外出兩年回來，一事無成，戚黨里鄰間不屑的眼色，她得忍受，唯一成長的女兒又不幸既嫁而死，導致老蘇和她的母家鬧得那麼決絕，斷絕往來的是她的骨肉血親，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但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逆來順受。

丈夫帶著兩個兒子赴京趕考，她孤單單的一個人，帶著兩個年輕的媳婦看家，最多不過四十餘歲，何以忽然逝世，誠然是一件意想不到的變故。

老蘇個性剛強，責人甚嚴，對他的太太，似乎也很冷漠，甚至和厭薄他的故鄉一樣，也厭薄他的太太。程夫人只能像那個時代所有的女性，將她一片心血，寄望於兩個兒子，但是等到她的兩個兒子登了第，薄命的程夫人則又撒手人寰了。

三蘇回到家門，只見屋廬倒壞，籬落破漏，正如一棟逃亡無人的家屋，如今新喪在堂，更增一重淒涼空洞的光景。老蘇在京，甚不得意，這次又經溽暑之下的長途奔波，回來後，疾病侵尋，自己覺得不數日間就忽然變成了一個老翁，深感生命的脆弱，不免心灰意冷起來，謝絕與人過往，杜門不出。

蘇洵為程夫人塋葬於武陽安鎮山下。山分左右兩股，中間偏右的坡地上，有一大井，蓄瀦山上流下來的泉水，名曰「老翁井」，雖旱不竭。蘇洵在泉上築了一個亭子，作〈祭亡妻文〉，最感激她教養兩個孩子的辛苦：「唯軾與轍，既冠既昏（婚），教以學問，孰知子勤。」而現在唯一可以安慰她的，也只有「亦既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煒煒，驚嘆群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而生者的哀傷是「歸來空堂，哭不見人」了。

於是，軾、轍在鄉，依禮守制。

嘉祐三年（一○五八），宋朝名相王旦的兒子、龍圖閣學士王素（公儀）從定州來知成都，蘇軾以在籍進士的身分，就本鄉民生疾苦，賦稅太重的問題，上書進議有關蓄兵賦民之事。略曰：蜀人勞苦筋骨，奉事政府，但猶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為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而，民困已深時，是為政者最容易為老百姓做事的機會，希望他不要錯過。國家向老百姓收稅來養兵，兩者應該兼顧，不能厚此薄彼。兵士離心，還是小亂，民怨深積，卻足釀造大亂，所以希望他兩存而皆濟。再說，天下不可能完全沒有貪暴的官吏，只要在上者能夠公開接納訴苦，老百姓就有依靠，如現在，老百姓有冤無處申，申訴了也不聽，甚且指為凶民，陰中其禍。吏治到了這個地步，老百姓就無死所了。

從這信中所說的情形看，宋朝官吏對蜀人的經濟壓榨和剝削，經歷百年，還一點也沒有改善，蘇軾痛心桑梓，疾奮一言。

王素非常看重這位後輩，以後叫他的兒子王鞏（定國）從軾問學，此後，他們兩人成了患難與共的知交。

蘇軾的岳家在眉州首府的青神縣，他就常到那裡去玩。他太太的族叔王淮奇（字慶源、又字子眾），住在瑞草橋，做過多年縣衙門的主簿、戶椽之類的小官，待人和藹可親，他家自釀的酒尤其好得出奇，蘇軾一到，淮奇就約了楊宗文（君素）、蔡褒（子華）諸人，攜酒帶菜到江岸邊，坐在草地上喝酒聊天，看天上的流雲，聽江上的濤聲。雖然他們的年齡相差那麼多，但是一點隔閡也沒有，日後回憶，蘇軾只想早日「歸休，相從田里。」只要說到這個，他的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 18

王弗夫人的族弟王箴（元直），也是他後來繼妻的胞弟，當時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蘇軾很喜歡他，江邊飲酒回來，天也夜了，就回到何村的岳家去，與王箴對坐在莊門口，吃瓜子、炒豆、天南地北的閒話，過一個清靜閒適的夜晚 19 。

距青神二十五里地的石佛鎮上，有個豬母泉，傳說百年前，有頭母豬在此化為泉水，泉中有兩尾鯉魚，常人不能見。有一次，蘇軾與其妻兄王愿玩到此處，蘇軾俯視水面，忽然嚷道：「我看見鯉魚了。」王愿不信，於是兩人做了一個禱告，不久鯉魚果然浮出水面，王愿大驚再拜 20 。

蘇軾很歡喜喝酒，雖然並無酒量，即使看人喝酒，也一樣過癮。他的族叔慎言，是個道士，住在蟇頤山下的道觀裡，他常和堂兄不疑（子明）同到道觀去，三人一起喝酒。子明是個海量，一口氣喝個二十大杯也不醉，他們傳杯遞盞的喝個夠，便大聲歌唱，「當此時也，」蘇軾說：「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 21

嘉祐三年（一○五八）十一月，中書省札子下眉州，以兩制議上歐陽修的薦狀，召蘇洵赴京「試策論於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老蘇甚不滿意，決定稱病請辭。

十二月一日上皇帝書，稱病請辭外，並條陳十事，大體上均為指陳朝廷用人行政方面的缺失，及改進的建議，以自解其辭不應召之罪。

老蘇是個自尊心很強的讀書人，最大的不滿，是朝廷要「試而後用」。答雷簡夫書曰：「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為，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茍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茍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寄梅堯臣書曰：「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唯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困窮，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士林之士所輕笑哉！」

經過半年後，嘉祐四年之六月，朝廷召命再下，蘇洵再辭，同時上書歐陽，解釋道：不敢以匹夫而要君命，亦不敢自高求名而得罪於門下。他又說：從嘉祐元月丙申之秋，公進某之文起，至三年戊戌之冬止，凡七百餘日而得召命，以此推算，即使今日立刻治行，數月而至京師，待命數月，得就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考官評閱亦一二年，幸而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年載間才可望得一官，如此，洵已老矣，而不能為矣。—— 老蘇對於官場的泄沓，對於朝廷之以眾人待之的不平，躍然紙上。

然而，二十四歲的兒子，則剛剛見識到這個世界的壯闊無邊，而志氣如虹，當他的朋友宋君用將赴京師，蘇軾作詩贈行，認為擴大生活天地，是人生第一件大事。他打了一個譬喻，生長在山上石溪裡的鯉魚，倘然碰上赤日沸水的天氣，而溪岸石密，無縫可鑽時，定將窘迫得有如涸轍之鮒。所以，必須超越小溪，奮然躍往大江大海，而與浮沉淺水的群蛙道別。鼓勵他道：「賴爾溪中物，雖困有遠謀，不似沼沚間，四合獄萬鯫，縱知有江湖，綿綿隔山丘。人生豈異此，窮達皆有由。」

中國的知識分子，望能有用於世，則與政治的關係，密切得像骨和肌肉一樣，非但不能分割，甚至無可選擇，只有這一條通道。所以他進一步說：「我非田農家，安能事鉏耰，又非將帥種，不慣揮戈矛，平生負壯氣，豈可遂爾休。」年輕的新科進士，對政治抱著無比的熱忱與信心，認為現實政治的權力，具有廣泛的改變一切的力量，他鼓勵朋友亦所以明示自己，讀書為求世用，就不能不奮然躍入政治這個大海裡去，發揮生命裡的光和熱，進入權力世界裡去，才能為生民的福祉做一番事業。

九、南行

嘉祐四年（一○五九）九月，妻喪終制，老蘇決定全家離蜀。

軾、轍兄弟這兩位新科進士，當然要回京去，辦理注官手續，兩位年輕的媳婦，留在家鄉沒人照顧，何況長媳還懷著孕，都必須跟隨丈夫同行。

老蘇自己並非不知故鄉眉山風土可愛，只因受夠了人情勢利的傷害，再也不願住在眉山看小人得意的臉嘴。他從前有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詩曰：「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眾，我獨厭倦思移居。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

然而，他沒有這個能力，在那時候，不過是一個祕密的心願而已。而今夫人死了，兒媳都將離去，一個孤單的老人，沒有窮獨故里的必要，所以他也決定同走。

為了超度死去的夫人，他造了觀音、大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和引路王者等六尊菩薩像，連同兩副龕座，捨與極樂院，在如來堂裡供養，作〈六菩薩記〉，說蘇家最近三十年間，骨肉零落，悲憂慘愴之氣，鬱積未散，所以他決計要「南去，由荊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也希望菩薩保佑程夫人的魂魄，能夠超脫幽陰，遨遊於上下四方，如他「遊於四方而無繫」一樣的快樂逍遙。

嘉祐四年十月，他們一家人自眉州入嘉陵江，經戒、瀘、渝、涪、忠、夔諸州，下三峽而抵荊州度歲。

初自眉州入江，蘇軾豪氣凌雲的說：「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岷江之濱，有凌雲寺鑿山為大彌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依山建七層樓閣為庇覆，極是壯觀。他們的船，隨著奔騰的江流，行過大佛腳下，這一路水平山遠，胸襟異常曠盪。舟過宜賓，行近戎、涪一路，地與多山的貴州接境，沿江遂見不知名的山巒無數，一重一重的夾岸峭壁，高聳天際。夜泊牛口渚，才見岸邊有三、四戶人家，疏樹寒燈，非常寥落，船上要補充食物，但這窮荒地方，是無酒亦無肉的，只好向他們買點蔬菜回來，看他們住在「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的家屋裡，身上穿的破褲，遮蔽不了雙股，飯不滿盂，被蓋都不齊全，天生的性情，使蘇軾忘懷山川，只注意眼前小民的寒苦，以為他們連這個樣子的生活也在過，而且過得毫無怨言，自忖道：「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過瀘州安樂山，聽說天師張道陵曾經在此小寓，所以山上的樹葉都有紋如道士所篆的符，蘇軾不信這些神話，他說天師早已死了，他的子孫也一樣要死，豈能有神力於滿山的秋葉。

江流兩岸，群山壁立，這青年人站立船頭眺望，風平浪靜，不覺舟行，但見群山去如走馬，他舉起手來，想與山上的行人打個招呼都來不及，覺得新奇有趣，作〈江上看山詩〉：

船上看山如走鳥，倏忽過去數百群，前山搓牙忽變態，後嶺雜沓如驚奔。

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此詩雖是少作，但已充分顯露蘇軾作詩已能自由表現他敏銳的觀察與豐富的想像能力。在船上看到山上行人的影子，也想舉手和他說說話，則他開朗與和善的性格，也完全流露於此。

十月小寒，江上下起大雪來了，舟中無事，兄弟學歐陽體作〈江上值雪〉詩，照歐陽的限制，作雪詩不得用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的比喻字眼，他們更加設限，不得用皓白潔素等形容詞。這是一種遊戲，但也是一種運用文字的訓練。過忠州後，沿途獨多三國時代的名蹟，如至魚腹，遊永安宮，登山望諸葛亮的八陣圖，看諸葛鹽井，訪屈原廟，作賦，抵夔州，弔劉備託孤的白帝城，都是宇宙山川與歷史人物的交織，懷古吟詩的好題目。

至夔府而後入峽，首過瞿塘，兩岸峭壁對聳，上入霄漢，仰視天如匹練，中貫一江，是乃三峽的大門，蘇軾形容峽門的形勢：「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群山逼阻水勢，水又反激起來，狂噬山腳，水石相激，造成危險的渦流，勢欲吞舟，而一舟微茫，前途難測。

過了瞿塘，經灩澦堆，全係崩山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夏秋漲水時，水又高出堆上數十丈，蘇軾有賦。以後便是巫山，巫山是峽中一大縣，但山隘詭怪，如石門關，僅通一人行，為天下之至險。過了巫峽，便是歸州新灘，此處因山崩石裂而成，所以又稱新崩灘。不但水流湍急，白浪洶湧，而且水中暗伏銳石，船觸上石礁，立即沉沒，每年舟毀人亡於此者不可勝計，為峽中最險之處。軾詩：「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都被浪沖到灘上，暴鰓而死。他們在新灘遭遇了大風雪，被迫停航三日，船上什麼事也沒有，只能到附近村落去走走，走到一個叫龍馬溪的地方，買到了酒，父子三人就蹲在船艙裡喝悶酒。

經黃牛峽、扇子峽，登蝦蟆培，而至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奇形怪狀，不一而足，歐陽修〈下牢津詩〉所謂「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者是也。再過三十里，則已見江南的一片平原，舟甫出峽，人人額手相慶，如得更生。

至夷陵，這是歐陽修曾被謫居的小邑，他們專誠往訪了歐陽所築的至喜堂。過荊門十二碚，皆高崖絕壁，巉巖突兀，以險固得名。十二月八日才到江陵驛。

三蘇父子自眉州舟行，至荊州出陸，水路一千六百八十餘里，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

這六十日中，舟中無事，父子三人共作了一百篇詩賦，合為《南行（前）集》，蘇軾作集敘（因避父祖名諱，所以他們父子寫序，都作敘或引。）首述作文的態度曰：「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 這是蘇氏文論中一個非常基本的觀念。

南行集沒有傳本，今從三蘇聯集中尋繹出來，得蘇軾之作四十二篇，蘇轍二十三篇，附老蘇所作及各賦共七十二篇，散佚者已逾三分之一。

蘇氏一家在船艙裡悶了兩個月，親歷三峽之險，實已精疲力盡，到得荊州，已是十二月中旬，臘鼓頻催，凋年急景，行路也不方便，所以就在荊州住下來，過了年再走。

蘇軾因當地的風土見聞，作荊州十首，其第一首曰：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閒蜀船。

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

這是蘇軾的少作，饒有杜甫秦州雜詩的風貌。

嘉祐五年（一○六○）正月初五，他們從荊州啟程，陸行赴京。經浰陽，渡漢水而至襄陽，蘇軾作古樂府〈野鷹來〉、〈上渚吟〉、〈襄陽樂〉三首，又去南陽城南二十里登訪了諸葛亮的隆中草廬，拜觀了武侯的遺像。

過唐州（今河南泚源縣治，宋屬京西南路），太守趙尚寬正在發動戍卒、招攬流民，共同從事修復三陂、疏濬召渠的水利工程。這項工程做好了，足以灌溉民田數萬畝，而且使瀕臨飢餓線上的流民和淮湖一帶失業的老百姓來參加工作，可以用自己的血汗和力氣，分到陂渠附近的荒地，耕種落籍。

在那個「民以食為天」的社會裡，農田水利工程的重要，固不必說，而化荒地為良田，收遊民為自耕農，此於安定社會方面的貢獻，又豈僅增產而已。蘇軾對趙太守這項工作，敬佩萬分，他雖是一個過路的旅客，不能親執壺漿簞食，幫助趙太守迎勸四方的來者，獨為〈新渠詩〉五章，代趙侯告於道路，即如現在布告。其中一章說：

侯謂新氏，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

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為爾有。

繼續行程，三月至許州，始識范文正公（仲淹）次子純仁，時任許州簽判，范蘇訂交自此。時正春光明媚，蘇軾往遊許州西湖，但見遊人如鯽，提壺攜酒，非常熱鬧，而蘇軾卻想著歡遊背後卻有人寒餓。詩言：「……池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七年年成不好），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過汝州，遊穎考叔廟。至尉氏，大雪紛飛，酷寒入骨，蘇軾獨留驛所，取酒解寒。忽然，有一來自北方的旅人狼狽進來，頭戴的竹笠上已經積雪盈寸，下馬登堂，面色蒼黑，凍得全身僵硬，蘇軾現成有酒，就邀他過來同飲。主人持杯未舉，那來客卻已顧不得客氣，斟滿大杯，一傾而盡。其時，外面風狂雪暴，「千門晝閉行路絕」，如臨世界末日，而驛所裡這兩個同是風雪中的旅人，則酒暖顏酡，相與笑語不絕，一直喝到天黑。次日天明客去，蘇軾還不知道他姓甚名誰，但見他橫策上馬而已。

大蘇自荊州陸行京師，途中作詩三十八首，小蘇《欒城集》中僅存七篇，兩共四十五首，後人編為《南行後集》。

十、老蘇的一官難求

嘉祐五年（一○六○）二月十五日，蘇氏一行到達汴京，於西岡租了一棟宅子居住。

宋代入仕的途徑很多，單是從貢舉出來的選人已經不少，官員缺額有限，皇祐年間，就已三人而待一缺，因此，殿試中式的進士，只是得到任官的資格，要做官，尚須通過吏部的典選和注擬。

軾、轍趕往京都，就是為去參加吏部的「流內銓」 22 。吏部擇人之法，舉辦身、言、書、判四項考試：

身，以禮貌豐偉為合格；

言，以言辭辨正為合格；

書，須楷法遒美為合格；

判，須文理優長為合格。

這四項以書判為重。身、言兩項，類似現在的口試，後面書判兩項，則是應用書牘的測驗，這是做官的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經過「流內銓」的考試及格，吏部銓派：

蘇軾授河南福昌縣主簿。

蘇轍授河南澠池縣主簿。

吏部銓敘，只能注擬州縣官幕職，進士及第者，例授九品，縣主簿都是從九品的職官。

這種但憑年資的任用辦法，實與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唐代裴光庭的「循資格」相同，只能培養官僚，不足以拔擢青年才俊，如有奇才異能之士，徒使淪為州縣小吏，以後很難出頭，實是國家嚴重的損失。

蘇氏弟兄，皆辭不赴。

八月，蘇洵被任命為試校書郎。祕書省校書郎，官雖止於從八品，但為士大夫間所最看重的清職，由此可登館閣，踐言路，假如運氣好，更遷起居院，就可入侍講筵也說不定。宋代的清職，幾乎無有不試而任的，這次蘇洵以布衣召用，不試而任，可以說是非常的恩遇，此蓋歐陽修大力斡旋的結果，但是老蘇還是不就，他的理由一是待遇太薄，「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二則此僅「試銜」，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必得。

他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自此以下，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這幾句話，雖然道盡了千古小公務員的傷心之處，但其真實的原因還是在於年已老大，不堪磨練。他說：若為少年，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缺歲餘而到任，幸無差錯，又守選，又待缺，如此熬過十四、五年，滿七、八考，又幸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才敢希望改官，「至此時也，洵年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因為等不到它成長結實也。（〈上韓丞相書〉）

是年，王安石以提點江東刑獄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今撫州）人，真宗天禧五年（一○二一）生，仁宗慶曆二年（一○四二）成進士。知鄞縣四年，通判舒州，中書札召試館職，以家貧母老而不赴。

陳襄首為上薦，將他與一代大儒胡瑗並舉，稱其篤於古學，而文辭政事，亦都有聞於世。仁宗至和元年，歐陽修薦為諫官，稱其「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皇祐三年（一○五一），文彥博、韓維同薦，朝廷任命為集賢校理，但他都藉口家累，辭不應命。嘉祐元年安石為群牧判官，歐陽修第二次於再論水災狀中，以安石與包拯、張瓌、呂公著四人共薦，贈詩則曰：「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拂舊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尊酒盍留連。」比之為李白、韓愈，推許可謂極至，但是安石報詩，卻說：「它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得望韓公。」處歐陽為韓愈，而自期為孟子，這樣妄自尊大的口氣，歐陽修大度寬宏，並不為嫌 23 。

其時，司馬光與安石同為群牧司判官，包拯是他們的頂頭上司。院中牡丹盛開，包公邀同賞花，時酒相勸，司馬光素來不歡喜喝酒，礙於主人的情面，只好勉強乾杯，而安石終席滴酒不沾，包公不能強。司馬光說：

光以是知其不屈 24 。

嘉祐三年（一○五八），安石知常州，再移提點江東刑獄，上仁宗皇帝萬言書，建言國是。安石雖然不在京師，而朝廷的達官貴人，都已熟聞其名，尤其世方爭權奪利之不暇而安石則屢詔不起，自甘於地方小官，遠離名利之場，大眾都刮目相看，交相延譽。

安石抵京後，歐陽修勸蘇洵往交這位傑出的名士，但蘇洵說：

「我知道這個人，凡是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為天下之患的。」老蘇不願意有這樣一個朋友。

世傳蘇洵有〈辨姦論〉一文之作，痛罵王安石「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又說：「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等等，極口醜詆。

此文《嘉祐集》不載，是真是偽，眾訟莫決，若是後人偽作，則張方平所撰墓表及蘇軾本集所見〈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也都是一連串相關的偽物了。不過，兩宋文人，對於王安石抱有甚深的成見，不但普遍排斥，甚且造作許多詭異的故事來中傷他，宋史又胡裡胡塗的采入引用，此文始見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錄》中，邵氏正是一個頗見偏具的作者，梁啟超撰《王荊公傳》引李紱（穆堂）之〈書辨奸論後〉，斷為偽作，非為無見。

老蘇求官，千迴百轉，始終沒能得到一個合意的職位。至嘉祐六年，兒子們忙著準備制科試，老蘇百無聊賴，他又再函韓（琦）丞相，一則聲明上年朝廷除試校書郎，辭不願赴的原因，繼言：「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復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語意頗有不平。韓琦先曾對老蘇說過，「關於你的出處問題，幾次想與歐陽修商量，但是見了面，總是忘記，實在很是奇怪。」老蘇就抓住這一點，作此函的結尾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則仍不免有面貌求人的畏葸。

嘉祐六年（一○六一）八月，蘇洵得除霸州文安縣主簿，命同編篡禮書，這很可能是韓琦與歐陽修商量後協力的結果。

一個月後，歐陽修出任參知政事（副相），兼任提舉太常修禮的工作。宋之典禮，初時沿用唐之開元禮，宋太祖開寶年間，曾補遺逸，通以今事，成《開寶通禮》二百卷。現在，歐陽以為太常修訂新書，遺略甚多，目前所存簡牘，日久殘脫，將不能應用，奏請續編建隆以來的遺禮。詔許，即以蘇洵與項城令姚闢兩人，專領其事。

蘇洵的政治理想，見於其所撰六經六論者，以為人類有惜生、好逸、安常、知恥等各種性情，以儒學之禮、樂、詩、易為用，因其性情而為社會行為之控制，求其演化而進步。

生民之初，自然縱逸，無所謂貴賤尊卑、長幼老少，人民好逸惡勞，如水趨下，久之，不免自相殘殺，聖人乃利用惜生之情，設禮制以矯制自然之縱逸，利用人類安常知恥的天性，用禮來服人心，而領導者亦必須立德以取信，使禮成為控制人類行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工具。利用易的宗教性質，倡導尊君崇聖，以鞏固政治力量。用樂的正聲，化育人民，使有奉事君父之心。用詩來暢發人之天賦情慾，以詩的教化來阻遏人慾橫流。

所以，治禮書這個工作，適合蘇洵政治理想之一部分，他就欣然接受。

蘇洵認為編修禮書，是屬於史家的工作，禮書乃史錄，所以他主張「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善惡自著。」（《嘉祐集．議修禮書狀》）

但有一部分朝士，不以為然，他們說：「祖宗所行，不能無過，若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目的是在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蘇洵不從，徑行其是。

其時，洵年已五十三歲，閱五年而謝世，官止於是。

十一、制策之試

宋沿隋唐的貢舉制度，設進士科以得常才，又設制科以待非常的人傑。士人出身進士，固已受人敬重，而制科得雋者，則更被人矜貴，莫不以國之大器待之。

制科又名制舉，唯待天子特詔才舉行的特試，須由大臣奏薦，受天子親自策問與拔擢，其隆重可見。仁宗一朝，有賢良方正極言盡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等，習稱「六科取士」。

制科之試，始於漢文帝之詔舉賢良。宋因前代成規，而制度更加嚴密，每屆對策者最多不過五人，取精用宏，目的即在拔擢非常的人才，而出身制科書，自有上承天子特達之知的榮寵，比常科進士更加一等。

嘉祐五年（一○六○）八月，仁宗皇帝詔求直言，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蘇軾於朝，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楊畋（樂道）對蘇轍說：「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畋願備數。」薦舉了蘇轍。

蘇軾說制科特考之難，有曰：「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為應付這項漫無範圍、無所不問的考試，他們必須有個清靜的地方讀書準備，因此於翌（六年）年正月，便從西岡移往京師麗景門外，汴河南岸之懷遠驛居住。

應考制科，須歷三個規定的程序，一是繳進辭業，二是祕閣六論，三是殿試策問。

應試人於大臣論薦奏可後，先自選錄所寫的策論五十首，分為十卷，檢同薦狀詣閣門或附遞投進，送兩省侍從「看詳」。經評定等次，選取文理優長者，擇日參加閣試，蘇軾因此有上兩制（中書舍人與翰林學士）丞相富弼、曾公亮書。

〈上兩制書〉說：「軾本是草茅下士，現在列名為州縣小吏，而諸公則是可與人主揖讓周旋的人，貴賤的分際非常遼遠。然而軾所學者聖賢之道，所習者聖賢之言，所守者聖賢之分，故敢踽踽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分，非所以施於此也。」

他檢送富弼的是策論五十篇中的二十五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請觀其大略。」上曾公亮者，獻其文凡十篇，「唯所裁擇」。蘇軾志氣如虹，昂首於權勢之外的風度，在這些地方，非常生動的表現了出來。

兄弟倆當時的生活，實在非常清苦。若干年後，蘇軾和他的朋友劉攽（貢父）談起讀書懷遠驛時，每日三餐，飯桌上只有白飯、白蘿蔔和鹽三樣食物，戲稱之為「三白飯」。劉攽是個慣開玩笑的人，過了一段日子後，他忽折柬邀蘇，去他家吃「皛飯」，蘇軾已經忘記前事，認為貢父讀書多，所謂皛飯定然別有典故，到時興沖沖趕去赴約，待見到他家餐桌上只有白飯、白蘿蔔和一碟子食鹽時，才悟到已為貢父所戲，但仍欣然就食，吃得津津有味 25 。

時光過得快，在懷遠驛倏忽已逾半年，七、八月間的氣候，白晝還是秋暑難擋，兄弟倆揮汗如雨，但是有個晚上，忽然颳起西風來，風聲非常淒厲，一陣陣落葉，穿窗入室，寒氣襲人，間又下起瀟瀟冷雨，更是一番凜然秋意。

蘇轍年輕時，有肺病，身體很單薄，起來要去找件夾衣穿，蘇軾正在讀韋蘇州（應物）集，剛讀到〈示全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兩句，不禁觸景生情，意識到兄弟倆現在拚命準備考試，一旦做了官，各自宦遊四方，從此就要分離。眉山老家中，兩人無憂無慮，閒居讀書的那份悠然的生活，就再也不容易有了。

兄弟倆就此討論起前途來。清貧人家的讀書子弟，怎麼推得開求仕謀生這條唯一的出路，只能希望及早從仕路上退出來，同回故鄉，才能對床而臥，共度風雨之夜，尋回他們的舊夢。

兄弟倆就在懷遠驛做了「風雨對床」的約定，此後四十年間，兩人都念念不忘這個舊約，然而可悲的人生羈絆，終身不能實現。

嘉祐六年（一○六一）七月，詔以起居舍人知諫院司馬光、同知諫院楊畋、知制誥沈遘（文通）為祕閣考宮。

凡舉制策者，於前納文卷經兩制看詳，列等次優以上，才得參加祕閣考試六篇論文。這次的考題是：一、王者不治夷狄論，二、劉愷、丁鴻孰賢論，三、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四、形勢不如德論，五、禮以養人為本論，六、既醉備五褔論。

祕閣試六論規制非常嚴格，甚難通過，當時的士人目為「過閣」，意指難如過關。六論每篇不得少於五百字，須一天一夜內寫成。風簷寸晷，時間緊迫，一般考生但求充分發揮意見，無法考究文辭工拙，所以向來皆不起草，文章都不能工。蘇軾為文，意思充沛，下筆如流泉汨汨湧出，不能自己，因此，他獨可從容起稿，及時完篇，而文義粲然。當時的人，都認為這是很難得見的天才。

祕閣六論及格後八月二十五日，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親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問。策題長達五百餘字，規定對策字數應在三千字以上，當日內完成。蘇軾舉條而對，文長五千五百餘字。本於深厚學養，濟之以一腔忠誠，痛快淋漓的極論國是，寫得甚是得意，所以登科後，他慷慨自言道：「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

這次制科，四人中錄取三人，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

制策取士，特別鄭重，考官定等之後，言官（包括御史和諫官）例得覆核。

評覈的結果，蘇軾得第三等，王介得第四等。科制分五等，宋朝自有制策之試以後，第一第二兩等，皆是虛設，從來無人得過，普通都以第四等中選。蘇軾以前，只有吳正肅公（育）一人，曾入三等，蘇軾是自有制科以來獲此最高評等的第二人。

蘇轍對策，極言盡諫，語甚切直，司馬光非常推許，定為三等，但卻發生了爭議。

覆考官胡宿以為此卷出言不遜，堅持不可。司馬光與范鎮商量，鎮主張降等錄取，另一覆考官蔡襄說：「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只是推卸，而胡宿力主黜落。事情不得解決，鬧到皇帝那裡，帝詔：「差官重定」。重定的結果，也主張黜落蘇轍。

是科，彌封卷號，軾為「臣」字，轍為「 」字。司馬光奏曰：

……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為賢。所試文辭，臣不敢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為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 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為諱，其於聖主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為臣已考為高等，茍欲遂非取勝而已也。

伏望陛下察亞愚心，特收 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 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奏上，執政將「 」號對策卷進呈御覽，仁宗看了之後，諭曰：「此卷，其言切宜，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錄。所以，蘇轍終於收入第四等。薦官楊畋見皇上時面奏：「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事也，乞宣付史館。」仁宗欣然從之。

光獻曹后後來說，那一天仁宗策試賢良後，歸宮，面有喜色，對曹后說：「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意指軾、轍 26 。

制科入等後調官，蘇軾除大理評事，蘇轍為試祕書省校書郎。

自此風聲所布，一旦之間，三蘇父子文名，震動京師，流傳四方，蘇氏文章，遂為天下第一。士人競以蘇文為師法，很多人來訪求傳鈔新作，也有很多人來要求從老蘇問學，孫鼛（叔靜）兄弟就於此時拜在老蘇門下。

據說：老蘇發憤苦讀之初，偶得《戰國策》一書，讀之大喜，視為枕中鴻寶，祕不示人，甚至不讓兒子們看見。一天被蘇軾偷來看了，哪知他也很歡喜國策那種縱橫雄辯的文字，所以後自為文，就帶有非常濃重的國策風格。

王安石為翰林院知制誥，他是個篤實的經學家，很不喜歡蘇軾文章中的策士氣息，曾對呂公著、韓維說：「如果我是考官，就不取他。」 27

王、蘇二人性格的不合，始見於此時。

蘇軾在京師宜秋門旁買了一棟住宅，號曰「南園」，奉老蘇及全家徙寓於此。與蜀中楊濟甫書，說及此宅：

都下春色已盛，所居廳前，有小花園，課童種菜，亦稍有佳趣。

傍宜秋門，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

詩又云：「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則此住宅，屋字雖不甚大，而花木繁茂，宅基又在宜秋門旁的高槐古柳之中，九陌紅塵裡，不失為一所幽雅的詩人之居。蘇轍曾將園中草木，一一題詠，則可見到堂前有蘆，砌下有竹，堂後有石榴樹，隙地有井，可以汲水澆花，另外還有雙柏及一座葡萄架，深處更有幽室，室前雜植萱花、葵花、牽牛花之類的草花。

老蘇又在庭前開鑿一口方池，引水從假山巖鼻中流注池內，另以一盤上盛木三山，這一木根雕刻，還是老蘇從蜀中攜帶出來的愛物，《嘉祐集》有記。

不久，朝廷告下，任蘇軾為將仕郎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

蘇轍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充商州軍事推官，王安石當制，認為蘇轍在對策中說古時的宰相，專攻人主，比之為谷永，繳進詞頭，不肯撰告。

宰相韓琦笑道：「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

知制誥沈遘不以為然，所以後來當制作詞說：「……而轍也指明其微，甚直不阿，雖文采未極，條貫靡究，亦可謂知愛君矣。」

蘇軾將赴鳳翔任所，其時蘇轍的科考能否入等，尚在朝中紛紛議論之中，出處未定，而父親孤身在京，無人陪侍，所以他只好留京侍父。此後三年，蘇家仍然居於南園，老蘇除與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外，公餘之暇，續寫他的《易傳》，蘇轍亦於此時，從父學易，所以軾自鳳翔寄詩，有這樣的句子：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

〈鳳翔東湖〉

蘇轍像

〈王素尺牘〉

蘇洵墨跡

宋神宗皇帝畫像

王安石像

註釋

01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二十二，「宋制祿之厚」。

02 　李廌，《師友談記》。

03 　本集，〈記先夫人不發宿藏〉。

04 　本集，〈題李伯祥詩〉。

05 　趙令畤，《侯鯖錄》。

06 　《東坡志林》。

07 　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

08 　本集，〈富公神道碑〉。洪邁，《容齋四筆》。

09 　佚名，《愛日齋叢鈔》（清錢熙祚校）。

10 　本集，〈記里舍聯句〉。

11 　葉夢得，《石林詩話》。

12 　佚名，《道山清話》。

13 　歐陽修，《歸田錄》。又彭乘：墨客揮犀。

14 　李廌，《師友談記》。

15 　朱弁，《曲洧舊聞》。

16 　陸游，《老學庵筆記》。

17 　佚名，《史闕》。

18 　《本集》，書簡。

19 　同注18 。

20 　本集，〈記豬母佛〉。

21 　本集，〈題子明詩後〉。

22 　流內銓：掌文官自初仕至幕職州縣官之銓選，官自一品至九品稱流內。九品以外，稱流外。

23 　葉夢得，《避暑錄話》。

24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

25 　朱弁，《曲洧舊聞》。

26 　俞文豹，《吹劍錄》。又陳鵠，《耆舊續聞》。

27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

第二章　變法與黨爭

一、初仕鳳翔

宋仁宗嘉祐六年（一○六一），冬十一月十九日的黎明，朔風凜冽，地凍天寒的曉色朦朧中，鄭州城裡出來一簇旅人，約有六七匹乘騎，跟著一輛大車，來到西門外。

這一行中，三匹馬並轡聯行在前面，中間那匹馬上，坐著一個高額大耳，濃眉插鬢，雙目烱烱有神的青年，是要赴鳳翔府出任簽書判官的蘇軾，緊靠在他身旁騎著一匹瘦馬的那個瘦長個子是他的弟弟蘇轍，稍微落後一步的馬上，則是年歲相若，但留著一把大鬍子的他的朋友馬夢得，後面那輛車上，是從行的內眷—— 王弗夫人和不滿三歲的兒子邁和兩三個婢僕。

蘇氏兩兄弟，二十餘年的生命中，從來形影不離，未曾分開過一日，如今行至鄭州的西門郊外，驀然驚覺，必須於此告別，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來。

蘇軾驟然勒住馬頭，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臉色突然變得非常蒼白，嘴角扭動了一下，差點沒有流下淚來。

一路來，無論是在屋子裡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個個都很安詳和快樂，隨行的僮僕們非常詫異，何以這位上任做官去的主人，卻要這麼悲傷。

而兄弟倆又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蘇軾的頭腦裡，忽然變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騎在馬上，心神恍惚，搖搖欲墜。今兒早上明明沒有喝過酒，何以虛飄飄地直有暈眩的感覺。彷彿看見弟弟揮揮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還策馬高崗上，一直眺望那個騎在瘦馬上的頎長的身影。

忽然間，連這個熟悉的背影，也被無情的坡壠隔斷了，只看到他頭上那頂烏帽，一聳一聳地，一會兒出現，一會又隱沒到山坡後面，不見了。

蘇軾定定神，轉上荒茫的驛路，然後，他就在馬上構想一篇詩作，要寄給蘇轍的：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隴隔，但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

路人行歌居人樂，童僕怪我苦悽側，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這次，蘇軾把朋友馬夢得帶到鳳翔去，原因起於歡喜塗牆抹壁，寫「題壁詩」。

杞人馬夢得，字正卿，原在京師裡做「太學正」的學官，生活清苦，性情耿介，所以「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有一天，蘇軾去訪他未晤，隨手抓起筆來在他書齋壁上，題了杜甫〈秋雨嘆〉的三首之一。蘇軾自己說是「初無意也」的，但那首詩卻是以資質明麗的決明草，將在風雨中隨百草一同爛死，用來比喻書生的命運，感慨最深的一章 01 。原詩是：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喚馨香泣。

寫者無意，讀者有心，馬髯看了，決心不做這終身坐冷板凳的學官，寧願跟從蘇軾到鳳翔府去做幕僚。

從汴京陸行到鳳翔，重過五年前舊遊的澠池，再訪奉閒的精舍，不料從前接待過他們的這位老和尚已經死了，變成廟後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倆曾經題詩在上面的寺中牆壁，也已頹壞，更無字跡可循，蘇軾覺得人生變幻無常，不過如天上飛翔的鴻鳥，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兒便又各自西東飛散，了無蹤影。作詩告訴蘇轍：「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這滿懷孤獨的旅人，心裡只是一片蒼茫。

來自京華的蘇軾，行程所經的關中地區，盡是地方殘破、村落蕭條的景象，這還是仁宗康定、慶曆年間，西夏兵連年入寇陝甘，所造成的破壞和災害，到現在仍未恢復元氣。

宋代兩大外患，契丹之外，就是西夏。

契丹本來亦是游牧民族，其富以馬，其強以兵，但自五代時，遼太祖阿保機立國後，竭力倡導耕織，已漸次進為農業社會。宋遼關係亦自改觀，澶淵和談後，遼每歲坐得大宗銀絹，建設內部，似已無意南侵，所以北宋當前之患，實為西夏。

西夏的祖先，原是唐末慶州黨項族的酋長李思恭，當時做夏州（陝西橫山）節度使。至宋，他的兒子雖曾一度叛離中朝，但至李德明繼位後，一方面受宋朝西平王的封號，一方面又受契丹大夏國王的冊封，身事兩朝，相安無事。

然而，德明的兒子元昊，野心勃勃，不以他父親的保守態度為然，屢屢勸他不必臣事宋朝。德明說：「吾族三十年衣錦綺，都是宋朝的恩賜，不可負！」元昊卻說：「穿皮毛，事畜牧，這是我們番人的本等，天生英雄，應當自為帝王，何必要穿別人賞賜的錦綺。」

他也確有能力，率兵西破吐蕃、回鵑（紇），奪甘州，盡取河西的土地，因此被立為太子。仁宗明道元年，德明病死，元昊繼立，他便整軍經武，建立政治體制，大力發揮他的抱負，國勢日強，不久，就據有了現在的寧夏、陝西、甘肅的大部分和內蒙古西南部分的領土，分立一十八州，奠都興慶（寧夏銀川市），實現了自當皇帝的野心。立國後，遣使奉表宋朝，說他已自建國，國號「大夏」，建元「天授」，要宋朝「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仁宗不能忍受元昊公開叛逆，便下詔削奪他的官爵，斷絕雙方的互市，並且揭榜邊城，重賞緝購元昊的頭顱，於是西夏兵便連年入寇陝甘了。

康定元年，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砦（陝西安塞縣），直薄延州城下，宋兵大敗。朝命韓琦安撫陝西，韓又舉薦范仲淹知永興軍，同負經略招討之責，不料韓主集中兵力，先發制賊，而范則穩重，主張屯兵營田，備邊觀釁，主帥的意見不同，政策遂不一致。至慶曆元年二月，西夏傾全國之力，入寇渭州（甘肅隴西縣西南），好水川一役，宋軍又是大敗，於是朝廷將陝西分為四路，以韓琦、王法、范仲淹、龐籍各領重兵，都二十萬人環邊守禦，以抑西夏凶燄，但是慶曆二年之秋，西夏兵又再度入寇渭州，幅員六七百里之間，焚蕩搶掠，幾成赤地，自涇邠以東，各地都只閉壘自守，莫能救禦。

西夏軍雖然年年入寇，屢屢得勝，但其人馬的傷亡也很嚴重，財用亦復不繼，而宋朝既於西邊布下重兵，韓范兩人雖然戰守意見不同，但其治軍嚴明，風紀大振，則是一樣，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傾全力於收拾邊疆的人心，諸羌畏威懷恩，不敢輕犯，所以西夏兵於大肆焚殺擄掠之後，無力長期占領，就撤兵自去。

基於此一情勢，宋與西夏終於慶曆四年，達成和議，由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幣帛，西邊自此才得安靜。事距蘇軾之去鳳翔，已經相隔十八、九年了，但是陝甘兩地，經歷那種野蠻部落式的焚燒劫掠，原始性戰爭的殺戮和破壞，番兵所至城邑，不但廬舍田地都變成了廢墟，所有壯丁牲畜，又全被擄劫而去，連資以恢復生產的人力畜力和工具，也都沒有了，劫後荒原，亙二十年而不得恢復，蘇軾一路所見，地曠人稀，蕭條滿目，處處都還是戰爭所留下來的殘蹟，以及茍活在殘蹟上赤貧的人民。

嘉祐六年（一○六一）十二月十四日，蘇軾到鳳翔府簽判任。

現任太守宋選，字子才，鄭州滎陽人，進士出身，早年在京，曾與司馬光、韓宗彥、沈遘同為三司僚屬，做地方官又一向聲望甚好，溫文爾雅，頗能敬禮同僚。他也是今年八月才來鳳翔的，待蘇軾尤其溫厚，使初次出仕的這個青年人頗有「幸遇」之感，如〈和子由除日詩〉說：「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東湖詩〉說：「予今正疏懶，官長幸見涵。」日後與宋選的兒子，畫家宋漢傑書說：「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話及疇昔，良復慨然！」

鳳翔縣令胡允文，在蜀時曾從老蘇問學，至此方才識面，相得甚歡。

蘇軾住居官舍，在府衙之東北，為州長官官邸之西鄰，府衙的後圃，高柯喬木，森蔭繁茂，城北的終南山色都為這叢叢樹木所遮蔽。而他的園內，卻只有一株老愧，一株愉樹，一株不夠長大的棗樹，非常荒傖。蘇軾在廨北葺一小園，開闢一方隙地，築一亭，亭前為橫池，分堂屋北廈的一部分，裝置軒窗曲檻，可以俯瞰池水，堂屋南邊，加建迴廊，廊之兩傍各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種蓮養魚於池內。

池端造一板橋，以達池北，手植桃杏松檜三十餘本，使與原有的愧榆相映帶，老愧樹上有野鶴巢居，又買了一叢牡丹花，種在池北。

蘇軾辛辛苦苦經營這個小園，只為「臨池飲酒」而已，但一想到任期有限，「三年輒去豈無鄉，種樹穿池亦漫忙。」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

抵任之初，時逢新年假期，蘇軾得有閒暇，遍遊鳳翔附近的名勝，瀏覽古物。

首謁孔廟，參觀了保藏在那裡的石鼓，這十個石雕的大鼓，表面刻有銘文，唐時出土，當時大家認是周文王時代的石刻，但據最近研究，推定為戰國時代秦靈公（紀元前四二四年）或秦襄公（紀元前七七七年）時的製作。很多唐代詩人為此古石刻作詩，而以韓愈的〈石鼓歌〉為最知名，初時這批石刻還隨便散置在原野的露天裡，雨淋日曬，無人看顧，還是韓的朋友鄭餘慶將它搬進鳳翔縣的孔廟裡保存起來。

石鼓上的銘文，共有四百六十五字，磨滅不可辨識者過半，但仍是古文字學和考古學上非常重要的資料。蘇軾用心辨認，在所作〈石鼓歌〉中，說他「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磋如箝在口。」初尋偏旁，再一點一劃的推詳，只能認得十之一二，其餘的文字，像霧裡的月，稂莠間的禾，見面不識，它似乎只是軒轅、倉頡的朋友，李斯、李陽冰的前輩，蘇軾雖有「余生也晚」的惆悵，但當面對這個古代戰鼓的形象，禁不住要緬懷周代的王化政治，而慨然譴責暴虐的秦政，對幫凶的法家李斯更投以無情的諷刺，如言：「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始皇），上蔡公子（李斯）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掊。……」自古以來，野心家一旦擁有權力，便都掛起救國救民的招牌而無所不為，也不愁沒有人來歌功頌德 02 。

遊城北街開元寺，看了先秦的詛楚文碑，觀賞了吳道子畫的佛像和王維的畫竹。道子畫的是雙林樹下，朝暾暈彩，中有菩薩正在講說寂滅之理，好多好多人在聽道。王維畫竹兩叢，交柯亂葉，飛動若舞，而一枝一葉都有來處。

在性情上，蘇軾很喜歡吳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筆墨，稱他「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王維本是詩人，以詩心寫竹，蘇軾稱其「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兩者比較，蘇軾認為吳道子的畫雖然「妙絕」，但總還是畫工之畫，而對於王維所寫的竹，則衷心傾倒，說道：「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長安，從前有座故藏經龕，唐明皇所建，四邊各有一門，門各兩扇，門板的兩面，都是吳道子畫佛像真跡，陽面是菩薩像，陰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軀。

廣明之亂時，藏經龕遭賊兵焚燒，有個和尚搶下四扇門板從兵火中捨命逃出，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個辦法，將門板各穿一洞，套在頭頸上跑路，如此輾轉來到鳳翔，寄住在烏牙僧舍裡，他死後，這四扇門板留在那裡已經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萬錢將它買了下來，恰巧給蘇軾看到。其時，他已經做了一年多的官，身邊稍有積蓄，想到父親平生別無嗜好，就只歡喜書畫，收藏一百餘件，但不能有吳道子的真蹟，他就和這個畫主商量，照原價購買，以此獻與父親，這四扇門板就成了老蘇收藏中天字第一號的珍品 03 。

蘇軾再遊鳳翔東北郊的天柱寺，參觀了楊惠之雕塑的維摩像。維摩的造型，顯得病骨支離如枯龜。蘇軾不禁發生一個感想，天下的至人，本來已將生死置於度外，人的肉體像天上的浮雲一樣，隨時變滅，全不足恃，只有心靈才是主宰的永恆。世上儘多體格非常壯碩而心病獨多的人，宛轉人間，才堪悲憫。

歧山風物，實在不堪入目，「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蘇軾老是懷念他家澄碧的蜀江，後來發現東門外，有個東湖，為古飲鳳池的舊蹟，「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才使他的休沐假日，有個去處，一遊再遊。

以上諸遊，各有詩篇，連同〈真興寺閣〉、〈李氏園〉及〈秦穆公墓〉三詩，合為〈鳳翔八觀〉。

蘇軾到底年輕，又是一個文人氣質偏重的人，被派到這荒涼的鳳翔來，不免時有「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的慨嘆。趁著新年假期，遊山玩水，訪古、讀畫、寫詩，是他的興趣，而「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則又是初仕當時的心理壓迫，但見別人都很忙碌，只能獨自一個，往東湖去尋求一醉，藉求片刻的解脫。

所幸者，王弗夫人賢淑，使他由衷敬愛；與弟轍雖然遠別，但是還可通訊。「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二、懷鄉念弟

嘉祐七年（一○六二）正月，到任謝執政啟，述其任務曰：

……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為要事，編木 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票，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於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慚。唯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面所說的，都是蘇軾在簽判這個職務上該做的工作。核判五曹文書，雖已甚繁，但是本等的工作，且不說它。鳳翔府有兩大特別任務，一是終南山特產的木材，每年均須編成木栰，自渭水放入黃河，運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則鳳翔是對西夏邊防軍的兵站基地，要負責集運糧米和芻秣，供給軍需。這兩大事務，且都以「衙前」被徵召的老百姓來義務工作，困難重重，何況黃河堤防，每年要修，販務徵課，更是繁雜，蘇軾是甚不耐煩的人，苦被事務工作所困。

衙前之役，始自五代，而宋承之，是由政府徵召百姓義務擔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的一種制度。老百姓服役「衙前」，費時失業不說，更須擔負運輸中途的風險，如公物損失，就必須賠償，這無窮無盡的負擔，使老百姓幾至無以為生的地步。鳳翔這地方，原來土地富強，中產之家所有土地，不以畝計，而以頃為計算單位。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但自西夏之變，經歷戰爭以來，如湯沃雪，頓見消融，有產者殘存不及十之三四，戰爭的傷殘未復，而又重之以衙前重役，一般人民，既負勞役，更苦於賠償，因而破產者，比比皆是。

蘇軾遍問老校：「何以至此？」老校說：「木栰之害，本來還不至於到此地步，假如政府能將時間安排得好，趁渭水黃河都未漲水時放栰操運，以時進止，費用省而危險少，衙前服役的老百姓，負擔就輕，目前的毛病，出在政府令不以時，叫木栰逆拒水勢挽運，就造成數不清的災難了。」蘇軾研判後，認為有理，就著手修訂衙規，使衙前可以自擇水工的運作時間，栰行不發生危難，老百姓就不必於出力冒險之餘，再來承擔公物的賠償。此案經過宋太守的核可後實施，從此衙前之害，減了一半。

七年二月詔令淹水諸州減決囚禁。鳳翔所屬共有十縣，蘇軾被派往寶雞、虢、郿、盩四縣，督飭減刑釋囚的公事，至十七日事畢，回程朝謁盩厔東南二十餘里的太平宮，瞻仰二聖御容，泛舟南溪，復遊樓觀、大秦寺、延生觀，訪玉真公主遺蹟，觀仙遊潭，取中興寺玉女洞的飛泉，從郿縣歸府復命，就此整個遊程，寫成五百字的五排一首，寄與蘇轍。

三月，因久旱不雨，蘇軾赴郿，祈雨於太白山之上清宮。數日後，雖有微雨，父老以為不足，於是，再陪宋太守親往祭禱，回程路上，便見道中有雲氣自山中來，如群馬奔突而至車座左右，蘇軾一時好奇心起，開籠收雲歸家，作〈攓雲篇〉。

太守祭禱靈應，不久，大雨沛然而下，老百姓奔躍歡呼，垂枯的二麥，立見復起，生氣洋溢。蘇軾以北亭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記〉。凡是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的人，對這篇名文，大多耳熟能詳，所謂：「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

蘇軾有位好太太，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幹練，而且頗識大體。蘇軾在外面做些什麼，回到家去，夫人一項一項的要問個仔細，她說：

「你離開父親遠了，凡事沒人指點，不可以不謹慎。」她常引用公公說過的話來警戒蘇軾。蘇軾在家裡見客，她就站在屏風後面聽他們說些什麼，然後對她丈夫說：「某某這個人，說話模稜兩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與這種人談天。」有的人慣會拍馬，跑來表示熱絡，夫人說：「這種朋友，不會長久，交情套得那麼快，其去也必速。」

蘇軾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見識 04 。

一年大雪，住宅庭前積雪甚厚，只見古柳樹下約有一尺見方的地方，獨無雪跡，等到天晴了，這方土地又高起數寸來，蘇軾懷疑是古人窖藏丹藥之處，丹藥性熱，所以地不積雪而土又墳起，他想發掘。王弗夫人說：

「假使先姑在，一定不會許可的。」

這是引用程太夫人不許發掘紗穀行老宅中地下大甕的故事，如此婉轉諫阻，使蘇軾覺得慚愧而止 05 。

然而，西北的強風黃土，鳳翔府的官吏生涯，在在都使蘇軾感覺厭倦。重九日，他不願參加群官歡聚的「府會」，獨自一人跑到東門外的普門寺去玩，懷鄉念弟，心情鬱悶。作〈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

花開酒美盍言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

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不問秋風強吹帽，泰人不笑楚人譏。

西北早寒，九月下旬，天已微雪，再作懷子由二首，如言：「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慚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等等，情緒非常低落。

蘇轍十九歲登第五甲進士第，二十三歲中制科，一鼓足氣，可以算得其進也銳了，不料除命商州推官，被知制誥王安石駁回詞頭，不肯撰告，事情便在執政間琢磨拖宕了整整一年，弄得意氣消磨殆盡。一直到今年七月，誥命才下來，而老蘇在京，身旁別無侍子，蘇轍便以這個理由，辭不赴任。

商州與鳳翔毗鄰，假使蘇轍赴商，還可希望能來鳳翔一聚，現在又落空，寄詩慰弟說：「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再說，商山也不是一個什麼好地方，蘇軾聽商州縣令章惇說，商州人說話像外國語，一句也聽不懂，很多人生著大脖子（甲狀腺腫），不辨肩頸，這個樣子的地方，不去也罷，詩言：「夷音僅可通名姓，癭俗無由辨頸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

自秋徂冬，蘇軾身體一直不好，十一月間，大雪數日，索性賴在床上不起來，年前年後，懷念故鄉度歲的年中行事，作饋歲、別歲、守歲及和子由踏青、蠶市諸詩。

八年正月十五，大家都在歡度元宵夜，只有蘇軾在家，獨坐無聊，一個人跑到城北街的開元寺東塔院去，看王維的壁畫。其時，夜色已闌，蘇軾凝眸注視，但見殘燈影下的書中僧人，個個都像栩栩欲動的樣子，竟是看得呆了，對於詩人畫家的筆墨，自此便有更深一層的領悟。

三、陳希亮

嘉祐八年（一○六三）三月，仁宗皇帝崩於福寧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趙曙即位，是為英宗。英宗自少體弱，時方臥疾，由光獻太后曹氏權同處分國事。

是年正月，宋選罷鳳翔太守，眉州青神縣人陳希亮（公弼）自京東轉運使來代。

陳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為人剛勁，面目嚴冷，兩眼澄澈如水，說話斬釘截鐵，常常當面指責別人的過錯，不留情面，士大夫宴遊間，但聞陳希亮到來，立刻闔座肅然，語笑寡味，飲酒不樂起來，他對待僚屬，自然更加嚴厲，竟然有很多人嚇得對他不敢仰視。

蘇軾雖是以京朝官差充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簡稱簽判，仍是幕職，有如現在地方政府的祕書長，職掌贊襄郡政，綜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簽擬後報告首長，或罷或行，他與長官公事上的關聯，非常密切，而兩個人的性格，卻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蘇軾性豪闊，不會官僚滑頭，而做事卻勇於負責，意見不同時，便要據理力爭，爭議不下，這二十七八歲的簽判，年少氣盛，就不免形諸辭色，一點不肯屈就退讓。

陳希亮也有意要裁抑這個鋒芒太露的後輩，對他也一樣的端起架子，毫不客氣，使蘇軾更難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為了對這位判官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稱之為「蘇賢良」，這頗類似現代人之稱某博士者一樣，實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陳知府聽到了，大怒，憤然罵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麼賢良不賢良的。」把那吏役打了板子，這當然使蘇軾十分難堪。

蘇軾寫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氣的塗抹刪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負的蘇軾，更不容易忍受。

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晉見，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來接見，甚至看見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來，蘇軾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詩，諷刺他：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唯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

兩人之間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見。蘇軾益發感覺落落寡合起來。他不預府宴，中元節也不過知府廳，希亮抓住這一點，竟然上奏朝廷糾劾他，被朝廷罰銅八斤，蘇軾也都不管，只是日後作謝館職啟中，才說：「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掛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

陳希亮於廨宇後圃，築造一座凌虛臺，以望南山，請蘇軾作記，軾乘此機會澆了他一頭冷水，如言：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豈知有今日的凌虛臺，而從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漢武帝的長楊五柞，隋之仁壽殿，唐之九成宮，其宏麗堅固，將百倍於凌虛臺，而今復為破瓦頹垣，又安在者。所以結尾狠狠地諷刺他道：「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 這是對陳知府奏劾一事，給予針鋒相對的答報。

陳希亮是眉州人，蘇陳兩家原是數代世交，論輩分，且比老蘇還長一輩，當他讀過〈凌虛臺記〉的稿子後，不易一字，吩咐上石，並且慨然道：

吾視蘇明允，猶子也，軾，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

後來，蘇軾因其子陳慥之請，為作《陳公弼傳》，其中有一段說：

公於軾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形於言色，已而悔之。……

原任鳳翔法曹張琥，本與蘇軾為進士同年，共事兩載，曾同遊真興閣寺。嘉祐八年十一月，調職回京，蘇軾作〈稼說〉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說：

……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進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讀此文所言，顯見蘇軾當時已經體諒到陳希亮這位老前輩，為要矯治他少年早達的弊害，所設下的苦心，因此說「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說〉以贈同年張琥。但是贈文張琥，卻真個是「與非其人」，此君陰險貪鄙，熱中利祿，元豐年間，改名張璪，官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詩獄案起，他與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蘇軾於死地者，就是這個同年。

陳希亮於鳳翔任上，因將他州饋送的公使酒，據為私有，坐贓去職，抑鬱而歿。後人造作希亮之所以獲罪，係由於歐陽修代軾報復的謠言，實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語。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陳慥（季常）不樂仕進，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蘇軾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帶了兩個朋友，騎馬攜箭，在長林豐草間出入射獵。兩人自此相識，高談用兵及古今成敗之事，陳慥自以為是「一世豪士」，蘇軾很歡喜他的游俠氣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韓琦為山陵使。興築皇陵，需用竹木，飭由鳳翔供應，而「編木栰竹，東下河渭」，則為簽判蘇軾的專職。不幸其時天旱，渭河乾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運材一定須於限定時日內到達，否則，這延誤王事的責任，怎麼擔當得起。詩言：「橋山日月迫，府縣忙抽差，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蘇軾整日忙於督抽差役，集材付運，弄得寢食不安，整整忙了五個多月，直至是年秋間，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氣。

然而剛剛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蘇軾禱雨於太白山，不驗，再經虢縣，渡渭水而禱於磻溪。回程自陽平入斜谷，九月至終南，住在太平宮的溪堂裡，得遂一讀《道藏》的宿願。

自來鳳翔，他對於這麼許多牽連不斷的吏事，厭倦不堪，以為除出浪費生命之外，身名兩皆無益，案牘勞形，問囚理訟，不知所為何來，從前所學，完全拋棄，而一官在身，卻又不得不奔走勞役，弄得心神俱疲，他在〈和子由聞子膽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詩中，大發牢騷：

役名則已勤，殉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

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但如今當為，敢問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

然而，在這一年中，蘇軾仍有出其所學，極論民生國是兩篇大文章，一是〈上韓琦論場務書〉以所見鳳翔老百姓為衙前之役所困，請求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二是〈思治論〉，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癥結在於沒有一定的國策，所以法弊而事無成。

關於前者，蘇軾指陳鳳翔的老百姓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課役的標準，從每一人家的盤碗鍋罐算起，長役十千，鄉戶及二十千者，都該占股一分。一分之役，名為十千可辦，其實須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窮。

課役本只限於上戶，但事繁而役不足時，則遞取其次，而現在家貲二百千者都須服役。事實上，連盤碗鍋罐都計算在內，家貲不滿二百千者，何以為民，則任何人已皆不免於衙前之役，困窮可知。

蘇軾希望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以官榷優與人民，先裕民而後裕國。

蘇軾作〈思治論〉，立論甚大，他說：世有三患，終莫能去，一是宮室祠禱繁興，錢幣茶鹽法壞，加以龐大的軍事費用，天下常患無財；二自澶淵之盟後，遼與西夏，日益驕橫，而宋則戰不勝，守不固，天下常患無兵；三則選舉法嚴，吏不重視考功，考銓之法壞，天下常患無吏。

這三大問題的形成，是由於國家沒有通盤的計畫，沒有一定政策之故。五六十年來，規模未立，雖有很多人對這三個重要問題，游談聚議而上，但都各就個人的見解，做枝枝節節的議論，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朝廷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成功與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見效，而後政又發，政令紛紜而法日弊，故癥結在於「其始規模未立，其卒事功無成。」

他的主張是政府應該於眾論中「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蘇軾雖然以最大的政治熱忱，上書時宰，力求稍解老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但是韓琦方欲持重，絕不能用這新進的書生之言。

英宗即位，賈恩各有升遷，蘇軾在鳳翔，其本官為大理評事，是年晉升為從八品的大理寺丞。

翌年，改元為治平元年（一○六四）。

正月，蘇軾自清平鎮至盩屋縣，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蘇旦、安師孟自長安來謁，同遊樓觀，訪老子出關時的關令尹喜的舊宅與授經臺，經五郡城而至大秦寺、延生觀，下山西行十餘里而至黑水谷，谷中有仙遊潭，潭上有南北二寺，倚峻峰，面清溪，林木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深不可測，以繩縋下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好久才不見，水深如此，而兩岸萬仞絕壁，山壁之間架一獨木為橋，危險萬分。章惇邀蘇軾過橋去題字山壁，蘇軾謝不敢，詩曰：

「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章惇說：「你不去，我去。」他平步過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黑漆濡筆，在石壁上書大字曰：「蘇軾章惇來。」再照樣攀繩拊樹而還，神色不動。蘇軾拍拍章惇的背脊道：

「子厚他日必能殺人。」

「為何？」惇問。

「能自判（拚）命者，即能殺人。」軾答 06 。

軾既不敢過橋，遂與諸人向潭北循黑水而上，至南寺，以章惇遠來，留他們在寺午餐，詩有「野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句，飯後，惇等將往渼阪，遂別。

蘇軾還至岐山，與文同相遇於岐下。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他們是西蜀的大同鄉。與可長得眉清目秀，而志氣方剛，淡泊名利，他是畫竹的名家，傾談之下，蘇軾稱他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為作「文同畫竹贊」。與可向人說：「世無知我者，唯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07

自此訂交，以後相見之日雖不多，卻成為死生不渝的好朋友。

治平元年（一○六四）八月，西夏又大舉犯邊，入寇靜邊砦，圍童家堡。倉猝之間，朝廷暫以當地的轉運使攝帥事，而他卻與軍中的副總管發生嚴重的摩擦，軍無紀律，民心惶恐，沿邊各城，風聲鶴唳，整個西北邊區都為之動搖。

大軍雲集西邊，鳳翔為邊軍的糧秣供應中心，蘇軾職掌所在，就日夜忙於「飛芻輓粟，西赴邊陲」的任務，疲憊不堪。

幸而朝廷詔以端明殿學士王素再知渭州，自許州移鎮平涼，涇原故老互相歡賀，沿邊將士聽說老將重來，踴躍傳呼，從此旗幟精明，鼓角讙亮，軍容大振。西夏習聞王素威名，聞訊立即撤兵，至素到任時，虜圍已解，他不過宴勞將佐而已，而人心大定。

韓琦以派駐陝西的戍兵太多，軍糧不足，請科陝西民戶，三丁抽一，籍為義勇軍，得十四萬人。軍糧不足而籍民為兵，因為義勇可以不必供食之故。當時的諫官司馬光上疏累諫，不聽。詔下之日，蘇軾便須巡迴所屬各縣，親自提舉這件「刺勇」的大事，而他所親眼目睹的，則是「愁怨之民，哭聲振動。」但這是詔令，地方官責在奉命行事，一點辦法也沒有。

幸而三年任期屆滿，蘇軾遂於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罷簽到任。宋有「磨勘」之法，文資三年一遷，武資五年一遷，蘇軾以磨勘得升官為殿中丞。宋吏，殿中省監丞各一人，掌奉天子玉食、醫藥、服御、幄奕、輿輦、舍次之政，其實有官無職，只是銜名而已。

蘇軾攜家帶眷，回開封去，自長安而至華陰，時又寒冬臘月，霪風凜冽，道路泥濘難行，只得全家留在華陰的旅舍裡度歲，忍寒苦吟：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裡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華陰寄子由）

四、亡妻 ．喪父

治平二年（一○六五）正月，蘇軾返京，與父親和弟弟一家團緊。旋奉詔命，差判登聞鼓院。

這登聞鼓院是諫官組織中的一個單位，隸屬於司諫和正言，掌管收受官民投遞的章奏表疏，不論是說朝政得失、公私利害、理雪冤濫等等，皆許到鼓院來擊鼓進狀，如為告密或檢舉官吏，並許密封呈進。吏民如有冤屈，都可藉此申告，是北宋政制中一個很好的制度。

英宗皇帝自在藩邸，久已習聞蘇軾的文名，是時，便欲循唐朝的先例，特命召人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以為不可，對曰：

「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說：「且與修注，如何？」

琦對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

英宗說：「未知其能否，則試之，如軾，有不能耶？」

韓琦仍然堅持蘇軾年少資淺，未經試用，不可驟與侍從之職，最後決定依照一般通例，召試學士院，且與館職。

殿陛間這番討論的言語，不免外傳，歐陽修還怕執政官中有與韓琦不睦者（暗指曾公亮），藉此挑撥是非，所以特地向蘇軾解說，蘇軾道：「韓公所以於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08

對於韓琦此舉，倒是後來的史論家有很多批評，以為韓琦號為名相，但面對傑出異能的人才，仍計尋常尺寸，不能破格擢用，認為他太官僚化了。

二月，召試學士院。試兩篇論文，題一為「孔子從先進論」，一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軾復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選，於治平三年（一○六六）二月乙酉，得以殿中丞直史館。

宋設三館；集賢院、史館與昭文館，掌管校讎典籍，管理圖書等事。館職首重文才，故試論文，一經入選，便為名流，其職位高者為修撰，次為直館，再次為校理，卑者曰校勘、檢討等。蘇軾作〈夜值祕閣呈王敏甫〉詩，一時也頗有些許富貴氣象：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瓦弄寒暉鴛臥月，樓生晴靄鳳盤雲。

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閒心對此君（藏書），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漫移文。

蘇軾既已回京供職，老父得人隨侍，閒居南園已歷三年的蘇轍便開始活動，三月得為大名府推官。

但至五月二十八日，蘇軾忽又遭逢喪妻之痛。王弗夫人時僅二十七歲，只有一個兒子，還不滿七歲。他倆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這個十年裡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殘破，離合無常的艱難時期。她在家侍奉翁姑，勤儉謹肅，聲聞戚黨，到隨夫遊宦鳳翔，深知她的丈夫缺乏社會經驗，生性又大而化之，她就專心注意他在外面的每日行事，細心觀察來與丈夫交往的朋友，以她精明的頭腦，幫他辨析人情事理，及時諫諍，避免上當。

王弗夫人的謹言慎行，正是蘇軾所最缺乏的修養，她的精明幹練，使蘇軾對她發生很多依賴，隱然做了丈夫的護身神，而今一旦喪逝，怎不令他痛慟。

父親也囑咐兒子道：「媳婦從你於艱難，將來，你必須要將她葬在其姑之側。」這在當時的家族觀念裡，是一種崇尚與敬愛的表徵，所以軾作〈亡妻王氏墓誌銘〉說：「君得從先夫人於九泉，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歿，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蘇軾對王弗夫人的敬愛，也永遠不衰。後十年，熙寧八年（一○七五）的正月二十日，他在密州夢見夫人，猶是悽切難遣，作〈江城子〉詞：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六月初六，殯王夫人於京城之西，後來運柩回籍，葬於翁姑塋墓之西北八步。

這些年來，蘇氏的家運，實在不好，死亡相繼，骨肉凋零，蘇洵〈極樂院六菩薩記〉說：「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蘇澹），又一年而長子（景先）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於丁亥之歲，先君（祖父序）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嫁程之才之八娘），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越四年，軾、轍兄弟又丁程太夫人之憂，所謂「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這也是促使老蘇誓去遠遊四方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曾不幾年，喪母之後，蘇軾又悼妻亡，距妻亡十一個月，治平三年（一○六六）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歲。

蘇洵所編禮書，甫經脫稿，由歐陽修領銜，與禮官李柬之、宋敏求、陳繹、李育、姚闢、蘇淘等聯名奏上，尚未得報；而私撰易傳，亦未完稿，臨終前，蘇洵遺囑兩件大事：「未完成的易傳，希望他們兩兄弟續寫成書；兄澹（希白）過世得早，子孫未立，要他們照顧，妹嫁杜氏，死而未葬，要軾負責葬事。」蘇軾涕泣受命。後於熙寧元年遵遺命為這個杜氏姑母塋葬於眉山，又當他官可蔭補親族時，奏請蔭補大伯父（蘇澹）的曾孫蘇彭，都決定於這個時候。

蘇洵逝世事，奏聞於朝，英宗詔賜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蘇軾辭賜銀絹，為父求賜官爵，六月九日誥贈光祿寺丞，同時特飭有司備具船隻，載送靈柩歸蜀。

韓琦、歐陽修各致厚賻，均辭不受。

據歐陽修所撰墓志，蘇洵的著述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又易傳未成。另見於其他著錄者則有《洪範圖論》、《白祐諡錄（藝文志）》及《批點孟子》二卷。

六月，兄弟扶護父親的靈櫬和王弗夫人柩，一舟兩棺，自汴入淮，泝江而上。

至江陵，初識他夙所敬佩、風骨磷磷的劉摯，其時他為江陵府的觀察推官，在途中又與史館的同事李師中相遇，其時師中方欲出守鳳翔，赴任中山。

兄弟護喪還鄉，遵禮在家守制，治平四年八月，合葬父母於武陽（彭山）縣安鎮（蟇頤）山之老翁泉；同時葬王弗夫人於其側，蘇軾希望將來與亡妻「死能同穴」，所以「唯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祭亡妻文〉）

家居無事，蘇軾在整理舊書中，發現父親疏寫數紙祖父（蘇序）的事蹟，似乎是想要寫篇行狀而並未完稿的殘篇，於是決定代他父親了此心願，撰〈蘇廷評行狀〉。然後又將這篇行狀抄錄副本，寫了信托人攜交曾鞏，求撰墓碣書。《曾南豐集》有〈職方員外蘇君墓志〉，即是軾所求文。

居喪期中，聽了許多道家的神祕故事，也看了不少名畫，他的族兄僧惟簡從成都來看他，以蘇轍所得的河朔蘭亭拓本交他帶回寺去刻石，並為作跋。蘇軾在鳳翔所購得的四扇吳道子畫四菩薩真蹟的門板，這次也帶回家來，就代他父親施捨給惟簡的廟中，要惟簡造一大閣，專藏此畫，且繪蘇洵像於其上，以為永念。造這大閣預算需錢百萬，蘇軾認捐二十分之一 09 。

熙寧元年（一○六八）七月除喪。十月，蘇軾續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閏之為繼室。閏之夫人字季璋，青神縣王介（君錫）的幼女，其弟王箴（元直）於蘇軾前次母喪歸鄉時，兩人常同坐在莊門前吃瓜子炒豆者，現在則已長大，時從蘇軾問學。

十二月，軾轍兄弟再度攜同家屬還京，將鄉中祖墳的修護照看，田宅的出納經紀，親戚家的酬酢等事，委託了老鄰居而又總角之交的楊五哥（濟甫），如遇大事，則要堂兄子安做主。

同鄉的父執輩王淮奇（慶源）、蔡褒（子華）、楊宗文（君素）來送行，蔡褒在他紗穀行的老宅中為種荔樹一棵，說待荔樹長大，望能見他回來。

但是蘇軾此去，過了二十二年，他還在杭州任上，不能還鄉，寄蔡子華詩，無限惆悵：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荔子已丹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

五、荊公變法

宋代繼承天下於唐之安史、黃巢之亂，五代十國的軍人割據之後，國家經歷長達六十餘年的分裂和戰爭，民窮財盡，積弱已深，而開國不到二十年，外患又起，初受北方契丹族遼人的入侵，一敗於高梁河，再敗於歧溝，大小八十一戰，宋只勝了太原一仗，太宗兩次親征，被遼兵包圍，僅得身免，而股為箭傷，每年都要發病，自此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的「澶淵之盟」，年輪大宗幣帛，暫得相安。

不料羌夏又崛起於西北，他們以游牧民族強悍的騎兵，環伺邊境，年年入侵，沿邊地方，遭受掃蕩式的洗劫、擄掠和破壞，政府不得不在沿邊設置重兵，又須消耗極大的軍費和補給，後來雖稍平靖，但是宋朝每年均須輸與白銀一百二十五萬餘兩，其他慶節、聘問、賂遺近幸諸費，幾是正額的一倍，似此敲骨及髓的剝削，使原本疲弱的國力，不但沒有生養休復的機會，更是斲傷日甚，幾至衰竭的困境。

何況遼居上游，俯以臨宋，夏與遼結，託以自重，犄角之勢已成，宋朝腹背皆是強敵，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而年輕有為的神宗皇帝，適於是時踐阼。

神宗趙頊，是英宗的長子，母為宣仁太后高氏，生於濮王府邸，嘉祐八年始侍英宗入居慶寧宮，隆準龍顏，儀表英偉，治平元年（一○六四）十二月被立為太子，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神宗在藩邸時，留心國事，已知民窮財困，軍政敝弛的情況，有志於富國強兵，而深患歷來的執政，皆非其人，譬如「濮議」，只是討論如何尊禮他的祖父一事而已，無關國計民生，但是朝臣眾訟紛紜，數年不決，捨大論小，心裡甚不謂然。

神宗好學深思，即位後，更欲奮發有為，心裡隱藏著一段國恨家仇，曾於滕元發（他是范仲淹的外甥）陛見時，因他向以熟諳兵學出名，所以留他長談天下事，語及北遼，神宗說：

太宗自燕京城下兵敗，被北虜窮追不捨，僅得脫身，行在服御的寶器，都為所奪，隨行的宮嬪，皆淪陷虜中，太宗股上中了兩箭，每年都要發病，其崩，也是箭創復發之故。像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我們還要年年捐獻金帛以事之，為人子孫者，應當這樣的嗎？

言下，不禁唏噓哭泣起來 10 。

宋太祖對於唐及五代藩鎮之禍，親身體驗，非常警惕，所以建國之初，竭力裁抑兵權，建立一個文治國家，是其基本政策，文彥博對神宗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就是說明宋代行士大夫政治的特性。

士大夫十九為文章之士，果於有為者少，樂於無事者多，尤其是出身高門華族的子弟，更缺乏淬礪奮發的志氣，而且表面上國家承平百年，大家也就耽於苟安，但求逸樂，因而形成非常保守的政治風氣，民心士氣，也一樣萎靡不振，這是神宗所不滿意的現實，蘇軾也說：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唯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本集：策略第四）

神宗所面對的現實，就是這樣一個墨守陳規、無人樂有作為的朝局。

神宗首先試探幾個老臣。

一日，對文彥博說：「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

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但他並無具體建議。神宗認為國家當前最大的困難，在於欲舉兵而兵不足，欲足兵而餉不濟，所以「政事之先，理財為急」。過了幾日，又試探他說：

「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

神宗的心事，不便直講，恐怕引起敵國注意，只好說「養兵備邊」，文彥博的對答，就更不著邊際。

四月，知汝州富弼入見，神宗與他從容坐語，竟至日昃。帝問以治道，弼知道皇帝銳於有為，對曰：

「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之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

久之，帝又以當前的大事為問，則對曰：

「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關禍福不細。」帝默然良久。

環顧盈庭朝士，幾乎無人可以與言大計，神宗苦悶之中，馬上想起一個夙所聞知，「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來。

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裡，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個館閣之命屢下，輒辭不起的高士，朝廷數欲授以美官，他都辭不應召。嘉祐時，來朝為知制誥，未及大用，又因母喪而出居江寧，韓維和呂公著和他比較接近，非常佩服他的品德和學問，逢人便為稱揚。北宋官場裡面，人人勇於獵官，爭權奪利，視為本等，像安石這樣耿介自重的人，實所罕見，使國之大老如富弼、文彥博、韓琦、司馬光等都視之為「聖人復出」，非常欽重。

神宗在潁邸，韓維為太子記室，講書時，如獲神宗稱許，便說：「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官庶子時，又薦安石自代，因此，神宗對王安石這個名字，印象很深，即位未久，便欲召見其人，而安石不至。神宗問輔臣道：「安石歷先帝朝，屢召不赴，人以為不恭；現在召又不至，果真是病還是有所要求呢？」

其時左相韓琦專權，右相曾公亮很不服氣，他就趁這機會力薦安石，想用他來離間韓琦，遂對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

韓琦求去，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

韓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於是召安石為翰林學士，安石遲遲其行，六七個月後，繞到閤門報到。熙寧元年（一○六八）四月，越次召對。

帝問：「治國以何者為先？」

安石對曰：「擇術為先。」

帝又問：「唐太宗如此？」

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未世學者不能通曉，以為高不可及耳。」

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藐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

接著一日，講席終了，群臣告退，帝獨留安石坐，說：「有話欲與卿從容談論，」接下去說道：「唐太宗必須有魏徵，漢昭烈必須有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但魏徵諸葛，都不是隨時可有的人物。」

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而慮無人助治，是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即有賢者，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

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世，亦不能無四凶。」

「唯能辨四凶而誅之，此所以為堯舜！」

安石退而進〈百年無事札子〉，論曰：「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維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這番話，針對神宗亟欲有為的興奮心理，發生極大的作用，越日，遂再召安石問曰：

「卿條陳眾失，想必已一一有所經劃，試為朕詳言設施之方。」

安石對曰：「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於廷臣。庸人則安習故常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創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效功，早為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粗有所成。」

神宗對於當時的保守政風及那些老成的舊臣，本不滿意，一聽安石變風俗、立法度的新論，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劉備之見孔明，君臣遇合，如魚得水。

自此，神宗專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張變法，也確為時勢之所急需。強敵壓境，外患嚴重，幸無戰爭，但須年付北遼和西夏無窮的需索，割地獻金，了無饜足，而廟堂內外，泄沓成風，人皆安於無事，不樂有為，按照實際，大宋帝國到這時候，早已民窮財盡，國用空虛，軍備政事兩皆窳敗的衰頹局面，再不及時振奮求變，則未來的命運，恐怕就不堪設想的了。

所以王安石倡言變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對他高遠的理想，寄以厚望，也都欽佩他那任勞任怨的政治勇氣與抱負，不幸他自視過高，而個性又非常偏執，滿朝臣士，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目無餘子，而獨行其是，譬如與人論政，難免兩議不合，他就當面罵人：「公輩坐不讀書耳。」有人提出與他相異的意見，他就一概詆之為「流俗之見」。甚至對神宗說：「陛下要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

安石既目盈廷朝士皆為流俗，則這番話不啻是教皇帝與群臣對立。這種絕對排斥他人的態度，使人人對他不滿，如御史中丞呂誨說他「好學而泥古，不通世務」。參知政事趙抃、唐介說他「難當大任」；侍讀孫固認為他「狷狹少容」，沒有宰相的度量。

然而神宗仍欲付以大政，對安石說：「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

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帝問：「卿所設施，以何為先？」

安石說：「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最為方今之所急。」

安石更揭櫫「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人主化俗，而不當化於俗」的大原則，來堅定神宗的信心，神宗也決心付與大政，熙寧二年（一○六九）二月，王安石遂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開始執政，同這個月裡，軾、轍兄弟剛剛回到汴京。

安石在朝，得皇帝的專任於上，獨行其是，大家只好暫時緘默，而整個行政中樞，幾成癱瘓，只有王安石一人，在唱獨腳戲，當時人說中書省裡的人物，有生老病死苦之分，蓋指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

安石執政，神宗首從其議，詔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安石與知樞密院陳旭（升之）共領其事。

宋朝本有三司使之設，包括戶部、鹽鐵與度支三使，掌理全國財賦，而王安石所另設的這個制置三司條例司，其範圍為「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實為一個最高國策的企畫機關。這個議變法、定國策的組織，卻以財金組織的形態而成立，則新法的目的，完全側重財政需要，已經十分明白。宋朝老百姓的稅負甚重，熙寧時全國的歲入，比唐代已經高出二三十倍，生產總額的增加有限，哪裡還有增稅的餘地，如要在此之外設法搜括，其流於聚斂，實為必然的趨勢，而艱斂造成民生的痛苦，也是持重的舊臣群起反對之最大原因。

蘇軾還朝，依例請求註（派）官，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這官告院屬於吏部，掌管官吏和將士的勳封、官告等事務。一般來說，這是一個儲才之地；對蘇軾來說，則是被投閒置散，所謂職務，不過司官方辭章的撰製而已。

蘇轍到京後，聞神宗有「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之語，因以上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官、一曰冗兵，一曰冗費。」疏上，神宗批付中書說：「詳觀疏意，知轍潛心當世之務，頗得其要，鬱於下僚，使無所伸，誠亦可惜。」即日召對延和殿，親任為新設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檢詳官，神宗面命，轍不敢辭。

安石又起用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推薦呂惠卿同為條例司的檢詳文字。

惠卿，福建泉州人，自真州推官秩滿入京，與安石論經義，大蒙賞識，即加延攬。從此事無大小，安石皆倚惠卿為主謀，凡所建請章奏，亦都由惠卿主稿，而蘇轍與他卻常議論不合，時生齟齬。

安石被命執政，御史中丞呂誨首先發難，袖章彈劾。當時司馬光還說他：「眾喜得人，奈何論之。」呂誨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言姦回，喜人佞己，將敗國事。」疏上，神宗不聽，還其章，遂求去，出知鄭州。

熙寧二年（一○六九）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使薛向主其事。均輸本以「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以調節物資，平定物價為主，用意很好，不過此事如由政府來做，不免有官營買賣、與民爭利之嫌，誠如蘇軾所言：「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蘇軾更說，若官吏更從此中貪瀆，則商賈之利未必可得，而整個政治風氣，卻將為之敗壞。（〈上神宗皇帝書〉）

知諫院范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又進所作〈尚書解〉，闡明堯舜禹湯文武的行事。神宗亟於求治，輕易延見小臣，純仁諫曰：「小人之言，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均輸法行於六路，純仁奏曰：「陛下欲修先王輔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輸之法，掊克生靈，斂怨基禍。」疏中攻擊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急就，必為僉佞所乘。」神宗留章不下，純仁只好求去。其後，侍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劾奏安石，皆被遣出。

朝廷從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請，派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分赴各路，視察農田、水利和賦役。蘇轍深知這八位專使分赴各路，必將力求民間餘利，設法聚斂，以迎合上意，民不堪命矣，而眾莫敢言，蘇轍往見本司另一長官陳旭（升之），向他陳說：「從前嘉祐末年，朝廷遣使寬卹諸路，尚不免造事生非，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現在又何以異於曩時。」希望他能加以阻止，而陳旭不敢言。

安石擬變常平廣惠倉法為放貸青苗，與呂惠卿商議定案後，拿出一本小冊來給蘇轍，蘇轍研究後，列舉種種理由，大加反對，安石當時雖說：「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

一個多月後，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來說：「放青苗錢，年可獲息甚鉅。」安石就決定付諸實行。蘇轍上書力爭，觸怒安石，將加以阻撓之罪，幸陳旭解救，才得無事，蘇轍只得求去，上疏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另除一合入差遣。」

皇上問曾公亮該如何安置蘇轍？曾對曰：「可堂除差遣 11 。」帝從之，詔除河南府留守推官。

實施新政的最高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現在已由詭詐善辯的呂惠卿當了家，而一切新法的草擬，安石說個綱要，都由曾布斟酌條目，編為法典，它如辯駁反對派的議論，解析法理以堅定皇帝的信心，也都由曾布主稿，他是新政派的理論家。—— 在呂曾二人的翊贊下，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於短短的兩三年間，相繼興作，令行天下。

王安石新政後面，不能說沒有高遠的理想，如方田、青苗、均輸、市易，原是想要造成一個裁抑兼併、上下富足的社會，如保甲制度。為想造成一個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如興學校、改科舉，為要造成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都是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措施，問題在於操之過急，流弊自生，而「徒法不能以自行」，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於他的性格之「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像推行新法這樣的大事，經緯萬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卻剛愎自用，不惜犧牲本來很好的關係，如歐陽修、富弼是竭力掖進他的前輩，司馬光是同輩中的好友，程顥、蘇轍且都與他共事，他都輕予放棄，而失敗則在於「所用非人」。君子不願與他合作，則小人就乘虛而入，人言安石獨善柔佞逢迎之輩，其實也是事勢使然。史言：安石秉政時期，「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狹少儇辯者取之為有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 12

這說法固然有點偏頗，但是後來事情證明，「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寧變法的失敗，這是最大的癥結。

六、黨爭的發端

熙寧元年（一○六八）十一月，將舉行郊祀，執政以河朔傷旱，國用不足，乞請南郊勿贈金帛。帝召學士會商，司馬光說：

「救災節用，常自貴近始，可聽也。」

王安石則以為：「大臣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不足，是由於未得善於理財的人才之故，徒節用為無益。」

司馬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而已。」

安石答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光憤然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

這次御前會議的爭論，是這兩個時代巨人，觀念對立，第一次發生的直接衝突。

王安石抱有極大的理想，要富國強兵，以救國家貧弱，所以認為區區節用，無濟於事，而司馬光則是實事求是的穩健分子，認為養民乃治國之本，奪民所有，官未必富而民乃先貧，遠不如節用以積餘財，培養本源，徐徐取用。

王安石與司馬光，品德學問，都是當代第一流人物，同負社會重望，但是兩人的學術背景和政治思想，卻又完全不同。荊公是經學家，著作有《三經新義》，他是個高調子的理想主義者，所以誦述堯舜，執持周禮，他所要實施的新法，都從古制中傳承而出，如青苗法自比於周官的泉府，免役法本於周官，保甲之制，起於三代的丘甲，市易法則如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他認為宋代開國百年，至今貧弱已甚，但幸天下無事，正宜及時講求正道，本諸先王之意，變更法度，為富國強兵之計。

而司馬光則是史學家，所以編纂《資治通鑑》，他是個標準的經驗主義者，以為生今之世，時與古異，三代的古制，極不適用於今日，所以他主張有選擇的承襲近代漢唐相治的法制，仍須按照實際利害，逐步改良應用。

溫公認為仁義是治國之本，有為之政，往往背義而言利，利國者未必不病民，他更不信王霸之辨，認為治道「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養民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債而已。」

這兩個政治思想絕對相反的人，同在政府，形成尖銳的對立，宋代實行士大夫政治，而士大夫政治本質上就含有政黨政治的特性，於是王荊公成了革新派的領袖，司馬光做了守舊派的代表人物；如從地緣關係來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知識分子開明進取的精神，而司馬光則代表北方人穩健和保守的傳統。

元祐二年（一○八七年）二月，王安石開始執政，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甚不以為然。一日，光侍講席，講述曹參代蕭何的史事，從而論及變法，安石的左右手呂惠卿起而辯駁，兩人竟在御前爭論起來。司馬光說：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以罷黜，不可使執政侵犯他的職權，今又置三司條例司，是為什麼？」

惠卿語塞，就掉轉頭來對司馬光做人身攻擊，聲色俱厲，紛訾不已。皇上說：

「相與論是非，何必如此。」

既罷講，司馬光氣貌溫粹，而呂惠卿則怒氣沖天，過了許久，還說不出話來。旁觀者道：「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仔，怎生廝合得著。」

當時反對新政的元老舊臣，如張方平、范鎮、富弼、司馬光等，都很器重蘇軾的才華和人品，也都欣賞他的議論，鞭辟入裡，蓋因蘇軾為學，基於傳統的儒學，比較守舊，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為出發點，認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過用以矯治人類後天的澆簿，所以道德與政治必須相輔而行，才成治道之大備，故上皇帝書曰：

國家之所以存亡著，在道德之深淺，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貴。

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簿，雖富且強，不救於短而亡。

他在新政「富國強兵」的目標上，加上了一頂道德風俗的大帽子，這不但是急求有功的王安石所不願聞，也與神宗的願望，南轅而北轍。

新政的重點，在於富國，是要以政治的強制力量來達到充裕府庫的目的，君相之意如此，奉行的官吏就變本加厲，唯利是圖，使青苗法變成強派的「必借之債」，免役法使貧民不免於追逋，保甲法使農民不得安於畎畝，市易法成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不但流為「聚斂」，甚至不惜嚴刑以求利，斲喪國本，為害甚烈，蘇軾道：

夫興利以聚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利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

安石推行新政，為環境所驅迫，因習慣之推移，為欲迅赴事功，不惜用刑賞來推動新政的施行，奉行的官吏，莫不畏刑樂賞，就不擇手段以更重的嚴刑酷罰，來壓迫小民，貫徹法令，安石這樣做法，使他傾於法家的唯法主義而不自知，使原已困窮不堪的生民，家破人亡而不恤。

蘇軾對法家的攻擊，更是激烈，他說：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完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服膺儒學的蘇軾，自少反對法家，在鳳翔作〈石鼓歌〉，初見其端，後作《志林》中有一節，〈商鞅用於秦〉，更說：「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財佐漢，二子所操皆『破國亡宗』之術，後世雖謬加稱道，而自君子視之，二子之名如『蛆蠅糞穢』，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

蘇軾堅決反對新法，針對時事，特別攻擊「聚斂」和「法家」兩端，在當日保守派的議論中，確實具有代表性的作用和地位，而他的語言文字，又那麼憤激得含有非常強大的煽動力量，足以風動四方，元老重臣們或多或少會受他言論的影響，館閣清流間不良輿論之所以形成，新政派也有理由懷疑是蘇軾鼓動起來的。

安石對三蘇的為學，本來存有甚深的偏見，認為蘇氏所學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霸術，正是他所倡導的王道政治之正面敵人，所以一提到蘇氏，總認為他們都是「縱橫策士之流亞」，表示不屑的態度。

當蘇轍辭去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檢詳官時，神宗有意用蘇軾來接替這個位置，以此就商於安石：

「蘇軾如何？觀兄弟倆的學問，頗相類似，可使代轍否？」

安石對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為事。」

神宗問：「如此則正宜配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

「軾兄弟學本流俗，朋比沮事，如朝廷不行先王正道，才合這班流俗朋比者的心意。」

安石的悻悻之情，如聞聲口。

不久，神宗對司馬光說：「諫官難得，卿為朕擇其人。」司馬光退而舉蘇軾、王元規、趙彥若三人。安石立即反對道：「與司馬朝夕切磋者，即此劉攽、蘇軾之徒耳。」

因此，神宗未用司馬之薦。

王安石眼中，蘇軾是個可惡的遊說之士，是反對派領袖司馬光幕後的智囊人物。

七、新政暴風

熙寧二年（一○六九）九月，實施青苗法，引起朝廷內外一片反對的浪潮。

青苗法是用政府糴常平米的本錢，春散秋斂，借興農戶，出息二分，本意在於青黃不接時，救濟農民的困乏。不料付諸執行，官吏竟將此一優良的社會融資政策，變做政府放債取息，增加庫收的工具。二分利息，本已不輕，照韓琦說：「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論遠近，悉令出息四千。」則政府竟自成了盤剝重利的高利貸，難怪范鎮要說：「物議紛紛，皆云：自古來未有天子開課場者。」

宋代老百姓的租稅負擔，已經非常沉重，韓琦論青苗，又說：「今天下田稅已重，又隨畝有農具、牛皮、鹽錢、鞋錢、麵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於春秋起納，官中更加細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諸如此類，不可悉舉，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謂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歐陽修說：「田野之民，安知周公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分利耳，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只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

青苗法不但重利盤剝，實行後，更發生一個最大的流弊，就是「抑配」，即強迫攤配。原來詔令規定青苗錢的貸放是「取民情願」則與之，不許追呼、均配和抑勒。而提舉使務以多散（放）為功，訂立各郡的定額，州郡要達到定額，只能不分貧富，像配給一樣的強迫借與，又使貧富相保，終於弄到貧者還不出錢流散逃亡，富者為之破產。韓琦疏言：「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所以蘇軾說：「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果不抑配，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

從此以後，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每日忙於逮捕積欠官錢的貧戶，官廳裡則日夜鞭打這些窮人，很多人「因欠青苗，至賣田產、鬻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

顧名思義，貸放青苗錢，當然只以農戶為限，但官吏為欲邀功，競爭貸放的實績，城市裡本無青苗，也強迫市人接受放款，事聞於帝，神宗便問安石道：「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茍從其所慾，雖坊郭何害。」

其性情的固執，不惜強辭奪理來衛護己見，實已到了不講道理的程度，如三朝老臣富弼，看到皇帝如此專任安石，自忖無法爭得過他，只好稱疾求退。神宗問他：「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帝問：「王安石如何？」富弼也默不作聲。

張方平極言新法之害，不忍親見這樣的朝局，力求外放，神宗多方挽留，而方平去意甚堅，遂出知陳州。陛辭時，神宗還問：「能復稍留乎？」對曰：「退即行矣。」

方平辟蘇轍為陳州學官，二月，轍亦離京，蘇軾更是孤單，後作〈次韻子由初到陳州見寄〉詩，有曰：

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

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蘇軾是個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對如此的政事，不堪滿懷失望，但也無處訴說，就又常常懷念故鄉的祖宗墳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還鄉之夢。

其時，神宗欲用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光固辭不拜。

神宗將這事就商於安石，安石說：「司馬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事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機也。」

司馬光是反對派的領袖人物，王安石不歡迎他，是當然之事，所以更進一層說：「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

理想主義的人，常常看不起保守人物，認為他連害政的本事都沒有，皆是他身邊那些異論之徒，在掀風作浪，意指蘇軾、劉攽等人。

參知政事趙抃，為反對派遣青苗提舉官，四出擾民，懇求去位，又出知杭州。

熙寧三年（一○七○），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募役法。

保甲法的目的，為解決兵制問題，實施兵農合一的制度，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以戰陣，是即改「募」為「徵」，恢復唐代的府兵舊制而已。

但是宋至仁宗朝時，國家承平已久，勢官富戶，占地無限，土地漸次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大量的遊民，政府將這些遊民，收編為軍隊，資以衣食，才不致擾亂社會，所以宋代的傭兵，國防意義少，救濟意義多。

保甲法則放棄了這許多過剩的勞動力，使到處充斥的遊民，失掉出路，飢寒所迫，必然流為盜賊，河東、陝西、京西一帶，寇賊成群，白晝行劫，則是實施保甲以後，不久就發生的現象。另一方面，徵召有業的農民，訓練為兵，不得盡力田地，妨礙生產，甚至有不能維持生計，棄家逃亡者。更不應該的，保甲需要武器（弓弩），政府也不供給，責成他們自購，百姓買一弓，要花千五百錢，買十支箭，要六七百錢，城裡有人典當了衣物買弓箭的。保甲五日一教，實在也教不出什麼戰陣能力來，後來又改為一月教練三天，則更是有名無實了。

宋代原來採用傭兵制，所以人民須服力役，而徭役的負擔，非常沉重。役別有「衙前」，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負催征與償逋的責任，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奔走，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搯等，各以等第差充。

民戶分九等，上四等須給役，下五等可免，役使頻仍，生貲不給，老百姓為逃避徭役，土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相聚，以免提高戶等，即須差役。

募役法又稱免役，得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代役，合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在熙寧新法中，可以算是最適合社會需要的便民良法，可惜執行的官吏，務求役錢增羨，變成聚斂之具。單丁女戶，原無力役義務，現在則要擔付助役錢，另又在役錢上平添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寬剩錢，說是備以應付水旱之災的需要，實是分外的搜括。

唐改租庸調為兩稅，宋承之，兩稅中既已包括「庸」（免役錢）在內，再徵役錢，不啻庸外增庸。蘇軾道：「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又說：「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欲致君於堯舜的新政，卻「忍不加恤」。至於從役錢再加徵二分的寬剩錢，則更是明目張膽的搜括了。

還有一個最大的漏洞，每人出錢多寡，既隨家貲高下而定，而家貲高下，又隨官吏審定，漫無標準，不但人民巧避失實，而吏緣為奸，或指富為貧，或指貧為富，顛倒混淆，任意敲榨，老百姓真是沒有命了。

神宗胸懷隱痛，亟求富國強兵，以禦外侮，王安石雖然明知變法大事，絕不能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但至一旦負起實際責任來時，他卻不能控制，新制日下，法令孳彰，一法尚未成功，另一法已經頒布，使奉行的官吏都茫然不能省記，老百姓在新政暴風下，只有惶惑或恐懼的份兒，人心浮動，謠言四起。更糟糕的是安石用刑賞來壓迫地方官，促令積極推行新政，地方官怕推行的成績不好，時間落後，自身要遭罪譴，只好不擇手段，加倍壓迫到老百姓身上去，如再加上胥吏的渾水摸魚，從中舞弊，則紛擾苛刻，任何良法美意，都會變成殘民之具。

新政之來，勢如暴風，老臣的反對無用，言官的諍諫不聽，「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們只好紛紛求退，朝中就換了一批新人進來，如趙抃罷，以韓絳為參知政事；呂公弼罷，以馮京為樞密副使；曾公亮罷，馮京升參知政事、以吳充為樞密副使。至熙寧三年十二月，王安石與韓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真相之職。

餘如知審官院孫覺奉派視察實施青苗的情況，說了「民實不願與官相交」的實話，坐奉詔反覆之罪，貶知廣德軍；御史中丕呂公著反對青苗和任用呂惠卿，神宗怒貶知潁州；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為反對安石引薦李定為監察御史里行是破壞法制，坐累格詔命而落職，而天下人壯之，稱之為「熙寧三舍人」。監察御史里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及其他言官薛昌朝、林旦、蔣育等皆因論政觸怒安石，都被罷斥，出為外郡。

熙寧三年（一○七○）三月，呂惠卿知貢舉，蘇軾被命為編排官。從這一年起，天子御試，不用詩賦，專考策問，而應考的舉子則迎合時勢，爭言成法的缺失，有葉祖洽者，邵武人，對策中竟說：「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當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考官宋敏求、蘇軾都欲將此卷黜落，而主考官呂惠卿卻擢為第一。

蘇軾大為氣憤，以為朝廷今年殿試，專考策論，目的本在咨訪治道，而結果則是士登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而葉祖洽尤其荒謬，詆祖宗以媚時君，竟然大魁天下，何以正風化？退而自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題，進呈皇上曰：「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

他以擬作的策論，極言時政。一曰：「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行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二曰：「事有絕不可欺者，茍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數眩之者。」

最後，他提出鄭重的警告：「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行軍蒐卒之令，猝然輕發，又甚於前日，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

蘇軾向神宗宜言，目今正是一個危險而黑暗的時代，形容當前的情況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境，他說：「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

疏上，神宗仍是取這狀文給王安石看。安石說：「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意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 13

蘇軾亦自知位微言輕，不足挽救危機，再去求見宰相曾公亮，希望他能挺身出來，救國救民，殊不知安石請置條例司，更張政事，曾公亮初曾大力支持，現在雖已悔恨，也不能說話了，所以御史們每到中書論事，他都俯首無言，蘇軾對他滿腔熱望，只得到公亮一句話：「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14

在這一片新政排斥的浪潮中，館閣同人中有很多朋友，被放外任。舊例，同舍在餞行席上，通行分韻賦詩為別，蘇軾滿腹牢騷，無法克制，就不免在那些詩上，發洩他的苦悶。

錢藻，字醇老，杭州錢武肅王的後裔，為人清謹寡過，治事簡靜，人稱長者，以祕閣校理出守婺州（洵江東陽）。蘇軾很羨慕他得遂所願，避開這變亂囂雜的都城，一方面又可惜這麼一個品學兼優的人，不在天子左右而遠去地方；青苗法行，做州長官的恐怕免不掉要日以敲扑鞭苔老百姓為專職的了。詩曰：

……子行得所願，愴悢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搒，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

劉攽，字貢父，與蘇軾往來密切，非常交好，時為館閣校勘。他與安石，本是舊友，而性好諧謔，居常要開安石玩笑，安石對他早已心有芥蒂。

安石當政，驟行新法，貢父反對青苗，貽書勸止，書中說：「介甫為政，不能使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者。」他又說：歷史上皇甫鎛、裴延齡之聚斂，商鞅、張湯的變法，沒有一個人是有好下場的。安石大怒，斥為泰州（即今江蘇泰縣）通判。蘇軾作詩送行，便勸他少說話，多飲酒：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誇舌在齒牙牢，是中唯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

這首詩，顯然是對言論獲譴，提出抗議，當時即被眾所傳誦，蘇軾後與劉攽在揚州重遇，作詩曰：「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眾。」殊不知凡此均是禍根。

早幾年，有件司法案子，發生爭議。登州太守許遵上州獄，以該州婦人阿云傷夫一案，照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判處，請從減論。安石時為翰林學士；帝命與司馬光合議。安石主以許遵為是，司馬光則持異議，認為妻子傷夫，悸逆倫常，不可輕減。當時的宰相富弼、曾公亮都同意司馬光的看法，而審刑院大理寺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從法的立場，也認為許遵的原判不當，參政唐介與王安石數於帝前爭論，相持不下。

至安石參政，催促結案，於是呂公著、韓維等就遵照安石的意思定讞，而大理官齊、王、蔡等，都因該案被貶外放，蔡冠卿知饒州。

在當時盛行威脅利誘的政風之下，剛強有骨力的士大夫，已經罕見，蘇軾推重蔡冠卿的風骨，則曰：

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卻理鄱陽柂（饒州，郡治鄱陽）。

歐陽修門下的大弟子曾鞏（子固），也被出為越州通判了，蘇軾在此餞行席上，細數師門人物，不禁感慨叢生。王安石向任外官，並無籍籍之名，因曾鞏的介紹，始遊歐陽之門，藉歐陽的大力揄揚，遂致通顯，以至今日的紛紜變局。又念歐陽老師平生求才若渴，所以，他門下，賢與不肖，難免混雜，如蔣之奇竟然誣告老師帷薄不修，使他精神上遭受莫大的打擊，求為外郡，身體很壞，憔悴不堪，而現在新政中大紅特紫的呂惠卿，也是歐陽修於嘉祐二年安石為知常州時，推薦給他，與之為友的。

蘇軾將這林林總總的感慨，寫入〈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詩中，一曰：「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又曰：「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最後對子固申其同情之意，就說現在當道者，胸襟褊狹，苦無容人之量，而好為大言，故曰：「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蘇軾在京師的朋友，雖然很多，但真正氣味相投合的，只有文同一人。

始於鳳翔任內，訂交岐山，相處的時間甚短，但幸此時，文同被調到京師來做集賢校理，兩人同在館閣，休沐之日，幾乎無不相聚一處。

蘇軾不隨便稱讚別人的詩，但對歐陽修誦讀文同佳句：「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歐陽笑道：「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

蓋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15

文同是畫竹名家，他教蘇軾畫竹，同遊淨因院，兩人合為這座廟宇裡新粉的牆壁，畫上叢竹枯木，蘇軾又徇住持道臻之請，為作〈淨因院畫記〉。與劉攽共看文同作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談詩論畫，十分相得。雖然文同為人，與蘇軾完全不同，他非常沉靜厚重，不攖世故，那時候，京中議論紛紜，文同從不參與一言，在京不到一年，為議宗室襲封事，堅持要照典禮行事，被奪一官（降一級），他就乘此請還鄉郡，出守西蜀的陵州。蘇軾送行詩說：「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將奪官大事，比作早晨梳頭，掉落頭髮一樣，不值得計較，非文同的高操，不足以當此語，也只有蘇軾豁達的胸襟，才能道出這樣的奇句。

文同去矣，熱情奔放的蘇軾，卻一直懷念著文同的靜厚，〈題趙屼屏風與可竹〉云：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

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子所以見竹而嘆也。

八、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一○七一）正月，神宗欲用張琬直舍人院，樞密副使馮京舉薦劉攽、曾鞏、蘇軾三人，同備採擇，上不答。

王安石主張改科舉，興學校。

經學家的安石，以為國家設科取士，應以經世之學為主，詩賦無裨實用。他說今之取士，「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然而不肖者茍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岩野，蓋十八九矣。」故欲更改貢舉法，並且罷廢明經等科。進士科免試詩賦，專考經義論策，以通經有文采者為合格。群經中廢春秋與儀禮，又設新科曰「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等，以待不能應試進士的士子。

神宗並不反對經學，但對此議不能無疑，乃詔下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官、御史、三司、三館雜議。

蘇軾以為「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假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賞之政，則變更貢舉，徒滋紛亂而已，上〈議學校貢舉狀〉。

關於立學，蘇軾以為自昔慶曆年間，朝廷固已詔令各州縣立學，而至今唯有空名僅存，如今何必變更，徒費民力，「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

蘇軾認為取士的準則，最重要的只是德行與文章兩項，「德行」不是試場考得出來的，「欲興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如從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為偽而已。

就文章來說，確是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但從政事來說，則詩賦、策論，兩皆無用。然自祖宗以來，其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是，而且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欲廢之。」再說，經傳子史，即使真的讀通，也無益於從政，何能寄望於粗識大義之人。他說：「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鶩，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

奏上，神宗悟曰：「吾於此議，本亦有疑，讀了蘇軾這番議論，意為釋然了。」即日召見。

帝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即使是朕個人的過失，都可坦白指陳。」

蘇軾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神宗聽了，不禁為之悚然。

蘇軾所對，與他所上議狀中言對照來看，更加明白：「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蓋他認為變革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急求有功，揠苗助長。

蘇軾的理論是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變更，都須因應時勢的需要而逐漸推行的，社會的生活和風俗因時變化於先，法律制度跟著革新於後，假如以為法令代表政治權力，六七少年關門製作出來白紙黑字的公文，竟是一帖萬應靈丹，足以一筆抹殺宋代百年的積弊，足以強迫改變社會的風俗，這是過分的迷信。人類均有惰性，未必能於旦夕之間信任新制之利，甚或發生疑懼，則就產生頑強的阻力，而至於完全的失敗。

神宗求治太急，所以才聽言太廣，范純仁也勸諫過不要隨便延見小臣，至安石陷於孤立，而事又急須人為時，就引用急功近利之徒，而進人太銳，使整個政治的人事結構，一兩年間，面目全非，不但法令孳彰，朝局動盪，且使一向安靜的經濟社會，為之騷擾和紊亂。

蘇軾慷慨陳辭使神宗為之悚然動容，稍停，溫諭曰：「卿三言， 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

蘇軾退朝後，興奮不已，遂將這次召見經過，為朋友同事說了，事聞於安石，安石不悅。

據說，神宗於召見蘇軾後，有意欲用為修起居注，此職是接近皇帝身邊的侍從近臣，怎能讓反對派的蘇軾去做，事為安石所格，因而有「權開封府推官」之命。

關於貢舉取士的方法，神宗再與安石商量時，安石對曰：

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

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及，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

安石此論，謂人才須從教育扎根，從經義策論甄拔器識之士，原是正論，但他忽略了通明經義，不能期望於急求功名的舉子，而經義有無實用價值，更是可疑；歷史教育，卻是直接的經驗教育，具有實用價值，詩賦之作，看似無用，但從熟讀經史而出，安石的主張，所懸目標太高，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此事亦然。

神宗是非常講究文辭，重視史學的，本意並不以安石的主張為然，朱弁曰：

朱行中與東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為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

坡曰：余見章子厚（惇）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16

由是可見，神宗當看了蘇軾的〈議學校貢舉狀〉時，所說「意為釋然」的話，並非空言，只因安石一再堅持己意，帝才曲從其請。

於是，於熙寧四年，詔罷詩賦，罷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同時分置學官，教育州縣子弟，次第付諸實施。

其次，是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用自所訓釋的《三經新義》來取士，史言：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

王氏的《三經新義》，本自有學術上的價值，但不該頒之學官，使科舉變成一種統制思想的工具。宋代士風，揣摹已成習慣，考官既不敢不以《三經新義》的解釋作衡文的唯一標準，則天下的舉子，別的書都不必看，專誦王氏章句，博取功名，但又並不了解其義，正如從前考明經科的學究，死背注疏一樣，根本談不上開明器識，培養人才。舉子既以《三經新義》為獵取功名的利器，就不再讀史，對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之跡，漫無知識。元豐初年，舉人試卷中竟然有：「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這樣荒謬的程文，聞者以為笑 17 。而安石暮年，也自覺悟其失敗，嘆道：「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 18

安石又有《字說》二十四卷之作，笑話更多。

《字說》成書於元豐年間，但他構思歷有多年，自言「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安石解釋字的形意，概照自己的意思，穿鑿附會，強為解人，殊不知中國的字體，經歷篆隸等等多少時代的變易，但憑東漢以後所存，以偏傍類次的字形，望形生意，從而取解，就不免笑話百出了。一說：

王荊公在江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頤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索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奔）麤（粗）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荊公無以答，迄不為變 19 。

而好諧謔的劉攽則更當面戲弄王安石道：「三鹿為麤，鹿不如牛，三牛為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為麤，三鹿為犇，若難於遽改，欲令權發遣。」—— 權發遣者，宋時公文用語，小官驟得高缺，資歷淺不能正式任命者，皆號「權發遣」，故並謔之 20 。

據傳：「安石曾問蘇軾鳩何以從九？」軾開他玩笑道：「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

安石說：「波者，水之皮。」蘇軾聽了，笑道：「滑者，水之骨。」 21

又一則說：「荊公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安石說：『以西在方域主殺伐。』按著說了一大篇理由。其時另一人說：『霸從雨，不從西也。』安石又隨口答道：『為時雨之化耳。』」—— 其無定論而好強辯也如此。

所以，《東坡志林》有一則記安石想頭太多，有好穿鑿的毛病，曰：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原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己也。原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庚辰（哲宗元符三年，軾在海南）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並原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蘇軾之被任為開封府推官，據說是有人忌他以小官橫議國是，欺他缺乏行政經驗，故意坑他。這話不是沒有因由，宋人矜重館職，任館職者，為國家所儲養的英才，為未來公卿賢相的後備人選，慣例是「優予廩祿，不責以吏事。」蘇軾本官「直史館」，且是館職中的高等，而現在卻將繁雜無比的首都地方行政事務，套在他的頭上，欲以困之，事實顯然。

雖然，蘇軾並不在乎這些，欣然就任，但是此一出處，決定蘇軾終神宗之世，流轉在地方官的命運裡，不能出頭。至於能力，他自有足夠的聰明，辦事迅捷，決斷精明，在任聲名很好。

熙寧四年（一○七一）正月，宮中派出中使到開封府來傳諭，要買浙江製作的元宵花燈四千餘盞。主辦單位調查了市價報上去後，續有詔令「減價收購」，於是開封府就將市上浙燈，全部「拘收」，禁止私買。

蘇軾忍不住不說話，上〈諫買浙燈狀〉：

……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

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

他希望朝廷收回前命。目前外面有很多謠言，士人間傳說科場要改期，商人說京城將榷酒，吏憂減俸，兵憂減廩，朝廷並無其事而謠諑繁興，可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外。」所以要請皇上凡遇遊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的開支，應飭有司務從儉約。

此狀奏上，神宗從善如流，立即詔罷購買浙燈的前命。

蘇軾既蒙皇帝殿前溫諭，又聞買燈停罷，驚喜過望，北向闕廷，感動得不覺流下淚來。

「為朕深思治亂。」這句琅琅玉音，整日盤旋在胸臆間，不能一時或釋。自從服滿還朝，適逢王安石推行新政，這短短的兩年間，政局擾攘，人事劇變，不僅朝局如今面目全非，而雷厲風行的新政，又盡是峻刻的剝削和聚斂，誰都可以預見生民即將遭逢空前的苦難，倘如老百姓的生存權利受到威脅，則後果就不堪設想，西蜀王小波、李順叛亂的陰影，時時從塵封的記憶中襲上心頭，作為一個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怎能不挺身而起，為民請命。

他並非不知道王安石得君之專，以及新政派壟斷一切的作風，多少元老重臣，都被迫得相率走避，宋自立國以來，言官向被尊重的傳統，也不惜因此破壞，今已臺諫一空，蘇軾，他只是一個區區八品閒官，怎能拂逆巨龍的鱗甲，倘如不自量力，他將付出何等重大的代價，也是誰都明白的後果。

然而，老百姓自己沒有講話的機會，英明的神宗，求治之心過分激切，不暇冷靜思考，九重之內，聽不到千家萬戶的號哭，也看不到老百姓咬牙切齒的冤苦，蘇軾則來自田間，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連，痛癢關切，有一種單純而強烈的感情，對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抱持著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來，「為民請命」。

蘇軾內無畏怖，外無所求，皇帝既許建言，他也不能漠視同胞們悲慘的命運，不替天下哀苦無告的老百姓，說出他們的艱難和困窮，假使因此必須要他肝腦塗地，則東漢范滂的影子在他前面，他也有這份道德勇氣承受一切，做一個偉大的悲劇英雄，毫不顧慮個人的禍福。

於是，熙寧四年（一○七一）二月，蘇軾撰進長達三千四百餘字的〈上神宗皇帝書〉。略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別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以此。

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仁祖持法至寬，德澤在人，風俗和羲，故升遐之日，天下歸化。今則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許以風聞，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將以折奸臣之萌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使臺諫盡為執政私人，以至人主孤立，紀網一廢，何事不生，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網者此也。

三月，朝廷詔令各路監司實地考察「青苗抑配」情形，又將選擇三路試辦。蘇軾續有〈再上神宗書〉，他將立條例司、遺青苗使、斂則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的情況，譬喻為醫生用人的性命來試驗毒藥，斷言道：「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他說：

自古以來，國家存亡寄託在四種人的身上：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這四種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

一、青苗助役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商賈不行。

二、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而軍始怨。

三、內則不取謀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解體。

四、今用事者欲消進士，繼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而士始失望。

蘇軾毅然直指諂諛之人，但求逢迎，不怕欺罔，所以凡是說軍心樂於合併，百姓樂於青苗者，都是讒言，皆不可信。最後，他竟直指神宗「臣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從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所以憤懣而太息也」。這樣的話，在那個時代，殺頭尚有餘辜，蘇軾之奮不顧身，固然可驚，而神宗的寬容，尤不可及。

最後他以漢代末年賈充留朝而成晉氏之亂的史事，申言小人之黨難去，諷勸神宗勇快。—— 後來事實證明蘇軾的預見，終神宗之世，盡是呂惠卿、韓維、曾布、蔡確之流，把持政柄而不能去，即使王安石亦被排擠。

蘇軾此一諫稿真跡，經宋室南渡的戰亂，仍為馮氏三代所珍藏，《陸放翁題跋．跋東坡諫疏章》云：

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荊公見之，其有不撫膺太息者乎！……

早在蘇軾甫登進士第時，歐陽修介紹他的門人晁端彥（美叔）到興國浴室來訪，由是定交，往來甚熟。這期間，端彥即常勸他言語謹慎，蘇軾卻說：「我性不忍事，心裡有話，如食中有蠅，非吐不可。」

還有一次，又談到這個問題，蘇軾說：「某被昭陵（英宗）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皇上（神宗）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

蘇軾停頓一下，等待端彥的反應，而端彥默不作聲，蘇軾浩嘆久之，續曰：「朝廷若果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件事，殺了我後，好了你。」

兩人相與大笑而起 22 。

蘇軾兩上皇帝書，極論時事，即使日常與人聊天，也常譏誚時事時人，文同極不以為然，替他擔憂，每每苦口勸戒，而蘇軾不能聽從，到被出為杭州通判時，文同作送行詩，還鄭重叮嚀：

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 23 。

九、遭誣

神宗是個開明的英主，歡喜聽多方面的意見，所以安石常將外來的地方官，引見皇帝，用以證見新政的成功，堅定皇帝的信心。范純仁諫勿聽信小臣之言，蘇軾有聽言太廣之諍，都是針對這個情形而發。在安石這方面，當時反對新政的人太多，很耽憂這年輕的皇帝，會被眾口動搖，所以竭力勸說神宗，為人主者必須「獨斷」。有一個獨斷的君主於上，必然連帶產生「專任」的大臣於下，這是王安石鞏固新政及其領導地位的一策。

開放言論，眾謀國是，在蘇軾看來，是比什麼問題都重要的先決條件，他要揭破安石「獨斷」論的企圖，限於位卑職小，沒有辦法進言。適逢開封府考試舉人，蘇軾被派為考官，就藉發策來鼓勵正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公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看到了，認是諷刺他，非常憤怒。

初，言官群起反對新政，數月之間，臺諫一空。一日，安石獨對，向神宗進言曰：「陛下知今日所以議論紛紜之故何在？」

帝曰：「此由朕置臺諫，皆非其人。」

安石說：「陛下御群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但恐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

於是安石薦淮南轉運使謝景溫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溫不能得官於中朝，以妹嫁與安石之弟安禮，結為姻親，安石援以為助。

神宗又詔近臣舉薦諫官，翰林學士范鎮應詔奏舉蘇軾，可當其任。景溫深恐蘇軾這個勁敵，一旦當上諫官，必攻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發制人，奏劾蘇軾前於英宗治平三年丁父憂，扶喪歸蜀時，沿途妄冒差借兵卒，並於所乘舟中，販運私鹽、蘇木和瓷器。這件劾案，詔下江准發運湖北運使逮捕當時的篙工水師，嚴切查問，又分文六路，按問水行陸行所歷州縣，令向蘇軾曾經差借的兵夫柁工偵訊，又查知時任天章閣待制的李師中，其時，曾與蘇軾遇於中途，就要他出來作供偽證，故意將這案子，鬧得雷厲風行。

師中，字誠之，治平中自廣南還京，他曾在史館與蘇軾共事，蘇軾扶喪返蜀，師中出守鳳翔，道出江陵，曾相邂逅。師中是個光明磊落的氣節之士，豈肯為人作偽證。而各地方查問的結果，販貨的事根本子虛烏有，而所謂冒借兵卒一節，只是有幾個眉州派出來迎接新太守的兵伕，因便送軾至京而已，並無冒差事實，窮治年餘，毫無所得。

當景溫劾蘇案付查之初，聲勢嚴厲，似有將興大獄的模樣，范鎮上疏為蘇軾辯誣，他說：「蘇軾於治平中喪父，韓琦贈銀三百兩，歐陽修贈二百兩，軾皆辭謝不受，而現在言官劾他舟中夾帶私鹽販賣，能得多少，豈有不受贈銀而冒險私販，博取蠅頭小利之理」 24 。

其時，司馬光為乞外放，入對垂拱殿，神宗問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

這句問話的背後，顯然有安石所說的蘇軾在幕後操縱司馬，反對新政的此一猜疑在內。司馬光就趁勢對曰：

「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肆被抵毀，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茍全素行。」

帝曰：「青苗有顯效。」

光對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耳。」

神宗說：「蘇軾非佳士，鮮于侁在遠，軾以奏稿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

光凜然對曰：「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賜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臣，何獨惡於軾也。」

神宗果然「獨斷」不悟，「專任」安石如故。熙寧四年九月，司馬光罷知永興軍。

是年，詔開賢良方正制科，范鎮舉薦臺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文仲策言九千餘字，力論新法不當，宋敏求定為異等，安石大怒，持請神宗御批，令以原官回任，范鎮不服，疏爭：「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疏上不報。

於是范鎮以「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求致仕。略曰：

……臣論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

續復極言青苗之害，指責王安石以個人的喜怒定國家的刑責，結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執著這份疏狀，氣得手都發抖，就親自草制，詆斥范鎮，命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典，一概削去。范鎮謝表說：

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是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

這話，完全針對王安石而發，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范鎮的致仕，說：「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范鎮愀然不樂道：「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25

范鎮自此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有人勸他稱病，杜門謝客，以防政治迫害，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乎！」

司馬光在永興軍，隨又乞判西京留臺，屢請不報，最後一疏曰：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絕不如范鎮。……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

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神宗一再挽留，而司馬去志已堅，最後只好從其所請，既至洛陽，他就從此絕口不談時事，邀約一批史學者如劉恕、范祖禹等著手編撰歷史鉅著《資治通鑑》。

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的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年時受學於王安石，熙寧二年由孫覺推薦，以秀州軍事判官召來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老百姓對青苗法以為如何？」定曰：「人民稱便，皆大歡喜。」常說：「舉朝方共爭此事，君莫作此言。」李定往見安石，告知此事，並說：「定但知據實說話，不知京師乃不許說。」

安石聞言大喜，將他引見神宗。帝不次拔擢，命以定知諫院，宰相說：「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權監察御史里行，陳襄奏彈不得，宋敏求以其資格不合，封還詞頭，翌日自行辭職，依次輪值李大臨、蘇頌、相繼封還，拒不撰告，如此更奏更下，一直換到第七個人，才得通過，而宋、李、蘇三人，坐「累格詔命」的罪名，同時落職，劉安世《元城語錄》說：「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公論之不為屈如是，齊太史崔抒弒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何異。」

御史陳薦繼起奏劾李定前為涇縣主簿時，聞母仇氏死，匿不服喪，詔下淮浙轉運使問狀，還奏：「李定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信：「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蓋其生母早為其父所出而改嫁。

宰相曾公亮請飭追服，安石力主不必，且罷陳薦的御史職，改官李定為崇政殿說書，而御史林旦、薛昌期、范育復言：「李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並且辭侵安石。李定不能自安，求解職，乃以為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 26 。

李定不服出母之喪，到底不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而全臺總攻，滿朝訿議者，不過是借李定以反對王安石而已。

恰巧同這時候，長安大尹錢明逸奏報：有個從前做過知廣德軍的朱壽昌，揚州天長人，生七歲，其父朱巽為長安太守時，出其所生母劉氏另嫁，母子不相聞問者五十年，壽昌宦遊四方，多方尋母不得，熙寧三年，與家人訣別，棄官入秦，斷葷茹素，刺血寫經，沿途散布，祈有遇合，行次同州，果獲重逢，其時劉氏已經七十多歲了。 27

神宗以為至孝，召壽昌赴闕，時適群攻李定不服母喪的熱潮中，安石甚忌壽昌，但付審官院，使授河中府通判，希望他趕快走而已。

這更激起士大夫間的倫常正義之感，紛紛作詩褒揚朱壽昌的孝行，居然彙印成書。蘇軾後亦作賀壽昌得母詩，曰：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

這首詩裡，通篇稱揚朱壽昌的孝行，其中只有「此事今無古或聞」及「西河郡守誰復譏」兩句 28 ，被人附會為譏刺安石袒護不孝之人，因此結怨李定，導生後來的詩獄，其實非是，那是黨爭之禍，並非私怨。

謝景溫劾奏蘇軾一案，也是當時政爭中的一件大事。其中，御史風聞言事，可以不負責任，而橫遭誣陷的蘇軾，則無反證足以自明，只好靜待偵查，待到查無實據，他就乞請外調。

神宗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認為不可，擬令通判潁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

蘇軾自簽判鳳翔至今，已經十年，屢經「磨勘」遷官，現為監官告院兼尚書祠部，位僅次於侍郎，已足夠知州的資格了，何況他又望重士林，名滿天下，但是中書硬要壓抑，神宗也只好指個東南第一大都會的美缺給他。

宋為防止地方割據，以文人出守列郡，自下湖南，復置通判，由中朝直接選派京朝官擔任此職，一切公事須經通判連署，才能生效，目的在以通判牽制知州，削弱地方首長的權力，以免尾大不掉。

這個制度，卻產生另一流弊，即知州與通判經常發生摩擦，如歐陽修《歸田錄》言：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史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

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這一兩年來，朝中耆老和反對新法的朋友，一個一個的離京遠去，失意京華的蘇軾覺得送行者比遠行人還要難堪，他對錢藻說：「子行得所願，愴悢居者情。」送呂希道知和州說：「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胸腸……我生本是便江海，忍恥未去猶徬徨。」環顧四周，越來越覺得孤獨難耐。

「交朋翩翩去略盡，唯吾與子猶徬徨。」館閣同事祕書丞劉恕（道原），是最後一個僅留的朋友，忽然聽得他已向朝廷乞准回鄉省親，行有期矣，蘇軾心裡，更是難過。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家居廬山之下，為當代第一流的史學家，上下數千年間的史事，可坐而問，娓娓而談，如數家珍。恕與安石有舊，安石執政，有意邀請劉恕到三司條例司去幫忙，恕說：「天子付公大政，正宜恢弘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為先。」說他自己不懂經濟事務，一口回絕了。

當時王安石權傾天下，誰也不敢在他面前這樣說話。道原不但說了，後又條陳新政之不合眾心者，貽書勸請復舊，在稠人廣座中，即使當著安石門生的面前，也毫不為他忌諱，痛論時政得失，甚至覿面指謫安石的錯誤，氣得安石臉都發青。—— 後來他們就斷絕了往來。

劉恕將行，蘇軾作〈送劉道原歸覲南康〉詩，因為劉是史學家，遂牽連想起一輩歷史人物，借來發洩心裡的悲憤。如言：「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是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以孔融、汲黯比劉恕，以曹操、張湯比安石，而十分稱賞道原那種知識分子所僅有的勁氣，徒手搏虎的勇敢。

道原曾說那班得意忘形的新政人物，恰如喝醉了酒的狂人在手舞足蹈，不過引人發笑而已，故詩曰：「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藉又屢舞，傍人大笑供千場。」

十、惘惘出都

蘇軾幸已逃過謝景溫誣告這一關，出為杭州通判，離京在即，回首從政以來，忽已十年，當初一心以為參加了匡時濟世的大事業，不料自少至長，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竟如兒戲一般荒謬，幻滅的悲哀，令他惘然若失。

人生真有命運這樣東西，擋在前面，引領人懵懂前行嗎？儘管有人不肯承認它，以為人自有力主宰一切，不幸有更多的經驗事實，使人們不得不承認：人，實在很脆弱，常被命運所捉弄。

蘇軾未第制科以前，聲名先已上達九重，初次詣闕陛見，英宗皇帝即欲破格擢用為知制誥那樣的御前重職，宰相韓琦提到「館職必先試而後用」的規例，英宗還說：「不知能與不能，才要考試，如軾者，有所不能耶！」君主的信任到達如此深切的地步，不能不說是罕見的異數，然而，誰能想到英宗會那麼短命，還來不及用他就已崩殂。

神宗是個對文字很挑剔的君主，他先已歡喜蘇軾的文章，初次召見，聽了他那明快的議論，認為足以破疑解惑，即欲拔置左右，委為修注官，無奈格於王安石的反對，以後又屢在御前謗毀他不是個純正的學者，終以謝景溫的誣告，逼得蘇軾只好自請外放。

士人從仕，使得人主的知遇，該是多不容易的造化，而蘇軾是既得其「知」，而無其「遇」。

熙寧四年（一○七一）七月，蘇軾挈帶一家大小—— 繼室閏之夫人、髮妻所生現已十三歲了的長子蘇邁，去年新生的次子迨等，乘舟出都。先到陳州去謁候張方平，與在陳州做學官的弟轍晤聚。

船中無事，作了八首小詩，其中有一首說：

鳥樂忘罝罦，魚樂忘鉤餌，何不擇所安，滔滔天下是。

剛從政治網羅裡脫逃出來的蘇軾，一出都城，便覺天地遼闊，心想另求一個安身之地，應該不難，實在覺得沒有違心背性，非要做官不可的道理。

陳州城北有個柳湖，是當地的一大名勝。湖邊古柳萬株，樹皆合抱，南山老松，蛟龍蟠屈，蘇轍曾有「柳湖感物」之作。

轍詩鄙薄柳花的浮浪而愛松性的堅實，這見解很合乎他的個性。但是老兄以為不然，和詩說：「子今憔悴眾所棄，驅馬獨出無往還，唯有柳湖萬株柳，清蔭與子供朝昏。」這樣的好友，為何要「譏評」它，何況宇宙萬物，四時各有盛衰，南山孤松如壓在雪底，即使「抱凍不死」，人家看不到，它也無法表顯於世，還有誰來讚揚它呢。—— 蘇軾今日自有這個感慨：物各有遇有不遇，但是千萬不能被埋沒。

蘇軾在陳州弟家，盤桓了七十多天。張方平因反對新法，於熙寧三年正月出判應天府而至陳州，哪知陳州的監司官，現在也都換了一班新進的後生，趨時興利，道不相謀，方平說：「吾衰矣，雅不能事少年，不如歸去，以全吾志。」遂向朝廷再三要請以南京留臺名義告了老。軾〈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詩說：「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

在陳州初遇張耒。耒字文潛，淮陰人，其時方從蘇轍問學，所以起初別人都說他是「少公之客」。他的詩，學白樂天，務為自然平淡，尤精絕句，如偶題云：「相逢記得畫橋頭，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謂無情即無語，春風傳意水傳愁。」軾稱之曰：「文潛容衍靖深，若不得已於書者。」至元祐中，蘇軾在翰林，薦耒出任館職，始為東坡門下四學士之一。

九月間，兄弟相偕同往潁州，晉謁致仕後閒居里第的歐陽老師。

歐陽修文章風節，負天下重望，但於英宗治平年間朝廷「濮議」中，被呂誨、彭思永攻擊得灰頭土臉；平生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但被門生蔣之奇造作「帷薄不修」的蜚語 29 ，連遭汙衊，意冷心灰，自治平四年出知毫州後，就接二連三以體弱多病為辭，自請退休，到調知蔡州時，更是決心求去，門人蔡承禧勸他道：「公德望為朝廷所重，未及引年（規定告老的年紀），豈容遽去？」歐陽修嘆道：「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摹殆盡，唯有速退以全節，豈能更待驅逐乎！」

北宋士大夫間的風氣，敗壞到這個地步，也是蘇軾意想不到的現實。歐陽修一生更歷憂患，精力早衰，他的頭髮完全白了，終年牙痛，已經脫落了好幾個，兩耳重聽，本來是深度的近視眼，這時候，幾已接近失明了，僅辨黑白而已。最嚴重的是患有多年的消渴疾，是即今之糖尿病，時發時癒，全身肌肉消瘦，自言「弱脛零丁，兀如枯木。」以致步履維艱，更形衰老。

蘇軾認為歐陽的年紀還不算太老，身體之所以壞到這個地步，顯然是憂勞過度之故，只看自己還只三十六歲，頭上已生白髮，憂勞傷身，真不值得，潁州〈初別子由詩〉說：「……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

唐詩以抒寫感情為主，幾已寫盡人類情緒上各種隱微曲折的變化，窮極工致，後人很難在這上面更有超越的成就，而宋代的散文非常發達，宋人就以鍛鍊文章的方法，用之為「知性之詩」，別闢途徑，與唐詩爭勝，所以，中國詩史中，詠物詩為宋人的特色。

歐陽修的〈日本刀歌〉，又是宋人詠物詩中的代表之作，自己是此中高手，這次，卻出個難題給蘇軾，要他為所珍藏的石屏風賦一首詩，於是便有〈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詩：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盡長林與巨植，獨畫峨嵋山西雪，嶺上萬歲不長之孤松，崖崩潤絕可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為煙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物，本是「死」的東西，要將它寫「活」，實在不大容易。蘇軾早年在鳳翔時，寫過一首〈石鼓歌〉，將歷代文字流變間的人物，一一引進詩中，便將活潑潑的生命賦與了死的石鼓，後世評者認為勝於韓愈的舊作。

石屏風這個題材，更是平凡，不過石上有紋，頗似松影而已，蘇軾運用其豐富的想像力，聯想出兩個畫松的古人，因這兩個畫家生前不遇，想像這塊石上的松影，定是這畢、韋二人，含憤地下的精氣，淪人石中所結成的畫面。經此點染，便在這本是「塊然一物」的石屏風裡，添入了畫師的靈魂，寫成一篇非常生動的好詩。—— 難怪歐陽為之大樂。

歐陽修雖然鬚髮盡白，滿身疾病，但據蘇軾說：氣色甚好，談鋒還是很健。蘇軾勸老師道：「已將壽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那些當權的人，只有辛苦，哪裡能如老師這樣自由自在的快活，這是安慰老人的話，但也想不到未及一年，歐陽便在潁州謝世。

兄弟倆在潁州歐陽家住了二十天後，於此分手，蘇軾的感覺中，認為比較以前三次分別，滋味特別酸冷。

兄弟兩人，雖然一樣的不得意，但是蘇轍走得早，毛羽未傷，所以蘇軾稱之曰：「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蘇軾自磋臨事如病熱狂，不能節制進退，現在則像一個喝醉酒的人，摔了一個大觔斗，幸而沒有受傷，倒也嚇醒了迷夢。—— 〈潁州初別子由〉詩裡，寫盡只有兄弟二人才能自己體會的人生失意的哀傷。

蘇軾自潁入淮，再過泗州時，記得五年前扶喪回蜀，在此遇到逆風，三日不能開航，船上人勸他向僧伽靈塔禱告，果有應驗。蘇軾認為只是「巧合」，大公無私的神明，何分厚簿，而做禱告的人，都只為了私自的方便，耕田的農夫希望下雨，而割草的人卻要天晴，去舟要順風，來船便將抱怨，假使人人都要禱告得稱心如意，這神明豈不太難做了。

這次情形不同當年，萬一再遭逆風，蘇軾決定不再求神，悵然道：

……今我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

行至龜山（泗州盱眙縣），詩曰：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

蘇軾從中國極西的邊城眉山出來，而今將往極東的海濱，已經走盡了半分中國的一條直徑，如此奔波勞碌，真還不知所為何來。

在泗州與一舊識的庵僧重逢，別來不過五年，但卻發現他的頭上也有白髮了。時間是造物主之極大的公平，無分貴賤，無分勞逸，到時候都將同樣老去，奔走道路的勞人和閒臥庵中的和尚既然一樣，則又何苦如此「徒勞」。

蘇軾離京時，還是秋暑難當的七月，一路盤桓，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始抵杭州，途程幾已半年。

杭州府衙，設於鳳凰山之右麓，依山興建，府廨左右，分設通判南廳北廳各一所，另一通判魯有開住南廳，蘇軾便居北廳。

住入官邸後，依照俗例，要祭灶，要請四鄰吃酒，乃作絕句兩首，代柬寄陳州蘇轍：

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頹自畏人，莫上岡頭苦相望，吾方祭灶請比鄰。

註釋

01 　杜甫，〈秋雨嘆〉共三首，胡仔，《苔溪漁隱叢話》認為東坡書於馬夢得齋壁者，必為「雨中百草」之第一章。以其感慨最深，故今夢得決心辭去學官而浪跡江湖，今據此。

02 　「九有之師」，言秦軍之壯大。上蔡公子為李斯，斯將就刑，顧謂次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史記》）

03 　本集，〈四菩薩閣記〉。

04 　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

05 　本集，〈記先夫人不發宿藏〉。

06 　曾慥，《高齋漫錄》。

07 　本集，〈書文與可墨竹詩敘〉。

08 　李廌，《師友談記》。

09 　本集，〈四菩薩閣記〉。

10 　王銍，《默記》。

11 　堂除差遣：又稱「堂差」或「堂選」。宋制，京官選人一般由吏部選差，其有特殊功勛則由「政事堂」（中書門下）直接奏注差遣，堂差較候選於吏部為速。

12 　畢沅，《續資治通鑑》。

13 　《宋元通鑑》。

14 　王偁，《東都事略》。

15 　釋惠洪，《冷齋夜話》。

16 　朱弁，《曲洧舊聞》。

17 　朱弁，《曲洧舊聞》。

18 　陳師道，《後山詩話》。

19 　岳珂，《桯史》。

20 　邵博，《聞見後錄》。

21 　羅大經，《鶴林玉露》。

22 　朱弁，《曲洧舊聞》。

23 　葉夢得，《石林詩話》。

24 　李燾，《續通鑑長編》。

25 　本集，〈范景仁墓誌銘〉。

26 　葉夢得，《石林燕語》。

27 　邵博，《聞見後錄》。

28 　西河郡守暗指李定。《史記．吳起傳》：吳起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囓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潁谷封人喻朱壽昌，高其不自營求。

29 　蔣之奇誣歐陽修與自家的甥女通姦。

第三章　馬入塵埃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

（〈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

一、湖畔孤鴻

中國之東南，尤其是俗稱「江南」的這一地區，由於揚子江的沖積作用，使它成為一大片土壤肥沃的三角洲，農桑發達，物產富饒。雖然遲至公元四世紀前後，始行開發，但在唐代，它已是國家財政收入上的重要支柱，五代時，錢鏐建吳越國於此，開發的程度更形增長，至宋，遂有「蘇常熟，天下足」之稱，這一地區農田收成的豐歉，往往代表民生經濟的寬裕或貧乏，而左右國家的財政，故有「天下穀倉」之目。

三吳境內水路縱橫，貨物流通便暢，所以到處都有新興的商業城市建立起來。各地所生產的食糧和大宗民生物資，匯集在直通開封的大運河邊，舶運京師，供養都城中百萬市民之所需。杭州，是運河南端的起點，與北端的蘇州，同為江南經濟的中心都市。

杭州在北宋當年，是京朝人眼中的東南第一大都會，如袁發《楓窗小牘》說：「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堂。」嘉祐三年（一○五八），梅摯出守杭州，仁宗賜詩寵行，首聯即曰：

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

梅在任中，就在吳山上，造了一座有美堂，歐陽修作記曾說：「……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南嶺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記北宋杭州之盛，極言盡美如此，對於門人蘇軾之行將赴杭任官，心裡非常快慰，臨別，對他道：「西湖有僧惠勤，人很文雅，長於作詩，我曾作山中樂三章贈他，你公暇若欲求友於湖山間而不可得者，則不妨往尋惠勤。」

蘇軾於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抵杭州任，到官三日，就往西湖孤山，訪問惠勤、惠思二僧。

西湖孤山，在錢唐門外四里許的北山路上，湖中一峰獨立，碧波環繞，必須坐船才到，山前山後，林木幽深。唐宋間，這一帶地方，古剎名藍，參差相望，山後到處都是花圃，為湖上一大勝境，蘇軾去的這一日，天色晦暗，似有雪意，初見西湖，又在僧舍的紙窗竹屋裡盤桓終日，頓覺心情舒坦，幾乎就已不想回家了。作〈臘日遊孤山贈惠勤惠思二僧〉詩：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逗人實自娛。……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遊淡薄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

但這不過是長時間的積鬱，得一日的疏解而己，正如莊周之夢為蝴蝶，固然自以為是栩栩然的蝴蝶了，而從夢中醒來，則仍然是個蘧蘧然的莊周。

當時的杭州太守沈立，字立之，歷陽人，以右諫議大夫出為江准發運使，知越州，甫於今年正月才調到杭州來。他是個精勤吏事的好官，蘇軾屢以「湖上棠陰」來頌揚他的愛民，兩人相處不壞。而其他同僚，如監司張靚、俞希旦等，則大多是浮沉利祿的俗吏，蘇軾常苦無可與言，但又不能不口是心非的敷衍他們，曾向老弟抱怨道：「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

蘇軾天生是個率性任情的人，在虛偽的官僚社會裡，不能鄉愿，就變成了怪物「狂者」；他覺得自己從未矯世違俗，何以卻與世俗格格不入。同鄉岑象求將以提舉梓州路常平還蜀，在送行詩裡，傾吐苦水道：「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於林間鳩，懶於冰底魚，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蘇軾自認疏懶和拙於應付，是他的無可救藥的痼疾，此病不除，則其精神上之陷於孤獨，也就很難自拔了。

人生，被命運撥弄，發生變化，常在意外，如這變化竟然荒謬到令人不能自信時，則人已陷入命運的陷阱，遍身芒刺，動彈不得了。

在荊公變法所發生的政爭中，蘇軾是反對派中的少壯分子，他激烈而動人的言論，為眾目所共睹，他與保守派重臣間的交往活動，更被新政人物側目疑忌，他是這樣一個反對新政的彰著人物，卻被派到地方政府來，地方官在職責上，必須遵守中央命令，執行新法，推行新政，否則即是凟職，所以他之到杭州來做通判，本身即是一大諷刺。

江南是國家經濟的命脈，在富國強兵的總目標下，重建財經政策的重點，必置於此，王安石要為天下生財，要充裕國庫的收益，也必然要以全力督促這個地區積極進行新政。其時青苗、募役、市易諸法，都已先後頒布實施，募役法雖然也遭人反對，但實際施行時，倒還相當順利，地方上的大地主，每戶只消繳納六百貫文的免役錢，就可免掉差役的痛苦，這辦法甚受有錢人歡迎，拿不出錢來的貧民，本來服慣差役，只要不另加苛雜，也就無可反對，單丁女戶，到底是少數，阻力不大。只是青苗法的流弊卻很嚴重，起先是執行的官吏強迫推銷「貸款」，現在已到了受貸的老百姓還不出錢來，被官府逮捕、拷打、追保、以至入獄等等，一連串壓迫的慘劇，就天天在地方政府的公堂上，熱烈登場了。

州政府裡，問囚決獄是通判的職務，預言這惡法必將有此惡果的蘇軾，卻必須每日冠帶整齊，高坐堂上，看衙役著力鞭箠這些窮人，在一片號哭聲中，簽署無情的判詞—— 這是何等不堪的工作，這是何等荒謬的命運。

杭州發運使李杞和了前舉遊孤山詩，蘇軾再以原韻答詩曰：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嘆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非不去慚衛蘧。……

蘇軾剛強獨立，不能首鼠兩端，以一個激烈的反對論者，卻不知羞恥地來執行新法，一批一批囚首垢面的人犯，觳觫堂下，哭聲震瓦，而堂上的這位通判，慚汗滿臉，手執判筆，逡巡難下，落筆時幾乎沒有一次不是熱淚盈眶，隱隱作痛的良心，總在汨汨泣血。

衙門舊例，除夕這一天，必須將獄中囚犯提出來逐一點名，這也是屬於通判的公事。熙寧四年（一○七一）除夕，別人都回家過年去了，蘇軾卻須在都廳裡值班，眼看鐵索鎯鐺的犯人，一個個從堂下走過，執筆點名，一直忙到天黑，還沒點完，不能回家。蘇軾心想：我和他們沒有兩樣，他們為了要吃飯才犯法，我亦不過為了生活才貪戀這份俸祿，做這違心喪志的事情。心底裡有個衝動，很想學一學古人，將這些人犯暫時開釋，讓他們各自回家去過個年，但卻沒有這份膽量，暗自慚愧，作〈題獄壁〉詩：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縱遺，閔默愧前修。

蘇軾就任後，公事就一直非常忙碌，即使向來酷愛山水，而且此身已在西湖，卻無時間可以逛個痛快，郎中蔡準（蔡京的父親）新春邀他遊湖，蘇軾說：

湖上四時看不足，唯有人生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唐遊宦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

又曰：「……君不見、壯士憔悴時，飢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心雄萬丈的志士，竟因區區衣食而憔悴，如何能叫他心甘情願。

蘇軾廁身官僚群中，精神上總覺得非常孤獨，京中舊友劉恕從九江寄了詩來，胸中浩氣忽然為之復甦，作〈和劉道原見寄〉詩曰：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

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廬山白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這首詩，固是對風骨嶙峋使新政權頭痛的劉恕，致其一片嚮往之情，但也反映出群烏中的蘇軾，心頭卻有無邊的寂寞，「出口談治亂，一生溷塵垢。」他曾那麼痛苦的自懺。

這寂寞，腐蝕心靈，使人產生虛無的念頭，如幾乎同一時期內所作的〈和劉道原詠史〉那首詩，他寫下了現實世界中先知的寂寞，古往今來作為一個天才所抱持的生命的沉哀。詩曰：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吳客漫陳豪士賦，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終安用，日飲無何計亦良，獨掩陳編弔興廢，窗前山雨夜浪浪。

整頓農田水利，是新政中的基本工作，王安石執政之初，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責辦理調查、開發農田水利等事務，其後又不斷派遣勸農專使到地方來考察和督導。這批人中，不免仗勢凌人，百般挑剔，動輒以檢舉奉行新法不職來威脅地方官吏，弄得地方官戰戰兢兢，如逢豺虎，蘇軾看在眼裡滿懷憤懣，忽然覺得還是老弟運氣好，他做學官，沒有吏責，雖然生活清苦，但可不遭這批惡棍虐侮，於是作〈戲子由〉詩：

宛邱（陳州古名）先生（指子由）長如丘，宛邱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兩立求秦優，眼前勃溪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鹽虀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

餘杭別駕（自稱）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小風騷騷。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

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臺州推官孔文仲過江來看他，蘇軾興奮不已，他說：「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

蘇軾說他自己生性，只合是一匹遨遊原野的麋鹿，如今卻跑來做「立仗馬」—— 那種儀仗隊裡，金鞍玉勃裝飾起來的馬匹，旁人看得非常華貴，在它自己只有厭惡，立仗馬終日無聲，那是用皮鞭子訓練出來的，不准一嘶，此非馬的本性。蘇軾很憤激地說：「一樣為別人勞作，我寧願拉鹽車，也不做僅存皮骨的立仗馬。」

這年深秋，雨水豐足，蘇軾白天聽人說今年農家的收成都很好，夜雨敲窗，轉輾不能成眠，深悔當年無端放棄家鄉的田園生活，實在大錯特錯，秋懷難遣，竟至通宵不寐，坐以待旦，〈秋懷二首〉詩，有曰：

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作勞，裹飯救寒苦。……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畝，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

二、湖寺尋僧

群芳譜中，唐人獨重牡丹，洛陽的花會，萬人空巷，宋亦承襲此一餘風，每年春天，看花是件大事。杭州安國坊（即今眾安橋畔）吉祥寺的和尚守璘養牡丹千本，有幾百樣不同的品種，每年花開，也都有盛會。

熙寧五年（一○七二），暮春三月，蘇軾從沈太守等往吉祥寺賞花，置酒作樂，數以萬計的老百姓也趕來參加花會，其中有五十三個代表，以金槃綵籃載花來獻官長，吏民同歡，飲酒樂甚，連向來不飲的人，都喝醉了，輿臺皂隸的頭上都插了鮮花。當此春風駘蕩，花光嬌豔的景色裡，蘇軾忽然有種遲暮的感覺，覺得自己已經蒼老得不配戴花，其實在那時候還只三十七歲，只是詩人敏感，在美好的造物前，自卑而已，醉吟道：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

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

蘇軾曾說：「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西湖的開鑿，始於唐穆宗長慶二年，水源本來出自錢塘江，杭州刺吏白居易於錢塘門至武林門之間，築塘防海，始將江水與湖水相隔絕。

湖產魚鮮，映美非凡，吳越建國，不許百姓網捕湖魚，特權人物才能享受，名曰「使君魚」，經常設置湖兵千人，打撈葑草，湖光山色，益發明媚。宋天禧年間，真宗從宰相王欽若的建議，指定西湖為皇家的放生池，禁捕魚鳥，目的則為人主祈福，所以當日湖中，游魚成群，並不畏人。

吳越建國時，所建府治之西，即為西湖。天下的好山好水，大抵都在郊野，只有西湖卻在城市之中，使杭州有「城市山林」之樂，蘇軾歌頌西湖，有曰：「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蟪蛄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卻似麋鹿遊汀洲。」

六月二十七日，蘇軾獨上錢塘門外昭慶寺前的望湖樓喝酒，天忽陣雨，他盡情觀賞了湖上的雨景，醉書五首絕句，其第一首曰：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躺在瓜皮小艇上，隨波上下，眼看湖邊群山，一一似在躍動；夜坐小艇，隨風容與，便覺得天上那一輪皓月，總跟在船的左右，所以蘇軾詩說：「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蘇軾說過，西湖遊者，賢愚不一，所得深淺，隨人而異，但能像他這樣深入自然流變中，於靜中見動，充分享受湖山之美的，該是千年來西湖的第一知己。

湖上有「烏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裹綠盤」的鮮果，有往來水上的賣花女，「獻花遊女木蘭撓，細雨斜風溼翠翹」的綺麗風光。她們乘著小艇，追到你的舷邊來兜售白蘭、茉莉花串成的花球，這個買賣，現在仍還存在。

西湖的美好，使蘇軾情不自禁的想道：「大隱住朝市，小隱入邱樊，一時既然都還做不到，則站在杭州，聊為中隱，實也不壞」。近一年來，蘇軾心情，從未有如今日這樣暢快，湖風為他吹涼熱躁，湖水為他洗盡煩憂，他高唱道：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

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通判有巡視轄屬各縣的職責。七月初，正是鑠火流金的酷熱天氣，蘇軾出城坐船到餘杭縣去，夜宿法喜寺後的綠野堂。次日，從餘杭轉到臨安的淨土寺，時已正午，又熱又餓，來不及參禪，先要忙著吃飯，飯後好好睡了一個午覺，詩曰：「雞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蘇軾從來不說裝模作樣的話，讀這首詩，如見大熱天裡，一個飢渴的行路之人，跑進廟裡來，求食求飲的急迫，每個人都會有過同樣的經驗，他和我們一樣。

從淨土寺步行到錢武肅王所建造的功臣寺去玩，不論廟貌如何金碧輝煌，他只覺得人間的榮華，隔世就歸消歇，只有那盞長明燈，孤照深殿而已。

次往臨安縣西五十里，天目東北峰之徑山，他只覺得天地那麼遼闊，有生之倫既然同在一個天地的覆載之內，為何要自相殘害。他在詩中說了一句真心話：「近來愈覺世路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從徑山歸來，自覺心情寬舒得多，所以又說：「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室。」

既回杭州，興猶未盡，也不立刻回家，住到望湖樓去，邀觀察推官呂穆仲來同遊夜湖，穆仲是呂蒙正的孫子，蘇軾的詩友，不巧他因事未能應約，蘇軾就獨自一人，坐上小艇，夜泛西湖，是日只有半月，須從三更看起，蘇軾就三更、四更的細細欣賞夜湖之美，直到東方大白，才回岸上來，〈夜泛西湖五絕〉錄三：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唯有菰蒲聲。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前人論詩者，說蘇軾西湖諸詩，都特別「加意出色」。一日，飲酒湖上，初晴後雨，作詩二首，其一云：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此篇一出，在西湖詩中，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西湖本無定稱，最早傳說湖中曾有金牛見瑞，故唐人別集稱之為金牛湖，酈道元注水經，稱之為明聖湖，白居易治湖，作石函洩水，故大家又稱之為石函湖，宋初，俗稱放生湖，但至蘇軾前詩流傳眾口，從此奠定了西湖的名稱，更有人稱之為西子湖者，亦本於此。

「若欲求友於湖山間而不可得者……」這是歐陽老師對他說的話，同僚中既少可與言者，則何不求諸方外。

西湖僧寺之盛，冠於全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說，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以前就有三百六十寺之多，錢氏吳越立國後，更增至四百八十寺，如此好山好水的供養中，必有靜中生慧的智者，孤山所見的惠勤外，一定尚有高人在。蘇軾到杭未久，情緒還很低落，往訪上天竺的都師（僧官）惠辯，清談終日，不料使他憂勞糾結的心情，獲得意外的解脫，後來作〈海月辯公真贊〉說：

（都師）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遊。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壯氣甚，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

從此，蘇軾每遊湖上，就遍歷寺院，留連僧舍，訪求遠離名利之場的和尚來做朋友。在這方面，所得甚多，日後作〈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時，還說：

……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

熙寧年間，西湖僧中以詩名者，有清順、可久二人。可久最工古詩和律詩，居錢塘門外的祥符寺，清苦耿介，不與貴遊交結，有人送米給他，所取不過數升，日煮二三合食之，雖茹蔬菜，亦非每日皆有，舍房窗外，但紅蕉數本，翠竹百竿而已。

一年，元宵之夜，祥符寺九曲舉行燈會，遊人雜沓，熱鬧非凡，蘇軾悄悄將他的侍從遣開，獨自步入祥符寺，往尋可久，原想找他聊天，不料他的房間，一片漆黑，了無燈火，但聞簷蔔（花名）餘香，隨風飄揚，竟是另一個世界，不禁嘆仰留詩曰：

門前歌鼓鬥分朋，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閒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蘇軾湖上尋僧，覺得佛門的道理，確能叫人跳出塵羅俗網，得於另一個清涼世界中，來重定生命價值的取向；一個人眼界遠了，則糾結一身的是非煩惱，毿毿自落，心理上便能獲得無限的平和。從這個時期開始，他就時亦涉獵佛書，雖非深入研究佛典，卻可取以疏解種種心理上的壓迫。

一日，漫遊至寶嚴院，見壁上題有一詩曰：「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蘇軾問誰所作？人曰：「清順。」蘇軾立刻就去找他，清順詩名，從此鵲起。這和尚在院中築有借竹軒和垂雲亭，蘇軾為之作〈垂雲亭詩〉。

江南五月，入梅天氣，霪雨連月，蘇軾「尋僧去無路，瀲瀲水拍簷。」，氣悶得慌，就邀了兩個同僚登上湖中畫舫，沿北山路各個廟宇，請來五六個僧人一同遊湖，興味甚濃，高興得自謂：「世人騖朝市，獨向溪山廉，此樂得有命，輕薄神所殲。」

在所交往的南北諸山眾僧中，蘇軾與上天竺的辯才法師交誼最深。辯才名元淨，與海月禪師慧辯，都是天竺靈山寺明智大師的弟子，蘇軾為作塔銘，稱其「心具定慧，學具禪律。」凡人見了他，就會尊其道，奉其教，是個頗有影響力，道行很高的和尚。沈遘做杭州太守時，請他住持上天竺，香火鼎盛，起造很多座殿宇，崇樓傑閣，冠於浙西。蘇軾對他的印象是：「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鵠，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

軾有次子迨，長得高顱巨顴，家人暱呼之為「長頭兒」，生來體弱多病，已經三歲多了，還不會走路，行動都要大人抱負，父母怕養不大他，要求辯才法師在觀音菩薩座前為他落髮，做了沙彌，取名「竺僧」。

法師為他摩頂祝贊後，沒有幾天，就能像平常的兒童一樣行走了。辯才本是律宗，所以蘇軾感嘆道：「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束。」

蘇州瑞光寺的名僧圓照禪師宗本，到杭州來住持南屏山下的淨慈寺。一日，蘇軾忽然興起，飄然單乘獨出，往謁宗本，詩言：「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語出《楞嚴經》，由此可見，蘇軾求友方外，還是因為心理上的壓迫太重，欲求疏解於佛門而已。

這一兩年間，蘇軾時患目疾，詩言：「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盃深。」又曰：「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皆是，病中，推開公事，謝絕燈紅酒綠的酬應，獨自漫遊湖上，他便有「笙歌叢裡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的輕快。一日，往遊虎跑的定慧禪寺，俗稱祖塔院，蘇軾但凡到得這等地方，就如遊子回到家裡一樣，他的心情就會變得非常開朗，非常平靜，〈病中遊祖塔院〉詩：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

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現代的科學醫說，安眠是心身疾病最好的治療，蘇軾漫遊湖山群寺，也屢屢稱道在寺院清靜的環境中，午睡的甜暢，如〈瑞鷓鴣〉詞，有句云：「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又在寶山僧舍晝寢，題壁云：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財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

從這首短詩上看得出來，蘇軾是個毫無心機的人，並且慢慢地在學習對世俗的「容忍」。

西湖諸山，盛產好茶，蘇軾好飲而無酒量，但卻能大量喝茶。有一天到湖上去沿路遊覽寺院，和尚們知道他講究茗飲，都以上好泉水烹茶出來招待他，一日之間，他竟痛飲釅茶七盞，歡喜得連羽化登仙都不稀罕了，題詩孤山道：「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廬仝七椀茶。」

在寺裡飽食齋飯，飯後午覺睡起，一甌清茶，這是蘇軾最大的享受，〈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中，有一首記其無上的滿足曰：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腹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方外中也有很多奇才異能之士，如僧智周不讀佛書，卻窮研易經。寶山有個雲闍黎，十五年足不出戶，低頭讀書，什麼人對他說話，都不理睬。蘇軾第二次去時，知他死且葬矣，復至其室，空空洞洞，了無一物，不禁獨自感嘆道：「卻疑此室中，嘗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生命無常，故人生只是連綿起伏的夢境，和雲闍黎之室一樣的空虛。

僧昭素，善琴。蘇軾說，昭素所作的微妙琴聲，不知何所從來，但能「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只是還有這顆心在，雖然可因藝術的力量，消散或清洗於一時，而人生鑿枘的痛苦，卻仍隱隱存在。

—— 這是人生的悲哀。

三、監試鄉舉

太守沈立，調京為審官西院，福建侯官人陳襄自陳州以尚書刑部郎中移知杭州，於熙寧五年五月間蒞任。

陳襄，字述古，文惠公堯佐長子，舉進士，歷知縣事，專心教化，熙寧初，因富弼之薦，入京為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上論「青苗法為商鞅之術，乞貶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安石想辦法調開他，打算派他去做陝西轉運使，而神宗不答應，留他在京修起居注，踰年，為知制誥，不久，又改直學士院；安石、惠卿等更加忌他，從他所撰的書詔中，挑瑕剔疵，終被外放，出知陳州，不到一年，改調到杭州來。

述古為政，認為教育是國家的根本，蒞官所生，必先興辦學校，只要有空，也不辭親自講授。做官認真講求民間利病，學者間稱之為古靈先生。

陳襄的品德，蘇軾十分敬視，但看兩人在杭州重聚，軾作〈和陳述古拒霜花〉詩：

千株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細思卻是最宜霜。

人生中，能抗拒霜雪欺凌的，固是勇者，但有更高一層的生命本質，不經風霜鍛鍊，就開不出瑰偉的奇葩來，是謂「宜霜」。蘇軾此意，甚為深曲，也許以此頌讚陳襄的風骨，也許自期得此境界。

蘇軾為人，人人皆知其豪邁，而豪邁者，大多是從剛健的個性中化生出來的一種風度，蘇軾治事的態度，就常看得到剛健不屈的一面。

史載：熙寧四年（一○七一）五月，高麗始來入貢。

在此以前，高麗被北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已四十三年。是年，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貞出面，招待通好，高麗王就託黃貞移牒福建，稱願備禮朝貢中國，羅拯奏上，朝議認為可以結合高麗，共謀北遼，決定接受。高麗王就派其國侍郎金悌等由登州上陸，入貢京師，自此朝貢不絕。

蘇軾抵任未久，有一批高麗的朝貢使者到杭州來，他們自以為是外國的特使，根本不把州郡長官放在眼裡，而擔任押伴的使臣，本來都是本路的筦庫官，暫時兼差，他們卻假借外國貢使的名義，乘勢作威作福，甚至要與鈐轄分庭抗禮 01 ，蘇軾叫人警告他們道：「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如今竟敢這樣橫暴放肆，不是你們教唆，絕不至於如此，倘不立刻悛改，我這邊馬上出奏。」押伴者大懼，氣燄低了不少。

高麗使者發來的公文，但書甲子，不寫年號，蘇軾退還來文，拒不收受，諭之曰：「高麗稱臣本朝，而公文上不稟正朔，我怎麼敢收。」高麗使者急忙換了文來，恭書「熙寧某年」。由是時人莫不欽佩這位通判臨事剛健不屈，處理得體。

熙寧五年（一○七二）秋八月，蘇軾主持本州的鄉試，圍場設於州廨內、中和堂之望海樓。

關於科舉取士之法，神宗以王安石的變更計畫，依照程序，下中書省覆議，中書言：

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

於是，上述更定科舉之法，於熙寧四年（一○七一）二月公布施行。從此罷廢明經諸科，罷進士之試詩賦，各專治《易》、《詩》、《書》、《周禮》中的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題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中書省撰七義式頒行。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遍讀五經，余見前輩雖非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試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今人問候之間，稱其習為貴經，而自稱敝經，尤可笑也。」

是試經而經亡，這個樣子的士風，這個樣子的試法，怎能選拔得出真正的人才，蘇軾心裡非常沮喪，只因職務上不能拒絕這個差使，勉強擔承，心裡不抱太大的希望。

蘇軾作〈監試呈諸試官〉詩，說他自己本是山野中人，只為家貧才出來謀求廩祿，少年時雖也弄過文字辭章之學，但也只是用過功而已，並無什麼天賦，所以旋得旋忘，距今且已十年，舊學大都荒廢，假如現在叫他重來應考，一定會被罰飲墨水 02 ，聽到開科詔下，就會嚇得渾身出汗。杭州是東南要會，濟濟多士，實在不敢隨意品題。

蘇軾說他回想嘉祐初年的文風，非常卑靡，雕鏤割裂，竟至不能句讀，「千金碎全壁，百衲收寸錦。」正如一盤珍美菜餚中卻夾雜許多砂礫，使人不能下嚥，幸虧歐陽學士有那麼大的氣魄，力創變革，文風始振，當時的士人還群相驚疑，肆力詆斥，現在倒底可以相信他的卓見了。

但是，試法又變，詩賦被視為雕蟲小技而罷廢了，時尚大唱經學的高調，像我這樣既老且鈍的人，實已難於應適，希望各位容我閉口，容我偷懶，濫竽在望海樓裡聽聽秋濤，睡睡午覺。

蘇軾這首詩中，將他滿肚皮不合時宜的牢騷，盡情發洩，同時，與葉夢得書說：「某被差本州監試，得閒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海樓閒坐，漸覺快適。」藉此逃避無窮的吏事，飽看錢塘江上的秋潮，在試院中煎茶自誤。

望海樓位居鳳凰山腰，唐武德七年建置，樓高十八丈，面對錢江，當茲八月秋潮時節，蘇軾日在樓上飽看著名勝景的錢江潮，作〈望海樓五絕〉中，有一首云：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唐人好酒，至宋始以飲茶為日常生活中一種重要享受，善於享受生活的蘇軾，尤好茗茶，只要能夠偷得浮生半日的閒暇，不辭親自生火煎茶，一甌好茶在手，從裊裊茶煙中，便能把自己從憂煩勞苦的塵網中，解脫出來，神遊太虛，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心靈裡的寬容，如其自言：「乳甌十分滿，人世真侷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

〈試院煎茶〉詩，蘇軾詳細記述他的煎茶方法，以為第一要有新鮮的泉水，注入銚中，先用文火慢慢燒，一面取出精琢的石碾來，將翠綠的茶餅放入碾船裡，細細研磨，一面靜聽壺中水沸的聲音。

水有三沸，初發，水泡僅如蟹眼一樣微細，逾時，沸聲漸大，如風動簧管，漕漕低吟，則壺中水面，起泡已大如魚眼，是為一沸。到這時候，應將炭火煽旺，使鮮紅的火焰，不斷躍起，是謂「活火」。活火急煎，壺水便四向騰湧，散如滾珠，沸聲益發激越清澈，是為二沸，二沸是「湯」之最佳火候，過此，壺水騰波鼓浪，是為三沸，湯已太老了。

碾好的蒙茸新綠，放入茶甌，將二沸的水沖入，則茶在甌中，翠屑眩轉，清香四溢，然後細細品味，塵俗頓消。蘇軾說，我雖患貧，不能如文潞公（彥博）那樣，用名貴的定窰花瓷作飲器，有豔麗如花的姬妾侍茶，但望能於睡足一個好覺後，有一甌好茶喝，不要再為那五千份考卷「牽腸掛肚」，就已經非常滿足了。

鄉貢進士試，例於八月十五放榜，這一年考生特別多，總在千名以上，眼看考卷山積，顯已來不及如期出榜，遂作〈催試官考較戲作〉詩說，縱已不及於中秋節前出闈，但也不要錯過八月十八看潮，添點蠟燭，趕夜班完成評卷工作，白袍考生都站在試院大門外，焦急等候看榜哩。

經此催促，始於八月十七放榜，外間風評雖然很好，「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閱精強外已誇。」但是，蘇軾心裡明白，這樣的考試，人才未必出頭，惘然道：「秋花不見眼花紅，身在孤舟兀兀中，細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試事忙完未久，九月初，蘇軾突然接到座師歐陽修於今年閏七月薨逝穎州的訃告，歐陽於熙寧四年（一○七一）六月致仕，回到潁州家居，不過一年，燈盡油乾，倏忽謝世。蘇軾為官守所牽掣，不能親往弔唁，只好在孤山借惠勤僧舍，設位祭奠，依門生服座主喪之禮成服，慟哭失聲，作祭文略曰：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

今公之歿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 而號狐狸。……

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這篇祭文，應是蘇集中的大文章之一，尤其第二節論及時世這一段，充分寫出「哲人云亡，邦國殄瘁」之痛，蘇軾之哭歐陽者，亦所以哭國家的阽危和生民的困苦。

十月十日，太守陳襄宴該科鄉薦貢士於中和堂，親賦〈登彼公堂〉四章以勉中式的舉人，囑蘇軾為序，遂撰〈送杭州進士詩敘〉。文中說：「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禮部者九人。」顯有刊誤，蓋以杭州文風之盛及應試者千人以上，中式的舉人絕不止於九人，想是刊刻落字之故。

四、相度堤岸工程

熙寧四、五年間，荊公制訂新法，陸續頒行天下，浙西各地，除青苗、免役、市易等外，更須兼行水利和鹽法。

鹽是任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愈是窮人，鹽在消費比率中的地位愈高，向來是政府重要的稅源。宋代，鹽和茶且因是政府專賣的物資，在國家財政收入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南是食鹽的主要產地之一，政府在各地遍設榷場，統一購銷，由於公定的收購價格偏低，不但使鹽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而鹽法尤為峻刻，小民偶犯鹽例，立即流配（充軍），於是強者常常結合為一支數百人的鹽梟集團，多帶刀杖，公然武裝販運。地方政府兵力不足，無力制止，又因他們除出販運私鹽外，不做其他壞事，所以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不管他們了。但是私鹽在總產量內，占了相當大的數量時，便明顯影響國家收入，中央政府就不得不管了。

熙寧五年（一○七二），據兩浙發運使的報告：杭、越、湖三州，不行新法，鹽的公賣收益不足，於是，中央派遣盧秉在提舉兩浙鹽事。

王安石初設制置條例司，第一次派赴各路考察農田水利的八個特使，盧秉是其中的一人，根據盧秉調查地方鹽業所制訂的改革方案，就叫「盧秉鹽法」，名義上雖說是要振興鹽業，改善鹽民生活，實際上則是欲以酷烈的刑罰，杜絕私鹽的販賣而已。

盧秉奉派前來督導兩浙鹽務，一方面調派北方的軍隊一千人到杭、越、湖來，加強緝私的力量，一方面厲行鹽法，計算歷年來鹽戶的虧課，不如期清償者，一律用刑獄追索，沿海製鹽的灶戶，被迫得走投無路，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有以奏劾他任事以後，鹽課雖然增加了，但是刑獄累累，甚至有母親手刃親生兒子的慘事發生。據蘇軾所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但是，王安石強辯道：「捕鹽法急，可以止刑。」

杭州仁知縣的湯村，有赭山巖門鹽場，盧秉主於該村開鑿一條運鹽河，徵召農民千餘人為開河的夫役，轉運使檄請蘇軾前往工地，督導工程進行。

這一千多名被徵服役的老百姓，丟棄了自家繁忙的田事，卻來開鑿河道，只為運鹽之用，生活的憂慮不說，而其時天又久雨不歇，一路皆是泥淖，人人被雨淋得渾身溼透，簡直就像豬鴨一樣，在泥漿中打滾。河道中段，有一處地下湧沙，長達數里，開鑿更是困苦，蘇軾要察看實際施工的情形，也必須在這上淋下淖、窄不容足的工程線道上與牛羊爭路，心裡憤鬱不平，作〈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詩，為老百姓叫屈道：「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縷，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說他自己：「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心裡著實抱怨，即使回家種田去，頂苦也不過像這樣在泥漿中打滾而已：「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

晚上，寄宿在當地的水陸寺裡，則曰：「乞食繞村真為飽，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衝泥入，洗足關門聽雨眠。」他就這樣辛苦的做他不願做的差事，只為一飽而已。

其後又公差到有鹽場十所的鹽官縣去，天寒地凍裡，奔走鄉野，夙興夜寐，疲憊不堪，作詩寄州衙同僚說：「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欲隨鴉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奔波得一身狼狽，皮袍斷裂了縫線，靴子走穿了洞，他真不知所為何來？

從鹽官回杭不久，漕司又請蘇軾赴湖州視察新築的堤岸工程。

荊公實施新政，首先調查全國農田水利的情況，制定農田水利條約，以這個條約，作為後來開發農村的指導原則。

為「天下穀倉」之江南地方，當然是開發工作的中心地區，朝廷多次所派專使和監督財政的兩浙路轉運使，也都特別選任通曉地方情況的農業專家，來擔任工作。

江南平原內，有一「太湖」，古稱震澤，跨越現代的江浙兩省，面積號稱三萬六千頃，湖水東溢，為瀏河、黃埔、吳淞諸水，分注長江。太湖之水，像個大網，網脈向四方流布，澤潤沃野，江浙的富饒，賴有此湖。但在宋代，太湖流域幾乎年年發生湖水氾濫的災害，使這一片肥沃的田原，歸於荒敗，政府為挽救財政的困乏，自仁宗朝就開始研究江南水利問題，講求對策，名臣范仲淹首創治水的議論，依照傳統方法提出了有關疏導海口的幾個方針，未能觸及湖水氾濫的實際成因，不過因他提倡，引起世人注意，續有各種不同的水利學說發表，其中以蘇州人郟亶（正夫，嘉祐進士）的〈治田說〉，最有力量。

郟亶認為湖水氾濫的最大原因，由於大地主、官僚、和寺觀等社會上的特權分子，用盡方法將沼澤地圍起堤牆來，占為私有，稱為水田（又稱湖田、園田或圩田），人人如此築堤圍田，必然將自然的水道堵塞，使太湖的水，失掉了出口，使一向擔任排洩湖水的吳淞江，完全失卻了機能。

所以郟亶認為傳統的治水說，不足以消滅氾濫，要盡水之利，必須以治田為先。治田成功，可以化水患為水利，達到增強生產的效果。

王安石的農田水利政策，其精神在於抑制富豪的土地兼併，所以郟亶的〈治田說〉，極受安石的贊同，就派他擔任辦理江南水利的職務，俾便實行他的計畫。計畫中，對於大地主們各為自家田地，所挖設的引水道，必須先加整頓，而整頓溝洫，又必先改編私地，郟亶一經著手，立即遭到地主們強力的反對，造成民間極大的騷亂與動盪，連安石的左右手呂惠卿也反對郟亶的做法，不得罪於巨室，是官僚們的金科玉律，郟亶的水利事業，做了不到半年，就完全失敗了。

郟亶遭遇反對做不下去時，中央派赴江南善後其事者，是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大科學家沈括。安石對正為江南水利問題發愁的神宗，舉薦沈括時，說道：

「沈括是江南人，熟知該地的土地利弊，其為人謹密，絕不會輕舉妄動。」

神宗沉吟道：「事須慎重計畫，不能再有第二個郟亶，留下大害。」

沈括實地考察後，制定計畫，奏報朝廷許可，並也得到當地人民一致的支持。

湖州的改修隄岸工程，即是沈括計畫中的一部分。

湖州位於太湖南岸，距杭州八十公里。知州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相貌奇醜，曾問學於陳襄，登進士第，嘉祐中擢右正言，熙寧初知諫院，因與王安石異議，出知廣德軍，現任知湖州事，他就沈括的計畫，將太湖南岸原有的木造隄防，全部改用大石塊重築，隄高一尋（八尺）有奇，長達百餘里，這個隄岸，目的即在防禦松江的溢水為患。

其實改造隄岸，仍然只是權宜之計，如過長期霪雨，真的發起大水來，水位漲過隄岸的高度，必然仍將溢水為患，木造石造都是一樣。

兩浙轉運使檄請蘇軾前往湖州實地考察，蘇軾之注意江南水利問題，此行是其發端。

蘇軾與孫莘老是在京師時的老朋友，行前先寄以詩，歷數湖州的名產如洞庭湖的橘子、顧渚山的紫筍茶、梅溪的帶蒂木瓜和吳興廚子膾魚的手藝等等，要他請客，而曰：「未去先說饞涎垂」。

孫覺舉行盛大的宴會招待蘇軾，軾行酒令，莫談時事，違令者罰酒一大盞。〈贈孫莘老七絕〉中的第一首即是：

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不料此事，後來「詩獄」中亦成罪案之一，真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蘇軾認為改築石隄工程，實在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自己又不是辦水利事務的人，卻被轉運使派了這個差事，所以贈詩第二首，流露了心裡的不平，詩曰：

天目山前綠浸裾，碧瀾堂上看銜艫，作隄捍水非吾事，閒送苕溪入太湖。

現代的心理學家說，人在失意的時候，常常會尋求美食，用放縱食慾來補償心理上的缺憾，贈詩中又一首就說他坐在船上，看人家網魚，那地方的刀魚，腴美非凡，他就想望糟魚的滋味：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

蘇軾在湖州結識了幾個不得志的窮朋友，氣味相投，倒是十分愉悅，一是進士同年邵迎（茂誠），本不相識，如今方才初見，十五年來，邵民官僅止於州縣，後又窮死無嗣，蘇軾為作〈邵茂誠詩集敘〉者。一是秀才賈收（耘老），烏程人，自此訂交，詩筒往返甚密。

最重要的是，是蘇軾此時，始知世有黃庭堅其人。

孫莘老是庭堅的岳父，取出他的詩文稿來請蘇軾鑒評，讀後「聳然驚異」讚嘆不絕。莘老說：「庭堅詩文之好，人人皆知，但少一個像你這樣的人物，為之稱揚。」

其時，黃庭堅在北京（大名府）國子監當教授，未能識面，一個滯留北方，一個徘徊江南，一直沒有接觸的機會，改元「元豐」後蘇黃間才有詩書往還，開始文字之交。

蘇軾自來杭州，幾乎席不暇暖的奔走於轄屬各縣之間，使他有機會深入民間，體味窮鄉僻壤裡，老百姓真實的生活內容，他們被政府橫征暴斂，被胥吏壓迫，被豪強侵凌，種種苦難，口不能言，只好咬緊牙齒，忍受飢餓與貧困，一幅一幅悲慘的景象，呈現在蘇軾的眼前。

古往今來，知識分子本於良知，都自覺有為民代言的責任，何況親眼看到人民的苦難，已經如此深刻和普遍。除非本是沒有心肝的人，何忍默不作聲，然而，蘇軾現在是外官，在嚴格的官僚體制下，沒有說話的地位，他不能說，也不敢說，於是，如其弟蘇轍為作墓誌銘中所代申述者：

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

如此次湖州之行，道中作〈畫魚歌〉，乃因三吳水鄉，吳人慣於杖頭釘上長釘，用這釘杖劃水取魚，俗稱「畫魚」，蘇軾初看覺得非常新鮮，但忽又聯想到法網誅求中，整個社會的驚惶和混亂，與釘杖攪亂的水底泥中的鰍鯢一樣可憐。詩曰：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鉤畫水如耕 ，渚蒲披折藻荇亂，此意豈復遺鰍觬。

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勞幾萬一，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

漁人養魚如養雛，插竿冠笠驚鵜鶘，豈知白梃鬧如雨，攪水覓魚嗟已疏。

這一年（熙寧二年，一○七二），秋冬間，久雨不晴，稻穀都遭水淹，好不容易等初天晴收割，而市場上的糧價已被壓得很低。農民繳稅，本來法律規定納米交錢，任從民便，但自新法實行後，到處都錢荒米賤，於是官吏就一定要錢不要米，農民將米換錢，只剩得一半的價值，也等於加倍納稅，這是法外的剝削。

蘇軾一腔悲憤，作〈吳中田婦嘆〉，前一段寫水患，後一段寫虐政，是一首顏色鮮明的政治社會詩，詩曰：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耙頭出菌鐮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茅苫一月朧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

汗流肩 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龔黃」者，指漢朝的龔遂與黃霸，二人俱以恤民著稱，如今「循吏」滿朝，而人民更苦，其意蓋有諷焉。「河伯婦」用《史記》西門豹治鄴的典故，意謂人民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如效河伯之投河。

另一篇〈鴉種麥行〉，則是指述地方豪強之掠奪農民辛勤的成果，體例甚似西方的寓言詩：

霜林老鴉閒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得青猗猗，畦東已作牛毛稀。

明年麥熟芒攢槊，農夫未食鴉先啄，徐行俯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

憶昔舜耕歷山鳥為耘，如今老鴉種麥更辛勤，農夫羅拜鴉飛起，勸農使者來行水。

五、富春山行

熙寧六年（一○七三）正月下旬，蘇軾巡按屬邑富陽和新城兩縣，先至富陽，獨遊普照寺，自普照至東西二庵，山行終日，靜如太古，不見一人，一路上松吟雨細，梅香入袂，向庵僧盛讚此山景色清絕時，不料庵僧卻說：「入山太深，就出不去了。」蘇軾突然領悟：「……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蘇軾是個標準的儒學者，滿懷淑世精神，要與眾人同歌共哭，怎能忍耐山中的寂寞，而離群索居，所以說：「作詩寄謝採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二月，早發新城，微雨初霽，策馬山行，臨流聽溪泉汨汨，萬慮皆澄，看到西崦農家，正在準備餉田的飯盒，煮芹燒筍，對於一個飽食腴肥的人，自是一種誘惑，〈新城道中〉二首之一曰：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

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

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萬物有情，彼此都是朋友，所以東風知道他將山行，吹去積雲，天色趕快放睛，山嶺頭上像戴了一頂白色的絮帽，樹上亦掛著一面金光閃亮的銅鑼。

山村人的俗語，說嶺上的雲是山戴了「絮帽」，樹間的朝日是掛了一面大「銅鑼」，雖似鄙俚，則是何等親切，蘇軾將以入詩。

新城令晁君成，字端友，鉅野人，沉靜清介，是個無求於人的君子，〈新城道中〉第二首中有「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句，即是讚美晁令治道之言。君成工於文辭，詩更寫得好，蘇軾與他交往甚熟，但還不知他亦能詩，其不善表現自己也如此。

君成有子補之，字无咎，聰明強記，於文無所不能，其時隨父住在任所，初得拜見這位鼎鼎大名的文豪。

後一年，蘇軾再至新城，次於陳氏園，晁補之來謁。補之十七歲從父於杭州時，見錢塘風物之美，曾作〈七述〉一篇，這次帶來向蘇軾呈教，軾讀後嘆道：「這都是我心裡原來想寫的東西，卻已被你寫盡，我只好擱筆了。」又和了他的詩，補之由是為人所知。蘇門四學士中，入門最早的就是這位晁无咎，當時，他還只是個二十二歲的慘綠少年。

蘇軾經行新城山村，身入「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的環境裡，覺得山野小民，生活簡樸，慾望低微，若要使能各安其生，並非難事，眼前所見，「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倘如鹽不公賣，就不會發生賣牛買刀，販運私鹽的勾當，人各自力耕作，也不勞政府派遣使者勸督，故〈山邨五絕〉曰：「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鹽不官賣，山中小民，也不致因為官鹽太貴，鹽法太凶，而長時期的淡食，蘇軾面對這些忍窮無語的山中小民，心生悲憫，故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山裡的年輕人，貸得了青苗錢，就貪戀城市生活，一年中大半時光都在城中遊蕩，等到錢被商人以酒食、博務騙光了，只學得一嘴城裡口音回來，卻背上了無力償還的官債。蘇軾想：政府如不那麼濫放青苗錢，山裡人就不惹這個殺人亡家的禍。詩曰（〈山邨五絕〉之四）：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蘇軾生長庶民之家，意識中自認是眾民之一，豈因為官作吏，就此脫胎換骨。大家同是「天民」，血肉相連，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如今眼見新法下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紊亂了，負擔越來越重，法網越來越嚴，到處都是貧困、飢寒、債務，以至胥役的勒索，公堂裡的鞭撲，塞滿監獄的囚犯，種種慘狀，不一而足，這都是廟堂中峨冠博帶，坐而論道的貴人們所看不到的景象，卻使他熱血奔騰，情不自禁地寫下了那些呼號疾痛的詩篇，本意不在譏諷什麼，但以他那尖銳的性格，所說的話，往往利如匕首，使人流血，蘇軾之偏遭時忌，這是原因之一。

自新城坐船回杭，出富春江，經桐廬，過嚴子陵釣臺，在舟中作〈行香子〉詞：

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鑑，鷺點煙汀，過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空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

歸安朱祖謀《東坡樂府》編年，得考見者，蘇軾自來杭州，始有詞作，此闕亦其初製。

當年的詞，多為筵前歌唱而譜，劉攽（貢父）在徐州，初次聽人歌唱軾所作詞，覺得非常新鮮，寄詩道：

千里相思無見期，喜聞樂府短長詩，靈均此祕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知。

不怪少年為狡獪，定應師法授微辭，吳娃齊女聲如玉，遙想明眸嚬黛時。

劉攽還是初次得見蘇軾的詞作，非常新奇，就調笑他，定是倚翠偎紅中吳娃齊女（是時軾已在密州）傳授的師法。蘇軾辯解道：「十載飄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

一回杭州，蘇軾急忙趕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春已老，花亦將謝，問寺僧得知，陳太守今年還未來過，蘇軾代花不平，作了一首短詩給陳襄：

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陳襄讀了這首小詩，立即邀請大家明日上午同往吉祥寺賞花飲酒，蘇軾席上再賦一詩，代花致意：

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為君零落為君開。

一般人看花，只是片面欣賞花的色香，即使是詩人吧，以花喻美人為已足，蘇軾則體會到花亦能言，她與我們一樣有靈犀一點相通的感情存在。兩詩一寫牡丹的幽怨，一寫牡丹的深情，誰能不信她就是我們心中那個愛嬌的女孩。

回杭州席不暇暖，又往西距百里的於潛縣察看縣政，遊寂照寺，為寺僧惠覺題〈綠筠軒〉這首家喻戶曉的詩：

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痴，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八月十八，觀錢塘江湖，是杭州人一年一度的盛事。與太守陳襄同遊，有觀潮調寄〈瑞鷓鴣〉詞，有看潮五絕，題於江邊安濟亭上。向例：江邊有差潮健兒，能衝浪搏潮作種種表演，官中設利物（獎品）以獎勵之，因年有溺斃者，已經朝旨禁斷，軾作五絕中有一首云：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定教斥鹵變桑田。

後來「烏臺詩案」指是譏諷朝廷水利工程之難成，真是胡言亂語。

又往臨安縣巡視，縣令蘇舜舉是進士同年，特意遠至太平寺迎見，為蘇軾說了一個故事：

「數日前到州裡去，卻被訓狐押出。」

蘇軾間是何故，舜舉說：

「我計畫了一本人戶供通家業役鈔規例，自認相當簡要，前日，特意送呈本州諸官，不料大家都不以為然，待呈至轉運副使王廷老時，他很不高興，差人押我出城。」

蘇軾看了舜舉寫的規例，覺得確很有用，不知何以如此，便問舜舉所說「訓狐」是什麼？舜舉說：

「從前聽人講過一個笑話，說燕子以日出為旦，日入為夕；蝙蝠卻相反，以日入為旦，日出為夕，爭論不決，同去求鳳凰作個判斷。路上，遇到一隻禽鳥，對燕子說：不必去了，鳳凰在假，也有人說在瞌睡，現在都是訓狐權攝。」

「訓狐」是宋代罵人的俗諺，蘇軾將這個故事寫入〈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邠）長官兼贈蘇（舜舉）寺丞〉詩，本意只在說明世上已無真正的是非，用以安慰這位同年宗兄的不平：「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天定，餔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展欲爭晨暝，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想不到說說故事，卻又惹禍。

在秦漢時代，杭州只是一片汪洋澤國，西湖還在錢塘江底，群山所出之水，皆入江中，東流於海。由於此一地理環境的關係，即使漢魏以後，滄海變為桑田，杭州已成陸地，但它本是江海，所以水泉鹹苦，居民也很稀少。直到唐朝的李泌來做杭州刺史，始造六口大井，分布城區內外，將西湖的淡水引到井中，供應全城人民飲用。

唐之長慶年間，刺史白居易又治湖浚井，作石涵隔絕江水，刻石湖上，人稱「錢塘六井」。

李泌所造六井，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再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在附城者為方井，為白龜池，錢塘縣治之南者為小方井。此六井中，金牛池久已枯廢，宋朝嘉祐年間，太守沈遘（文通）在城南美俗坊，重開一座南井，人稱「沈公井」，補足了六井的數額。

陳襄來杭州蒞事之初，問民疾苦，地方父老都說：

「六井年久失修，居民苦無飲水。」

述古說：「好，我陳某在此，怎麼可以使人民沒有水喝！」於是就命僧人仲文和子珪，他們又約了如正、思坦一共四個和尚，共同來做這件修井的工程。宋朝的寺院，責司社會福利事業，所以受命為此。

這四個和尚帶領工匠，發溝易甃，完葺罅漏，很快就將六井中最大的相國井修好了，又在方井附近發現了久已堙沒的古方井，一起加以浚治，於是淡水湧至，民足於飲。隨後添建水閘，築牆置鑰，嚴加管護。

陳襄修復六井之明年，發生旱災，江准浙右各地，都為缺乏飲水叫苦，唯有杭州，井不斷水。

蘇軾作〈錢塘六井記〉，詳述工程的始末緣由。

六、紅裙白酒

宋代士大夫間，宴遊之風甚盛，筵席間，醇酒之外，還須有歌舞侑酒的婦人，所以政府定下特別的娼妓制度，規定隸身樂籍的妓女，一律由官府派員監督管理，稱為官妓或營妓，她們的義務只應官府徵召，工作限於歌舞侑酒，不能以官員為營業對象。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說：「宋時閫帥郡守等官，並得以官妓歌舞，然不得私侍枕席。」若官員與官妓有私，即屬違法，如蔣堂知益州，被人檢舉私官妓而降官，熙寧中，祖無擇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彈劾皆是。

官妓之外，達官貴人之家，自設家妓之風甚盛，以致京師中下等的家戶，不重生男重生女，生女則愛若拱璧掌珠，待得稍稍長大，就隨其資質，教以各種藝業，以備士大夫家採拾娛侍。侍女的名目繁多，有所謂身邊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大雜劇人等，就中以廚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之家不可用 03 。

北宋當年，豪門鉅室，競以家妓的聲容出眾，誇耀於人，而士大夫亦很少能有不耽聲色的，甚至如小宋（祁）者，坦然承認讀書即為做官，做官即為享樂。

宋庠，仁宗朝為相。某年上元之夜，獨坐書齋讀易，見隔院弟（宋祁）家燈火通明，管弦嘈雜，喧飲直到天亮。他就叫人傳語其弟：「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還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內吃醃菜煮飯時否？」宋祁笑道：「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月某日同吃醃菜煮飯，是為甚的？」

這是當時上流社會的風氣，賢者不免。

蘇軾在杭，為一州的副首長，亦不能沒有家妓，他家向來儉約，但只數人而已，而且將她們看成侍衛、副官之類，蘇軾慣常向客人介紹道：「有幾個搽粉的虞侯，出來祇應 04 。」

熙寧五年（一○七二），十二歲的朝雲進入蘇家，即扮演這個角色。

宋自開國四百年來，天下承平，社會安定，人人有生逢熙和盛世之感，朝廷重文輕武，士大夫們更是揚眉吐氣，一朝通顯，立即競事奢華，度其靡麗的享樂生活，尤其在女色方面，極其放浪，極其沉湎的盡情恣縱。蘇軾即曾感嘆過，就他所目睹的三朝人物中，不沾聲色之好的「完人」，他還一個也不曾見過。

譬如高齡八十五歲的詞家張先（子野），那麼一大把年紀，還要買妾，蘇軾作詩戲他道：「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全篇皆用張姓典故，人以為難，但他心裡並不認為應該。

蘇軾在京，官雖不大，但是文名甚盛，為名公鉅卿所推重，自是政治社會裡的名流，才望出眾的人物，所以自來杭州，凡是中央派駐在杭的官員，都紛紛邀他參與宴會，以有他在座為榮，朝夕飲宴，幾無虛日，最先提出抗議的，當然是他的腸胃，蘇軾對親近的朋友訴苦道：「到杭州來做通判，真是入了酒食地獄。」 05

一般通例，士人不得志於仕途時，往往逃入醇酒婦人的圈子裡去，麻醉自己，但是蘇軾卻只樂與朋友群居，「性不眤婦人。」 06 俞正燮《癸巳存稿》有一條記古之不眤婦人者，以為蘇軾之所以如此，「或由勤於人事，或歷憂患，亦或由天性。」就他所提出的這三個原因中，到底還是最後這個理由比較接近。蘇軾性情豪爽，口沒遮攔，凡事缺少耐力，非但不善與女人繾綣，甚至家裡的婦人，包括他太太在內，也不常見面說話，他只歡喜和朋友在一起高談闊論，沒有耐心跟婦人孺子廝磨，所以他雖常日參加飲宴，置身眾香國裡，卻永遠站在膩熱氛圍圈外，默默欣賞少女的風情，享受衣袂間散發出來的香氣，而很能克制感情，絕不在這方面形成氾濫。

這種心情，表現在他詩裡的，如〈湖上夜歸〉，說他酒已喝得半酣，坐在轎子裡直打瞌睡，夢中「尚記梨花邨，依依聞暗香。」如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他說：「魚鑰未收清夜永，鳳簫猶在翠微間，淒風瑟縮經弦柱，香霧淒迷著髻鬟。……」都說明他這種局外旁觀的欣賞態度。

蘇軾當時還不到四十歲，但頭髮早白，自以為他已老了，不宜唐突美人，如陳襄邀他去城外尋春，詩說：「老來厭伴紅裙醉，病起空驚白髮新。」遊徑山回來，陳襄邀他飲酒介亭，他詩說：「慣眠處士雲庵裡，倦醉佳人錦瑟旁。」他認為只有年輕人才有與少女們盡情廝混的權利，所以邀周邠同遊徑山，便說：「少年飲紅裙，酒盡推不去。……肯將紅塵腳，暫著白雲履？」

一日，蘇軾在西湖船上望見杭州另一通判魯有開（元翰）在有美堂上作酒會，投詩道：「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坐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卻在漁舟一葉中。」次章卻勸他道：「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意思是你自有美妾在家裡等你回去，你這一大把年紀的髯翁，卻在外面與女孩子胡鬧。

宴飲太多，蘇軾實已非常厭倦，時亦託病逃席，但是歡喜熱鬧的陳襄不肯放過他，寫詩來責備他的屢不赴會，蘇軾只好勉強舉個理由，請他原諒：

我生孤僻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紅裙辭白酒，但愁新進笑陳人。……

蘇軾欣賞有氣質的女孩，而極不喜歡「妖豔的女人」，這可從他創下的一個「名判」中，看得出來。

當他來杭未久，陳襄公出，蘇軾權攝州事，有一官妓，因其性善媚人，人稱「九尾野狐」者，陳狀請求出籍，蘇軾判曰：「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

杭州有三個頗負詩名的官妓，那是周韶、胡楚和龍靚，周韶色藝更為一州之冠，她的嗜好也與眾不同，歡喜茗飲，曾與蔡襄鬥茶，而且勝了，因此名望更重，她聽說這個代理太守那麼寬大，馬上援例陳狀乞嫁，蘇軾知道此妹是陳襄所嬖，提筆判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周韶無奈 07 。

稍後，蘇頌來杭，陳襄設宴接待，召韶侑酒，她就託這位貴賓向陳太守關說，蘇頌指著簷間白鸚鵡道：「可作一絕。」她略一思索，援筆寫呈。

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

其時，周韶有服，穿得一身縞素，楚楚可憐，一座嗟嘆，陳襄動了不忍人之心，便准了她的請求，周韶再拜泣謝，其同輩胡楚、龍靚都有詩送她 08 。

事後，陳襄很是懊悔。翌年，蘇軾於常潤道中作〈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之一二，還代陳襄惋惜：

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

最後一句，蘇軾自注〈杭人以放鴿為太守壽〉九字，實亦聊為掩飾而已，果是放鴿，則第二聯兩句又作何解。

陳襄和作之第二第四兩聯，更是懷念這個女孩子的深情不解，也是一首好詩：

春陰漠漠燕飛飛，可惜春光與子違，半嶺煙霞紅 入，滿湖風月畫船歸。

緱生一闋人何在，遠鶴重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別處，鳥啼花落客沾衣。

蘇軾年未四十，但藉口「老了」，聲色場中，他只當作過眼雲煙，竭力不讓自己留滯，然而，感情這東西，有時並不完全能用理智控制，尤其本來熱情的人。所以在杭州最繁華的沙河塘鬧區，似有一個他所默默嚮往的女孩，惜乎不知道她的名字，集有〈戲贈〉一詩道：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橋依舊斜陽裡，不見樓中垂手人。

也有他喜歡的女孩，要離開他時，作〈贈別〉詩，也會一往情深起來。如言：

青鳥銜巾久欲飛，黃鶯別主更悲啼，殷勤莫忘分攜處，湖水東邊鳳嶺西。

這期間，蘇軾有「薄命佳人」之作，這是他對那些淪落風塵的女孩子，所付與誠摯的同情：

雙頰凝酥髮抹漆，眼光入簾珠的皪，故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汙天質。

吳音嬌軟帶兒痴，無限閒愁總未知，自古佳人多命簿，閉門春盡楊花落。

《東坡樂府》有「乳燕飛華屋」那闋〈賀新郎〉詞，楊湜《古今詞話》造作杭妓秀蘭為府僚所責，蘇軾為作此因以解其困云云的故事，言皆鄙陋，極不可信，而毛本竟據以為蘇軾自注的題語，尤其可笑。因為這個假故事傳說甚廣，所以附記一筆。

七、常潤道中

蘇軾一行作吏，百不自在，眼前所見，十九是浮沉利祿的無知下士，沐猴而冠，儼然作態，心裡塞滿了無比的厭憎。老者章傳道勸他，稍稍自己貶抑一點，才能適應這個現實，蘇軾昂然道：「如爾自貶，終不諧俗，故不為也！」

既不能自貶以和光同塵，做這「違志」的工作，更是精神折磨，痛苦萬分，蘇軾就念茲在茲的希望掙脫現在這個官職，認為即使回家去種田，也比現在好，物質生活好壞，蘇軾本不在乎，至少可以保持身心的自由與快樂。

行在新城山路上，眼見三月不知鹽味的七十老翁，還掛著鐮刀在田間勞作，眼見村中少年，遊手好閒，再也不能安分守己的做個好農夫，一腔悲憤，使他熱血沸騰，覺得自己這個形同幫凶的工作，再也做不下去了，但是如要棄官回鄉，則先得試探一下在陳州的老弟的意思，於是他引述後漢馬援的故事，續作〈山邨五絕〉中的最後一首。

《後漢書》說：馬援征伐交趾國時，行軍中上霧下潦，毒氣黨蒸，天上的飛鳶，都跕跕墮水而死。身在這樣的絕境中，使他想起堂弟馬少游，從前曾經勸他為人何必胸懷大志，徒然自苦。馬少游道：「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所以，蘇詩曰：

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

蘇氏民兄弟，雖然那麼友好，但兩人天賦氣質，全不相同，蘇轍才氣不如老兄，但沒有他那種任性的毛病，也沒有他那種浪漫的想頭，為人處世，非常踏實，蘇轍《欒城集》中〈次韻子膽山邨五絕〉之一說：

貧賤終身未要羞，山林難處便堪愁，近來南海波尤惡，未許乘桴自在遊。

被老弟撓了一頭冷水，蘇軾在寫給故鄉王慶源叔丈信中，記其進退無據的悲哀曰：

在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 正此謂矣。

蘇轍於熙寧三年（一○七○）春，從張方平去陳州為學官，至本（六）年春，已屆三年任滿，時適文彥博罷樞密使，以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陽，原擬徵辟蘇轍為河陽學官，轍亦有謝啟願就，尚未赴任，卻為齊州太守李師中邀去濟南，為齊州之掌書記。

李師中，原任知秦州軍州事，因為屢次上章攻擊王韶的西征軍，且於調查蘇軾販賣私鹽、蘇木、瓷器的誣案中，師中拒作偽證；為當道所忌，將他調知登州，現在則自登州移守齊州。

九月，蘇轍將赴濟南，有〈自陳適楚戲題〉詩：

庠齋三歲最無功，羞愧宣王祿萬鍾，猶欲談經誰復信，相招執籥便須從。

陳風清淨眠真足，齊俗強梁懶不容，久爾安閒長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他很謙虛的說：陳州三年無功，不配再作學官，到齊州去做總攬一切的幕僚長，就沒有在陳州那麼清閒了，但這是天道的報還，不該詫怪。—— 他之所以自待者如此。

熙寧六年（一○七三）秋，言官羅拯上言：兩浙淮南東路災傷，乞行貸卹。詔賜兩路糧三萬石。

十月，沈括奉派察訪兩浙，奏言常潤二州，歲旱民飢，欲令本路計合修水利錢糧，募闕人興工，從之，賜兩浙淮南東路常平米各五萬石，付轉運使以賑飢民。

漕司奉詔後，即檄杭州通判蘇軾赴常潤一帶放糧，十一月啟程，與柳瑾同行。

瑾字子玉，丹徒人，與王安石為進士同年，其子仲遠是蘇軾族妹小十二娘的夫婿，論輩分，柳子玉是蘇軾的姻丈。柳家住在金山，子玉此行，將往監安徽舒州的靈仙觀，順道附載同行。

嚴冬酷寒，大雪紛飛中，兩人至臨平鎮一個僧舍裡，同訪隱士陳烈，詩曰：「僧房有宿火，手足漸柔和。」對於一個衝風冒雪的行旅之人，最重要的到底還是一爐炭火。經秀州（嘉興）而至無錫，登惠州，錢道人以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水烹小龍團茶，來招待這兩位遠道而至的詩人，然後攀登惠山絕頂，瞭望太湖，「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非常羨慕孫登還能登山長嘯，一吐胸中濁氣，而蘇軾不會。

忙於處理繁雜的賑務，忙於奔波道路，時光過得真快，忽已年盡歲除，這年除夜，蘇軾艤舟城外，竟至野宿度歲，非常念家。獨自一人睡在船艙裡，衾冷如冰，通宵不寐；回想自來杭州，大部分時間，都耗費在道路奔波上，是不是他一生的命運，都將如此漂泊，行歌的哀傷，野哭的淒涼，蘇軾今夜，兼而有之，艙中一燈如豆，凍被無溫，既然輾側難眠，索性挑燈起坐，成〈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

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曆日，退歸擬學舊桃符。

煙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客鬚，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

熙寧七年（一○七四）春，過丹陽，公畢，續赴潤江（鎮江），特往藏春塢拜訪老名士刁約（景仁），詩酒流連，互相唱酬，面對世情淡薄的老人，軾作贈詩，亦仍不免流露其一腔漂泊無歸的感傷，如言：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

溪谷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為底忙，老去此身無處著，為翁栽插萬松岡。

又陪柳瑾同回金山，子玉在家設宴招待這位晚輩，柳家三個外甥，長名閎，字展如；次名闢，都是妹婿仲遠之子，面求舅舅的法書，蘇軾為他們寫了一紙行書，告訴他們道：「字要寫得好，單單勤於練習不夠，還須讀書多。」所謂：「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這兩句話，常被後世論書法藝術者，引為圭臬。

在金山寺裡，與柳瑾共飲，喝得酩酊大醉，睡倒在寶覺法師的禪榻上，半夜醒來，題詩壁上，不說自己酒量不好，卻運用俗語罵酒道：「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將大醉時的感受，寫得淋漓盡致。

柳瑾雅興不淺，要邀八十一歲的刁約來同遊金山，同訪金山寺的寶覺、圓通二長老，蘇軾很羨慕他們養生有術，老而彌健，打趣柳瑾道：「你還算不得老，且看刁丈」：

君年甲子未相逢，難向人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奮衣矍鑠走山中。

蘇軾在潤州逗留，時已四月，回想去年十一月離杭，時方大雪，今則春光已老，忽忽已過半年，陳襄詩來催他早點回去：「錦袍公子歸何晚，獨念溝中菜色民。」蘇軾何嘗不想家，尤其掛念吉祥寺的牡丹，深恐錯過花期，〈常潤道中有懷錢唐寄述古〉五首中說：「……穀雨共驚無幾日，蜜蜂未許輒先甜，應須火急回征棹，一片辭枝可得黏？」

任務未了，還有許多地方要去，對於這樣無休無盡的行役，實在厭倦極了，心裡又念著家，託名「代人寄遠」，作〈少年遊〉詞：

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

對酒捲簾邀明月，風露透窗紗，恰是持娥憐雙燕，分明照，畫梁斜。

錢唐令周邠（開祖），是蘇軾在杭州同僚中唱和最得的詩友，他將任滿赴京，也寄詩來催歸一別，軾贈詩曰：「羞歸應為負花期，已見成陰結子時，與物寡情憐我老，遺春無恨賴君詩。……」又送其赴京曰：「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輕千首詩，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安枝。」

—— 寫盡詩人的寂寞，行者和送行者，一樣是飄泊天涯，身無歸著的可憐。

就因為心裡充滿了那麼許多奔波道路，飄泊無歸的感傷，所以一到身臨久已嚮往的荊溪，這可憐的詩人，就情不自禁的做起夢來了。

至宜興，蘇軾往訪同年單錫，同泛荊溪。

宜興，古稱陽羨，本是江南魚米之鄉，境內有三湖九溪，而以荊溪最負盛名。這條溪水源自蕪湖，流入海圻，所以又稱圻溪，除此以外，它還有個極美的俗名，叫「罨畫溪」，據楊慎《丹鉛總錄》說，畫家稱雜色的圖畫叫「罨畫」，荊溪兩岸景風的多彩多姿，可從這個絕美的溪名中想像得見。

蘇軾泛舟溪上，頓覺頭腦清明，心情開朗，情不自禁的讚嘆道：「一入荊溪，便覺意思豁然！」

十七年前，蘇軾登進士第，參與瓊林宴時，與同年蔣之奇共席，蔣是宜興人，對蜀人蘇軾盛稱他家鄉的風土之美，相約將來服官退休後，同到宜興去卜鄰而居，共樂荊溪。蘇軾今日始得親履其地，之奇之言，果然不虛。

荊溪兩岸，林木翳茂，溪光山色，明媚照人，都是詩人最好的供養，惠山細膩的黏土，常州晶瑩的大米，皆是江南第一的特產，尤其民風純樸，物價低廉，適合一個寒士於此度其寧靜的農莊生活。蘇軾距離退休的年齡還很遠，但他實在太愛這座江南小城了，遂騁其遙遠的想像，預約陳襄將來如到宜興來訪，他一定殺雞餉客。—— 一剎間，心裡充滿了一片罨畫溪上的田園美夢，詩曰：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為黍子來無？

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生計一身迂。

五月始至常州，然後到無錫，到蘇州，與曾任御史，為疏劾王安石被排出京，現在提舉宮觀 09 的劉述（孝叔）相會，同遊虎邱，至炎夏六月，才回到杭州交差，這次常潤賑飢一役，道路奔波，足足七個多月。

這時候，執政五年多的王安石，已經罷相。

安石專政，使持重的先朝舊臣一個一個消極求去，這樣重大的政治變化，即使禁中，也不免震動。而實施新法所發生的不良反應，陸續傳入深宮，使皇室中人大為不安。有一天，光獻太皇太后曾勸神宗道：

「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

「此以利民，並非苦之。」皇上答道。

「安石確有才學，但是結怨太多，要保全他，不如暫時外放的好。」

「群臣中只有安石能為國家做事。」

其時，神宗之弟岐王顥在側，進曰：

「太后之言，不可不思。」

神宗怒曰：「是我敗壞天下嗎？你來做好了。」

顥泣曰：「何至於如此呢！」

這次談話，不歡而散。

外面有許多不好的消息，傳到宮裡來，光獻太后再也忍耐不住，一日，對神宗流涕道：「安石亂天下。」

這次，神宗心裡本已動搖，聽到勸說，默不作聲，卻流下淚了。

熙寧六七年間，河東、河北、陝西大饑荒，流亡到京西來的難民，無慮數萬，監安上門的小官鄭俠（介夫，治平進士），每日見這大批難民逃到京裡來，老幼雜沓，擁塞道途，多數人扶病帶傷，形容憔悴，身上穿的衣服，鶉衣百結沒有一個完整的，甚至有人以樹皮草根為糧，其中更有身披鎖械、押解入京的犯人，他們身上還揹著家裡拆下來的屋瓦和木材，這是他們所有唯一的財物，悲慘的景況，簡直令人不能相信此乃人間光景。

鄭俠心生悲憫，就按逐日所見，繪成一幅《流民圖》，附以疏狀，親詣閤門，請求代奏。閤門官吏不肯接受，鄭俠就謊稱是祕急文件，發馬遞上，奏疏裡面說：「陛下征伐外夷，別人所上的都是國家勝強的圖錄，而沒有人畫出天下流離失所，飢寒交迫之狀，進獻御前的。此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天如不雨，如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再三再四的細看鄭俠這張流民圖，長噓短嘆，鬱鬱不樂，晚上又把它帶進寢宮去，以致整夜都不能成眠。

其時各地久旱成災，尤以國家財經中心的兩浙和淮南東路被災最為嚴重，神宗憂形於色，以為新法病民，天已示警，心裡開始動搖。安石說：「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乾）雖久，但當益修人事以應之。」

神宗奮然道：「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

待看了鄭俠的流民圖，一夜不眠後，神宗下了決心，也不和安石商量，逕自下令開封府體放（停收）免行錢，命司農發常平倉救濟災民，命三司查察市易的弊害，停止青苗免役的追索，並罷方田等，一共十有八項。

於是，王安石坐不住相位了，上章乞解機務，神宗雖還挽留，而安石去意已堅，章凡六上，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江寧府，並從安石之請，以韓絳代安石為同平章事，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時在熙寧七年四月；五月以翰林學士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

呂惠卿是個陰狠險毒的真小人，知道神宗對王安石敬信未衰，而韓絳則是個出身世家的標準官僚，鄉愿作風，二人登臺後，墨守安石成規，不敢少失，當時的人稱韓絳為傳法沙門，呂惠卿為護法善神。

其實，惠卿心裡最怕的是王安石東山再起，不久，就挑起安石之弟王安國與李士寧之獄，凡可以陷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極，即使是同時並起的老搭檔曾布，也因市易發生爭執，被他設計排出中樞，落職出知饒州。

蘇軾有詠史（王莽、董卓）二詩，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曰：陸放翁聽王性之說，東坡作王莽詩「漢家殊未失經綸，入手功名事事新。」是譏諷安石事事欲求變革的作風；董卓詩「只言天下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譏安石終遭惠卿、曾布內叛。刺董卓者是其義子呂布，呂合惠卿姓，布合曾子宣之名。

八、別西湖

蘇軾自常潤歸來，太守陳襄已屆瓜代之期，詔與知應天府的楊繪對調。

陳襄設宴有美堂，告別僚佐，蘇軾受囑賦〈虞美人〉：

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彌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裡燈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卻歸時，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此後送舊迎新，自有許多宴會，粉白黛綠，檀板金樽，需要新詞供妓樂歌唱，所以蘇軾寫了許多詞，如送述古迓元素的〈訴衷情〉，孤山竹閣送述古的〈江城子〉，西湖送述古的〈菩薩蠻〉等，西湖這一闋是：

秋風湖上蕭蕭雨，使君欲去還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殺人。

佳人千點淚，灑向長河水，不用斂雙蛾，路人啼更多。

陳襄啟程離杭，蘇軾一直追送到臨平舟上，別緒離情，心裡無限的空虛落寞，作〈南鄉子〉別詞，道歸家路上所感：「……歸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熒熒，秋雨晴時淚不晴。」

這年秋天，京東河北兩路，又發生蝗災，蔽天的飛蝗，蔓延及於淮浙，蘇軾又被派赴臨安、於潛、新城一帶，督導各縣捕蝗，他眼見蝗害的嚴重，說：

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艇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

群飛的蝗蟲所發出來的聲音，竟能蓋過如千軍萬馬奔騰而至的潮聲，天上一片烏黑，遮得日月無光，一下來，千頃綠稻，立刻捲光，聲勢之大，令人不寒而慄。

蘇軾連日盡在田野間察看飛蝗的來勢，檢查受災的情況，晚上又須與有關人員研討捕蝗的方法，勞累不堪。一處事定，又須再去一地，這種單調的胥吏工作，更使他心裡充滿委屈的感覺。當他在臨平和於潛兩縣間的山上，行至浮雲嶺上時，體力更是疲憊難支，慨然有被人當作廝役差遣之恥，氣起來就想毀車殺馬，扯碎衣冠，逃歸鄉里去讀書。但是，這個祕密的心事，除出弟轍，沒處可說，乃作〈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二首〉之一云：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黃，久廢山行疲犖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蘇軾後來回憶在杭州所受的委屈，寄同事周邠詩說：「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心裡的掙扎之苦，情見於辭。

幸而任期即將屆滿，蘇軾因弟在濟南，所以上章朝廷，請求派個山東的差使，圖個近便，熙寧七年九月，告下：「蘇軾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蘇軾如願以償，到任謝表中，有「請郡東方，攜孥上國，自唯何幸，動獲所求」的感激之辭。

蘇軾在杭三年，他的幼子過（叔黨）是熙寧五年（一○七二）杭州出生的，這時候，他已有三個兒子了。後來與他同度患難的愛妾朝雲，則於今年進入蘇家之門，她還只是個十二歲的垂髫少女。

從應天府任上調來杭州的楊繪，字元素，四川綿竹人，神宗朝為御史中丞，極得皇上眷顧，將有大用，與滕元發二人聯合攻擊宰相曾公亮，事機不密，公亮上章先辯，神宗自此不悅，後又極論新法，被曾布責難，逐遭外放。他是一個聰明活潑，極好醇酒婦人、才子型的人物，七月到任，九月朝廷告下，蘇軾又將去杭州赴密，相處的時間很短，但是即在這個短短的時間內，遊宴不絕，至蘇軾新職發表，楊太守更一再餞別於中和堂和湖上，《東坡樂府》中有一連串和楊元素的歌詞，皆是筵邊的疊唱，如〈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的〈南鄉子〉：

東武望餘杭，愛海天涯兩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

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卻姓楊。

又如重陽節日作〈浣溪紗〉詞說：「可恨相逢能幾日，不知重會是何年。」兩人的交好，與一片索寞的離情，處處可見。

蘇軾將行，於九月二十日往別西湖南北二山中的道友，其實亦是與西湖告別的最後一遊。蘇軾自己說，他有一種神祕的感覺，自來西湖，每到之處，常常覺得這個地方，從前都曾來過，印象猶很清晰，他歸之為前生舊遊的記憶，〈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中，特有一首〈過舊遊〉詩說：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更欲洞霄為隱吏，一庵閒地且相留。

又在密州時有〈答錢唐主簿陳師仲書〉云：

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聖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

何薳《春渚紀聞》有一則曰：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說，蘇軾做杭州通判時，始與參寥同登方丈，就對他說：「某平生未嘗到此，而眼前所見，都如素所經歷的一樣，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派人去數，果如其言，軾便語參寥道：「某前生，此山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

後來蘇軾每至該寺，就解衣般礡，久而始去，其時，則廉還是一個沙彌，常常在旁伺候，炎夏天熱，蘇軾來時，就脫光上衣，在竹蔭下袒露乘涼，看見的背上，有七粒黑痣，如星斗狀，世人都不得見。

《威淳臨安志》：壽星院在葛嶺下，智果寺側，晉天福八年所建，有寒碧軒、此君軒等建築，蘇軾皆有詩。與陳襄書中稱之為「壽聖」，也許是舊名，不足深考。不過蘇軾第一次在杭州時，還未與於潛詩僧參寥相識，其同行相語者，必是另一和尚，傳聞小誤而已。

楊繪有事於湖州，與蘇軾同舟離杭，張先、陳舜俞約蘇軾同訪湖州太守李常，亦與偕行。

常字公擇，建昌人，少時讀書於廬山白石僧舍，手自抄書，幾至兩目盡盲，既登進士第，將他手抄書九千卷，庋藏老家，軾為作〈李民山房記〉。熙寧初，任祕閣校理，出知地方，不脫學人從政的本色。

他們一大堆毫無政治意味的朋友，相聚湖州，歡宴幾無虛日。李常好酒，又適逢生子做三朝，大會賓客，分贈洗兒錢和玉果，蘇軾開他玩笑道：「……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謝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減字木蘭花〉）又與周開祖（邠）書云：

……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李常），而元素（楊繪）、子野（張先）、季叔（劉述）、令舉（陳舜俞）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為恨。

這六個朋友連日歡聚，以歌詞名滿天下的張先，時已八五高齡，興致甚好，賦〈定風波〉令，有「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句，謂之曰「六客詞」。

蘇軾離湖州時，劉述、張先與他同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賞月歡飲，興致淋漓，想起湖州之會，張先率先自唱六客詞，覺得這是人生中難得的歡娛，大家都很興奮。

蘇軾在京口將與楊繪相別，席上作〈醉落魄〉詞以贈，這闋詞，不是抒寫一般的離情別緒，而別有一番「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傷。一則是軾與元素同為蜀人，都是從那塊萬山環抱中、溫暖而饒富的盆地裡跑出來的人，現在一樣流落在東海之濱，歸鄉無期；二則自己固然是初出茅廬，主知未深，所以一中小人的讒言，立即得罪外放，固其所宜，不料以元素之久膺帝眷，位在要津，亦因反對新法而被棄，蓬梗飄零，錯在出處。不太輕易傷感的蘇軾，此詞卻竟充滿了哀戚，充滿了憫憐，難怪日後兩人同以罪貶，相遇於黃州時，楊繪要說從前有「天涯同是傷淪落」一句，恰是今日的「詩讖」，相與唏噓感嘆不置。原詞：

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飄泊，偶然相聚遠離索，多病多愁，須信從來錯。

樽前一笑休辭卻，天涯同是傷淪落，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

十月，蘇軾這一年中，第三次又到蘇州，再為蘇守王誨（規父）席上的嘉賓，坐中有與相熟的歌妓，顏色淒然地一再問他：「這回去了，還再來不來？」蘇軾深為感動，作〈阮郎歸〉：

一年三度過蘇臺，清樽長是開，佳人相問苦相猜，這回來不來？

情未盡，老先催，人生真可嗤，他年桃李阿誰栽，劉郎雙鬢衰。

離蘇時，又有蘇州閶門留別的一闕〈醉落魄〉，疑亦為此姝所作，為了安慰伊人，似乎也留有後約。一個在事業世界裡失意的人，極容易掉進兒女情長的溫柔鄉去，逃避現實中的寂寞，蘇軾甚少風流韻事，此詞宜再引錄：

蒼顏華髮，故山歸計何時決，舊交新貴音書絕，唯有佳人，猶作殷勤別。

離亭欲去歌聲咽，瀟瀟細雨涼吹頰，淚珠不用羅巾裛，彈在羅衫，圖得見時說。

過京口，與同年胡宗愈（完夫）、王存（正仲）、孫洙（巨源）劇飲，與李常書說：「此乃天幸，既得與老兄，又途中與完夫、正仲、巨源相會，所至輒作劇飲笑樂，人生如此有幾，未知他日能復繼此否？」

孫洙欲往海州，遂與同行。

蘇軾本來計畫，乘此調差的機會，可以從海州繞道前往濟南探望老弟，看看新生的侄子虎兒。兄弟倆自從熙寧四年九月同謁歐陽修後，潁州一別，至今又已三年不見了。無奈在湖州耽擱的時間太多，現在必須趕往密州到任，而且時入嚴冬，從海州到濟南去必走的青河，已經冰凍停航，蘇軾只得徒呼奈何。

自海州衝風冒寒，逕趨密州，世傳有「野店雞號」的一闋〈沁園春〉，為蘇軾〈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之作，元遺山認為「此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為東坡。……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等句，其鄙俚淺近，叫呼眩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 10

蘇軾從來沒有覺得「致君堯舜」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他也不會是一個「袖手旁觀」說風涼大話的人，遺山確有真識，故錄其說。

熙寧七年（一○七四）十一月初三日，蘇軾抵密州任。

九、密州利病

熙寧七年（一○七四）十一月初三，蘇軾到密州任。

密州位於山東半島之西南，即今山東省諸城縣，居濰河上游的東岸，本為漢之東武縣，隋改諸城，兼置密州。此地開發雖早，但自經濟中心移轉江南後，其重要性就大為減低，文明程度也就遠落在江南之後了，蘇軾稱之為「桑麻之野」，但有一個好處，公務比較清閒。

蘇軾一入州境，沿路看見農民忙著用蒿蔓雜草將死掉的蝗蟲包裹起來，挖地深埋，累累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的總數，報官的就幾有三萬斛之多，飛蝗來勢之大，不難想見的了。

蘇軾一下車，立即查問蝗災，哪知當地的官吏卻諱言道：「蝗不為災」，甚至睜著眼睛說瞎話：「蝗蟲來，為田地除草。」蘇軾近在杭州親眼見過，飛蝗自西北來，上蔽天日，聲如海浪，如碰到牠一飛下來，則頃刻之間，一望無際的綠野，都成了赤地，這還不過是京東的蝗蟲，部分飛入淮浙的餘波而已，而京東的官吏卻說：「蝗不為災」，蘇軾憤然道：「將誰欺乎！」

他於到任後的第二十天，上奏朝廷，報告京東蝗災的嚴重情形，請求朝廷豁免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以資救濟。

同日，上書宰相韓絳，除蝗災外，還說到「手實法」的流弊，方田均稅之患，役法的分等，並且竭力反對擬議中，將在京東榷鹽的禍害。

這年秋天，朝庭實施呂惠卿制訂的「手實法」。先由政府規定標準物價，令各戶主自行填報家產，除職業上必需工具及食料外，所有一切財物都須列報。登入官方簿籍，從其總值，課以五分之一的財產稅，其間派人挨家著戶逐項撿點調查，如有隱匿，一律沒收，並且獎勵民間告發，告發者可得沒收物三分之一的獎金，這個制度固然使政府收入大增，而中上之戶，多被仇人檢舉，弄得家家破產，人人不安。蘇軾函中說：

手實之法，獨恃告訐，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而今公開告訐之門，揭厚賞以求人過，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

論方田均稅之患，以為路人皆知其非，「稅之不均也久矣，而民安其舊，今乃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日，而民怨興矣。」

蘇軾在杭州，親見食鹽專賣的弊害，親自斷過違犯鹽法的小民，破家亡命，自來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沒有鹽囚，路上沒有被流配的鹽犯，正自欣喜，不料漕司移來文書說：有個王伯諭的建議，計畫變更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收歸官賣，蘇軾慨然嘆息道：

「密州鹽稅，歲收錢二千八百餘萬，為鹽一百九十餘萬秤，這還不過是一郡之數而已，官辦市易鹽務，有能力全部收買嗎？假使不能全部收買，鹽民又怎肯就此捨棄不煎，官不買的餘鹽還不照樣都成了私鹽，即使用嚴刑峻法使老百姓個個不敢私賣，則存鹽亦豈不等於糞土，」蘇軾向韓丞相呼籲道：「願公救之於未行。」

但是，韓子華官僚世家，他這時候，謹守安石遺規以取相位，此函並無多大作用，不久，即見三司使章惇的主張，認為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河北獨不榷鹽，是為不公，力主河北京東之鹽，皆應官賣，朝廷已派專使實地考察，並召密州監司周革入覲，蘇軾雖再上書文彥博，力辯河北與陝西不同，東北民風強悍，榷鹽禍不可測，但是事已成議，沒有辦法追究了。

熙寧政風，已經非常敗壞，非常紊亂，地方官吏以矇騙為能，而中央機關則各自弄權行勢，甚至擅造單行法來欺壓地方。當時，初行「手實法」，司農寺行文各路說，如不按時施行，將以違制論罪，蘇軾大怒，對提舉常平官說：

「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自造律（立法）。」

提舉官知道這位太守剛強不屈的脾氣，大驚，婉解道：

「公且從緩。」怕蘇軾出奏。

宋設九寺，屬尚書省，分別辦理各項業務，司農寺職掌倉儲、苑囿、庫務之類，對付郡縣，態度蠻橫，蘇軾上書元老文彥博，揭發其擅自造令，欺壓郡縣道：

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敕並行。

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按律文，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

蘇軾指司農寺之「增損律令」、「衝改制書」，完全依據法律而言，宋律、刑統（雜律棄毀制書官文書條）：「諸棄毀……官文書者，準盜論。」而賊盜、盜制書條：「諸盜官文書者杖一百，重害文書加一等。」杖一百加一等，才徒刑一年，而今司農寺擅以違制論罪，刑統（職制、被制書施行違者）條：「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顯然是增損律令，變用法條，目的是擅自加重刑罰，以建立權威。

至於罪刑之能否獲得赦降原免，只有法律條文內或皇帝的「敕」才能規定可用或不可，現在司農寺普通行政文書裡，擅自作了「不用赦降原免」的規定，豈非「衝改制書」。

京東民風強悍，盜賊縱橫，水滸傳裡晁蓋、宋江等人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的大寨梁山泊，就在山東壽張、鄆城、東平三縣境內。蘇軾上文彥博書說：「密州民俗武悍，恃（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那個時代，人禍多因天災而起，天災使老百姓飢寒無食，弱者輾轉死於溝壑，而強者就只好鋌而走險，恃強行劫了。蘇軾有：「論京東河北盜賊狀」，略曰：

比年來蝗早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明年春夏之際，必生饑荒，寇攘為患。……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

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邱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茍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儆百，今中民以下，舉皆缺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

狀末，蘇軾鼓勇對亟欲富國強兵，湔雪國恥，因而堅持「府庫不可不盈」的神宗皇帝，進其逆耳忠言曰：

……苟非陛下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遍，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蘇軾到任後，詳研盜案，立即懸賞緝盜，隨獲隨給賞金，因此人人奮力協助官府，供給線索，合力緝捕，頗收一時之效。

依照法律規定，獲強盜一人，判死刑者給賞五十千文，判流以下刑者，給半，即二十五千文。不料近忽有旨，災傷之歲，都降一等計獎，即降一等，只有半數，如獲流刑以下，僅得十二千五百文，告官者和捕盜者，通常有四五個人，假使敵不過強盜，就會被盜所殺，捨棄了生命，幸而勝了，亦已與盜幫結了仇，其難如此，而四五人平分十二千五百錢，要他們用性命來拚，怎麼辦得到。

蘇軾給文彥博信上說：「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

蘇軾自從被排出京以來，已經很久不敢公然論政，於忍無可忍之時，只能寫下幾首「託事以諷」的詩篇，希望引起有力者的注意，轉折達到為民請命的目的。現在則為主持一郡的疆臣，面對老百姓的飢寒疾苦，豈能心無所念，何況牧養生民，本是地方官的責任，他又何能恝置事外，一再上書當國的宰相韓絳，三朝元老的侍中文彥博，希望得到救助，心裡則還惴惴自懼，函尾說：「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行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

蘇軾治事，有他非常機警的特長，為一般能吏所不及，史本傳和墓誌都記載他在密州的一個故事。有一幫強盜，祕密準備劫掠，安撫轉運使派遣三班使率領悍卒數十人，到密州境內來追捕逃犯，當地政府必然要與協作，軾詩所謂「磨刀入谷追窮寇」者，即是指此。不料這批外來的悍卒，橫暴凶殘，幾又甚於強盜，甚至以禁物設贓，誣陷居民，為居民所鬥殺，驚潰為亂，老百姓到太守衛門來奔訴，蘇軾投其書於地，不看，說：「必不至於有這樣的事情。」那些作亂的散兵，聽到這個消息，心定了，逐漸集合攏來，蘇軾這才傳集人證事證，使他們不能抵賴，一一招認，他就分別予以明正典刑。

密州濱海多風，又不如江南那樣，四處都分布湖沼和溝瀆之水，所以常常苦旱。當地人民，相信常山的山神，禱雨最靈。蘇軾蒞任之明年四月，旱蝗相繼為害他便齋戒蔬食，往東武縣南二十里之常山，禱於山神；禱後，果然下了一陣足夠的雨。

不料一雨之後，五月復旱，蘇軾再禱常山，許下重新廟宇的祈願。

廟之西南，有一股流泉，折旋如車輪，餘流溢於山下，蘇軾叫人琢石為欄，構亭泉畔，曰「雲泉亭」。

十月常山廟成，蘇軾往祭，回程，與梅戶曹在鐵溝地方會獵，習射放鷹，豪興十足，作詩並〈江城子〉詞，詞曰：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詞成，寫寄鮮于子駿（侁）曰：「近作小詞，雖無柳七郎（永）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十、超然臺與蓋公堂

蘇軾之所以求為東州郡守，只為能與濟南的弟轍較為近便，密州風土之不能與江南比論，他心裡非常明白，未去之前，先有詩說：

膠西未到吾能說，桑柘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城騎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既到密州之後，則滿眼盡是天災人禍，糾結一團，互為因果，而郡守的能力有限，他除了盡心盡力作一切措施外，只好分別奏聞朝廷，上書相國和元老，請求救援，整整忙了兩個月，倏忽已是除夕，眼前沒有談得來的朋友，忽又害起病來，臥床好幾天了，情緒非常低落，〈除夜病中贈段屯田〉詩說：「……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唯有病相尋，空齋為老伴，蕭條燈火泠。寒夜何時旦，倦僕觸屏風，饑鼯嗅空案，數朝閉閣臥，霜髮秋蓬亂。……此生何所似，暗盡灰中炭。」一個滿懷抱負的志士，竟將自己生平，比作埋在寒灰下的熾炭，暗隨年月，默默銷熔，心情之苦，可以想像，而最不堪的則是自亦不解何以至此，精神上徬徨無主，〈次韻答喬太博〉詩，所謂「顛倒不自知，直為神所玩」。即有生命荏弱而浮脆，直被命運播弄的一腔恚恨。

劉攽、李常寄詩來問他密州近況，次韻答詩曰：

何人勸我此間來，弦管生衣甑有埃，綠蟻沾脣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為郡鮮歡君莫嘆，猶勝塵土走章臺。

除出蝗蟲、盜賊之外，密州更多棄嬰，都丟在城外荒野，蘇軾一路巡行，親目所見，心實不忍。

他就籌出一筆經費來，凡是養不起嬰兒的父母，由政府每月給米六斗，勸令不要拋棄，一年以後，骨肉之愛已生，就不會再被棄了。

在密州，不但再也沒有弦歌侑酒的熱鬧場面，新法管制下，造公使酒都有限制，歲不得超過百石，釀造逾額，為法甚重，他曾要座客喬太博「莫笑銀杯小」，詩說：「……我今號為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海窄。」趙明叔（杲卿）教授家貧好酒，而蘇軾則苦於無酒請客，次韻詩說：「幾回無酒欲沽君，卻畏有司書帳簿。」王駙馬（詵）送他家釀碧香酒，蘇軾本於「寶劍贈與烈士」之意，也拿來送與這位酒友。

過了年後的上元（正月十五），客逢佳節，蘇軾不禁懷念此日的杭州。兩地光景，完全不同，作〈蝶戀花〉詞：

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更無一點塵隨馬。

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卻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

論這兩個不同的世界，〈超然臺記〉裡也說：

余自錢塘移守膠面，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

行、住、遊觀的差異如此，而飲食風味，南北更自不同，〈和蔣夔寄茶〉詩說：

……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虀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小魚）腥盤筵，廚中蒸粟埋飯甕（山東人埋肉飯下而食之，謂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山東喜食粟飯，飲酸漿），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

幸而蘇軾不論南北，都能隨遇而安，適應這些生活小節，並無很大困難，只是新法實行後，公使庫錢減少了很多，使得州郡長官，無以應付賓客，這才使他大為嘆苦。

宋太祖當年廢藩鎮，命士人典全國州郡，設置公使庫，除正供之外，地方餘利，概歸該庫，州郡長官有權支配，供過客吏卒批支口食，官員赴朝，亦不必自行齎糧，用以厚養士大夫的廉恥。新法實行後，地方餘利既被搜括一空，公使錢暴減，蘇軾因此常常嘆窮。他與通判劉庭式二人日常沿城尋覓廢圃中野生的枸杞和菊花來吃。這一行動，也是有典故的：

唐朝詩人陸龜蒙，自號「天隨子」，在書齋前的空地上手植杞菊為食，至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他還照樣嚼食，且作〈杞菊賦〉一篇以廣其意。蘇軾本來還不大相信這話，以為士人不遇，守窮節約就可以，何至於因飢餓而嚼嚙草木。但自遭逢了今日景況，始信天隨子的話，不是沒有可能，作〈後杞菊賦〉，敘曰：

……而余仕宧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

蘇軾自嘲道：日坐堂上，儼然是個太守，前有賓客來造訪，後有椽屬的趨走，早衙忙到中午，午後忙到酉時（下午六時），連一杯酒都沒得喝，只好摘點草木來騙騙嘴巴，對著餐桌直皺眉頭，舉起箸來真是不堪下嚥，只想嘔吐。……其實這都是夫子自嘲之語，實際情況是公使庫錢短絀，沒有能力設酒會客，寂寞不堪而已，賦中有一段解語，充分流露莊子的齊物思想，人生途程中，層出不窮的苦難，迫人自尋疏解：

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這是實話，枸杞和野菊，都是藥草，枸杞屬於茄科，是生長原野路邊的落葉灌木，其果實為枸杞子，皮為地骨皮，有增強精力、返老還童之功，蘇軾服用一年後，獲得顯著的藥效，顏面加豐，氣色旺盛，他最擔心的白髮也日漸轉黑起來；野菊有明目之效，對於時患目疾的蘇軾，當然有益，所以，說嚼嚙杞菊療飢，固是詩人的誇張之辭，以此養生，則是事實，但以堂堂太守之尊，親自採藥原野，也算得上是窮境了。

住過一年，對於當地的風土人情，慢慢習慣起來，精神也漸次安定，蘇軾差人到安邱、高密的山上去採伐木材，來修理破敗的官舍，荒蕪的庭園，動工後，發現園北有一廢舊城臺，臺上視界很好，順便稍加葺治，就成了一座高而安，深而明，冬暖夏涼，可以登臨眺望的休閒之地。南望是若隱若現的馬耳山、常山，其東則為廬山，西望穆陵，隱然如城，北為浩淼的濰河，風景甚是壯闊。蘇軾要老弟給它取個臺名，蘇轍建議叫它為「超然臺」，理由是：

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耶！

熙寧八年（一○七五）十一月，臺成，蘇轍作〈超然臺賦〉，蘇軾作記曰：

……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之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軾「遊於物之外也」的智慧，在〈寶繪堂記〉（熙寧十年作）中發揮得更透澈；文曰：「君子可以寓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於物」，則人為主體；人居「物外」，來欣賞物，則天下沒有不可欣賞之物；「留意於物」，則物為主體，人陷「物內」，而隨物之得失而流轉。所以「遊於物外」，乃是「無往而不樂」的條件。東坡少時讀莊子有「深得我心」之嘆，這種喟嘆在後來現實政治的詭譎詐變之中，在爭權奪利之中；在發生在自己身上之橫遭誣陷之中，轉化成透澈的智慧。這種智慧使他痛切地感到只有莊子的超越現象世界，「審乎無假，不與物遷」的哲學，才能打開一條精神上的出路，以齊得失，忘禍福，混貴賤，而與萬物齊一。

蘇軾從莊子哲學中體會出生命之最高價值，在於精神之獨立與自由。一個人要達到這種境界，則必先排除無窮的物慾及放縱的激情，這兩者都是使人不能超然物外的最大桎梏。

酒友趙杲卿（明叔）家貧好飲，不論酒好酒壞，只要能醉的都好，他嘴裡常常掛著一句膠東俗諺：「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蘇軾認為這句俗語「其言雖俚而近乎達。」就擴充其意，作〈薄薄酒二首〉，茲錄其一：

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玉柙萬人相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

密州為漢代蓋公的故里，但年代湮遠，已無子孫故蹟可尋，蘇軾於黃堂之北，修建了一座聚會所，名之曰「蓋公堂」。

秦自孝公至於始皇，立法更制，對老百姓施以嚴酷的統治，曹參親見戰亂之餘，民不聊生的痛苦，初為齊相，以如何安集百姓的方法，遍問齊國的長老和儒生，但言人人殊，無從定策，訪得膠西有個蓋公，善治黃老之術，派人請他來商討，蓋公說：「治道清淨，而民自定。」推類盡言，皆是與民休息之道。曹參非常欽佩他的見解，將正堂讓出來給蓋公住，用其言而齊大治，後來又以其所以治齊者來統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

熙寧變法，實施新政，只為急求有功，不惜以嚴刑峻法來實施聚斂之政，實與暴秦無異，老百姓的脂膏，已被剝削殆盡，蘇軾自恨不在其位，無可挽救，更感嘆近三年來，執政人物的此起彼落，但都不是醫國之手，長此以往，後果不堪設想。蘇軾此時嚮往蓋公黃老之治，蓋深感此時「與民休息」的重要而已。

熙寧七年（一○七四）四月，神宗為一連串的天災人禍所刺激，決然權罷新法，而准了王安石的辭位。

安石既去，神宗詔以韓絳、呂惠卿、曾布三人共同執政。呂曾二人最先發生內訌，不久曾布即被惠卿排出中樞，韓絳雖然職掌中書，而碌碌無所作為，於是大權就落入呂惠卿一人之手。

呂惠卿以迎合安石建立新法，為安石竭力援引而驟至執政，既已得志，一面防止安石東山再起，一面排擠韓絳，韓絳沒有能力制伏這匹政治上的劣馬，密請神宗復用安石，帝從其請，惠卿圖窮匕見，列數安石兄弟的缺點，上奏神宗，那知神宗對安石的信賴，豈是惠卿所能搖撼，帝將這一封事寄示安石，安石上表，痛切言道：「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即是指此。

安石奉詔，於熙寧八年（一○七五）二月倍道入京，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度秉政，秋冬間，韓絳、呂惠卿兩皆罷出。

像這個樣子朝三暮四的人事變易，蘇軾作〈蓋公堂記〉，喻之為「三易醫而病癒甚。」這段託諷時事的寓言，比喻固然巧妙，而役使文字的經濟手段，洪邁《容齋五筆》，更認為可以做作文立說者的典範，而嘆為「東坡文章不可學」。故錄該段原文曰：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嗽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腸胃，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病作，內熱惡寒，而咳不已，纍然真蠱者也。

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夕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鳥喙，雜然並進，而漂疽 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

昔之為國者亦然。……

蘇軾痛感朝廷如此用人，已經完全失掉原則，只被爭權奪位的政客們所擺布，「三易醫而病愈甚。」假如再不持之以慎重，雜藥亂投，國家的危亡，可以立待。當今之時，蓋公所說的「治道清淨，而民自定」的話，值得三思，於是借題發揮他那一片憂時的懷抱，作〈蓋公堂記〉。

熙寧九年（一○七六）八月十五，與僚友飲於超然臺上，非常高興。這個中秋夜，雖然大家一起歡飲達旦，為自來密州最快樂的一次盛會，但是客逢佳節，又不免苦念起在濟南的老弟來了，大醉，作〈水調歌頭〉詞：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悶。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此詞從自然的流變說及人事的無常，從一種孤高的氣氛中，透露出作者曠遠的胸襟，歷來被認為是中秋詞中的絕唱。

十一月，告下：蘇軾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移知河中府。其時，天降大雪，與客飲於山堂，〈與周開祖（邠）書〉說：「某已被旨移河中府，侯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

十二月上旬，孔宗翰來代，先自荊林馬上寄詩相告，蘇軾答詩說：「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朱輪未及郊，清風已先馳，何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

蘇軾此篇移交致詞，盡是對密州老百姓的怛惻之情，唯此民胞物與的人道主義精神，足以成就一個人的偉大。

黃庭堅詩帖

文同畫竹

東坡畫竹之一

註釋

01 　《宋史．職官志》：鈐轄司掌軍旅屯戍營防守禦之政令，或一州一路。有兼二路、三路者。

02 　五代之梁與北齊，試進士不中程者或選舉濫者，皆罰飲墨水。

03 　洪襄，《暘谷漫錄》。

04 　《軒渠錄》。

05 　朱彧，《萍洲可談》。

06 　袁文，《甕牗閒評》。

07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08 　趙德麟，《侯鯖錄》。

09 　提舉宮觀：為安置罷退大臣而設，有俸無職。

10 　元好問，《遺山先生集》。

第四章　黃樓

一、作客東園

熙寧十年（一○七七）正月，朔風凜烈，大雪紛飛，蘇軾一家冒著寒風大雪行路，將至濟南，知齊州的李常，先派急足來迎，蘇軾次韻答詩，有「敝裘贏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蘇軾常尊公擇為太白，而自比為北海牧羊的蘇武，可能是酒間的玩笑話，成了慣稱。

三個侄子，遲、適、遠都在雪中迎候，帶領他們回家，雖然蘇轍去冬赴京，還沒有回來，但兄弟兩家，闊別多年，一朝團聚，「酒食淋漓渾舍喜」，真是無比的歡慶。

蘇轍去冬匆匆赴京，是因朝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有意去做一番觀察，找尋活動的機會。

熙寧八年（一○七五）二月，王安石復相，呂惠卿堵塞安石再起的陰謀，既完全失敗，同年十月，就被出知陳州。

神宗凜於水旱失常，災禍頻仍，這時候，又有彗星出軫的異象發生，帝權雖是至上，但是不能不怕天怒，所以避殿滅膳，詔求直言。安石進曰：

「天道茫遠，未免妄誕，先生雖有官占，所言者，卻還都是人事。」

神宗就盯著他道：「聞民間殊苦新法。」

「祁寒暑雨，民猶咨怨，此毋寧恤。」安石對答。

皇上顯然有被矇蔽的憤怒，詰曰：

「老百姓莫非連祁寒暑雨之怨也都沒有嗎？」

安石碰了這個釘子，鬱鬱不樂，就此稱病不出，但是，神宗沒有其他辦法，還是再三慰勉，促令復起視事，殊不知安石此時，曾呂皆去，無人為助，只可依賴他的兒子王雱，而王雱雖有才幹，到底是個狂率少年，他要徹底打擊呂惠卿，卻被惠卿反告一狀，安石知道了，非常責怪他的莽撞，雱恚慎不平，患發背疽而死。

安石再相後，眼前情況，已與從前大不相同，皇上的信心也已不如往昔，無可作為，屢次稱病求去。到這個獨子忽而病亡，老人悲傷不堪，萬念灰滅，力請解職，神宗知道留他無益，才命以使相判江寧府，歸居金陵（南京），時在熙寧九年（一○七六）之十月。

新政派的大頭既皆罷出，帝以吳充、王玨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吳充，字次卿，與王安石進士同年，年亦相同，又是兒女親家，私人關係非常密切，由於安石的提拔，熙寧間得越兩制三十餘輩舊人，擢為三司使、樞密副使等要職，但在政治上，吳充並不贊同安石的作為，屢次向皇上陳說新法種種不便，神宗也因他一向中立無與，所以用以為相。

他一上臺，處處要顯示與安石不同。他請帝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力薦因與安石論事不協而遭貶斥的李常、程顥諸人，又稍變新法，多所修正，甚至將安石家兄弟間不睦的私事，也在皇帝面前講了。

無論從皇帝的意向上，吳充的作為上來看，這都是政治上一個轉變的關鍵。其時，蘇轍適罷齊州掌書記的職務，他想捕捉這個變局開始的機會，就匆匆上京，上書皇帝，力言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事的弊害，以為「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眾庶悲嘆，願其速改。今者皇天悔禍，啟導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睹寬政。……」所以請求朝廷即行罷免前述四大弊事，不要太多顧慮，遲遲不決以失天下民心云云。

蘇軾不大現實，對於王安石之再度罷相，認是一個迷信古書、不達世務的學者，出來操持實際政治，不自量力，終告失敗，借〈贈錢道人〉詩，致其無限的悲憫：

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負，輕出千鈞諾。

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

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靜觀殊可喜，腳淺猶容卻。

而況錢夫子，萬事初不作，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

政治波浪中，難得出現一個機會，在這個時機中，蘇氏兄弟表現不同，蘇轍是個行動者，而蘇軾只是個言論家而已。

蘇轍在京，寄寓郊外范鎮的東園，蜀公與蘇家是鄉里世舊，留轍在京度歲，所以至今未回。

李常邀軾遊濟南名勝—— 大明湖，臨水設宴，舉行折花盛會，公擇又取出他的外甥黃庭堅一束詩文稿來，請軾指教，其時，庭堅仍在北京國子監當教授，雖然還是無緣相見，但對這位學養深厚的人，自有更深一層的印象。

蘇軾在濟南弟家住了個把月，日與李常縱談劇飲，他說：喝得幾乎把頭都浸到酒裡去了。

二月上旬，才離濟南，蘇轍出京來迎，相遇於澶濮之間的道上，自蘇軾赴杭，後又移知密州，兄弟二人不相見者，已經七年了。

蘇軾約他老弟同往河中，不料行至陳橋驛，奉到詔告，又被改知徐州軍州事，相將至京師的陳橋門，卻為門官所阻，當時有旨，外官非奉詔，一律不許入國門，於是，只好同回東園，《欒城集》詩〈自南京寄范景仁〉，有云：

敝裘瘦馬不知路，偏向城西尋隱君，欣然為我解東閤，明窗淨几舒華茵。

……我兄東來自東武（密州），走馬出見黃河濱，及門卻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

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留連四月聽鶗鴂，扁舟一去淨奔渾。……

蘇氏兄弟在東園一住兩個多月，說是為長子邁娶婦於京師，恐亦不盡為此。其時邁年十九，娶的是同鄉王宜甫的女兒。當時通行早婚，蘇軾也是十九歲結婚的，蘇轍更早，只有十七歲。

蘇軾到後不久，東園主人范鎮忽有嵩洛之遊，蘇軾作詩送行，有句「小人真闇事，閒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蓋從前新政派逼迫范鎮退休，王安石又剝奪一切應與的恩禮，蘇軾心頗不平，此時才敢一吐。

范鎮行前，設宴東園道別，似有不少叮嚀，所以軾作〈次韻景仁留別〉詩，有「臨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嶽」的話，其間蛛絲馬跡，都可看出他們三人正在進行一個計畫，蜀公此行就是為要鼓勵那位在洛陽閉戶纂書的司馬光，出山來匡救時弊，撫慰蒼生。

這些元老們，雖然身在江湖，心當仍存社稷，今則更有「安石已矣，其如帝何？」的關切。范鎮與司馬光交誼非常深切，在朝時議論如出一口，司馬光信為篤誠君子，所以，要說動君實出山，范鎮是第一人選。

范鎮到洛陽後與司馬光的討論如何，雖不清楚，但司馬光曾自洛陽貽書吳充，書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

司馬此函，與蘇轍上神宗皇帝書裡的建議，如出一轍。

當此「曙光一現」的轉變期中，蘇軾回到別已七年的京城來後，心裡卻另有一番特別的感受，檢點變法之初，在京時所作言論，大都出於狂熱的意氣，缺乏冷靜思考，也有很多不盡合理之處，至安石已去，反而覺得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這麼一個敢作敢為的勇者，痛自檢點，頗有悔意。

宋至熙寧年間，國家處境，非有一番澈底變革，無以救危圖存，荊公變法，原是適應時勢要求的產物，並世諸賢，亦莫不抱有求新求變的意圖，即使蘇軾，努力揭發陳弊，亦未始不是力主變革的人，而且部分意見，也有與荊公不謀而合之處。如朱熹論曰：

熙寧變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者，東坡亦欲為之。

及見荊公做得狼狽，遂不復言，卻去攻他 01 　。

朱熹論蘇，不免門戶之見，並不公平，如蘇軾評騷新法，早在變法之初，豈是看他狼狽，才落井下石的，不過爭論當時，出言落筆，太過意氣用事，卻是事實，蘇軾今自回顧，當年如有一方面能不那麼偏執，依神宗目前之能從善如流，情形絕不會如現在這樣糟糕。這次離京後，在與老友滕達道（元發）書中，痛自悔咎道：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為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

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

歐陽修次子歐陽奕來訪，亦曾勸他。

奕字仲純，時官光祿寺丞，聽說蘇軾住在東園，他就襆被來訪，對床夜話，直到天光大白，他們有說不盡的話題，謀道憂時，無所不談，而仲純所關切的，是政治場中，人情險惡，勸蘇軾必須保身遠禍。蘇軾十分感動，他說：「仲純說這話時，那副懇摯的神情，完全和文忠公一模一樣。」

二蘇住在東園，等待主人歸來，這期間，蘇軾忙於為長子完婚，為次子醫病。

蘇迨先天不足，幼不能行，後來雖然會走，但身子依然單薄，常常生病，蘇轍少時也是一樣，夏則病脾，食慾不振，秋則病肺，畏寒，後在陳州做學官時，得道士李若之傳授服氣法，行之一年，所有病痛，不藥自癒。蘇軾認為學道養氣，至足有餘者，便能以氣與人，氣足，即百病不侵。其時，李道士適在京師，就將他請來，與蘇迨對面坐了，為他「布氣」，蘇迨覺得臍腹間如被初日所照，溫暖舒服，以後，他果然日漸健壯起來了。

蘇軾忽接駙馬都尉王詵折柬邀約，定期於北城外之四照亭中相見。

王詵，字晉卿，太原人，開國元勳王全斌的後裔，尚英宗之女賢惠公主，而公主與今上神宗，是出於宣仁高后的同產兄妹，他是金枝玉葉的皇親國戚。

王詵是當代山水畫的名家，繼承李營丘（成）後的松石寒林一派的大師，他與蘇軾是繪畫藝術上的交好。

三月初二寒食節，蘇軾應約前往，只見四照亭前，金鞍玉勒的駿馬，排列成行，僕從無數，往來祇應，行帳間香霧濛濛，一派豪華氣象。

晉卿設酒待客，帶來六七個侍姬，招呼席面，斟酒下食，個個長得像畫中美人一樣豔麗，蘇軾覺得周昉畫的美人還嫌太肥一點，而眼前這幾個侍姬，卻都嬌小玲瓏，光采照人，蘇軾自認從來不曾見過如此的絕色。酒過三巡，管弦隨作，清歌曼度，如聞仙樂。

兩年後，蘇軾還懷念此日的北城之遊，走筆為詩寄晉卿云：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蝴蝶作團飛，王孫出遊樂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鞿。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叩馬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 02 。

酒酣，請奴求軾作曲，便為當筵歌唱，軾作〈洞仙歌〉一首，〈喜長春〉一首與之，但今存元本、毛本《東坡樂府》，皆無此二詞，疑〈喜長春〉即是〈滯人嬌〉的別名。〈滯人嬌〉題作〈小王都尉席上、贈侍人〉：

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於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月，笑人間春晚，濃睡起，驚飛亂紅千片。

蜜意難傳，羞容易變，平白地為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見慣。

蘇軾自認窮書生少見多怪，要如貴族們司空見慣，任她國色天香，也不會神魂顛倒。

翌日，王詵送來韓幹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軾題跋。蘇軾論馬（畫）之作甚多，他總堅持一個信念，「生命，只能存在於自由生活之中。」養尊處優的廄馬，金羈玉勒，盡失本性，養得太肥了，就顯不出馬的俊骨來。韓幹這幅牧馬圖上，十二匹馬，在平沙細草上，爭先恐後的爭馳，才有人馬相得之趣。詩略曰：

……先生曹霸弟子韓，廄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

—— 「何必俯首服短轅。」蘇軾哀馬，亦所以自哀。

范鎮去洛陽打了一個來回，費時不過一月，可謂來去匆匆，時間揭露他們三人的想望，都落了空。

吳充拜相之初，曾請朝廷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而帝不答，神宗不認為習故安常的老臣，能夠匡救時艱。司馬光貽書吳充，所說各點，吳充亦不能用，蓋皇上用兵復恥之念未息，而用兵需財，凡是含有財政目的的新法，也就不能停罷。

東園主人一回來，二蘇立刻告辭，他們在京逗留已經過久，蘇軾要趕往徐州到任。范鎮從洛陽帶來司馬光寫寄蘇軾的〈題超然臺詩〉，蘇也不及作復，到徐州後才寫〈與司馬溫公書〉曰：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羈裁謝，悚怍無已。某強顏苟祿忝竊，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唯冀為國自重，謹啟。

五月初，司馬光又將所作〈獨樂園記〉寫寄徐州，蘇軾報書曰：

某再啟：超然之作，不唯不肖託附以為寵，遂使東方陋州，以為不朽之美，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

彭城（徐州）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友闊絕，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司馬溫公洛陽所築獨樂園，規模不大，難與洛陽其他名園相比，只在尊賢坊國子監旁，買了一塊二十畝大的土地，闢以為園，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裡說：「獨樂園極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椽屋，澆花亭、弄水種竹軒尤小，公自撰獨樂園記，略云：中有堂，曰讀書堂，堂北為沼，沼上有廬曰釣魚庵，沼北曰種竹齋，沼東曰采藥圃，圃南為六欄，欄北曰澆花亭，又於園中築臺作屋，曰見山臺，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所以，蘇軾作詩，題曰：〈司馬君實獨樂園〉，意不在園，而以霖雨蒼生，寄望溫公。詩曰：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

花香襲杖履，竹色侵杯斝，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

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

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

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

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啞。

司馬溫公退居洛陽，「絕口不言事」（王偁《東都事略》）；而東坡詩言其「年來效瘖啞」，可見溫公之老練與東坡之天真。

二、諫用兵書

熙寧中，張方平以宣徽北院使召京陛見，其時群臣殿議，都說：「天子以修貢為辱，豈能永遠歲輸大量幣帛與遼夏，而凋喪國力。陛下神武，可以一戰而勝。」方平知道這班官僚，只會迎合皇上用兵的意願，而不顧國家安危，實在忍耐不住，進曰：「陛下謂宋與契丹戰，凡幾戰，勝負若何？」

西府八公，一時間都回答不出來，神宗回頭問方平，方平說：「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只有張齊賢太原之戰這一次勝利而已，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神宗與盈庭朝士，剎時間被說得闇默無言。

但是，神宗此志不移，熙寧三年（一○七○），已接受了建昌軍司理王韶所上的平戎策。王韶建議：「西夏可取，不過欲取西夏，當先收復河湟，而收復河湟，又必先招撫詔邊各色種族，孤立夏人。」王安石對於此策，大為讚許，神宗就任命王韶為管幹秦鳳經略，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招撫洮河諸部落。

五年八月，王韶引兵進擊吐番，大勝，置熙河路，繼謀進取河州、洮州和泯州。不料此後戰事，就像捉迷藏一樣，在這三州之間打轉，旋得旋失，並無收穫。

熙寧九年（一○七六），西夏驍將青宜結鬼章又聚兵洮泯二州，脅迫已經歸附宋朝的羌人，結合一起，將謀大舉，情勢可慮，十二月，神宗派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洮河，措置邊事，下詔沿邊諸將，皆須服從李憲的節制。言官以為用宦官領兵掛帥，後患甚大，竭力反對，帝皆不聽。

就在此後不久，熙寧十年的四月，蘇氏兄弟，行過南都，來謁方平。

其後，張方平剛奉旨任為宣徽南院使（即南京留守）、兼判應天府。蘇轍尚無出處，在京時，雖得人薦舉，改官著作郎，但無實職，尚在候補中，方平一見大喜，就辟舉蘇轍為簽書應天府判官。

方平深恨朝臣以逢迎為能，邊將啟釁為功，大家兒戲國家的命運，務虛名而忽實禍，這情形實在十分危險，他們三個局外憂時的人，反復討論，認為佳兵不祥，自古以來，因為人主好戰，致令國家滅亡者，指不勝屈，假使聽任這年輕的皇帝這樣做下去，將來如何得了。

當此時也，神宗臨御已久，群臣畏其威嚴，即使有見識的也不敢規勸，方平慨然道：「總得有人肯說逆耳之言，我已七十一歲，老且將死，禍福在所不計。死後，見先帝於地下，也有話說。」

就此決定，由張方平出面，蘇軾主稿，撰〈諫用兵書〉，略曰：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中間說：歷史上好動干戈的人主，因兵敗而亡國的，固不必說，即使每戰必勝，如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雖然擴大了版圖，但是兵連禍結，國力凋殘，戰爭所導生的後果，也都歷歷可數。

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師徒喪敗，財用耗屈，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因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

他說：戰勝之後，皇帝只見奏凱朝賀，遠方人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目盲臂折的慘狀，陛下必不得見，孤兒寡婦的哭聲，陛下必不得聞。……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內府儲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上供殆盡，公私交困，無以善後。

結尾說：

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唯陛下哀而察之。

這篇犯顏極諫的大文字，奏上之後，立即傳布宇內，萬人爭誦，據說神宗讀後，亦極感動，但也不因此就改變他的決策，至永樂兵敗後，果然「哀痛悔恨」時，即使念及此文，亦已無可挽回了。

熙寧十年（一○七七）四月二十一日，蘇軾到達徐州，進謝上表。

徐州城東，有條泗水，今呼為清河，出城二里，有百步洪，這段水中，如有石塊隨水下奔，亂石激流，白浪迅飛，過此則又恢復平靜，澄碧可愛，為徐州一大名勝。

蘇軾第一次與老弟和朋友顏復同遊，出城沿著河邊漫步，覺得這條河岸邊，極適於築亭種柳，躍馬於河濱柳蔭下，應是一樁非常快意的事情，但他立即轉念，這種少年時代的狂興，已經不該有了，日夜都望還鄉，怎麼又想在徐州築室種柳，矛盾得自個兒想笑。

蘇轍須赴南京新任，住不了幾日，而蘇軾下車伊始，公事繁忙，又不能陪他，心裡很難過。心想只要能退休，這種煩惱就都沒有了，退休也應該不是難事，朝廷裡人才濟濟，絕不缺少我們兄弟兩個：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

恨無揚子一區宅，懶臥元龍百尺樓，聞道鵷鸞滿臺閤，網羅應不到沙鷗。

七月，已是早秋時節，一個風雨之夜，兄弟二人同宿逍遙堂，蘇轍想起在懷遠驛準備應試時的舊事，回頭一看忽已過去十六、七年了，至今四顧蒼茫，還是一事無成，禁不住也有漂泊無歸的感愴，作〈逍遙堂會宿二首〉，詩前有引言曰：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捨，既壯，將遊宧四方，讀韋蘇州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府，留詩為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睢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為二小時記之。

蘇轍為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是個樸實厚重的君子，凡事隨遇而安，不大自尋煩惱，這次卻是例外，所作二詩，流露了無限的淒涼。如曰：

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來東閤冷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蘇軾讀了這兩首詩，心裡很是難過，想對老弟解慰一番，他說：「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因和其詩（錄一）曰：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遂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

懷遠驛讀書當時，兄弟都還是二十出頭的慘綠少年，如今則皆步入中年，歷經憂患，鬢髮早都白了。

堅留老弟在徐州同度中秋，蘇軾特地邀了許多朋友，設樂置酒，同遊呂梁和百步洪，以當送別。轍作〈水調歌頭〉詞：

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去年東武今夕，明月不勝愁，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載涼州，鼓吹助清賞，鴻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綺裘，素娥無賴西去，曾不為人留，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憂，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

夜已很深，兄弟二人兀是同坐觀月，不願就寢，蘇軾作〈陽關詞〉送別：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遊宦生涯，真是萍蹤浪跡，漂浮無定，明年今日，連自己將到哪裡去都不知道，遑論兄弟對床的舊夢。

八月十六日，蘇轍買舟別去，赴南京留守簽判任。

蘇軾送弟歸來，逍遙堂裡突然變得空洞可怖，進門就是一個吃驚。老弟一向沉默寡言，不見面時，總只擔心坦率的老兄，說話不小心會惹禍，得在一起，他也不大說話，但是，即使相對無言，也令人心裡有種踏實的滿足的感覺。

蘇轍有六個女兒，三個兒子，幸虧太太賢慧，荊布裙釵，藜藿自甘。開不出伙時，蘇轍還能倒頭大睡。蘇軾讚嘆道：一個人能夠這樣過日子，「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

不過，南都是個潛龍臥虎的大都會，人事之爭，一定很激烈，要他閉閣靜坐，裝聾作啞。—— 老弟在身邊時，這些話，都顧不得說，人走了，卻又心潮起伏，拉拉雜雜想起一大堆叮嚀，作〈初別子由〉詩，寄往南都。

徐州往古，即為九州之一，包括現在江蘇省之西北部，山東省的南部，及安徽省的東北部，自漢以來，雖治所屢遷，疆土日狹，但上則控制山東南部的沂濛山區，下則貫穿淮泗之水，向是兵家必爭之地，即現在的津浦鐵路和隴海鐵路，也在徐州交會，就是由於地位居此衝要，所以這地方，經常遭受戰爭的禍害，民生非常困苦。

徐州出產花崗石和鐵，冶金技術已很發達，徐州打造的刀劍，聞名全國。冶鐵需要強大的火力，而「彭城舊無石炭」，燒木炭煉鐵，常苦火力不足，蘇軾聽說徐州地下蘊藏石炭，就開始遣人各處勘尋，於元豐元年十二月訪獲煤礦於徐州西南白土鎮之北，從此有鐵有煤，打造出來的兵器，犀利更勝往常，軾作〈石炭〉詩曰：

……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磬萬車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

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

煤的火力當然不是木炭可比，蘇軾高興得預期道：「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為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為萬段。」

徐州為京東屏障，自古用武之地，民風非常強悍，盜賊縱橫，距州七十里的利國監，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當地三十六個冶場，是生產兵器的地方，而駐軍微薄，萬一發生盜警，吏兵棄地而逃，則強盜既得財帛，足以嘯召無賴，壯大人力，更有精良的兵器，不啻有虎添翼。蘇軾心所謂危，一面狀奏朝廷，請求開放利國監鐵團冶戶組團自衛的禁令，並請命令南京新招騎射指揮，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以充實地方的軍力；又說：京東惡盜，多出於逃兵，所以政府若能加卹部送配軍的軍士，使不逃亡，便可清盜源而肅軍政。拜發奏疏後，終不獲得朝廷的重視，蘇軾認為事須當為，應有勇氣擔待，即下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各人配給刀槍，組成自衛隊，練習槍刃，統於官署，每月兩衙於知監庭前，以示有備，使悍盜猾賊，不敢輕起覬覦之心。—— 權力有限的知州，能做的只有如此。

蘇軾又嘗關懷到在獄中患病的囚犯，常因不得醫治而死，覺得非常不忍，上醫療病囚狀，請求軍巡院及各州司理院（法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生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生一名，專責醫療病囚，任期以一年為限。

醫療經費各按州縣囚犯人數，專立傭錢，可從免役寬剩錢或坊場錢中撥充。治療病囚每十人中死一人者為上等，死二人者為中等，失三者為下等，失四以上為下下等。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等科罪，自杖六十至杖百止。

蘇軾說：如此則人人用心，治囚病如療其家人，全活者不可勝數。—— 但他這個建議，依然不被政府重視。

三、徐州大水

蘇軾到任不過兩個半月，忽傳七月十七日黃河決口於澶州之曹村。澶州地在河北濮陽之西南，距離黃河只有三十五里，決口之水，一瀉千里，流入山東鉅野，首灌東平。

黃河決口，大水奔騰而至，一倏時可以吞沒整個城市，這個鉅大的災變，其恐怖的程度，與無法抗禦的強勢，宛如末日到臨人世。水至東平，當地的吏民群情惶急，不知怎麼辦好，幸有一個叫應言的僧人，建議鑿開清冷口，引導大水流入已廢的舊河道，使由北東入海。

官吏們還不立刻相信他的建議，應言竭力申述有效，他所說黃河決水的情形，也非常明白，姑且照他的建議做了，這浩瀚東來的大水，果然有了去處，東平賴以無事。

河決澶州，歷時月餘，汴河還一直保持著秋季乾旱的常態，所以大家都沒擔心到水會漲到徐州來。不料八月間梁山忽然氾濫起來，二十一日南清河水暴漲，時又大雨，水急漲到徐州城下，「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情勢非常可怕。

徐州城南，兩山環繞，又有呂梁和百步洪抵擋於下，所以水就匯集在東、西、北三面，觸山而上，滿眼是一片汪洋，大水無處宣洩，便一直往上高漲，俯視城下，忽而就比城中平地，漲出一丈九寸的大水，水漫城壁，若是城牆一倒，則整個徐州城就淹在水底了。

情勢這樣危急，城中富民爭出避難，蘇軾當機立斷曰：

「富有者都出城，民心立刻動搖，我跟誰來守這個城。有我在，絕不任水敗城！」

下令勸阻逃離的富戶，回到城裡來。蘇軾穿上雨靴，帶了手杖，親入武衛營，對該營的首領說：「河將壞城，事情已很急迫，你們雖是禁軍，也應該幫我們出一份力量。」

那首領慨然道：

「太守也不避水，這正是我們效命之秋。」

他立刻到隊伍裡去，派出奉化牢城的兵卒，短衣赤腳，各持畚鍤之類的工具，會合民伕，一同搶救。

徐州父老說：「天禧年間，徐州曾築兩條防水的堤岸，一條從小市門外沿城壕而南，接到戲馬臺的山麓，一條自新牆門外，沿濠西折，接到城下南京門之北，防水有效。」蘇軾認為父老們的經驗可貴，事實上也只有搶建防水堤，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

一面緊急征召民伕四千餘人，會同武衛軍的兵丁，日夜不停的趕工，從戲馬臺起，至城而止，築造一道長堤，全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兩丈。所有幾百艘的公私船隻，因有風浪，本不能行，下令集中繫纜城下，以減輕沖激城壁的水力。

至九月二十一日，測量水高已達兩丈八尺九寸，幸而隄工已成，水自東南隅來，都被這道長堤擋住了，害不及城，民心始定。但是大雨還是日夜不停的下，河水之勢更強，城牆不浸水者，只剩三版。

蘇軾自堤工開始，日夜在城上巡視，隨時派遣官吏，分頭堵守，夜晚他就宿在城上，並不回家。

這次大水，經歷七十餘日，至十月初五，水才漸見消退，十三日澶州發生一場大風，吹嘯整日，風止，黃河一支流卻已復入故道，水患就此得止。蘇軾高興極了，寫了〈河復〉一詩，敘曰：「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而迎神庥，蓋守土者之志也。」

有人建議，可在荊山下築溝容水，蘇軾便與同僚二人前往實地勘察，發覺這個地方，全是亂石，無法施工而罷，蘇軾認為在城外加造外小城，創建石隄，確有禦水之功，議定，就上奏朝廷，請准興建，並乞於十二月內下旨。

但至明年（元豐元年）正月，尚無消息，蘇軾猜想也許因為經費太大之故，所以再緊縮預算，請求改築「木岸」，同時致函時任國史院編修官的劉攽，託他就近協力通過這項計畫，書曰：

某曾擘劃作石岸，於十月內申詔使，仍乞於十二月已前畫旨……今已涉春，杳未聞耗…又聞有旨下淮南、京東，起伕往澶州，其勢必無鄰郡人伕可以見及，以此知石岸文字，必不遂矣。

今別相度，裁減作木岸，工費僅減一半，用伕六千七百餘人，糧四千三百餘石，錢一萬四千餘貫，雖非經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支持歲月，待河流之復道也。若此策又不行，則吾州之憂，亦未可量矣。今寄奏檢一本奉呈，告貢父與令侄仲馮力言之。此事必在戶房，可以出力。萬一不當手，亦告仲馮力借一言，此事絕不可緩，若更下所屬相度，往返取旨，則無及矣。……某豈曉土功水利者乎，職事所迫，不得不爾，每自笑也。若朝廷選得一健吏善興利除害者見代，一郡之幸也。然不敢自乞，嫌於避事爾。言輕不足以取信，唯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棄為魚鱉也。

元豐元年（一○八一）二月初四，皇帝降敕獎諭，敕曰：

敕蘇軾：

省京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並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

河之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同時詔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犒獎伕役四千零二十三人。又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准予募伕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建木岸四條，大坑十五處，盡加堵塞。

工程中，發見子城的東門，當水之衝，而府庫即在是處，地甚狹窄，不能作城。蘇軾就將城門擴大，護以磚石，城門上建一大樓。

徐州府廨內，舊有一座廳堂，俗傳是項籍所造，稱「霸王廳」，沒有人敢去裡面坐，據說誰敢冒犯使用，必有禍害，所以久成廢置，蘇軾惡其淫名非實，下令將這霸王廳一舉拆毀，拆下來的材料，用在東門上建造大樓。這件事，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率領健僕，拆毀茅將軍廟的故事，到底是蘇序的孫兒，有他一樣豪邁而正宜的勇氣。

東門上新建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取五行中土能剋水之意。

蘇軾將這次搶救水災的經過，記其大略為〈獎諭敕記〉，連同皇上詔書，刻石誌於黃樓，其詳細情形，別卷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備為後人參考。

四、秦七黃九

李常齊州任滿，徙官淮南西路提點刑獄，趁這機會，於元豐元年三月寒食節，從濟南到徐州來訪。至則蘇軾還在城外督工，公擇作三絕句派人招他回家。蘇軾急急慌慌趕來，身上還穿著布衫，滿身塵土，執手相見，分不出誰是主人，誰是風塵僕僕的遠客。

李常是個非常嚴肅的學者，但卻好酒又好妓樂，蘇軾要一洗書生酸氣，設非常豪華的寒食宴，召伶演劇，親撰〈宴提刑學士致語〉來歡迎這位老友，蘇軾座上作詩自謂「醉吟不耐敧紗帽，起舞從教落酒船，積習漸消留不住，欲須還與散花天。」一日，聽說李常在傅國博家大醉，因為傅家聲妓出眾，公擇抵擋不住紅袖勸酒的殷勤。蘇軾笑他說：「不肯惺惺騎馬迴，玉山知為玉人頹，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

李常將去，蘇軾送他筍和芍藥花，作〈送李公擇〉詩，深感故人雖多，而出處不盡相同，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有數得出的幾個，而又天各一方，「有如長庚月，到曉爛不收。」十日歡聚，每天都聊到深夜，侍僕們瞌睡得倒下來了，他們還在痛飲高談不倦。

李常去後不久，就有兩位與公擇有關的傑出後輩，到蘇氏門下來投贄請益，一是秦觀，一是黃庭堅。

當時，蘇軾文名滿天下，歐陽文忠既逝，學者間幾已公認蘇軾傳承了宗師的地位，士人有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仰贊。

秦觀，初字太虛，後改少游，揚州高郵人。生於仁宗皇祐元年（一○四九），時年三十，不得意於場屋，尚未得解，是時，他將赴京應舉，途遇李常，公擇便為他作書介紹，往見蘇軾，秦觀投詩為贄：

人生異趣各有求，繫風捕影只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唯願一識蘇徐州。……故人（李常）持節過鄉縣，教以東來償所願，天上麒麟昔漫聞，河東鸑鷟今才見，不將俗物礙天真，北斗以南能幾人。

蘇軾先在濟南李常座上，已經看過秦觀的文字，稱讚他的文章，有珠圓玉潤之美，如今看到他這個人，外表雖然不修邊幅，而為人方正不苟，風神倜儻，語言婉轉，印象很好。

不過，那個時代，讀書人只有科舉一條出路，無論如何必須先通過這段狹窄的瓶頸，否則就一輩子陷於泥塗了，所以蘇軾當時最大的關切，是他的考試，贈詩說：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計得涼州。翹關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城，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誰謂他鄉各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顏，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常）髯孫（覺）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縱橫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千金敝帚那堪換，我亦淹留豈長算，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漫。

所謂「不怕新書」，是指王安石的三經新義，當時考試的國定標準本。

秦觀也因考期迫近，不能久留，蘇軾約他考後再來徐州。是年重九，黃樓落成，秦觀寫了一篇〈黃樓賦〉來，蘇軾作詩為謝，稱其清新婉麗，有屈宋之才，如南山之石一樣清潤柔滑，又如摹刻朱蠟，細膩得不失毫末。

不料榜發，秦觀又再落第，百無聊賴，逕回高郵去了，蘇軾大為不平，憤然道：「回看世上無伯樂，卻道鹽車勝月題。」

不久，接到黃庭堅從北京（河北大名）寄來古風二首，道其傾慕。

黃庭堅，字魯直，晚號山谷道人，原籍浙江金華，上溯五代的先祖宦遊修寧（江西修水），子孫就落籍於此。庭堅生活慶歷五年（一○四五），時年三十四歲，比蘇軾只小九歲。

庭堅的父親黃庶，慶曆朝的進士，詩學韓愈，在康州（廣東慶德）任上逝世時，庭堅還只十四歲，家貧，他曾開個草藥鋪來維持生活。稍長，從母舅李常為學，盡讀李常的藏書，初娶謝師厚的女兒為室，黃庶和謝師厚的詩，皆宗老杜，庭堅得其傳承，學杜為主，兼得韓愈和孟郊的長處。

蘇軾是從孫覺那兒，初知世有庭堅其人，孫覺是庭堅繼室的父親。後來又經李常推薦，在他那裡讀過庭堅更多的詩文舊稿，對他印象很深，只因山河睽隔，無緣識面，這次也許仍是舅父李公擇的鼓勵，庭堅遵後輩禮，投詩請益。詩是古風二首，茲錄其一：

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

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

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棄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

庭堅此詩，托物引喻，認為像蘇軾這樣冰雪高超的人，應是國家宰輔的人選，現在卻被羼於眾人之中，但是，士人立身，自有根本，即使終被捐棄，而風骨仍在。第二首詩則以小草欲依青松為喻，他很坦誠的表白：「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

蘇軾也和作兩首回贈，詩說現在是嘉穀倒臥風雨中，而稂莠登場的時代，但是宇宙運行不息，才德君子總有出頭的一天，希望他是三千歲一結實的蟠桃，蘇軾自喻是全生路旁的苦李，「紛紛不足道，悄悄徒自傷。」

除報詩外，蘇軾更有一函給庭堅，書云：

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座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

其後過李去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白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

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

古風二首，托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

其時，蘇軾之訪識人才，也確是聲應氣求，以交朋友的態度為主，如〈答黃庭堅和其密州舊作〉詩，說：

我今獨何幸，文字厭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憂散。

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寧當待垂老，倉卒收一旦。

蘇軾在徐州所賞識的青年朋友，還有王迴、王適兄弟。王迴，字子高，有個神祕的傳說，說他曾有與仙女周瑤英同遊芙蓉城的豔遇，故事情節完全與唐人傳奇相似。蘇軾好奇，一見就問他果有此事否，子高娓娓陳述經過，蘇軾為作〈芙蓉城〉長詩。其弟王適，字子立，為徐州的州學生，賢而有文，樸實厚重，喜怒不見辭色，與蘇轍很相像。蘇軾就看中他這一點，後來出面介紹，將蘇轍的一個女兒嫁了給他。

這王氏兄弟，從此就被蘇軾照顧，住在官舍裡。明年二月，蘇軾有個同鄉張師厚赴京趕考，順道先過徐州來謁，其時庭中杏花盛開，月下置酒共飲，二王在花間吹洞簫助興，軾作〈月夜與客飲杏花下〉詩：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

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

洞簫聲斷月明中，唯憂月落酒杯空，明朝捲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

蘇軾與三個青年後輩，飲酒花下，其樂融融，何以忽然會有最後這兩句詩語，當時不大容易索解。但是後來，距此不過四個多月，就發生烏臺詩獄這場橫禍，「明朝捲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莫非這就是所謂「詩讖」？

五、黃樓之會

黃樓將成，蘇軾原想將起建黃樓的始末，自撰一篇記文，後來看到蘇轍撰寄的〈黃樓賦〉，已盡其大略，就不再寫，決定親自書寫此賦刻石，弟作兄書，亦是很好的紀念。

蘇軾寫此碑時，官妓馬盼盼侍側，盼甚慧麗，為蘇軾所鐘愛，她平常學蘇的書法，頗能得其髣髴，她在一旁看著蘇軾落筆揮毫，頗有會心的樣子。蘇軾書寫中間，有事走開，盼盼一時興起，就代他接下去寫了「山川開合」四字，蘇軾回來看了，哈哈大笑，替她略為潤色，不再更寫，所以後來流傳的〈黃樓賦〉碑帖中，「山川開合」這四個字是馬盼盼寫的 03 。

黨禍發生時，詔毀天下蘇氏碑文，當時的郡守，不忍下手破壞，將這碑石沉入城濠水底，易樓名為「觀風」，報銷公事。到了宣和末年，這個禁令已經漸漸鬆弛，而豪門富戶，不惜千金，爭購蘇軾墨跡，即使碑石拓片，也很賣錢，不過碑石尚存者，拓取無窮，價總不高。時有苗仲先者，為徐州太守，他派人將這〈黃樓賦〉碑石從水底撈了起來，雇工日夜拓印，既得拓片數千本，忽然一本正經的對僚屬道：「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命捶碎。人們知道此石已毀，則拓本的價格就扶搖直上了。仲先任滿回京，將這批墨拓以高價賣出，發了財 04 。

黃樓於元豐元年（一○七八）八月十一日草成，這幾日，蘇家接連有兩樁喜事：十一日蘇轍嫁女與文同的次子文逸民，蘇軾派長子邁前往幫忙，而十二日，他的長孫簞出生，軾與李公擇書曰：

某輒有一孫，體甚碩重，決可以扶犁荷鋤，想公亦為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邁往南京，為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與文與可子，呼去幹事。

客中又逢中秋，就更懷念離去的親人。想起最近這六年來，只有去年中秋，得與老弟會合於此，其餘五年，都分在兩地別離之中，作〈中秋月寄子由三首〉中說：「六月逢此月，五年照離別，歌君別時曲，滿座為淒咽。」何況今年中秋，蘇軾身體又不好，患病咳嗽，詩說：「殷勤去年月，激灩古城東，憔悴去年人，臥病破窗中……白露入肺肝，夜吟如秋蟲，坐令太白豪，化為東野窮。」他再細數去年今日一同飲酒賞月的朋友，現在都已散如浮萍，仰頭看月，月光如水一樣清寒，穿越房櫳，撫枕嘆息，心裡非常寂寞。

約了好友王鞏（定國）於今年重九到徐州來唔，蘇軾一直盼望他來，作詩催他道：「我雖作郡古云樂，山川信美非吾廬，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冷勤呵噓。」

王鞏，字定國，名相王旦的孫子，他的父親王素知成都時，曾將這個兒子託付蘇軾，教導他做學問，後來他又做了樂全老人張方平的女婿，兩人的關係，在亦師亦友之間。

定國為人，好為誇誕的議論，不脫貴介公子的習氣，兩三年前，趙世居謀為不軌的政治案子裡，王鞏牽涉在內，被追兩官、勒停（降官兩級，勒令停職），蘇軾非常記掛這個失意的朋友，一再託人邀他到徐州一遊，散散心，定國情緒不好，去年沒有來成，今年則約在重九，會於黃樓。

王鞏將來，先有詩至。他故意刁難蘇軾，聲言向來不飲外酒，並且自稱「惡客」。蘇軾答他道：你既不飲外酒，不妨自載家釀來，「子有千瓶酒，我有萬株菊。」隨便你高興要插多少就插多少，菊花的重量會壓斷你的車軸。—— 他們先是這樣的玩笑。

蘇軾儘量要使定國高興，定國果然帶了家釀美酒。主人卻怪他為何不帶侍妾同來，詩曰：「但恨不攜桃葉女，尚能來趁菊花時。」

重陽節那一天，蘇太守在新落成的黃樓上舉行盛大酒會，當然以遠來的王鞏為主賓。是日，賓客雜遝，紅粉成行，衣香鬢影之間，笙歌不絕，笑語聲喧，蘇軾非常高興，定國興致更好，鬧酒不休，蘇軾喝得酩酊大醉，說他酒已滿至臍下，次王鞏韻作詩曰：

我醉欲眠君罷休，已教從事（酒）到青州（臍），鬢霜饒我三千丈，詩律輸君一百籌。

聞道郎君閉東閤，且容老子上南樓，相忘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

定國文思敏捷，任何題材皆可入詩，蘇軾稱其詩「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這次到徐州來，留住不過十日，往返之間，成詩幾達百篇，可以算得是個多產作家了。

蘇軾不一定有時間可以陪客遊山玩水，就請顏復自代，看他們一瘦一胖，泛舟河上，覺得非常有趣。王鞏是個顏面豐潤，身材短小，體形清臞的詩人 05 ，而顏長道則是個腰腹便便的大胖子，載酒船中，仍有紅袖侍飲，不禁使蘇軾追懷起昔日西湖舊遊來，〈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詩說：

沈郎清瘦不勝衣，邊老便便帶十圈，躞蹀身輕山上走，歡呼船重醉中歸。

舞腰似雪金釵落，談辯如雲玉塵揮，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又一日，定國和顏復帶了馬盼盼、張英英和卿卿三位麗人，棹一小船，往遊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玩到夜分才乘月而歸。這一日，蘇軾還是不能同遊，置酒黃樓，等他們回來。他穿了一件羽衣，（倣古人以舄羽為衣，滿足神仙飛翔的幻想。）佇立在黃樓上，遙望一舟容與，冉冉而來，月照水上，而笛聲響徹山谷，舟行漸近，隱隱可見各擁麗人，相視而笑，蘇軾欣然道：「自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事，已三百餘年矣。」

按李白傳：「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磯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軾言當即指此。

蘇軾後來回憶此日情事，作百步洪二首之一，寄王鞏云：「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輿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盪槳肩相摩。……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酒器）。……」

終於找到一天空閒，蘇軾陪王鞏同登城東雲龍山之黃茆崗，從遊者還有顏復和雲龍山的道士張天驥，玩得非常痛快，〈登雲龍山〉詩：

醉中走上黃茆岡，滿岡亂石如群羊，岡頭醉倒石作床，仰看白雲天茫茫。

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手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王鞏因家中有事，不能久留，蘇軾很感激他不遠千里的跑來訪晤，可惜定國此行，似乎有所鍾情，卻未成功，蘇軾覺得很是遺憾，〈次韻王鞏留別〉，有句曰：「蛾眉亦可憐，無奈思餅師，無人伴客寢，唯有支床龜。」

六、詩僧參寥

王鞏既去，於潛詩僧參寥，又自杭州來謁。

蘇軾在杭三年，數往於潛，遊徑山諸寺，從未言及參寥，當時似尚未能相識，參寥與秦觀交好，這次，似為秦所引見。

參寥曾有〈臨平道上〉一首，蘇軾十分欣賞，詩為：

風蒲獵獵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州。

二人一見如故，館於虛白堂，蘇軾次韻僧潛見贈詩，對他高潔的風標，非常傾倒，如言：

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

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剪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

參寥，原名曇潛，蘇軾為改道潛，字參寥，浙江於潛浮溪邨人。俗家姓何，幼不茹葷，父母聽其出家，以童子誦《法華經》，度為比丘，受具足戒，於內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喜為詩。既為蘇軾之客，每於座上賦詩，援筆立就，一座嗟服。

一日，蘇軾宴郡僚，酒罷，他對座客道：「參寥雖不與此集，但不可不給他一點麻煩。」

遂與眾客同往虛白堂去看他，紅粧多人，簇擁甚至。蘇軾叫馬盼盼持紙筆向他索詩，參寥笑作一絕句：

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蘇軾大訝道：「我亦嘗見柳絮落泥中，心想可以入詩，偶未收拾，乃為此老所先，可惜，可惜。」 06

參寥雖然自幼出家，但性情偏執尚氣，多與迕人，看不順眼時，常常面折人過，給人難堪，他哥哥的兒子，不大長進，參寥嫉視如仇，許多人對他不大諒解 07 。

參寥詩最大的長處，一點不帶僧詩常有的「蔬筍氣」，但有時候，卻就不免犯起「綺語戒」來，如：

去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

士論以為參寥好作詩，是其一病，而好罵人，尤不應該，但是蘇軾為他辯道：「參寥是性情中人，罵人並無心機，如虛舟觸物，未嘗真怒。」

蘇軾與參寥坐在虛白堂裡閒話，有人送活魚來，蘇軾不喜殺生，就命人放到百步洪去，參寥賦〈放魚〉詩：

嘉魚滿盤初出水，尚有青萍點紅尾，銀鰓戢戢畏烹煎，崛強有時俄自起。

彼客殷勤贈使君，願向中廚薦醪醴，使君事道不事腹，杞菊終年食甘美。

傳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邊放清泚，回首無欺子產淳，漫道悠然泳波底。

蘇軾和作，從魚想到水災後老百姓的困苦，身為民牧，不覺額頭上出汗，句有「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顙泚。」不料後來這也算是反對新法的證據。

王鞏去已一月，蘇軾懷念定國當日此遊之樂，再與參寥放舟洪下，小舟一葉，投入南下的急流中，像飛梭一般擦過亂石，隨流而下，疾如兔走，勢若鷹落，如駿馬下注千丈高坡，如斷柱之箭，離弦飛逝，蘇軾說：「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如此險中得樂，雖然痛快，但他立刻聯想到：我們的生命，也像這百步洪的河水一樣，不捨晝夜的流逝，這樣虛浮的人生，又何必紛紛爭奪。他指著岸邊石上像蜂巢一樣密密麻麻的蒿眼，對參寥道：「人生千災百劫，總要過去，只要此心無所執著，造物也奈何我們不了。」

十月將盡，參寥欲去，與蘇軾散步園中，看到老楮樹上生著黃耳蕈，覺得一向沒有美味的素齋請他這位方外朋友，很是歉疚，這黃耳蕈本來甚合待客，只可惜參寥即將「蕭然放著東南去，又入春山筍蕨鄉。」他將不在乎這點木耳了。

參寥和詩曰：

鈴閣追隨十月強，葵心菊腦厭甘涼，身行異地老多病，路憶故山秋易荒。

西去想難陪蜀芋，南來應得共吳薑，白雲出處原無定，只恐從風入帝鄉。

蘇軾作詩送參寥行，照一般人的見解，以為詩人騁其憂愁不平之氣，發而為詩，如上人者，求空寂滅，百念灰滅，頹然淡泊，該已失掉了發動詩意的氣勢，胡為乎作詩不倦。蘇軾認為「不然」，詩與禪可以結為一體，演成妙諦。他說：

……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雲嶺，鹹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更當請。

蘇軾此一見解，擴大詩學的領域，用禪的意境來豐富詩的內容，為一重大的創意。得參寥為友，蘇軾十分得意，書告文同說：「其詩句清絕，與林逋（和靖）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肅然。」後來與秦觀書中也說：「參寥真可人，太虛與之不妄。」

十月十五之夜，蘇軾夢登徐州名蹟燕子樓。

唐徐州尚書張愔，字建封，有妄關盼盼，色藝冠絕於時，初納時，設樂宴客，三日不絕，寵愛逾常。白居易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曾經參與張尚書家宴，親見盼盼，稱她能歌善舞，丰姿嫻雅，贈詩落句有「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語。

張愔逝世，盼盼感激深恩，誓不再嫁，還居徐州尚書舊第內之燕子樓，凡十餘年。白居易非常稱賞，作感舊遊二絕句，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作〈感故張僕射諸妓〉詩：「黃金不惜買峨嵋，揀得生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閉門燕子樓中的關盼盼，讀到白詩，知道他在諷刺自己，答詩曰：「自守空房恨斂眉，形同春後牡丹枝，捨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遂絕食而死。

蘇軾夢登燕子樓後的次日，迷惘於這個淒豔的故事，親自往尋其地，在園中徘徊甚久，作〈永遇樂〉詞：

明月如霜，好風和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容，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

蘇軾說夢，常為有所避忌的托辭，如此詞前半闋，固是憑弔燕子樓中的唐朝美人關盼盼，而後半闋則明白說出自己的心境，「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他雖不必如張建封那樣做「空鎖樓中燕」的傻事，但亦不能真個忘情，天涯倦客歸去後，還希望有人能對黃樓夜景，為他一嘆。—— 蘇軾胸中這一片繾綣柔情，恐怕只為憐取眼前的「新怨」馬盼盼而發。

七、文同

元豐二年（一○七九）正月，文同（與可）歿於陳州。

蘇軾在密州時，熙寧八年秋冬間，文同自京徙知洋州，即今漢中府洋縣。文同將洋州園林池湖之勝，一一歌詠，得詩三十首，寄與蘇軾，軾乃次韻唱和，恍若同遊。文同是畫竹名家，所以這三十個勝蹟中，有竹者為多，如竹塢、霜筠亭、篔簹谷、此君庵等皆是。

文同在洋州，因論茶事，與提舉、轉運使意見不合，被迫罷任，次於陳州待命，非常貧困，上年正月，蘇軾還寫信去勸慰他，有道：

與可抱才不試，遁道彌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即，然廊廟誰為卹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乍失為郡之樂，而有桂玉（米珠薪桂）之困，又卻不見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

蘇軾論文同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與可引為知己，嘗曰：「世無知我者，唯子膽一見，識吾妙處。」

文同在洋州，於篔簹谷上，築一亭子，朝夕在亭中觀賞漫谷的翠竹，所以雖是文人水墨作畫，以抒寫性靈為主，但卻仍是非常認真的下過寫實工夫，潛觀默悟，「胸有成竹」，寫出其瀟灑的風貌。

蘇軾亦好畫竹，從鳳翔開元寺王維的壁畫，得到啟示，從文同的教導得到技法，〈篔簹谷偃竹記〉說：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即逝矣。與可教予如此。

文同畫竹，以淡墨為葉青，以深墨為葉面，此一技法，不但蘇軾、米黻，都遵為宗範，即元代那麼多的畫竹名家，也都執此不變，稱文湖州派，而文同則說：「吾墨竹一派在徐州。」固已心許蘇軾得其真傳，而蘇軾也坦然道：「吾墨竹盡得與可法。」不過後代的畫評家卻說：「筆酣墨飽，飛舞跌宕，雖派出湖州（文同）而神韻魄力過之。」（孫承澤《庚子消夏記》）又有論兩人畫竹之不同者，如「東坡墨竹，寫葉皆肥厚，用墨最精，興酣之作，如風雨驟至，筆歌墨舞，竊恐文與可不能及也。」（方熏《山靜居畫論》）此蓋由於兩人天生的性情不同，所表現於畫面的精神，遂各有不同的境界，不過，文同篔簹谷上築亭看竹，是實物寫生，蘇軾則獨創新法，於月下取韻畫竹，文同為之大驚。明清之際的畫家惲南田在畫跋中讚嘆道：「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

文同畫竹，初不自重，然而聲名日盛，四方之人，捧了白絹登門求畫者，戶限為穿，與可應接不暇，厭煩極時，將素絹扔在地上，罵道：「吾將以為韈！」士大夫間將這句話傳說開來，引為口實。

與可致書蘇軾說：「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鼓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書一詩，有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

蘇軾抓他毛病道：「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

與可老實認錯，復道：「吾言妄焉，世豈有萬尺竹者。」那知蘇軾此時，卻又說「有的」，答詩曰：

為愛鵝谿白繭光，掃殘雞距紫毫芒，

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與可得詩，大嘆蘇軾之辯，但他說：「如真有二百五十匹絹，我將買回歸老，再也不在這裡等派官了。」隨將得意作雙鉤著色的〈篔簹谷偃竹〉一幅，寄贈蘇軾。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

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

事情就有這麼湊巧，文同得書時，正在晚餐。這一日，恰與他的太太同遊谷中，燒筍佐餐，發函讀得上詩，竟被蘇軾料到，失聲大笑，噴飯滿桌。

蘇軾得「偃竹圖」後，並不滿足，還寫信去向與可訛索，致書曰：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唯劣弟只得一竿，未說（題）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祕。不爾，不唯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

宋以前繪畫，沒有題詩畫上的風尚，有則始自文同。文同不但自己題詩，還常常留下空白，囑求畫者道：

「勿使他人書字，須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

如為京師道士王執中畫墨竹一幅，即是如此。藝術真賞不易，知音難得。

不料可以如此放誕笑樂的朋友，聲音笑貌都在眼前，忽而訃告一到，突然人天永隔了，叫人怎能相信這是事實。蘇軾說他整整三日三夜，不能睡覺，只是默坐，後來實在倦極了，偶然睡去，也沒有一次不是夢醒，醒來，枕席上皆是淚溼。他想：人生百年，總有死亡的一日，但有文傳世為不朽，有子嗣後為不死，世上富貴壽考的人，未必能二者兼有，所以文同是不死不朽的，而文同曾說：「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那麼，不死不朽，也都渺不足道了。

他們兩人的情誼，不但是文學繪畫等藝術上的知音，更重要的則是人格和為人風度的共鳴，如〈祭文與可文〉說：

……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乎？……嗚呼哀哉，孰能純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辭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若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

蘇軾每一回想文同生平，常常心為不平，他是那麼一個寬厚和平的人，卻到處受人打擊，遭人排擠，詩賦造詣那麼高超，而世人短見，只看重他畫的墨竹，生前被人嫌棄，百般委屈，死了，忽又人人惋惜起來。說到他自己，更是悽愴。「自聞與可亡，胸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友。……」

文同身後蕭條，全家僑寓陳州，無力歸喪還蜀，蘇軾致函在舒州的李常，因他也是文同的生前好友。略曰：

與可之亡，不唯痛其令德不壽，又哀其極貧，後事索然。而子由婿其少子，頗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賢尚有文，久遠卻不復憂，唯目下不可不助他爾。……

八、重遊江南

元豐二年（一○七九）三月，朝廷告下：

「蘇軾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軍州事。」

蘇軾將行，徐州吏民依照俗例，舉行一套「攀轅」挽留的表演，如將他座騎的鞭割破，發動一批老百姓來擋住馬前，表示不肯讓這位賢太守離去。也許有人會因此而沾沾自喜，蘇軾則認為真是「兒戲」，自知無恩於民，老百姓涕從何來？大道旁的石人，看見過多少次太守的來來去去。

但是，父老們說：「前年，沒有太守，我們都做了水裡的魚龜了。」蘇軾舉鞭道謝，他說：

「正因為我命窮，到處都遭凶災，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蘇軾有別徐州詞，調寄〈江城子〉，語意十分蕭索：

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忽忽，攜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為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首彭城清泗與淮通，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

蘇軾別去徐州，走馬南都，往訪弟轍。

在馬上，想了許多要對老弟說的話：「前年到南都來時，麥老櫻桃已熟，今年重來，櫻麥已半黃綠，歲月如舊，而人事則已幾次反復，你那裡已經換過三個太守，送往迎來，像車輪一般盤旋的生活，實在毫無意思。要到什麼時候，才能還鄉，我不知道，但我已經想好，決定住到眉山縣南的石佛鎮去，過個田農生活，豈不很好。」

又是這番舊夢，說過無數遍了，依然是個夢想。

三月十日，抵南都，兄弟相晤，過樂全堂謁張方平。因病，在轍家住了半個月，二十四日離去，舟行至靈壁鎮，徇張碩之請，為作〈張氏園亭記〉。

張氏歷世顯宦，造此園，費時五十餘年，不但有花木池臺之美，兼有畜牧、紡織之類的設備，大凡生事所需，百物咸備於一園之中，它不是一個普通但供遊賞的花園。蘇軾稱羨張家先人治園之意，論曰：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如飲食，通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

張氏為其子孫，築室藝園，使其出可以仕，退可以隱，得從容進退，無適而不可之樂云云。

這是歸鄉無計的蘇軾，觸景所生的感慨與歆羨，他如要回眉山去，連住到那裡去，都還要大費一番周章，遑論生計所需的取給。所以他要讚佩張氏先人為子孫設計的週到，如此而已。

過揚州，老友鮮于子駿（侁）在做知州，設盛宴於平山堂，招待蘇軾。平山堂是歐陽修知揚州時所修造的名建築，蘇軾身臨其地，不免懷念先師，作〈西江月〉詞：

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

欲弔文章太守，乃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是夢。

這次宴會，湖洲張大亨（嘉父）亦在座，僧德洪〈石門題跋〉記嘉父言：「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紙，目送萬里，殆欲仙去耳。」此是蘇軾當年的丰采。

四月渡淮，至高郵，秦觀、參寥俱在，就坐上蘇軾的船， 一路同行。過金山，遇大風，訪寶覺禪師，至無錫同遊惠山，惠山的水有「天下第二泉」之譽，他們就在山上汲泉生火，煎茶共飲，蘇軾有句曰：「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

這幾日相伴，蘇軾益發覺得參寥這個人，坦率天真的是可人。秦觀發現蘇軾已經有點重聽，又以為他在裝聾。蘇軾說：「色、受、想、行、識，這五蘊都是人生的賊病，現在一病先去，只怕此心未了，即使不見不聞，還是障礙。」

五年之前，在此一帶，結伴同遊的刁約（景純）和張先（子野）兩老，皆已先後物故，人琴俱亡，只剩得一坏黃土，空幃鶴唳而已，蘇軾追懷昔遊，無恨悵惘，都一一前去祭奠。

至秀州（浙江嘉興），往白牛村哭祭陳舜俞之殯。

仁宗一朝四十一年，中制科者僅十五人，蘇氏兄弟亦在這十五人中，舜俞比他們早，而是那次科考中的第一名。蘇軾在祭文中說：以令舉學術的深厚，更得科甲的發揚，聲名遠播，天下莫不期之以大器，但是同輩中有不少人飛黃騰達的了，他卻一生困於仕途，不得大用。熙寧三年，他還不過是個山陰知縣，為了拒絕施行青苗法，上疏抗論，被貶為監南康酒稅，一斥再斥，終於放歸田里，鬱鬱病死於白牛村。

蘇軾想不透這是什麼道理，令他十分惶惑。他在天道與人事之間，想來想去，不出三種情況，一是天所賦予令舉的才能，只是一個無意中的偶然，所以並不安排他的用與不用；二是天確有意作成這個人才，而人事不足以輔成其大；三是天生斯才而人不用，所以天又奪回去了。蘇軾惶然道：

三者必居其一，否則，以令舉之賢，何為不立，何又立而不得其用。

蘇軾的惶惑，實是知識分子的窮途之慟，哭令舉，亦蘇軾之要搔首問天的自傷。所以陸放翁題跋說：

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唯祭賢良陳公，辭旨最哀，讀之使人感嘆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異識，沉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為金石，精氣去為神明，亦烏足怪，彼憒憒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　笠澤陸游謹書。

元豐二年（一○七九）四月二十日，蘇軾抵湖州任。

註釋

01 　朱熹，《朱子語類》。

02 　周昉：唐代仕女畫名家，唐人以婦女豐肥為美，如楊貴妃即是。

03 　張邦基，《墨莊漫錄》。

04 　徐度，《卻掃編》。

05 　本集，《王定國真贊》。

06 　朱弁，《風月堂詩話》。

07 　釋惠洪，《冷齋夜話》。

第五章　烏臺詩獄

一、始作俑者 —— 沈括

沈括，字存中，浙江錢塘人，博學善文詞，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不通曉，在中國歷史上，自漢有張衡後，他是第二個正史有傳的科學家。

雖然是科學史上，成就極大的學者，但在那個時代，士非從政，即無其他出路，而他在現實政治裡所表現的角色，卻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

這與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極大的關係。沈括家貧，遲至三十一歲才中進士，自入仕途，即被冠蓋榮華所眩惑，使他熱中利祿，竭力營謀進用。

熙寧之初，王安石變法，沈括也曾參與過三司條例司的工作，當時，安石權勢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擁護新法，安石初亦相當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將行時，神宗有意委任沈括專主其事，而安石對曰：「沈括壬（小）人，不可親近。」

熙寧六年（一○七三），沈括才開始得意起來，先是入館閣，為集賢校理，奉詔詳定三司令敕，繼復被派為兩浙路察訪使，口銜天憲，出為欽差大臣了。

陸辭請訓時，神宗面諭中，有道：「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沈括到了杭州，與蘇軾交往論舊，非常熱絡，將去，要求蘇軾手錄近作詩一通，留為紀念，這也是朋友間的常事，蘇軾也不疑有他，就寫了送他。

其實，沈括心裡非常嫉妒蘇軾，神宗的殿諭，對他是一個強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惡蘇軾，所以回京後，除出極口讚揚青苗、助役諸法，絕無不便於民之外，隨即將蘇軾的近詩，逐首加以箋注，附在察訪報告裡，籤貼進呈，告他「詞皆訕懟」 01 。

神宗置之不問，但是滿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訴蘇軾，蘇軾認為這種捕風捉影的忌謗之言，英明的皇上，不會信他，並不放在心上，倒在寫給劉恕的信上，自嘲道：「不憂進了也。」意思是不愁沒有人把我的作品，進呈御覽了。

這齣把戲，經過五、六年，一直沒事，不料元豐二年，李定、舒亶等人媒孽誣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從沈括學的。蘇轍為兄下獄所上書中提到：「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指的就是他，所以說：烏臺詩獄案的始作俑者，實是沈括。

王安石二次罷相，舉吳充自代。這時候，沈括官已升至掌理全國財政的三司使，他要走新相國的門路，又看出吳充的作風，事事欲與荊公為異，就祕密條陳常平役法不便諸端，獻與吳充，吳便袖在衣筒裡，密呈神宗。

事為御史知雜事的蔡確所聞，上疏言：

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諸路各出察訪，以視民願否。是時，沈括實為兩浙路察訪使，還，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悅從，朝廷以其言為可信。今王安石出，吳充為相，乃徇時好惡，詆毀良法，其前後之言，自相背戾如此。

疏入，神宗甚惡沈括的反覆無常，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貶宣州 02 。

所以，烏臺詩獄發作時，沈括已不在京師。

蘇軾於元豐二年五月二十日到湖州任，按例，進謝上表。

……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跡堙微，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烏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不料這篇表文，也會惹禍。

二、被臺諫圍剿

宋朝的諫官制度，與唐代不同。唐代的諫官，隸於門下省，轄屬宰相，所以常為宰相執言，諫諍的對象是皇帝；宋初，為防大臣專擅，產生侵主的權臣，所以定制諫官皆由皇帝親自選擢，不得由宰相薦舉，於是臺諫的地位，就超然獨立，越出執政之外，同時畀以重權，不但有權糾繩大臣，並且可以隨時彈劾執政。

朝廷更許諫臣「風聞言事」，說錯話可以不負言責，這固然是皇帝欲依諫官為耳目口舌，鼓勵言論的方法，但使臺諫的權勢，變成毫無統馭的野馬，蘇軾從前上皇帝書中，就曾說過：「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禍。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臺諫官的人選，就非常重要，必須個個都是公忠體國之士，否則，如輕付小人以凌駕執政的地位和權力，他如濫用權力，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神宗確然是個勇於有為的英王，後世史家批評他尚義而好名，本來這也不是大缺點，問題出在他只知要維護尊重輿論的立場，而不深察言事官黨爭的私心和奔競利祿的私慾；他接受了臺諫們的「控」狀，還以為不過找蘇軾來問個明白而己，並不覺得事情有那麼嚴重，後來才覺察到臺諫們是有計劃的結夥陷害，而蘇軾實陷冤誣，再圖救贖，但這場出死入生的文字獄，卻已如火如荼的燒了起來。

以李定為首的這些臺諫官，他們之所以要興起這場詩獄，目的在打擊保守派的潛在勢力，摧毀他們重登政壇的機會，藉以鞏固王安石去位後，力量已顯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權，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當時的情況是：專政十餘年的王安石已經黯然離京，呂惠卿陰謀敗露，一時決難再起，帝以吳充為相，不過地位中立，王珪是個鄉愿式的老官僚，雖然竭誠擁護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聲望地位，實不足以領導群倫，能力上也不太能夠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他們雖然接下了荊公所遺的重擔，但卻顯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矚目的「真相」，卻在洛陽，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時雨，是婦孺皆知的司馬光。

萬一有一天，神宗覺得無人能為國家做事，念頭一轉，真讓司馬復出的話，以他那種只一不二的脾氣，這批由王安石選拔出來的「新進」，連現有的祿位，也都不保了，還有什麼政治前途可言。

何況王珪僥倖登上相位，急需幹部，所以李定等人就攘臂而起，願為打手。

但是司馬光遠居洛陽，閉戶著書，絕口不談國事，沒有辦法議論他，而王安石公開指責過蘇軾是司馬光反對新政的幕後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譏訕朝政」的老藥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殺雞儆猴，於是，倒楣的蘇軾，禍從天降，就做了新舊政爭中的「代罪羔羊」。

他們又以集體圍剿的方式，使尚義而好名的神宗無法迴護。

元豐二年（一○七九）六月二十七日，由權監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首先發難，上札論蘇軾到湖州任謝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指為「愚弄朝延，妄自尊大。」又說：「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倡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軾所為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眾，今獨取鏤版而鬻於市者進呈。」

繼起者，亦為監察御史里行的舒亶，進札子說：「臣伏見知湖州蘇軾進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

這一段冒頭，顯與何正臣互為呼應，其下正文，則獨選可以附會為「謗訕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陷蘇軾於「大不敬」的殺頭之罪，用心非常狠毒，文略曰：

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諷為主，小則鏤版，大則刻石，傳布中外，自以為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衰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

伏望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以上兩件，神宗批交中書復議。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進士，初為縣尉，坐手殺人罪，已被停廢多年，張商英為御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 03 。

舒亶得張商英的推薦，始從廢籍中鑽出頭來，重入仕途，辦了蘇軾詩獄案後，他就得意起來，接了張璪知諫院的後任。其時，商英為中書檢正，給他寫了一封信，並將他的女婿王溈的課業，送請察看，總不外是私人之間請託的小事，誰知他翻臉無情，立即上章舉發，曰：「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將各件繳進。」商英因此降為館閣校勘，監江寧酒。

舒亶之為不折不扣的小人，其為士大夫所不齒，非僅蘇軾一案。

其間，有個國子博士李宜之，初得提舉淮東常平，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沒沒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奏狀說：

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壁鎮，有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壁張氏園亭記，內稱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必無進取之心，以亂取士之法，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顯涉譏諷，乞賜根勘。

緊接著是權御史中丞李定的壓軸戲，七月三日上札言蘇軾有可廢之罪四，略曰：

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料，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稍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此一可廢也。古人教而不從，然後誅之，蓋君之所以俟之者盡，然後戮辱隨焉，陛下所以俟軾者可謂盡矣，而傲悖之語，日聞中外，此二可廢也。軾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偽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偽而堅，先王之法當誅，此三可廢也。軾讀史傳，豈不知事君有禮，訕上有誅，肆其憤心，公為詆訾，而又應制舉，對策即已有厭弊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此四可廢也。而尚容於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天衷，特行典憲，取進止。

李定這件札子，句句緊扣著蘇軾怨望和謗訕的對象，都是皇帝陛下，極富挑撥性，神宗當時也不免被激怒了，要勘問一個明白，遂下旨道：「送御史臺根勘聞奏。」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所提拔出來的新政派，初欲引為諫官，被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後又被人檢舉不服生母仇氏之喪，臺諫給舍，紛紛論其不孝，司馬光詆之為「禽獸不如」。此事原不重大，但竟掀起政海風波，無他，借李定以攻擊王安石，他作了黨爭的箭靶而已 04 。

蘇軾與李定初無個人嫌怨，有人以為軾作賀朱壽昌得母詩，有「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句，是暗諷李定，今為報復，其實，以當時朝士作詩稱美壽昌者之多，豈僅蘇軾一人，即此一言，亦非「必欲置之死地」的深仇，而今李定之如此狠毒，無他，以蘇軾為黨爭的箭靶，意在司馬光而已。

御史臺奉到聖旨後，請求皇上選官參治，詔派「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

這張璪，原名張琥，與蘇軾是進士同年，軾任鳳翔簽判時，張已先在鳳翔為法曹，曾為同事，當他離職時，蘇軾還作過一篇〈稼說〉贈行，與共勗勉。

誰知這位同年，素性姦邪，往往以危機陷人，這些年來，在京城十分活躍，初奉安石，旋附呂惠卿，又與舒亶深交，數興大獄，軾案發生時，他已位居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甚得右相王珪的倚重，奉派這個差使，正是他表功的機會，遂與李定聯手，雜治獄案，必欲致蘇軾於死地了。

他因王珪的竭力援引，元豐四五年，就當上了參知政事、中書侍郎，儼然執政矣，其後跟著朝局轉變，黨章惇，諂蔡確，無往不利，王文誥說：「數人之性不同，而璪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以這樣一個奇才，掌握典憲大權，蘇軾的性命，豈不危乎殆哉。

李定奏請先罷蘇軾知湖州的現職，並請差員「追攝」（追捕），神宗批令：「御史臺選牒朝臣一員，乘驛馬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疏虞狀。罷湖州的朝旨，令差去官齎往。

於是，就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遵）馳驛趕往湖州，逮捕蘇軾到案。

三、追捕

蘇軾到湖州任，是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即被御史臺所派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在任不過兩個月又八天。

七月初七那一天，秋陽杲杲，天朗氣清，蘇軾趁此大太陽，在家曝曬書畫，無意間看到亡友文同送他的那幅雙鉤著色的〈偃竹圖〉，追念昔遊，忽而人天永隔，不禁悲從中來，廢卷而失聲痛哭，殊不知這兩個月間，京中群小已經編織好一重天羅地網，即將迎頭罩來，此日之悲，也許就是一種神祕的心靈感應，災禍的先讖。

御史臺將要派人赴湖州逮捕蘇軾，在京的王詵最先得到這個消息，立刻派一幹僕赴南都通知蘇轍，轍即派人往湖州告知老兄，讓他有個準備。不料皇甫僎帶了一個兒子，兩個臺卒，倍道疾馳，其行如飛，追趕不及。幸而到潤州時，他的兒子病了，求醫診治，耽擱了半天，蘇轍派的人才能比他先到一步。—— 但只為此，王詵在本案中落了一個「洩漏密命」的罪名，成了僅次於蘇軾的第二號人犯，他若不是駙馬，恐亦難免牢獄之災了。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僎帶了兩個臺卒，突然闖進州衙來了。是日，蘇軾先已在告（假），通判祖無頗權代州事。皇甫僎逕入州廳，穿著靴袍，秉笏立於庭下，兩個臺卒左右夾侍，白衣青巾，顧盼獰惡，全衙人心惶恐，以為將有不測的大禍，立刻就要爆發。

蘇軾是個書生，從未見過這等陣仗，惶恐不敢出見，與祖無頗商量，該怎麼辦，無頗說：

「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

蘇軾問：「該當穿什麼衣服出見？」自以為既已得罪，不可再穿朝服，無頗說：「現在還未知是什麼罪名，當然仍穿官服出見。」

於是，蘇軾也穿了靴袍，秉笏與皇甫僎對立庭下，祖無頗及職官都戴小幘，列於蘇軾身後。

看到這兩個臺卒的衣服裡面，有物隆起，像是藏有匕首，皇甫僎又裝模作樣，好久好久，都不開口說話，人心更加疑懼，逼得蘇軾只好開口問道：

「軾自來惹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訣別。」

至此，皇甫僎才說：「不至如此。」

無頗走上一步，揖道：「大博必有被受文字？」（指逮捕狀）

皇甫僎問：「你是什麼人？」

「無頗是權州。」

皇甫乃命臺卒從懷中取出，原來只是「臺牒」，交給了祖無頗。

打開臺牒來看，不過是尋常的追攝行遣而己，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樣威嚇他們。

隨即催促蘇軾速行，兩個臺卒走過來，將蘇軾紮了繩子，即時出門 05 。

一說：「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疑是僎字）管押，東坡方視事，數吏直入廳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東坡錯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門，家人號泣出隨之，郡人為涕泣。」 06

不論那一說對，祖無頗所目擊的，是「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王夫人得訊，急忙追趕出來，家人號泣相隨，蘇軾無話可說，突然想起前在洛陽，聽李簡夫講過一個故事：

從前真宗東封還都，沿途訪尋天下隱士，知有杞人楊朴，就請他來朝相見。上問曰：

「卿臨行，有人贈詩否？」朴對曰：「只有臣妻一首」：

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皇上大笑，放他還山。

這故事，王夫人是聽說過的，所以軾就顧謂老妻道：「你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嗎？」

王夫人淒然失笑 07 ，蘇軾就此快步出門，只有長子蘇邁一人，徒步相隨。

這時候，州衙內外，都被皇甫僎所故意演造的恐怖氣氛所籠罩，權州事祖無頗都畏避一邊，不敢相送，親戚朋友都驚嚇得倏時星散，只有王適、王遹兩兄弟不去，一直送出郊外，勸慰蘇軾道：「死生禍福， 天也，公其如天何！」

他們回去後，就幫忙蘇家整頓行李，將蘇軾一家二十餘口，送往南都轍家寄寓。

同僚中，只有掌書記（相當於現在的祕書主任）陳師錫，趕來餞別，並且幫忙安輯蘇軾的家眷。師錫字伯修，建安人，少遊太學，頗有文名，元祐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德行、文章，李之儀論其為人曰：「特表見於東坡老人赴獄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即指此日之事。

皇甫僎奉命追取蘇軾，曾以安全理由，請於途中每夜所至之處，將人犯送往當地官署寄監，竟如押解江洋大盜一樣。—— 此議，神宗不許，以為只是根究吟詩的事情，不消如此 08 。

蘇軾被置舟中，船行至太湖鱸香亭下，停舟修舵，這一晚，風濤傾倒，月明如晝，蘇軾獨自沉思，如此倉卒間被拉而去，禍不可測，將來發下審理，一定會連累很多親朋好友，不如現在閉上眼睛，縱身入水，頃刻之間，可以一了百了，心裡這樣暗自打算，但是前後左右，吏卒監守嚴密，苦無脫身機會，至揚子江邊，蘇軾趁渡江上落的機會，便欲投江自殺，但是仍被監守的吏卒拉住，從此將這欽犯，看守得更緊，蘇軾求死亦已不能。

鮮于侁，時為揚州太守，蘇軾這件案子發生時，就有人勸他將與蘇軾往來文字，即速燒掉，以免後患，子駿說：「欺君負友，吾不忍為。」八月初，蘇軾解至揚州，侁獨求見一面，但為臺吏所拒，惘惘而歸。

由天長過平山堂下，隔牆見友人杜介家紙窗竹屋，清靜蕭散，自己則已成了罪犯，真有天上地下之別，不禁發生無限的羨慕。後在黃州，〈致杜幾先書〉云：

八月初，就逮過揚，路由天長，過平山堂下，隔牆見君家紙窗竹屋依然，想見君黃冠草履於藥墟棊局間，而鄙夫方在縲絏，未知死生，慨然羨慕，何止霄漢。

行至宿州，得御史臺的命令，要所在州郡，搜索蘇家，其時他家眷口，已在赴南都的船上，州郡官望風承旨，居然派遣大批吏卒坐船追趕，中途將王夫人等的船隻攔截之後，團團圍住，細細搜索。蘇軾於黃州〈上文潞公書〉中說：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皆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

元豐二年（一○七九）八月十八日，始入臺獄。

四、勘問

蘇軾在御史臺獄，被關在「知雜南廡」一個獨居的囚房裡。這囚房，非常狹窄而且陰黯，據他自己記述（〈曉至巴河口迎子由〉詩），住在裡面，一舉手，一投足就會碰上陰溼粗硬的牆壁，仰起頭來，屋頂上開的一個天窗，還不到一片席子大，整個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這個名滿天下的詩人，就踡縮在這個不見天日的井底，死生莫卜，「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等待別人宰割。

要人坐罪，須有證據，要興大獄，須先掌握豐富的資料，所以御史臺人，在這方面，作了甚多努力。何正臣隨狀繳進了坊間出售的木版印本，舒亶所繳進的是「印行四冊」，另又檢會送到題名《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全冊》，這三種都是市上的通行刊本，其餘，散落在有關人士手上，尚未刊印的，一定還有很多，不能遺漏，所以御史臺復行文州郡，收取境內蘇軾所遺詩文，如詩集自注說：「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文）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謂之詩帳。」即是一例。

如此大力搜索，然後一條一條取來勘問，堂下的罪人，自然有避諱的也有遺忘的，就三番四覆的尋根究柢，逼得你非承認他們的曲解，否則就沒個完結。

蘇軾八月十八入獄，二十日開始問案，蘇軾初供：

「除山村五絕外，其餘文字，並無干涉時事。」

勘狀指責他「虛稱別無譏諷嘲詠詩賦」。於是御史臺就移文有關地方的政府機構，向各關係人問證，在如此嚴厲的情況下，還有何人敢於隱諱，即使片言隻紙，也都一一繳納。

茲就勘狀中所說的，舉二事為例。

關於王詵部分，據說蘇軾曾將〈開運鹽河詩〉寄與王詵，起初隱諱不答，於是他們就委任其他單位向王詵問證，王詵不敢隱瞞，就將此詩繳出，為此一詩，蘇軾於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間，被足足問了五天，「方具實招」。

如寄黃庭堅詩、書信及祭文同文，問官根據目錄查詢，認為蘇軾口供，「其間有隱諱未盡」，就行文北京留守司向黃庭堅取問、根驗，弄到蘇軾手書原件，當堂叫蘇軾自認，然後軾方「盡行供認」。詩中蘇軾自比為道旁苦李，以無用自全。祭文中「道之難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予。」都被勘證是謗訕朝政的證據。

蘇軾在杭州時，八月十五觀錢塘潮，在通濟亭上題有一詩：「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他們取到了，蘇軾在臺供稱是說鹽法為害，而他們則判認為譏諷皇上好興水利，而事不可成。唯有指他「謗訕君上」，才能將他陷入「大逆不道」的死罪中去。狀稱：「逐次隱諱不說實情」，足足問了兩天，「再勘方招」。

勘查〈司馬光獨樂園〉詩，指「蘇軾前供，不合虛稱無有譏諷，再勘方招」。而御史老爺認定：四海蒼生希望司馬執政，陶冶天下，即是譏諷現在執政者，不得其人；又說司馬光反對新法，與蘇軾意思相合，所以他說新法不便，朝廷終當起用司馬，希望不要如此瘖啞不言，要如以前一樣起來攻擊。這段解釋，煞費苦心，充滿強烈的挑撥性，不但要使蘇軾坐罪，且欲激怒皇上和宰輔，把司馬光也拉扯出來。

如〈送范鎮往西京〉詩：「小人真闇事，閒退豈公難。」說蘇軾意在諷刺今時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闇於事理，以進為榮，以退為辱。又說：「言深聽者寒。」是讚揚范鎮昔日反對新法的激烈言論，使聽者恐懼，蓄意鼓勵反動，這也是想把范鎮一起拉出來的一個伏筆。

像這樣一條一條的勘問筆錄，都輯錄在南宋人編印的《烏臺詩案》一書中，其第一部分舉名條錄者，有王詵、王鞏、李清臣、章傳、周邠、蘇轍六人，共六項，其餘雜舉三十餘條，多不勝舉，詳見《施注蘇詩》每詩的注中。

以蘇軾寫作的豐富，像這樣一字一句，追根究柢的勘問，為日不足，繼以夜審，只差當時還沒有的探照燈外，簡直就是「疲勞審問」，任你銅筋鐵骨，到頭來是要怎麼供，只有一概招認，蘇軾能不精神崩潰，還幸是天賦獨厚。

而且，這批忠貞無比的臺官們，技不止此，你若不認，他們還要大聲辱罵，甚至撲打，用來逼供。這是蘇頌傳說下來的。其時，蘇子容為開封府尹，治陳世儒獄，言官們誣為寬縱，是年秋，亦自濠州逮赴臺獄，嘗自賦詩十四篇，詩前有序曰：

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

所以聲息盡聞，整夜聽到隔牆拷問逼供的吵鬧，詩曰：「遙憐北戶吳興（湖州）守，詬辱通宵不忍聞。」 09

硬的不肯就範，還有軟的「誘供」，同時人的孫升傳說：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軾曰：「軾為人臣，不敢萌此心，卻未知何人造此意。」 10

在此酷虐的勘問階段，李定是奉詔的主審之一，以為像蘇軾這樣的人物，今也落入我手，不禁氣燄萬丈，飛揚跋扈起來，盈廷朝士，都不敢問及此案，也沒有人敢和他說話。李奉世告訴王鞏道：有一天，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門外，大夥兒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員道：

「蘇軾確是奇才！」

別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他自言自語道：

「一二十年前所作詩文，引經援史，隨問隨答，無一字差錯，此非奇才而何？」 11

語畢，他獨自嘆息久之，空氣非常凝重，眾皆默不作聲。

五、審理

御史臺根勘所就其兩個月間酷烈的勘問後，作成「勘狀」，性質類似現在司法檢察機關的起訴書。首先記錄蘇軾的五代和仕歷，歷官的舉主，再記述蘇軾任鳳翔簽判日，為中元節不過知府廳，罰銅八斤，任杭州通判日，不舉駁王文敏盜官錢，官員公按，罰銅八斤等兩次過失紀錄外，別無前科。

宋制，一般罪犯，只問三代，而蘇軾一進臺獄，首即訊問五代，並問有無誓書鐵券，只有死囚才如此問法 12 。他們顯然是故意恐嚇。被捕前，皇甫僎的態度也是如此，可見是有計劃這樣做的。

論蘇軾的犯罪動機與目的，則曰：「登科後，入館多年，未甚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眾人傳看，以軾所言為當。」（《烏臺詩案》）換句現代話來說，則是替他安上了一個「寫作並傳播反國謀叛的語言文字」，罪名不輕。

其次，列舉與蘇軾相識的張方平、王詵、司馬光、范鎮等二十四人，認為「其人等與軾意相同，是與朝廷新法時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進用之人，軾所以將譏諷文字寄與。」而這些收受蘇軾的譏諷文字，又不申繳有司官署，也該一併問罪。

最有趣的是狀內詳細敘述王詵與蘇軾往來的事實，如詵累次送酒食茶果與軾，又送弓一張、箭十支、包指十個，蘇軾托王詵令人裱背畫幅三十六軸，沒有付錢，蘇軾赴杭州通判任，王詵送他茶、藥、紙、筆、墨、硯、鯊魚皮、紫茸氈、翠藤簟等，如赴徐州任時，送他羊羔兒酒四瓶、乳糖獅子四枚、龍腦面花象板、裙帶繫頭子、錦緞之類，都一一詳列如清帳，都是罪狀，蘇軾為嫁甥女，向王詵借錢二百貫，後又續借一百貫，自後未曾歸還，又蘇軾代相知僧人，託王詵代求師號、紫衣、祠部度牒等，也全列入罪狀之內。

其實，他們預定王詵為僅次於蘇軾的第二號打擊目標，只因沒有可以羅織的材料，就堆砌了一車廢話，說明一點：與蘇軾交往親密，即是「罪行」。

如勘狀引王鞏言：「真宗時，朝裡尊禮楊大年，時人稱之，今王詵尊禮子瞻，亦同大年。」—— 這也是蘇軾遭人嫉視的原因之一。

王詵從前因趙世居謀叛案被牽涉案內，也曾登殿應訊，問完話，他向神宗抱怨道：「知今後不敢與人往還了。」皇上諭曰：「如溫良之士大夫，往還亦自無害。」

蘇軾後來聽說，曾取笑王詵道：「次第自家是不溫良底也。」—— 原來他又誤交了不溫良的蘇軾。

與王鞏關涉的，烏臺詩案只能舉出鞏至徐州訪蘇時，帶來張方平詩稿一卷，封面題作《樂全堂雜詠》，軾題詩卷末被指為以荒林廢治比朝廷新法，致有人物衰謝，風俗虛浮之嘆，皆是胡牽亂扯。本來亦不關鞏事，但後來處分，王鞏得罪獨重，遠貶廣南，蓋因他們原想打擊張方平，而方平三朝元老，敢做敢說，不是一個好惹的人，所以就將他的女婿王鞏，做了代罪的羔羊。北宋政事的混亂與腐敗，至熙豐之世，處處暴露無遺。

李清臣奉差編修國史，蘇軾賦詩贈行，有「付君此事全歸漢，載我當時舊過秦」。謂軾於仁宗時，曾進史論二十五首，指他妄以賈誼自比，意欲清臣於史中著載其事。

與蘇轍詩，舉「至今天下事，去莫如子猛」，稱其辭卸制置條例司職務之勇決，又「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說自己才力不勝，也都是「謗訕」或「譏諷」。

贈孫覺詩，「若對青山譏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指蘇軾叫人莫談國事，亦成罪狀，竟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誅心曲解，何所不至。

他如與章傳、劉述、周邠、劉邠、李常、僧道潛（參寥）、陳襄、劉恕、曾鞏諸人，唱和之作，送錢藻、蔡冠卿，揚州贈劉摯、孫洙詩，為僧居則作〈大悲閣記〉，為王鞏作〈三槐堂記〉，為王安上作〈公堂記〉，作〈靈壁張氏園記〉、〈後杞菊賦〉等，說蘇軾俱已招認，「有此罪愆，甘服朝典。」云云。

蘇軾在獄中，日被群小肆意虐侮，又遭那麼殘酷的勘問，自問絕不能堪，一說，他曾將常服的青金丹，埋藏土內，以備有一天必須死時，則一次服下，足可自殺。

有一獄卒，叫梁成，極富仁心，蘇軾日常生活，他都非常幫忙，他有寢前洗腳的習慣，梁成每天夜裡都為蘇軾燒壺熱水，蘇軾看他誠懇，託他道：「軾必死，有老弟在外，我寫成兩詩，託你送給他，以當訣別。」梁成安慰他道：「學士必不致如此。」軾說：「假使我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能送到，則死不瞑目矣。」

梁成就慨然接了下來 13 。

那兩首詩，冠以長題曰：〈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蘇軾入獄後，杭州父老感念這個好官，為作解厄道場，祈禱神靈保佑他平安無事，蘇軾深受感動，自以為生不能再至杭州，希望死後能夠葬在西湖山上。

梁成將此二詩，祕藏枕內，到蘇軾出獄時，送還說：「還學士此詩。」蘇軾抱頭伏案，自不忍讀。

軾在臺獄，受盡折磨，熬過兩個月，總算勘問審理完畢，御史臺於十月上旬，撰成勘狀，奏請皇帝批示。

六、論救

蘇軾被逮赴獄，蘇轍即上書皇帝，乞納在身官以贖兄罪，通篇文字，非常謹慎，但情實融會，很能使人感動，真是《欒城集》中上乘之作。其大要曰：

……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唯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不可救止。

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份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唯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

臣不勝手足之情，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但得免下獄死，為幸。

在京的朋友，以吏部侍郎致仕的范鎮，得訊最早，御史臺也知道他和蘇軾之間關係，非常親密，以為必可從他那裡得到許多資料，首先向他索取往來文字，來勢洶洶，急如星火，景仁不顧一切，上書皇帝論救，他家子弟怕這老人會被連累，竭力勸止，他都不肯，可惜書稿沒有留傳。

以太子少師致仕的張方平，於蘇軾被解送過南都後，也立即上疏皇帝，雖「僭越上言，自甘鼎鉞」，也要老不忘國，論救蘇軾，其辭略曰：

……早嘗識其為人，起自遠方孤生，遭遇聖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時加眷獎，由是材譽益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疏率，缺於審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為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嘆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狂易輕發之性，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天下生靈，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於一蘇軾，豈所好惡。……

今軾但以文辭為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測，唯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

方平撰寫此疏，原欲附在京遞的公文中一併進呈，而府官不敢承受，就叫他的兒子張恕親赴京城向登聞鼓院投進，不料這位相公，愚而且懦，到得鼓院門前，徘徊瞻顧，畏縮不前，終於未曾呈進。後來，劉安世傳其事曰：

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遠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異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為此言耳。

僕（安世）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為何說？先生（轍）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 14 。

當時的情勢是言官代表輿論，媒孽於下，皇上要做個尊重輿論的明主，不敢置之不理，只好詔令勘問，案獄既興，就險不可測，凡與蘇軾平日交好的朋友，個個都懷著「株連入案」的恐懼，除出退休的范鎮、張方平外，誰還敢出頭講話，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士大夫中到底還有「仗義執言」的少數，當朝的左相吳充，即是其一。

據傳，有一天，吳充問皇上說：「魏武帝何如人。」

皇上口：「何足道。」

「陛下動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其宜也，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彌衡，陛下以堯舜為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神宗驚曰：「朕無他意，正欲召他對獄，考核是非而已，行將放出也。」 15

吳充這番話，說得非常技巧。名士，代表一個國家知識文化的巔峰，倘如皇帝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放言高論，也不能容忍，竟至濫使政治權力而殺士的話，則後世的批評將是如何，不言可喻，這頂帽子比「尊重輿論」還要大，難怪神宗要大吃一驚了。

王安石的幾個弟弟，都是很有學問的，安禮字和甫，為人非常豪爽，也稍有點玩世不恭，從來不怕什麼。蘇軾禍作時，他為值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官，日與皇上接近，李定就怕他說話，先曾警告他道：「蘇軾那麼銳利的譏議新法，反對的是你家大哥，你可別說話。」安禮根本不理睬他，一日，對神宗非常率直的進諫道：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以為爵祿可以立取，但自來碌碌如此，心裡不免觖望，今一旦置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帝曰：「朕本來不欲深譴，將為卿赦之。但去，勿洩漏此言，軾方賈怨於眾，恐言官們要為此加害於你。」 16

此外，蘇軾的最大救星，是神宗的祖母—— 光獻太皇太后曹氏。

蘇軾陷獄之初，太皇太后已在病中，接連幾日，看到皇上神色，頗不愉快的樣子，便問：

「官家何事數日不懌？」

「更張數事，皆未能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甚至形於文字。」

「莫非就是軾轍兄弟。吾嘗記仁宗皇帝當年策試完畢後，回到宮來，喜道：朕今日為子孫得太平宰相二人，雖我老矣，已不及用，朕將留遺後人。」

太皇太后問這二人現在何處，皇上對以蘇軾現方繫獄，曹太后說：「以作詩繫獄，得非受了小人中傷。攟至於詩，其過甚微，吾已病矣，不可再有冤濫，致傷中和。」說著，這病中的老太太流下淚來 17 。

神宗天性純孝，事兩宮，晨昏定省，必恭必謹。聽了太皇太后的話，心中一震，一邊恭答道：「謹受教。」一邊也流下淚來。

十月間，太皇太后的病勢已很沉重，神宗要大赦天下為太皇太后求壽，太后說：

「不須赦天下凶惡，但放了蘇軾就夠了。」 18

十月十五日，皇上以太皇太后「服藥」，降詔：「死罪囚流以下，一律開釋。」

在獄中的蘇軾聽得這個消息，恍如黑室中透進一線曙光，作詩曰：「漢宮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死魂。」但是，即使真能生出獄門，「縱有鋤犁及田畝，已無面目見邱園。」仍是不知如何是好。

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光獻曹氏崩逝，蘇軾以罪人不許服喪，「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兩首，其第二章自維身世，非常沉痛。如曰：

未報山陵國士知，繞林松柏已猗猗，一聲慟哭猶無所，萬世酬恩更有時。

夢裡天衢隘雲仗，人間雨淚變彤帷，關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纍臣正坐詩。

勘問已畢，軾在獄中，日對四壁枯坐，偶得望見鐵窗外雜植的榆樹、槐樹和竹、柏，默默苦吟，以遣時日，詠榆曰：「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詠竹曰：「蕭然風雪意，百折不可辱，風霽竹已回，猗猗散青玉。」詩中對於身受的冤酷，毫無怨怒之意，認為只要立身堅強正直，任何摧殘打擊，都會過去，他是那麼堅忍不拔的坐待春風之至。唯有高槐樹上哀鳴的寒鴉，不免給他帶來驚心的淒楚，詠槐詩曰：「棲鴉寒不去，哀叫飢啄雪，破巢帶空枝，疏影掛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牢獄，固然有生命被強制停滯的悲哀，但是貧窮本身卻是更大的罪惡，破巢之下，一家老幼的飢寒，茫茫來日，不堪設想，夜間，聽著樹上的飢鴉，聲聲聒噪，心寒的蘇軾，不禁毛骨悚然起來。

七、定讞

御史臺勘狀奏上後，十月十五日奉御批：「見勘治蘇軾公事，應內外文武官曾與蘇軾交往，以文字譏訕政事者，該取會問驗看若干人，聞奏。」

但是，在此同一日，因太皇太后患病，肆赦天下的詔令也發表了，假如不問死罪，蘇軾至少已無生命之憂，大家鬆了一口氣。而中書省復奏：該案內收受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繳入司者，計有王鞏等二十九人，承受無譏諷文字者，計有章傳、蘇舜舉等四十七人。

十一月三十日結案，御史臺具狀申奏，神宗派遣發運三司度支副使陳睦赴獄錄問。

杭州有王復秀才，世代業醫，家在候潮門外，大門前有兩棵檜木，枝葉繁茂，數百年的古樹，蘇軾在杭時，為王復賦此詩。群小於勘狀外後又搜獲得此，先於臺獄裡，問過蘇軾：「蟄龍有無譏諷？」軾回答得非常巧妙：

「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

獄吏就不敢往下再問 19 。

這時候，李定、舒亶輩功敗垂成，非常著急，只有再想辦法激怒神宗，要把他搞到「大逆不道」的死罪，就不入「赦免」之列。於是就想用雙檜詩這條新證據，由右相王珪（禹玉）於進見皇上時，忽言：「蘇軾於陛下確有不臣之意。」

神宗改容道：「卿何以知之？」

王珪就舉出軾作雙檜詩內，有「根到九泉無曲處，此心唯有蟄龍知。」句為證，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知於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

神宗道：「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章惇在旁，接口疏解道：「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龍也。」

神宗也說：「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

王珪語塞，退朝後，章惇詰問王珪道：「相公乃欲覆人家族嗎？」

珪曰：「這是舒亶說的。」

章惇氣憤得大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嗎！」 20

即此之故，蘇軾非常感激章惇，後在黃州致章子厚書，有曰：「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子厚平居遺我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即是指此。

王珪字禹玉，四川華陽人，一向盤踞在翰林院裡，受知於英宗，掌內外制者十五年，為詩文好用金玉錦繡字樣，時人譏之為「至寶丹」 21 ，而他自以為文章獨步天下，不料後起的蘇軾，文名掩蓋了他的光采，非常嫉視，一定不能讓他出頭。

政治上，他只是一個庸俗的官僚，只要高官厚祿。王安石勢盛時，他就竭力逢迎他，傳說有這樣一個笑話：

一日，珪與安石同侍朝，有一隻大蝨子從安石的襦頭上，爬到鬚上去了，皇上看到，笑了一笑，安石並不知道。

退朝後，王珪指以告安石，安石命侍從來捉去它，珪說：

「不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

「如何？」安石問，珪應聲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22

現在，安石退休了，他所推薦自代的吳充卻事事要與他為異，所以依附王安石的這一輩喪家之犬，就群歸王相國之門，他也利用他們，增進自己的政治地位，原是非常自然的情勢。

詔派陳睦覆審，錄問無異，罪名是以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該處徒刑二年，案在大赦期中，應蒙恩赦。

這個結論，使李定、舒亶等大為著慌，於是李定再進言道：

軾起於草野垢賤之餘，朝廷待以郎官館職，不為不厚，所宜忠信正直，思所以報上之恩，而乃怨未顯用，肆意縱言，譏諷時政，自熙寧以來，陛下所造法度，悉以為非，古之議令者，猶有死而無赦，況軾所著文字，訕上惑眾，豈徒議令之比，軾之姦慝，今已具服，不屏之遠方則亂俗，再使之從政則壞法，乞特行廢絕，以釋天下之惑。

御史舒亶則已幾近瘋狂，不但認為牽連入案的王詵王鞏，都罪不容誅，甚至因收受譏諷文字，不申入司的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也都該殺頭，其言曰：

騎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乃遺軾錢物，並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竊以軾之怨望，詆訕君父，蓋雖行路，猶所諱聞，而詵恬聞軾言，不以上報，既乃陰通貨賂，密與燕遊。至若鞏者，向連逆黨，已坐廢停（定國曾被牽入越世居謀叛案，被追兩官勒停），詵於此時，同罣論議，而不自省懼，尚相關通。按詵受國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以不赦論。

又言：

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邠輩，固無足論，乃若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

神宗不失為一個頗有理性的人主，對於舒亶這番狂言，極抱反感，置之不理，不過，他自來聽多了毀謗蘇軾的話，心中不能無疑，但他相信凡人做了錯事，心裡總有愧疚，不免恐懼，這種深內心的罪惡感，亦必將有焦躁不安，言行失常的形跡，流露於外，若能一切坦然，即是問心無愧之人，他又想，一個歡喜謗訕他人的人，身陷獄中，必多怨言，所以到了這件案獄，必須決定處分時，神宗就祕密派遣一個小黃門去獄中察看蘇軾的動靜。

這件事太戲劇化了，不容易使人相信，但《春渚紀聞》的作者何薳是根據他的父親何去非親耳聞於蘇軾的記述，而去非又是宋代傑出的兵學家，是蘇軾談兵的好朋友，去非撰《備論》一書，也由蘇軾具狀進呈朝廷，這父子二人都不是編造故事的人，似乎可以信有其事。

據何去非說，元祐中蘇軾出帥杭州，邀去非與劉景文（景文也是武官）同遊西湖，親聆蘇軾對景文道：「某今日餘生，皆裕陵（神宗）之賜。」景文問其故，軾續言道：「某被逮繫御史獄，審理畢，案已奏上。這一晚上，夜鼓打後，某方就寢，忽見一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就席地枕篋而臥，到了四更時分，某熟睡中，被人搖醒，他連聲道：賀喜學士，賀喜學士！我轉側間，問是怎麼，他說：安心熟寢就好。此人即匆匆挈篋而出。後來我才知道：獄案結奏後，舒亶這幫人還在皇上面前竭力攻訐，非欲置之死地不可，而皇上卻並無深罪之意，祕密派遣一個小黃門來，察看某起居情狀，適某熟睡，鼻息如雷，他就以所見馳報皇上，皇上顧謂左右道：『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 23

於是，神宗就自禁中特遣馮宗道赴御史臺覆按本案，歸報後，即行定讞。所為處分是：

一、蘇軾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

二、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詵，追兩官，勒停（勒令停職）。

三、著作佐郎、簽判應天府判官蘇轍，監筠州鹽酒稅務。

四、正字王鞏監賓州鹽酒務，令開封府差人押出京城，督促赴任。

五、收受有譏諷文字而不申繳官司者，二十二人，各罰銅有差（宋制，犯罪官員可納銅贖罪）：計張方平、李清臣各罰銅三十斤，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道、吳琯、盛僑、王安上、周邠、杜子方、顏復、陳珪、錢世雄，各罰銅二十斤。

六、收受無譏諷文字者，不罪。

蘇軾於八月十八日入獄，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獄，歷時四個月又十二日。

據南宋詩人陸游說：元豐己未東坡所供詩案，南宋時已經有印本行世，題為《烏臺詩案》。原供真跡，靖康之變，臺吏隨駕攜至揚州，張全真時為御史中丞，南渡後，取而藏之於家。

全真死，其子乞張丞相德遠撰寫墓誌，割其半贈與德遠為潤筆。全真家餘存的一半，陸游曾借來觀看，全部都是蘇軾親筆所寫，凡有塗改，皆一一畫押於下，而每頁紙幅上端，都蓋有御史臺的大印，是正式的公文檔卷 24 。

歷時千年，此一檔卷真跡，當然早已泯滅，即印本的《烏臺詩案》，亦不易得見 25 ，而施（元之）注蘇詩，逐一繫於詩下注中，可以尋繹，但是宋人喜穿鑿附會，其間雜說甚多，不見得都是真實。

不過，此案本身，原是基於曲解和羅織故入人罪，所以如何取證，如何判斷等等，也就並不重要了。

元祐時，蘇軾為避謗乞外，狀奏平生，溯述此事的前因後果，則非常鮮明平實，引以為結。

……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議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

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吏皇（？）遵（遵通僎）如捕寇賊，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

蘇軾墨跡之二〈海棠詩帖〉

〈溺嬰圖〉

蘇軾墨跡之三（〈寒食帖〉）

金．武元直〈赤壁圖卷〉（部分）

蘇軾墨跡之四（〈書赤壁賦〉）

註釋

01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引王銍，《元祐補錄》。

02 　魏泰，《東軒筆錄》。

03 　周煇，《清波雜志》。

04 　魏泰，《東軒筆錄》，又見《邵氏聞見錄》。

05 　孔平仲，《孔氏談苑》。

06 　朱彧，《萍洲可談》。

07 　《志林》。又鄭景望《蒙齋筆談》。

08 　孔平仲，《孔氏談苑》。

09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10 　劉延世，《孫公談圃》。

11 　王鞏，《甲申雜記》，又王偁，《東都事略同》。

12 　朱彧，《萍洲可談》。「誓書鐵券」乃皇帝頒與功臣享受某種特權之鐵契，左頒功臣，右藏內府，取券合之，推其功而赦減其罪。

13 　孔平仲，《孔氏談苑》。

14 　《元城先生（劉安世）語錄》。

15 　呂本中，《雜說》。

16 　高商，《通鑑綱目續編》。

17 　方勺，《泊宅編》；張端義，《貴耳集》同。

18 　陳鵠，《耆舊續聞》。

19 　葉夢得，《石林詩話》。

20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21 　王直方，《王直方詩話》。

22 　彭乘，《墨客揮犀》。

23 　何薳，《春渚紀聞》。

24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25 　《烏臺詩案》有「函海本」（宋朋九萬撰）及「學海類編本」（宋周紫芝撰）。

第六章　黃州五年

一、出獄赴黃

蘇軾自元豐二年（一○七九）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囚禁於御史臺獄，直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獲開釋，歷時一百餘天。出獄之日，已經年盡歲除，迎頭碰上了元豐三年的新歲。

雖說已經出獄，然而他所獲得的自由，也極有限。貶謫黃州，詔令規定「本州安置」，恰如現行法上的限制住居，不得擅離州境，這且不說，即以出獄當時而言，按照規定：被貶謫的罪官，必須奉詔即行，不得逗留京城，而蘇軾更被裁定：「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此身更不自由。然而人經苛酷的鍛鍊之後，但得生出獄門，不啻重見天日，像是在陷阱邊緣，掙扎得了自己的性命，其他一切都可完全拋開，禁不住內心充滿這一陣子的興奮，一口氣作了兩首詩。其一曰：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

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

卻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

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

蘇軾此行，以謫官被「責授」為檢校水部員外郎，尚書省六部內，郎中之下置員外郎，那是一十九品官階中最低的一級；職名雖是黃州團練副使，應該是佐理該州兵役事務的小官，然而附有規定：「不得簽書公事」，所以也只是一個空銜而已。虎口餘生的蘇軾，對於這些，滿不在乎，自誓將來如有恢復完全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氣了。這時候，心裡最大的疙瘩，一是如何安頓寄住在蘇轍那裡的家眷，二是蘇轍為他贖罪，被貶江西筠州監酒的遺憾。所以次章詩說：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

堪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

寫完後，唸了一遍，然後擲筆嘆道：「怎還不改？」

出獄後忽忽過了一天，元豐三年（一○八○）的新正元旦，汴梁城中，家庭都在歡度新年，繁華滿眼，蘇軾卻必須拾起行囊，只有長子邁陪從，被御史臺的差役押著，匆匆忙忙離開京城，踏上了嚴寒的征途。

兄弟兩家，同時面臨播遷的動亂。發難當時，蘇軾家小二十餘口都送到南都老弟家去寄住了。小蘇家庭負擔一向很重，欠了很多債，現在又須貶官筠州，做老哥的是絕不能再將眷口繼續拖累他的了；第二件心事是他們的親戚又是好友的文同，上年正月在陳州任所病故，至此已將週年，只因沒有盤費，無法運柩回蜀，一家人流寓陳州，停靈在堂，束手無策，蘇軾認為這是他們的責任。

眼前這幾樁心事，必須與他的弟弟當面商處。蘇軾請人通知，約他趕來陳州文家相會。陳州即今河南淮陽縣，距離京城約有三、四天的路程，是去黃州的中途站。蘇軾於正月初四到達文家，一進門，只見素帷繐帳，一片淒涼，蘇軾拜祭了靈堂，對文同的遺孤—— 包括娶了蘇轍女兒的文家老四務先（逸民）—— 一一加以撫慰。雖然生死存亡的悲哀在咬嚙著他的胸膛，但總不忍在痛苦的人前，輕易把自己的眼淚流出來，他和文逸民攜手河堤，贈詩作別時說：「……君已思歸夢巴峽，我能未到說黃州；此生聚散何窮已，未忍悲歌學楚囚。」在這細微處，都可體會一個飽經憂患者的用心深處。

他在文家等了六天，初十日蘇轍從南部趕兩百里路來到，兄弟禍後重見，自然有說不盡的感慨。他們共同商量了家計的安排，籌定了文同歸喪的辦法，……除了這些辛苦的計議外，做哥哥的很高興看到老弟面色清潤，兩目炯炯有光，健康情形顯然非常良好，夜間同臥一室，聽見他在行氣，腹間隆隆作雷聲，知他養生有得，欣然道：「子由必先我得道！」

蘇轍推究這場禍患的來由，不得不竭力勸說他的老哥，今後務須力戒口舌，慎重筆墨，以免再惹是非。贏得他老哥自責道：

至言難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

貶謫去處當然是個荒僻落後的地區，蘇轍更為他老哥今後的生活起居擔憂，但是蘇軾卻有他的奇想，以為「我們兄弟兩人，一個住在長江的西頭，一個住在長江的東頭，同在一水之上，倒也沒有什麼不便」。他又安慰他的弟弟說，今後一定「畏蛇不下榻，睡足吾無求」，從此安分守己，做個黃州老百姓，並無不好。

他們兄弟叔侄在文家聚晤三日，各人身上有事，不能再耽延了，遂於正月十四日與蘇轍等人別了，父子二人被解差押著，策馬逕向黃州進發。十八日到了蔡州（今河南上蔡、新蔡等地），碰上一場大雪，朔風怒號，道塗泥濘，這一路上的辛苦，自不待言。過新息（河南息縣東），順道往訪曾任黃州通守的世交前輩任師中（伋），未遇，就一馬來到分界豫鄂邊境的淮水，渡過淮河，才進入湖北境內。

渡淮，至加祿鎮，天色已經向晚，蘇軾父子就到鎮上的驛所去歇馬投宿。

在這樣雪後陰寒的天氣裡，殘破昏暗的驛所，到處發散著霉蒸的臭味，縱使是最能隨遇而安的蘇軾，也禁不住脊梁上一陣陣凜烈的寒意，而更使他冷徹骨髓的，是淮河一水相隔，從此與他所熟悉的中原和在中原的一切人事完全隔絕了。「麏鼯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一種千里投荒的悲哀，不禁油然而起。不過，偶一回顧隨行的兒子，那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神情非常堅定，似乎有一副鐵石心腸足以面對任何殘酷的現實，使這做父親的人，心裡安頓不少。

次日，繼續旅程，行至光山縣，聽說縣南四十里，有座唐神龍年間建造的淨居寺，為光、黃之間有名的勝蹟，蘇軾不免芒鞋竹杖，登山一遊。竹影溪聲裡，頓覺四肢百脈，一身都是輕快，回顧獄中恐怖，想不到此生還有重遊名山的今日，心裡還很輕鬆，然而一到進入淨居寺的大殿，向世尊菩薩低頭下拜時，他的兩眼卻又毫沒來由的流出淚來。

二十日渡關山，山上有座春風嶺，清溪迴繞，梅花夾岸，這時候花開正盛，但半被東風吹落溪水中，冉冉流去。蘇軾在這淒涼的旅路中，從來不言寂寞，但作〈春風嶺梅花詩〉卻說：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白無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當他們過麻城，轉入岐亭以北二十五里地方時，遠遠望見山上有人騎匹白馬，張著青蓋，奔馳而下，待到近前，只見此人頭戴方聳高帽，在馬上頻頻招呼，卻是他的老朋友陳慥季常。

陳慥是蘇軾任鳳翔簽判時的老長官陳希亮的幼子。陳氏有四個兒子，唯陳慥生性豪邁，自少就只歆羨朱家、郭解的俠行，揮金如土，不願讀書致仕，他是父親心目中的浪子，卻和蘇軾最好。蘇軾與他訂交於岐山，其時他正與朋友騎馬射獵，出入長林豐草之間。馬上慷慨談兵，意氣如虹，自謂是一世的豪士。蘇軾還記得一樁他的故事：某年，陳慥從洛陽回到家鄉眉州青神縣，攜來一雙豔麗如花的侍姬，讓她們穿上戎裝，青巾玉帶紅靴，各跨駿馬，招搖過市。青神縣是個非常保守的小城，沒有見過這種場面，惹得鄉人嘖嘖稱奇。闊別多年，豈料在此窮途中，會與他不期而遇，難怪要驚喜得大叫起來：「啊，這是我的老友陳季常，怎麼會在此地呢？」 01

陳慥也是一面孔的詫異之色，轉問蘇軾為何來此。蘇軾把遭遇情形，簡略的告訴了他。陳慥聽了，低頭不作一聲，然後仰天一笑，就此不提這事，但只邀請蘇氏父子到他家去盤桓幾日—— 時間改變一個人，可以使他脫胎換骨，今日的陳慥，已經不復是當年飲酒擊劍的游俠兒，更不是當年攜妓浪遊的花花公子。他就住在這岐亭山上，學道求長生，過著「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的隱士生涯。

陳家只是山上一棟簡陋的木屋，自號靜庵。室內環堵簫然，絕對不能相信這是陳四公子的家宅。陳家原很有錢，河北有田，年可收帛千匹，洛陽的園林邸第，富麗不亞於王侯所居，現在何以忽然一寒至此，蘇軾實在不解。然而陳慥本是奇士，一切不能以常理推度，且不說它。

陳慥好客有名，何況今天的來客是落難中的蘇軾，全家上下，忙著張羅酒食，「撫掌動鄰里，繞村捉鵝鴨；房櫳鏘器聲，蔬果照巾冪。」如此熱情招待，蘇軾永遠記得。 02

蘇軾好酒，然而酒量並不好，何況本是一個旅途勞頓的人，飽食薄醉後，就坐在椅子上沉沉睡去，連頭上的巾幘跌落了都渾然未覺，一直睡到天已向晚，才驀然驚醒，醒來第一個煩惱是：「黃州並不算遠，可惜就是沒有朋友！」

蘇氏父子在陳家休息了五天，不得不別了陳慥，繼續上路。

自岐亭至黃州城，計程二日，必須在中途過宿一晚，他們尋到一座荒廟—— 禪智寺裡去投宿。這座廟裡的和尚都不知到哪裡去了，闃無人跡。夜半，空洞而昏暗的佛殿中，老鼠到處吱吱的叫，殿外又瀟瀟瑟瑟的下起雨來，蘇軾腦子裡胡思亂想，輾轉不能成眠，記起少年時，曾在一家村院壁上，見過一聯斷句：「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 03 覺得深合此時此地的情景，便在鋪上自作一絕：

佛燈漸暗飢鼠出，山雨忽來修竹鳴；

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二、初到黃州

蘇軾父子於元豐三年（一○八○）二月初一日，到達目的地，走在路上的時間，足足有半個月。

黃州在大江之湄，北附黃崗，地形高高下下，頗不平坦，公府居民，極其蕭條。不過既為貶謫之所，自然是「大不勝處」，所以也毫不詫異 04 。

一路來時，看見黃州城外江滸群山上，連綿不斷的盡是竹林：俯望繞郭長江，風平浪靜，心裡便在盤算：這地方竹林那麼多，竹筍一定很香很嫩，長江裡活活潑潑的魚鮮，不愁吃不到。吃的既然有了，其他都好辦。至於做官呃，既已身為「逐客」，但還擁有一個水部員外郎的虛銜，他想到梁朝的何遜，唐朝的張籍，這兩位前代詩人都曾做過此官，我又何嘗辱沒，作〈初到黃州〉詩，感覺非常滿足，只有開頭兩句，你可以解釋為他平生只為「口食」奔忙，但也不妨意味為一生皆因「口舌」遭殃。原詩：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05 。

蘇軾新來乍到，沒有落腳處，只得仍求寺院暫住—— 黃州的定惠院。定惠院坐落城中，不像禪智寺那樣破落荒涼，院中薄有花木修竹的栽植，住持和尚顒師也能看重這位住客，給予種種方便。因為住在廟裡，蘇氏父子即在寺內搭伙，跟著和尚們一同用齋。

被貶謫的罪官，到達貶所，有兩件正事要做；一是立即去向當地的長官「謁告」，有如現在的所謂「報到」；當時的黃州知州是東海人徐大受，字君猶，對他非常禮遇，一點沒有遭受奚落。第二件事是要進上謝表，蘇軾寫得小心翼翼，但能將他自己的立身本末，不亢不卑地說得一清二楚，毫不沮喪。如言：

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雖至仁屢赦而眾議不容。……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 鼯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

蘇軾見過徐太守後，黃州無一熟人，沒有地方要去，他在定惠院裡，竟自實行陳州對蘇轍說的那句話：「畏蛇不下榻，睡足吾無求。」關起門來，大睡其覺。人逢喜事精神爽，悶倒頭來瞌睡多，大家都有過同樣的經驗，「昏昏覺還臥，輾轉無由足。」縱然勉強起來，出門走走，頭腦還是昏沉沉地，醒不過來 06 。

起初，他是白天睡覺，到了晚上，才一個人悄悄跑到寺外去散散步，有時也買杯淡而無味的村釀來潤潤喉嚨。他竭力不使自己喝醉，只怕醉後亂說話。看似平靜的生活，心裡隱藏著恐怖的創傷，還在那裡隱隱作痛。

「先生食飽無一事」，總不能整天整夜都睡在床上，就不免常到城中隨處閒逛，但他的出入，不過如〈與王定國書〉所說：

某寓一僧舍，隨僧蔬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謁人。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以自娛耳。

沐浴是蘇軾日常生活中的癖好之一，此來黃州，常去城南安國寺洗澡，他在「霧蒙湯谷」中別有感觸：「……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披衣坐小閣，散髮臨修竹，心困萬緣空，身安一床足。豈惟忘淨穢，兼以洗榮辱，默歸毋多談，此理觀要熟。」—— 甚至像這樣淡泊的感慨也不敢「多談」，蘇軾當時的精神生活，還一直在被禁制的狀況中，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除此以外，他只得毫無目的地到處閒逛，不問是私家花園或是寺廟，他都「拄杖敲門」，要求進去看看。其中有兩座私家園林，他最欣賞，一是尚氏園，園中竹林花木，修治得最好，藂枳花尤其出色，蘇軾曾親為此花圖寫；一為柯姓林園，倚山闢園，山上有一月老枳樹林，開白花，香味清澹，顏色絕俗，常常使他徘徊樹下，為之忘情。

更有一天，他漫步走到定惠院東的土山邊，在某家雜花滿開的籬落間，忽然發現花叢中竟有一株海棠，在春風中嫣然含笑，使他非常詫異。蘇軾當年，海棠是西蜀濯錦江獨有的名卉，成都燕王宮碧雞坊的海棠尤為繁盛，范石湖詞所謂「碧雞坊裡花如屋，只為海棠也合來西蜀」，別地向無此花，像黃州這樣偏僻的地方，土人又不知此花的名貴，怎麼會有呢？—— 這樣想看，不知不覺就從海棠花的溷落黃州，移情到自己的身世上來了。他好像作夢一樣，以為一定是天上的鴻鵠把海棠花的種子從西蜀銜到了黃州，遂使這空谷佳人，落入江城瘴地裡，自苦幽獨了。—— 不輕傷感的蘇軾，「忽逢絕豔照衰朽，嘆息無言揩病目。」海棠的豔影，一一化作自己的身形，對此不免流露了天涯流落的悲哀。據說，日後蘇軾常常書寫這篇〈海棠曲〉來送人，先後不下數十本之多，可見這首詩中蘊藏著他深邃的感情。

從陳州回去後的蘇轍，立即依照兄弟商定的辦法，趕忙結束南都的工作，辦完交代，然後攜同兩房眷口，自南都登舟，泛汴泗，出准揚，過金陵，溯皖公，然後泊舟九江，叫自家眷口就在九江等待，他則親自護送嫂氏、侄子以及軾家其他眷屬人等，仍循水路前往黃州。

蘇軾計算著他們的行程，也在忙著準備接眷。雖說家眷來了，可以不再寄寓廟宇，但他卻擔心偌大一份家口的生活負擔，所以心裡實在也很怕他們來到，與章惇書中，坦白說道：

黃州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現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

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不能不少念。……

轉眼已是榴花照眼的季節，消息傳來，蘇轍率領的一家人都已到了磁湖（在今湖北大冶縣），但為巨風大浪所阻，只得停船稍待，蘇軾追懷陳州之別，幾已半年，兄弟倆又將在黃州重見，一切恍恍惚惚，如在夢中，作詩代簡，請人往迎：

驚塵急雪滿貂裘，淚灑東風別宛丘，又向邯鄲枕中見，卻來雲夢澤南州。

睽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為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

蘇轍答詩說：「黃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萬重。自笑一生渾類此，可憐萬事不由儂。」一番被命運播弄的感慨。兩天後，聽說風浪過去了，蘇軾即於五月二十七日黎明，坐船到離黃州二十里地的市集巴河口去接他們

坐在船上，細細欣賞晨光曦微中的江水，浩淼的水面上籠罩著濛濛煙霧，顯出一片寧靜，小舟輕盈前進，猶如劃破千頃碧綠色的玻璃。置身在這樣自由美好的天地裡，禁不住想起去年在御史臺獄囚房裡的生活，「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他就在這井底，戰戰兢兢過其了一百多天—— 「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他可以和他家人團聚了，他幾乎願意在這江城終老了 07 。

他曾有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假使蘇轍也願意住到黃州來，他將設法籌點錢，把柯氏園買下來兄弟共居，這個構想雖然美好，但不是現在的能力所做得到的。家眷來了，他不得不弄個住處，遂於二十九日搬進臨皋亭去住。

臨皋亭在回車院中。回車院是公家建築，為三司按臨黃州時所居的官邸，本來不是一個被譴謫的罪官可以住得的。據蘇軾於遷住臨皋亭後與鄂守朱壽昌書：

已遷居江上臨皋亭，酌江水飲之，皆父恩庇之餘波。

似是壽昌向有關方面代他關說，才弄到手的。但這房屋並不寬大，他又家口眾多，住得非常擁擠。如同年夏，陳慥要到黃州來看他，他就曾為招待客人住宿，大傷腦筋，寫信告陳說：「臨皋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寺）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要借僧舍，甚至是門前停泊的舊船來接待賓客，蘇家房屋的迫促，實已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

臨皋亭住屋雖然狹小，但是門外的風景卻非常美。亭在江邊水驛上，亭下八十餘步便是大江，滔滔江水，自上游亂流西下，浪擊江岸，濤聲晝夜不絕。對岸就是樊口，景色幽美如畫，蘇軾閒常策杖江邊，獨自一人眺望天空渺渺的流雲和江上起伏的浪濤，不能不使他感到天地何等寥廓，而人卻這樣的渺小與無助。

蘇軾〈致范子豐書〉說：

臨皋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問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者，上無兩稅及助役錢耳。

粗看他對於這個閒散的隱居生活，似已非常滿足，其實那只是生活之藝術精神的一面，作為一個儒學者，淑世是其生命的本分，「雖云走仁義，未免違寒餓。」他可以毫不怨悔；但是「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滿懷用世的熱情又怎能輕易放下，所以當他的好友李常寄詩來慰問他的不幸時，他卻大不為然，復書直道儒者的責任時，又另是一副鐵石心腸。如言：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石心腸待公，何乃爾耶？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身在冤誣謫廢中，而猶有如此生氣凜然的言語，這是蘇軾道德勇氣的所在，亦是其性格中堅忍不拔之一面。

蘇轍將嫂氏一行送到黃州，順從老兄的心願，在黃州住了十天。在此短短十日中，兄弟倆去武昌玩了寒溪西山寺，武昌縣令招待了他們酒食。蘇轍全家老小還在九江等他，不得不於六月初九，匆匆告別，蘇軾相送至劉郎洑，飲別於王齊愈家。蘇轍既行，空洞與寂寞又如濃霧一樣，向蘇軾重重包圍過來，黃州又變成一片荒茫的沙漠了。

三、孤立於風雨沙洲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前舉這闋〈卜算子〉，為蘇軾初到黃州，寓居定惠院時所作。黃山谷論為：「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上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推美雖然絕至，但非真正知音，此作實是蘇軾的「憂患之詞」。當他寄居定惠院時，心理狀態尚未恢復平靜，每天必須等到夜晚，才獨自溜出寺門，到附近走走，心如驚弓之鳥一樣的惶惑和孤獨。

人須有所不為而後才能有為，這是一個自由人所必須具有的品格。與一個過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祿，不在意世俗的榮辱，他只堅持他的價值觀念和精神的自由。

忠於自己觀念的人，不肯茍與人同，才能「揀盡寒枝不肯棲」；在一片諾諾聲中，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遭遇排斥和放逐，幾乎是必然的命運，這命運，就是「寂寞沙洲冷」。

殘酷的政治迫害，使蘇軾的心靈流血不止，這些時間裡，他有意把自己封閉起來，寧願忍受孤寒與寂寞的懲罰。

初到黃州寄居寺院那段時間，他是如此，後來雖然全家團聚，安居臨皋亭了，而他那劫後餘生的心理緊張，並不能夠馬上有所改善，依然在惶懼的情緒壓迫下，自願孤立於一切人事之外。〈答李端叔書〉說：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親友不與他通問，是因為他的罪名太大，怕惹是非，即使他自己，亦何嘗不怕「文字為累」，如此信之尾，他還再三叮囑端叔：「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不敢作文字，也是一種「孤立」的刑罰。如當時曾有某人請他寫篇燕子樓記，徐州為蘇軾舊遊之地，燕子樓又是那麼淒豔的名蹟，若在平時，蘇軾如何能不援筆而起，現在畢竟無可奈何，只得很誠懇地辭了他的朋友，向他訴苦道：只要出口落筆，便被憎惡他的人們，拿來作「箋注」的資料，所以不能不「牢閉口，莫把筆」了。充分顯示了在這種張眼便是荊天棘地的處境裡，一個被迫害者的戰慄與惶恐。

蘇軾慶幸自己能夠混跡漁樵，不被別人認識，每於酒後，則獨自一人，布衣芒蹻，出人阡陌，到各處漫遊，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得「曠然天真」之樂「與言上人書」。有時，他會袖筩裡籠著許多石彈子，到江邊與人比賽投擊江水，看誰能使石彈滑出水面最遠 08 ；有時在路邊涼亭裡歇腳，也會要求別人講個鬼故事聽聽，假使那人說，沒有鬼故事可講，他就求他：「姑妄言之也好。」旁人聽他此言，無不哄然大笑 09 。

距黃州知州官邸數百步，少西山麓有一片壁立的斷崖，傳說是周瑜大破曹軍的古戰場—— 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風景最是優勝。是年八月六日夜間，天朗氣清，他興致特別好，便帶了蘇邁，划隻小船，第一次夜遊赤壁，其時適有杭州的辯才知參寥兩位僧人所派的使者來黃州向他問候，遊罷歸來，他即乘興寫了一篇非常美的短記，當作復書，寄與參寥：

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秦觀）也。

自此，每遇風日晴和、江面浪靜的日子，他又常常獨自划船到那兒去撿沙灘的細石子。這地方的細石，往往溫瑩如玉，有深淺紅黃各色，或有細紋如人指紋者，非常可愛。自己撿拾不足，又用餅餌換取這一帶孩子們所拾來的，一共搜集了二百九十又八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用古銅盆盛起來，注入清水，采色繽紛，蘇軾稱之為「怪石供」，贈與在廬山歸宗寺的了元禪師，這了元即是後來的佛印和尚，他們間的締交似即在此時期。

蘇軾在黃州最愛這個地方，數遊之後，曾作〈赤壁記〉一篇，此為後來名作前後赤壁二賦的濫觴。

當一個人在行為上或意識裡，一點也沒有罪過的自覺，而忽然遭逢橫禍時，就無法拒絕「命運弄人」的觀念。命運這個觀念，可以做受難者的精神避難所，相信命運就能相信宇宙確有一個超人的力量存在，這種力量具體而微的表徵，即是世俗所說的「鬼神」。蘇軾此時此際，樂於談狐說鬼，並非是不可理解的迷信。

梁．宗懍《荊楚歲時記》：

正月望日，作豆糜以祀門戶。先以柳枝插門，隨枝所指，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其夕，迎子姑神以卜。

這不但是荊楚地方的迷信，而且已經成了當地的節令行事。蘇軾有個黃州新識的朋友潘丙來告訴他：本地有家郭姓僑戶，扶乩降神最稱靈驗，蘇軾還在來黃途中的這年正月十五，神已透露消息說：「蘇公將至」。到了次年正月十五，蘇軾便約潘丙陪他同去郭家參觀。降壇的乩神，名叫何媚，字麗卿，萊陽人，生為壽陽李景之妾，被大婦於正月十五夜暗殺於廁所，天帝憫憐她，命為廁神。有問必答，如響斯應。她居然知道蘇軾已經在座，乩言：請蘇公稍留，她將賦詩作舞娛公，一霎時作詩數十篇，不但敏捷立成，而且皆有妙思，雜以笑謔。蘇軾問：「某欲作一黃州百姓，可乎？」

神在粉盤上寫出一首絕句：「朝廷方欲強搜羅，肯使賢侯此地歌？只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

再問：「予欲置一莊子，不知如何？」

神答：「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莊不得。」

子姑神也很好名，在應歌作舞後，再拜以請道：「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

蘇軾果然為她作了〈子姑神記〉。

另有一次，他去汪若谷家，看箕帚穿上衣服的子姑，自稱天神李全，以箸為筆，置筆口中，書寫篆字。字雖不可識，但蘇軾還是讚他「筆勢奇妙」，為作〈天篆記〉。

郭家觀乩後數日，蘇軾到岐亭去看望陳慥，須在途中過夜，乃宿於團風鎮，夢見一個和尚，破面流血而來，好像有話要講，但又不說，醒來，不明何兆。到了岐亭，將這夜夢告訴了陳慥，次日與他相將入山，半路上見一廟宇，中有古塑阿羅漢一尊，儀狀甚偉，但面目為人弄壞。蘇軾還不曾聯想到昨夜的夢兆，陳慥已先悟到：「這莫非就是你所夢見的和尚嗎？」蘇軾後來就將這尊羅漢運回黃州，囑託安國寺的住持僧繼蓮雇工重新裝修，左龍右虎，赫然是第五尊者的造像，就供奉在安國寺中，蘇軾並出資「齋僧」，作〈應夢羅漢記〉。

此外如夢中採食古井上的石芝，還記得味如雞酥，卻比雞酥甜；夢黑肥吏請他作〈祭春牛文〉；夢一美人給他雪水烹的團茶喝，為作迴文詩；夢到西湖等等，各各付諸吟詠，低徊不已。

夢和迷信，以現代人的理解，都是精神反射作用所產生的潛意識活動。夢是現實生活中缺憾的補償，而迷信行為，則有填充心靈內部空虛的妙用。每個人暗中都有自己的夢，夢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人在游離現實內外的夢境中，獲得一切意願的滿足。迷信神異，不但使徬徨無主的心神，得所寄託，人所遭遇的神異，往往只是自己痛苦的經驗混合熱烈的想像，在精神恍惚下所產生的情況。蘇軾離群孤立，徬徨失措中，獨多神異夢幻的奇遇，正是他心靈空虛，熱情無所歸著的反映。

然而，他到底受過嚴格的儒家訓練，靜定下來，反求諸己，檢討禍患所生，只歸咎於自己的魯莽與無知，不怨天，不尤人。〈答李端叔書〉云：

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此函最後一段，蘇軾痛切指述：「才華外露」是做人的一種毛病。這是他從前慮所不及，而現在非常後悔的經驗。他說：

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

人須經歷憂患，才能成熟。詩獄的鍛鍊，黃州的貶謫，在蘇軾的人生歷程中，是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然而，孤立的生活，無法填補精神虛脫的症狀，一個人顛三倒四的反省功夫，也只能增加自咎的痛苦，無助於心理創傷的療治，他只覺得胸腔裡這顆心，空蕩蕩地沒處安放，徬徨、恐懼甚至怔仲，怎麼樣的譬解和排遣，都歸無用時，他想到用禪門靜坐的方法，來求取解脫。

黃州城南五里那座安國寺，就是他一到黃州就經常去洗澡的那個廟宇，前後茂林修竹，鬱鬱蒼蒼，院內陂池亭榭，也都錯落有致，景物幽靜。蘇軾每隔一兩天，就到這寺裡去關室焚香靜坐。靜坐是禪門中從達摩祖師面壁以來，一項傳統的功夫，禪的意義本來就是「靜慮」，是在沉思默想中，獲取「出神靜觀」的方法。坐禪這種訓練，並非單是造成一種自我催眠狀態去忘記痛苦，而是訓練你學會如何清楚而明確的界定對一切事物的觀念，從完全不同尋常的觀點來作性行的自省，來看待外在的事物。坐禪的方法，是先使心靈集中於所觀想的對象，使頭腦冷靜，心靈休息，排除任何現實世界中情感的混雜，以精神上的直覺主宰意志和情意，使於靜定澄澈中，獲得心靈的平衡，獲得較高層次的意志，獲得佛家所言戒、定、慧三學中的「定」和「慧」。

蘇軾自言他實行靜坐，為了「收召魂魄」，「求所以自新之方」，正與禪門靜坐的目的相符合。據他實行的經驗，確然很有效驗，可以達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蘇軾說過：人如真能一念清淨，則世俗的汙染就如身上沾染的塵埃一樣，紛紛自落，使你「表裡翛然，得垢穢盡去之樂」。

蘇軾好從僧侶做朋友，也很歡喜佛家思想，自到黃州，別的事物容易導生痛苦的聯想，不能不竭力規避，所以一意只看釋典。既然只讀佛書，偶爾動筆，就自然流露些不會惹禍的佛家言語。如〈與程彝仲推官書〉云：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巢谷）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話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

蘇軾勤讀佛書，目的只求實用，用佛家的道理來排除一些心靈上的障礙，超脫黑白混淆的現實世界，自求解脫而已。他這種態度，在〈答畢仲舉書〉裡，說得非常坦白：

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

往時陳述古（襄）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

是年八月間，哺養蘇軾和他亡姊八娘，在蘇家服務三十餘年的乳母任氏，時已七二高齡，大約是舟行跋涉之後，水土不服，忽然一病身故，蘇軾為她營辦喪葬，著實忙了一陣；同時得訊，蘇轍回到九江，轉赴高安任所未久，也殤掉了一個女兒；十月間又接到他的堂兄（蘇渙的長子）子正（不欺）於九月間病逝成都任上的訃告，這一連串死亡的變故，使他對於生命的無常，感觸甚深。因此這年冬至時，他又向黃州天慶觀的道士借得道堂三間，謝客燕坐四十九日，致王鞏書說：「雖不能如張（方平）公之不語，然亦常闔戶反視，想當有深益處。」仍是希望用靜坐的方法來澄平心裡激盪起伏的痛苦。

像這樣忽從佛寺，忽入道觀，營營不倦的行動裡，充分表示劫後餘生的蘇軾，精神耗弱的痛苦。

四、朋友

蘇軾未到黃州前，最大的心事是：「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幸而他有泛愛世人的性分，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無賢不肖，都能歡然相處 10 所以到黃州未久，他就逐漸有了新交，有了重逢的故友。在他寄住定惠院之初，首與著作佐郎，新任監黃州酒稅的樂京相識，吟詩飲酒，是蘇軾在黃州的第一個遊伴。樂京於熙寧初年，為了反對助役法被撤了縣令職，潦倒十年，這次到黃州來也還不久，兩人都是因政治觀念遭逢時忌的失意人，很快產生了友誼。

不久，有僑寓武昌車湖的同鄉犍為王齊愈（文甫）齊萬（子辯）兄弟來訪，危難中得見鄉人，蘇軾非常感動，後來自記其會晤情形，卻是一篇絕妙的小品 11 ：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在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

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

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步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

王家原是蜀中大地主，富有而且慷慨，先世不知何故，遠戍黃州，於是齊愈兄弟便落籍於此，把家中部分藏書都帶了出來。蘇軾每次過江去，都以王家為居停，他們殺雞置酒的款待他，談得時候遲了，不便過江，就在他家寄宿。

第一個從外地到黃州來看望他的老朋友是杜沂（道源），杜的兒子孟堅在武昌做官，他來探親，不避時忌，帶了特產酴醾花菩薩泉來黃求見，蘇軾有如身在空谷而聞跫音，心裡感到分外溫暖。〈致道源祕校書〉中，特別強調這一點。如言：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嘆。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往還？忝唯此意，何時可忘。

最重要的是他結識了三個本地朋友，雖說是市井中人，但比一般士大夫更講義氣，肯為朋友賣力，蘇軾黃州五年，得到他們的照顧不少。三人中最先認識的是潘丙，字彥明，在對江樊口開個酒坊，雖然本是考不上進士的舉人，但已絕意功名，賣酒為業，幾乎無日不和蘇軾相見，他哥哥潘鯁、弟弟潘原也都與他成了朋友。鯁子大臨（邠老）大觀，都是後來江西詩派的大將。

由潘丙介紹，所結識的另兩個市井朋友，一個古耕道，新平人；蘇軾雖然說他椎魯無文，但卻真誠純樸，喜歡攬些地方公益事情來跑跑腿兒，人頭很熟。還有一個叫郭遘，字興宗，原籍汾陽，自稱是唐朝名將郭子儀的後裔，現在西市賣藥。酒和藥草都是蘇軾平生喜歡的東西，很自然地和他們做了好朋友。蘇軾後來開闢東坡時，得到這幾位本地朋友的幫助很大，有詩紀之﹙〈東坡八首之一〉﹚曰：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將種，賣藥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家有十畝竹，無時客叩門。

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餐。

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在士大夫中，蘇軾最敬愛的那位刺血寫經、畢生尋母的大孝子朱壽昌，當時，恰在大江對面的武昌任鄂州太守，蘇軾得住臨皋亭，就是壽昌的幫助，爾後他更時致餽遺，信使不絕。蘇軾閒居無事，乘船到武昌去玩，訪王齊愈兄弟外，經常做這位鄂守的座上嘉賓。

軾因壽昌聯想起那個雜治詩獄的李定來，《東坡志林》有一則云：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彈，乃乞追服，乃知蟹匡蟬緌，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爾遠耶！余謫居於黃，而壽昌為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為撰梁武引懺者也。

蘇軾來時，壽昌託岐亭監酒胡定之送來羊麵酒果一大堆，因此就與這位藏書甚豐的胡掾結識了。那個時代，借書很難。逐客求讀不易。這也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蘇軾是個好動的人，朋友往還，在他生活中居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又不大歡喜和家裡的婦人們說話。還有一個與蘇軾同時代人的紀錄說：自古功名之士，大都好動，不但勤於事業活動，就是平居無事，也一樣靜不下來。舉例說：王安石、蘇軾都是如此，安石平生，不喜歡坐，不是睡覺，就往外跑。蘇軾也是這樣，每天早晨起來，假使沒有朋友來看他，就自己出門去尋訪別人，倘或這一天沒有客人來，自己亦無人可訪時，就整日懨懨如病，毫無精神了 12 。

蘇軾住定臨皋後，很希望岐亭邂逅的陳慥能夠到黃州來看看他的新居，致書說：「何日決可一遊郡城，企望日深矣。」陳慥隱居岐亭，距離黃州不遠，但他以前似乎從未來過。但自蘇軾謫居的四年裡面，卻遄程到黃州來七次之多，每次盤桓十日左右，蘇軾從黃州往岐亭陳家作客，四年之內也有三次，如〈岐亭五首〉詩引言：「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二人往還的密切可見。

陳慥第一次到黃州來，引起當地的游俠兒們一番意想不到的哄動。陳季常曾是江湖人物，在地方豪俠心目中，是個偶像，雖然他已入山隱居久矣，不問世事，但是英名仍在江湖，不能磨滅。他到黃州的消息一傳出去，那些地方豪俠們便紛紛前來邀請，有的要邀他飲宴，有的要招待他住宿，而陳慥則一概婉言辭謝，寧願擠在臨皋亭的西曬房間裡，與老友相盤桓，這使原本豪情萬丈的蘇軾，大為得意，作詩把陳慥比作漢朝投轄留客的陳遵（孟公），大言道：

「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坐。」 13

且說謫官與當地首長之間的關係，不同尋常，照宋朝的制度，謫所當地的首長對於罪官的言行活動，具有監管的責任與權威，罪官有定期謁告的義務。最仁厚的長官，視罪官如部屬，也有不知深淺，儼然作態的人，便故施折辱，你也奈何他不得。據此，則蘇軾遭遇黃州知州東海徐大受（君猷），卻是非常的幸運。君猷，是個進士出身、個性非常通達的人，對待這位文名滿天下的謫官知道如何敬重，一見之下，禮遇周至，自後交往親睦，完全脫出長官與謫官之間任何形式的隔閡，使他毫無身在遷謫的感覺。誠如後來與其弟徐得之（大正）書言：

某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

宋人在一年節令中，最重寒食和重九。每年重陽，徐知州必在黃州名勝涵輝樓或棲霞樓設宴，邀約這位失意的朋友來共度佳節。

徐大受是位風雅人物，非常好客，自己雖然不會喝酒，卻以傳杯遞盞為樂，家裡畜養著五六個美麗的侍姬，檀板金樽，常有盛會，所謂「秀惠列屋，杯觴流行」。是這位太守的樂事。蘇軾不久就成了知州邸中的常客。徐家侍兒中，有嫵卿、勝之、慶姬、閻姬等人，歌姬度曲，需要新詞，蘇軾與徐交往，為賦樂府特多，即是此故。對於他的侍姬，蘇軾也各有題贈，其中特別喜歡勝之。

勝之是個香扇墜型的美人，嬌小玲瓏，且又聰明絕頂，蘇軾陪她擲過骰子，也送過她建溪雙井茶和谷簾泉，認為只有她才配享用這兩樣清高的飲料，作〈減字木蘭花〉詞，描寫她舞後的嬌姿：

雙鬟綠墜，嬌眼橫波眉黛翠。妙舞蹁躚，掌上身輕意態妍。

曲窮力困，笑倚人旁香喘噴。老大逢歡，昏眼猶能仔細看。

想當時勝之姑娘舞罷一曲，向這位貴賓身旁嬌慵一靠時，這落寞中年人的胸中，總也不免有些綺念。人在患難中，對於物質世界的美好，反而會特別敏感，失意者之追逐醇酒美人，用官能的享受來彌補心靈的空虛，本是人情之常，蘇軾固亦不免。

徐大受常時聽他抱怨黃州市上所酤酒味的惡劣，所以後來每得好酒，不但招他來喝，且更「攜酒見過」，如元豐四年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徐大受便帶了酒到臨皋亭來看他，天寒酒熱，人情更加溫暖，蘇軾喝了個酩酊大醉。坐上作〈浣溪紗〉三闋。次日酒醒，雪已下得更大，再和前詞作兩闋。今錄其一：

碎夢昏昏曉未蘇，門前轆轆使君車，扶頭一琖怎生無。

廢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清香細細嚼梅鬚。

一年垂盡，蘇軾對於黃州的生活，漸能適應，自少養成寒士生活的習慣，使他毫無不足的感覺。試看他三年十一月間〈答秦觀（少游）書〉所言：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指齊愚、齊萬）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丙）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逕至店下，村酒亦是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

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五、東坡

軾自二十六歲任官鳳翔府簽判起，至元豐三年（一○八○）年在湖州任所被逮為止，歷中外，一十九年，但因不善居積，依然書生故我，和王鞏詩自謂：

若問我貧天所賦，不因遷謫始囊空。

然而，做官的人一經謫放，便只有一份微薄的實物配給可領，正常的俸祿都沒有了。蘇軾初來黃州時，曾就手上僅有的一點現款，照最節儉的生活估計，約可支撐一年。預算得一點不錯，只恨日子過得太快，忽已到了元豐四年，手頭就漸漸感到拮据起來，大江風月，豈可療飢？何況貶謫這種懲罰，是沒有期限的，茫茫前途，真不知如何是好。

蘇軾面對生活壓迫，希望能夠自有一塊土地，不辭勞作，就在黃州做個躬耕自給的農夫也好。

心裡這個計畫，幸得二十年前在京城熟識的窮朋友—— 杞人馬夢得，到黃州來看他時，幫忙實現了。

夢得原來在太學裡做「太學正」的官，只因蘇軾在他書齋壁上題了一首杜甫的〈秋雨嘆〉詩，深受衝擊，決心辭職 14 ，跟著蘇軾到鳳翔去做過一個時期的幕僚，以後浪跡江淮，卻仍一無遇合，白首窮餓，而骨氣依然硜硜如昔。

這次遄程到黃州來探望失意中的老朋友，卻為他做了一件大事，向當地政府請領到一月廢棄的營地，可以闢作農場。

蘇軾說馬髯之窮，有曰：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東坡志林》）

對馬髯這個朋友，蘇軾總覺抱愧，因他跟從蘇軾二十年，日夜盼望軾能貴顯，就可分點錢給他去「買山終老」，而今，蘇軾反要借重他請領的土地來耕作謀生。

這塊土地，坐落於州治之東一百餘步的山麓地方，先前做過營地，面積約有五十餘畝。范成大《吳船錄》記其親訪該地，所見形勢：

郡東山壟重複，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岡環之。

陸游《入蜀記》所見東坡，更為詳細，如云：

早遊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壟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為雪堂。……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為一郡之最。

從這兩家實地觀察所記，地在黃岡東城門外，是個四周岡巒起伏中間一方五十畝大的平地。久是茨棘瓦礫之場，何況山地本來貧瘠，少有農作價值，除出自認為無所逃於天罰的蘇軾，誰還願意化那麼重頭的開墾工夫，做十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傻事。這年夏天又逢乾旱成災，蘇軾面對這一片頹垣草棘、滿目瓦爍的荒地，不禁釋耒而嘆。

蘇軾周覽全境，先按地勢高下，在心裡畫好了一個藍圖。較低的溼地，種植粳稻；東面平地上種棗樹和栗樹，住在對江的同鄉，已經應允送他桑樹和果苗，本來還想種片竹林，但恐竹鞭在地下橫生漫長，會妨礙別的作物，只好作罷。

他要預留一角眼界最佳的空地，等有餘力時造幢安家的宅子。目前，第一件事是叫家僮先將地上的枯草燒掉，才能墾地。

不料枯草燒盡處，發現有口暗井。水在農作上是個非常重要的資源，這真是喜從天降的幸事，蘇軾興奮得嚷道：「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

蘇軾在那塊荒地上親拾瓦礫，自種黃桑，雖然辛苦，但他心裡則甚為滿足，「腐儒粗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他要獨立生活，果然老天也幫他，久旱之後，一夜忽而大雨，次日早晨便發現嶺背有道微泉，穿城直達柯氏坡，循著舊瀆流經蘇軾那塊園地，到柯氏林園附近，匯為十畝方圓的池塘，池裡盛產魚蝦。他尋視水路，發現沿著溝邊長滿水芹菜的宿根，大為高興，因為他已想起一道家鄉味的菜式來了：芹芽膾斑鳩。不禁食指大動，朗吟道：「芹泥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

這種辛苦的墾殖工作，能夠幫忙蘇軾的，除出馬夢得外，也只不過潘丙、郭遘和古耕道這三個黃州新知。等到墾成田地，可以開始種植，則時入深秋，種稻已經來不及了，只好先種麥子。卻喜不到一個月工夫，地上已經長出一片綠油油的麥苗，當地的老農忠告他道：「麥子的苗葉，不能發得太茂盛，你要收穫好，必須常時放放牛羊。」他回答說：「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

麥子種成功了，於是他便從記憶裡搜索從家鄉得來的農家知識，想像明年春天如何插秧種稻，以及秋收冬藏的快樂，「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其後，出於稻麥之外，並種黃桑三百棵，棗栗樹各若干棵。他的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聞說蘇軾在黃州經營農場，特地送他一批柑橘樹苗，他便遐想楚辭「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的美景，要將它種在屋畔籬落。又作詩向大治長老乞討桃花茶的種子來種，茶能消食，所以自嘲道：「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

一般的士大夫如欲學作老農，問題實在太多。幸而蘇氏夫婦都是農家出身，除了因是南人，不大懂得種麥之外，其他田地上的常識，還是很豐富的。牛是農家主要的勞動力，也是最貴重的財產，但有一次，蘇家的耕牛害了重病，幾乎要死了，幸而蘇軾太太倒識得這種病，且有一味單方，居然治好了牛病，蘇軾大喜，作書告訴章惇：

……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識其狀，而老妻識之，曰：此牛發豆斑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謂僕謫居之後，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接黑牡丹也。言此，發公千里一笑。

這塊荒地所在，本無地名，因在黃州城東門外，而且，白樂天做忠州刺史時，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上東坡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蘇軾向來愛好樂天，忠州黃州，都是謫地，更巧的是皆在城東，因此，蘇軾就給這個鄉野之地，命名為「東坡」，自稱「東坡居士」，亦自此始 15 。

同年冬季，蘇軾又在東坡附近，距州門南向四百三十步地方，尋得一塊舊作養鹿場的高地，視界非常寬曠，極合他的造屋理想，就此張羅建材，鳩工構築起來，自己也參加勞動，所以詩說：「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經過這場辛苦，陸游所見「亭下面南一堂頗雄」的五個房間的建築，終於元豐五年二月，大雪紛飛中落成了。

蘇軾於堂屋四壁，滿畫雪景，取名「雪堂」，自以為「起居偃仰，頗得其所」。後來凡是遠道朋友來訪，都招待他們住在此處。李元直（通叔）為作「雪堂」二篆字匾額，蘇軾自書「東坡雪堂」四字，榜於門上。

雪堂南挹四望亭，西控北山那股微泉，遊目縱覽，江山如畫，盡收眼底，蘇軾認為風光之美，實不下於陶淵明所盛讚的「斜川」，作〈江城子〉詞：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鳥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

同年十月，與蘇軾同。榜及第的進士同年臨川蔡承禧受任淮南轉運副使，恰好黃州在他轄屬境內，按臨屬邑，特地到臨皋亭來看望蘇軾，見他居處狹隘，所以發起在臨皋亭附近水驛高坡上，為他造了三間新屋，於翌（六）年五月築成，命名「南堂」。這三間屋子，面對大江，最宜消夏，蘇軾有此，不啻貧兒暴富，雖然只是瓦屋三楹，卻派了許多用場，如曰：「故作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更有南堂堪著客，不憂門外故人車。」「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接天。」這南堂，作了書齋、丹室、客室和臥房。他在無限感激中，作函給蔡承禧道：「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聊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卻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 16

正當初闢東坡的這年冬天，蘇軾堂兄不疑（子明）的兒子安節，赴京應舉報罷，轉道到黃州來探望他的叔父。人在失意的景況裡，最怕遇見親人，而且所面對的又是遠從家鄉來的親屬，免不掉激起一片沉落在心底的鄉心，感念平生，悵觸萬端起來，作〈侄安節遠來，夜坐〉三首，寫他的蕭條情境，讀來令人忽有遍體寒慄之感：（三首錄一）

南來不覺歲崢嶸，坐撥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原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

嗟予潦倒無歸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

蘇軾當時，每日都在田間勞作，日曬雨淋，既瘦且黑，怕久別的侄子認不得他了，但想一個人的面貌會改，聲音總不變的，所以說：「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平日，他已不大願意說話了，問起鄉中故舊，半已死亡，生命的短促，令人危疑失措：「畏人默坐成痴鈍，問舊驚呼半死生。」—— 懷鄉感舊的悲衰與眼前的蕭瑟，織成一團濃重的寒霧，包圍著失意中的叔侄二人，對著那盞半明不滅的油燈，門外則是臨皋亭有名的風濤呼嘯聲，一陣一陣打斷他們的夜談，屋內老少二人，不覺完全沉浸到無話可說的悽然氣氛裡去了。

不過，蘇軾畢竟還有克服頹唐的豪氣，最後一詩的尾聯，卻很灑脫地歌道：「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飢鼠上燈檠。」

安節在叔嬸家裡，住過了年，即將回鄉。蘇軾在眉州雖然已無近親，但有祖先和王弗夫人的墳墓，堂房兄弟子侄和若干親戚都在，面對這行將別去的風雪歸人，鄉思潮湧，不能自已。記起父親（蘇洵）從前下第還蜀時，伯父（蘇渙）作詩送行，其中有兩句是：「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便將這十四字，一字一韻，作了十四首小詩贈與安節，最後一首是想像這侄兒去後，孤寂老人的景況，將是：

萬里卻來日，一庵仍獨居；應笑謀生拙，團團如磨驢。

像牽磨驢子團團走的生活，已是可悲，何況還那麼貧窮、那麼寂寞，茫茫不知前路。

六、書齋生活

蘇軾流放黃州，廩祿皆絕，生活非常艱苦，雖然躬耕東坡，一時也無多少實際助益，所幸原是寒士出身，居家向來儉樸，倒還經受得了清貧的景況，心裡唯一不能坦然的，是這廢棄生涯，使珍貴的生命，平白歸於浪費。

初貶黃州，蘇軾尚在盛年—— 四十五歲，正是一生中的黃金時間，卻被放逐到這個文化落後的江城蠻瘴之地來，並無實際官守，每天三餐一宿，餘無一事可為，而時間恰如大江之水，滔滔東流，不捨晝夜，不啻是對自己生命的存在，肆其無情的摧殘，這種打擊，落在熱愛生命、滿懷抱負的蘇軾身上，必然構成最無救助的壓迫和痛苦。

初到黃州時，即已感喟：「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

酒，不是取用不盡的江水，人的壽命，也是有限的，一樣禁不得白白流瀉，然而，一自平日掉入這個茫茫的虛空，只能眼睜睜數著每天的日升日落，恍如看著自己的生命被一把無形的利剪，一節一節的剪落。他慨嘆頭上的白髮越來越多，時間觀念的困擾，對他成為最難解脫的悲哀。

第二年（元豐四年，一○八一）中秋之夜，蘇軾對月獨酌，節序帶來時間消逝的警覺，使他深感脅迫，作〈西江月〉詞：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

這闋詞，前半闋哀時間過得太快；「月明多被雲妨」，則是悲自己的遭遇。雖然註家說此詞是懷念弟弟蘇轍之作，然而轍在江西，從黃州來說，怎麼會淒然北望呢？顯然指的是可以發揮他的抱負，可以遂行他理想的「中原」。

唐宋人在一年節令中，最重寒食與重九，這與我們現在特重端陽、中秋者不同。蘇軾在元豐五年作〈寒食雨〉二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脂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這首詩，全篇都是生命在時間壓迫下的婉轉沉吟，一個流落荒城的知識分子，面對節序所產生的無可奈何的傷感。但如我們還記得他曾將蜀卉海棠當作影子來隱喻自己的身世與遭遇，則第四聯：「臥聞海棠花，泥汙燕脂雪」句，則竟是蘇軾身世的窮途之哭了。

貶謫是沒有一定期限的懲罰，有人終身不得起復，蘇軾惶恐不安，用莊子語比作沉滯痼疾的少年，待到病癒，頭都白了，莫非竟一樣是如此無可奈何的宿命。

〈寒食雨〉的次章，更加蕭索。如曰：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溼葦，

那知是寒食，但見鳥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儒家的人生觀，以奉事君父為最大的責任，然而蘇軾的現況是被摒棄荒遠，君主的宮門，深遠九重，已經高不可攀，父母的墳墓則又遠在萬里以外的故鄉。

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非常訝異於蘇軾身處這樣困厄的境況，而所作〈寒食雨〉一詩，卻表現得如此沖和平靜，非常激賞，還引以證明中國文學思想史上，變唐詩之悲觀色彩，創出淡泊自然的宋詩風格，應推蘇軾為居此樂觀思想之主流人物。蘇軾樂天知命，心襟超脫，確然不錯，然而此詩則十足是窮途的哀鳴，讀之令人流淚 17 。

話雖如此，蘇軾並不完全沮喪，仍有足夠的勇氣面對現實，依從他的興趣，把時間消磨在讀書、著作、寫字、作畫和黃州近郊各處，漫無目的地的閒遊上。

讀書是他自幼養成的習慣，不過好動的他，大抵只在一天中的晚間，才能靜下心來，挑燈夜讀，據說每夜必要讀到鼓打三更方肯就寢，縱然從外面喝得醺醺大醉歸家，也仍然要取書來讀，讀到倦極才睡。

黃州讀書，早期，照他自己所說，「專讀佛書」這很明顯是為了紓解心理上的壓迫，原是一時的現象。佛書不能滿足一個淑世精神未死的人，所以後來則以讀史為多。歷史記述大地上過去的人和事，讀來不免印證眼前的現實；印證眼前的現實，就不免「有感」，有感則書生積習難除，他又不免悄悄寫下了許多篇短俊的史論。

如王安石有〈商鞅詩〉：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而蘇軾卻持絕對相反的看法，反對一切用刑賞貨利的權術來治理百姓。元豐三年九月讀《戰國策》，遂有〈商君說〉之作：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

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

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

這篇火爆的起文，是儒學者的蘇軾對法家治術所投出的匕首，有人指為係針對王安石變法失敗而發。

現代的歷史學者，如陳寅恪、姚從吾等，都認為蘇軾是個最具史識的歷史哲學者，而最難得的是蘇軾即使身陷患難，卻仍堅持儒家的政治理想，絕不妥協。

蘇軾讀史，確曾下過堅實的苦工。楊慎（升庵）說：

昔人問蘇公曰：「公之博學可學乎？」

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以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核。」

古人讀書，主要的方法是背誦和抄寫，蘇軾不但那麼翻來覆去的誦讀，且更兩遍三遍的抄寫。在黃州，他已是年將半百的少老人了，但仍手自抄書不倦。

有個本地朋友（疑是何聖可）介紹黃崗教官朱載上所作詩文，請蘇閱評，蘇軾對他所寫：「官閒無一事，蝴蝶飛上階。」這一聯句子，非常稱賞；於是這朱教官就常常來看他。

一天訪蘇，門上傳帖進去，好久好久不見主人出來，朱載上等得不耐，幾乎要想走了，復見蘇軾一路走來，一路連聲道歉，赧然道：「適才了些日課，失於探知駕到。」朱君就問：「先生適來所謂日課者是什麼？」

「抄《漢書》。」

「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自可終生不忘，何用手抄？」

「不然。」軾答：「我讀《漢書》，至今已經抄過三遍。第一次每段事抄三字為題，第二次兩字為題，現在只用一字。」

朱載上肅然離席，向主人請求道：

「不知先生所抄的書，肯讓我見識見識否？」

蘇軾便命老兵去內室取來，朱君翻看，茫然不解其意。蘇軾便說：「足下試舉題上一字。」

朱載上如言舉某段題上一字，蘇軾即應聲背誦數百言，無一字差誤。朱君為之驚嘆不已 18 。

讀書寫作，既是自幼養成的習慣，一朝被迫非得焚筆棄硯不可，這所產生的痛苦，與不准音樂家演奏，禁止辯士講話，一樣難堪。蘇軾在萬不得已的自我約束之下，「封筆」了一段時期，漸漸覺得雖然人在閒廢，也不能不做些有益於世的事情，揀現在能做的—— 「窮則著書」，是學人的通例，於是考慮到自己來寫一部講解《論語》的書；實現他父親未完成的遺志，編寫一部《易傳》的集稿。

—— 超現實的解經工作，應是不會惹是非的，他定然這樣著想。

宋人有解說《論語》的風氣，見於《文獻通考》的書目，即有三十餘種之多，王安石也作過《論語解》，他的兒子王雱口義，蘇軾似乎讀過，一向不大佩服他們的釋義。又記得蘇轍少時，曾經寫過一些疏解《論語》的摘記稿，便託人去向他取來，加以取捨，寫成了《論語說》，自述為五卷（（上文潞公書〉），但《宋志》作四卷，《文獻通考》作十卷，書已失傳，不知孰是。通考將它與蘇轍所著《穎濱論語拾遺》並列。穎濱書自序，記述他後作「拾遺」的始末緣由，有言：

余少為《論語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十二、三也。大觀丁亥（宋徽宗大觀元年，西曆一一○七），閒居穎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竟有未安，時為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據此，蘇軾的《論語說》，採用蘇轍少作者居十之二、三，十之七、八還是他自己的見解，但是兄弟所見，並不盡同，可惜此書今已失傳，只能從蘇轍的《穎濱論語拾遺》中，約略窺見一二。

《四庫全書總目》說：眉山之學，雜出二氏，如說「思無邪」為「無思」，「不踰距」為「無心」，頗涉禪理；解釋「茍志於仁矣，無惡也」，認為是「有愛而無惡」，亦即佛家冤親平等之意。以「朝聞道夕死可矣」，解為「雖死而不亂」，去來自如之意。—— 雖然這些解釋均是蘇轍《拾遺》書中所見，但我們如想到蘇軾著《論語說》時，正在他寢饋佛書，欲窮禪理的熱狂時期，則不難明白轍書中保留著蘇軾所說的成分或兄弟共同見解的地方，一定很多。

《論語說》脫稿於元豐四年（一○八一）的冬季，真正寫作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年。蘇軾的寫作態度，非常認真，而且有點自負，如見於其時〈致滕達道書〉中者可見：

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也。

蘇軾詩獄案內，元老文彥博也是被牽累在內，遭到罰銅處分的一人，蘇軾於事平到達謫所後，曾經上書潞公致意，難得文潞公不避時忌，立刻回了信，對他勸慰有加，空谷跫音，使蘇軾非常感激。《論語說》寫成後，由於過去那場痛苦的經驗，覺得此身飄泊，不見得能夠善自保存這份原稿，特地裝訂成冊，寄請潞公代為保藏，時在元豐五年（一○八二）四月：

……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得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

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以自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

蘇軾續寫的第二部書是《易傳》九卷。《易》，是蘇氏家學。老蘇（洵）晚年專心治《易》，研究爻象，用力甚勤，對於爻象中剛柔遠近、喜怒順逆之情，其中互相牽連、影響的道理，頗有心得，蘇軾早年赴官鳳翔，蘇轍因為制科考試中所作策論引起朝廷爭論，留在京師侍父，蘇軾寄詩中，已有「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那樣的句子，其時老蘇正要起手作《易傳》，可惜沒來得及成書，便已病重，遺命軾、轍二人繼承遺志，續成這部著作。當年，兩兄弟分在異地做官，無暇著述，直到蘇軾貶謫黃州，有空來重理父親的舊業時，蘇轍才把早年所作的一些摘記資料送過來，由蘇軾總其大成，重新編寫，據蘇籀的《欒城遺言》說：軾書中蒙卦部分，完全採用蘇轍的解說。所以這部《易傳》，名為蘇軾所撰，實乃父子兄弟集體之作。

這部《易傳》，在黃州未曾完稿，成書遲至十八年後謫遷海南時方始寫定，蘇軾說「易可忘憂」，但以他寫《易傳》的時地而論，卻道道地地的是一部憂患之書。

此書《四庫全書》據明焦竑本收入經部易類二，提要謂：

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惟暢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其文辭博辯，足資啟發。

在任何方面，蘇軾從不蹈襲窠臼，必欲突破前人，表現自己的創意，即使說經之作，與古來經生之言，也完全不同面目，蘇軾絕不道貌岸然，故作神祕，所作《易傳》，遂能不拘泥於陳言，不假藉於玄說，雜用禪理、諸子之意，加上詩人豐富的想像力，以絕頂的文字技巧和快如流水的辯才，如他詩文中常見的譬喻能力，作成這部文學的經傳，清新明朗，別樹一格。雖被堅守門戶成見的朱熹譏為雜學，但如以現代眼光來看，打開易學研究境界，使易學豐富起來的是他，突破玄說，將易學切近人事的也是他，古人治學最不易見之創新的學術勇氣，於蘇氏此書，可以見得。他唯一遺憾的是「自恨不懂數學」，擔心所言不免膚淺 19 。

蘇軾在黃州的書齋生活中，除出讀書、寫作外，對於寫字、作畫，更有濃厚的興趣。謫居多暇，時尋臨池之樂，這期間不但遠近朋友求他法書的，比較容易得到，而且常常以自己得意的習作自動送給要好的朋友。現在留傳於世的東坡書法，也以黃州所作為多。

蘇軾喜歡作畫繪畫，以前苦於沒有充裕的時間，所作不多。初寫寒竹叢篠，如文同一樣，題材局限於竹，現在，也許是受了當時寒林畫風行的影響，他在單調的竹畫裡，參合怪石、枯木等等，獨成竹木、竹石這個創新的畫境，在中國畫史上，別成一個門類。

黃州附近的朋友，「近水樓臺先得月」，求取最易。第一個令人羨慕的，是王齊愈的兒子禹錫，蘇軾稱他為王十六秀才者，酷愛蘇書，年輕人沒有顧忌，可以隨時乞取，三年間居然蓄藏蘇書帙高「兩牛腰」之多。他要到京師進太學讀書時，重得無法帶走，只好牢固鎖藏在家，真是極大的幸運 20 。

軾與王鞏書說：「君數書，筆法漸逼近晉人，吾筆法亦少進耶？畫不能皆好，醉後畫得一二十紙中，時有一紙可觀，然多為人持去，於君豈復有愛？但卒急畫不成也。今後當有醉筆嘉者，聚之，以須的信寄去。」蘇軾偶有得意之作，自己也非常高興，立即寄給他的好朋友。如：

與章質夫（楶）書：「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又云：「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又鄂功州朱壽昌與蘇軾交誼甚深，致書有「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 這又是一張創格的竹石圖。

有一天，度瀏郎洑，在王齊愈家的達軒，喝醉了酒，畫了幾張竹，有人評說：「何以竹身都那麼清瘦？」，他作〈定風波〉詞代答：「人畫竹身肥臃腫，何用？先生落筆勝蕭郎。記得小軒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東牆。」原來蘇軾對著月下竹影寫生，故得修竹挺拔的精神。

正當蘇軾非常熱中於寫字作畫時，有一年輕的書畫天才到黃州來專程訪他，那是襄陽米黻。

米黻（元祐六年才改名芾），字元章，眉宇軒昂，英邁不群，當時還只二十二歲，但在翰墨場中，卻已嶄露頭角。平生傲骨天成，不能為人俯仰，人格上也頗有「潔癖」。元豐五年他從湖南到金陵去見過王安石後，又經馬夢得的介紹，三月間到黃州來見蘇軾，然當時還是個沒沒無聞的後輩，但他面對一個退職的宰相，一個名滿天下的文宗，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自視之高，於此可見。

蘇軾和他一見如故，不但晤士言歡洽，尤其欣賞這位青年人不凡的才調，立即招待他在雪堂住了下來。

他們兩個一老一少的同道，在雪堂熱烈討論書畫藝術和詩道，蘇軾將家藏吳道子畫釋迦佛真跡也拿出來給他的客人鑒賞。這幅畫，蘇軾初見於長安陳漢卿家，至出守徐州時，才得之於鮮于子駿，現在什襲珍藏，是他家少有的長物之一。元章晚年作畫史，還從回憶中記述他的觀後印象：

蘇軾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去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

行家讀畫，精鑒獨到，值得一記。

蘇軾和他喝酒，酒酣，特地檢出一張「觀音紙」來叫米黻貼在壁上，自己則濡筆弄墨，然後面壁而立，懸肘作畫。畫了兩枝竹，一株枯樹，一塊怪石，贈與元章，是為訂交之始。

米黻看蘇軾畫竹，一筆從地起直至竹紗，似與常法自頂至地，先竿後節的畫法不同，忍不住，便問道：「何不逐節分？」

「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軾答。

米黻欽佩他「運思清拔」，實也就是「外師造化，內發心源」的具體說明。元章更欣賞蘇軾的枯木、怪石，認為：「子瞻作枯木，枝幹虯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

重疊兩個「無端」，點出蘇軾胸中縱橫磅礡的鬱勃之氣，真是極頂聰明人的好眼光，好言語 21 。

七、飲食生活

蘇軾一向講究飲饌，甚至不辭以老饕自居。黃州生活空虛，獨多閒暇，因此於飲食之道，就更有興趣起來。

自元豐三年正月，策馬來黃州城的途中，俯瞰浩浩江水，仰視群山上的竹林，他所算計的就是將來的口食：「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後來果然常常運用這兩種最便宜的材料來做菜，不但自吃，且還自己下廚，親執鎗匕，煮出魚羹來請客。他這魚羹，自己寫下很詳細的做法，以新鮮鯽魚或鯉魚活斫，冷水下，入鹽，以菘菜心芼之。扔入葷蔥白數莖，不能攪動，俟半熟時，入生薑、蘿蔔汁及酒各少許，臨熟，入橘皮線乃食之—— 橘皮線或即橘皮切絲。此菜極似現在江浙菜中的奶汁鯽魚湯。卻是蘇軾的拿手傑作，至元祐間已在京師做了大宮，他還邀集好友來品嚐魚羹，一顯手段。

黃州土產的食物，據他給秦觀的信上說：「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然而，蘇軾，西南人也，似乎不很欣賞牛羊肉，卻盛讚黃州的豬肉最美。作〈豬肉頌〉曰：

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這紅燒豬肉，後來也成為一道名菜，至今餐館裡還有一個菜式曰：「東坡肉」。

蘇軾雖然不能沒有肉食，但他從小受母親程太夫人的影響，絕不在家裡自殺生物，以前只能做到不殺豬羊這類大動物，現在則連雞鴨蟹蛤，也都在禁殺之列。

自言作此禁制的緣由，因為在御史臺獄裡，親身經驗過，如「待宰之雞」一樣的恐怖和痛苦，獄中寄子由詩：「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所以，出獄之後，立即下定決心，不殺生物，甚至有人送他螃蟹蛤蜊之類，他也拿來投還江中，自己說：雖然明知蛤在江中，沒有再活的可能，但總希望萬一能活；即使不活，也總比放在鍋子裡煎烹為好。自述其由曰：

……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

蘇軾居黃，將已一年，元豐四年新正，決定去岐亭看望陳慥。當地的新朋友潘丙、古耕道和郭遘一直伴送他走到城外十五里的女王城東禪莊院。

路上想起去年陳家殺雞捉鴨，盛羅酒食來招待他的情形，不禁感到為口腹之慾而殺戮生命的殘忍，所以一見面便先聲明，千萬不要為他「殺生」，後來又作了一首〈我哀籃中蛤〉的泣字韻詩，寄往岐亭，勸說季常戒殺。

自此以後，蘇軾每年作詩一首寄贈季常，均用「泣」字作韻，彙為〈岐亭五首〉。那首戒殺詩是這樣寫的：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閉口吐微溼。刳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

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冪；

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烝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發得滿幘；

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

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不但陳慥接受了他的勸告，二人相聚，再不殺生，甚至岐亭陳家的鄰里，讀了這首詩，都說：「未死神已泣」太可悲了，受此感化，有人不再吃肉的，而蘇軾自己是有名的老饕，「猶恨未能忘味」，不能完全素食，不過他只吃「自死物」，不為口腹殺害生命。

他還寫過一篇〈書王翊救鹿〉的短文，今載集中，也是將鹿「擬人化」了，勸人不要殺生的故事。

蘇軾講究飲饌，卻努力提倡「戒殺」，此因蘇軾一生，苦難深重，使他真切體驗生命的意義，對生命存在的這個事實，抱著執著的感情，認為宇宙間一切有生之倫，都有權利維護自己的生命，人類無權殺害別的生物，何況只為口腹之奉。

這種人道主義思想，形成蘇軾「民胞物與」的精神，表現於政治作為上的，則為忘卻一切利害，反對病民的新法，不顧任何打擊，要替哀哀無告的老百姓說話，興水利，救災荒，卹病賑饑，孜孜不倦。表現於個人生活上的，遇事同情弱者，幾乎成了他的基本觀念，飲食生活中「戒殺生物」，只是最最微末的一端而已。

至於黃州的酒，卻實在差勁，一直叫他抱怨不休。詩曰：「酸酒如虀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溼。」酒味雖然如此，但是別無他途，所以說：「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又作〈飲酒說〉，態度卻超脫得多，如言：

予雖飲酒不多，而日欲把盞為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貴，自醞則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嘆，知窮人之所為，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為？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

話雖如此，他在樽邊席上，仍然禁不住要抱怨，知道的朋友，都會送酒給他，徐太守會送他最佳的州釀，黃州鄰近四、五個郡縣送來的酒，一時喝不完的，將它混合置在一個酒器中，有如現在不經調配的雞尾酒，蘇軾稱之為「雪堂義樽」。

後來他從道士楊世昌求得一個祕方，自己來私釀蜜酒。每次用蜜四斤，煉熟，入熱湯攪成一斗，加好麵麴二兩；南方白酒餅仔米麴一兩半，擣細，用生絹袋子盛了，與蜜水共置一器內密封，等它發酵，三數日沸定，酒即清澄可飲。酒成，蘇軾大為快活，作〈蜜酒歌〉曰：「真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春，蜂為耕耘花作米。……君不見南園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監河侯。」

蘇軾雖然非常感謝蜜蜂，得蜜釀酒，但真會喝酒的人，卻認為味道太甜，並不像酒。葉夢得說：如過蜜水腐敗時，喝了就會瀉肚子。所以蘇軾似乎也只釀造了一次，後不復作。

蘇軾好酒復愛茶。黃州並不產茶，不過安國寺的竹間亭下，種有幾株茶樹，卻是名物。每年春天，徐太守必邀蘇軾同遊安國寺，飲酒亭上。酒後，擷亭下之茶烹而飲之，甘芳沁於心脾。大受病歿，郡人請蘇軾改此亭名為「遺愛」，用以紀念這個好官 22 。

飲茶以促進健康，蘇軾有個祕訣，〈漱茶說〉曰：

除煩去膩，世不可缺茶，然暗中損人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病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

他的方法是食後用粗葉濃茶漱口，使油膩不入腸胃，牙齒也得堅密而蟲病不生。上品茶不能常有，只能隔幾日喝一盞，也就不足為害了。

他在黃州，是個生活都成問題的罪官，自顧不遑，一朝聽到岳鄂民間流行「溺嬰」的惡俗，想到無知的人們竟在親手扼殺自己的骨肉，不禁芒刺在背，令他寢食難安。—— 雖然他既無官守，又無財力，但他還是要奮力以赴，呼籲有力量的朋友，循法律的、經濟的兩個途徑，雙管齊下，來共同消弭這公然殺人的惡俗。

事情的發生是在元豐五年（一○八二）的正月，同鄉王天麟從武昌過江來看他，閒話間，說起岳鄂一帶民間，有樁沿襲已久的惡俗，即是「溺嬰」。

一般平家小戶，限於經濟能力，最多只能撫養二男一女，當時沒有節育方法，超過能力限度而再有生養時，只好等到生下地時，立即將這新生兒，撳入冷水盆裡，殺害了事。中國社會，重男輕女，所以遲來的女嬰，幾乎無一倖免。

因此造成人口上男多女少的偏差，使社會上娶不著老婆的鰥夫激增，已可看出「溺嬰」的普遍。

蘇軾聽了這話，為之食不下咽，寫了一封千字長函給篤重人倫的朱鄂州（壽昌），求他挺身出來改革這樁太不人道的惡俗。他形容溺殺當時的殘忍是：「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他說這種行為的法律責任是：「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指的是刑統（鬥訟、毆詈父母祖父母）條：「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毆殺者，徒一年半……。故殺者加一等。」

律疏說：「非違犯教令而故殺者，徒二年。」

蘇軾引用的律條即此，而且特別說明：「此長史所得按舉。」即指此非告訴乃論的罪行，不必要有告訴人，地方長官可以依法檢舉的公訴罪。他要求朱知州：「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

除出法律禁止之外，追究形成這種惡俗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貧窮」。蘇軾舉述王天麟的經驗說：「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

蘇軾說：「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隨後舉述自己援救荒年棄兒的經驗：

軾向在密州遇飢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

剛剛落地的嬰兒，父母對他還沒來得及產生感情，才施展得出這樣殘酷的手段，渡過這一關：「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

蘇軾一面建議朱壽昌以知州的權力，根據法律禁止殺嬰，一方面則在黃州，慫恿古耕道出面，組織一個私人慈善事業的「育兒會」，向本地富戶勸募錢米，每年每戶定出錢十千，買米、布、絹、絮，訪問貧家力不足以自養者，分別予以實物濟助，勸令留養自己的骨肉。

古耕道在本地，人頭很熟，訪問勸捐，都需要他，而以安國寺的住持繼蓮管理財務，以昭眾信。蘇軾是幕後的發起人，不論其時手頭已很拮据，但他慨然道：

若歲活得百個小兒，亦閒居一無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朱壽昌是孝子必是仁人，本來，他是一定會接受蘇軾的建議而認真去做的，無奈為時不久，朱即罷職他調，後任鄂州太守陳君瀚，與蘇並不相識，這件官方不急之事，似乎也就被擱置下來了。

飲饌，是蘇軾最大的嗜好，而黃州食物，價錢也不昂貴，但是在黃州住過一兩年後，眼看手上那一點微薄的積蓄，已經站得差不多，蘇軾便只得硬了頭皮，束緊褲帶，提倡「節食」。

先是撰就一篇短文—— 〈節飲食說〉，寫成帖子，黏在壁上，約束自己，昭告朋友，還想出許多好處來為自己譬解。那帖子是這樣寫的：

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

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這個辦法，可以省錢，但卻不能止饞，見於〈致畢仲舉書〉裡，則他還另有一種心理療饞的辦法。如言：

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

果然，至元豐四、五年後，他雖然對於食道一樣興致勃勃，不過做菜的素材卻已十分節約了。如他做的東坡羹很有名，甚至有人求他傳授做法，因此撰〈東坡羹頌〉，其實只是一式菜羹，不用魚肉五味，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等雜煮而已，自謂：「有自然之甘。」

元豐六月正月，同鄉巢穀（元修）自蜀來，談起眉州有一種巢菜，味甚香美，兩人都有同嗜，惜乎別處不產，這使離蜀十五年的蘇軾追思鄉味，懷念不已。巢穀說：孔融戲楊脩，指楊梅曰：此是君家果。依其例，此該稱「吾家菜」。兩人「話」餅充飢，蘇軾作了〈巢菜詩〉（一作〈元脩菜〉）。

巢穀也是烹調好手，他住在雪堂，常常親自下廚自煮豬頭灌血腸，作薑豉菜羹，家父子共餐，蘇軾讚道：「宛有太安滋味。」

不過蘇軾除出家廚之外，還是別有解饞的去處。對江劉郎洑王齊愈非常好客，他每至武昌，必主其家，「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而「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大約即係現代人所說的聚餐會，他也是參與的常客（皆見〈致秦觀書〉）。

監倉劉唐年主簿家裡，煎米粉作餅，味甚酥美，蘇軾吃得好，便問：「此餅何名？」

主人也不知道，蘇軾便道：「就叫『為甚酥』好了。」

潘大臨，即以寫過一句「滿城風雨近重陽」而知名千載的詩人，他家釀造一種逡巡酒，蘇軾嚐了一口，覺得很酸，便說：「莫作醋錯著水來否？」

過不多天，蘇軾帶了家人去郊遊，想吃劉家的煎餅，便寫了一首短詩代柬，向劉唐年討：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唯掛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23

正因為他對飲食有那麼深切的嗜好，才會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出如此無窮的風趣。

八、黃泥坂和赤壁

蘇軾是個好動的人，無事便要到各處走動，家裡是坐不住的。惜乎黃州附近，夠得上稱名勝者，只有武昌西山的寒豁一處，餘如東門外的青草亭、韓家圃這幾個地方，去多了也就沒甚意思。

唯有門前那一片浩淼的江流，和沿江陡立的那一道絳赤色的崖壁，風光明媚，時時吸引蘇軾，如遇風平浪靜而又沒有別處可走時，則就弄隻小船，沿著江邊划水，常常不自覺地划到赤壁那一帶江面上去。倦了，就停槳閒眺，讓這小舟隨波自去，他只在船上欣賞天上的流雲，江中的白浪，和沿江的山容石色。

自從墾闢東坡後，蘇軾每天進出東門，城門的守卒常常帶著詫異的眼光看他。蘇軾在心裡回答他們道：「你們不要笑我，自來賢達之士，誰不走過貶謫這條患難的道路；百年以後，黃州人還會常常說起我哩。」 24

元豐五年（一○八二）二月雪堂落成後，蘇軾留在那裡的時間更多了。白天忙著灌溉耕耘那些農事，晚上則常留在雪堂讀書，遠道的朋友來時，就以雪堂為客館，他以與朋友飲酒劇談為樂，每每要到夜深人靜，才曳著手杖回去。走在路上，靜聽他那響簧鐵杖，敲擊著粗石路面 25 ，發出鏗鏘的聲音來，清脆娛耳，心裡有種萬慮皆澄的喜悅。作〈東坡〉詩：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從東坡到臨皋亭，還不到一里路，正好讓他從容步行，舒鬆筋骨。說到道路，黃州城瞰江跨谷，到處都是黃泥的田坂路，蘇軾朝出暮歸，每日都在坂路上走，常人也許會抱怨遇雨泥濘，晴天飛塵之苦，但是蘇軾不然，一日大醉，作〈黃泥坂詞〉，卻將這條山邊村路，說得那麼幽美動人：

出臨皋而東鶩兮，並叢祠而北轉；走雪堂之陂陀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邱之蔥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而不可居兮，茍娛余於一盻。……朝嬉黃泥之白雲兮，暮宿雪堂之青煙。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嫚；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

上蒼所造的一丘一壑，一溪一水，無不有它各自的妍美，但須慧眼靈心，隨時體味，遇之於目，會之於心，則天地間幾乎無處不是美境，如蘇軾記〈黃泥坂詞〉，就是個極好的例子。

又如他於元豐五年三月間，去麻橋看病，病癒後，就和醫生龐安常同遊蘄水郭門外二里許的清泉寺和王羲之的洗筆池，徜徉於蘭溪之上；入夜，到一酒家喝醉了酒，在蘄水道中的溪橋上休息了一會，橋本身只是一座鄉野的溪橋，但蘇軾眼下，感受卻就不凡，作〈西江月〉詞，敘（序）曰：「春夜蘄水道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覺，亂山蔥籠，不謂人世也，書此語橋柱上。」詞云：

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

五年九月間的夜晚，他與幾個朋友在江上飲酒，薄醉歸家，一路欣賞江水接天、風露浩然的秋色，忽然興起「身非己有」的痛苦，發生掙脫塵網、追尋自由的慾望，獨自面對著江水，幻想起來：「倘使趁這好風好水，將這自己作不得主的軀殼，乘上小舟，聽憑江上秋風，隨便吹到哪裡都好。」他把這份渴求解脫的幻想，寫成一闋〈臨江仙〉詞，與客大歌數過而散。這闋詞是這樣的：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蘇軾每有所作，即便為人傳誦，此詞一出，立即化為謠言。盛傳那天晚上，蘇軾寫此詞後，便將冠服脫下，掛在江邊樹上，拏舟長嘯而去。這謠言傳到太守徐大受耳中，則是「州失罪人」，他有監管的責任，如何得了，立即傳車往訪，到了臨皋亭蘇家，蘇軾還在高臥，鼾息如雷，不覺大笑 26 。

元豐六年開春後，蘇軾的健康情況很不好，正二月間，大約受了寒，感冒了，引起咳嗽，拖了個把月還不痊癒。又碰上牢城失火，延燒市廛，火自西北來，一直燒到雪堂，總算撲滅了。〈招集穀歸來書〉說：

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餤已入末限，聞此當伺駕耶？ 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苦壅嗽殊者，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

時人初夏，接著又害起瘡癤來，原定要到岐亭去看望陳慥的，也因瘡痛作罷。此病拖延甚久，不但沒能治癒，至五、六月間，這瘡癤的風火之毒，忽然上升，侵及右目，炎赤腫痛，幾至失明，〈與蔡景繁書〉云：

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杜門僧齋，百想灰滅。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

就因這個眼病，使蘇軾困在家裡，約有一兩個月沒有出門。恰巧同年四月，臨川曾南豐（鞏）在江寧病故，於是，謠言再度發生，說蘇軾已與曾鞏同日病死，附會其辭地說如李長吉一樣，被上帝召往玉樓修文去了。

不多幾時，這謠言口就傳到了京師，甚至傳入禁廷，神宗皇帝也聽說了這則新聞，立刻召問尚書左丞蒲宗孟，因為宗孟與蘇軾不但是小同鄉，而且還是姻戚—— 宗孟的胞姊嫁與蘇軾的堂兄，是堂侄千乘的母舅。不料宗孟並不知曉，只是含糊對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但亦不知翔實。」其時神宗正在傳膳，信其為真，嘆息再三，連聲惋惜：「才難，才難。」輟飯而起 27 。

有人把這謠言告訴了在許昌的范鎮，景仁是個至性人，絕不懷疑，舉袂大慟起來。即命他家子弟，立刻帶筆款項，到黃州去賻唁蘇家遺屬。子弟們勸慰他道：「這個傳聞，真假還不知道，不如派人先去黃州看一下，如果確實，再去弔唁不遲。」

於是，就派范家門客李成伯去黃州一探。成伯見到蘇軾好好活在那裡，不免道出此行緣由，蘇軾大笑起來，心裡卻充滿了感激。〈答范蜀公書〉說：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瘡患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季長官說，以為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蘇軾居黃未久，第一次與兒子邁一同漫遊江岸，過知州官邸不過百步，就看見一片絳赤色的崖壁，矗立在深碧色的江水中，別有一番挺拔傑出的氣象，從此常常划船到這崖下江邊來玩，或者撿拾江邊彩色的石子，或者攀登崖上的徐公洞，尋視鶻鳥的窩巢。閒看兩條大蛇在崖上緩緩蠕行。

蘇軾初聽人說，這地方即是三國時代吳蜀聯軍大破曹魏的古戰場，凡是懷著滿腔淑世的熱情，而橫被現實壓制的人，每好追想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彌補心裡的空虛。蘇軾亦然，初遊赤壁，就寫下一闋有名的〈念奴嬌〉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這首大江東去〈赤壁懷古〉詞，是《東坡樂府》中，家喻戶曉、最負盛名的傑作。讀來，便覺有萬里江濤奔赴眼底，千年感慨齊上心頭的喟嘆，其實是蘇軾目前的遭遇，使他覺得不論是羽扇綸巾的周瑜，還是狼狽敗戰的曹操，他們都已發揮了生命的光輝，照亮了時代，豐盈了歷史，誰復像他這樣的處境，將有限的生命平白浪費，「故國神遊」，哪裡還能夠不自傷流落，哪裡能夠不自笑頭上早生的白髮。

蘇軾自始就懷疑這地方並非真是火燒曹營的古戰場，因此他下筆即說：「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表明存疑的態度。據宋．郎曄《經進文集》注，蘇軾作〈赤壁賦〉後之明年，還在賦後題一跋語：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

當時曹父敗歸，由華容路……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

可見這一疑問，存在他心裡，歷時一年還未能解，這種一言不苟的態度，真足令人嘆賞。事實上湖北境內，江漢之間，名叫赤壁的地方，共有三處。一在今嘉魚縣東北江濱，《荊州記》作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與烏林相對之處，這才是周瑜大破曹藥，真正歷史上的赤壁；二在武昌縣東南七十里，又名赤磯。三即蘇軾所遊之處，在黃岡縣城外，土名「赤鼻磯」，亦即沈復《浮生六記》所云：「赤鼻磯在黃州漢川門外，屹立江濱，截然如壁，石皆絳色，故名。水經所謂赤鼻山是也。」

蘇軾〈前赤壁賦〉所紀之遊，時在元豐五年（一○八二）七月十六日，即篇首所說：「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那一次。

這次遊伴中有一遠客，即四川綿竹武都山的道士楊世昌，這年夏天，他雲遊廬山，轉道到黃州來看蘇軾。楊字子京，是個多才多藝的道士，蘇軾曾書一帖，盛稱他善畫山水，能鼓琴，通曉星象、曆法與骨色（相），能作軌革卦影，還會黃白藥術，讚他：「可謂藝矣。」 28

元豐五年，黃州正鬧水災，大旱之後，霖雨不歇，人人面臨「室家之憂」，唯這楊道士，光身一個人，恰如閒雲野鶴一樣，來去自由，更難得的是他身體強健，即使「泥行露宿」，都不在乎，蘇軾非常羨慕。

楊道士善吹洞簫，詩言：「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赤壁賦〉中說：「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下面著力描寫水上簫聲之美，這吹簫之客，當然就是這個道人楊世昌了。

蘇軾少年得意，一夕之間，名滿天下。自入仕途，逞著一腔淑世的熱情，追求理想，然而，任何時代的現實，總難符合天才的抱負，則又不免乘其邁往的豪氣，痛快淋漓地評騭政事，發洩感情，不料這份熱忱，這份豪氣，為他帶來了幾乎是殺身之禍。自從貶謫黃州，物質生活當然大不如前，但這並不重要，蘇軾的痛苦，是時間對他的壓迫。

本來，人的生命，具有「倉促即逝」的特質，軾在黃州，正是人生的盛年，發揮抱負、成功立業的黃金時代，怎經得起在此荒瘴江城裡平白浪擲；再就個人的生活範圍而言，人的活動空間，受著許多現實世界的牽制，本就不大，現在則被法律限制居住於一州境內，這個六尺之軀，宛如被繩索緊緊綑縛。輾轉偷生，豈能容忍。

蘇軾每常感慨生命起暫，時有「人生如寄」的喟嘆，而現在則被投諸荒城，浪費日月；蘇軾是個賦性豪放、歡喜活動的人，現在卻被拘限於黃州這麼一個偏鄙的小天地裡，動彈不得，積鬱之下，不免有突破空間的衝動，如前舉〈臨江仙〉這闋詞，所謂「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即是這種苦悶化生的幻想。

然而天下事沒有絕對的得失，失之東隅者，未始不能收諸桑榆。蘇軾原是生長在農業小城裡的一個青年，入仕以來，世俗的煩忙，吏事的壓迫，焦勞愁苦，日不暇給，使他久違了素所親近的大自然，使天賦的一腔藝術氣質，幾乎全被扼殺了，現在卻有充裕的時間，得以從容體會大自然裡各種不同的情趣，使他塵封的靈性，漸漸醒覺。

臨皋亭外呼嘯不停的濤聲，赤鼻磯畔鬱鬱蒼蒼的山容林相，原來看似沒有生命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只因有時間與他接近，日夕相見，不覺產生了意想不及的感情。有了感情才驀然發現宇宙所孕育的萬物，適其自適，各得其所，不但都具有內在的生命，而且蘊藏著無限的生機。一個在人生旅途中漂泊的靈魂，被大自然慈祥的母性容納了，則與朝陽夜雨，春花秋月，同為有情天地裡的一分子，就如《莊子．齊物論》所說的「三籟相應」；天籟與地籟相應，地籟與人籟相應；如此就可以達到「喪我」（去除偏執的我）的境界，則人與自然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世界，即與天地精神合一，使本是侷促的生命，即能無限擴大，無限超升，脫出現實世界時空的限制，獲得「遊於萬化」的自由。

在海闊天空的環境裡，大自然無窮的生意，與自己的靈感互相呼應時，這世界竟是那麼多采多姿，美不勝收。〈赤壁賦〉說：「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蘇軾不禁歡喜讚嘆道：「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大江滔滔東流，然而千年不竭，明月缺而復圓，萬古不改，天地間一切現象，看似都在不斷變化，但如以永恆的觀點來看這宇宙間的萬物萬化，則此江水何嘗流去，月圓月缺，到底也無所謂消長，所以蘇軾與客夜遊赤壁時，指著這片江水，這輪明月，慨然道：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生若不被某些短淺的人，強將表裡貫通的一個整體，分割成過去、現在與將來等若干片段，造成狹義的時間觀念，就不至於被拘限在這個特定的時間框框裡，輾轉沉吟，無力抗拒。

蘇軾在黃州住了三年後，思想境界，便是不同。從痛苦中體驗出生命之實相與妙諦，在對大自然的觀照中，悟出萬物運行變化的奧祕，從而肯定「天人相類，天人相通」的道理。倘若宇宙間的江水無盡，明月無盡，草木之春榮秋落無盡，則我們的生命亦豈有盡時？巨眼的蘇軾於是下了莊嚴的結論道：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莊子．大宗師》篇論宇宙與人生的關係，正可作蘇軾「自其不變者而觀之」這句話的最佳註解 29 。

莊子說：把船藏在山壑裡，將山藏在大水裡，自以為總已非常牢固的了，如果半夜裡來個大力士將它背起來跑掉，愚昧的人還不曾知道哩。物，按其大小作適當的儲藏，仍然不免失落，要是「將天下藏於天下」，就根本無從發生「失落」這麼回事了。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超越了主體與客體的分別，物我兩忘的融合在道的境界，這便是「化」。人到了「化」境，便如郭象注言：「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如此，將自己藏於天下，參與大化之流行；則我與天地為一，遊心自然，無得無喪，物與我都一樣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中的一分子。

為物所不及的人的生存，應該有其尊嚴的存在。大千世界宇宙人生間，不能單看一剎那中的形象變化，而要以巨眼觀徹物我心靈交輝中所妙悟的大道，是即「永恆」。

蘇軾在黃州這幾年的陶養，使他體會人生，得到妙悟，終能說出這段非道家玄理、佛門禪機所能爭執的智者之言。就因為七月這次赤壁之遊，玩得很痛快，三個月後，即同年十月十五日之夜，蘇軾與客二人 30 ，從東坡雪堂回臨皋亭去，走在黃泥坂路上，仰見明月在天，俯視人影在地，情景清逸，他們三人，一面走路，一面行歌互答，非常高興。這樣走了一段，有人說：今天傍晚，江邊舉網，得了一條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的鮮魚 31 ，只可惜沒有酒。這樣便把大家的酒興提了起來，蘇軾興沖沖回家去跟他太太打個商量，帶了酒來。既已有酒有肴，便又想起曾遊的赤壁，於是一夥三人，乘上小船，往赤鼻山下去了。

蘇軾遊山玩水的興致一向很高，船到山下，他雖年將半百，依然要以腰腳矯健自豪，獨自攝衣上山，夜登崖頂，仰天長嘯，一吐胸中的濁氣。

他在〈後赤壁賦〉中說，時將半夜，忽有一隻翅如車輪、玄裳縞衣的孤鶴，橫江東來，戛然長鳴，掠過船進向西飛去。後來又夢見一個羽衣蹁躚的道士，問他：「赤壁之遊樂乎？」其實說鶴說夢，都是影射楊世昌一人，不過把一個具象，化作「鶴掠舟西」，化作夢中的羽士，便平添撲朔迷離，疑真疑幻的氣氛，造成絕美的層次 32 。蘇軾筆下，瞬息萬變，令人目不暇給，時而把人帶到永恆的邊緣，忽又回到平凡的人世。他的弟弟蘇轍嘗說：「子瞻譜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確然不是阿其所親的諛詞。

元豐五年的七月和十月，前後兩次赤壁之遊後，其實同年蘇軾生日，與他接近的幾個朋友如郭遘、古耕道諸人，還曾置酒赤鼻磯下，為他慶生，這是同年第三次的漫遊。據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

這個故事，寫得甚美，但有數處不賞。

蘇集確有〈李委吹笛〉為題的一首七絕：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玆。

李委亦確有其人，但是秀才而非進士，是蘇軾邀與同遊而非赤鼻邂逅的獻曲者。蘇軾〈與范子豐書〉提到這件事：

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這第三次赤壁慶生之遊，楊道士應該還在黃州，然而沒再提起他的簫聲，卻換了吹笛的李秀才，不知何故。

九、臨臯．東坡．雪堂

蘇軾墾闢東坡的當年（元豐四年辛酉，一○八一），即已遭逢天旱，幸而所種麥子，不需要很多的水，到了冬天，已在地面上長出一層春意盎然的新綠來，蘇軾高興他不會挨餓了，作〈陳季常見過三首〉，有言：「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眼青，不辭奴飯白。」

不料第二年（五年壬戌）夏季，竟又久旱不雨，田地龜裂，禾稻枯槁；幸而盼到天降甘霖，卻是大雨成潦，田間根葉爛死，損失慘重，蘇軾面對連續的災荒，不能沒有飢餓線上的恐懼。〈次韻孔毅父（平仲）詩〉中，寫這種無助的景況道：

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去年太歲空在酉，傍舍壺漿不容乞；今年早勢復如此，歲晚何以黔吾突。……形容雖似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倒冠落幘謝朋友，獨與蚊雷共圭蓽。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

大約孔平仲原詩，有怪他過分耿介，不求人助的意思，所以他說：「我即使洞開大門，你看有誰會來照顧我呢？」人情勢利，自古皆然，蘇軾的感慨，別見〈與陳季常書〉：

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脛以啖我，可謂至矣。……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 缺口鑷子，一毛不拔。

然而，蘇軾到底是個硬漢，他相信自己，「力耕不受眾目憐。」記大雨成潦，自力築塘拒水的經過道：

……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奔流未已坑谷平，年葦枯荷恣漂溺。腐儒粗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飢飽在我寧關天。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磚。

蘇軾雖然貧困，但他生活安閒，一家和睦，正如他作〈方山子傳〉所稱道的陳慥家一樣：「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他躬耕東坡，王夫人能醫牛病，從無詬誶。三個兒子又都聰明好學，蘇軾、蘇轍兩兄弟都非常關愛子女，對孩子們從無疾言厲色的責備，只要稍微有點表現，便讚不絕口，自言是「譽兒有癖」。元豐四年作〈次韻和王鞏（賓州）六首〉中說到他的家庭，心滿意足。「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前則因陶潛有〈責子〉詩，他很自喜孩子們都能好學；後句說的是後漢馮衍（敬通），有個悍妒出名的太太，嚴禁馮衍畜妾，蘇軾自幸王夫人卻比馮敬通的太太賢慧得多，允許他納朝雲。

他寫杜甫〈屏跡〉詩，如「……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圍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 一月不梳頭。」自道：「此乃東坡居士之詩。」

朋友說：「這明明是杜甫〈屏跡〉詩，居士何得竊據？」

蘇軾道：「禾蔴穀麥，起於神農后稷，現在家有倉廩，不告而取，便成盜賊，其實從初說起，都是神農后稷之物。今考杜甫此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能禁吾有哉！」 33

蘇軾從不嚴格督促孩子們讀書，所以說：「廢學從兒懶」。但是孩子們的詩文習作，他都要看的，認為用字必須經濟，凡是辭多而意寡的，或者濫用的虛字，一定勾出來，要他們改寫—— 這是蘇軾作文的一個要訣，不但這樣訓練自己的孩子，對他的侄子們也一樣用心教導，如趙德麟在蘇轍家親見軾寄他的侄子的舊札，有曰：

二郎侄：得書知安，並議論可喜，書字亦進，文字亦若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走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只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34 。

夜坐無事，嘗與長子蘇邁聯句為樂。邁似是一個木訥老實的青年，才華不及他的兩個弟弟，少年時作〈林擒詩〉，有句云：

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鬥鮮紅。

老父認是「頗有思致」。聯句中，兒子說：「樂哉今夕遊，獲此陪杖履。」做父親的也鼓勵他道：「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 欣見自己的兒子比杜甫的宗武強。

元豐五年（一○八二）歲將暮時，有個多年未見的鄉友突來黃州投奔蘇軾，他是巢三。

巢三，本名穀，後改為谷，字元修，讀書不成，雖曾中過舉，卻未能通過禮部的進士試，浪跡京師，又想改從武舉求個出身，但是武功都須自幼鍛鍊，所以退而習劍，更無成就，失意之下，他便蕭然一身，浪遊秦、鳳、涇、原之間，後來投身於熙河名將韓存寶軍中，做了幾年幕僚。四年七月，存寶以逗留不進之罪伏誅，巢穀受存寶生前囑託，送數百兩積蓄銀兩與他的妻子後，在江淮一帶，變更姓名，逃亡了一年多，轉到黃州來避禍。蘇軾立即留他在家，教迨、過二子讀書。與從兄子安信上說：「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 35

蘇軾陪這亡命的朋友到雪堂去住，那個景況，真是淒涼，照他自己的描寫，床上只有一條破棉被，破竈裡散發著溼柴的潮氣，架子上只剩得一樽殘酒，自己喝了不夠臉紅，只好請客人姑且潤潤喉嚨。

巢三也不嫌清苦，除出教書外，他還煮豬頭灌血腸，作薑豉菜羹，賓主共享。

蘇軾說過：「妻卻差賢勝敬通。」一點不假。

蘇軾謫居黃州，家中還留著兩三個願同清苦的侍兒，其中有個朝雲，本姓王，字子霞，錢塘人，熙寧五年（一○七二）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時，投入蘇家，當時她還只有十二歲。

朝雲長大起來，出落得秀外慧中，冠絕儕輩，天生雪白的膚色，不必借重膏沐，小小兩片嘴脣，永遠鮮紅欲滴，風姿綽約，體態輕盈，到三十餘歲，蘇軾還要讚她：「素面常嫌粉涴，洗妝不褪脣紅。」不但麗質天生，而且舉止活潑，富有熱情，完全是個外向型聰明樂觀的女孩子，她這氣質，這性格，就最投合蘇軾的喜愛。

黃州以前，蘇軾似乎先有一妾曰凌翠，沒有同來，答朱康叔（壽昌）問，復書說：「所問凌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呵！」權發遣者，宋代官制名詞，意為「暫代」，可見當時，她還沒有妾的身分，只是侍兒而已。

初到黃州，朝雲年才十九，蘇軾多時閒暇，苦於寂寞，他倆接近的機會較多，感情自然親密起來，蘇軾的熟朋友們，也都認識了他身邊的這個麗人。

元豐六年（一○八三）九月二十七日，朝雲為蘇軾生了一個稚子，其時這父親已經四十八歲了，也可算是暮年得子，非常高興，寫信告訴蔡承禧（景繁）道：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

定然是承禧見過朝雲，不曉得她的名字，所以照她那天所穿的衣服稱她為「雲藍小袖者」。蘇軾不大喜歡與婦人廝混，雖妻子亦不常見，但他樂與朝雲為伴，他倆的歡好，可以想見，而王夫人傳統的不妒美德，尤其難得，莫怪蘇軾滿意稱道。

蘇軾為這庶出的稚子，取名遯，乳名幹兒。遯者，遁也，蘇軾此時甘心避世之意，已很顯然。

這孩子的相貌，很像父親，尤其額角那一部分最像，蘇軾鍾愛這患難中所得的少子，也是人之常情。朝雲生了兒子，在蘇家中也就有了她的地位。從「權發遺」正式擢升為妾，不再是普通的侍兒了。

遯兒生後第三日，俗為「三朝」，蘇軾作〈洗兒〉詩，語意悲憤，如云：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唯願孩子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雪堂落成後，蘇軾有了招待客人的住處，元豐五、六年間，雪堂的寓客不斷，五年五月綿竹道士楊世昌來，住到六年五月方才離去；而五年年底，同鄉巢穀又來了，也住在雪堂，六年二月琴師崔閒自廬山來，幸而雪堂有屋五間，三位客人不妨同住。至六年三月間，與蘇軾交契最深的於潛天目山詩僧參寥，又從杭州不遠千里到黃州來看他，寓居雪堂整整一年，直至次年（元豐七年，一○八四）四月，才隨蘇軾一同離開黃州。

經驗顯示，一個人有些怎麼樣朋友，從可了解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物。黃州雪堂所招待的賓客，盡是道士（楊世昌）、和尚（參寥）、畫家（米黻）、琴師（崔閒）和亡命者（巢穀）等，雖然因是罪官，士大夫們避嫌不敢來，但也足可看出蘇軾血管裡流著豪俠的熱血，本來歡喜那些流浪江湖的朋友，一時都在黃州聚首。

參寥來了，他有了互相唱和的對手，作〈再和潛師〉詩：「吳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竭盡僧俗兩詩人窮居鬥韻之樂。

參寥的詩境，風流蘊藉，幾年來更多進步了，黃州所作，如〈秋江〉：「赤葉楓林落酒旗，白沙洲渚夕陽微。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如：「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句，更是直追淵明風格，蘇軾稱其清絕，謂不下於林和靖。

他們兩人在東坡雪堂擁鼻吟哦，坐忘人世，卻使在京師輭紅塵中的朋友大為涎羨，有人寫信給蘇軾問道：「聞公與詩僧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機杼者乎？真東山勝遊也。」即將此函出示參寥，笑道：「此是師傅十四字法號。」 36

有一晚，蘇軾夢見參寥拿了一卷詩軸來看他，醒後記得〈飲茶〉詩兩句：「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覺得此語甚美。槐火換新，是宋代風俗，每年清明節，例須將家中「火種」掉換新火，可以理解，但不明白，泉何故新？

參寥解釋道：「俗以清明淘井，也許因此說泉水也一時新了。」這種說夢的事，虛無縹渺，說過也就算了。不料七年後，居然在杭州西湖智果精舍裡，有了「泉新」的事實應驗，使人頓生「知命無求」的感悟。 37

十、老農憂國

知識分子為實現理想而生活，他們可以不在乎現實世界中的得失榮辱，不在乎物質生活的貧乏，但卻無法忍受被現實社會排斥、廢棄的命運。知識分子懷著一片對國家和生民奉獻的熱情，具有不可壓制的觀察與批評的精神，一旦遭逢政治勢力的壓抑和阻截，無異徹底衝毀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道」，這種摧殘生命意義的打擊，使士君子者人生莊嚴的使命感完全喪失，殘存這個蒼白的生命，不能不落入自我迷失的徬徨，而造成無可奈何的憂戚。

朋友（誨之）來信勸蘇軾：「處患難，不戚戚。」蘇軾大不為然，凜然復書道：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

知識分子的淑世精神，是生命中的長明燈，不論發生何等殘酷的遭遇，生命存在，此火不滅。蘇軾有李公擇（常）書，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註解：

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所以，那幾年間，好大喜功的當權者，以國家的命運作賭注，貿然發動對西夏的戰爭時，蘇軾不免憂心忡忡，付與異常的關切。戰爭失敗所造成民族的恥辱，使蘇軾滿懷悲憤，無可發洩，只得借用弔唁朋友的形式，作詩寫記，隱約吐露這黃州老農的憂國之心。

事起元豐四年（一○八一），西夏發生政變，西夏王秉常被臣下幽禁了。邊臣勸帝乘此機會興師問罪。神宗便詔熙河經制李憲等五路兵馬，大舉西征。高遵裕以環慶之師節制涇原劉昌祚的兵馬，种誼以鄜延之師分道行兵。李憲只是一個宦官，不懂軍事，雖然派駐邊疆，也並不深知疆務。軍行距靈州百里，虜騎驟至，幸有高遵裕出精騎接仗，未被所乘，斬首千餘級，又會合涇原兵馬，逕圍靈州。

圍城久久未下，劉昌祚請分兵攻打東關，不許。西夏人決黃河之水灌營，又抄絕大軍賴以供給的餉道，士卒凍溺而死者無算，餘軍斷砲為梁逃生，與追兵廝殺，轉戰累日，終於全軍敗覆。時在元豐四年（一○八一）九月，為第一次的靈武兵敗。

蘇軾身負罪譴，雖然關心國事，卻無議論的自由，有如骨鯁在喉，非常痛苦。五年夏日，原在高遵裕帥府中掌管機要文書的張舜民（芸叟），因作詩述及宋兵久屯失利的情形，謫官監郴州酒稅，路過黃州，為他詳述靈武兵敗的經過。使他從這親身參與者口中，親聞這場戰爭所造成的軍民大量的傷亡，邊疆地方徹底破毀的慘狀，不禁痛徹心肺，但他現在的處境，再也不能觸碰「現實政治」這個怪獸，心裡憋著這份受辱的痛楚，無處發洩，作〈書張芸叟詩〉，記舜民詩曰：

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

青岡峽裡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

又記舜民的話一條：「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慚為兀攃也。」

—— 此外不敢再著一字。

同年九月西夏來救米脂砦，鄜延經略使种諤率領七軍，方陣而進，攻圍敵寨，西夏兵八萬餘人，自無定河出，种諤揮兵前後夾擊，夏兵死傷六萬餘人，屍橫數十里，銀水盡赤。擄獲馬匹五千，孳蓄鎧甲萬計。

這一勝利的消息，於同月二十二日，蘇軾在武昌王齊愈家中得見陳慥書報，才知道的，當時大家高興唱樂，各飲一巨觥，互相慶祝。蘇軾也作詩誌慶：

聞說官軍取乞誾（即乞銀），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後來又聞洮西捷報，蘇軾亦有詩曰：

……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回春容。

這洮西之役，由宦官王正中所主持，而此詩篇首曰：「漢家將軍一丈佛」，有人認為蘇軾不會用這樣的話來稱頌一個宦官，所以斷為偽作，而陸放翁以為此詩氣格那麼高，也不是別人假得出來的，所謂「一丈佛」者，不是讚譽，而是諷刺。其實這些一都是書生狹隘之見，如果能夠揚民族聲威而有大貢獻於國家者，正不必論其出身，以蘇軾的胸襟的闊大，宦官果能克敵致果，何嘗不能給予讚美。

邊臣為報靈州兵敗之恥，防備西夏得寸進尺，鄜延大帥沈括，請在永樂（陜西米脂）築城，圍阻西夏。神宗詔派給事中徐禧（德占）去實地考察。

不久之前，徐禧曾來蘄水，與蘇軾見過，給他的印象是粗有膽氣，實甚疏狂，不足以擔當軍國重事；而沈括又是那麼一個好大喜功的投機分子，蘇軾私下不免憂心忡忡。蘇軾怕見這些官場人物，說話容易惹禍，但又不能放開他的關切，只得作書向滕達道探問消息：

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

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徐禧以詔使身分至邊，不顧种諤等資深邊將的反對，力讚沈括的計畫，築城永樂，上報天子，賜名銀州砦。

詎知永樂為夏人必爭之地，豈容占領，九月，西夏以三十萬大軍來攻。

永樂城被西夏兵團團圍困，而地則依山無水，軍士飢渴欲死，不久，城破，李舜舉、徐禧、李稷均陷夏人之手。神宗以手詔給西夏，他們如能保全該城官兵，當盡還已侵之地。詔書未到，李、徐等已告死難，蘇軾作〈書永洛事〉，曰：「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

綜結靈州、永樂兩次戰役，宋人死者約六十萬，喪棄銀錢絹穀，不可勝計。神宗得到永樂敗訊時，當廷痛哭，自此不飲不食，繞室徬徨，悔恨不已！因此得病，遂爾崩逝，可以說是齎恨而歿。

徐禧由呂惠卿保薦，上〈平戎策〉投機成功。以一布衣而致大用，蘇軾與他一面之交而已，於其死難後，作〈弔徐德占〉詩，比之為映門的松柏，背面的意思是當非棟梁之材，如不大用，定可終老岩壑，抱子生孫，政府「小才大用」成此惡果，至作呂惠卿責詞時，所謂：「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狂生者，即此徐禧。

蘇軾遭難以來，朝廷政局，每下愈況。

國家的老成們，依然退出在政治的權力圈外，默默無聞。如司馬光在洛陽獨樂園裡專心編撰《資治通鑑》，絕口不談國事；張方平以太子太保致仕後，健康情況很壞，息影南都，無限寂寞；以司徒致仕的韓國公富弼，家居洛陽，悠遊泉石，至元豐六年即已薨逝；文彥博雖然拜太尉，判河南，也只能邀同一輩耆老，舉行耆年會，流連詩酒，消磨時日而已 38 。即使當年那麼勇於自用，最有魄力、最有抱負的王安石，現在金陵，也只每日在鍾山道上，驢背尋詩。

這些年來，朝廷的實際政事，儘在蔡確、張惇、馮京、王珪、張璪、蒲宗孟這班政客手上，作走馬燈式的流轉。至元豐五年（一○八二）年四月，實行新官制，以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神宗詔自今以後，事無大小，統由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執行。輔臣中有人以為如此做法，中書省的權力未免太重，然而神宗不以為然。於是蔡確、王珪、章惇三人結合的權力中心中，又以蔡確為最高權力者了。完全到了「君子縮手，小人鴟張」的局面。

元豐五年（一○八二）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於景靈宮，大敕天下，各處都有起廢的恩例。六年之春，陳襄的弟弟陳章（朝請）來信，勸蘇軾活動一下，頗有希望。復書說：「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切望憐察。」

蘇軾非不熱望起復，只是目前的政治環境，蔡確當權，怎能包容蘇軾，王珪又怎能讓蘇軾出頭，遮掩他的文章光華，更重要的是蘇軾雖在謫籍，但是帝眷仍深，他是當權人物嫉忌的目標，豈有讓他東山再起。蘇軾是個死裡逃生的人，不能弄巧成拙，「多難畏人」，早已打消仕進的念頭，只想做個黃州農，但是，躬耕東坡並不足以贍養偌大一份家口，所以還須在黃州附近再置一點田地，才能夠得全家二十餘口的溫飽，這才是個「衣食重事」。

元豐五年（一○八二）三月七日那一天，他到距黃州三十里地的沙湖、土名螺螄店地方去看田。田在山谷間，當地人告訴他，這裡的田地上，播種一斗種籽，可以產稻十斛。蘇軾問：「何以如此有力？」據他解釋：此地連山都是野草，可以散水，又向來未曾種過五穀，地氣不耗，所以一發便能如此有力—— 蘇軾記住這一段寶貴的經驗之談，特別筆記下來 39 。

看完田，歸家路上，天氣突變，忽然下了大雨，他們一行，本來帶有雨具，看看無用，先已叫人帶回去了。這時候，除出挨淋，沒有別的辦法，同行的人，個個淋得非常狼狽，獨有蘇軾似乎不覺有雨，照樣安步徐行。不久，雨止天睛，他很為自己保有這份坦蕩的心懷而得意。作〈定風波〉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闋詞，是《東坡樂府》裡的名作之一，音調鏗鏘，節奏恰如潺潺春雨，平和、灑脫而且寧靜。

人生，有追求就必有失落，人如不能忘情得失，他的心便永遠平衡不了，心理不能平衡，痛苦便如風雨一樣，四面八方地包圍了你。唯有這飽經世患的詩人，在雨中舉步輕行時，他心中根本沒有晴明，所以也就無所謂風雨。人間一切變幻無常，唯有超脫物外，才能一塵不染，唯有安步徐行於大雨中的人，才能於「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地坦然歸去，有這樣個任天而動的襟懷，才令人望之如神仙。

蘇軾的意氣固然軒昂、灑脫，不過到底是春寒未盡時節，淋了冷雨，終於害了左臂腫痛的毛病，很可能是風溼，但也有人說是食物中毒，即服食丹砂的副作用。

麻橋人龐安常，雖是聾子，卻是有名於當地的針灸醫生，蘇軾病臂便去向他求治。因龐醫重聽得厲害，兩人只能筆談，寫不了幾個字，他已完全了解病因，蘇軾驚異於此人的絕頂聰明，便和他開玩笑道：「我以手為口，君以眼作耳，都該算是一代異人。」 40

兩人相與大笑，自此訂交。龐醫的針灸術確實效應如神，一針便已治癒蘇軾的腫痛；疾癒後，他還在龐家住了數日，安常治病，不要診金，獨喜書畫文物，因是同好，相談甚歡，他們還同遊了蘄水郭門外的清泉寺，飲王羲之洗筆泉的水，徜徉於蘭溪之上，作前揭之〈西江月〉詞，確是一闋明淨無塵之作，足見蘇軾之善於享受生活。

沙湖的田，沒有買成。不久，同是天涯淪落的朋友楊繪派他的弟弟慶基到黃州來與他商議同買一座莊院，以後可以合住，又介紹定襄胡家田，先佃後買，可以少付一些現款。再過若干日子，陳慥來說，郎中任其孚的兒子要賣掉荊南頭湖莊子，這莊子去府城五、六十里，有田五百來石，時值六百千，只要先付二百來千即可。……但都只是空忙一陣，沒有買成。

蘇轍在筠州，本與太守三衢毛國鎮相處甚得，國鎮主政寬和，又好吟詠，兩人之間頗得唱酬之樂。這年夏天，毛國鎮罷官歸隱，新任筠守賈蕃，彼此均無淵源，同僚的筠州通判（倅），早先與蘇轍在公事上意見不洽，心存芥蒂，至此便處處與他公開作對，要排擠他。蘇軾聽到這個消息，心裡很是不平。其時老友李常還在淮南西路提刑任上，駐舒州，筠州是其轄屬，所以寫信給他道：

舍弟得信無恚，但因議公事，為一倅所怒，日夜欲傾之，念脫去未能耳。

子由拙直之性，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見容者，然實無他耳，而人或不亮。

牢落如此，為一農夫而不可得，豈復有意與人爭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為了免與人爭，他又作了〈聞子由為郡僚所捃，恐當去官〉詩（這詩題顯然是後來加寫的），勸蘇轍不必徘徊瞻顧，到黃州來同耕東坡的好。

這首詩迴溯生平，有很多感慨。他說：我們少小為學，自有遠大的志趣，天如給我們機會，應該早已發跡，創出弘大的事業來了。誰知事實大謬不然，我們兩人舉步盡是荊天棘地，狼狠不堪。我如墮地跌得粉碎的瓦罐，不必再說了，你又何必戀此雞肋，戰戰兢兢，只怕得罪，任勞任怨，別人還不諒解，「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

然而蘇轍沒有來，他當然了解蘇軾在黃州的經濟情形，一點收入也沒有的。而他自己呢，人口眾多，生活負擔比他老哥還要沉重，單靠東坡五十畝地，怎能養活兩家人丁呢？這是一個被生活限制、無法實現的夢想，他只能忍著繼續啃這塊食之無味的雞肋。

但是，官僚社會中勢力傾軋與人身攻擊，是殘酷無情的，蘇轍本來除監鹽酒稅的本職外，還兼了筠州州學的教授，不過為多點收入而已，以一個制科出身的人兼任州學教授，不應該還有任何問題。不料毛國鎮一走，他們便指責蘇轍於州學所撰策題三道，乖違經旨，一狀告到禮部。

京中的國子司業朱服，跟著落井下石，上奏道：

諸州學或不置教授，乞委長吏選現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禮部，從本監體驗，可為教授，即依所乞。其餘舊補差教授，悉乞放罷。

蘇轍權筠州教授，所撰策題三道，以乖戾經旨，禮部言；現為教授人，侯有新官令罷。其蘇轍乞令本路別官差兼管勾。

詔可，蘇轍便落了兼差。 41

蘇軾沒有辦法，只好背出二十二年前，兄弟同在懷遠驛預備應考制科，埋頭苦讀時的宿約，希望憑此能夠打動老弟的心意。作〈初秋寄子由〉詩：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

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裌衣，感嘆執我手。

朱顏不可恃，此語君莫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

失途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

蘇軾向來有「蔑視金錢」的豪氣，而蘇轍則非常謹慎，仍然不敢造次，依然晨出暮歸，兩渡江水，忙他的鹽和酒。

十一、神宗的救贖

放逐蘇軾，不是神宗皇帝的本意，神宗漸悟蘇軾並沒有「譏訕君上」的意思，不過是執政們給異己者扣上去的一頂高帽子而已。然而宋朝傳統的臺諫制度，皇帝有必須接納諫言的義務，而新政是國家的既定政策，也不容反對議論肆行流布，基於這兩個政治之現實的情勢，神宗不得不暫時犧牲蘇軾。

蘇軾得於百日內從御史臺獄釋出，完全出自神宗的宸斷，責降處分又將他放在黃州，距離中原，並不甚遠。從整個事件的發展看，應該不會很久就有逐步起復的後命，然而這個階段，卻一拖四年有餘，這中間就必然有許多周折存在。

神宗非常欣賞蘇軾的文采，並且記得祖父仁宗皇帝得此英才時的喜悅；祖母光獻曹太后病榻上的遺言，更常常在他耳邊迴盪。蘇軾在黃州，神宗沒有遺忘過他，要等到一個適當的起復機會，才能按照程序，重新起用這位皇家重視的大臣。他的母親宣仁太后，於元祐間特地面諭蘇軾，將他從謫籍中重新起用，不次升擢的人，不是她，而是先帝（神宗）的遺意。又說：「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宋史》本傳）

蘇軾在知徐州任時，有一件「失察妖賊」的舊案，不曾了結，到他已貶黃州，才得聖旨「放罪」（免罪），蘇軾照例上〈謝失察妖賊放罪表〉。本來這種例行公事，日理萬機的皇帝可以不必看，大約因是蘇軾所寫，故亦取來一讀，當讀到：「……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這幾句時，不禁笑道：「畏吃棒耶？」 42

雖是戲言，但也見得蘇軾雖被放逐，但是他的文字，仍被皇上所喜愛。

神宗是個英明有為的君王，為要增進行政效率，幾年來反覆研討，計畫改定官制。

宋朝的行政組織，一直沿用五代舊制，以平章事為真宰相，大多是兩個席位，別設參知政事，稱執政官，則為宰相的副手。

現在，神宗決意改用唐朝的三省制。三省本置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分別統率群僚，但元豐當時，元老耆舊多因反對新法而去，而新政的首領王安石也已退休，剩著一批掛新政招牌，而以招攬政權為實的政客，實在不配當「真相」，所以新定官制，將侍中、中書令、尚書令這三個相位說是官高暫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副—— 左右僕射行宰相之事。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廢參知政事，置門下、中書二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其位。

改定官制這樁大事，於元豐三年九月間定議。神宗自安石去位後，深感繼起無人，事事都不成功，非常煩惱，躊躇再三，決意起用司馬光，附帶起復蘇軾。

一日，神宗召集宰輔，舉行御前會議。皇帝取出一幅先已準備好的「圖子」，交給時在相位的蔡確和王珪。

這「圖子」中，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上「司馬光」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名「蘇軾」。另有幾個因議新政不合而離開中樞的舊臣，各有安置。神宗皇帝隨即諭曰：

「這幾個人，前此立朝，議論雖有不同，然而都是各本所學，忠於朝廷的人，不可永遠廢棄。現在新官制將付實施，應該新舊人兩用。」

並且手指御史中丞銜位上，以堅決的口氣說：「這個位置，非司馬光不可。」

王珪、蔡確相顧失色，一時無辭可解，只得高聲應道：「領德音！」

王珪退下殿來，兀自喃喃自語道：「這事如何使得—— 總要想個辦法，死馬當活馬醫才好。」 43

蔡確的詭計是：「皇上久欲收復靈武，倘然有辦法使西邊的軍事擴大，深入敵人巢穴，假使這事情成功，則皇上轉移注意西事，必不再召君實，君實也不會應詔。」

這是一個非常巧妙的陰謀，卻是誤國的詭計。神宗久苦西夏誅求無厭，不斷的騷擾和掠奪，使宋朝民窮財盡，國力日弱，久欲一振天威，以解救沉重的財政負擔，確保國家的疆圉，司馬光老成持重，絕不會贊成發動邊釁，進行冒險的戰爭。所以說：只要迎合上意，挑起這場大火，神宗便不會召司馬光，司馬光也不會來的了。

後來果然如此，蔡確授意知慶州俞充上了一個〈平西夏策〉，加上西夏內亂有機可乘的藉口，第二年四月，神宗就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各路軍馬進討西夏了。司馬光未召，蘇軾等人也都被擱下來了。

蘇轍《龍川別志》記述此事甚詳，所下的結論則是：「自是西師入討，夷夏被害，死者無算，新州之命（蔡確流放新州）則此報也。」 44

至元豐四年（一○八一）十月間，改定官制即將頒布施行，神宗召集執政重臣至天章閣，商議「官制除目」的大事。先由執政進呈三省印，神宗說：「從前是由金鑄的，現在御寶金鑄，這可用鍍金的。」繼由執政進呈預先擬好的「除目」（任官名單），請求核定。

這次會議中書檢正官王震（王鞏的六侄）和吳雍均被召與會，擔任紀錄。神宗看了執政所擬的「除目」，諭曰：「三省密院官，暫時擱一下。」

於是從吏部以下討論起，議到太常少卿，帝曰：「這一職位，必須慎擇妥人。」以前執政屢有推薦，都不合上意，所以帝諭如此。續議禮部郎中，神宗說 ：「此南宮舍人，非其他曹官可比，可除劉摯。」

論到著作郎，神宗說：「此非蘇軾不可。」

眾人無言，過了一會兒，神宗打破沉默道：「想到了，太常少卿可除范純仁。」

議畢，皇帝面色嚴重地宣諭道：「朕與高遵裕約定，當於某日下靈武，等他捷報到來，必須大事慶賞，其時官制可行，除目可下。」

同時告誡在場諸人，絕對保密：「外人如有知此消息，定是卿等幾人所洩漏，都須負責。」又命執政嚴戒王震、吳雍守祕。 45

高遵裕是環慶經略，他在慶州打敗了西夏，又與劉昌祚合兵在距靈州百里之地，對來襲的虜軍，打過一次勝仗，一路所向無敵，直薄靈州，報稱指日可下，所以神宗有此期待。

不料高遵裕靈武之師，久圍不下，反被夏人決黃河之水直灌營地，十幾萬大軍生還者不到萬人，幾乎是全軍覆滅，高遵裕與神宗相約的捷報和神宗預備的慶賞，皆成虛願。

元豐五年（一○八二），議修國史，神宗諭示：「國史大事，可命蘇軾主編。」

王珪面有難色，神宗只得說：「如蘇軾不恰當，姑且用曾鞏一試。」

曾鞏編成《太祖總論》，進呈，不合上意。六年，曾南豐丁憂返籍，不久也去世了 46 。

派蘇軾修國史，既被王珪阻攔了，神宗又降旨要起復蘇軾以本官知江州。蔡確和中書侍郎張璪受命，王震當詞頭。公事送到門下省，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的王珪奏以為不可。明日改承議郎，知江州太平觀；官僚要反對一件事，先是推，推不掉就拖，一拖再拖，「命格不下」了。

有人很憤慨的說，這都是王禹玉（珪字）出的力 47 。這樣推諉拖託，時間過得很快，蘇軾被謫黃州，已經四年了。至元豐七年（一○八四）春，神宗不再與執政的宰輔商量，逕以「皇帝手札」，量移蘇軾汝州（河南臨汝）。

用「皇帝手札」，是萬不得已。這種特殊文件，一日手詔，常為非常的恩典，如特赦。一日御札，則為皇帝決意要辦的事，一種率直的指示，故不用四六句。這兩種特別的文件，一經頒下，臣下只能奉行，不得再議。神宗若不深惡執政的惡意阻撓，也絕不輕易打破常制，動用「皇帝手札」。

「量移」為該恩原赦，量移近裡州軍之意，算不得是起復，這也是神宗顧慮蘇軾為當前的執政大臣們所力拒，復官反而容易滋生事端，不如留待到了河南，看情形再說。

起復的第一步，以「皇帝手札」那樣特殊的措施，才告成功。元豐七年（一○八四）四月，告下黃州，特授蘇軾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一切都無改變，不過從偏遠的黃州移到京畿附近的汝州而已。告詞有曰：

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 48

這幾句話使蘇軾低徊雒誦，頓生知遇非常的感激，作〈謝量移汝州表〉，也竭盡哀慕之意。如曰：

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這份謝表，呈達皇帝御前，神宗讀後，顧謂侍臣道：「蘇軾堪稱奇才！」

但還有人在帝前媒孽道：「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如說兄弟並列於賢科，以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等語，自以為因詩詞被譴，實非其罪，毫無悔悟之意。」

神宗愣了一下，逕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

—— 言者語塞 49 。

上述皇帝告詞中有「人才實難，不忍終棄。」這一句話，使蘇軾非常感動，後來知道此文出於給事中王震（子發）的手筆，而震是好友王鞏的六侄 50 。元祐初，蘇軾為翰林學士，與子發做了翰林院裡的同僚，次韻贈詩，有：「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句，即是指此告詞，喻為黑漆寒霜之夜裡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臉上頓時透露了生氣，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十二、別黃州

拜發謝表後，全家忙著收拾行李，準備離黃。蘇軾把辛苦經營的東坡農場和雪堂的房屋、乳媼的墳墓，託給了近鄰潘丙（彥明）照看；因為蘇邁正要到江西德興去當縣尉，所以決定叫他帶了全家，稍後至湖口相會，他自己則要先往筠州去探望蘇轍和三個多年不見的侄子，詩僧參寥、丐者趙吉 51 從行。

蘇軾自元豐三年（一○八○）二月到達黃州，至七年四月離去，在此整整住了四年三個月，離黃之日，他的瘡病似乎沒有全好，所以作〈別黃州〉詩，用杜甫〈瘦馬行〉的典故：「病瘡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幃。」黃州雖是這麼窮僻的地方，但是住久了，即使一草一木，看來也不免有情，故詩續曰：「桑下豈無三宿戀，樽前聊與一身歸。」黃州鄰里、朋友，紛紛設饌話別，一個流落天涯的人，對於溫暖的人情，更易流連，作〈滿庭芳〉一闋，以當告別：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黃州郡將也設宴歡送蘇軾，循例徵召官妓侑酒。蘇軾名滿天下，照當時風氣，常被那些女孩子們求詩乞字，當此酒酣耳熱之際，他一向興致很好，醉墨淋漓，來者不拒。於是有一故事，這次侑酒官妓中，有一李琪，長得嬌小明豔，而且知書識字，不過膽小靦腆，所以，只有她從未得過蘇公的翰墨。這是最後一次機會，再也不能錯過，但等酒喝得差不多時，她從身上取下一條白絹領巾，跑到蘇軾座前，求賜墨寶。

蘇軾仔細瞧了她半晌，叫她先去把墨磨好。墨濃了，他便拈起筆來在那幅白絹上大書道：

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琪？

下面沒寫下去，他老把筆一擱，又去和別人談天說地起來，似已完全忘了這事。同席的人，看開頭這兩句，語意凡易，認為以蘇軾的捷才，也絕不至於接不落下文，大家不解何故。李琪自然最為焦急，但也不敢催問，只憋得粉面通紅，無所措手，蘇軾佯若沒事，談笑不絕，直到宴席將散，李琪忍不住，只得去他面前再拜續請，蘇軾這才哈哈大笑道：「幾乎忘了出場。」提筆續寫道：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題詩。

寫畢，大家傳觀，都為李琪慶賀。蘇軾黃州贈妓諸作，以李琪所得的褒揚為最甚 52 。

蘇軾於三月上旬聞移汝之命，隨即作書邀王齊愈過江來一敘。這封信寫出他此際惶惶不安的心事：

……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啟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嘆，計公聞之，亦淒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

蘇軾行前，武昌的王齊愈、齊萬兄弟，岐亭的陳慥都於蘇宅會集，伴送離黃。時已四月中旬了，他們一行渡江過武昌，夜行吳王峴時，忽然聽到隔江傳來黃州鼓角的聲音，一聲聲撩撥起行人蒼茫的悲涼，蘇軾默誦杜甫的詩：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

一時感情激動，不能自制，兩眼都忽然潤溼起來。但他立刻凜一凜精神，以為鼓角本身是無悲亦無喜的，一切隨著聽鼓者本身的哀樂而變化，今日多情送我，固然免不掉有點感傷，但望有生之年，還能再來黃州，這江邊的枯柳總還認識我，這黃州鼓角還當吹奏此曲，歡迎東坡居士重來。作〈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

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概，鼉憤龍愁為余變。

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真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絕意仕路的蘇軾，如果不能歸鄉，他只願重回黃州來做他的東坡老農。這心意，即使後來元祐時期，他還常常那麼懷想，〈致潘丙（彥明）書〉說：「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廢，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遍致此意。」

一行同至車湖王齊愈家，因為颱風，留住兩日，至四月十四日，坐船到磁湖 53 。

到磁湖來送行的黃州朋友一大堆，潘氏全家祖孫三代—— 潘革和他的三個兒子潘鯁、潘丙、潘原，潘鯁的兩個兒子，即是後來江西詩派的大將潘大臨、大觀；古耕道、郭遘、何氏竹園的何勝可也帶了他的孫子何頡（斯舉）同來；還有武昌的王齊愈、齊萬兄弟帶了侄子天常以及韓毅甫、宗公頤等，這一大批送客遠來磁湖，使蘇軾深為感動，和他們一一熱烈話別。

唯有陳慥，交情更是不同，蘇軾住在黃州，季常每次往返四、五百里路來看他，前後達七次之多，這回更是堅欲送他直到九江。蘇軾途中作詩贈別，回顧他們五年來的交往，感慨道：「枯松強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溼。」—— 這幾乎就是《莊子．大宗師》中「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的意思，最後，更歷憂患的蘇軾很坦白的勸季常道：

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戶謝眾客。

蘇軾又將五年間往來岐亭所作泣字韻詩，通為〈岐亭五首〉，前加長敘，留為與陳季常患難交情的紀念。

蘇軾從此就不能再到黃州來過，也從未再看過他親手墾關的東坡。

石濤畫〈廬山觀瀑圖〉

註釋

01 　《本集》，〈方山子傳〉。

02 　《本集》，〈岐亭五首〉之一。

03 　據明．都穆，《南濛詩話》，此是唐人潘闌〈夏日宿西禪院〉詩，全文為：「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雨，院靜若無僧。枕澗連雲石，窗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蘇軾記憶中，略有一二字不同。

04 　張舜民，《畫墁錄》。作者曾於元豐五年往訪黃州，見知州楊宷、通判孟震及蘇軾，所見黃州，荒涼如此。

05 　宋官吏俸祿，有一部分是以實物折價抵算，稱折支。此詩作者自注：「折支多得退酒袋。」「退酒袋」者，朝廷造酒後廢棄的酒袋。末二句詩自諷貶官至此，無補於朝廷，反而浪費俸祿。

06 　《本集》，〈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詩〉。

07 　《本集》，〈曉至巴河口迎子由詩〉—— 「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苦淚潰紙筆。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

08 　清．潘永因，《宋稗類鈔》。

09 　葉夢得，《避暑錄話》。

10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

11 　《東坡志林》。

12 　鄭景望，《蒙齋筆談》。據考：景望，名伯熊，永嘉人，官宗正少卿。所作《蒙齋筆談》，實即葉夢得巖下放言，景望僅顛倒其次序而竊為己有者。

13 　《漢書．游俠傳》；「陳遵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14 　《東坡志林》。

15 　明．周必大，《益公雜志》。

16 　蔡承禧，字景繁，臨川人，歐陽修門生，與軾進士同年。靈州戰役前，因反對以太監李憲主兵柄，被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置司楚州。黃州適屬承禧轄區，蘇軾得其照顧者甚多。元豐七年十二月，軾在泗州得承禧在任病逝的噩耗，祭文曰：「我遷於黃，眾所遠擯；惟子之故，不我藉轔，孰云此來，乃拊其櫬。……」皆實錄也。

17 　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論》。

18 　陳鵠，《耆舊續聞》。

19 　邵博，《聞見後錄》：「晁以道為余言。嘗親問東坡曰：先生易傳，當傳萬世。曰：尚恨某不知數學耳。」

20 　《本集》，〈贈王十六秀才書〉。

21 　米芾，《畫史》。

22 　《本集》，代巢谷作，〈遺愛亭記〉。

23 　洪邁，《夷堅志》。

24 　《本集》，〈日日出東門〉詩。

25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東坡響簧鐵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

26 　葉夢得，《避暑錄話》。

27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並見何薳，《春渚紀聞》。

28 　蘇詩施注引東坡手帖二則。

29 　《莊子．大宗師》篇，「藏舟於壑」那一段。

30 　後赤壁之遊，與客二人，一為道士楊世昌，固無疑矣。其另一人，則當時能從東坡夜遊者，不外郭、古、潘三人中的一個，潘丙自營酒肆，不至於有魚無酒，郭遘採藥為業，亦非江畔網魚者，所以推想為古耕道。

31 　朱翌，《猗覺寮雜記》——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多不知為何等魚，考之，乃鱖也。《唐韻》注：鱖，巨口細鱗。《山海經》云：鱖，巨口細鱗有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茍也。」

32 　趙翼，《陔餘叢考》。記吳匏庵詩：「西飛一鶴去何祥，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即據注28 所言石刻拓本，揭破東坡此一玄虛。

33 　《本集》，書子美，〈屏跡〉詩。

34 　趙令畤，《侯鯖錄》。

35 　蘇詩施注。

36 　釋惠洪，《冷齋夜話》。

37 　《本集》，西湖智果精舍，〈參寥泉銘〉。

38 　沈括，《夢溪筆談》。

39 　《東坡志林》。

40 　《本集》，〈書清泉寺詞〉。《東坡志林》。

4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42 　徐度，《卻掃編》。

43 　朱弁，《曲洧舊聞》。

44 　蘇轍，《龍川別志》、《續通鑑》。

45 　王鞏，《聞見近錄》，引用其侄王震口述，震參與當日御前會議，職司記錄之人。

46 　《宋史》本傳、《續資治通鑑長編》，邵博《聞見後錄》。

47 　《宋史》本傳、《續資治通鑑長編》，邵博《聞見後錄》。

48 　王鞏，《聞見近錄》，引王安禮（和甫）語。《厚德錄》亦載其事。

49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50 　陳鵲，《耆舊續聞》。

51 　丐者趙吉，因蘇轍的介紹，從東坡於黃州，《欒城集》有〈丐者趙生傅〉，東坡詩中屢稱為趙貧子。

52 　何薳，《春渚紀聞》，又陳岩肖，《庚溪詩話》作李宜。

53 　《本集》再書贈王文甫云：「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不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準備也。」可見其欲別還難之意。

第七章　飄泊江淮

一、廬山紀遊

蘇軾在九江別了陳慥，老友劉恕的幼弟劉格（道純）來做嚮導，與參寥一同往遊廬山。

廬山位於江西省九江縣的東南，星子縣的西北。揚子江環繞山北，鄱陽湖則在山之東南，正是襟江帶湖，據三流要會之處，形勢絕勝。而廬山本身，又是那麼怪偉，七重大嶺，連綿起伏，圓基周圍達五百里。層峰插天，使天上的雲雨反在峰岩之下，巒影山光，應接不暇。

他們從山南正面比較幽僻的那路上山，遠遠望見這座名山的氣勢，先已為此大自然的神奇所懾伏，覺得廬山是造物主的傑作，不是人類的語言文字所能描摹，讚嘆頂禮之餘，蘇軾便和參寥說：「此行絕不作詩。」

不料上得山去，山中僧俗卻已紛紛傳說：「蘇子瞻來了！蘇子瞻來了！」

在黃州寂寞多年的蘇軾，不免心動，不知不覺問破戒作了〈初入廬山三首〉之一：

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可怪深山裡，人人識故侯。

一路行去，迎面群峰，怪石崢嶸，崗巒突兀，中有一片峰巒，活像是個神情兀傲的老人，他是那樣的古怪、冷酷和陌生，蘇軾覺得這老人，不是見面一兩次就能相熟的，嘆結識不易曰：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

他走在入山的路上，還不敢相信此身真個已經到了懷想多年的廬山，他不能不把自己的驚喜寫下來，又覺得一定不為此行作詩，也實在沒有什麼道理，索性再續作一首：

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

山南當面即是五老峰，它的高度雖然不及大漢陽峰，但是氣勢雄偉，五峰複出，綿延數里，似斷還續，巒影山光之間，雲霧聚散，瞬息萬變，形成廬山有名的「雲海奇觀」。

這一僧二俗，穿雲入霧，相將入山，先到五老峰下的開先寺。

這開先寺為山南五大叢林之冠，原是南唐中主少時的讀書堂，在他即位後下詔改建的。寺內寺外，古木參天，樓臺掩映，登臨遠眺，可以望見鄱陽湖那一片浩渺的煙波。寺側有兩大瀑布，一曰馬尾泉，一曰大龍瀑。

這兩大瀑布的源頭，皆出於廬山群峰中。最高的漢陽峰巔，趵突流播，西向者為康王谷的谷簾泉，陸羽《茶經》中品為天下第一的名泉。東行者即此開先二瀑。

馬尾泉是因為漢陽頂上奔注而下的泉水，到了這個地方，崖口突然束緊，怪石嵯峨，森列流道，擋住浩蕩而下的水勢，使此一道激湍散為數千百縷的噴銀飛玉，形如披風的馬尾，故有是名。

另外一股西南方向流下來的山泉，自坡頂直注深壑，匯為大龍潭，中間掛流數十百丈晶瑩的匹練，直落霄漢，聲勢浩大，被日光照射到時，立刻呈現出燦爛金黃的顏色；這道金黃的泉水，忽被山風吹起，水飛接天，則如飛毯捲雪，在空中迸珠散玉，瞬息萬丈。春夏間山泉水大，更為壯觀。蘇軾初夏入山，來得正是時候。

他在開先漱玉亭畔，徘徊瞻望這出自青玉峽的兩大瀑流，流連不忍離去，面對如此浩蕩的流水，恍如來白天上，直落潭底，發出隆隆的水聲，山鳴谷應，令人在此造物的偉大力量之前，感到極度的震眩。蘇軾一直待到月出飛橋，看月光照映著的瀑流，益發產生另一種縹紗神祕的光彩，使這耽遊的詩人，完全沉浸於迷幻的神仙境界中，不期而然地發生了天地悠悠的出世之想。但願能夠脫離從所自來的塵世，只想手持白芙蕖花一枝，飄然一躍跳進這一片清涼而又迷茫的銀色漩渦中去。後來作〈開先漱玉亭〉，就使用近似李白饒有仙氣的筆觸，來寫他這段浪漫的意象：「……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腳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冷中。」

蘇軾遨遊山南山北，自言得奇勝之處十五、六，認為開先漱玉亭的雙瀑和棲賢三峽橋的激流為奇中之奇，勝中之勝。其餘的寫不勝寫，所作景物詩，也僅此〈廬山二勝〉兩篇。

棲賢三峽澗在含鄱口南砦，水源發自含鄱嶺，與太乙峰之水合流，經兩峰對峙，山形險惡的獅子口，形成三峽澗的急湍洪流，澗行棲賢谷中五、六里，遂至山南五大叢林之一的棲賢寺。蘇轍〈棲賢僧堂記〉說：

元豐三年，余過廬山……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又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

蘇轍寫成這篇堂記後寄給老兄，請他書寫，蘇軾欣然命筆，他說：「欲與廬山結緣，予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01 至今相距不過三年多，果然到了棲賢僧堂，可以手自摩挲堂上這方弟作兄書的石刻了。

這一路棲賢澗水，湯湯流到寺東數百步處，忽遇巨石，與水相激，驚波噴空，鳴聲震天，飛瀉而下，是名「玉淵」。 澗水南下二里許，宋祥符年間建三峽橋於此。橋身橫跨絕壑，高出兩崖之上，橋下則百尺深淵，急流澎湃，令人目眩。蘇軾作〈棲賢三峽橋〉詩，說它是：「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姻靄間，澒洞金石奏。」

四月二十四日晚，蘇軾一行到了甘泉口、石耳峰下的圓通禪院。

這座禪院曾因歐陽修來遊'與居衲禪師夜坐小亭，論道達旦，贈詩有「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句而聞名天下。這寺院也是老蘇的舊遊之地，與居衲長老亦曾相識。蘇軾來此的明日（四月二十五日），適逢老蘇逝世十八週年忌辰，他特誠齋戒恭書「寶積菩薩獻蓋」頌佛一偈，捐綵幡一對，贈與現在的住持可僊長老，為他父親祈求冥福。可傳說：「昨夜夢見寶蓋飛下，著處出火，豈非今日之兆。」蘇軾因此又作一詩留念。

繼與劉格同遊簡寂觀，後至歸宗寺，黃龍山北麓的溫泉院。

蘇軾在溫泉院隨便翻閱遊客留題的詩文，看到可遵和尚的題壁詩：

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眾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

蘇軾本有好辯的嗜癖，歡喜作翻案文章，一時興起，即題一絕於後道：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眾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其時這可遵和尚住在圓通寺裡，聽說大名鼎鼎的蘇軾續了他的題詩，大大得意起來，立刻追蹤前往，要求一見；途中聽人傳說蘇軾作了〈三峽橋〉詩，所以，待他追到蘇軾面前，就急急慌慌說道：「和尚也有一首絕句，要題在尊作三峽詩後，身上沒帶紙筆，只好讀給你聽—— 」接著便高聲朗吟起來：

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卻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嚥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

蘇軾看這和尚，那副硬攀知己的面目，醜俗不堪，自悔落筆輕率，誤惹劣僧，便疊口催促轎伕快走，不加理睬，旁觀者方大稱快，不料可遵卻大言遮羞道：「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嫉妒而去。」

可遵立刻回到棲賢寺去，要把他那首續三峽詩題上寺壁，不料棲賢寺僧正在忙著礱磨碑石，準備鐫刻蘇詩，見他那種好名若狂的樣子，罵他一頓，攆出寺門，山中傳為笑談 02 。

隨後，蘇軾來到硃砂峰下的白石庵，此是好友李常（公擇）的讀書處。公擇出仕後，將他的藏書九千卷庋藏在這庵中，稱「李氏山房」，蘇軾曾為作記，路經此處，便進去參觀了一遍，覺得公擇有那麼好的讀書地方，何苦到外面去做官，作詩寄意，勸他不如重作讀書廬山的李白。詩曰：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

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好歸來。

有一天午間，蘇軾獨自一人，徜徉於五老峰下，隨意進入白鶴觀去玩，沒想到進入觀門，但見院子裡松蔭匝地，觀中卻闃無一人，只聽見偶有棊聲丁東，出於戶內。到了這種「靜如太古」的境界，才知道司空表聖詩：「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幢高。」確如他所自許有「得味於味外」的功力—— 這一種詩人才能感受的印象，蘇軾心中銘印很深。十餘年後，身已被謫海外，看他兒子與人下棊，他還回憶此日此時的情味，作〈觀棊〉詩 03 。

他和參寥、劉格自南但徂北，一路遊賞，來至北香爐峰下的東林寺。

這東林寺原是晉朝慧遠法師的弘法道場，遠公在此組織佛教史上有名的白蓮社，弘揚淨土教義。此地有香爐、經臺、天池諸山，環列寺南，翠嵐照檻，風景如畫。寺外有條虎溪，相傳當年溪邊林藪中，蓄有老虎護衛這座律寺。遠公送客，從來不過虎溪橋，只有陶淵明、陸修靜來訪那一回，遠公送他們走時，一路講話，不覺過了溪橋，林間伏虎忽然大聲鳴嘯起來，三人相向大笑。這不過高賢傳裡一段「山林佳話」而已，與史實不合，然而寺有三笑堂，蘇軾也題過〈三笑圖贊〉 04 。

東林本為「律宗」的寺院，甫於元豐三年（一○八○） 詔改「禪席」。南昌太守原要延請寶覺禪師來做住持，寶覺舉常總法師自代。常總聽到這個消息，連夜走避，王太守傳檄屬郡，追蹤訪求，終於在江西新淦深山中找到了他，推避不得，才來廬山，東林老僧說：「遠公曾留讖記：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居道場。今符其語。」蘇軾來時，常總長老正在大事擴充院宇，修茸一新，當即招待這兩位貴賓留宿寺中 05 。

虎溪，水深石怪，春夏之間，山泉洶湧，湍流甚急。這一晚，蘇軾在枕上，就聽著虎溪淙淙的水聲，山鳴谷應，徹夜不絕。恍惚之間，他覺得廬山這片山色，豈不就是《法華經》上說的，世尊菩薩所現示的清淨法身，莊嚴妙相。若然，則這片徹夜不絕的水聲，即便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廣長舌，日夜不停地在唸著佛偈。以溪山見僧之體，以廣長舌、清淨身見僧之用。蘇軾崇敬常總長老的高潔，就將這份「東林夜懷」，作成一首小詩，贈與常總：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最後由東林長老陪往西林寺。蘇軾一路觀察山景，峰巒重疊，不但距離遠近，形勢向背，各有不同的容色，而高低起伏，姿態互異，更是變化無窮。蘇軾這幾日來，看山所得，不僅是美感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重解悟，得到了一重雋妙的見知。〈題西林寺壁〉道：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黃山谷讀了此詩後，說：「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有舌，安能吐此不傳之妙。」其實，這首小詩，千餘年來，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言，並不因為他於文學上有何特別優異的表現，也算不得是禪門的機鋒，蘇軾只是拿廬山的變化來印證一個人間的認織，然而，即此認識，便是無上智慧。

人們所見事物，往往只從自我的感覺出發，把自我的心作為衡量世間事物的標準，因此，所見事物，便無可避免的著上了主觀的色彩和感情，譬如杜甫詩說：「感時花濺淚。」只因他自己在感傷時事，所以覺得花也陪他濺淚，如由另一個登徒子來看這同一朵花，也許他所見的正是「露滴牡丹開」的好景。

所以出於我們感官上所見知覺聞的一切事象物相，並非事物本身的真實，只因人們慣把自己當作宇宙的中心，一切看法想法，都難擺脫自私的成分，即「身在此山中」這一大魔障，造成主觀的蔽錮，說是我所見的廬山，事實上只是透過廬山看了他自己。世人都以如此「自我中心」的虛假認識，作「自以為是」的價值判斷，因此造成這個現實世界中無窮的衝突與禍患。

世人在這個自我中心的籠罩下，以為萬物皆須為我，花須為我嬌豔，山亦為我作態。其實，這不是「認議」，只是我的幻覺，一旦這種幻覺破滅的時候，人類的命運，就只剩下一大堆的虛空和痛苦。

蘇軾能夠離開「身在廬山」的立場，來看廬山，便是他的絕大聰明。他能以平等心來看廬山，使我與山，山與我，一體俱化，共同成就萬物與我一體的理想生命，創造有情的世界。王國維《人間詞話》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蘇軾此日，真能觀山，他所看的，不僅是詩的山，畫的山，更重要的是大自然給他一重解悟，由這虛舟觸物的解悟，得到精神生活與大自然圓融一致的享受。

遊畢西林寺，一僧二俗，就從嶺北雲峰，灑然下山了。

二、訪弟．殤子

蘇軾謫至黃州的第三年春四月，他的老友楊繪（元素）因舉薦屬吏王永年為御史，被臺諫糾彈，貶官荊南節度副使，乘這機會曾到黃州來看望過他。當時楊繪還對蘇軾提起十年前，他接替陳襄來知杭州時，蘇軾贈詞：〈醉落魄〉中有「尊前一笑休辭卻，天涯同是傷淪落」的句子，不料正應驗了今日兩人相同的命運，成了「語讖」，相與感嘆良久。

這次遊罷廬山，還至九江，蘇軾才得到好消息：上年（元豐六年，一○八三）十一月皇帝南郊祀天於圜丘，大赦天下，楊繪亦援恩例起知興國軍，已至任所。蘇軾感念他們之間的友誼，不惜從九江原路折回到與武昌甚近的興國去看望楊繪。

然後，蘇軾一人再自興國陸行，逕赴筠州去看他的老弟。過瑞昌，自言：「溪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人舍〉詩，這時候天氣尚不太熱，旅途還算輕快。五月一日至建昌，途遇蘇轍的女婿王適（子立），再至永修，訪問了李莘（野夫）、李常（公擇）兄弟的故居，因為屋主久已不在，似已十分荒敗。當時李常已離開舒州，在京做禮部侍郎，李莘亦官於他處，所以詩說：「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思之不可見，破宅餘修竹。」他懷想故人，只是：「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徘徊不忍去，微月掛喬木。」一種朋友契闊的懷念，更加深了他在流浪中的寂寞。

到得奉新，先派人送信給蘇轍說：「已至奉新，旦夕相見。」將至筠州前，又寫了〈將至筠，先寄遲、適、遠三猶子〉那篇長詩，說他「露宿風餐六百里」，明朝雖然已可走到高安的南（蜀）江了，但是「念汝還須戴星起」，充分寫出了他當時的興奮和熱望。

距高安二十里，蘇轍等已在城外建山寺迎候著他。

蘇轍在筠州，交遊寥落，常相往來的，僅有洞山和雲庵和尚、黃蘗的道全禪師和聖壽院的蜀僧有聰禪師，在接信之前幾天的晚上，雲庵和尚夢與蘇轍及有聰禪師，三人一同出城去迎接五祖寺的戒禪師，醒後覺得奇怪，一早便來告訴蘇轍。話未說完，有聰禪師卻也來了。蘇轍迎上去，大聲對他說道：

「他正與洞山老師說夢，您，也是要說夢來嗎？」

「夜來，正夢到我們三人同去迎接五戒和尚。」有聰禪師說。

蘇轍拊掌大笑，說：「世間果有同夢的事，真是奇怪！」

過不幾天，蘇軾的送信人到了。蘇轍、雲庵二人大喜，及期，雇了竹轎，出城二十里至建山寺等他。

蘇軾到了寺中坐定，弟兄久別重逢，一時不便說話，就各將前些日子所做的夢說給他聽，不料蘇軾聽後，說出一段故事來。

「我八、九歲的時候，常常夢見自身是個和尚，往來陝右一帶。還有先妣孕我時，曾經夢見一個和尚要來我家投宿。還記得這和尚身材瘦長，瞎了一隻眼睛。」

雲庵大驚道：「戒和尚是陝西人，瞎了一眼的。晚年棄五祖寺來遊高安，終於大愚。從現在倒數上去，恰恰五十年。」

蘇軾這一年是四十九歲。大家相信五戒禪師是他的前身。蘇軾自己也很信這話，至元祐中，在京城給雲庵和尚寫信，還說：「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規，不勝幸甚。」 06

不但如此，自是而後，蘇軾常穿衲衣，甚至將朝服套在衲衣外面，穿了就去上朝。那時候，哲宗皇帝還是十幾歲的小孩，眼睛尖，好奇心重，他看得很奇怪，便問右璫陳衍道：「蘇軾襯在朝章裡面的是什麼衣服？」

「是道衣。」陳衍回答。

哲宗聽了一笑 07 。

蘇軾來了，被款待住在轍家廳堂前廂的東軒裡。

說到蘇轍的住處，比黃州的臨皋亭還不如。他剛到高安時，就住在鹽酒稅局裡，屋在江邊，常遭水淹，而且敝舊不堪；後來乞得郡守的許可，才借到部使者的府邸暫住，仍然是一所東倒西歪的破宅，他自己用木頭來支撐欹斜，土補圯缺，才勉強可住，只有廳堂外那間東軒是自己新造的，還在軒前手種了兩株松樹、百來株綠竹，算是最富情調的一間居室，現在用來招待老兄。

蘇轍在高安的生活，遠不如蘇軾在黃州那樣閒適。這鹽酒稅的差事，原來有三個人在做，蘇轍來後，另外兩個人適皆罷去，從此不再補人，一切瑣事都壓在蘇轍一個人肩上了。早晚上下班，中間隔著一條江水，都須坐船擺渡，自作詩說：「朝來榷酒江南寺，日暮歸為北江人。」已夠奔波勞苦了，何況他還必須整天坐在這市區中，鬻鹽、沽酒、秤量豬肉和魚鮮，與那些市僧販夫爭論斤兩，計較錙銖，一點休息時間都沒有，直要等到天黑了，才能收拾稅場，關門渡江回家。回到家裡後，他已筋疲力盡，昏然就睡，等他一覺醒來，天也亮了，他又得再趕到江南去做每天同樣的瑣事。所以雖然造了這間東軒，並沒有時間來享受，自言：「每旦暮出入其傍，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 08

這次蘇軾遠來，才真派了用場。

這是蘇氏弟兄黃州別後第一次重見，而且是與他全家人的合聚，他們一起可以自由自在的講眉縣家鄉土話，做家鄉點心「水餅」來吃，毫無拘束地說笑話。

蘇軾最關心的是他的三個侄子，他上次見到他們還是十多年前，時在濟南，老三虎兒（蘇遠）出生還不久。現在老大阿梁（蘇遲）年已弱冠，和老二阿羅（蘇適）都已長大得能夠高談闊論了，連這最小的么兒，也已十一歲，開筆學習作詩了。他很高興幾個侄子都已那麼長大，給他們寫「別詩」，自問中夾著甚深的感慨（〈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兩翁歸隱非難事，惟要傳家好兒子。憶昔汝翁如汝長，筆頭一落三千字。

世人聞此皆大笑，慎勿生兒兩翁似，不知樗櫟薦明堂，何似鹽車壓千里。

蘇轍的公事，無人替代，甚至端午節那天，他仍然要去鬻鹽沽酒，所以，蘇軾只得帶了三個侄子去玩了一趟大愚山的真如寺（這大愚山就是五戒和尚圓寂的地方）。

在高安，只能住得六、七天，多年的盼望，卻像天上的閃電一樣，照眼一亮便過去了。臨別時候，他勸慰弟弟道：「三年磨我費百書，一見何止得雙璧；願君亦莫嗟留滯，六十小劫風雨疾。」—— 人生途中，難免風風雨雨，只是吹打愈狂，過去愈快，勸他不要為眼前的潦倒而沮喪。

蘇軾自己，現在固然飄泊無歸，但是，一個自幼從儒家學說裡鍛鍊出來的人，怎樣都消滅不掉「求為世用」的抱負，天生我才必有用，絕不放棄拯物濟時的責任，絕不甘心使生命的意義從此失落。不過讀書人雖要求用，但是立身處世，自有原則，絕不放棄，他說了斬釘截鐵的話，要他的弟弟不要擔心他的前途：「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裡楊花雖未定，雨中荷葉終不溼。」—— 這是蘇軾可以自豪的志節，這是蘇軾形體之外壓不倒的英氣。

蘇軾從筠州折回九江，要在九江等待留在黃州的家眷，來此會合。

參寥自下廬山，也仍在九江等候，蘇軾回來後，與他共住慧日院。九江舊名潯陽，當地有一唐代著名的道觀—— 紫極宮，宋時改為天慶觀。李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太白作此詩時，也在貶謫景況中，且與今日的蘇軾，同為四十九歲。蘇軾往遊，兀自默誦著太白的原詩：「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嬾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一種時光流逝的壓迫。一種落拓無歸的際遇，使蘇軾驚訝於人生真是變化莫測，沒有可以肯定的存在，惘然和唱：「流光發永嘆，自昔非余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世道如弈棋，變化不容覆。」吐露他寥落無依的傷感。

現在天慶觀的道士胡洞微，熱烈接待蘇軾。他說：他種有玉芝，一名瓊田草，已經培養了七、八年，再過幾年，便成熟可食，吃了可以延年益壽，慨然預約，到時定當分贈。蘇軾非常感激這胡道士的慷慨—— 時光流失的悵惜連帶產生服食長生的幻想，詩人李白最豐富的那份想像，同樣激盪這半百老人的胸襟。

蘇軾與胡道士於此訂交，並將從磁湖得來的石菖蒲數本，一起託付這位道士代他培養。

蘇家全部眷口坐了大船從黃州到了九江，時將六月，參寥也要回浙江於潛去了，賦詩留別，蘇軾和作，有「到後與君開北戶，舉頭三十六青山」句，三十六峰係言嵩山，指河南府永安縣的少室山，蘇軾移置汝州，即在是地，意為約他將來更至汝州相見。

蘇轍〈次韻作卻寄邁迨過遯詩〉，有云：「邁年最長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裡。」蘇邁時將前往饒州德興縣去當縣尉，蘇軾決定先送兒子赴官，六月初九至湖口，父子二人還乘便遊了當地的名勝石鐘山。

這石鐘山就是酈道元《水經注》所記的：「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的奇景之地。

當地的寺僧使一小童陪他們父子同往，手持小斧在水邊亂石間挑選一兩處敲敲，果然發出硿硿的回音，但是蘇軾笑而不言，他一定要實地去勘察一個明白。當夜，獨與蘇邁乘一小舟到絕壁下，果然聽到山下石穴與江水相激盪，自然發出鐘鼓一樣的聲音。舟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時，又發現有一大石踞於中流，此石中空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聲音更加響亮。—— 據說：歷來遊客看過便罷，像蘇軾這樣自棹小舟，夜探水石的人並不多；他自己也很高興得此發見，寫出〈石鐘山記〉那篇有名的散文。

蘇邁須從湖口分程，自往德興，初次出仕去當地方官了，老父特為檢出一方硯臺來，親撰銘文相贈。那銘文說：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蘇軾和全家其他的人，則仍乘船溯江而南。經池州，六月二十三日到蕪湖，七月初抵達當塗。

樂全老人張方平的兒子張恕（厚之），時居當塗（姑熟），邀請蘇軾宴敘，並出家妓侑酒，不料家妓中卻有黃州舊守徐大受的愛姬勝之在內，君猷死後，她已歸了張家，不料在此相遇。

蘇軾本就非常歡喜嬌小玲瓏的勝之，也很欣賞她的冰雪聰明，在黃州時與她最熟，也寫過好多闋詞來讚美她，送過她好茶和好泉，認為只有她才配享受此物；又說過她是一個出身很好的女孩子等等，似乎有一點祕密的愛意。

這次意外重逢，王明清《揮塵後錄》，記有一則故事：

……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為蓄婢之戒。

古人本將姬妾，視同私人財產，可以隨意將她遣去或贈人，何況時在君猷身後，蘇軾沒有理由「掩面號慟」，除非他心裡還有一份難忘的舊情，面對勝之嬉笑自若，毫無情意的態度，使他借君猷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作〈西江月〉（〈姑熟再見勝之、次前韻〉）一闋以寄慨：

別夢已隨流水，淚巾猶裛香泉；相如依舊是臞仙，人在瑤臺閬苑。

花霧縈風縹緲，歌珠滴水清圓；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馬回來便面。

過姑熟堂下，蘇軾偶讀當地所印的〈李白十詠詩〉，不禁撫掌大笑道：「偽作敗露了，豈有李白作這等詩！」後來聽說王安國曾在祕閣中見過李赤集中，有此詩。赤自比李白，所以名赤，據說為廁鬼所惑而死。蘇軾說：「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09

蘇軾觀察敏銳，感覺力很強，並非完全是天賦，大部分得之於凡事認真的態度，對於浮誇、作偽的事，落在他的眼中，一點也不肯含糊，亦不肯人云亦云。遊石鐘山，他對那出於自然的天籟，非拏舟夜探，尋出根柢不休；姑熟十詠偽詩，他不肯讀過拋開，悻悻於贗物李赤；遊廬山，在陳令舉的《廬山記》中讀到徐凝的〈瀑布詩〉，非但訾為「至為塵陋」，更討厭他偽作樂天詩稱羨此句有「賽不得」的這種謊話，不惜作詩痛罵：「……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 這些都是小事，然而十足表露蘇軾求真求實的真性情。

蘇軾在當塗，往訪詩友郭祥正（功甫），這郭功甫於熙寧年間即以殿中丞致仕在籍，不大樂意做官，而以詩名，梅聖俞推譽他為「太白後身」。

蘇軾在郭祥正醉吟庵裡喝酒，酒後興發，索筆濡墨，就在他家髹漆屏上，畫了一幅竹石，醉墨淋漓，大氣磅礡。祥正無意得此，喜出望外，立刻送他兩支家藏的古銅劍。蘇軾復詩為謝，才將何以當時有非「揮灑雲煙」不可的衝動，解釋出來道：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涴壁長遭罵，不瞋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

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鋩，劍在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蘇軾寫字作畫，大抵都在醉後，這是他自不諱言的癖性，生活中激越起伏的情感與藝術衝動相結合，借著痛快的筆墨，發洩他的感情，所以，此詩是蘇軾畫論的基礎，此畫則是蘇軾盤鬱胸中的塊壘。

人在世間，處處受著束縛，步步似有荊棘，聰明過人，才氣愈大者，他所感受的壓迫，當然也更深更重。鬱悶無聊到極頂的時候，唯有借著酒醉，才能脫出塵俗世網，把自己暫時解放一下，所謂「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即是此意。酒精的力量，是一種刺激，能使平常人可以借此灌夫罵座，可以醉後痛哭，而藝術家者，則以筆墨這種工具，以藉醉得全的天真，寫出他沉積胸中的塊壘。滿紙淋漓的醉墨，往往是詩人無所皈依的沉哀，「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都一樣是精神發洩的產品，都一樣是性靈的呼號與怒吼。

蘇軾這幅郭家漆屏上的醉畫，在他的朋友中印象很深。蘇軾歿後，黃魯直於崇寧元年在荊南作詩曰：「郭家髹屏見生竹，惜哉不見人如玉……」李端叔（之儀）更深入了解此畫作者當時的心境，次韻詩曰：「大枝憑陵力爭出，小幹縈紆穿瘻石。一杯未釂筆已濡，此理分明來面壁。我嘗傍觀不見畫，只見佛祖遭訶罵。人知見畫不見人，紛紛豈是知公者。」畫中重要的是作畫者的精神，不是筆墨。所以端叔看這畫，竟然不見畫面，但看入畫裡的「芒角」和「槎牙」，而為之震慄：「汗流几案慘無光，忽然到眼如鋒鋩。急將兩手掩雙耳，河海震動雷電吼。」 10

一個慣弄筆墨的人，無不講究使用的工具，癖好文房用品，蘇軾更不例外。黃州文化落後，苦無筆墨，作詩說：「我貧如飢鼠，長夜空咬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所以一旦身還江淮，到了當塗，他即熱烈尋求僅次於廣州端石的歙硯。不料他又遭遇了一次小型「筆禍」。

蘇軾曾作〈鳳咮石硯銘〉，中有「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句。其實龍尾是歙硯中的上品，曾為南唐李後主所愛用，石質緊密溫順，扣之聲如玉振。所以歙人認為他的品評不公，便賭氣說：「您既自有鳳咮，何必再求龍尾。」

當地的奉議郎方彥德，家藏一方龍尾大硯，他說：「閣下倘能作一詩，稍解前語，即當將此大硯奉贈。」

蘇軾果然作了〈龍尾硯歌〉，得到了這方歙硯；又將郭祥正送他的銅劍換了張近（幾仲）的龍尾子石硯。

唐坰送他張遇墨半丸，張過是李廷珪、李承宴後一人，蘇軾珍視之為「烏玉玦」。老朋友孫覺（莘老）上年與李常同時被召至京，任太常少卿。初入經筵，例有文房之賜，莘老不善書法，佳墨名筆對他都無用處，便轉送了蘇軾，蘇軾得到，不啻貧兒暴富，作詩四首為謝。蘇軾此時，漂泊江淮，窮無所歸，卻亟亟於求硯弄墨，說是個人的愛癖，也只有深懷藝術感情的人，才能有此近於沉迷的嗜好。

然而，蘇軾全家這段長江上的旅程，恰在六、七月間鑠火流金的大熱天，日曬船蓬，水蒸炎暑，生活在這小小船艙裡，長達兩個月，怎不人人生起病來。最先病倒的是王夫人，〈與袁真州書〉：「某到金陵一月矣，以賤累更臥病……殆不堪懷。……」他自己的瘡毒也復發了，〈與文玉帖〉說：「某到金陵，瘡毒不解，今日服下痢藥，羸乏殊甚。……」 11

在這種情形下，身體的抵抗力很重要。老年人抵抗力弱，所以病了，初生的嬰見，抵抗力更弱，侍妾朝雲所生的遯兒，還不滿十個月，禁不住溼熱夾攻，於七月二十八日一病殤於金陵舟次。

老年喪子，本是人生一大苦事，蘇軾痛悼不已，只歸咎於自己的惡孽，連累了這個孩子，不得長大。親自將他抱去金陵埋葬，葬後，雙手空空回來時，一路上禁不住老淚縱橫起來。

朝雲，這個失去愛子的年輕媽媽，更是整日整夜，只伏在床上痛哭，遯兒是她唯一的命根子，口口聲聲要和這個孩子同去。突然失去嬰兒吮吸的乳房，脹滿了乳水，溢流出來，溼透了床褥，他穿的小衣裳，還掛在衣架上，令人觸目心傷。—— 蘇軾沒有辦法安慰她，作〈哭子詩〉曰：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期觀所好，蹁躚逐書史。搖頭卻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臥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蘇軾很奇怪，人生夢幻一場的了悟，早有認識，何以事到頭上，仍然一點都想不開，嚙心的痛苦絲毫解脫不得。正如平日儲藏藥物已如山積，一到疾病上身，仍然覺得無藥可醫，聽任這把「恩愛」的利刃，來切割老人的肝腸。

蘇軾只想大哭一場，把所有的悲哀一齊發洩掉。

三、金陵謁荊公

王安石於熙寧八年（一○七五）二月，東山再起，復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年四月，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再度拜相。這時候，神宗對他雖然敬信不衰，但政治大環境，對他先已造成的「親友盡成政敵，謗怨集於一身」的情況，並不因為中間稍稍間歇，而有任何改善。另一意外，他的還朝，反而見忌於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呂惠卿，認為安石再相，擋了他的錦繡前程，遂欲力閉其途，只要可以為害安石的，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利用獻流民圖的鄭俠獄案，陷害安石之弟安國。更將安石給他的私書，中有「無使齊年（指馮京）知」、「無使上知」語者，密呈神宗，動搖皇上對他的信心。安石一則痛心於他的新政設施敗於群小之手，事功渺不可期；再則又很悔恨於「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遊之厚。」失望之極，屢屢上章求去，無奈神宗總是不許，甚至詔令「勘斷來章」，以示挽留的堅決。

不料再相的翌年，安石最得力的長子王雱（元澤），竟以三十三歲的英年，忽患背疽而死。遭遇如此，安石悲傷不堪，萬念灰滅。決心擺脫政柄，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蕭然歸隱金陵。

一個政治家，一旦從熱烈的政治生活中冷靜下來，不免回顧生平，牽扯出種種前塵往事，常為自己作下一個殘酷的結論。安石自嗟這一腔救國救民的抱負，何以竟不為當代的先達和老成所接納，血心創造的種種新政設施，又不能獲得大部分正人君子的合作，孤軍奮鬥勉強打定的一點新政基礎，而又後繼無人，是不是他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無情的東流，將來歷史上又將如何描畫他呢？他不能為同時代的人所暸解，怎能避免後人的曲解或歪屈，一向強硬的安石，也不禁惶惑起來，一種突然產生的孤高的寒意，侵襲著他，一種無助的失落的悲哀，淹沒了他。當時所作七律一章，意境竟已非常蒼涼：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黮闇港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

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不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安石原來有皇帝詔賜的一座宅邸，在金陵白下門外七里，距鍾山寶公塔亦七里，故名「半山」的地方。雖是退休宰相的宅邸，周圍卻不築設圍牆。門下勸他，居室如此暴露，未免太不安全，他但笑而不答。每日騎匹野驢，帶一兩個隨僮，漫遊金陵各處山水名勝，南朝遺留下來的許多佛寺，逐一都有題詠，幾年下來，倒已積存了很多詩稿。

後來，這位孤獨的老人，不幸又害了一場大病，病後，精神體力更加大不如前，覺得自己要這空蕩蕩的大宅邸，實在沒有用處，便把它捨作佛寺—— 名曰：「報寧禪寺」。他則隱居鍾山，閉門卻掃，平常不大出門。到蘇軾自黃州至金陵時，安石已經在此閒居八、九年了。

當年的現實政治，曾使王、蘇二人，隔閡甚深，誤會重重，但至罷政閒居以後，蘇軾已在黃州，安石對於這位後輩的才氣、學問和品格，卻又非常欣賞起來。凡遇有從黃州來的人，他必定要問：「子瞻近日有何妙語？」

有一次，有人告訴他說：「子瞻宿於臨皋亭，夜半醉夢而起，作〈成都勝相藏記〉一篇，得千餘字，一氣呵成，寫畢，才點定一兩字而已。現有抄本在船上。」

安石即請人取來。其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這花甲老人，便站在屋廊簷下，就著薄暮微光，展卷細讀，喜見眉宇。

「子瞻，人中龍也。不過這篇文章中，卻有一字未穩。」老人讀畢，慨然言道。

「願意聽聽您的高見。」

「文中日勝日貧那一句，不如說如人善博，日勝日負。」

這話後來傳到蘇軾耳中，他也禁不住拊掌大笑，認為荊公確是知言 12 。

蘇軾一到金陵，即遭殤子之痛，還來不及去晉謁荊公，荊公卻已野服乘驢，到江邊來看他了。

蘇軾不及冠帶，出船迎揖道：

「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

「禮豈為我輩設者！」安石灑然笑答。

這兩位個性不同，但是一樣偉大的人物，不論從前身在政治漩渦中，曾經有過若干是非，多少磨擦，而今事過境遷，金陵重見，則兩人都已退出了那個混亂而又充滿喧囂的政治舞臺，彼此皆是臺下的閒人了，回首前塵，恍如噩夢。現在，悠遊林下的王安石，得以一代才人來看待蘇軾，蘇軾則以前輩敬視荊公，無拘無束地晤言一室之內，不覺都有快慰平生的喜悅。

王安石與蘇軾，二人間另有一件微妙的關合，為兩人的生、死、出身，都在同一年歲上。安石生於天禧五年（一○二一），蘇軾生於景祐三年（一○三六），年齡相差十五歲。安石成進士於慶曆二年（一○四二），蘇軾為嘉祐二年（一○五七），同為二十二歲登第，前後相距也是十五年。最後一點，則在當時兩人都不自知的，安石薨於元祐元年（一○八六），蘇軾卒於建中靖國二年（一一○一），享年均為六十六歲，辭世先後也差十五年，可謂巧極。

蘇軾約期來謁的前一晚，安石和幾個門下客閒談，他問「動」「靜」二字，應該怎樣解釋？門客回答的話，拖拖沓沓數百言，還沒解說明白，安石不能滿意，便說：

「等子瞻明天來時問他。」

後來拿這題目問蘇，蘇軾應聲答道：

「精出於動，守神為靜，動靜即精神。」

安石為之擊節稱嘆 13 。

蘇軾在黃州作雪詩，有「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句，別人都不知典故出處，他二人談到這詩時，安石說：「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眼目為銀海，閣下使的是這個典故嗎？」蘇軾大笑稱諾。退後，對安石門客說：「學荊公者，哪有像他這樣博學的啊！」 14

荊公叫蘇軾口誦一篇得意的近作，他親筆寫了，送他作紀念。又自誦詩叫蘇軾寫贈自己 15 。

他們兩人，接連數日，朝夕相見，飲食遊玩，都在一起。金陵太守陳睦（和叔）陪伴他們同遊了蔣山諸寺，安石的門客段縫（約之）、葉濤（致遠）、陳輔之等共與遊宴，大家都很愉快。

老年人經歷世故，大抵都會歡喜史學，安石和蘇軾於縱論詩文之餘，不知不覺就把話題轉入治史這條路上去了。安石認為蘇軾是蜀人，平生蹤跡又遍歷中原和荊吳諸地，是重寫三國史的理想人選，便鼓勵他乘現在有時間來擔當這一任務。安石說：「歐陽修作五代史而不作三國志，實是可惜，現在應該由你來做。」蘇軾堅辭不敢，說：「作史我不內行，願舉劉道原（恕）自代。」 16

從覃心著作又談到安定生活的重要，安石就舉自己舊作〈讀蜀志〉一詩為證，他說：三國的劉備曾對許汜說：「人該憂國忘家，不應求田問舍。」安石不以為然，曾作翻案文章曰：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因此，又勸蘇軾就在金陵買點田地，尋所住宅，先把生活安頓了，然後才能讀書治學。安石這番意思，非常明白，他希望蘇軾留居金陵，和他作伴，蘇軾也為之非常感動，作〈次荊公韻四絕〉中，有一首是：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蘇軾面對這偉大而又孤寂的老人，想起「逝者如斯」又不可追的過去時候，有許許多多可以後悔的地方，所以說：「從公已覺十年遲。」這是蘇軾真誠的懺悔之辭，是他經過御史臺獄的鍛鍊，經過黃州五年，沉痛的反省之後，才說得出來的真心話。荊公得此詩後，也很感動，惘然道：「十年前後，我便不廝爭。」

蘇軾在金陵逗留期間，聽從安石勸告，開始訪求田宅，可惜匆匆不得遇合。後來，他的忘年老友河南王益柔（勝之）奉命來替陳睦接知江寧，就又陪他再遊蔣山，賦詩中提到荊公捨宅作寺的事，有言曰：「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安石聽說蘇軾有此作，急命取讀。當他唸到「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句時，不禁拍案叫絕道：「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 17

五言詩是安石最擅的勝場，蘇軾評荊公詩，說過：「荊公暮年詩始有合處，五字最勝，二韻小詩次之，七言詩終未脫晚唐風味。」歷來論詩者，公認是確當的評論；所以，作五言長詩而要博王荊公的拍案稱賞，確是不易。

王益柔就任一日，即又詔移南都。時已八月，蘇家泊舟為宅，終非久計，只得辭了荊公，八月十四日與王益柔聯舟同往儀真。

蘇軾別去，安石對人長嘆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離開金陵的翌日，蘇軾即在舟中作書上荊公，曰：

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經宿，悵仰不可言。……

蘇軾回想熙寧年間的荊公，懷抱一腔救國的熱忱，執持理想，那一份邁往直前的勇氣，也著實足以令人敬佩。曾幾何時，如今只剩是個衰病而又孤獨的老人，驢背行吟，蹀躞於鍾山道上，不禁付與無限的同情。

在金陵，因為王夫人病須調治，住了一個月，然後到了儀真，得到真州太守袁陟（世弼）的幫忙，先把家眷在儀真學舍裡寄住了。繼在儀真探問可買的田莊。蘇軾從黃州來，手頭非常拮据，只能託人賣掉京中的宅第南園，可得八百餘千，等錢來買這邊的田宅，以便歸隱，與子由書：「稍留真，欲葺房緡，令整齊也。」即是指此。

蘇軾與秦觀在金山聚首後，因他新舉進士，特再為他上書荊公：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清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父不難矣。

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熟知其人。……才難之嘆，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稍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

荊公希望蘇軾卜居金陵，可以作伴，而蘇軾留在儀真二十餘日，買田未成，似乎沒有這個緣分，但是，即使成功，為時也已太晚，別後不到兩年，荊公即已病逝金陵，永別人間了。

四、求田問舍

蘇軾將離金陵，消息傳來，老友滕元發已奉恩詔：「起知湖州」，他赴任行程中，必可便道相見，立刻專函告以行止，約在儀真或揚州一晤。書曰：

自聞公得吳興，日望一見於中途，而所至以賤累不安，遲留就醫，竟失一嬰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十四日決當離此，真州更不敢住，恐真守堅留，當住一日，不知公猶能少留以須一見否？死罪！死罪！若到揚，聞公猶在，亦須輕舟往見也。

滕元發是到黃州來看過他的老友之一，那是元豐四年（一○八一）正月間，他從池州徙官安州時事。六年冬，罷安州任，到京師去，兩人又約好在岐亭相見，不料蘇軾去黃陂接他，元發卻道出信陽，錯失交臂。元發那次晉京，被人中傷，扯入妻黨的一個大逆案中，幾為小人所殺，因此責降筠州安置，當時他有一篇〈辯謗引疾疏〉稿，專人送請蘇軾改定。蘇軾認為「引疾」不大妥當，替他改作了〈辯謗乞郡狀〉。狀上，神宗悟到元發是被人誣陷的，所以有這次起知湖州的新命。元發是范文正公（仲淹）的外甥，秉性豪邁，不但歡喜談兵，尤擅實地作戰。生得軀幹魁梧，姿度雄爽，據說每當他殿前奏對完畢，退出去時，皇帝一定目送其行，是個美麗的偉男子。

蘇軾在儀真安頓好了家眷，即乘船往金山去會滕元發，不料船至中途，元發已乘小舟，破浪來迎—— 蘇軾將這別後重見一瞥間的印象，書寄賈收說 18 ：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看似一番沒要緊的話，其實是長時期被湮埋在塵下，滿眼盡是凡庸，如今耳目突新的一種感慨。兩人四年不見，執手涕下，蘇軾於金山別後寄書道當時的感受，有曰：

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

元發對蘇軾竭力稱頌神宗皇帝的仁慈和念舊，勸他先把從前所作文字的刊印書版，一律燒燬，以示悔改，然後上表請求改定一個謫郡，極有可能獲得恩准的。蘇軾聽了為之心動，決定於十月間赴揚州會過呂公著後，照計拜表乞請。

同時，秦觀和潤州太守許遵（元沖）一同來了。師弟二人，災後重見，感慨萬千。就在此時，他為秦觀寫上荊公的第二書，要求荊公提拔這個青年才俊。

且說金山位於京口長江最寬闊處，所謂江心一峰，水面千里，簡直與海無異。而山在江中，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所以又稱浮玉山。金山有一極大叢林，始建於東晉元帝時。梁天監四年，武帝曾在該寺修建水陸大法會，稱金山寺。宋真宗曾經夢遊此山，慶曆八年遭火災，由瑞新禪師發願重建，曾鞏為作碑記；元豐中，寶覺禪師住持該寺，造「至遊堂」，蘇軾為作堂記。

蘇軾此來，住持金山的，即是前在廬山歸宗的，蘇軾送他「怪石供」的了元禪師，這了元也即後來賜名「佛印」的佛印和尚。

了元要代蘇軾買田京口，並且要買與金山寺廟產鄰近的田畝，即可便代照管，蘇軾非常感激他的好意，此時卻又發現了京口的蒜山。山在江上，山上有一片松樹林，風帆歷歷，盡收見底，視界非常廣闊，與黃州臨皋亭頗有相似之處，蘇軾認為是築屋卜居的理想地方，作詩向了元要求：「蒜山幸有閒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後來蘇軾決定居住常州宜興，這話遂無下文。

蘇軾絕意仕進，到處求田問舍，本來預備終老黃州，所以涉湖看田，楊繪為他介紹定襄胡家田，陳慥為他接洽荊南頭湖的莊田，後來詔移汝州，便此作罷；至金陵後，尋田於金陵、儀真，至與滕元發商議決定向朝廷乞住常州後，更欲買田京口，均無遇合，蘇軾很是失望，有段記事說：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詢，終不可得，豈吾道之艱，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19 。

幸而在儀真時，遇到了他的進士同年蔣之奇（穎叔），蔣是宜興人，現任江淮發運副使，置司真州。他們是少年時代的朋友，知道蘇軾求田常潤，記起及第當年，在瓊林宴座上，兩人戲約將來退休，定當一同卜居陽羨的舊話，所以立即派人到他家鄉宜興去代蘇軾尋田。蘇軾感謝他的熱心，〈次韻蔣穎叔〉詩說：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

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豈敢便為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

之奇終於替他找到了宜興的賣主，蘇軾便從金山到宜興去看田。田在深山中，距城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田主姓曹。蘇軾於九月底到了宜興，訪問了縣令李去盈，借到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寄寓了，由一單姓秀才陪同，親往黃土村田上去步量，大約一年可有八百石穀子的收成，足夠全家生活了。

地主曹家酒食相餉，告訴蘇軾這種土酒名叫「紅友」，蘇軾笑道：「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 官廷內庫法酒，例用黃羅封冪，謂之「黃封酒」。看似一句笑話，卻充分流露了對於政治生涯的厭倦 20 。

蘇軾終於買定了宜興這段田地。將來還想買一小園，自種柑橘。十月初二宜興舟中作〈楚頌帖〉，略曰：

……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 21 。

退休後住在許昌的范鎮（景仁）招他住到那邊去，蘇軾說：「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簑衣篛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復書婉謝：「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荊渚（宜興）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

王鞏邀他住到揚州去，蘇軾告訴他已買了宜興田，並說：「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

蘇軾不曾想到他所買下的這段田地，日後為他招惹了不少麻煩。曹姓業主賣田後，卻來詐賴，誣告到官府，蘇軾移牒本路轉運使，請求秉公處斷，事經轉運使查實，曹姓賣主也招服了確是「非理昏賴」，斷歸蘇軾，但已拖賴了七、八年田租，蘇軾時已在京服官，「愍見小人無知，意在得財。」不願與他計較，仍許曹姓照原價收贖。這曹姓本圖詐賴，並無能力贖田，也就無事了，後來卻被御史黃慶基抓來作為誣諂蘇軾侵漁民田的罪狀，專章彈劾，時已元祐八年，真是動輒得咎，無往而不被誣罔 22 。

蘇軾買田事定，自宜興再還京口，遇到故人王介（中甫）之子王沇之（彥魯），沇之官國子直講時，因故得罪，亦在貶謫途中。講起其父王介，不免勾起一連串的舊人舊事，蘇軾慨然說道：

「自天聖以來至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總共只有十五個人。在我登科之前，已經亡故五位，當時存世者，除我之外，僅有富弼、張方平、錢明逸、吳奎、夏噩、陳舜俞、錢藻，和令尊中甫先生、舍弟轍等九人。

其後十五年間，令尊、錢明逸、吳奎、陳舜俞又先後謝世；又八年至於今日，十五人中只剩了張方平和我兄弟三人而已。

不但人物凋零，現在連制策這一科名，也被那呂惠卿廢了。……」

一種人事滄桑的迷茫，一種生死存亡的悲哀，激動在這老少兩代之間，不禁相持涕泣。

蘇軾作〈王中甫哀辭〉，卻又很豁達的想開了。人，無論賢愚貴賤，死亡是一律公平的，覺得自己這無端的感傷，非常好笑。詩言：「……已知毅豹為均死，未識荊凡定孰存；堪笑東坡痴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於是，由京口渡江，十月十九日至揚州，謁見知揚州軍州事的呂公著，請教過這位富有政治經驗的前輩後，即於十月十九日自揚州拜發。

第一次的〈乞常州居住狀〉，略曰：

……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已至揚州，而貲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田業，可以為生，犬馬之憂，飢寒為急。竊謂朝廷至仁，既已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特許於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論報，有死不回……

公著設宴款待這位遠客。他是前朝名相呂夷簡的公子，與歐陽修同輩的人物，向以沉默寡言、態度矜重出名。蘇軾在此嚴肅的前輩面前，當然也沒有高談闊論的機會，這頓飯吃得非常沉悶，蘇軾竟在席上打起盹來，筵前歌妓在唱：「夜寒斗覺羅衣薄。」突然驚醒了的他，喃喃自語道：「夜來走卻羅醫博。」一臉惺松睡態，惹得筵邊群姬，無不慝笑 23 。

幸而酒罷，公著陪他去後園散步，有個歌姬拿出一把團扇來求他題詩，他才在揮毫落紙的興頭上，一消胸中悶氣。

蘇軾既已拜表乞居常州，也就中止了汝州的行程，與杜介訪竹西寺，十一月間至高郵，訪問秦觀，在秦家盤桓了好幾天。直到他至淮上將去泗州時，秦觀又趕來渡口送別，飲酒淮上，作〈虞美人〉一闋贈別：

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於淚。誰教風鑑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

蘇軾既渡淮河，經山陽來到泗州（安徽盱貽），其時已經歲云聿暮，一年將盡，蘇軾便會同家人，留在泗州度歲。

蘇軾自離黃州，這大半年來，帶著一家人東奔西走，從來沒有安定過一天，也著實是風塵勞苦，需要休息。所以在泗州，最使他快活的事情，是十二月十八日到雍熙塔下，和尚開的澡堂裡，洗了個痛痛快快的熱水澡。蘇軾作〈如夢令〉兩闋，凡有浴池洗澡經驗的人，必會覺得非常有趣，而且好像「擦背」這個行業，在宋朝由寺院經營的浴室裡就已經有了。錄詞如下：

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自淨方能淨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為人間一切。

除夕那一天，蘇軾的親戚，現任淮東提舉常平的黃寔（師是），乘船來到泗州，泊舟汴口。時正大雪紛飛，偶在船頭遠遠望見有個人很像蘇軾，策杖立在對岸，似在埠頭等人的樣子，過來招呼，果然是他，兩人握手言歡，黃寔回到自己船上，取了揚州廚釀二樽，雍酥一奩送到他的寓處來。蘇軾得此卒歲，全家都很高興 24 。作〈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大表雪中送炭的情味。今錄其一：

暮雪紛紛投碎米，春流活活走黃沙。舊遊似夢徒能說，逐客如僧豈有家。

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生花。使君夜半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蘇軾在泗州，數遊南山（都梁山），一次是和三十年前鄉中舊友劉仲達同遊的，話舊感嘆，因而有「三十三年漂流江海……」那闋〈滿庭芳〉之作。最好笑的，是泗州太守劉士彥陪他同遊的那一次。倦遊歸來，蘇軾作〈行香子〉一闋，原是很平常的紀遊之作，全詞如次：

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時，人語笑，白雪閒。飛鴻落照，相將歸去，澹娟娟、玉宇清閒，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不料最後幾句話，卻惹得這位劉太守大起恐慌。他是一個道地的山東侉子，出身法家，膽小如鼷。一聽到這闋詞中有「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這幾句話，嚇得不得了，趕來謁見蘇軾，苦苦央告道：「知有新詞，您老名滿天下，此作不久便將傳誦京師，依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何況我是州官。」

這老實人竭力懇求蘇軾趕快把這首詞藏起來，切勿示人。蘇軾對他笑道：「軾一生罪過，只為開口，而且都不在徒刑二年以下的。」 25

元豐八年（一○八五）的正月初四，蘇軾便離開泗州，要到南都去謁見歸老林下，衰病不堪的樂全老人張方平。

五、南都來去

元豐八年（一○八五）新正，蘇軾在泗州，得到消息，他上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揚州拜發的〈乞常州居住表〉，投入主管章奏的官署，他們「拘執微文」，即是挑剔文字上的小毛病，藉為口實，不肯轉呈。蘇軾於是改寫一狀，派遣專人入京投遞，這第二次寫的表文，首尾比較詳盡，比較哀戚，中間文字無大變更，如言：

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敢復以遲暮為嘆，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都）以來，聽候朝旨。

蘇軾忙著買田宜興，乞居常州，並蘇轍則於十二月間奉詔移知績溪縣，在這年前年後的時間裡，兄弟倆分在兩路各奔前程。蘇轍是乘舟出筠江，過南昌登滕王閣，除夕夜是在鄱陽湖上度過的，新年他在廬山。蘇軾除夕是在泗州，過年後才到南都，其時蘇轍已至績溪縣任。哥哥是無可奈何，只想安於江湖，弟弟則幸已離開了那個遭人排擠的環境，從江西去安徽做「百里侯」了。

蘇軾二月至南都，是張方平退休後第三次來謁。

樂全老人張方平（安道），是第一個識拔蘇氏兄弟，將他們推薦給歐陽修，得到這文壇盟主的揄揚，至於今日，飲水思源，蘇氏兄弟對他一直敬禮不衰。尤其蘇轍自中制科後，且曾多年追隨方平做事，關係更加親密。

元豐二年（一○七九）七月，張方平以太子少保致仕，一直家居南都（河南歸德），蘇軾遇有機會，一定要抽出時間來，遄程去看望這位息影林下的長者。在張方平家居的十五年間，蘇軾親謁樂全堂有六次之多，除出最後一次弔祭者外，盤桓把晤，相得甚歡。這老人視蘇氏兄弟如自家的子侄，非常關心他們的事情。

蘇軾詩獄案起，方平雖已退休，不顧一切，以三朝元老的地位竭力營救，恩誼深重，在這兩弟兄的心中，感激懷念不盡。

所以，蘇軾脫禍歸來，晉謁樂全老人，是預定行程中的一件大事。正月初四離開泗州，逕往南都，就寄居在樂全堂中，為老人作伴，住了將近兩個月。

這時候，張方平已經七十九歲了，兩目昏闇，幾已失明，平居精神好的時候，蘇軾陪他談談疾病、醫藥、服食養生，以及作夢之類，老年人通常歡喜的話題，也是蘇軾向來留心，頗為內行的學問，談得津津有味。他們之間，誠如蘇軾所謂「有契于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那樣的和諧與親切 26 。

因為方平病目，所以他家聘有私家眼醫王彥若，擅於鍼治目翳，技術超絕。蘇軾在黃州時，久患角膜炎，未曾完全治癒，趁這個機會請王醫診治了。在那個時代，用器械割治眼睛裡面翳膜這種外科手術，簡直是駭人聽聞得要使人人「縮頸走避」的奇事，然而蘇軾聽了王醫一番解說，非常佩服，寫下〈贈眼醫王生彥若〉一詩，對這冷僻怪異的題目，居然引經據典，說得頭頭是道，有莊子「庖丁解牛」的風味 27 。

李薦聞知蘇軾已抵南都，即自穎州陽翟遄程前來謁見。

方叔的父親李惇（憲仲），是蘇軾的同年，雖然生前並不相熟，但知道這人「賢而有文」，不幸早逝，身後蕭條，家境非常貧困。李薦向蘇軾講述這些年來的景況，說起：「我祖母邊氏、前母張氏、生母馬氏和先君的柩木，都還未葬；恁使怎麼窮困我也不敢沮喪，然而四喪未舉，真是死不瞑目。」說到傷心處，流下淚來。

蘇軾聽了，心裡很難過。恰巧，他有個從前在徐州交好的朋友梁先（吉老）聽說他快要回常州去了，送了十匹絹，一百兩絲的「程儀」來，蘇軾推辭不得，就收下來全部轉送了李廌，又作了一篇〈李憲仲哀詞（並敘）〉，結尾幾句是「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 ；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希望認識李憲仲父子的人，都能慷慨解囊，幫助他完成這件葬親的大事。

張方平老病學佛，蘇軾來，授以《楞伽經》，交他三十萬錢託代翻印布施於江淮間，以弘佛法。

蘇軾後來聽從了元的意見，「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所以不惜工力，親自鈔寫經文，叫人到杭州去尋了刻工來，雕刻書版，藏於金山寺中—— 但是書版亦有兵燹水火之災，世間真無常住的東西。

蘇軾在南都，住不到一個月，即元豐八年二月，朝廷告下，准了他的申請：「仍以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團練副使、不得簽書公事，常州居住。」

得此，即免道路奔波，再去汝州，猶是小事，而常州住家，原是多年來的願望，一旦竟然實現，其使蘇軾欣喜欲狂。離開黃州時，曾作〈滿庭芳〉一闋為別，現在則「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

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峨。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

無何何處是，銀潢盡處，天女停梭，問人間何事，久戲風波。顧問同來稚子，應爛汝、腰下長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縷掛煙蓑。

蘇軾身經大難，不能不相信命運，現在只希望這一場生命裡的逆流，都已過去，祈禱上蒼，從此船頭轉向，長風萬里，莫要再起風波，讓他得在常州這樣美好的地方，平平安安度他劫後餘生。

從此，蘇軾心裡充滿了寧靜和幸福的喜悅，有〈春日〉一詩，極可體味他此時閒適的心情：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窗潑眼明；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

蘇軾過著隱士一樣的生活，唯一遺憾的是「君恩未報」，萬萬料不到這回「放歸陽羨」，已是神宗皇帝對他最後一次的恩澤，一個月後的三月初五戊戌，這位三十八歲，英年有為的皇帝，忽然龍馭上賓，駕崩福寧殿了。

南都密邇京師，三月初六日，蘇軾已聞遺詔，立即舉哀掛服。回念神宗對他的知遇，對他所作種種迴護的努力，心裡非常痛苦，寫信給同難的王鞏說：

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眾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說是不敢寫的〈神清皇帝挽詞〉，結果還是寫了三首，如言：「……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泫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邙。」把自己身世的悲哀，歸結在一月忠君愛國的心理，說得何等沉痛；同時並為張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四月初，蘇軾辭別樂全老人，離開南都，過楚州，再至揚州。五月初一日，往遊揚州竹西寺，這是杜牧詩所謂「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的名剎。時值仲夏，天氣已熱，蘇軾跑得累了，就在寺中休息乘涼，作了一首好詩：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暫借藤床與瓦枕，莫教辜負竹風涼。

打盹醒來，身心舒泰，迤邐歸去，看見有父老百姓十餘人，聚在路邊說笑，只見其中一人，兩手加額，一臉虔誠地說道：「見說好個少年官家。」

其時上距神宗之崩，已經兩個月，哲宗已經嗣立，蘇軾聽到老百姓那麼至誠的謳歌「吾君之子」，心裡非常高興；再加自己獲准常州居住，買就了宜興的田產，雖然不能富裕，以後日子，至少可以免於流浪，免於飢寒，何況這一年淮浙間的年成，又很豐熟，這幾件事，歸在一起，使他壓抑不住心裡滿溢出來的歡喜，於是續吟一首道：

此生己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

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蘇軾一時高興，把這兩首，連同最先作的「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的那一首，冠上〈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的詩題，一起寫在途中僧舍壁上。誰能料到，像這個樣子的抒情小詩，也會招惹麻煩。後來元祐年間，竟被御史趙君錫、賈易摭來，指責蘇軾見先帝崩駕，幸災樂禍，無人臣禮，為大逆不道的罪證，嚴加糾彈。宋朝的言官「風聞言事」，有權胡說八道，也是當時的弊政之一。 28

六、陽羨一夢

蘇軾不願居住河南的臨汝，也辭謝了各方邀約，一心一意只要居住常州。這一段地方因緣，由來已是很久。

遠在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蘇軾新中進士，他去參加開封城西鄭門外瓊林苑舉行的進士及第宴時，席上遇到宜興籍的同年蔣之奇（穎叔），談起他家鄉的風土之美，蘇軾非常涎羨，即席與蔣相約，將來如有退休這一天，必欲與他同到陽羨定居。這次在儀真碰到之奇，談到二十八年前的舊約，蘇軾詩中遂有「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的話。罨畫溪，這個多美的水名，即是宜興縣的圻溪，瓊林宴上，蘇軾還僅聞其名，未履其地。

到熙寧六年（一○七三），東南各地發生災荒，蘇軾時任杭州通判，奉派赴常潤一帶放糧賑饑。他一到常州，立即大為讚嘆道：「一入荊溪，便覺意思豁然。」真是如有宿緣。

在常潤道中，寫五首詩寄給杭州的知州陳襄（述古），其中有一首盛稱惠山泉、陽羨米的，即已認為宜興是書生居家最理想的地方。原詩是：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為黍子來無？

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身迂。

誰知十三年後的五月，他才得償宿願，居家於此。

蘇軾回到常州時，正是江南春老、桃花猶盛、園蔬柔綠、江魚鮮美的好時候。老饕蘇軾，不免食指大動，盡情享受一番。揚子江中的魚產，他最欣賞兩種，一是鮰魚，一是河豚，就可惜鮰魚多骨，河豚有毒。他曾戲作一絕句說：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寄語天公與河伯，何妨乞與水精鱗。

河豚魚生活在江河入海口上，鹹淡水混流的暖水之中。每年春初，沿江上溯，於四、五月間楊花亂舞時，它們在淡水中產卵，等到所產的卵育成魚苗後，再順流而下，洄游海口，這時候，身含劇毒，割烹不得其法，食之立即中毒而死。所以梅堯臣詩說：「炰煎茍失所，入喉為鏌邪，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然而，河豚尚未入海之前，有毒的部分還未發達，可以吃的，盛產於鎮江、南京、太倉、江陰、常熟、常州一帶的江面上，蘇軾來時，正是河豚當令的時節，據說這是一味千古無雙的珍饈美味，它有魚類的鮮嫩，又有豚肉的腴厚，尤其腹內有膏，色白，俗名「西施乳」，風味只可想像，不能言傳。蘇軾對此，念念不忘，甚至當他題建陽僧惠崇所繪〈春江晚景〉圖時，竟將春花春水江南一時的美景，都拿來做了河豚魚的配角。如言：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蘇軾嗜食河豚，不久就出了名，當地有一仕紳，特地燒了河豚魚請他，全家女眷躲在屏後窺視，要看這位大名士吃了如何品評。

只見此老坐上桌後，下箸大嚼，一言不發，偷覷的婦人們甚為失望。正在此時，蘇軾夾著了一大塊，狠狠說道：「也值一死。」即時放入口中。請客的主人，全家大悅 29 。

蘇軾在常州，日子過得非常悠閒，有時去與報恩寺的長老談談禪，該寺僧堂新造，以板為壁，蘇軾便為題詩寫字殆遍 30 。

有一次邂逅了從前的黃州通判孟震，兩人共話黃州舊事，恍惚如在夢中。

像這樣一家團聚，一點心事都沒有的逍遙歲月，蘇軾自己有闋〈菩薩蠻〉詞，寫得最最傳神：

買田陽羨吾將老，從來只為溪山好，來往一虛舟，聊從造物遊。

有書仍懶著，且漫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須風雨時。

蘇軾自從去年四月離開黃州以來，整整一年間，挈帶全家老小，盡在長江、淮河東南一帶流浪，生活很不安定。他曾費了多少精神，才在宜興買定了田畝，又費了多少躊躕和渴望，才得獲准常州居住，得償二、三十年前的夙願。神宗皇帝駕崩，他很感傷，以為從此再也沒有「出我於溝壑」的人了；他在揚州竹西寺玩的時候，以為只要年成好，衣食無虞，從此可做個高蹈的詩人，從容欣賞江南的好山好水，從容享受江南的水陸珍饈了。

然而，人的命運，正如他所說的，只像一片衝風起舞的弱羽，風如不肯停止，這羽毛也就靜息不下來。神宗皇帝宴駕以後，中樞政治正掀起了一陣巨大的風潮，太子趙煦嗣位，是為哲宗，雖然是「好個少年官家」，但當時他還只有十歲，不能親政，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攝政，是為宣仁太后。

宣仁太后四月臨朝，首召呂公著乘傳赴闕，授尚書左丞，繼留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徵詢人事，公著、君實兩人的薦牘中都有蘇軾，然而蘇軾不知；太后深深記得神宗皇帝眷念蘇軾的遺意，亦亟欲將他起復，所以四月中旬都中即有起用蘇軾的消息，五月間正式頒發朝命，復官蘇軾為朝奉郎。

宋朝官制，起復責降的罪官，亦要一步一步做，這是恢復正式官階的第一步，然後才實授官職。在京的王鞏最先得此好訊，立刻託人告知湖州的滕元發，滕就派賈收遄程前來通知。蘇軾復書說：「一夫進退何足道。」讀邸報，才知司馬君實出山了，寄書致意。也只說：

某啟：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啟，爾後行止無定，因循至今。聞公登庸，特與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識此意。

蘇軾仍以一介草民自居，不敢上陳任何政見，這種從容進退的風度，不是熱中爵祿的人所能夢見。

六月告下，蘇軾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

蘇軾雖然絕不願意放棄常州的生活，然而君命徵召之下，為知識分子拯物濟時的責任所驅策，他不能不忍痛割捨。此後「荊溪風土」常常在他胸中縈繞，身在京中，卻屢與翰林院的同僚蔣之奇、胡宗愈諸人談說荊溪，作〈蝶戀花〉詞：

雲水縈回溪上路，疊疊青山，環繞溪東注。月白沙汀翹宿鷺，更無一點塵來處。

溪叟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畝，歸來分取閒中趣。

七月至潤州，許遵陪他重遊金、焦二山，八月二十七日過揚州，訪問接替呂公著知揚州的楊康公（景略），至石塔寺與無擇道別。故黃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追來送他，相見淮上，與他同行。九月抵楚州，與楊傑遊，至淮口，遇大風，不能行舟，困臥船艙中，他的次子蘇迨作了一首〈淮口遇風〉詩，他讀後高興非凡，特步原韻和作一首，有「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有兒真驥子，一噴群馬倒……」那樣獎譽的話。不但如此，他還寫信寄揚州太守楊康公說：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可觀，戲為和之，並以奉呈。

—— 欣欣得意之情，宛如聲口。

大風中，蔡允元來看他，臨別作書相贈，有曰：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

—— 「小兒逃學」，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譬喻。

過海州，已是十月，再經懷仁而至密州。

十年前蘇軾曾官密州，在州城修造一座超然臺，這次舊地重遊，當然要盤桓一番。現任太守霍翔，親自擔了牛酒來迎接他和他的隨從一行，又特誠在超然臺上，置酒款待。蘇軾高興的是「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追遮攀」。這一份民間的熱情。感慨的是時光過得真快，當年的小孩子現在都已長大成人了，自己怎麼能夠不老，「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顏。」超然臺上還留著當年手寫詩賦的石刻，又不免拂拭塵垢，手自摩挲一番。追尋舊夢，雖然惆悵多於喜悅，但是別有一種溫慰，對這地方產生無上親切的感情，所以他還建議霍太守，可以在城外築一石埭，將北流的扶、淇二水導引進來，使城郭之間能多一道溪灣，景色將會更加美好。

蘇軾於六月間自常啟程赴任，一路上遊山玩水、訪問友好，直至十月十五日方才抵達登州，這一並不太遠的旅程，足足走了三個月。

不料到任只有五天，同月二十日忽又奉到九月間的朝命：

「以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為禮部郎中。」

又要將他召還京師去了。他很早知道登州海上有名的奇景：「海市蜃樓」，總以為既官是邦，來日方長，總可以慢慢欣賞，而且此景居常出現於春夏二季，現在時入初冬，亦不易見。不料席不暇暖，就須離去，蘇軾不肯坐失這回機會，往禱於海神廣德王廟，居然應驗，他終於看到了虛無縹緲中的這一奇景，作長詩〈海市〉紀其觀感。

蘇軾於十一月二日別登州，過萊州、青社、濟南、鄲州、南都而至京師。

蘇軾之與登州，真是名副其實的「五日京兆」，但他還是看出了當地有關軍政與財稅的兩大弊政，必須改革。

他說：「登州地近北虜，實居邊疆前線的地位，向來屯駐重兵，教習水戰。每年四至八月，派兵戍守與北虜薊州界附近的駞基島，戒備森嚴，原是京東一路的最大屏衛。近年來久安無事，軍方便將這支兵力，隨便抽調到萊州、密州等處去分散屯駐，兵勢分弱，易啟敵人覬覦之心，而且更番抽調，也影響水上作戰的訓練。」

所以他上〈登州召還議水軍狀〉，請令登州平海四指揮兵士不得差往別州屯駐。

其次，他詳述所見登、萊兩州現行榷鹽制度的弊害，請求官收鹽稅，恢復食鹽的自由貿易，以刺激生產，便利民食。蘇軾在經濟方面，一向反對政府統制產銷的政策，現在所舉，因為限於地位，只說登、萊兩州的弊害，但他盼望的若不止此，「並請詳講其餘州軍榷鹽利弊情形」，施行改善。

這是「乞罷登萊榷鹽」的第二狀。

這兩狀，都是於十二月間一到京師，立即呈奏的。此是蘇軾再度從政的第一手筆，表現他對國防和民生的兩大關切。

李公麟畫東坡坐像摹寫本

英宗后宣仁聖烈高氏畫像

註釋

01 　蘇軾，《東坡志林》。

02 　陸游，《老學庵筆記》。

03 　蘇軾被謫海南，作〈觀棊〉詩，自敘曰：「予素不解棊，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余亦偶坐，竟日不以為厭也。」

04 　明．樓鑰，〈跋東坡三笑圖贊〉曰：「陸修靜始至廬山，已在元嘉年間，時遠公亡已三十年，陶淵明亡亦二十年矣。」故所傳人物不確，只可視之為山林佳話。

05 　宋．釋惠洪，《僧寶傳》。

06 　釋惠洪，《冷齋夜話》。《欒城集》有〈全禪師塔銘〉，即黃櫱之有全亦稱道全禪師。洞山之雲庵，曰有文即克文禪師，蘇轍有〈洞山文長老語錄敘〉。

07 　同注6 。

08 　蘇轍，《欒城集．東軒記》。

09 　《本集》，〈書李白十詠〉詩。

10 　李之儀，《姑溪集》。

11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與文玉帖〉。

12 　釋惠洪，《冷齋夜話》。東坡孫蘇符曾跋此文之後曰：「此先祖文成日所書，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貧初亦不作負字，可見世傳荊公事為妄也。符拜手書。」然周煇《清波雜志》又說：「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月勝日貧。」則當時已有歧說。東坡好書己作，連寫數十本者有之，蘇符見者未必定是初稿，或荊公所見抄本有誤字亦未可知，不可即謂無此事也。

13 　吳坰，《五總志》。

14 　趙令畤，《侯鯖錄》。

15 　《潘子真詩話》。

16 　徐度，《卻掃編》。又朱弁．《曲洧舊聞》曰：「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為之？東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17 　東坡亦有類此謙語。《宋稗類鈔》：「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已語東坡，世傳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前輩風儀，大抵如此。

18 　賈收耘老，潮州人，東坡舊友，既老且貧。滕元發知湖州，東坡致書託其照顧者，故函賈耘老云云。

19 　《本集》、《東坡志林》。

20 　張世南，《遊宦紀聞》。

21 　〈周益公題跋〉載東坡，〈楚頌帖〉全文。

22 　《本集》，〈辨黃慶基彈劾札子〉。

23 　邵博，《聞見後錄》。

24 　陶九成，《說郛》。

25 　王明清，《揮塵後錄》。

26 　《本集》，〈祭張方平〉三則。

27 　蘇籀，《欒城遺言》：「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於著述如此。—— 先祖（轍）屢云。」

28 　《本集》，〈辨題詩札子〉。又葉夢得，《避暑錄話》。

29 　孫奕，《示兒編》。

30 　羅大經，《鶴林玉露》：「……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燬，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

第八章　風雨京華

一、元祐更化

宋神宗趙頊在位十八年（熙寧十年、元豐八年），既薨，太子趙煦嗣位，是為哲宗。

哲宗嗣位時，年只十歲，不能親政，於是遵照宋室傳統，尊神宗母后高氏為太皇太后，是為宣仁，權同聽政。

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後，因故不得不由母后暫行攝政者，非自宣仁始。

第一次是仁宗即位時，年只十三歲，真宗后章獻明肅劉氏垂簾臨朝者十一年，至景祐元年方自親政。

仁宗無嗣，以濮安懿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曙嗣位，是為英宗。英宗多病，仁宗后慈聖光憲曹氏暫攝，方繞歸政。

神宗接位的時候，年紀雖輕，但已二十一歲，朝氣蓬勃，果敢有為，確是一個英主，不料得年卻只三十八歲，西征失敗，齎恨而歿；哲宗沖齡踐祚，就又不得不由祖母英宗后、宣仁聖烈高氏垂簾攝政。真宗朝後六十年間，這已是第三度的母后臨朝了。

歷史上母后當政時代，常見朝綱不振，大權旁落的現象，或則奢逸享樂，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攝政的這三位母后，卻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譽後世。宣仁太后且有「女中堯舜」之稱，這也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

宣仁太后尊重祖宗成法，厭聞革新，是個穩健保守的老太太。她雖深處宮闈，但歷練她的丈夫英宗、兒子神宗的兩朝政事，又非常嚮往公公仁宗嘉祐時代的太平安樂，嘉祐時代那種寬厚雍睦的政風，所以定年號為「元祐」。她認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呂惠卿變成法，行新政，顯然已經失敗了，對於邊臣無端挑起征西夏的軍事，招來敗戰的損傷，使神宗驚悸悔咎，奪走了他正在英年的生命，更是痛苦難忘。所以，一旦臨朝攝政，這位老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她要立即召用熙（寧）、（元）豐時代的舊臣，恢復熙豐以前的舊政。她的國策是一切遵循祖宗成法，她的目標是要重措大宋帝國如嘉祐時代一樣的和平與安樂。

宣仁太后的恢復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著手廢止不合傳統的新法，要做這件大事，唯有熙豐時代的元老舊臣，才能幫她去新復舊，實現她的理想。

舊臣中最初被考慮到的，是仁宗朝名相呂夷簡的兒子，現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的呂公著，詔兼侍讀，命即「乘傳赴闕」，來京陛見。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初以進士通判穎州，與當時的郡守歐陽修，交誼很好。神宗朝，做過翰林學士、開封府尹、御史中丞。因為反對新法，才被出知外郡。

次為退居洛陽，在獨樂園中努力著述的司馬光，朝廷依照例定的起復程序，第一步詔知陳州。

太后追念神宗皇帝的遺意，先已復官蘇軾為朝奉郎，隨又詔知登州。

太后部署人事，非常穩重，一面按照程序，起復舊臣，一面因王珪病卒，乘機將現任大臣，互作調動，穩住原來的朝局。五月間，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調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知樞密院事韓縝，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

同時召司馬光過闕入見。

司馬光於熙寧三年（一○七○），因與王安石議新政不合，堅辭樞密副使的詔命，出為西京留臺。他即在洛陽私宅中，網羅了一代史學好手，專心編撰不朽鉅著《資治通鑑》，甫於上年（元豐七年），脫稿進呈。三月間，自洛入京，專程弔唁大行皇帝之喪。為避免政治嫌疑，既弔即歸，不敢在京逗留。太后來不及召見，他已匆匆離去，只得特遣內侍梁惟簡和勞光二人，一路追蹤前往，口傳諭旨就詢：「目前為政何所當先？」

司馬光復奏：「請廣開言路，不論有官無官，均許將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封狀進聞。」

太后接受此一建議，詔求直言。短短一個時間內，收到封事數千件，而內容幾乎全部都是指謫前朝實行新法的不當，訴陳新政下的民生疾苦。

這是一個被鼓勵起來的「不滿現實，人心求變」的輿論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國策將變的一個政治訊號，以這樣開明的態度，揭開「元祐更化」的序幕。

接著，太皇太后毅然先以中旨遣散修造京城的役夫，停止製造軍器，放寬民間保馬戶原先苛刻的規定，罷京城邏卒、免行錢等，作為接納輿論與民休息之始，為停罷新政，開其先河。

六月，呂公著應召至京，詔授尚書左丞。

入見後，立即上疏薦舉人才，實即網羅熙豐以來，因與新政不合而散在四方的舊臣。他舉：

孫覺方正有學識，可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季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軾、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

太后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時為尊重司馬光起見，特將上述札子密封，專差送往洛陽，要司馬光詳再審核，將所陳更張利害，直書以聞。

司馬光復奏，特別保荐者六人：劉摯、趙彥若、傅堯俞、范純仁、唐淑問、范祖禹，認為可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其中劉摯、范純仁二人，與呂公著推荐者同。

另外則作一般的推荐，其入選為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巖叟、晏知止、范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庭等，請求太后紀其名姓，各隨器能，隨時任使。

最後他說：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縝，都是國家的元老，應該命令他們各舉所知，以便參考異同，無所遺逸。

從這兩份奏狀所列的名單來看，絕大部分是仁宗、英宗兩朝的老臣，為反對新政致被排斥或消極退讓，於熙豐年間陸續退出中樞政治的保守分子，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有極好的家世背景，而個人立身處世，品德謹嚴，學問淵博，都是以尊重傳統為重要立場，視疏減民生疾苦為自己本分的君子人。所以歷史家籠統的稱譽他們為「元祐賢者」。稱元祐為「賢人政治」。

不過這班元祐朝士，不是沒有缺點，缺點在於過分持重，守成有餘，進取不足，誠如當時論者所說：「元祐執政，類豐於忠信而廉於才智。」不足以符時代的要求，因為宋室到了元祐朝時，經歷多年邊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剝削和侵略，大宋帝國實在已經只剩了一個掏空的殼子，軍備不足，國庫空虛，民生窮困，士氣低落，早已失去了從前那樣的國力，所以消極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奮宋室的貧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馬光受命知陳州，過闕入見，當即被太皇太后留為門下侍郎。

司馬光名滿天下，他來京師，轟動社會，老百姓跟著他的行蹤，疊足聚觀，壅塞道路，竟使馬不能行。在他們質樸的心地裡，認為司馬應該是真正的宰相。

司馬依禮往謁現任宰相時，老百姓爬上相邸對面人家的屋頂，騎在屋脊上，爬到樹上看他，相府的衛士們阻擋不了。老百姓說：「我們並不要看你家相公，我們只要瞻仰司馬相公的風采。」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踐碎，樹枝都被踏斷 01 。

蘇軾於十月下旬自登州還京，途中也遇著上千老百姓，攔住他的馬頭，向他呼籲：「請您轉告司馬相公，不要離開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老百姓都相信蘇軾會替他們講話 02 。蘇軾舊有〈詠獨樂園詩〉：「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確是實言。

司馬光一入中樞，便被朝廷倚為柱石，太皇太后對他言聽計從，一切大政賴他擎劃。眼前即將更新的政治，將為怎樣一個局面，全國都在注視著司馬相公的動止，仰望他的創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調整為先。以後數月間，朝廷便陸續起復舊臣，如八月以蘇轍為校書郎，九月以祕書少監劉摯為侍御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為禮部郎中等。這使得蘇軾到登州任只有五天，就又匆匆進京，投身到這個熱烘烘的政治洪爐中來了。

十月，以中旨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彭祖禹為正言。「除目」（授官文書）已經由宮裡發出來了，太皇太后間宰執道：「這五個人怎麼樣？」大家都說：「甚洽眾望。」

當時，繼續留任中樞的新政派章惇，認為這個樣子的除官方法，違背祖制，破壞相權，挺身反詰道：

「故事：諫官皆由侍從推薦，然後由宰執稟奏。現在除目既然用中旨發出，不知陸下從何得知此五人可用。莫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開。」

「實皆大臣所言，無關左右內侍。」太皇太后說。

「如主意出於大臣，應該公開奏舉，為何密薦？」章惇反問。

至此，呂公著因為范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馬光、韓縝因與范純仁各有親戚關係，立刻起來自動聲明。章惇說：

「臺諫之設，是朝廷用來糾繩執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執政初除時，凡是他的親戚或他從前所保舉過而現任臺諫者，都該轉徙其他官職。現在，天子沖幼，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一切都該按照制度行事，不可違背祖宗成法。」

司馬光忍受不住，接著奏道：「純仁、祖禹作諫官，甚合眾望，不可因臣之故，妨礙賢路，臣寧願避位。」

「韓縝、司馬光、呂公著必不至於徇私，但如他日有懷姦當國者據此為例，引用親黨作臺諫，恐非國家之福！」章惇理直氣壯地奏說。

這場爭論的結果，改范純仁為天章閣侍制，范祖禹為著作佐郎，其他三人順利通過。

蘇轍於他老哥奉旨起復時，先已移知歙州的績溪縣。不久又以校書郎自績溪被召入京，至此則已躋登諫垣了。蘇轍初得校書郎時興奮非凡，作〈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詩：「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曬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這也難怪，蘇轍十九歲成進士，二十三歲登制科，淹滯於九品小官者達二十餘年，到此才稍揚眉吐氣。

章惇所爭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經過宰相的審核進擬，逕由「宮廷」除目，顯屬侵害了相權，並非沒有道理，無奈說話的態度有欠莊敬，臺諫們就抓住這一弱點，對他開始攻擊起來。後來王巖叟有奏：

「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語涉輕侮。又問陛下從何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也，乞行顯黜。」

劉摯和朱光庭則攻擊蔡確於神宗皇帝靈駕發引時，既不遵禮入宿幕次，復先馳數十里之遠以自便，「為臣不恭，莫大於此。」

雖然，太皇太后對此彈章，「留中不報」，然而朝中的御史官和臺諫們認為國家安危，繫於大臣。而現在執政大臣中，姦邪過半，如蔡確為左僕射，韓縝為右僕射。張璪為中書侍郎，李清臣為尚書左丞，章惇為知樞密院事，實際政權，完全在他們手上。舊派的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這是當時熱中更化的朝士們一致的認同，他們在積極醞釀，只待時機成熟，非要伐倒這幾棵「敵派」的大樹不可。

二、從調和到衝突

司馬光為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幾個月間，兩府之間的關係，已經搞得非常不好。司馬光的脾氣，雖然不如王安石的「拗」，但也十分固執，而章惇則秉性豪強，從不讓人，共事未久，已經摩擦很深，幾已到了冰炭不能相容的地步。每遇口舌相爭的場合，司馬光是個恂侚儒者，拙於言辭，而章子厚則軀幹修偉，實大聲宏，再加口齒鋒利，咄咄逼人，弄得司馬光真已不堪他的百般虐侮。蘇軾與章惇多年老友，現在身當兩大之間，義不容辭，應該挺身出來，做這個調人。

於是，往見章惇，對他侃侃士言道：「司馬君實時望甚重。從前許靖因為虛名無賞，為蜀主劉備所輕視。法正說：靖有虛名播於四海，若不禮遇，他人以為我們賤視賢者。劉備立即接受他的建議，以許靖為司徒。你心想：許靖尚且不可輕侮，何況君實？」章惇認為蘇軾的話對，以後對司馬的態度，緩和了不少。

蘇軾抵京才半個月，朝廷降告命：遷起居舍人。蘇軾起於憂患未久，不願驟然躋登清禁重地，兩上章請辭，皆不許，他只得親往謁見宰相蔡確，懇切面辭。蔡確說：

「公迴翔已久，論資望，朝中無人更出公右。」

蘇軾堅決辭謝。

「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蔡確問。

「前與林希同在史館，他年齡比我長。」他舉林希來代替自己。

「林希真的應該在你之先嗎？」蔡確略作沉吟，搖頭不應。

蘇軾舉以自代的林希，字子中，福建人。與蘇軾、顧臨、胡宗愈等，都是開封府舉人試的同年。治平三年曾與蘇軾在史館共事，現在外任。蘇軾推他自代，雖未獲許，不過因此也被執政方面注意到了這個人，不久召回中樞，補了記注官。

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謂之左右史，職掌宮廷記注和機要政務，俗謂「小侍從」。蘇軾既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二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蒙恩改賜銀緋。

宋朝官員的服式，有嚴格的規定，文臣自入仕時起，著綠袍，滿二十年才賜換緋袍和銀魚袋，換穿緋袍後再過二十年，才能賜換紫袍、佩金魚袋。蘇軾入仕，如以仁宗嘉祐六年（一○六一）中制科授大理評事起計，至元祐元年（一○八六），為時則已二十五年，但因中經頓挫，所以直到此時才得換緋掛銀。並獲詔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鞍轡馬。

司馬光執政後，一方面大刀闊斧的調整人事，一方面陸續廢止熙豐年間實施的新法。元豐八年七月罷保甲法，十一月罷方田法，十二月罷市易法、保馬法。元祐元年閏二月，被人反對得最激烈的青苗法，也告罷廢。

當司馬光、呂公著二人，積極推翻一切新政，徹底清除新政所生的積弊工作中，新政派的大將韓縝、蔡確和章惇，仍然高踞在原來的相位上，冷眼窺伺得失。蔡確既為公論之所不容，而章惇跋扈如故。

元祐元年（一○八六）二月間，司馬光上言：免役法有五害，請求恢復差役。章惇力加駁斥，上章累數千言，筆下一點不為司馬稍留餘地。這還不算，更在太后簾前與司馬光覿面爭論起來，態度非常豪橫。說得衝動，竟在殿上大聲咆哮道：「它日安能奉陪吃劍！」

如此狂妄，太皇太后也按捺不住，大怒起來。於是劉摯奏言：「章惇佻薄險悍，諂事王安石，以邊事欺妄朝廷。再附呂惠卿，又為蔡確所引，橫議害政，請除惡務盡。」

當時，尚書左僕射蔡確已先罷政，出知陳州，旋改亳州，朝廷即以司馬光接替蔡確所遺的相位，仍兼門下侍郎原職，所以王巖叟更奏曰：「惇見陛下以司馬光作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

章惇簾前爭論，惹怒太后後不久，因孫覺議論邊政，不合其意，他便公然罵道：「議者可斬。」對於任何一個上書言事的人，一律蔑視為「不逞之徒」，於是滿朝怨毒，群起而攻，並於同月罷官，以正議大夫知汝州。錢勰（穆夫）時為中書舍人，制行詞，有「怏怏非少主之臣，倖倖無大臣之節」句，非常尖刻 03 。

但是，關於罷廢免役法，持反對意見者卻不僅是章惇一人。朝列中頭腦比較冷靜，不太意氣用事的人，也都認為從前施行的差役法，流弊很多。改行免役以來，已經十幾年，確比差役進步，法無新舊，以良為是，何必一定要恢復舊法。如與司馬光非常親密的范純仁，便婉轉勸他道：「為治之道，去其太甚者即可。差役一事，尤須仔細考慮，不然，徒為民病。」又道：「宰相的職責，在求人才，變法不必太急。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一定要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逢迎的小人，便得乘虛而入。」司馬光默不作聲，純仁無奈，只好退一步說：「假使相公決意要這樣做，不妨挑擇一路，先作試驗，看看恢復之後的利弊如何？」

司馬光為人，有強烈的自尊心和執拗的責任感，堅持已定的主張，不肯接受任何人的建議。范純仁出來嘆道：「憑這個樣子的態度，只是使人不再說話而已。我如只欲媚公以取容悅，不如少年時迎合王安石，早就既富且貴了。」

當王安石變差役為免役時，蘇氏弟兄都是激烈的反對論者。蘇轍當時曾說：「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蘇軾更曾堅持差役絕不可變，但是後在地方上親經歷練，有了實際的體認，便完全改變了原來的觀點。認為王安石新法中，免役確是比差役進步的一個良法。

熙寧初年，蘇軾到底還只是一個得意太早的書生，缺乏實際的政務經驗，只因讀書較多，才氣充沛，率然放言高論，不免未盡事實。等他有了幾年地方政務的實際經驗，才明白從前所行的差役法，積弊很深。主要的原因是應差服役的老百姓，不懂官府衙門的規矩，遂被胥吏們顛倒捉弄，很多人因此破產亡家。原先認為「無可取代」的差役，事實上是便利胥吏為害百姓的惡法。

免役法比較簡單，按照老百姓的戶產高下，分等出錢雇役，頗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可以斷絕胥吏勒索的機會，只須把該收的實費之外，另有許多濫加名目的苛雜，嚴格禁革，這已經實行了十六年的辦法，沒有改回差役的必要。

司馬光盡罷熙豐新法，罷到差役法時，最不為朝列所同情，范純仁諍勸無效，蘇軾便賈勇往見，向司馬相公說道：

「相公所要施行的，都是上應天心，下合人望的事，唯有役法一節，不可輕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在於掊斂民財。在上的人聚斂，在下的老百姓便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在於民常在官，不得專力農事，而胥吏從中作姦。」

「兩害相權，輕重略等，現在要以彼易此，人民未必歡迎。……」

蘇軾很婉轉的說開了一個頭，還沒提出他正面的意見，司馬光便愕然問道：

「那麼，如你所說，計將安出？」

「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蘇軾先舉原則，然後以兵役作例來說明：

「三代之法，兵農合一，到秦時才分而為二；唐朝中葉，把府兵廢為長征卒，從此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人拿出穀帛來養兵，兵用性命來保衛老百姓的身家，天下稱便。我想：即使聖人復出，怕也不能變易。

現行的免役法，與此相同。公欲驟罷免役，改行差役，恰如要罷傭兵而恢復民兵一樣，恐怕不很容易。……」

蘇軾稍稍停頓，看司馬光不開口，接續說道：

「先帝本意，按民戶大小出錢雇役，使老百姓可以專力農作，雖有貪吏滑胥，無所施其暴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用這筆錢來雇用衙前，則人民可免倉庫、綱運等破家之患。此萬世之利，絕不可變。

不過，其中也有兩項弊端，一是把這筆錢移作別用，二是拿寬剩役錢來爭購坊場河渡，想賺不實在的漲價利益。這是王安石、呂惠卿的辦法，並非先帝本意。

相公如能徹底消滅這兩項流弊，不必變法，則老百姓必然擁護相公，事亦易成。

至於寬剩役錢，名為十中取二，事實上卻已加半徵收。相公如能把這額外的浮收全部豁免，同時准許老百姓用布帛穀米折納役錢，各從其便，那麼錢荒的毛病也就沒有了。……」

司馬光聽後，默不作聲，蘇軾只得訕訕說道：「若照這樣去傲，天下稱便，相公尚有何求。如其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那麼慢慢再斟酌，也不嫌遲。」

司馬光成見很深，仍無言語。

蘇軾後來掉換話題，和他談熙寧年間曾經實施過的給田募役法，那是用官田及寬剩役錢買民田來募役人，大略如邊郡雇用弓箭手的辦法一樣。蘇軾說他曾在密州推行過，人民稱便。所以勸司馬光恢復先帝曾行的此一辦法，不過必須請發內帑，補足全國寬剩錢斛至三千萬貫石，用以推行此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以減少一大半，如此培養民力，可備邊境緩急之用。

司馬光聽了，尤不贊成。

這天談話沒有結果，但是蘇軾不肯死心，第二天直接找到政事堂去，再向司馬相公公開陳述他的反對意見。司馬光心裡不耐煩，臉上就不免忿然作色起來。蘇軾也很氣惱，反轉來詰責他的態度：「從前韓魏公﹙琦﹚創議於陝西路刺義勇，家有三丁者刺一丁，民情驚懼，軍紀也受影響。當時公為諫官，極言不便，魏公怒形於色，公亦不顧，略無一言假借，這是蘇軾以前聽公親口告知的。莫非公今作相，就不容蘇軾盡士言了嗎？」 04

表面上，司馬相公只好強笑表示歉意，心裡不免存了芥蒂。

司馬溫公面黃貌臞，而枯瘦自如，目光炯炯峻厲，鼻梁挺宜，稀稀朗朗的鬍子已經花白了，兩隻耳朵的耳輪，闊厚外向 05 ，使他整個神態，顯示堅強而有勁力，很少有人敢於在他面前爭論，爭亦無用。

役法，在宋代政制中，是件大事，朝廷為了詳定役法，設了一個專門機構的役局，負責研討役法的改訂，蘇軾也是被詔派參加的一員。在會議中，他屢與局中官員如孫永、傅堯俞輩激烈辯論，感情弄得很壞，至政事堂說司馬丞相失敗後，他就以與大臣主張不同為理由，乞罷此一兼差，狀言：「臣既不同，決難隨眾簽書，乞早賜罷免，俾議論歸一。」雖然表露了他的硬漢作風，但也從此得罪了「相門」。

政事堂的爭論，司馬相公的臉色，是眾目所共見的，負氣請辭役局的差使，更加造成雙方關係的惡化。

雇役法終於依照司馬光的主張，明令罷廢了，而且，命令中期限五日之內，恢復已經停廢了十六年的「差役」。一般朝臣看到這個命令，都覺得限期那麼迫促，實在不合情理，獨有開封府尹蔡京，居然如期報辦。司馬光大喜，嘉獎他道：「使人人能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謀自己出，適便小人逢迎，不幸而為范純仁所言中。更不幸的是古往今來，凡是擁有權勢的大人物，幾乎很少有人偉大到能夠排斥小人的阿諛奉承，賢如司馬溫公，亦屬不免，可為浩嘆。

蘇軾歡喜戲謔，朝中公卿，一個一個都給起了諢號，獨於司馬光，一向敬服，不敢造次。這次爭論役法，碰了一個大釘子，心裡非常氣憤，爭罷回家，一面卸巾弛帶，一面恨恨地連聲呼叫：「司馬牛！司馬牛！」 06

據說，還有一次，蘇軾與司馬光論事不協，軾說：「相公此論，故為鱉廝踢。」

司馬聽不懂他說什麼，還問：「鱉何能廝踢？」

「是之謂鱉廝踢！」蘇軾冷冷作答 07 。

三、不到中書不是官

元祐元年三月，以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以中書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以蘇軾接替胡宗愈的遺缺，特詔：免試為中書舍人。

宋朝的政制，以二府—— 中書省和樞密院及計省三司使為中樞政治的中心，直接隸屬於皇帝。樞密院主管天下軍馬，計省三司使掌理全國財政，除此以外的一切庶政，全部集中於中書省，而中書省又設於禁中。所以中書舍人的職責非常吃重，宋朝官制大抵沿襲盛唐，《唐百官志》：

中書舍人參議表章，百官奏議、考課皆預裁焉。

宋代亦然。凡事先經給事中書讀，並經中書舍人書行者，才將原本留省，錄黃過尚書省給札施行。不過唐制只有給事中始得封駁，而宋朝則中書舍人認不可行時，亦可不書而執奏，稱為「繳駁」，實際上，具有除軍馬財經外的全國政務之審核的權力，所以宋有俗諺說：「不到中書不是官。」

蘇軾在還朝三、四個月的時間內，扶搖直上，一再升遷，這事即使他本人勇於自用，不怕權高責重，但也不能不凜於官場中樹大招風的忌諱，所以頗為踧踖不安。立即具狀懇辭，有曰：

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至省半月，而擢為右史……今又冒榮直授，躐等驟遷，非唯其人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

中書舍人這一職務，不但是宰相的屬官，而且例兼「知制誥」，代擬王言。所以按照宋朝的定制，「知制誥」必先考試而後任命。宋朝開國百餘年來，免試任命者，只有陳堯佐、楊億和歐陽修三人而已，現在蘇軾也得特旨免試而用，使他十分不安，同時更畏懼政治圈子裡的時忌 08 。

但是他辭不掉，只得拜表就任，仍改賜章服。上表謝曰：「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

中書舍人這職務，最難的是寫作「外制」。自唐至宋，有個慣例，中書舍人承受詞頭後，就須在省中起草付吏，一直到寫成告命，從不耽擱到第二天。擔任這個工作的人，自非具有「捷才」不可 09 。蘇軾縱然筆快，但文件太多，仍是苦事。到後來白天來不及寫時，也只好開夜車把「詞頭」留到燈下來寫，常常寫到半夜才睡。這時期，曾布（子宣）託他作篇塔記，他復信訴苦道：

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為詞頭所迫，卒以半夜乃息。

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

四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元老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列宰相之上，以輔助多病的司馬光。

新任御史呂陶上章彈劫司農少卿范子淵，元豐時提舉河工，靡費鉅萬，而所築護堤崩塌，溺死無算，堤工卒無所成，乞行廢放。—— 多少年來，中樞實施錯誤的治河方法，浪費國帑，犧牲民命，是蘇軾一再激烈反對的政策之一，看了呂陶的彈章，對於這種漠視人民生命財產的官僚，激起了如火的憤怒。他揮筆作〈范子淵改知峽州敕〉，有曰：

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

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

痛快淋漓，成為傳誦一時的名言。

蘇轍初任右司諫，以為自王安石變法以來，臺諫官過分囂張，朝士們「一言被及」，馬上就逐出中樞，政風因此大敗。他倡言朝廷應加約束，使臺諫們亦知自律。

蘇轍開始行動，首上〈選用執政狀〉，同時彈劫左右二相，指左僕射蔡確出身獄吏，「憸佞刻薄」；論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疏行汙。」再論張璪、李清臣、安燾，說他們都是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為有。」

凡七狀攻下右相韓縝，五月，再上狀〈乞誅竄前參加政事呂惠卿〉，指他詭變多端，見利忘義。

朝命呂惠卿降官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大多數朝臣認為這樣處分太輕，蘇轍、王巖叟、朱光庭、王覿、劉摯等交章痛劾，蘇轍且把呂惠卿舉發王安石私書的醜事，也揭發出來，對這種卑鄙的小人行徑，施以無情的撻伐。

於是，呂惠卿再行責降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詞頭始下中書，據說：按照輪值次序，此供該由劉攽（貢夫）草制。蘇軾大嚷道：

「貢夫平生作劊子手，今日才得斬人。」

貢夫知道蘇軾有一肚皮積憤，非吐不快，所以推說身體不舒服，乘間溜走，蘇軾就把這件公事接過手來，痛快淋漓的歷數呂惠卿的罪惡 10

，撰「責詞」曰：

呂息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氏，率皆攘臂稱首。

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讁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復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

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被江東。

至其復用之年，始創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欸賊之具，迷古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蘇軾這篇責詞，固然寫得大為快意，而讀者也覺得「利如并剪」，天下傳誦，但就個人的利害而言，則其後果，無異於在自己前途上，遍插荊棘，從此以後，終生都在荊棘叢中行路了。—— 只有像蘇軾這樣的人才會做如此傻事，官僚絕不肯為。

蘇軾為諫官，勇猛更如出山之虎，一鼓作氣，掃蕩群姦。他對王覿說：「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為姦，宜除去。」連章攻擊，至七月，張璪遂遭罷斥。張璪於詩獄案時，為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同時受命與李定、何正臣、舒亶共為雜治該案的四兇之一。

再說李定，本已降責：「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蘇軾不服，繳進詞頭，與同官范百祿狀奏曰：

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11 。

於是，再被謫放滁州。這件事，很易被人誤會是蘇軾報復詩獄的仇怨，實則未必盡然。宋是盛倡以孝道治天下的時代，蘇軾深沐儒學教化，對於悖倫常者，疾視如仇，是其基本觀念，並非只對李定如此。同時有旨貶謫虐母的張誠一提舉江州太平觀案，蘇軾一樣反對，認為像這種「惡逆不道之人，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不肯撰告。反之，如程遵彥事母至孝，他便據此狀請擢用，這都是「孝治之極，天下順之」的時代裡，一種維護倫理道德的行動，並不完全出於私人的恩怨。

七、八月間，司馬光告病在假，范純仁因為國庫空虛，支應匱乏，奏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辦法，俾霑國用。

其實，這辦法即是恢復已廢的青苗法，不過換個名目，遮人耳目而已。章上，臺諫劉奏、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反對。

司馬光在病中，未經詳細考較，也曾札奏贊成純仁此議，至案下中書省，蘇軾即上〈乞不給青苗錢斛狀〉，揭穿純仁「偷天換日」的把戲，略曰：

……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屯。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今若許人情願，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

他舉述當年從政地方，親眼目睹的經驗說：不肖官吏，每趁放款時期，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樸賣酒牌子，誘惑借到青苗貸款的農家子弟，前來玩樂，那些農民不明利害，常有將貸款花光，徒手而歸者，作為非理之用的事證。又曰：「每放青苗，酒課暴增，臣所親見，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所以他請求不要再貸放青苗錢，盤剝老百姓，留下的舊欠，也請准於每屆豐熟收成時，分五年歸還，他們這許多年來，付出的利息已經很多，所以，對於四等以下貧戶，應該一律放免。

其時，臺諫們也一再上章乞罷此議，事情鬧大，司馬光才注意到事不可行，力疾請對，在太后簾前奏道：

「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

范純仁也在殿上，心想這個建議是經你同意札奏的，現在卻說這樣的話，心裡很是憤怒，但在天子之前，執笏卻立，不敢說話。太皇太后從議，詔復常平舊法，青苗錢更不支俵。

司馬光當朝，凡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立的新法，無不剗除務盡，對於熙寧年間執行新法的大臣，也抱著徹底清除的成見。程頤對他說：「做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現在這些都是可用之才，而且人豈甘心為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誰不為君子。此等事欲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

范純仁也主張：「消合黨類，兼收並用。」

然而，司馬相公的成見牢不可破，他是「涇渭分明，不稍假借」。當時的朝士如曾子開、侯仲良等事後都說：假如程頤、范純仁的意思，得被溫公採納，必無後來紹聖年間的報復之禍。

這一時期種下的另一惡因，則為對少年嗣君（哲宗）的忽視。皇帝已漸長大了，但朝事一切進止，但向太皇太后取決，非但不徵皇帝同意，甚至皇帝指著問了，大臣也不具對。蘇頌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很危險，嘗對諸大老說：「不要這樣紛紜多變，到皇帝長大時，誰任其咎呢？」這話，哲宗似亦微有所聞，所以後來親政時，便說：「朝臣中只有蘇頌最知君臣之禮。」論及太皇太后垂簾時期的政事時，哲宗說：「朕只見臀背。」 12

可見這青年皇帝的心裡，藏怒宿憤，早已種因此時。

類此的忠告，也有人對司馬光當面說過：

「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將來若是有人以父子之義離間皇上和太后時，則大禍起矣。」然而司馬丞相只是危身正色答道：「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以道德文章而論，司馬光固是天下第一流人物，但以政治能力來說，則不無疑問，如三朝名臣韓琦便批評過他：「司馬君實才偏量窄。」程顥也說：「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 13

而宋至元祐，內憂外患，病已甚深，司馬光實在不是一個救時的國手。

至於蘇軾之為中書舍人，也很難適應嚴格的官僚制度。從來文人都不適於從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實際利害，而文人只管發揮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傳統的典常來約束一切；而文人則重視自由意志的考量，不屑規例。蘇軾生有極為堅強的個性，其不適於從政，尤其如操持中書省這樣需要最高幕僚技術的實際政務，就處處露出破綻來了。

蘇軾初至中書，當時的執政當局，因為中書省的公事，常有洩漏，所以要在舍人廳的後面，築一道露籬，禁與同省其他部門往來。這本來是一件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他看不慣這種作風，便說：

諸位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

這個籬笆雖然暫時停工，但至明年還是築了，他還大發牢騷，說《白樂天集》有這樣一段話：「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可見唐朝時，可以西掖開窗以通東省，而現在則本省之內都不能自由往來，覺得可嘆—— 由這件小事，可見他實在不通實際政務 14 。

古時的成文法，不如現代完備，所以幕僚業務的法寶，是遵循典故，援引成例。但是蘇軾認為世事複雜多變，不能以典常成例當作永遠不變的金科玉律，天下沒有任何標準，足以適應萬事萬物，所以他要運用聰明來隨機應變，覺得沒有思想內容的典常則例，只是妨礙以自由意志來裁量庶政的一種束縛。

蘇軾在中書與司馬門人劉安世（器之）共事，安世是一個熟諳典章的官僚，每遇蘇軾處事逾越分寸時，他必非常冷靜的搬出典故來約束他，蘇軾當時很生氣，背後罵道：「何處把上曳得一個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

把上，是農人乘以耕田的工具，相當現在罵人為土包子的意思。安世聽得此話，慨然道：「子瞻是怕典故的，但如任他但憑才氣而變亂故常，總不可以。」

中國幅員太大，政治上向來有南北的地方成見。王安石領導的新黨，都是南人，如蔡確、呂惠卿是福建晉江人，章惇是浦城人，曾布是江西南豐人等等；而元祐的主幹，自司馬光、呂公著以至呂大防、劉摯等，幾乎盡是北方人，因此，對南人不免歧視，當時，朝士間流傳一句罵人的俗諺：「閩蜀同風，腹中有蟲。」這句話不但罵了福建仔，也罵了四川佬。蘇軾聽了，遽然作色道：「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

大名人的劉安世泠冷的接口道：「我先前未曾聽說過這句話，不過立賢無方，須是賢者才可以；如是中人以下者，安得不受土地風俗的影響。」

蘇軾默不作聲，心裡則很不喜歡這個北方籍的鄉下佬 15 。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文人從政與職業官僚的處事態度，根本不同。

四、老成凋謝

元祐元年（一○八六）四月癸巳，王安石薨於金陵。

是年閏二月司馬光拜相時，安石已經臥病在床。他的弟弟安禮帶了朝報來看他，安石在病床上展讀，他只慨然說了一句：「司馬十二作相了。」別的什麼也沒說。

後來陸續聽到朝廷在頻頻廢正他所創建的新法，他也夷然不以為意，從不說話。直到聽到罷免役、復差役事時，他才愕然失聲道：「連這個也罷了。」停頓好久，又緩緩接著道：「此法終究是不該罷廢的。某與先帝反反覆覆討論了兩年，才付諸實行，此中利害，講求無不曲盡，此法終不可罷。」

安石的噩耗傳至京師時，司馬光也在病中，他怕政治上的投機分子，乘勢詆毀這位國家的元老，趕忙在病床上倚枕作書給呂公著說：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

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茍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札，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朝廷追贈太傅，蘇軾撰敕，竭誠推美。如言：

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又稱其學術造詣曰：

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

稱朝廷對他的眷悼，則曰：

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

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

安石薨逝之日，正是政治上絕端的反對派當權之時，滿朝盡是當年被他排擠的人物，飾終論典，何嘗沒有人不想乘機打一場死老虎，幸而司馬光識得大體，蘇軾也善代王言，元祐朝士胸襟氣度的寬宏闊大，真不可及。

司馬溫公自與王荊公議政不合，退出中樞，居住洛陽，一十五年，邀約門人在獨樂園裡，專心著作《資治通鑑》，脫稿未久，就受宣仁太后的徵召還朝，時已六七高齡，身體一向不好，拜相後工作繁劇，於是百病叢生。但他上則感激太后倚任之重，下則凜懼人民望治之切，無法顧到自己的病體，日夜孜孜，唯恐不及。他的門人弟子舉諸葛亮「食少事繁，其能久乎？」的故事來勸他，他則淡然說道：「死生，命也。」依然終日營營，不肯稍息。

太皇太后知道司馬光力疾從公的情形，立即下詔免他朝參，准在禁城中乘轎，三日一入省。司馬光認為「不敢當」，又說：「不見君，不可視事。」於是太后只好詔令：由他兒子司馬康扶掖入對。這樣的情形，何能持久，終於到了真個撐持不住的一天，他只好寫信給呂公著說：

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唯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

遺憾的是病體拖延已經太久，繼久疾之後，死亡便悄悄來到。

元祐元年（一○八六）九月初一日，宋尚書左僕射司馬光薨於位，享年六十八歲。還朝主政，為時不過一年，距王荊公之薨於金陵，亦只差遲四個多月而已。

溫公薨日，皇帝方領大臣舉行明堂祀典，朝臣以致齋，不能趨奠，至禮成降赦畢，參與祀典的三省官亟欲趕往司馬相邸弔唁時，不料時任崇政殿說書的程頤，攔著眾官道：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便去弔喪。」

這時候旁邊有人詰難道：「孔子說：哭則不歌，沒有說歌則不哭。」

蘇軾平常就很討厭這位拘泥古禮、不近人情的道學先生，這時再也按捺不住，便嘲笑程頤道：「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的禮。」眾官大笑 16 。

其時蘇軾已受任翰林學士，作了祭文，不顧程頤的反對，和兩制官一向前往祭奠。程頤看看攔阻眾人不住，便去跟司馬家的孝子說：「不得受悼。」大家去碰了一個壁，很是生氣。蘇軾又說：「可謂鏖糟陂裡叔孫通。」 17

程頤為溫公主辦喪事，一切都遵古禮。用錦綢作囊，把遺體裝在囊中為殮。蘇軾實在看不過去，便指著錦囊道：「還欠一物，當寫信物一角，送上閻羅大王。」 18

伊川程子是個道貌岸然的人，面色淡黃，目有稜角，顴骨微收，一臉孔結實剛勁的神氣，短短的白鬚，在頰上如欲飛動，剛方莊重，凜然不可侵犯 19 。蘇軾卻那麼笑謔了他，這不但傷害了程頤的尊嚴，並且開罪了視程頤為聖人的一班洛學弟子，遺下後來無窮的後患。

程頤是司馬光、呂公著兩人會同薦舉的河南處士。他十五、六歲時，與其兄程顥從周濂溪學，為承襲宋學的代表人物，人稱「二程子」，居學術界的領導地位。英宗、神宗兩朝，大臣屢次推薦，他都拒不出任。元祐初，他因少年皇帝的教育，關係國家未來隆替，所以，以五十之年才出山來，要以成就君德為己任。初詔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不就，元年二月再召為祕書省校書郎，入對稱旨，改崇政殿說書。宋制：經筵講官，地位高者為侍講、侍讀，秩卑資淺者為說書。程頤起於處士，故敘官僅得「說書」，他也不以為意。只是照他理想，動輒誦說三代古禮，言則必稱堯舜孔孟，這迂夫子的樣子在官場中卻很惹人厭惡。蘇軾和他同樣不適於做官，但卻相反，處處以精神自由為重的人，心裡非常鄙薄程頤的矯揉造作，視之為偽君子，程頤看蘇軾，則是一個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對方。

程頤在經筵為皇帝講書，中間有段休息時間，移坐殿旁小軒。哲宗當時還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閒著，靠在窗檻上，隨手折了一條柳枝來玩，這本是平常小事，不料程頤便拉長了臉告誡起來，說什麼時當春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折柳，致傷天地和氣等等，嚕嚕囌囌一大套，說得少年皇帝很不高興，把那條柳枝恨恨地擲在地上。司馬光聽得這個報告，便很感慨地對門人批評道：「使人主不願親近儒生，正因為有這等樣人的緣故。」 20

其實，一般人都有同樣的觀念，所謂道學家，上焉者自立崖岸，高不可攀，下焉者，冬烘猥瑣，不過供人訕笑。程頤的作風，遠不如他的老哥程顥通達，他那種僵硬頑固的態度，即使同是研治天人性命之學的洛學泰斗邵雍（康節），也認為伊川已經鑽入牛角尖裡，救拔甚不容易。

相傳：邵康節病亟將歿，程頤趕去向他問「道」，康節笑道：「正叔，你這人可謂生在薑樹頭上，將來亦必死於薑樹上。」

「此話怎解？」程頤沒能聽懂。康節張開兩手示意，他還是不解。康節說：「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時，自身且無著處，何能使別人行？」

然而，他自立朝以來，所言所行，卻仍然是最狹窄的路徑，生薑樹頭的三代古禮。

程門弟子認為蘇軾侮辱了老師，就誣言蘇軾欲主辦溫公的喪事，為程頤所得，因此生了妒嫉之心。這是卑劣的人身攻擊，蘇軾也不必以主辦丞相的喪事來增高自己的身價。另有一種批評：「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聞其捐館，不見有慘切之容，悼惜之語，而輕浮誰笑，無異平時。」 21

不論蘇軾對程頤的謔笑，原係極端鄙薄的變形發洩，然而，身臨喪家，態度總欠莊敬，這還不失是一種合理的批評。

司馬光飾終之典，非常隆重，太皇太后和皇上都親臨弔奠，同時輟朝三日誌哀。贈太師溫國公，予誼「文正」，禭以一品禮服，賜龍腦水銀棺殮，賻贈銀三千兩，絹四千疋，派員護喪，歸葬於他的故鄉—— 峽州夏縣之涑水鄉。

司馬既逝，朝中大事裨倚右相呂公著，再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輔佐公著。

呂大防，字微仲，原籍汲郡，生長在京兆藍田，是個樸實厚重的北方人。身長七尺，眉目英秀，說話聲若洪鐘，每日朝會，在殿廷趨蹌進退，威儀翼翼，神宗往往目送其退。

大防為人，態度嚴肅，過市，從不左顧右盼，平時家居，終日如對賓客。在執政中，不免有人以私事干請，他便正身危坐，只聽不答，不論多久，絕對不發一言，所以，他有個綽號叫「鐵蛤蜊」 22 。

蘇軾與大防向來交好。後來，蘇轍在朝，與大防合作得更是非常密切，劉摯則成為逆派的領袖，與蘇氏兄弟完全對立了。

五、學士院風波

蘇軾擢升中書舍人，還不滿半年，元祐元年八月間，又蒙太皇太后詔遷翰林學士、知制誥。

金馬玉堂的翰林學士，位三品，是侍從近臣中的高階職官，地位超越給書中、六尚書。

翰林故事：學士入朝，有朱衣院吏二人，雙雙引至朝堂而止；給三省公文，不必用申狀，只以尺紙直書其事，品位清華，從可想見。所以，當時的士大夫間，但凡聽到有人新任翰林學士，便稱：「一佛出世」，其於世人心目中的尊榮，竟至如此。

然在蘇軾，起自憂患未久，一再升遷，已遭他人側目而視，現在更有新命，預見必將招來許多嫉妒，轉生無窮煩惱。因此一再懇辭，卻不蒙太皇太后允准。

宋制，兩制以上官，初除之日，須舉自代官一人，此亦沿襲唐朝的舊制，唐則常參官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自代，目的是在擴大延攬人才的門徑，被舉的人，只是登記儲備，並非真欲進用 23 。

蘇軾舉以自代者，是他所尊重的朋友—— 黃庭堅。

庭堅初以祕書省校書郎被召入京，不久，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與王安石門下的陸佃共事，觀點不同，時生齟齬，工作甚不愉快，而蘇軾舉以自代的狀文，則推重備至，如曰：

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

蘇軾始供翰林學士職，官中派遣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到蘇宅來傳讀聖旨，宣召入學士院 24 。按唐制，宰相以下，初命都不舉行宣召禮。唯有翰林學士，則必宣召，那個氣派，真所謂已極儒臣的尊榮，故〈謝宣召狀〉說：

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

學士院設在宮禁內，非內臣宣召，不能進去；學士院的院門之外，另又設置一道複門，也是因為該院直通宮庭，門禁自非那麼森嚴不可 25 。

宋太宗於汴京西郊鑿金明池，簡稱西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 26 。地在順天門外，池九里三十步。每年三月一日起開放，准許士庶入園遊覽，至上巳日帝駕臨幸畢，即關閉。每歲朝廷賜二府從官宴及進士聞喜宴，皆在西池舉行，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即是此時此事。

蘇軾受任之次年三月十四日，出遊西池，宋肇（懋宗）親見都人聚觀翰林公出遨（遊）之盛，作詩徵和，黃庭堅次韻詩曰：

金狨繫馬曉鷹邊，不比春江上水船。人語車聲喧法曲，花光樓影倒晴天。

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還作遨頭驚俗眼，風流文物屬蘇仙。

遨頭，蜀人俗語，謂遊樂也。此詩所說金馬玉堂人物的威儀之重，和被社會尊崇的普遍，也是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

蘇軾還朝，不到一年，扶搖直上，忽已身入玉堂，躋位禁林，固非始料所及，而太皇太后對他簾眷之隆，只是使他自感兩肩沉重，深為踧踖不安。依照宋朝常例，翰林學士常為宰輔的後備人選，搞政治的人，對這方面，最為敏感，詔命既頒，朝士們就紛紛議論起來，認為照這樣快速的進度發展下去，蘇軾遲早就會拜相。有一部分人就深怕蘇軾拜相，照他這種善善惡惡，毫不假借的脾氣，別人還怎麼能搞「政治」？他們有意要給他兜頭澆桶冷水，以杜後患。

有兩個現成的掌故可用，一是從前王安石深膺帝眷，神宗有意大用，諮詢韓琦的意見，韓說：「安石為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27

現在不是大家都在罵王安石嗎？又如孫升曾對司馬光說：「蘇軾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 28

現在，孫升為侍御史奏曰：

輔弼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今蘇軾之學，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

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蘇軾自知生性甚不適於做官，更未期望過輔弼經綸的相業，因為他明白自己缺乏做宰相必需的政治手腕。意識深處，寄望較為實際的蘇轍，能夠發揮眉山蘇氏的政治抱負，所以眼見蘇轍同月除起居郎，入侍邇英；十一月又擢升中書舍人，這才是他最大的愉悅。

果然，升遷，在蘇軾不啻是一個新的災難的開頭。就職後主辦第一次「試館職」，首由洛學弟子藉機發難，隨後司馬門下的官僚集團也參加了，聯合攻擊起來。蘇軾的預慮沒有錯，樹大招風，是現實政治上必然會發生的風波。

「試館職」是學士院的職掌。進士候選館職，必須試而後用。英宗治平二年，蘇軾自鳳翔任滿還朝，也是通過館職試，才得「直史館」這個職務的。按照規定，應試的進士經大臣保薦，獲得省札通知，方具應試資格。然後，皇帝命太史局擇定日期，到考試前一天，內侍省還要差官一員爭監門；學士鎖院 29 ，有如現在的入闈，在院內撰策題三道，送請皇上點定一題。至第二天清晨，才派員引導應試進士入院考試，參加考試的人可領在藏庫錢三十緡，充作餐費。試畢，恭錄策題連同試卷，送呈皇帝御批等策。

這次考試的策問題，共擬三道。第一、第二兩題，是翰林承旨鄧溫伯撰的，第三道題：「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為蘇軾所擬。這三道題目由蘇軾親自繕正進呈，蒙御筆點定用第三道，恰為蘇軾所撰 30 。

不料這道題目，卻發生了極大的風波。

這場風波，首先發難的是朱光庭。光庭字公掞，偃師人，與蘇軾進士同年，是程頤的得意弟子，以司馬光之薦，於元豐八年為左正言，乞罷青苗法，論蔡確、章惇、韓縝等直言耿耿，故軾作〈次韻朱光庭初夏〉詩：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臥聞疏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

不料現在惡意抨擊他的，卻是這位老朋友。光庭現任左司諫，他割裂全題中的兩段：

一是：「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

二是：「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

既從原題中割出這樣本不連貫的兩段，斷章取義加以「箋注」，便可據以彈劾蘇軾為臣不忠，譏議先朝，控他有誹謗仁宗、神宗兩代先帝的大罪，光庭的結論說：

臣以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正考試官之罪。

章上，太后不相信蘇軾會有譏議先帝的意思，明白諫官們尋瑕摘疵，只是嫉妒而已，所以下詔：「蘇軾特放罪」。放罪即免罪之意。蘇軾認為他本無罪，不甘被人平白誣謗，十二月十八日上章自辯道：

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

他最後說，「這道策題是經御筆點定的，若有諷譏之意，豈能逃過聖鑒 31 ？」這封辯狀遞上去後，詔又追命放罪。

其時蜀人呂陶為右司諫，頗為蘇軾不平，上疏糾彈朱光庭。他說：「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

於是，他揭發此案的真實背景道：

議者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訕謗，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

呂陶，字元鈞，蜀之成都人，蔣堂守蜀，親自到州學考課，呂陶時年十三，所作為蔣太守所激賞，譽為賈誼之文，故有神童之目，後來成進士，又中熙寧制科，元祐初召為諫官。

本來這件案子，尚屬簡單，不過是洛學弟子為他們的老師報一箭之仇而已；但在此時，忽然有個謠言說：朝廷以為朱光庭論罪不當，將逐去之，於是司馬門下那班正格的官僚，對於蘇軾，不能不生恐懼心理，趁此機會，群起而攻，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傳堯俞疏論，二十八日侍御史王巖叟又繼起上奏，幫忙朱光庭說話，疏論蘇軾「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為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乞正蘇軾應得之罪。這簡直是以訟師們慣用的伎倆，拿來羅織蘇軾。蘇軾認為洛學弟子以國家賦予的諫權，作為報復私怨的工具，實在可恥，而司馬門下的傅堯俞，是他多年好友，王巖叟是韓魏公的幕賓，淵源私交，兩皆深厚，現在卻為什麼也來趁火打劫，他不能理解，只覺得政治上的人情詭變，令他非常沮喪。

二年正月十七日，蘇軾再上辯札。十八日太皇太后召傅、王兩人入對，目的本在疏解，不料堯俞、巖叟在太后簾前，卻又再度強調蘇軾策題的不當。太皇太后憤怒了，面詰道：

「這是朱光庭的私意，卿等與朱光庭一黨嗎？」

這話說得太重了一點，弄得傅、王二人下不了臺。堯俞、巖叟便同奏道：

「臣等蒙宣諭，黨附朱光庭糾彈蘇軾，上辜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祈譴斥。」

—— 他們只好自摜紗帽了 32 。

蘇軾當朱、傅、王三人聯合圍攻他的時候，逐漸明白這已不是講理的事情，也不是那兩三個人見解差異的問題，策題的文理，粲若黑白，何嘗有絲毫可以疑似議論先朝的地方，只是官僚們排斥異己的陣仗，他就不願再和他們作毫無意義的爭論，一切不過為了做官而已，不做官就沒有是非，從此不再辯白，因為辯白還有戀棧的意思，他只接連四上章奏，竭力求去。

蘇軾既已決心請辭，便不去翰林院上班，在家等候詔旨。作書致楊繪（元素），略說他的心事道：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唯荊（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唯溫（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

事情鬧得下不了場，宰相呂公著出來疏解。因此再有詔命：

蘇軾所擬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然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一時失於檢會，札付學士院令知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速依舊供職。

宋朝的政治傳統，對於臺諫特別尊重，由此可見。至於蘇軾這方面，本已放罪，乞郡不允而已。

蘇軾雖然從此保持緘默，然而事情並未就此平息，他們還是繼續攻訐呂陶不已，以為朱光庭是為乃師程頤報復嫌怨代表洛派，而蘇軾、呂陶都是蜀人，洛、蜀二黨之說，遂不脛而走。大風起於萍末，朋黨分立之勢，就是這樣在別人心目中形成起來的。右司諫王覿因此上疏道：

朱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力辯。臣謂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夫學士命詞失措，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

太皇太后認為王覿的話很對，同時知樞密院范純仁也勸太后最好兩置不問，而結果是一再下詔，各予安撫，後於五月間，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呂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為右司諫，王巖叟、傅堯俞皆徙官，雙方都得了朝廷的安撫，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33 。

雖然蘇軾對於這樣不辨是非黑白，「和稀泥」的辦法甚不滿意，但他總也不能使太皇太后為難，只是復職視事，但於復職後才再上自辯的第二道札子，憤然說道：

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

同時將經過函告張方平，書曰：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爕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堅）臥，嫌若復伸前請耳。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蘇軾雖因策問惹起一場風波，橫遭冤誣，然而這次考試於應考進士被拔擢館職的九人中，卻有畢仲游、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張舜民諸人在內，卻是一大快慰。

畢仲游從遊已有多年，原任衛尉丞，這次考了第一，補了集賢校理；黃庭堅本為校書郎，亦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為太學錄，以范純仁荐試，遷祕書省正字；晁補之為太學正，以李清臣荐試，遷祕書省正字。蘇門四學士中，只有秦觀沒有參加這次考試，這是因為凡除館職，必須登進士第，歷任完成一定資格，經大臣保薦，才得召試學士院，考試入等，才能除授館職。秦觀當時資歷不足，所以未預此選。

六、經筵與驅程

元祐二年（一○八七）七月，告下，詔蘇軾兼官侍讀。蘇軾對於此一參加經筵的任命，衷誠的歡喜接受。

一則是皇帝的教育成敗，直接影響未來的國運，他要用循循善誘的功夫，將少年皇帝引向對知識、對歷史、對治術逐漸發生興趣的路子上走去，培植聖學，陶鑄人格。

二則照當時的制度，臣子要陛見進言，並不容易，太皇太后垂簾以來，除出執政的宰輔、臺諫、開封府尹和經筵講官外，其他一切臣工，都不易得到面對的機會。翰林學士雖說是侍從近臣，平常亦只能從內侍手中承受文件，無由面對論政。現在得此侍讀經筵的機會，就可以面向皇帝說自己要說的話，隨時有進言的機會，提供任何必要的意見。〈辭免侍讀狀〉說：「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皇帝年紀還小，蘇軾要將自己的思想、史識和政見，灌輸給少年皇帝，培養皇帝知人論事的能力，則五、六年後親政時，希望以皇帝的權力與他所肯定的拯物濟時的見解互相結合起來，就可使理想變成現實。這是儒者最高的機會，蘇軾熱烈嚮往。有人勸他少在皇帝面前說話，免被別人疑忌，蘇軾認為以他所受恩禮之重，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盡廢了，拒不接受。

據說當時程頤在經筵說書的情形，非常糟：「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常自誇道：『雖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元祐二年八月孔文仲疏語）。當時哲宗皇帝還只有十二歲，不但不能接受他這種無影無蹤的說教，對他那種高岸不遜的態度，尤其反感。

蘇軾力矯程頤之弊，逢到他輪值進講的時候，就揀選歷史故事做教材，以夾敘夾議的方式，講述治亂興衰、邪正得失的緣由，希望這種富有啟迪性的教材和方法，易為童齡皇帝所接受。

至於講述的方法，也很重要，蘇軾怎麼講，固無資料可見。但他曾經讚譽范祖禹的講書：「言簡而當，無一冗事，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已得講書三味。」 34

—— 推為經筵官第一。他對講書的理想如此，他的口才本來很好，其動聽當亦不在范淳父之下。

講讀的期日，每年分春秋兩期，春二月至端午為上期，秋八月至冬至為下期。過單日皇帝御邇英閣，輪官講讀。

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前槐後竹，氣象幽深。殿前一對古槐，枝幹插天，柯葉覆地，狀如龍蛇，人稱「鳳凰槐」，蘇轍於元祐元年九月除起居郎，十月入侍邇英，記其所見，作詩曰：

銅瓶灑遍不知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瞳矓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

自蘇轍之為起居郎，兄弟二人，遂得同時入侍皇帝講筵，蘇軾欣幸老弟的得步青雲，他認為宋代大臣，從講筵間出身的為多，細數當今朝中大老，如僕射呂公著、門下侍郎韓維、尚書右丞劉摯，莫不如此，故為兄弟相繼入侍邇英，作絕句四章，其第一首即曰：

瞳瞳日腳曉猶清，細細槐花暖自零；坐閱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

蘇軾覺得自己這幾年來的經歷，很像唐人白樂天。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與他自謫居黃州，起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拜中書舍人，出處老少，大略相同。樂天罷官，悠遊林下，所以他也希望：「復享此翁晚節閒適之樂。」詩曰：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是年九月十五日，講《論語》終篇，皇帝召執政、講讀和史官，舉行秋宴於資善堂，以御書唐人詩，分贈與宴的近臣，這是前所未有的「異典」。蘇軾所得是一首詠紫薇花的絕句：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連詩題及款共三十四字。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綴中書舍人班；唐天寶元年，改中書為紫薇省，舍人曰紫薇郎，故所賜白居易前詩，恰符蘇軾身分。

在這段期間內，蘇軾剛正率直性格，開罪於小人之處很多，舉例述之。

館職試題所引起的那場風波，平息未久，二年五月，朝命祕閣校理諸城趙挺之為監察御史。蘇軾聽說此人元豐末年任德州通判時，逢迎提舉官楊景棻的意旨，大力推行市易法，搞得商市大亂，當時監本州德安鎮的黃庭堅向他請求道：「德安鎮小民貧，不堪誅求，乞稍寬緩一步。」挺之悍然不許。現在因大臣之薦改職，須應館試，蘇軾當眾批評道：「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

又挺之的岳父郭概當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令郭概調查，他卻附會隱蔽，被蘇轍彈劫，郭概、韓玠並行黜責。積此怨尤，趙挺之把蘇氏兄弟恨入骨髓，等到朋黨勢成，他便出盡死力，做了攻訐蘇氏的先鋒 35 。

還有一個張商英，字無盡，是章惇薦與王荊公，與薛向同為新法時期的理財能手。後來被舒亶出賣，宦途一直不很得意。蘇軾早在鳳翔簽判時，就已與他相識，元祐初，司馬光曾經有意要用張商英，來問蘇軾，軾曰：

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為不誤人也。

溫公因此打消了原意 36 。

現在他任權開封府的推官，眼看蘇軾位望日隆，自恃與他相熟，便寫信給蘇軾說：

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老僧欲往烏寺為公呵佛罵祖。

他的意思是要蘇軾舉薦（所謂一把茅草蓋頭，暗指薦字），薦他召入臺省，他可以臺諫的地位助他排斥異己—— 這種話，只使蘇軾對他非常鄙視，呂相也知道了這件事，很不高興，便將商英調離中樞，出為提舉河東刑獄。—— 從此伏下禍根，到哲宗親政時，張商英首先疏劾元祐諸臣，其因在此。

自從館職試題案後，洛學方面的上官均和蜀人呂陶互為攻訐，幾無寧日，太皇太后和執政大臣都已非常厭煩。於是把這兩人同時調離諫職，出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調上官均為禮部員外郎。這個處分，使程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心甚不平，他看出目前這一形勢，對於各派非常不利，單獨上言：「呂陶和上官均的互相攻訐，事由蘇軾、程頤交惡而起，如朝廷真欲澄清黨爭，應該併逐蘇、程二人。」又說：「呂陶依附蘇軾兄弟為黨，幕後實由太師文彥博從中主持。」同時又對范純仁橫加指謫，語皆無根。太皇太后認為賈易居然敢於侵犯國家元老，大為憤怒，一定要嚴加懲處，以肅政風。宰相呂公著奏言：「賈易的話也還正宜，不過詆謗大臣太甚而已。」因此才得從輕發落，罷知懷州。

公著退朝，對同官道：「諫官所言，本來不能議論得失。不過主上現在年幼，將來如有諛惑上心的，仍要依賴左右諍臣，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路。」—— 不錯，尊重臺諫，是宋朝的政治傳統，但是臺諫橫言，使人人畏避，國家事，有誰敢做呢？

蘇軾答慰呂陶外放書，有曰：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憫然而已 37 。

是年八月間，程頤因一細事，燒起了滿朝怒火。

有一天，皇帝因患瘡痛，不能御邇英閣聽講。恰巧這天程頤輪值，所以先得這個消息，便往見宰相呂公著，當面責問道：「上不御殿，您知道嗎？」

公著遜謝未知。程頤道：「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實在令人寒心。」

他再推進一步，搬出禮法來：「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

第二天，宰相及其以次大臣，就根據程頤的消息，入宮請安。太后問他們從何得知，他們把程頤的話都據實奏了，太后很不高興。

於是由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首先發難，連章力詆程頤不宜再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奏文措辭，非常激烈，他說：「程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

此時，司馬門下的劉安世、劉摯也都參加進來，攻擊程頤。器之說：「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樸，交結執政子弟，縉紳之間，號為五鬼。……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何不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頤等五人，獨被惡名。」孫覺說：「若夫紛紛之論，致疑於頤者，非獨如臣言也。直謂以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蘇軾也上章說：「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指他為「縉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在此千手所指之下，程頤終於被黜，出為管勾西京國子監。

程頤曾說：「天下重位，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以程頤當時在思想學術界的地位，年逾五十，才以處士身分出仕，其目的不為功名富貴，而志在「成就君德」，意甚顯明，不料一個皓首窮經的人，一旦投身官場，便為政客門人所包圍、所利用，竟至被人指為「五鬼之魁」，指為奔走權門，要君索價的角色，狼狽去職，實甚可悲。

洛、蜀雙方互相攻訐之初，劉摯、劉安世那一班司馬門下的官僚集團人物，只是非常冷靜的坐在高山看虎鬥，一旦勝敗之勢初分，他們立即發動最強的陣勢，參加進來，將弱勢一方的首腦，一擊倒地。

剩下人數不多的幾個蜀人，便易對付，慢慢再來收拾。但是，蘇軾聲名太盛，簾眷太隆，卻千萬不能讓他再進一步，登上執政的地位。於是有極善投機的諫議大夫王覿上奏曰：

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於是頤軾素所親善之人，更相抵訐，以求勝勢。前日頤去而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不允，尋復進職經筵。今執政大臣有闕，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庶幾軾不遽及於晦吝。

在舉朝洶洶的驅程風潮中，攻擊程頤最激烈的孔文仲，明年三月，因病逝世，據申公家傳的記載，呂公著責怪他受了蘇軾的唆使和利用，曾言：「文仲本來是個生性亢直的人，而又蠢不解事，他做諫議官，遂為浮薄輩利用以害善良，後來覺悟被人所紿，才憤鬱嘔血，以致不起。」

這完全不是事實。是年初，蘇軾知貢舉，文仲奉詔同知，先已染患寒疾，入闈後，力疾從公，終於不支病倒。考試未畢，闈內的人是不許出來的，大家勸他就在闈內好好休息，但是文仲不肯，謝曰：「居官即應負責，豈敢因病自便。」於是病更沉重，勉強撐到出闈，嘔血而死，絲毫沒有「被紿憤死」的影子，公著門下有很多理學人物，大概是出於此輩的偽造。

蘇軾於文仲之喪，拊其柩悼哭道：

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經父者，今無有矣。 （《宋史》）

—— 這才是真識孔文仲的知己之言。

七、元祐黨爭

朋黨是宋代政治的傳統，遠如慶曆黨爭，鬧得天翻地覆。近如熙寧年間，元老舊臣與新政派的互相排斥，搞得波濤洶湧，使全國上下，都為之阢隉不安。到了元祐開元，宣仁太后所唯一信任依賴的，是息影十餘年的恂恂儒者司馬光，他上承太皇太后絕對的信任，下負天下人的重望，完全掌握進退人才的權力，盈庭朝士，不論是否出於他的門下，要皆是他的晚輩，即使一向善於興風作浪的臺諫們，也無不仰視司馬的顏色說話，他是元祐更化的主流之主，根本沒有派系孳生的可能。不幸司馬當國，為時僅及一年，他只做得把新法罷廢，把主新法的朝官清除出去，卻來不及做進一步的建樹，便爾謝世。後繼的人沒有他的德望，就開始分裂成為三個派系，一是以司馬門下為骨幹的官僚集團，人稱朔派；一是以洛學程子為主的洛派，一是籍屬西南的朝士，人稱蜀派。蘇軾位望最隆，所以將這派領袖的帽子就扣在他的頭上。

司馬門下，與王安石不同，以個人的道德學問而論，甚少瑕疵可求，但他們大多是職業官僚，凡事遵循典制，以經驗為主，重視實際利害，看不起好高騖遠的空言。

宋朝取士太濫，粥少僧多，爵祿的競爭非常激烈，司馬既亡，他們為要維護既得的權位，非常自然地結成集團，政治上一經分成派系，則黨同伐異，勢所必至。人如過度執著權勢利祿，就會犧牲政治原則，變成一大堆不問是非的政治動物了。

司馬光受命之初，汲引程、蘇，本意在於利用他們學術上的地位、聲望和才華，來輔翼他的經國大業。洛學的程頤，本是中原理學的重鎮，道德學間，為世表率。然而一個人的學問愈高，他的知識範圍便愈專門，觀念就愈固定，他的經驗和思考，幾乎完全偏在理論和概念方面，與行政業務的相關性就非常薄弱，對於現實政治的了解，實際社會的知識，常常不如一個平常人，何況還要高自崖岸，架子擺得很大，官場上的人事摩擦就從此發生。所以自古以來，學人從政，幾乎命定是要歸於失敗的。

頤兄程穎，胸襟比較通脫，生前與司馬光相交甚好，不料程顥個性，與他哥哥完全不同，他一上來，即要用三代禮法來指導現實政治，輔弼天子聖學。他堅持周禮一定可以重行於當世，認為治天下不由井田，經濟民生，終不得平。

引用這樣一個學者，是司馬光的失策；而一向堅守學術本位，至年已半百再出來做官，更是程頤的不智。《二程語錄》說：

伊川（程頤）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程顥）與語，直是道得下。蓋二程論學，本與溫公不同，惟明道性較和易溫粹耳。

—— 論學尚且如此，論政當然更加格格不入了。

蘇氏家學，本於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評的特質。蘇軾是非觀念之強，也實不下於司馬光，嫉惡如仇，堅持小人之防，努力保衛元祐朝「賢人政治」的原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絕不與人妥協，好用激烈的語言文字，掃蕩髒亂。

這樣做，必然要與現實的權力世界發生直接衝突，使自己在政治社會中，變成一個可怕的「異端」，異端固常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但他本身則將遭受無窮的迫害，何況他的言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量，何況他有不可輕視的主眷。

怨恨蘇軾的，固然是最先挨打的蔡確、呂惠卿等輩，而司馬門下所結成的那個官僚集團，具有極大的政治野心，嫉忌蘇軾更深，也最不能對他容忍。

據說，爭論役法後，司馬光生前就有將他「逐外」的意思，而現在，他的門人們自知聲望不如他，簾眷不如他，不得不結起夥來，對付這匹政治上縱橫難駇的野馬。

蘇軾作呂惠卿告詞，辭鋒那麼凌厲，怨已結得不小，這人目前雖然失勢，但黨羽布列內外，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潛力，政治變幻無常，一旦機會到時，隱忍的怨恨，都將變為報復的利刃。

這還不算是眼前的對立，最糟的是二蘇，又得罪了數代簪纓，父子弟兄相繼為相的豪門—— 穎昌韓家。韓家的門生故吏，此趨彼附，本屬一氣，在官僚政治的結構中，具有極大的勢力，得罪韓家，等於得罪了掌握實際政權之官僚全體，二蘇的禍患，從此便連綿不斷了。

最初是蘇轍把出名兇暴的韓縝攻掉了，後來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范百祿堅欲遵守祖宗成規，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疏論韓維專權，說他援引親舊，分布要津。韓維因此罷職。蘇軾與范百祿、呂陶原是同鄉知舊，所以韓氏之黨遷怒蘇軾，就將他戴上一頂「川黨領袖」的帽子，雖然蘇軾本來出自韓魏公之門，到這個時候，就都無用了。

「川黨」這一名稱，到了洛黨口中，就又變成了「蜀黨」。

然而不論名為川黨或蜀黨，被目為黨人的，只是氣類相從的幾人而已，豈能與出將入相的豪門，以及官場老手的集團相抗衡，故洛黨既敗，蘇軾的孤危，就暴露無遺了。

蘇軾是個文人氣質非常濃厚的人，而官僚與文人，卻是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視利害，文人耽於想像；政治離不開權術，需要客觀冷靜，而文人則一腔熱情，但求發洩。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領袖劉摯，曾告誡他家子弟道：

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 38

孔文仲死後，呂公著也曾背後罵過蘇軾為「浮薄之輩」。現實政治人物之輕視之人，是很顯然的了。

至於程、蘇二人，性格更是完全相異。

程頤是個死硬派的理學泰斗，桃李滿天下，一向被人寵慣了，態度高岸，固執己見，即使面對高官，他也直言無忌，不為他人稍留餘地，所以朝士們幾乎沒有人不對他厭憎。

道學家之不能與語文學，更是必然之理，舉一故事為例。程頤有一天見到秦觀，突然問道：「天若有情，天也為人煩惱—— 這是你寫的詞句嗎？」

少游以為這回得了老夫子的賞識，恭恭謹謹地拱手遜謝。那知程頤卻正色訓道：「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

少游碰了一鼻子灰，慚惶告退 39 。

蘇軾憎惡矯揉造作以權威自命的人物，而聰明人歡喜表現自己，戲謔別人，成了習慣，當他看到口誦三代聖道，一面孔「孔孟再世」的伊川程子，正如文明人見了巫婆，不免覺得可笑，又如一旦發現這道學君子的實際為人，卻又奔走權門，作偽欺世，便再也忍耐不住，要破口大罵了，在奏狀中也會說：「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

蘇軾在程頤眼中呢，只是個徒逞辭辯的浮薄文人。他這種觀念，成為理學人物的共同概念，即如後來的朱熹，也極詆蘇軾為：「早拾蘇張之餘緒，晚醊佛老之糟柏。」一筆抹殺一個天才所有的成就。

以這樣兩個人同列朝班，同預經筵，不必一定等有「戲侮之言」作導火線，早晚是會發生衝突的。

元祐與熙寧不同。熙寧黨爭，一方面為要實現新政理想，一方面則為維護傳統的安定，雖然雙方爭得劍拔弩張，「喜於敢為者，罵別人為流俗，樂於無事者，詆他人為亂常。」雙方都不免意氣用事，但其指歸，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所爭者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計，不為個人爭權奪利。而元祐朝士不同，黨爭的目的，只是職業官僚的排斥異己，政治上的奪權運動而已，所爭者皆是細事，並無一定的政治立場，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擊，紛紛叫囂，盡是權勢欺凌而已。

假如說當時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話，也只有朔派才具「黨派」的規模，不但羽翼眾多，而且大多數是搞政治的老手；所謂「蜀派」、所謂「洛派」，根本沒有作為一個政團應有的條件，只是幾個同鄉朋友，三、四個門生，各衛鄉賢師門而已。

何況，當時地位超然，有胡說八道特權的臺諫官，後來又大都投靠了朔派，在宋代的政制中，誰抓得住這個政治工具，誰就能夠操縱政局，這豈是迂夫子型的理學人士、天真任性的文人們所能抗衡的呢。

朔派諸公，大多是職業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們冷靜察見，洛、蜀雙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穩坐高山，等待虎鬥，若非兩敗，必有一失，到那時候，他們就收漁人之利了。

且看館試策題案起，朔派諸公原來想幫程頤、賈易，先把那個「嘵嘵好言」的蘇軾揪下臺來。但是後來看看太皇太后的顏色不對，劾案的理由也缺乏根基，就此暫時歇手。等到程頤有隙可攻時，他們又倒在蘇軾、孔文仲、呂陶這一邊，給這位愚不曉事的聖人之徒，先來個致命的打擊。

程頤、賈易既都罷去了，洛學這一派，「樹倒猢猻散」，一部分投機分子又被朔派吸收了去，於是聲勢更盛。

聲勢更盛的朔黨的矛頭，現在可以毫無顧忌的專門對付蘇軾了。然而蘇軾是個對人對事非常天真的人，毫不警惕眼前的形勢已經非常危險，依然任性任情的議論時事，臧否人物，不留一點餘地，如寫范子淵、呂惠卿制詞，雖然筆墨淋漓，讀者稱快，然而他個人的怨家，就愈結愈多。他的門人畢仲游怕他再惹災禍，致書懇切勸諫：

……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40 。

畢仲游是蘇軾主持館職試中，以第一名入選的高材生，這樣苦口婆心的勸說，做座師的當然只有滿心的感激。不幸蘇軾生來心直口快，有話非說不可，而嫉惡如仇，遇事一定要分個黑白，個性如此，就毫無選擇餘地的，在這個官僚社會裡，做上一名悲劇的角色。

還有一層，即使蘇軾從此箝口結舌，廢筆棄硯，他也一樣逃避不了官僚集團的圍攻，那是因為他在當時政治與文化方面過高的聲望使然。歐陽修逝世後，接任文壇盟主地位的是蘇軾，幾為天下人所公認；宋是徹底實施文人政治的朝代，像他這樣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人物，要被既得權位的職業官僚所嫉視，所恐懼，毋寧是極為自然的形勢，所以，「盛名」為蘇軾禍患的根源，實不下於「多言」。

蘇軾讀書求知，總期望能以自己的才智，照亮社會的黑暗，疏解人民的苦難，救助時代的孤危，何況，入仕以來，自仁宗以次，經歷三朝，一直承受皇室的器重，尤其元祐時期，宣仁太皇太后對他的期望如此殷切，危身奉上，本是儒者應有的節操，知遇激發勇氣，他那奮不顧身的建言，皆是出於不得自已的赤誠。且看他此一時期，若干奏議的「尾言」，便是責任感使他不得不然的苦衷。

元豐八年〈論給田募役狀〉：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恩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

元祐三年〈論特奏名〉：

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同年〈大雪論差役不便札子〉：

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同年〈乞郡札子〉：

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

又〈論邊將隱匿敗亡札子〉，不但得罪邊將，更傷害了包庇邊將們的朝中重臣，奏尾上說：

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眾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

蘇軾曾經自己形容他那「難安緘默」的脾氣說：「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他一生的命運，蘇軾也不例外。

雖然，處身在現實政治的巨大壓力下，有過身中奇禍的經驗，中年以後，但在可以謹慎的地方，蘇軾也已頗知謹慎了。蜀國公范鎮作〈司馬溫公墓志銘〉，中問有一段寫的是：

在昔熙寧，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使，謂祖宗不足法，乃裒頑鞠兇，……稿成，囑蘇軾寫此碑文，蘇軾便復書勸景仁道：

二丈之文，軾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受禍耳 41 。……

結果，蘇軾未寫此碑，而今傳銘文，也沒有「裒頑鞠兇」這四個字了。

八、一士諤諤

元祐二年（一○八七）八月，朝廷得到一件莫大的喜事。

邊臣游師雄以種誼軍人洮州，生擒吐蕃首領，餘均降撫。捷報到京，這是宋朝立國以來，受盡邊境寇患，第一次獲逮元凶的勝利，人心振奮，大家計劃拜表稱賀。

西蕃部落中，以唃廝囉最稱強大，朝廷封他西平王，用為屏藩。唃廝囉死，其子董氈非常桀黠，神宗朝，建昌軍司理王韶獻平戎策，建議利用他們家族間奪權的混亂，進兵剿治，雖然收復了若干城池，但是董氈的主力未動，而董的別將青宜結鬼章，就經常前來騷擾河州，歲為邊患。神宗曾命李憲懸鉅額賞金，購買他的頭顱，十年不得。

這一次鬼章有意收復該族前失的故土，與西夏結合，約於事成後共分其地，遂引兵攻南川，城洮州，又派人鬻馬於漢界，要結合屬羌做他的內應。種誼得到情報，知道鬼章所駐洮州城內，兵力單薄，而西夏兵又遠水不救近火。於是，種誼便與進將游師雄和熙河經略劉舜卿合議，分兵兩路，一直追到洮州把城包圍起來，乘有一天大霧，種誼親自指揮攻城，霧散，城也破了，鬼章坐在佛寺中，束手被擒。

但是，鬼章雖然被擒，而西蕃的主力阿里骨退走青塘，這一路兵打得怎樣，還沒有消息。蘇軾在滿朝官僚們一月阿諛聲中，獨以為「偏師獨克，固亦可慶」，但是阿里骨的巢穴未破，稱賀不免太早。而且他更認為「捷奏朝至，舉朝夕賀」適足以助長邊軍將驕卒惰的風氣。……這樣的議論，恰給眾人熱烘烘的興頭上，潑上一桶冷水；百官朝賀照樣舉行，他則不免為人側目。

西夏接應鬼章的軍隊，行至半途，聽說鬼章已經被擒，急忙回頭，沿途搶掠而去，一面卻又遣使請和，執政當局有意接受西夏的要求。蘇軾再上第二道札子，他說：猖狂之後，不能任其有求必獲，我們雖然以和平為國策，但是「為國不可以生事，既生事不可以畏事，今欲遽納夏使，是病未除而先止藥」—— 這意見顯然和執政當局發生衝突，然而他則「我言我見」，不顧一切。

同月下旬，他又三上札子，反對邊將貪功生事，請求朝廷節制進取；他更反對留質或殺戮鬼章，以為是必激使他的舊臣與阿里骨會合，北交西夏，合力報仇，「進窺熙河，其患甚大。」所以，他又四上建議：利用鬼章號召他的舊部來討伐阿里骨，事成，許以生還—— 此正所謂「以夷制夷」之計。

被擒的青宜結鬼章，於同年十一月檻送闕下，獻於崇政殿，論以聽招其子及其部屬歸附以自贖。鬼章表示服從，赦之，賜職陪戎校尉，遺居泰州。至於西夏的求和，執政當局還是接受了。

接著來的是禮部郎中葉祖洽改官案，這本來是件細事，但給事中趙君錫偏偏要把這十八年前的舊事牽扯出來，認葉祖洽改官為不當，予以封駁，理由是他當年進士廷試的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云云。葉祖洽應進士試，殿試對策，一意投合執政當道的意思，說：「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茍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接下去則頌揚王安石、呂惠卿輩為忠智豪傑之臣。當時的初考官即是呂惠卿，定祖洽為第三等，中在甲科，且置於第一名及第；覆考官宋敏求定為第五等，應該黜落。蘇軾時任編排官，認為用詆毀祖宗來頌揚今上，竟可大魁天下，何以端正風氣，也奏請黜落，並且自擬一道〈答進士策〉獻呈神宗，神宗拿給王安石看，安石說蘇軾「所學不正」，遂無下文。

現在事隔十八年，趙君錫再把這件舊家牽扯出來，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共同參定。蘇軾今日的看法，則已與當時不同，蘇軾現在認為，政治社會中，士人為謀求出身，諛附權勢，是平常之至的現象，不必深究，倒是言語羅織，正是目前官僚群慣使的武器，為害政風甚大，為消滅趙君錫輩陰謀建立「語言罪人」的事例，復奏曰：「臣愚今詳君錫所駮，極未為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即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

後來，祖洽也上章承認「茍簡」二字是說錯的，「減落」出為淮西提刑。

十二月又試館職，蘇軾撰「策問」題：

……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強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這次考試，蘇軾得一安州廖正一（明略），榜下，除祕書省正字。蘇門四學士外，蘇軾非常看重明略。

臺諫官們並不放過這個機會，監察御史楊康國言：

學士院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撰策題者，蘇軾也。

又監察御史趙挺之奏：

蘇軾舉自代，薦黃庭堅，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公然欺罔二聖之聰明而無所畏憚，考其設心，罪不可赦。

趙挺之此奏，辭連黃庭堅，蓋此蘇軾當眾對他惡評，係得之於庭堅，仍然是公報私仇那一套，不足為奇。

翠年正月，王覿奏：

蘇軾長於辭華，而暗於理義，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宜且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

這些奏疏，太皇太后看厭了，「留中不報」，但是蘇軾本人不會完全不知道，趙挺之說的「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王覿說的「輕浮躁競，宜且與一郡」。蘇軾忍著這一切侮辱，不願辯白。〈答故人劉貢父書〉，述其此時心境曰：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望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

這年冬天，他的眼病忽又復發，時間邁入元祐三年的正月，朝廷又詔蘇軾權知是年禮部的貢舉。宋人習稱「省試」，從全國的舉人中考選進士和明經，這是全國高等文官考試，規模與館職試大大不同。嘉祐二年（一○五七），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知貢舉，選拔了蘇氏兄弟，事隔三十一年，蘇軾也於元祐三年（一○八八）正月二十一日領禮部貢舉事了。玉尺掄才，是儒臣榮顯的任務，蘇軾全心全力要把這件工作做好。

上年冬末，汴京大雪成災，方圓數千里內，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到開春以後，天氣還是很壞，不但雨雪交作，而且酷寒逾常。古人相信這是上天所示的警告，所以朝廷照例詔求直言。

蘇軾為了爭議役法，得罪過當朝宰相司馬光，仍然改行差役；差役不好，人人知道，臺諫官們之所以不說，在當時是為逢迎相意，司馬逝世後，他們以為太后一定要維持司馬生前的舊政，仍不敢說。—— 蘇軾對於此事，耿耿於懷，也曾屢與執政大臣們提起，雖都接受他的意見，但以紛更為不便，並無結果，現在朝廷詔求直言，他就決然上了〈大雪論差役不便札子〉。

蘇軾此札，雖然無用，但是傷了臺諫的權威，且使司馬門人更加把他當作「叛徒」看待了。

九、試院掄才

元祐三年（一○八八）開科省試，蘇軾奉詔與吏部侍郎孫覺（莘老）、中書舍人孔文仲（經父）同權知禮部貢舉。正月二十一日領事，薦舉鄭君乘（元輿）、黃庭堅（魯直）、梅灝（子明）、上官均（彥衡）等為參詳官，以單錫、劉安世、李昭玘、廖正一、秦觀、晃補之、舒煥、孫敏行、蔡肇、鄒浩、張耒、李公麟等為點檢試卷官。

這年大雪，使京籤方數千里地的交通阻塞，四方應試舉人能夠如期抵京報到者，不及三分之二。蘇軾上札請求將考期展延半月，免得孤寒舉人，趕路不及，轉見失所；又為顧全定例三月分內必須放榜，請求照南省條式，御試不分初覆考，聚眾考官於一處共定等第，同時增加考官和執事人數，以便趕於限內完成試務，如期放榜 42 。

二月初三日開試，蘇軾率領同官於鎖太學前入闈，是年應試舉人實到者四千七百三十二人 43 。

其時，大雪紛飛，朔風厭烈，考場裡苦於酷寒，士坐庭中，竟至噤不能言。蘇軾酌令寬放若干不必要的禁約，使應考舉子得以從容寫作。

宋代防範考試作弊的方法，大體沿用唐制，唐是「棘圍截遮」，宋則「鎖院」，考官考生進場之後，用一把鎖把考場鎖起來，關防十分嚴密。二是禁止挾帶，為防範舉子夾帶，所以要實施解衣搜身，這辦法，宋太宗時認為有辱士體，曾經一度廢止，但是後來流弊太大，又不得不恢復了，不但禁止攜帶任何書物入場，甚至連包裹筆硯用的紙張，也一律限用青紙，以防用色紙來做「小抄」。三則考卷上密封姓名，是即所謂糊名彌封制，用以防止考官作弊，真宗時始用於禮部策士；另外還有「謄錄」一項，即考官所閱的卷子，只是謄本，使他不能從辨認考生的筆跡發生弊端。凡考生與考官涉有親嫌的，例須「移試別頭」，以資迴避。—— 這一類科場防弊的辦法，目的固然在於求取考試的公平，但是讀書人的人格尊嚴，卻已遭受了嚴重的損害，尤其是解衣搜身這一項，直接觸犯舉子身體，最為令人難堪；而且為了鄭重其事，搜身的巡鋪官都派宮裡的內臣充任，驕橫兇暴，對待讀書舉子如小偷，如囚徒。

這次考場裡，因此甚不太平。

考試第一天，巡鋪內臣鄭永崇、石君召就抓來兩個口傳作弊的舉人。經執事人將他們所寫試卷逐一點對，只有十九個字相同。蘇軾說：

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

「扶出」，就是命令退出考場，實是「攆出」，那時代在用語上，也還相當尊重士子的體面，即使對作弊的考生亦不例外。

蘇軾認為這顯然是巡鋪官舉察不當，決定不予受理，而巡鋪官卻堅持要放免這兩個舉子。蘇軾札奏朝廷：「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請求撤換巡鋪官。

這班巡鋪內官，認為太沒面子，後來抓到夾帶舉子三人，依法「扶出」時，他們命令兵士大聲呼喝；至十一日又抓到蔣姓舉子時，巡鋪內臣陳慥索性指揮三、五十個兵丁齊聲大叫，使得全院考生考官，莫不驚惶失措。

蘇軾領銜奏說：「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眾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乞賜行遣 44 。有旨：送內侍省撻逐之。

宋朝科場的積弊，本來很深，夾帶槍手，非常普遍；夾帶的資料，初時還是考生自己用蠅頭小楷寫成小冊，私帶進場。後來書店為了牟利，索性印成小書，稱為「夾袋冊」，高價賣與考生。因此，考完一場，場中「遺編蠹簡」，竟至成堆，政府雖曾禁止出版，但無實效。才用解衣搜身的辦法來防止挾帶，由朝廷特派內臣來擔任這監查的任務，因此發生以上種種糾紛。

另一煩惱是要求「特奏名」的特權分子多得不可勝計，考官一人貢院，四方免解舉人前來投狀，稱今年是「龍飛榜」，要求法外推恩者無計其數；再加經朝省下狀，說是已經奉旨核准的「特奏名」者已有四百五十人之多；最後又接尚書的札子，要增添恩額數百人。蘇軾和孫、孔等都認為「天下之患，無過官冗」，歷來朝廷所放恩榜，已經幾千了，何嘗見過奮勵有聞之人。「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實在是個極大的弊害。他們責在主試，只能依照近日聖旨遵辦，但望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已足，免使官冗積弊，有增無已。偃武修文，是宋太祖所定的國策，太宗御試貢士，采拔很寬，至仁宋朝殿試竟已例不黜落。他們寄望在殿試中將這些恃特權免試的人大量裁黜，誰人肯做這種得罪巨室的事，當然是要失望的。

根據參詳官黃庭堅手寫的書帖，這場貢舉，應試的考生總數是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初二上奏禮部中式的進士只有五百人，約為每九個半考生中取一人，錄取額為十分之一強。但至皇帝御集英殿策試，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者，竟達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之多，超出正式考中名額一倍以上。

他們在試院中工作，歷時四十四天。這次考題，按照元祐新制，詩賦、經義並試。蘇軾所出的題目中，有一條是：「出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難的意思，是拒之使不得進，讀去聲。「難任人」與「忠信昭」為對，蘇軾習大科時，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他這題目是從哪裡聯想出來的。而荊公父子所作新經，恰與原注的意思相同。當時的舉子揣摹本屆的主考是反對新經有名的，所以把題意解釋為「難於任人，則得賢者，可服囚夷。」蘇軾看到這樣的文章，大為生氣，罵現在的舉子竟然不認識字，以難（去聲）為難（平聲）。全予黜落，只有作難（去聲）解者，才得入選。其實，蘇軾從來沒有讀過王氏新經，而舉子亦未嘗讀注。總之當時的士風已很窳敗，舉子揣摹考官的好惡，是科場中普遍的現象 45 。

宋代試官，大抵派由兩制三館的人擔任，他們對文章的好尚以及他們自己的文章，都是考生們誦讀和揣摹的材料，希望由此獲得青睞。這種揣摹辦法，也確然很能得手，這次考題中有一條：「光武何如高帝論」。參詳官張耒送一卷子來給蘇軾看，說道：「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日堂記為法。」蘇軾看了一遍，喜曰：「誠哉是言。」權置魁等，拆彌封後，知是劉燾（無言）所作，這就是當時得售的登龍之術 46 。

這次應考舉人中，蘇軾有一相從多年的後輩，平常非常欣賞他的文章，也明暸他屢試不第，家境貧寒的實況，所以很希望在這次科考裡把他中了。同時的考官中，大都因蘇軾的關係，認識此人，也都有心想把他的卷子找出來，薦與主考官。無如宋代科場，沿用唐朝發明的彌封糊名辦法，考官所看得到的卷子，都是胥吏「謄錄」的抄本，卷上無姓名，也沒有墨本的筆跡可以辨認，所以只能從文章氣體上去暗中摸索。要從四千七百多本卷子中摸著這一本，確然非常渺茫。

蘇軾詳看考官所薦前二十名卷子中，有一卷文字，筆墨瀾翻，非常傑出，對同官說：「此必李方叔。」但是他看錯了，拆封後才知是葛敏修，黃庭堅來說：「可賀內翰得人。」這葛敏修是某作宰太和縣時相從的一個學子。」 47

蘇軾另又尋得一份卷子，玩味很久，認為一定是了，大喜之下，手批數十字，還和黃庭堅說：「必是吾友李廌之作。」拔置魁等。但到拆出號來，卻是章惇的公子章持（致平）。而在這一科中，李廌竟然名落孫山 48 。

蘇軾在考官不薦的遺卷中，搜到章貢、孫勰兩本卷子，認為文章都好，將孫勰擢置第五。榜發之後，外間輿論大嘩，因為孫勰是蘇軾朋友孫立節（介夫）的兒子，早在做杭州簽判時，他曾從學於蘇門，且與蘇邁同學。因此眾口藉藉，猜疑此中必有弊病。幸而後來孫勰參加殿試，仍中第五名，這才使大眾信服文章自有定價，也就沒有話說了 49 。

這場貢舉中，章惇的兩位公子—— 章援、章持都中了高榜，不料後來卻有人造作謠言，誹謗蘇軾 50 。此外，孫勰、李常寧、劉燾、葛敏修、周濂溪的兒子周燾（次元）皆登第。唯有興高采烈，自以為這場必中，吾文絕不在三名以下的李廌，鍛羽而歸。

現在且說蘇軾與李廌的關係。

廌父李惇，字憲仲，是蘇軾的進士同年，然而他們並不相識，李廌六歲而孤，他父親是不幸早死了的。蘇軾在黃州時，李廌以是因緣，親到黃州謁蘇，贄文求知。蘇軾很欣賞他的文字，讚譽為「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拍拍他的肩膀道：「你的才氣，是萬人敵也，但望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本名豸，蘇軾說：「五經中無此字，宜易名為廌。」從此方叔就用此名。秦少游也有輕嘴薄舌的毛病，曾經嘲笑他道：「昔為有角之狐（豸），今作無頭之箭（廌）。」方叔倉卒之間，無以為答，因此非常恨他 51 。

蘇軾自黃州至南都時，李廌還從陽翟來看他，蘇軾贈他絲絹，作〈李憲仲哀詞〉，幫助他埋葬先人棺柩。

李廌這次科場失敗，蘇軾心裡雖很難過，但說：「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52 此亦不過強自解嘲而已，怏怏出院後，馬上寄首長詩去安慰方叔：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

黃庭堅也是預試的考官之一，他也很為方叔難過，和詩一首，同時寄慰李廌，句有「今年將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

但是李廌的表現，絕對不像蘇軾所希望的灑脫。

試罷歸家，他很有自信地對人說：「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後來竟然落第，據說他家有個七十歲的老乳母大哭道：「吾兒遇蘇內翰知舉，還不及第，將來尚有何望？」就關起門來睡了。到得晚上還不見她出房，破壁察看，她已自縊而死 53 。李廌受了這個刺激，從此學亦不進，行為也不很自愛起來。他還屢屢寫信抱怨蘇軾不予舉薦，蘇軾很誠懇的復他一封長信。略曰：

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荐人也。……

蘇軾言者諄諄，而李廌一遭落第，心理不太正常，索性奔走權門起來，蘇軾再教誨他道：

……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耳。

蘇軾以為方叔所以如此，也許因為貧窮的緣故，所以不時給他賙濟。自己沒有錢時，甚至把皇帝御賜的馬，也贈送給他。還怕他出賣時，買主要此馬來路的證明，親筆為他書立公據，用心周到，無以復加 54 。

然而才豐命嗇的人，雖得大有力者支持，確也仍有救助不得的，如李廌幸遇蘇軾，但是沒有機會，一切都是枉然。直到元祐七、八年間，蘇軾才能與范祖禹說：

李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斷奇貨於路隅，昔人所嘆，我曹得無意乎？

好不容易范祖禹應許與蘇軾會銜合薦，而政局忽然生變，一個巨大的浪潮衝擊而來，薦主都已不能自保，還有什麼李廌的機會，布衣終身而死。

蘇軾知貢舉，一遭大雪的天災，二遭巡鋪內臣的搗亂，三遭李廌的落第，四遭孫勰五名中選的誣謗，短短四十餘天鎖院期中，盡是煩惱。回憶他應進士試時，歐陽修與韓絳、王珪、范鎮、梅摯、梅聖俞六人於闈中五十日間，相與唱和，得詩一百七十餘篇，筆吏疲於寫錄，僮子忙著傳詩遞箋，歡然相得之樂，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55 。這次闈場中，雖然同官盡是舊好，不但都是詩人，而且還有畫家，只因歐陽修知貢舉那次，考官詩興太濃，士論非常不滿，所以自此以後，不准試官闈內吟詠。所以四十餘日中，沒有一人敢作一詩，蘇軾闈中，煩懣需要發洩，只得隨手拿起評點試卷的誅筆來掃了一幅竹子，有人說：「竹色非朱」，蘇軾回答說：「竹也並非墨色」。這是無意中的創意，後世遂以為法，畫譜裡便有「朱竹」一格 56 。

三月初六，考校已畢，等待諸廳參會時，蘇軾到李公麟房去看他。其時公麟害「水悸症」，胸腹飽悶，畫了一幅《馬圖》，蘇軾、黃庭堅和同院的蔡肇、晁補之、舒煥、廖正一都是題詩。蘇軾另有戲作一首，頗能道出場中生活的情景。

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索睡自語；看馬欲 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 。

—— 戲言闈場裡面的生活苦況，公麟讀了大笑道：「有頓塵馬欲入筆，快取紙來！」 57

十、金蓮燭

貢舉事了，蘇軾就得認真考慮自家的出處了。

上年冬季，趙君錫所提出的葉祖洽改官案，趙挺之彈劾的館試廖正一案，王覿的宜興一郡案等等，抨擊的本身，蘇軾認為不必辯白，不過，一案未平，一案又起，把精神時間照這個樣子的消耗折磨，實在太不值得，所以他就不提劾案，只以疾病的理由，連連上札，請求外放。

太皇太后召見，面問他：「何故屢入文字乞郡？」

蘇軾具以病狀為對，太后宣諭：「豈以臺諫有言之故？你兄弟自來孤立，向來進用，皆是皇帝與老身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蘇軾退朝後，深感太皇太后恩德高厚，外放一言，再難啟齒，自知不容於人的真實原因，只是在於「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所致，倘然仍踞高位，謗訕一定不絕，因此他改乞朝廷罷免他那翰林學士的位置，別給京師裡任何一個閒差，可望免為臺諫攻擊的目標。元祐三年三月下旬，上〈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札子〉，剖析遭人攻訐的因由云：

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致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遂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

蘇軾但求給予一個祕書監、國子祭酒之類的閒官，俾資自保。札上，太皇太后只是「慰留」。

司馬光逝世後，朝內群臣既自分別派系，人事紛爭不已，而散在京外的那批熙豐之臣，蠢蠢欲動，不是惡意評隲朝廷的施政，就是從中挑撥離間，詭變無窮。

只愛談禪，不大歡喜接見士大夫的太平宰相呂公著，際此內外交迫的境況，自己則又既老且病，實在無法支應，屢請罷相。至元祐三年四月，獲准解除實際政務，拜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和文潞公一樣，成為國家的元老。

繼任相職的是以中書侍郎呂大防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同知樞密院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大防以不植黨羽，立朝公正無私而被重用。范純仁是范文正公（仲淹）的次子，字堯夫。他的政見不盡同於司馬溫公，看前述爭差免役法和主張恢復青苗放款以濟國用兩事，可以概見。純仁青年時代有個出名的「麥舟故事」。范文正公在雎陽，派堯夫到姑蘇去取麥五百斛，回程路上，舟次丹陽，遇見父執石曼卿，問他來此已有多久？曼卿說：「我已來了兩個月，原想將三具先人的靈柩運回西北去歸葬，但是沒處借錢。」堯夫就把麥子和船都送了他，自己騎馬回去。到了家裡，不敢對父親說，直到文正問道：「在東吳見到故舊沒有？」他才將遇見石曼卿的經過說了出來。文正便說：「那你何不就將麥舟送他。」堯夫才坦然道：「已經給他了。」—— 其人品德之高，為人稱道 58 。

宰相的更易，是何等重要的國家機密，所以必須先將學士召入翰林院，「鎖院」，然後面授「詞頭」，撰麻公布。

學士因「撰麻」鎖院，與試土不同，試士有預定的日程，一切可先準備，撰麻都是臨時宣召，或全番或半番快行差員，分批往學士邸第「傳宣」，須等各班快行分批到齊，則學士上馬，穿朝服，戴高帽，眾人簇擁入院。院內如別有直宿學士或直學士在，均須先行迴避出去。當夜，依照宣諭撰麻，撰就進呈，一面通報閤門宣贊舍人 59 ，當晚由御史臺閤門通報，明日「宣麻」 60 ，則文武百僚明晨均須集合赴文德殿聽宣。—— 其鄭重有如此 61 。

四月四日，蘇軾被傳鎖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傳出除目。那是呂公著、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交他撰寫「麻制」。蘇軾承旨畢，太皇太后忽然說道：「官家在此。」

「適已起居（行禮）過了。」蘇軾恪恭謹對。

「有一事要問內翰（宋稱翰林學士），前年任何官職？」太后詢問。

「汝州團練副使。」

「今為何官？」太后再問。

「備員翰林，充學士。」

「何以至此？」

「遭遇陛下。」

「不關老身事。」

「那，必定出自官家。」

「亦不關官家事。」

「莫非是大臣論薦？」蘇軾恭問。

「亦不關大臣事。」

蘇軾大驚，鄭重回道：「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

「久待要學士知道，」太后說：「此是神宗皇帝的遺意，神宗皇帝飲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筋不舉時，內監們都知道定是蘇軾寫的什麼。他又常常稱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學士，就上仙了。」

蘇軾聽到此處，禁不住感情激動，失聲痛哭。太后和皇帝也都流下淚來。隨命賜坐，吃茶。

「內翰，內翰，直須盡心奉事官家，即是報答先帝的知遇。」太后鄭重叮嚀。

蘇軾拜辭，太后命撤御前金蓮燭，送學士歸院 62 。

自此，蘇軾一面盡力經筵，教育這位年輕的官家，遇事直抒己見，不顧一切的言事，只為報答先帝和太皇太后的知遇。

蘇軾居常還有特派的外交任務，如元祐元年（一○八六）十二月在中國東北邊境，契丹人所建的遼國，派使者耶律永昌、劉霄來賀坤成節（宣仁太后誕辰）詔以狄詠（狄青之子）、蘇軾為「館伴」。宋制：番使入國門，即差館伴使副負責接待，陪同住在驛館，凡趨朝、見辭、遊宴均相伴同。遼是宋朝最大的敵國外患，館伴的職責，混合外交和防諜的雙負任務，蘇軾表現得處處謹慎。

他們初與劉霄會食，蘇軾酒量本來不大，飲半，他已謝不勝酒力，劉霄便唸起他的舊作來：「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是不善飲酒的人？」蘇軾心裡很奇怪北虜也知他詩 63 。

官廷賜宴回館，剛開始起步，蘇軾騎的那匹馬失足小蹶。劉霄立即下馬過來慰問：「受驚了，沒有受傷吧？」蘇軾回答：「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他很鎮靜地保持著上國大臣的風度 64 。

蘇軾陪契丹使者入宮覲見時，望見文潞公（彥博）站在殿門外，使者卻立改容，小聲問道：「那位即是所謂以德服人的文潞公嗎？」又問潞公的年紀。蘇軾說：「今年八十三歲。」使者驚嘆：「何等強健！」

蘇軾說：「您只見他形貌，沒有聽他講話。他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也不如他。貫穿古今，博學強記，雖專門名家，亦有不逮。」使者拱手道：「真是天下異人！」 65

蘇軾後來撰富（粥）公碑，〈答陳傳道書〉說：

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字，乃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欲使虜知道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身為近臣的蘇軾，前曾奉派使遼，辭謝未去。至元祐四年八月，他在杭州任時，蘇轍奉派為賀遼國生辰的國信使，將行，蘇軾作〈送子由使契丹〉詩，引用唐史李揆的故事，諄諄以謙抑自己，宣示中朝人才之盛為囑。

李揆風儀俊美，口才很好，皇上嘆為門第、人物、文學都是當代第一。入番會盟，酋長說：「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就是您嗎？」

揆懼為番人所留，騙他說：「彼李揆安肯來耶！」

蘇氏兄弟，一樣名揚北狄，所以軾送行詩有：「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那樣的話。

果然，蘇轍行至涿州，〈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詩，便已有那樣一首：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

蘇轍至遼，遼主派他們的侍讀學士王師儒為館伴。師儒就很能講說三蘇的文章，還能背誦蘇軾的〈茯苓賦〉，但恨未見全集。蘇轍所見遼人，大都會向他問候：「大蘇學士安否？」 66

蘇氏文名，傳揚海外，雖為外夷所愛服，詎知他在國內，卻不見容於同列的朝士，只望能夠給予越州一郡，能夠逃過臺諫們的兇鋒，就算很好的了。作〈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之一，即言：

氈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鴃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鏡湖。

蘇轍此行，帶了他的大兒子蘇遲侍行，蘇軾非常高興，稱讚他道：「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為買田。」

後此若干年，蘇軾的門生張舜民（芸叟）也奉命出使大遼，見宿州館中有題蘇軾的〈老人行〉於壁間者，范陽書肆刻蘇軾詩數十篇，題曰：「大蘇小集」 67 ，足見遼人研究中原文化的熱烈和對於蘇軾詩文的崇拜，亦不限於外交應對上一時之用而已。

元祐三年（一○八八）五月初一，皇帝在文德殿視朝，蘇軾以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轍以戶部侍郎輪值恰同「轉對」。按制，自侍從以次朝官，每五日各輪派一員上殿，為「輪當面對」，簡稱「輪對」或「轉對」。面對時，必須進呈有關時政的札子，即就所見條陳之類。

蘇軾條陳三事：一是以天下之廣，事物之變，執政和諫官不能盡知，請准其他臣僚皆得「請間奏事」，以廣耳目。二是取士太濫，而中式進士得缺不易，因為得缺不易，所以到官之後，難免貪贓黷貨。三是任子（恩蔭）必須裁減，以救官冗，減少國家官俸支出的沉重負擔。

這三事中以第一項為最重要，廣開言路，可以使君上耳目聰明，君上耳目聰明，則執政的臣僚就無法把持政柄，矇上蔽下—— 宋朝的臺諫制度本意在於監督執政，但如臺諫官竟為執政利用時，則君上耳目盡廢，歷史上的權臣也就出現了。

十一、乞郡避謗

元祐三年（一○八八）五月間，進御史中丞胡宗愈為尚書右丞。宗愈是一個不主黨派的人物，洛、蜀交爭時期，他曾撰進〈君子無黨論〉一篇，大意說：「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他這建議，太后印象很深，所以這次呂公著病辭，她就起用戇直無黨的呂大防，公正無私的范純仁為相，並以胡宗愈為尚書右丞，參與執政。從這一次改組政府的人選，看出太后對於黨爭的厭惡，已經非常明顯。

諫議大夫王覿正是一個專搞朋黨的言官，對於胡宗愈的議論甚是不滿，於是他就疏論宗愈不可執政，言：「胡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朋。」甚且指元老文彥博是他們的後臺，這正是太后所最憎惡的黨同伐異，立刻由宮中內批出來：「王覿論議不當，落職，與外任差遣。」

後二日，范純仁、呂公著、文彥博三人辯於太后簾前。公著說：「王覿若只為論列宗愈，便行責降，不協眾情。」純仁說：「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而已。彥博、公著都是累朝舊臣，絕不會共同罔上的。」他又極言慶曆黨禍的經過，並錄歐陽修所作〈朋黨論〉進上。然而太后之怒，終不可解，宣仁太后認為諫官必須超然，如諫官與執政勾結，參與黨爭，後果不堪設想，她堅持出王覿知潤州。

自從太皇太后和皇帝便殿召見之後，蘇軾認定朝廷既以國士待我，此身已非己有，一念只在如何報答知遇，心中不再有絲毫安危禍福的顧忌，下定決心，要把內外臣工聯合起來矇騙朝廷的幾件弊案，揭發出來。元祐三年（一○八八）九月五日乘邇英進讀時，上〈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札子〉。他說：「近四年來，水旱天災疊見，陰陽失和，由於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如：

（一）去年，熙河諸將生擒鬼章，這是一件奇功，加官賜金，理所當然；但是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寇大掠而去，如入無人之境，他們也一樣加官賜金，賞罰不公，至於如此。

（二）廣東妖賊岑探造反，兵圍新州，差將官童政往救，他卻賊殺平民數千，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往查，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但是又言新州官吏卻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抵，愚弄上下，有同兒戲。

（三）蔡州捕盜，吏卒殺平民一家五、六口，皆是無辜的婦人，卻屠割屍體，冒充男子首級請賞，守倅不按，監司不問，等到臣僚上言，行下本路徹查，卻說殺時男女不可辨認。蘇軾論曰：「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似此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天下之亂，可坐而待。

關於河事，他說：黃河故道淤塞，水決向西北行者為時已久，豈能以人力築堤堵塞。

現在一個都水使者王孝先，偏要興工堵塞北京南開孫村河，妄求河復故道。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大家知道黃河故道高仰，勢如登屋，水性向下，堤工必然無功，而且禍患不測。如及今趕快停工，損失還小，假使再聽他搞下去，後患不堪設想。朝廷又「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蘇軾所指「一夫私計」這四個字，裡面包括許多文章。

這次回河東流的主意，表面上是知樞密院的安燾所奏請，幕後卻是元老文彥博和宰相呂大防所同意支持的。蘇轍已先往謁左相公呂公著建言：「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回之，是自謂過先帝也。元豐河決，導之北流，何不一仍其舊，修其未備即可。」

公著說：「我們來想辦法。」但是後來就無下文。

蘇軾性不忍事，就直截了當上了這樣的札子，而且語氣還那麼鋒利。

兄弟二人，一樣以知識良心報國，而臨事的態度與方法完全不同；雖然結果一樣無法挽回大老的決計，但蘇轍不招怨，蘇軾則因此議，為當局所痛惡。

後來，蘇轍在論河事章奏中，還追述此事說：「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河事，為眾人所疾，跡不自安，逐求隱遯。」即指此事。

蘇軾在此札中，還連帶繳進歐陽修舊作〈修河議狀〉兩篇，以加重他的論據。札尾又「貼黃」言：

臣為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蘇軾的眼病，始於黃州，此後時發時癒，至今年十二月主館職試時，目昏更甚，至今未癒。而黃州看田沙湖道中，淋了冷雨，左手腫痛的毛病，現已轉成慢性的麻痺不仁，終不脫體。

自程頤罷去，洛黨解體後，朔派指使言路，一力攻訐蘇軾，太后知道蘇軾說話，有時不免疏忽和誇張，但卻本於謀國的忠誠，從不聽納間言。朔派憤無所洩，就使出別一戰略：要斫大樹，先去枝葉，要殺鷹隼，先除羽翼。所以這兩年來，凡是蘇軾所引薦的人，如黃庭堅、歐陽棐、秦觀等，都被臺諫彈劾過，幾乎無一倖免。如元祐元年八月，蘇軾薦舉王鞏，臺諫便論鞏本姦邪，離間宗室，因能諂事蘇軾，所以獲薦。蘇軾大為憤怒，十一月上章力辯。他說：「如王鞏固是姦邪，則司馬光生前擢升他為宗正寺丞時，臺諫何不論奏？王鞏疏論：疏遠宗室，不當稱皇叔皇伯，意在尊君，何名離間？此議當時原有多人並不贊成，獨司馬光深然其說，所以行下有司，臺諫官也無一人說話。只因現在司馬光死了，王鞏就變成了姦邪，就被戴上了『離間宗室』的罪名。至於臣與王鞏，自幼相知，從我為學，何名『諂事』？總而言之，臺諫要攻擊的本來是我，王鞏被我連累而已，『誣罔之漸，懼者甚眾』。」—— 反駁雖然激烈，而王鞏依然被攻出京，初除西京通判。元祐二年秋間，自西京改調揚州通判，在任不到一年，又被攻了下來。後因蘇轍之薦，除知宿州，便掀起絕大風波，未能蒞職。王鞏則因與蘇氏兄弟交好之故，終元祐之世，始終不得抬頭，蹭蹬不堪。

蘇軾特立獨行，非但議論不肯茍與人同，做事也我行我素，絕不遷就別人，所以，在朝一向孤立，很少有政治上聲應氣求的朋友。真正和他往來密熟，互相關顧者，只有幾個門生而已，如被蔡京以蜀黨列入黨籍碑的，只有王鞏、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畢仲游、李之儀、廖正一、李昭玘等十人。除出王鞏的遭遇，已如前述，其餘諸人，只因出自蘇門，便逃不過被「剿治」的命運，沒有一人是在宦途上得意過的。

如黃庭堅至元祐三年（一○八八）五月，始得除命為著作郎，便被趙挺之攻擊得體無完膚，詆為「操行邪穢，罪惡尤大」，降歸原職，一度為起居郎，旋又被攻責降。秦觀得一祕書省正字的任命，馬上遭賈易的嚴劾，狼狽出京；畢仲游被列為五鬼之一，為劉安世、孔文仲所攻；晁補之、廖正一、李昭玘竟至不能安於館職，並出為吏；張耒「苜蓿自甘」，在館八年，一無進展；李之儀在樞密院沉浮下吏，陳師道不保一個地方學官的職位。他們之中，沒有一人能夠躋身言路，也沒有一人能獲得有為的地位，盡是冠蓋京華裡，坐冷板凳的廣文先生，而且因為沾上了蘇門的色彩，稍一活動，便被痛擊。雖然這些人對師門的敬愛依舊，而老師心裡的遺憾與痛苦，則更甚於自己之遭遇侮辱與損害。

蘇軾對於現實政治的醜惡，幾已到了絕望的地步。他的老朋友權知開封府尹的錢勰（穆父），以奏報獄空不實的罪名，被人檢舉，出知越州（浙江紹興）。蘇軾表示非常羨慕，而且勸他千萬不要回來。作〈送錢穆父出守越州〉詩曰：

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

錢勰出知越州，右正言劉安世還認為罪重責輕，譊譊不已，蘇軾與他力爭，所以後來兩次和穆父詩中，一曰：「年來齒頰生荊棘，習氣因君又一言。」一曰：「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政壇上敵對的形勢一經造成，即使能效金人三緘其口，對方也不會放鬆你一步的。

蘇軾實在再也不堪在這泥淖裡受罪，至十月十七日，他便以右臂不仁、兩目昏暗的健康理由，上章堅乞一郡。

這次，他決心將自己遭遇的前因後果，統統說個明白，從他還朝以來，怎樣與司馬光因爭役法，而結怨臺諫；范百祿與韓維爭議刑名，韓維又怎樣把他牽扯進去，稱他們為「川黨」；又將與趙挺之結怨的緣由，坦白陳告，所以如最近草一「麻詞」，用了詩經上一句「民亦勞止」的話，便被趙挺之指責比神宗為周厲王，舉為誹謗先帝，其心狠毒，甚於李定、舒亶；王覿論胡宗愈，又指他與孫覺為黨，說丁隲是他的親家。他說：「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 動輒得咎，他已斷然不被見容於儕輩了。

蘇軾引用漢宣帝殺蓋寬饒，唐太宗殺劉洎為例，說明讒言積毀的可怕，請求太皇太后體諒他的處境，給他一個「不爭之地」。

上了這個陳情乞郡札後，即便告了病假，在家靜候朝廷發落。

這次病假，拖延竟達一月之久，太皇太后只是三日兩頭的遺使問疾，賜藥賜膳，督促蘇軾定個朝參的日子，最後才將他的乞郡札硃批下來，依然不准。

蘇軾無奈，只得銷假復值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宮中又賜出官燭、法酒，蘇軾不能不為之感動，書呈同院詩：

微霰疏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卻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呂公著辭相後，前時罷廢在外的熙豐舊臣，分別對執政和臺諫兩方面，積極活動起來；朝廷確也漸啟藩籬，不太能夠堅持原則如初，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請求放還其弟等等，這些不該准的逾分要求，都批准了。崔台符、王孝先、楊汲之流，都已進用了；熙豐罪魁呂惠卿冷眼旁觀，看出朝廷日趨軟弱，才敢乞居蘇州。適於此時，蘇軾前所舉薦的鄆州州學教授周穜，竟然上疏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蘇軾認為周種草芥微臣，何敢創此重議，背後一定有人策動，目的在於試探朝廷，漸進邪說，此人是他薦舉的，他應該負責。立即兩上章自劾，並說：此事關係國家治亂之本，不可「薄臣之責而寬穜之罪」，否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於市」。—— 像這樣嚴正是非的精神，充分表現元祐大臣的風裁。

有一天，在邇英閣進讀「寶訓」，講到太宗聽說各州牧監所養的馬，被人剋扣芻秣，多病且死，便命取十數槽來，置於殿庭下，親自照顧，以資示範。蘇軾從這個馬的故事，聯想到老百姓下情不能上達的痛苦，上札言：

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

舉一個實例：去年西夏犯邊，殺掠至萬餘人，而邊將奏曰：「野無所掠」。朝廷派提刑司勘查，提刑孫路復奏：「被殺者只有十餘人，乞朝廷先行免究，然後考查實數。」蘇軾論曰：「既行蒙蔽，又乞放罪。」實是侮弄朝廷。馬不能言，小民亦不能言，四海之眾，無法置之殿庭，親自照顧，所以，朝廷除廣任忠賢以為耳目外，老百姓的疾苦，就根本無法上達天聽。

元祐四年（一○八九）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病逝。太皇太后震悼異常，一見到輔臣們，她就哭道：「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

太后與皇帝親臨呂家奠唁，贈太師申國公，予諡「正獻」。

蘇軾病假一月後，雖然勉強回到翰林院去工作，但因講述馬的故事，說及邊將隱匿敗亡、提刑查報不實一節，又開罪了掌握政壇的「鉅室」，劾奏不斷的飛送進宮，並在醞釀發動一次致命的打擊，非把他鬥垮不可。蘇軾又連上三狀求放越州，明白說出：「朝廷若再留他，是非永遠不解。」太皇太后終於明白她既沒辦法控制言官，只得准了蘇軾的請求。誥下：「蘇軾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龍圖閣學士充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

在此以前，臺諫們攻擊蘇軾的章疏，源源不絕，真已到了「謗書盈篋」的地步，太皇太后一律留中不發，蘇軾本人只聽到朝列中有人在那麼傳說，內中說些什麼，茫然不知。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人，當然不願如此不明白的一走了之，因此，上疏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太皇太后認為只要她不相信就是了，何必增加是非，還是「不報」。

蘇軾為結束公私事務，繼續留在京師一個多月，而在此期間，朝廷卻在熱烈爭論如何竄逐已謫安州的前相蔡確。

原因是蔡確去夏遊車蓋亭，作詩十章，落入他的仇家知漢陽軍的吳處厚手上，吳就一一加以箋註，向朝廷檢舉。如：「何處機心驚白馬，誰人怒劍逐青蠅。」指是譏訕朝政；「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指是嘲笑新進用事之臣。其中一首用了唐朝郝處俊典故的，被「箋註」為把太皇太后比作武則天 68 。

詩進於朝，太后並未生氣，但說：「執政們自去商量辦理。」他們議定，將原詩寄與蔡確，令其自為辯析。然而右正言劉安世說：「蔡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為之地而已！」其意所指是范純仁。於是貶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但是臺諫們仍然議論紛紛，以為太輕。諫議大夫范祖禹說：「蔡確的罪惡，天下皆知，尚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眾論。」因此，執政議置蔡確於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文彥博很生氣，主張將蔡確遠貶嶺南，純仁聽到這個消息，就趕去跟呂大防說：「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將來恐自不免。」大防就不敢說了。

恰巧這時候，梁燾自潞州召還為諫議大夫，來京時路過河陽，遇到邢恕，邢恕盛稱「蔡確有策立之功，社稷臣也」。太皇太后聽到這話，才大發脾氣，泣諭執政大臣道：「皇帝是先帝的長子，子繼父業，分所當然，當時誰曾有過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太妃就好。蔡確有何策立之勳？」

蔡確這句話，為什麼會使太皇太后如此生氣，蓋因神宗病重，議立皇太子時，蔡確有意擁立岐王趙顥或嘉王趙頵，而岐、嘉二王都是太后的親生兒子。

然而宣仁太后大公無私，認為神宗自有兒子，當然應該以神宗之子為皇儲，繼承大統，何用「兄終弟及」，所以一面命令岐、嘉二王不要隨便入宮，以避嫌疑，一面密諭宦官梁惟簡縫一襲黃褙子，十歲孩兒穿得著者，不得令人知 69 。

神宗病危，太后力主神宗第六子延安郡王趙傭（後賜名煦）為太子，既崩，哲宗即位柩前，身上就穿這件早先預備的黃褙子。

一個公正的人，反遭冤誣為「欲帝己子」，假使哲宗信了這個謠言，這份苦心，如何得白，所以，太后會這樣震怒而且傷心，力促執政嚴辦謫命。

第二日，執政廷對時，簾內忽諭：「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呂大防說：「蔡確先朝大臣，乞移一近裡州郡。」范純仁說：「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左右二相共同勸阻，但是，簾內曰：「山可移，此不可改！」

大家後來推想：九重之內，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 指文潞公—— 在代出主意 70 。

蔡確固然是個罪有應得的奸人，但當臺諫官們必欲置之死的時候，蘇軾認為蔡確作相時禍害國家的種種大罪，概已不問，現在卻以語言文字來入其罪，本末倒置，有傷政府嚴正的立場。他是身受這種挑剔，厭恨這種作風達於極點的人，為要消滅這股歪風，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但因除命已頒，身是外官，所以只能以密疏上陳太皇太后，建言略曰：

朝廷若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誹謗聖母，不知憤疾；若深罪之，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不能容一小人謗怨之言。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取進止 71 。

據說，太皇太后看了蘇軾這份密疏，心善其言而怒不解。蔡確終於貶謫新州（廣東肇慶）。蘇轍則以為蔡確起自小官，每次升遷，都由鞠獄立功，「善惡之報，不可誣也。」 72

蘇軾此行，朝廷給予的禮遇，光寵異常，太皇太后特准用前執政恩例，詔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這都是加殿閣銜的封疆大臣，才能得到的寵賜。

熱中爵祿的給事中趙君錫，一旁看得眼紅心熱，見得太皇太后以執政之禮待蘇軾，猜想不久召還，一定就是拜相了。為要預先結個緣，立即上狀盛稱蘇軾的道德文章，以為朝廷不能沒有此人，「伏望收還蘇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

這樣一個投機小人，二蘇不察，當他朋友，後來果然吃了他的大虧。

蘇軾往謁文潞公辭行，潞公再三囑咐道：「君至杭州，少作詩歌，恐為不喜者誣謗。」

臨別，上馬時，潞公又再三囑咐道：「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某雖老悖，願君不忘鄙言。」

此即引用近事，吳處厚箋註蔡確〈車蓋亭詩〉，蔡因此罹禍的故事，叮嚀蘇軾務須警惕 73 。

蘇軾出郊待發，太皇太后又特地派遣內侍來賜龍茶、銀盒。

蘇軾於元豐八年（一○八五）十二月自登州來京，至元祐四年（一○八九）四月離去，風雨京華，三年有奇。

註釋

01 　王明清，《揮塵後錄》。又張淏，《雲谷雜記》。

02 　《宋元通鑑》。

03 　趙令時，《侯鯖錄》：「哲宗親政，章惇當權，時穆父在翰林，章面責前制行詞，語太尖刻，不為稍留餘地。穆父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卒罷知池州。」

04 　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龍川別志》記司馬當時反對韓魏公的經過曰：當時，司馬光亦持札子至政事堂面諍，魏公曰：吾在此，君毋憂。司馬曰：光終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之甚耶！司馬曰：相公常在此座可也，萬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公默然，竟不為止。

05 　宋濂，〈宋九賢遺像記〉。

06 　蔡絛，《鐵圍山叢談》。

07 　王世貞，《調謔編》。

08 　歐陽修，《歸田錄》：「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才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預其一耳。」

09 　洪邁，《容齋隨筆．外制之難》云：「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

10 　朱弁，《曲洧舊聞》。

11 　王明清，《揮麈錄》：「呂吉父（惠卿）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親批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蘇軾行制本此。

12 　蔡絛，《鐵圍山叢談》。

13 　《二程語錄》。

14 　《東坡志林》。

15 　邵博，《聞見後錄》。

16 　宋．彭百川，《統類太平治跡統類》。

17 　劉延世，《孫公談圃》：「塵糟陂裡叔孫通」，考「塵糟陂」為汴京城外地名，見呂希哲《呂氏雜記》。又東坡〈與王定國書〉有「欲自號塵糟陂裡陶靖節」語，可知此三字為東坡口頭語，後人不知其由地名，又不解其意，妄改為「煥曹鄙俚」，應予訂正。

18 　張端義，《貴耳集》。

19 　宋濂，〈宋九賢遺像記〉。

20 　寓簡。

21 　李秀巖，《道命錄》、《責備餘談》。

22 　黃宗羲，《宋元學案》。

23 　朱弁，《曲洧舊聞》。

24 　《本集》〈謝宣召入院狀〉。學士院，宋稱翰林學士院，直隸於皇帝，以文學之士充之。掌起草詔令，並備諮詢，因地在宮禁，故又稱「玉堂」。

25 　沈括，《夢溪筆談》。

26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27 　《宋史》本傳：「韓琦出守相州，陛辭，神宗問：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王安石為翰林學士自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答。

28 　劉延世，《孫公談圃》：「子瞻以溫公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為執政矣。公（孫升）力言：蘇軾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

29 　學士院，不僅考試撰題要鎖院，即代皇帝「撰麻」，也要鎖院，所以防止洩漏，保持機密。

30 　《本集》，辯試館職策問札子第一。

31 　同注30 。

32 　劉延世，《孫公談圃》。

33 　李秀岩，《道命錄》。

34 　李廌，《師友談記》。

35 　張邦基，《墨莊漫錄》。

36 　朱弁，《曲洧舊聞》。

37 　《本集》，書簡。

38 　《宋史》，劉摯傳。

39 　袁文，《甕牖閒評》。

40 　洪邁，《容齋隨筆》五集。

41 　王明清，《揮塵後錄》及《邵氏聞見錄》。

42 　《本集》，奏議。

43 　洪邁，《容齋隨筆》引《山谷別集》。

44 　《本集》，奏議。

45 　馬永卿，《嬾真子》。

46 　王明清，《揮塵後錄》。

47 　羅大經，《鶴林玉露》。

48 　陸游，《老學庵筆記》。

49 　曾敏行，《獨醒雜志》。

50 　程門弟子所作《責備餘談》，造作東坡洩題與李方叔，而其簡為章惇之子所竊，遂誣東坡潛通關節，罪不可文。趙潛，《養疴漫筆》、羅大經，《鶴林玉露》，亦憑耳食有此類似記載，實皆洛學後人造謠栽誣之辭，不足辯白。

51 　馬永卿，《嬾真子》。

52 　蘇軾詩序。

53 　陸游，《老學庵筆記》。羅大經，《鶴林玉露》：「方叔落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實則方叔生母、摘母均已早死（見詩序），或為乳母之誤。

54 　潘水因，《宋稗類鈔》謂黃山谷曾見此券，並為跋云：「子瞻妙墨作券，或責方叔當存之，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旁論砭疽耳。」山谷與方叔交稔，當知其貧。

55 　歐陽修，《歸田錄》。

56 　方薰，《山靜居畫論》。

57 　《本集》，〈書試院中詩〉。

58 　釋惠洪，《冷齋夜話》。

59 　閤門宣贊舍人：掌朝會、宴餐、供奉、贊相、禮儀諸事。

60 　宣麻：宋存唐制，宣布重要詔令用白麻紙，其他詔令用黃麻紙，在朝廷對文武百官宣讀，稱「宣麻」。

61 　趙昇，《朝野類要》。

62 　王鞏，《隨手雜錄》。

63 　陸游，《老學庵筆記》。

64 　何薳，《春渚紀聞》。

65 　《本集》，〈德威堂銘〉。

66 　褚人穫，《堅瓠集》。

67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68 　蔣一葵，《堯山堂外記》。

69 　《晁氏客語》。又《曲洧舊聞》，亦有類似記載，被委製衣者為小黃門邵成章。

70 　王鞏，《隨手雜錄》。

71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為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試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所稱應即此疏，然此為密件，不知何以有錄本落入禁確兒子之手？

72 　蘇轍，《龍川別志》。

73 　張耒，《明道雜志》。

蘇東坡新傳(下册)

黃庭堅墨跡

米芾墨跡〈蜀素帖〉

東坡畫竹之二

南宋馬遠作〈西園雅集圖卷〉（局部）

第九章　書齋內外

一、一家融融

蘇軾元祐還朝，雖然被人強迫戴上黨派的帽子，被官僚集團圍剿得遍體鱗傷，身心交瘁，但此同一時期的私人生活，卻是百花齊放，非常燦爛。

汴京比較高級的朝官，為了上朝方便，大都住在皇城附近。這皇城的城門，朱漆金釘，非常輝煌，城壁磚石間，甃嵌著龍鳳飛雲的圖案，雕甍畫棟，峻桷層榱，城樓上覆蓋的琉璃瓦，在太陽下閃爍生光，真是一派皇家氣象，帝闕風光 01 。

沿著皇城城牆，整整齊齊種著高槐古柳，濃蔭覆地，寧靜有如山居。楊奐〈汴故宮記〉：「登聞鼓院之西，曰右掖門，翰林知制誥者，多居西掖。」黃庭堅有〈雨過至城西蘇家」詩，頗能寫出當地的景色如畫：

飄然一雨灑青春，九陌淨無車馬塵；漸散紫煙籠帝闕，稍回晴日麗天津。

花飛衣袖紅香溼，柳拂鞍韉綠色勻；管領風光唯痛飲，都城誰是得閒人。

蘇氏兄弟並不住在一起，但是蘇軾退朝，常常先到轍家盤桓一番，然後回家，相距應不甚遠。

二蘇自分別出仕以來，已有二十餘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現在雖然還不能達到「同歸林下，夜雨對床」的樂境，但比兩地分居，動輒要三幾年才得晤敘一次，卻要好得多了。兩兄弟公餘之暇，日有過從，可以元祐三年十月作〈出局詩〉為證。那一天，蘇軾局中早出，天色陰晦欲雪，而蘇轍在戶部因公未歸，蘇軾便在家裡煮酒等他，作〈出局詩〉，親密地寫下子由除一字同叔外，還有一個乳名叫「卯君」，此因他生於寶元二年己卯之故。詩云：「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

二蘇友愛之篤，固是膾炙人口的歷史佳話，而彼此互愛子侄，卻也毫無異致。如元祐二年除夕，蘇轍被派在辦公廳裡值夜（省宿致齋），不能回家，他家孩子們過年不見爸爸，當然很失望，第二天元旦，蘇軾朝賀一畢，帽子上插了御賜的銀幡，立刻趕往弟弟家去，陪他的侄子們玩耍。作詩三首，錄一：

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遙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滿，頭上銀幡笑阿咸。

軾家二十餘口，除出長子蘇邁尚在江西當德興縣尉外，餘自王夫人以次，十七歲的蘇迨，十五歲的蘇過，侍妾朝雲等，一家團敘，其樂融融。〈次韻和王鞏詩〉說：「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太太不妒嫉，兒子個個好學，使他覺得比漢朝的馮衍、晉朝的陶潛幸運得多。

王夫人出身青神農家，她有農家婦女刻苦耐勞的習性，是治家能手，雖然教育程度上有點隔閡，因此不能充分了解她的丈夫，但她謹守傳統的婦德，一切依從他、敬愛他、尊重他的一切愛好，包括容納朝雲在內。

朝雲冰雪聰明，善伺人意，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女孩。

例如有一日，蘇軾退朝還家，食罷，按照他的養生法，在室內捫腹徐行。旁有侍兒，他忽然指著自己的大肚皮問她們道：「你們且說，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說：「都是文章。」一婢說：「都是見識。」主人搖頭不以為然。朝雲說：「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蘇軾捧腹大笑—— 果然是個紅粉知己 02 。

全家抵京後半年，蘇轍上〈乞兄子邁罷德興尉狀〉，大約未久長子那一房也已來京團聚。蘇邁照當時大戶人家早婚的風習，十九歲即已娶婦，娶的是同鄉世交王宜甫的女兒，翌年元豐元年，蘇軾就已有了孫兒蘇簞，此時，他家一個屋詹下，已經三代同堂，兒孫繞膝，充滿了笑語和喧闐。

蘇軾抵京不久，即往晉竭師門，拜見師母—— 歐陽太夫人，歐陽修的長子發（伯和）已經過世了，遂與歐陽斐（叔弼）、辯（季默）兄弟常時交往。歐陽家託蘇軾撰文忠公神道碑；蘇軾則入見太夫人，為他十七歲的次子蘇迨求婚於歐陽斐的千金，太夫人說這是「師友之義」，一口允諾。從此與師門又成了兒女姻親。

蘇軾在京，公事既忙，再因朋友眾多，趣味廣泛，所以很少會有在家空閒的時光。不過他對於兒子的學業還是非常用心的，次子蘇迨雖然長大了，但是身體還是病弱，所以不太管他，對稚子蘇過則常親自督教。叔黨天生性分，最像父親，非常努力於詩賦的學習，詩賦是當時科舉的主科，又是蘇門光輝的家學，蘇軾手寫一則〈論詩之寫物〉給他，開導他作寫物詩的訣竅：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連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體也。

有一次，蘇過唸南史，父親睡在床上聽。讀到一個段落時，蘇軾便對兒子說道：

「王僧虔家住健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當時人稱譽馬糞王家都是長厚的人。東漢贊論李固，有句話說：『視胡廣趙戒如糞土。』—— 糞土本是穢物，但用在王僧虔家，便是佳號；用來比胡、趙，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 前者是修辭的技法，後者則是剖切明白的人格教育，兩者皆不偏廢。

蘇軾平常生活，很有秩序，講究養生之道。他在家晨興夜寢，各有一定的法門：

每日五更初起床，梳頭數百遍，盥洗後，就和衣還臥另一乾淨榻上，假寐數刻，據說「美不可言」；直到天色平明，吏役齊集，他即起身換朝服，冠帶上馬，入宮早朝。

夜眠，蘇軾頗以「自得此中三昧」為豪，他的方法是：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體，使無一處不穩；如有一處未穩，即重新安排，務令穩貼。身體上如有任何輕微倦痛的地方，則略自按摩，然後閉目，靜聽自己的呼吸，直到呼吸平勻，心也跟著靜定，如此一頓飯時，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意既至，即便呼呼入夢 03 ，雖寐不昏。

蘇軾的個性，樂與朋友群居，而不眤婦人，即使家中婦女，他也很少和她們說話 04 。宋代士大夫社會裡，飲宴的風氣甚盛，高等門第，家有妓樂，但以只應賓客為主，蘇家雖也不能免俗，養了幾個能歌善舞的侍兒，不過蘇軾接待賓客，卻有各別的對待，凡遇「不可與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來到，他就搬出「搽粉的虞侯」來，以絲竹和歌聲來逃避乏味的言語，若遇佳客臨門，則屏絕聲色，只備清茗佳釀，相與坐談累夕，興會淋漓 05 。

蘇軾推託不掉應酬，他也樂意欣賞女性的明慧和美麗，他會用最美的辭章來阿諛她們，贈詩作曲之外，甚至為她們作畫，但是過眼雲煙，從不輕付感情。

所以，蘇軾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五十歲後，有詩曰：「已將鏡鑷投諸地，喜見蒼顏白髮新；歷數三朝軒冕客，色聲誰是獨完人。」

固然，這是蘇軾「不眤婦人」的性情，但與道家養生之說也有關係，黃州的「雪堂四戒」中，有一條即是「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他認為四戒中「去欲」最難，以蘇武為例，他陷身胡地，囓雪吞氈，死生一線，但仍不免為胡婦生子，「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他的朋友中，如多情詞人秦觀、風流成性的楊繪和雅好聲色的王鞏，都經他再三勸告「戒之在色」。如定國謫賓州，致書有曰：「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

飲茶，是蘇軾生活上的一大情趣，一大享受。但在北宋當年，茶的種植製作，還在推廣時期，好茶不多，如丁謂於真宗朝所製「龍鳳團」茶餅，每年僅產四十餅，只夠宮廷御用，皇族以外是不敢想望的；至慶曆朝，蔡襄努力改良品種，另創一種「小團茶」，歐陽修《歸田錄》記述：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純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嗣後，植茶事業不斷推廣，至元豐年間，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雲龍」，品質更是超越小龍團而上，官廷賞賚，限於王公近臣，所以蘇軾珍視異常，自己偶爾品啜一甌，絕不用以招待一般賓客。曾作很美的一闋茶詞，專門歌頌這「密雲龍」，調寄〈行香子〉：

綺席才終，歡意猶濃，酒闌時高興無窮。共誇君賜，初拆臣封，看分香餅，黃金鏤，密雲龍。鬥贏一水，功敵千鍾，覺涼生兩腋清風。暫留紅袖，少卻紗籠，放笙歌散，庭館靜，略從容。

能夠分享這珍藏的，據說只限於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所謂蘇門四學士來時，他才吩咐家人：「取密雲龍。」

一天，蘇軾在外廳會客，忽命取密雲龍，蘇宅內眷總以為當是黃、秦、晁、張中那一位來了，屏後偷覷，卻是晚登蘇門的廖明略（正一） 06 。

二、蘇門六君子

元祐之初，由司馬光和呂公著舉薦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蘇軾的同輩朋友，但至面對現實政治，利害不同時，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變臉色。蘇軾對於人情變化莫測，獨自感嘆道：「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

蘇軾的友誼生活中，真能與他聲氣相通的，不過幾個知愛的後輩，他如有所汲引，也只這幾個慣坐冷衙門的書生而已，此外，兩三個書畫名家，做在朝時期的詩伴畫友而已。

說到晚輩朋友，立刻就會想到大家習聞的蘇門四學士，那是指的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

黃庭堅與蘇軾本為筆友，詩文往還已有多年，而從未識面，這次從監德三十德安鎮任上，被朝廷召為祕書省校書郎，甫於元祐元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來謁蘇軾，以洮河石硯為贄。

秦觀登進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蘇軾以賢良方正篤於朝，除太學博士，做校正祕書省書籍的工作。

晁補之，字無咎，為從學蘇門最早的一人，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都是第一。神宗親閱其文，稱為：「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原為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入京為太學正，後遷祕閱校理。

張耒，字文潛，少年時在陳州遊學，蘇轍時任學官，深愛其才，蘇軾是在老弟家中認識他的，稱其文：「汪洋沖淡，有一唱三嘆之致。」張耒感切知己，因從軾游。以進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師。文潛雖自及第以來，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長得軀幹魁偉，大腹便便，貌似寺廟中的彌勒佛，陳後山詠文潛曰：「張侯便然腹如鼓，雷為飢聲汗為雨。」刻畫得非常傳神。

元祐元年（一○八六）十一月，蘇軾主試館職。宋制，凡除館職，必須具備進士及第，歷任成資（符合一定的年資），經大臣保薦，學士院考試入等（合格），才能授職。

宋沿唐制，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合稱三館，凡在三館者，皆謂館職，職居校理、檢討、校勘以上者，皆稱學士，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

這次學士院舉行館職試，黃庭堅以李常或孫覺薦，晁補之以李清臣薦，張耒、晁補之、張舜民等五人，並擢館職。黃庭堅遷著作佐郎，加集賢院校理，張耒、晁補之並遷祕書省正字。秦觀未與薦試，因為他的「歷仕成資」還不夠格。

因為他們是蘇軾主試所拔擢的職官，一日之間，建立了座師與門生關係，而他們後來都做到三館檢校以上的職務，所以併稱：「蘇門四學士」。

張耒有詩稱述他們師弟幾人當年的風姿，如言：

「長公（軾）波濤萬頃阪，少公（轍）巉秀千尋麓，黃郎（山谷）蕭蕭日下鶴，陳子（師道）峭峭霜中竹，秦（觀）文倩麗舒桃李，晁（補之）論崢嶸走珠玉。」 07 雖是一之言，卻頗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風格，包括做人的風度和作品所表現的內容在內。

詩中所說的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又號後山居士，先由蘇軾會同李常、孫覺合薦以布衣為徐州教授，後用梁燾薦，除太常博士來京，從蘇軾游，蹤跡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稱「蘇門六君子」。不過無己自言他的師承是曾鞏，有句曰：「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後來他與黃庭堅共為江西詩派的宗師。

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祿甚薄，而以從事文教工作的先生們為最窮。蘇門這幾位學士，自然不能例外。

不要說元祐初期，他們都還官小祿薄，即使後來官階高了一點，依然還是窮酸。如秦少游於紹聖年間，已官黃本校勘，住東華門之堆垛場，與時官戶部尚書的錢穆父（勰）為鄰。某年春日，少游實在窮得過不下去了，作詩致隔鄰的穆父求助，詩曰：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穆父立刻派人送了兩石米去，賙濟他的困境 08 。

晁無咎也是一樣，蘇軾詩〈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竹〉說：「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

又〈戲用晁補之韻〉詩曰：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飢。

試問鳳凰飢食竹，何如駑馬肥苜蓿。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

如陳師道，清寒耿介，一絲不苟，最後竟因無衣禦寒而死。那是建中靖國初年的事，師道時任祕書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時值嚴冬，非重裘不能禦寒，他只有一襲舊皮袍，他的太太與趙挺之的太太是嫡親姊妹，就向趙家去借了一件，師道問這是哪裡來的，他太太不敢隱瞞，從實說了，師道說：「你豈不知道，我從來不穿別人衣服的？」拒不肯穿，只著一領單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 09 。得年才四十九歲。

元祐當時，蘇軾位高祿亦較厚，而且依照慣例，撰內外制都有額外的「潤筆」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賜牌子金一百兩。所以經濟情況比諸在三館的門人，要好得多。

不過蘇軾向不看重金錢，毫無積蓄，而且認為一般人所說的節儉，實是慳吝的別名，這時期，收入雖然豐厚，但他還是四壁蕭然，室無長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顧。前日自記元祐在京一事：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10

蘇門中以李廌為最窮，蘇軾常常賙濟他。蘇軾出知杭州時，朝廷賜物中有馬一匹，便將它送與李廌，並且顧慮到李廌得馬救窮，一定要賣的，則必須寫張公據給他，證明來源，才能脫手。於是他親筆寫了一張措辭婉轉，又絕對不傷李廌自尊心的「馬券」給他，原文是：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為書公據。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 11

這馬券，後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傳。又有黃庭堅題跋一則，極饒風趣，跋曰：「天廄馬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癢痛者從旁論砭疽爾。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並券與馬取之，不唯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蘇軾的仁厚，不在贈馬，在於那一番體貼別人的心腸。

不過，「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裡的滿足，物質上的匱乏，不足以壓倒他們。

蘇門中人，各有獨特的成就，相成的關係甚淺。

蘇軾是個天才型的人物，挾其天馬行空的氣魄，逞其健筆，昂首高歌，趙翼論之曰：「坡詩不以鍛鍊為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獨絕也。」

黃庭堅和陳師道卻截然與他相反。庭堅認為文學上的成就，終須由積學而來，〈與徐師川書〉說：「詩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庭堅對於蘇軾的天才和氣魄，自知無法超越，故有意無意之間，想要別闢蹊徑，出奇制勝，但是鍛鍊過甚，則不免走入生澀拗僻的魔陣。

陳師道是北宋第一個苦吟詩人，專心致志，逐字推敲，葉夢得《石林詩話》傳述道：

世言陳無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貓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

如此嘔心瀝血作詩，與蘇軾全憑才氣的路子不同，所以後來他盡棄所學，與黃庭堅同宗老杜，開江西一派的詩運 12 。

秦觀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約、寫景清麗，時人譏其纖弱，秦觀亦自認少時用心作賦，習慣已成，雖風調優美，總脫不掉「詞人之詩」的面貌。

張耒為詩，自然清新，務為平淡，頗受白樂天的影響，而蘇軾對他們兩人，則曰：「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晁補之以文自雄，詩不如賦。

李廌文詞肆放，蘇軾稱之「有飛沙走石之勢」，詩亦才氣橫溢，似乎有點師門氣概了，然而畢生窮愁潦倒，終至豪氣盡失，變入幽逸一路。

蘇門師友，各有風格，而蘇軾也真能尊重他人獨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縛的天才詩人，所以也不強人與他同調。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網羅天下人才，創出自由的文風。故東坡時代的宋詩，萬象紛呈，各具自家面目，別有氣象；盡脫唐人窠臼，賦與宋代文學以新生命，創出宋詩的新境界，下啟江西詩派二百餘年的新詩運。

蘇門六君子中，蘇軾獨於黃庭堅則較敬重，一是山谷在諸生中，年紀最長，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歲，比蘇軾只小九歲。兩人相見時，黃已頗有聲望，所以他們的關條始終是在亦師亦友之間。一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點恃才傲物的脾氣，蘇、黃二人，格調不同，因為太熟的關係，有時也不免互為譏誚。如蘇軾論山谷詩文說：

魯直詩文如蝤蠐、江珧拄，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庭堅雖因後輩，不便指名直說，但言：

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

意亦暗指軾詩 13 。

秦觀每以庭堅對蘇軾的態度不夠敬重，心懷不平。山谷〈避暑李氏園詩〉：「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少游便向老師抱怨：「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薄。」 14 但是蘇軾並不在乎。

至蘇軾下世，庭堅獨尊詩壇，時人以「蘇黃」並稱，山谷連稱「不敢」，他終生以師禮事蘇軾，這種風範，尤其可貴。

蘇軾在及門諸生中，對秦觀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責備，態度也較嚴格。元祐初，少游晉京謁蘇，一見面，蘇軾便說：「不意別後卻學柳七作詞。」

「某雖無學，亦不至於如此。」少游誠惶誠恐地，不知此言何來。柳永是被他們共認為格調卑下的詞家，蘇軾一向瞧他不起，便說：「鎖魂當此際，還不像柳七的口吻嗎？」

蘇軾又問別作何詞，少游舉了一闋新作，中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這樣兩句。蘇軾說：「用了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搖首不以為然—— 蘇軾指導後輩，精密如此。

蘇軾當時名滿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斗，誰不希望一登龍門，而身價十倍。

歐陽文忠開創出宋代文學的革新運動，得蘇軾接替繼續領導當代文運，發揚光大，雖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礎，然而時光飛逝，蘇軾現在也已進入中年，行將老矣，他必須要將歐陽交付給他的這根棒子，尋到一個有資格接棒的人，今如欲為交付，不能不把這分深重的責任，期望於這幾個門人身上。一次，他公開這份心事於其門人曰（據李廌《師友談記》）：「國家的文運，必須要有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此道統才不至於墜失，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輩出，必定要使這一代的文運，有個宗主。從前，歐陽文忠公把這個責任交給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將來這文章盟主的責任，都該由諸君負責接手，正如文忠與我之間的傳承一樣。」

蘇軾在知杭州時，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屬意的，是「秦得吾工，張得吾易」的秦、張二生，言曰：

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耳，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

但在以後歲月裡，他卻並未放棄繼續發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竄逐蠻荒，他才斷了念頭，與李廌（方叔）書曰：

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耒）、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寶，其獲益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

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 15

但至紹述禍作，蘇軾及其門下，身且不保，遑論其他。

秦觀與他同遭貶謫，死於道途，先老師而亡；蘇軾逝世這一年，陳師道也死了；三年後，黃庭堅卒於宜州貶所。蘇軾寄望接棒的另一人—— 張耒，雖然年壽最長，後蘇軾十三年謝世，但他就因在薦褔寺祭奠師喪，成了罪狀，被謫房州別駕，步武老師被政府「安置黃州」，文潛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痺以致語言都有障礙，山谷詩所謂「張子耽酒語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蘇門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顛沛流離，救死不遑，還有什麼機會講學，還有什麼地位領導文運。文化帝國的太平盛世已經過去了，大局擾攘，根本沒有文壇存在，又遑論宗主。

—— 這是蘇軾不復自見的一重悲哀。

三、王鞏

烏臺詩獄案內，因收受有譏諷文字，不申繳而牽連受罰的二十九人中，太原王鞏（定國）是第一名，處分居然重過主犯，謫官監賓州酒鹽稅。賓州（即今柳州）為廣南濱海煙瘴之地，比黃州、筠州都更遠、更荒僻。蘇軾獲罪之初，不暇自哀，耿耿於懷者，是那些被連累的朋友，尤其對於遠謫的王鞏，更加難過。 怕他會心懷怨恨，又不敢寫信去問訊，成為心理上一個極其難堪的重壓。

幸而定國於啟程前先已來了信，使蘇軾有機會傾吐自己的歉疚。復書曰：

某啟：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

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蒂介，然後知定國為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幸甚，幸甚。

蘇軾認為王鞏是兩代宰相家的貴族子弟，一向嬌生慣養，怕他也吃不了遠謫南荒的辛苦，誰知定國卻很堅忍刻勵，和蘇軾在筠州一樣，晨起到稅局去做鹽稅酒稅的雜事，下班後，窮經著書或則詩酒自娛，生活得還很安寧。

在黃州的第三年，王鞏自賓州寄詩來，蘇軾有〈次韻和王鞏六首〉之作，清清楚楚寫出他的歉疚，要為他祈禱的沉重的心理：

況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吉人終不死，仰荷天地德。……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蘇軾在黃州，最常掛念的，也是遠謫廣南的王鞏，那年重九，登棲霞樓，淒然歌〈千秋歲〉詞，所念即是定國：

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

佳節若為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此詞末句，特為引用從前在徐州逍遙堂中，夜與定國和詩的舊句，繾綣的舊情與無憑的人事，交織成寥落無歸的沉哀，自有一種震撼感情的力量，使當日同座諸人，不論認不認識王鞏的，都為之想望這位漂泊嶺外的朋友。

所幸元豐六年，王鞏先自賓州放歸，蘇軾欣慰非常，作〈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對於定國「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一場因他牽累而起的災難，平安度過，慶幸之情，溢於言表。

其實，在這三年中，定國的遭遇很壞。「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王定國詩集序〉）但是王鞏從來不怨蘇軾，還時時和他談論昔日徐州從遊之樂的舊事，蘇軾一面欣然見他「十年冰蘗戰膏粱，萬里煙波濯紈綺」的新境界，一面則悵然對他說道：「卻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新近渡嶺的痛苦經驗都已忽然過去了，哪裡還有徐州遊樂的夢痕。—— 經歷憂患的蘇軾，深深體認了人生的虛幻。

寫上述詩時，蘇軾也已離開黃州，在江准一帶求田問舍，預定明春去南都謁見王鞏的岳父樂全老人張方平。後來王鞏去了汴京，所以蘇軾到揚州、到南都，似乎都未曾與他相見。

定國有一歌姬，姓宇文，名柔奴，眉目娟麗，頗善應對。其家世住京師，從定國南遷，蘇軾後有一次問她：「廣南風土應是不好？」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柔奴回答。

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話，但在一個體驗過憂患的人聽來，卻如針刺要穴，凜然感到語中充滿著哲理和智慧。特地為她填了一闋〈定風波〉詞：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元豐八年（一○八五），宣仁太皇太后聽政，下詔求直言，一時上封事者五千件，司馬光看詳，以孔宗翰居第一，定國第二，因此得早兩年「磨勘」，司馬光薦為宗正寺丞。元年八月，本來已有潁州通判的新命，尚未赴任，蘇軾薦舉他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的制科試，不料為臺諫們斥為姦邪，斥為諂事蘇軾。這句話非常刺激蘇軾，不得不大聲駁斥道：「臣與王鞏，自幼相知，從我為學，何名諂事。臺諫要攻擊的是我，王鞏受我連累而已，這樣無理誣陷，能不令人悚懼。」一陣擾攘之後，王鞏終被出為西京通判，他又是蘇門中第一個代罪的羔羊。

因此，蘇軾和王鞏元祐初同在京師的時間，還不到一年。王鞏在西京通判任不過七、八個月，二年秋間又轉任揚州通判，其時，京師的黨爭已很激烈，蘇軾自己正在進退兩難的煎熬中，所以並不希望他回到這紅塵滾滾的京朝裡來，作〈次韻定國倅揚州〉詩，勸他不要再落紅塵，在揚州好好寫書：

此身江海寄天遊，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道，空教何遜在揚州。

又驚白酒催黃菊，尚喜朱顏映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

然而，定國在揚州不到一年，又被人打下來了，三年秋後，回到汴京。

朝中大老韓絳的母親，是王鞏的姑母，他們兩人是姑表兄弟。這幾年間，定國命運乖舛，三年瘴癘，萬里生還，適逢元祐政局初變，他鼓勇上書，極欲有點作為，自見於世，韓絳身為門下侍郎不是沒有汲引定國的能力，但他非常自私，不僅藉口親嫌，不予推薦，眼看他被臺諫們斥為姦邪，排擠出京，甚至連個通判的位置都坐不安穩，轉徙靡常，無異江湖流落，韓絳也毫不顧問，蘇軾很是為他不平。〈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詩，通篇都是為定國痛惜，諷刺韓絳的話，流露他對宦途中人的冷酷無情，投出無限的鄙薄。

定國從揚州回來後，十二月初七，是哲宗皇帝的誕辰，提早退衙，天降微雪，蘇氏兄弟退朝後，「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唯君家。」就乘馬踏雪往訪清虛堂，去看定國的近作。蘇軾認為鞏作五言，好得出奇。蘇轍則追憶十年前，與孫洙（巨源）同訪定國，飲酒笑談通宵，就醉臥他家的舊事，現在巨源且已作古，往事皆非，為之無限感慨。小蘇詩說：「蘭亭俯仰跡已陳，黃公酒壚愁殺人。」但是大蘇對人生已有其突破的觀感，卻用平靜樂觀的口吻說道：「九衢燈火雜夢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門外，共看銀闕暾朝霞。」

明年（元祐四年，一○八九）三月，王鞏升了官，出知海州。蘇軾非常高興，要以世故的經驗來勸定國：「好詞工書，都是病癖；做官應該稍微曲徇一點流俗才好。」作〈呈定國詩〉：

舊病應逢醫口藥，新粧漸畫入時眉；信知詩是窮人物，近覺王郎不作詩。

四、畫友

貴族畫家王晉卿（詵），與蘇軾原是老友，在御史臺獄案內，與王鞏一樣，同是遭受懲處最重的一人，因為他與蘇的關條，還不止「收受有譏諷文字不申繳入司」一端，且有私人間的財物往來，僧牒請求和其他饋貽之類，一時都成了罪狀。結果，王詵自絳州團練使，坐追兩秩，宣告停廢。

這還幸虧王詵的太太是英宗的女兒賢惠公主，今上神宗皇帝的胞妹，才得免於遠謫。不料公主還是經不起這樣的打擊，積鬱成疾，神宗在她病中，趕忙又將王詵起復原官，可惜為時已晚，不久，賢惠公主終於撒手塵寰了。她的生母—— 宣仁太皇太后崩駕前，還曾泣語宰輔道：「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引為終身憾事。

公主既薨，王詵失了靠山，遂被外放均州，元豐七年春，徙潁州，至哲宗即位，才許自登州刺史還居京師，復文州團練使、駙馬都尉。蘇軾被召入京，與詵遇於宮殿門外，兩人同經這場劫難，不相聞問者，已經七年，執手唏噓，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晉卿原是武官，工於繪畫，也好吟詩，值此際會，覺得不寫詩不足以宣洩滿腔的感情，自寫一章五古，求軾和作，蘇軾〈和王晉卿〉詩敘言：「……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託物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憐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欲使詵姓名附見予詩集中，然亦不以示詵也。」王詵詩不甚工，有事為證。他一日忽得耳疾，痛楚不堪，向蘇軾求藥方治耳，蘇軾答復他道：

君是將種（詵是宋朝開國功臣王全斌的後裔），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

晉卿得書頓然開悟，果然三天後耳痛已癒，作詩謝蘇曰：「老婆心急頻相勸，令嚴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聰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詞果鄙俚，但是他畫〈挑耳圖〉，卻是出色當行之作，後被王鞏收藏 16 。

王詵本是山水名家，受當時藝術風氣的影響，繼李成（營丘）、郭熙而後，畫雲林清曠，荒寒蒼茫的〈寒林圖〉而負盛名，早年畫〈煙江疊嶂圖〉，使蘇軾讀後頓懷武昌樊口的景色；王定國藏他所畫著色山，蘇軾題曰：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識山人。

定國謫賓州，蘇軾淮黃州，而晉卿稍後亦謫均州，所以說：「三人俱是識山人」，題作同難的紀念。

晉卿對於蘇軾的書法，愛好成癖，他們雖是知交，但也不能予取予求，需要有點技巧。當時大家知道，要向蘇軾求書，最好贈送筆墨紙硯中的佳品，幾乎無不立時應命，晉卿懂得這個訣竅，他曾一次贈送蘇軾佳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蘇軾用來混合研磨，作數十字，試驗色澤的深淺。他說：假使合研的成績很好，他將擣合使成一墨，仿「雪堂義樽」之例，可以稱為「雪堂義墨」 17 。據說這批古墨的成分非常名貴，內含金屑和丹砂，所以色澤光亮照人。不用說，晉卿必然藉此獲得不少蘇書。

蘇軾在黃州，醉後作〈黃泥坂詞〉，原稿久已藏失。一天晚上，與王直方、張耒、晁補之等夜談，說起此稿，他們三人便翻几倒案，搬篋索笥，居然尋了出來，不過稿字甚草，半已不能辨認，蘇軾尋繹當時的意思，補成全文。張耒從旁手錄一份清稿，呈與老師，乘便乞去原稿真跡。第二天，王詵得聞此事，寫了信來抗議。書言：

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

於是蘇軾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寫了〈黃泥坂詞〉一通贈與晉卿。

元祐在京，蘇軾交往的畫友，都是一流高手，舊友王詵外，還有曾來黃州、作客雪堂的米黻（元章），京師初交的李公麟（伯時），餘如山谷的字，無咎的畫，也都是一代作手。

米黻（元祐六年後，改名芾），字元章，本是吳人，世居太原，後遷襄陽，所以又自稱「襄陽漫士」。他的母親曾侍宣仁太后於藩邸，因此得補浛光尉，做過長沙縣椽，現在京師當太學博士。生得眉目軒昂，人物英邁，獨步翰墨場中，自視甚高，不肯隨人俯仰。又因有這天生的傲骨，即使有那麼好的宮廷歡迎，仕途上卻極不得已，然而他並不在乎，自稱：「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 」絕不改變他的「潔癖」 18 。

元章的書法，最為沉著飛揚，自出新意，不宗一派，與蘇軾相同，故被譽為超逸絕塵、不踐陳跡的大家。自言：「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 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19

米字於端莊中寓阿娜流麗之美，除二王外，於古人書法，概無好評，罵柳公權是醜怪惡札之祖，罵張旭草書只配掛到酒肆去。他是個放蕩不羈的藝術家，字如其人，他的行草，放逸天真，無拘無束，筆墨秀勁圓潤，有雲煙舒卷的自然姿態。蘇軾對他評價甚高：

海嶽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愧而已。

元章本不作畫，至李公麟右手得病後，他才畫山水。伯時的畫藝始得之於吳道子，元章則取顧愷之的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他說：山水畫古今師法相承，還沒有人能夠跳出此一塵俗的風格，所以他畫山水樹木，信筆揮灑，不求工細，煙雲掩映，意似便好，與他兒子友仁都擅「潑墨」，意亦在於突破古畫的技法，意趣天成，獨成一格，人稱「米家山水」。

元章學書甚勤，蘇軾說他「日費千紙」，而其收藏之豐，尤其叫人眼紅，據說：「收晉、六朝、唐、五代畫至多，所藏晉唐古帖多至千幅。」所以名其室為「寶晉齋」。

蘇軾常偕同好的朋友到寶晉齋去借看他的收藏，但卻發生一種懷疑，以為像米黻這樣一個大家，絕不至於沒有鑒識，何以他的收藏中卻又真偽參半，不盡可靠呢。元祐四年（一○八九）六月十二日，蘇軾偕門生章致平同訪寶晉齋。致平看元章取畫，必親自開鎖，取出畫件後，站離觀者丈餘之外，兩手捉紙供觀，不令接近；如走近去看，他便收了起來。顯然示人者皆是贗品，這祕密被章致平揭穿了，元章大笑，然後才把二王、長史、懷素輩十幾件精品拿了出來 20 。

米黻酷嗜書畫，常常向人借閱，一取回家，他即用心臨摹，然後把真假兩本，一起送給原主，聽其自擇，而原主則又常常真贗莫辨。如此巧偷豪奪，聚藏書畫日富。蘇軾對他這種行徑，不免有點輕視，所以〈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一則曰：「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痴虎頭。」又曰：「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對於米黻的作偽工夫，也不禁嘆賞起來。

元章偽作出了名，真還有書畫迷求他偽作，王詵即是其一，書史載其事：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群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皴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

然而仿造古書畫，必須具有非常高超的技能，亂真的本領，在藝術上雖然沒有正面的價值，但如果對傳統的書法書技沒有過人的造詣，對前人的筆墨沒有精深的摹寫功夫，誰又能夠達到莫辨真贗的境界。

元章恃才傲物，行動不羈，故意裝瘋作傻，一種是強烈的表現慾望，一種是對凡庸世界無言的抗議。他常穿著奇裝異服，自謂是唐人規制，好戴高簷帽，因為帽子太高，轎頂矮，坐不進去，他也不願脫帽，叫把轎頂拆了，他就坐在沒頂的轎子裡，招搖過市。一天，出保康門，路過晁以道，以道看了大笑。

米黻下轎，握手問道：「晁西，你道是甚的？」

「我道：你似鬼章。」 21

然而，放開這些不講，就憑元章的才氣和絕頂聰明，都為蘇軾所敬愛，成為他非常親密的畫友。

另一鼎鼎大名的龍眠居士李公麟，是蘇軾元祐時期的初交。李之儀最初介紹公麟所畫地藏像給蘇軾看，復書說：

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為誰何，但知其為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愷之）、陸（探微）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

公麟字伯時，舒城人，南唐先生李昇的裔孫，舉進士，元祐初在京為承議郎。

公麟的父親酷好書畫，收藏甚豐，所以他自幼見多識廣，漸能解悟古人使筆用墨的法門，作畫氣韻高遠，意造天成；又能作詩，更識奇字。尤好三代鼎彝古器，博學精鑒。他以傳統的佛畫、人物畫打好根基，特別擅長畫馬。這也是唐人遺留下來的風氣，繪畫、雕塑等藝術傑作，大都與馬有關，所以公麟作畫，也以人物與馬畫為多。

元祐二年（一○八七） ，蘇軾知貢舉，公麟以承議郎為小試官，也曾在試院畫馬，蘇、黃以次，並有題詠。元祐初，西域貢馬，首高八尺，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為一罕見的神駿；明年西羌溫溪心贈文潞公馬，亦為名駒；蔣之奇為西河帥，乞受西番貢馬稱「汗血」者，蘇軾心愛這三匹名馬，特請公麟各為寫真，還請青宜結鬼章詳加審定。他不能自有這樣貴重的異國名駒，就只好一直珍藏這幅馬畫。至被謫惠州，還隨身帶著，作〈三馬圖贊〉，可見他的寶愛。

後來公麟遇名僧法秀勸他道：「你日夜畫馬，闡精竭慮在馬身上，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伯時大為驚慌，從此不再畫馬，改畫大士像，兼寫人物和畫「真」 22 。

中國的人物畫，一向由六朝的顧愷之、唐朝的吳道子輪為主宰，後人不論如何變法，畫風不脫這兩家的範圍，非吳即顧。北宋前期，吳道子被大家奉為畫聖，所以，那一時期的壁畫，大抵都是筆力雄放的吳派。老蘇生前，也酷好吳道子晝的佛像，蘇軾初仕鳳翔，曾化錢十萬，買過四版幸逃兵燹的道子畫菩薩和天王像，歸獻老父，成為蘇洵一生收藏中的弁冕。

蘇軾少時，對於吳道子那種「吳帶當風」的筆勢氣魄，深為傾倒，後來見到王維的真跡後，開始獲得詩畫一體的啟示，單純的畫技已經不能使他滿足，至與米黻、李公麟相交在人物畫的鑒賞方面，他更欣賞顧虎頭以有限的畫面，樸素的筆墨，寫出形神相融的人物來，認為氣韻高於道子遠矣。

蘇軾盛倡詩畫一體，首稱王維：「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轉而讚譽公麟為：「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 龍眠的畫更印證了蘇軾詩畫一體的理論。

在這幾個人互為影響之下，顧愷之的畫風，重被復興起來，最有力者，就是李公麟。公麟所作〈孝經圖〉，就帶有非常濃厚的六朝風味，受愷之〈女史箴〉和〈烈女圖〉的影響痕跡，是非常明顯的，現在美國華盛頓佛利爾博物館（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所藏顧愷之〈洛神圖〉二幅之一，即是李公麟用白描筆法摹繪的。（《石渠寶笈續編著錄》）

此時，軾受龍眠的影響，已很服膺顧愷之，贈李道士詩，有曰：

世人只數曹將軍（霸），誰知虎頭（顧愷之）非痴人；腰間大羽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輿巖石裡。

這詩裡，包括顧愷之寫真的兩個故事。一為裴楷畫像，畫成，再三默自觀察，後在頰上添畫三根毫毛，便覺神明活現；二是為謝鯤（幼輿）作「真」，將他畫入巖石叢中，說：「此君宜置丘壑。 」

人的品格不同，神情即異，畫家不能把握其人品格精神的特徵，便不得「神」。

人的體貌上，精神所聚之處，顧愷之認為是：

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所以他畫就一幀人像，擱置數年，不點目睛，因為尚未觀察到、把握到如何表現這神聚之處的緣故。

眼睛固然最佳表顯個人的性格與精神，而蘇軾則以為顴頰亦很重要，他作〈傳神記〉說：「傳神之難在目顴。」這話並非空口議論，他還做過實驗。〈傳神記〉說：

傳神在於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摹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

他認為畫家要把握對象的「神」，必須潛觀默察，留心他於自然流露時，迅速捕獲到畫面上去（前揭記）：

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眾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

伯時畫真，當然不同凡響。

陸放翁聽他父親說，李伯時畫王荊公像於金陵定林庵的昭文齋壁上，著帽束看，神采如生。齋屋平日嚴加鎖閉，貴賓來謁，寺僧才肯開門。客忽見像，無不為之驚聳，蓋因感覺此像竟有一般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 23 。—— 放翁後去金陵，庵已遭火，像不復存。

現在尚存人間的伯時所作軾「真」，烏帽道服，坐在磐石上，左手執一藤杖，橫置膝前。 兩顴高聳，大耳長目，右頰黑痣數點，清晰可數。黃山谷說是：「極似子瞻醉時意態。」

他們這一夥朋友最大的娛樂，不是詩酒之會，即作書畫雅集，元祐二年（一○八七）五月，在王詵家的西園裡，即曾舉行一次盛會。西園幅員廣袤，小橋流水，林石清森，實是一個非常優美的園林。我們上距當時，幾已千年，還能看到這次雅集中，風景之美，人物之盛，姬侍之豔，真還不得不感謝龍眠居士所畫的《西園雅集圖》，和米元章所寫的圖記。

參加這次雅集的，圖上共有十六個人。一石案的左前端，坐著頭戴黑色高筩帽，身穿黃色道袍的，便是蘇軾，他正端坐捉筆寫字，有一童子對案俯身為他持紙。滄州李之儀（端叔）捉椅立視，只見一個側面。幅巾青衣、據案凝佇者為丹陽蔡肇（天啟）。蔡與蘇間，站著兩個盛粧的侍姬，服飾神態還是唐代美人豐容盛鬋的風儀。案之右上角，戴仙桃巾，著紫裘，斜坐靜觀者為主人王詵（晉卿），這一組人都在凝神注視蘇軾如何揮毫落紙。案後假山一角，小橋流水，景色明媚。

另一石桌，上方坐著龍眠居士李公麟（伯時），幅巾野褐，案上平鋪素紙，他正據橫卷，持毫畫陶淵明〈歸去來辭〉。旁立黃庭堅（魯直），團巾繭衣，持扇當胸，凝眸熟觀。案之兩端，分坐蘇轍（子由）和張耒（文潛），子由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文潛捉石觀伯時畫，一童子磨墨，一童子侍立蘇轍身後。晁補之（無咎）披巾青服，撫肩而立，鄭靖老（嘉會）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伯時作畫。

遠處林翳間，秦觀（少遊）幅巾青衣，趺坐在一棵古檜的盤根上，袖手靜聆戴琴尾冠、穿紫道服的琴師陳碧虛凝神摘院 24 。

愛石有癖的米黻，唐巾深衣，站在一方高大石壁前，昂首持毫，意欲題壁，前有鬅頭童子捧硯而侍。在他身旁的則為祕書少監宋城王欽臣（仲至），袖手仰觀。後有錦石橋，竹徑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密茂中，一僧—— 圓通大師坐蒲團上說「無生論」，劉涇（巨濟）幅巾褐衣，坐怪石上，側耳靜聽。

米黻所作圖記，結末說：「後之覽者，不獨圖書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確為至言。

北宋士大夫家朋友雅集，例設歌筵，駙馬邸第的釀酒美人，益發鼓舞賓客的畫意和詩興。晉卿有一後房寵姬，名囀春鶯，見過的人都說，確是罕見的國色，蘇軾曾被她的美豔所顛倒，即席為製〈滿庭芳〉一闋，老實招供道：她是你家家妓，朝夕相見，不會覺得怎樣，但是有個狂客，則已被她豔光所照，意亂情迷，如何是好？原詞是：

香靉雕盤，寒生冰筋，畫堂別是風光。主人情重，開宴出紅妝，膩玉圓搓素頸，藕絲嫩、新織仙裳。雙歌罷，虛檐轉月，餘韻尚悠颺。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謂尋常。坐中有狂客，惱亂愁腸。報道金釵墜也，十指露、春筍纖長。親曾見，全勝宋玉，想像賦高唐。

但這囀春鶯，王家亦不能久據。紹聖初，政局大變，晉卿再度貶謫，她便流落為客縣馬氏所得。待晉卿重返京師，雖知她的下落，但是已經飛去的堂前紫燕，再也不能重返舊巢，空餘繾綣而已 25 。

蘇軾與米黻、公麟的交誼，結局則有不同。他自海外北歸，與元章書云：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蘇軾謝世前，還和他頻頻函札往來，訴述病苦。

至於李公麟，元祐時期，與蘇家極為密熟，甚至為蘇家遍畫家廟的神像。但至蘇軾得罪南遷，公麟即不相聞問，途遇蘇氏兩院子弟，他也以扇障面，裝作不曾看見。一個藝術家而如此勢利，晁以道非常氣憤，將平日所藏李公麟畫，全部送了別人，他不願再看了 26 。

五、文字生涯

蘇子由說：「東坡黃州以後文章，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蘇軾自言則寫文章是他生平一大樂事：

某平生無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無事，無踰此矣 27 。

自述創作過程中「文思潮湧，觸處生春」的樂趣，尤其動人：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他這枝天生健筆，雖然能夠給他帶來痛快淋漓的快感，但也給他惹上無窮的災禍，然而這是思想家的武器，藝術家的工具。「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原是生命相與的事業，無可言說。而且，文字的創作，即是個人性情的表露，絲毫勉強不得，即如二蘇自幼為學，本出同一源頭—— （「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 28 。）但因兄弟賦性不同，表現在文字上的風格和品評文字的態度，也就完全相異。蘇轍是個樸實厚重的人，所以他所仰讚的歐陽文章，著眼於「公文為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蘇軾不然，他看評文章，首重氣勢，所歡喜的是筆鋒精銳，議論英爽之作，看到一篇好文章，即拍案稱快，如歐陽文忠初見他的文字一樣，連呼快哉、快哉！又如他欣賞李廌的文字，即在於它有飛沙走石之勢，所以，夏均父詩說：「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 29

蘇軾作文雖求快意，筆墨淋漓，看似平易，但也有工細的一面，非如後世那些斗方名士，興到為之，隨手揮灑，自稱才子。他也一樣有句斟字酌的歷程，細針密縷的工夫，和歐陽文忠一樣。

歐陽修作完一文，便將稿子貼在牆壁上，坐臥之間，隨時複看，隨時修改，必至自認完美無疵，方肯脫手示人。蘇軾雖然才思敏捷，落筆之前，先有腹稿，旁人只見他文不加點的才氣，但他自己腹內經營，並非完全不需推敲，只是靈感來得快，他又敏於捕捉，不著痕跡而已。

前人於蘇軾諸孫處，得見數幅詩稿真跡。有一幅〈和歐陽叔弼（斐）詩〉，「淵明為小邑」句，初去「為」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改作「縣令」，凡三改才成現在這個句子。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作「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句，確有語病，仍須塗抹再三，改而又改 30 。

蜀中石刻東坡文稿，改竄之跡累累，費袞《梁谿漫志》裡，具注兩篇，頗堪玩味。

不過他讀書多，記憶力強，一筆在手，左驅右轉，無不如意，確也是罕見的才能。

蘇門中人，常有旁觀蘇軾當眾寫作的機會。一日，與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等人會於私第，忽然有旨，令撰〈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他便磨墨伸紙，落筆寫下開端：「於赫神考，如日在天。」八個字，適遇外間有事，蘇軾擱筆暫出，諸人擬續下句，都猜不出他的意思。

過了一會兒，蘇軾回來，馬上援筆續寫道：「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諸生大為嘆服 31 。

這段時間裡，蘇軾有〈鶴嘆〉（一作〈病鶴〉）這一首名作，雖欲以鶴自況，但結果則又不免感嘆「愧不如鶴」，而以「難進易退我不如」來自嘲，寫盡身不由己的悲哀。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鵩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為子娛。

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32 。

另一他身後的傳說，尤為有趣。

洪景盧（邁）在翰林院日，公閒，到庭院中去散散步，見一老叟在花叢前曬太陽，隨便問問他是那地方人。老叟說：京師人，幾代都在翰林院裡當院吏。現在八十多歲了，年輕時還見過元祐朝的各位學士；目前子孫仍在本院作吏，所以養老於此。接著又說：「聽說今日文書甚多，學士才思敏絕。真不多見。」景盧面有得色，便說：「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

那老人點點頭，然後嘆道：「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他不曾檢閱書冊。」

—— 景盧大為慚赧 33 。

這景盧即是著《容齋隨筆》、《夷堅志》的洪邁，是一位學問淵博、究極群書的學者，官至敷文閣待制、端明殿學士，終亦不如蘇軾記憶力的特強。《容齋隨筆》裡指責蘇軾詩中用事錯誤的地方很多，也許老吏一言的刺激使然，其實，些許小節，亦不足為大詩人病。

如太后以金蓮燭送他歸院那一晚，蘇軾連撰呂公著平章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三制，必須於頃刻之間寫成，才能於當夜呈核，翌晨「宣麻」。而讀者以為：「三制成於頃刻之間，擷史粹經，悉出吐屬，可見其奮疾如風。」到底不完全是苦學所能達到的「天才」境界。

蘇軾元祐在京師，先後不過三、四年間，除奏議外，所作內制，集有十卷，外制附樂語，集有三卷，文繁體備，內容有朝廷典制，宮禁儀文，宰執恩例，館閣掌故，寺觀致禱，原廟告虔，外藩部落與邊臣使客間的朝聘燕饗，撫綏存問，另有修省哀慕、節序令辰的應景文字，包羅萬象，竟有八百餘篇之多，可見他工作之重，下筆之快。

而且在此期間，他還有若干皇皇鉅製的大文章，如二制官公祭司馬光文，范鎮取以志墓者；〈司馬光行狀〉，敕撰〈富鄭公（弼）神道碑〉、〈趙清獻公（瞻）神道碑〉、〈范蜀公（鎮）墓志銘〉，凡此皆是一代偉人，言行要作天下的模範，事功要作國史之根據的，豈是等閒文字。又如〈張方平文集敘〉，〈歐陽文忠公文集敘〉，為范純仁作其父〈文正公（仲淹）文集敘〉，也都關乎一代政事、文運流變發展的歷史，只有蘇軾才有資格撰寫的文章，而且在私人關係上，張方平、歐陽修、富弼、司馬光對他的提掖，范鎮對他的關愛，知遇之感，獎掖之恩，使他不能不竭盡心力，記述他們的事功行誼，以不朽的文章才配記述不朽的人物。

只有作詩，他自己也說：「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與王定國書〉）這雖是黃州後期的話，但很明顯，興趣集中到書畫上去後，詩情便偏枯了；同一理由，蘇軾元祐在京，政務忙碌，稍有公退餘閒，則朋友往來多，宴飲聚會多，談玄說藝，把所剩的精力、時間都用盡了，這段時間裡，詩詞方面，幾近曳白。

趙翼《甌北詩話》說得不錯：「東坡自黃州起用後，敭歷中外，公私事冗，其詩多即席即事隨手應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煩，故遣詞或有率略，押韻亦有生硬。……心閒則易觸發，而妙緒紛來；時暇則易琢磨，而微疵盡去，此其詩之易工也。」

所以蘇軾元祐前期的詩作，不但數量很少，而且竟無一篇可與黃州名作相提並論的。

至於蘇軾作詞，歷來最受批評，大抵指他以詩為詞，不協音律，不可歌唱而已。南度女詞人李清照作《詞論》，目空前古，持論甚嚴，她說：

……至晏元獻（殊）、歐陽永叔（修）、蘇子瞻（軾），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

不但易安居士如此說，如蘇門陳師道亦言：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晚唐五代之際，詞之初起，它的生命是音樂，原不過供人歌唱的豔曲，寫景則不出閏閣園亭，寫情則不外傷春怨別，所以填詞必須協律，意境限於溫柔婉約一路。

以後經過多少詞家的努力，詞的意境才擴大到可以抒寫自我的情意，成為有鮮明個性的文學創作中之一體；但各家表現的風格，總還拘束在濃麗的色澤和纖細柔婉的意致中，跳不出這個狹隘的範圍。而胡寅（致堂）〈酒邊詞序〉說：

柳耆卿後出，掩眾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耆卿為輿臺矣。

這自是最高的稱譽，王灼《碧雞漫志》亦說：「東坡先生非醉心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這便是說，蘇詞雖然不諧舊格律，卻能創出新道路。自唐、五代以來，蘇軾首先跳出向來低吟淺唱的調門，以軼塵絕俗的豪氣，高唱他胸中激盪的感情。高吭處出神入天，率性而行，音韻格律再也不能約束，甚至連詞調句法的限制，他也不管，如〈水龍吟〉次韻章質夫詠楊花詞，照詞調應為五、四、四斷句，但他寫的卻是：「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依凡理，這是一闋破壞格律的壞詞，但是王國維說：這闋和韻詞的才情境界，反而凌駕章楶原唱之上，「才之不可強也如是。」

東坡詞只有三卷，共三百餘首，是全部著作中分量最少的一種，然而他是擴大詞的境界，變婉約為豪放的第一人。王鵬運《半塘遺稿》說：「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恆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並稱，其實，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

蘇軾自憾平生三不如人，即是著碁、吃酒與唱曲。他因自己不解唱，懷疑所作的詞付諸檀板，到底唱不唱得好，一日，在翰林院，問一善歌的幕僚道：「我詞何如耆卿（柳永）？」

「柳郎中那比得學士。公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

—— 蘇軾為之撫掌大笑 34 。

所以黃山谷說：「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者。」比陳師道的見識高明得多。而且蘇軾並非真不能歌，晁以道說：

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 35 。

當此時也，大局魚爛，蘇軾被遠謫嶺外，心情十分沉重，非引吭高歌無法盡吐胸中的塊磊，只是一個特例而已。

再說，《東坡樂府》中，也有清麗舒徐之作如〈蝶戀花〉（春景）：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裡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軾偶作小記，偶書小簡，以些許文字寫出無限清思，美不可言。楊升庵（慎）頌曰：「東坡尺牘狎書，姿態橫生。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行徐婉轉，纖纖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

茲舉數例：

一、小記：〈記承天寺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無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二、小簡

書贈何聖可（黃州）：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冬至節日與孔平仲：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寫，乃以手簡為謝。悚息。

儋耳致秀才姜唐佐：

今者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茶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

以上偶錄小簡三則，一寫寒夜燈溫的佳趣；二寫醺然曝日的自得，三寫吃菜飯後飲茶一盅的怡逸。風神飄逸，如見詩人蕭然自得的音容笑貌，但是由此可見，蘇軾這人總不是個十丈紅塵中的冠蓋人物。

六、書法

子由述蘇軾書學淵源說：「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遂良）、薛（稷）、顏（真卿）、柳（公權），髣髴近之。」可見蘇軾從小就喜歡書法。少時開手學寫，所經過的一段臨摯工夫，蘇過作〈書先公字後〉：

公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

其實徐浩書法，也是出於二王，蘇軾學過蘭亭，就會有幾分徐浩的面目；蘇軾自言寫字稍得意處，則似楊風子，風子上承唐顏，其傳承如徐浩之於蘭亭一樣。所以論蘇書淵源，以黃庭堅的說法，最中肯綮：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似柳誠懸（公權）；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凝式）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 36 。

書法自來分兩派，一派是王羲之，一派是顏真卿，王字勁逸，顏字雄渾，蘇軾兼通其意，如其自言：「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形成蘇書獨有的特點。

前人論中國書法，有「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說，意言晉人重自然，襟懷雅達，所以顧盼風流；唐人拘泥古法，刻畫臨摹，雖然典型宛在，而生氣遂失。宋人書風，大都以意為之，莫顧陳式，率由胸襟，所以能夠充分見出自我，表現了極為自由的特色。

顏童陶鑄萬象，隱括眾長，蘇軾傾倒萬分，他說：「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行者，殆難復措乎。」（唐坰《六家書跋》），學顏者出沈傳師、柳公權的瘦硬通神，蘇軾中年以前的作品，時有此意；五代楊凝式（景度）雖亦師法魯公，但他自有精神氣魄，表現一流天真的風神，而且筆筆斂鋒入紙，兼有蘭亭的筆法。

楊氏的書法，是由唐入宋的一大樞紐，而蘇軾字學的基礎，完全與他相同，所以庭堅每讚軾書，就常常提及楊氏，蘇軾自己也說過：「僕書作意為之，頗似蔡君謨（襄），稍得意則似楊風子，更放則似言法華。」師承和氣質交互影響，相輔而成一家之法，像什麼人，其實並不重要。

「宋人尚意」，亦須至北宋中葉以後，始成風氣，前於此的蔡襄，還是「筆有師法」，不能完全自由創意。歐陽修與蔡襄論書：「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 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爾。」其實並非「忽不為爾」，還是因為當時的人墨守淳化閣帖跡和古賢遺法，無法跳出「唐人」的傳統窠臼之故。

蘇軾經過初步的學書階段後，他首先揚棄的，就是束手縛腳的石刻碑帖。他不取石刻，不臨碑帖，認為書經鏤刻，神氣總不完全，他不要那些遺神襲貌的東西，獨重古人真跡，每有所得，將它懸諸壁間，行起坐臥，隨時注目，心摹手追，但求得其大意，領悟筆墨間的精神，再不措意於點畫的形似。他是從學書舊法中獲得解放的第一人，所以有一首〈與子由論書〉詩曰：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茍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

又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所以他絕不規規矩矩臨摹點畫，也不以一家一體為滿足，而所見墨跡日益豐富，解悟也就隨時增進，從此肆其雄健的筆力，千變萬化，寫出他自己胸中的學問文章之氣。

他一面說：「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但語舒堯文有言：「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任何學問都須要有根柢，要能「通」，書法也並不例外。

他對專工臨摹者，非常輕視。章惇元祐間被逐居潁，閒來無事，日臨蘭亭一本。蘇軾聽人傳說，笑道：「工摹臨者非自得，從門入者非寶，章七終不高耳。」

書須出自己意，意則包括見識學問，除此之外，還需有極其熟練的技法，而蘇軾少年習字，則與常人不同，他以鈔經史練字，一舉兩得。

北宋中葉，雕版印書雖已相當發達，但像他這樣一個生長眉州偏鄙之地的寒士，得書不易，還是需要手自鈔寫的，而這鈔書的習慣，他復終生不懈，即使在黃州行年五十了，仍以鈔書為日課。據晁補之說：「蘇公少時鈔書，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

由此可知，蘇軾鈔書，不單為了便於記誦，同時亦即習字，而且習以己意為書，隨時變化，因此，他的書法，時時不同，李之儀跋蘇書曰：

余從東坡遊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

又曰：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姑溪集》）

蘇軾自跋詩卷，也說：「觀此真跡，如覺偽者，甚可笑也。」則如時日久遠，連他自己也真贗莫辨起來。

書法學者常將蘇氏書法分為三個時期，自少至貶謫黃州以前為第一期，以學王羲之的蘭亭序和黃庭經為主，多寫小楷和小行書，筆緻華麗而刻意求工過甚。後期學顏真卿，元豐二年書表忠觀碑，就有東方先生畫讚的氣象。第二期從黃州開始，歷元祐一朝為止，這時期身遭挫折，以筆墨發洩感情，如寒食帖寫得筆飛墨舞，既遒勁，又飄逸，縱橫變化，痛快淋漓，黃山谷說：「此書兼有顏魯公、楊少師、李西台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元祐八年書李太白仙詩則酒酣放浪，神遊八表，純以神行於筆勢墨氣之間，已經到了化境。第三期則是海外東坡的晚年時期，筆力雄健無匹，縱筆所至，無不愜意，到了精純圓熟的巔峰。

蘇軾執筆近下，且取斜勢，像操刀治印的姿態一樣，固然有頓挫深入，筆筆有力的好處，但非正軌的執法，有人說他寫字腕著筆臥，所以左高右低，左秀右枯，作戈（斜鉤）多成病筆。山谷替他辯護道：「此則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

蘇軾寫字，愛用濃墨，墨濃必須有極大指力，才能筆不凝滯，蘇軾所以要以側筆多用中鋒，蓋求力透紙背，要運側筆，使濃墨，則又非緊握筆管的下方不可，都是互相關聯的。李之儀跋〈孫莘老寄墨四首詩〉說：

東坡捉筆近下，特善運筆；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後濡染。……

我見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蘇書真跡，幅幅都是墨色如漆，雖歷千年，而光彩照人。有人評議蘇書太肥，本來字肥易俗，杜甫就認為瘦字好看，蘇軾不服，作〈墨妙亭詩〉說：「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綿裡鐵。」但如肥得有力，有何不可。

明董其昌評蘇書赤壁賦：

坡公書多偃筆，亦是一病。此赤壁賦庶幾所謂欲透紙背者。乃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真跡在王履善家，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珠琲，非石刻所能傳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筆法，況墨法乎？（《畫禪室隨筆》）

說到運筆的方法，歷來書家，多重懸腕，謂懸筆始能力聚毫端，筆筆中鋒；而陳師道《後山談叢》說：

蘇黃兩位皆喜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耳，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為法，此其異也。

其實，蘇軾這種運筆方法，卻得之於歐陽修的傳授，《東坡題跋》云（〈記歐公論把筆條〉）：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卻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使指運而腕不知，正是以手抵案、腕著筆臥的寫法，書多偃筆，當是不能懸腕之故，不能懸腕，當然更不能懸肘，運筆的幅度小，放不開，所以蘇軾自認他寫不好徑尺以上的大字，即是此故。

蘇軾認為學書須以端楷為基礎，他說：

真（楷）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37 。

關於各種書體的寫法，蘇軾按他自己的經驗說：

大字難結密，小字常侷促；真書患不放，草書患無法。……

蘇軾因以鈔書習字，所以擅於寫小字和行書，而自認「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與謝民師推官書〉）但是山谷說：「東坡嘗自評作大字不如小字，以余觀之，信然。然大字多得顏魯公東方先生畫讚筆意，雖時有遣意不工處，要是無秋毫流俗。」

一般人的見解，認為草書的功用，在於簡便快速，蘇軾非常反對這個說法，他喜歡草書，在於草書的體勢得以自由流走變化，易於發揮作者的個性，抒寫作者的感情，使書法更為接近藝術的境域。所以，〈再和潛師〉詩： 「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另有〈答客問草〉一段頗含禪意的話：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38 。

其實，他是很喜歡草書的，本意在求書寫時的自由流走之樂，不在寫得好與不好。有一則草書題跋說：「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他作草書，是假借筆勢的揮灑，自求創作的快樂，所以說：「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 39

蘇軾所謂「不踐古人」者，已通古人之法而不踐一家之謂，否則任性亂塗，還成什麼書法，所以他說：「草書患無法。」有個黃庭堅學革的故事，可以參看：

元祐間，山谷與東坡、穆父（錢勰）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為稱賞，旁觀的穆父說：「魯直之字近於俗。」

「何故？」山谷問。

「沒有別的，只因沒有見過懷素真跡的緣故。」穆父說。

當時，庭堅心裡很疑惑，不過從此也就不敢再替人寫草書。到紹聖年間，庭堅謫居涪陵，才得見到懷素自敘真跡於石揚休家，借了回來，專心臨摹，至於廢寢忘食的地步，由此悟出草法。—— 所以，草書要有法，也非易事 40 。

氣勢是蘇軾作書的動力，因此，他有個特殊的習癖，無論寫字作畫，都非於酒後不可，尤其是寫大字或草書，更須醉後才作。蘇軾自言酒後作書的快感：

「吾醉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41

自題草書云：「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為奇耳。」

無擇法師求他寫大字，復書說：「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若不喝酒，他即不能寫字，與李廌（方叔）書說：「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

黃庭堅是目睹他此一特癖的人，記曰：

東坡居士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者。

藝術家而有這種習癖者，不止蘇軾一人，吳道子「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 42 。張長史的草書，蘇軾稱其「頹然天放，意態自足，號稱神逸」者，他也是必須酒喝夠了，才能寫，蘇軾譏評他：「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王羲之）何嘗寄於酒乎？」他不自覺察，這話也說著了自己的毛病。

蘇軾鑑評他人書法，也很嚴格，不輕許可，論前人者，如歐陽率更，體貌寒寢，便說他「勁險刻厲，正稱其貌」，於褚河南，則曰：「茍非其人，雖工不貴。」同時代人中，他最佩服的是蔡襄（君謨），於歐陽修則字以人重，茲不具論。

評米元章、王定國曰：「自君謨歿後，筆法衰絕。近日米黻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有傳於世也。」

黃庭堅對於蘇軾的書法，再三再四的讚嘆，蘇軾也很欣賞山谷書的工力，但以為與其為人不類，題山谷草書爾雅後曰：「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法，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錄細碎書，亦三反也。」實則他們兩人的書道，完全不同，蘇宗晉唐，黃追漢魏；蘇才浩瀚，黃思邃密；蘇書勢橫，黃書勢縱。因為有這麼許多異處，即使字形，一個橫出，一個縱長，所以留傳一段軼話：

蘇軾論山谷書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掛蛇。」山谷反脣相譏道：「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 43

—— 這當然是互相調笑的話，不是正評，但你如有興趣將蘇、黃二帖，放在桌上，對照來看，相信你也定會莞爾一笑的。

蘇軾成名後，向他求書乞畫的人，所至之處，從無休歇，他亦不甚矜惜，縱筆揮染，隨紙付人。但乞者亦必須有術，如紙墨不佳，或指定尺寸大小，或託書的文字不雅，則他亦一定拒絕，這是書畫家的通例，不足為奇。宋畫習用細絹，有以綾絹求書者，蘇軾便說：「幣帛不為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

—— 這是他惜物的本性。

黃庭堅曾將求蘇書的訣竅教與王立之，致柬云：「來日恐子瞻來，可備少紙，於清涼處設几案陳之，如張武筆，其所好也。」

紙筆精良，墨佳汁稠，他必樂於揮灑，不過，更不能忘記準備好酒佳餚。

蘇軾在翰林院日，有個朋友韓宗儒，常常託故寫封信來換取他手寫一紙復帖，蘇帖到手，便拿到殿帥姚麟那兒去，換十幾斤羊肉來飽餐一頓。黃庭堅聽到了這個祕密，便對蘇軾說笑道：「從前王右軍寫的是換鵝書，如今二丈書，可名為換羊書了。」

蘇軾大笑。一日蘇軾在院，聖節撰製甚忙，宗儒連來數簡，派來的人立庭下催索復信，蘇軾便到庭前對來人說：「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44

蘇軾不耐空閒，得閒而又興致來時，不待求他亦會一口氣寫好多張，分與身旁的人。某日在翰林院，清閒無事，忽令左右取紙筆，寫淵明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字小楷，行書、草書，各體皆有，連寫七、八張，擲筆嘆口氣道：「好，好！」恰似熱渴者飽飲了涼水一樣痛快。既已發洩，便將這些字幅，分贈左右給事的幸運者，毫不矜惜 45 。

但如蘇轍那樣，將他寫贈的書件，隨便送人，他卻大不滿意，跋所書〈清虛堂記〉云：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眾，而子由亦以余書為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既輕以余書與人，何也！……

黃山谷說：「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資所發耳。……」又曰：「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者，例不工書，而東坡則例外，故為世所重。」 46

大文豪的蜀人蘇軾，豈僅工書，而是融會二王和顏魯公的字藝，建立宋人自由創意的書風之一大家。

軾書名重一代，但在元祐黨禍時期，摧碑斷石，被人珍藏的墨跡，也盡歸隱沒，滅失甚多。至徽宗好蘇書，群又貢書作為進取官爵之用，一時成為風氣，誰藏蘇書多，誰就可以誇耀於人，因此便產生了許多贗品，蘇過說：從此「朱紫相亂，十七、八矣」。 47

七、繪畫

蘇軾愛好繪畫，一半由於天性，一半由於家庭薰陶。老蘇是個「燕居如齋，言笑有時」，態度嚴肅的人，於物一無所好，獨喜收藏繪畫，他的門人弟子為要討他歡喜，爭相贈送他所嗜好的畫件，希望能看到他解顏一笑，所以雖然是個布衣，但藏畫之富並不輸與公卿人家 48 。蘇軾自幼耳濡目染，養成他在這方面深厚的興趣與鑒識的能力。

但在同一家庭裡生長的蘇轍，卻完全沒有這個興趣。蘇軾說：「子由之達，自幼而然，當先君與某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真以為樂，唯子由視之漠然，不甚經意。」 49 　　非但沒有這個嗜好，而且根本否定繪畫，充分表現他的天分中毫無藝術細胞，蘇軾在〈石氏畫苑記〉裡，曾記其言。

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

年長一輩的蘇洵，心理上不免嚮往盛唐時代富強燦爛的文化，所以也就特別喜愛代表這一時代精神的吳道子的畫風；年輕時期表現慾望非常強烈的蘇軾，對於筆力雄放、氣勢蓬勃的道子，盛讚曰：「道子實雄放，浩然海波翻，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這幾句話如移來稱揚蘇軾自己的詩文字藝，正也非常恰當，可以說是異代人之間性情與氣誼的十分投合。

蘇軾曾於鳳翔東塔夜觀王維壁畫，殘燈影下，恍惚覺得畫上僧人踽踽欲動，徘徊觀摩，久久不能離去。古來畫人，皆是職業畫家，都不讀書，與詩人氣息不通，而王維則「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他是個出生早於杜甫的唐代大詩人，兼工繪畫，曾頗自豪的說：「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即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對於這位融詩畫於一身的大師，尋到了自己美感的歸宿，不禁頂禮膜拜而言：「吳生（道子）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雄無間言。」

蘇軾是詩人愛畫，摩詰的畫使他覺得氣血相通，如相知心，但他對於吳道子大氣磅礡的畫藝，依然非常嚮往。元豐八年〈書吳道子畫後〉將吳畫比顏字、韓文和杜詩，備極傾倒，如言：

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蘇軾激賞吳道子者，是他繪事的氣魄，傾倒於王摩詰者，是他畫中的詩情，非但毫無低昂二人之意，並且承認他們各有千秋的地位。蘇軾自許：「平生好詩仍好畫。」（〈郭祥正家醉畫竹石〉詩），認為吳道子的筆力氣勢，王摩詰那種詩不能盡，溢而為畫的藝術精神，則是他於繪畫的最高理想。

在西洋，雖然紀元前的羅馬批評家霍瑞斯（Horace）在其《詩藝》中已經揭出「詩即是畫」的理論。後來須到十九世紀，英國的文藝復興史專家佩特（W. H. Pater, 1839-1894）才指出「詩是有聲之畫，畫是無聲之詩」。文藝復興時代，此論在歐洲方才大為盛行，而在中國，唐朝的王維創之於先，蘇軾發揚於後，他明白說出詩與畫是不分的，畫是無聲的詩，詩是無形的畫，如讀杜甫詩，和觀韓幹畫馬，本是兩件不同的事情，然而他說：

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韓幹馬詩〉）

他在精神上，已將詩畫融合一體，認為詩與晝的表達功能是可以合一的，其目的同為追求一種脫離塵俗的意境，為人們在混沌的世俗生活中帶來清新的感受。因此詩、書、畫是一個思想整體之幾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不論那一種表現，都存在著有機的聯繫，互相呼應出作者的憧憬和追求，作者的思想抱負及其為人之基本態度。詩畫之理一律，所以在情緒反應上，詩畫之趣也當一致。

蘇軾自幼好畫，全集中題畫時統計約有六十一題，一○九首之多。他觀畫作詩，多數出於一種品賞的態度，只從畫中景物下手，直接抒寫畫面所給予他的感受，因此深得畫中之趣。讀這類詩，常會忘記他是在題別人的畫，誤以為這正是他自己用文字（詩）來描寫同一題材，將詩與畫的表達方法揉而為一，也可以說是「畫不能盡，溢而為詩」者。

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又如〈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之一：

野水參差落漲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櫂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如前者，陳善《捫蝨新話》便謂：「此便是東坡所作的一幅梅竹圖。」

蘇軾深愛杭州西湖，作詩曰：

湖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是千年來寫西湖景色最好的一首詩，詩中所寫的西湖，同時有陰晴濃淡兩種景色，則又不是一幅畫面的空間所能容納的了。

蘇軾似乎有意要證明「畫即是詩」，如題王伯敭所藏〈趙昌花四首〉之一（黃葵）詩，簡直要使在夏日下的那一叢折枝黃葵，色彩鮮明，風姿綽約地活現在讀者的眼中：

弱質困夏永，奇姿蘇曉涼。低昂黃金杯，照耀初日光，檀心自成暈，翠繁森有芒。

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晨粧與午醉，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蘇軾讀畫，不但深得畫趣，而且常借畫中形象，抒述自己的懷抱，如〈韓幹畫馬贊〉，說畫中這四匹「豐臆細毛」的廄馬，雖於山林間悠游自得，蕭然如賢士大夫之臨水濯纓，但終不如野馬之無拘無束，得遂自由的天性；如〈六馬圖贊〉，強調「絡以金玉而任人驅使」之可悲；如書李公麟畫御馬好頭赤詩，則以為御廄之馬，養尊處優，毫無貢獻，不如山西戰馬，吃苦耐勞，勇於赴險為可貴。

—— 雖論畫馬，實是蘇軾自述其志。

蘇軾詩作中，有一絕大特色，即最愛用顏色字，在他集中，多得不勝枚舉，不但用顏色渲染境界，而且更常使用顏色增加讀者視覺上的享受，加強事物的觀照，與畫家使用顏料塗抹畫面，毫無二致。現在摘錄數則，以證蘇軾「詩亦是畫」的理論。

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黃菊為誰開。 （〈九日尋臻闍黎〉）

日上紅波浮翠巘，潮來白浪卷青沙。 （〈次韻陳海州乘槎亭〉）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鳴。 （〈溪前堂〉）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 （〈病中遊祖塔院〉）

碧玉碗盛紅瑪瑙，井花水養石菖蒲。 （〈贈常州報恩寺長老〉）

雨過潮平江海碧，電光時掣紫金蛇。 （〈望海樓晚景〉）

上述幾個例句，豈不每聯都是色彩繽紛的圖畫。再舉一首全詩，其筆下的強烈色調，竟像是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畫作，通幅燃燒著生命熱情，強烈奔放，那時他在惠州，和朋友野外散步，望見有一人家，籬間雜花盛開，他便叩門求觀。出來的主人林姓老媼，白髮青裙，獨居已經三十年了。蘇軾便用他的詩筆來作畫道：

縹蔕緗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

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為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蘇軾用文字畫的是淺綠淺黃色的縹蔕花苞從大紅的花萼裡綻露出來，綠樹叢中結著青色的果子，紫色的含笑花，如火如荼的紅棉雜生在籬落間，落日紅霞裡有縷裊裊青色的炊煙，短籬破屋襯出高潔的白髮青裙，最妙的是他能利用杜詩「黃四娘家花滿蹊」來作結語，以「黃四娘」對「青裙袂」，真是神來之筆 50 。

詩不如畫者是畫面上的線條和色彩，畫不如詩者是形象上的輕重疾徐，感官上的冷暖，性分中的理趣。所以畫是靜態的，詩可以寫動態。德國的萊辛指出視覺藝術中，繪畫的範圍是空間，詩歌的範圍是時間 51 。 而蘇軾作畫，嘗欲突破這兩大缺憾。蘇詩多用顏色字，是要用此來掠取圖畫之美，又如畫風竹即欲加強詩中的動態。守湖州日，遊山，途遇大風雨，他便到朋友賈耘老（收）築於苕溪上的澄暉亭去避雨，畫興忽至，令官妓執燭，畫風雨竹一枝於亭壁上。我們今日固已無緣親見此畫，但讀他所題詩：

……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為破顏，正似腰支嫋。

從經驗意識上想像一個笑得彎腰婀娜的女郎，那種搖曳生姿的動態，豈不就是竹在風雨中掀舞搖幌的姿勢。《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故蘇軾以女郎的嬌笑來比喻畫中的風竹。詩耶，畫耶，歸於圓融一體了。

黃山谷題蘇軾畫竹石圖（〈瀟湘竹石圖〉）：「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又為蘇軾與李公麟合作的〈枯木道士圖〉撰賦，說他們的畫是：「取諸造物之鑪錘，盡用文章之斧斤。」莫不說他的畫即是他的詩篇，即是他的文章，以文學的修養，直接移入畫面的創造。

—— 這創造，就是中國美術史上文人畫派的成熟。

照西洋美學家的說法，美感的經驗，當為形相之直覺，所以美感應該訴諸人的感覺，而非訴諸人的知識。軾詩：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

「形似」只能傳達知識概念，畫虎不可類狗，畫馬不可似騾，單是形似，不能發生美的感覺，亦即不是藝術。我們在生活的各種形相中，吸收若干知識概念，要將這種概念用藝術方法表達出來，以經過美化創造的形相來觸發他人的感情，而不直接訴諸人的知識。這種表達的工具，在繪畫即是形色，在音樂則是聲音，在詩歌則為文字。

形色不是圖畫，文字非即詩歌，蘇軾所以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

事物有一定的形相，固不可失，而事物形相有其一定的常理，尤不可達。《淨因院畫記》言：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水石竹林、水波煙雪，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亦有不知。……

蘇軾讀畫，觀察敏銳，他評當代最有名的花鳥畫家黃筌畫雀，說他所畫飛鳥，頸足皆展，是違背常理的，因為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鳥飛時絕不兩展頸足。《東坡志林》裡他又記載一個故事：以畫牛獨步晚唐的戴嵩，有幅鬥牛圖，被一牧童見到，大笑道：「牛鬥，力在角，尾當搐入兩股間。這幅畫上的牛，掉尾而鬥，錯了。」

偉大的畫家李龍眠（公麟）也犯過同樣的錯誤。

某一暇日，黃、秦諸君在館中觀畫，庭堅取出一幅龍眠畫的〈賢己圖〉來看。圖中聚博者六、七人，圍據一局，骰子在盆內旋轉，已定者五枚，都是六點，一枚還在轉，其中一人俯首盆邊，張口大叫，餘人注視，畫得神情唯妙唯肖。蘇軾從外來，在眾人同聲讚嘆中，看了圖，便說：「龍眠天下士，怎麼學起閩語來了？」

眾皆不解所謂，軾曰：「四方語音，說『六』都是閉口音，只有閩語才張口的。現在盆內都是六點，只有一子未定，法當呼六，而呼者張口在叫，卻是為何？」

皖人李公麟本來不解閩語，聽了這個批評，只能笑服其言 52 。

蘇軾既承王維詩畫的影響，純粹的畫技已經不能使他滿足，要更進一層追求形理以上的自我精神的發揮，達成形神兩全的藝術創造。

唐．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裡，稱顧愷之「格調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意者，是畫人把自己內心世界的生命感情（即神或氣），表現出來，立意是畫之始，是全畫的靈魂，建立意境是繪畫的基本原則。

創作必先通過「實對」的階段，實對即現代所說的寫實工夫，其中包括形和理。經過畫家形象思維過程，將自己的思想感情與被畫的客觀事物，作有機的聯想，透過外部的形相，傳達出內部蘊涵的精神，古人稱為「遷想妙得」。

蘇軾論書法：「茍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他對繪畫也持同一意見，作〈閻立本畫水官詩〉：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者，一一能操船。

這是說寫字作畫，要有學問的根柢，精神的修養，若無精神學問的修養，一味講求技術，刻畫求工，最多只能畫出形象的皮相，或者因襲古人的成法，不成其為創作，畫中沒有畫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修養，只剩形相的空殼，即是畫工的俗筆。〈跋宋漢傑畫〉說：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氣，看數尺許便倦。

意即精神，氣則為勢、為力。作用必須自有創意，在題材的形象之間，悟出可以寄託精神的所在，以形寫神，即是借外部的形相，抒寫自己內在的思想感情，才能表露畫的生動性和真實感；以純熟的筆墨，縱橫揮灑，使機無阻滯，才能將畫者的生命感情注入這幅畫件。意氣所到，則此畫便氣韻生動，神完意足，成為一幅「真士人畫也」的藝術品了。

被畫的對象，常是塊然無情的外物，必須使無情的山水、竹石、花鳥等等題材，化成我的生命感情所寄託的有情天地，於是畫者與讀者才能獲得感情的溝通，從而得到情緒的解放與滿足，此即蘇軾稱文同畫竹所說的：「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欣賞一幅好畫的趣意與欣賞一首詩的美感就自然趨於一致，詩情畫意融化渾成為一時，即已達到中國文人畫的最高境界。

文人品畫，脫離不掉文學欣賞的習慣，以鑑賞文學的觀念來評量一幅畫作的價值。詩畫既成一體，則當代文學的風尚，便領導了美術思想和繪畫發展的方向。

宋詩的理想，一反唐代富麗的詞藻和激烈的感情，梅堯臣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當代文宗歐陽修對於詩的主張是：

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53 。

如將上面的這個「言」字改成「畫」字，亦即當時畫學的主流。

中國的文學傳統，在於追尋自然，敏感的知識分子要逃避痛苦的現實，只想把這無限煩惱的人生，安放在大自然中去，期求心志的寧靜，精神的解放，使人與自然在精神上得到美的合一，因此田園詩和山水畫成為詩與畫之主要的內容。

從王維開始，才有完全排除人物或故事的，純粹以山水為內容的水墨畫出現；後與宋代疏易平淡的詩風互為呼應，李成（營丘）創枯木寒林圖法，王詵是繼承營丘的高手之一，蘇軾雖以畫竹為主，但在黃州，也畫寒林，而且頗自得意，〈與王定國書〉說：「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這種氣象蕭疏，煙林清曠的寒林圖，正如蕭散淡泊的詩境，同為宋代文人所特別愛好的境界。

蘇軾本是文同後一人的畫竹名家，受了寒林圖的影響，便加變化，用淡墨掃老木古枿，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蘇軾自負此一畫格，是他的「創造」，在黃州時，作枯木一幀，又竹石一幀，寄章楶（質夫）：

某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者，當一展觀也。

後又書云：

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

在蘇之前，未有此體，而蘇軾為此創格，也是非常自然的，因為他本畫竹，不過把所畫的領域略作擴大而已，重要的是蘇軾所作，性與畫會，能把內部生命中滿溢的感情，高潔的品格和邁往的豪氣，完全貫注到簡單平易的畫面中去，山谷說：「東坡居士作枯槎壽木、叢篠斷山，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此即是他所鼓吹的「意氣所到」的成就。

蘇軾性好嘗試，許是受了李公麟的影響，也曾戲作人物畫，畫〈樂工〉一幅，作樂語以漢隸題曰：「桃園未必無杏，銀礦終須有鉛，荇帶豈能攔浪，藕花卻解流蓮。」 54 又畫過〈應身彌勒像〉，相傳是南遷途中寄與秦觀者，原錄是「東坡居士遊戲之作」，實在太不暸解流人心理上的痛苦和祈求解脫的迫切 55 。

最有趣的，是蘇軾南遷後，畫一背面人像，舉扇障面，上書「元祐罪人寫影，示邁」八字，人在無可奈何的痛苦中，只有自嘲能夠輕減心理負擔，這也是蘇軾所慣用的 56 。

據著錄說，蘭毆胡世將收藏過一張蘇軾畫的螃蟹。蟹是那麼一種細瑣的小動物，應非慣於大筆揮灑的蘇軾的題材，胡託夏大韶持請見補之鑒定，補之還特地作了一篇文章大論蘇軾奇文高論，大處固然豪放不羈，但也有細針密縷的工夫 57 。

據說：蘇軾曾試以蔗渣畫石，松煤作枯木 58 。主張畫與書法相通的趙孟頫曾說：「石如飛白木如籕 。」按漢之飛白書，今已不得見，似為渴筆健鋒之作，蘇軾用這新工具畫石，當是利用它易作渴筆，易著腕力；以松煤作枯木，效果或許像今之石炭畫，不知何以後不繼作，亦無記述。總之，蘇軾無處不用他的聰明而勇於嘗試。

蘇軾寫字用墨，濃研如糊，作畫亦然。方薰《山靜居畫論》記所見：「老坡竹石，石根大小兩竿，仰枝垂葉，筆勢雄健，墨氣深厚，如其書法，所謂沉著痛快也。」吳修說：「東坡墨竹，寫葉皆肥厚，用墨最精。」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說：「東坡墨竹，幹粗如兒臂，墨色濃潤沉鬱。」—— 這些都是後代書畫家所見真跡之共同認識。我以為蘇軾書畫用墨濃厚，與作詩喜用顏色字，完全由於他性喜沉著痛快，一種強勢發揮的表現慾望所造成的。

另一特色是無論書字作畫，都以醉筆為勝。酒能解放精神上的束縛，助長筆墨的氣勢，可以將他鬱積在內部生命裡的感情，痛痛快快地宣洩出來，畫中的精神意氣，即是其人肝肺所生的牙角。

即使一向對蘇軾存有成見的朱熹不得不說：

東坡老人英俊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百世之下，尚可想見也 59 。

八、書齋文物

書畫家沒有不講究筆墨和紙張的，其中尤以佳墨為最重要。蓋因古畫，本重設色，宋以前的圖繪，幾乎無一不是色彩穠麗之作，故稱「丹青」；至文人畫興，彩繪逐漸衰微，代之而起的水墨畫，使用材料只有水和墨兩樣，所以不能不重佳墨。

墨，原是單純的一種黑色，完全靠溶合的水分多寡，和畫家運用的技巧，產生濃淡、乾溼、深淺等不同的色調，產生多種色澤層次的效果，所謂「墨分五色」，正是中國畫人運用墨色之最高的技法。

蘇氏書畫，墨色深厚，是其特色，幾乎所有著錄，皆作此說，但如劉體仁《七頌堂識小錄》說：

東坡竹橫幅在北海先生家，酣滿俊逸，足移人情。墨分七層，予轉疑東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

墨分七層，也許有點誇張，但蘇軾畫竹，濃面淡背，對於畫面光暗的處理，使於濃淡之間窮其物理，互相映照，各有天趣，卻是他卓犖的才能。—— 然而此非佳墨不辦。

墨色於層次之外，必須徹底清澄，不見一絲汙濁渣滓。倘如墨色沉滯，怎麼能使畫面有光色照人的神采—— 蘇軾以濃墨畫竹，葉皆肥厚，假使用墨不佳，豈不滿紙盡是「墨豬」。所以，他愛墨成癖，並非無故；他認為佳墨的條件，必須黑而有光。〈書張夢得所贈墨〉即言：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

他替宋漢傑寫了畫跋，漢傑以李承晏墨為贈，他以少女頭髮的光亮烏黑來比喻李墨，詩曰：

是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牆東鬒髮墮寒鴉。

所謂「北李家」者，是指中國製墨工藝第一個名家唐朝的李超、李廷珪父子，他們是易水人，流亡到安徽歙州，因為其地多松樹，就留居下來，以松製墨，據說：「其堅如玉，其紋如犀。」父子倆為江南李國主造墨而成名。後二十年有李承晏，承晏後二十年有張遇。蘇軾同時代人中，以潘谷造墨最負盛名。

蘇軾從黃州回來，飄泊江淮間時，唐坰（林夫）送他端硯一杖，張遇墨半螺（丸）。以唐家數代收藏之富，有張遇墨也只半丸，珍貴可想。

後來黃州的龐醫安常，替人治癒了一場垂死的重病，他治病例不收錢，那份人家無以為謝，將祖傳一錠李廷珪墨送了給他，安常即託人持至汴京贈與蘇軾，有「紅粉贈與佳人，寶劍贈與烈士」之意。其時蘇軾收藏中號稱廷珪墨者，已有數丸，形色雖然異眾，但是年代久了，愈是名品，贗物也就愈多，無法肯定哪塊是真、哪塊是假，只有龐安常所贈這一錠，蘇軾說：「決然無疑」 60 。

孫覺送他的潘谷所造墨。蘇軾久矣心儀其人，恨不相識。知道這位墨客的人品，絕非尋常市井兒可比。製墨精妙，但不二價，如遇士人真個沒錢但卻很想要他所製的墨時，他也不計多少，都賣給他。蘇軾心裡歡喜這樣的人，身上雖然垢汙，胸中卻無塵滓，所以作〈贈潘谷〉詩云：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

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

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蘇軾所推重的是潘谷的人品，對他所造的墨，認為雜用高麗煤，並不最純。谷墨賣價，當時每笏不過百錢，用膠一次限於五十兩以下，所以遇水從不軟敗。

黃庭堅與潘谷很熟，有一天，庭堅存心試試潘谷的本領，將他家收藏的墨混雜在一個古錦囊裡，要他伸手入囊揣摸，說出是什麼墨。潘谷先摸一塊，說：

「此是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

出視果然；再摸一笏，他說：

「此是谷二十年前造者；今已無此精力。」

取出來看，果是潘谷舊製 61 。

元祐初，潘谷在京師賣墨。一日，忽將人欠墨錢的債券，悉數燒掉，獨自飲酒三日，發狂浪走。家人各處追尋無著，最後發現他趺坐在一座枯井中，已經死去，手中還握著幾顆墨丸，而屍體並不僵硬，有人便說他是「解化」。蘇詩：「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原意不過推許他為「墨隱」，不料成為語讖 62 。

北宋士大夫，大都精於翰墨，所以墨的嗜好非常普遍，如蘇軾的前輩歐陽修、司馬光都很愛墨。

歐陽修〈答蔡忠惠公書〉，謝他贈墨，很坦率地說：絕不嫌多。全集書簡卷五：

辱惠櫻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為難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為嫌矣。

司馬光好茶又好墨，忽然想到這兩項書齋生活中的密友，其性質恰巧完全相反，覺得非常有趣，公退與蘇軾閒聊時，便說：「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好辯的蘇軾答道：「二物之質，誠如公言。然而亦有同者。」

「謂何？」溫公問。

「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性同也；譬如賢士君子，妍魏黔皙雖有不同，但其德操韞藏，實無異致。」

—— 司馬溫公笑以為然 63 。

一樣以書法名世的黃庭堅，大家以精紙妙墨求他的法書。他習慣把藏墨放在一個古錦囊中，隨身帶來帶去，可與朋友共同欣賞。一日，他去蘇宅也帶著這個錦囊，蘇軾知這囊中盡是好墨，伸手摸到李承晏墨半錠，硬要據為己有，庭堅想：你自己家藏已很豐富，何必再奪我的，嘴裡便連連反抗道：「群兒賤家雞而嗜野鶩！」 64

但是沒有辦法不給他。 所以《墨史》作者譏嘲蘇軾道：「蘇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覓不已。」

一向超然不為物好所囿的蘇軾，而且深慨「非人磨墨墨磨人」的他，不能抗拒癖好，尚且如此。

蘇軾愛用諸葛筆，始於黃州，仍是唐坰寄贈的。自記：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色（式），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

時在元豐六年，蘇軾非常熱中於寫字作畫的時期，此後他即習用這種安徽宣城諸葛豐所製的毛筆，山谷曾說：「東坡以宣城諸葛齊鋒作字，疏疏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那是元祐在京的時候。郭畀讀蘇軾遺墨，也說：「東坡先生中年愛用宣城諸葛豐雞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

但至出知杭州，他發現杭州筆工程奕所製，十分稱手。他說：「近世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但是形制詭異，不與人手相謀。」意謂不能得心應手，只有錢唐（杭州）程奕所製鼠鬚筆，卻仍保持著三十年前的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這是他最大的痛快。到他離杭北上時，還買了一批，帶去使用 65 。

此外還有一種「張武筆」，亦為蘇軾所好，但不知產地。

後來，蘇軾還是用諸葛筆的時候多，他在潁州對趙德麟稱譽此筆道：「諸葛氏筆，譬如內庫法酒、北苑茶，他處縱有嘉者，殆難得其髣髴。」

德麟模仿他的口氣，接著說道：「上閤衙香，儀鸞司椽燭，京師婦人梳粧與腳，天下所不及。」

—— 主僚相與大笑 66 。

北宋用紙，普通都以竹漿製造，剡溪藤紙，算是很好的了。但是大書畫家所最珍視的，則是南唐烈祖李昇（九三七—九四三在位）時候的澄心堂紙，據《文房四譜》說：「黟、歙間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則是產於黟、歙，南唐時進貢御用，故稱「澄心堂紙」。這種紙堅滑如玉，細薄光潤，北宋時已是稀有的珍品，如歐陽修曾以兩幅贈與詩人梅聖俞，梅詩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名貴可知。

劉攽詩說：「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元祐間，向蘇軾求文字、書畫者都以名貴紙墨相贈，他所得的大概也不少，宋懋宗就送過澄心紙，集有「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

紙、墨、筆、硯，號稱文房四寶，恰巧全部產於安徽，如龍尾硯、李廷珪墨都在歙州（安徽婺源縣），諸葛筆和宣紙都是宣城的名產。雖然硯以廣東端州（肇慶）翎羊峽斧柯山的水巖為最佳，有青花、蕉葉、冰紋等各種名目，採取甚難，須俟退潮時，一面將洞坑裡的水汲出，一面開鑿。端硯石質，津潤嫩滑，撫摸起來，細如嬰兒皮膚，呵氣可以研墨，蘇軾所藏似已不少。歙硯石質較粗，但比端硯鋒利，適於磨大墨，寫大字，有龍尾、金星、眉子等品名，蘇軾書齋中，兼收並蓄，不厭其多。

九、宴遊和諧謔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說：

輩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

又曰：

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

蘇軾寄身於這樣繁華的社會之中，生活在這樣奢靡的風尚之下，且自元祐還朝以後，他已是位高望重的名流，不復當年清寒學人的身分，交遊遍朝野，士夫爭迎迓，於是，飲宴在他日常生活中，也就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蘇軾著意飲食，講究口味，酒量雖然不大，卻是喜飲，尤其歡喜於微醺中擊拍聽歌，欣賞筵邊鶯燕的旖旎風光。席間若是熟人，則又可以大大發揮他詼諧的個性，謔浪調笑，非意識地用來發洩他過人的聰明和機智，早已把一句謔言得罪了洛學大師，惹來滿身是非一節，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韓康公（絳）於元祐二年（一○八七）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秋冬間，從潁州進京來陛辭，皇帝留他在京過年，觀賞上元燈景。韓絳曾經接替王安石為相，與呂惠卿二人同守安石成謨，繼續推行新政，人稱「傳法沙門」者是。在元祐更化政變中，他是下場最好的一人。蘇軾是韓康公省試的門生，依禮往謁，康公慇懃置酒留飲，但是蘇軾作〈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詩，只是稱譽韓家的富貴氣派，反面看出這勉強側身貴族之家的詩人，落落寡合之無可奈何：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巘已穹窿；不應屢費譏安石，但使無多酌次公。

鐘乳金釵人似玉，鵾弦鐵撥坐生風；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弱翁。

至元宵節後一日（十六日），韓康公於私第邀宴從官九人。這些被邀的門生故吏，當時都已是政治社會上的名流了，如傅堯俞、胡宗愈、錢勰、蘇軾、劉攽等人皆是。

錢穆父（勰）時為開封府尹，地方官事務繁忙，所以到得較晚，韓康公不大高興了，蘇軾便說：「今日本殿燒香人多，故被留住。」

座客都知道這句話中的故事，闔堂大笑。蓋因穆父風姿甚美，生有九個兒子；恰巧都中有一「九子母祠」，祠之西廡，供一巾紵丈夫，俗以為是九子母的丈夫，所以大家戲稱穆父為「九子母夫」。本殿燒香人多，正是情實皆當的解頤妙語。 67

二月間，時已春暖，韓家更有一次宴會，席設花園中的水閣裡。主人出家妓十餘人歌舞娛客，檀板金樽，衣香鬢影，好不熱鬧。酒至半酣，家妓中有一康公的新寵名魯生者，忽為遊蜂所螫，主人疼她，頗覺掃興，叫她進去敷藥，過了好半晌，她才出來，手持白團扇，向蘇軾乞詩。蘇軾寫道：

窗搖細浪魚吹日（魯），舞罷花枝蜂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首句記姓，次句寫蜂事，蘇軾即事成詩，使康公轉憂為喜。他還解釋道：「唯恐他姬廝賴，所以如此。」眾客大笑。

其實這種嵌字詩，只是博人一笑的文字遊戲，蘇軾用來湊趣而已。《本集》〈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詩，共有二首，倒是另一絕句，寫女人身上的衣香，帶給他感官上的享受，卻真清新可誦：

一一窗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袂人知否？曾到旃檀小殿來。

官場酬酢不免，朋友小敘有興，如經筵官會食，乃例定的聚餐，地點在宮中資善堂。蘇軾席上盛稱河豚魚之美味，呂光明問到底怎樣美法，蘇說：「值那一死！」又一次，蘇軾又稱豬肉之笑，范淳父（祖禹）說：「奈發風乎？」蘇軾笑道：「淳父誣告豬肉。」 68

蘇軾生活中，朋友相聚談天說地，是他的一大嗜好。而生性好動，不大坐得住，公事完了，若是沒有客人到家裡來，他便跨馬各處訪友，談到興高采烈或靈機觸發時，歡喜賣弄聰明，和劉貢父（攽）有同好，兩人相遇，常常針鋒相對，互相作難。

一日，貢父宴客，蘇軾有事要先走一步，劉向他挑戰道：「幸早裡，且從容。」這六個字，諧音，包括三果一藥（杏、棗、李，蓯蓉），蘇軾脫口對曰：「奈這事，須當歸。」（柰、枳、柿，當歸）

對酒令，他最出色當行。一次，他與姜至之同在宴席，姜先出令說，坐中各要一物，藥名。就指蘇軾說：「你就是藥名。」問其故，曰：「子（紫）蘇子。」蘇軾應聲道：「你亦是藥名，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詰其故，蘇軾說：「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這樣子的說笑，原是文人的通習，如不及人事，亦不足為病。有一次張文潛和他老師抬槓，他問：「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

「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軾答。

「白墮既是一個人，莫難傾否？」

蘇軾笑道：「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

「畢竟用得不當。」

張丰這話並不錯，蘇軾不耐煩了，便道：「君且先去與曹家那漢理會，卻來此間廝磨。」

曹家那漢，看似指的曹操，實則，其時文潛家有曹姓僕人偷了酒器，正送往官府究治，尚未招承，所以借此喻彼。

蘇軾天真坦率，有時會將慣常的戲謔，流入文字，而他的文字是會流傳眾口的，因此使人難堪，得罪了人。

如顧子敦（臨）與他是進士同年，三十年的交好。元祐初顧在京為給事中，二年，朝廷開回河，要派他出去做河北都轉運使，蘇軾上疏稱他慷慨中立，有古人風，宜置左右。疏上不報，顧臨只得走了。蘇軾也很悵然說：「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

顧子敦是個大胖子，很愛睡覺，熟朋友常常取笑他體貌酷肖賣肉的屠夫，公然叫他「顧屠」。這次蘇軾作詩〈送顧子敦奉使河朔〉，不該在詩中也開他玩笑道：「我友顧子敦，軀膽兩俊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磨刀向豬羊，釃酒會鄰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蘇詩是會傳播天下的，磨刀向豬羊這樣的文字，使顧臨怎麼受得了，當時非常生氣。到朋友們公餞那一天，蘇軾自知闖了禍，稱病不敢參加，只好次前韻作詩道歉說：「……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軾與劉貢父（攽）更是慣常彼此嘲謔的熟朋友，有一天，貢父說個故事：有一老父送一敗子出外遊學，臨行告誡曰：「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仔細看，莫更和卻賊詩，狼狽而歸。」這是嘲笑蘇軾詩獄案中連累了很多朋友。

貢父晚年身患風疾，鬚眉皆落，鼻梁斷塌，所以蘇軾立刻還他一個故事，說顏淵、子路同出市中閒逛，遙見孔老夫子來了，惶恐匿藏在路邊一座塔後。孔子既去，顏子問：「這叫什麼塔？」子路曰：「這叫避孔子塔。」（鼻孔子塌諧音） 69 。

朋友說笑，如有一方認真起來，便會不睦。有一天，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小酌，各引古人語相戲。蘇軾又嘲弄貢父道：「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一座大笑，貢父難堪他這樣惡謔，非常生氣 70 。

蘇軾不但在朋友間歡喜說笑話，興致來時，對後輩也一樣要開玩笑。秦觀是個于思滿面的漢子，這是讀他倩麗婉約的詞曲者所料想不到的。一天在蘇家聚會，座中一人就調笑少游鬍子太多。少游解嘲道：「君子多乎哉。」蘇軾立刻接口道：「小人樊須（繁鬚）也。」恰如一副現成的對子 71 。

蘇軾是個非常豪闊的人，以為男子漢、大丈夫而怕太太，是很可笑的。他在黃州時，有個同鄉、嘉州犍為人王天常，向來喬寓武昌。是他來對蘇軾說起陳慥懼內的故事。

據他說：季常的太太柳氏，非常凶悍善妒，每逢季常請客，如招歌妓侑酒，柳氏就操起木杖，從內室擊打廳堂的照壁，蓬蓬作響，還夾著大呼小叫，嚇得賓客紛紛離座逃走。

這話是否可靠，很成問題，因為季常本是一個放意自恣的豪士，怎能臣服在太太的石榴裙下。然而後因蘇軾有一首〈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的詩，中有「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為柳氏郡名，獅子吼則見於《涅槃經》，以無邊的法力，喻太太的威風，則季常怕太太，似乎也是不假的了。所以一千年來陳季常是懼內的名人，中國人一提起怕太太，馬上就說有「季常癖」。

雖然軾作〈方山子傳〉，有「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柳氏夫人不像是個凶悍的婦人，不過黃庭堅也知道她很善妒，與陳季常二簡（洪邁〈容齋三筆〉），一曰：

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

又一帖：

示喻老境情味，法當如是。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放任不解事耶？

則柳氏妒名，固已昭著於外，因蘇詩而傳千古是矣。後來同在京師的朋友中，有個孫公素（賁），原是風流倜儻的人物，說話非常俏皮。有一次，在京師大病，趙德麟與他比較接近，時往探問，因此蘇軾問德麟道：「孫公素病，如何？」

「大病方安。」德麟答。

蘇軾忽發雅興，隨口微吟道：「這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

德麟把這話傳給公素聽，公素便續道：「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

孫公素是怕太太出名的，單憑他口齒如此佻㒓，就已具備應該「懼內」的條件。蘇軾很注意他這續聯的俏皮。不久，公素來求蘇軾替他寫把扇子，機會到了，他就寫一絕句，〈戲孫公素〉每句各引一個懼內的歷史名人：

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歲晚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 72 。

溫嶠就是以玉鏡臺聘姑母的女兒為媳，洞房之夕，被他那年輕的表妹新娘，手披紗扇，笑指：「我固疑是老奴！」這樣毫無顧忌的太太，不怕何待。

第二個指的，就是甘露寺招親的劉備，新房內外，露刀環立的侍婢百餘人，怎不教他望著孫尚香觳觫不前。第三句舉的是不堪妻子虐待，忍痛離異的漢朝的馮敬通。第四句所說李陽，原為京東大俠。時任幽州刺史、懼內的王夷甫，只要在太太面前一提到他的朋友李陽，她就不敢胡鬧了，李陽是懼內者的救星。

蘇軾這樣逢人便說笑話，見公卿各給諢名的脾氣，如遇范祖禹在一起，祖禹定會非常認真的勸誡他：「戲謔不可過分。」蘇軾甚感其意，所以每次與人說過戲言，便一定要求他「勿令范十三知」。祖禹排行第十三，蘇軾所怕者是他的真誠和善意 73 。

蘇軾歡喜取笑別人，但也會被別人取笑。他出了一個「人不易物賦」的題目叫門人輩作，其中一人，繼承師法，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此因蘇軾曾自設計了一種筩高簷短的帽子，常常戴它，京師士大夫群起仿傚，謂之「子瞻樣」。

李方叔把這一聯妙文說給蘇軾聽時，蘇軾笑道：前些日子，扈從皇上讌於醴泉觀。觀賞流行宋代的雜劇。那是一種歌舞、競技和遊戲的綜合演出，常以優伶的機智與幽默來取娛觀眾。這一天滑稽短劇中，兩個優伶相與自誇文章，一個叫丁仙現 74 的伶人：頭上戴有高筩簷所謂「子瞻樣」的帽子，說道：「吾之文章，汝輩不及。」別人不信，他說：「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皇上也為之破顏一笑，顧視蘇軾甚久 75 。

蘇軾熱愛生活，好諧謔外，更好奇，樂於一切神祕感覺的新奇經驗，所以他也迷信神仙道術，當時與他朝夕作伴的朋友中，如黃庭堅好讀道書，自稱「山谷道人」，李龍眠是怕輪迴墮入畜道，所以不再畫馬，致全力於繪製大士像和菩薩像的畫家；米元章更喜神怪，他做地方官，如欲禱雨求晴，則設宴席於城隍廟，自己東向坐於神像之側，舉酒相酬，狀如主賓，據說還往往得獲應驗 76 。蘇軾有這麼許多同道，所以大家一起「探奇搜怪」，也常在他們多采多姿的文酒生涯裡，加上一層神祕的色彩。

如蘇軾自言：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他與黃魯直、莫壽朋、蔡天啟會於李公麟齋舍，錄鬼仙所作或夢中所作的詩詞。前者大概就是流傳到現在仍未完全消歇的乩壇扶乩，可以問休咎，也可以請降壇的神鬼作書畫或唱和詩詞，都由乩筆在沙盤上作的為多。民國初年，還有不少遺老樂此「人神交通」的遊戲。蘇軾嘗言：鬼詩亦有佳者，他立刻可以背誦一篇出來：「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77

蜀人多迷信，蘇軾的生活中，人生理解中，更隨時閃爍著神祕知覺的光芒，他知道唐末五代，有個靖長官和賀水部都曾得道長生。靖長官得道，是根據前為祕書監，元豐年間致仕的劉几所言：曾於嵩山幽絕處，見有一人，眼光如貓，疑是長生不死的靖仙。後者是聽張方平說的：章聖皇帝東封出巡時，有個人謁於道左，謁版上書「晉水部員外郎賀亢」，再拜而去。上本不知為誰，待看到謁版後，方才大吃一驚，所遇竟是神仙，多方尋覓不得。仁宗天聖初年，賀仙派他的弟子喻澄詣闕，進呈佛道像，值數千萬。其時張方平親與喻澄往來，曾為蘇軾講過這件故事。

元祐二年冬，京師來一東人喬仝，年已八十，體貌行動，健如壯夫，自稱二十歲時，本是一個非常俊美的青年，不料患上大風惡疾，鬚眉盡落，醜怪不堪，於是棄世入山，從賀亢學道。現在則已鬚長垂胸，上山越嶺，步履如飛。不知何人介紹，蘇氏兄弟，都很信他。他對蘇軾說：「有一年隨師東遊，在密州道上曾經見過這位當時的知州，賀師似曾有意相與聞問。」

這話含有很大的誘惑性，天真的蘇軾聽了，大為興奮，要留喬仝多住一些日子。喬仝說：「賀師與我約於明年上元節，會於蒙山，現在已是十二月中旬，不能不趕快離京前往了。」蘇軾看他很窮，送了二十縑絹給他，作了〈送喬仝〉詩一首，相約明年秋天，希望他能回到京師來。所謂：「秋風西來下雙鳧，得棗如瓜分我無？」另作〈寄賀君〉詩五首，託喬仝轉致，其中曾說他的願望：「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蘇轍也信有其事，一同作詩寄賀。

不料喬仝去後，杏如黃鶴，原來遇著的是個騙子。這也因為他那套說辭，剛好湊上詩人頭腦中原有的幻想，不僅「君子可欺之以方」而已 78 。

元祐朝，蘇軾在政治迫害中，痛苦得無以自解時，甚至想逃回黃州去，時常懷念在那兒手自墾闢的東坡和在黃州的眾多朋友。元祐二年歲暮時，作書與潘丙（彥明）：

東坡甚煩葺治，乳媼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寶兒想見頎然矣。郭興宗（遘）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興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

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廢，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也。願遍致此意。

京朝不如窮邑，衣冠不如市井。蘇軾內心的感覺，真是冠蓋如雲，而一身孤寂。

想到黃州，更不能不戀念岐亭陳慥的風義。《本集》〈與陳季常書〉云：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閒人，不覺劫劫過日，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

元祐三年（一○八八）五月，季常遄程到汴京來看望他的老朋友，因為身是林下之人，不願居住京城，寄榻於城外興國浴室，蘇軾、范百祿、黃庭堅等多次往訪。蘇軾並為他的父親陳公弼所藏的〈柏石圖〉題了詩。

這興國浴室院，有蜀僧令宗晝的達摩西來六祖畫壁，還是蘇軾發現的，此寺井泉甘寒，而寺中住持和尚汶師又是碾造建溪茶的好手，陳慥來住於此，當是蘇軾的安排。黃庭堅作〈浴室題名跋〉，二蘇早年讀書於此，蘇軾寫〈書後〉，回首前塵，深有人事無常的感慨：

後五百歲浴室丘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為鬼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

十、重結西湖緣

蘇軾獲知太皇太后允准給予一郡，而且給的是他「魂牽夢縈」的舊遊之地，不禁有鳥出樊籠之喜。因為他是稱病請郡的，所以作〈病後醉中〉詩，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病為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腦聲。

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在此元祐前期的四年中，雖然別人忌妒他飛黃騰達，在他自己則「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已體驗盡了政治社會的冷酷無情，看透了攘奪政權者不擇手段的醜惡面貌，蜚言滿路，謗書盈篋，他終於明白，事情不能完全歸咎於「多言」，只要仍踞高位，即使目盲口瘖，也是一樣要遭忌，要挨罵。所遺憾的是身受朝廷如此深厚的知遇，他卻不能一盡才識報國的心願。

但從個人生活言，這四年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天倫樂聚，家庭生活非常完美，更得那麼多傑出的青年朋友，從游門下，輦轂之下，人才濟濟，他更不愁沒有朋友，談詩論畫，日子過得非常熱鬧。

蘇軾離京後，首赴南都晉謁張方平，問候這個寂寞多病的老人。另一前輩范鎮（景仁）於上年十二月，以耆年溘逝。訃告至京，蘇軾感念平生，不禁大慟，除設位祭奠外，他有責任要了一件心願，這心願，他就在南都張家住時做了。

范鎮為老蘇的同鄉好友，非常欣賞蘇軾這個晚輩，熙寧年間，詔舉諫官，首即推薦蘇軾可當此選，再舉孔文仲為賢良，兩遭壓抑，范鎮上疏力爭，不報，他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堅請致仕，多年來一直家居許昌，不再聞問政事。

元祐初，天下人皆以為司馬光和范鎮一定會同時出山的，朝廷也竭盡禮遇地徵召這位國家的元老。但是范鎮說：「我六十三歲致仕，是因老退休（宋稱引年），而七十九歲再來，豈合於禮。」堅決辭謝 79 。

從前，蘇軾得罪下御史臺獄時，主持者正在多方搜索蘇軾與人往來的文書，作為羅織的資料，人人怕得不敢說話，他卻不顧一切，上書神宗，竭力保救。謠傳蘇軾在黃州死了，他便掩袂大慟，要立刻派人卹慰他的家屬。……蘇軾本以為這次可以同在京師相聚了，不料他初則堅臥不起，現在則又忽而薨逝，追念兩世深交和深切的知遇之感，蘇軾決心要為蜀公誌墓，以踐宿諾，無如在京時，烏煙瘴氣裡，靜不下心來寫這篇大文章，心裡總是不安。

李廌來說，范蜀公將薨前數日：「鬚髮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蘇軾說：「蜀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所以發於外者，才能如此。」 80

蘇軾不肯如韓愈一樣，隨便為人寫「諛墓文字」的，元祐中，朝廷敕令蘇軾撰〈趙清獻公（瞻）神道碑〉，他復奏道：「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志，蓋為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此是蘇軾自負的地方，嘗言：「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那是富弼、司馬光、趙瞻、范鎮和張方平，其中趙清獻公一碑還是辭謝不了，勉強寫的。

現在，他在南都靜住了快一個月，一面陪伴衰病的樂全老人聊聊天，一面專心撰述范蜀公的墓誌銘，這兩老都是最早識拔蘇氏兄弟的前輩。

在此期間，受他薦舉以布衣而為徐州教授的陳師道（履常、一字無己）邀同王子安要到南都來看他，先向當時的徐州太守孫覺請假，莘老不許，陳便託疾私行，這是違背官常禁例的行為，但是師道不顧這些。

兩人晤敘甚歡，蘇軾行時，他又一直陪他坐船到宿州，本來打算送到靈壁，因為部役沂上，不便再送，遂在宿州分手。船上，這位後來開江西詩派的大詩人作詩呈軾曰：

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為馬首銜，今為禁門鍵。

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 81 。

後來師道已除太學博士，便遭言官彈劾，指責他違法越境訪蘇，再出為潁州教授，依然做他那坐冷板凳的廣文先生。

蘇軾泛江而下，渡淮河，過山陽，至浙西境，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潤州太守黃屢遠來迎迓。黃履於元豐年間為御史中丞，是審理詩獄案的群凶之一，那個時候，他是高坐堂上的問官，蘇軾是觳觫堂下的罪囚，深文周納，必欲置之死地的人，現在卻毫不在乎地堆滿一臉笑容，鵠立江邊。蘇軾心裡明白，這是因為浙西路管轄六州，以錢塘、揚子二江為界，潤州在杭州所部中，既是他的頂頭上司，怎能不恪恭伺候，小人趨炎附勢，無恥竟至如此。

至潤州，更料想不到當年第一個舉發蘇軾詩中意存謗訕的沈括（存中），目前閒廢在潤，他亦往來迎謁甚恭，蘇軾覺得這真何苦，心裡更加厭薄其人。

既至潤州，立即往訪金山寺的了元禪師。這和尚，前年（元祐二年）已得朝廷敕封「佛印」的師號。

當他悄悄來到金山寺，佛印正高坐堂上，為大眾僧侶說經，蘇軾直趨座前，佛印見到，戲言道：「學士何來？此間無你坐處。」

「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

「山僧有一轉語，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繫玉帶，請留以鎮山門。」

蘇軾便將玉帶解下，置於几上，於是，佛印朗吟道：

「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欲於何處坐。」

蘇軾不及應答，佛印便急呼侍者：

「收此玉帶，永鎮山門。」

兩人相對大笑，佛印並以衲裙一條回贈。以蘇軾的捷才，還是輸給了禪門的機鋒，所以次韻詩有這樣的話：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五燈會元》載此事，有：「東坡居士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或為事後所作，無補於勝敗，聊記於此。

了元之得賜號「佛印」，因為元祐二年間，高麗和尚法名「義天」者，航海至明州，疏請遍講中國叢林，問法受道。據傳義天本是高麗國的王爺，詔令朝奉郎楊傑為館伴。所至吳中各寺，都以王臣之禮來接待。到金山寺求見了元，了元卻坐在禪床上直受義天的大拜，館伴楊傑大驚，問故於了元，這和尚說：「義天既已出家，他的身分只是一個異邦的和尚，叢林規矩如此，不能為他改變。」—— 朝廷認為了元頗知大體，賜號「佛印」 82 。

據《金山志》：了元佛印禪師，字覺老，饒州浮梁林氏子，出家，遍參禪宗名僧廬山圓通寺的居訥禪師等，先住江州承天寺，繼遷淮上斗方寺，廬山的開先和歸宗寺，與蘇軾結交是蘇在黃州，他住持歸宗的時候，蘇曾贈他怪石供；後即主持金山、焦山，出家四十年，縉紳多與之遊，名動朝野，曾蒙神宗賜予高麗磨衲金缽。他是一個極有地位的禪師，據釋惠洪《冷齋夜話》所記，親見元公出山時騶從之盛，說：「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豈是傳說中的酒食和尚。宋朝的僧侶，仰賴社會供養，自成一個特殊階級，雖然不是貴族，卻是貴族的高級附庸。

明人把佛印、東坡和杭妓琴操扯在一起，造作許多故事，其實蘇軾第一次在杭州，尚未認識佛印，第二次在杭州的兩年間，佛印在金山，亦從無來遊西湖的文獻可徵。說故事的人把一僧一俗一名妓，湊成一組，人物本身就已非常富有傳奇性了，何況以一個和尚或一個妓女的才情，就能打倒天下的大文豪，給人一種痛快的發洩，如此而己。

旅程中，路過湖州，「傷心舊地，罪官重來！」蘇軾心裡，不免有無限的感慨。但他這些年來，飽經風霜，禍福興衰，只把它當作過眼雲煙，再也不願重提那些舊事。

只是吳興有幾個後輩，開筵歡宴這位前輩先生。他們是故黃州太守徐君猷的妻舅福建路運使張仲謀，福建轉運判官曹輔（子方），以左藏副使為兩浙兵馬都監的劉季孫（景文），臨濮縣主簿、監在杭商稅的蘇堅（伯固）和杭人張弼（秉道）等，主客共是六人，相與歡談劇飲，非常高興。

席間，蘇軾說起十五年前（即熙寧七年），他自杭州通判移守高密，與楊繪（元素）同舟，張先（子野）、陳舜俞（令舉）也要一同去訪時知湖州的李常（公擇），他們一共五人，後來又有劉述（孝叔）參加進來，同遊松江，夜半日出，置酒重虹亭上，當時，除出詞人張子野已經八五高齡外，其餘的人都在壯年，鬧酒的興致很好，有人喝得爛醉如泥。子野即席作了一闋〈定風波〉小令，末章有：「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那樣的話。

這次會後，六人重聚不易，蘇軾常時懷想。元豐四年在黃州聽人傳說松江橋亭已被海水沖坍，他還感慨於「追思曩時，真一夢耳」。不料再過八年的今日，六客中的五人都已死亡，只剩蘇軾一人尚在人間，壽命無常，人生如寄，那時候年紀最輕的他，現在代替了張子野的位置，做了座中的老人星了，心裡禁不住一陣悲涼的襲擊。

張仲謀請作「後六客詞」，蘇軾便寫了如下這闋〈定風波〉：

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鬥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裡，何事長庚配月獨淒涼。

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83 。

其時，消息傳來，范純仁為了反對將蔡確流放嶺外，被言官圍剿，指為蔡確之黨，力求罷相，出知潁昌府。蘇軾聽到此訊，不寒而慄，恍然有幸已逋逃之感。所好杭州已經很近，只望西湖的山光水色，能夠沖淡他「風雨京華」四年中一切痛苦的回憶。

註釋

01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02 　費袞，《梁谿漫志》。

03 　李薦，《師友談記》。

04 　袁文，《甕牖閒評》。

05 　阮葵生，《茶餘客話》。

06 　楊湜，《古今詞話》。

07 　王直方，《王直方詩話》。

08 　向上。

09 　羅大經，《鶴林玉露》。

10 　《東坡志林》。

11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12 　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有所謂一祖三宗者，一祖為杜甫，三宗為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

13 　《山谷外集》六十、史容注引《王立之詩話》。

14 　陸游，《老學庵筆記》。

15 　李廌，《師友談記》。

16 　趙令畤，《侯鯖錄》。

17 　《東坡志林》。

18 　曾敏行，《獨醒雜志》。

19 　米芾，《海嶽名言》。

20 　周煇，《清波雜志》。

21 　語見，《何氏語林》，其時想在西師生擒番將青宜結鬼章檻送京師時，故有此語。

22 　釋惠洪，《冷齋夜話》。

23 　陸游，《入蜀記》。

24 　阮者，樂器名。《唐書．元行沖傳》：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圖，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令易以木而弦之，其聲清亮，樂家遂謂之阮咸。

25 　許顗，《彥周詩話》。

26 　邵博，《聞見後錄》。

27 　何薳，《春渚紀聞》。

28 　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

29 　王應麟，《困學紀聞》。

30 　楊萬里，《誠齋詩話》。

31 　王明清，《揮塵餘話》，又《誠齋詩話》。

32 　唐庚，《唐子西語錄》：「東坡居士作〈病鶴〉詩，自寫三尺長脛瘦軀，缺其一字，使任德翁（伯兩）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閣」（擱）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33 　陸游，《老學庵筆記》。

34 　俞文豹，《吹劍錄》。

35 　陸游，《老學庵筆記》。

36 　黃庭堅，《山谷集》。

37 　《本集》，〈書唐（坰）氏六家書〉。

38 　《東坡志林》。

39 　朱弁，《曲洧舊聞》。

40 　曾敏行，《獨醒雜志》。趙令畤，《侯鯖錄》略同。

41 　趙令畤，《侯鯖錄》。

42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43 　曾敏行，《獨醒雜志》。

44 　趙令畤，《侯鯖錄》。

45 　佚名，《道山清話》。

46 　趙令畤，《侯鯖錄》。

47 　蘇過，《斜川集》（書先公字後）。

48 　《本集》，〈四菩薩閣記〉。

49 　《東坡志林》。

50 　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之一：「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51 　萊辛（G. E. Lessing, 1729-1781），《拉奧孔》（Laoccon ），論繪畫與詩的界限。

52 　岳珂，《桯史》。

53 　魏慶之，《詩人玉屑》。

54 　何薳，《春渚紀聞》。

55 　釋德洪，《石門文字禪》：〈題東坡畫應身彌勒〉。

56 　元．吳師道，《吳禮部集．自畫背面畫》。

57 　晁補之，《雞肋集》。

58 　王沂，《竹亭集》。

59 　朱熹，《朱子語類》。

60 　《本集》，〈書龐安常見遺廷珪墨〉。

61 　元．陸友，《墨史》。

62 　蘇詩施注。

63 　趙令畤，《侯鯖錄》。

64 　《本集》，〈記奪魯直墨〉。

65 　《東坡志林》。

66 　趙令畤，《侯鯖錄》。

67 　趙令畤，《侯鯖錄》。

68 　邵博，《聞見後錄》。

69 　何薳，《春渚紀聞》。

70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71 　邵博，《聞見後錄》。

72 　趙令畤，《侯鯖錄》。

73 　潘永因，《宋稗類鈔》。

74 　范公偁《過庭錄》：「丁石與劉摯同里發貢。後失途流落教坊，藝名丁仙現（又曰線見），亦才子也。」葉夢得，《避暑錄話》曰：仙現非為優戲，則貌儼然士大夫。

75 　李廌，《師友談記》。

76 　郭象，《睽車志》。

77 　趙令畤，《侯鯖錄》。

78 　葉夢得，《避暑錄話》。

79 　邵博，《邵氏聞見錄》。

80 　朱弁，《曲洧舊聞》。

81 　宋．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82 　王文誥詩注。

83 　末句設想甚巧，正面是為「談鋒之健」設例，當指曹操與劉備（論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蘇張則指蘇秦、張儀。實則為與後六客的姓氏相合，喻曹輔、劉景文、蘇堅、蘇軾、張仲謀、張弼。

第十章　杭州去來

一、儲糧防災

蘇軾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於元祐四年七月三日到任，進謝上表中，有曰：「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皆為實言。蘇軾回憶當年被陷御史臺獄，死生莫卜，其時距他離開杭州，且已六、七年了，而當地士民，還在追念這位久已離職的好官，為他設置解厄道場，祈求上蒼保佑他消災免禍 01 ；主管這件案獄的當局，移文杭州索取境內所留蘇軾的詩作，杭人坦然提供數百首，心裡則頗鄙薄此種為文字興獄的作風，誚為「詩帳」 02 。他們對被迫害者的同情，不言可喻。

不僅此也，蘇軾後來謫放黃州，杭州的故人還相約湊出錢來，一年兩次，派人遄程到黃州去問候他，還帶來許多杭州土產的食物—— 荔枝、螺醬、茶葉。見於蘇軾黃州所作〈杭州故人信至齊安〉詩：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朝來聞好語，扣戶得吳餉。

輕圓白曬荔，脆釅紅螺醬；更將西庵茶，勸我洗江瘴。

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

相期結書社，未怕供詩帳。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杭州橋名）。

回溯熙寧七年（一○七四）十月交卸通判職務離杭，到這次元祐四年（一○八九）七月重來，別已一十五年，蘇軾所滿心喜悅的，並不完全為了西湖的湖光山色，而是杭州人對他這份深厚的情義，使這天涯遊子，如有歸鄉之樂。

北宋當年，杭州還是一個美麗而寧靜的小城，不能與京城開封相比，要到南宋時建都於此，改名臨安，它才繁榮熱鬧起來。祖居錢塘的周煇，在南宋時聽故老傳說從前的杭州：「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迴，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涌金門，望九里松極巨，更無障礙。……」 03 　　所以蘇軾作〈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也說：「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可見雖號地上天堂的地方，人口並不甚盛，但這對於一個剛從汴京十丈紅塵中逃避出來的蘇軾，毋寧是個非常理想的住處。

做知州的有官邸稱「州宅」者可居，但在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另有一座為屋五間的建築，係熙寧年間趙清獻公汴知杭州時所造，以錢塘舊城的城闉為基地，所以房屋雖然並不高大，但因建地高，所以特別超出在州宅及園圃之上，可以俯瞰虛白堂，歷來為州者多居之，稱為「高齋」，蘇軾用以招待他的賓客居住，和黃州的雪堂一樣。

蘇軾自己住定後，首先被注意到的是杭州的廨宇官屋，都已非常破敗。這些建築，本來都是吳越國主時代所造，雖然建材都是珍材異木，然而歷時皆在百年以上，大部分頹敗傾斜，隨時有倒屋傷人的危險。蘇軾到任前一個月，使院屋倒，壓傷兩個書手；八月鼓角樓坍了，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因此，遇大風雨時，職官們都不敢在正堂裡值宿。蘇軾派人檢查，計有官舍城門樓櫓倉庫等二十七處，大段隳壞，亟須搶修。他於九月間，上〈乞賜度牒修本州廨宇狀〉，狀請給賜度牒二百道，並請依照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用來應付修繕的經費。

狀中，他還插述一段感慨。說他的前任，雖也有「果於營造」者，如孫沔造中和堂，梅摯造有美堂，蔡襄造消暑堂等，然而「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卻聽任實際需用的廨宇在風雨中東倒西歪，因循支撐，苟延歲月，只是不修—— 當官的愛做門面事，自古已然，而今為烈。

初到任時，蘇軾還曾感嘆過杭州的「人經豐歲尚凋疏」，不料豐歲無常，就這時候，他所轄屬的浙西七州—— 杭、湖、秀、睦、蘇、常、潤，已經雨暘失調，正在醞釀凶年的災荒了。因為這些地方，有一部分從上年（元祐三年）冬季開始，到今年春天，一直霪雨為患，田中積水不退，無法施種早稻，至五、六月水退後，才再補種晚稻的秧苗，不料插秧後，卻又遇上乾旱之災，兩次稻作，全遭損害，所以市上米價先已騰貴，每斗要賣到九十足錢。江南水鄉，麥產甚少，照這情形，可以預見明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

蘇軾下車伊始，正是乾旱嚴重的大熱天，立刻有兩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待他解決。一是如何平抑米價，籌措糧源，準備賑濟明年的缺糧；二是如何疏通運河的水源，恢復水運交通，並使城中的居民有足夠的水用。

關於第一個問題，蘇軾把有關當地的糧食需要，調查清楚，就目前的收成預測來年缺乏的數量，然後於十一月間，上〈乞賑濟浙西七州狀〉，向朝廷提出請求，一是減收本路上供錢斛一半或三分之二，俟年成豐熟時，分年起償。二是請即詔令停止公家在本路各州收購常平、省倉、軍糧、上供米、封樁錢等各項名目的錢米。三是乞將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紬絹，以免錢荒。

這個狀子奏報去京後，久久未得詔答，他知道地方監司有報喜不報憂的官僚習氣，不肯實事實說，而更多的人，非到災荒臨頭，餓殍載道，不見得會有未雨綢繆的遠見，他心裡非常不安，分頭給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以及門下僕射諸公，寫信呼籲，促請他們注意和支持。

蘇軾非常了解杭州風俗的浮薄，〈上呂僕射（大防）論浙西災傷書〉中，特別申述這一點，因為大防北人，不甚了解南方人的生活態度，與樸實的北人不同，抵禦災荒的能力也就非常薄弱，所以必須由政府預為籌謀，準備賑濟，否則，饑荒一經發生，社會就難免動亂不安。

蘇軾書中說：

……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舂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贏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溼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與意外持護，非可以壯夫常理期也。……

經過這樣多方呼籲，終獲朝旨許可，准予保留上供米三分之一，辦理平糶。

來年正月，食糧供應果已青黃不接，蘇軾便下令減價出糶常平米，把駸駸欲上的糧價壓了下去。

宋朝的救荒政策，有政府辦理貸款的規定，地方官可以不必入告朝廷，專權自辦。但是蘇軾不願意放貸官款，顧慮貸放容易，將來與租稅同時催收時，民不堪命了，此與從前反對青苗的原則一樣。他決心專用平糶法，不使遭災的百姓，貽留後患。

隨後蘇軾又想到九月間為了修繕廨宇，乞賜度牒那個案子，認為如得朝廷給賜，即可徵召蘇湖常秀各州富戶，照市價納米購買這批度牒，然後可以運用這批米以低價賣與缺米縣分，這一進一出，雖然政府在米價上要吃一點虧，但可疏解米荒，平抑糧價。而出糶所得價款，即使短少一點，依然可以挑緊要之處修葺官屋。照此做法，政府給賜一份度牒，就可以派上兩種用場，「先濟餓殍，後完破產。」

他把這個構想，也奏報了朝廷，對於先前乞賜度牒一案，抱著極大的期望。

度牒，是出家人的身分證明。宋朝，度牒由中央政府專賣，一個人要出家做和尚，須先買好度牒，才由寺院剃度。政府出賣度牒，財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時竟超過朝廷歲收的十分之一。

一道度牒的價格，因時因地不同，神宗時的官價，每道賣錢一百三十千，但在夔州路則賣到三百千，廣西路賣到六百五十千（《宋會要輯稿》）。如依米價每斗九十文計算，一紙官價度牒折合白米一百石以上。

老百姓要買度牒，因為和尚道士可以逃避兵役、勞役，不出身丁錢和其他苛捐雜稅；法律規定，屬於寺院的田產免付租賦，所以部分地主也要買張度牒，用來逃避租賦的負擔。

蘇軾七月到任，正是鑠火流金的炎夏時節，乾旱之災已成。他最先注意到的是當時主要的交通命脈—— 運河乾淺所造成的交通癱瘓，因而貨運阻塞，使穀米薪芻全面漲價。

解決水的問題，是拯救乾旱的根本，也是疏通貨運，平抑物價的唯一辦法。蘇軾前任杭州通判時，曾與當時的知州陳襄共同擘劃過杭州的水源，在這方面他有相當的了解，因此很快接受臨濮縣主簿、監杭州商稅蘇堅（伯固）的建議：第一步浚治杭州的兩條運河。一是南抵龍山浙江閘口，北出天宗門的茆山河；一是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的鹽橋河。

他先調集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千餘人，浚治這兩段河道，各有十餘里。以茆山一河，專受錢塘江的江水，以鹽橋一河，專受西湖淡水。因為若不把這兩道運河的水源分別隔開，則每天江潮來時，隨著潮水帶進大量泥沙到運河裡來，不出三、五年，河道依然要淤塞，前功盡棄，所以這次工程不但河分兩道，又在鈐轄司前創建一座水閘，每天江潮上時，關閉閘門，使龍山江潮只能從茆山河出天宗門而去，等過了一、兩個時辰，潮平水清，才開閘門，則江潮中挾帶的泥沙，就不會流入穿越市內的鹽橋河，大部分流經城市的運河也就不會淤塞了。茆山河流，全在市區外的鄉野之地，浚治淤積，便無礙城中的商市和居民。

此一工程自元祐四年十月開工，不到半年，即已完成。兩河河床受水的深度，都在八尺以上，於是客貨船運，順利通行。杭州的父老們都一致讚頌，說三十年來，開河未有如這次那麼深、那麼快的。

治水救旱，浚河通航是解決問題的一半，而另一半的任務則為充裕人民日用的水源。根據蘇堅的建議，原來西湖淡水貫城進入清湖河者，大小共有五支水道，但卻都從清湖河直下，逕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未加利用，最為可惜。因此他們在湧金門內小河中，造一座小堰，使暗門和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注入法慧寺東溝中，沿此添鑿四、五道新溝，引入市內貓兒橋河口，由貓兒橋河口流入新水門而至鹽橋河—— 這就是鹽橋河專受湖水（亦即淡水）的導流工程。

鹽橋河的下流，容納江潮的清水，上流有西湖活水流性，有此兩大水源，則城中居民便永無缺水之憂了。這湖水所過曲折之處，分別設置石櫃貯水，老百姓可以汲用洗濯，並可為救火消防之備—— 蘇軾與蘇堅商定了這個計畫，再叫仁和知縣黃僎去實地相度，又親率僚吏躬自驗視，認為確鑿無疑，就用以工代賑的辦法，將這小堰和鑿溝的工程於元祐五年四月二十日開工做了。

蘇軾原來請求留上供米一半或三分之二，用以賑災，而朝廷所許只有三分之一，照他的估計，還差三萬石，他只引領期待朝廷能夠如數給賜二百道度牒，可以讓他先用來調節糧米，再修官屋。

其時淮南路也報災傷，朝廷將它併成一案辦理，准了兩浙、淮南路，各賜空名度牒三百道，付各路轉運使，命與提刑、兩路鈐轄司洽商分配。

這宗公事的主管是轉運使葉溫叟，他在出巡各州勘災途中，奉到聖旨，卻不會商有關官署，擅自作主，把它分配了，杭州只配得度牒三十道。

這使蘇軾大為不平，立刻上奏〈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狀言：度牒的分配，應該依州郡大小，戶口眾寡，災傷程度的深淺來定配額，現在葉溫叟不經會商，擅自分配，已經違背了詔令，而他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更不公平。如潤州人戶，僅為杭州的十分之三，而且並未報災，他卻分與度牒一百道。其餘或多或少，任意支配，漫無準則，致使「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 04

蘇軾在狀中再度詳申杭州缺米的嚴重，乞賜指揮於三百道度牒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

葉溫叟與蘇軾是進士同年，兩人議事每不相合，不過，公事雖然要爭，但不妨礙私誼。此事之後的元祐六年（一○九一）正月，葉溫叟以主客郎中被召還京，行前還與蘇軾一同視察新河；將行，軾作〈浣溪紗〉小詞送他的行，還希望將來再在杭州相逢：

陽羨姑蘇已買田，相逢誰信是前緣，莫教便唱水如天。

我作洞霄君作守，白頭相對故依然，西湖知有幾同年。

這段度牒公案，卒於五年五月獲得解決，由朝廷加賜兩浙、淮南度牒六百道，其中杭、揚二州，各得百道。

於是，杭州且有虔餘，可作開湖的部分經費了 05 。

二、吏治

蘇軾生性剛直，善善惡惡，毫不假借。他固然有出盡全力，爭取糧米備賑的仁心，但也有不顧常度，法外懲暴的勇氣。

浙西諸郡，產絲織絹，全國第一。每年年初，政府撥出庫錢貸放民戶，約定於蠶熟後，以織成的絹抵還貸款，實即政府預購，一千輸一縑，稱「和買絹」。這批收購絹例須綱運上京，供中樞配給軍公人員之用。

近些年來，民間故意織造一種輕疏糊藥的劣絹，拖到期限迫近，矇混繳納，煽合眾人拒絕官方挑剔，習以為風。但是送到京裡以後，受配的官吏軍人，都說兩浙衣賜不好，年有估剝，使原納專典的職宮，被枷鎖鞭撻，典賣竭產，還不夠賠償。

蘇軾認為此乃姑息之弊，他命令受納官吏，必須認真挑選，不受威脅。七月二十七日，受納場前，就發生納絹的民戶二百餘人，齊聲叫囂的騷動事件，同時擁入州衙，向知州喧訴，蘇軾一面依理曉諭，一面責令仁和縣丞調查，此中必有凶姦為首的人，在幕後搧惑群眾，要脅官府。

果然查出是顏巽的兩個兒子—— 顏章和顏益，他們納和買絹五疋，全是輕疏糊藥，丈尺短少的劣品，受納官拒不接受，那知這顏姓兄弟立刻就號召到數百人，在受納場上包圍監收的官吏，大聲叫喊示威，秩序大亂。蘇軾即時下令，差人將這顏章、顏益逮捕到案，枷送右司理院（法院）勘查。

逮捕了首惡二人的第二天，人戶繳送的都是好絹了，而且更無一人再敢喧鬧生事。

蘇軾繼續追查這顏家父子的素行，原來他們是犯罪世家，地方惡霸，故意打擊官府的威信，達到橫行閭里的目的。顏巽原是土豪，他曾在衙門裡當過書手，熟識胥吏，因犯贓私和逃稅，兩次刺配本州和滁州的牢城，而兩次都託病保釋出來，即在地方上為非作惡，父子凶姦，使老百姓望之如虎，不敢不聽從他的號令。

這次事故，就案件的本質而論，不過觸犯稅法而已，所以右司理院的判決，只能予以行政處分，對這種凶狡的人，毫無用處。蘇軾認為：「以匹夫之微，令行於眾；欲以眾多之勢，脅制官吏。」這個樣子的社會惡霸，實在不能姑息，右司理院只可依法判處，但顯然不足收懲儆之效，除惡即是保良，蘇軾別於法外加判曰：

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動搖長吏，脅制監管，蠹害之深，難從常法。

逕將顏章、顏益二人，「法外刺配」（臉上刺了花，充軍到遠惡州郡去），一面上奏朝廷，乞狀下本路轉運使遍行約束曉示外，而自於法外作此處分，實已超越了知州的權限，同時引咎自請朝廷重典。

章上，朝中御史論蘇軾為違法，賈易尤累章攻訐不已。朝廷無奈，一面詔許蘇軾「放（免）罪」，一面將顏章也放了，蘇軾心裡很是不平，覺得州郡官的責任與權力，不成比例，很難做事，上〈杭州謝放罪表〉，有言：

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宋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干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

這段話罵盡鄉愿式的官僚政治，對於朝廷的處置不能堅持原則，也深表遺憾。該表還有一段自述個性的話，非常坦白而且沉痛。如言：

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

「臨事不能自回」這句話，活畫出一個嚴別是非、疾惡如仇的勇者的面像。

然而事情並未了結，朝廷雖已放罪，御史們還是不赦，後來總攻擊時，這也是罪狀之一。

北宋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是北方的遼國，而東北濱海之地的高麗，是臣屬契丹的一個毗鄰小國。契丹人陰蓄躍馬中原之志，有政治預見力的人，都有「心所謂危」的警惕。他們利用高麗人來中國做間諜工作，「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論高麗進奉狀〉）所以這些年來，有很多高麗人用各式各樣名義到中國來，朝貢的、通商的、拜佛的，絡繹不絕。

他們通常都利用商船上的人來做內線，一則求財利，一則要情報，互相勾結，已是存在很久的事實。前幾年有個王子和尚義天來華訪謁各大叢林，即是一端。

明州，即今浙江寧波府，唐宋時代最大的貿易港，高麗人來華，大都是從明州入境，他們如欲到中原各地去遊歷，則杭州是旅程中第一個大站。

因此，蘇軾到任才三、四個月，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麗僧人請求進貢的案子。

這事情起源於已死的杭州惠因院僧靜源。這靜源不是一個佛門清淨的出家人，從前曾在濱海地方的寺廟裡住過，慣與出海的舶客交通牟利，那些舶客們在高麗替他做宣傳，因此，元豐末年，高麗王子和尚義天來華時，也曾往拜靜源。

今年，靜源死了，他的門徒和一個叫徐戩的便想出花樣來。那徐戩曾為高麗雕造夾注華嚴經板兩千九百餘片，公然運往，得到白銀三千兩的報酬，他食髓知味，乘此機會便鼓勵靜源的門徒，帶了他師父的畫像，搭了商船去高麗往告義天。義天就派他的門徒壽介、繼常、潁流和院子金保、斐善五人到杭州來祭奠亡僧靜源。蘇軾令本州將他們送往承天寺安置，選職員二人，兵十名妥善照管，不許隨意出入。

祭畢，壽介才呈狀稱：臨發日，高麗國母交他兩尊金塔，命他進奉宮廷，祝皇帝和太皇太后的萬壽。蘇軾一面令主管部門退還他的書狀，答復道：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一面奏報朝廷道：「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以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渺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卻之。……」

蘇軾雖然已將這批高麗使者，管在承天寺住，但是仍不放心，特別甄選了西湖下天竺的淨慧禪師思義，來當高麗僧人的館伴，賦予監察的任務。這淨慧學行很高，通達世故，每日與他們講論佛法，詞辯之外，又復步步跟蹤，弄得那些高麗僧人毫無辦法。思義從談話中，把壽介此行的動機和經過，問出許多破綻，報告蘇軾 06 。

舊例，外國使至，吳越七州政府所費的招待費，要化二萬四千餘緡，民間所費還不計算在內。蘇軾認為不值得如此縻費，命令所屬州郡酌量裁減。

高麗僧經他奏准，從福建泉州遣送歸國，而蘇軾認為刁商招誘外夷，為國生事，必須嚴懲，同時奏奉朝廷准許，將徐戩發配到千里外的州軍編管。

蘇軾對這方面的警覺性很高，元祐五年八月泉州綱首檢舉商客王應年等冒請高麗公憑，發船入大遼買賣。他便上狀〈乞禁商旅過外國〉，此是當時情勢下必須做的「保密防諜」措施，而執政大臣們，由於和平日久，十分顢頇，對之漠然。

蘇軾治大惡，務嚴峻，絕不姑息；但是對於輕微罪過而事足同情者，他的寬厚，卻又常常出人意表。

有件債務案子，某人欠綾絹錢二萬不償，被債主告到官裡。蘇軾把被告傳來訊問。供曰：「我家以製扇為業，父親剛死，又遇今年入春以來，連雨天寒，所製的扇子賣不出去，並非故意不還。」蘇軾看了他老半天，然後說：「姑且把你所製的扇子拿來，我來替你發個利市。」

一會兒扇子取到，蘇軾就中選取白色夾絹團扇二十柄，就拿起判筆來各寫行書、草字、畫枯木竹石，頃刻而盡。給他道：「拿去，趕快變錢還債。」那個人抱扇泣謝而出。一出府門，就被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立刻賣光了，後到一步的還懊恨不止。這故事傳說出去，闔郡稱嗟 07 。

蘇軾對於偶犯罪失的士人，愛護尤甚，因為他經驗過一個寒士的困難，非常同情他們。

一次，所屬都商稅務查獲了一個逃稅的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帶了兩大包私貨，包面上寫作「杭州知府蘇某封至京師蘇侍郎宅」。不但逃稅，而且冒名。蘇軾問他內中所裝何物？此人實說道：「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資為赴京盤纏，我以一百千錢買得建陽小紗二百端，如沿路抽稅，到京就不剩一半，以為當今負天下重名者莫逾先生，所以假冒臺銜，不料先生已臨鎮於此，罪實難逃，乞求寬恕。」

蘇軾叫筆吏另加包封，上寫自己名銜送「京師竹竿巷蘇學士收」交給吳味道，且說：「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了，來年高過，當卻惠顧。」味道悚謝再三而去 08 。

蘇轍於本年六月除吏部侍郎，三日後改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味道不知，所以稱蘇侍郎，而蘇軾改寫包封，稱蘇學士。

蘇軾治郡，對於魚肉人民的豪強，雖然絕不放過，但是那個時代，國家承平日久，社會安定，所以真正的巨姦大憝，並不常有，犯行大多是些偷雞摸狗，迫於飢寒而起的細事，在蘇軾人道主義的觀念上，求生是人的基本權利，因求生而致犯罪，實在可以同情，甚至想到自己在這裡做官，戀戀於這份棒祿，也不過是為了生活。二十年前 09 ，他初來杭州做簽判，那年除夕，在都廳當值，例須點查囚繫的人犯，看到黑越越的一大堆人擠滿了監獄，點到天黑還不能回家，心裡非常難過，當時曾在廳壁上題過一首「除日當蚤歸，官事乃見留」的詩。

二十年後，蘇軾重來，苛酷的新法已經革除了，現在情況，已與從前不同。元祐五年除夕，檢點獄訟，竟是「庭事蕭然，三圄皆空」。

蘇軾聽到這個報告，歡喜滿足之餘，認為此「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和前篇韻作詩呈公濟、子侔兩通判：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囚。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卻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三、治六井．開西湖

古代社會缺乏公共衛生設施，任何地方水旱災荒之後，一定會發生瘟疫，瘟疫蔓延，也必有大批大批的人命死亡。

果然，杭州於乾旱之後，翌（五）年三月間，氣候轉暖，疫病隨即大作，照蘇軾說：「杭州是水陸交通之區，因疫病死者，比他處常多。」

蘇軾立即實行兩項救濟措施，一是設置病坊，一是施藥。

他撥出結餘官錢兩千貫，自捐私款黃金五十兩，在城中眾安橋設置病坊一所，取名「安樂」，遴選僧人主持施醫的工作。規定每年從錢糧（即田賦）中留出病坊的常年經費，三年內醫逾千人者，對主持僧人，呈由朝廷賜與紫衣 10 。

既設病坊，他又自費修合藥劑—— 聖散子，施送貧病。這聖散子的功效，蘇軾自記：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疲飲，癥癖 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為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

據他說：此藥表裡虛實，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狀至危急者，連續飲服數劑，立即汗出氣通。如遇時疫流行，於天明時用大釜煎煮，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就能使疫氣不入其門。如是平常疾病，空腹一服，也能飲食倍常，百病不生，真是「濟世之具，衛家之寶」。

這聖散子藥效如此神奇，簡直就是萬應靈丹。而且所用都是中下品的藥科，每服成本只要一錢。所以蘇軾勸人施藥，必曰「千錢可救千命」。四年春間杭州這場時疫中，蘇軾自費修合此藥，廣事施捨，據說：「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

這個祕方，蘇軾得來不易：

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與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開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一千多年前的蘇軾，就反對家傳祕方，認為應將驗方公開，博施濟眾。

蘇軾初從巢穀手上得到這個祕方的時候，他在黃州貶所，經濟情況很不寬裕，然而還是合這個藥，施捨別人 11 。

疫病期間，失時曠業，飢民必然驟增，蘇軾又命人設廠煮粥，普施貧病。

蘇軾去任後，所設病坊，改名「安濟」，從城中眾安橋遷至西湖上，辦了沒有幾年，就停廢了。南宋周煇言：四十年前見到祥符寺一老僧，稱其先師曾隸安濟坊，現在杭州雖為陪都，卻不見官府再辦這種拯民疾苦的社會事業。

飲水，對於人們的健康和防止疾病傳布，關係非常密切，蘇軾為解救杭州旱災，費了半年功夫，浚治了茆河、鹽橋兩道運河，疏通了航運，供給了居民洗濯用的水，但還不能解決人民日常飲水的問題。

杭州，本在水底，由滄海變成桑田，故雖漸為城市，而水泉鹹苦，居民還甚稀少。唐．李泌始造六井，汲引西湖群山所出的淡水，供應民飲，白居易繼復治湖浚井，築石涵隔絕江水，飲水問題才獲充分解決。

至熙寧五年（一○七二），錢塘六井，年久失修，居民又苦水不夠飲，時陳襄來知杭州，蘇軾為通判，命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等負責修整，自擘劃以至工程的點驗，蘇軾亦均參與其事，錢塘六井對於杭州居民飲水的關係，有極深的了解，當時並應陳襄之請，為撰〈錢塘六井記〉一文，石刻於相國井之亭上 12 。

十六年後，沈公井又告淤塞了，時又災旱，軍民皆苦無水。蘇軾想起前事，就各處尋覓熙寧年間負責修井的這幾個和尚。四人中只剩下子珪一僧尚在人間，雖然已七十，但幸精力未衰。蘇軾問他：「沈公井何以又壞了？」他說：「熙寧中雖已修好，但當時係用毛竹來做水管，所以容易腐壞。」於是改用瓦筒作管，又將瓦筒盛在石槽中，兩邊以磚石培瓷固護，底蓋力求堅厚，錮捍周密，費時不過一、二月，即已完工。井既修復，則西湖淡水，幾乎遍於全城，家家都有可飲之水了。

子珪僧從前已獲朝廷賜予紫衣，這次蘇軾又上狀為他請得「惠遷」師號，用以酬謝他兩次修井的營幹勞苦 13 。

然而問題是一個接著一個發生的，錢塘六井雖然修好了，但是六井的水源則在西湖；若是西湖的水源不足，不但六井歸於無用，即辛苦浚治的運河，不得不取給於江水，江滿必挾泥沙以俱來，仍將三年一浚，勞民傷財事小，為患閭里之害更大。

西湖湖水不但供給居民飲用而已，白樂天治湖，作石函洩水，湖水灌溉附近的田畝，達千頃之巨。吳越王時代，特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入宋朝以後，西湖被定為皇家放生池，就疏忽了浚湖的工作，每年乾旱時節，水草叢生，橫長蔓出，在湖面上出現了一塊一塊的葑田，葑田占據了湖面，湖水無所容納，便越來越少了。蘇軾說：他做本州通判時，湖上葑田還只占十之二、三，到現在相距不過十五、六年，湖面已經堙塞了將近一半。

開濬西湖工程，先由杭州父老農民一百一十五人到帥府來請願，他們說：「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遊觀之美。而近年以來，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蘇軾奮然道：「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

錢塘縣尉許敦仁也建議「西湖可開」，他說：「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

所以始終無人辦好。但看西湖形勢，三面環山，一角通江，雖以風景名勝騰譽天下，其實卻是杭州城的一大蓄水潭，群山所受的雨水，流注西湖，乾旱時期的農田灌溉和全城居民的飲水，莫不取給於此。西湖堙塞了，山水無所容蓄，稍遇乾旱，即成災害，所以開湖是民生樂利的水利工程，並非只為「遊觀之美」。

蘇軾和各方面商議決定，既是為民興利的事，必須克服任何困難，說到做到，蘇軾遂於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乞開杭州西湖狀〉，請再賜度牒五十道，配合本州賑饑餘款，就可將湖面葑草二十五萬丈清除乾淨，使西湖復唐之舊。照宋朝立法，本州節餘款項，知州有權動用。蘇軾就利用手頭現有一萬貫錢，一萬石米的節餘，足夠支應十萬人工，以每工開葑一丈計算，就可添得十萬丈的水面，全湖積葑二十五萬丈，已可消除十分之四，所以拜發奏狀前一日—— 即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已差派捍江船務等兵士五百名，先已動手剷除葑草，搬載湖泥；一面再分派民工，參加作業，這些民工都是仰賴救濟的災民，以工代賑，減少政府的負擔。

自開工之日起，蘇軾間日一至湖上，親自督察工事的進行。奔走於礫石泥淖之中，甚至忘記回家吃飯，好在他生活習慣簡率，就便與堤工同吃。施德操《北窗炙輠錄》說：「東坡築新堤，日往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一器，盡之。」

他借錢唐門外大佛頭山，即石佛院的十三間樓，做他的臨時辦公處。這石佛頭山舊稱始皇纜船石，僧人思淨刻山為佛，築院，與壽星院為鄰，都在萬松嶺山麓。開工後七日即是端午假日，遊人都出錢塘門到十三間樓來玩，蘇軾也在那裡督工，看到湖上遊人如織那樣熱鬧，心裡好不高興。作〈南歌子〉詞，題為「杭州端午」：

山與歌眉斂，波同醉眼流。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

菰黍連昌歜，瓊彝倒玉舟，誰家水調唱歌頭，聲繞碧山飛去晚雲留。

輔佐蘇軾主持開湖工程最力的，一是駐杭州的兩浙兵馬都監劉季孫，所用的兵工，完全靠他調度和督率，他每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往來奔走，不辭勞怨；第二個是監杭州商稅的蘇堅，他嫻習水道工程，擔當這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個是錢塘縣尉許敦仁，他首先建議西湖可開，且又是他所轄屬地區的分內公事，所以此一工程中，這三個人的貢獻都很大。

治湖所需最重要的條件，一是人力，二是船隻。

人力方面，工兵自有常業，調撥有一定的限度，加上以工代賑的伕役，還是不夠，船隻缺乏的情形更嚴重，等到奉准全面開湖之日，這兩項短缺，就成了非常困擾的問題，蘇軾親自寫信給秀州的章致平求救，要他集合秀州人船前來助役，辭氣迫切，可見當時工程緊張的情況：

父見勸開西湖，已動手成倫理矣，想不惜見助贓罰船子，告為盡數剗刷，多多益佳。仍告差人駕來本州，諸般全然闕兵也。至懇，至態。

湖中剗下來的葑草，挖出來的溼泥，往哪裡放呢？蘇軾周視良久，口中喃喃：「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後來他從西湖原有自西至東的長堤和白樂天築堤得到靈感。那兩道湖堤是這樣的：

西湖原來有道自西至東的長堤，歷史非常久遠，長慶年間白居易浚治西湖以前，便已存在。堤岸西邊，密植垂柳，自錢塘門至西冷橋止。《臨安舊志》說此堤「不知所從來」。又曰堤「逕三里餘，唐稱白沙堤，宋稱孤山路」。因為原有白沙堤名，所以後人往往誤會這道湖堤為白樂天所築，其實白詩：「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帶斜。」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堤誰所開築，則非樂天之功可知。

不過白居易確也築過一堤，起自錢塘門水閘，過昭慶寺，沿寶石山麓北行，至松木場止，是即《西湖志》所說：「白公堤在錢塘門外，由石函橋迤北至餘杭門。」即今武林門止的那一條，現已久廢。

湖上葑田面積有二十五萬丈之多，一旦剗草剜土，這剗剜出來大量的葑草湖土除了取之於湖，用之於湖，沒有比此更為經濟的辦法。湖上東西有堤，但是環湖一周，達三十里，南北往來，必須繞湖步行，非常不便，蘇軾因此定計，廢物利用，增築一條自南徂北的長堤，則行人便而葑草湖泥都有用了。

歷時四個月，占據一半湖面的葑田大部分剗除了，南北相通的長堤也將築成，續與章致平書云：

葑臠初無用，近以湖心疊出一路，長八百八十丈，闊五丈，頗消散此物。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為田者，當如教，揭榜示之。

這條堤，起自南屏，止於麯院。蘇軾並未賦予堤名，到他離杭州任，林希來接事後，才榜之曰「蘇公堤」。堤上跨築六座橋梁，本亦無名，舊稱第一橋、第二橋……。這六橋各通沿岸港埠，目的是疏導諸港之水。後人自南山第一條起，名映波橋者通赤山港（埠），名鎖瀾橋者通麥嶺港，名望山橋者通花家山港，名壓堤橋者通茅家埠港，名東浦橋者通麯院港，名跨虹橋者通耿家步港 14 。

堤工完畢後，兩岸遍植芙蓉和楊柳，不是後來的桃花，利用樹根的生長盤曲，鞏固堤岸，又建九個涼亭，便於行人歇腳。南宋時代吳自牧的《夢梁錄記》曰：「自西迤北，橫絕湖面，綿亙數里，夾道雜植花柳，置六橋，建九亭，以為遊人翫賞駐足之地。」但這都是蘇軾離任後的景色，蘇軾和趙德麟詩，他的喜悅，只在湖葑空去，南北路通：

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煙空。

前揭致章致平書中，有這樣一句話：「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為田者。」後來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議：將葑地作田，不如變為菱蕩。他看到吳人種菱，每年春天，一定要將水中荇藻雜草芟除澇漉到寸草不遺，然後下種。現在如將路西部分開葑以後的湖面，闢為菱蕩，以一定租額放給民戶租領種菱，則葑草就無從生長了。

蘇軾接受這個建議，但劃定界限，沿界立小石塔做標記，種菱不許侵入界外的湖面，並命錢塘尉司管勾這一公事。蘇軾前作〈南歌子〉詞裡的理想，完全實現了：

古岸開青葑，新渠走碧流，會看光滿萬家樓，記取他年扶病入西州。

佳節連梅雨，餘生寄葉舟，只將菱角與雞頭，更有月明千頃一時留。

開湖大功告成，蘇軾於寄林希詩中說：「卷卻西湖千頃葑，笑看魚尾更莘莘。」只以湖中游魚之樂，來比擬他胸中充溢著的歡欣和安慰。

明朝的大名士楊升庵（慎）說：

宋修六塔河、二股河，費百十萬錢穀，溺死數十萬丁夫，迄無成功；如東坡杭湖、潁湖之役，不數月間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什伯時流乎？

蘇公堤這名字，是蘇軾去後，接他後任的林希題的。杭人在堤上也為蘇軾立過生祠，後十年，呂惠卿來守杭州，被他奏毀。

四、僚友

蘇軾出知杭州時，與陳傳道書曾言：

某以衰病，難以供職，故堅乞一閒郡，不謂更得繁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

然他料想不到，豈僅平常的繁劇，竟遭逢雨旱疾疫等等一連串的災荒，雖然比在京師，少受精神上的煎熬，但救災如救火，身為地方首長，為一方人命所仰賴，其間操慮之苦，工程之繁，日不暇給，該是可以想像的情況。

所幸者，他有好些友善的同僚，得力的部屬，幫他達成工作，相處非常愉快。

按照宋朝的政制，州郡通判皆由京朝直接委派，所有文書，非經通判副署，不得簽發，並且握有對部屬的監察權，目的在於削減州郡長官權力，但也造成州郡長官與通判不相合作，往往失和的流弊。

蘇軾這次任內，先後調過三個通判，相處卻都很好。初為世交梅子明（灝）學士，蘇州人。他是為了便於事親，才自館閣調來通守杭州。蘇軾曾將得自文登海上的小白石，贈與其父作枕，寄詩有「愛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的話，可惜在任未久，調職他去。

次為袁轂，字公濟，一字容直，四明人，則是開封舉人試的同年。

當時，袁轂考第一，當解元；蘇軾考的是第二。但至省試，他卻後於蘇軾四年，才成進士，以後在宦途上又一直不得志，公濟是個秉性淡泊，與世無爭的人，蘇軾與他，過去曾在南新縣一度相逢，看他景況似乎非常潦倒，現在卻得共事於杭州，蘇軾和詩說：「……卻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又說：「今年復為僚，舊好許重續；升沉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為湖山主，出入窮澗谷。……」這位長得清瘦如鶴的袁公濟，與他是「青鬢共舉，白首同僚」的老朋友。

後來袁轂調知處州，第三個來做杭州通判的是楊蟠，亦字公濟，章安人，他是個有名的詩人，而且非常喜歡梅花。「題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膾炙人口。歐陽文忠在世時，讀楊蟠的《章安集》，題詩曰：「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為白髮翁。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稱許異常。他以奉議郎出為杭州通判，大約已是元祐五年之冬，其時距蘇軾去任，為日無多，他曾兩次各作梅花詩十首求和，蘇軾也每次步韻和作十首，四十首詠梅詩，要無一句意思重複，要無一字落入俗套，實至不易，成為詩壇佳話。

幫助蘇軾在杭州治水的蘇堅，字伯固，博學能詩，他的本職是臨濮縣主簿，派監杭州在城商稅。蘇軾自京來任時，他專程到吳興迎候，所以是「後六客」中的一人。蘇軾疏濬鹽橋、茆山二河，就是採用他的建議，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者是也。開西湖工程中，監工督役，得其助力亦多。

由於這份友誼，他們認了本家。伯固曾帶他的兒子蘇庠來謁，蘇軾一見，大為欣賞，送他一方端硯，親為製銘—— 蘇軾慧眼識人，這少年即為後來南宋時期氣節硜硜的一大名士—— 後湖居士蘇養直。

蘇軾特別欣賞一個開封祥符籍的將軍詩人劉季孫（景文）。蒞任之初，在有美堂宴會同官，景文以西京左藏庫副使為兩浙兵馬都監，駐杭州，參與宴集，席上作詩曰：

雲間獵獵立旌旗，公在胥山把酒時，笑語幾番皆湛輩，風流千載與吳兒。

湖山日落丹青煥，樓閣風收雨露滋，誰使管簫江上住，胸中事業九門知。

蘇軾大為稱賞，以後同遊又共同工作，益發敬重他的人品，稱之為英偉冠世的慷慨奇士，將他比作孔文舉一流的人物。景文是劉壯閔公平的少子，有兄六人，皆已亡去，而景文時亦五十八歲，垂垂老矣。蘇軾名詩：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並非閒吟花草，而是書贈景文之作。蓋「荷盡」者謂其諸兄皆已物故，而景文獨如冬菊孤寒的枝幹，借物喻人，贊其品格和節操。湖工完畢後，蘇軾復上〈乞用劉季孫狀〉，薦他可膺邊疆重寄，但後來還是換用文官資歷，出守隰州。

季孫和蘇轍一樣，個子長得很高，蘇軾在離杭別宴上，步韻和詩，把他們二人比作西湖上的南北二高峰，幾已視為昆弟，集存杭州與友人唱和詩篇，以與景文唱和者為最多，交好之深可想。

法曹毛滂，字澤民，他的父親毛國鎮，就是蘇轍謫江西時的筠州太守，澤民曾至黃州謁軾問學，住過東坡雪堂，親見當時蘇軾窮困的境況，現在做了他部屬，又眼見他坐擁節旄的氣概。所以蘇軾作〈次韻毛滂法曹感雨〉詩中，特別重提舊況是：「我頃在東坡，秋菊為夕餐；永愧坡間人，布褐為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簟下無莞；時時亦設客，每醉筒輒殫。……」這番描寫，有其深意，澤民年輕，似乎有點少年得志的輕狂，所以詩尾用李泌和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出於一個父執輩誠摯的期勉和愛心 15 。

簽書杭州節度判官鄭遵彥，字之邵。他是熊本奉命知杭州時帶來的幫手，誰知到任數日，熊又改知江寧，由蘇軾來接手了。遵彥被留在杭州幕府兩年，精勤吏事，幫助很大，蘇軾為此很感謝熊本，詩言：「賢者江東守，收此幕中奇，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隨。」遵彥是事母有過人之處的大孝子，蘇軾更是敬重，得到最好的新茶，先送遵彥的母親。

馬瑊，字中玉，荏平人，來得較遲，元祐五年八月始自淮南西路改兩浙路提刑。他是黃庭堅的朋友，很能填詞，唱和甚樂。蘇軾籌議救濟兩浙災傷事，得助很多。

事務工作雖有得力僚佐幫助，但自接事之日起那一番預籌賑濟，疏導運河等計畫工作，一切皆須自己作主，頗費心力。這年冬天，蘇軾忽患寒疾，告假在家，其時妻弟王箴（元直）和同鄉仲天貺遠從眉山來，秦觀的弟弟秦覯（少章）自京師來杭州，一起住在高齋。蘇軾因病得閒，即在家與元直等作伴，記夜飲云：

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軾在假，記夜坐事云：

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薺菜鰕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王箴送他一副拍板，軾家卻無歌姬。記云：

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傅大士唱金剛經頌耳。

蘇軾今已入為近從，出為方面，而他家生活，依然淡泊如在黃州；照當時社會習尚，如他這樣門第，竟不蓄養歌姬，是出人意外的事。

蘇軾的寒疾，纏綿了一個多月，至元祐五年（一○五○）正月，才銷假視事，作疾癒登望湖樓贈項長官〈臨江仙〉詞，則身體恢復健康了，湖上春色撩人，不免有點綺思：

多病休文都瘦損，不堪金帶垂腰，望湖樓上暗香飄，和風春弄袖，明月夜聞簫。

酒醒夢回清漏永，隱床無限更潮，佳人不見董嬌嬈，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同年初夏，他的眼病又發，楊傑送他徑山龍井水，據說洗眼有效 16 ，楊蟠送他芎藭和椒，前者藥性行上，治頭腦之疾；後者味辛香，氣下達，可以去溼，發腳汗。不過他只眼昏舊疾而已，一般的健康情況還是很好，詩言：「幻色將空眼先暗，勝遊無礙腳殊輕。」

隨在蘇軾左右問學的青年人，除秦覯（少章）外，還有一個錢勰的兒子錢蒙仲—— 穆父時任越州太守，與杭為鄰。

蘇軾自幼養成讀書的習慣，尤其歡喜夜讀。但是秦少章說：「某於錢唐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如遇撰著或賦詠中須用典故時，則雖眼前爛熟事，必命少章或幼子叔黨諸人檢視原書後，才敢使用 17 。

人之為學，本有兩個不同的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裡，須廣泛吸收前人積累的知識和思想，應自勤讀中求取；到得成熟階段，必須把自己從別人的知見中解放出來，用自己的頭腦，作獨立的思考，然後才能建立自有的創意，發揮自有的感情，這第二個「不觀一書」的階段，正是運用想像力的創造時代，秦少章此一忠實記錄，非常重要。

地方政務繁雜，蘇軾有個很好的治事方法，他每天要做的事，條列在曆紙上，做完的，當晚勾銷，事無停滯，則心裡就很舒坦，毫無牽掛的一覺睡到天明。所以他雖政事叢脞，但是還有餘閒可從詩酒之適 18 。

費袞在南宋紹興末年，聽一個九十多歲的老和尚對他說：蘇公遊西湖，常命旌旗隨從，出北山路的錢塘門，他自己則帶一、兩個老兵，從南山路的湧金門泛舟絕湖而來，在普安院吃午飯，再到靈隱、天竺隨便走走，吏人抱牘相從，到了冷泉亭，他就據案判事，詳研雙方紛爭辯訟，然後落筆如風，判定了積案。公事既畢，便與僚吏痛飲，薄暮，騎馬回城，老百姓夾道來看太守。—— 當時，這老和尚還在寺裡做蒼頭，親眼所見如此 19 。

蘇軾平常的生活，非常簡單樸素，他在湖上督工時，常到祥符寺琴僧唯賢房間去休息。到了，馬上脫巾褫衣，露兩股於榻上，叫虞侯（侍僕）替他抓癢。他頭上岸巾，只用一根麻繩壓髮 20 。

但他也有約客挾妓，縱遊湖上的豪舉。王明清《揮塵後錄》說：

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哺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域內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盛事也 21 。

蘇軾興會所至時，常會任性任情，做出非常天真可笑的事來。如晁以道為宿州教授，特意到杭州來看他，那晚，一腳踏進他的書室，只見壁上掛滿了古畫，蘇軾獨自坐在那裡一一欣賞。談到其中一軸鍾隱的雪鴈，他忽發雅興，要在這畫上題幾個字，但這幅畫軸掛得很高，他用兩張桌子疊起來，親自爬上去取畫（大約他已忘掉可以叫僕人做的），失腳墜地，摔了一跤，幸而沒有受傷，他還哈哈大笑 22 。

傳說中有個詩妓琴操，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孩子，頗有捷才，某一杭州通判，自唱秦觀名作〈滿庭芳〉，誤舉一韻，唱作「畫角聲斷斜陽」時，琴操在旁，便糾正他道：「是畫角聲斷譙門，不是斜陽。」—— 「門」和「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韻，錯一字則全篇韻腳都亂了。

那人便作難她道：「你可依陽字韻改作一遍嗎？」

琴操毫不為難的接了下來，改得天衣無縫，不輸原作。

據傳：琴操曾侍蘇軾遊湖，舟中，軾戲與琴操說；「我作長老，爾試參禪。」隨即問曰：

「何謂湖中景？」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琴答。

「何謂景中人？」

「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挽巫山一段雲。」

「何謂人中意？」

「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

「如此意究竟如何？」

琴操不及作答，蘇軾猛拍小桌，脫口道：

「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如此對口問答不知不覺說到這個女孩黯淡的前途，蘇軾是一片同情，而聰明的琴操則頓時感悟，便求落籍。一說她落籍後，就削髮為尼了 23 。

據清．談遷《棗林雜俎》說：明萬曆十七年於杭州鄰邑臨安縣玲瓏山，發現琴操墓殘碣，為東坡所書，真偽莫辨。現代文人郁達夫曾往遊訪，墓在玲瓏山寺之東；他在墓前翻閱新舊《臨安縣志》，都不見載有琴操事蹟，作詩曰：

山既玲瓏水亦清，東坡曾此訪雲英；如何八卷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

詩意似言東坡曾赴臨安訪問琴操，不知所據，記此聊存一說而已。

杭州是東南交通要會之地，往來的朋友很多，如福建路轉運判官曹輔（子方），先後提點兩浙刑獄的楊傑（次公）、王瑜（忠玉）、知越州的錢勰等，以及很多老友如文勛（安國）、杜介（幾先）、徐大正（得之）、張天驥和賈收（耘老）也都跟他到杭州來了，共享湖山，留連詩酒，好客的蘇軾，應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快樂。

蘇軾再度來杭，前後相距十五、六年，人事情況已有顯著的不同。第一，同僚間觥籌交錯的機會，不如第一次來做通判時熱鬧。現在做通判的袁轂，便有過這樣的抱怨：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為酒食地獄。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亦相疏，袁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為笑 24 。

一個人的生命中，十五、六年，已是一段甚長的距離，蘇軾再度來杭，不免有「湖山依舊，人事全非」的感觸。當年過從的舊侶，忽然都已不見，現在相與的，大多是些年輕後輩，使這半老的詩人太守，有忽驚年華老去的悲哀。

蘇軾蒞杭之初，重遊湖上，題名作記云：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大正）、王元直（箴）、秦少章（覯）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俯久之。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履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熬，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

人到中年以後，朋舊逐漸凋零，訃音倏至，誰也禁不住要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元祐五年（一○九○）二月，他的老友李常、孫覺都先後逝世，使他發出「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的悲嘆，十月原在真定河東治邊的老友滕元發（達道）忽又薨逝，感念金山的舊遊，恍如昨日，而今卻已幽明異路了，不禁老淚縱橫，用張方平的名義，替他寫了墓誌。

元祐五年春，仲天貺、王箴都要回眉山去了，秦覯也要回家探親，作〈太息〉一篇送少章；作六言絕句五首送天貺、元直，茲錄其二：

三人一旦同行，留下高齋月明；遙想扁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 〈送別三人〉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顱玉頰，長懷髯舅淒然。 〈送王箴〉

五、方外交

西湖僧寺之多，殿字相望，蘇軾自言：「吳越名僧與余善者十九。」亦是事實，但看他在杭州兩年，相與往來的方外之交，確是不少。而且往還之多，也許甚於士大夫間的交遊。這似乎不是偶然的現象。

十八年前，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人地兩疏，歐陽文忠公特地為他介紹西湖詩僧惠勤，到官三日，就冒著臘月嚴寒，往孤山訪晤，抵掌深談，交契非常 25 。

此番重來杭州，惠勤雖然死已多年，蘇軾下車之初，仍然首訪孤山，為要往拜文忠遺像。惠勤的弟子二仲告訴他說：

「這僧舍裡本無泉水，在您未來之前數月，忽在講堂後面，孤山腳下，流出一注甘潔的清泉來。我們即在這地方，鑿巖架石為室，只待您老為它題個名字。」

「歐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我們為紀念他，就叫六一泉好了。」蘇軾說。

唐宋時代的孤山，林木深蔽，其中樓閣參差，有如仙境；山後則花圃羅列，幽美居全湖之最，而六一泉即在此山之麓，地當現在的西冷橋堍。蘇軾為作〈六一泉銘〉，並於泉後，鑿石作室，名曰「東坡庵」。

孤山建一智果精舍，蘇軾邀約參寥從於潛天目山來住持該院。參寥上人雖然籍屬於潛，但他自認杭人，時有鄉思，所以蘇軾招之以詩說：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

智果精舍只是三間新造的僧寮，起建於元祐五年，屋字雖小，而景物幽寂，似是蘇軾特意為詩僧參寥所造。

到蘇軾快要交卸時，智果院裡忽然發現也有一泉，出自山巖縫石間，甘冷宜茶，元祐六年二月寒食後一日，蘇軾帶了他的朋友王瑜（忠玉）張璹（全翁）從孤山坐船來向參寥告別，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饗客，並且告訴大家，這是院內新發現的一注泉水。蘇軾忽然想起七年前，在黃州，夢與參寥吟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當時不能解說泉如何新法？不料這個夢兆，卻都應驗於今日，座中人聽他講說這節故事，都悵然有事皆前定，各懷知命無求之感—— 蘇軾名之為「參寥泉」，作〈參寥泉銘〉。

蘇軾為杭州通判時，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僧，都是他的詩友，現在似已只剩清順一人，住持葛嶺壽星院。

清順所居曰藏春塢，門前有兩株巨大的古松，松樹上盤絡得滿滿的凌霄花，這和尚年紀老了，常在樹下打瞌睡。有一日，蘇軾摒去騎從，獨自去藏春塢看他，一路上松風騷然，落花滿地，至則，清順正在樹下晝寢，手指落花，乞蘇軾作一韻語，為賦〈減字木蘭花〉：

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煙雨裡；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晝夢長。

湖風清軟，雙鵲飛來爭噪晚；翠颭紅輕，時上凌霄百尺英。

這年春天，壽星院垂雲亭所種的新茶可採了，清順知他愛茶，特來相贈。春暖花開了，清順又以詩代簡，邀他去賞花，可惜蘇軾因病，錯過了花期。

西湖北山多竹，孤山、葛嶺又都在比較靜僻的北山路上，所以蘇軾偕友遊湖，最常去的是壽星院和智果精舍，訪的是清順和參寥，詩曰：「……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淥，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指同遊的王瑜與張璹）。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指清順與參寥）。」

五年夏日遊壽星院，有〈詠寒碧軒詩〉，為後人評價甚高的一首名作，說它「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門鍵甚密。」句句扣著寒碧二字 26 ：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

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

蘇軾愛竹又好茶，而植茶在宋代為寺院經營事業之一。西湖群山如寶雲山產者為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產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山產者名白雲茶，軾詩所謂「白雲山下雨旗新」者是也。壽星院垂雲亭茶，產量甚少，更負盛名，清順每以新茶相贈。蘇軾方外之交多，茶的供應不絕，詩謂「妙供來香積」，即是指此。

和尚中不乏精研茶道者，更特別「設茶」招待。

蘇軾重來杭州之初，那年歲暮，往遊落星寺。南屏寺僧謙師，遠從南山趕來，為他「設茶」。謙師是湖上茶道名手，據他說：「此事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蘇軾深感其意，作詩相贈。

壽星院也有個梵英和尚，葺治堂宇，精潔無比，烹茶供客，芳冽異常，飲後齒頰生香，與一般的茶味不同。

蘇軾問他：「這是新茶嗎？」

「烹茶，必須新茶舊茶配合了用，香味才透得出來。」

這使蘇軾連帶想起，有個懂琴藝的人曾經對他說過，琴之製作，不滿百年，桐木的生意尚未絕滅，故其緩急清濁，還會與氣候的晴雨寒暑相感應，所以琴以古者為貴。此理與梵英所言，茶須新舊相交，香味始見，其理正同 27 。

蘇軾另有一個特別嗜好，就是蜂蜜。他在黃州時曾經用蜜釀酒，頗自得意，其實是失敗的釀造。這次到杭州來，遇到了同好的和尚—— 仲殊。

這個和尚，是個傳奇人物。

仲殊俗姓張，名揮，安州進士，但他風流成性，遊蕩不羈，他的太太恨透了他，在食物中投了毒藥要害他，幾乎中毒而死，食蜜得解。醫生警告他，若再食肉，毒發不可救，從此看破紅塵，出家做了和尚 28 。

仲殊為承天寺僧時，蘇軾與之相識。蘇軾說他作詩，落筆很快，而又工妙絕時，如所作過潤州絕句，實甚清麗：

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仲殊雖已為僧，卻餘習不改，歡喜作豔詞，有《寶月集》，今已不傳。所以蘇軾作〈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中，還調笑他道：

禪老復何為，笑指孤煙生；我獨念粲者，誰與予目成。

此時仲殊在杭州，已經辟穀，但吃蜂蜜，所以蘇軾叫他「蜜殊」，說他的詩是百花釀成的蜂蜜中化出來的。

據陸游的伯父說：仲殊所吃食物，不論豆腐、麵筋之類，一律要在蜜中漬過，他人都不能下箸，只有蘇軾可與共餐，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29 。軾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說：

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

蘇軾引用佛典：「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這是他經驗人生的感喟。世俗朋友還有是非愛憎，利害關涉，不如方外之交，完全超脫於凡塵濁障之外，純情可喜。

吳越諸僧中，蘇軾最敬重二老，一是現在明州阿育王山廣利寺的方丈大覺禪師懷璉，二是本在天竺，現已退居龍井的辯才，他是禪門臨濟宗的一代宗師。

皇祐年間，懷璉為廬山大德，詔往京師主持十方淨因禪院。仁宗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並賜龍瑙缽盂一個給他，懷璉當著皇帝使者面前，將這缽盂燒了，對使者說：「我們崇奉佛法的人，穿壞色衣，用瓦鐵器盛食物，此缽不是我們佛門弟子用的。」使者歸奏，仁宗大為嘉嘆，親筆寫頌詩十七篇賜他。懷璉後在廣利寺起造宸奎閣，即為奉藏仁宗御書之所。蘇軾為寫《宸奎閣記》，還再三寫信叮嚀，要如何製作碑石，方如古制，十分鄭重 30 。

蘇軾一到杭州，即以張方平所遺鼎甗寄贈懷璉，作「大覺鼎銘」，藉致敬意。後來聽說大覺為小人所讒，幾乎不能安居於育王山，大為驚憂。四明太守本是王汾（彥祖），為蘇軾的同年，不巧甫於四年十一月調職離去，接任者王文淵似不相熟，所以只得寫信託趙令畤轉達，函曰：

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睹大望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嘆，可嘆！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

其時大覺禪師已經八二高齡，宸奎閣落成未久，元祐六年正月，他就圓寂四明了。

辯才法師與蘇氏兄弟，有二十年以上的交誼。軾之次子蘇迨且是皈依在辯才座下的弟子。沈遘知杭州時，命他住持上天竺法善寺，經他竭力經營，弘開法宇，增屋幾至萬間，重樓傑閣，冠於浙西。

蘇軾重來杭州，辯才早自上天竺，過風篁嶺，退居龍井之壽聖寺，不再出山了。

龍井，本名龍泓，又名龍湫，有一山泉出自石罅，甃為方池，中生赤蜥蜴，寺僧以為小龍。據秦少游所作《龍井記》：「地當西湖之西，浙（錢塘）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中之泉，蟠幽而踞阻。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31 。」山上一路蒼松翠竹，並以產茶聞名四海，風物幽靜無比。

這時候，辯才法師已是八十高齡的人了，但是神閒氣靜，精力猶甚矍鑠，蘇軾常常屏去隨從，入山與老師坐談終日，有忽而跳出塵網的舒坦。

蘇軾往訪龍井，辯才親自送出山門，兩人話興正濃，不知不覺間翻過了龍井後山的風篁嶺。此嶺高越西湖群山，路徑最為深峻，漫山皆竹，故俗稱篔簹嶺。

辯才自從退居龍井後，十餘年間，從來不曾出過此一山區，這次，不知不覺間過了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顧謂蘇軾道：「杜子美不是曾經說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32 。」

後來，鄉人就在此嶺上建了一亭留念，名曰：「過溪」，亦曰：「二老」，都是用廬山慧遠法師與陶淵明虎溪三笑的故事。

自此一別後，翌年（元祐六年，一○九一）九月，辯才法師無疾而逝，其時蘇軾已在京師，命參寥代為致祭，要作〈龍井辯才師塔銘〉，自知談佛不如其弟，特地叫蘇轍執筆，此文今見《欒城集》中。

宋朝制度，知州對於轄屬寺廟，有絕大的監管權力，也負有處理寺廟重大事務的責任，蘇軾對於甄選僧官，頗具魄力。

徑山寺的住持僧死了，照該寺祖師成約，後世甲乙輪值，從無例外。蘇軾認為繼任人應於山門內選用有德者，祖師成約，毫無意義。他便徑以知州權力，派僧維琳嗣事。寺廟隱藏多方面的勢力，這種破壞傳統的舉措，很多人不敢做的。起初，部分僧侶心甚不服，嘖有煩言，經過一段時間後，心悅維琳的人日益加多，蘇軾高興得嘆口氣道：「今則大定矣。」（《東坡志林》）

—— 若干年後，蘇軾易簣時，臨終及送的朋友，只有維琳長老和晚輩錢世雄二人。

九曜分支的南屏山，慧日一峰，巍然獨聳，山麓有淨慈寺，為五大叢林之一，西湖十景中的「南屏晚鐘」即是淨慈寺山門外鐘樓的鐘聲。

淨慈方丈圓照禪師請到叢林中有名的高僧善本法師來為本寺上座，設堂講經，杭州僧俗，奉事甚謹，他也戒律森嚴，信眾非齋戒沐浴，不敢隨便登他的禪堂，蘇軾認為他既屬禪宗，就不該如此裝模作樣，著重形式，決定開他一個玩笑。一天，故意帶了妓女闖進他的講堂，善本見了，自然不免慍形於色，只因他是太守，不便發作，蘇軾作〈南歌子〉一闋，命妓在禪堂上大師面前，唱將起來：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33 ？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佛教中的禪宗，講究的是明心見性，要在自由解放的精神裡，求取心靈的頓悟，不像律宗那樣著重戒律的形式。淨慈是禪寺，善本是禪師，所以此歌首問襲盧陂長老問延沼禪師語，問他「師唱誰家曲？傳承那家的宗風？」實在有點挖苦的意思。

善本對此，無可奈何，只得為之破顏一笑，於是，蘇軾高興得大嚷道：「今日參破老禪了。」

元祐五年（一○九○）八月，旨召善本赴京住持皇族家廟的法雲寺，杭州的信眾認為善本一去，淨慈僧俗一定會跟著星散，蘇軾認為未必，他就邀約越州的楚明長老來接掌淨慈寺，後來事實證明，法眾非但未散，而且增多至五千餘人。

一個地方長官，每天有堆積如山的案牘待他判行，每天有多少無聊的人事要他應付，蘇軾之所以「欲將公事湖中了」，無非要借清淨的環境，作冷靜的判斷。

蘇軾暇日，寧願到西湖群山寺院裡，和世俗利害無關的僧侶，談禪說詩，亦不過求取心情輕鬆，洗滌塵俗而已。

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藝術家氣質特重的智者，必須在有限範圍內，與凡俗隔離，置身於利害、得失之外，但卻又抱持著一腔入世的熱情，與無怨無悔為民服務的真誠。

六、救災和水利

元祐五年（一○九○）六月初，蘇軾讀邸報，知朝廷因各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廣徵言事。他便於同月初九日，懷著悲憫的心情，就地方所見病民的弊政，奮筆疾書〈應詔論事狀〉。

他首先說：陛下即位改元，於今五年，已經三出此言，雖聖人不惜罪己，而臣子實不忍聞。因是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所以只能就親眼目睹的人民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在做那些傷殘人民肌體，離散人民父子，破壞老百姓的生業，為國家斂怨而又毫無裨益國家財用的四事：

一、人民現欠市易被籍納的產業，朝廷准許給還或收贖，而有司另創籍納折納法，使十之八、九，不能還贖。

二、積欠鹽錢，朝廷已許照產場本價歸償，餘俱除放，但提舉鹽事司官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

三、登極大赦前人戶以產當酒的欠款，應該只納官本。

四、元豐四年揀選剔除的上供和買絹，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繳，請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

狀末言：「以上所有四事，伏乞出敕施行，若有一件不如所言，臣甘服罔上誤朝之罪。」

不料進呈此狀後，經過一百零八天，杳無音訊，蘇軾於九月二十七日上狀查問，直至六年一月才接到尚書省札子，方知三省並未進呈，甚且說：「不曾承受前狀」。事情揭穿後，三省同奉聖旨，令別具呈奏。蘇軾於同月九日即上〈繳進元祐五年六月應詔所論四事狀〉，為時已經拖過半年多了。而且，即使這是奉旨補呈之件，仍如石沉大海，渺無下文。

元祐後期的政事，已經顢頇到了這種程度，官僚只會爭奪權位，粉飾太平，對於生民的疾苦，不但漠不關心，甚至是他們的忌諱。太后詔求直言的結果，竟然如此，史言「元祐之治」，亦不過爾爾。

旱荒的善後救濟工作，剛剛放下，而元祐五年之初，浙西數郡，忽又大雨成災，太湖氾濫，淹沒兩岸的農田，傷害的情勢，甚於去年的乾旱；太湖區域是兩浙主要的產米地區，太湖一鬧災荒，兩浙的糧食全都失了調劑，來年的饑荒，是可以明顯預見的。

蘇軾早於七月十五日就首上〈浙西七州災傷狀〉。他說：「今年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舉債播種，力事農作，原來希望今歲能夠豐收，彌補去年的災荒，不料一場淫雨風濤，全部沖光。他叫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沿路勘訪，不單是豪雨成災，又多大風，鼓動潮浪，沖壞堤堰，水勢氾濫的範圍一擴大，就更不可收拾了。湖州水入城中，民家浸水尺餘，受災更重。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回來，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闔家田苗沒在深水底裡，父子聚哭的慘相。」

繼說：「救災恤患，尤當在早，救之於未飢時，用物約而所及廣。」何況，「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再持。」所以他請求朝廷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及早相度準備，於秋冬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便明年平糶救荒。

十日後，即七月二十五日，續上第二狀。

蓋因拜發第一狀後不過六天，忽又風雨大作，一連數日，晝夜不停，蘇軾於風雨聲中，繞室徬徨，恍如眼見州民男婦老幼，在一片汪洋中，被狂風豪雨所摧殘，老百姓的產業和作物，被大水所吞沒，一陣陣戰慄呼號的聲音，似從耳邊響起，推窗望雨，憂心如焚，不管前狀之發，不過數日，忍不住於七月二十五日，他又挑燈夜起，手寫第二狀，如言：

前乞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未蒙施行。本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劃，必有流殍之憂。……

如這類事，在後來臺諫官的彈章中，指他虛報災情，都是罪狀。

蘇軾一面奏報朝廷，一面再以私人名義，分函有關地方監司守令，勸他們廣糴備災，合議救災方策等等。如〈寄新任秀州太守胡深父書〉云：

浙西數郡，例被霪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為無災，以故紛紛至此。想公下車，倍加撫綏，不惜優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憲司移文，欲收糙米，此最良策，而榷戶 所不樂，故妄造言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

救災卹傷，提刑使是主管單位，當時兩浙提刑馬瑊（中玉）初自淮南路調來，蘇軾迫不及待，要和他覿面商討，函招不至，他只好寫信給他的老朋友越州太守錢勰，代他促駕。書言：

浙西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大雨暴風，幾至掃盡。災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以尺書盡者，屢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冬初方過浙西，雖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眾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勸之，勿云僕言也。

事隔一個月後，災勢已成，缺糧的情形已很嚴重，價亦高漲，九月初七始奉旨將此案交由都省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相度施行。

蘇軾焦急不堪，認為現在再從調查開始，時已不及，而且事情交到這班本位主義的官僚手裡，調查也不會確實，上狀力爭說：

……深恐轉運司官吏，職有供餽，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乞聖明以一方生靈為心，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查施行。

蘇軾先在本州價購糧米，歷時一月，無人赴倉賣米，原想提高收購價格，卻怕刺激糧價上漲，而且進價太高，官本遂重，明年出糶為難，所以唯一希望，只能請求朝廷，准向年成豐熟的近便州軍購糧五十萬石，儲為明年平糶救濟之用，此項購糧的經費，則可以本路常平錢項下撥償。

—— 這第二狀〈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是九月十七日拜發的。

四天後的二十一日，續上第三狀，控告提刑司吝惜兩三錢，不肯偏行公文，禁止抑價收購。抑價收購，必然買不到米，他舉例說：指揮杭州依舊作斗米七十文收糴，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轄屬諸郡，也不敢有違，聞得蘇秀出米地方，現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照此情形，本區收購存糧，現在已經不易，務請詔下於收成好的近便州軍糴買五十萬石，儲備救濟來年饑荒之用。

到元祐五年（一○九○）的十一月間，蘇軾七月間所上〈浙西七州災傷狀〉才蒙聖旨行下，令發運司兌撥錢一百萬貫，趁時糴買斛斗封樁，準備移用，餘依所奏施行。—— 然而，發運司官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昂，不肯收糴。蘇軾痛心疾首的叫喊道：「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飢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但是官僚政治的本位主義，牢不可破，再怎樣力竭聲嘶的呼籲，也是徒然。

十一月下旬，蘇、湖、杭、秀等州的米價，開始上漲，官價糴購計畫，顯然已經行不通了，蘇軾清查杭州義倉存米四萬餘石，遇上災荒年分，是准許俵散的，蘇軾上〈相度賑濟七州第四狀〉，就在報告他的計畫：「開春米價增漲，即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 這是他職權範圍之內可以傲的事，雖區區四萬石，還不足原定賑濟所需的十分之一。

蘇軾與水有緣，他在杭州，十足只有一年半的時間，疏運河，築堰閘，治六井，開西潮，最後還遇上一場遍及所轄七州的大水災，他的最大政事，幾乎無一不是與水有關，及至六年二月，已經有內召為吏部尚書的消息時，他還在孜孜兀兀地和同官商討、勘察、計畫於錢塘江上流的石門，開一運河，以避浮山之險。

錢塘江為天下之險，而浮山是險中之最。浙東溫臺明越諸州往來者，雖從西興直渡杭州，可以不涉浮山，但自浙東的衢、睦、處、婺、皖之宣、歙、贛之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都須從龍山進出，因為江灘水淺，必須候潮水來時，方能乘潮而行。

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浮山峙立江中，與魚浦諸山犬牙交錯，擋住了奔騰的潮水，亂了流勢，洄旋怒射，狀如鬼神，往往在深水中忽然湧出十數里的陵阜，旦夕之間，又忽然消失了，縱使是熟練的船老大、潛水伕，也不能預測航道的深淺，冒險乘潮行駛的船隻，就無法逃避翻覆的命運，每年溺沒人貨，不計其數，公私坐視，無可如何。

衢、睦等州，地曠人稀，糧食生產不足，仰賴蘇州秀州運米到桐廬，散銷各地；而杭州一帶居民，所需燃料（薪炭），都取給從上江運來，兩者都因浮山之險，覆溺阻礙之故，數州的柴價米價都較別處為貴。

其時有個前任知信州軍州事的侯臨（敦夫），為葬生母於杭州的南蕩，往來江濱，注意到這個問題，乘便實地考察地形，訪問當地的父老和船家，反復研究，寫成一本《開石門河利害事狀》，送請蘇軾參考。

蘇軾根據侯臨的建議，邀集前任轉運使葉溫叟、兩浙轉運判官張璹、創議人侯臨以及張弼等同往江上，實地踏勘，再經共同商討，擬定開石門河的計畫是：

從浙江上游、地名石門的地方開始，沿山向東，利用斥滷棄地，開鑿一條運河，引入錢江及溪谷諸水，凡二十二里，通至大江。

再沿江築岸，面對潮水來向用石塊砌築，潮水不及之處，用竹子築成泥岸，約八里長，到達龍山的大慈浦。

從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通達嶺東之古河，將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許，即至龍山閘，與運河相銜接了。

此河開鑿完成，即可永遠迴避了浮山之險。

計畫既定，即派觀察推官董華估計所需工料，預算全部費用為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兩年可以完工。

蘇軾遂上〈乞相度開石門河狀〉，坿呈侯臨所撰《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董華預計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地圖一幅，請求朝廷命令本路監司派官共往勘驗，如所言不妄，請由朝廷支賜錢物，即派侯臨督辦這一工程。石門河開，不但可以救活無窮的性命，完惜不貲的財物，更利於數州柴米運銷的流通，使田野市井，同歌聖澤。

此次「相視新河」一行中，張弼有詩，蘇軾次韻 34 說：

……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望；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畫。……

蘇軾在杭，興作水利工程三項，都由博采眾議而成，認為自己不過「畫行」而已，即使上報朝廷的奏疏中，他也一一陳明計畫創議者是誰，監工督役者的現職和姓名，不論官職如何卑微都不抹殺他們的勞績。長官不攘功，足以使人人樂於效命，使一切人才皆得出頭，看似一個起碼的條件，但是古今來官僚社會中具有這種氣度的人，似乎也不多見。

前狀是二月上旬拜發的，但至同月二十八日，京師詔下蘇軾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了。

蘇軾當將此事，寄望於他的後任林希會來實施，不料朝廷倒是准了他的奏請，而林希卻聽信小人讕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 竟將此一關係人民生命財物安全的航運工程計畫，束諸高閣了 35 。

蘇軾應召還京，特意繞道蘇州、湖州、常州一帶水災嚴重的地區，親自考察太湖、松江一帶，但見水波浩淼，無異成了大海。

江南地區的水患，由來已久，仁宗朝的名臣范仲淹，最先提出治水的方略，但未觸及氾濫之根本原因；熙寧年間，王安石用郟亶的治田說，為大地主們猛烈反對而罷，蘇軾做杭州通判時，曾往湖州督察松江堤防的改修工程，對這問題，有過研究，今次再度考見氾濫的實況，認為這樣浩大的水勢，絕對不是數月霪雨所能造成，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出口淤塞，若能海口通暢，吳中即無水患。

松江海口之所以淤塞的原因，由於慶曆以來，江上行船，改用陸挽，陸挽必須先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於水中，公私漕運雖然稱便一時，但是挽路侵占江面，橋柱阻留泥沙，於是松江漸次淤積，海口終於扼塞，大水不能入海，一定在沿江兩岸氾濫成災。

習用的長橋和挽路，固然不能廢去，現在，只有一個辦法，開鑿舊橋外的挽路，另築千橋，橋拱加大為各兩丈，使松江的水流，能夠加速通過；然後公私協力浚渫海口，如此則江水有力，泥沙不再沉積，而水患也就少了。

蘇軾聽說常州宜興縣進士單諤 36 ，頗精水利之學，特別向他請教，單諤面陳所撰〈吳中水利書〉一卷，細讀後，認為確有精闢獨到的見地，所以到京後，上〈論三吳水利狀〉，即將單氏原書隨狀進呈。

蘇軾說：三吳水利的重要，在於兩浙之富，為國家財政所依恃，每年漕運京城米一百五十萬石，其他賦稅供餽，不可勝計，如果聽任他十年九澇，必致公私凋弊。乞朝廷將此狀和單著一併發交本路監司，躬加按察，或差懂水利的幹練官吏，認真研考這個計畫，詳陳利害，商討進行。

蘇氏水學，是綜合范仲淹的治水說與郟亶的治田說，兩者加以折衷而成論，後世專家們的批評，認為並無太大的創見。其實，蘇軾的研究只為實用，此來眼見太湖沿岸，田莊盡成澤園的悽慘景象，即使他已身返廊廟，重歸玉堂了（奏狀於元祐六年七月二日），依然寢食難安，亟望朝廷能夠飭令地方，做好這件百年來江南水患的疏導工程。不料此狀奏上後，仍為群小所彈，宰執所格，當時並不果用。直至數百年後，明人治三吳水利，卻從蘇集中檢得這份資料，認為有用，付諸實施。蘇軾為政論學的實用精神，不是高談闊論的後人所能菲薄的。

七、奉召還朝

宋自開國以來，厲行中央集權制，所以士大夫社會的觀念中，一向重京卿而薄外官；京卿得罪者常外放州郡，視為責降，幾成通例。蘇軾初至杭州，不知底細的陳傳道，寫信來安慰他的「不遇」，蘇軾大為不安，復書言：

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為侍從，出為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為遇乎？

儘管蘇軾自己，有此不同流俗的胸襟，可是宣仁太后卻也並不同此想法，她是在極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准了蘇軾乞放外郡的請求，心裡抱著滿腔遺憾，無時不在考慮彌補。

蘇軾一離京城，元祐四年六月即除蘇轍為吏部侍郎，三天後，改翰林學士，不久又命權兼吏部尚書，縱然說蘇轍自有進用的條件，但是晉升的速度那麼快，時間又排得那麼湊巧，令人不得不信，這未始不是太后的彌補手腕。

元祐五年（一○九○）正月，距蘇軾蒞杭不過半年，范祖禹即疏請召軾還朝，以為在中樞政治的重要獻替上，不能沒有像他這樣一個耿直敢言的大臣。疏言：

臣伏見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嫉惡，力排姦邪，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

然而其時杭州正在災荒之中，蘇軾戮力從事於救災工作，不便中途換人，只得暫時擱置一下。五月間，遂有再除蘇轍為御史中丞的詔命。

這次詔命，係由宮中直接以中旨頒發，出於太皇太后的宸衷獨斷，事先未與宰執商議，因此引起自宰相以次，滿朝的不悅。

不但宣仁太后如此惓惓於蘇氏兄弟，而年方十五，尚未親政的哲宗皇帝，也很惦念這位曾任侍讀的老臣。據王鞏說：蘇軾自杭召歸途中，曾親口告訴他說：在杭時，一日，宮裡派中使下來，交代公事既畢，地方監司官集合在望湖樓上公宴餞行。席終，他遲不動身，問蘇軾道：

「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

諸官告退，他密語蘇軾道：

「某出京師時，往辭官家，官家說：辭了孃孃再來。某往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諭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

取出來的賜物，是茶一斤，封題皆是御筆親書，蘇軾趕忙寫了札子稱謝，託他代為進呈。

說完這個故事，蘇軾慨然言道：

「且教子由伏事孃孃，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 37

元祐五年底，太后兩次面諭執政，要召蘇軾還朝。翌年正月，就有召軾為吏部尚書的消息。

蘇軾聞訊，大為惶惑，因為范祖禹上年曾經論薦，所以復函淳父說：

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為慰。某凡百粗遣，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辭乞閒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群望，不宣。

同年二月，朝廷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蘇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

太皇太后這次逕擢蘇轍居輔政之地的詔命，便沒有以前幾次那樣順利了，命下中書，右司諫楊康國拒不書讀，奏曰：

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

其言與反對派向來所說的無異，指三蘇是蘇秦、張儀的策士之學，毫無新鮮內容，章上，不報；改詔范祖禹書讀行下。

太后的旨意，雖然貫徹了，但蘇氏弟兄之為朝臣側目的情勢，也益發深重了。

正月間，原擬召蘇軾為吏部尚書，即前函所說的「天官之除」，後來既任命了蘇轍為尚書右丞，兄弟同朝執政，總有未便，所以，二月二十八日詔下杭州，就改為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了。

蘇轍對於尚書右丞這一新命，內則不敢超遷於老哥的前面，外則凜懼於同僚的忌嫉，連上四狀，辭不接受。狀言：

伏念臣幼無它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嘗兄之力也。

頃者，兄弟同立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為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為人，文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迴避，只乞寢區新命，若得與兄軾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

蘇轍求與老哥一同退守侍從，使與現實政治權勢，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確實是個比較安全的處置，無奈太皇太后之重用蘇轍、召還蘇軾，用意本在牽制執政，所以仍然詔示不許。

蘇軾在杭州奉詔，也立即奏請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拜發了第一狀，他的立場，亦是親嫌理應迴避，如言：

……竊睹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為執政，在去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伏望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

將來接替知杭州事的，是蘇軾的老友，與他同應開封舉人試，在仕歷上亦步亦趨的林希（子中）。他以天章閣待制知潤州，調知杭州。蘇軾很高興林子中來接他的手，有許多地方未完的心願，希望子中能來完成。

蘇軾奉詔還朝，杭州是無法留戀的了。一向樂觀的他，以為既有蘇轍在朝輔政，而他的處境，太皇太后也很明白，只要表示堅定的心，請求再行外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他心裡還很輕鬆。

不過，杭州的朋友，西湖的山水，即使是堤邊的一草一木，行路的男女老幼，處處都似連繫著感情的脈動，一時真不容易放開，所以，自有內召消息以來，蘇軾湖上漫遊的行腳，更加勤快了。

二月，杭州的天氣，還是春寒料峭的時候，福建路轉運判官曹輔來了，陪他雪中遊湖，過些日子，龍山真覺院的瑞香花開了，他們又一同去賞花。

這瑞香花，有黃紫兩種，有紫瓣而金邊者，初產於廬山，後來廣植於各處。據《咸淳臨安志》：「東西馬塍，瑞香最多，大者名錦薰籠，色香清遠。」—— 然而，這已是南宋時事，蘇軾為守時，卻以真覺院的瑞香花為最勝。軾詩篇首言：「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可知這是紫色而傳自廬山的那一種。

曹輔和其他坐客都說這不是瑞香，是紫丁香。蘇軾笑子方不識：「公子眼花亂發，老夫鼻觀先通。」連作三闋〈西江月〉，其第三闋專為瑞香辯證：

怪此花枝怨泣，託君詩句名通；憑將草木記吳風，繼取相如雲夢。

點筆袖沾醉墨，謗花面有慚紅，知君卻是為情穠，怕見此花撩動。

作為一個中國舊詩人，必須通識草木蟲魚之名，原非異事。現在插入這段閒話，實欲見出蘇軾的性格，認真而又好勝，即使是這種細碎的花名之爭，他既不肯含糊混同，而又那麼恣肆地調侃他的朋友。

越州太守錢勰（穆夫），幾於同時被召，從班再知開封，蘇軾作〈臨江仙〉送他先行，對於仕宜生涯的奔走四方，深有感慨。如言：

一別都門三改火，天涯踏盡紅塵，依然一笑作春溫，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筠。

惆悵孤帆連夜發，送行淡月微雲，尊前不用翠眉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即將離去杭州的蘇軾，只有儘量抽出時間來，山南山北的跑，身在春日二、三月的西湖風光裡，山寺聞鐘，湖邊策馬，消解無可奈何的離情。蘇軾胸中久已蘊積一個極大的願望，追尋白樂天所能得到的悠遊林下的那個舊夢，忽又在心廊迴蕩起來。

當元祐元年（一○八六）九月，蘇轍得除起居郎，兄弟同侍皇帝邇英閣讀書時，蘇軾就曾有過這個想望，留著「子由服侍娘娘」，自認「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希望就可抽身退出這個現實政治的圈子，其時，距他起復還朝，還不滿一年，而且正在扶搖直上青雲的時期，他已抱有懷退之想，「世緣終淺」，蘇軾自知他終究不合是一個富貴場中的人物。

蘇軾在杭州，曾遇善於君相的程傑，作詩為贈，也說：

……書中苦覓原非訣，醉裡微言卻近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落陽春。

白樂天做過杭州和蘇州兩地刺史後，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其後遂以刑部尚書致仕。宦遊三十年，退居洛陽，疏沼種樹，構石築樓於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與和尚結香火社，文酒自娛者二十年，以七五高齡逝世。

蘇軾非常羨慕白樂天這「水畔竹籬邊」的閒居生活。現在他從杭州太守召還，行年五十六歲，倘能及此告退，如與樂天一樣能活到七十五歲，則也一樣可有二十年的閒居之褔。—— 在這美麗的幻想裡，蘇軾自言不如樂天者，他還有個樊素，名花伴老，然而，蘇軾豈不自有一個深愛的朝雲。

離杭三日前，往別西湖南北山諸道人，下天竺的惠淨和尚贈他一方醜石，作三絕句。詩題也說：「余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詩之一曰：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善相的程傑似乎也沒能看出他以後還有那麼偌大的風波，還有那麼一段九死一生的艱危。即以目前而論，好不容易逃出九陌紅塵的火坑，到西湖邊來透了一口悶氣，如今又得硬著頭皮回去，能不能夠再逃出來，實在也很難說，雖然他自己似乎還先樂觀。

杭州的同僚，在西湖上設宴餞行，劉季孫有詩，馬瑊有詞—— 賦木蘭花令送別，蘇軾各有和作。茲舉中玉詞，以見僚友對他的感情：

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

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 眼盡成腸斷處。

蘇軾自別西潮，不論何時何地，惓惓難忘，不幸的是此別以後，果然再也無緣重到杭州。

決心不願留京供職，所以單身一人上京，一面上章力辭，只望途中就能得到朝廷別給一郡的恩詔，他就可避過汴京城中無謂的麻煩。

元祐六年（一○九一）三月初九，蘇軾自杭州西郊下塘乘船離杭，因為這次水災以蘇州和湖州的情況最嚴重，所以他要從水路繞道災區，親自勘察一個明白。—— 決定先赴湖州，溯吳淞江，再至蘇州。

八、破琴之夢

舟行途中，蘇軾整日蜷曲在船艙裡，耳邊只是單調的櫓聲，夾著船伕的吆喝，懷著滿腔心事，如波濤起伏，動盪不寧。

三月十八日夜，船泊吳淞江。五更時，蘇軾夢見仲殊長老，在彈一張十三弦的破琴，弦音非常怪異。蘇軾甚為詫異，便問仲殊：「琴，何為十三弦？」

仲殊口誦一詩代答：

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

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

夢中對此詩意，好像還能了解似的，醒後，這四句詩也記得很清楚，不過意思轉為糢糊。飯後午睡，不料竟又重複這一夢境，心裡覺得奇怪，就取過紙筆將它記錄下來，預備到蘇州與仲殊見面時給他看，不料尚未寫畢，殊老已經扣舷求見，其時，距離蘇州，還有五里路程。

這個「破琴之夢」，實非無自而至。

蘇軾在船中，長日無事，不免回想往事，覺得劉摯這個人，最最不可思議，王安石當國時期，他原是個不向權勢低頭的硬漢，而今，一旦執政，忽然就要援引小人，黨同伐異，無所不為，竟然完全變為另一個人了。

司馬光逝世後，劉摯乘時崛起，招徠羽翼，排除異己，成了官僚集團朔派的領袖。任何政治制度，只要一有派系存在，為了維護集團利益，政治上一切奪權現象，都是免不了的，尚非國家之患；但是大處不該違背立國的原則，小處不該違背個人立身的本末。

劉摯所領導的奪權運動，是非常成功的，朝廷裡面，現在已經盡是朔派的天下，不但占盡要津，而且把持了言路，戇直的呂大防，已經孤立，不足顧忌，只是與元祐政治對立的，那批舊被司馬光罷廢在外的政客們，各處散布謠言，窺伺機會，陰謀東山再起，最為可慮。他們大多是老手的職業官僚，極善運用政治技術，即使官廷內部，也有照顧的人事，為達目的，什麼手段都敢使，什麼謠言都敢造，挑撥離間，動搖在位的大臣。

宋朝的制度，君權至上，即使是宰輔之臣，進退均在君主一念之間。所以，劉摯為了貪戀既得權位，對於那些在野政敵，就不得不畏懼，不得不聯絡。

劉摯和他們之間，發生聯絡，都由邢恕牽線，最先與蔡確通聲氣，然後不惜叫自己的兒子劉斯立與章惇的兒子致平相交結，內外溝通起來。—— 到了上年協調成熟，劉摯便矇著老實人呂大防，共同提出了〈調停論〉，公然主張對於前被排斥的新法用事諸臣，不妨「稍加引用，以平宿怨。」

果然如此，則司馬光那一番努力，罷廢新法，分別邪正，辛苦建造的這個賢人政治的架構，豈不完全搞垮；元祐更化的人治原則，豈不完全破滅。—— 太皇太后對於劉摯此論，遲疑不決，蘇轍時為御史中丞，站出來說話了。兩上〈分別邪正札子〉 38 ，有言：

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

又說：

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察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眾。……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

此所謂一二大臣，意指劉摯，並明言蔡確、邢恕，與有關聯，幢幢鬼影，皆已呼之欲出。對於呂大防、劉摯的〈調停論〉，蘇轍斬釘截鐵言道：「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

宣仁太后命宰執將蘇轍這兩道札子，於簾前公開誦讀，聽完，她乃降口諭說：

「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

所幸劉摯道行尚淺，不能一手遮天，朝臣中還有多人反對此議，〈調停論〉始被攻破。

蘇轍所說的邢恕本來就是不折不扣的詭詐小人。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洛學程頤的門生，元祐初，由頤薦於呂公著，得為起居舍人。他教唆太后的內侄高公繪，上書請求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后大為氣憤，叫他侄子來問：「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瞞，對曰：「起居舍人邢恕。」

太后以神宗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自臨御之初，即先限制對於自己母家的恩蔭，所以示天下以至公。而邢恕竟敢挑撥她母家子侄，作此逾分的請求，必欲嚴懲。因此命他出知隨州。

邢恕本來就是小人，且不說他，而蘇軾最早記憶中的劉莘老，卻完全不是現在這副嘴臉，當權前後的劉摯，判然不同了。

蘇軾回想熙寧年間，初任監察御史的劉摯，他那正氣凜然的聲音風貌，竟是如在夢裡。猶憶他到任之初，入見神宗時，帝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

劉摯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

從此極論新法弊害，中丞楊繪原亦與他同聲抨擊，安石使曾布作〈十難〉反詰，聲勢洶洶，楊繪怕了，當廷謝罪，而劉摯獨能奮然作色道：

「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若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私；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

如此直搏當朝的宰相，這是何等激昂的烈士聲口，不料到他自己要做權臣時，竟然變得如此醜惡。私慾使人墮落，權力使人腐敗，「現在的劉莘老，已是隔世的另外一個人了！」蘇軾在船艙中思前想後，感慨沉吟，心裡充滿了迷惘，充滿了悲憫。

這份迷茫、悲憫的情緒，化作了三月十八之夜，舟泊吳淞江上的破琴之夢。

蘇軾心想：小人真有本事，善於利用別人的弱點，而原來的錚錚鐵漢，只因邢恕一番撥弄，便要援引群小，認是同調的了。

舊時傳說：唐朝的房琯，於開元年間，作宰盧氏。一日，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一破寺，坐古松下暫息。邢道士使人鑿地，掘得一甕，甕中藏有婁師德與智永禪師書一幅。—— 和璞笑謂房琯道：

「還記得這件事嗎？」

邢和璞從地下撿出一張破紙，使房琯從此相信他前生是智永禪師。現在的劉摯，經邢恕一番勾串，即使他相信被司馬光打出去的一批「秦箏」，個個都是「佳琴」。使他自己高踞在政治舞臺上，從正派的鬚生，變成一個大白臉。

蘇軾抵京，寄住在興國浴室，親戚柳仲遠來見。他想起柳家舊藏有宋迪（復古）臨唐人本（邢和璞房琯前世事）的一幅畫，便向仲遠求取。既得，遂將吳江琴夢事記於其上，又提〈破琴詩〉於後曰：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雖云十三弦，音節如佩玉。新琴空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弦箏，動與世好遂。 —— 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聲曲。

琴，本來只有五弦，周文王、武王各增一弦，所以正規的是七根弦；箏，淵源於瑟，有十七弦。而現在則如人事一樣顛倒，琴有十三弦，而箏卻是七根弦了。然而，十三弦的破琴，形象雖然怪異，而音節總還是響琤琤的佩玉之聲，一如舊日的劉摯，不失大丈夫立身的本末，現在雖然變成拱張高處的新琴，但卻聲不附木，宛然是具隨波逐流、追求時好的箏了，實在可惜；至於那些依草附木之輩，只是替房太師招攬納賄的董庭蘭，卑不足道了。

柳仲遠將宋迪摹本那幅畫送了蘇軾，自己託王詵臨出一本，題為「邢房悟前生圖」，蘇軾再題「書破琴詩後」：

此身何物不堪為，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閒故紙，便疑身是永禪師。

蘇軾奇怪人如貪戀權位，即便迷失本性，竟不想人生如逆旅，富貴皆浮雲，又何苦這個樣子做人呢？

吳淞江上的破琴之夢，只是蘇軾難言的感慨，心頭的鄙薄。

像邢和璞與房琯這類道家故事，平凡得俯拾即是，而蘇軾託諸夢境，一再題詠，長跋記事，即使是那條詩題，也故意將許多不相關連的人與事，扯在一起，一則讚柳瑾的善草書，一則稱宋復古的畫藝，夢裡夢外的仲殊長老，夢中所見的破琴，邢和璞的「邢」姓（影射邢恕），唐朝的「宰相」房琯（影射劉摯）……構成光怪陸離的一重煙幕，跳擲起落，令人目迷，顯然是詩外有事，只因「時忌」，不能不這樣故為神祕。

蘇軾自吳淞而至蘇州，目睹大水所造成的毀敗和破壞，災區人民的饑荒慘狀，深恨去年奏請朝廷，撥放錢一百萬貫、買米平糶這個案子，雖然已獲聖上旨許，卻被發運使諉稱：淮南江東米價昂貴，不肯收糶，以致造成目前餓殍載道，而無可救援的慘局，官僚的誤國殃民，實在可怕。

於是，滿懷悲憤的再上〈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報告他實地勘察的災情如次：

目睹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水，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現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缺食者眾，至以糟糠雜芹蒪食之，又為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流殍疾疫必起。……今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飢殍之勢，極可憂畏，豈敢為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

蘇軾不能像個官僚，無視於泡在深水中的民命，即使他現在實際上已無這個職守。一路遍與接任的林希，淮南轉運毛漸（正仲），兩漸轉運使和提刑馬瑊等討論救災的方策。兩年前，他初到杭州時，米價每斗九十文，現在京口米已漲到每斗百二十文，貴上三分之一，人心已是惶惶，而且四月天氣，陰冷得像正月一樣，蠶麥收成，皆已無望，他要林希繼續與上述諸人合力，早作儲備，遲即無益。

蘇軾一路勘災留滯，到潤州已是四月。他的後任林希還在潤州，馬上舉行盛大歡宴，但蘇軾此時，心頭眼底，盡是一片荒寒的水潦災象，決然食不甘味。

再至揚州，答詔已至，其中有「兄弟同升，朝廷盛事」的話，不允所請。蘇軾再上辭免第二狀，很有預見的說：

……而況清要之地，眾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災。

他為表示堅定的決心，暫緩赴京，轉往南都去等候朝旨。

到達南都樂全堂張家，已經是五月了。張方平致仕家居十五年間，蘇軾這回是第六次到南都來謁候。從這次相與晤聚二十餘日之後，一別便成永訣，再也沒有那樣的機會了。

在南都，奉到尚書省札子：三省同奉旨，對於他前上辭免第二狀，太后降詔依然不允所請。蘇軾再上第三狀，舉一前朝成例為必須迴避的理由，請求在揚越陳蔡各州中，隨便給予一郡。其例為：

竊見仁宗朝王洙為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迴避。

中古時代政治上，援引前朝典故是不成文法中最具強勢的理由，十足表示辭意的堅決。然後他靜靜地住在張家，陪伴衰病的樂全老人，撰寫〈滕元發墓誌銘〉。

然而第三狀仍然不能「遽回天意」，奉詔不許。蘇軾徘徊斗室，自己從頭檢點從治平二年（一○六五）自鳳翔簽判任上得替還朝，至今二十七年來經歷的仕蹟，一片心血，遭遇無窮的侮辱與不停的迫害，真如遍體陳傷，一一隱痛，可以覆按，他本來不願再提這些往事，但是事到如今，若不從頭細說，盡露本心，又絕不能夠獲得太皇太后諒解，也不會准他辭免；倘若貿然到京供職，則現在由劉摯獨攬政柄的朝局下，原本在朝的蘇轍且已慄慄危懼，不可終日，在他赴京途中，聽說因薦王鞏除知宿州事，已遭臺諫安鼎攻擊，在家待罪了。小蘇尚且如此，何況大蘇是眾所忌嫉的目標，他若要來，那些劉相御用的臺諫們，怎會放得過他，早已磨刀霍霍，等他送上去聽憑宰割了。

再三考慮，只有向太皇太后從頭訴說過往一切，歸結為此行必然要被毀敗的結果，懇求曲賜保全。

狀中敘述英宗和神宗兩朝，因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所以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因此激怒王安石，招來謝景溫的彈奏和冤誣，牽連發生烏臺詩獄和黃州貶謫的經過。

哲宗立，起復還朝，因論差役雇役利害，得罪了司馬丞相，又為程頤黨人側目，致被朔洛兩派交相攻擊，在經筵因論黃河不可回奪，開罪了執政，只好力求外放。而現在遭逢眾怒的情形，並未消解，留朝，不過徒作犧牲，無裨國家。

蘇軾原狀最後一段話，說得非常沉痛：

臣之剛褊，眾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間是非曲直，所以不避煩凟，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從來遠矣。

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眾，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

蘇軾甚至說：「若朝廷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

宣仁太皇太后雖然寬和仁厚，但卻是個大事精明的女主，眼看范純仁被劉安世劾罷以後，呂大防質樸無能，容易受人操縱利用，朝局將被朔黨頭子劉摯所獨占，尤其內外奔競爵祿的政客，如萬流歸壑，有一起歸附劉相門下之勢，太皇太后所以不次擢升蘇轍，目的用他輔助呂大防，原欲建起一道權力制衡的堤防，防止劉摯獨攬政柄。

劉安世久在諫垣，又收攬了一批喪家之犬的洛學門人，朱光庭、楊畏、賈易等人做他的羽翼，把持了言路。那個時代的政治結構中，臺諫本是帝王的耳目，假使臺諫官都成了宰相的附庸，為執政所用，則太皇太后豈不孤立於上，耳目盡蔽了嗎？因此，她必須有個公忠體國，忠誠可信如蘇軾者，依以防止權力下移，抵制劉摯輩的野心。

所以蘇軾請辭，愈是說得嘔心剜肺，太皇太后愈是緊緊抓住不放。

蘇軾逗留南部，總不能永遠赼 趄不前，落個抗旨的罪責，遂於五月二十四日別了張方平，繼續晉京。

蘇軾為了表示決心請辭，所以單身赴京；到京之後，仍然保持外官的身分，也不住到蘇轍的官邸—— 東府去。汴京有東府西府八座官邸的建築，是神宗創置給政府執政所居之所 39 。

所以他便寄寓於開封城內第三條甜水巷裡興國寺的浴室院中，院僧慧汶招待他在東堂住下。

蘇軾於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報到，二十九日赴閤門受誥命，但仍繼續上疏，懇請於賀坤成節（七月十六日宣仁太皇太后誕辰）上壽後，仍乞外放。

六月一日供奉官梁迪奉旨宣召再入學士院。四日又奉詔兼侍讀，至六月中旬才搬到西闕角附近的東府，去與蘇轍同住。

蘇軾住在興國寺時，求退不能，心情沉重，無聊中翻閱寺中名人留題的詩卷，也看了自己當年的舊題，引起許多回想，顧念平生，無窮感慨。想到自己第一次到興國寺來住時，還是個年輕的應舉士子，經歷三十餘年的艱危困苦，一事無成，而今仍然還住東堂，當年的住持老僧德香，早已死了，而自己也已是一個急欲歸休的老翁，不禁對這空虛的人生，發出滿含悲憫的一笑，作詩三絕：

半熟黃粱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卻尋三十年前味，未飯鐘時已飯茶 40 。

夢覺還驚屧響廊，故人來炷影前香 41 ；鬢鬚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

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笑，卻卷波瀾入小詩。

九、竹寺題詩案

短別兩年，京朝的局面，已經完全不同。

雖說是呂大防與劉摯分任左右二相，而大防這個老實人，卻聽由劉摯翻雲覆雨，一手擺布。劉安世領袖諫垣，聲威赫赫；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主掌軍事；梁燾為禮部尚書，管領文教，朔派大將，個個位居要津，更可怪的，原是洛學弟子的朱光庭、楊畏、賈易諸人，既失靠山，一起歸附了劉相門牆，劉便利用他們做政治打手。

所以，蘇軾一至宮門報到，賈易立即擢升，當上了侍御史。這是誰都明白的安排，是個鷹出鞲，犬突圍的陣勢，可憐的蘇軾，已經成為目標中的獵物，是無可置疑的情勢。

蘇軾也很警覺，索性揭穿這個陰謀，細數從前他與賈易之間的嫌怨，留京定要遭殃，據此堅乞外放州郡，避免發生糾葛。七月初六所上札子，是這樣說的：

……賈易，（程）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

其後召為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須言臣並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羽，再三論奏，煩凟聖聽。……

蘇軾的結論是：

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睦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

—— 因此，「血懇」太皇太后賜予一郡，以免發生轇轕。「貼黃」 42 說：「與其將來徇眾多黨與的謗議而被出，不如現在用迴避親嫌的理由，便與一郡的好。」這已不啻是自求保全的哀辭，然而，宋朝的傳統，君權至上，太皇太后不信她不能庇護一個蘇軾，依然堅執不放。

自杭州聞命之日就上疏懇辭起，到此蘇軾已經七上封章，兩進札子，請求外放，仍是難回太后心意。

蘇軾來時，特意實地勘察災情，到京之後，就上札子，報告浙西災傷，他說：「浙西諸郡，接連兩年發生天災，而今年的大水，比熙寧年間的水災還要嚴重。……」就他這兩年在浙中實施救災的經驗，只用糶售常平米這一個辦法，就可以使米價不漲，使人民免為流殍，所以請求朝廷令兩浙運使，估計浙西諸郡到明年七月，應糶糧米斛數，在其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劃應付，接續糶賣就可，不需其他濟助。

札上，太后詔准：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

侍御史賈易即與楊畏、安鼎聯銜疏論：

蘇軾所報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

賈易只說「乞行考驗」，朝廷不能駁他：「毋須再查」。幸而詔旨的詞頭降下中書省時，給事中范祖禹以其職權「封還」，錄黃奏曰：

國家根本，仰給東南，而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

此一波折，使蘇軾大為憂急，因為他深知官場的弊風，事情一經行文地方考驗，地方官為推卸責任，為觀望執政當局的風旨，一定掩飾災情，不敢實奏，果然如此，蘇軾枉坐「奏報不實」事小，而浙西億萬生民，流離溝壑，不得救援，如何得了。

臺諫與給事中意見不一，蘇軾急切之間，想起有個朋友可以相助，那是現為御史中丞的趙君錫，以他中丞的地位，有資格講一句話而挽救災區百萬生民。所以立刻派王遹去見君錫，求其一言以助。蘇軾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個交諗朋友，現在已經變了，他要出賣蘇軾，別求進階，使蘇軾幾乎陷入「離間風憲」的大罪。

七月二十八日，蘇軾再上札子，請求迴避賈易，札尾預言：「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等所傾。」

果然不出所料，三、四日後的八月初二，太皇太后已有賈易、趙君錫聯銜的彈章，祕密封交呂、劉二相，要他們兩人先行研商，同時還特別叮嚀：「不得遍示三省官。」

賈、趙這份彈章，兼攻二蘇，大部分的內容，盡是多人說過的那套陳腔濫調，重師舒亶、李定故技，新作料只有所舉竹寺題詩一節，誣陷蘇軾聞先帝之喪而心喜，實犯悖逆大罪。

指劾蘇轍者，說他為中書舍人日，洩密命於呂陶；薦王鞏為不當，張耒不俟朝參，先許供職，所責雖皆細事，但給他戴上一頂大帽子，曰：「蘇轍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

劾蘇軾的主要罪狀，則為書於揚州上方竹西寺的那首小詩。被檢舉的原詩是：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賈狀說：先帝崩逝，人臣泣血號慕，蘇軾卻作詩自慶。原題山寺兩句在前，此生兩句在後，已經播於四方，後來蹟不自安，才另增別詩兩首，顛倒先後兩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掉換詩板，欲自掩飾，其為悖逆，「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

又指軾撰呂大防左僕射麻制，用了一句：「民亦勞止，庶幾康靖之期。」認為是將熙寧、元豐間的治道，此作周厲王時代的民勞板蕩，「聞者股慄」。

另又拉扯一大堆廢話做陪襯，說他差免役問題上的反覆變亂，在杭州決配顏章兄弟為橫暴立威，說他浮報災情，虛言水利；說他西湖築堤，科借居民什器，虐使捍江廂卒，只為自己遊觀之樂，然後結論曰：「軾之為人，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眾，以自異為不群，趨近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其學本於戰國縱橫之術，真傾危之士也。」

八月初三日，輔臣奏事延和殿，依次論及臺諫交章，論及蘇軾題詩竹寺一案時，蘇轍即先代奏：

臣兄乙丑年（元豐八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門外道傍，見數十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進好個少年官家，兄見有此言，心中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為大惡，兼日月相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

蘇轍奏罷，表示不敢參與討論，遂先下殿。

竹寺題詩，倒是一個新鮮材料，而且這罪名若是成立，是可以殺頭的「大逆不道」。不過小人作偽技術，非常拙劣，既謂軾詩已經播在四方，又說題尾日月是後所抽換，如朝廷根究，要見佐證，其言立敗。事後，葉夢得遊山光寺，還親見該詩的「當時誌刻」，葉夢得《避暑錄話》有一條說：

子瞻山先寺詩……，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誌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都）回陽羨時也。奉諱在南京（都），事不相及，尚何疑乎！

此案未了，賈易接連又上一章，根據御史中丞趙君錫言，蘇軾曾派秦觀、王遹往說君錫，誣指蘇軾「交通言語，離間風憲」。

這件事，確是蘇軾的冒昧行動，貽人口實。

賈易彈章，引趙君錫的話說：

昨日（七月二十七日）旁晚，從（御史）臺回家，秦觀來見，謝我薦他為祕書省正字。又說：賈御史的章奏（即言不可以秦觀汙辱文館）中說：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在傾陷中丞，中丞應該趕快補進一狀，其事可解。君錫認為蘇軾仗勢頤指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自相攻擊，陰險已極。

君錫說：他之舉薦秦觀，是因為秦的文學好，現才知道此人品行浮薄，所以要撤回前薦。

趙君錫說：同一天的晚上，蘇軾又派他的親戚王遹來見，說兩件事：

一、秦觀為公所薦，今反如此，要加注意。

二、兩浙災傷如此，賈易楊畏卻說傳言過當，要朝廷察其虛實。朝廷已從其奏，而給事、兩諫官以為當聽其賑卹，不能先下覈實之旨來阻礙賑濟。—— 臺諫的議論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為一言。

於是，賈易述趙的結論為：「君錫乃以為（秦）觀與（王）遹挾軾之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云姦惡。」

秦觀和王遹分別往見趙君錫，傳蘇軾的話，確有其事，蘇轍曾奏：

「昨見趙君錫章，言臣兄軾交通言語事，晚間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宋朝的制度，政務官不得與臺諫往來，蘇軾謂所傳言，是這樣的：一是希望薦主維護秦觀；二是賑濟浙西災傷案，臺諫與給事中持論不一，希望御史中丞的趙君錫說一句話，以救兩浙的災民，絕無離間風憲之意。

秦觀得除祕書省正字官，係王鞏託由趙君錫認薦，而賈易反對說「不可令秦觀汙辱文館」。秦觀為了此事，要赴訴恩門，求救於舉主，原是常理，蘇軾不過順便帶了一句話：「秦觀已被賈易言了，宜為朝廷珍惜人才。」

令王遹傳語君錫，所說是：「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此言與七月二十八日所上乞迴避賈易札子中所說的完全一樣，但是忽於行跡，就被趙君錫冠上「交通語言，離間風憲」的罪名，賣與賈易。

人情詭詐，宦海尤甚，天真的蘇軾萬萬沒有想到趙君錫會是出賣他的反覆小人。其實，官場中只有利害，本無友誼。當蘇軾外放杭州的時候，趙君錫時任給事中，眼見太后對蘇軾恩禮特別厚重，猜測不久將有還京大拜的可能，所以上章請求太后留軾在朝，他那時是這樣兩面討好的人：

蘇軾之文章，追攀六經，蹈籍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請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為利溥矣。

其計果然得售，同年九月，蘇軾出使遼國，君錫就當上了副使，從此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官位升到吏部侍郎、御史中丞，但他並未饜足。

蘇軾自杭還朝，二人相遇於殿前，蘇軾述當時的情形道：

臣與君錫，初無疑問。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

其實所謂「從來傾心」者，二蘇都上了「阿諛」的當。現在時移勢易，趙君錫覺得大蘇已無利用價值，而小蘇不去，適成自己前程的障礙，所以他要勾結賈易，即所以為投靠劉相門牆鋪路。

趙君錫接替蘇轍的遺缺，從吏部侍郎升上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例是執政大臣的後補者，趙君錫得隴望蜀，他現在所覬覦的是蘇轍現職尚書右丞這個地位。

蘇軾應召還京，口口聲聲要避親嫌求去，他是不會當政的了，用不著再趨奉他。蘇轍被劉摯所憎惡，賈易正以全力攻兩蘇，他便供給秦觀、王遹兩訪的資料，合力圍剿，第一目標，雖是大蘇，而彈章的字裡行間，卻暗示身居執政的蘇轍，有洩漏朝廷機密之罪。去掉蘇轍，則御史中丞之進為尚書右丞，水到渠成，穩穩到手的了。

小人唯利是圖，利之所在，六親可以不認，何況朋友。

趙君錫一石二鳥，果如定計。蘇轍有奏自咎：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實緣臣退朝多與兄因語次遂及朝政，臣非久當亦引咎請外。

君錫的期望，就是這樣。

八月初四，蘇轍已遞辯狀，部分執政們在延和殿太后簾前進言：

「詳細研究賈易的疏狀，前後矛盾。賈易為王安禮所賞識，薦應十科之選。現在那些失職在外的人，都在江淮一帶，無不與今日執政為仇，今日這個疏狀，不但動搖朝政，暗中則在發洩失職大眾的怨憤，伏望聖慈詳察。」

執政奏事畢，太皇太后憤然降諭曰：

「賈易排擊人太深刻，須與責降。」

當時，呂、劉二相的「調停」主張，雖因迫於眾論，暫被壓制，但在野政客們興風作浪的壓力，並未減輕。大防認為如留蘇軾在京，更加不得平靖，所以，他接著奏道：「不如併蘇軾兩罷為便。」

太皇太后不得不准此奏，遂憤然諭曰：「賈易責降不能太優。」—— 老太后的憤怒，如聞其聲，如見其色。

右相劉摯接口道：「兩罷甚為公平，且可以息事，容後進入文字。」奏罷，遂退。

以上簾前面對，只有呂、劉二相獨留，他人不得聞見，但趙君錫當日便知道了兩罷的消息，即日連上兩章，一是救賈易，曰：「易有何罪？」二則曰：「蔡確無禮於太后，與蘇軾無禮於先帝，其罪一也。」—— 小人為惡務澈，非要陷蘇軾於惡逆重謫之罪，不肯罷手。

翌日（八月初五）詔定：

翰林學士承旨侍讀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侍御史賈易以本官知廬州，後改宣州。

宰執原擬以南部留臺安置蘇軾，然而這時候，王鞏自被攻罷宿州，仍任管勾太平觀，住在南都，蘇軾認為有所不便，便去向呂大防說：

「諸公欲以南都處之，固甚幸，然定國在彼，恐與之友善，必與公家難為。」

因此，改知潁州。

—— 政治迫害的力量，使原是一個豪邁不羈的性情中人，變得膽小如鼷。

關於趙君錫，太后降諭：

「君錫莫須罷中丞？所言軾事，怎生行得？此與蔡確事全別，蔡確自以姦邪為惡，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遠為朝廷大患，故貶之。作詩亦是小事。」

劉摯對曰：

「君錫舊為吏部侍郎，欲令還舊官。」

太后諭曰：「還他舊官甚好。」趙君錫欲升反降，弄巧成拙。

「軾詩亦須取一文狀。」呂大防說。這是老官僚的手段，有一件認可的解釋文字，省得以後再起波瀾。

太后說：「莫不消？」

劉摯對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蘇軾分析因依。」

太后同意了。

於是，蘇軾於初八日上〈辯題詩札子〉。指明三月初六在南都聞遺詔，至五月初，始在揚州竹西寺題詩，時間相距兩個月。因為「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故詩曰：「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故詩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解釋完了，蘇軾始憤然結曰：「君錫等輒敢挾詞誣罔，加以惡逆之罪，乞正國法。」

這場風波，以兩罷來作解決，正是元祐朝一貫的作風。司馬光逝世後，職業官僚當位，一切以鞏固利祿為先，以同光和塵為手段，再也沒有政治原則。官僚不敢得罪任何人，除非你站的地位，擋了他的前途，才和你拚。垂簾聽政的宣仁太后，像天下所有上了年紀的老太太一樣，凡事但求平靜，碰上爭執，不問是非，一味平撫，她只要保全祖宗的基業，太平無事，只等皇帝長大，便可以還政。因為如此，所以元祐之世，賢姦雜進，一切都不是司馬當年的理想了。

不過，太后對於蘇軾，維護周至，仍以求避親嫌的理由，除授為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誥詞中且有「不為朕留」的話，所以蘇軾作進上謝表有「……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辭，有不為朕留之語，殊施難報，危涕自零。」主恩深厚，在「不為朕留」四字中，表露無遺。

蘇轍繼以「緣臣忝冒，致之外徙，私意有所未順。」上狀請求與兄同出，不許，留任尚書右丞。

當茲擾攘初定，蘇軾寫信給王鞏說：

自公去後，事尤可駭，平生親友言語往還之間，動成坑穽，極紛紜也，不復形於紙筆，進旬日，自聞之矣。得潁藏拙，餘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鉗口矣。

續又一書云：

上狀知已達。風俗惡甚，朋舊反眼，不可復測。某所被謗，仁聖在上，不明而明，但憐彼二子者，遂與舒亶、李定同傳也。

此是蘇軾對於這場風波的感慨，所遺憾者，只是他所尊重的朋友之道，如今已經蕩滅無存，至如賈易之流，本來只是政治打手，除了憐憫之外，沒有什麼好說的。

十、東府感舊

蘇軾出知潁州，太后恩禮不衰，詔賜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臨到要作謝表，使他想起兒時的一段故事—— 上了年紀的人，歡喜回憶舊事，蘇軾也不例外。

當他還只十幾歲時，父親在唸歐陽修的〈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並馬表〉，一旁聽得非常出神，老蘇就叫他傚作一篇，其中有兩句是：「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很高興的稱讚道：「你這孩子，留這兩句將來可以自用。」現在他已五十六歲，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軍州事，謝表上正好用得上去，只要略加頭尾。如言：

……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嬴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蘇軾這次再度還朝，在京時間，雖然不滿三個月，卻使他看清楚了現在的朝局和劉摯這班政客的面目。這汴京，已被這幫有辦法的時世兒大力霸占了，正如這條馳道，車走雷鳴，風馳轂擊，一片噪音，都是他們馳騁，再也容不得外來的人了。即使你本來無意逗留於此，即使你鉗口結舌，沒有說過一句話，也逃不過無端的風雨。

蘇軾之所以有這個譬喻，因為寄寓蘇轍的東府，確在西闕角相近的馳道之旁，夜中屢被車聲騷擾，不能安睡，就又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懷遠驛的舊夢來了。時光過得真快，一晃三十年，當時兄弟同下誓言，做幾年官，稍為積點衣食之資，便該及早求退，回鄉去重尋風雨對床之樂。蘇軾認為自己現在還有希望就從潁州溯江回鄉，重嚐家鄉名產的石蜜與柿霜，但是蘇轍地位不同，執政官不能輕言求去，不知何時可了。—— 想到這裡，這一生憂患勞瘁，五十六歲的老人，不禁有無邊寂寞之感。作〈感舊詩（並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嘗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淒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紀其事。元祐六年，于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床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嗚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筮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

扣門呼阿同（轍一字同叔），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柿霜。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雖然明知蘇轍位居執政，不能隨便抽身與他同歸，但自個兒心裡，總還痴望，明年此日，可以相將還鄉，像兩隻鷗鳥沒入煙波浩淼的大海裡一樣，不再被人記憶。題〈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詩，寫出他這一份期待的心理：

此境眼前聊妄想，幾人林下是真休；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萬斛舟。

看畫題詩雙鶴鬢，歸田送老一羊裘，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滄波沒兩鷗。

蘇軾既出，同時，他的長子蘇邁得授河間令，也要走了，現在只剩蘇轍一人在京，繼續留任尚書右丞。劉摯及其打手們，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的心腹楊畏，那個世稱楊三變，向與邢恕狼狽為奸的現任殿中侍御史，便會合諫官鄭雍、安鼎全力向蘇轍進攻了。

無奈蘇轍謹言慎行，抓不著他的短處，說來說去只是舉薦王鞏除知宿州為不當這一節舊話而已。

政壇裡的打手，打人成了習慣，不論何時，都須有個攻擊的目標，倘若沒有敵人可打，就打自己的同夥，他們沒有是非，沒有道義，凡是擋在路前面的都是障礙，都是攻擊的靶子。玩火的劉摯，不幸終於得了引火焚身的報應。

問題出在邢恕謫官永州時，曾經寫信給劉摯，摯復書中，有「第往以俟休復」這樣一句話。有個叫茹東濟的人，將這封信抄了下來，被楊畏、鄭雍二人弄到手，便加箋注道：「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他們又攻擊劉摯的兒子斯立與章惇諸子（章致平等）往來甚熟，劉摯也常接近他們，指為「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冀後福。」

此不啻直接誣言太后有意改立她的親子，如京外的謠言一樣，太皇太后非常生氣，當面詰責劉摯道：

「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

這句話非常沉重，語意雙關，罵章惇亦所以罵劉摯。劉摯惶懼上章自辯，幾個執政同僚也替他說了話，然而，太后說：

「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

於是，權傾一時的尚書右僕射劉摯便罷相了，出知鄆州，時在同年十一月間，距蘇軾離京，不過兩個月，正應了〈書破琴詩後〉的話：「逆旅浮雲自不知。」

〈東坡行跡圖〉

蘇軾墨跡之五〈李太白仙詩〉

蘇軾墨跡之六〈南軒夢語〉

註釋

01 　張端義，《貴耳集》。

02 　詩自注：「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謂之詩帳。」

03 　周煇，《清波雜誌》。

04 　葉夢得，《避暑錄話》亦詳記此事，蓋夢得為葉溫史之侄孫，得聞於其叔祖，所述殊不正確，如詆蘇軾為「自私其州」。其實潤州亦浙西路所轄屬，何私之有。

05 　《本集》，元祐五年五月〈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06 　《東坡志林》。

07 　何薳，《春渚紀聞》。

08 　同注7 。又周煇《清波別志》所記，事同而略簡，其結語曰：「倘遇俗吏苛刻，必斷治偽冒，沒入其物，還有此氣象乎！」人治國家，重教化而輕刑罰，宋朝更是一個特別尊重士人的時代，蘇軾此舉，不能用現代的眼光來批評他的。

09 　蘇軾於熙寧四年辛亥（一○七一）六月簽判杭州，至元祐五年庚午（一○九○），恰為二十週年。

10 　周煇，《清波別志》。

11 　《本集》，〈聖散子前後敘〉。

12 　《本集》，〈錢塘六井記〉。

13 　《本集》，〈乞子珪師號狀〉。

14 　周密，《武林舊事》。

15 　梁．沙門慧皎，《高僧傳》：「唐李泌讀書衡嶽寺，察懶殘所為非凡人，聆其中夜梵唱，響徹山林，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取芋以㗖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後拜而退。」

16 　本集，〈次韻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自注：龍井水洗病眼有效）及〈次韻袁公濟謝芎椒〉詩。

17 　何薳，《春渚紀聞》。

18 　周煇，《清波雜志》：「春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曆數紙，蓋坡為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曆，當晚勾銷。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

19 　費袞，《梁谿漫志》。

20 　施德操，《北窗炙輠錄》。

21 　王明清，《揮塵後錄》：望湖樓一名看經樓，乾德五年忠懿王錢氏建，去錢塘門一里許。《臨安志》：竹閣在孤山。吳自牧，《夢梁錄記》：杭州夜市，亦言「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鼓鐘鳴，早起者又開店矣。」所言與記相符。

22 　潘永因，《宋稗類鈔》。

23 　方勺，《泊宅編》。又瞿佑，《歸田詩話》。

24 　朱彧，《萍洲可談》。

25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

26 　明．周必大，《周益公詩話》。

27 　趙令畤，《侯鯖錄》。

28 　《本集》，〈安州老人食蜜歌〉詩注。

29 　陸游，《老學庵筆記》。

30 　《本集》，書簡。

31 　引自，《咸淳臨安志》。

32 　阮閱，《詩話總龜》。

33 　道原，《傳燈錄》。風穴延沼禪師有盧陂長老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延沼禪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底沙。」

34 　《本集》，〈奏開石門河狀〉：「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而詩題則為：「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秉道為杭人張弼字，張弼亦即詩中所說的：「髯張乃我結襪生，詩酒淋漓出狂怪。」者，璹字全翁，二張絕非一人。也許兩張都是同行的人，張璹原為兩浙轉運判官，此事與他前任職務有關，所以可在官文書的奏狀中列名，張弼只是臨行的詩友，官守不及，所以不見狀文，然而何以詩題又遺漏張全翁呢，殊不可解。

35 　何薳，《春渚紀聞》。紀聞載工程計畫內有二案，除龍山一案（即奏狀所陳之計畫）外，尚有一條自富陽新橋港經餘杭至郡北關江漲橋一節，因無確切根據，於正文中刪去。

36 　單鍔：常州宜興人（一○三二—一一一○）。嘉祐進士，不樂仕進，獨留心於吳中水利，嘗乘船往來蘇、常、湖州，勘查水利，積三十年而著《吳中水利書》。

37 　王鞏，《隨手雜錄》。

38 　蘇轍，《欒城集》。

39 　樞密院與中書省對峙文武二柄，號為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依僦屋而居，元豐初始置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東府與西闕門相近，西府正值右掖門。」

40 　唐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飯。僧厭之，飯後始擊鐘，播至齋堂已空矣。後二十年，播出領是邦，見曩所題字，已碧紗籠護矣，乃題二絕，一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東坡頗厭薄其人，此即反其事為言，對當年興國寺主持僧德香，誌其感激之情。

41 　禮該院故主持僧德香遺像。

42 　貼黃：宋奏狀，札子用白紙，意有未盡，用黃紙，書寫貼於上之謂。

第十一章　潁州．揚州．定州

一、潁水之魚

蘇軾於元祐六年（一○九一）八月二十二日到潁州（今安徽阜陽）任。

四十三年前的皇祐元年（一○四九），歐陽修曾知是州，現在是白頭門生，接踵而至，所以到任謝上表裡很興奮的說：

……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

歐陽文忠於熙寧四年（一○七一）六月以太子少師致仕，歡喜潁州這個地方的風土，他就居家於此，明年閏七月就逝世了。他的遺孀薛太夫人於元祐四年病逝，歐陽一家都在潁州守喪，尚未終制。蘇軾蒞任數日，即往會老堂拜祭文忠夫人的靈堂，祭文中也說：

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潁州和杭州一樣有個西湖，十里長，兩里闊，因湖址位於州西二里之地，所以亦稱西湖，湖邊林木翳茂，水色清明，算是此地一大勝蹟。蘇軾到任之初，有一潁州人告他道：「內翰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足見該地政務清閒，蘇軾大為快慰，秦少章因作一絕曰：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身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

蘇軾初遊西湖，聽湖上歌手在唱一闋木蘭花令詞 01 ，分明還是歐陽修的遺作，時間已經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不僅歐陽早已做了古人，這地方，連親炙過文忠笑貌的人，也幾乎沒有了。唯有這老門生，面對寂寞的湖光，將那人生朝露的悲哀，步韻譜成同調的小令：

霜餘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潁咽。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

草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子同是識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

當時，西湖夏後秋涸，東池水淺，湖魚在淺水裡窘迫跳躍，非常痛苦，蘇軾接受同僚的建議，招了網魚師來，將困在東池的魚，遷到水深的西池去。

蘇軾在湖邊會客飲酒，看網師遷魚，心裡有很多感慨。人有遼闊的天地可養，何苦再被困在這個狹窄的政治天地裡，爭相殺戮，必須如網中活蹦亂跳的湖魚，掙扎著，掙扎著，早日脫網，回歸江海，還我自由。蘇軾這一晚被酒夜歸，睡在床上，心潮起落，一夜無眠。

失眠的心事，化成一首小詩，如言：

……但愁數罟傷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

……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潁州地平無山，只有一條貫穿州城的潁水，西入於准，蘇軾常去泛舟，詩言：「我性喜臨水，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痴；使君實不痴，流水有令姿。……」

當地有個傳說：「世亂潁水濁，世治潁水清。」這時候，河水清澄如鏡，蘇軾為排遣心底的徬徨，每次湖上泛舟，都歡喜倚在船舷上，欣賞水中自己的面影。風吹水動，他的面影隨著水面波紋，發生種種變化，看得他入了神，喃喃自言：「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鬚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蘇軾一離開汴京，肩上抖落一身塵汙，馬上情緒輕鬆，甦醒了詩人的性靈，今日面對「顛倒眩小兒」的河中幻影，他心境平和，也就樂於與水相嬉起來。

潁州政務清簡，而重要的僚友，又多舊識，蘇軾自詡「賓客之美」，不減歐陽當年，因此，他在這段短時間裡，個人生活，非常恬適、愉快。

最重要的人物，首先要數地位僅次於知州的通判，恰是蘇軾在杭州時的舊識，趙令畤，字景貺，宗室燕王德始的玄孫，其時正以承議郎為潁州的簽書判官。蘇軾非常欣賞他的幹練和才華，「吏事通敏，志節端亮」。為他作〈秋陽賦〉、〈洞庭春色賦〉；替他改字「景貺」為「德麟」，並作「趙德麟字說。」後來又兩次狀奏朝廷（〈薦宗室令畤狀〉），特別推薦，認為政府應該打破「理國治民不及宗子」的老規矩，使宗室中的人才，也有平等的機會出頭，使他終於得除光祿丞。蘇軾歡喜替朋輩改名字，前有曇潛之改參寥，李豸之改李廌，後有景貺之改德麟。雖說是他的癖好，但也只限於他所非常欣賞的朋友。

現任潁州州學教授的是陳師道，元祐初，由於蘇軾的推薦，以布衣出任徐州教授，後除太學博士，來京為蘇門中人，與共遊宴論學，不料被言官們摭拾了他在徐州任內，私自越境謁蘇於南都的差錯，改降潁州教授，恰恰成全他們此時重聚一堂的愉悅。

歐陽家的兩位公子，此時也還在家守制。

歐陽修有四個兒子，長子發，字伯和，進士，官至少府中丞；次子奕，字仲純，此時皆已去世。現在潁州守薛太夫人喪的是三子斐（叔弼）、和四子辯（季默）。

叔弼中過乙科，只因文忠年邁，在家侍父。元祐初，曾膺實錄院檢討的任命，卻被劉安世劾為諂佞淺薄，追改集賢校理，宦途甚不得意；季默官止承議郎。兄弟都是硜硜自守的大家子弟，叔弼且是蘇軾的親家，蘇迨的岳丈。

潁州少有山林名勝可玩，公餘暇日，只能詩酒為娛。蘇軾這一時期，政事清閒，心情平靜，既自下了決心，明年一定求去，心理上有了這個退步，就覺得渾身舒坦。經常邀客飲酒，作詩不倦。周益公（必大）題跋（〈跋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詩〉）說：「……集中自放魚長韻以下，凡六十餘詩，歷考東坡所至歲月，唯潁為少，而留詩反多。」即是此故。

殺風景的是陳師道持律不飲，兩歐陽又不肯作詩，蘇軾是個歡喜熱鬧，樂與人同的人，禁不住這份寂寞，變出許多花樣來，勸師道開酒戒，催二歐陽作詩。

到潁不久的十月間，蘇軾臂痛舊病復發，索性向朝廷告了假，在家偷懶。病中作三絕句，覺得眼前的清閒歡適，也和致仕還鄉一樣，心裡非常滿足，如言：

公退清閒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縈簾一炷香。

其實這時候，蘇軾也並非完全沒有煩惱。他煩惱的是潁州的公使庫錢太少，同是一州，要比杭州少三分之一光景，使他「到潁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無法接待朋友，所幸的是不論你齋廚如何索然，供餽如何寒傖，要來的好朋友還是會來的，九月初，接到劉季孫從杭州寄詩來：

倦壓鼇頭請左魚，笑尋潁尾為西湖，二三賢守去非遠，六一清風今不孤。

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聚星堂上誰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壺。

不久，季孫因蘇軾的推薦，得換文官資歷，除知隰州，他便有機會到潁州來訪蘇了。

一聽說劉景文來了，蘇軾欣喜欲狂。不但是詩酒好友到了，恍如杭州的西湖也藏在他的袖筩裡給帶來了，作〈喜劉景文至〉詩，充分表現這老人不甘寂寞，熱愛朋友的性格，以及他和杭州的感情：

天明小兒更傳呼，髯劉已到城南隅；尺書真是髯手跡，起坐熨眼知有無。

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

江淮旱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鬢鬚，相看握手兩無事，千里一笑毋乃迂。

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過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

新堤舊井各無恙，參寥六一豈念吾 02 ？別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

蘇軾如此耽於賓朋詩酒之樂，使體貼他的王夫人也幾乎變了詩人。剛過了年，正月十五夜，聚星堂前，梅花盛開，月色鮮明，王夫人看他獨坐無聊，便說：

「春月勝於秋月，秋月令人有悽慘的感覺，春月卻令人和悅。何不召趙德麟這些人來，飲酒花下？」

蘇軾大喜，卻道：

「我不知道你也能作詩，這真是詩家說的話哩！」

於是，邀了趙令畤來，飲酒花下 03 。

蘇軾就用王夫人的語意，作〈減字木蘭花詞〉：

春庭月午，搖蕩香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輕煙薄霧，總是少年行樂處，不是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元祐六年（一○九一）十二月，張方平在南都病逝，享壽八十五歲。初八日訃告到潁，突然打破了蘇軾生活的寧靜。即日在薦褔禪院舉哀奠祭，與僚友商議，用唐人服座主喪、緦麻三月之禮成服。 04

張方平識拔蘇氏兄弟最早，那時候，他們還只是生長於西南偏鄙之地的眉州少年，依靠方平的推介才得受知於歐陽修，得歐陽的揄揚，才被中朝其他大老所注意。這種知遇和識拔的恩感，蘇氏兄弟，刻骨銘心，無時或忘。但看張方平退休後，隱居南都的十五年間，蘇軾只要一有機會，必往樂全堂謁候這位寂寞而又多病的老人，前後去過六次，得相晤言者五回，最後一次是今年五月間赴京途中，繞道相見，方平自知不久人世，臨別時有後會難期的感愴。蘇軾〈祭張太保文〉說：「……我晚聞道，困於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囷，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原來這次就是他們的永訣。

三日後，再祭，蘇軾書方平別子由詩，留存薦褔禪院，以誌永念。方平寫這詩，時當蘇軾甫脫臺獄，譴謫黃州之初，而蘇轍被貶筠州監酒，遄程往謁方平，臨別所贈，字字皆為患難中所見的真情。蘇軾回念平生，獨記此詩，是有他非常深沉的感念的。張安道原詩云：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嘆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待何人。

軾題後曰：

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為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纊，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錄此詩留院中 05 。

翌年八月，蘇軾在揚州，撰張方平墓誌銘，方平的兒子張恕，是個渾人，希望將他父親一生事蹟，統統寫進去，越長越好。張方平是國之元老，許多事蹟必與政治上的人事有關，豈能全部「實錄」。蘇軾不理他的要求，文成，才七千餘字，蘇軾鄭重地設位祭告後，才交張恕上石。

二、潁揚之治

潁州的政事雖說清閒，但也並非完全無需作為，蘇軾在任，不過短短半年，可也著實做了幾件大事。

當時，開封各縣常鬧水患，官吏不究本末，將原有坡塘鑿破，決水於惠民河，惠民河漲了，使陳州也鬧大水，這樣一路推下來，最後又計畫要開鑿鄧艾（八丈）溝與潁河，鑿黃堆注水於淮，認為這樣可以疏導積水，消滅水患，其實這是「以鄰為壑」的辦法。幸而尚書省行文各有關地方勘會，蘇軾通曉水學，適至其任，馬上派人用水平實地測量，查得淮河的漲水線，高於新溝幾一丈，使鑿破黃堆，注水於淮，則低於淮河的潁州各縣，盡成魚鼈之鄉了。

而且，與八丈溝相關連的萬壽、汝陰、潁上三縣，舊有坡塘，久已化為民田，或由政府永租與佃戶使用，為時都在五、六十年以上，幾與自產無異，假如一旦強制收回，則那三縣的農民失業者必眾，人情騷動，為害不小。

蘇軾以〈論八丈溝利害、不可開狀〉申復尚書省，打消了這個為害地方的計畫。

潁州農田收成，經常不好，這年又苦乾旱，蘇軾雖也遣官向張龍公廟祈雨，但認為根本的工作是應該辦好水利工程，為此奏請朝廷將原來派修黃河的夫役，留一萬人開掘轄境內的溝洫，順便構築清河三閘，通焦陂水，浚治西湖—— 經詔許施行，直到他離任以後，才次第完成。

這年秋天，與潁州相鄰的廬州、濠州、壽州都大鬧饑荒，老百姓吃樹皮草根為活，盜賊蜂起。逃荒的難民，扶老挈幼，絡繹於途，萬一北來，潁州首當其衝。蘇軾說：「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群起，必然之勢也。」撫輯難民，政府必須先有準備，所以，他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論淮南盜賊，乞賜度牒，糴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他打算賣了度牒，購儲小麥、粟米、菉豆、豌豆四色，封樁斛斗，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賑濟。

這時候，臘月嚴寒，久雪不霽，蘇軾與通判趙令畤登女郎臺遠眺，只見白茫茫一片銀色世界。晚上耽念著，如此冰封雪凍的日子，那些無衣無食的飢民，怎麼得了，兀是睡不著覺，心想先撥出百餘石食糧來，做炊餅救濟他們。將這主意和王夫人商量時，夫人說：

「你從前曾聽傅欽之（堯俞）說過：趙簽判在陳州時，辦賑濟有功，何不與他商量辦法？」

天還未亮，蘇軾便派人折柬相邀。令畤到後，便說：

「這問題，我心裡早已有了腹案。目前小民的困乏，不過是糧食和燃料兩項，義倉有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貧民。作院有酒炭數萬稱，酒務有柴數十萬稱，可以照原價出賣。貧民得此兩項，困難就解決了。」

蘇軾大喜道：「吾事濟矣！」立刻草放積穀賑濟奏，一面便叫趙令畤去辦 06 。教授陳師道臥病在床，聽到這事，非常感動，寄了詩來，題名〈雪中〉：

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漫山塞壑疑無地，投隙穿帷巧致身。

暎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臥不緣貧，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

蘇軾和作，但說：「忍寒吟詠君堪笑，得暖讙呼我未貧。」充滿了民胞物與的熱情。

災荒是盜賊的溫床，百姓的飢寒固然需要救濟，而盜賊的緝捕，確保治安，更其不容疏忽。

本州舊有管三、陳欽、尹遇等一幫劇盜，打家劫舍，為民大害，雖經前任剿滅大半，但頭目尹遇始終在逃，依然結夥為盜，自稱大王，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凶悍無比。

蘇軾訪聞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幹才，忠勇負責，就將此事責成於他，對他說道：

「君能擒此賊，當向朝廷力言，給予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

直方惶恐受命，他有老母，已經九十歲了，母子泣別而行。

直方先在就近處緝獲尹遇的黨羽，偵得尹遇已經遠逃到壽州霍邱縣的成家寨去了。他就親率弓手追緝，化裝為販牛小客，到尹遇匿處掩捕。尹遇持械抵抗，直方親手將他刺倒，遂一舉成擒。

蘇軾認為直方儒者，卻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應該給予獎勵。但是宋朝的法律，官員躬親獲盜，須在半數以上，才合恩例，它是只論人數，不講首從的，所以官吏捕盜者少，而大盜漏網者特多。蘇軾沒有辦法變更法律，無以酬直方。

直到自己積資應該遷升朝散郎一官時，他便請求朝廷將此一恩例，移給直方充賞，「亦使臣今後使人，不為空言。」不料仍為吏部所格。人謂蘇軾不欲參加磨勘，是他不在乎爵祿的高處，其實他只是對李直方負責實現他的諾言而已。

匆匆過了新春，元祐七年二月，朝廷告下，調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晏知正來代。

蘇軾決心俟機求退，不料還有這次調職的新命。不過心想到揚州去轉一轉也好，希望從揚州一直回家鄉去，等候子由回來。就這樣獨自作著非常樸素的還鄉之夢：

今年吾當詣廣陵（揚州），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東坡志林》）

但是，每一想到獨在朝中孤軍奮鬥的老弟，心裡總有說不出的迷惘，寄一闋〈滿江紅〉詞（懷子由）給他，重堅舊約：

清潁東流，愁來送征鴻去翮；情亂處，青山白浪，萬重千疊。孤負當年林下語，對床夜雨聽蕭瑟。恨此生長向別離中，彫華髮。

一樽酒，黃河側；無限事，從頭說。相看怳如昨，許多年月。衣上舊痕餘苦淚，眉間喜氣占黃色，便與君池上覓殘春，花如雪。

然而，蘇轍在熱烘烘的政場中，並不那樣想。距今三個月前，他們兄弟倆的第一號政敵劉摯已經罷官離京，那些臺諫官們失掉靠山，也不會再想掀風作浪了。此時倒真希望蘇軾能回到朝中來，一同發展他們的政治抱負，上報太皇太后的恩寵，盡一分從政士人應盡的責任。

因此特派專差送信到潁州來，約請蘇軾趁此交接之間，先往京城一行，見過太后，再赴新任。蘇轍的用意，非常明顯，因為依照宋朝定制，大臣移守，例可奏請過闕上殿，本意固如現代的回京述職，但過闕上殿的大臣，十九會被留京供職，得除二府六卿不等。

殊不知蘇軾不但無意於此，對於汴梁這紫陌紅塵，避之唯恐不及。他立即決定，取道下淮，逕赴揚州。給范祖禹信說：

到潁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踧踖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如何？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迂，而老病務省事，且自潁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三月初三，蘇軾已經離開潁州，到了安徽的懷遠縣，與迨、過二子遊了塗山和荊山。過濠州、壽川和楚泗之間，沿途屏去吏卒，親自深入村落，訪民疾苦。當時新麥初熟，政府催收人民的積欠，十分緊迫，農民還不出錢的，寧願流走道途，不敢歸鄉，一路上看見很多很多這樣的遊民，蘇軾不禁感嘆道：「苛政猛於虎這句話，向來不敢太相信，現在親眼見到的事實，則是水旱之災，殺人百倍於虎；而民畏催欠，又更甚於水旱災荒！」

十二日到泗州，因為淮東淮西，連年鬧旱荒，禱於大聖普照王靈塔，求雨。

途中，得晁補之以詩來迎。

晁旡咎是蘇門四學士中受知於蘇軾最晚的一人，元祐初，在京為祕閣校理，現正通判揚州，得到老師移守本州的消息，只因限於職守，不能出境往迎，所以呈詩為代。他已聽到了老師在泗州維舟禱雨的事，所以說：「麥如櫛髮稻立錐，使君憂民如己飢。」又說：「世上讒夫亂紅紫，天教仁政滿東南。」蘇軾讀了，不禁拂髯大笑，心中充溢著快慰的感情，次韻詩說：「每到平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思我！」

三月十六日，到揚州任。大家料想不到這詩人太守辦的第一件公事，竟是停正舉行正在轟轟烈烈籌備中的萬花會。

當時，洛陽牡丹，揚州芍藥，名冠天下，每年春，洛陽舉行花會，萬人空巷的賞花作樂，這風氣傳到東南來，揚州也跟著以芍藥為主，作萬花會，一次用花十餘萬枝，既使花圃凋殘，而胥吏緣此為姦，借這名義剝削老百姓，蘇軾說：「以一笑樂，為窮民之害。」不該再辦，毅然禁止，雖然他心裡也知道這是大殺風景的事情 07 。

蘇軾沿途訪見地方官吏催繳民欠的凶暴，與農民多年災歉之後，無力歸償，流離道路的悲慘，心裡一直不平。這件事情，他在杭州時，朝廷曾因災殄詔求直言，他即應詔論列四事，其中即有寬免民欠一項，不料事為執政所格，初則諉稱未見此狀，經蘇軾別錄再奏，朝廷准賜緡錢百萬，糴米備賑，而發運使王覿又堅稱米貴不糴，致使次年水災，無糧可救。寬免民欠一頃，也未曾實施。

這次親歷潁州、揚州，雖然麻麥如雲，收成很好，但是淮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了，一歲之熟，不過是百死小民的一線生機而已，並無能力歸還陳年積欠，而監司高呼催收，「胥徒在門，枷棒在身。」人戶求死不得，紛紛逃亡，盡成流民。這舊欠中十之六、七，早經朝廷恩赦了，而官吏刻薄，照樣催收，皆因可以從中漁利之故；國家收益無多，而老百姓卻被逼得走投無路。因此，他上奏朝廷，乞降內詔「權住催理」，仍下諸路安撫鈐轄司們，類推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痏。

這奏狀，迅速得到朝廷明詔，「淮南東西兩路諸逋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權住催理一年。」正是聽從蘇軾的請求而發。揚州得此訊時，蘇軾時作〈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因此，有：「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的詩句，即係詠此。

蘇軾一生有三大目標，一是藝術的創造衝動，二是善善惡惡的道德勇氣，三是關心人類的苦難，這三者，構成他的生命熱情。做地方長官，不僅可以避免小人的圍攻，脫逃個人的禍患，最大的好處是親民之官，至少有機會為老百姓做些事情，清弊除害，直接從水深火熱中拯救人命。

譬如說，七月下旬，蘇軾毅然上〈論綱梢欠折利害並劾倉部金部發運轉運官吏情罪狀〉，即是他在揚州興利除弊的一大政事；士大夫中，也只有他這樣剛直不屈的人，才有那種一舉參劾內外大吏，取怨一身而不悔的勇氣。

宋以開封為首都，而開封則是個四通八達的地方，無險可守，所以必須駐紮重兵於京師，賴以拱衛國家根本之地。兵需食糧，糧食都賴漕運，嘉祐以前，每年運輸總額六百萬石，欠折（短缺）不過百分之一；蘇軾查得去歲全年載運量只有四百五十萬石，而欠折總數卻高到三十餘萬石，幾達百分之八，蘇軾不禁大叫：「運法之壞，一至於此！」

研究這弊端的由來，因為從前的發運司，聽任綱運的船伕們搭載部分私貨，征商（包稅的人）不得留難，所以船上都很富厚，視官舟為家，自行彌補缺漏，貨皆速達而欠折絕少。但自熙寧以後，執掌庫藏、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事，隸屬戶部的金部官吏與轉運使，卻要點檢私載，因為從中可以「留難需索」。把綱運梢夫敲詐得窮困骨立，富商大賈既不肯冒險交漕船載貨，船伕們只好專門偷盜官米，因此漕運欠折，年年增加，綱本漕法，兩皆敗壞。

蘇軾到任不久，審判糧綱欠折人犯，徒流者不可勝數，那些人「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為乞丐，敢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蘇軾認為：這是朝廷的大計，生民的大病，我輩豈可坐視不救。

火上加油的是戶部執掌倉廩的倉部，不問情由，認定綱運欠折皆因倉司頭子向綱梢要錢要物的緣故，遽然立一倉法，命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依該倉法行事。將各處斗子（倉庫出納）裁汰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的斗子四十人，全部陳請歸農，雖然暫時留住了，如此法必行，現任的斗子必致星散。—— 這種倒果為因，因噎廢食的辦法，只使綱運更加紊亂而已。

蘇軾狀請朝廷撤銷倉法，追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自立法，刻剝兵梢的罪行，並查發運轉運司吏的責任和情弊。

蘇軾續又聽得泗州也和揚州一樣，轉般倉的斗子逃掉了十二人，他認為這倉法不廢，聽任各州斗子們紛紛逃散，則綱運前途，不堪設想。八月一日續上〈乞罷轉般倉斗子倉法狀〉。

八月初五，蘇軾又上〈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他的觀點，非常有趣。

狀言：「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認為這原因並不完全由於國家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顯然是稅務官吏希望年終獎金，借關市法來斂百姓，飽私囊；還有一個怪現象是鹽酒稅務監官，雖是卑職，但縉紳士人、公卿冑子，也未嘗沒有由此晉升的，現在他們卻與專攔秤匠，一處分錢。這位最重士人氣節的老臣，實在看不順眼，不禁大喊：「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要求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廢除這個「稅務歲終獎格」。

稅務官以「超收」為功勳，官與役一處分錢，為現代人所習見的常事，但是宋代的蘇軾卻大為詫異。

三、廣陵生活

將近半個世紀以前，歐陽文忠是從知揚州移守潁州的，所以他作〈潁州西湖詩〉說：「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蘇軾則是先知潁州，後移揚州，序次雖有不同，而兩地皆為歐陽舊治則一。

歐陽修在揚州築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高踞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幾乎隱約可見。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堂後有竹千餘竿，粗大如椽，綠蔭匝地，不復見有日色 08 。這年初夏，蘇軾身體仍然不太好，謝毛正仲惠茶詩題說，「到官病倦，未嘗會客。」詩言：「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則他不但容易倦怠，而且食慾不振。加以揚州的公使庫錢，與潁州一樣少，揚州是東南一大都會，八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逮，招待、餽贈、迎送的費用都很大，每年只有五千貫錢，實在不夠用，很傷腦筋。

蘇軾在揚州，也著意整頓寺院，將持戒不律的幾個講僧趕出廟去。石塔寺的戒長老為之不安。一日派遣侍者前來投牒，請求「解宅」，蘇軾問來人：「長老將欲何往？」對曰：「欲歸西湖舊廬。」蘇軾命他先回去，另候指揮。

略作準備，親自帶了僚佐同往石塔寺，至則先命擊鼓，大眾聚觀。蘇軾看看人已到得差不多了，便從袖中摸出一紙預先擬好的疏文，叫晁補之高聲朗誦。這篇疏文，雖然有點近乎遊戲之作。但卻是上乘的禪喜文字。—— 蘇軾的意思很明白，劣僧要逐，高僧要留：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眾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槌。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謹疏 09 。

這段時期裡，汴京城中，宮門內外，大夥兒卻在大忙特忙，熱鬧非凡。

哲宗皇帝十歲登基以來，至今已是十八歲的青年，上年十月舉行過初幸太學的大典，今年是應該大婚的適齡了。

太皇太后為皇帝選后，非常慎重，初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仔細觀察揀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中意孟家那個女孩。孟女，雒州人，眉州防禦使孟元的孫女，太皇太后親自督教，令習女儀和宮中事務。到了本年（元祐七年，一○九二），面諭宰執：

「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

即命學士草制，又特別議定冊后六禮，皇帝於四月十六日御文德殿，冊封孟氏為后。太皇太后對皇帝鄭重叮嚀：

「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皇帝大婚，自有一套繁文縟節，呂大防、蘇頌、蘇轍等大臣都被派為六禮之使，依照儀注，一一進行。等到忙完了大婚典禮，六月，政府改組，左相呂大防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不動，餘則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和鄭雍分別為尚書左右丞。只有王巖叟罷了官。

門下侍郎即是元豐改定官制前的參知政事，其官自秦漢以來，給事禁中，故稱黃門，後改門下省。蘇轍至此，已經官拜副相了。

皇帝既已大婚，繼須籌辦今年冬季，親行郊祀之禮，邁向親政前的程序，一步一步做去。

八月中，詔下揚州，召蘇軾還京為兵部尚書，兼差充南郊鹵簿使。並且因有郊祀的差遣，所以屢詔催促，不得遷延。

蘇軾匆匆辦了交代，九月初離去揚州。

扈從青年皇帝第一次親行郊祀大禮的差遣，是不能辭免的，然而蘇軾對於還朝，心理上結成一團陰霾，有杯弓蛇影的恐懼，所以即在途中，就已上了〈乞過郊禮仍除一郡狀〉。

這時候，使他有真正興趣的是山間種樹，使他感慨無窮的，是觸目河山，盡是勞生的行跡，不免回念平生的憂樂出處。—— 蘇軾到底已經是五十七歲的人了，心理上已漸步入老境。

最顯著的不同，是他已經倦於行旅，對於奔走四方的遊宦生涯，常常發生自憐的感傷。如赴揚州任，作〈淮上早發〉曰：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10 。

又如〈送芝上人遊廬山〉詩，開頭即說：「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皆是蘇軾垂老的心情。赴京途中，於宿州、泗州間，邂逅徐州道士雲龍山人張天驥，對於自己已似白頭倦鳥，但卻不得歸休，不知道將來還要幾渡淮河，發生無窮的憂戚。詩言：「二年三躡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孤松早偃原非病，倦鳥雖還豈是休，更欲河邊幾來往，只今霜雪已蒙頭。」

只有路過都梁山，遇見杜輿秀才，向他請教種植松樹的方法時，蘇軾這才精神陡旺，說道：

「我少年時，就很懂得種松之法，曾手植數萬株，現在都已是梁柱之材了。」

不但教了杜秀才植松之法，而且還戲贈二詩，大言：「如今尺五城南杜，欲問東坡學種松。」

九月初九重陽，蘇軾行抵南都，逕登樂全堂，上距張方平的逝世已經八個多月了，他才有這躬親奠祭靈幃的機會。

好友王鞏，是張方平的女婿，自被安鼎從知宿州事的任上攻罷以來，一直就在南都閒住，意興闌珊。這兩個同經政治迫害的患難朋友，執手相見，未免百感交集。蘇軾想起十五年前，即元豐元年的重陽節，在徐州與王鞏為黃樓之會的舊事以及這十五年來的人事滄桑，感喟無窮，寫了一首懷舊詩，題曰：

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余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蘇軾慨嘆人世的榮華，本是南柯一夢，所不幸的是夢已該盡時，卻還不能回頭。所以詩說：「我觀去來今，未始一念留，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羞。」雖然為王鞏抱屈：「王郎誤涉世，屢獻久不疇。……」但勸他說：人間的得失，實在非常虛浮，世事變亂無常。咸陽道上的英雄，也許是從前在你家養馬的廝役，忽然，拜將封侯，造起大宅第來了；負販的買賣人，竟成了社會上第一流的人物，所以我輩中人，就不得不安於寂寞了。蘇軾自嘲醉夢未醒，年力已經這樣衰疲，卻還在玩沐猴而冠的把戲；技窮的優伶，還要被強迫登臺。—— 此詩意境，非常蒼涼，不是對王鞏這樣的患難之交，蘇軾也不敢傾吐這一份身世的沉哀。

四、初和陶詩

蘇軾在潁州日，與歐陽叔弼閒談，說到陶淵明隱居栗里柴桑間時，非常貧困，飯也不一定能夠吃得飽，有個在附近做大官的朋友顏延年，常來與他對酌，知道他的家境，特意留錢二萬相贈，他卻不存一文，全部送去酒店，留待日後慢慢取酒。

又一日，蘇軾偶讀唐書，看到代宗朝的宰相元載，酷好積聚，貪得無饜。至大歷十二年獲罪賜死時，籍沒他的家財，單是所藏胡椒一項，多達八百石之鉅。胡椒只是一種用得極少的調味料，何用囤積那麼多，人性的愚昧，有時簡直不能理解。蘇軾感慨之餘，作了一首以元載與陶潛比論的長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鐘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啻鵲抵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這是蘇軾以陶淵明的廉介淡泊，印證人以寶貴的生命，殉於物慾的可悲，致其衷誠的感嘆。

淵明是個孤獨而又貧困的隱士，他的詩作，不但生前無人重視，即使身後，自晉末以至南朝，都還未曾受到應有的評價，如鍾嶸《詩品》，雖稱其詩，但卻將它列為「中品」。

陶詩受到普遍的重視，須至唐代開始。大詩人李白、杜甫，對於陶淵明詩的風格，予以最早的揄揚；白居易特別重視淵明高潔的人品，寄以無限的敬慕，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都曾摹擬過陶詩，但他們只是欣賞他，沒有研究他。

到了宋朝，陶淵明研究，突然出現了高潮，據文獻記載，趙宋一代，編刻陶集達十七種以上，評論到陶淵明作品的詩話和筆記，有七十餘種之多，此與宋朝文風，崇尚平淡，當然有密切的關係，但蘇軾以一代文宗的地位，晚年盡和陶詩的努力，對於這個研究風氣的開創具有很大的影響，如軾和〈歸去來辭〉，傳至京師，大家爭相和作。人言：「一夕之間，陶淵明滿人目前矣。」即是一例。從此，使後來文學天地裡，形成了歷久不衰的陶詩研究的熱潮。

蘇軾於詩，自視頗高，向不專主一家，也不特別歡喜哪一個人的詩作，但至步入中年，貶謫黃州後，開始偏愛陶詩起來，如言：「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則是非常懇摯的自白。

當時，一般印行的俗本陶集，妄改錯簡，甚不可靠，如〈東坡題跋〉一則云：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因此他多方訪求較好的版本，終於得到了江州東林寺印本，珍惜得不敢把它一口氣讀完，怕讀完了便沒得讀了。故又一則題跋說：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余，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唯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然而，在此時期，蘇軾雖然甚好陶詩，卻仍以欣賞淵明文字的藝術和風格為主，尚未深入陶的思想境界，所以只有感性上的認同，談不到理性上的肯定。如元豐五年三月與客飲酒，〈書淵明飲酒詩後〉說：

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許多事！

淵明〈飲酒二十首〉，是他後期詩作中最偉大的傑作，而蘇軾當時的讀後感，只有如此；但至作和陶飲酒詩時，所持態度，深淺便完全不同了，如後一則題跋云：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蘇軾讀陶淵明〈歸去來辭〉，其中有一句：「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的話，蘇軾只覺得此翁非常好笑，由此聯想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的笑話，怪其錢不在紙裹中，所以不識；馬后宮人見大練，反而以為是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認為其理相同，蓋嘲淵明不脫是個文人，未親莊稼之故。他說：

……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

後至元祐時期，蘇軾在翰林院日，愛寫陶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句與人，到這時候他已知道淵明有過農田經驗，並非是個瓶中見粟的詩人，所以說：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讀陶詩「秋菊有佳色」篇：「嘯傲東窗下，聊復得此生。」則記其強烈的感應曰：

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蘇軾讀陶，必須到了這個年紀，才能跳出文字欣賞的範圍，開始會得陶意，把握到了陶的精神，斷言曰：「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

換句話說，淵明只是用詩的形式來表達他的人生觀，表達他面對人生的理念，語語平淡，卻盡是對人生經過透澈的觀照後，出為知「道」之言，不能以尋常詩人之擒章繪句來比。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點出讀陶的重要關鍵：

血氣方剛，讀此詩如嚼枯木，乃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

蘇黃這一方面的解悟，是非常重要的。蘇黃之後，才打開對陶淵明思想、人格、生活種種方面研究的熱潮，其源自此。

陶淵明並不是饒有深度的哲學家，他只是用樸素的文字、歌詠人、自然和人生，描畫卑微的鄉村生活，老老實實寫出他自己強硬的性格。他的詩，皆以經驗和感情做基礎，而非基於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學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語，卻是平民的言語。所以他儘管作田家語，而處處有高遠的意境，儘管作哲理詩，而不失為平民的詩人。」 11

讀陶者，若不了解他對社會現實的基本態度，若不明暸他這一生的經歷背景，從情感深處探索他的精神生活的源頭，便不能完全領略他的詩意；不能了解詩中之意，當然讀來「如嚼枯木」了。

所以，人須閱歷較深，且能咀嚼精勤，才能領會陶詩非但不「枯」，甚且不盡平淡。釋惠洪《冷齋夜話》引述：「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

後來，又有〈評陶柳詩〉的一條題跋，以食物為喻，以為讀陶柳詩，必須辨別中邊，始得詩中真味：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精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蘇軾於元祐六年（一○九一），自杭州被召還朝，席不暇暖，即被宰相劉摯支使打手賈易，賈易利用趙君錫，橫加誣陷。蘇軾看透了現實政治圈子裡，除出權勢利祿以外，別他無物，只怪自己一向屈於感情的牽纏，不夠果斷，不能依照自己所想望者率直做去，徒然遭受小人百般虐侮，對國家、對自己，都一無好處。幸從烏煙瘴氣的汴京，逃到潁州來了，但這並非了局，塊然一身，他將何處歸宿呢？

在這個樣子的心理壓力之下，適又與「作詩頗有淵明風致」的歐陽斐在一起 12 　　時常談陶，遂使他豁然與淵明神會，覺得在個人出處上，陶的剛健精神，比他果決，深為心服。

淵明也是為了救窮，才求用於彭澤小縣的，誰知一坐上官位，便發覺自己的脾氣，絕對容忍不了這種痛苦，〈歸去來辭〉前序裡，說他棄官的原因道：「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淵明這「違己交病」四字，於此時此際的蘇軾讀來，必然有一撾一條痕的切膚之痛。

淵明在〈飲酒之十九〉裡，復追述出仕的始末，有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一感覺到做官這事，傷害他的人格尊嚴與志意時，立刻拂衣而去。這種絲毫不肯牽就現實的果斷精神，使強項的蘇軾不得不說：「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

淵明〈乞食詩〉：「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稍早時期，蘇軾題跋此詩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僅哀其窮，尚屬皮相。

後來，他才體會到這是淵明個性中，最可貴的一種獨立不懼、旁若無人的率真精神。飢者受人一飯之惠，心裡真有圖報下世的感激，他就率直寫出，不怕別人笑他。事實上，王維就笑過他，但蘇軾現在卻已完全領會。他說：

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一個率性而行的「真」人，不能見容於現實社會，一個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是非心，而又忍不住要說真話的人，尤其不適於參與現實政治，否則，遭逢禍患，幾乎是理有固然，勢所必至的命運。

淵明自述其性情：「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心貽俗患。」所以他只好退隱，蘇軾認為他與淵明同病，尤其在遇事直言這一點上。淵明〈飲酒之九〉：「清晨聞扣門」這首詩，說有個好心的田父，帶了「壺漿」遠來看他，勸他復出做官，稍為和光同塵一點，就可改善襤褸茅屋的窮困。淵明很感激這位父老的關懷，但是他天生的脾氣和別人不大合得來，也不願追隨世俗，而背棄自己，他雖邀請這位田父「且共歡此飲」，但卻斬釘截鐵的拒絕他的建議：「吾駕不可回。」

蘇軾讀此詩，深覺淵明剛直的性格，說話率直而不支吾的脾氣，和他一樣，題此詩跋語云：

此詩叔弼（歐陽斐之字）愛之，余亦愛之。余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菇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並錄之。

蘇軾發現這位任情任性，胸懷坦蕩的「硬漢」，是這個充滿虛偽，巧取豪奪人間裡，異代的知己，翌年，他從潁州轉任揚州，就在揚州官閤裡，陸續寫〈和陶飲酒二十首〉。

蘇軾盡和陶詩一百數十首，而其始作，則在此時。和詩與摹擬之作不同，擬陶者襲其貌似，文字技藝的遊戲而已，和作則為以我自有之意，與古人作精神上異代同調的唱和，並不在乎文字上的像與不像。蘇軾對於這一創作，也很自負，與弟書說：

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

蘇軾和陶巧於用意，本與淵明樸質的風格不同，兩者實是不能比較的；而世之論東坡和陶詩者，議論紛紜，卻儘在似與不似之間打滾，實在並不了解蘇軾意不在與陶潛較量長短，更不肯邯鄲學步，以摹擬為能，只有元朝的滹南遺老王若虛的一段話，說得最為中肯：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為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耳，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13 。

蘇軾在揚州始作〈和陶飲酒二十首〉，詩敘（序）寥寥八十九字，竟是最上乘的飲酒哲學，如曰：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 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蘇軾引陶潛為異代知己，自有其性情中共鳴之處。淵明自少是一個感情熱烈、賦性豪邁，帶著遊俠兒氣質的人，詩謂「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即使到了晚年，這種烈士襟懷，也並不衰減。朱熹論陶：「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有個性，帶負氣之人。」雖是短短一言，卻能直抉人性。蘇軾雖非隱者，但在他的血管中卻流著祖父仗義任俠的血液，獨立剛強的個性，並不輸於淵明。自入中年以後，黃州和嶺外，兩次謫放，也真正經驗了隱者的生活，所不同的，淵明棄官早，患貧而不受辱，蘇軾則為世情牽纏，備受現實政治的迫害與侮辱，現在方力求解脫之中，所以一心要於精神上師事淵明。

蘇軾所生的時代，雖比陶潛之處身東晉亂世，要幸運得多，但士大夫階級利祿奔競，廉恥掃地的情形，幾乎沒有兩樣，因此，他特別欽佩在這種「道喪士失己」的時代裡，只有陶淵明隨遇而安，進退自如的生活方式，最能保持個人皎然的志慨，獨立的精神。和詩曰：「……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眾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蘇軾自知與淵明一樣，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個熱情而兼有豪氣的人，只適宜於作詩人，做藝術家，袍笏登揚，終是不類。年輕時在杭州做通判，宋朝的庶民有擁立街頭，聚觀大官開鑼喝道，威風過路的習俗。蘇軾當時，未感驕傲，他只作詩自嘲：「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獐。」不料錯落紅塵，一晃就是三十年，到現在快六十歲了，還在自欺：「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和陶飲酒之八〉）只望早日擺脫吏事的糾纏，回到田里去做個老老實實的農夫。

蘇軾很樂觀的認為：「這日子已快近了。」現在雖然還在仕途，只是個迷迷糊糊的醉太守，坐在搖搖晃晃的轎子裡趕路。酒力漸消，夢亦將殘，前面的山已經無多，後騎的人不必趕我，我有我的去處，不擋你們的路。—— 「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蘇軾當時的理想，是回到杭州萬松嶺去力田。

蘇軾夢到坐在小學裡，咿咿唔唔讀論語，竟日忘記滿頭的白髮，醒來覺得好笑，認為「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顛倒的人生，產生喪失本真的悲劇。蘇軾二十五歲時，服母喪終制，自蜀還京，途遇大雪，既寒且餓，身邊只有一瓶冷酒，雖尚不能暖得身體，卻可稍平雷鳴的飢腸。當年這種孤寒跋涉，求為世用的辛苦感受，及今已老，每逢醉酒，時常還要念到，覺得非常空虛。

少年時代，那麼辛勤的苦讀，學成之後，又那麼忍寒挨餓，奔波道路，當初以為政治這東西，具有無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類的疾苦，剷除人間的不平，所以縱然吃足苦頭，也抱著極大的信心，要將一腔熱血，使自己的理想，化作人類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參與的現實政治卻是那麼醜惡，不但抱負成空，而且並不容他。這眉州的農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蟲之化蝴蝶，添了兩條翼翅，適足被網膠黏；又如雀入大水化為蛤，再也不能遠走高飛，回不了老巢。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繆誤。〈和陶飲酒之四〉曰：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黏網悲；

啁啾同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

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蘇軾將自己的生平，比作暗浪洶湧裡的一葉小舟，醉中夜發，到處充滿危機與險巇，但是一覺天明，竟也平安度過千山萬水了。—— 過去的不必再說，未來的日子，卻要好好安排一下。（〈和陶飲酒之五：小舟真一葉章〉）

虛浮的人世，不過是華麗變幻的萬花筒，而生命本身，亦是有限度的存在，活到六十歲，回首前塵，仍然今是昨非，而所剩的時間，卻已非常有限了。只要認得「是身如虛空」，毀譽就都無從沾染，最理想的境界是莊子所說的：嬰兒從大車上掉下來，不會受傷，因為他不知自有此身，沒有恐懼，也就沒有傷害。

蘇軾認為醉中求樂，不免還有酒醒的時候，正如生命之有生必有滅；人的智愚賢不肖，一樣無助於生命的存續。所以，他拈出「不醉亦不醒，無痴亦無黠」的境界，才能返璞歸真，完全自我。

蘇軾於思想哲學，不宗一說，以實用為主，一方面本於莊子的齊物思想，從永恆的角度來看人的處境，便會發覺一切塵俗價值的虛無，而忘情榮辱。另一方面略參禪意，為人不論智愚賢不肖，都逃不過有生必滅的命運，所以不必妄弄心機。

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元祐七年寫於揚州。陶淵明那種委時任運的精神，支持蘇軾度過後來嚴重的危難，淵明是個軒昂硬漢，建立了「避世」生活的好榜樣。

五、二次還朝

元祐七年（一○九二）九月，蘇軾以兵部尚書兼侍讀，再度還朝，將至都門，為門下侍郎的老弟蘇轍已經奏請得旨，準備出省來迎，蘇軾先寄以詩——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時一頃。

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黃門殿中奏事罷，詔許來迎先出省。

已飛青蓋在河梁，定餉黃封兼賜茗。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潁。

三十多年前，兄弟倆長途跋涉，初至京師，接連忙著舉人試、進士試的那份熱望，那份興奮，如今早已消失淨盡；幾十年的仕歷，只是一場春夢。最可哀的是病倦老馬，重來汴河堤邊，卻還回不得家鄉，即使夢裡還鄉，但夢境卻又那麼短促，那麼遙遠而且蒼白。

蘇軾和上次一樣，仍然寄寓興國院東堂，表示伺候過皇上郊祀典禮的差使後，縱使不能言辭，亦將堅決要求外放。另一方面，蘇轍是當今執政的副相，他是外臣，必須遠避嫌疑，不便住到他的東府官邸去。

十一月十二日，皇帝駕幸景靈宮，蘇軾為鹵簿使，導駕前行。他的朋友蔣之奇、錢勰都是從駕的官員。

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在汴京端禮街之東，供奉宋太祖以次歷代帝后的御容。皇帝親祀郊廟，先至景靈宮行禮，謂之「朝獻」。十三日宿齋太廟，行禮畢，啟駕往開封府城南薰門外的南郊壇去，這是宋朝祭天的齋宮。

帝駕將至青城，儀衛森嚴肅穆，南郊大禮五使—— 宰相為大禮使、學士為禮儀使和鹵簿使、御使中丞為儀仗使、開封府為橋道頓遞使—— 的乘車剛到景靈宮東䡼 星門外時，忽然有赭傘覆蓋的犢車和青蓋犢車十餘輛，爭道不避儀仗，衝突而來。

蘇軾大驚，馬上叫御營巡檢使去擋在車前，喝問：「西來者是誰？敢爾亂行！」車上人答道：「皇后、某國太夫人和大長公主。」

所謂某國太夫人者，通稱國婆婆，是皇帝的乳母。

蘇軾要他們補個狀來。

駕抵郊壇，禮畢，蘇軾對擔任儀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純說：「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意思是要他出面糾舉，李端伯因為這是皇后，表示不敢。蘇軾便道：「某自奏之！」

他就在當日當地（青城），出疏上奏皇帝。先引漢成帝郊祀，趙昭儀從在屬車間，揚雄獻賦諫諍的故事，申明自古婦女不當參與齋祠的原則，繼言今日之事，則是：

……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

……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

皇帝看了，交給使者，那蘇奏原疏馳送宣仁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

照往例，次日法駕回宮，皇后在朱雀門下迎接，這一天，宮中后妃也都未出宮門 14 。

蘇軾來京，沿途章奏不絕，初則請辭新命，但朝廷的指揮是：「為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繼在南都再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 而今，南郊祀典已過，蘇軾便立即奏乞越州。

越州即是浙東紹興一帶，與杭州為鄰郡，相隔一條錢塘江而已。蘇軾還很樂觀，以為太皇太后會接受他的請求，遇到前在杭州、助其開治西湖的蘇堅（伯固），便和他說笑道：「伯固可以再來同開會稽（紹興）的鏡湖！」

不料朝廷告下，非但不允外放越州的請求，且是詔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的重任。

一身兼兩學士職，在當時也是久未得見的「異數」，蘇軾大出意外，惶恐力辭，札言：「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豈徒內愧，必致人言。」然而，降詔依然不允。

蘇軾在如此難以違拗的情勢之下，逼不得已，只好收起這幾年來，無時無刻不在心中盤旋的鄉心。一切退休生活的熱望，恍如滾湯澆雪，倏時間消融得不見蹤影，即此塊然一身，繞室徬徨，不知如何自措起來。

從政以來，歷經患難，數被汙衊，現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怎還可以再住京師，受熱狂獵官的後輩任意糟蹋。於此，不能不使他記起老師歐陽修來。他們師徒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宋史說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又曰：「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至議論如何追崇皇帝生父濮王這件事上，被臺諫御史們結夥圍剿，焦頭爛額；後來又被小人勾結罪犯，誣告他與己所撫養的甥女不乾不淨，製造帷薄不修的謠言來中傷他，摧辱他，歐陽修痛心之餘，未及引年，請告老致仕。

盛德如歐陽修尚且如此下場，蘇軾焉能不怕政治上全不講理的機阱，他如再稍戀棧，則前途的吉凶禍福，不卜可知，放逐流離，還是細事。

朝廷不可留，外放不獲准，蘇軾再三思維，只剩下一條路可行，請求給予一個重難邊郡的任務。

治邊主要任務，在於邊防軍務，而宋朝的傳統，重文輕武，《宋史．余玠傳》說：

今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噲伍。

所以，守邊之吏，如用文人，也大抵都是政治上很不得意的人才去邊郡。所以這條路，志在獵取功名富貴的人，是不屑一顧的，蘇軾決心「人棄我取」，以避禍患。

何況，這些年來，邊疆政治和邊防軍務，久被中朝忽視，兩皆敗壞不堪，蘇軾認為與其讓寶貴的生命，在如此混沌的政治社會裡，平白浪費，不如效力於需人做事的邊疆，比較有點意義。

談兵是蘇氏的家學，軾轍兄弟，議兵議財，皆有特見，蘇軾肯定自己能夠做好這份工作。

這狀子呈遞上去後，朝廷仍然不肯接納，而且詔令「斷來章」，使他不能再說什麼，只好硬著頭皮，於十二月初到兩學士守禮部尚書任上去了。

蘇軾既已就任侍讀學士，就以全副心力來繼續擔任輔弼聖學的工作。

依照中國的歷史傳統，君權是至高無上的，為防止絕對的君權發生權力氾濫的弊害，儒家只能從兩個方向來約束它，一是抬出比君主更高的力量來做精神上的限制，這就是漢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另一更具體的努力是用教育方式來把皇帝塑造於一定的理想模式中，即是「輔弼聖學」。這些努力雖然並不產生決定性的效果，但多少能夠馴化權勢，尤其對皇帝所施文化教育，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力，常常大於儒家在政治方面其他直接的成就。

基於此一認識，蘇軾願意傾力於此。

然而成長中的哲宗皇帝，相別雖僅四、五年，面目卻已完全不同，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正是對任何權威和成規，心懷敵視的反抗時期，況自正位以來，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朝廷大臣，都當他是個不足論事的孩子，實際政務，非但沒有讓他插手，甚至並不向他關白，即使指事垂詢，大臣也不具對，自司馬光開始，就是如此，皇帝漸漸長大了，宣仁太后曾在宮中問他說：「彼大臣奏事，乃胸間且謂何，奈無一語耶？」皇上說：「娘娘已處分，俾臣道何語。」後來蔡京傳說：「皇上說，垂簾時期，朕只見臀背。」 15 內心蘊藏不平，已非一日，終於造成心理上一道敵視的壁壘，一副偏激的成見，不願聽取太皇太后所用大臣們的任何言語，他只冷冷的等待「親政」那一天的到來。

蘇軾是從小看他到大的近臣，從眼前這青年皇帝的態度上，不會不感到那份乖異的不合作的態度，不願聽言的淡漠的神情，抱著甚深的憂慮。

但他認為：皇帝總還年輕，假以時日，他會慢慢成熟起來的，身為保傅的人，目前只有加倍努力來開導這個青年的基本觀念，指引正確的趨向，其重要等於搶救未來的國運。

蘇軾邇英進讀，第一次就講漢武帝和唐太宗的不同，說武帝厭聞汲黯的忠言，太宗思念虞世南的耿直，所以，貞觀大治，而武帝之世，盜賊半天下云云。—— 從這個講題推想，也許正為矯治這位青年官家，不肯接納他人意見的反抗態度而發，亦未可知。

蘇軾這次呈遞的〈到任謝表〉，內容簡直就是一封諫書。他向這位皇帝學生掬誠進言道：

……乃知為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跡，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為著朮參苓，雖無近效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尸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不幸這位皇上，現已不似從前那樣聽話，對於師保的進言，馬耳東風，竟然毫不在意了。蘇軾想盡誘導的辦法，過了新年歡樂時期，正月二十六日重開講筵時，他又從容向皇上說道：

人君為學，與臣庶不同。臣等幼時，父兄強迫讀書，起初很苦，漸能自知好學，摸得一點趣向出來。要經歷很久時間，才能培養出對讀書發生「中心樂之」的愛好，必須有樂好之意，才能自求進步。古人所謂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即是此意。陛下上聖，固然與中等資質的人不一樣，然欲進學，亦須從好樂中悟入。

停頓一下，蘇軾續言道：

陛下之學，不在求名，不求人知，也不必為章句科舉作計，但是要能周知天下章疏，觀察臣下的人品、文章，辨析事理，此乃萬幾之政，非有學問，無所折衷盡理。

這次，皇上聽他講得很有道理，有頗以為然的樣子，蘇軾就非常高興，退後，對宰輔們講述經過，很興奮的說：「皇上天性好學，某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編為一書，以備進讀。」 16

當時，皇帝所讀的教材，原是林希編的《五朝寶訓》，也許範圍太狹窄，也許教訓口吻太多，容易使青年人發生厭倦的感覺，若以前代正史進讀，則又嫌太龐雜，其中有很多不足上煩聖覽的史事，所以蘇軾有了這個主意。

於是他和讀講官顧臨、趙彥若共同就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的事蹟，寫了一個節本，於八年八月間編寫成書，送由尚書省進呈，核定開講。

就講讀的內容而論，蘇軾認為教育皇帝「聖學」的方針，應與普通人不同，一般的政治理論—— 治國經邦的大道理，固然需要知道，但用人行政和聽言之法，這種實用的統治技術，對於一個即將親政的君主，更是重要。

凡事講求實用的蘇軾，根據這個理念，想起一個人來，那就是唐德宗時代的宰相陸贄，以及他的著作—— 《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在浩瀚如海的著作林中，算不上是一部學術性的經典之作，但卻流傳於廣大的士人手中，是一部從仕前必讀的書。此書，曾被少年時期的蘇軾所熱烈喜愛，不僅為了歡喜陸贄行文，氣勢蓬勃，更深切佩服的是陸宣公那種平實盡理的政治見解，切實可行的治道和方法，蘇軾當年，反復熟讀，一唱三嘆。這本書，對蘇軾的文章氣誼都有影響，甚至對他的政治人格的形成—— 那份竭盡諫言的忠誠，也有極大的作用。

《唐書．陸贄本傳》：贄自被德宗召為翰林學士，以其「秉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這豈不就是蘇軾主要的行誼。又說：「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

陸贄得君之專如此，但最後還是不免於凶終隙末者，毛病就是出在「極言盡諫，巨細不遺」。一方面使絕對權力的人主聽得多了，由厭倦漸生拂逆的惡感，一方面造成奸人裴延齡、盧杞輩讒慝的機會。俗言：「伴君如伴虎」，一旦觸怒了他，陸贄幾於不能保全首領，雖經同僚救助，卒被貶謫忠州別駕，死於謫所。

回想《陸宣公奏議》裡面，許許多多懇切的言論，幾乎盡是蘇軾今日想對這位青年皇帝傾訴的意見，但他沒有那麼許多機會，可以盡情陳說；陸贄奏議中指陳德宗的短處，未始不是哲宗所已有或可能發生的缺點，然而哲宗尚未親政，蘇軾沒有事實依據，不能亂說，於是，他想：假使皇上能夠先把這本書熟讀深思，則不啻借了陸贄的文字，傳達他自己一片忠心的諷諫，希望哲宗能從此書獲得解悟，建立起辨別邪正的觀念，聽言訥諫的態度。蘇軾自己深受陸贄思想的影響，相信它也有同樣的力量，潛移默化哲宗皇帝。

因此，他續於八年五月七日，會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等侍讀官，上了〈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札〉。

札中一段說陸贄遇非其君的話，非常尖銳，哲宗的離心離德，老臣的一腔憤懣，卻都從字裡行間，跳躍而出。

那段話是這樣的：

……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則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欲取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蘇軾進呈《陸宣公奏議》一書的動機，明言是：「心欲言而口不逮。」顯然是哲宗皇帝的反抗心理，與太皇太后任用的舊臣間，已經築起了一座隔閡的高牆，任何一個元祐大臣，在他心理上都發生排斥，蘇軾也不例外。

挽救不了的時代錯誤，豈僅是元祐諸臣共同的不幸。

六、再被圍攻

時光過得真快，忽而新春，又進入了元祐朝的第八個新年。

蘇軾離開家鄉，初履汴京之地時，才逾弱冠，恍惚之間，則已五十八歲，垂垂老矣。於此三、四十年間，他在這十丈紅塵的京城裡，度過好多次繁華而又熱鬧的新年，但以今年是他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次京華新歲，惜乎也是最後一次。

宣仁太皇太后，自垂簾聽政以來，經歷七、八年間的努力，幸得邊疆平靖無事，國內安和，政府給人民以休息生復的機會，使原已凋敝的民生，瘡痍滿目的邊境，都逐漸恢復了生氣。

更幸運的是元祐七年，江南各地豐收，像這樣大有的年成，已經十幾年沒有見過了，蘇軾這次還朝，〈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詩〉即曰：「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潁。」宋朝定都於汴，而財用的根本則在江淮；江淮豐熟，即是國家經濟最大的收穫，人人都要額手稱慶的。

唐宋時代，京城新年，最熱鬧的高潮是上元觀燈。從十四至十六日，開放禁區三天，自天子以至庶人，及時行樂，共慶昇平，據《宋史．禮志》：

唐以後，正月望後，開坊市門，燃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大內正門結綵為山樓，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宣德）樓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後增至十七、十八夜 17 。

《東京夢華錄》：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絞縳山棚，遊人集御街兩廊下，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

又曰：

諸幕其中，家妓競奏新聲，與山棚露臺上下，樂聲鼎沸。……華燈寶炬，月色花光，霏霧融融，動燭遠近。

又曰：

元宵，宣德樓上垂黃綵簾，中為御座，兩垛樓各掛燈球一枚，方圓丈餘，內燃椽燭。

這山棚裡面的景色，據《夢梁錄》，是這樣的：

汴京大內前縛山棚，對宣德樓，悉以綵結山杳，上皆畫群仙故事，左右以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手指內五道出水（是謂水燈）。其水用轆轤絞上燈棚高處，以木櫃盛眝，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以草縛成龍，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之狀。上御宣德樓觀燈，令百姓同樂。

這年燈夕，蘇軾以近臣陪侍皇上在宣德樓上觀燈，作〈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記述他所參與的、這安和康樂時代的歡欣和鼓舞：

澹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其時，高麗使者在京，求購宋刊第一部類書《冊府元龜》和歷代史，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移牒國子監印造，國子監知有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禮部尚書的蘇軾立即表示反對。

他說：高麗入貢，目的在貪圖厚賜，而且名為通好，實則替北遼做間諜，畫山川險要的地圖，窺測虛實。此番又欲求書，這些書必將流入北遼，是使敵人周知我國的地理險要，要害邊防甚大。

關於北遼利用宋人印刷書物的情形，蘇軾幾次三番提過警告，前三年，蘇轍使遼歸來，進〈論北朝事宜札子〉（《欒城集》）亦言：

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朝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留守邢希古語臣轍云：令兄內翰眉山集，已在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籍……其中章疏策令，言朝廷得失，若令盡得流付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

蘇軾未因他的文集流傳外國，沾沾自喜，而政府也確已定了「禁出文書」的法律。蘇軾現在堅持朝廷必須遵守法律。當時法律規定，河北榷場（宋與遼、金、西夏接境處之互易市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目的即在防範契丹（遼），現如給書高麗，則與給書契丹無異。「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然而，執政們舉「國朝會要」說：淳化、祥符年間，已曾賜過，現在再許收買，並不妨事。

會要者，不過是歷朝的政事記錄，僅備檢閱之用，它不是法。若說援例，蘇軾說：「這不是有例無例的問題，例亦不能推翻法律。」

不論蘇軾爭得如何聲嘶力竭，執政官眼明手快，議論未定，書已發給高麗使臣，出國去矣。蘇軾只有「嘿然！」

上年（元祐七年，一○九二）九月，朝廷曾經下詔說：等郊禮完畢，將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

關於南北郊祀，即分祀天地或天地合祭的問題，依三代禮法，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北郊，原是分別舉行的，自王莽於元始年間，改為天地合祭以來，歷代相因，從無變革。

宋元豐間，神宗下詔要恢復北郊的祀典，未及實現，現在舊事重提，眾議遂起。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等一班儒臣，各持一說，聚訟紛紜起來 18 。

即如蘇氏兄弟，在這天地之祭分合一議上，意見亦有不同，蘇轍是主張行周禮的「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六澤。」而蘇軾則根據《詩經．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他認為這是經有明文，合祭天地的證據。而且，事事尊重實際的蘇軾，認為祀典應由天子躬親主持，而天子日理萬機，不宜於一年之中，兩舉大禮，太過費時費力，所以，為了上符典則，下合時宜起見，也應天地合祭。於是，上〈圜丘合祭六議札子〉，旁徵博引，都三千言，請求朝廷，將原札付群臣看詳。

不料朝廷下令眾官集議，蘇軾認為「集議」這個方法，辨白不出一個真是非，一個真結論來的，再上〈請詰難圜丘六議札子〉。

蘇軾所提「詰難」的方法，要反對者來公開詰難他的六議，倘如他失敗了，即從眾議。基於「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是議論一件國之大事的認真態度。避免各說各話，莫衷一是，最後不是依從說話者的政治地位，俯首推讓；即是混沌一片，草草決議，都非追求真理之道。

最後，雖然並未舉行「詰難」的論辯，而詔從天地合祭之議，蘇軾終於獲得了勝利。

在此熱烈議禮之時，朝中另生一股暗流，祕密醞釀成熟，於同年三月間，爆發出來。由御史董敦逸出面，連續四狀攻擊蘇軾；御史黃慶基連續三狀彈劫蘇軾。大帽子是「洛黨稍衰，川黨復盛」，指蘇軾援引四川人和他的親戚入朝為官，培養個人權勢；對付蘇軾，除出摭拾一些瑣碎無根的事故外，大體上沿襲熙寧、元豐間李定、舒亶且這輩人的讒言和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的誹謗，以為誣陷之具而已。

所述瑣碎之事，如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配罪；在杭州時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以反對賜書高麗為達旨等皆是，其他兩大支柱，則是援引黨與和指斥先朝。

援引黨與，係指王鞏、林豫、張耒、晁補之、秦觀等，都是蘇軾所推薦入朝為官的，指責因此「奔競之士，趨走其門如市」；蘇軾薦呂陶為起居舍人是因為呂陶與軾交厚之故；蘇軾推薦宗室趙令畤，則因軾在潁州時，與令畤往還甚密，「每赴趙令畤筵會，則坐於堂上，入於室內，唯兩分而已，其家婦女，列侍左右，士論極以為醜。」文勛以篆字遊於蘇軾之門，轍遂薦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夔州路轉運使馮如晦，因是川人，遂除館職；夔州路轉運判官程之邵，是軾、轍的表弟，所以除為都大提舉茶事的肥缺。

關於指斥先朝，謗詆先帝者，則都是從蘇軾當中書舍人日所作制誥中，斷章取義，羅織成言。如行李之純誥詞，說以厲王之亂比擬先帝之政，行蘇頌誥詞以武帝之暴，比擬先政，行劉誼誥內，有「安知有今日之報」語，認為「此語尤不忍聞」，指貶呂惠卿誥，謂「實詆先帝」等等。

蘇軾宜興買田，被曹姓業主詐賴，拒不交產，一拖八年，反被指為「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指其「穢汙之跡，未敢上凟聖聰」。凡此肆無忌憚，顛倒黑白的話，也只有是非不明，凡事不願追根究柢的政治社會裡，才敢那麼胡言亂語的。黃慶基綜論蘇軾，言辭凶悍，他說：「蘇軾天資凶險，不顧義理，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故名足以惑眾，智足以飾非，所謂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賊者也。」

董敦逸和黃慶基兩人，自三至五月的兩個月時間裡，連上這個樣子的七個彈章。五月十二日，宰臣奏對延和殿，三省聯名進呈。

左相呂大防奏曰：

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西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所以事或失當；等到太皇太后和皇帝臨御，順著老百姓的需要，隨事補救，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譬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寬免老百姓的逋欠，以厚民財；仁宗皇帝即位，罷修宮觀，休息民力，都是因時施宜，用以彌補前朝的缺失，從來沒有聽聞當時的士大夫說過這是謗毀先帝的，只有元祐以來的言事官，才這麼用來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政，意極不善。

蘇轍跟著面奏：

臣兄軾所撰呂惠卿誥，其中說及先帝的是：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豈是謗毀先帝的話。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只是來不及改變，元祐更化，不過追述先帝美意而已。

這段話觸及元祐政治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從前有過的「以母改子」的議論，因此，太皇太后凜然言道：「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呂大防接口對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者，固多如此。」太皇太后回顧一旁侍坐的哲宗皇帝說：「此事官家宜深知！」 19

於是，決定罷董敦逸為荊湖北路判官，罷黃慶基為福建路判官。

發表之後，御史中丞李之純認為董黃二人，誣陷忠良，責降太輕。因此董敦逸改知臨江軍，黃慶基改知南康軍。

蘇軾聞訊以後，十九日上札自辯，他說：為中書舍人日所行告詞，都是原降詞頭，所述罪狀，不是私意所可增滅，如呂惠卿責詞中的「躁輕矯誣」，係根據神宗的御批。說到永洛之禍，曰：「興言及此，流涕何追。」是神宗聞敗垂淚，朝臣共見的事實。蘇軾明白指出，這種羅織附會的訐告風氣，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黃慶基不過宗師此輩而已。

至於濫用潁州官錢，已經尚書省勘會；強買宜興田地，一切經過，均循法律程序論斷；申尚書省牒本路施行，戶部可以取案復驗；潁州失入尹真死罪一事，是提刑蔣之翰妄舉，已經刑部定奪，可以覆按等等。

但是，太皇太后吩咐蘇轍道：「近來眾人正相捃拾，叫蘇軾且須省事。」

在此三至五月間，蘇軾橫遭董、黃二人，七章圍攻，求去不得的苦痛期中，因王鞏的介紹，認識了道士姚丹元。

元祐初，蘇軾弟兄曾被道士喬仝所騙，但這次到京師來的姚丹元，本領卻比喬仝要好得多，第一，他能作得一手好詩，謂是李白的仙作，蘇軾傳世書法中，有李太白仙詩一幅，即係傳自姚丹元者，詩共兩首，當時酒酣放浪，神遊八表，恍然已與太白遊於仙境，筆參造化，獨出神韻，為蘇書的名蹟之一。其次，此人天資聰慧，本是京師富人王家的兒子，因為行為放蕩，被父親趕出了家門，才在建隆觀拜師，做了道士，數年之間，遍讀道藏，重要的經典都能背誦，對於方術丹藥，尤其熟悉。加以學問有點根柢，口才又好，其時蘇軾方在絕端的精神苦悶之中，病急求神，窮極間卜，原是人情之常，使蘇軾又很輕易的信從了他，與他唱和起來。

其實，蘇軾又上了一次當，這位丹元子後來改名王繹，崇寧間做了醫官，出入蔡京門下，神仙道術云何哉，只是個標準的江湖騙徒而已 20 。

一場風暴過去以後，蘇軾趕忙上章，再度請求外放越州（浙江紹興一帶），滿以為太皇太后這回一定會准予所請的了，抱著熱烈的期望。這時候，興國寺浴室院的慧汶和尚來乞詩，遂用前韻，續作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網八餅茶。

夢繞吳山卻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東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飛豈有期；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蘇軾寫下這三首小詩，不禁為一陣空虛的感覺所襲擊，最近這三年來，兩召還朝，他做了什麼，除了做靶子挨打以外，一點成就也沒有，只留得興國浴室先後所寫小詩各三首而已，這徒然的政治生活，這虛妄的人生。

七、喪偶

一場政治風波，雖然暫告平息，而在蘇軾多災多難的生命歷程中，另一沉重的打擊，卻又俄然襲來，那是誰都承受不了的老年喪偶的悲慟。

他的繼室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於元祐八年（一○九三）八月初一病逝京師，得年四十六歲。

王夫人名閏之，字季章，生於慶曆八年戊子（一○四八），比她丈夫小十二歲，出生於眉州青神縣的農家，王介（君錫）的幼女。〈祭王君錫丈人文〉說：「某始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唯公幼女，嗣執罍篚。」據此推斷，閏之夫人原是蘇軾亡妻王弗夫人的堂妹，蘇軾丁父憂扶柩回籍，居鄉守制，熙寧元年七月除服後，就續娶了這位繼室。當時，新娘還只二十一歲。

閏之夫人嫁後一、兩個月，就跟從丈夫離開了家鄉，從此隨他宦遊四方，從來沒能安居一地，何況政治生涯，升沉無定，她也必須跟著過驚濤駭浪裡的日子，她只謹守著農家婦女樸實勤勞的傳統，以最堅強的毅力，為丈夫支撐門戶。

嫁後第三年，生了蘇軾的次子蘇迨，不料這孩子，生來就患著小兒麻痺那樣的毛病，養到四歲，還不會走路，不斷的求醫問藥，並無應效，夫妻倆急得沒有辦法，只好將他捨於天竺佛寺，祈求佛法的保佑，後又請來道士李若之為他布氣，但是身體還是很弱，生出各種各樣的病來，十幾年間，這做母親的為醫護這個病兒，受盡了折磨。

接著則是蘇軾發生了「御史臺獄」那一場滔天大禍，這是婚後的第十二年。她很堅強地面對任何要求的災難，拖著一家數十口，從湖州投奔在南都的夫弟。蘇軾幸未殺身，卻已是破家的噩運。

隨後又跟著蘇軾度過黃州五年貧困的貶謫生涯，她精打細算的過日子，不使丈夫感到有何生活上的短缺，蘇軾雖然頗能安貧，但也需要得力內助，即如〈後赤壁賦〉所說：「有客無酒，有酒無餚，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這婦人，即是閏之夫人。

蘇軾在黃州墾闢東坡，閏之夫人出身農家，有實際操作經驗，她的幫助，一定不少。如能醫牛病，蘇軾更是津津樂道。

她便是這麼一個能幹又體貼的主婦。

也許因為教育程度有差距，婚姻初期，蘇軾對她的感情似乎有點淡漠，不如對前妻那麼敬愛兼至；然而，真金不經鍛鍊，不見光彩，真感情須從患難中培養出來，因此，蘇軾在黃州時，便興高采烈的說過：「子還可責同元亮（陶潛），妻卻差賢勝敬通（馮衍）。」

時入元祐，蘇軾上膺太皇太后的知遇，政治地位，扶搖直上，「出為方面，入為侍從。」可以說是非常顯達的了，而閏之夫人勤儉治家，不改常度，最難能可貴的是樸實誠懇對人，一點不見驕矜自喜的顏色。長子蘇邁是蘇軾前妻所生，後娘本不易做，但是蘇軾親撰祭文中說：

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於天。從我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

她的夫弟蘇轍有〈祭亡嫂王氏文〉，對於她那農家樸實的本性，更是讚仰備至，如言黃州起復以後，親眼看見這位嫂子處富貴的生活態度，是——

……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軾官中書舍人），遂入北扉（官翰林學士），貧富戚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餚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

汴梁城中，富驕窮諂的讀書人，多如過江之鯽，閏之夫人雖然缺乏書物的教養，但就憑藉這份天賦，使同樣流著農民血統的蘇軾，對她出生人品上的敬愛，得到精神上統一的愉快和夫婦協同的幸福。尤其近幾年來，蘇軾邯鄲夢醒，深切感到馳騁名場，聲華過眼，心裡只有一片空虛，正在努力尋取如何走下這座政治臺階，以便偕同老妻平安歸去，收回失落已久的鄉園舊夢時，不料造物弄人，卻又奪去了這個憂患餘生裡的老伴，回復田園生活唯一的助手，使他好似突然被孤立於空空洞洞的原野裡，回顧蒼茫，無言淚下。原想做回一個眉縣的老農，但現在這個孤獨的農人，如從田間踽踽歸家，再也沒有人在家門口等他了；日間在田地上勞作，再也沒有人給他送飯了。他在祭文裡，沉痛自誓：

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唯有同穴，尚蹈此言。

閏之夫人雖然不曾讀過多少書，然而做了二十幾年的詩人之婦，氣質大有變化，歿前一年正月在潁州，堂前梅花盛開，月色澄明，她看蘇軾閒著無聊，便勸他邀他的朋友來花下飲酒。

她便是那麼一個以丈夫的喜愛為自己的快樂的婦人，與蘇軾之「己無病而好合藥，不善飲而好釀酒。」出於同一心腸。

閏之夫人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蘇軾曾在她過生日時，取《金光明經》故事，買魚放生為壽，並作〈蝶戀花〉詞一闋：

泛泛東風初破五，江柳微黃、萬萬千千縷；佳氣鬱蔥來繡戶，當年江上生奇女。

一琖壽觴誰與舉，三箇明珠、膝上王文度；放盡窮鱗看圉圉，天公為下曼陀雨。

詞中所說三個明珠，是指邁、迨、過三個兒子，閏之夫人二十五歲上生了蘇過，以後就不再有生養了。蘇過非常孝順父母，後來侍父南遷，一直以遠離暫厝京師的母柩為恨。免喪前，他在惠州親自書寫《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潢，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為亡母祈求冥福。

閏之夫人臨終這天晚上，對她的兒子們留下遺言，將她僅有的一點私蓄，要請個有名的畫師繪製佛像，供奉叢林，受十方禮拜。後來就由蘇軾的好友、當代人物畫的第一高手李龍眠（公麟）畫了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師。蘇軾親撰〈釋迦文佛頌〉。

閏之夫人壽雖僅及中年，但她所生兩個兒子都已成長，迨二十四歲，過亦二十二歲，且先後因蔭得官，都做了承務郎。夫人臨終時，除了長子蘇邁在外當河間令不在身邊外，其他的親人都在病榻前送終，比她婆婆福氣好多了。

靈柩暫厝京師城西惠濟院裡，不料一擱十年，直至蘇軾歿後，徽宗崇寧元年（一一○二）閏六月，邁等扶喪葬父於郟城，才由蘇轍先於四月間，告遷同安郡君閏之夫人的靈柩於郟城墳地附近的東南佛院，遵照蘇軾的遺命，夫婦同穴合葬。

夫人新喪期內，蘇軾已奉出帥定州的新命。在〈答眉州鄉鄰楊濟甫書〉中，略道自己老境的淒愴：

衰年責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廖落，懷抱可知。 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淒斷。

書中所說王十六秀才，即王箴字元直者，乃閏之夫人的胞弟，蘇軾知杭州時，曾遠道來訪，住過他家「高齋」的髯舅。

蘇軾既喪其妻，而年來熱烈想望的歸鄉之計，眼看又已成空，頓覺此身飄飄盪盪，不知何所歸著，兀自在心中默默沉吟自作〈和陶飲酒二十首〉中的一首詩：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唯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跡。……

在閏之夫人逝後第十天的凌晨，蘇軾將赴早朝，盥漱畢，看看時候尚早，依照他的習慣，在淨榻上假寐片刻，不料卻已回到了眉縣紗縠行的老宅，在宅後蔬菜園裡轉了一圈，回頭坐在南軒，看見幾個莊客在搬運泥土，填塞小池。掘得的土中發現有兩支蘆菔根，莊客們很高興地在大嚼。蘇軾拿起筆來，想作一篇文章，寫了幾句：「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

陡然醒來，才知原來是夢，惘然想到，那南軒，就是父親名之曰：「來風」的那間廂房 21 。

—— 他已沒有別的什麼可想，這空虛的老人。

八、太后崩逝

蘇軾喪偶未久，忽傳太皇太后病了。

那時，外間流播一個非常荒謬的謠言，說太后有意廢帝，改立己子。太后聽到了，精神上大受刺激，不久就病倒了。

歷史上，皇家傳承之間，原是政客們翻雲覆雨的好機會，蔡確輩不會輕易放過。神宗病重時，邢恕替蔡確畫策，陰謀勾結太后娘家侄子，內外合力擁立太后親生兒子歧王趙顥或嘉王趙頵，不料宣仁太后立心公正，她說：「神宗自有子，子繼父業，分所當然！」即時立了哲宗。

蔡確罷官遣外，邢恕代他散布謠言，說太后本意，要立己子，全賴他們協力諫阻，所以對哲宗不無策立之功，意在討好皇帝，圖謀起復，事為梁燾上奏，太后一氣之下，將蔡確、邢恕都貶往嶺外。

現在則是章惇輩再度掀起謠言，說皇帝已經成人，怎麼還不讓他親政，是因為「祖孫不協，太后有意廢帝」之故。

假使這班失意政客的離間陰謀，得到成功，則宣仁太后擔當天下之重，一生的苦心豈不盡付東流。

何況，哲宗早已不是孩子了，對於做這個有名無實的皇帝，心裡充滿了委屈和憤怒，若再經人挑撥，後果如何，不堪設想。

太皇太后寢疾之初，單獨召見右相范純仁，論曰：

「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

太后的苦心，被姦小誣害，被皇帝誤會，她相信純仁能夠為她見證。

純仁泣對：「敢不盡忠。」

八月下旬，太皇太后病重，左相呂大防、右相范純仁、御史中丞鄭雍、樞密院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安，哲宗侍立榻前，太皇太后在病榻上說：

「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

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卿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說：「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說完這話，忍捺不住悲戚，哭出聲來。

大防等太后情緒略平，才說：「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

太皇太后顧視哲宗，毅然道：「不然，正欲對官家說破。」停頓一下，接著道：「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

她回頭對宰執們淒然說道：「老身病勢有加，與公等必不相見；公等亦宜及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 22

大臣們聆論悚然，只聽太皇太后吩咐左右賜社飯 23 說：

「明年社飯，要思量老身。」

每年春二月及秋八月，為春秋二社，家家過社節，煮社飯，祀土神，大臣問疾，時在八月，此社飯當指秋社。

至九月初二，太皇太后病危，左右相呂大防、范純仁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再度請求入宮問安，詔許。三公至御榻前，但見楊前障以黃幔，哲宗黃袍襆頭，立於榻左，三臣立於榻右，大防進前問安，太后說：

「老婆待要死也，累年保佑聖躬，粗究心力，區區之心，只欲不墜先烈，措世太平，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辭氣積鬱而微弱。

大防還來不及答對，皇帝的面色已很難看，此道：

「大防等出！」—— 三公趨出，相顧曰：「吾等不知死所矣。」 24

明日，九月初三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於壽康殿，群臣上尊號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明年二月葬永厚陵，以呂大防為山陵使。

山頹木壞，整個國家突然落入危疑震撼之中，大家都有國將大變的預感，謠諑紛紜，人心浮動。在位的朝臣們，心懷顧忌，抱著懍懼觀望的態度，箝口結舌，不敢說一句話。

蘇軾認為一個負責的人，必須有勇氣面對任何現實，眼前的局勢，一股洶湧的逆流，即將排山倒海而來，而現在是最重要的關鍵時刻，如何還能緘默，要乘太后新喪，對皇帝解說，太皇太后對天下、對皇帝的恩德，希望哲宗能夠覺悟，能夠感動，才不會被小人的讒言所蠱惑，才不會被那批失意在外的政客乘機離間，萬一他們重攬政權，則上承仁宗治道，所辛苦建立起來的元祐之治，就將全被破壞無餘了。

辨別邪正，嚴君子小人之防，是舊黨從司馬光以來築成的第一道政治高牆，現在最重要的事，莫如喚醒情緒很不穩定，但卻即將擁有絕對權力的哲宗，不要輕啟柵門，自壞長城，牆外月黑風高，一片黑流洶湧，隨時會淹進紫禁城來的。

蘇軾有意發難建言，盱衡全朝，只有范祖禹可以商量此事，他寫好奏稿，持訪祖禹。不料范祖禹已經寫成〈聽政札子〉，先取出來給蘇軾看，這札子首言太皇太后的恩德，則曰：

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 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唯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之故，疏遠隔絕。……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宗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

其次，揭破新黨政客的陰謀，言曰：

恭唯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刑典，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

蘇軾一面聽，一面不斷讚嘆：「公文，真經世之作也。」

據晁說之的《晁氏客語》說：「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上一疏。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云：某不敢復為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者。」東坡別有一首〈和純夫月研詩〉：「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純夫（一作淳父），祖禹字。所說蘇軾附名同奏的章疏，即是此狀。

蘇軾對范祖禹文字的傾倒，是大家都知道的。朱熹也說：「淳夫文字純粹，下一個字便是合當一個字，東坡所以伏他。」 25

祖禹此奏，不但從頌述太皇太后的功德來感動哲宗，並且闡明太后的心志，只是回覆祖宗的舊政，措生民於安居樂業，為皇帝奠太平之基而已，其中一情一節，與太皇太后病榻上所說的話，絲絲入扣，哲宗若是心無所蔽，讀了這個章疏，是應該有所感悟的。

不料皇帝親政的第二天，就下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這十人中就有熙豐間，神宗重用的內侍李憲、王中正的兒子在內。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拒不草詔。皇上說：「宮中缺人使令，且是有近例可援之事，為何封駁？」

左相呂大防奏曰：「雖有此，眾論頗有未妥。」

蘇轍對曰：「此事非為無例，蓋為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而所召乃先內侍，眾心驚疑，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

哲宗不得已道：「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但是心裡非常恚恨，懷疑是蘇轍指使出來的。

侍講豐稷也站出來講話，便被出知潁州。

范祖禹請對殿上，引述古今史實，極論小人宦官不可用，呂惠卿、蔡確、章惇這班政客尤其用不得，用則覆國。又陳：宦官李憲、王中正過去種種罪狀，「上負先帝，下負萬民。」現在李憲雖已身亡，而王中正、宋用臣猶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希望皇帝「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

祖禹只是一個讀書君子，立論純從道義著眼；要預防新黨讒慝，鑽營起復，卻忽略了哲宗不健全的仇恨心理，所以縱然瀝血盡諫，卻一點用處也沒有，皇帝只是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將他打發掉了。

宣仁太皇太后大行前後，朝廷告下，蘇軾罷禮部尚書任，以兩學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軍州事 26 。這也許是太皇太后為保全蘇軾所預作的安排，也許是哲宗早已聽從了新黨分子的唆使，先把這位將成障礙的師傅，差出，省得將來嚕囌。不過無論如何，際此政事大變前夕，能夠脫身是非之場，對蘇軾個人來說，總是好事。

蘇軾奉告命後，遵例殿攢既畢，請求入朝面辭。

不料詔促速行，竟然不得入見。蘇軾很不滿意，只得留一書面的〈赴定州論事狀〉，給皇帝盡最後的忠告。略曰：

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唯憂太平，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其中以自己不得人見為例，錚錚力諫道：「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進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缺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

蘇軾諫說哲宗，不要輕舉妄動，殊不知這位被人冷落多年的皇帝，正抖擻精神要一顯與前不同的身手。他抱怨皇帝不讓他有面辭的機會，殊不知皇帝心裡，對於元祐舊臣一例厭惡，完全應驗了宣仁太后的預言：「官家要別用一番人了。」

蘇軾將行，九月十四日往別蘇轍於東府，時值深秋，冷雨蕭瑟，氣氛固然索寞，心情尤其沉重，默默凝望著院子裡淋在雨中的那一樹梧桐，一個人發著愣。 細數近三年來，每次看到這株梧桐樹時，似乎都在雨中，不免有點神祕的感覺。所謂三年三見，那是指元祐六年自京出知穎州，七年自揚州召還，以及八年今日之出守定州。

政局變化的趨勢，徵兆已見，蘇軾心裡明白，他們的失敗，幾乎無可逃避，心潮起伏，無限惶惑。默念著年紀已經那麼老了，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摔掉這副擔子，全身還鄉。今是東府主人的老弟，其實也不過是逆旅過客而已，他也居住不久了。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所迷惘的是不知茫茫前路，將走到哪裡去。「對床夜雨」之約，恐怕終是一場夢想，即使闖得過這一陣彌天的風浪，老兄弟倆還能像現在這樣健朗嗎？—— 蘇軾這樣痴痴地想著、想著，不覺掀起了無限感慨，作〈東府雨中別子由〉詩：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

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

客去莫嘆息，主人亦是客。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

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歸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蘇軾將有遠行，遣散京中家臣，卻發生一件無心插柳的故事。

蘇家用一小史高俅，頗工筆扎，本來打算送給曾布用的，曾以他家辦文書的人已經多了，辭謝不受，軾便將他託付了駙馬都尉王詵。

元符末年，王詵為樞密都承旨，其時，神宗第十子端王趙佶與詵甚為交好。一日，同在殿廬待班，邂逅間，率然對王詵說道：「今日偶忘帶篦刀子出來。」王詵便從腰袋裡取出一枚來借他用。

「這篦刀子樣子很新。 」端王說。

「新近創造兩副，還有一副不曾用過。回頭就當派人送到王府裡去。」王詵答。

當晚，王詵就派高俅送去。高俅到了府裡，恰值端王在花園裡蹴鞠，高俅一邊等待，一邊看蹴鞠，好像十分內行的樣子，端王注意到他，便叫他過來，問道：「你也會蹴鞠嗎？」

俅說：「我會。」

於是，就叫他來對蹴，甚合王意，隨即吩咐僕人說：「可往傳語都尉，一則謝他贈我篦刀，二則連送篦刀來的這個人，我也留下了。」

由此日見親信，幾個月後，哲宗疾歿，無子，向太后與諸大臣議立端王繼承大寶，是為徽宗。徽宗對高俅寵眷更甚，不次遷拜，外官節度使而至使相，內歷三衙者二十年，上至父兄，下逮子侄，莫不高官厚祿，富貴無比 27 。這卻應了蘇軾在南都作〈九日次定國韻〉詩所說：「軒裳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騶；似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生當淑世，知識分子進身不如廝役，落寞可悲。

高俅得意之秋，蘇軾早已下世。然而他卻富貴不忘舊主，蘇家子弟入都，據說他給養問恤甚勤。有說徽宗後期對蘇軾身後各種禁約的寬容，高俅與有力焉。可見小人有時也會做一、兩件小善之事。

九、守邊定州

定州，即今河北省定縣地。後魏初置，屬中山郡；隋改博陵郡；唐仍定州之名，宋升為中山府。

五代後晉天福二年（九三七） 石敬塘臣服契丹，割燕雲十六州，即今河北、山西北部及察哈爾南部一帶地區。契丹得此未久，即建國曰遼。自此，定州這個地方，便成了與敵國接境的邊防重鎮。

宋真宗時，在定州築造定州塔，實係瞭望敵人動靜的暸望臺，所以俗稱「料敵」，塔高十三層，最底層也有五丈高，廣袤占地五畝，各層為六角型，每角塑有佛像，用以掩飾軍用的目的。此塔，為定州現存的古蹟之一。

蘇軾於元祐八年（一○九三）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此來向朝廷奏辟了兩個朋友同行，一是工詩的李之儀，保薦他來當簽書判官廳公事，等於現在的辦公廳主任；一是同鄉孫敏行，參贊幕僚業務。

李之儀，字端叔，原籍景城，後居當塗。蘇軾與之儀的從兄李之純（端伯）於元祐初同官京師，十分交好。蘇軾在翰林日，值夜，讀李之儀詩，題句有「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之儀受知於蘇軾，大約始於此時。

之儀登進士第幾三十年，才從蘇軾於定州幕，可見他於仕途甚不得意，但卻是個文采風流的詩人，又工於書牘，蘇軾稱之為「得發遣三昧」。他的短詩，綿麗清新，逸韻橫流。如贈人（〈與當塗歌者〉）：

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籠階月浸涼。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

情隨榆筴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消。擬借瓊杯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

定州是韓魏公（琦）的舊治，魏公與范文正公（仲淹）同負軍事重責，躬親指揮，卻敵致果，史稱韓范。蘇氏兄弟初至京師，即蒙魏公提攜獎譽，知遇之感，終身不忘。所以，他下車伊始，即躬往祭告韓忠獻公於閱古堂，祭文中很感慨的說：公網羅我時，「若獲麟鳳」，豈知無用於世！

蘇軾在定州的公務生活，雖然那麼繁重，但幸幕客李之儀、孫敏行既極得力，而定州的通判海陵人滕希靖（興公）、溫陵人曾仲錫又都相處得很好。所以，公餘之暇，尚不寂寞，端叔《姑溪集題跋》有段回憶說：

中山控北虜，為天下重鎮，還寄皆一時人物，輕裘緩帶，折衝尊俎。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為定州安撫使，之儀以門生從辟，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窮日力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為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 28 。……

工作似乎相當順手，但是老年喪妻的痛苦，整頓軍務的費力，也著實使他有無窮的感嘆，如〈與錢濟明（世雄）書〉說：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老妻淹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頹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

老伴雖已去世，但是三房子媳和孫兒等，都隨任同在，一家團敘。長子蘇邁本來外任河間縣令，但因河間縣轄屬河北西路，依法應該迴避，辭官來定，所以也很熱鬧。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準備過年，家家都要舂米做糕，蘇家婦女也忙著做糕餅之類的點心。蘇軾醉睡醒來，看到一種餾飯蒸氣做餅的工具，叫「餾合刷缾」的，覺得很新鮮，特為揀選一具，寄與蘇轍，附以小詩〈寄餾合刷缾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焙；小甑短缾良具足，稚兒嬌女共燔煨。

寄君東閣閒蒸栗 ，知我空堂坐畫灰，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棗待歸來。

二月二十，是蘇轍生日，再寄檀香木雕刻的觀音像和新合印香銀篆盤兩項禮物，為卯君（轍乳名）壽。附詩，則曰：「爾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枌？」開口落筆，盡見一片歸心。

溯自真宗澶淵議和，契丹不折一矢，年得歲幣三十萬，從此悉心經營內部，停止游牧民族式的對外侵略，自建國號，志不在小。宋亦因此暫弭北方的邊患，樂於苟安。戰壘不修，戰兵不練，昔年范仲淹即曾說過：「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已是很可怕的疏忽，降至蘇軾這個時期，邊疆軍政的敗壞，幾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宋採傭兵制，兵分四種：一禁兵，為天子親掌的衛兵，數量最多，輪戍四方，為宋之主要戰力；次為廂兵，為諸州之鎮兵，然因缺乏教練，類多給役而已；三日鄉兵，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而來，就地訓練，保鄉衛土；四曰蕃兵，籍屬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

禁軍為國防的主要戰力，蘇軾到定州後考察所見，不但疲惰不可復用，並且為避免刺激契丹之故，甚至也不能公開訓練，竟成了極大的累贅。蘇軾說：

……竊謂沿邊禁軍，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疲，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

禁軍既不堪用，則守邊重任，不得不仍仰賴於沿邊的土人，是由來已久的事實。蘇轍於熙寧二年（一○六九）上皇帝書中，即已剴切陳述：「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給士兵三人。」（《欒城集》）

所以，蘇軾到任後，特別注意「弓箭社」這個本地鄉兵的武力組織。

弓箭社人戶，都是當地的鄉民，自幼與強虜為鄰，熟悉地方動靜，自力保衛身家骨肉，祖宗墳墓，日夜巡邏探問不息，因此，地方衙門的巡檢縣尉，皆依弓箭社人為耳目，為臂肘。他們嫻熱武藝，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不但平日保境安良，需要他們，遇有寇警，人自為戰，契丹人也很怕他們。

仁宗朝，龐籍守定州，因俗立法，將他們組織為弓箭社，置社長、社副加以統率，定賞罰條款，奏得旨准，遇有緩急需人的時候，便用他們自為守衛，甚是得用。

但至熙寧年間，王安石行保甲法，便將弓箭手編進保甲裡去，弓箭社這個地方組織也同時被廢了。從此這批弓箭手就都化為農民，照保甲法的規定，秋收事畢，官方集訓一月，名為「冬教」，保甲人戶必須遠出到政府指定地點去受訓，不但食用路費，官方津貼每不夠用，而兩丁抽一，按戶勒充，甚受干擾。最糟的是從前吃過弓箭手虧的盜賊輩，乘他們受訓遠出的機會，便向他們的家屬報復，破家仇殺之事，經常發生。迫不得已，他們只好重行私自恢復弓箭社的組織，形成官雖廢而民自存的狀況。但是，弓箭手既已編入保甲，就不得不兼顧保甲規定的公事，所以一身二役，疲於奔走。

蘇軾說：本路所轄戰兵，只有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個州軍，倘有警急，不足守禦，何況又大都是墮落弛廢的老兵，根本打不來仗。至於保甲，本是農民，每年集訓短短一個月，並無用處。

基上理由，他建議朝廷，恢復弓箭社的建制，估計可增民兵三萬人，豁免他們保甲的任務和兩稅折變科配的負擔，同時規定獎勵條款，「時加拊循，以為進備。」

十一月十一日上〈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近年來，遼國內部，經常發生動亂，小國叛變，破軍殺將，飢民落草為盜，打家劫舍，遼不能制，勢將攛入內地，延及我境。蘇軾顧慮若派官吏帶兵捕盜，則「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捕盜的官兵，對人民的侵害，居常甚於盜賊，所以唯有趕快恢復弓箭社這個人民自衛武力的組織，才能攔截橫行遼境的盜賊。

因此，連上第二疏，希望早獲朝旨，准照施行。

但這時候，朝廷內外，亂成一片，宋的政治，又將發生一場劇烈的變動，誰還注意這些邊遠問題。

這是蘇軾到定州任後，第一個擘劃，兩上章疏，但其結果是如所意料：「奏上皆不報。」

蘇軾又著手整頓敗壞到「不堪開眼」的軍風紀。

負定州軍務實際統率責任的，是副總管王光祖，因是老將，倚老賣老，一向驕橫。武衛軍裡面，公開吃空額，公然刻扣糧餉，弄得兵丁食不果腹，妻子凍餒，於是強者逃亡，聚為盜賊，弱者遊惰成習，以欺凌百姓為事，根本談不到教練和風紀。

軍人盜用公物、公帑的，長官不敢查；軍區城寨裡的軍眷人戶，公然斫伐禁山，犁為田地，再放租給老百姓，政府不敢問；城裡還有一百多家櫃坊（賭場），公開招貼，兜攬軍民賭博。

因為軍人公然飲博，所以禁軍的官校還有另一個生財之道，就是放高利貸。

如此嚴重的糜爛，由來已久，前任知軍州的長官，因為王光祖是老將，不敢過問，但是蘇軾認為既做了馬步軍都總管，便決然要管，查到貪汙情節重大者，立即判令充軍遠惡地區。有個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不過四個月，前後觸犯斂財、掠奪之罪，竟達十一次之多，得贓九十八貫餘文。蘇軾立斷逮送司理院（法院），枷項根勘（徹查）。

於是，斂掠頓絕，飲博亦止。

那些軍校們在這新定帥的鐵腕下，慄慄不能自安，於是有人出面來舉發他的長官貪贓。蘇軾說：「這種事，我自己會查辦，假使准了你的告發，軍隊的紀律就亂了。」立即將他決配，浮動的軍心漸次安定。

蘇軾在定州不欲驟行峻治，只是因事行法，無所貸捨，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和盜賊都漸漸稀少了。

軍隊積弊重重，犯法的人固然要嚴辦，而那些被剝削的小兵，也必須受到照顧。蘇軾派李之儀、孫敏行遍往諸營點檢，但見他們的營房，年久失修，早已大段損壞，不庇風雨，兵士們沒有辦法，只有竊占民地，自蓋小屋居住，這些屋子，不但椽柱腐爛，大半無瓦，其狹小則除一床一竈之外，簡直轉動不得身體。宋朝准許軍人攜帶家眷隨營居住，而諸營軍號中，妻子凍餒者，則十有五、六。

蘇軾在〈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中說：「臣既目睹媮弊，戢治犯法之人，即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媮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溼，不安其家。」因此，差了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領工匠，遍往各營逐一檢查應修之處，估計工料費用確數，請求朝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便委由本司召人出賣，得款買建材，燒造磚瓦，雇工修蓋。

軍重風紀，而紀律基於階級之分，定武軍禮久廢，已經到了不識上下的地步。平時沒有紀律，一遇動亂，立刻都成了穿制服的強盜。蘇軾決定於元祐九年春，舉行檢閱。

大檢閱禮，一切查考舊典，遵照禮制進行。蘇軾是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嚴肅而又隆重。

不料那位一向驕橫慣了的副總管王光祖，自以為他是老將，不願屈居人下，賣起俏來，稱病不出。蘇軾不能聽任他一個人來破壞整個軍紀，立刻叫書吏來，要出奏朝廷，專案彈劾。王光祖到底怕了，震恐而出，於是，閱兵大禮順利進行，圓滿完成，沒有一人敢於怠慢。

定州人說：「自從韓忠獻公去任後，不見此禮，直至今日。」重見代表朝廷的威儀。

蘇軾於治軍外，在那「民以食為天」的時代裡，做地方官，必須注意老百姓的食糧。在他到任以前，河北各路，都曾有過災荒，定州一路，因為雨水太多，為害莊稼，收成不到一半。蘇軾預料春夏之交，地方上一定缺糧，宋朝的法律，規定地方官有權「倚閣散貸」，到時發放貸款便可了事。但是蘇軾認為「愚民每有借貸，不肯及時還納，既煩鞭撻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留下許多後患，他不願這麼做，寧願上〈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以低價出糶常平米數萬石來壓平糧價，奉旨准辦。續又訪見民間仍有部分窮苦的佃農，雖有廉價官米，還是無錢去買，而倉中陳米，卻因存儲過久，即將腐爛，所以他又上章請求朝廷，將現在倉存陳米二萬餘石，交由上戶保借，轉貸佃農，等豐熟年歲，可以收回新米入官。

蘇軾在定州這段時間，中樞政變這一股強烈的氣流，瀰漫六合，使任何人都能感到閃電已亮，轟雷即至。朝廷內外，陰霾密布，氣壓低得使人喘氣。

失意多年的新政派，包圍上了青年皇帝，個個摩拳擦掌，只待重登政壇；元祐舊臣，只能泣血諫宣仁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詣，希望意氣用事的皇帝，萬一能夠感悟。

這場政治上的敗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已難望挽救。從來歷史上的變革，被變革這一方面的政治人物，必須承受任何殘酷的後果，蘇軾只能默然，坐待命運支配。

大家都心緒惶惶，相與反復談論，希望出現一個奇蹟，「天祐皇宋」，蘇軾對之儀道：

「自今以後，要如現在這樣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難期望的了，不如與你們盡情遊戲於文詞翰墨之間，以寓其樂的好。」

於是，他和之儀、敏行、滕希靖、曾仲錫五人，朝夕酬唱不倦，如〈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詩道：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典故人談。……衰懷久灰槁，習氣尚饞貪。

他們談河朔的熊白，四川的花紅肉、青韭和臘酒等等美食，最後他還要求端叔講講他所愛悅的營妓董九。

十、再遭謫逐

宣仁太皇太后駕崩壽康殿，十八歲的哲宗皇帝，忽然擁有了至高無上的君權，而且懷抱著激烈的報復心理，急欲徹底變革元祐的故常，顯示他的獨立精神，但是不知如何措手。

呂大防為山陵使，主持宣仁太皇太后的陵寢工程，甫出國門，一向依附他的禮部侍郎楊畏便首揭叛旗，公開創言「紹述」，具萬言書密奏：

神宗更定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

皇帝立即召見，垂詢熙豐舊臣中，誰可召用？並且坦白表示：「朕皆不能盡知。」楊畏開上一張名單，上列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的行誼，各加品題。並且在皇帝面前，竭力褒揚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 見慮不足的皇帝全盤接受了。

楊畏這人，出身寒微，幼孤好學，且有孝親的美名，但在官場上的表現，卻是小人之尤。最初，受知於王安石和呂惠卿，力贊新法；司馬光在洛陽，見將起復，他又奔走於這位元老之門，面進諂言。光薨，他就打死老虎，說他壞話。元祐期間，歸附呂大防攻擊劉摯，後又背叛大防；始附蘇轍攻擊范純仁，後又背棄蘇轍，反復成性，所以他有個綽號，叫「楊三變」。

政局發生變動，是一切失意政客的重要機會，無不萬頭鑽動，力求表現。鄧潤甫首先向皇上開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皆是子承父志，所以能成偉大的帝業，皇帝默喻於心。至元祐九年（一○九四）二月，右相范純仁乞辭執政，皇帝即以中旨除戶部尚書李清臣為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鄧潤甫為尚書右丞。

李清臣，字邦宜，魏人。博學有盛名，韓忠獻公（琦）很賞識他，以其兄之子妻之；歐陽修稱賞他的文章，比之蘇軾，聲望藉甚。曾從韓絳使陝，還朝為國史編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追隨元豐年間當權的王珏、蔡確，得拜吏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元祐初，就因他染有王、蔡的政治色彩，被外放出守三郡。

蘇軾知密州時，清臣以京東提刑行部至密，他們飲酒唱和，相敘為樂。蘇作〈答李邦直〉詩，有「放懷語不擇，撫掌笑脫頤」的交情。不料今日，第一個向蘇軾開刀的，就是此公。

呂大防、劉摯主張調停政策時，三省奏除李清臣為吏部尚書，被范祖禹、姚勔 反對掉了，直到太皇太后已經病在床上，清臣才補上了戶部尚書，還京途中，又除中書侍郎。他與鄧潤甫二人，久不得志，際此變局，又蒙皇上親擢高位，所以甘為戎首，創言「紹述」，顯然是逢迎皇上的意思，而且說話帶著非常強烈的煽動性，目的在激怒皇帝。—— 果然，青年皇帝上了圈套，他們的膽子也就愈來愈大了。

三月，策試進士於集英殿，李清臣發策題，曰：

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唯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心焉。

這道策題，簡直把元祐朝重要的國策，全面否定了。考試結果，錄取了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當時的考官，一時改不過觀念來，所取進士，仍然以擁護現行政策者為多，但至楊畏覆試，卻全部翻了案，以主熙豐新法者置前列。當時，社會缺乏大眾傳播媒介，但無人不注意科場的動向，經此御試策題的宣揚，以及錄取標準的實際表現，大家知道未來國家政策的趨勢，「紹述」之論，不脛而走。

楊畏和侍御史來之邵合力攻罷呂大防，空出了這個最動人的相位，使李清臣的慾望，像火上加油一樣，烈焰熊熊的燃燒了起來。

但從中書侍郎要跳上宰相的位置，中間卻還礙著一個門下侍郎的蘇轍。所以，有一天，李清臣在殿上公開攻擊：

「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

其時，蘇轍同在朝列中，不得不反詰：

「陸下即位，兄軾方起自謫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反調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

清臣語塞。

李清臣肆無忌憚，竟以詆毀國策的話作御試進士的策題，荒謬達於極點；不過小人之敢於如此，自然有其背景，蘇轍明知皇帝心病很深，已經很容易的中了小人的蠱惑，朝局的翻覆，但在旦夕之間。只為仰體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詣，締造元祐之治的前輩們的心血流注，在這九年間，以一個祕書省校書郎洊升到副相的地位，他不能不以最大的道德勇氣，寧冒殺身的凶險，奮起上奏：

伏以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無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這篇奏文，劈頭說破政治變革的癥結，在於小人的媒孽。接著闡述神宗在位近二十年中有利無害的「睿算」，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改變的事實。續言熙豐間也有措置失當的地方，這是任何一個朝代都有的事情，「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他舉漢武帝討伐四夷，大興宮室，使財政破產，賦稅繁重，民不堪命，幸賴昭帝委任霍光整理財稅，漢室乃定；光武顯宗察察為明，迷信讖語，天下恐懼，章帝接位，代以寬仁之政，後世稱焉，這是歷史上以子改父的事實。繼言本朝的故事：真宗迷信天書，章獻后藏書梓宮，以泯其跡，仁宗嗣位，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位，為了本生父濮王尊稱的問題，盈廷議論，紛紜不休，鬧了幾年，神宗即位，再也不談此事。蘇轍遂下結論說：

……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宋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

奏入，皇帝看了，怒道：「安得以漢武比先帝。」李清臣和鄧潤甫又從中挑撥，皇帝心裡更是不悅。

蘇轍等得沒有消息，再上札子，請求面論。札言：

聖意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固當宣諭臣等，令商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策問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皆不與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

皇帝看了這份札子，更加憤怒，次日殿上面論，即先降諭詰責曰：「人臣言事，並無所害，但卿昨日以札子奏調機事，不可宣於外，請祕而不出，今日乃對眾陳之。且引漢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當。」

哲宗親政後，臨朝的態度，威重嚴肅，睥睨朝士，說話非常激烈，使群臣不敢仰視，無不凜懼。蘇轍不知道這個引喻，會有問題，所以坦然答奏：

「漢武帝，明主也。」

「卿所奏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實則止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豈是明主！」

皇帝說這段話時，聲色俱厲，蘇轍被皇上嚴厲責斥得只好下殿待罪，眾莫敢救。

右僕射范純仁從容向帝解釋道：

「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可如呵斥奴僕。」

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

純仁說：「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

帝曰：「人謂秦皇漢武。」

純仁對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

皇帝的火氣，被范純仁這番話略略化解，天顏稍霽。

蘇轍平日，與范純仁不合，至此，乃大為感服。純仁退下殿來，蘇轍舉笏長揖，謝曰：「公，佛地位人也。」

歸家，亟亟具奏，乞賜摒退。

詔以蘇轍為端明殿學士知汝州。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中有「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原誠終是愛君，薄責尚期改過」的話，皇帝看了，非常生氣，手批道：

蘇轍引用漢武帝故事，比擬先帝，事體失當。所進入詞語，不著事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蓋義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

吳安詩便因這篇誥詞，被侍御史虞策、殿中御史來之邵、監察御史郭知章等指摘為「重輕而止徇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罷起居郎。

三月，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他是因為反對司馬修改役法而出知太原府的，現在遷官江寧府，過京，留拜承旨。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他於元祐初為開封推官，首先反對變廢新法，後來曾寫信與蘇軾，要為他往烏寺做「呵佛罵祖」的打手者，即是此人。這次還朝，素願得償，他便奏請朝廷「檢索元祐一朝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蓄意要將元祐九年來的當政人物，一網打盡。

四月十二日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一○九四），於是天下曉然，明白新皇帝決然要紹述神宗時代的新政了。

以人治為骨幹的政治體制裡，國家政策變更，必須從調整人事，汰舊換新入手，以司馬光開創「元祐更化」之治，也是一樣。不過，紹聖朝的政變，於人事更迭之外，另又挾著報復仇恨心理，皇帝要報復被太皇太后壓制，被大臣漠視的仇恨；捲土重來的新政派官僚們，則要報復這多年來被排擠在外，投閒置散的怨憤。

仇恨與政治權力，一旦相結合，則其發展將為種種非理性的恐怖行為，幾乎是可以認定為未來的必然。蘇軾對於京朝近事，洞若觀火，新冒出頭來的李清臣、鄧潤甫、楊畏、虞策、張商英以至傳聞將登相位的章惇，都是他多年來的舊識，豈有不明白他們將要施展的手段。蘇轍既罷，他將是第二個鎗靶，也同樣是無可逋逃的命運。

因為是無可逋逃的命運，所以他很沉著鎮靜，不願把有限的時日，虛靡於無用的憂慮，他更日以繼夜的與定州幾個交好的同僚，飲酒、作詩、聽歌、言笑，欣賞蜜漬荔枝的美味，和中山松醪的香醇。

形勢比人強，勢有所至，事乃必然。

詔告天下，改元「紹聖」不久，四月下旬，御史虞策就上言劾軾，說他從前所作誥詔文字，語涉譏訕，望朝廷給他一個清算。殿中侍御史來之邵疏曰：「軾凡所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憤之私。」他舉述行〈呂惠卿制詞〉中的「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茍有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麻制〉中的「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中的「其退居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等為例，綜結起來說：「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

這種攻訐，毫不新鮮，經歷熙寧、元豐、元祐三朝、十餘年間，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嚴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那麼許多人，尋瑕摘疵的結果，都只能在文字裡斷章取義，曲解誣解，一脈相承的指為「訕謗君上」、「譏議先朝」而已。虞策、來之邵更是低能，他兩人所劾責的，竟是董敦逸、黃慶基、賈易曾經說過，且經朝議斷為誣妄的舊說，現再重新搬弄，誠如上年（元祐八年）五月蘇軾自辯札中所說：

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見疾群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

所謂「專用此術」，從另一方面足以證見蘇軾雖在語言文字上受盡挑剔，吃足苦頭，但其立身行事，光明正大，實在無懈可擊，否則那麼眾多的耳目，尋瑕摘疵，何以都只能在咬文嚼字上做工夫，實在苦於沒有材料也。

蘇軾在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任上多年，撰作內外制，當年日以繼夜，忙迫異常，檔案中的存稿很多，在這麼龐大的存稿中，要找影響附會的資料，應該甚易，但是虞、來等人卻還只得撿別人說過的來說，可見黃州以後的蘇軾，到底與少壯時期不同，語言文字上謹慎多了。

然而，政治這東西，講求的是現實作用，有時候是並不講理的。

當時的右相范純仁，因皇帝每以中旨發表大臣的任命，侍從臺諫的任用，也不經過宰相進擬，顯已侵害了相權，違背典制。早於二月間任命李清臣、鄧潤甫時，他即向哲宗諫言道：

「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

帝不納。純仁辭相，帝又不許。

攻擊蘇軾，自虞策、來之邵發難後，張商英也插了一手，訾議蘇軾論合祭天地為非是。繼則全臺御史由趙挺之領頭，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語，以為誹謗先帝。

挺之曾被蘇軾罵過「聚斂小人、學行無取」，因這一層私怨，這回甫從祕閣校理升任御史，他就約同全體臺諫官會劾蘇軾。於是，議論蘇軾知英州。只有范純仁諫曰：

「熙寧法度，皆呂惠卿附會王安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持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日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

純仁的詰斥，非常尖銳，直揭小人因勢利乘的醜態。奈何皇帝不聽。

來之邵又說：

高士敦任官成都時，有不法之事。又論蘇轍謫放太近。范純仁詰問道：

「高士敦如有犯法的事，來之邵當時為成都路監司，應該立即按發。蘇轍與政多年，之邵已做御史，何不早加糾正。到現在才有此二奏，其情可知。」

皇帝心中，懷有強烈的成見，凡是不合他的成見的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范純仁奮不顧身的諫諍和小人對抗，但亦絲毫無補於事勢。

至紹聖元年（一○九四）閏四月初三日，朝廷告下定州，蘇軾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仍然降到黃州起復時的原官—— 以左朝奉郎責知英州軍州事。

蘇軾作〈進上謝表〉，語極感愴，如曰：

……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終身窮薄，常為天下之罪人。……恩深報蔑，每憂天地之難欺，福眇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

說到詔誥文字，他只籠統的申明一個原則，別無一字自辯：

……凡一時黜陟進退之眾，皆兩宮威禍賞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固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私心，蓋王言不可匿旨。

對於被謫英州，他的話，於非常懇切中透著十分灑脫，真是絕少得見的文字。如言：

罪雖駭於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再生於東市，猶令尸祿於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

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

一個人，面臨身家性命傾危的禍患，甚少人能不失態，即如韓文公貶潮州，謝表曰：「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維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白樂天謫江州，與元稹詩又是何等淒酸，蘇軾都不那樣，他只坦然道：「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也不再一言辯白，把一切罪過，攬在自己肩上，一擔挑回，這種臨難不苟免的精神，竟與宗教上的殉道者一樣偉大。

時勢如此，沒有人能擋得了這一股滔天的逆流，蘇軾已將一片用世的熱腸，勇決放下，而今而後，天悠地闊，何處不可去得，他已看透人生，不再希冀什麼。

八大山人畫〈東坡朝雲圖〉

蘇軾墨跡之七〈書陶淵明歸去來辭〉

蘇邁（伯達）墨跡

蘇軾墨跡之八〈致趙夢得校尺牘〉

〈東坡先生笠屐圖〉

蘇過（叔黨）墨跡

蘇軾墨跡之九〈與謝舉廉書〉

〈宋代境域圖〉

註釋

01 　歐陽修，《六一詞．木蘭花令》：「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裡絲簧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垂，酒入香腮紅一抹，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明朝車馬各東西，惆悵畫橋風與月。」

02 　新堤指西湖蘇公堤，舊井為杭州六井；參寥、六一均西湖智果寺及孤山泉名。

03 　趙令畤，《侯鯖錄》。

04 　張邦基，《墨莊漫錄》。

05 　《東坡題跋》。

06 　趙令畤，《侯鯖錄》。

07 　《東坡志林》，「以樂害民」條。又〈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詩〉：「……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甑有塵；為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即詠此事。

08 　葉夢得，《避暑錄話》。

09 　釋惠洪，《冷齋夜話》。

10 　蘇軾回溯平生往來十度淮河，應是：（一）熙寧四年辛亥赴杭州簽判任。（二）熙寧七年甲寅移守密州。（三）元豐二年己未四月自徐州經南都赴湖州任。（四）元豐二年己未八月遠赴臺獄。（五）元豐七年甲子乞常至南都。（六）元豐八年乙丑四月自南都歸常。（七）元豐八年九月赴登州任。（八）元祐四年己巳出帥杭州。（九）元祐六年辛未召還京師。（十）元祐七年壬申三月自潁赴揚州任（治平三年丙午載喪歸蜀，自淮泝江，不在其數）。

11 　胡適，《白話文學史》。

12 　詩目：「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粥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致，坐皆驚嘆。」叔弼，歐陽斐字，時以禮部員外郎被召還京。

13 　王若虛，《滹南詩話》。

14 　李薦，《師友談記》。

15 　蔡絛，《鐵圍山叢談》。

16 　李薦，《師友談記》。

17 　《宋書》：「太平興國中，錢吳越王來朝京師，值上元節，獻金錢百萬，乞更買燈兩夜。」後遂沿為五夜燈。

18 　岳珂，《愧郯錄》。

19 　王儒，《東都事略》。

20 　葉夢得，《避暑錄話》。

21 　《東坡志林》。

22 　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23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賚送。貴戚宮院以豬、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鴨餅、瓜醬之屬切作棊子片樣，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春社、重九、重午亦如此。」

24 　范公偁，《過庭錄》：原書記入宮問疾三人，為呂汲公（大防）、范忠宣及樞密安厚卿（燾），查安於元祐四年已因母喪去位，五年三月以韓忠彥任同知樞密院事，據以改正。

25 　《朱子語類》。

26 　蘇軾定州之命，王宗稷年譜定為是年八月，翁方綱蘇詩補注引實錄則為「元祐八年九月，禮部蘇公以侍讀學士知定州。 」任命如在八月，可能為宣仁太皇太后所作之安排，如在九月，宣仁已崩，則必出於帝意。

27 　王明清，《揮塵後錄》。

28 　李端叔題跋續言：「東坡在中山宴集間，有歌戚氏調者，坐客言調美而詞不典，以請於公，公方觀山海經，即敘其事為題，使妓再歌之，隨其聲填寫，歌竟篇就，才點定五、六字而已。」《老學庵筆記》云：「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正備，願刻石傳後，為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為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此詞今見毛氏汲古閣本、疆村朱氏重編元延祐本《東坡樂府》。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一、遠謫南荒

宋制，謫官奉到誥命之後，必須立即離任，不待交代，不得逗留，被押解的使臣催督同行。蘇軾於紹聖元年（一○九四）閏四月初三日奉到新命：

「依前左朝奉郎、責知英州（今廣東英德）軍州事。」

即日拜發進上謝表，辭告文宣王廟（孔廟），火急治裝，率領全家眷口，星夜啟程就道了。

然而，侍御史虞策復言蘇軾罪重責輕，再詔：「降官為左承議郎」。按官制：朝奉郎為正七品，承議郎為從七品，在蘇軾看來，都是一樣。

蘇氏一家，沿著太行山前進，時在梅雨季節，天色陰沉，心情更是沉重，到了距定州西南百里的趙州臨城道中時，天氣突轉晴朗，使蘇軾「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甚是高興，因他回想去年冬季赴定州任時，取道於此，卻逢連日風埃陰晦，未嘗了了得見太行，而今遠戍嶺外，終於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中國人有崇拜山嶽的傳統，因為高山與「天」最為接近。當此晦暗的行程，得見高山嶽嶽，想到韓愈當年，為諫迎佛骨，被貶潮州刺史，路過衡山，有〈謁衡嶽詩〉說：「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來定州時，風雲晦暗，象徵此行的不吉，正已應驗。現在遠赴謫所，則天氣已經晴朗，豈非不久可赦還的吉兆？與韓愈的經驗一樣，蘇軾仰望麗日晴空的太行山脈，精神為之一振，便對兒子們欣然說道：「吾南遷，其速返乎！這是韓退之衡山的吉兆。」

繼至相州南四十里的湯陰市，旅途飢疲，遂在道旁攤肆裡打尖，大家停下車來，喝了豌豆大麥粥。

蘇軾要兒子們注意，蘇家環境，今不如昔了，現在黃塵蔽天，赤地千里的路上，能夠得到「青斑照匕箸，脆響鳴牙齦」的新鮮豌豆吃，已很不易，人須勇於忘懷昨日的「玉食」，則今晨的一盂麥粥，未始不是無上的享受。

途中作詩寄定武同僚，則曰：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公貴，不覺黃粱一夢遊。

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

御史劉拯，落井下石，再言「蘇軾敢以私憤行於詔誥中，厚誣醜詆，不臣甚矣。」指的仍是那篇呂惠卿責降詔。於是，朝廷再加重懲處：

「合敘復日不得與敘，仍知英州。」

十餘日間，三改謫命，朝局之亂，可以想見。哲宗雖有召章惇為相之意，而李清臣還想搶前一步得手，所以竭力表現變革，恢復熙豐的舊法，除命各路常平使者等等，異常忙碌。

閏四月的天氣已很炎熱，乘著牲口走這麼漫長的道路，如何得了，蘇軾自忖：「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必將死於道塗，十四日到達滑州，乃狀奏朝廷，請求皇帝顧念八年經筵之舊，准賜坐船前往。

十八日至汴京附近的陳留，蘇氏眉州鄉隣楊濟甫派他的兒子楊明（子微）遄程趕來相送。這位晚輩，自言懂得「術數」，他看蘇軾絕對不會死於嶺外。蘇軾聽了很高興，說：「若是應驗了你今天這句話，一定為你寫道德經一部，以當酬謝。」

雍丘縣令米芾派專使來迎，蘇軾答書說：

辱簡，承存慰至厚，哀感不已。平生不知家事，老境乃有此苦，蒙仁者矜愍垂誨，奈何，奈何。入夜目昏，不謹。

從此信中可以看出蘇軾在元祐一朝八年間，雖然官至殿閣學士，封疆大吏，但卻並無積蓄，依然兩袖清風，面對流亡，就不免捉襟見肘起來。

蘇轍罷門下侍郎，出知汝州軍州事，早於上（四）月二十一日到任，蘇軾自陳留繞道臨汝，往別其弟。

蘇轍的經濟情況，原來很窮，所謂「債務山積」者是也。但自元祐以來，久官京師，宋朝的俸祿制度，京官比外任官優厚，久居一地，消耗也少，不比蘇軾，常年南北奔走，一點俸給，全都在道路上化光了。

蘇轍分俸七千，交給蘇邁，決定由他帶領一大半眷口，住到宜興去。可以靠那裡的一點田產生活，也免蘇軾後顧之憂 01 。

兄弟相聚不過三、四天，前途陰霧重重，混沌一片，也沒有什麼話好說，匆匆別去，回到陳留，幸已得旨准許舟行，他們一家就在那兒登船續發。

哲宗既已決心紹復熙豐新政，首即起用章惇為相——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翰林學士范祖禹力諫：「章惇不可用。」以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右相范純仁承宣仁太皇太后病榻上諄諄囑託，竭力奮鬥，但也無法挽救這個變局，只得堅決求去，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兩范先後罷去，元祐大臣，幾已盡矣。

閏四月二十二日，章惇抵京蒞職，馬上援引他的同黨蔡卞、林希、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入朝，分據要津，把持言路，個個彈冠相慶。

帝又召蔡京為戶部尚書。京字元長，仙遊人。他是蔡卞的哥哥，而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於元豐末年曾知開封府事，司馬光復差役法，闔朝反對，但他固執己見，令限五日之內辦好，大家又認為期限太促，絕無可能，唯獨開封府如期報辦，司馬丞相大為欣賞。這次還朝，適逢章相又欲變復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便與章惇說：「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雇役遂定，似此毫無原則，一味逢迎的小人，奸偽可知，而北宋後期，卻將國家命運託付到這幫人的手上，實在可悲。

蘇軾行至南都，南都已經喧傳朝中群魔亂舞，一股仇恨的烈焰，像火山爆發一樣，燒遍了汴京。章惇、蔡卞領頭，熱烈策劃如何向元祐諸臣一個一個的報復，不論已經死亡的，或已貶謫在外的，都要一網打盡。這一夥人，凶燄高張，肆無忌憚，甚至在殿陛上狂言怒詈，叫囂成市。

蘇軾的謫命，已經三改。現在章七得勢了，對於這位英雄人物的性情，軾最了解，惇有為惡務徹的毒辣，睚眥必報的狠勁，禍患恐怕不止於此，更大的嚴譴，亦在意中，所以寄定州同僚孫敏行（子發）書說：

某旦夕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

五月底邊，行至汴上，晚輩晃以道（說之）置酒餞行，酒酣，情緒激越難制，非一發洩不可，素不善歌的蘇軾遂引吭自歌〈古陽關〉一闋，這，豈同平常的筵邊唱曲，直是長歌當哭而已！

元．陳秀明《東坡詩話錄》引蘇軾手記一則：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日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02 。 —— 這最後兩句勉強自慰的話，實在比痛苦還要感傷。

蘇軾這一路行來，沿途多遇故舊，如至韋城，遇吳安詩的外甥歐陽思仲，為感激安詩因撰蘇轍告詞而落職，特在客邸書「松醪賦」一幅，託歐陽轉致；渡黃河，見楊濟甫之子楊明，過雍丘，唔米芾和馬夢得；至汴上，與晁說之飲別，遇任伯雨同舟共載；抵山陽，徐積（仲車）來慰問；至九江，與杭州同僚蘇堅（伯固）相晤，其時伯固將赴湖南澧陽，所以作〈歸朝歌〉一曲贈他；至虔州，與俞括入崇慶院觀寶輪藏等等，真可以說是交遊天下，故舊滿路的了，無奈再此前行，一過大庾嶺，將被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炎荒之地，孤獨的恐懼，化作他無限淒涼的高歌。

門人張耒，向在京師為著作郎兼史院檢討，在館八年，苜蓿自甘，後擢起居舍人，現在正以直龍圖閣知潤州事。蘇軾到揚州，張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謁老師，特地挑選了兩名兵士—— 王告和顧成，隨從南行，沿途照料，一直護送到惠州。蘇軾很得力於這兩人，與文潛書有：

來兵王告者，極忠厚，方某流離道路時，告奉事無少懈。……顧成亦極小心，可念。

六月初七，阻風於金陵，兒子們為遵亡母的遺言，再度恭奉阿彌陀佛像於金陵清涼寺，作水陸道場，祈求先靈冥福。佛事畢，蘇邁一房眷目，先赴宜興，部署一切。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襲，新造一尊觀世音菩薩像，妙相莊嚴，蘇軾也往瞻拜，就在觀音前許下一個心願：「吾如北歸，必將再過此地，當為大士作頌。」

續向當塗進發，際此流金鑠石的溽暑時節，船上悶熱不堪。蘇軾忽然記起杭州中和堂的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即使是三伏天，也常有蕭然的清涼，而他現在所要去的前途則是炎荒的廣南，這就使他作詩懷念「獨有人間萬里風」的杭州中和堂來了。

距當塗六十五里的慈湖夾，船被大風所阻，停了下來。這條水路，全是韓愈當年貶謫潮州時所走過的路徑，韓詩中記述的地方情景，目前一點沒有改變。蘇軾悶在船艙中，也寫下〈慈湖夾阻風五首〉，首先即說：「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一伸他那「異代同命」的寂寞之感。

這五首詩，看似平常紀行寫景之作，其實盡是蘇軾此日雖身在苦難中，仍不失英邁自許的氣概之作，如：「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卻當空。」—— 政治的暴風雨可以摧殘我於一時，而我本明月，無妨志節皎然於人世。如：「且並水村欹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巖。」世路艱難，何獨嶺外，只要小心應付，未嘗不可逃過。「弱纜能爭萬里風」，所以六十老翁，萬里行役，何懼之有。

人生的際遇，常有山窮水盡，絕處逢生的奇蹟，五詩中的第二首，即寫此祕密的心願：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

一個人被命運投棄於水天無際的荒江上，不知如何才能突破迷茫，找到出路。彷徨中，突然看到有賣餅的小船過來，知道村落就在山前，不能沒有驀然回到人間的喜悅。這短短二十八字，寫出蘇軾被蒙在命運的黑霧裡，危疑震撼中，尋求一線生機的渴望。

蘇軾躺在船頭，臥看落月，船伕在叫：「風轉向了！」於是他們就可以開船，繼續上路了。

人生經歷患難愈多，精神境界便自不同，如此次途中，與好友參寥書，蘇軾但言：

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墜甑，無可追計。從來奉養陋薄，廩入雖微，亦可供粗糲；又子由分俸七千，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外何復掛心，實脩然此行也。已達江上，耳目清快，幸不深念。知識中有憂我者，以是語之。

英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承問所幹，感懼而已。

「所幹」，宋人的口語，意為「需要什麼幫忙。」

另一方面，章惇、蔡卞執政的朝中，卻是恨火方盛，力謀報復。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了；安石的女婿蔡卞已奉命將神宗實錄重寫；以張商英為諫官，正在準備大肆羅織。五月，元豐間與蔡確、章惇、邢恕互相交結，人稱四凶之一的黃履，又被召回朝來，開復了御史中丞的原職，章惇用這凶手的目的，就是為了報復仇怨，所以元祐舊臣，便無一得免了。

侍御史虞策再度發難，章惇、蔡卞等幕後支持，重議對蘇軾的處分，以為罪大責輕，應該再降。最後的決定是：「蘇軾，落左承議郎，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其間，還有一個故事。

章惇初登相位，即慨嘆道：「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有人推薦林希（子中），但他現任禮部侍郎，名位高於中書舍人。章惇立刻保證給予同省執政的地位，他就俯首聽調了。自此，凡元祐名臣的貶黜制文，都出於林希的手筆 03 。

林希與蘇軾為進士同年，素相厚善，元祐初，蘇軾被擢起居舍人，曾推林希自代，因此得除記注官。後來又為杭州交代的前後任，平日詩筒書問，往來不絕。當蘇軾進翰林院日；林希撰啟致賀，有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褒美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現在為利祿所誘，執筆草蘇軾謫降惠州的告詞，則魏詆不遺餘力，如言：

……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為己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妄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為，縉紳共疾，尚屈彝典，止從降黜。

今言者謂其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辯足以飾非，言足以惑眾，自絕君親，又將奚憝；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蘇軾一行，抵達當塗縣時，責授建昌軍司馬的告詞剛才下來。在蘇軾看來，一切都是任人擺布的情勢，無所謂輕重好壞；英州（廣東英德）、惠州（廣東惠陽），皆在廣南，都是大庾嶺外，心裡毫無計較。只是萬里投荒，他沒有理由要拖累兒輩，事實上也無法挈帶全家同去，所以堅決主張，他要獨自一人前往貶所。

他的兒媳們絕對不肯讓這六十老翁，在無人照顧之下，獨行萬里，到那完全陌生的炎荒去生活，大家環繞著他涕泣求行。最後決定，他只帶幼子蘇過一人同去，叫次子蘇迨帶領二三兩房眷口到宜興去，跟大哥蘇邁同居。是年，蘇過二十三歲，已有侍父遠行的能耐了。

六月二十五日，蘇軾在當塗旅次，親書六篇自作的賦，贈別次子。《本集．書六賦後》云：

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為楚詞，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蘇氏一向保持樸素的家風，在京師時，家妓不過數人，這與當時士大夫們邸宅裡檀歌不息、美女如雲的豪侈風氣比起來，真是十分寒傖，且自外放潁、揚以來，本來準備退休，已先陸續遣去數人，到這時候，還留在家裡的，不過寥寥二、三人而已。

姬妾，原是富貴榮華的附件，沒有與家主共患難、同死生的義務，何況此去是南蠻瘴毒之地，所以，蘇軾要「開閤放妓」，各替她們安排一個去處。

唯有朝雲，她堅決不肯在這患難之中，離棄家主於不顧，尤其是王夫人已經過世了，這孤獨的老翁，豈能沒有一個婦人照顧他的起居飲食，所以，她熱情而又果敢地表示，一定要隨侍蘇軾南行。

這種風義，這份熱情，使蘇軾大為感動。後在惠州，讀《白樂天集》，想到樂天那麼熱愛櫻桃小口的樊素，但最後，樊素還是離開了老病的樂天，而遠走高飛的。遂作〈朝雲詩〉一章，記其感念之情。詩前有引，曰：

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住，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

子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唐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云。

關於白樂天的放妓賣馬，是這樣的：

樂天於唐太和三年（八二九）五十八歲時歸洛陽，即納樊素為家妓，侍樂天者凡十年。

至開成四年（八三九）十月，老年的樂天，得了風痺症，體弱目眩，左足不支。陳寅恪論其事曰：「既然生理的不可能有妓樂，患了風痺，當然遣妓。」類推，足力不支，當然賣馬。

不料樊素臨別依依，辭曰：「素侍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不忍遽去，賣駱馬則曰：「五年花下醉騎行，臨賣回頭嘶一聲。項籍顧騅猶解嘆，樂天別駱豈無情。」就因這駱馬回嘶，樊素陳辭，使樂天終於不忍割捨，作〈不能忘情吟〉二百五十五言，兩俱留之。

但是明年三月作〈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樊素畢竟還是去了 04 。

而朝雲則隨侍蘇軾萬里投荒，同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使蘇軾對這個紅粉知己，不得不心許她與結髮夫妻無異。希望將來能夠同向三山仙去。詩曰：

不似楊枝別樂天，卻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從當塗分手，蘇迨等人遂去宜興，蘇軾與兒子過、朝雲並二老婢，主僕五人，逕向江州（江西）進發。 05

傳說：蘇軾侍妾，除朝雲外，還有一個碧桃，也於此時親自從南康送至江西都昌縣安頓，還為她留題一詩：「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原詩石刻在縣治內，都昌縣志亦載其事。 06

二、過嶺

蘇軾舟過廬山之下，遠望群山，峰巒間亂雲騰湧，天色陰霾。獨立船頭，仰望山嶽是何等偉大，人則非常渺小，情不自禁地對著廬山也自默禱起來。時未及午，浮雲盡散，天色豁然晴朗，迎面眾峰凜然，倚天無數青壁，於是，這多難的老人，臉上便自綻出一絲微笑。

時序進入八月，某夜，船泊分風嶺，已經是三更天了，岩邊忽然人聲鼎沸，許多官差明火執杖，要上蘇家船來。

原來本路發運使已知朝廷新頒的後命，對於這個已被「嚴譴」的罪官，小題大作，連夜派了五百人來攔截，要收回官方供給的坐船。

蘇軾不得不低聲下氣跟來人商量：「乞准連夜趕往星江，只要靠著埠頭，即可自行雇船，隨將官船繳還。」幸得來人許諾，但是蘇軾並無把握能夠半夜之內趕到星子，迫得望空向順濟王（龍神）默禱曰：

軾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漵矣 07 。

不久，江風掠耳而起，篙師亟亟升帆，船帆吃飽了風，就很快開行了。抵南且吳城驛，再禱於順濟王廟（每個沿江碼頭，皆有此廟），留題於望湖亭上。

蘇軾此時，流離道路，身受著無比刻薄的政治迫害，然而，他作〈望湖亭〉詩，卻曰：

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疏；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

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中國的文人，一朝失意，不是高蹈林泉，吟風弄月，便是醇酒婦人，佯狂玩世，而蘇軾不然，他自認是塵凡中的一個普通人，雖然環境逼得他只想隱遯求全，但卻並不真能忘懷大地上的芸芸眾生，也不能掩熄他自己生命中的光熱。即使他所一生服務的政治，變得那麼顛倒錯亂，而此時此際又身受著刻毒的欺凌，但血管裡流著的志士熱血，並不真能冷卻。到他吟出「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時，任何人都能體會到蘇軾生命的灰燼裡，依然埋著不熄的火種。

到了豫章（南昌），蘇軾自己雇了船，繼續舟行，然而前途等著他的，是長達三百里的贛石之險。

自贛州府城之北，章貢二水匯合處開始，一直到萬安縣界，這條三百里長的水路，不但江流湍急，而且水面下怪石列布，木船碰上巨石，立刻船沉人溺。這許多水底嶙峋，人稱「贛石」。贛石形成一十八個險灘，其中以黃公灘為最險。蘇軾身在叢險中，朝廷告下：

「蘇軾落建昌軍司馬，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這篇告詞，即是前舉林希的手筆。蘇軾讀後，但說：「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實，行程適過贛石最險惡的黃公灘，乃作〈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詩—— 故意將「黃公灘」寫作「惶恐灘」，以紀此一時的心境：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

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進入虔州地界，遊了鬱孤臺、光孝寺的廉泉、塵外亭和天竺寺。蘇過也步和父親的韻腳，作了〈題鬱孤臺〉詩（《斜川集》）。

蘇軾十二歲那年，老泉從虔州漫遊歸家，給他講過：虔州近城山中天竺寺裡，有白樂天手書真蹟的一首詩，筆勢奇逸，墨蹟如新。這首詩是：「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就詩而論，不是一首好詩，轆轤體的文字遊戲而已，因為這是一個鄉居童子，靜聽遠歸的老父，說故事一樣講給他聽的旅途見聞，其中蘊蓄著無限溫暖的親情，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四十七年後，這從前的童子，今已五九高齡，又是身在負罪被謫的境遇中，也到了虔州的天竺寺，不免去重尋白樂天這個舊存手蹟，不料詩已亡失，現在只有石刻在了，牽動蘇軾的心事，為之感涕不已，他的哀傷是「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08

蘇軾身遭迫害，頓有無地自容的困窒，於是，道家「離世」的神祕思想，便很自然的吸引了他。八月二十三日，與王嵓 翁同謁虔州祥符宮，他以非常的虔敬，瞻拜了沖妙先生李思聰所製的觀妙法像，自言：「以憂患之餘，皈命真寂。自唯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求得一籤云：

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見善勤修學。

蘇軾再拜受教，決心從此學道，誠惶誠懇的說：「敢有廢墜，真聖殛之！」

紹聖元年（一○九四）九月，遂渡大庾嶺。

嶺在江西省大庾縣南，廣東南雄縣北。唐張九齡開山徑，植梅嶺上，宋時立關於此，名曰梅關。地居贛粵交界之處，以五嶺分隔內陸文明與南國炎荒。在那個時代，人們對嶺外地方還很陌生，眾皆認是蠻荒瘴惡之地。

宋不殺大臣，大臣負罪，以貶謫嶺外為最重的懲罰。元祐前期，蔡確在安州作車蓋亭詩，訕謗太皇太后，元老文彥博主張要貶蔡確於嶺外，范純仁聽到這消息，便向宰相呂大防勸說道：「我朝自乾興以來，無人被責過嶺，此路早生荊棘已近七十年，現在如從我們手上，重加開啟，將來政局發生變化，恐怕自己也就不免了。」大防聞言，遂生警惕，不敢作此主張。

不料哲宗親政，政局果然大變，而第一個被貶嶺外的，卻是從未執行過實際政務，而且是當今皇上自少至長、一向敬愛的師傅。政治這東西，真是不可思議，像風一樣，是一種權力所化生的氣勢，毫無理性可言，氣勢所至，便成為不可抗拒的力量，蘇軾便是被此一氣勢所沖決到嶺外來的第一人。

但是，人生亦無非一場大夢。

死生禍福，非人所為，人亦執著不得。蘇軾今日行於大庾嶺上，孑然一身，寵辱兩忘，決心要把自己過往的身世，一齊拋棄在嶺北，要把五十九年身心所受的汙染，於此一念之間，洗濯清淨，然後以此清淨之身，投到那個叫做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

蘇軾的學養，使他的眼界不致如一般人那麼狹窄，那麼局限一隅而患得患失，現實社會逼得他走投無路時，他的精神生活活躍起來，就另有一個神祕的想像世界，收容了他。

將這想像世界形象化的，就是道家海上三神山（瀛洲、方壺和蓬萊）的理想環境，在那一片充滿和平，沒有名爭利奪的自然生活裡，餐霞服氣，煉丹修養，倘與神仙同化，便得長生不老，此一神祕的嚮往，幫他超脫坎坷的世網，助他回歸虛靜的自然生活，使他對所熱愛的生命，不致陷於完全絕望。

蘇軾往大庾嶺途中，就是憑藉這種嚮往，使他心靈境界，驟然從平凡人世的悲慘現實中，一跳登上了想像世界永恆的邊緣。

蘇軾認為放逐海濱，適足成全他剗落一切過去，勘斷諸般塵緣，「陰學長生」的好機遇。即此夢境，使他想起李太白流夜郎贈韋太守詩中，有一聯句子：

「仙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這十個字，個個閃爍著璀璨的光芒，作〈過大庾嶺詩〉，就很大膽的全部借了過來。詩成，題於嶺巔龍泉鐘上：

一念失垢汙，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

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

在嶺路上，偶於林麓間，遇見兩個道人。他們看到蘇軾，便返回茅屋裡去，深入不出。軾很詫異，對押送使臣說：「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進了屋子，這兩個道人都在，氣度瀟灑，問使臣道：

「此何人？」

「蘇學士。」

「得非子瞻乎？」道人說。

「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使臣說。

兩道人相視而笑，說：「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

蘇軾默忖：「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 09

過了大庾嶺，遂從南雄下始興，到韶州，過月華寺而至曹溪，一路遊山玩水，南國風光，一新耳目。

曹溪南華山南華寺，是六祖慧能的道場，原名寶林寺，宋太平興國三年重建，改名南華，蘇軾至寺，禮拜大鑑塔，塔藏六祖真身。為題「寶林」兩個大字，作寺額，現在猶存。

南華寺詩說：「……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摳衣禮真相，感動淚如霰。……」一種忘失本來面目、誤落人間的悲哀，油然而起。

然後，過英州，遊碧落洞，下湞陽峽，遇到他那學道的朋友潮陽吳復古（子野）於舟中，復古見面，對於得失禍福之事，一字不提，但勸蘇軾道：「邯鄲之夢，猶足以破除虛妄而歸真，何況閣下今日，已經目睹而身經了，亦可以稍信矣。」 10

至清遠峽，遊峽山寺，觀瀑布；至清遠縣，遇見一位當地的秀才，大談惠州風物之美，蘇軾甚為高興，作詩曰：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溼，梅雨脩脩荔子然。

聞進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神武來弘景，便向羅浮覓稚川。

他在廣州，遊了白雲山上的蒲澗寺、滴水巖等名勝後，便與寶積寺、延祥寺的兩長老，沖虛觀的道士，當地的巡檢史珏同遊羅浮。羅浮是嶺南第一名山，也是有名的道教勝地。中國道教中，葛洪的靈寶教派即以羅浮山為法壇。羅浮海拔一千二百餘公尺，白雲隱現，風雨淒迷，山勢峻拔，宛如浮於海上，故神話傳說特多，十分吸引蘇軾惶惶惑的心情。他們先至東莞縣屬的石瀧鎮，換乘小船泝溪十五里至泊頭墟，上岸，改坐轎子走十五里至羅浮山。憩於延祥寺，由寺尋寶蓋峯，攀登峭崖之上，入寶積寺，飲梁朝景泰禪師的卓錫泉，作〈品水記〉；翌日，遊長壽觀、再到沖虛觀參觀了葛洪丹竈的遺蹟和朱真人的朝斗壇。壇北有洞曰朱明，這是道書中所說：全國三十六洞天的蓬萊第七洞天，尊稱為「朱明耀真之天」。蘇軾去看，榛莽封道，進不去，山泉從洞中流出來，鏗鏗如鳴琴，水底滿生菖蒲於石上。蘇軾往訪道士鄧守安、李道元，兩人都不在。

還宿寶積寺中閣，夜大風，適遇山燒，景色壯美，焰中爆裂有聲，嘆為奇觀。

蘇軾此行，遊蹤所至，皆有詩，從行的幼子蘇過也幾乎篇篇都有步韻之作。才華初露，頭角崢嶸，做父親的老懷歡慰，不言可喻，而最使他欣賞的是這小兒子，年紀那麼輕，卻也信起道家的養生法來，每天半夜裡起來打坐。又學作「賦」，筆力甚健，所以蘇軾〈遊羅浮山詩〉說：

……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彷彿離騷經。

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

紹聖元年（一○九四）十月初二，他們一行，間關萬里，到達了惠州貶所。

三、初到惠州

提舉杭州洞霄宮的章惇，既相天下，接替了呂大防的地位，他這一幫人物，便競先報怨，其中以張商英的表現，最為凶悍。初被召為右正言，立即上疏言：

元祐諸臣，一切所為，無非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

商英是個熱中利祿的小人，但也頗有才幹。元祐以來，極不得意，他要報復，遂定下了「一網打盡」的毒計，倘如照他疏述辦理，就檔存章牘來尋資料，則在當時盡廢新法的國策之下，一切語言、文字，皆是有憑有據的罪證，元祐臣工，還有誰能逃過這天羅地網。

哲宗朝紹述之禍的慘烈，從張商英言，「類編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條」一節，是肆毒縉紳，衣冠塗炭的一大始機。

五月間，章惇又把出名的凶手黃履引進朝來。秋七月，臺諫官們便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為畔道逆理。竟然主張掘司馬光、呂公著的墳墓，斷棺暴尸。幸而哲宗將此問於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才未實現。改為追奪贈諡，將墓上所立的神道碑，統統撲毀。

其時，朝中還留著一個鐵面無私、剛正敢言的監察御史常安民，是他首先揭發蔡京之奸，又說：「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指斥「張商英求官於呂公著，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諡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屍，陛下察此輩之言，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皆不報。

新政派人人彈冠相慶，唯有資格最老的呂惠卿頂不得意，蓋因他在政治舞臺上演慣了戲，做工太好，一旦被人揭穿，便變得一文不值了。冬十月，詔以呂惠卿知大名府時，常安民進士言於帝曰：「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皇上很注意他這句話，決定試試看。呂惠卿至京，請面對，見了哲宗，一說到先皇帝時，果然伏地大哭。皇上厭惡極了，正色不答，惠卿之計不售。

常安民再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終被論為「黨於蘇軾兄弟」，出為滁州監酒稅。

章惇黨既已整肅死人，當然不會放過活口。虞策再攻蘇轍以漢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罪大責輕，請遠謫以懲其咎。哲宗說：「已謫矣，可止也。」但右正士言上官均又並攻呂大防和蘇轍，說他二人「擅權欺君，竊弄威福，朋邪誣罔，同惡相濟。」列舉六大罪狀，同時牽入李之純和現在一力投靠的楊畏、虞策、來之邵等，說他們以前都是大防、蘇轍的黨羽，現在皆應同時清算。

於是，蘇轍被特降為左朝議大夫知袁州。

這篇謫詞，也出於林希的手筆，開頭就說：「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之學，驚愚惑眾。……」

蘇轍讀到時，雙手捧著告詞，哭了。他說：「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 11

這篇告詞中，說到宣仁太皇太后之任用蘇轍，則曰：「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林希代皇上撰文，竟使孫兒大罵祖母為「老姦」，陷哲宗於忤逆不道。利令智昏，連他自己想想也良心不安，據說：某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 12

言官有言，三省同議，認為呂大防、劉摯、蘇轍三人，所受處分，不過落職降官，黜知小郡，實在「罪重謫輕，情法相違。」請求更加詳酌；而監察御史周秩則說：「摯與轍譏斥先朝，不減於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而得罪輕於蘇軾，天下必以為非。」章惇等又編了一張黑名單，列文彥博以次三十人，擬全部竄逐嶺外。李清臣為反對章惇，所以進言：「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先臣，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皇上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這張黑名單中的元祐大臣，才得暫時幸免遠謫，改為：

降授知隨州的呂大防行祕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降授知黃州的劉摯，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降授知袁州的蘇轍，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在蘇軾到達惠州之前，轍已回到元豐年間，曾監酒稅的江西高安去了。

章惇與蘇軾之間，為何有這樣深仇大恨，文獻無徵，不甚明白。

哲宗紹述熙豐新政的這個時代，剛一揭幕，那些見風轉舵的言官們，放下在京朝的執政大臣不論，第一個拿來開刀的，即是遠在定州的蘇軾，這情形甚不可解，有人解釋為：其時哲宗已有召章惇為相之意，朝中做官的，都想拿打垮蘇軾來做晉見新相的見面禮，果然如此，則章惇對蘇軾「欲得之而甘心」的毒念，在當時的官僚社會裡，必是盡人皆知的常識了。

蘇軾被責知英州為閏四月初三，後二十餘日，章惇才到京任職。他一登上相位，果有重議蘇軾訕謗罪責之論，續有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的後命，則章惇對蘇軾的惡意，果是事實。

蘇軾與章惇交識甚早，同遊仙遊潭時，蘇軾不敢走兩谷間的獨木橋，章惇平步而過，毫不畏懼，蘇軾說笑道：「子厚他日必能殺人。」

元祐初，同在京師，又一類似的故事：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的家事 13 。

當時戲言，殊不知章惇今日，所要謀反的，所要殺的，卻是蘇軾。

有人說：熙寧九年（一○七六），章惇知湖州，蘇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詩，有「方丈仙人」一聯，使章惇疑在譏嘲他的出身，因此結怨。

這話有個故事的背景：章惇的父親章俞，少年時，行為很不檢點，與他早寡的岳母楊氏私通，生了章惇。原想將這私生兒溺斃算了，幸得楊氏之母不忍，勸她留了一手，用一大盒，將這新生兒緘封在內，送與章俞。

章俞推算這孩子的五行（八字）很好，斷定將來可以光大門楣，所以雇用乳母，將他養大了。後來登第做官，與蘇軾相交，蘇作〈和章七出守湖州詩〉，首聯「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章惇疑心是在嘲笑他這不大體面的出身，因此懷恨在心。至紹聖開元，得相天下，遂逼令蘇軾渡海，意在報復云云 14 。此說流傳甚廣，人云亦云，其實不確。

章惇出知湖州後五年，蘇軾因詩獄一案，被謫黃州，那時候，憂讒畏譏，非至親知交，不敢以文字與人，獨與章子厚書，坦述自己和弟轍經濟窘迫的情況，娓妮詳道黃州的生活，可見他們之間的交情依然深切；宰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讒害蘇軾，章惇代抱不平，蘇軾貽書有「子厚平居遺我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的話，兩人交誼何嘗有所芥蒂。

元祐初，章惇知樞密院事，與司馬光時時發生摩擦，司馬不堪虐侮，幸賴蘇軾居中調護和疏通，才得稍解。

這許多事實，皆足證明章惇於元祐元年春出知汶州，退出中樞政府之前，與蘇軾的交誼還是非常完滿的，並無嫌怨。可是，章惇這次離京以後，惇軾之間，確也再無往來形跡。

當然，元祐時期，蘇章二人的政治立場不同，內外有別，使他們疏遠了，這是非常自然的情勢，不足以發生深仇大恨。所以，章惇相天下，首欲除掉並不在朝的蘇軾，後又千方百計，非欲置之死地不可，恐怕「私怨」的成分不大，而是政治奪權的情勢下，嚴重的猜疑所造成的禍患。

問題的癥結，恐怕還是在於蘇軾與哲宗的關係。

哲宗皇帝生性仁厚，少時有「不踐螻蟻」的美德，所以絕對不是一個毫無人性的帝王，只因年少識淺，感情衝動，心理不太正常，便被小人利用而已。

哲宗的仁厚，從下面的事例可以看得出來。蘇轍當廷頂撞，皇帝已經盛怒，但於出知汝州，侍御史虞策以為罪重責輕，乞加遠戍時，哲宗便說：「已謫矣，可止也。」呂大防既謫安州，他的哥哥大忠自涇原入朝，哲宗還問：「大防安否？」而且說：「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湖北），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

—— 可見這青年皇帝，還算是個非常念舊的人。

哲宗之與蘇軾，關係更不平常，自他十歲登位以來，蘇軾即是侍從的近臣；經筵講讀，師生之間，相處融洽，又與程頤說書不同。翰林學士，職司天子的侍從兼顧問，天子任何行動，翰林學士皆預坐，幾乎時時不離左右，至為翰林承旨，更獨承天子的密旨，論君臣關係之近密，更無逾於此職者。任何人都會想到，哲宗對這舊臣，不會永遠棄置的。即如蘇軾已經出知杭州，宮中有派使者赴杭之便，哲宗還悄悄地親自緘封一包茶葉，密賜蘇軾。

更可察知皇上對蘇軾的感情，與一般臣工不同。

皇上對於蘇軾這種潛在而又深厚的感情，植根於少年時期的信賴心，可以被強烈的報復衝動所迷亂，矇混於一時，使蘇軾在那一陣政治風暴的銳勢上，做了第一號犧牲品，但風波總有平靜的一日，皇上一旦醒悟，說不定那一天忽又念及這「八年經筵之舊」的師傅，誰能保證他不使出無上的君權，逕以中旨給予召還呢？宋代的相權有限，到那時候，章惇無論怎麼蠻橫，也沒有辦法的了，何況，自歐陽、司馬謝世以後，蘇軾名滿天下，人望鼎鼎，絕非章惇可及，萬一哲宗付以政柄，則章惇輩好不容易攫到的政權，豈不天搖地動，大勢去矣！

基於這個理由，為了他們整個集團的利益，章惇未到之前，要想投靠他的人，已先對準蘇軾，開了第一刀；而章惇上臺之後，覺得這一號大敵，單是流放嶺外，不得敘復等平常措施，還不足以杜絕後患，因此發展出後來種種非欲置之死地不可的毒計，皆是政治奪權的狠毒，並非個人私怨。

蘇軾被謫的惠州，唐時叫循州，南漢時改名禎州，宋時才稱惠州。州治即今廣東省惠陽縣，距廣州三百里，位於東江之南岸，惠州轄屬歸善、博羅、長寧、永安、海豐、陸豐、龍川、河源、和平等九縣及連平州。

惠陽城南有座飛鵝嶺，所以又稱「鵝城」。山明水秀，風景絕佳，可惜當時尚未開發，還是化外偏鄙之地，忽然來了蘇軾這樣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不由得整個社會轟動起來，入境的外鄉人少，極易受到注意和被辨認，所以，蘇軾隨便到哪裡走動大家都知道他是誰，對他都很禮貌。一點沒有異鄉人隔閡的感覺，蘇軾很是高興。寫〈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詩：

彷彿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

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

蘇軾初到，地方當局為表示禮遇，特別招待他在合江樓暫住。這合江樓在三司行衙中，是三司按臨所居的賓館，地居龍川江與西江合流之處，朱樓臨檻，即是大江，蘇軾住在樓上，遠眺海山蔥曨，雲水浩邈，不禁有仙境不遠之想，他說：「……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

過嶺以來，沿途地方官多來求見，如羅陽推官程天侔（全父）途中晉謁，自此訂交，蘇軾後來再貶海南，得他甚多照顧。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建安人，與已故的黃州太守徐大受（君猷）是非常交好的朋友，因此與蘇軾一見投契。他也時時攜酒來訪，相與共飲，與當時黃州的情形一樣。李安正出守蒼梧，繞道來訪，竟為居留十日。程鄉縣令侯晉叔及歸善主簿譚汲來，陪他同遊縣西八十里的大雲寺，松下野飲，設松黃湯 15 ，軾有詩記遊：

羅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藉草亦天真。

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野梅新。

蘇軾對這侯晉叔的印象很好，認為頗有文采氣節，實為佳士，所以後來將與程之才聯絡的重要任務，交給他辦。

合江樓是三司行館，只能暫時招待，不是謫官可以久居之地，月之十八日，蘇氏數口便搬到嘉祐寺去住了。

合江樓在惠州府，為水西；嘉祐寺在歸善縣城內，為水東。縣城沿江而築，一面跨山，寺亦造在山邊，山上有松風亭，與寺甚近。蘇軾甚愛寺居的幽深窈窕，覺得不比合江樓壞。

嶺南氣候溫和，十月下旬，松風亭下的梅花就已盛開了，蘇軾想起當年貶謫黃州，路過麻城縣春風嶺上看梅的舊事，覺得梅花每與流落的生涯相糾結，不禁感慨萬千，作詩曰：「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蜑雨愁黃昏。……」又作：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豔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

雖然同樣是在天涯流落中看到梅開，但在去黃州途中的春風嶺上，細雨梅花，不免還有窮途失路的悲哀，而現在這棲園病鶴，他的心情卻已非常平和，「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又曰：「酒醒人散山寂寂，唯有落蕊黏空樽。」—— 蘇軾的修養境界，便自完全不同了。

蘇軾心境的平和，由於他已完全看透了人生。到惠州後數月，答參寥書，有極善譬喻的自述：

……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只似靈隱夭竺和尚退院後，卻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吃，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裡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

嶺南地熱，春來特早，一過了年，就已百花齊放。大地上綴滿了繽紛的彩色。蘇軾寓居嘉祐寺，也和在黃州一樣，日常以各處閒逛為消遣，紹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和幾個朋友「野步」走到嘉祐僧舍東南，見有一個本地人家，院子裡雜花盛開，色香濃郁，蘇軾禁不住扣門求觀。

出來應門的林姓老媼，白髮青裙，青年守寡，獨居已經三十年，蘇軾感嘆之餘，寫下一首色彩非常濃豔的名詩：

縹蒂緗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

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為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最奇的是兄弟同在如此嚴重的患難中，他寫寄蘇轍的萬里家書，卻只傳授在惠州啃羊脊骨的美味，好像一個向來寒素的老饕，道其一飲一啄的喜悅。書言：

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熱煮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乾。），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抉剔，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書，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眾狗不悅矣！

蘇軾竭力掙扎，就是要掙脫這三十多年來的邯鄲大夢。但是夢雖醒矣，卻發現自己已被政治迫害所綑縛，茫茫來日，不知將有怎樣的命運來到，仍然不免有心如「掛鉤之魚」那樣的痛苦與焦灼。一天，他從嘉祐寺徒步上山往松風亭，山徑陡峭，足力不濟，坐在路隅休息時，忽然得了徹底的解悟。作〈記遊松風亭〉短文曰：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

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四、借刀殺人之計

宋不殺大臣，是太祖高皇帝手定的家訓，沒有人敢於違背，「違則不祥」。蘇軾既被竄逐嶺外，幾乎已是最重的懲治了，若不另有新的布置，甚難再度給予致命的一擊。

唯有熟悉蘇家家事的章惇，才能想到利用程之才與他有先世宿怨這個過節，設下借刀殺人的毒計。

程之才，字正輔，蘇母成國夫人的胞侄，也是蘇軾亡姊八娘的夫婿。蘇程兩家本是「親上加親」的至戚，不料八娘嫁過去後，不得舅姑歡心，不得志而死，似乎不是善終。老蘇痛失愛女，憤恨之極，作〈蘇氏族譜亭記〉，對程家大肆毒罵，不但從此斷絕與岳家來往，並且告戒子孫，不認這門親戚，即使成國夫人逝世，也不通訃弔。橫亙在這兩代間的怨隙，自仁宗皇祐五年（一○五三）至今哲宗紹聖二年（一○九五），已經四十二載，可以說是非常根深柢固的了。

章惇知道蘇程兩家有這一段宿怨，所以特別起用程之才做廣南這一路的提刑。提刑，即是世俗所謂巡按大臣，代表朝廷，巡察地方，有發奸摘伏，整肅官吏的大權，而且程之才本人也是個非常精幹、敢作敢為的健吏，用他來對付一個流落在嶺南的罪官蘇軾，儘可以殺人不見一滴鮮血。

提刑駐節韶州，蘇軾路過該地未久，程之才就跟著到任了。紹聖二年正月，新任提刑按臨廣州之後，他是必定要到惠州來的。與程家絕交時，蘇軾還只十八歲，現在，他不知道要怎樣與這位名分上既是表兄，又是姊丈的憲使見面。—— 這是樁非常難處的事情，並不一定為了內中隱伏有什麼殺機，蘇軾甚為躊躇。

蘇軾再三思量，這種事，除了挺身出來，面對現實，沒有其他辦法。程之才還在廣州，蘇軾就託與他同遊大雲寺的程鄉縣令侯晉叔，先為致意，探探之才的反應。

侯晉叔來回話：程之才示結非常關切，於是蘇軾寫了第一次給他的短柬：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侯長官來，伏承傳誨，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屐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騎不久東按，倘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接著，接到蘇轍來信說，在湖口見到程之才的兒子和媳婦，知道之才對他們不但沒有惡意，而且頗為關懷。於是蘇軾覺得輕鬆一點，繼又寫了第二封信，約他覿面晤談：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

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唯千萬照悉而已。……

程之才寄來回信，說他對於兩家陳舊的嫌隙，一向耿耿於懷，苦無機會溝通，表示甚深的遺憾。於是，蘇軾復書，就說：

承諭，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蘊結之懷，非一見終不能解也。

蘇程之間多年的隔閡，就是這樣輕輕突破的，至於後來怎樣演變，只好等到見面以後，聽其自然發展了。

蘇邁在宜興，苦念南行的老父，大嶺隔絕，音訊難通，一家人憂愁不堪。蘇軾有個世交晚輩錢世雄（濟明），服官吳中，蘇邁來與世雄商量，世雄遂將此事與蘇州定慧院的長老守欽說起，該院淨人卓契順慨然願意擔當這個差使，對蘇邁道：

「你何必那麼憂愁，惠州不在天上，只要走，總走得到的。我為你帶家書去探問。」

於是，他就從蘇州徒步出發，涉江渡嶺，曉行露宿的來了，途中也曾生過病，但仍不顧一切，曉行露宿，黧面繭足地走到了惠州，時在紹聖二年（一○九五）三月初二。

蘇軾對這古道熱腸的僧徒，當然非常感激，看他那麼樸拙的樣子，便和他開玩笑道：「帶什麼土物來？」契順無可奈何，攤展空空兩手。軾曰：「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

契順裝做挑副擔子的模樣，然後就不好意思地避過一邊。這一副老實人的憨態 16 使蘇軾更是歡喜。

蘇軾並不認識定慧院的守欽長老，但欽老能詩，卻寄來〈擬寒山十頌〉致意，蘇軾寫了和詩八首，原已交與契順囑他帶回去的，臨行，想想不太妥當，又取回來燒了。果然，守欽後來與參寥同樣被陷還俗，如還有與南遷的蘇軾詩文往返的話，恐怕麻煩更大。

佛印和尚聽到卓契順南行的消息，也託他順便捎了信來。佛印此函，氣概不凡，不愧是蘇軾的知己朋友，也只有像他這樣一個聲氣廣通的政治和尚，才能「一語破的」，說出「權臣忌子瞻為宰相」這樣的話。書言：

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鉤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

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著衣吃飯處，病矢刺撒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三世諸佛，只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這是佛印與蘇軾最後一次往來，明年（紹聖三年，一○九六），他就離開了凡塵 17 。

卓契順在惠州住了半個多月，明白了蘇家人生活平善，取得了復信，就要回去了。

蘇軾問他：「你要些什麼？」

「契順便因無所求才來惠州，如有所求，當上京都去了。」順答。

蘇軾為要表示一點心意，苦苦追間，契順才說：

「從前有個蔡明遠，不過是鄱陽一個軍校而已。顏魯公絕糧江淮間，明遠揹了米去接濟。魯公感激他的熱心，寫了一張字送他，使天下人到現在還知道世上曾經有過一個蔡明遠。」

「今日，契順雖然無米與公，然而區區萬里行勞，倘然可以援明遠為例，也能得公數字之贈嗎？」

蘇軾欣然伸紙和墨，為他寫了一幅〈淵明歸去來辭〉 18 。

嶺北的故人，得到了消息，紛紛派遣專人到惠州來探問，詩僧參寥既先派人前來問訊，陳慥續有函至，表示要親自到惠州來看他，蘇軾連忙復信勸止，說：「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遠慮，決須幅巾草履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遺人來，彼此鬚鬢如戟，莫作兒女態也。」

後六客中的曹輔（子方）先派人送天門冬煎（草藥）來給他禦瘴，二年二月赴提點廣西刑獄任，繞道惠州來陪他住了幾天。吳子野的兒子芘仲，從潮陽送了許多食物來，蘇軾將廣州買的數斤檀香，分了一半回贈，他說：買這些檀香，原是預備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靜坐所用。

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來，陪他同寓嘉祐寺兩個多月，同遊幾處附近名勝。故黃州太守徐大受的弟弟大正（得之）也專人前來問候，惠州太守詹範，與大受大正兄弟親厚，特地招呼他格外照顧這流亡中的老人。

蘇軾一生，熱愛朋友，所以即使身陷這等景況，生活還不寂寞。

傳聞程之才將於三月初到達惠州，蘇軾叫兒子過做代表，往迎江上。之才抵惠之翌日，就到嘉祐寺來看他，餽遺甚厚。

他們兩人，本是眉縣同鄉，兩代姻親，所以原是青梅竹馬的小朋友，交識彼此成長的環境，互相了解少年時代的夢想，熟識兩家三代以內的親長和平輩的兄弟姊妹，……這些關係，在年輕闖蕩江湖的時候，並不覺得重要，但時至今日，兩人都經歷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奔走過東西南北的行腳，眼見無數人事滄桑的變幻，身經世路不斷的坎坷和患難，青春作別，白首重逢，一旦執手於離鄉萬里的嶺南，誰能不為這一片骨肉親情所激動，感到彼此血肉相連的關切。

所以這中表兄弟二人，在嘉祐寺裡對坐下來，就情不自禁地訴說闊別以來的各家情況，久違的鄉情，變遷的親故，在甚多唏噓嗟嘆之間，心理上的隔閡逐漸消溶，迷茫的宿嫌，早如隔世，消失得無影無蹤。蘇軾詩說：「世間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相疵瑕。」—— 章惇輩的陰謀，完全落了空。

之才講起他的曾祖父程仁霸，仗義欲平一件盜案的冤獄，因果報應的故事，求蘇軾作記。軾以陶潛曾作外祖父〈孟嘉傳〉為例，撰書《外曾祖程公逸事》。

翌日，蘇軾親往三司行衙，回拜程之才，會於合江樓。之才知道蘇軾初來時，曾寓此處，便囑咐有司，待他去後，請蘇軾仍然還居此樓，所以，之才離去後的三月十九日，蘇軾從嘉祐寺又回到合江樓來住了。

知惠州事的詹範（器之），也是一個詩寫得很好，文人氣質很重而不大會做官的人，對於蘇軾的敬禮和親切，不減當年黃州太守徐大受（君猷）。蘇軾謫居黃州時，每年重九，君猷一定置酒名勝處，邀請這位失意的謫官，同度佳節，現在惠州的詹器之亦然如此。

紹聖二年（一○九五）上元夜，詹太守帶了廚子和酒菜到嘉祐寺來，陪他過節，蘇軾飲酒薄醉，回想即此最近三年的上元之夜，他個人的景況也年復不同，白雲蒼狗，世事無常，不禁有無限的感慨。作〈上元夜〉詩曰：

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掛罘罳，珠星綴觚稜。去年中山府（定州），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鬅鬙，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瞢騰。

詩中穿插一個瘋狂的賈道士前來闖席乞酒，隱用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意思，可見蘇軾此時，看若低頭認命，而胸中一股浩蕩的豪氣，依然未死。

二月十九日，蘇軾攜白酒鱸魚，報訪詹範，採槐葉的新芽濾汁，和麵作餅，稱「槐葉冷淘」，詩曰：「青浮卵碗槐芽餅，紅點冰盤藿葉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三餘者，用董邁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意思指閒暇無事之時。

蘇軾好動，尤其喜歡遊山玩水，到了嶺南，他便遍遊惠州州境範圍內所有的名山古剎，如在惠州東北二十里的白水山佛跡巖，他曾一遊再遊。不僅為了欣賞它那懸注百餘丈的大瀑布，愛好沐浴的蘇軾，更歡喜此山特有的溫泉。初到惠州不久，他即帶了蘇過同去，作〈白水山〉遊記：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

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

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筏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茶 19 　，顧影頹然，不復能寐也。

較近一點的，則去豐湖上的棲禪寺和羅浮道院，徜徉終日，樂以忘歸。豐湖在惠州城西，原名西湖，後因湖上出產甚豐，又名豐湖，蘇軾常在那裡玩。他歷知杭州、潁州，都有一個西湖，現在惠州也有西湖，所以秦觀詩說：「先生所至有西湖。」

蘇軾的遊伴也不少，除出當地的長官如惠守詹範、博羅縣令林汴（天和）、推官柯常等外，則是虔州處士王原、賴仙芝、和尚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兒子蘇過經常侍行，都有詩作，取悅老父。

紹聖開元，朝廷認為元祐時期所修《神宗實錄》，多有詆誣，詔由蔡卞主持重修。蔡卞以王安石《日錄》作底本，徹底翻案，完全改寫。元年十二月，書成，進呈御覽，然後追議當初的纂修官，認為他們都有詆誣之罪。

首先責問黃庭堅，指他所書「鐵爪治河，有同兒戲。」事，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所問，都直辭以對，聞者壯之。結果是：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范祖禹曾力言「章惇不可用。」章惇恨之切骨，也借了這個案子，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後遷賀州，最後徙賓州而死。趙彥若貶澧州。晁補之也牽涉此案，並坐修造之事，貶官監蘄州酒稅。

呂大防當時為相，例兼監修實錄之職，事實上掛名而己，今亦因此加罪，詔徙安州居住。

這些消息，都是張耒派了士兵王告再度來惠州時相告的。其時，秦觀因坐黨籍，已經出判杭州；所謂蘇門四學士中，未遭貶謫的，只剩張耒一人，現在臨江太守任上。但至紹聖二年十一月因坐蘇軾黨，降職宣州，不久，再遭貶謫為監黃州酒稅官了。

蘇軾以土產桄榔杖一枚，回贈張耒，對於他帶來的消息，既不沮喪，也無怨言，但說唐朝曲江張九齡為相，主張放臣不宜與善地。劉禹錫作詩追恨，蘇軾認為不必如禹錫那樣認真；又稱讚文潛真如孔融一樣，是個重視朋友風義的男子漢。詩題是：「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桄榔瘦，林下尋苗蓽撥香。獨步倘逢勾漏令（葛洪），遠來莫恨曲江張（張九齡）；遙知魯國（孔融）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五、勞己以「為人」

古時讀書人，用世的途徑非常狹窄，一旦遭逢患難，不得已須過退隱生活時，大多只能照顧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上焉者，葺治庭園，吟風弄月，作一身安適之謀，下焉者，徵歌選色，恣意口腹，儘量發洩肉體官能的享樂。唯有蘇軾不然，雖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於蠻荒的嶺外，但他依然精神飽滿，按捺不住「為人」的一腔熱情。

雖然他沒有很多錢，可以大規模做幫助別人的事，也沒有權勢，可以影響別人來做社會福利工作，但他還是隨時找機會，做他能夠做的施予之事，從施予中獲得滿足，汲取快樂。

蘇軾步行江邊郊野，發現到處都有野死者的枯骨，一任日曬雨淋，無人掩埋，為之惻然，便找機會與惠守詹範商議，籌募適當的經費，使收拾枯骨，造為叢塚。

這項收埋暴骨的工作，後經程之才大力推動，由羅祕校者專司其事後，範圍就做得大了，蘇軾也自捐出錢來，提倡這件善舉。與羅祕校書，有云：「……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有少錢在二士處，此不覼縷。」不但出錢，還作〈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於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唯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大豕傷殘，螻蟻窮穴，但為叢塚，罕致全軀，幸雜居而且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紹聖元年（一○九四）八月，蘇軾到嶺南來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縣，遇到當地一位退休官吏曾安止，拿出一本所撰《禾譜》稿來向他請教，蘇軾看後，認為此書未譜農器，是其一大缺失，因為生產工具的進步，其重要性實不下於育種。

蘇軾說：從前在武昌時，看農夫播秧，都騎一種「秧馬」，這秧馬是木做的，用榆棗木做馬腹，利其滑潤，用楸桐木做馬背，因其質輕。其型制則腹如小舟，首尾高昂，背如覆瓦，以便兩髀緊夾，雀躍泥中。用蒿草將秧縛在馬首，隨走隨打，日行千畦，較諸傴僂插播，工作的勞逸，就完全不同了。

為要加強傳布這種進步的農器，蘇軾作〈秧馬歌〉，詳述型制、操作及其效用，希望別處都能倣製使用。那時代，地方官負有「勸農」的職責，所以蘇軾將〈秧馬歌〉遍寄與所熟識的守令，可惜「罕有從者」，只有博羅縣令林忭（天和）躬率田者製作試驗，再經改良，更加合用，使本來「腰如箜篌首啄雞」的插秧工作，變得「聳踊滑汰如鳧鷖」，輕鬆的在畦東畦西行走了。

惠州的農民都用秧馬了，蘇軾認為浙中稻米，幾半天下，遇到將去江浙的人，他便口講指劃的教他，希望能夠傳與吳人。

程之才公畢離惠，蘇軾追餞於博羅香積寺。寺下有道溪水，水勢很大，蘇軾認為如築一座周圍百步大小的水塘，置水閘，利用這注水力做碓磨，使轉兩輪而舉四杵，可以幫助寺僧礱米。—— 將這意見向在座的林忭說了，林令也就認真的去做，蘇軾很是高興。

惠州自水東（歸善縣）至水西（惠陽），中隔東江，行人如織，一向用簡陋的竹浮橋通行，但是江流峻急，竹橋甚易沖壞。蘇軾認為如用羅浮道士鄧守安的建議，改用船橋，就可一勞永逸。其方法是以四十舟聯為二十舫（兩船相併為舫），鐵鎖石碇，隨水漲落，以渡行人。

蘇軾發動有力者如程之才、澧使傅才元和惠守詹範等協力籌措經費，自己沒有很多錢，連朝服用的犀帶也捐了出來，邀鄧道士來惠州同住，經辦此事，一、兩月間，即已竣工，名之曰「東新橋」。

州西豐湖上，原有長橋，屢作屢壞。棲禪寺僧希聞大力改造，築進兩岸，造飛樓九間，全用石鹽木構築，堅如鐵石，蘇軾熱烈贊襄，但他無力捐獻，只好遠向蘇轍的太太史夫人勸募，史夫人把從前內宮所賜的金錢數千都捐出來了。

兩橋落成之日，當地的老百姓歡欣鼓舞，蘇軾〈兩橋詩〉說：「一橋何足云，讙傳滿東西。」又曰：「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人民對生活建設的熱烈反應，盛況空前。

蘇軾來惠州途中，曾遊廣州白雲山麓的蒲澗寺，非常欣賞有名的蒲澗水，詩言：「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對此甘冷異於常流的泉水，印象十分深刻。

至紹聖三年（一○九六）冬，羅浮道士鄧守安又為蘇軾說起一件廣州人民飲水的大事，其時章楶（質夫）已罷知廣州，接任者王古（敏仲），是故相王旦的文孫，王素的侄子，與知友王鞏是從兄弟行，以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蘇軾與王家兩代知交，他就將這福利廣州市民的供水計劃，建議敏仲來做。書言：

羅浮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為飲鹽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唯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唯蒲澗山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茅苫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十千者。每歲買大筋竹萬竿，來筏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可以日稅一百，以備抽換之費。……

王古果然是個勇於為民做事的好官，接納蘇軾的建議，立刻著手進行，經他實地勘測度量，竹管從蒲澗出山，循平地直達廣州東郭，長僅十里，所以只要大竹五千竿就夠鋪設了，照前函預算還可減少一半。

引蒲澗水的竹管裝起來了，蘇軾高興之極，但是那麼長的一條暴露地上的水管，難免發生通塞的問題，蘇軾再函敏仲，提出他的辦法：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劃少錢，令歲入五千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也。

惠州新建海會禪院，法堂甚為宏壯，蘇軾以助了三十緡錢。院旁有一山陂，從寺右彎彎曲曲繞前面山麓，長達一里，左邊原來築有長堤，與豐湖為界，瀦為魚塘，每到年終，封閉塘口，就可竭澤取魚。蘇軾打算將這魚塘買下來，然後鳩工牢築下塘，永不開口，塘水漲溢，湖魚就可自由出入豐湖了，所活鱗介，歲有數萬。他為這個放生池，幾乎是傾囊以赴，本地也有幾個人出錢相助，還是不夠，只好寫信向程之才和老弟蘇轍化緣，不久，如願作成。

這海會禪院，今名永褔寺，放生湖仍在，惠人刻磨穹碑於道旁，大書：「宋蘇文忠放生湖」。

蘇軾在惠州，只是個垮臺的罪官，貧窮的異鄉人，應該自顧不暇，他卻傾出滿懷熱情，凡是有益於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做，無不立刻伸出手來，盡力而為，在惠州這幾年，著實做了不少利人濟物之事，但他還對朋友慨嘆道：「老人沒用處！」（〈致程正輔書〉）

蘇軾日常生活中，有兩項經年不倦的癖好，一是合樂，二是釀酒。

蘇軾之好弄醫藥，由來已久。仁宗朝，朝廷編行《惠民濟眾方》，啟發了他的興趣。

在黃州，結交了醫學造詣很深的聾醫龐安常，曾經認真下過研究的工夫。在杭州任上時，適因災後流行時疫，他創設病坊，合藥（聖散子）施眾，活人無算。這時候，他熱心道家的學術，又進一步研讀孫思邈的《千金方》，頗有心得。

漢醫與西醫不同，憑藉經驗為主，現代人稱為經驗醫學。蘇軾非常熱心於收集驗方，同時推五行運行之理，研究治病用藥的基本。如與龐安常書一則，可以做他們之間研究討論的例子。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也。

故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為冬，則此理也。

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裡，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

……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硃砂神麴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群書，而善窮物理，當為僕思之，是否一報。

蘇軾論肝，則曰：「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為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良以血不得歸故也。」（〈與徐十二書〉）論脾，則曰：「脾能母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脾胃固寧，百疾不生。」（〈與孫運勾書〉）

因為漢醫是經驗醫藥，缺乏實證性的理論根據，所以它的內容就不免糅雜，如上列蘇軾所論的證例，顯然受著非常濃厚的道家學說的影響，道家的研究，目的以養生為主，從養生的方法研究出治安方劑。

蘇軾出方用藥，反復叮嚀，非常仔細，與道書之時涉玄祕者不同。如循守周彥質（文之），患足疾，蘇軾有書介紹方藥，則曰：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唯葳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藥也。

但葳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橐者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鸜鵒眼，此數者備，然後為真，服之有奇驗。 —— 腫痛拘孿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

二物當等分，或視藏氣虛實，酌飲牛膝酒及熱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效。

若常服此，即每歲收櫰皂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

落後的惠州，生活上最嚴重的缺乏，是病無醫藥，而且又因風土之惡，瘴毒是普遍的地方病，所以，蘇軾到達惠州後不久，立即搜購藥材，合藥施捨，如與南華寺重辯長老書說：「到此已來施藥。」遇有惠州買不到的藥材，他便遠向廣州託購，一次買黑豆作豉，就要三石，可見瘴疾流行之廣，而他所施拾的範圍也真不小。與王敏仲（古）書：

治瘴止用薑蔥豉三物，濃煮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乞為致三石，得作豉散飲疾者，不罪，不罪。

不但如此，蘇軾後在白鶴峰上，造了住宅，便在屋後小圃，自己種植藥草，有安神開心的人參、明目烏髮的枸杞、清火的甘菊，解毒禦瘴的薏苡，以及有返老還童之効的地黃，配以阿膠、崖蜜、山薑，合溶為餳。雖然都是老人常用的保健藥物，總也不是單為個人所需，就要種植這麼多 20 。

蘇軾在惠州，忙著營義塚、修橋梁、施藥等等，在在都要花錢，到後來不得不為自己起造一個住宅時，他僅有一點微薄的積蓄，也就完全用空了。囊空如洗，人不堪憂，他卻認為從此一身輕安了。

習醫施藥，皆是出於利人濟世的天性，這且不說，而蘇軾另有一項長久的嗜好，則為釀酒。如在黃州自釀蜜酒，在定州做中山松醪，雖然釀造的技術，似乎並不十分高明，但他卻做得興頭十足，每做一個品目的酒，題詩作賦，頗自吹詡。

嶺南多瘴癘，應當常常飲酒，用以禦瘴，何況該地不比中原，尚無禁酒的法條，可以自由釀造。據蘇軾自己說，他遇到一個隱者，傳授桂酒方，用桂花釀造成酒，盎然玉色，香味超然，認為這是「仙方」，非人間之物，釀成試飲，不禁欣然言道：「酒，天祿也，吾得此，豈非天哉！」

據他說，他將此方刻石藏於羅浮鐵橋下，以待後之「忘世求道者」再來發現。作〈桂酒頌〉，又作〈新釀桂酒〉詩，則又不免感嘆：「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但據葉夢得說：他問過蘇邁蘇過，這桂酒到底如何？答口：「亦只一試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兩人說到這個，亦自撫掌大笑 21 。

羅浮道士鄧守安又傳他一個「真一酒」方，用白麵、糯米、清水各三分之一釀造。蘇軾說：「酒味絕似王駙馬家的碧玉香。」又說：「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黃州所釀蜜酒。」材料如此貧薄，真一恐怕也就不會真是美酒，只是代表主人淡泊的享用而已。倒是集存〈記授真一酒法〉這篇短文，則是真美：

子在白鶴峯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桄榔葉、手攜斗酒，豐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嚐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湧，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接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別恍然。

蘇軾好酒而不善飲，自言：「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而他喜歡看別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他胸中浩浩焉，落落焉，酣適甚於其客。因此他每個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又常常送酒給他，所以他「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

蘇軾這樣勤於求藥，忙於釀酒，有人問他道：「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

蘇軾大笑道：「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 22

六、服食養生

紹聖二年（一○九五）九月，朝廷大享明堂，大赦天下。消息傳到惠州，蘇軾不免心動。寫信託程之才探聽詳情：

今日伏讀赦書，有責降官量移指揮，自唯無狀，恐可該此恩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

又書云：

赦後，痴望量移稍北，不知可望否？兄聞眾議如何？有所聞，批示也。

這種赦令，是國家的常制，慶典之後，不得不下。但是據有政權者又怎肯赦及已被流放的政敵，自壞長城，所以隨有章惇的特奏，十一月間，惠州已聞後詔：「元祐臣僚獨不赦，終身不徙。」遂再與程之才書云：

某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

又與廣西曹子方書云：

近報有永不敘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譬如惠州秀才不第，亦須吃糙米飯過一生也。某唯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腳僧，但吃些酒食耳。

後來，「不赦」發生了一個例外。那是韓維，原謫均州，他的兒子以他的父親於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不合為理由，請求免行，朝廷准了。王鞏認為蘇軾所坐撰呂惠卿責詞等，元祐間皆有辯雪底案，現在應可再行「申理」，來書勸蘇軾一試。蘇軾復信說：「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敢便爾，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紹聖二年（一○九五）仲秋，廣惠間颶風成災，公私房屋倒塌者二千餘間，大樹都連根拔起，乾明寺於四百年前從天竺國移植過來的菩提樹也吹倒了。這是生長中原內陸的人所從未經驗過的天變，驚惶稍定，軾命蘇過作〈颶風賦〉，蘇過描寫風勢最盛時，則曰：「……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騖，潰千軍而爭逐，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

蘇軾稱讚稚子「筆勢彷彿離騷經」，確非過譽。

颶風災後，又發大水，合江樓下，有茅棚破屋七、八間，橫斜砌下，大水一來，居民奔避不暇，蘇軾〈題合江樓〉一條說：「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乎！」看似指說敗屋居民的狼狽，其實是人情勢利，在別人屋詹下的寓客，住不安穩的苦語。

這年秋天，蘇軾痔瘡舊疾，忽又發作，痛苦不堪，惠州既無醫藥，蘇軾只好用控制飲食的方法來抵抗疾患，所作〈藥誦〉說：

……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吟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麵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

改變飲食習慣，是一項非常痛苦的工夫，蘇軾為抵制這二十年來發作時的舊疾，下定決心，禁制得非常徹底，不但斷酒肉，斷鹽酪醬菜，凡有滋味的食物皆所禁斷，又斷粳米飯，每日只吃沒鹽沒醬的淡麵一味，真個餓不過時，才吃些胡麻茯苓麨，填填肚子。又行「少氣術」作為輔助，這樣做了一、兩個月，病勢稍退。

但至十一月間，與黃魯直、程之才書中，仍說：數日來又苦痔病，百藥不瘳，再斷肉菜五味，又做小乘的靜坐工夫，希望日戒一日，能夠消退這個纏綿的病痛。

蘇軾一向對於帶有神祕色彩的事事物物，饒有興趣，年輕時就已嚮往道家的神仙之說，以後每逢遭遇災禍，心裡便產生突破世網的強烈慾望，則神仙世界對他的誘惑，也就乘時再起。

修仙必須煉丹，丹有內丹、外丹之分，《抱朴子．仙經篇》說：「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息精胎，延壽無極。」即是指此二者，前兩句指服食，後兩句指呼吸—— 模倣胎兒在母腹內的呼吸方法。

內丹是修煉自己身體內丹田所蓄的元氣，調攝陰陽二氣的消長盈縮，就是呼吸吐納之術，蘇軾謫黃州之初，與蘇轍相會陳州，夜間子由臍腹間隆隆如雷聲者，即是他在床上行氣，蘇軾很羨慕他這工夫，認為定能「先我得道」。

外丹即是燒煉丹藥，服食之用。煉丹術，始見於東漢魏伯陽所著之《參同契》，言曰：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將欲制之，黃芽為根。

「姹女」是指流動而晶亮的水銀（汞），「黃芽」則是硫黃、丹砂，就是這兩者的化合物，其成分就是硫化汞（HgS）。魏伯陽的研究，已經掌握了汞和丹砂的化學性，開煉丹的先河，魏伯陽後百餘年，而有葛洪，洪以畢生之力，實驗丹藥，成為我國科學史上的煉丹大師。

葛洪，出生於三國時代的吳國，吳被晉朝滅亡後，他即離開故鄉（江蘇勾容），去都城洛陽，欲尋異書，不料碰上「八王之亂」，歸鄉路斷，他只好跟著朋友，遠走廣州。

蘇州南海縣令鮑玄，是個有名的煉丹家，葛洪自少熱愛神仙導養之術，就投拜在鮑玄門下，研究煉丹，以後雖也做過若干年的小官，到五十歲時，聽說交趾地方所產的丹砂最好，便向朝廷求為距離交趾最近的勾漏（廣西容州）縣令，行至廣州，看到羅浮山，愛其地幽靜，他就棄勾漏縣令不做，在山中閉門修煉，終於羅浮。

葛洪留下一部偉大的著作——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中第四卷〈金丹〉，第十一卷〈仙藥〉，第十六卷〈黃白〉，就是分別講述煉丹、合藥和煉金的專論。

〈金丹篇〉中說：「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意即紅色的丹砂，經過燒煉，就能得到銀色的汞（水銀）。再用黃色的硫磺燒煉，它又還原為丹砂，此在李白詩中，被稱為「還丹」，所謂「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裡，手把芙蓉朝玉京。」者是也。

丹砂這種化學反應事實，在今日看來，只是非常普通的常識，但是古人對於任何不能理解、不明瞭的東西，都抱著神祕的態度，認是神物。當目睹這種物質變化如此神奇，目眩心驚之餘，就認它即是秦皇漢武以來，求之不得的長生不死的仙藥了。

唐朝尊奉道教，幾同國教，煉丹術就托道教以自重，上自太宗，下迄僖宗，以及當時的公卿名士無一不和道士往還，求丹服食，宰林李泌、劉晏、盧鈞，詩人李白、賀知章、白居易，武將安祿山、高駢、董昌等都熱中此道，流風餘韻，至宋未衰。

唐開元年間編纂的《道藏》，所收有關煉丹的著作，至少有一百種以上，蘇軾服官鳳翔時，曾於終南山太平宮谿堂，讀過此書，後來謫居黃州，眉山道士陸惟忠又傳授他「內外丹指略」，蘇軾試過燒煉，所以王鞏貶往賓州，蘇軾寫信託他訪求當地名產的丹砂，書曰：

丹砂若果可致，為便寄示，吾藥奇甚，聊以為閒中詭異之觀，絕不敢服也。

蘇軾當時搞過這個玩意，雖自言：「絕不敢服」，但有人認為他在黃州患赤眼，患瘡癤，此癒彼發，很可能就是服用了性分非常燥烈的丹藥之故。

元祐期間，蘇軾職事繁忙，無暇顧及煉養，這次被貶嶺南，萬念俱灰，在虔州謁祥符宮時，便已決心從此專心學道，作〈書白樂天廬山草堂事〉，即曰：

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二日。

蘇軾一到惠州，在嘉祐寺落了腳，即作〈思無邪齋贊〉，等於是一篇決心煉丹求仙的誓願文：

飲食之精，草木之舉，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鴉。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灌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盡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臺成，曰思無邪。……

煉丹所需要的藥材和工具，如松脂、硫黃和鐵爐，惠州買不到，他還寫信託程之才在廣州定購。

以後，他即開始燒煉，同時研究龍虎鉛汞之說，作〈續養生論〉，作〈辨道歌〉等等，談的都是煉丹服養的理論和方法。

南來後，蘇軾不但燒煉外服的丹藥，更說有一海上道人傳授他「以神守氣」的吐納方法，自己寫成歌訣，以示道友吳復古：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

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唯有一燈留。

辭在可解不可解間，不過可以證明他在認真練習吐納導引的工夫。

這一陣服食求神仙的狂熱，恐怕所得的結果，就是痔瘡的痛苦。後來，他的道友吳復古（子野）偕陸道士惟忠到惠州來看他時，他們同好相聚，住在一起，飲酒談道，煉丹打坐，非常熱鬧。這些世外的朋友，若以凡俗的眼光來看，都是「怪客」，吳子野形容枯槁，既不吃飯（絕粒），也不睡覺，蘇過作詩戲之曰：

從來非佛亦非仙，直以虛心謝世緣，飢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

飢腸自飽無非藥，定性難搖始是禪；麥飯蔥羹俱不設，館君清坐不論年。

陸道士則得了「瘦疾」，瘦得形銷骨立，只剩了一副架子，所謂「骨見衣表」者，似是現代醫學上的「肌肉萎縮症」。陸道士精研內外丹，自以為絕不死，但蘇軾在黃州時就曾告訴過他：「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至今他自己也說：「吾真坐寒而死矣。」蘇軾許與黑石，待他死後，為他誌墓，很誠懇的相信他們都是有道之士。

蘇軾居惠，仍然無日無客，客至則必置酒，所以他家酒的消費很大，雖然，嶺南五州的太守，經常都送酒來給他，還是不夠請客，所以非常計較。章楶（質夫）做廣州守時，每月派人送酒六壺來給他，有一次，「書至而酒不達」，大約是途中不慎被打破了，吏不敢報，蘇軾與章楶是唱和〈楊花詞〉的老朋友，遂戲作小詩問之，用「青州從事」一典代酒，風趣非凡，成為酒故事中的名作：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

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來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各州朋友所送的酒，不夠餉客，還須自釀桂酒、羅浮春、真一等等名目的酒來應付賓客。循守周彥質送來栗子和米，復書說：「惠米五石，可得醇酒三十斗，日飲一勝，並舊有者，已足年計，既免東籬之嘆，又無北海之憂，感怍可知也。」然而孔北海（融）的「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蘇軾今日做來，實非易事。不久，存酒喝完了，想要取米釀酒，哪知米甕也空了，蘇軾只好取筆作〈和陶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但言：「米盡初不知，但怪飢鼠遷；二子（吳子野與陸道士）真我客，不醉亦陶然。」聊自解嘲。

蘇軾歡喜肉食，但在惠州似乎很不易得，所以要和屠賈打商量，買官宦人家不要的羊脊骨來啃。平常則以蔬菜為主，而菜亦自種。有〈擷菜詩〉，詩敘曰：「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自種半畦蔬菜，卻是一家主要副食，蘇軾非常在意，半夜聽到雨聲，他便高興：「我的菜甲要更長大了。」天一亮，就趕往菜圃去察看，果然「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蹯掌。」打算親自下廚，小竈自烹。

惠州獨多薯芋，蘇軾與吳復古夜談，肚子餓了，復古為他煨了兩枚芋頭，香濃味美，蘇軾吃得很高興，為作〈煨芋帖〉。一日，與成都和尚法舟夜談，飢甚，家人煮雞腸菜羹，也吃得連聲稱美。

語云：「飢者易為食。」一個胃口好的人，吃什麼都一樣津津有味，如前詩所說晉朝的何曾，日食萬錢，還嘆無處下箸，實在可悲。

蘇軾與朋友相聚，做江南人稱作盤游飯的便餐來吃。這種飯，就如現在的十錦燴飯，不過將魚肉佐料都埋在飯底，所以鄉下土話，稱作「撅（掘）得窖子」。羅浮曇穎長老則名之為「骨董羹」，大家吃得高興，陸道士隨口作了一聯對子：

投醪骨董羹鍋裡，撅窖盤游飯碗中。

蘇軾拍掌大笑。

南國特產的果物，因為交通困難，為中原所罕見。蘇軾南來後，至第二年四月，才得初食荔枝，作詩自注，認為「荔枝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唯江鰩柱、河豚魚近之耳。」這話粗看，似不可解，黃山谷說：有人問蘇，杜工部似何人？蘇說：似司馬遷。因為詩人中，無人可比杜，如史中無人可比司馬。荔枝似江鰩柱、河豚魚，亦是此理 23 。

按荔枝產於四川、福建和廣南三地，閩蜀之產，都須六、七月間方才成熟，而四月可食的荔枝，則是廣南火山所產早熟的一種，肉薄核大味酸，並非雋品，但是蘇軾已經吃得美極，自言：「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幾與飯相半。」甚至作詩說：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枇杷）楊梅次第新，日噉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南人嗜食檳榔，俗以此物敬客，蘇軾推辭不得，也曾嚐食，作詩說：「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認為此物雖然利於禦瘴，但只可當作藥物，日噉一粒以上，敗胃腸，泄元氣。

〈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詩說：「荔枝莫信閩人誇，恣傾白蜜收五稜。」據翁方綱注，五稜即楊桃，此果四面起脊，用刀斷切，片片皆有五角，故名。漬以白蜜而食，能辟瘴毒。

學道有一難事，即須絕慾。蘇軾自至嶺南，雖有朝雲隨侍，他卻堅守清淨獨睡的禁制。與張耒書，有曰：

某清淨獨居，一年有半爾，已有所覺，此理易曉無疑也。然絕慾，天下之難事也，殆似斷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斷肉百日，似易聽也。百日之後，復展百日，以及期年，幾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決有成也。已驗之方，思以奉傳，想識此意。

紹聖二年（一○九五）端午前一日，蘇軾作〈殢人嬌〉詞，安慰朝雲：

白髮蒼顏，正是維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礙。朱脣筋點，更髻鬟生彩。這些個，千生萬生只在。好事心腸，著人情態。閒窗下，斂雲凝黛。明朝端午，待學紉蘭為佩。尋一首好詩，要書裙帶。

毗耶離城中長老，名維摩詰，意為「淨名」，他只是個居士，並未出家，亦有妻子，但虔誠奉持佛門清淨律行，斷絕五欲，超然無染。這便是蘇軾所說的「維摩境界」。

維摩詰以一丈之室，能容三萬二千師子座。室中有一天女，每聞說法，便現身以天花散諸菩薩弟子身上，紛紛墜落，只有落在大弟子身上的天花，著體不墮。天女說：「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

蘇軾很有自信，不怕天女考驗，所以他說：「空方文散花何礙。」

與朝雲如此言，蘇軾絕慾是真。

七、朝雲之死

流寓惠州的破碎蘇家，在那「瘴癘所侵，蠻蜑所侮」的惡劣環境中，朝雲毅然擔起了主婦的責任，六十老翁的飲食起居，賴她照顧，不斷的賓客，要她招呼，拮据的經濟情況，賴她張羅和調配。她從十二歲踏進當時杭州通判的府邸，二十年來，看盡了蘇家的盛衰和榮辱，她是在蘇家長大的孩子，也分擔他們所有的悲歡離合。

親生的遯兒夭觴了，精神上，她的人生已經死了一半；跟著主公從傷心的金陵城漂泊到泗上時，她得到一個短暫的機會，拜在比丘尼義沖座下，開始學佛，以佛學寬弘明澈的開譬，救治她心理上的創傷。

蘇家的撫養，主公的愛憐，使她堅強的認為她是蘇家的成員之一，不論有沒有名分地位，凡有任何災難和不幸，她都甘心接受，勇敢的爭著來分擔。

跟著主公跋涉長途，到了惠州，眼看著倔強的主公，雖然從不流露頹喪，然而今非昔比的家境，禍患不止的戰慄，一一落在她聰明的眼裡，在在都使她發生「不忍」的感傷，一向是活潑好事、心胸開朗的朝雲，慢慢地變得多愁善感起來。

到惠州來的第二年秋天，戶外落葉蕭蕭，景色淒迷，蘇軾與朝雲閒坐一處，覺得心裡沉悶，便命置酒，央她唱一闋「花褪殘紅」的歌詞。

朝雲站起來，亮一亮喉嚨，卻一個字的聲音也唱不出來，愣在那裡，蘇軾過來問她是怎麼了，她卻低下頭來，淚落如雨。

蘇軾百般撫慰，問她何事，久久，朝雲低聲答道：

「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那兩句。」

蘇軾佯作大笑，說：「我正悲秋，怎麼你卻傷起春來了呢？」

蘇軾心裡有種不祥的預感，事後追憶，這是朝雲死亡的先識，從此以後，蘇軾不再聽唱這支曲子 24 。

紹聖三年（一○九六）春，朝雲生日，蘇軾特地邀請幾家熟人來為她作會稱慶，親自作〈王氏生日致語口號〉。這種文字，本多用於宮廷大宴，至少也須官式筵宴時才用例上，惠州生活中，不可能有這樣大場面，蘇軾所以作此，只是用來表達他對朝雲的一份愛意。口號中說：「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又說：「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鑑人。」朝雲雖然歷盡風霜，依然美麗。

平常日子裡，老坡有朋友相與熱鬧，小坡有課業可作，只有朝雲，孤伶伶的一個人，非常寂寞。她沒有好好唸過書，本來不大識字，自從開始學佛，為要唸經就勤奮自修，幾年下來，不但文理清通，且亦粗識佛學的大意了。自來惠州，她又學習寫字，蘇軾因為朝雲在定州時，與李之儀（端叔）的夫人非常交好，所以寫信給端叔時，也特別提到「朝雲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之語。

唸經和臨池，是她在惠州排憂遺悶的兩件大事。

就像老天要增重蘇軾的懲罰，便將不幸降到纖弱的朝雲身上來了。

紹聖三年（一○九六）六月下旬，在那個落後地區的酷熱天氣裡，朝雲不幸染上了時疫，當時的疫勢，傳染得很厲害，惠州又缺醫少藥，以致毫無挽救，到七月初五，瘟疫遽然奪走了她三十四歲盛年的生命。朝雲彌留之際，神智清明，口誦《金剛經》六如偈：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朝雲聲息逐漸低微，緩緩而絕。

蘇軾老淚縱橫，只覺得她前生對他一定有所虧欠，今世已經還得太多，不能再結後生緣了。

依照朝雲的遺言，八月初三，將她葬於豐湖棲禪寺東南，湖濱山坡上的松林中。墓地山頂上有大聖塔；巍然矗立在藍天白雲間，墓為坡壟屏蔽，林大翳密，山風吹來，塔上鈴語與松吟相應和，令人淒然欲絕。

蘇軾為她刻銘祔家：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唐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於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棲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期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沖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

如汝宿心，唯佛之歸。

棲禪寺僧築亭覆墓，榜曰：「六如亭」。

營葬畢事，蘇軾收拾悲傷，作〈悼朝雲詩〉：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元；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

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朝雲葬後三日，夜間忽大風雨，翌日傳聞棲禪寺東南，發現有巨人腳印五個 25 。初九，蘇軾帶了蘇過親往察看。當晚，在寺設供，做佛事追薦，蘇軾親作〈薦朝雲疏〉：

千佛之後，二聖為尊，號曰樓至如來，又曰獅子吼佛，以薄伽梵力，為執金剛身，護化諸方，大濟群品，今茲別院，實在豐湖，像設具嚴，威靈如在。

軾以罪責，遷於炎荒，有侍妾王朝雲，一生辛勤，萬里隨從，遭時之疫，遘病而亡。

念其忍死之言，欲託棲禪之下，而既葬三日，風雨之餘，靈跡五蹤，道路皆見，是知佛慈之廣大，不擇眾生之細微，敢薦丹誠，躬修法會。

伏願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徧周法界，湖山安吉，墳墓永堅，接引亡魂，早生淨土。不論幽顯，凡在見聞，俱證無上之菩提，永脫三界之火宅。

死者已矣，只有剩下來的活人，隨時隨地，觸目生悲，人間地下，皆是難堪。

朝雲死後兩個月，節序到了重九，蘇軾自往將營新居於此的白褻峰上，聊應重陽登高的行事，但如惠州這樣的蠻貊之邦，一切都不是中原的佳節景象。菊花還沒有開，從山上遠眺，滿眼是一大片的黃茅草，風吹作浪。與鄰家喝酒，蜑酒，又酸又甜，簡直不是味道，佐酒菜只有竈蛇，實在難以下嚥。今年真是「惡歲」，這孤獨的老人心裡念念不忘朝雲，但也不敢到豐湖墓地去。〈丙子重九二首〉說：

……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此會我雖健，狂風卷朝霞，

使我如霜月，孤光掛天涯，西湖不欲往，暮樹號寒鴉。

蘇軾作〈江月〉五首，認為惠州的豐湖甚像從湧金門看出去的杭州西湖。湖上有棲禪寺、羅浮道院、逍遙堂、海會院、泗州塔等等，皆是蘇軾日常遺悶行遊之處，但是現在朝雲下葬於此，暮樹寒鴉，令人淒斷，反而使這孤獨的老人，不敢去了。

南天十月，嶺上梅開，蘇軾悼念朝雲不己，作〈西江月〉詞：

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

素面常嫌粉涴，洗粧不褪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響亮在耳邊的朝雲輕朗的笑聲，忽然寂滅了，暖在心上的朝雲的溫情，忽然冰冷了，屋前屋後，處處搖晃著朝雲的「著人情態」，但如定睛細看，卻是一片空洞，什麼都沒有。老人獨自欣賞階前的長春花（金盞草），覺得它也就是朝雲的化身，拈筆作〈和陶——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詩，說在詠花，實是悼雲：

長春如稚女，飄搖倚輕颸，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低顏香自斂，今睇意頗微，寧當娣黃菊，未肯姒戎葵。誰言此弱質，閱歲觀盛衰，頩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揮，瘴雨吹蠻風，凋零豈容遲，老人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現在陪侍蘇軾，與共處憂患之地的親人，只剩了少子蘇過一人，雖然不免伶仃和寂寞，幸得這年輕人非常能幹，而且孝順。蘇軾致徐大正書中說：「兒子過頗了事。」與張耒書，也說到他：「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亦少（稍）進，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憂耳。」

朝雲歿後，蘇軾的起居飲食，沒人照顧了，「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 26

蘇軾三子中，老大蘇邁，是個忠厚、篤實、硜硜自守的人，趙德麟是蘇家的常客，他說：「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學問語言，亦勝他人子。」少時作詩，有「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句，蘇軾看到，笑道：「此村長官詩。」後來也真以縣令而終 27 。次子蘇迨，詩賦都寫得很好，贏得老父不斷的讚賞，但他自幼體弱多病，家裡人也不責望他什麼，現與大哥同居宜興。

蘇過的才氣、個性和嗜好，最與老父相像。大家認為「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這就是說，在文學、藝術和人品各方面，真能繼承蘇軾的，即此少子。

南來途中，父子相偕遊山玩水，所至之處，無不有詩，而且常常互相唱和，雖是父子，一樣有聲應求之樂，一樣得到精神上共鳴的愉悅。

四十年前，三蘇出蜀途中，大蘇小蘇，各逞才華，連章歌詠，以娛老父。一趟兩個多月的旅程，集合父子三人所寫的詩，竟可成集—— 《南行集》。少年時期，那一番下筆如挾風雷的豪情，及今回顧，已很迷茫，如今竟在自己兒子身上重見這少日才華。人生的得失榮辱，本來都是過眼雲煙，而有子如此，心裡便不能不充盈著無限的滿足和快樂。

這年輕人，有非常蓬勃的氣概，充滿肯定自己才能的信心，他要按照自己的期望，來做滿足自己的表現，發揮生命的美麗，除此以外，物質上的困苦，世俗的榮辱，他毫不在意，卓然獨立於風風雨雨之中，非常像他父親。蘇軾默察兒子這一份超然物外的精神，壓抑不住內心的喜悅，作王鞏書，便說：

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三庖（過乳名）者來，凡百不失所，某既緣此絕世故，身心俱安，小兒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

「非此父不生此子」，天下有幾個做父親的人，能得此樂。

蘇過天性純孝，其母於上年八月初一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不待免喪，突遭家難，就匆匆隨侍父親到惠州來了。雖然身在數千里外的惠州，常以遠離亡母的殯宮為恨，計算母喪週年的日子近了，他便恭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訂，送存虔州崇慶院的新經藏中，祈求亡母早生天界。

紹聖二年（一○九五）十二月十九日，蘇軾六十初度，流寓生涯，無可稱慶，作詩志感，蘇過和韻作〈次大人生日詩〉，他只恭維老父學道的理想，不及其他，真是聰明人的善頌善禱：

……萬里遠謫南海濱，朝夕導引存吾神。……有道或肯來相賓，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為世俗醺，丹砂儻結道力純，冷然御風歸峨岷。（《斜川集》）

諸子中，能傳承蘇軾畫學的，也只有蘇過。晁以道說：叔黨在書畫方面的造詣，「亦克尚似其先人。」鄧椿《畫繼》說：蘇過「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似乃翁。」蘇軾在海南，題過所畫枯木竹石詩曰：「老可（文與可）能為竹寫真，小坡今與竹傳神。」蘇軾對於文與可的畫竹，衷誠傾服，所以這一聯詩句內涵的褒美，實在無以復加。

蘇過在惠州，畫「偃松屏」，蘇軾為作「贊敘」。全篇的意思，不在題畫，而在鼓舞兒子那種剛介軼俗的精神。讀這篇畫贊，才能明白這父子二人性情交孚的和諧：

余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

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凜然孤青，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齾齾，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28 。

八、惠州和陶

一個出身農家，長於西南小城市，自少浸淫在詩書、美術和大自然懷抱裡的青年，一自誤入仕途，便跌落在樣樣與自己性情相違的現實中，三十餘年，無法自拔。這三十餘年中，看盡了人間的不平，官場的醜陋，士大夫們的寡廉鮮恥，權力鬥爭場裡的詐偽變幻，總算熬到暮年，應該全身退出這走錯了一生的道路時，不料還要再度遭逢生死邊緣的禍患，被貶過嶺。

任何一個人，到此悲慘境地，都不免感慨平生，精神生活越豐富，內心的衝突也越激烈，蘇軾今日，既已被忌於權力世界，為現實政治所不容，天涯流落，茫茫無所歸著，則此未死的餘年，總須有個寄託。崇信道術，是宋朝知識社會普遍的風氣，而羅浮又是丹鼎派法壇之所在，於此，神仙世界裡的各種幻想，就在他眼前閃爍出瑰麗的光芒。

然而，神仙世界終究只是傳說範圍裡的幻想，海上三神仙，總只存在於煙雲飄渺之間，丹藥吃多了要送命，則如何建立一個足以抵抗苦難、重歸自然的實際生活，毋寧是蘇軾目前更為急切的要求，於是，他回過頭來，要找陶潛為師。

淵明出身於天師道世家，與道教也深有淵源，但他並不相信神仙之說，詩言「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即是此意。他別關蹊徑，另外構思出一個現實世界裡的理想國來，將這構想非常完整而具體寫出的，就是〈桃花源記〉和詩。

陶淵明認為人與萬物，同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夠用一片平等心來領悟自然的本態，享受自然的和諧，使人、我、物三者混成一體，遂能徜徉自得，上觀四時的運行，俯覽花木的榮落，以回歸自然的精神打破時間的界限，現象雖然因時而有不同，但生命的本質卻並無差異，人與萬物同是天地間的無限生機，人與自然合一，精神裡便再也沒有任何衝突。

蘇軾自己說：南來以後，只有《抱朴子》的神仙思想和陶淵明回歸自然的精神，支持他在苦難中兀立不倒，作〈和陶續山海經詩〉中，引葛洪和陶潛為追求理想世界的同志，並且認為自己和葛、陶二人可以合繪一幅〈三士圖〉，以為學道雖然晚於葛洪一步，而作詩卻未必不如淵明。

陶淵明並不生來就是一個脫離現實的隱士，少壯時代，曾經崇拜田疇、荊軻那類人物，是個「撫劍行遊」的游俠兒，即因志不得伸，非常果斷的立即歸去。他之回歸自然，一半出於性情，一半也是人生挫折所產生的反射。

淵明晚年，氣概不衰，仍然是個不為時移、不為勢屈的倔強老人，蘇軾認為淵明這種「性情」，頗有與自己近似之處。

經歷挫折，而皈依自然，淵明詩：〈歸田園居六首〉，最能表達那份與自然同樂的精神。茲舉其第一首為例：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噯噯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這些詩篇，給予蘇軾非常強烈的共鳴，因此下定決心，盡和陶詩。

那是紹聖二年（一○九五）三月初四日，蘇軾往遊白水山佛跡巖，洗溫泉浴，在懸瀑之下晾髮。傍晚，浩歌而歸，不覺到了荔枝浦上，「晚日蔥曨，竹陰蕭然。」荔枝樹上結實累累，個個都有芡實那麼大了。荔園的主人，是個年已八十五歲的老叟，對蘇軾說：「等到荔枝成熟可食時，希望你能攜酒來遊。」

蘇軾回到家來，躺在床上休息。聽兒子過在朗誦陶淵明的〈歸田園居六首〉，不禁頓生感觸，不說別的，即如第一首中那兩句：「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又「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豈非都是蘇軾今日口所欲言的言語，心所嚮往的生活，淵明所描畫的村居，隨處皆是，隨時可得，這才是今日蘇軾唯一安穩的出處，因此即從床上躍起，下了決心，要於揚州和陶飲酒之後，續作〈和陶歸田園居〉，然後—— 「要當盡和其詩乃已！」

這個決心，不比等閒，盡陶淵明一生所作的詩歌，一一步韻和唱，雖然陶詩卷帙不多，但也不能不算是個天大的願心了。

以詩人生活而言，淵明所寫的田園之樂，已經那麼動人，而陶潛另一美麗的想像—— 混合傳聞的事實，所構想的理想社會—— 桃花源，則更令人嚮往。

桃花源，那是一個男耕女織，各盡其力，各取所需，沒有待完的稅課，沒有政府管束的平等社會。男女老幼都過著自然的生活，不用勞心，沒有爭奪的自由樂土，這個樣子的社會，對於一個不容於現實世界，徬徨失路的人，實是太大的誘惑。

桃花源真實的地方何在？這些「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居民，到底是從哪裡、從何時來的？桃花源裡的人是否都已成了神仙？這許多問題，歷來的文人，穿鑿附會，爭論不休。

蘇軾認為世傳桃花源事，多過其實。淵明所記，但言桃花源居民的祖先，為避「秦」亂逃到了這個地方，漁人所見，是其子孫，並非成仙不死的秦人。文中有「殺雞作食」的話，蘇軾說：「豈有仙人而殺生者。」〈和桃花源詩敘〉說：

……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

陳寅恪作〈桃花源記旁證〉 29 ，主要是考證它紀實部分的所生地和年代。認為其實的桃花源，地在北方的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其實的桃花源居民的祖先，所避的不是秦始皇，而是符堅的「秦」。蘇軾認為世間類乎桃花源的地方很多，不必定是仙人之居，陳寅佫非常推重，認為：「古今論桃花源者，以蘇氏之言，最有通識。」

其實蘇軾認為桃花源人間多有，作舉南陽和青城兩個實例，以及他曾夢見的仇池，皆實有其地，而且其地的居民，過著寧靜自然的生活，也都健康長壽，他之所以要如此肯定這一點，目的是強調他一定能夠得到避世的桃源，用樂觀的精神，來安慰自己心裡的空虛和徬徨。

淵明與子儼等疏裡說：「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蘇軾認為淵明這句老實話，自覺與他同病。

陶和蘇都是深沐儒家教養，個人道德嚴正，責任心極重的人，陶作〈榮木篇自序〉說：「總角聞道，白首無成。」〈詠貧士詩〉說：「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像這類話，蘇集中也俯拾皆是，蘇軾南遷途中，還說：「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反將自己的安危置於度外，兩個都是「志士不志在溝壑」的人物。

皈依自然，目的是在爭取精神生活的自由；要過自由的精神生活，必須徹底放棄物質欲望，才能不為外物所役，就不為別人做奴隸。雖然淵明一生，從來沒有脫離過飢寒貧乏的日子，但他「憂道不憂貧」，活得很快樂。蘇軾出處雖與淵明不同，「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但他向不重視金錢，到手輒盡，所以到禍患來時，安家費用還須弟弟接濟，自己所帶一點薄蓄，到了惠州，卻因提倡做社會公益事業，幾乎全部化進去了，寫信給南華長老說：「書生薄福，難蓄此物。」所以不如化了，反而覺得身心輕安—— 觀察一個人對金錢的態度，最佳正確反映這個人的品格。蘇軾在惠州一年後，衣食漸窘，〈和陶貧士七首〉中，論陶之窮，卻曰：「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飢；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說自己的景況，則曰：「遙憐退朝人，餻酒出大官，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 真是，世上豈有堂堂男子漢而向貧窮低頭者。

淵明有張破琴，弦壞了，也不修配，作詩說：「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蘇軾讚道：「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閒手自適，寄此無窮音。」

人須如此淡泊，才能隨遇而安，進入回歸自然的生活。蘇軾〈和陶歸田園之一〉曰：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煙。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鳥豈知道，我適物自閒。……

人要能夠不向物質低頭，則貧乏不足困人，禍福皆無緣而至，人便可從世網中解脫出來了。又如：

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霜颷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人須不肯苟同於人，才有獨立不屈，完整的人格氣象，這一點他和陶潛沒有兩樣。

唯有在評論歷史人事上，陶與蘇的觀念，便不大相同了，此因兩人訓練不同，出處相異，陶只是個純粹的田園中人，而蘇不然，無論怎樣，他總是一個曾經參與過現實政治的人，凡事看得較遠較大，論史的見解，就不一樣了。如淵明詠荊軻，逞其愛好豪俠的性情，通篇都是讚嘆。結語說：「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而蘇軾則認為秦始皇積惡如山，殺父囚母，不容於天，一定會自取滅亡的，燕太子不能忍耐，將國運輕託有勇無謀的狂生，認為「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

蘇軾在惠州兩年間，作和陶詩幾達百首，關心他的黃庭堅，雖然遠在黔南，聽到這個消息，作偈子說：

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

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 30 。

紹聖四年（一○九七）冬，蘇軾已謫海南，特自檢點從揚州〈和陶飲酒二十首〉起，連同惠州和作，共得一百零九首，編集全稿，寄與在雷州的蘇轍，要他作一篇集「引」（序），附書說：

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

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臞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詩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為我志之。

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蘇軾此書，已將他細和陶詩的本末因緣，說得明明白白，所以蘇轍撰「引」，將全部原文引入。

蘇轍接到這部稿本，當即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恰巧是蘇軾六十二歲的生日）於海康城南之東齋客寓，寫了〈子瞻和陶淵明詩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前揭原書全文）……

引用蘇軾原函之下，蘇轍本來寫的是：「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蘇轍所寫的這段話，殊與蘇軾的意思不合。蘇轍不深了解淵明，所以會說他「才拙」，其實，淵明之拙，正是古今來學陶者所不能至的天分與機趣。至於文中再提到「仕至從官，出長八州。」正是乃兄今日極不願說之事，所以蘇軾提起筆來，將他改了 31 。續曰：

嗟乎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跡，蓋未足以論士也。

—— 此下，仍接蘇轍原作：

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於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

紹聖丁丑（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蘇軾和陶這個工作，並不到此為止。自紹聖四年（一○九七）至元符三年（一一○○），四年之間，不斷續寫，真正做到「盡和其詩乃已」！

九、白鶴峰新居

蘇軾流寓惠州，上無蓋頂之茅，下無立錐之地，幸叼程之才的面子，再度遷入合江樓，但樓在三司行衙內，決非外人所能久居。

紹聖三年（一○九六）正月，程之才將被朝廷召還，則合江樓就寄住不下去了；何況蘇邁方在活動指派粵中的差遣，假使事情成功，兒孫皆至，合江樓也住不夠。自朝廷公開詔告：「元祐臣僚，一律不赦。」以來，蘇軾已經斷了北歸的希望，決心就在惠州落籍，又豈可不弄個房子，以蔽風雨。所以，致程之才書說：

兄去此後，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計，意欲結茅水東山，但未有佳處，當徐擇爾。……令長子邁來此指射差遣，因挈小兒子一房來，次子迨且令設法赴舉也。

二月間，蘇軾找到了歸善縣城東面的白鶴峰上，一塊數畝大的空地，面臨東江，景色甚美，就將它買下來了。

白鶴峰緊靠江濱，沿江築城，就利用此山深入水中的石腳及山壁峭拔之地，築為城址。當築城時取用山土，刨平了一段峰頂，蘇軾買的就是這方空地，故老傳聞該地舊有白鶴觀，現在已廢。

白鶴峰頭，被此一方平地，四面山勢陡下，山上只有一、兩戶人家，房子都低於該地。地形左右稍廣，而前後則較狹隘。

蘇軾按地形規畫，打算造屋兩進，前面小屋三間，作為門房，中間隔個庭院，可以種植花木，第二進為堂三間，擬題為「德有鄰堂」，宅地左側較為寬闊，擬造居室、庖廚、廁所等等，在此後面，造為書室，擬題名為「思無邪齋」，周以廊廡，共計為屋二十間。

建造圖樣粗定，就託人到河源去找木匠作頭王皐來，估計斫木陶瓦的數量，仍叫一個姓蔣的工頭在河源購買木料。當時在惠州，要找木匠，似乎也不甚易，因為蘇軾有一封給博羅縣令林忭（天和）的信說：「豐陸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指揮與押送來，為幸。」木匠棄工不顧，居然要勞動縣太爺拘送，其難可知。

後來，他又派蘇過到河源去，親訪縣令馮祖仁，督促蔣親 32 斫木，忙了一個多月。

其時，〈答南華辯師五首〉說：「行館僧舍，皆非久居地，已置圃築室，為茍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冬中也。」

六月間，蘇邁已經得授韶州的仁化縣令，即將挈家南來。其時，蘇軾從前在湖州時的僚友陳師錫，又派遣專差前來探望，復書中述說他的近況道：

……軾謫居粗遣，長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來矣。某已買地結茅，為終焉之計，獨未甃墓爾，行亦當作。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遇輒盡之爾。……

蘇軾是紹聖元年（一○九四）十月初二到惠州的，被招待暫寓合江樓，住了六天，就搬到嘉祐寺去了。在嘉祐寺住到二年的三月十九，因程之才的好意，復遷於合江樓，住了一年零一個月。至三年四月二十日，他們又不得不再搬回嘉祐寺去住，〈與南華辯老九首〉說；「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這是一個原因，次則蘇軾既欲水東造屋，每日要去監工，中隔大江，其時船橋尚未造好，往來甚為不便，所以程之才去後兩個月，他就搬回嘉祐寺。這樣搬來搬去的不得定居，竟如水上的飄蓬一樣，只望白鶴峰的新居早日落成，則可「庶幾其少安乎！」作〈遷居詩〉曰：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溼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

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

青山滿牆頭， 墮幾雲髻，雖慚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

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此詩眼界澄明，意境超脫，實則於虛無中透著悲愴。

佛說念念成劫，時光過得那麼快，俯仰之間，就過完一輩子，人也不過是這個世界中的萬物之一，物雖各有分際，但人如超越世界萬有之上，下觀生物之以息相吹，則人在這個世界裡呼吸，與春天田野中移動的氣流（野馬），大地上飛揚的塵埃，蚊蚋之生息於世，還不都是一樣 33 。

造屋的工程，進行還算順利，將近過年時候，已經算計得出完工的日子。新居之西，有兩家近鄰，一家是林姓的老媼，以釀酒為業，一家是老秀才翟逢亨，很有一點學問。蘇軾有天晚上，走過翟家門口，就進去拜訪了他。作詩二首，其一云：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縹渺新居紫翠間。

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悠還有劍鋩山，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

山上沒有水源，飲水須到江邊汲取，甚是不便，蘇軾決定在新居裡鑿井一口，約這兩家鄰居，可來共用此井。新居的庭院需要種點花木，寫信向程天侔要，書曰：

白鶴峰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碪稍大，不傷根者為佳。不罪！不罪！柑、橘、柚、荔枝、楊梅、枇杷、松、柏、含笑、梔子，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 34 。

紹聖三年的下半年間，蘇軾在惠州的幾個好朋友，紛紛都要走了，如惠州守詹範罷任（方子容來代），章楶也罷了廣州任（王古來代），循州太守周彥質，在那兩年，與蘇軾書問無虛日，忽又罷歸，依依不捨，特來惠州相伴半個月才走。初是朝雲新喪，還賴朋友之樂，聊得排遣，不料一倏時又風流雲散，這孤獨而又倔強的老人，心情不免落寞，〈和陶時運四首〉之一說：

我視比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

蘇軾〈和陶貧士七首〉詩引說：「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伊邇，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七篇，以寄許下、高安、宜興諸子侄，並令過同作。」 35 其實這時候，雖說貧窮，還不算真到捉襟見肘的地步，作〈和陶乞食詩〉時，還說：「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但到白鶴新居將要完工，他那一點微薄的積蓄，卻已真個用光，到了囊空如洗的地步了。蘇軾用錢，向來撒潑，起先一副熱心，做慈善事業，毫不顧慮自己。如〈與南華辯老九首〉說：

近日營一居止，茍完而已。……久忝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蓄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朝暮，漸覺此身輕安矣。

時間過得快，錢化得更快，一旦生活問題逼來時，蘇軾只得動腦筋到他那寧遠軍節度副使的俸料，欲將政府發給的折支券請領實物，然後變賣。責官俸料，本來不多，經過衙門剋扣，市場折價，大概只能換到三成的錢，而且申請了十八個月，還拿不到手。蘇軾沒辦法，寫信託廣守王古幫忙，書言：「某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為一空，旦夕之憂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許節推處託勘請，自前年五月請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此在漕司一指揮爾，告為一言於志康也。」志康，孫勰字，是蘇軾老友孫介夫之子，也是他省試的門生。

蘇軾的經濟情況，非到實在窘迫萬分時，他不會在意這點責官俸料的折支券，然而到他在意時，卻領不到貨，變不了錢。

得到消息，蘇邁已帶了自己和小弟過的家眷，到了虔州，預備從虔州換乘小船，由龍南江到方口出陸，至循州溯流而來惠州，蘇軾派過前往虔州迎接。

至是（紹聖四年二月，一○九七），白鶴峰新居，指日可以落成了，這座山居，雖然限於經濟能力，不能是很好的建築，但其一磚一瓦，一花一木，都是蘇軾自己設計經營的，也著實不同凡俗。

從白鶴峰下，歷級而上，門下親種兩株柑橘，此時花猶盛開，屋內所種古荔，綠葉鋪滿牆頭。穿過前廡三間平房，則是一大院落，花木交錯，清芬撲鼻，逕升石階，就是「德有鄰堂」，這是正廳，它的特點是特別寬闊和高敞，所以惠州新守方子容參觀過後，作詩讚美說：「遙瞻廣廈驚凡目，自是中臺運巧心。」

左邊是一組列的居室，繞以竹籬，以分內外，籬間雜栽花草，頗饒幽趣。右側為「思無邪齋」，是蘇軾的書房。書房的一頭，開一大窗，則江山數百里間的景色，朝雲夕靄，水光嵐翠，都紛紛延入屋中，成為與書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書齋後面，有道後門，開門就是兩家貼鄰—— 釀酒的林行婆和老秀才翟逢亨家。

紹聖四年二月十四日，老人先自嘉祐寺遷入白鶴峰新居，等待子媳孫兒的來到。陶淵明時運詩：「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老人環顧新居，覺得此言似乎為他今日所發，心裡又高興「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拈筆〈和陶時運四首〉，錄一：

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 垂髫，覆此匏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閏二月初，蘇邁、蘇過帶領兩房家小，到了惠州。蘇邁的大兒子簞（楚老），已是二十歲的青年了，次子符（仲虎），就是蘇軾所謂：「夢中時見作詩孫」的孫兒，已十七、八歲，還有過的太太和長子籥都一起來了，白鶴峰上，笑語盈室，一倏時熱鬧非凡，患難雖然未盡，而家人得以重聚，竟然覺得過往三年，真如一夢。老人久已想望的：「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的情味，忽然實現，怎不大為歡暢。

只是蘇邁本來已授仁化令，現在卻發生了變故，因為仁化轄屬韶州，而韶州與惠州為鄰，現行朝廷新制，責官的親屬，不得在責地的鄰邑做官，蘇邁尚未到任，即已罷去，蘇軾與博羅縣令林忭（天和）書曰：

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稚紛紛，口眾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

又稍後致王古（敏仲）書，則曰：

自幼累到後，諸孫病患，紛紛少暇，不若向時之闃然也。小兒授仁化，又礙新制不得赴，蓋惠韶亦鄰州也。食口猥多，不知所為計。……

因為「罪在不赦」，所以悉索敝賦，在白鶴峰頭營造一間風雨茅廬，兒媳孫子都來了，一時平添幾多食口，縱使手頭非常拮据，不知為計，但是想到一室春溫，笑語充盈的生活，孤獨的老人，精神上的歡快，幾將是無可比擬的收穫。

這屋子從上年（紹聖三年）三月買地，設計構造起算，到本年三月遷入居住，足足費了一年時間，才告落成，其間蘇過親往河源督工斫木（那個時代，似乎還沒有木行這個專業，買木料須往林坂現斫），而蘇軾則日日上山，監工築造，一磚一瓦，一花一木，盡是辛苦。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窩巢，老人在新居前後徘徊觀瞻，心裡非常高興，三月二十九日，作詩記事道：

南嶺過雲開紫翠，北江飛雨送淒涼；酒醒夢回春盡日，閉門隱几坐燒香。

門外橘花猶的皪，牆頭荔子已爛斑；樹暗草深人靜處，卷簾敧枕臥看山。

作過這詩後數日，蘇軾被流放海南的大災禍，就晴天霹靂似地突然爆發了。

他在這傾囊營造的白鶴峰新居裡，住了不過兩個月，就須倉皇的拋撇，除出夢中，不再重見。

陶淵明別無所嗜，就是歡喜喝點酒，他做彭澤令，令公田全都種秫，他說：「吾嘗得醉於酒，足矣。」他的太太認為人總不能光喝酒，不吃飯，堅決反對，於是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敵種秔。淵明在〈自敘〉一文中說：「公田之秫，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不料他這縣官從仲秋做到冬天，在官只有八十天，即自辭去，洪邁在其《容齋隨筆》裡，代他抱屈：「所謂秫秔，未嘗顆粒到口。」蘇軾起造白鶴峰新居，與陶淵明的種秫一樣，也只住了兩個多月。

蘇軾是個懷鄉病很重的人，從十年前起，「鄉思」在他所作的詩文書簡中，隨時流露，但至身陷儋耳之日，他已不敢再存這樣奢侈的願望，只盼有一日能夠重返白鶴新居，已是脫水火而登袵席的天惠。他在海南，就曾夢歸白鶴山居，醒後，作〈和陶還舊居詩〉，但就只這麼一點卑微的願望，也達不到：

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興墳墓悲。

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鵝城（惠州）亦何有，偶拾鶴毳遺。

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時節供丁推。

夢與鄰翁言，憫默憐我衰，往來付造物，未用相招麾。

十、又貶海外

哲宗趙煦，並不是個顢頇的人主，吃虧的只是年紀太輕。因為年輕，意氣用事，多年來，心裡抱怨宣仁太皇太后沒有看重他皇帝這個地位，更痛恨元祐一朝，所有宣仁起用的宰執大臣，沒有把他放在眼裡。一旦親政，反元祐的「紹述」政策，就是從這個「意氣用事」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年紀太輕的第二個毛病，是經驗不足，見慮未定，缺乏成熟的理知能力來識別忠奸邪正，辨釋治道之宜，只好聽憑感情驅使，被小人所搧惑，所愚弄而不自知。呂大防、范純仁等之貶竄嶺外，出於左司諫張商英的一份肆無忌憚的奏言，奏文中竟說：「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皇帝與先朝放臣等量齊觀，一例仇恨，以邦國大事為報仇復恨之具，真是成何體統，但是，年輕的皇帝竟然被他這番話激怒起來，發生一連串的遠謫重懲。

哲宗在私德上，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缺點在於好色。當他還只十四歲時，外間謠傳，宮中在物色乳媼。禁中能夠生子的男人，除他之外，沒有別人，所以范祖禹上疏皇帝，力勸修身進德，一面又疏請太后，注意保護上躬。劉安世疏言，更為強硬：「尚未納后，寖近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當時，宣仁太皇太后當朝雖說：「並無其事。」而事後知是皇帝寵幸的劉婕妤所為。

宋太祖定下的制度，大權集於君主，所以小人一定要挾持得住皇帝，才能潛移政權，為所欲為。章惇等先要搧動青年皇帝的怒火，然後才能一網打盡元祐群臣，挾持皇帝這項工作，必須宮內宮外勾結進行，所以章惇、邢恕、董敦逸等人先與宦官郝隨及劉友端勾結，由太監郝、劉牽線，與帝所寵愛的劉婕妤搭上關係，內外一體，將這少不更事的皇帝緊緊抓在手裡。第一步放逐工作，做成功了，現在只差「斬草除根」，猶待努力。

不但如此，史言：章惇竟還導帝出宮微行。所謂微行者，引導皇帝出遊，嘗試民間的聲色遊樂。果然如此，則眷戀京師名妓李師師的其弟徽宗，也不過步武乃兄後塵，所異者，李師師豔名較盛而已。

劉婕妤之勾結章惇，為了想當皇后，顧忌朝議沮格；而章惇則需要禁中這個有力的幫手，包圍皇帝，而且，凡是小人，心計必深，皇后孟氏是宣仁太后選擇調教的人，萬一將來她有預政之時，則元祐未必不復，譬如刈草，宮中隱伏著這株元祐的根，也必須同時拔除。

哲宗婚前，先已嬖幸劉婕妤，婚後，專寵如故。

宣仁太皇太后在時，有一次，劉婕妤隨著孟后往朝景靈宮，禮畢就坐。嬪御皆應立侍，劉氏恃寵而驕，自以為與眾不同，獨自背立簾下。后閣中的陳迎兒呵責她，她亦不顧。宮人皆屬中宮管轄，后宮中人對她非常不滿。

這年冬至節，朝太后於隆祐宮，後用朱髹金飾的座椅，劉婕妤也要，侍從人員察知其意，就搬了一張相同的座椅給她，后宮中人心懷不平，有人假作傳呼：「皇太后出！」皇后起立，婕妤亦起，她們便偷偷從後面將她的座椅搬開。等等不見太后，劉婕妤回坐下去，便摔倒地上了。她向皇帝哭訴，並說以後再也不參加朝參了。內侍郝隨安慰她道：「不必為此戚戚於心，願為大家早生一子，這個座位就該當婕妤有了。」

劉婕妤處心積慮，必欲扳倒孟后，機會終於來了。

孟后之女福慶公主患病，后姊懂得醫道，從前皇后有病，她嘗出入宮掖，親理湯藥，但是這次，公主服藥無效，她就帶了道家治病符水進了宮。皇后大驚道：「姊莫非不知宮中禁嚴，與外間不同嗎？」即令左右趕快收藏。等皇帝來時，照實稟明。哲宗說：「這也是人之常情。」

有了皇帝這句話，孟后才敢當著皇帝面前，燒這道符。

然而，宮中就沸沸揚揚傳開來，說是歷史上宮闈魘魅之亂開端了。

不久，皇后的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姑法端，為后禱祠。有人檢舉其事，詔令內押班梁從政等就皇城司偵訊。偵訊中，逮捕宦官宮妾三十人，用各式各樣的刑逼供，不但肢體毀折，甚至有舌頭被割掉的。在這個樣子的情形下，無求不得，這案子當然成立了。

但是，內臣鞠獄，恐怕遭人批評，所以又命御史董敦逸覆按。罪人過庭下，皆已氣急奄奄，沒有一人還能開口說話，敦逸把了筆，實在寫不下去，郝隨等就在旁以言語脅迫他，敦逸畏禍，照他們的意思上了奏牘。

於是，詔廢皇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出居瑤華宮，時在紹聖三年（一○九六）九月。

章惇、蔡卞趁這個機會，向皇帝建言：宣仁太后曾有「廢立之議。」指是范祖禹、劉安世為禁中覓乳媼事爭言而起。皇帝回憶起當時的情形，便告訴章惇說：

元祐初，朕每晚只在宣仁寢處前閤中寢，宮嬪在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者。一日，覺十人非尋常所用者，移時又十人至，十人遷，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泣涕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章疏，宣仁詰之 36 。

章惇輩的報復手段，固然毒辣，而根源還是在於哲宗之引虎狼為腹心。

廢后前一個月（紹聖三年八月），清算諫覓乳媼那節舊事，范祖禹、劉安世二人，遂坐「構造誣謗罪」，范被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被英州安置。章惇的用意一在報復，一在殺雞儆猴，箝制天下之口，使廢后大事，可以順利成功。

廢后一年後，封劉婕妤為賢妃。

自從這件大事成功之後，章惇有專寵的劉妃為內應，他的政治地位已經鞏固，報復的凶焰也就狂燎天下了。

四、五個月後，三省同奏：「司馬光等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於是，司馬光和呂公著追貶節度副使，再追貶為朱崖軍司戶、昌化軍司戶。奪趙瞻、傅堯俞贈諡，追還韓維、孫固、范伯祿、胡宗愈等遺表恩。

呂大防的哥哥自涇原入朝，帝問大防安否，囑他代為致意，並說：「二三年可復見也。」不料這位老兄，竟將如此重要的密諭洩露給章惇聽了，章惇大驚，就非將這班元祐重臣逼往嶺外不可，否則，夜長夢多，後患不堪設想。

於是，侍御史來之邵說：「司馬光典刑未正，幸有劉摯尚存，是老天留給陛下來殺的。」三省同奏：「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因此，就有紹聖四年（一○九七）二月的一批謫命：貶呂大防為舒州團練使、循州安置；劉摯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安武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此外劉奉世、韓維以次，三十七人，均遭譴謫。秦觀亦在案內，以謁告及寫佛書為罪，從監處州酒稅官，削秩，徙郴州，後又編管橫州。

呂大防年邁，本已有病，扶疾上路，行為虔州的信豐，不支而死。事聞於帝，皇帝問：「大防何事赴虔？」可見像如此流竄前任首相的大事，章惇也竟敢隻手遮天，矯詔擅行，則其他還有什麼不能做的。

范純仁此時，已經兩目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每次聽到他家子弟抱怨章惇時，一定怒言制止。途中，舟覆於江，純仁衣履盡溼。他回頭對諸子說道：「此豈章惇所為！」其人之氣度如此。

四年三月間，在惠州的蘇軾已經聽到蘇轍被貶過嶺的消息，不過傳聞的謫地是西容州；又聽說這次同遭嚴譴的，還有許多人，蘇軾不知其詳，恐怕自己若又不得安居惠州，如何得了。當即派人馳函廣州太守王古，託再確實查看文報。書云：

……又見自五羊（廣州）來者，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位皆有命。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詳，敢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可密錄示，得作打叠擘劃也。

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早知，少免狼狽。非公風義，豈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數字。

蘇軾的憂恐，並非無因，蓋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三人，蘇軾的聲望和與皇帝近密的關條，范祖禹的學問氣節，劉安世的剛強敢言，非置之死地，總覺夜不安枕。這次再度掀起斬草除根的大浪潮，怎麼會輕易放過他們呢。

果然，一個月後的閏二月甲辰，章惇重提舊說，以為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雖謫嶺南，責尚未足，於是有再貶之命：范祖禹徙賓州，劉安世徙高州，蘇軾則被擯海外，責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

劾疏初經皇帝批交執政議貶，當論及劉安世時，傳有這麼一個故事：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迴。」 37

蘇軾之再貶儋耳，據傳禍起於他〈縱筆〉一詩：「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傳至京師，被章惇看到，驚曰：「蘇某尚爾快活耶！」 38

其實，章惇要將這三個眼中釘拔去，蓄意在胸，有沒有這〈縱筆〉一詩，有沒有蔣之奇這一句話都是一樣。這兩個故事，同樣形容章惇對前任大臣性命攸關的處置，卻出以這樣的態度，雖不能盡信，卻十足表現他的輕佻、跋扈和以國事為兒戲的荒唐而已。

四月十七日，告命頒到惠州。惠守方子容以非常沉重的心情，親將告命送交蘇軾，並且說出一個故事來。

「吾妻沈氏，向來禮拜普光王菩薩（僧伽）。有一夜，夢見僧伽來告別，沈氏問菩薩將到何處去？答云：要伴蘇軾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算到現在恰巧是七十二日，豈非凡事都已前定，不必憂恨。」

蘇軾坦然答道：

「世事，那一樣不是早有定命的，不必待夢而知。然而我是何等人，竟勞和尚辱與同行，莫非前世與有宿緣嗎！」 39

僧伽，唐朝的高僧，蔥嶺以北的何國人。龍朔初年，來西涼府，次歷江淮，後在泗州建剎，屢著神異，嘗現十一面觀音形，人益信重，唐中宗褒其寺曰：「普光王」。蘇軾從前每進淮泗，必致敬於普照王塔，詩文偈說，備載集中。現在危難中，是否真是這位屢顯神異的菩薩，要呵護他渡海呢。

蘇軾目前的燃眉之急，是身上的錢不夠用，一路上要盤纏，到得海南要食住開銷，急切之間，如何籌措，謫官有點折支薄俸，已經三年，屢經申請，分文領不到手，迫不得已，只好再函廣守王古幫忙。書曰：

某慮患不周，向者竭囊起一小宅子，今者起揭，並無一物，狼狽前去，唯待折支變賣得二百餘千，不知已請得未？告公一言傅同年，必蒙相哀也。如已請得，即告令許節推或監倉鄭殿直，皆可為幹賣，緣某過治下，亦不敢久留也。

猥末干冒，恃仁者恕其途窮爾。死罪，死罪！

蘇軾久請不得的三年折支（實物配給券），市場變賣估計只得二百餘千，這還是「省錢」，十足計算，正有百五十餘千，然而他被逼得要說：「必蒙相哀」、「恕其途窮」的話，此與陶潛乞食，感激之下，居然說要「冥報相貽」，其情類同，非親至其境，不能像王維那樣妄加菲薄。

奉告命後越一日，即四月十九日，蘇軾留家屬在惠州，帶了蘇過動身走了。到博羅縣，縣令林忭來送，此時他才知道王古被劾「妄賑飢民」，降調袁州，嘆惋不已。

到了廣州，與王古作別，一謝便走，不敢久留，恐怕於他不利，王古要約與半道中再見一面，蘇軾認為不必。

長子邁帶著三個孫子簞、符、籥都送到廣州的江邊，海南是怎麼的一個地方，蘇軾在惠州已經住了將近三年，不會不知道，認為此行再無生還的機會，先一天，已將後事詳細交代了蘇邁，心想一到海南，要先買好一口棺木，殊不知海南並無棺木一物，人死，舁櫬行葬，所以有人說，蘇軾過海舟中，帶有空棺一具 40 。

蘇軾與邁等在廣州訣別，子孫齊集江邊痛哭。留下一封給王古的信，以代面別，此時能說的話，皆已盡於此函了：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

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

自此，發新會，過新州，五月溯江而上，到得梧州，聽說蘇轍去雷，目下還在藤州，相距不過二百五十里，蘇軾立即以詩代柬，派急足送去，要他在藤州稍待，自己趕路前往。

蘇轍得訊，即從藤州折向梧州的路上，迎候乃兄。兄弟執手相見，誠如〈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說：

「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

這兩兄弟自元祐八年九月東府一別，距今又將四年未見，哥哥看弟弟白鬚紅頰，確如梧州江邊最近見過蘇轍的人先時所告，身體健朗，氣色很好，心裡更是高興 41 。

時當應該進餐的時候，道旁恰有一座賣湯餅的攤販，弟兄買餅共食。這種攤子上做的餅，粗惡得簡直不能進口，蘇轍置箸而嘆，蘇軾卻已把他那一份大口吃完了。慢慢地問弟弟道：

「九三郎，你還要咀嚼嗎？」 42 大笑而起。

這是蘇軾吃粗糲食物的法門，弟弟看哥哥胃口還是那麼好，心裡也安慰不少。不錯，蘇軾雖已花甲之年，胃納一直很好，對於粗劣的食物，能夠不辨滋味，囫圇吞下肚子，蘇軾從前用這不辨滋味的方法，來對付黃州的劣酒，所以，秦觀後來聽人傳說這個故事，便說：「此先生飲酒但飲溼法也。」

自五月十一日到藤州，兄弟同行，同臥起於水程山驛間者，二十餘日。自藤州到蘇轍謫地，本不需要走那麼許多日子，但因雷州是大郡，耳目眾多，蘇軾不便久留，兄弟倆戀戀不捨，只得儘量拖延路上的程期。

蘇轍一家人中，只有史夫人和幼子蘇遠一房相隨，遠妻乃黃師是（寔）之女，章惇還是她的舅公。其餘長、次（遲、適）兩房，因他家有點田產在潁川，所以就住在那裡，因田為食，與蘇軾次子（蘇迨）住在宜興，情形一樣。軾留長子蘇邁及長、三兩房媳婦帶著六個孫子住在白鶴峰新居，隨同過海的只有蘇過一人，所以，〈和陶止酒詩〉說：「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唯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臥起。」

六月初五，兄弟同至雷州。雷守張逢、海康令陳諤帶同本州官吏衙前迎接，招待他們在監司行衙暫住，次日又設筵款待。

這次是旅途勞頓，蘇軾的痔疾又復發作了，但是朝命所迫，不敢逗留，在雷州只住了四天，初八就又啟程，自雷至瓊，途程四百里，蘇轍親自送別於海濱，張逢也派了專差相送。

自徐聞至遞角場，候風待渡，南望連山，杳杳一髮。海上波濤洶湧，「艤舟將濟，眩慄喪魄」，禱於伏波祠。

蘇軾此時，心地空明，只有一念未安，即是故鄉的祖宗墳墓。兄弟倆於熙寧元年出蜀時，將祖墳和些許田宅，託由堂兄子安和鄰居楊濟甫代為經紀照管，至今四十年，還不能回鄉。子安已經死了，是夜，揮涕作書，告別濟甫：

某兄弟不善處世，皆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唯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生死不忘厚德。

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為別。

這一夜，蘇軾在床上病痔呻吟，蘇轍也徹夜不寐，就在床上背誦淵明〈和止酒詩〉，勸老兄務須戒酒。蘇軾年來，為痔所苦，也決心接受，作〈和陶止酒〉，以當贈別。

紹聖四年（一○九七）六月十一日，與弟江濱訣別，淒然渡海。不料自此一別，這一對歷史上著名友愛的兄弟，就再無機會見面，真成永訣了。

註釋

01 　《本集．與參寥書》云：「子由分俸七千，邁將家大半，就食宜興，既不失所，外何復掛心，實翛然此行也。」

02 　元．陳秀明，《東坡詩話錄》。

03 　周煇，《清波雜志》。

04 　陳寅恪，《樂天放妓考》。

05 　《本集．與陳慥（季常）書》：「自當塗聞命，便遺骨肉還陽羨，獨幼子過及朝雲並二老婢共吾過嶺。」

06 　清人葉廷琯，《鷗波漁話》、王文誥撰，《蘇集編注》均記其事。

07 　釋德洪，《石門題跋》。

08 　《本集．書白樂天詩跋》云：「唐韜光禪師自錢唐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慶曆中，先君遊此山，猶見樂天真蹟。後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

09 　周煇，《清波雜志》。

10 　《本集．與吳秀才書》。

11 　王楙，《野老記聞》。

12 　王偁，《東都事略》。

13 　佚名，《道山清話》。

14 　王明清，《揮塵餘話》。

15 　松黃湯，據《本草圖經》：松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點之。

16 　《東坡志林》。

17 　錢世雄，《錢氏私誌》。

18 　《本集》，「書歸去來辭」。

19 　周去非，《嶺外代答》：「南方餘甘子，風味過於橄欖，多販入北州，方實時零落藉地，如槐子榆莢，土人乾以合湯，意味極佳。……」

20 　見詩，〈小圃五詠〉。

21 　葉夢得，《避暑錄話》。

22 　《本集．書〈東臯子傳〉後》。

23 　吳可，《藏海詩話》。

24 　荊溪，《林下詩談》。

25 　蘇氏父子遊惠州東北二十里的白水山，山有佛跡巖、佛跡院，瀑布水涯有巨人足跡數十，即所謂佛跡也。朝雲葬後，風雨之夜，傳亦出現巨人足印五枚，想是同一地方神話。

26 　《宋史．蘇軾傳》。

27 　趙令畤，《侯鯖錄》。

28 　王明清，《揮塵後錄》。

29 　陳寅佫，〈桃花源記旁證〉。（金明館叢稿初編）

30 　釋惠洪，《冷齋夜話》。

31 　據《費袞．梁谿漫志》云：「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穎濱，使為之引，穎濱屬稿寄坡。……此文今人皆以為穎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宜和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於穎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

32 　此宋人稱謂，如今杭州人稱管墳人為「墳親」，即其遺習。

33 　《莊子．逍遙遊篇》：「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34 　移樹之法，必須依照其原方向移植，則陰晴向背不變，易於存活，故書云：「記其東西」。

35 　軾子邁、迨在宜興，轍子遲、适在許下，皆依田產為活。蘇轍自己及子遠則在江西高安謫籍。

36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37 　張邦基，《墨莊漫錄》。又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聖中，貶元祐黨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其實，此乃事後巧作附會之說，不可據信。

38 　曾季貍，《艇齋詩話》。季貍為南豐曾鞏之弟，所述應較可信。又宋版《蘇集》引「舊注」、《輿地廣記》均載其事。

39 　《本集》，「記與僧伽同行」。又王鞏《隨手雜錄》同記其事，謂是廣東轉運使蕭士京之妻所夢，蕭親語於鞏。當以東坡自記為準。

40 　宋．周煇，《清波雜志》：「……一日出郊，見橫木於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從者不肯言，再三詰之，方言前政某，歿於此屬，無周身之具，用此殯殮。或叩有巨木，何無板，答以素無鋸匠。」又《南海錄》：「南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大木若小舟，以為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殮於舂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殮手足形骸，誠重不幸也。」俱可參看。

41 　蘇軾，〈吾謫海南……〉詩：「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

42 　陸游，《老學庵筆記》，引呂周輔言。

第十三章　海外東坡

一、海南風土

瓊崖，即今海南，為我國兩大外島之一（其一即為臺灣）。隸屬中國版圖的歷史甚早，漢武帝已置珠崖、儋耳二郡，宋為廣南西路，置瓊、崖、儋、萬安四州，分據島之四隅。黎母山脈據島之中央，五指山為其中心。黎人環山而居，內為生黎，外為熟黎，山極高，洞極深，生黎之巢，人跡罕至，當時尚是化外之地。

四州分東西兩路，東路自瓊州向北為萬安，再北而至崖州。西路自瓊州至北州為儋州，昌化軍治所在。蘇軾的行程是由瓊州府治西行而至澄邁，自澄邁而至儋州，為程二百十里，都是陸路，詩記途徑為：「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都是紀實之語。

蘇軾於六月一日自雷州徐聞縣渡海，登岸的地點為今海南的北部大港—— 海口市，當時的瓊州府治。從徐聞對渡，隔海相距四百里，趁北風一日一夜可達。瓊州北望，與蘇轍所居廣東南端的雷州半島，遙遙相對，所以軾詩有「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句。

經歷一場與瓊州海峽風濤搏鬥的艱苦行程，人在舟中，蘇軾喻之為如從高山下墮深谷，風浪之大，令人震駭。登岸後，瓊州通判黃宣義來謁，蘇軾即將郵遞之事，鄭重面託宣義代為收轉。〈與鄭靖老書〉：

邁書附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州倅黃宣義，託轉達，幸甚。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之便。

蘇軾今後，將求生於此蠻荒絕境中，骨肉親故的聯繫，生活必需的補給，端賴「人船之便」為交通，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部署。

海南的地勢，西南盡為高原山岳地帶，只能陸行。蘇軾雇乘轎子前往，至澄邁，寄宿於當地士人趙夢得家，休息數日，再往昌化。

肩輿穿行於山谷間，轎子搖搖晃晃前進，他就坐在轎中打瞌睡。睡夢中，得「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句，忽然一陣涼風，吹來山中常有的急雨，卻把他吹醒了，於是就有「四州環一島」，初至海南所寫的那第一首詩。

人在高山上行，蘇軾下意識地常常向北瞭望，希望能見中原的一線，誰知視界所極，只是一片茫茫的海水，方知已是山窮水盡之地，不免淒然傷感。詩續曰：「……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莊子．秋水》篇說：「北海若曰：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中國（中原）在宇宙裡，也不過是太倉之一粟，則渺小的個人，還有什麼歸不歸的煩惱。

天涯流落的老人，以此知識精神的力量，突破眼前的悲哀—— 「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詠嘯來天風。」

繼作〈次前韻寄子由〉詩，則又不免身世之悲，如曰：「我少即多難，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強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洹尚一路，所向餘皆窮。……」蘇軾遭際至此，而年力就衰，悲歡皆盡，只覺得全身徹骨的疲倦，所以李太白說：「百年苦易滿」，而他卻說：「百年不易滿。」晚年生命中，不意還有這麼一段坎坷的窄路，但是他認為若能跳出現實世界觀念的局限，能以「不歸為歸」，倒也未必沒有天人相勝的出路。—— 勉強保持著他那蒼涼的樂觀。

七月初二，到了昌化軍貶所。昌化，古儋耳城，唐改昌化郡，宋熙寧六年，廢為昌化軍，治宜倫縣。這是一個「非人所居」，中原人士所謂十去九不還的絕地，風土之惡，及今猶然，《儋縣志》說：「蓋地極炎熱，而海風甚寒，山中多雨多霧，林木陰翳，燥溼之氣不能遠蒸而為雲，停而為水，莫不有毒。」又曰：「風之寒者，侵入肌竅，氣之濁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於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幾希矣。」所以蘇軾進上謝表說：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

登岸之初，作簡謝雷守張逢派人送他渡海，到昌化後，再致書言：

海南風氣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

經此長途跋涉，蘇軾病了好一陣子，故又一書說：

某到此數臥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

—— 這都是初到貶所時的情境。

在昌化這個地方，蘇軾沒有一個熟識的人，只好租借數椽官屋，聊蔽風雨，因為居處破敗敝陋，所以也曾夢歸惠州的白鶴山居，作了〈和陶還舊居〉詩。在這陌生地方，過著杜門默坐的日子，誠如〈夜夢〉詩題所說：「至儋州十餘日矣，淡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愁悶的日子裡，只好常常作夢。身入這種景況，蘇軾精神上唯一的依傍，只有在雷州的弟弟，可憐地隔海相望那一片茫茫的海水，此外就是傾杯獨飲。他本有一套珍藏的酒器，因謫海南，已經全部賣了錢，以供衣食，只剩下一隻工製美妙的荷葉杯，留以自娛。現在他就用這僅存的荷葉杯，自斟自酌，作〈和陶連雨獨飲〉詩，兩首錄一：

平生我與爾（酒），舉意輒相然，豈止磁石鍼，雖合猶有間。此外一子由，出處同蹁躚，晚景最可惜，分飛海南夭。糾纏不吾欺，寧此憂患先，顧影一杯酒，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為何年，醉裡有獨覺，夢中無雜言。

海南的氣候，夏季酷熱，而且溼度很高，幾乎使最能隨遇而安的蘇軾也不能忍耐，如〈與程全父推官書〉云：「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暑熱可想。又如〈書海南風土〉云：

嶺南天氣卑溼，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當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間，人則固塞其竇，豈不然哉！

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已，顧視幃帳間有螻蟻，帳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元符元年）歲也。

蘇軾的精力，永遠不衰，雖是花甲老翁了，入市糴米，還會覺得「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心裡還想申請一塊荒地來躬自耕種，總須自食其力，才免內心的愧恧。然而，海南的民俗，恰正相反。當地有一種樹木，可以分別產出八種不同的香料，他們就以此為生，懶得不想耕田，因此，到處都是荒地，而食糧不足。缺乏米糧，他們就以藷芋雜糧，煮粥取飽。蘇軾覺得這些海南人真是愚昧可哀，以一片精誠，作了〈和陶勸農六首〉。將詩寄與其弟。《欒城後集》轍作〈次韻詩敘〉，說到雷州半島的情形，也和南海一樣。他說：「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鰍蟹蝦，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藝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樸，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然而，海南遠摒海外，貨運不便，雷州還可仰給四方的供應，而海南卻只好「百物皆無」了。

在海南百物皆無的情形下，幸賴在惠州服官的舊友鄭嘉會（靖老）和程天侔父子由海舶接濟酒米藥物，傳遞家書，所以在給他們的函件中，訴述較詳。如：

黎蜒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答程天侔書）

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唯有一幸，無甚瘴也。（答程儒書）

紙茗佳惠，感怍，感怍！丈丈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答程天侔書）

海南沒有醫藥，而人不能無病，病則相信殺牛可以愈疾，這是海南的風俗，惜生的蘇軾，看得滿懷悲憫，為之惄焉不安，寫了一篇柳宗元的〈牛賦〉，加上長跋，交給瓊州僧人道贇，希望借他的手代為傳布，能夠稍稍改變這種風俗。跋言：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

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卻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

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

哀哉！余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海南還有一個特殊的風俗，即男人在家，終日遊手好閒，一切外出體力勞作的事，都由婦人承擔，包括上山打柴，鑿地汲鹽井在內。蘇軾又寫了一幅杜甫的詩，希望能勸儋人改俗—— 這也不過是書生行其心之所安的作為而已，效果是很微茫的。

元祐臣僚，幾乎無人不遭謫逐，而遠竄海外的，卻只蘇軾一人。人莫不自負有才，莫不好名，而才名相累，竟是如此苛酷，此所以蘇軾對於《莊子．山木》篇「材與不材」之說，懷著甚深的感慨。

二、食芋飲水

蘇軾在昌化，無一熟人，而且語言不通，與土著也無由交識，入市則百物皆無，南方長夏之日，獨居敝陋的官屋中，過著「杜門默坐，日就灰槁」的生活，即使悶不死人，也會被逼得發瘋。然而，人生的美妙，常會絕處逢生。蘇軾到昌化將兩個月後，昌化軍使易人，新任的張中來了，一到，他即前來叩門請見蘇老前輩，並且帶了雷守張逢的信來。

張中，開封人，熙寧初年的進士，曾在明州（浙江寧波）做過象山縣尉之類的地方官，浮沉小吏，仕途甚不得意，現在又被派到這人人視為畏途的南蠻荒島上來，料不到卻與蘇軾這樣的人物相遇。

張中對這老人，執禮甚恭，與蘇過則成了非常莫逆的朋友，因為兩人都歡喜下棋，下棋上了癮。蘇家祖住官屋，又在州廨的東鄰，走動非常近便，所以張中幾乎無日不來，來即與過一枰相對，興味盎然。蘇軾接受老弟「不要讀書」的勸告，本來蕭然清坐，澹無一事，於是也就整日坐在枰邊，看他們對弈。

其實，這看棋的老人，並不懂棋，倒是因此想起了從前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闔門書寢，只聽得棋聲起落於古松流水之間，這種境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覺得這玩意兒非常可愛，有意想學，然而始終沒有機會。現在，這隅坐一旁，不會下棋而竟日觀棋不厭的老人，卻悟出了千古不滅的棋道哲學。「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作〈觀棊〉詩：

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

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外屨二。

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

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是年十月立冬之後，島上風雨無虛日，蘇軾租住的官屋，本已敝陋不堪，風吹雨打更是處處漏水，常常一夜三遷，東躲西避。這在平常人一定會心生怨憤，但是蘇軾〈和陶怨詩示龐鄧〉，認為淵明懂得歡快時應留餘樂，憂戚處不妨頹然的道理，一點也不覺得難堪。他自認與淵明一樣，天生的稟賦偏奇，本來不會享受，從前住華屋，臥重裀，並不安適，現在一夕三遷，卻睡得很好，〈和陶怨詩示龐鄧〉說：「我昔墮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臥重裀，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蘇軾雖然不怨，張中卻不能不顧，就假借整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的名義，派兵將屋修補。—— 此事，後來成了張中的罪狀。

蘇軾日常生活中，非常歡喜理髮和沐浴。他的保健方法中，晨起梳髮百櫛，即是重要的一款。在海南，有〈謫居三適〉詩，就是：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和夜臥濯足三項。沐浴卻發生了問題，因為海南沒有澡盆這樣器物，所以只好用道家的辦法，於夜臥時，以兩手揩摩身體，名曰「乾浴」（見《雲笈七籤》）。於〈次韻子由浴罷〉詩中，還很幽默的以老雞倦馬的土浴為比，如曰：「時令具薪水，漫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老雞臥糞土，振羽雙瞑目，倦馬【馬展】風沙，奮鬣一噴玉。垢淨各殊性，快愜聊自沃。……」

「六十無肉不飽。」何況蘇軾向來歡喜肉食。他在惠州，還有羊脊骨可買，啃得津津有味，但到昌化，就「至難得肉食」了。聽說蘇轍到海康後，體重驟滅，作〈聞子由瘦〉詩，說到當地土人吃老鼠、蝙蝠、蜜唧（蜜漬鼠胎）、蝍蛆（蜈蚣），令人不寒而慄。詩言：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藷芋，薦以薰鼠燒蝙蝠，

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蟆緣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烝花壓紅玉，

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人言天下無正味，蝍蛆未遽賢麋鹿 ——

接下去，蘇軾還和老弟開玩笑道：「照這樣子沒有肉吃，帽寬帶落的消瘦下去，到有一天能回家鄉去時，兄弟倆一定會變成兩個清瘦的仙人，可以騎在黃鵠身上飛還故鄉了。—— 「海康別駕復何為，帽寬帶落驚僮僕。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鵠。」

不但沒有肉吃，海島上只有海魚，而蘇軾怕腥，「病怯腥鹹不買魚」，無肉無魚所以不能免於「爾來心腹一時虛」。老弟又勸他節省精神，不要讀書，然而終日清坐，總也不是辦法，他只好「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帕蒙頭讀道書」了。

海南當然無酒，雖然海北還有幾個朋友，如張逢、程氏父子、周彥質等隨時寄與佳釀，但那是不能常有的贈與，日常要喝，只可自釀。他在當地認識的潮州人王介石、泉州航商許玨送他一點「酒膏」，蘇軾感激萬分，作〈酒子賦〉曰：「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瀹其糟飲其友。」

蘇軾一向歡喜自己釀酒，但在昌化，這興趣也消失了，主要是他之所以好此，原是為了「釀酒以餉客」，現在連客也沒有了，還釀什麼酒。直到元符二年過年前，才釀了一次天門冬酒，新年酒熟，且漉且嚐，本無酒量的老人，不知不覺間喝得醺醺大醉，擁鼻微吟起來：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

海南不但無肉無魚，甚至米麵亦待海北舶運而來，每遇天氣變化，海運阻隔，立即斷市，所以蘇軾父子，只好入境同俗，拿芋飲水。這種食芋飲水的生活，蘇軾卻自謂：「衣食之奉，視蘇子卿（武）啖氈食鼠為大靡麗。」 01 居常煮菜為食，作〈菜羹賦〉。敘曰：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具而可常享。

賦辭中說：「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也是事實。《冷齋夜話》作者說：「余遊儋耳，及見黎民表為予言：東坡無日不相從乞園蔬。」別時寫與一詩，還跋曰：「臨行寫此詩以折菜錢。」 02

菜羹吃厭了，蘇過想出新辦法來，用山芋做羹，冠以美名曰：「玉糝羹」。老父吃了，拍案叫絕道：「色香味皆絕，天上酥酏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曰：

莫將南海金齏膾，輕比東坡玉糝羹。

我想，讀者絕不會被此老騙過，只是山芋一項材料，即使易牙復生，也做不出什麼美食來的，只是其中有兒子奉事的一片孝心，才是人間的至味。

蘇軾在海南所遭遇的困苦，還不止此。

元符二年（一○九九）四月，島上大旱成災，米價暴漲，眼看將有絕糧之憂。蘇軾束手無策，想到道家的辟穀法中，有一種簡單易行的龜息法，就是模仿龜的呼吸，每日凌晨，引吭東望，吞吸初日的陽光，與口水一同嚥下，據說非但可以不飢，還能身輕力壯。寫下這個方法，決心與兒子一同練習，準備抵抗飢餓。

飲食是人的基本慾望，這慾望不能滿足時，很自然地常會懷想過去的享用。蘇軾飽食芋蔬之餘，作〈老饕賦〉，賦中歷數美食，如言：「……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眾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馨。……」從這些敘述，蘇軾之精於食道，雖稱為美食家也，當之無愧，而他現在只是「畫餅充飢」。

食物之美，不一定與貴賤關連。他與一洺州人談「吃」，對於鹽水漬蠶蛹那種平民化的小食，也說「余久居南荒，每念此味」而不可得。（〈五君子說〉）

張中來後，經他介紹，才認識了幾個土著的朋友，才有幾家熟人，可以串串門子，歇歇腳。

一是住在縣城東南的黎子雲，他家居臨大池，水木幽茂，惜乎太窮，房屋巳甚破敗。坐中幾個人創議，大家捐點錢來修造一下，平常就可來此聚會。深苦寂寞的蘇軾，自然贊成，也捐了錢，名之曰「載酒堂」。

還有一個是住在城南的老秀才—— 符林，蘇軾稱之為「儋人之安貧守靜者」。紹聖五年上巳節，海南風俗於是日上墳，蘇軾攜酒往訪符家，符家的子弟都出去了，只有老符在看家，他們兩人便傾壺痛飲起來，一直喝到醉了。蘇軾作詩，非常感慨：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鹿門山下德公回。

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開。

當地的熟人，逐漸多起來了，蘇軾也逐漸恢復了城鄉各處隨意漫遊的老習慣。他可以跑進一座寺院，清坐終日，「閒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目的是要「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溫」。（詩：〈入寺〉）遊城北謝氏廢園，則又興起「謝家堂前燕，對語悲宿昔」的興廢存亡之感。

蘇軾在城鄉隨處亂跑，像這種落後地區，除出城中有一兩條大街外，他處都無一定的道路，所以他常常會迷路，甚至回不得家，則以牛矢、牛欄等等，來做認路的指標；黎人家的兒童，沒有玩具，口吹葱葉為戲；他也認識了當地如春夢婆這樣可愛的人物—— 蘇軾曾負一大瓢，行歌田間，遇 一老婦，年已七十，對軾言道：「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 軾認為她說得很對，鄉人從此就叫這老媼為春夢婆 03 。

蘇軾在漫步中，作〈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最富儋耳風光，也是他與土著交往情趣的寫實：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總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葉送迎翁；其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

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

三、房屋風波

蘇軾等過嶺諸人的禍患，似乎還未「到此止步」。

繼公開謫責之後，章惇輩「必欲置之死地」的魔掌，就偷偷伸出來了。

紹聖五年二月，章惇、蔡京議派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這升卿是呂惠卿之弟，他家兄弟與蘇氏昆仲有刻骨深仇，一旦落入其手，豈有生理。董必本為荊湖南路常平，在衡州按查孔平仲，連斃三命，更是著名的劊子手。章惇起用呂、董二人按察兩廣，意欲盡殺流人，則已顯而易見。

幸而曾布天良未泯，一日，朝罷獨留，對皇上進言道：

「聞遣升卿輩按問，豈免鍛鍊？況升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讎，軾、轍聞其來，豈得不震恐，萬一望風引決（自殺），豈不有傷仁政。升卿凶燄，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當，今仍選為察訪，眾論所不平。」

又左司諫陳次升也於奏事畢，進前言曰：「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耶？」皇上答曰：「並無殺人的意思。」次升才續奏道：「升卿乃惠卿弟，今使指於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

於是，哲宗對章惇等諭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呂升卿廣南東路察訪之命，遂此罷行，而董必則由東路改使西路。北宋將全國分十五路行政區域，廣南西路轄屬雷、瓊、儋、崖四州。董必使西路，其將為禍軾、轍則已無可避免。

隨後，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說：「司馬光等從前所為，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等罪惡，著於當時的章疏案牘，散在各個有司衙署，今若不加彙輯，日久必難查考，請全部檢討奸臣們的所言所行，選官類編，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俾昭大戒。」於是，就命蹇序辰、徐鐸負責編輯，元祐群臣的施行文書、章疏書牘，自元豐八年四月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止十年間的舊案，纖屑不遺，皆被搜集，彙為一百四十三帙。由是按圖索驥，前朝縉紳之士幾乎沒有一人得能脫禍了。

四月，蔡京等上寶璽，名曰：「天授傳國受命寶」。五月，御殿受璽，行朝會，減罪囚，紫宸殿大宴群臣，朝堂裡一片洋洋喜氣。詔告天下，自紹聖五年六月戊寅朔起，改元為元符元年。

元符元年（一○九八）七月，再詔范祖禹徙化州（即今廣東化縣），劉安世徙梅州（即今廣東梅縣），蘇轍徙循州（東江上游、惠州之東北）。—— 這是董必到嶺南來按問的結果。

祖禹於同年十月二十日，死於貶所，年僅五十八歲。元祐後期，蘇軾在朝中志同道合的同官，只有祖禹一人，今在儋州聞其訃告，不覺號慟痛哭，給祖禹的長子范沖（元長）函道：「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又曰：「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父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

祖禹、安世等本人遭難之外，諸子並皆勒停（免官），永不收敘，所以，蘇軾後又長函范沖，勸他：「先公已矣，惟望昆仲（次子范溫，為秦觀之婿）自立，不墜門戶。……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茍相勸勉而己，切深體此意。」

范沖求蘇軾為父作傳，軾沉痛作答曰：「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患百端，想蒙矜察。」又暗示道：「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范沖此請，本欠老成，在這個樣子的黑暗時期，要蘇軾為祖禹作傳，禍隨筆起，怎能著手！

章惇必欲致范、劉於死地，叫蔡京設法除此二人。安世到了梅州貶所，蔡京就派人跟著南下殺劉，陳衍勸說使者不如脅逼安世自裁的好，安世卻不為所動。蔡京又特意覓了一個當地的土豪，將他擢為轉運判官，命往殺劉。判官受命疾馳，梅守又派人來勸安世自己作個了斷，判官將至，劉家闔門號泣，安世卻飲食起居如平時，不愧是個錚錚鐵漢。—— 不料是夜，這個土豪忽然急病嘔血而死，安世因此獲免。真是「命好」！

蘇轍在雷州，因為政令不許占住官屋，所以張逢幫他租借太廟齋郎吳國鑑的宅子居住，不到半年，便被段諷檢舉，說他「強奪民居」。 紹聖五年三月，董必到了雷州，按察此事，要追民究治，幸而蘇轍拿得出租賃契約，才沒話說。董必就奏劾雷守張逢於蘇氏兄弟到時，同本州官吏至門首迎接，招待軾、轍在監司行衙安泊，次日送酒筵去接風，後來又幫蘇轍租屋，每月一兩次的送酒饌到轍處管待，差役七人供事等等。海康縣令陳諤差雜役工匠為蘇轍租住的宅子大事裝修，又勒令附近居民拆除籬腳，開闊小巷，通行人馬，以便迴避蘇轍所居門巷等等。

結果是詔移蘇轍循州安置。雷守張逢被勒停（免職），海康令陳諤特衝替（改調）。本路提刑梁子美與蘇轍是兒女親家，不申明迴避與其餘監司以失察的罪名，各罰銅三十斤。

果然，雷州按察事告一段落，董必立即要遣官過海，查治昌化軍使張中修倫江驛事。從這件案子，當然就可以把蘇軾牽扯出來。用土豪做轉運判官謀殺劉安世的手段，已有先例，人人要為蘇軾捏一把冷汗。

董必的魔掌將及蘇軾，幸而出現了一個救星。據說：董必的隨員中，有一潭州人彭子民，甚得董必親信。當董必要派人過海，澈治張中案時，彭對董流著眼淚勸道：「人人家都有子孫！」 04

董必醒悟過來，只派一個小使臣過海。章惇的政府有流人不許占住官屋的命令，所以小使臣就根據這道行政命令，將蘇氏父子逐出官舍，尚無其他誅求。

被逐出屋後，父子二人，無地可居，偃息於城南南汙池側，桄榔林下者數日。東坡偃息桄榔林中，則曰：「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 05 其超然自得，了無慍色如此。

後來，就在那兒買了一塊空地，自己造屋。

朋友中特別是黎子雲和符林兩家子弟十餘人，都來幫他運甓畚土，王介石更出全力相助，〈與鄭靖老書〉說：「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

軍使張中來觀，他也捲起袖子來幫做畚鍤的工作。次月（五月），坐落城南的一棟簡單的住屋就造好了。五間平房，一個龜頭。蘇軾名之曰：「桄榔庵」，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與鄭靖老書〉，述造屋事曰：

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窘迫耳。

又〈與程儒（天侔子）書〉云：

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

搬進新屋去後，家用器物皆無，鄰里黎、符兩家都從自己家中用的分點出來送給他們。蘇軾〈和陶和劉柴桑〉詩說：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

蘇軾這一席之廬，據他〈與程秀才〉書簡說：

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濛晦，真蜑塢獠洞也。

新居牆之東北，有一樹老楮，枝葉旺長，遮擋眼界，蘇軾有意將它伐去，細思「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詩：〈宥老楮〉），終於不忍砍此大自然中的同一生物。

住定後，又雇了三個蓬頭的獠奴，整治出一個菜園來，自己種些韭菜、黃崧；西邊掘個糞坑，儲積水肥，東邊開個水源，用以澆菜。蘇軾說：「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親手種出來的東西，總是好吃的，不過，自種蔬菜，眼看它慢慢長大起來，「未忍便烹煮，繞觀日百回。」又捨不得割來吃了。（〈和陶西田穫旱稻及下譔田舍穫詩〉）

七月，蘇軾才知道老弟再徙循州的消息。循距惠州七百里，荒僻寥落，言語不通，飲食無有，而且從惠州到龍川的那條水路非常狹隘，艱澀難行。這條路，蘇邁、蘇過都曾走過，所以蘇軾立刻設法通知蘇邁，令蘇轍一家路過惠州時，挽留他家眷口就在白鶴山莊住下，一切有邁可以照顧。

蘇轍於六月間自海康啟程，冒大暑水陸行數百里，困憊不堪，就接受老兄的安排，將家眷留在惠州，獨攜幼子蘇遠，葛衫布被，乘一葉小舟，秋八月到了循州貶所，住於龍川城東之聖壽僧舍。

也許由於新來乍到，找不到信使之便，直到九月十五，蘇軾還得不到老弟一點訊息，心裡憂慮不堪，只好端策問卦，用揲蓍古法，卡得「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為中孚，兌上巽下，信發於中，謂之中孚。中孚之九二變為益，震下巽上，損上益下，故謂之益。益之六三變為家人，離下巽上，正一家而天下定。中享有至誠之意；益卦雖是風雷動象，示播遷不寧，但有增足之益；家人卦有天倫安和之意。—— 蘇軾取爻辭為斷，自信對於此卦，研考精詳，絕不會錯，心裡大為安定 06 。

但是，朝中大局如此，兄弟兩人，各困一隅，殺機四伏，皆是聽憑宰割的命運，豈是經歷一場播遷就能安然無事，蘇軾「粗聞新政」，不能不心如掛鉤之魚，惶恐不安。九月底，往遊天慶觀，謁拜北極真聖，祈神指示餘生的吉凶禍福，求了一支籤，籤詞曰：

道以信為合，法以智為先，

三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

蘇軾細繹籤詞的意思，「悚然若有所得。 」 07

蘇軾這時候的惶恐，並非無端而至。因為蹇序辰等編纂的有關元祐朝臣的章奏文書，經過搜集和懸賞徵求，甚少遺漏，共成一百四十三帙，形式上呈經皇帝過目後，他們正在一篇一篇的審閱，凡是涉及更改熙豐法制或文字可以羅織者，立即加以懲處，因此得罪的人，已有數千之多。

在此十年間，以文章報國的二蘇，彙集的專卷，一定最厚，隨便抽出一篇來，任意加點解釋，就可叫他們死有餘辜，蘇軾安能不憂心忡忡。

到了元符二年（一○九九）九月，這個政治報復的血腥運動，更成立了專職機構—— 訴理局，有計畫、有組織的大肆誅求羅織起來。事由安惇進言：

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得依斷施行。

這是很明顯的要盡復十年前熙寧、元豐年間的舊案，包括已經赦免或昭雪的在內。蔡卞勸章惇專設這個訴理局，搜索檢查一切舊檔，命蹇序辰、安惇看詳。因此，重新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雖遠在千里，也被官司會同逮捕、嚴刑偵訊，竟有很多人因清算而受釘足、剝皮、拔舌之苦。

政治這東西，一朝變成個人權力時，則就沒有不被濫用，亦幾乎沒有不血腥滿地的，實際政治像頭十分飢餓的怪獸，永遠要吃掉其他任何東西，無休無止。

在此黑暗時代，民有二蔡（蔡卞、蔡京）二惇（章惇、安惇）之謠。二蔡二惇固然罪可通天，但是哲宗惑於女寵，將權力授於豺虎，而昏憒不省；終是不可原諒的。

在這一次再起的大風波中，原已編管橫州的秦觀，再徙雷州。少游悽愴作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語極酸楚 08 。張耒和晁補之都坐降為監當官。

呂升卿按察廣南的任命，雖被曾布等攔住了，不能直接施毒於二蘇，但是他的弟弟溫卿，為浙江運使，便專撿與蘇軾親厚的人來下手，以洩私憤。先起錢世雄（濟明）獄，又舉發廖明略事，二人皆被廢斥。後來有個僧人，與參寥有點嫌隙，舉發參寥冒名使用度牒，其實他本名曇潛，是蘇軾替他改名道潛，經查果與度牒不符，逕即判令還俗，編管兗州 09 。

此事發生之前，參寥原本打算帶了他的徒弟穎沙彌渡嶺過海，到昌化來看望蘇軾的。蘇軾得書，連忙復書勸阻，書中言渡海當時的危險，是他來時親身的經驗。如云：

……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墮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甚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遊，所謂無所取材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爾。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也。

在千年前交通困難情況下，要從浙江杭州到海南島來探望一個落難的朋友，這種風義，簡直難以想像，蘇過也深為感動，作詩附寄曰：「……道人航海曾何勞，久將身世輕鴻毛；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此詩與騷。」（《斜川集》）

此函發後，參寥已經被迫還俗，編管兗州，當然也不能來了。錢世雄本來代為照顧蘇氏宜興的家屬，被禍前，還寄「異士太清中丹」來給蘇軾服用，現在，卻都失去音訊了。

上年董必糾舉昌化軍使張中，派兵以修繕倫江驛就房店為名，實與別駕蘇軾居住一案，元符二年二月，朝廷處分下來，張中被「衝替」（免職、另候任用），權知廣南西路都鈐轄程節、戶部員外郎譚棪、提點廣南路刑獄梁子美皆坐失察罪，各遭降級處分。

張中將去，軾作〈和陶與殷晉安別〉贈其行。人在孤苦中，同伴驟別，不比尋常，真有摧肝裂膽之痛，蘇軾此詩，也非常悽愴。如曰：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久安儋耳陋，日與雕題親。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碁有達晨。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仍將對床夢，伴我五更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初送張中詩，雖記往來事蹟，但仍透著無比的淒涼。

誰知張中這個性情中人，不忍拋撇蘇氏父子，從三月初挨到是年十二月，一直逗留了十個月，遲遲其行。到此真已迫得非走不可時，才來辭行。這天他就在蘇家坐了一個通宵，所以再送張中詩〈和陶王撫軍座送客〉，蘇軾反而安慰這個行者：「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張中坐到天亮，蘇軾別緒依依的說：「懸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

三送張中詩〈和陶答龐參軍〉，則是老人一片慈心的諍言。張中少學兵法，甚好談兵，才智非不如人，功名卻無緣分，蘇軾認為徒然憤懣，無補於事，該趁年富力強之日，果然去邊疆治兵，學以致用的好。

張中此去，不久即以病死傳聞。蘇軾初送詩中，有「恐無再見日」的話，真個一語成讖。

四、讀書著作

海南「百物皆無」的生活環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糧—— 書物的匱乏，對一個讀書人所造成的威脅，像失落靈魂一樣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像的了。

蘇軾當日倉皇渡海，當然不會攜帶書物，住定以後，就為無書可讀而非常煩惱。第一次由張中陪同往訪黎子雲時，見到他家有柳宗元集數冊，正如久渴之人得見一甌清泉那樣急切，立即借了回來終日玩誦。曾季貍說：「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至東坡而後發此祕。」許彥周說：「東坡在海外，盛稱柳柳州詩，黎子雲家有柳文，日夕玩味，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10 ！」正因沒有他書分散注意，終日玩誦，得與作者神會，始生歡喜。故陸游說：「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柳子厚、陶淵明二集，謂之南遷二友。」 11 其故在此。

後得在惠州服官的老朋友鄭嘉會（靖老）來書，說有書千餘卷，將託舶運裝到海南來借他，蘇軾原本有意用著述來排遣憂患，因為沒有參考書，就什麼也不能作，正如陶淵明贈〈羊長史詩〉所說：「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所以就和此詩，以謝鄭君。

……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

鄭嘉會借書，先後兩次，都是託由廣州道士何德順經手船寄的，船本不多，書又笨重，所以寄運甚費時日，真是無可奈何之事。

蘇軾沒處可跑，常往黎子雲家玩。一日碰到天下大雨，借了一頂斗笠，一雙木屐，穿戴起來回去。後來有人畫了一幅〈東坡笠屐圖〉，他自己作贊曰：「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 12 就是用柳宗元的句法。

海南人慣以椰子殼作冠，從蘇氏父子看來，卻很新鮮，父子二人都作了〈椰子冠〉詩。然而蘇軾不能忘情於元祐前期，他所創製的桶高簷短帽，士大夫爭相仿製的「子瞻樣」，慨然曰：「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詩人心靈中，充盈著許多熱烈的感情，被現實生活激發起來的思想和感覺，血液裡面膨脹的慾望和情緒，錯綜變幻，構成詩人一串串的夢，將這些夢，用語言文字編織出來，就是詩。詩中，蘊蓄著詩人真誠的生命。

淵明的〈歸去來辭〉，是他歸嚮自然生活的夢，幾乎全部用意象來喚起讀者的情感，詩中表現一波一波的意象，盡是他的樸素的夢想，這個夢畫出隱逸生活的情景，使所有困於塵俗的讀者為之神往。

蘇軾是一個流落天涯而又失去自由的人，更是只好以一個夢想來編織他的精神世界，做他無可奈何的歸宿。—— 「以無何有之鄉為家」，則雖身羈海外，亦未嘗不歸，這就是蘇軾今日「以不歸為歸」的哲學。

紹聖五年二月，蘇軾作〈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首揭其由，這是一個「夢」——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夢裡確是歸鄉，醒來卻空無其事。他所夢想的歸鄉，不寫舟車之勞：「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俛仰還家，下車闔門。」這個倦於塵勞世患的老人，只能在夢中滿足他歸鄉的慾望，也只有夢還，則不論海南、漢北（蜀），距離多麼遙遠，往來都很方便。續曰：

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遊，我先人之敞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挈往來而無憂。……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警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返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

此文寫成後，寄與弟轍，要他同作。這時候，蘇轍方從雷州再遷循州，一時無暇及此，就將它擱下來了。直到軾已故後，蘇轍整理家中舊書，才又撿出這篇遺稿，乃泣而和之 13 。又據晁說之（以道）說：「建中靖國年間，東坡所和歸去來辭，方才傳至京師，他的門下賓客中，有好幾個人跟著和作，都自以為『得意』，陶淵明於一日間紛然滿人目前了。」參寥也忽然拿了一篇和作來給晁以道看，約他同賦，以道婉謝曰：

「童子無居住，先生無並行，我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

參寥領悟，索回和作納入袈裟袖筩中，用杭州土話說道：「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 14

和〈歸去來辭〉後，蘇軾意猶未盡，又把陶的原作拆散，寫成〈歸去來集字十首〉。

自到海南後，蘇軾對於道家神仙之說，已經遠無初到惠州那時的狂熱，而這晉代田園詩人，卻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臥，似同一室，他和我們一樣，兩隻腳踏在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們共同享有從這大地上生出來的悲歡和苦樂。

不過，陶、蘇二人經驗不同，天分有別，淵明意主澹逸，詩語「微至」已足；東坡豪邁，故多豁達之辭，所以軾雖和陶，而意境不同，蘇軾學不到淵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詭陸奇的達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正如我們眼前有這樣兩個人：一個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閒氣靜，眉目清澄，語言全從平凡的情理出發，令人覺得可親；一是做過大事，經歷風濤的豪士，眉宇軒昂，英氣內斂，辭鋒犀利而坦率，令人覺得豁達。前者是陶潛，後者便是蘇軾。

淵明的人生哲學，寓於「形、影、神」三詩之內，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恬淡主義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適。

他認為人有生死，與草木之有榮枯一樣，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則有生之日，便該從容享受酒與感官的快樂。

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離，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運，形影皆空，所以人生應該聽任「神」之自然，「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於無助的痛苦之中。

蘇軾則好以浪漫的神祕知覺，來體驗人生，他認為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變化，彈指頃事，微不足道。唯有物我心靈間的妙悟，超脫形象之外，始入永恆。

他認為形與影相因而成，隨物而化。形如火上之煙，火盡，煙即消失。人之形體，不但要因時間的摧殘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後，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託。

影如鏡中之像，鏡子壞了，而影仍不滅，因它「無心但因物」，萬變而不竭。

道家的仙境，釋氏的佛國，都很渺茫，本想跟從陶翁，避到酒鄉去住，無奈醉有醒時，依然難逃人生劫數。

回顧平生，真同兒戲，被人指目毀譽，了無意義，不如弄起一把火來（弄火，佛語），好的壞的一起燒了，從此肩上沒有負擔，「神」就自然超脫。

陶、蘇二人，對人生的基本觀念，歧異在此。

蘇軾初至海南，即將自揚州和陶飲酒起至紹聖四年丁丑十二月止所作和詩一百零九首，檢寄蘇轍，要他作「敘」，意欲單獨別為一集。後在海南，續有和作，至元符三年四月，聞赦命後，寫成最後一首〈和陶始經曲阿〉詩止，共得一百二十四首，輯成《和陶別集》。

〈和歸去來辭〉與〈歸去來詞集字十首〉，不在前數之內，因為前者不是詩，後者不是和作，只能算是附錄。

蘇過作〈志隱〉一篇，自跋云：「……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為老人之娛。」全文甚長，姑引片段，聊見一斑：

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蟻峰之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為朝暮，蟪蛄以春秋為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

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間，美惡幾希，乃欲誇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為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凋，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乎？……

這篇文章之整個風格，特別是氣勢與雄辯這一特色，將它置於東坡集中，恐怕誰也無法分辨。尤其全文立意，脫胎於莊子齊物哲學而成其曠達，簡直就是蘇軾人格之再現。難怪老人讀了，不禁大喜道：「吾可以安於島夷矣！」

蘇軾有意跟著自寫一篇〈廣志隱〉，更深一層來討論窮通得喪之理，但對兒子，卻勸他作〈孔子弟子別傳〉。兒子還年輕，應該接受儒家的正統思想，求為世用，而不該走老莊這條路子，這也是天下做父親的人，同樣的苦心。

父子二人，在桄榔庵裡，以努力寫作排遣孤寂。餘下時間，他又勉勵兒子抄書。那個時代，雕版印刷術雖已出現，但是書籍的流布還不太廣，求書仍不甚易，讀書士子還是習慣於手抄經史，因為抄書不但可以免費得書，還能幫助記誦，練習書法。

到海南後，蘇過先抄了一部《唐書》。再又借了一部《前漢書》來抄。蘇軾〈與程（儒）秀才書〉云：

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

元符二年（一○九九）五月間，惠州友人鄭嘉會舶寄的書籍，已經運到，父子二人就忙著將書編排整齊，列諸座隅，作書報謝說：「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

有了必要的書籍，蘇軾就開始整理黃州所作《易傳》的未完稿，又續撰《書傳》。〈和陶雜詩〉之九，自述傳經之志，有曰：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嘆，不及丘明遷。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餐。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嘆，舊說《易》兩篇。

《書傳》十三卷，收入《四庫全書》時，提要曰：

軾究心經史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為擅長。……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惟於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學問，畢竟是天下的公器，即使門戶森嚴的那些理學之徒，對於軾撰《書傳》，亦不得不有所取。但當日這花甲老人，茍生蠻邦，棲身於桄榔庵裡，過著食芋飲水的日子，皓首窮經，雖說是做著傳世之盛業，實在也還是人不能堪的憂患之書。

蘇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五卷，現又繼續編成《易傳》九卷，至元符三年五月又完成了《書傳》十三卷，遂併作題語說：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壞，景鐘、石鼓益堅，古人為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為。（《本集》：題《易》、《書傳》、《論語說》）

蘇軾於此三稿，心力所寄，也很自負。如北歸時，〈答蘇伯固書〉云：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諭：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

這三部書的現存印本，《易傳》九卷（一名《毘陵易傳》），四庫入經部易類二，據明焦竑舊刊本著錄。另有明烏程閔齊伋朱墨板套印本，《津逮祕書》第二集、《學津討原》第一集各刊本。

《書傳》十三卷，四庫入經部書類一，另有明烏程閔氏刊朱墨套印本、《學津討原》第二集本、明萬曆二十五年畢氏刊《兩蘇經解》本，為二十卷，又吳興凌氏刊朱墨套印本，亦二十卷。

最不幸的是《論語說》五卷（《文獻通考》作十卷），於清人修《四庫全書》時，已經不見傳本。紹聖間，場屋中流行的是王安石及其子王雱口義的《論語解》，南宋中葉後流行朱子注，也許這是蘇軾原著湮沒失傳的一個原因。幸有蘇轍的《穎濱論語拾遺》傳世，據其自序，蘇軾的意見，雖然並不與他完全相合，但拾遺書中取軾說者亦十有二、三，聊可豹窺一臠。今有指海本、說郛本。

蘇轍作〈子膽墓誌〉中說：「……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則蘇軾尚有論《中庸》之作。又《欒城遺言》云：「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闕典。」但現在通行的明成化刊本《蘇文忠公全集》續集，輯有此作，或是蘇轍當時所見刊本不全耳。

蘇過〈與葉少蘊〉言：其父在海外，曾經計畫撰《志林》一書，預定一百篇，但只寫了十二篇，蒙赦放還，未能成書 15 。散篇今亦輯入全集。至於有稱《東坡志林》的單行本，則是後人雜取《本集》短記、題跋之類的編本，並非原定的著作。

元符二、三年間，蘇軾尚在儋州，劉沔編集蘇軾詩文二十卷，寄到海南來請他親自校訂。沔是蘇軾同年的後人，有此心意，非常歡喜，作書報之口：

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慚汗，可為多言之戒。

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宗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

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

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蘇軾即使自知因語言文字之故，而蹭蹬一生，受盡折磨，但他仍視文學如生命，在此書簡中，情見於辭。

五、家人朋友

蘇軾南遷，遠竄惠州，後又渡海而去「非人所居」的昌化，都由稚子蘇過隨侍。朝雲逝世後，老人生理晝夜寒暑一切生活上的需要和雜務，都由蘇過一人擔承，從不嫌煩嫌難，這已非常難得。他還要常常陪著老父出遊，遊必有詩，則過也必有和作，意在取娛老人，所以軾作〈和陶遊斜川〉詩中，曾經非常得意的說道：「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否？」

紹聖五年（一○九八）戊寅歲的上元，軍使張中約了蘇過到他家去度節，老人獨自看家，靜觀蜥蜴盤在月照的窗上，風吹幃幔，似能聽到蟲子被震動落地的聲音。靠在床上，不覺睡去，夢見了故世已經五年的亡妻同安君，醒後，淒然有感，作詩有口：「……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至元符三年（一一一○）庚辰的上元節，記起前年此日，獨自看家，夢見王夫人的事，不覺一晃又已兩年。想到過子從他南遷之初，還只二十三歲，遂爾拋撇妻兒，跟到南荒來，一切家務雜事，靠他一個人操作，這且不說，年輕夫婦如此茫茫無期的隔絕，蘇軾雖喜子媳篤孝，卻不能沒有愧歉。於是作〈和追和戊寅歲上元〉詩，綴以自跋曰：

戊寅上元，余寓儋耳，過子夜出，余獨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不眷婦子，從余來此，其婦亦篤孝，悵然感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龐之句；又復悼懷同安君，末章故復有牛衣之句，悲君亡而喜余存也。書以示過，看余面，勿復感懷。

破家，本是政治流竄必有的副產品，而忠與孝，皆是人被陷入悲劇才能彰著的性行，俗語所謂「家貧出孝子，板蕩識忠臣」者，即是此意。但是，蘇過也非無所得，《宋史》說：「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只是叔黨（過字）「丁年而往，二毛而歸」，所付的代價，委實浩大。

蘇轍家生了第四個孫子斗老，這是難得的一個喜訊。蘇軾高興得連忙寫首詩去賀他。詩中有「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句，成為中國人千年來口頭常說的俗諺。又說：「不須富文章，端解耗楮竹」、「早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則深深表現出他對文學生活的空虛，政治事業的厭惡。

蘇過從海船上接到大哥寄來的書信和酒，報之以詩，從弟蘇遠遂有和作，都粲然可觀。蘇轍寫信來與老哥自相慶幸，軾賦詩寄諸子侄，篇首自況曰：「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卻來，海闊山高百程送。……」這是任何一個老年生命中最大的快慰；「六子晨耕簞瓢出，眾婦夜績燈火共。……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年齡使人從絢爛歸於平淡，蘇軾對子弟們的期望，只是非常樸素的耕讀傳家的統續。

自章惇執政以來，凡是與二蘇較為親近的人，不論其為朋友、賓從或門人，幾乎無一不遭禍殃。在這樣血腥滿地的政治風暴中，為了避嫌遠禍，士大夫朋友們，絕對不敢再與二蘇通問訊，甚至從前日夕相從的門生故吏，也斷了音息。—— 流人的孤立和寂寞，都是無可逃避的命運。

〈與侄孫元老書〉，自述海外生活情況曰：

……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年多病瘦瘁，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鮓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

〈與程全父（天侔）書〉，說他生活的寂寞曰：

……流轉海外，如逃空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唯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策（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某與小兒亦粗遣，困窮日甚，親友皆疏絕矣。公獨收卹如舊，此古人所難也。

蘇軾渡海後，親如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等，或其本人也在禍害播遷之中，或則驚惶於政治迫害的刀鋒邊緣，所以都無法與這位流亡中的老師通音問，老人非常懷念他們，〈和陶擬古〉詩曰：「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周彥質介紹一個叫鄭清叟的士人從惠州渡海來見蘇軾，復書云：「李公弼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老人情懷孤獨，「見人即喜」四字，披瀝無餘了。

也有風義卓犖，不避艱危的朋友，決心渡海來訪。如詩僧參寥要來，被蘇軾發書勸止，而他本人隨亦遭難，未能成行。

眉州同鄉楊濟甫要叫他兒子楊明代他來看望蘇軾，與書云：「某與尊公濟甫半生闊別，彼此鬚髮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嘆不已。」再三勸阻 16 。

妻舅王箴（元直）認為蘇軾得意時，大家都去看他，現在落入難中，如何可以不去。所以奮不顧身，從眉山浮江而下，要來儋州，行至中途，聽到蘇軾內遷的喜訊而止 17 。

杜輿決心賣掉家裡一切，要帶妻兒到海南來與蘇軾作伴，也因蘇軾內遷而未實現 18 。

而第一個跨海來訪者，則是四海為家的吳復古。

這位子野先生，是蘇軾的道友，上年春日，他們還在惠州同遊豐湖逍遙堂，玩到日將落時，興猶未盡，再往西山叩羅浮道院，到得那裡，時已二鼓，兩人便同宿西堂，對床夜話。及今追想，為時不過年餘，卻已遙遠得似是隔世之事，蓋因人經酷虐的變亂，逐覺以前種種，一時皆已死去。如今面對故人，追想去年今日的歡笑，都成了夢影：

往歲追歡地，寒窗夢不成，笑談驚半夜，風雨暗長檠。

雞唱山椒曉，鐘鳴霜外聲，只今那復見，髣髴似三生。

蘇軾謫黃州時，曾為東坡雪堂寓客的巢谷（原名穀，後改谷），自從黃州一別，就回故鄉眉山去了。二蘇重入政壇，官高爵顯，巢谷從不問訊，十年後，大蘇流竄海南，小蘇貶謫龍川，年逾七旬的巢谷，卻發奮要從眉山徒步萬里，分訪蘇氏兄弟。別人以為他不過說說瘋話而已，那知巢谷是認真的，元符二年正月，他竟徒步來到梅州。

蘇軾接到巢谷從梅州寄來的信，長嘆道：「此非今世之人所能，是古人才有的行誼！」

執手相見，不禁對泣。巢谷年紀那麼老了，瘦瘠多病，但他還執意要過海去見蘇軾。蘇轍勸他道：「你的意思是好，然而從此地到儋州，有數千里路，還要渡海，不是老年人可以做的事。」

「我自知還不會馬上就死，公不必留我。」谷答。

勸阻再三，不聽，看他囊中，所剩已無多錢，蘇轍也正在鬧窮，勉強湊了一點給他，他就動身了。

巢谷坐船行至新會，所帶的行裝卻被一個「蠻隸」竊逃了。後來聽到這個傢伙已在新州被捕，巢谷趕去，想要追回失物。舟車勞頓，心裡又急，不幸就在新州旅次病死。當地無一親友，由官方草草收殮 19 。

直至元符三年（一一○○）八月，蘇軾自廉移永，才知道巢谷途中病亡的事故，朋友之義，死生之痛，不禁大慟。知道他有一個兒字—— 巢蒙在眉州，立即寫信託楊濟甫給他路費，叫他到新州來迎喪歸葬，預備等他到了永州，再資助他扶槻回鄉的盤費。

巢蒙未到前，旅殯需人照管，蘇軾又致函提舉廣東常平的孫鼛（叔靜）云：

……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州病亡。官為 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憫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蘇軾居昌化，雖甚孤寂，幸在生性隨和，經過相當時間後，和土著中幾個讀書的老者交上了朋友，如黎子雲兄弟、符林、吳翁等均是。他們也常聚飲，詩言：「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客逢佳節，也還有人來邀他出門去散散步，如元符二年的正月十五之夜，月色澄明，有幾個老書生就來邀他一起出去步月，一直玩到三更天才回來。《本集》有〈書上元夜遊〉一則記事，比諸黃州所作〈記承天寺夜遊〉那篇小品，毫無遜色。記曰：

己卯上元，余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昌化不比黃州、惠州，黃州還有江邊可玩，惠州還有豐湖可去，在昌化，他只逗逗路邊玩耍的兒童；獨自站在溪邊三叉路口，看看路上的行人；已經半個月沒有醉飽過，想到明天，人家要祭竈了，也許會有人送點祭餘的剩菜來……。作〈縱筆〉三首：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竈，隻雞斗酒定膰吾。

後來，他又收了一兩個學生，一是本地瓊山人姜唐佐，每日都來問學，連續有半年光景。時復陪伴老人夜談，喝建茶、啖菜飯。老人致書說：「夜話，甚慰孤寂。」然而為時未久，唐佐又要回瓊州去了，前來辭行，蘇軾寫〈柳宗元飲酒〉、〈讀書〉二詩贈與，跋云：「……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

江陰士人葛延之，熱心求師問道，從江陰擔簦萬里，絕海求見，蘇軾留他在昌化住了一個月，延之請教作文的方法。蘇軾說：

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

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20 。

延之拜領其教，有豁然貫通之得，親製龜冠以獻，蘇軾接受了，還作一小詩相贈。

元符二年（一○九九）間，次子蘇迨寄來家書中說，京師盛傳蘇軾已在海外得道，乘一小舟入海，一去不返。元符三年的清明前後，有個從廣州來的人傳說：廣州太守何述也說：蘇軾已在昌化失蹤，只餘一領道服在，蓋已「上賓」。這類謠言，從前在黃州時，也曾發生過，現在同樣的謠言又起，蘇軾記曰：

……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退之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語爾。

六、採藥與造墨

唐朝的陸宣公贄，遭人讒忌，被貶忠州別駕，至即杜門謝客，亦不著書，蓋因出來與人交往，語言文字，都足招謗，而忠州瘴癘甚重，所以他就關起門來，抄集驗方五十卷，以遣時日 21 。

蘇軾被貶瓊州別駕，也師法陸宣公，手書藥方不倦。不過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是海南根本沒有醫藥，眼看當地無知的土著，殺牛治病而枉送性命，心生悲憫，所以不但收錄驗方，更自往田間尋覓藥草，尋覓不得者，遠求海北的朋友替他舶寄藥物，如散見於書簡集中的道士何德順寄柴胡等藥，謝程天侔父子寄藥，函羅祕校求蒼朮、橘皮，甚至遠函毘陵求寄藥物等。如言：

……彼中如有粗藥治病者，為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粗賤，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即為希奇也。間或有粗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蘇軾殷殷為此，而所求者又「不拘名物」，其不為自用，而以醫藥援救未嘗識藥之人，已甚明白。

蘇軾不但收錄藥材，且行遊郊野，隨時留意野草閒花之可以入藥者，採擷嚐試，又一一作記，幾已成為他的嗜好之一。如這次這藤州到儋州來的途中，一路上野花夾道，見有如芍藥而小的一種野花，鮮紅可愛，撲䔩 叢生，土人叫它「倒黏子花」。

待他到了儋州，這花都已結子，色紫含乳，味殊甘美。中有細核，嚼起來瑟瑟有聲，其味苦澀。

兒童吃了這種果實，使大便祕結，所以野人夏秋間患瀉痢者，食此花之葉可癒。

蘇軾時病腸滑瀉泄，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酒蒸輾末為丸，日吞百餘粒，二腑平復，知為奇藥，名之曰「海漆」 22 。

杜甫詩有〈除 草〉篇， 草長有毛芒，觸之如被蜂螫，然能治痛風。世傳天麻煎方，用天麻、烏頭、地榆、元參各五兩，一般認是春日服用最好。但照蘇軾研考，以為此方本因四時不同而加減用量，春天肝旺多風，天麻加倍；夏日伏陰，增加烏頭；秋常瀉痢，故倍地榆；冬伏陽，重用元參。烏頭舂擣萬數，就不再有毒，「依此常服，不獨去病，乃保真延年，與仲景八味丸並驅矣。」

醫博張君傳他一個服絹方。此方本來用以禦寒，但亦可充服食。遇最冷時，服此可當稻草席。蘇軾說：世人但言著衣吃飯，今乃「吃衣著飯」，真是「神仙上藥」。

王燾集《外臺祕要》，有〈代茶飲子〉一首，格韻高絕，蘇軾依法治服，認為確有利鬲和中之效。

蘇軾性好服食長生之道，《三國志》華陀傳有「漆葉青黏散」這一個方子，法用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調製。華佗的弟子樊阿依方服用，壽達百餘歲。漆葉到處都有，青黏是什麼藥草，蘇軾問來問去，無人知道。有一天，他在昌化軍中，借到了嘉祐補注本的《本草》來讀，始知青黏就是萎蕤，大為高興，立即寫信馳告老弟，要與他一向依方服食。

論蒼朮曰：黃州山中，產蒼朮甚多，到地頭去買，每斤數錢而已，然而，這是長生藥，人多因其價賤，不復貴重，甚至用來燻蚊子，實在可惜。

熟地黃、元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可以合成一劑。《列仙傳》說：有個叫山圖的人，入山採藥，傷折了腳，仙人教他服用此方，不但癒傷，久服竟能渡世。蘇軾曾以此說請問名醫康師孟，康大為驚異，因為這四味藥，醫家固常使用，但是沒有專用這四物的，遂名之曰：四神丹。洛陽公卿士庶服食者甚多，百疾皆癒，性中和，可常服，藥效為補虛、益血、治風氣。

蒼耳，即《詩經》中的卷耳，是種很賤的藥草，不論寒暑燥溼，隨地滋生，無論合製生熟丸散，無適不可，久食，使人骨髓充實，肌膚如玉，是一種最易得到的長生藥，也可用來治療風痺、癱瘧和瘡痒。蘇軾作記，篇末曰：「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遷客之幸也。」

蘇軾好論醫藥，始於研究服食養生，中國的醫藥，本亦藉煉丹而昌明，如葛洪就寫過《金匱藥方》、《肘後要急方》兩本醫藥書。故周必大〈東坡烏頭帖跋〉云：「仇仙（東坡）慕葛稚川（洪）、陶隱居（弘景）、孫思邈之為人，欲以救人得道，故常留意名方。」可謂知言。但是道家服食之方，甚多無稽的玄說，現在讀來，每每可發一笑，如記井華水，即是一例：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

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為坎，故天一為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華，其効與石硫黃、鐘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蓋嘗觀之。

又分、至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為丹，此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為，況所謂玄者乎！

在此蠻荒孤立的生活中，父子二人，賴以排憂遣悶者，只有抄書、寫作一途，所以紙墨筆硯，十分重要。海南當然沒有上等文具，何況蘇軾自奉甚儉，百不講究，但偏好飲食和佳紙舊墨。海南一年多來，所用紙墨全賴嶺南的朋友接濟，但亦有時而竭，沒有紙筆，父子二人莫非竟在那斗室中終日枯坐不成。蘇軾為此非常煩惱，作〈書付過〉云：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所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嶺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娛，為之慨然。付子過。

元符二年（一○九九）四月間，有墨工金華潘衡到儋州來謁，蘇軾大喜。海南獨多松樹，「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就地取材，以之造墨，豈不甚佳。於是兩人忙著搭棚起灶，砍松燒火。

初時收得煙煤雖然很多，但是成墨卻不甚精。蘇軾教他改造墨竈，用「遠突寬竈法」，即煙囪的位置放遠，竈肚擴大，雖然煙煤的收穫，幾乎減半，但是煤質卻非常精良了。

為防墨工盜用名義，蘇軾擇其精者，上鐫「海南松煤」、「東坡法墨」印文，以防假冒。蘇軾造墨成功，非常興奮，〈書潘衡墨〉曰：「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 23

有人說：蘇氏海南墨，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所以墨色豔發，勝用丹砂。其實，這個時期，蘇軾貧無一物，哪裡來那麼許多金花胭脂，總是好事人故神其說而已。

這樣做了半年，到是年歲暮時，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夜，墨竈忽然失火，幾乎要延燒到住屋了，急忙灌救，未釀大禍，撿點成品，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蘇軾是非常滿足的了。他說：「足以了一世之用，還可以送送人，但不知道要送給誰。」

從此停止造墨，將潘衡薦與南華寺的長老，為造寺墨。剩下松明一車，留以照夜，集有〈夜燒松明火〉詩 24 。

宜和間，潘衡在江西一帶賣墨，說他曾為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傳，因此生意大盛。後到杭州時，聲聞益噪，墨價數倍於前，而士庶爭購 25 。

七、別海南

元符二年（一○九九），歲又將盡，蘇軾無聊益甚，夜間做了一個夢。夢中登惠州之合江樓，月色如水，韓魏公（琦）跨鶴來，對他說：「奉命管領天上重要曹事，故來相報，你不久就可以回中原去了。」 26

醒來想想，意氣用事的皇帝，春秋正盛，堅持「獨元祐臣僚不赦」的權臣，依然在位，實在不能相信會有這種「奇蹟」發生，然而心裡則又不願不信。

某日清晨，對蘇過道：「我曾告訴過你，我絕不為海外人。近日胸中感覺有一種將還中州的氣象。」說畢，洗硯，索紙筆，焚香端坐。續言道：「我寫平生所作八賦卜之，果如吾言，當不脫漏一字。」

寫畢，自讀一遍，大喜道：「吾歸無疑矣！」 27

果然，一跨出新年，大局發生劇變，「奇蹟」出現了。

元符三年（一一○○）庚辰正月初九，哲宗皇帝崩逝，年只二十五歲。上年九月，劉妃生子茂，遂得正位中宮，被立為后。但這皇子生後兩三月間即告夭觴。越年，帝崩。

皇太后向氏對宰臣哭道：「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先定。」

「論禮與法，當立母弟簡王似。」章惇吭聲道。

「老身無子，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莫難如此分別。」

「論長，則申王佖當立。」章惇再說。

「申王眼睛有毛病，依次應立端王佶。」太后說。

「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言猶未畢，曾布叱道：「章惇未曾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甚為得當。」

蔡卞、許將跟著說：「合依聖旨。」

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褔壽，且仁孝。」

章惇默不作聲。於是論定，即召端王人宮，即位於柩前。群臣請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以帝已年長辭，帝拜泣堅請，太后才答應。端王，哲宗之弟，神宗第十一子，是即徽宗。

二月底、三月初，海南始得皇帝崩逝的消息，蘇軾遵制成服，因是罪官，不敢作挽詞。

吳復古在廣州，聽到朝廷敘復元祐臣僚，蘇氏兄弟有內遷的消息，又聽到司馬溫公贈太尉，曾布將為右相等等馬路新聞，他非常興奮，即刻再渡過海，來報這個喜訊。

宦海升沉，人間富貴，在一個飽經憂患的人看來，毫無真實的意義，只是那些為了鞏固權位無所不為的人，今將安往？不禁產生一股憐憫之情，作〈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之一，即云：

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燕集華堂；先生笑說江南事，只有青山繞建康。

蘇軾的希望非常卑微，只望能回到惠州白鶴峰去住，於願已足，作〈和陶始經典阿〉詩：「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

秦觀自橫州謫徙雷州，至本年三、四月間始到，開始和老師通問。這時候，他先得到蘇軾內遷廉州的消息，立即專差送信來報告。蘇軾答書略云：

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蜑船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

文潛、無咎（張耒、晁補之）得消耗否？魯直云，宣義監鄂酒。……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蘇過）一房來，終焉可也。生如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衝冒慎重。

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封章惇為申國公，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黃履尚書右丞，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一面則詔求直言，登進鄒浩、陳瓘、任伯雨、龔夬、張廷堅、陳祐為臺諫官，其次是決定敘復元祐臣僚。范純仁、劉奉世、呂希純、吳安詩、韓川等，並任分司：呂希哲、希績兄弟、呂陶等並給宮觀；蘇軾徙廉州，蘇轍徙岳州，劉安世徙衡州。王古、楊畏、晁補之、張耒等並與知州，黃庭堅、賈易等並與監當官的差遣。秦觀奉命放還，準備逕還衡州，所以蘇軾給他信中有「果行，衝冒慎重」的叮嚀，不幸他後來竟以跋涉長途，中暑死於道路。

章惇雖仍在位，但已喪失了權勢，如他的內應劉后，雖仍被尊為元符皇后，但已毫無作用，而內侍郝隨、劉友端等皆被逐出宮外。

徽宗初即位，確也銳意圖治，虛心納諫，延用忠鯁之士，史家認為頗有一點慶曆之治的氣象，想不到後來卻壞在曾布、蔡京手上。

元符三年（一一○○）四月丁酉（二十一日）詔范純仁等復宮觀，蘇軾等徙內郡。告下儋州，蘇軾以瓊州別駕、廉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軾進上謝表，有驚魂復蘇，喜出望外之意。如言：

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詞溫厚，亟返驚魂，拜望闕庭，喜溢顏面。否極泰遇，雖物理之常，然昔棄今收，豈罪餘之敢望。……

蘇轍告授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即自湞陽峽上溯韶州，渡嶺，由章貢出九江而赴武昌。蘇軾赴廉，兄弟二人，不得越境相會。本來可能是一個最後見面的機會，恪於法令，終未能得。

消息傳布，鄰里來集，向他道賀。經營海舶的許珏首願載他們從石排渡海。蘇軾預算二十五、六日間方可登船，沿海岸行一日至石排，渡海亦須一日，但要候風色順利，才能過渡。蘇軾致函秦觀，約在徐聞相見，同時託徐聞縣令吳君為雇伕役二十人在遞角場相候，搬取行李。

蘇軾將向姜唐佐借的煙蘿子、《吳志》、《會要》等書，作書附還，鄭嘉會船運所借諸書，因為他已去官，所以只好海運寄與蘇邁，要他訪查鄭某現在下落，妥慎歸納。

謫居海南三年，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蘇軾認為如今幸得生還，皆叨山川之神的保佑，所以作〈峻靈王廟碑〉，西嚮而辭。

范祖禹歿於化州貶所，其子請求歸葬，朝廷未許。蘇軾對於這個平生知己流落異鄉的殯宮，念念不忘，一再函唁他的兒子，一再痛悼。此次赴廉，又不敢違法越境往弔，最為遺憾。與其子沖（元長）書言：

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

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唯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

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謹啟。

六月，將離昌化，向符、黎諸家辭行。見到黎民表時，為他寫了一首別詩：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軾居與黎家甚近，所以黎民表曾說：「東坡幾乎沒有一天不來我家，向我討取園栽的蔬菜。」此來辭行，民表置酒款待，蘇軾於詩後綴以跋語曰：

「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 28

許玨船出航未歸，蘇軾不及等待，決定仍由瓊山出海。當離昌化時，當地土著朋友皆有餽遺，一概謝辭不受。十數父老攜帶酒饌，沿途送別，執手涕泣言道：

「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再得相見。」 29

蘇軾與過及吳復古同行，先抵澄邁。所畜一條土狗名曰「烏嘴」者，非常勇猛，途經長橋，牠泅水過河，路人驚喜聚觀。過趙夢得家，宿澄邁驛，題通潮閣詩二首，稍後，有人見該地望海亭柱間，有擘窼大字一聯：「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即是詩中之語。

赴瓊山，學生姜唐佐來見，約與同餐，又再親訪其家。《冷齋夜話》的作者釋惠洪後來往遊海南，特訪姜唐佐，唐佐不在，只見到他的老母。她笑迎這位遠來的和尚，請他吃檳榔。惠洪問：「老太太也曾見過蘇公嗎？」老太太說：「認識。這位老先生真好吟詩，嘗策杖而來，自己坐到西邊那張木凳上，問道：秀才哪裡去了？我說：到村裡去，還未回來。座邊恰有一張包燈心紙，老先生就用手撕開，寫滿了字，交給我說：秀才回來，給他看。這張紙，現在還在。」我要來看，醉墨散欹斜，寫的是：「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30

六月二十日登舟，是夜渡海。

蘇軾將三年間，這一番海上來去的感慨，寫成一詩：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此詩寄意，平和深遠，意為不論怎樣的狂風暴雨，總有還晴的時候，雲散了，月亮也就重現光明，天和海，本身就是清澄不含渣滓的。雖然在南荒瀕臨死境，但不如此，也就失此海外奇遊的機會。

二十一日登遞角場，作〈伏波廟祀事碑銘〉。徐聞縣令代雇的伕役已在岸邊等候，很順利的到了徐聞，與秦觀和觀的好友海康令歐陽元老相會。

范沖在雷州等了很久，不及相見，趕回化州去辦理扶櫬還籍的大事，留書重申為其父撰傳之請；但是，范沖實在糊塗，不曾留下任何資料，使蘇軾無從著筆，只好託少游與他聯絡，議其詳錄。—— 不料這樣一個轉折，就此失掉了機會。

蘇軾在海南，要將所借的書歸還鄭嘉會，但已不知他的行蹤，見到雷守張君俞，始知鄭被中央派員刁難，已經罷官，現在到廣西去了。

在雷州逗留了四五天，師弟二人談了個痛快，秦觀心裡並不穩定，深怕前途還有變化，將行，取出一篇寫好的〈自挽詞〉來，請老師看。蘇軾認為秦觀今已齊死生，了物我，戲作此語，所以並不為怪。手撫其背道：「我常憂少游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我也自己寫就一篇誌墓文，將付從者，不使過子知曉。」就那樣相與嘯詠而別，根本不知此會是永訣 31 。

但是，蘇門四學士中，也只秦觀能在此一面。黃庭堅徙戎州時，已起復為監鄂州稅，不赴，往遊蘇氏的故鄉眉山去了；張耒先已起復為黃州判官，時方移知兗州；晁補之本在監信州酒稅，現已召還，遷官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這幾個人都散在四方，不能與老師再見一面。

從雷州海康去廉州（合浦）陸行七百餘里，連日大雨，橋梁崩壞，大水一望無際。投宿於興廉村淨行院，作〈雨夜宿淨行院〉時：「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寄渺茫。林下對床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翌日，自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聽說自此以西，都在漲水，看不見橋，也找不到船。聽別人勸說，改坐蜑船沿海前行即是白石。舟小浪大，顛簸不堪，這一晚是六月月杪，陰暗無月，小舟碇泊在大海中，天水相連，星河滿天，蘇軾夜不成眠，起坐回顧，不禁嘆息道：

「我何以屢遭險難，幸已平安渡海，到得徐聞，現在卻又要厄窮於此！」

蘇過在旁邊鼾睡，叫他也不醒。蘇軾把所撰《易》、《書》、《論語》稿，帶在身邊，此書世無他本，手撫原稿，嘆道：

「天若不要使此書從此喪亡，吾輩必濟！」 32

果然，七月初四那天，平安到了廉州合浦。廉守張仲修招待在官廨暫住。詩人梅堯臣（聖俞）的門生，現任石康縣令的歐陽闢叩門求見。歐陽闢，字晦夫，桂林人。

晦夫檢出梅師所贈詩卷來給蘇軾看，求他題跋。中有「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鳳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等語，觸動蘇軾早年的回憶。這位宛陵先生，是老蘇的朋友，他為蘇洵作〈老翁泉〉詩，中亦有曰：「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同樣以鳳凰來比擬軾、轍兄弟的傑出。

現在，梅聖俞死已四十年，歐陽晦夫也已六十六了，比蘇軾還大一歲，鬚鬢皆已皓白，而處境之窮，兩人也大略相似。蘇軾不禁與他執手大笑道：

「聖俞之所謂鳳凰者，大概都是你我這樣的人。天下人都說：聖俞以詩而窮，我們兩人則比聖俞還要窮，可不大笑嗎？」 33

汴京城中，陸續發布新政，充盈著一片祥和之氣。

陳瓘（瑩中）首先上書論國是。徽宗命取〈編類臣僚章疏〉那一百數十帙的陷人之具進宮，一把火全部焚燒掉。元符二年（一○九九）以前民欠的官債，完全蠲免。

四月，皇長子生，大赦天下。五月，韓忠彥建言：「元祐臣僚，生者即蒙恩赦，死者亦宜甄復。」於是，詔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趙瞻、王巖叟、范祖禹、錢勰、顧臨、孔文仲、孫覺、朱光庭等三十三人，凡生前官爵致仕、或遺表恩澤，一律追還其舊。

在這次大赦中，蘇氏兄弟均蒙恩澤。蘇轍先已內遷岳州，由江西九行抵武昌時，途中奉到誥授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的詔命。既蒙「任便居住」，他就折回許昌，回家去了。

蘇軾於七月初四到廉州合浦，八月初十奉到詔告，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永州在湖南長沙附近，蘇轍如在岳州，本尚鄰近，而現在他已回到許昌去了，兄弟兩人的距離就又扯遠了。

先前，蘇軾已令次子迨到嶺南來相聚，計算期程，他也將到惠州。蘇軾就又通知邁，率領全家人到梧州相會，然後同赴永州。

答鄭靖老（嘉會）書中，述其計畫行程甚詳：

……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卻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

至八月二十九日，蘇軾偕兒子過離去了廉州。

註釋

01 　魏了翁，《鶴山題跋》：「子常閱蘇公帖，自謂衣食之奉，視蘇子卿啖氈食鼠為大靡麗。以予居靖言之，視文忠公之靡麗，又加一等，詩曰：『君子於役，茍無飢渴。吾儕勉諸。魏了翁書於瀘州官舍。』」

02 　釋惠洪，《冷齋夜話》。

03 　趙令時，《侯鯖錄》。

04 　王鞏，《甲申雜記》。

05 　〈舉程秀才（天侔）書〉。

06 　《本集》，〈書筮〉。

07 　《本集》，〈書北極靈籤〉。

08 　釋惠洪，《冷齋夜話》。

09 　張邦基，《墨莊漫錄》。

10 　曾季貍，《艇齋詩話》。又許顗《彥周詩話》。

11 　陸游，《老學庵筆記》。

12 　張端義，《貴耳集》。

13 　蘇轍，《欒城集．和子瞻歸去來辭敘》。

14 　洪邁，《容齋隨筆》引晁以道語。

15 　邵博，《聞見後錄》。

16 　《本集》，〈與楊子微書〉。

17 　蘇過，《斜川集．王箴元直墓碑》。

18 　李之儀，《姑谿題跋》。

19 　蘇轍，《欒城集．巢谷傳》。

20 　洪邁，《容齋四筆》。

21 　費袞，《梁谿漫志》。

22 　《本集》，〈海漆錄〉。

23 　《本集》，〈書潘衡墨〉。

24 　《本集》，〈記海南墨〉。

25 　葉夢得，《避暑錄話》。

26 　《本集》，〈夢登合江樓記〉。

27 　朱弁，《曲洧舊聞》。

28 　釋惠洪，《冷齋夜話》。又張邦基《墨莊漫錄》，以此詩為留別黎子雲秀才者，不知孰是。但邦基親見此帖，記言：「宣和中，余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土人攜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侄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言瓶甖。」

29 　《遯齋閒覽》云：「東坡自海南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某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舟次相送云云。」但軾與歐陽晦夫書，卻其饋贐，有曰：「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儋人爭致贍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皆不受。」是乃蘇軾一生清節之表見於細事者。

30 　釋惠洪，《冷齋夜話》。

31 　《本集》，〈書秦太虛挽詞〉；又何薳《春渚紀聞》。

32 　傅藻，《東坡紀年錄》：〈記渡合浦〉。

33 　《本集》，〈書梅聖俞贈歐陽闢詩〉。

第十四章　北歸

一、泰觀之喪

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權同聽政，起用韓琦的兒子韓忠彥為門下侍郎，不久，即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任伯雨、張廷堅等忠鯁之士為諫官，大多為忠彥所引進。其時，徽宗也能虛心訥諫，收錄忠舊，使朝局面目丕然大變，史言：一時有復返清明之望。

龔夬、任伯雨首先揭發蔡卞、章惇的罪惡，大略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陸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型者。」

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張廷堅並言：「章惇輕率不思，蔡卞寡言而富心機，凡惇所為，皆是卞所發動，所以蔡卞之罪，浮於章惇。」於是，出蔡卞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九月，章惇罷相。十月，陳瓘再論惇於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慘刻如此，罪重責輕。遂被貶為武昌節度使，居潭州。

陳瓘，字瑩中，進士甲科出身，初因蔡卞之薦為太學博士，遷校書郎。徽宗即位，除右正言。瓘一任言官，即論蔡卞倡言繼述，輕欺先帝；章惇懷異不忠等罪，絲毫不予假借。有人對他說：「蔡卞為君舉主。」他說：「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為仁由己。」這種公而忘私的剛強性格，表現在後來攻擊蔡京時，終於被逐出外。

蘇軾與陳瓘亦是舊識，南遷之初，途中相遇，曾為他寫過一段〈為陳瑩中跋歐陽永叔帖〉的題字。

任伯雨於數月之間，八上章疏，論章惇之姦，指責他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大故，圖逞異志。並且說：「章惇這種姦邪，不但國人皆曰可殺，即使蠻貊之邦，也莫不以為可殺，甚至遼主也認為南朝錯用此人，何為罰只止於行遣？」

臺諫陳瓘、陳次升從而和之，卒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菑人者，人恆菑之。」他也不免流竄南荒了。

伯雨為諫官，半年之間，上章疏一百零八件，時人號為「戇草」。大臣畏其多言，將他調為權給事中，關照他稍安緘默，但是伯雨不聽，抗論愈力。到曾布為相，有意調和元祐、紹聖兩朝不同的人事，伯雨認為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政治者，竭力反對。後來又將參劾曾布，消息外洩，被調為度支員外郎。

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任遵聖（孜）的兒子，蘇任兩家是兩代的通家之好，蘇軾昔年見他時，還是被父親抱負著的孩子。詩謂「見之齠齔中，已有食牛量」者，即是此人。蘇軾南遷途中，在泗州遇任伯雨要求搭他的船同行一程，直到金陵始別，兩人在一舟中共著息者達一月之久。

世界有時候很狹小，章惇挾恃權勢，打擊蘇軾，不留餘地，不料蘇軾南行途中，無意間碰上的陳瓘、任伯雨這兩個泛泛的朋友，恰是後來揪翻這個「一朝巨奸」的猛將。

蘇軾於八月二十九日離開廉州合浦，至九月初六到廣西鬱林（即今桂林）。初七日忽得秦觀急病死於藤州的噩耗，但還不甚的確。行至白州，看到容縣縣令的侄子陸齋郎，才比較詳細。

少游本在雷州，自蒙放還，不顧酷熱天氣，冒暑攢程，行至廣西容縣，逗留了好多天，飲酒賦詩，一如平日。容守還撥了兩個士兵幫他搬運行李，同去衡州。時正鑠火流金的酷熱時候，冒暑奔波，終於在路上中了暑，病困藤州旅次，至八月十二日，死於江亭上。藤守徐疇料理他的後事，一面派人急報他的親戚范沖兄弟，范在梧州，聞訊匆匆趕至。這是回來的兩名士兵報告陸守的話，范沖兄弟到後如何，就不知道了。

其時，蘇軾與歐陽晦夫書說：「聞少游惡耗，兩日為之食不下咽，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

初十，趕到容南，打聽到范沖兄弟早已經過此地，兩人都患著瘴痢，亟亟前行。蘇軾一面派人追上去，函約他們到蒼梧來一見，自己又不分晝夜的趕往藤州。

不料到得藤州，范沖兄弟已經載了秦觀的靈柩於半個月前走了。范祖禹次子范溫是秦觀的女婿，所以為他載喪還鄉。

藤守徐疇，是蘇軾通判杭州時的仁知縣令，握手道故。由徐守口中詳知秦觀在藤，傷暑困臥數日，大家都不以為是重症。八月十二日在華光亭（一作光化亭），還與賓客談他夢中所得的詞句，要侍者取水來飲，送到時，他兩眼盯著那碗水，看了一看，含笑而逝。

蘇軾慟哭道：「少游不幸死道路，世豈復有斯人乎！」

秦觀於元祐初，因蘇軾推薦，就試賢良方正科，得除太學博士，入館閣編修國史。蘇軾在朝被人疑忌，因此，凡是與軾親厚的人，悉遭攻訐，秦觀當然不免，從此仕途顛躓，屢遭排斥。紹聖初，被貶監處州酒稅，部使者仰承上級風旨，不肯放過他，但又抓不著什麼短處，終以謁告寫佛書為罪，謫徙郴州（湖南桂陽縣）。

少游是個多情種子，落拓的宦途，飄泊的生涯，哀傷的戀情，不斷折磨著他，使他變為一個傷心厭世的詞人，到被謫官郴州時，心情更苦，詞境就更悽愴，如〈踏莎行（郴州旅舍作）〉：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蘇軾深為此詞感動，尤愛後闋末尾兩句，將它寫在扇子上，綴以悼辭：「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高山流水之悲，千載而下，令人腹痛。」 01

少游卒年五十二歲。有朱氏疆邨叢書本《淮海長短句》三卷，毛氏宋六十家詞，有選集《淮海詞》一卷。

九月十七日，蘇軾到了梧州，則兩范已去，而邁、迨二子也還來不及趕到。本來計畫從賀江前往永州，適逢秋旱，江水涸竭，沒有船，只好改從廣州度大庾嶺北還。〈與范元長（沖）書〉云：

永州人來，辱書……。比謂至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祖禹）及少游之靈為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唯逝者不可及，如先去及少游，真為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用，言之痛恨何及！……

二十四日過康州，遊三洲巖。將至廣州，蘇過作詩寄大哥、二哥，有曰：「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仲兄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餞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繞，崎嶇七年中，雲海同浩渺。……」

蘇邁率諸孫已在惠州住了四年，迨在宜興，因為自己多病，學醫頗有心得，這回奔來惠州，又撲了一個空。蘇軾實在疲倦極了，今後只望一家團聚，任何地方都好，只要不再離散。他說：從此不必如柳宗元那樣，教氓獠讀詩書，也不必像他那樣，登山涉水的作《永州八記》，詩曰：

……亦莫事登陟，谿山有何好；安居與我遊，閉戶淨灑掃。

二、廣州．英州

九月之杪，行抵廣州。

嶺南三監司—— 轉運使兼代廣州經略使程懷立、提刑使王進叔、提舉廣東常平孫鼛都出來款待。

廣州三司中，只有孫鼛與蘇軾是舊好。孫字叔靜，杭州人，十五歲即入太學讀書，老蘇先生很賞識他；而他的兩個兒子，一娶晁補之女，一娶黃庭堅女。叔靜是個淡於名利的君子人，黨事發生的時候，家人都怕會遭連累，但他毫不在意。年輕時，與蔡京相熟，認為此人德薄志大，假使得意，將貽天下之憂。這次，蔡京還朝時，與鼛相遇於途，對他說：「我若被用，願來助我。」叔靜說：「公能以正論輔人主，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就不必鼛來幫忙了。」蔡京默然。孫叔靜是怎樣一個人，由此可見。

蘇軾奔波道途，又為秦觀之喪感傷，疲勞積鬱，一到廣州，就病倒了。程懷立送藥來，服後發汗，不可以吹風，只好睡在旅邸休息。與孫鼛秉燭夜飲，和詩曰：「秉燭真如夢，傾杯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攄。」

幸而邁、迨二人帶了孫子和女眷們都到了廣州來會，一家人東分西敗，幾已七年，至今方得團聚。蘇迨說起參寥、守欽被迫還俗，編管袞州，及錢世雄、廖正一被廢黜事，蘇軾慨然道：「小人只能壞他的衣服，至於其不可壞者，遭逢困厄愈大，當愈有勝境。」

因此，作書慰錢世雄（濟明），並悼念守欽法師曰：

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寺）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為？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耳，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舊有詩八首，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為寫於舊居，亦掛劍徐君之墓也。……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書慰廖明略（正一）曰：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汙紙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某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

乃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耳。

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躉之微，尋已變滅，終不足道，區區愛憎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初欲啟事上答，冗迫不能就，唯深亮之！

病好了，孫鼛送燒羊來。復書曰：「燒羊珍惠，下逮童孺。」看著孫兒們大啖羊肉，津津有味，老人心裡真有說不盡的高興。

程懷立是地主，出面邀請蘇軾宴會於廣州城西北之淨慧寺，三監司皆到。

淨慧寺是廣州一大名勝。寺中有九級浮圖，八稜飛簷，高二十七丈。蕭梁大同三年（五三七）敕建，本名寶藏嚴寺，後改淨慧禪寺，俗稱花塔寺。元祐元年開始重建，寺中供奉六祖慧能銅像，殿前有六棵大榕樹，飯後，蘇軾憩於六榕之蔭，徇寺僧之請，為題「六榕」二字，後有「眉山軾題並書」一款，製成匾榜，懸諸寺門，從此大家都稱之為「六榕寺」，淨慧這個原名，反而完全湮沒，幾乎無人知道了。

廣州是南海的一大都會，又是當時海舶胡賈通商叢集的碼頭，不但富饒，而且奢靡。三司衙門，常有宴會，席間，各出所藏書畫文物來共同觀賞，研討鑑別，蘇軾更是逃不了徇人要求題詩寫跋，現在集中尚存〈跋王進叔所藏書五首〉、〈韋偃牧馬圖〉詩、〈王太尉峽中詩刻跋〉、〈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石延年詩筆跋〉、「書進叔所藏琴〉等篇，皆是應酬文字。

在許多次的宴會中，蘇軾最歡喜的是孫鼛招待他在邸宅中的那一回。一日之中，享受了心愛的四物，書贈曰：「今日於叔靜處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享用之餘，方從海外蠻荒歸來的人，不免會想起在那邊飲無酒，食無肉，寫字無紙筆的日子，不勝感慨，所以〈書孫叔靜諸葛筆〉云：

久在海外，舊所賚筆皆腐敗，至用雞毛筆，拒手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腳搖（革登）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嘆此筆乃爾蘊藉耶！

蘇軾在廣州得一新識，推官謝舉廉，字民師，新淦人，雖在政府任官，因其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問學者嘗數百人，他也樂於教人，在家置席講學，蘇軾來了，他帶了所撰書及舊作，不經他人介紹，遮道來謁。

讀過他的作品，蘇軾大為稱賞，對他說道：

「你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你十七貫五百！」 02

就留他下來，談論終日不倦。

離開廣州至清遠峽，有〈答謝舉廉〉一函，暢論文章。略曰：

……為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書中大罵揚雄的《太玄經》和《法言》，說他故意用艱深的文詞，掩飾他的淺薄，正是「雕蟲篆刻之末技」—— 此言實是蘇軾文論的畫龍點睛之語。

在廣州時，得鄭嘉會自粵西來書，他也是遭逢挫折，無意仕途的人，所以來問蘇軾將來的歸止，有意相從同隱於谿山之間。蘇軾的願望，最好是回四川老家，否則，他行遍天下，最感親切的地方是杭州。如言：

……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

蘇軾在廣州逗留了一個多月，十一月上旬繼續雇舟前行。孫鼛帶了兒子坐一小船追來，又與同舟共進，在大風巨浪中送至城西四十餘里的金利山，於崇褔寺餞別後才回去。蘇軾深感這老兄弟拳拳的愛意，作書稱謝不置。

舟抵清遠峽，幾個新舊交識如吳復古、廣州天慶觀的何道士、羅浮寶積寺的曇潁和尚、惠州的海會禪師等人，都從廣州一路追來，祖餞於清遠峽的廣慶寺。

萬萬料想不到，吳復古忽然害起病來。他是個終年在外奔走，以道路為家的人，又行絕粒不睡的修功，身體本就非常虛弱，一病遂此不起，問以後事，但笑不言。蘇軾只得留在清遠峽為這道義之交的老朋友經紀喪事。

蘇軾本來預定的行程是從廣州逕渡大庾嶺，至吉安登陸，赴湖南長沙轉往永州（見《本集．與李端叔書》）。月之十五，將發湞陽峽，孫鼛、謝舉廉各派專差送來最近的報導：「已見聖旨，蘇軾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

蘇軾最高興的，就是不必遠赴湖南，他對道路跋涉，實在怕了，一身疲倦，亟需休息。於是再改行計，〈復孫叔靜書〉云：

亟辱專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人至永請告敕，遂渡嶺過贛，歸陽羨（宜興）或歸穎昌（湖北許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

英州（廣東英德〉城小，江水貫於市內，舊時架木作橋，用不幾年就壞了，郡守何智甫發起造座石橋，一勞永逸。橋成之日，恰巧蘇軾到此，何守親自來求碑文。蘇軾為作四言詩一篇，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鵜在河。」者是也。

蘇軾作好詩，而且用大字寫了，但並不送去，等何守來再請時，便說：

「軾未到過此橋，難以想像落筆。」

何即請他同往一觀。軾說：

「使君是地主，應先升車。」

何謝不敢，於是並轎而行。到了橋上，蘇軾說：

「正堪作詩，今晚交件。」

至夜，派人送去。蘇軾之所以有此一番張羅，蓋因所寫詩中有「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讙呼填道，抱其馬足。」這幾句話，所以一定要與何守同走一趟，印證此語不虛。—— 這種一語不苟的精神，竟是史家風範，不是平常詩人所能有的 03 。

在英州住不幾日，韶州通判李公寅、曲江令陳公密都已派遣專使來迎。新任廣州太守朱服（行中）來到英州，看蘇軾旅中缺少伕役，就分遣一部分自用的僕役，又派節級、梁立、林總率領這些人，送蘇軾上路。

於是，蘇軾就非常安穩的離別了英州。

三、韶州

元符三年（一一○○）十二月初七，途經蒙里，惠州河源縣令馮祖仁來迎，時方在籍守制，可以陪他同行赴韶。韶州太守狄咸、通判李公寅、曲江縣令陳公密延入行館，設宴款接。

臘八節那天夜裡，蘇軾夢見老朋友蘇堅，手上捧了一具「乳香嬰兒」來給他看。醒來一想，從前赴惠州時，曾在九江與伯固邂逅，先亦有夢，這次夢見的乳香嬰兒，是「南華賜物」，莫非與伯固又將於南華相會嗎？

次日，果得蘇堅來書，說在南華寺等他，已經好幾天了。心靈真有感應，所以形之於夢，蘇軾為之感嘆不已，先寄一詩：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盧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淨同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抵韶州後，即與李公寅、馮祖仁同往曹溪，在南華寺裡與蘇堅、南華的住持明辯法師共會於談妙齋中。

與蘇堅邂逅九江，算來已經七年，這七年的折磨，使蘇軾今日與當時的心情，有了顯著的不同。這次寄詩蘇堅，用《維摩經》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的「法眼」觀察人間，則凡世一切塵垢都沾染不上，人不必為這電光泡影之身而煩惱。

在南華寺裡，〈追和沈遼贈南華詩〉，亦是此意。如言：

善哉彼上人（指明辯），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杯。

莞爾無心雲，胡為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歲扃蒼苔。

人生本來充滿痛苦，但能我本無心，則所有人世的痛苦，皆如身上浮塵，毿毿自落。此意得自六祖：「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韶州這三位地方當局，唯李公寅是蘇軾舊識。

公寅，字亮工，是畫家李公麟的胞弟。李家三個兄弟（伯時、元中和亮工），人稱「龍眠三李」。公麟以畫名，亮工則以文詞見重於人。

蘇軾做開封府推官的時候，李父為赤縣令，甚好道術和煉丹，常與蘇軾談論內外丹事，甚至把絕對祕不示人的寶貝—— 自己煉成的丹藥也拿給蘇軾來看—— 這已是三十年前的舊事，如今李父固然早已下世，而眼前這個少子也有白髮了，所以〈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中，有「曾陪令尹蒼髯古，又見郎君白髮新。」的話 04 。

公寅盛稱他的家鄉—— 龍舒（安徽舒州〉風土之美，蘇軾一度被他說動，所以與人書中，有這麼一段話：「住計龍舒為多。……聞（龍舒）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

曲江縣令陳公密邀宴於其自宅，出侍兒素孃歌紫玉簫曲侑酒，老人醉眼看花，為賦〈鷓鴣天〉詞：

笑撚紅牙嚲翠翹，揚州十里最妖燒。夜來綺席親曾見，撮得精神滴滴嬌。

嬌後眼，舞時腰，劉郎幾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處，腸斷雲間紫玉簫。

據舊注：蘇軾寫此詞時，寫畢前闋最後一個「嬌」字，誤筆在「嬌」字下點了兩點，應該抹去。但他略一考慮，便將錯就錯，下接後闋首句為「嬌後眼」，天衣無縫。—— 這份捷才，蘇軾至老不衰。

蘇軾雖然經過這麼長時期身心雙方的摧殘，他的健康情況，除出在惠州曾為痔疾所苦外，一直保養得很好。在海南採服倒黏子花（海漆），久患的腸疾，似已痊癒很久了。

在廣州，致書李之儀說：「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也。……端叔亦老矣，迨言：鬚髮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可見一切都還正常。

但是，這次行旅，卻大大損害了他的健康，自六月渡海，至今歲暮，已經整整半年，皆在船脣馬背上度過，身經暑熱的蒸鬱，途程中不免辛苦，加以一路來酒食酬酢不絕，吃了太多油膩食物，消化不良，積此幾個因素，所以從韶州到南雄這段路上，他就害起瀉痢病來。到底已是六五老翁，自言「到韶累日，疲於人事。」何況這河魚之疾，又是很傷元氣的毛病，體力驟感不支，時已急景凋年，不便行旅，只得留在南雄度歲，順便調養。

明年，朝廷以元祐、紹聖，均有偏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折兩用中，所以改元為「建中靖國」。建中靖國之元年正月初四，蘇軾一家即又匆匆離開南雄，改從陸行，渡大庾嶺北歸。

將至嶺下，扇輿的竹槓折斷了，蘇軾向附近龍光寺的和尚討兩支竹竿做轎槓。當時，州郡正在延請南華的首座珪法師來做此山長老，但尚未到。寺僧送來兩竿巨竹，並且邀請蘇軾來寺共飯 05 。

蘇軾就寫了一個偈子留與珪師，要作將來「珪師語錄」中的第一問：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蘇軾深知這西江十八灘之險，來時曾為改名「惶恐灘」者即是此處。此是旅程中最險之處，蘇軾仍須經由此江，轉往皖浙，心懷忐忑，所以希望於竹中帶去那一滴曹溪水，能在西江十八灘上，化起一片大水，讓他們安然度過。

到大庾嶺上一家村店中小憩，有一老翁出來問從僕道：

「官是誰？」

「蘇尚書。」

「是蘇子瞻嗎？」

「是的。」

老翁上前向蘇軾打個揖道：「我聽說有人千方百計的陷害您，而今北歸了，真是天祐善人。」

蘇軾笑而謝之，題詩店壁曰：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 06 。

這首詩的下聯，看是蘇軾自幸之辭，實不盡然，嶺南七年，他以無比的勇氣與忍耐，堂堂闖過生死之關，蘇軾今能肯定自己鬥贏了這場人生的逆境。

華南地熱，時方早春，而嶺上梅花卻都已結子了。作〈贈嶺上梅〉詩，豪氣依然不減當年：

梅花開盡百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

初五日，上了嶺巔，重遊山崖缺口處的龍泉寺。七年前南遷之初，過嶺時題詩此寺鐘上，如今手自重摩，無限感慨。

如今時局大變，自韓忠彥、曾布二相得政後，元祐舊人，很多重被徵召，即使不用於中樞，也能出為州郡的首長，只有蘇氏兄弟，聲望崇隆，但到目前為止，卻仍僅領宮祠的閒祿，所以士大夫們以為二蘇不會長此閒廢，再度出山，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如蘇軾在英州會晤鄭俠，鄭贈詩便以霖雨蒼生的傳說來期望蘇軾，嚇得他連忙辯白：「孤雲倦鳥空來往，自要閒飛不作霖。」

如黃庭堅本在黔州，後移戎州，徽宗立，起復為監鄂州稅。他蒙赦當時有詩十首，其一即曰：「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喚取儋州禿鬢翁。」也認為變革後的新政府，不該閒過這樣一個人物 07 。幾乎是士林公論。

朝廷中也不是沒有人作此建議。如張廷堅（才叔）為諫官，也曾疏請召用蘇軾、蘇轍。不料徽宗的觀念裡，中了元祐時代流行誣詞的毒，認為蘇軾是元祐黨爭中一派的領導，懷疑廷堅此請，係受了朋黨中人的利用，所以詰責道：「你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作此建議。」因此，累貶通判陳州。

其實，蘇軾自己在大庾嶺上，〈次龍泉鐘上前韻詩〉說：「……下嶺獨徐行，艱險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漢朝叔孫通奉命制朝儀，盡徵魯國諸生三十餘人，其中只有兩人不肯應召。蘇軾這一生中，又受夠了政治迫害，今已老矣，寧願做個被叔孫通罵為不知時變的鄙儒，只望能夠從此平平安安，獨自走他輕鬆的下坡路，再也不敢重作馮婦了。

又有〈過嶺二首〉，實是蘇軾的「人生」這部大書中，「南遷」一章的結論。自言平生從不曾為安危禍福，作過退步的計算。禍到臨頭，他自己一個人挺，不怨天，不尤人。韓愈謫放潮州，但是潮州人為他立廟崇祀至今，所以禍患並不一定非福。現在有個成都玉局觀提舉的名義，希望能有一天乘興，出劍關去，作一次玉局之遊，他也就非常滿足了。

嶺南嶺北，往返七年，實在是非常不堪的行役，但是蘇軾今日回想，遷謫海外不過是一場噩夢；如夢一樣去了，像喝醉了酒，朦朦朧朧的又回來了。—— 濯足興波，征衣霧溼，即使驚起一群山雞，也不過使半巖花雨，紛紛自落而已。詩曰：

暫著南冠不到頭，卻隨北雁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

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遊。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裡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

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毿毿。

四、虔州

建中靖國元年（一一○一）元宵節前兩、三天，蘇氏一家人都到了虔州（今江西虔南縣）果然贛江水涸，不能通航，只得寄家於虔縣的水南，等待江漲。

虔守霍漢英（子侔）、監郡許朝奉（名不詳）邀宴於鬱孤臺。和詩中有「……揚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樓，老景無多日，歸心夢幾州。」這幾句話，正是蘇軾此時最大的心事。

他拖帶著三房子媳孫兒，飄泊道途，已經七、八個月了，幸而不必遠征湖南，但還決不定何處去做歸止，是風土美好的安徽舒州，還是「緣在東南」的常州或杭州，還是到河南許昌去與老弟同居，一直都還不能決定。

籌思再三，還是常州最便，因為有點田產在那地方，可以就田而活。又聽自虔守霍漢英說：常州東門外有一裴家的宅子要賣，便寫信託錢世雄派人去探問產價。書言：

已到虔州，二月十日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問，倘若果可居，為問其值幾何？度力所及，即逕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

蘇軾寓居水南，長日無事，每天都攜帶一個藥囊到郡城或山寮野市去，遇有病人，他就贈藥，並開藥方，教他如何調治。走過寺廟道觀，也必進去玩玩，好事者和僧道之流，預先探聽他行遊之所，就在該地設案，家上堆置佳紙和筆墨，每張紙尾寫上姓名，自己則拱立以待。蘇軾進來了，看到那個案子，笑笑，不問一句話，就抓起筆來隨意揮灑，將寫好的紙，隨手付與求者。看看剩下的紙，如還有很多，一時寫不完，就笑語大家道：

「天色晚了，紙還寫不盡，那個要寫齋名或佛偈的，請即告我。」

到他歸去時，人人都已有了滿足的收穫，歡躍而散 08 。

蘇軾很喜歡沐浴，海南苦無浴器，至以雞和馬自比，現在則可痛快淋漓的浴於寺觀了（宋代浴室為寺院專業）。他常往贛城東南的慈雲寺洗澡。慈雲長老明鑑，長得非常魁梧，很像世傳畫像中的慈恩菩薩，但叢林中人都推崇他是一個很有道行的和尚。蘇軾作〈戲贈虔州慈雲寺鑑老〉詩，則是泗州浴詩外的又一章：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窗間但見蠅鑽紙，門外唯聞佛放光。

遍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卻須重說圓通偈，千眼薰籠是法王。

蘇軾新從南華來，頭腦裡充滿了機智的禪門言語。在虔州寫詩，就很自然地借用禪語來表達他自己的心意，如〈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次韻陽行先〉、〈乞數珠南禪湜老〉先後四首等均是。後世的詩論家認為蘇軾這些禪語詩不是純詩，為蘇集中一大疵病，固然不錯，但如前舉那首「戲作」，自稱道人，明言借句，蘇軾也並不以禪門中人自居，卻很欣賞禪門超脫的了悟。靜觀窗前來去飛動的蒼蠅，衝著透明的窗紙，磕頭碰腦，只想鑽到明亮的窗外去，不知中間卻還隔著一重障礙。—— 冷眼觀照塵世裡多少徒然的人生，豈不就是鑽紙的飛蠅，蘇軾不得不致其無限的憫憐。

研究陰陽五行生剋之理的術數，盛行於唐宋。唐朝的李虛中是星命學的始祖，至宋朝，陳希夷創紫微斗數，徐居易創子平術，邵康節創河洛理數（即鐵板神數），這些人胸羅星斗，明徹內外，所謂吉凶趨避，實意則在勸人「盈者知所足，進者知所止」，使人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不失「易」的本旨，不能純以迷信目之。

虔州有個術士謝晉臣，算命很有名，蘇軾也去訪他。蘇軾一向以為自己的生辰八字與韓愈相似，韓是身宮落在斗牛間，蘇是命宮宿直於此。吉凶晦吝，到底有何分別，要託他從頭到尾逐年細算一番。贈以一詩：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

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為算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時。

蘇軾生於宋景祐三（一○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干支是：丙子、辛丑、癸亥、乙卯，照命理推論：「時落卯時，命宮磨蠍，主所至多被謗誣。」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說：「丙子（年）癸亥（月），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

輯蘇詩編注集成，而深諳命理的王文誥說：「日主癸乘北垣，年月丙辛真化，秉天地正氣，不納濁流，此性剛多忤也。至於文章經濟，皆攄泄於乙卯之時。」

依五行論命，生剋化合，有一定的界說，不能隨便解釋的，則人之秉性、品格、才能與禍福，莫非竟是生來即已命定，真是不可思議。

蘇軾北歸，有人問他遷謫中艱苦如何？蘇軾說：這是骨相招來的災難，少年初到京師時，有個看相的人說：「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他日文章雖當名世，但有遷徙不測之禍。」蘇軾眼形秀挺，炯炯有光，即使在畫像中也還看得出來，「配軍頭」者，犯人被斷「配」而隸軍籍，審諸東坡一生的命運，術者所言不虛 09 。

上了年紀的人，都好懷舊，關念故人的後輩，但於這些年輕一代人的身上，則又不免產生生死存亡的悲戚。

老蘇生前，曾遊虔州，所以蘇軾到此，就很留心探訪他父親交往的遺跡。久知此地有個鍾斐（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對老蘇甚是敬重，現在當已下世。但卻訪得他的三個兒子都在，見面時「相持而泣」，為作〈鍾子翼哀詞〉。

與畫家宋子房（漢傑）重遇於贛州。談起四十年前，蘇軾初仕鳳翔，而他的父親宋選正做鳳翔太守，對他非常照顧，蘇軾感念於心，則曰：

……話及疇昔，良復慨然，四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俯仰百變，無足怪者。……（〈與宋漢傑書〉）

故人孫立節（介夫）之子，遠道來謁，為作〈剛說〉。世人都說「剛者易折」，蘇軾說：「折不折，是天命，作此說者，只是患得患失之徒。」生氣依然凜凜如昔。

在南華寺，蘇堅因為他的兒子生病，所以先走。現在來信說，蘇庠的病已經好了，並且把他的新作寄給蘇軾看。蘇軾見過養直，印象很深，讀了他這篇「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櫂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的詩，大喜道：「若將此篇置於《太白集》中，誰復疑其不是，不知是乃吾宗養直所作之〈清江曲〉。」蘇軾固好獎掖後進，時復不免過譽，但於蘇庠，竟是慧眼特識，養直後來果為南宋的一大名士—— 隱逸詩人後湖居士。

當蘇軾到虔未久，即建中靖國元年之正月十四日，先已手書還政的向太后，忽崩於慈政殿。她是宋代三賢后之一，惜乎得年只有五十六歲。向太后之崩逝，使左相韓忠彥突然失卻支持，右相曾布乘此開始跋扈起來，不像以前那樣恭順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隨後就發生曾布專政，紹述之說重熾的變局。

在章惇絕對報復政策下，被流竄南荒諸人中，處分最重的，一是蘇軾，一是劉安世（器之）。

劉安世三貶而至英州，章惇、蔡京又起同文館獄，再徙梅州，幾已遍歷宋代甲令所載每一遠惡州郡，而且兩次陰謀刺殺，都未成功。至劉貴妃被立為后，章惇、蔡卞又提出宮內向外間尋覓乳媼那重舊案，詔令孫鼛將劉安世收囚在檻車裡，命他親自押赴京師。行未數驛，哲宗崩，徽宗即位，赦至而還。

這兩個命不該絕的同難者，放還也在最後，所以，此時遂能相遇到虔州。

蘇、劉二人，政治上不是同道，私人關條上也算不得是朋友，元祐初曾在中書省共事，但是兩人處事態度不同，蘇軾很不喜歡他，罵他「把上」（鄉下佬）。

然而，時過境遷，現在他們同是北歸的異鄉人，虔州邂逅，便成了很好的旅伴。

同時，原任虔守的霍漢英，奉調赴太和聽命，江公著（晦叔）來代。公著與蘇軾在杭州同官時，以好茶出名，器之酒量甚豪，但自南遷，為避瘴毒，就全家戒酒。因此，軾作〈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詩，一聯是「歸來又見顛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

寒食節，與器之同遊南塔寺寂照堂。器之甚好談禪，但不喜歡遊山。山中新筍出土，蘇軾想上山吃筍，怕他不肯同去，騙說邀他同參玉版和尚，器之聽說有禪可參，欣然從行。到了光孝寺的廉泉，先坐下來燒筍共食。

器之覺得筍味鮮美，便問：「此何名？」蘇軾答曰：「名玉版。此老僧善說法，要令人得禪悅之味。」

器之這才恍然大悟是被蘇軾騙了。蘇軾大為高興，全用禪語作詩曰 10 ：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

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三月中旬，始聞章惇被貶雷州司戶參軍的消息，蘇軾為之驚嘆累日。他怕被人誤會，自然不能直接往慰他的家屬，雖然惇子章援還是他的門生。想到黃籜的母親是章惇的胞姊，所以立刻寫寄〈與黃師是書〉：

子厚得雷，聞之驚嘆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聞譬太夫人也。

章惇到了雷州，第一件事，立刻要找個住處，但卻遭到報應，當地百姓說：

「從前蘇（軾）公到這見來，租住民屋，為章丞相幾乎破了我們的家。現在概不租售。」 11

蘇軾於正月元宵節前到虔州，寄寓水南，等候贛江漲水通航，本地雇不到船，又只好訪人到外縣市去找。二月底邊，與蘇堅書說：「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 他的「河魚之疾」，沒再說起，大約經過休息、治療，已經好了。

再繼續等了快一個月，外雇的船才到，蘇氏一家人便於三月二十四日、五日間，與劉器之同發虔州，他們在此羈留則已七十餘日。

蘇軾將離虔州，有〈次韻江晦叔二首〉之作，其一云：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蘇軾歷劫歸來，最大的慶幸，是他平生一片剛直的孤忠，而今大白於世，一切誣衊和猜忌的浮雲已經吹散，則天上一輪孤月，也當為人所共見的了。

稱此詩「語意高妙」者很多，究竟只能看到有限的「文學的東坡」。王應麟經術湛深，是個學者，所以能跳出辭章之外，看得蘇軾自明心志的大處，將「歷史的蘇軾」，舉與司馬光並論。《困學紀聞》曰：

「更無柳絮隨風舞，唯有葵花向日傾。—— 見司馬玄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見東坡玄之心。」又云：「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開船當天夜間，江水大漲，贛石三百里之險，一夕盡沒，第二天，就到了廬陵。謝舉廉來見，蘇軾高興地對他道：「舟行江漲，遂不知有贛石，此吾龍光詩讖也。」

蓋指：「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句 12 。

此行與劉器之並船前進，甚不寂寞。蘇軾佩服器之歷劫不磨，臨危不亂的精神力量，稱之曰：「鐵人」；器之則對人道：「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矣。」 13

五、歸程何處是

建中靖國元年（一一○一）四月，過豫章（江西南昌），停舟吳城山下，禱於順濟王廟。南昌太守葉祖洽問曰：

「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

蘇軾答曰：「途中見章子厚（惇），我就回頭了。」 14

孔平仲轉到蘇轍家書，邀他全家到許昌去同居，彼此有個照顧，但是蘇軾總覺得老弟的境況，已經非常困乏，自己這偌大家口，不便再去增加他的負擔，所以躊躇不決。安徽舒州，不盡理想，他已決定放棄，今後只在常州和許昌兩地中，擇一定居。

九江天慶觀道士胡洞微來南昌相迎，又再度邂逅劉安世，於是三人結伴同上廬山。重遊棲賢寺、三峽橋，再至開先寺漱玉亭。蘇軾前次來遊，時在元豐七年（一○八四）四月，至今建中靖國元年（一一○一）的四月，相距已經整整十七年了，作〈與胡道師帖〉，感嘆不已：

再過廬阜，俯仰十有八年（虛數），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

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如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前矣。

遊罷下山，往訪世交劉羲仲（壯輿）於是是堂。

劉氏是有宋一代的史學世家。祖父劉渙，字凝之，蘇軾為撰〈屯田哀辭〉者。剛介不能諧俗，很早退休，結廬隱居山下者，達三十年。父劉恕，字道原，博通群史，著作等身；叔父劉格，字道純。蘇軾上次從黃州來遊，是他陪同上山的，現在似乎都已不在了。

羲仲謹守家學，也是參與司馬光同編《資治通鑑》的人。蘇軾見到他，就想起十八年前在金陵時，王荊公建議他來重修《三國志》，他即推薦劉恕（道原）來做，現在便對劉恕的兒子羲仲重提舊事道：

「《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你父親（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羲仲說：「端明曷不為之？」蘇軾說：「某雖工於語言，修史卻不是當行家。……某老矣，今以付壯輿。」 15

然而劉家三世清貧，無人供養薪水，必然無法獨力完成這一鉅大的工作。

舟中苦熱，蘇軾夜聞貪了涼，晨起頭痛畏風，只好在舟中，為羲仲寫他祖父劉渙的墓表，讀羲仲自編的文集。

隨胡道士同至九江，看他十八年前託胡代養的慈湖菖蒲。然後就再前行，十六日過湖口，念念不忘湖口李正臣家的壺中九華石，特地往訪，則已被別人捷足先得以去，非常悵惜，作詩有「尤物已隨清夢斷，真形猶在畫圖中。」

舟發皖江，途徑舒州，蘇軾因已不再考慮居此，所以也未停留，但聞熱中官祿，不惜變節投靠章惇的林希，已經死於舒州任上，覺得這樣做人，真是何苦，後來與老弟函中，順便提及此事道：

……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得幾何，遺臭無窮，哀哉！哀哉！ 16

到達當塗，詩友郭祥正來迎。蘇軾在惠州時，祥正看到一幅軾作〈雪雀圖〉，寄詩來說：「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後來聽到蘇軾北歸的喜訊，又用前韻寄詩曰：「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卻尋雲跡帖天飛。」蘇軾答詩兩首，但說海北天南，一樣是「歸」，而今只自後悔從前不肯「卑飛」，否則便無種種煩惱。二詩今錄其一：

早知腐朽即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五月初一日到金陵。蘇軾南遷之初，曾來崇因禪院禮拜長老宗襲所造觀世音像，當時曾許願心：「吾北歸，當復過此，必為作頌。」

所以，這次還至金陵，獨在崇因院禮拜還願，作〈觀音頌〉。

得錢世雄來書，說已代他借到常州顧塘橋孫氏的房屋，復書稱謝曰：「示諭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為多謝上元令侄，行見之矣。裴家宅子果何如？」照這信上看，蘇軾還在問起裴家宅，可見仍想在常買屋，作久居之計 17 。

同時，與黃寔書，說明他之不去許昌與蘇轍同住的原因如次：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憫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毘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正為報此事，乞早與達之。

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為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

有詩錄呈：簾捲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

一笑，一笑！某再拜 18 。

蘇軾所錄此詩，徹底透露他北歸之日的心境。

人生孤露，塵埃風葉之擾，誰都不能避免，居其室時，固然不能不掃，但如一枕黑甜，目無塵葉，豈不最為清淨。……充分表現一個老人的衰倦。

許昌，是京畿的鄰邑，塵埃蔽天，不容安睡，蘇軾原不敢去。

但是，蘇轍不肯，一再託王原、孔平仲、李之儀等人來勸，蘇軾終於不忍違拂弟弟這番情意，硬了頭皮，答應下來。

於是，預定行程自淮泗上溯汴河，至陳留登岸，陸行至許。

次子蘇迨的妻兒，還在宜興，所以先命邁、迨二人去那裡把她們接到儀真來會合；蘇軾手頭甚為拮据，宜興尚有點田產，也須去變點現錢出來使用。

其實，作書與李之儀云：「得子由書，已決歸許下矣。但須至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刷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

親戚程之元（德孺）時任浙西路漕司，蘇軾託他派一隻坐船在常州等邁等到時乘來。並且託他買杭州程奕筆一百支，越州紙二千幅。

船須挽縴而行，挽工甚不易找，又函託任淮南路監司的黃寔，代雇四舟所需，每舟五人的挽牽伕役。

皖江途中，曾接門生廖正一專差來書，復曰：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故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幸，寧復戚戚於既往哉。……

廖正一被呂溫卿陷害，至今尚在廢暗中，扎尾又再殿以慰語曰：「為民除穢，以至蠆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

門生李廌來書，答曰：

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飄然一布衣，亦幾不免，純父（范祖禹）、少游（秦觀）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

蘇軾先已與程之元、錢世雄約於金山會唔，所以，趁這段時聞，前往金山一行。

程錢也都遵約到了，相與同登妙高臺。

金山寺中，原先留有李公麟所繪蘇軾畫像，此時自題一詩於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19 。

蘇軾原來只等人船到齊，就搬挈全家往河南許昌，去與弟轍同住，幾已可以實現四十年前懷遠驛「風雨對床」的舊夢了，不料汴京朝局，忽又大變，僅有一點微末的想望，頓時又被砸得粉碎。

韓忠彥為相，與曾布交惡，向太后崩，忠彥失了靠山，曾布就開始活躍起來了。

曾布為山陵使，就在陵上祕密授意御史中丞趙挺之，要他發動紹述之說，排擊元祐臣僚，挺之當然大大賣力。曾布乘時引進許多幫手，安置在輔佐、侍從、臺諫的地位上，羽翼將成，先除障礙，對若干忠鯁之士，如言官任伯雨、江公望、陳祐等反對紹述和邪正雜進政策的人，次第皆遭罷黜。忠彥雖為首相，而實權暗自潛移，數月之後，就會變成「曾布專政」的局面。

春夏之間，正是紹述之說初興，朝廷內外，一片紛爭擾攘，動盪不寧的時候。蘇軾在金山聽到這個變局的消息，頓生警惕。因為曾布是個什麼角色，蘇軾與他相知甚久，心裡非常清楚，何況又濟之以趙挺之的姦詐。韓忠彥，典型的貴族子弟，做事沒有魄力，也不會運用權術，絕對不是曾布這幫人的對手，政局未來的走勢，在蘇軾敏銳的觀察力中，洞若觀火。

天下任何地方去得，總不能投身到火場的鄰屋去。蘇軾立刻懸崖勒馬，打消前往許昌的計劃，託黃寔轉交〈與子由書〉云：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賚來二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凡幾變矣，遭值如此，可嘆可笑！

兄近已決計從弟之言，同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並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絕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眾。北行漸近，絕不靜耳。）

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絕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

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乎！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為省力避害也。

候到定疊一兩月，遣邁去注官，迨去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

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可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

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臭無窮，哀哉！

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

千萬勿相念，保愛、保愛。今託師是致此書。

書中所言：「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眾。」傳聞確非虛語，如董敦逸再為御史，復欲彈劾蘇軾兄弟，幸經常安民制止，而安民自己，後被敦逸指為「主元祐黨」，謫監鹽酒務。

關於八郎婦葬地事。八郎乃蘇遠，其嫡配為黃寔之女，病歿。蘇轍有田地於汝州郟城縣，擬在其地闢為蘇家墓園，先葬遠婦於此，來信徵求兄長的意見，蘇軾並不重視身後葬地這類俗事，一言遂決。所以，他後來也即葬於郟城。

六、染疾

既至儀真，泊船於東海亭下，蘇軾一家人即以舟為家。

時為五月下旬，江南氣候已經非常炎熱。白晝驕陽當頂，僅賴一片竹製船篷，如何遮擋得住強烈的日曬；入夜，水面上的暑氣蒸發出來，薰蒸鬱悶，挾帶潮溼，比白天還要熱得難耐，所以軾與人書中說：「一家長幼，多因中暑而臥病。」

儀真白沙有一東園，廣約百畝，流水橫於園前，園內有荷池亭臺，畫舫堂屋等建置，花樹密茂，水木清華，為公家營建的一大勝處。蘇軾白天就經常去東園逃避舟艙中的酷熱。

六月初一日，在儀真辦西山書院的米芾，得到蘇軾已至的消息，立刻趕到東園來求見，蘇軾喜故人之至，頭戴白氎 小冠，風度飄飄如仙，出來延見。

軾已絕口不談時事，只說些在羅浮曾見赤猿這類「海外奇談」。芾作挽詩所謂：「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萬里歸，口不談時經噩夢，心已懷蜀俟秋衣。」者是。翌日，又與米芾同去西山，到他的西山書院遊覽。芾將自己珍藏的太宗草聖帖、晉謝安帖兩帙，交給蘇軾，求為作跋。

真州太守傅質邀同程之元設宴為蘇餞行。宴罷，與之元同歸，函招米芾也來參加舟中夜話。之元舉贈紋銀二百兩，說是與之才、之邵兄弟三人所同餽，聊助資斧，蘇軾不受，等他去後，作書寄弟說：「程德孺言弟出銀二百星相借，兄度手下，尚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

時已進入六月盛暑，酷熱不堪，蘇軾原在儀真置有幾間市屋，備以收租餬口，現在缺錢使用，要想變賣，逗留於此，即是為的這事。

舟中熱不能耐，入夜蒸鬱更甚，蘇軾無法成眠，每夜都坐在露天裡過，以為「海外久無此熱，殆不堪懷，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與米元章書〉中語）

不但通宵露坐，而且為要解熱，喝了太多的冷飲。像這樣暑熱襲於體外，冷飲侵入體內，加以夜不得眠，形神交瘁，如何能久，六月初三的午夜，他就突然猛瀉起來，一直瀉到天亮，疲憊不堪。喝了一碗黃蓍煮粥，才覺得稍稍好過一些。

米芾約於明日餐聚，同時送來四枚古印，請他鑑賞，蘇軾躺在枕上賞玩甚久，復請稍緩餐敘的日子，待他病癒或於下場雨後舉行最好。

就在這天，忽然瘴毒大作，繼又猛瀉不止，米芾親來望病，蘇軾還在枕上作書與他道：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

今真見之矣，餘無足言者。

這時候，邁、迨二人，已去宜興，身邊仍是只有幼子過在，日夜扶持照看，寸步不離。

自此，胸膈作脹，飲食不進，通夜不能成眠，只好端坐榻上餵蚊子，〈與米元章書〉：「某食則脹，不食則羸，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

次日，午睡方起，聽說米芾冒著大熱天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去，心裡很感動，記以一詩：

一枕清風值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這樣折騰了兩天，人便困乏不堪，病倒在床上了。

這條河水，汙濁不流，大太陽整日熏蒸，艙中空氣惡濁，毒熱難當。蘇軾叫船家將船撐過通濟亭，泊於閘門外，希望能稍清快。米芾託寫兩帖題跋，一時無法下竿，而這兩本帖子，米芾寶愛得性命以之，蘇軾怕有失誤，派人先送還與他，附書曰：「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宗草聖及謝（安）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且馳納，竢少癒也。河水汙獨不流，熏蒸成病，今日當遷過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只就活水快風，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這樣過了兩天，病情一點也沒有輕減。蘇軾為書囑弟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墓誌）。」

蘇轍接讀此函，哭道：「小子忍銘吾兄！」

過子侍於病榻前，讀米芾所作〈寶月觀賦〉給他聽，誦聲琅琅，蘇軾聽未及半，從榻上一躍而起，作書與元章說：

兩日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水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

兒子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蘇軾得病至此，幾已一週，身體已甚衰弱，但一聽得後輩的好文字，就興奮得要從病床上跳起來，力疾作書讚譽，許以「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讚說。」這種精神，無愧為歐陽文忠的門生，得之於歐陽的提挈，加倍還諸於再一代的後學。

至六月十一日，病苦略減，勉強可以扶杖而行，心情也就較為開朗。米芾受地方政府推薦，即將計偕晉京，特來辭行，告別時，蘇軾堅欲從床上起來，親自送別於閘屋之下。

十二日從儀真出發，渡江過鎮江，潤州太守王承議來迎，謝未登岸。至京口，外甥柳閎來，念及堂妹小二娘與堂妹婿柳仲遠的先後喪亡，不禁大慟。

小二娘是蘇渙的幼女，與軾、轍是同祖的嫡堂兄妹。嫁潤州柳瑾（子玉）之子仲遠。子玉是蘇軾為杭州簽判時的忘年交，情誼甚厚。

小二娘病逝於紹聖二年四月，其時仲遠在做定州簽判，小二娘亦隨夫在任。蘇軾在惠州，接到仲遠寄來的訃報，已是百日之後，蘇軾為文遙祭，情辭十分淒切。如言：「宮傅（蘇序）之孫，十有六人，契闊死生，四人僅存。」四人者，軾、轍兄弟、留在故鄉的蘇子安和嫁在外省的小二娘，四個親骨肉，現在則又喪失其一，親枝凋零，不勝哀悼，如祭文言：「萬里海涯，百日訃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

柳家世居潤州，蘇軾北還至此，仲遠也已故世，夫婦之墓在此。蘇軾堅欲支撐起來，親自帶了外甥柳閎及邁、迨二子，同到墓地弔奠，祭文有曰：「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壞咫尺。」—— 這是最使老人痛苦的家族近親凋落的悲哀，何況他自己又在病中。

歸隱京口的前相蘇頌（子容），已是八二高齡，適於是時逝世。

嘉祐年間，老蘇在京師，與蘇頌交好，兩人認了本家，即所謂「宗盟」是也。蘇軾在朝，熙寧初，從蘇頌於文德殿下，他是三舍人之冠；元祐時期，奉職邇英閣前，頌又為五學士之首，都是同列中的前輩，頗受照拂。所以一聽到蘇頌的訃報，感念曩昔，傷悼萬分。一面命過代自己前往弔唁，一面當作族中長輩之喪一樣，召僧在寺追薦，還要自作功德疏，以表誠敬，但已寫不終篇。

翌日，子容丞相的外孫李敒 帶了他的孫子前來謝弔，當時他們看到蘇軾側臥床上，面朝裡床，嗚噎涕泣，不能起身 20 。

徽宗朝，改元「建中靖國」，不論曾布之類如何活動恢復「紹述」，但是韓忠彥尚在，表面上總還是「兩用」的局面，所以蘇軾還至江南，非常引人注目，而大江南北的老百姓，又都以當年期待司馬光的輿情，希望朝廷能夠用他為相。

這種輿情，化為傳言，外間就盛行蘇軾即將入相的傳聞。真州太守傅質最先問起此事，蘇軾誠惶誠恐的答道：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然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

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這還在初起病時，其後，病日益重，而謠言的散布亦日益遠。

章惇已經貶往雷州，他的兒子章援因要安頓家眷，不能隨行，現在方從浙東來到京口。

他也聽到了蘇軾即將入相的傳聞，並且知道這位萬里南歸的座師，也在京口，只是內心愧恧，不敢求見。

章惇兩個兒子—— 章援、章持，都是元祐初蘇軾知貢舉時所錄取的門生。照當時禮俗，門生之於座師，銜一日之恩，便該終生敬禮不衰，無奈蘇、章兩家，政治立場發生歧異，而章援在京，為幫他父親起復，日夕奔走於時相劉摯之門，與摯子劉斯立交往密切，故於師門，似乎早已斷絕往來，至於今日。

章援深信蘇軾在天下人熱切想望之下，朝廷順應輿情，定會拜相。他明白父親過去種種作為，非常恐懼萬一蘇軾入相後，回手報復，如何得了。自己對這座師，敬禮久廢，現在又將以何面貌，前往謁見？再三籌思，還是不敢造次，寫呈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長函，具錄如次：

援惶恐再拜端明尚書臺座：

援伏聞旌斾還自南越，揚舲江海，躡履嶺嶠，執事者良苦，數歲以來，艱險備生，殆昔人之所未嘗，非天將降大任者，豈易堪此。竊維達人大觀，俯仰陳跡，無復可言，不審即日尊體動止何似？

伏念援離遠門牆，於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聞車馬之音，當歡欣鼓舞，迎勞行色，以致援積年慕戀、引領舉足、崎嶇盼望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親重被罪，憂深慮切，忘寢與食，始聞後命，方在浙東，即欲便道省覲，又顧幼稚須攜挈致之，今暫抵此，治任裹糧，旦暮遠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儕於眾人，宜其所以未獲進見者。援於門下，豈敢用此為解，「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是為有罪，況乎不克見者乎！逡巡猶豫，事為老親，固當審慮耳。

邇者，聞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書進陪國論，今也使某不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尚書固聖之蓍龜，竊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

南海之濱，下潦上霧，毒氣薰蒸，執事者親所經歷，於今回想，必當可畏，老親以益高之年，齒髮尤衰，涉乎此境，豈不惴惴。但念老親性疏豁，不護短，內省過咎，仰戴上恩，庶有以自寬，節飲食，親藥物，粗可僥倖歲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沾滯之情，悴於胸次，憂思鬱結，易以傷氣，加以瘴厲，則朝夕幾殆，何可忍言，況復為淹久計哉。每慮及此，肝膽摧落，是以不勝犬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覬幸聖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發不虞之詔，稍弛罪罟，尚得束歸田里，保養垂年，此賤微之禱，悲傷涕泣，斯須顛沛不能忘也。

儻聞焉而執事者以為未然，使援也將何以為懷，試不若匍匐而徙，自磨幾之為愈也。

儻以為可覬也，固愚情所欲聞，然而旬數之間，尚書奉尺一還朝廷，登廊廟，地親責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見，可以遠跡避嫌，杜讒慝之機，思患而預防之為善也。若乃世故多端，紛紜轇轕，雖彌日信宿，未可盡剖，勃鞮所謂君其知之矣，寧須多言！

獨恨九年之間，學不益博，文不益進，以此負門下，然古人有聞之而不言，能之而不為，存之而不論者，竊當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請候他日，仰叩緒論，不勝拳拳之情，敢言之執事者，伏祈裁幸。

伏暑異甚，伏望保護寢興，萬萬珍重不宣。

援惶恐再拜 21 。

蘇軾讀完這封長信，一面回頭對蘇過讚道：「這文字，司馬子長之流也！」心裡則非常同情章家父子的遭遇。一點也不想到章惇百計陷害的惡毒，也不在意章援對於師門的忽視，仍然認他們一個是多年的老友，一個是得意的門生，立即叫人鋪紙磨墨，扶病起床，親筆寫復信道：

軾頓首致平學士：

軾自儀真得暑毒，困臥如昏醉中，到京日，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書乃漸醒悟，伏讀來教，感嘆不已。

軾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唯論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復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安此行為幸。

海康風土不甚寒，寒熱皆適中，船到時日，方物皆有，若昆仲先於蘭客川廣舟中準備密當，要用藥若干，去自治之，餘亦可及鄰里鄉黨之相知者。內外丹備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之故也，今茲閒放，正宜成此，然可用內養丹，切不可服外物也。

某在海外，曾作續養生論一首，甚願寫寄，病困未能，到毘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

又現今病狀，死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即先飽，今且歸毘陵，自欺「此我里」，庶幾且少休不即死。

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軾頓首

致平學士閒下。　六月十四日

這封書信的親筆真蹟，至章惇的孫子章洽教授手上，還世襲珍藏著，時以出示賓客，又說：此書紙背，蘇還寫一白朮方，當然也是衷誠介紹章惇服用的。其實這就非常好笑，章惇掌握政權時，非欲置蘇軾於死地不可，而蘇軾北還，見章惇謫雷，卻勸他養丹儲藥以養生。同是圓顱方趾的人，用心之不同有如此。

七、逝世

六月十五日，坐船循運河航赴常州。蘇軾這幾日，體氣已稍恢復，蘇頌的外孫李敒 從河岸看到他，頭戴小冠，身披一件半臂（背心），坐在船艙裡。運河兩岸擠滿了當地老百姓，希望一瞻這位大名士的風采，蘇軾顧謂坐客道：「莫看殺軾否！」 22

船到奔牛埭，錢世雄等在那裡迎接。蘇軾獨自臥在榻上，慢慢坐起身來。對世雄道：

「萬里生還，不料要以後事託你了。只是我與子由，自從貶往海南，就不得再見一面，倘若從此永訣，此痛難堪，其餘都無所謂。」

停了好一陣子，舒過一口氣來後，續道：

「我前在海外，寫得《易》、《書》、《論語》三部書稿，今天想要全部託付給你，希望不要拿給別人看，三十年後，會有知者。」

語畢，取出一隻篋子，要打開來，卻找不到鑰匙。錢世雄說：「某現今才得機會隨侍先生，不會馬上就要談到這個。」 23

船到常州，蘇軾等就直接遷入顧塘橋的孫宅住了。

蘇軾遂於這個月內，上表請老（退休），朝廷准以本官致仕。此時，參寥已經回到西湖智果院，派專人前來問安，蘇軾作答書中提到請求致仕的原因。如言：

某病甚，幾不相見，兩日乃微有生意。

書中旨意，一一領，但不能多書歷答也。

見知識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其他不恤也。

錢世雄每天都來，來則陪他在病榻邊聊天，聽他慨然追論往事，談談以往的人物，或則檢出嶺外幾年間的詩文稿來給他看。蘇軾說得高興，時發一笑，世雄覺得他笑時「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 24

七月盛暑，當地久旱不雨，蘇軾命家人檢出一幅黃筌畫的龍，掛在中堂，他每夜親自上香禱雨。這是他做州郡官時的習慣，現雖致仕家居，且在病中，亦不改關心大眾生活的誠心。蘇家舊藏的一些畫件，多年未加整理，也趁此夏日，叫人拿出來，在陽光裡晾曝，自己也還能出來略略檢點。

親友們任何饋贈，蘇軾一概不收，只有錢世雄送的「和飲子」與「蒸作」（飲料與點心），都欣然接受了，但作謝片說：「切望止此而已。」

世雄如有一天未來，則派人去催請。來了，就以談笑為樂。七月十二那天，精神更好一點，有起床來寫寫字的興趣，就為世雄寫了一幅惠州所作〈江月五詩〉；第二天，又為在惠州時寄世雄的〈小字桂酒頌〉寫了題跋。

自從初五日起，至十三日這一週間，蘇軾病況日見輕減，精神顯得恢復不少，但至十四日病情忽然轉劇，夜發高燒，十五日熱毒大作，蘇軾停服一切藥物，只以參苓湯代茶。〈與錢濟明書〉云：

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殆曉乃止，困憊之甚。

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

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

國人論醫療，有「不藥為中醫」之說，蘇軾所用方法，就是停止服食「治」病的藥物，只飲參苓湯—— 人參主安精神，定魂魄，開心益智；茯苓安神；麥門冬疏導心腹結氣，暖胃。意在培養元氣，以身體自己的抵抗力來「卻」病。

病象顯示，蘇軾患的是痢疾，用這個「不藥為中醫」的辦法，來對付細菌性的傳染病—— 阿米巴痢疾，將歸失散，幾乎是必然的命運。何況這一年來，全在長途跋涉中生活，歷盡嚴寒酷暑，雨露風霜的摧殘，體力本已十分虧損，真州再度中暑，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齒間出血之日，忽又氣逆上衝，日夜只好倚坐床頭，不能平臥。陸元光將自用的一塊「嬾版」送來供蘇軾臥用，嬾版即古之「交床」，縱橫三尺，墊在背後，覺得舒服多了。

後來他就是靠在這塊「嬾版」上過世的 25 。

錢世雄眼看這病幾已無藥可治，瀕臨絕望的情急中，弄來一服「神藥」勸他服用。蘇軾說：「神藥理貫幽明，未可輕議。」但卻不吃。

陳輔之來候病，兒子們不敢通報，蘇軾聽到了，叫他們趕快追上去請他回來，相與道故。

蘇軾自知不起，十八日把三個兒子都叫到病榻邊來，對他們說道：「吾生無惡，死必不墜（地獄）。」又曰：「至時，慎毋哭泣，讓我坦然化去。」這和蘇格拉底臨命前所說：「我要安靜地離開人世，請忍耐、鎮靜。」完全是同樣的口吻。

至二十一日，自覺稍有生氣，命迨、過二子來扶他起床，試行數步。

二十三日，睡醒過來，看到徑山寺長老維琳的名刺，知他冒暑遠來探病，驚嘆久之，備書邀他晚上來對榻臥談：

某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頹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

適睡覺，忽見刺字，驚嘆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此來眠食何似？

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否？晚涼更一訪。憊甚。

二十五日疾革，又手書與維琳道別：

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唯為佛為法為眾生自重。

蘇軾作此書時，雖已自知不起，但他心裡非常平靜，覺得一個人，怎麼樣個死都無所謂，重要者是活著的時候，究竟是怎麼個活法，此即莊子所說的「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蘇軾一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且已竭盡一切，善事其生，所以今日，他能坦然寫道：「死生亦細故耳！」

維琳是蘇軾帥杭州時，聘來主持徑山寺的長老，至今已歷十年。蘇軾再貶海南的消息傳到東南時，很多浙僧每日為他祈禱佛祖保佑，無恙早還，維琳是其中之一。

二十六日，維琳來對蘇軾說偈曰：

扁舟駕蘭陵，目換舊風物，君家有天人，雌雄維摩詰。

我口答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偈相答，露柱皆笑出 26 。

蘇軾神志清明，口答一偈：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 27 ，一日一千偈，電往那能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

維琳不懂「神咒」的典故，蘇軾說話似已不甚俐落，故索筆書曰：「昔鳩摩羅什病急，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後二日屬纊。」—— 這三十一字，是蘇軾一生中的絕筆 28 。

二十七日，病況更加惡化，上體熱燥，下身寒冷，時有氣息不支的現象 29 。

二十八日，臨危，聽覺先失，然而神明絲毫不亂，維琳在他耳邊大聲道：

「端明勿忘西方。」

「西方不是沒有，但箇裡著力不得。」蘇軾回答。錢世雄在旁，也湊近耳畔大聲道：

「至此更須著力。」

蘇軾答曰：「著力即差！」 30

世雄還要再問：「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

軾曰：「此語亦不受。」 31

邁趨前問後事，不答。

蘇軾遂此湛然而逝。時為建中靖國元年（公元一一○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三子—— 邁、迨、過，六孫—— 大房的簞（楚老）、符（仲虎），二房的箕、筌、籌（其中一個乳名叫普兒，一個叫淮德。）三房當時還只有一子，曰籥，都在寢前送終，承衾痛哭，遵禮盛斂。

明年，改元崇寧，閏六月二十日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嵩陽之峨嵋山，即今河南省之郟縣。

蘇家祖塋，原在眉縣老泉山。關山阻隔，路途遙遠，勢已不能歸葬。蘇轍買田臨汝，子孫安居許昌，幾已不作他遷之想，所以生前兄弟計議已定，在郟城縣自有地上闢設一個流寓在外的蘇氏族墓，墓地有山，名日峨嵋，亦是巧合，所以蘇轍迎柩文說：「地雖郟鄏，山曰峨嵋，天實命之，豈人也哉！」

蘇軾繼室同安郡君王氏的靈柩，自始即厝於京師道院，至今已歷九年。此時，邁等先赴郟城營墓，然後回到常州奉喪；蘇轍先期已將亡嫂的靈櫬，自京師遷至墓地附近的精舍等待，然後夫婦合葬於此，也是遵照蘇軾生前的遺意辦理的。

蘇轍遵遺命撰墓誌銘。

蘇軾最後的仕歷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謫後，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墓誌說：「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 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

著作有：《易傳》九卷、《書傳》十三卷、《論語說》五卷、《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

八、浩氣不亡

蘇軾生命中，天賦一腔邁往之氣，一副熱烈心腸，再經後天儒學者的嚴格訓練，兩者統合起來，成就為一個抱負非凡、才氣縱橫的知識分子，他那胸襟浩蕩而正氣凜然的人格，隨時隨地發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們的眼前。

人世從無一個完美無缺的社會，所以需要正直而勇敢的批評，帶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

作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必有勇氣為天下先，擔起這份艱危的職責。他們必須特立獨行，不為世俗所蔽，不與現實妥協，勇於撻伐社會中現存的成見、迷信和一切腐舊的功利思想，更須奮不顧身，向已經建立起來的權威挑戰。

所以，如無這種使命感，而且樂與世俗同化，追求物質或感官享受，心有畏懼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真正的知識分子，必具強烈的正義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權勢低頭，只對自己的思想見解負責。要說的話，就痛痛快快說出來，要哭要笑就大聲哭笑，他們是觀念的行動人物，所以從來不屑瞻顧，更不稍自掩飾鋒芒。

然而，總是披著虛偽外衣的現實社會，怎能容忍如此認真的異端存在，尤其是最現實的政治社會，更不能聽任一個異端的言論散布四方，動搖權勢的架構。

蘇軾一生，幾與禍患相終始，其故即在於此。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化大帝國，蘇軾生在這個知識廣被推重，文化達到巔峰的時代，故能以生長於西南偏鄙之地的一個草野青年，一入京朝，立即嶄露頭角；但是宋代的文化雖已爛熟，而士大夫所操持的現實政治，卻並不理想，使一個原想出山來「求為世用」的「鳳凰」，成了被人人厭惡的「烏鴉」。

蘇軾從政以來，與實際政治的當權人物，幾乎沒有一個不曾發生過衝突。王安石、呂惠卿當權時，他是反對新法的尖兵；司馬光作相，本是互相尊重的同道，但只為了差免役問題發生爭論，幾乎要遭排斥。不過王荊公和司馬溫公，都還是各有政治原則的偉大人物，及至劉摯為相時代，大家只為權勢利祿自謀，他之發動臺諫，圍剿蘇軾，只是怕他奪位而已，蘇軾對此只有一片「破琴之夢」中的悲憫而已。

烏鴉的偉大，在於他有與權力社會對立的勇氣與決心，一則得之於知識力量的支持，二則出於「雖千萬人吾往矣！」那份天賦的豪氣，這兩種氣質合起來，造成他「薄富貴，藐生死」的大丈夫氣概。這氣概，雖然使他擁有至高無上的精神財產，然而，自古以來，幸福和偉大，常不兩得，自由與安全，亦無法兩全，蘇軾之必須成為悲劇人物，幾乎是必然的命運，但他也和蘇格拉底一樣：「果是天意如此，我很樂意接受。」

蘇軾在政治上的表現，是以「氣」使「志」，而文學上成就，也得力於善用其氣，千年來的文學批評家，幾乎公認此是蘇軾的特質。蘇軾自論作文，有曰：「某平生無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明白說是胸中自有一股蓬勃之氣，能夠役使筆力，盡情發洩，由此得到快意。又曰：「作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映生。」雲之行，水之流，皆是氣勢之動，動止皆由於氣。

蘇軾逝後將七十年，宋孝宗皇帝好其文而追慕其人，贈太師，敕曰：「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御製〈蘇文忠公集序〉並贊，解釋「氣」和「節」的關聯，則曰：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氛之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包，氣也，合而言之，道也。

《宋史．蘇軾本傳》承其意，〈論〉曰：

……器識之閒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儁，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

又王偁《東都事略》總論曰：

受之於天，超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唯軾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為之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為之慍，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

凡此之論，皆言氣之為用，而蘇軾自論氣之本體，認是形象之外，非力而致，超乎生死的一種永恆的力量。他說：

是氣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獄，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韓文公廟碑〉）

蘇軾因為自信「生有自來，逝有所為。」所以面臨天人生死之際，能說：「生無惡，死不墜。」又深信軀體雖亡，但「不待生而存」的這腔浩然之氣永遠不死，所以他在給維琳長老的信上說：「死生亦細故耳。」氣不恃力而行，所以維琳勸他臨終莫忘西方，錢世雄勸他「至此更須著力。」他便回答道：「著力即差。」

蘇軾生平雖好佛學，但不過用以疏解一時的心理痛苦而已，臨命卻不苛求「外力」。錢世雄問他：「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蘇軾斬釘截鐵回答他道：「此語亦不受。」

維琳和錢世雄都不足以知蘇軾，其實，他於病危中答維琳偈中，已笑鳩摩羅什妄想以西域神咒的法力來挽救生命為「浪出」，焉肯自於彌留之際，妄起「往生西方」之念，拋卻儒學家的本分—— 剛大之氣，至死不衰。

蘇軾一生與謗毀、誣陷和迫害相糾結，在被侮辱與被壓迫的苦難中，自尋種種紓解的方法，像搜尋治病的藥方，一樣勤勉。莊子的齊物哲學給他的影響很大；佛學，特別是禪門的了悟，自喻為得常啖食的豬肉，對他也很受用；不論如何困苦，他都熱愛生命，所以對於服食求神仙的玄說，也常寄以幻想，最後發現自己總是一個生於大地上的凡人，所以於歌詠愛情、友誼、佳餚、美酒，欣賞書畫藝術之餘，更以最大的熱忱，尚友陶潛，要以回歸自然，做他最後的歸宿。

「人間何處不巉巖」，人生本就充滿痛苦，蘇軾文字中，充滿種種超脫的譬喻，都是他紓解心理壓迫的良藥，因此使他成為煩惱時代裡勇氣和樂觀的代表，使不幸的人學習他的豁達，度過心靈的黑暗時期；使幸福的人，對在苦難中奮門的人，生出同情與敬佩。

蘇軾是一個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歡喜和朋友作毫沒遮攔的諧謔，恣意說笑，但卻絕對容忍不了庸俗，特別厭憎虛偽的做作。他是一個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罵，他就用「嘲諷」來發洩這種情緒。充滿機智的嘲諷使旁人稱快，卻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來，同情他的多數人，從那些諷喻中，領略他的熱情，欣賞他的正直。

每個時代，每一個人，都能從他這面大鏡子裡，發現自己懷有與他同樣的感情，同樣的理解，同樣的詩情畫意，只是我們說不出那些天生的好言語來，所以，他的若干詩句，文章中許多片語，流傳在千年眾口中，成了婦孺皆知、人人引用的俗諺或成語。

蘇軾說話，喜歡用譬喻，甚至一篇文章開頭，接連用七、八個譬喻來幫助說明一個事實，使物我之間，物物之間，發生無窮的聯繫，產生無窮的想像。蘇軾的文字，自言「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所以能隨物賦形，從心所欲，說一件事，理直氣壯，描寫一個物，維妙維肖，用最簡單最少的字眼，表達人間萬象。

蘇軾筆下，元氣淋漓，不但波瀾壯闊，而且瞬息萬變，令人目不暇接，時而把人帶到永恆的邊緣，驀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來的讀者，驚呼：「東坡，其仙乎！」

古來詩人，被稱為仙者，只有李白和蘇軾二人。自賀知章稱太白為謫仙後，詩仙幾乎成了他的專銜，婦孺皆知，第二個被稱仙的詩人，只有蘇軾，曰「坡仙」，因他曾夢仇池，又曰「仇仙」。

現代學人葉嘉瑩分析這兩大詩仙的不同，以為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縱不羈的天才，生此庸懦鄙俗的人間，不為世容，原是命定的悲劇；東坡則是「人而仙者」，所以他和我們一樣有做人的煩惱和痛苦，不過他有幾分飄忽的仙氣，得從超越凡俗的曠觀中，獲得解脫。 32

所以我們總覺得李白天馬行空，如在天上，而東坡永遠和我們一起生活在這大地上，同其悲歡，同其好惡，像個親密的朋友。

九、子孫

軾有三子，邁、迨、過。

長子蘇邁，字伯達，為嫡配通義君王氏所出。七歲喪母，二十歲父親陷御史臺獄，隨往京師，奔走照顧，翌年，即侍父遠謫黃州，同度患難者五年。至軾遷汝州，他才得出仕為德興縣尉，老父送他到湖口同遊石鐘山而別。

元祐初，叔父蘇轍為諫官，揭發呂惠卿兄弟姦狀，惠卿幼弟溫卿時知饒州，將欲羅織蘇邁以為報復，轍先奏乞罷官，才得免禍。

後以雄州防禦推官任河間令。蘇軾出帥定州，宣撫河北，又因親嫌而罷。

不久，蘇軾被罪遠謫嶺外，邁從至金陵，奉父命挈帶闔家大小移住宜興。

懷念在惠州的老父，設法去注官粵南，得授仁化令，好不容易帶了一家人到得惠州，不料時相章惇說：惠州和韶州（仁化為韶州轄邑）是鄰郡，應該迴避，他就不能到任。未久，蘇軾又被命過海，邁只得住在惠州白鶴峰上，為父隨時購辦酒米藥物等項，託船航運海南，接濟生活所需。

叔父蘇轍謫雷州，途經惠州，也將家眷留在他那裡，住在一起，有無相共。軾詩所謂：「大兒牧眾稚，四歲守孤嶠」者，他就這樣在惠州住了四年。

後來，隨父從嶺南萬里，回到常州，不幸老父一病不起，這時候，蘇邁已是四十三歲的中年人了。

蘇軾逝世後，諸子遷往許昌，與叔父蘇轍比鄰而居。

大觀元年，蘇邁起知嘉禾縣，又四年罷歸。

長子才華，雖然不及兩弟，但也能詩，曾與老父聯句破悶。《東坡志林》有一則云：

兒子邁幼嘗作林擒（蘋果）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鬥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余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而趙德麟則說：蘇軾看到邁作葉隨、牛載這一聯詩句時，笑道：「此村長官詩。」後來果以州縣官以終。其實蘇氏生前生後，皆在禍患之中，追害凶鋒，並及子弟，雖如蘇過所感嘆的：「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為州縣吏。」（《斜川集》）但能善保其躬，已經很不容易了。

軾故後十一年，宋徽宗之政和二年，邁亦逝世，得年五十四歲，官止駕部員外郎。

次子蘇迨，字仲豫，小字竺僧，為繼室同安君王氏所出。生來身體非常羸弱，到四歲還不會走路，好似患著小兒麻痺那樣的痼疾，百藥罔效，當時蘇軾在杭州做簽書判官，與住持天竺的辯才法師交好，就將他皈依在這位法師名下，得他祈禱之力，才能開始走路。然而其他病痛，長年不斷，後得道士李若之對坐播氣，感覺腹中如得陽光暖照，四體皆溫，自此以後才慢慢健康一點。

蘇迨志尚奇逸，好為楚辭。元豐八年跟著父親到登州去，途經淮口，作遇風詩，才華初露，使父親大為驚喜、讚譽，這時候，他還只有十六歲。

元祐初，父親為他求婚於歐陽修的孫女—— 歐陽斐之女。他因身體不好，一直就跟在父母身邊。蘇軾南遷，迨涕泣求與從行，父親顧慮他體弱多病，不宜遠赴南荒瘴惡之地，百計慰留，贈以手書六賦，勸他跟大哥回宜興去住。

蘇迨久病，自習醫藥，至元符三年，蘇軾獲赦將歸，迨復往迎嶺外，兄弟三人重聚，侍父遍遊南粵諸名勝。

父親故世後，蘇迨敦守舊學，閉門讀書者又十年。

蘇軾常常自嘆不善治生，不為己謀，蘇軾生前，三房兄弟僅賴宜興田產年收穀米七百斛為生，父死後，他們移家許昌，生事蕭然，蘇轍將他在浚都一座別業賣掉，得錢九千數百緡，全部給了他們，囑勿輕用 33 。

蘇軾逝後不到一年，崇寧元年（一一○二）五月黨禍復起，被列名為姦黨者的子孫，不許官京師，蘇軾是「待制以上官」這一類中的「首惡」，他的兒子就連做地方小吏的機會也沒有了。因為這個緣故，邁至五十三歲，才得重作縣令；蘇迨到四十二歲才遠赴武昌，做個管庫官。情況非常明白，他們之所以垂老復出，並非樂於做官，只是救貧而已。《斜川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說：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貴，而不少貶於流俗，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為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為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

過字叔黨，與迨同母所生。三兄弟中，論性情才氣，文章翰墨，以這少子得諸其父者為最多。蘇軾觀過所畫枯木竹石圖，以為：「老可（文同）能為竹寫真，小坡今與石傳神。」從此他就以「小坡」出了名。

十九歲，以詩賦考中兩浙路的舉人，沒能通過禮部試，元祐七年，蘇軾做兵部尚書，叔黨以蔭為右承務郎。

不久，遭逢家難，侍父轉輾於嶺外惠州、海南各地，老父飯食服用，一應生活所需，都由他一個人承擔下來，沒有事情不做過。晁說之說：「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為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晁撰〈叔黨墓志銘〉）

蘇軾旅蹤所至，每有詩作，過必和唱，使這窮居潦倒的父親，喜不勝言，要起淵明於地下，問他：「你有這樣的快樂嗎？」 34 他們在海南，不大有肉吃，每天食芋飲水，關門度日。叔黨變化煮芋的方法，做了「玉糝羹」給父親換換口味，蘇軾以為天下酥酡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美。

初至海上，作〈志隱〉一篇，蘇軾看了，拂髯欣慰道：「吾可以安於島夷矣！」但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則父親所期望於這個兒子的，依然是儒家的「濟世利物」的使命。

蘇過侍父南行之初，年才二十三歲，父子二人，相依為命，共度艱危萬狀的暗淡生活。海南寄諸兄弟詩說：「我似當時常校尉，掘鼠餐氈從屬國。」次韻謝民師說：「飢人但覺粃糠美，憂患始知田舍樂。」等到老父蒙赦，隨父北歸，他已三十歲了，自謂：「丁年而往，二毛而歸。」忍厚負慚，只餘一把辛酸之淚了。

不料回到常州，更遭父喪，翌年，黨禍又起，身為「元祐黨人」首惡之子，續被「編管」，只得潛身許昌，在湖陰覓得一塊木竹數畝之地，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讀書作畫自遣。

蘇過出仕，初監太原府稅，後又做過潁昌府郾城縣令。宣和中，黨禁初弛，始得入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在那兒發生了一段故事：

一日，蘇過忽見快行家帶一小轎同到寺來，傳旨宣召，催促立刻登轎。雖然不明白是什麼事，但也不敢不去。

進入轎中，眼前有物遮擋，上則無頂，另有一柄小涼傘罩著，兩個轎伕抬著轎子，行走如飛。大約走了十多里路，到一長廊下停了轎，有內侍一人，自上而下，領他升一小殿中，帝已先坐座上，身披黃色褙子，頭戴青玉冠，一大群宮女環侍左右，不知其數，也不敢仰視，心裡則知道這裡已是「崇高莫大之居」。

時當六月盛暑，殿中積冰如山，噴香如煙霧繚繞不散，冷得直叫人發抖，俯仰之間，舉眼所見，都是不可名狀的非凡景象。

蘇過起居（行禮）畢，帝諭曰：

「聽說卿家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現有一面素壁，煩你一掃，沒有別的事。」

過再拜承命。就這殿壁，略一相度，濡毫落筆，不久，畫成了。皇帝起身縱目而觀，嘆賞再三，命宮人捧賜釂酒一鍾，另有甚為豐渥的賞賚，蘇過拜謝下殿。

仍然走那條長廊，登上小轎出來，也不知道走過哪些地方，回來後，還是如夢如痴，不甚明白 35 。

如所傳說的故事，確為事實，則禁宮中怎麼會知道蘇軾有子能夠繪畫，而且知道此人現在京師，住在景德寺裡。這中聞必有一個說客，多半是徽宗嬖倖的司筆太監梁師成。

梁師成，黠慧能文，初時管領睿思殿文字外庫，善於逢迎帝意，後來就掌管宮中重要的文書，思遷至河東節度使，政和間，官至太尉，權傾一時。

師成自慚形穢，為要標榜身分，冒稱他是蘇軾的「出子」（外面情婦所生的兒子），這是當時通行的騙術，童貫亦是，如徐夢莘《三朝北盟彙編》說：童貫欲自為韓魏公（琦）出子，屢向吏部侍郎韓粹彥示意，粹彥毅然拒絕道：「先公平昔無茲事。」後來王珪的第三子王仲嶷貪圖富貴，自往攬承，童貫大喜，改稱王禹玉的出子了。《北盟彙編》又說：「師成與軾諸子敘拜為兄弟行。」其實邁、迨皆在外地，所以他所能結交的只有時一至京的蘇過。他向徽宗介紹蘇過畫壁，亦不過要證實他並不冒偽身分而已。

當時，天下禁讀蘇文，禁止收藏蘇氏遺墨，其尺牘在人間者，也都被燬。據說梁師成曾向徽宗申訴：「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禁令開放，蘇軾的遺文手蹟，才稍得復出。—— 梁師成權高位重，炙手可熱，他要下交蘇過，蘇過逃不過這重網羅，不能顯絕師成，許是事實，然而，洛學弟子們作朱子語錄，卻誣言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又說「過以父事之」，指蘇過做了梁師成的乾兒子。簡直是胡言亂語。

環境侮虐，面對乖謬，居常使人激變出佯狂玩世的態度，用謔浪大笑來代替內心的哭泣。晁撰〈叔黨墓誌銘〉說：

……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間，節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

這就是為蘇過辯誣而言，事實上，蘇過並未依靠梁師成做上大官，後來循資為真定通判，赴任時，途經河北鎮陽道中，遇上一夥強盜，脅使相從。蘇過說：

「你們知道世有蘇內翰嗎？我即其子，豈肯跟隨你們這班人求活草間。」

他在賊巢中通宵痛飲，第二天去看他，則已經死了，時在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十二月，得年才五十二歲。

蘇軾三子，共有十二個孫男。在他生時，只見過六個。長房長子簞（楚老），於祖父去世時，已經二十四歲，次子符（仲虎）年亦及冠。箕、筌、籌三個孫兒中，有乳名叫普兒和淮德的兩個最幼。老人在揚州初〈和陶飲酒詩〉中，曾說：「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淮老如鶴雛，破殼已長鳴。」他在海外，還是非常懷念這兩個幼孫，〈和陶郭主簿〉詩說：「淮德入我夢，角羈未勝簪，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

籥是蘇過的長子。過有七子，只有長子籥見過祖父，其餘六子：籍、節、笈、簞、籧、箾，則皆於祖父身後才誕生的。

諸孫中唯長房所出的次孫蘇符官最顯達，建炎年聞，由宣教郎補國子監，出知蜀州，紹興中為祕書少堅，擢太常少卿，歷中書舍人、拜給事中。秦檜主和議，符與尹焞及臺諫數人力言不可接受。後派赴金國為賀正旦使，察知兀朮將分兵入寇，急忙歸報朝廷，遂拜禮部尚書兼侍讀，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卒。

過子籍與符同朝，紹興中官荊湖南路提點刑獄。餘無可考。

宋孝宗敬愛蘇軾，為其集撰作敘贊，崇贈太師，特贈其曾孫蘇嶠為臺諫官。玄孫植、朴等嘗與陸放翁交遊，屢見於其題跋。

名臣之後，以不假借門第，干進利祿為難，蘇軾諸子能夠堅守清介廉苦的家風，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士於出處之間，不為物累，才是難得。

至如蘇符，立朝持論，反對權相秦檜的和議，出使間預察金國的陰謀，其忠愛國族的精神，就是表顯了蘇家傳統的志節。

十、身後

蘇軾自海外北歸，還至儀真，聽說故鄉蟆頤山他家祖墳邊的老翁泉，曾經一度枯竭，心裡覺得很奇怪，寫信去問數十年來代他照顧墳莊的楊濟甫的兒子子微，書曰：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現今如何？因見細喻。

又有一個傳說，「蜀有老彭山，東坡生則童，東坡死復青。」據傳這一年老彭山果然又長起草木來了 36 。

這種傳說的意思，是以老翁那股泉水，象徵蘇軾生命的源頭，而老彭山傑秀之氣，本來獨鍾蘇軾一身，所以草木不生，現在泉水復溢、彭山復青，都是蘇軾生命垂盡的兆頭。

蜀中出了蘇軾這樣的一個人物，蜀人對他當然非常關切。剛向朝廷請准「致仕」，鄉人父老，便紛紛表示希望他能還鄉，沒想到這時候，他的病勢已很沉重，不久，逝世的噩耗，就接著來了。

蘇軾逝世的消息，很快的傳遍了全國，浙西、淮南、京東、河北等，都是他曾經留下「甘棠遺愛」的地方，老百姓們哀悼這個肯替他們說話、能替他們做事的好官，奔走相告，嗟嘆出涕。秦隴楚粵之間，只要是蘇軾生前曾經到過的地方，大家覺得和他有那麼一份淵源，一份情緣存在，同聲痛惜。

文教界所受的衝擊，當然更大。士人們邀約同道，私祭於家，如京師太學裡的教授和學生，不顧政治干礙，數百人集合在慧林佛舍，舉行飯僧之會。

京師內外的故交，紛紛祭悼，當時的士大夫以及蘇軾的朋友和門生，撰述的紀念文字一定多得不可勝計，但因後來黨禍復作，都不存稿，所以流傳甚少，只有李薦在蘇軾會葬的齋筵上，作致語曰：「……道大莫容，才高為累，唯才能之蓋世，致忌嫉之深仇，久蹭蹬於禁林，遂飄零於瘴海。……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為天下所傳誦。此因蘇軾逝世時，李方叔還是一介布衣，顧忌較少，所以敢於直抒這番「士林公論」 37 。

做官的人，便不那樣自由了。張耒當時，在知潁州任上，聞訃，舉哀成服，自己掏出俸錢來在薦福禪寺做了一場佛事，本來只是盡其門生的本分，致其師弟之哀而已，不料這也遭到臺諫的議論，被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 38 。

世以蘇黃並稱，但是黃庭堅本人，並不敢這樣想。蘇軾過世後，庭堅在宅內供奉他的畫像，每日晨起，整肅衣冠，在遺像前上香恭揖。有人問道：「大家都以為你們二人，聲名相上下耳，你以為如何？」庭堅驚惶起立道：「庭堅望能為東坡門下弟子，豈敢失尊卑之序！」 39

餘如李昭、廖正一等人，皆因是蘇門中人，終生廢黜以卒。思想先驅者，生前要遭受現實社會的迫害，古今中外，幾乎沒有例外，而門下弟子也必須忍受池魚之殃，則是政治的酷虐。

蘇軾還沒有下葬，黨禍就發作了。

韓忠彥是個忠厚、懦弱的貴族子弟，實在不懂政治技術，大權旁落而不自覺，直到曾布布置完備，專政的局面已成，他才想起來與他抗衡，憤懣中更自放棄原則，認為：「爾主紹述，我覓一最善紹述者勝之。」一錯再錯，他把虎狼引進來了。

蔡京為開封府尹時，與宮廷內侍，都有交情，後在杭州，又與宮廷供奉童貫勾搭上了，代他呈獻珍奇古玩，天天在皇帝面前替他說好話。出入宮禁的道士徐知常又常在元符皇后劉氏前盛道蔡京的才幹，由此，宮妾宦官，眾口一詞的稱譽蔡京，生長深宮的皇帝，大都歡喜聽信妾宦的話，所以蔡京尚未入京之前，徽宗就有意起用他做宰相了。

鄧綰的兒子洵武在徽宗御前密陳道：「陛下是神宗之子，今相忠彥是韓琦之子。韓琦反對新法，現在忠彥就變更神宗之法，為人臣者尚能子承父志，我皇上反而不能紹述先帝，何其悖逆。」—— 故崇寧元年五月，韓忠彥便罷相了，並以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同時，再經諫官彭汝霖發動，黨禍復起。

曾布和蔡京，原有嫌怨，忠彥既去，蔡京便正面攻擊曾布以爵祿私其親戚，布憤辯失儀，亦罷。七月，蔡京就順利地登上了相位。

崇寧元年（一一○二）九月，黨禍終於在蔡京手上發生了。朝廷詔藉元祐姦黨九十八人。宰執以文彥博為首惡，待制以上官以蘇軾為首惡。蘇轍名列宰臣之內，而蘇門四學士黃、秦、張、晁都列名在「餘官」條下。罰狀謂之姦黨，請皇帝御書，刻成石碑，樹立在端禮門前。

二年二月，蔡京做了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已是大權在握的首相了。四月，詔毀東坡文集、傳說、奏議、墨跡、書版、碑銘和崖誌，同時並毀范祖禹的唐鑑，蘇洵、蘇轍、程頤、黃庭堅、秦觀諸人的文集。

然而，書物是愈禁止愈流行的，續書人祕密傳誦，稱蘇軾為「毘陵先生」而不敢名。朱弁《風月堂詩話》一則，可證其事：

崇寧、大觀間，東坡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陽修）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政府的禁令，可以說是很嚴格的了，不但毀版絕印，甚至不准持有和攜帶，但是東坡文字，祕密中流傳愈廣，對它的崇拜也更熱烈。費袞《梁谿漫志》有一則故事云：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為門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護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陰縱之。

崇寧三年（一一○四）六月，蔡京重籍姦黨，將元符末年徽宗初政時期的臣僚和上書人加了進去，又將他所厭惡的及元祐大臣的子弟都一網打盡，所以人數增加到三百零九人之多。宰執群中改以司馬光為首惡，待制以上官中，首惡仍是蘇軾，御書勒碑，置文德殿門東壁，察京又自寫一份，詔頒天下州軍令刻石置於監司長吏廳堂，俾眾共見，說是「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其間，發生兩則類似的故事，一見於宋史：

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君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無獨有偶，則還有個九江碑工李仲寧。王明清《揮塵錄》云：

九江碑工李仲寧，黃（廷堅）太史題其居曰瑑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因開蘇內翰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餽以酒肉而從其請。

政治權力，看似挾有雷霆萬鈞之勢，神聖不可侵犯，其實，古往今來，邪惡的政權常在真正的民意之前，戰慄頹敗。蔡京可以挾天子以令天下郡縣，遍立黨籍碑，被以姦邪惡名，妄圖傳之「萬世」，不料即使當時，人們的評價便已適得其反，魏了翁《鶴山題跋》云：

崇寧定元祐為姦黨，元符上書人為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姦邪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為榮，作史者又以姦魁邪上為最榮，然則，謂隨夷溷，謂跖蹻廉，千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

除出人們內心裡一致的公意之外，還有天變。

崇寧五年（一一○六）正月，彗星出現於西方，尾長竟天；太白晝見。某夜，暴風雷雨大作，無巧不巧，單單將黨籍碑打碎了。當風雷毀碑時，蔡京厲聲道：「碑可毀，名不可滅！」但是，徽宗皇帝怕了，立即詔除朝堂外處黨禁石刻，下詔自咎，求直言，罷方田、歲貢、科斂、市易、香鹽礬茶諸事。

二月，遂罷蔡京，畏天怒也。但所重用為右相的卻是趙挺之。

政和改元，崇信道教的徽宗皇帝於寶籙宮內設醮祈禳，道士焚章伏地，歷時甚久，才起來。皇上問是何故，答曰：「適才到了玉皇大帝殿上，恰逢奎星奏事，等他完事後，才得上達。」皇上問：「奎星何神？」答曰：「就是本朝的蘇軾。」徽宗大驚，隨即下詔追贈龍圖閣待制，時在蘇軾逝世後十年。

這是道士以神道設教的故技，諫諍皇帝的神話，徽宗也歡喜受騙，能夠管束皇帝的，畢竟只有「天」。

靖康元年（一一二六）金兵圍京師，移文開封府指名索取《東坡文集》、司馬光《資治通鑑》諸書。大概因為金人都那麼敬愛蘇氏的著作，所以這一年又詔復翰林侍讀學士的官銜。

宋高宗朝的建炎二年（一一二八），詔復蘇軾為端明殿學士，盡還該得的恩數。紹興元年（一一三一）特贈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紹興九年（一一三九）詔賜汝州郟城縣墳寺名為旌賢廣惠寺。

宋孝宗說得上是蘇軾的「異代知己」，他愛好蘇軾的詩文，以一個日理萬機的皇帝，卻能挪出時間來精讀蘇氏卷帙不少的全部著作，已經難得，又甚敬重他的高風亮節，欣賞他的才華與邁往之氣。乾道六年（一一七○）以知眉州的何耆仲之請，賜諡文忠。復又感念蘇軾生平「經綸不究於生前」的寂寞，決然要「議論常公於身後」，再崇贈太師；九年（一一七三）復詔有司重刊東坡全集，御筆親撰序贊，弁於集前，書賜軾之曾孫蘇嶠。這時候，距蘇軾之逝，已經七十年了。

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正月，詔議胡瑗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蘇軾位列張載二程之上。這是「春秋俎豆」的大事，對於一個終身服膺儒學的蘇軾來說，是個非常重要的認定，並不等閒。

註釋

01 　清．張宗橚，《詞林紀事》。

02 　曾敏行，《獨醒雜志》。

03 　洪邁，《容齋三筆．何公橋詩》。又何薳，《春渚紀聞》云：「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值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開，輸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記中梁譚二人，都是宋宮的大太監。

04 　《本集》，〈次韻韶悴李通直詩〉自注。

05 　曾敏行，《獨醒雜志》。

06 　同注5 。

07 　趙令畤，《侯鯖錄》。

08 　何薳，《春渚紀聞》。

09 　《瑞桂堂暇錄》。

10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又釋惠洪，《冷齋夜話》。

11 　陳邦贍，《宋史紀事本末》。

12 　曾敏行，《獨醒雜志》。

13 　邵博，《聞見後錄》。

14 　彭乘，《墨客揮犀》。

15 　據徐度，《卻掃編》。劉恕子羲仲，字壯輿，嘗摘歐陽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正畏如公之徒，綴拾其後耳。

16 　林希初因章惇許以執政，所以欣然投靠，甘心降階為中書舍人，撰擬制誥，醜詆正人不留餘地。曾布為樞密院，章惇使林希為副，命他做伺察的工作，林希怨惇不令他做同省的執政，漸為曾布所誘，終於背叛了章惇，遭到邢恕的攻擊，出知揚州，徙舒州，在任上病死。

17 　方岳，《深雪偶談》、費袞，《梁谿漫志》：均載有軾擬居家宜興，學生邵民瞻代為購定一屋，已付值五百緡，是夜與民瞻散步月下，聞老婦人哭其產，毀券贈其屋價事。按東坡北歸至常州時，已為病困，不能更至宜興，遑論與民瞻月下漫步，其事不確。

18 　書中所錄詩，據《本集》乃「紹聖間人得此詩於沿流館中，不知何人詩也。」沿流館待考。

19 　《金山志》。

20 　邵博，《聞見後錄》。

21 　趙彥衛，《雲麓漫鈔》。

22 　邵博，《聞見後錄》。

23 　何薳，《春渚紀聞》引錢濟明跋施能叟藏蘇公帖。

24 　同注23 。

25 　費兗，《梁谿漫志》。

26 　趙彥衛，《雲麓漫鈔》。

27 　東坡生於景祐三年丙子，至是年辛巳卒，以日數計之，僅得二萬三千四百餘日，云三萬日者，舉成數也。

28 　傅藻，《東坡紀年錄》。屬纊：人瀕死時置綿於口鼻之上以為候。

29 　蘇轍，《欒城集．祭兄文》。

30 　周煇，《清波雜志》。

31 　釋德洪，《石門題跋》。

32 　葉嘉瑩，《迦陵談詩》。

33 　蘇籀，《欒城遺言》。

34 　《本集．和陶遊斜川詩》：「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

35 　王明清，《揮塵三錄》。

36 　張端義，《貴耳集》。

37 　同注36 ，又見呂本中《紫薇詩話》。

38 　王偁，《東都事略》。

39 　邵博，《聞見後錄》。

後記

李一冰

一

為蘇東坡寫傳記，絕對不愁資料貧乏。東坡那枝天生健筆，似乎隨時都在不停的揮灑，學問既淵博，興趣的方面又那麼廣泛，所以著述之豐，雖經長時期「元祐黨禁」的摧毀，傳世之作，還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東坡全集》，源出《蘇門定本》，其內容包括《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制集》一卷、《外制集附樂語》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合為七集，總計有一百十卷之多，而集外的書簡、題跋、雜文短記之類，還不在內。

東坡自己的文字，當然是其傳記之第一手好資料。不過，作文章的目的，總是以寫給別人看的為多，大抵是對身外的事物，發表其一定範圍內的主張或意見，其間不免受環境的拘牽，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來面目，與純粹發揮個人性情，抒寫內心情感的詩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資料價值而言，其質地精純的程度，文不如詩，顯然可見。

東坡一生，歷盡坎坷，常被命運擺布，在極不自由的境地裡，獨行於荊天棘地之中，胸臆間積鬱著一腔難平之氣，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這痛苦而又孤獨的人生路上，習於寫詩，綜自青年時代，自蜀入汴的「南行」開始，直至客死常州為止，四十餘年，不斷寫下的詩篇，傳今者二千四百餘首，不論是當哭的長歌，還是歡愉的短唱，全是從他性情深處傾瀉出來的真情實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無上寶庫。我寫東坡新傳，取材於他的詩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

因為要運用蘇詩做蘇傳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諷誦一樣，興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時，須從一字一句之間，推敲詩中蘊含的真意，我在著手之後，始覺此事，大不容易。

中國詩歌的傳統，與西洋不同，抒情與敘事並重，東坡和杜甫一樣，皆非純粹的抒情詩人，而以寫實為主，許多作品後面，常有特定的事實背景，或包涵獨特的生活經驗在內，若不明瞭他當時所處的環境和地位，不體察他所遭遇的經驗事實，就無法真正懂他的詩意。

而東坡一生的遭遇，卻又甚不平凡。達則金馬玉堂為帝王的師傅，開府州郡為封疆的大吏；窮則為大庾嶺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飲水的流人；他見識過貴族門第裡的驕奢淫樂，也體驗過閭巷小民們的貧困和無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經驗，像他一樣複雜，以一身而貫徹天堂和地獄兩個絕對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經驗，就成為非常不易的功夫。

不能熟知他的經歷，就不能充分了解蘇詩；不能充分了解蘇詩，就無法觸摸到東坡內心感情的脈搏，高文典論，常是披在外面的錦繡袍褂而已，不足盡以為據。

說到讀蘇詩之類，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陸放翁，知之最審。

二

東坡逝世七十餘年後的南宋淳熙二年（一一七五），陸放翁在成都安撫使衙門裡做參議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來做四川制置使，這兩位詩人聚合在一起，便常談詩說藝，屢屢論及東坡。因為放翁是個閒官，富有時間，石湖居士就勸他研究蘇詩，以遺後學，放翁遜謝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兩聯坡詩：「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又「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問他該作何解？范答：

「東坡被竄黃州，自忖不復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說：『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復元祐舊臣，所以說：『已致魯諸生。』—— 想來不過如此。」

「這就是我所以不敢從命的緣故了。」放翁慨然道：「從前朝廷以三館養士，儲備將相之才，到元豐年聞實施新官制，把三館一起撤銷了。東坡舊時曾直史館，但自謫為散官，史館之職，削去已久，至此，連這個老巢也被廢去了，所以說：『九重新掃舊巢痕。』—— 東坡用事之嚴如此。」

至於「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這兩句詩，原是東坡從海外北歸，再度過大庾嶺時，所作次韻詩的最後一聯，用的典故是叔孫通為漢高祖定朝儀，徵魯國諸生三十餘人到中央政府來做事，當時有兩個魯生，拒不應召，還被叔孫通笑罵為：「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東坡寫此詩時，他兩兄弟的情況，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韓（忠彥）曾（布）二相得政，儘量收用元祐舊臣，即使無法在朝中位置，也都任為封疆大吏，唯有東坡兄弟，只領一份宮觀祠祿的乾俸，不被重用。……」

東坡詩只從正面說：「朝廷已經徵召了魯國諸生。」暗中卻隱藏著「不能致者二人。」自嘲與子由該為「不知時變的鄙儒。」放翁感嘆道：

「如這兩句詩，意深語緩，若不明瞭當時情況，更不容易窺測。」

放翁隨後又舉了一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的例子，認為若未讀故老孫勰的詩跋，便不知綠衣所指何人，她又說了什麼話，就無法看懂這兩句詩語，所以放翁的結論是：

「……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

石湖居士聽了，也嘆息道：「如此誠難矣！」

理解蘇詩，在陸放翁、范石湖那個時代，確然如此，但後來以愛讀蘇詩者之眾，從事注解蘇詩的人，傳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細讀注，困難未必不解。

注蘇最早的本子，當以崇寧大觀年間（一一○二—一一○七）趙次公等的《蘇詩五注》為先，距東坡謝世還不過幾年，次則南宋紹興初年趙夔等的《蘇詩十注》、王十朋的《蘇詩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注本雖多，但是並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勸放翁再事研究，放翁當時不敢擔當這一工作，後來有吳興施元之、施宿父子卻以兩代數十年不斷的努力，綜覈前人諸說，重新增編補訂，成《施注本》，以繁徵博引，詮解詳備，稱譽士林。這個規模大具的注本，刊版於南宋嘉泰二年（一二○二），放翁作序，前面那段與范成大對話的回憶，就見於放翁所作〈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這時候，政治上的元祐黨禁，雖已解除，但治蘇學還是忌諱，施宿因為出版此書，遭人非議，而被罷官，所以傳本甚為稀少。

明人好選評而薄箋注，但他們的「選評」，事實上只是借東坡這塊招牌，來發揚自己的文學主張而已，晚明公安派諸君子雖極推重東坡，但在研究上，卻不甚有用。

清代學者才將《施注本》發掘出來，各以其專門知識來加以補充，如海寧查慎行撰《補注東坡編年詩》五十卷，以詳於考證地理，為其特色；馮應榴編《蘇文忠詩合注》五十卷，則精於考古，兩書皆頗流行。

後來商丘宋犖（牧仲）得《施注宋槧本》於江南藏書家，他便動員門人邵長蘅、顧嗣立、李必恆和兒子宋至等為之刪訂編補，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遺詩四百餘首，為《蘇詩續補遺》上下兩卷。邵長蘅承擔此一工作時，又發現放翁所說難處之外的另一重困難。

蓋因東坡於書無所不讀，經傳子史之外，不論佛經、道藏、小說、雜記，到手皆讀，因此，他的知識範圍，無邊無際，加以生活經驗又那麼豐富，見聞寬廣，皆非常人所及，東坡自己固然富有統馭文字、驅策書卷的才氣，可以不限題目，牛溲馬勃，皆以入詩，取材可以不擇精粗雅俗，嬉笑怒罵，街談巷議，信手拈來，皆成佳詠。如沈德潛《說詩睟語》曰：「蘇子瞻胸有洪鑪，金銀鉛錫，皆歸鎔鑄。」但是後世讀者，學問識見，兩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蘇詩內容，時遇困難，依然不免，如邵長蘅作〈注蘇例言〉十二條，其中一條便說的是——

詩家援據該博，使事奧衍，少陵之後，僅見東坡，蓋其學富而才大，自經史四庫，旁及山經地志、釋典道藏、方言小說以至嬉笑怒罵，里媼竈婦之常談，一入詩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詩難，而注蘇尤難。

所幸施氏父子合數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徵引必著書名，詮詁不涉支離。」詳贍疏通，學者都認為是自有蘇注以來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長蘅等的刪補和整理，稍後復有乾隆名士翁方綱的《蘇詩補注》八卷，考訂尤稱精詳，至清嘉慶二十四年，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更是綜合蘇注之大成，附載《總案》四十五卷，在考覈事蹟這一方面，貢獻更多。大家之詩，從來以熱心注杜（甫）者為多，但亦不過數家，內容蕪雜膚淺，不為識者所取，而蘇詩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樹，後有清代學人不斷的整補，這份豐富的前賢業績，在研究東坡生平這個工作上，幫助很大，這是必須要先加說明的第一點。

三

東坡事蹟之第二個重要來源，是宋人筆記。

兩宋之人，好寫雜記短文，而且凡有著錄，幾乎是沒有不道及東坡的。歷史人物中，像他這樣被人津津樂道，有那麼豐富的記錄傳下來者，實在不多。這表示東坡立身行事、言論風采，都深深印入同時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對他具有真誠的愛慕，對他抱有無限的同情之故。

但也有人說：此乃由於東坡主盟當時的文壇，凡是弄弄筆桿的，直接間接都曾霑過蘇門雨露，所以如此。其實也不盡然，如歐陽修，豈不是開創一代文運的宗師，道德文章，無懈可擊，但其身後，雖不如他自料那麼淒涼：「三十年後，世上更不道著我也。」但宋人著錄中說到他的，便滿不如他這門生，那麼風光熱鬧。

東坡為人，胸懷曠達，談笑風生，使得所有親炙過他的風采的人，畢生難忘這位光風霽月的長者，歡喜記述他的遺聞軼事，即使沒有著錄，好多年後，也要向自家子弟談論當年舊事，珍視這份記憶，而這些晚輩又根據父兄的傳述，筆之於書，雖然並不一定皆是「實錄」，但除東坡自己的寫作外，這類同時代人的記錄資料，自然值得重視。

首先要注意的，應是蘇門弟子的著作。他們有最多的機會，與老師朝夕從遊，親承言笑，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無人可比，而且傳統上，門弟子的記述，其價值亦常僅次於自作，此中，如黃庭堅、晁補之，就有很多題跋短文，記及師門，陳師道有《後山叢談》，張耒有《明道雜志》，李薦有《師友談記》，張舜民有《畫墁錄》等，皆其著者。不過《後山叢談》這本書，有些記事，卻不真實，有人疑是後人羼入的傳說，甚至懷疑它是託名的偽書，所以引用之前，仍須斟酌。

至於東坡朋友的著作，如王鞏有《甲申雜記》、《隨手雜錄》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談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說之有《晁氏客語》；曾為東坡僚友者，趙德麟有《侯鯖錄》、《賓退錄》兩書，李之儀有《姑谿集》等，他們都是曾與東坡同遊共事的朋友，見聞真切，所記應皆可信。

東坡的世交後輩，將得自父兄的傳述，作成著錄者，亦復不少。如《春渚紀聞》的作者何薳，他是北宋名兵學家何去非的兒子。東坡非常欣賞去非的兵學，元祐間曾向朝廷奏薦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錄話》、《石林燕語》等書的葉夢得，是東坡進士同年葉溫叟的侄孫；作《萍洲可談》的朱彧，是東坡舊識朱行中（服）的兒子；作《冷齋夜話》的惠洪和尚，與黃山谷交好，所記以聞諸山谷者為多；劉延世的《孫公談圃》，係孫君孚（升）的語錄，君孚與東坡是元祐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舊聞》，記事最為謹嚴，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揮塵前後錄》的王明清，他的母親是曾布的孫女，故家舊聞，所記亦多可採；蔡京的兒子蔡絛，有《鐵圍山叢談》，傳述東坡遺事，態度也還公正。

邵雍後人邵伯溫、邵博父子作《聞見前後錄》，一個主王（安石），一個主蘇（軾），態度不同，伯溫對荊公成見甚深，甚至冒蘇洵名偽作〈辨姦論〉，冒張方平名偽作〈蘇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訐王安石，為清人李紱所揭破，其作偽也如此，所以即使熱烈譽蘇，其言也不可隨便相信了。

邵書中有廣被流傳的，說東坡自黃州過金陵見王安石，劇談「大兵大獄」那一段故事，實在非常荒謬。就當時兩人的地位情況言，一個是政治理想落空，韜晦金陵的隱者，一個是性命幾被現實政治所吞噬，甫自謫所歸來的罪官，絕口不談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況王蘇二人，以前政見相左，正因此時皆已退出了政治舞臺，才有這次私人會晤，怎會一見面就放言高論時政起來，且被描寫得戟指誓言，口沫橫飛的腔調，又豈是同為歷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荊公與東坡的風度，然而這個故事，連正史本傳裡也採用進去了，宋史之為人詬病，絕非無故。

又如費兗的《梁谿漫志》，記述一個買屋焚券的故事，說東坡從海外北歸，住在陽羨（宜興），託邵民瞻代買一座住宅，尚未遷住進去之前，一夜，與邵月下散步，聽得有一婦人在屋內慟哭，其聲甚哀，問知即是所買宅子的舊主，在那裡傷心，東坡心生不忍，就在這老嫗面前，焚燬屋券，也不收回產價云云。

這個故事，寫得甚美，惜非事實。東坡確然是個同情心濃厚，不辭「從井救人」的人，但他北歸行程，舟至儀徵，即已患病，止於常州，就遽爾謝世了，根本沒有到得宜興，又何來月下散步，對嫗焚券之事。

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潛意識，喜歡為歷史人物造作神話，表示歡喜讚嘆，這不過為滿足自己的情緒而已。雖是好話，亦不能盡信；另一方面，也有澆薄文人，捏造東坡違反倫常的畸戀故事，胡說東坡自少好賭，以誣枉古人，驚世駭俗，自高身價，這兩種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東坡一生，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他自己從不在乎毀譽，毀譽亦不足以輕重東坡，不過我們從史論人，總須求真求實，而前人著錄，真贗雜揉，甄別取捨之間，確也煞費心力。

披沙揀金，雖是辛苦，但在筆記資料中，確也偶有片言隻事，恰如靈光一閃，有「風神盡見」之功，此在皇皇鉅箸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

四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傳記兼收圖錄，要以傳主的畫像為先。

東坡名滿天下，生前死後，流傳人聞的畫像，原不在少。

宋代民問風習，州郡長官稍有善政者，老百姓們就會在當地祠廟裡，留像供奉，以表示他們的感激和懷念；東坡第二次在杭州時，竟然家家供像，《宋史本傳》說：「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祝之。」至其身後，人們為崇敬他的忠節，欣賞他的文學，凡他住過的地方，嘗遊的名勝，幾乎都有留像，據前人著錄，單是杭州西湖一地—— 孤山竹閣、蘇堤三賢堂、靈隱眉山祠、龍井方圓庵、葛嶺智果院，都曾奉藏過蘇像。

這些畫像，有的且出自同時代畫像名家蘇州何充、南都程懷立傳寫的真蹟；如鎮江金山寺、江西雙井所藏，更是畫壇宗匠龍眠李公麟的大手筆，可惜經歷幾次改朝換代的戰火，到了明朝，即已蕩然無存。我們現在所能見的原本畫像，只有趙孟頫於其所書〈赤壁賦〉冊子卷首，有一幀他所摹寫的立像，舊藏南薰殿，為內府珍祕，倖免劫火，大家認為這個是碩果僅存的東坡真像。

此像，東坡面貌，略顯清臞，氣度卻甚從容，眉宇間別有一番逼人的英氣，雖非覿面傳真，畢竟是畫有所本的、一代高手的傑作（見上冊頁三十）。

王文誥根據舊摹本，用簡單的木刻線條，將東坡面貌勾勒出來，作成特寫，印在他所編撰的《蘇詩編注集成》裡，顯然見出東坡兩頰顴骨，特別豐隆的這個特徵。東坡在〈傳神記〉裡自述：人於燈影下見其顴頰，即知是他，不必定是目睛。又〈表弟程德孺生日詩〉中，也說：「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

德孺是蘇母程太夫人的內侄，詩自注曰：「余與君皆壽骨貫耳，班列中多指余二人，不問而知其為中表也。」可見東坡這個得自母家遺傳的生理特徵，十分顯著，則此木刻面像，確然能傳其真，十分珍貴，故特載於上冊卷首（頁二九）。

此外，李公麟有一東坡坐像，嵩陽帖中，傳此石刻。周必大《益公題跋》記黃山谷之言曰：

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碎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元祐朝時，東坡與公麟同在京師，往來密熟，他有機會充分掌握東坡一動一靜間的神情笑貌，所寫之「真」，當然不同凡手，所可惜的，龍眠真蹟，早已湮滅，所幸翁方綱據石刻摹出的這個複寫本，卻畫得非常細膩，連右頰上幾點黑痣，都清晰可數，使我們於千載之下，還得見東坡凝眉斂目的酒後情態（圖二十四），這也是非常難得的欣賞。

東坡是不大熱心為自己留像的，如何充要求為他「寫真」時，他說：唐明皇掛箭橫弓的神武，孟東野聳肩苦吟的寒酸，而今—— 「飢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贈寫真何充秀才詩〉）東坡認為人的形體，是終將隨浮雲以俱逝的「外物」，朽與不朽，不待留像而得。

誠然，人不能藉「留像人間」而致不朽，但在後世的我們，誦其言，景其行，總會情不自禁地想望其風采與儀容，所以，真正不朽的人，還是需要留像的。

五

我開始寫這本新傳，時間還早在民國六十年代的頭上幾年，其間人事牽扯，時作時輟者好多次，直到六十八年的冬天，才算寫完最後一章，自己從頭檢閱一遍，深感學殖荒落，老而無成，居然要寫像東坡這樣一個博大精深的歷史人物，頗似瞎子摸象，實在有點荒謬，未免愧汗，本來不敢出手示人。

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國門，還不知何時能夠回來，「遠適異國，昔人所悲。」當時的心情，充滿了茫然空虛的感覺，檢點舊居，所幸環堵蕭然，只有幾冊破書，別無長物，倒還沒有什麼麻煩，只是書架下面積此一疊千餘頁的原稿，偏覺處置為難，攜帶它飄洋過海，非但不便，而且毫無意義，寄存他人的地方，時日久長，怕又難免「用覆醬瓿」的命運。

設想至此，馬上記起我寫東坡在常潤道中，初賞江南地方駘蕩春光的這一段時，適值臺北盛夏，揮汗如雨，我則伏案走筆，如從坡公同遊罨畫溪上，渾忘酷熱，直至衣巾盡溼，而不改其樂；又有一次，狂颱過境，窗外風聲怒嘯，一燈如豆，我則繞室徘徊，一心體味東坡渡海，「子孫慟哭於江邊」的那幕慘劇，此情此景，都還如在眼前，於是我想，無論如何，這部稿子，總是真誠落筆，費了好幾年心力的結果，不能輕自拋棄。

行前，偶然和朋友說起此一煩惱，即承吾友劉顯叔兄和陳烈夫人為我熱心介紹聯經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頓覺兩腋生風，無牽無掛的離開了臺北。此時回想起來，也實在有點好笑，人都有自尋煩惱的毛病，譬如當年我不做這件寫書的傻事，則也沒有後來那段煩惱，若無劉兄伉儷慨然相助，則我現在還要為這份稿子牽腸掛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須於此，對幫助我的朋友鄭重誌謝。

一九八一年四月杭人李一冰自記於美國新澤西州

增訂新版後記　縹緲孤鴻影—— 父親和《蘇東坡新傳》

李雍

父親的《蘇傳》是一本憂患之書，一場寃獄使他的生命進入蘇東坡的內心世界，《蘇傳》由是誕生。

入獄之初，父親即囑咐我送些書進去。「詩言志」，當然是送幾本詩集。不久，即要我買一本蘇詩，當時，只找到一部木刻影印的《施（元之）注蘇詩》，他讀了高興，再要我送「東坡事類」。事類，清梁廷楠輯，共四冊，藝文印書館版。如此，他已經有五冊書。獄方規定，受刑人最多只能有五本書，蘇軾的研究便是從這五本書開始的。

大約一年左右，他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發表了「怕太太的故事」（1968），用陳季常（即方山子）「河東獅吼」的典故，說怕太太的人很多，為何獨有季常背負懼內之名？為他抱不平。文章輕快幽默，似乎和他的處境不太相稱。後來接著寫了〈蘇東坡在黃州〉一文（可能亦發表於中副），這是後來蘇傳中的第六章，即〈黃州五年〉的原型。

蘇軾和陳慥重逢在黃州，此時，季常已經是一個從「園宅壯麗」到「環堵蕭然」的隱士，而蘇本人也是風烈事業歸於夢幻的時候。父親的蘇傳是從這裏開始寫起。蘇軾謫黃時四十三歲，父親遭人誣陷也在四十二，三歲之間。而後二十年，有更多的苦難在等待他們：東坡遠謫海外，而父親終於入獄。他有一種神祕感，他們的命運如此相似。他甚至注意到蘇軾的八字。

文章發表後他在獄中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感謝當時的典獄長周震歐先生的關愛，讓他在圖書館工作，這樣他讀書不受限制了，有更多時間可作研究。我們還買到林語堂的「The gay genius 」（即現正風行的《蘇東坡傳》的英文原本）給他參考。他仔細讀完此書，覺得林著不夠嚴謹，如將王安石的「免役」之役解成兵役，其實應該是力役，並說這本書是寫給外國人看的。他有他自己心中的東坡。他的東坡要比這個大得多，是「成固欣然，敗亦可喜」的東坡，是「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的東坡，是「九死南荒吾不悔，茲遊奇絕冠平生」的東坡。

出獄之後，他帶回家的是一本自編的東坡年譜，粗糙的紙張，用手裝訂的。他記住了蘇詩二千四百首中的三分之二。他不得不替東坡作傳了，在獄中四年，是和東坡共同生活的四年。他逐漸認識了蘇東坡，他漸漸懂得什麼是命運，他寫東坡，正是要寫自己。

父親沒有師友，沒有同事，沒有學生，沒有助手，甚至沒有收入。所有的只是老伴無怨無悔的支持。他寫《蘇傳》，是找到了一個比自己大千萬倍的歷史人物，告訴自己：這點寃屈不算什麼。

一九七五年台北學生書局影印了王文誥的《蘇詩編注集成》，因為要六百元，他三進三出書店才買了下來，他喜歡王文誥的創見，但是未免「膽子太大」，所以去取謹慎。二○○三年初我在北京的書店裏發現了孔繁禮的《蘇軾年譜》三大卷，不覺眼睛溼潤，那裏面有那麼多材料是父親當年要抄、要借才能看到的。

父母在一九八○年赴美依子女生活。父親在去逝前兩年（1989）問過我有沒有聽過關於蘇傳的批評，我直說沒有。直到張輝誠寫〈尋找李一冰〉（2016），我才知道這部書受到各方的肯定，但是這已是本書出版了三十三年之後，作者已經去世了二十八年。

貶謫黃州是東坡文學高峰的開始。於是，中國有了文學的東坡。父親也是因為寃案的折磨，困心衡慮，因同情而理解，所以留下了《蘇傳》。一本好的傳記作者和傳主之間必定會有血肉相連一樣的關係，父親的《蘇傳》便是如此。或許這是命運的定數，天降大任的道路必須如此酷烈。

二○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杭州旅途中。

※　本文題目由政大周志煌教授建議。

附錄　蘇軾及宋朝大事年表

紀年

公元

年齡

蘇軾紀事

宋朝大事

仁宗景祐三年丙子

一○三六

一歲

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生於眉州眉山縣紗縠行私宅。

夏五月詔戒群臣越職言事。

西夏攻回紇，又絕吐蕃與中國通路。

四年丁丑

一○三七

二歲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罷，王隨、陳堯佐為相。

寶元元年戊寅

一○三八

三歲

春正月朔，日食，詔求直言。

三月，王隨、陳堯佐罷，張士遜、張得象相。

冬十月戒百官朋黨。

西夏李（趙）元昊稱帝。

二年己卯

一○三九

四歲

弟轍生，小名卯君。

夏六月削元昊賜姓賜爵。

冬十一月夏入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

康定元年庚辰

一○四○

五歲

夏正月，元昊寇延州。

命韓琦安撫陝西。

夏五月，呂夷簡復相。

慶曆元年辛巳

一○四一

六歲

春二月，夏寇渭州，任福戰死於好水川，關右大震。

二年壬午

一○四二

七歲

自七、八歲知讀書。

春正月，復榷鹽法。

富弼出使契丹。九月加歲幣與契丹和議成。

夏元昊入寇鎮戎軍，大掠渭州。

三年癸未

一○四三

八歲

始入小學，從道士張易簡為師。塾中得見石守道〈慶曆聖德詩〉，始有景慕時賢之意。

夏人請和。

秋八月，范仲淹參政，富弼為樞密副使。

四年甲申

一○四四

九歲

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宋夏議和，十二月冊封元昊為夏國王。

五年乙酉

一○四五

一○歲

父洵宦遊四方，母程夫人親授經史。

由讀《後漢書．范滂傳》，慨然太息，軾侍側曰：「某若為滂，

契丹與夏媾和。

罷科舉新法。

黃庭堅生。

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軾始奮勵有當世之志。

六年丙戌

一○四六

一一歲

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政。

七年丁刻

一○四七

一二歲

祖父序逝世，父自江南奔喪歸。

文彥博參政。

八年戊子

一○四八

一三歲

文彥博為相。

趙元昊死，子諒祚立，繼封為夏國王。

皇祐元年己丑

一○四九

一四歲

宋庠為相。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二年庚寅

一○五○

一五歲

秋八月，京東淮浙飢。

三年辛卯

一○五一

一六歲

三月宋庠免，劉沅參政。

秋八月，龐籍為相。

四年壬辰

一○五二

一七歲

始與劉仲達為友，往來眉山。

儂智高陷廣州、照州，狄青率軍討之。

五年癸巳

一○五三

一八歲

春正月，狄青大敗儂智高於邕州。

至和元年甲午

一○五四

一九歲

娶眉州青神縣王方女王弗為婦。

八月劉沅為相。

二年乙未

一○五五

二○歲

遊成都，張方平知益州，一見待以國士。

夏四月，定差役衙前法。

文彥博、富弼為相。

嘉祐元年丙申

一○五六

二一歲

從父偕弟，陸行入京，舉進士試及第。

夏六月，黃河決口於六塔。

二年丁酉

一○五七

二二歲

應禮部試，以〈刑賞忠厚之至論〉得主考歐陽修之賞識，擢置第二。試春秋對義列第一。殿試中進士乙科。

弟轍亦同榜及第。

四月，丁母憂，奔喪回蜀。

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文。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同及第。

宋各州設置廣惠倉。

三年戊戌

一○五八

二三歲

居鄉守制。

夏六月，韓琦為相。

四年己亥

一○五九

二四歲

是年七月服除，十二月侍父偕弟自蜀舟行，出三峽，過鄂入京，父子舟中各有吟詠，合編為《南行集》。

五年庚子

一○六○

二五歲

授官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未赴。與弟轍同寓懷遠驛，準備制科試。

夏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七月，歐陽修表上《新唐書》。浚二股河。

六年辛丑

一○六一

二六歲

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軾，應制科試，祕閣六論，對策皆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得入三等者，唯吳育與軾而已。

授官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十二月赴鳳翔任。

春三月起復富弼為相，弼固辭。

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秋八月曾公亮為相，歐陽修參政。

七年壬寅

一○六二

二七歲

在鳳翔，督運南山木栰 ，赴轄屬各縣決囚。

秋八月，立宗實為太子，賜名曙。

八年癸卯

一○六三

二八歲

以覃恩轉官大理寺丞。

作〈思治論〉。

春三月，仁宗崩，四月太子曙即，是為英宗，曹太后權同聽政，立后高氏。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一○六四

二九歲

官於鳳翔，磨勘轉殿中丞，冬，任滿還京。

夏五月，曹太后還政於帝。

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二年乙巳

一○六五

三○歲

判登聞鼓院。

英宗自藩邸即聞軾名，欲循唐代故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以為不可驟用，召試祕閣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五月，王弗夫人卒於京師，殯於京郊。

夏四月，詔議崇奉生父濮王典禮，爭論盈庭，司馬光與歐陽修不合。

三年丙午

一○六六

三一歲

四月父洵病逝京師，護喪回籍。

春正月，詔尊濮王為親，立園廟。

契丹改國號為遼。

司馬光始編《資治通鑑》。

十二月立皇子頊為太子。

四年丁未

一○六七

三二歲

居鄉守制，葬父於眉州。

春正月，英宗崩，太子即位，是為神宗。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一○六八

三三歲

居鄉守制，七月服除。

冬，續娶王閏之夫人，乃前妻王弗夫人之堂妹。

夏四月，王安石越次入對，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王安石與陳升之領其事。

二年己酉

一○六九

三四歲

二月還京，王安石執政，將行新法，惡軾議論異己，使監官告院。

春二月，富弼相，王安石參知政事。

四月遣使視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秋七月行均輸法、青苗法。

十一月置諸路提學官。

三年庚戌

一○七○

三五歲

范鎮應詔薦蘇充諫官，不報。

三月，韓琦請罷青苗法，琦解職。

四月貶呂公著，韓絳參政。九月罷司馬光，范鎮致仕。

十二月立保甲法。王安石、韓絳為相，行募役法。

四年辛亥

一○七一

三六歲

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書反對其論。帝召見，勗以「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荊公之黨，聞而不悅，命權開封官推官。

上元，帝敕開封府減價買浙燈，軾疏請追還前命，從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建議皇帝以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乃為治之先。

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借策題諷其事，安石大怒，使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誣告蘇軾挾貨營利，窮治無所得，軾遂請求外放，調通判杭州。

二月，更定科舉法，以經義策論取士。

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閉戶編書，不問政事。六月歐陽修以病致仕。徙富弼官。

冬，立官試律令法。

五年壬子

一○七二

三七歲

在杭州通判任，監是年鄉試。十月，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工程。

政府實行市易、保馬、方田、均稅等法。

八月，歐陽修卒。

十一月，章惇降梅山峒蠻。

六年癸丑

一○七三

三八歲

在杭州通判任，運司差往潤州，督察鹽事。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宋置律學，置兩浙和糴倉。

秋，王韶取吐魯蕃四城，章惇討平南江蠻。

七年甲寅

一○七四

三九歲

在杭州通判任。

朝雲始入蘇家，年才十二。

杭州任期將滿，軾以弟轍在濟南，求為東州守，乃有移知密州（山東高密）之命。秋末離杭，十一月到任。

久旱求直言，監門鄭俠上流民圖。

詔權罷新法，王安石求去，罷知江寧府。

韓絳相，呂惠卿參知政事。

秋七月，立手實法。

八年乙卯

一○七五

四○歲

在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論密州鹽稅書〉。

春二月，王安石復相，推行戶馬法於河北。

安石上《三經新義》，朝命頒行天下。

冬十月，呂惠卿免職，罷手實法。

九月丙辰

一○七六

四一歲

在密州任，作〈超然臺記〉、〈表忠觀碑〉。

罷密州，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

十二月，離密，除夜留濰州度歲。

復廣濟河漕，疏濬汴河。

冬十月，王安石免，吳充、王珪為相。

十年丁巳

一○七七

四二歲

自密徙徐，與弟轍相會於澶濮之間，約同赴徐，留百餘日。七月十七，黃河決口於澶州，八月二十一日徐州大水，軾戮力疏治，十月水退，城賴以全，朝廷明詔獎諭。

秋七月，黃河在澶州決口，北流斷絕，河道南徙。

元豐元年戊午

一○七八

四三歲

在徐州任。

朝廷賜錢米，徵民伕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西，築樓於城之東門，堊以黃土，名曰「黃樓」，取以厭水。

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二年己未

一○七九

四四歲

三月，自徐移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任。

被控以文字訕謗君上，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捕，逮京城，下御史臺獄。

在獄一百三十餘日，神宗輕其罪，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上書救贖，責授監筠州（江西高安）酒稅。

夏五月，蔡確參知政事。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三年庚申

一○八○

四五歲

赴黃州謫所，兄弟約見於陳州，三日而別。

至岐亭，邂逅故人陳慥（季常）留住五日。

到黃州，初寓定惠寺，作〈海棠詩〉。五日弟轍送其眷口來黃，遂遷居臨皋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

始撰《論語解》及《易傳》。

春正月，章惇參知政事。

六月，詔中書省詳定官制。

四年辛酉

一○八一

四六歲

正月，往岐亭，訪陳慥。

故人馬正卿為請於郡，得舊營地，始闢東坡，為躬耕自給之計，自號「東坡居士」於此始。

三月，章惇免，張璪參知政事。九月，夏人幽其主秉常，宋詔李憲會五路大兵討伐西夏，冬十一月，宋兵大敗。

五年壬戌

一○八二

四七歲

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七月，遊赤鼻磯，作〈赤壁賦〉。十月，再遊，有〈後赤壁賦〉。十二月十九生日，置酒赤鼻磯下，進士李委獻〈鶴南飛〉新曲，酬以一詩。

春正月，貶敗軍諸將。

夏四月，以王珪、蔡確為相。

秋八月，徐禧城永樂，九月城陷，禧死難。

六年癸亥

一○八三

四八歲

居黃州。

七月二十七日，侍妾朝雲生幼子遯，小名幹兒。

春二月，夏人入寇蘭州。

富弼卒。文彥博致仕。

七年甲子

一○八四

四九歲

四月得量移汝州（河南臨汝）之命，軾以雪堂交託黃州詩人潘邠老，沿江東下。至江州〈和李白潯陽宮詩〉，有天涯流落之感；

遊廬山，有〈題西林壁〉絕句。

陸走高安，訪弟轍，七月過金陵，謁王安石。幼子遯病亡金陵旅次。歲末到泗州（安徽盯眙），上表乞於常州居住。

冬十二月，司馬光上所編《資治通鑑》，凡十九年始成書。

八年乙丑

一○八五

五○歲

二月，行抵南京（河南歸德），奉准，居常。

復官朝奉郎。八月除知登州，十月名為禮部員外郎，尋遷起居舍人，辭於宰相不許。

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煦為太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

五月，朝廷詔求直言。

司馬光為相，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停罷保甲、方田、市易、保馬等法。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一○八六

五一歲

正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改賜銀緋。尋遷中書舍人。與宰相司馬光爭役法，得罪於司馬之門。

八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主館職試。

春二月，司馬光、呂公著為相，蔡確、章惇罷。范純仁同知樞密事。

罷青苗、免役諸法。

四月王安石卒，起用文彥博。五月韓維為相。秋七月立十科學士法。

九月，司馬光卒於位。

二年丁卯

一○八七

五二歲

命兼侍讀，兄弟同侍邇英殿講讀。

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及字說，夏四月復制科。

朝臣分裂，洛、蜀、朔黨之爭始。

三年戊辰

一○八八

五三歲

權知禮部貢學、主省試。

在翰林院，鎖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太后溫諭勗勉有加，君臣相對涕泣，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充北使館伴，乃知文章播於夷狄。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事。

呂大防、范純仁為相。

冬閏十二月，范鎮卒。

四年己巳

一○八九

五四歲

軾以勇於論事，陷入黨爭，為言官圍攻，累章乞求外放。三月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七月三日到杭州任，籌糧防災，創

春二月，呂公著卒。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取士。

五月，安置蔡確於新州。

辦病坊，活人無算。

弟轍出使契丹，作詩送行，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句。

五年庚午

一○九○

五五歲

在杭州任，治六井，開西湖，建南北長堤，人稱「蘇公堤」。

計劃錢塘江水利工程。

高麗遣使者來通中國。

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之地還之，夏人益驕。

秋八月，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皆罷，以蘇轍為御史中丞。

六年辛未

一○九一

五六歲

三月，召為吏部尚書，以弟轍位在執政，乞避嫌，改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殿。

當局者不樂蘇軾之至，使御史趙君錫等摭其揚州所作「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句，誣為喜聞先帝之喪，陷其大逆之罪。軾請補外以避之，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冬，潁州久雪民飢力籌賑濟。

春二月，劉摯為相，冬十一月罷。

七年壬申

一○九二

五七歲

在潁州任，與趙德麟同治西湖。二月，移知揚州，在揚州〈和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

九月，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哲宗親祀南郊，軾奉派為鹵簿使。尋除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

四月，冊立皇后孟氏。

六月，蘇頌為相。韓忠彥知樞密院事。

八年癸酉

一○九三

五八歲

繼室王閏之夫人於八月一日病逝京師。

朝局將變，軾乞補外，九月以兩學士出知定州。

秋七月，范純仁相。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十月，帝親政。

十二月，復章惇、呂惠卿官。貶劉安世。

紹聖元年甲戌

一○九四

五九歲

軾初以本官謫英州（廣東英德），尋降一官；行至南康軍，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攜幼子過與侍妾朝雲跋涉渡嶺，十月三日到惠州，遇居嘉祐寺，「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

春二月，鄧綰勸帝紹述。

帝以章惇為相，罷范純仁，盡復王安石新法，元祐大臣均以變亂成法，譏毀先帝得罪。秋七月，追奪司馬光等人謚；貶呂大防等人官。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

二年乙亥

一○九五

六○歲

惠州野多暴骨，建議州守詹範醵資收葬，有〈葬枯骨銘〉。三月遷居合江樓。松江亭上賦〈梅花詩〉。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十一月，貶范純仁。

三年丙子

一○九六

六一歲

得歸善縣城後隙地數畝營造白鶴新居。

七月，侍妾朝雲以疫疾卒，葬於棲禪寺大聖塔前，作亭覆之，名曰：「六如」。

秋九月，帝廢孟后。

四年丁丑

一○九七

六二歲

二月，白鶴峰新居落成，長子邁注官韶州仁化縣令，挈家來會。五月，忽有再貶海南之命，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遂留家於惠州，獨與幼子過行。聞弟轍被謫雷州，尚在途中，遂倍道追往，得晤於藤州，同行至雷，六月一日相別，渡海。七月十三日到儋州，僦居官屋，復遭迫逐，乃於桄榔林中結茅屋三間，以庇風雨。

春二月，追貶舊黨司馬光、呂公著等官。流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等於嶺南，呂大防道卒。

元符元年戊寅

一○九八

六三歲

食芋飲水，著書為樂，續成《易傳》九卷，作《書傳》十三卷。

春三月，興同文館獄，錮劉摯、梁燾子孫於嶺南。

以蔡京為翰林承旨，安惇為御史中丞。

冬十月，宋破夏兵，獲其將，夏不復振。

二年己卯

一○九九

六四歲

瓊州進士姜唐佐來儋耳，從軾問學。

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途遇老婦，謂之曰：「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軾笑然之，人謂之曰「春夢婆」。

春三月，遼人為夏請和於宋，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三年庚辰

一一○○

六五歲

軾以赦得量移廉州（合浦）安置，遂自昌化貶所赴廉州。

秋又自廉州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未至，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任便居住。歲末，過大庾嶺，寄弟詩有「七年來往我何堪」句。

春正月，帝崩，端王嗣位，是為徽宗，向太后權同聽政，大赦天下。韓忠彥相。復范純仁等官。九月章惇免，十月蔡京免；曾布為相。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一一○一

六六歲

過贛北行，五月至真州（江蘇儀徵）瘴毒大作，瀉痢臥病，渡江至常州，借住顧塘橋孫宅六月，上表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

十一月，復召蔡京為翰林承旨，復蔡卞、邢恕等官。

崇寧元年壬午

一一○二

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河南郟縣）釣臺鄉上瑞里。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詔籍元祐、元符黨人。

夏五月，罷韓忠彥。七月，蔡京相。

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

蘇東坡新傳 （上下合併冊）

著者：李一冰

總編輯：胡金倫

總經理：陳芝宇

社長：羅國俊

發行人：林載爵

編輯主任：陳逸華

叢書編輯：黃榮慶

校對：林碧瑩

封面設計：木木Lin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出版日期：2019 年 12 月　初版

電子書製作日期：2019 年 12 月

電子書製作：王聖淵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ISBN：978-957-08-5001-7

Table of Contents

尋找李一冰

蘇東坡新傳(上册)

第一章 食蓼少年

一、蜀道難

二、宋之平蜀

三、世系

四、雙親

五、少年

六、但願一識張益州

七、登進士第

八、母喪

九、南行

十、老蘇的一官難求

十一、制策之試

第二章 變法與黨爭

一、初仕鳳翔

二、懷鄉念弟

三、陳希亮

四、亡妻 ．喪父

五、荊公變法

六、黨爭的發端

七、新政暴風

八、上皇帝書

九、遭誣

十、惘惘出都

第三章 馬入塵埃

一、湖畔孤鴻

二、湖寺尋僧

三、監試鄉舉

四、相度堤岸工程

五、富春山行

六、紅裙白酒

七、常潤道中

八、別西湖

九、密州利病

十、超然臺與蓋公堂

第四章 黃樓

一、作客東園

二、諫用兵書

三、徐州大水

四、秦七黃九

五、黃樓之會

六、詩僧參寥

七、文同

八、重遊江南

第五章 烏臺詩獄

一、始作俑者 —— 沈括

二、被臺諫圍剿

三、追捕

四、勘問

五、審理

六、論救

七、定讞

第六章 黃州五年

一、出獄赴黃

二、初到黃州

三、孤立於風雨沙洲

四、朋友

五、東坡

六、書齋生活

七、飲食生活

八、黃泥坂和赤壁

九、臨臯．東坡．雪堂

十、老農憂國

十一、神宗的救贖

十二、別黃州

第七章 飄泊江淮

一、廬山紀遊

二、訪弟．殤子

三、金陵謁荊公

四、求田問舍

五、南都來去

六、陽羨一夢

第八章 風雨京華

一、元祐更化

二、從調和到衝突

三、不到中書不是官

四、老成凋謝

五、學士院風波

六、經筵與驅程

七、元祐黨爭

八、一士諤諤

九、試院掄才

十、金蓮燭

十一、乞郡避謗

蘇東坡新傳(下册)

第九章 書齋內外

一、一家融融

二、蘇門六君子

三、王鞏

四、畫友

五、文字生涯

六、書法

七、繪畫

八、書齋文物

九、宴遊和諧謔

十、重結西湖緣

第十章 杭州去來

一、儲糧防災

二、吏治

三、治六井．開西湖

四、僚友

五、方外交

六、救災和水利

七、奉召還朝

八、破琴之夢

九、竹寺題詩案

十、東府感舊

第十一章 潁州．揚州．定州

一、潁水之魚

二、潁揚之治

三、廣陵生活

四、初和陶詩

五、二次還朝

六、再被圍攻

七、喪偶

八、太后崩逝

九、守邊定州

十、再遭謫逐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一、遠謫南荒

二、過嶺

三、初到惠州

四、借刀殺人之計

五、勞己以「為人」

六、服食養生

七、朝雲之死

八、惠州和陶

九、白鶴峰新居

十、又貶海外

第十三章 海外東坡

一、海南風土

二、食芋飲水

三、房屋風波

四、讀書著作

五、家人朋友

六、採藥與造墨

七、別海南

第十四章 北歸

一、泰觀之喪

二、廣州．英州

三、韶州

四、虔州

五、歸程何處是

六、染疾

七、逝世

八、浩氣不亡

九、子孫

十、身後

後記

增訂新版後記 縹緲孤鴻影—— 父親和《蘇東坡新傳》

附錄 蘇軾及宋朝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