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

[美]托尼·朱特 著

章乐天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弁言

导论 巴黎之误

第1章 被遗弃的先知

第2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第3章 局外的当局者

进一步阅读

译后记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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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这几篇文章最早是为芝加哥大学的布莱德利讲座而创作的。谨向布莱德利基金会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丕平教授表达我的谢忱，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法国和法国知识分子的机会。

纽约大学欣然准予我请假去进行此项讲座和其他项目，其间的1995年，我在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院（IWM）访学，大众汽车基金会对我的膳宿给予了部分资助。我感谢这些机构的襄助，感谢IWM院长克莱斯托夫·米夏尔斯基教授始终如一的热忱招待。这本书的撰写出版所费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得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T·戴维·布兰特给予了我极大的耐心和支持。

写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两篇文章都在西北大学、密歇根州大学、麦克吉尔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公共讲座和研究会上发表过，观众和参与者以及我自己在纽约大学法国研究所的学生提供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他们的贡献使这本书更加完善。自然，这本书是以我的风格写成的，其中的错误也由我本人承担。

书中所引有关这三个主题的外语文献绝大多数系我自行翻译，未使用现成的英语译本。例外的情况我也在注解中做了说明。注解中有原文出处的完整名称，书末的“进一步阅读”中给出了一些关于更多相关阅读的提示。

我以这本书纪念弗朗索瓦·傅勒。这几个讲座最初就是应他的邀请而准备的，在他的积极鼓励下，我把讲座题目定为“布鲁姆、加缪和阿隆”。傅勒敬仰他们每一个人，尽管他在思想上和私交上与雷蒙·阿隆走得最近。他在巴黎主持一个以阿隆的名字命名的机构；他去世时正在从事一项关于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或许是阿隆最喜欢的法国思想家——的研究。但在某种意义上，傅勒也是布鲁姆和加缪的天然传人。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研究既拒绝马克思主义阐释方法，又拒绝新传统“文化史”进路，确立了他作为大西洋两岸的学术反对派的地位。他勇敢谴责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伪善——不管是“反反共产主义”的还是“多元文化”的——令他在法国内外遍树政敌。他对法国历史的阐释在公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激起了反对者的强烈痛恨，最著名的一次爆发就是在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对傅勒及他的“学派”的攻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人身化和个人偏见化的倾向。

所有这些遭遇，对这几篇论文研究的主角而言都是家常便饭了。和他们一样，弗朗索瓦·傅勒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作为“局内人”的素质不能为他免除在各个时间、各种圈子里被视为局外人甚至叛徒的危险。和他们一样，傅勒至少在两个方面被视为异类：首先，他颠覆并重写了法国大革命史——法兰西民族的“创世神话”；其次，他在晚年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谈共产主义这一20世纪的神话（或用傅勒的话说：“幻象”）的论文。和他们一样，他在国外的声誉很多时候高于国内；和他们一样，他的影响和思想战胜了他的批评者，其生命力必将比后者更长久。人所共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一个法国历史的傅勒派。但同样，也不存在一个法国社会思想的阿隆派，法国道德主义的加缪派，法国社会民主的布鲁姆派。在法国思想和政治活动中，这些人都不自成一党一派，与人争斗；他们归根结底只代表他们自己和自己的信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迟早会成为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导论 巴黎之误

纸面所书的历史同亲历的历史不同，理当如此。对于亲历历史的感觉，历史中人所知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以当时所处的位置，并不适宜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缘由。不管我们能给昔日之事做的解释如何不完美，都得仰仗后见之明的便利，哪怕这种后见之明对我们完成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昔日之事的形貌取决于一个适时适地采取的视角；而所有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更长久的可信力。

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最好地描述了我们自己多样化的生活面貌。但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人，而且，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解释也只是局部貌似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得承认，对错杂交叠的个人历史有无穷多可能的解释。出于社会和心理上的便利，我们对个人生活——我们自己以及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生活——会持有一个得到公认的一致理解。但是，这一最低限度的认同一致之所以能够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深究我们安到自己或他人头上的叙事。除非遇到非常的危机，否则我们不会自找麻烦，试图去质疑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况且，大多数人醒着的时候也很少会去推究我们的历史之本质与含义，视其为盖棺论定的东西更方便，也更安全。而且，即便我们真的心血来潮，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过去啥样现在啥样我们何以变成这样，把自己细细研究一遍得出结论后下一步又该如何动作，我们与多数他人之间的关系仍将维持原状，他们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基本上不会被这种自恋兮兮的玄想所搅扰。

然而，适用于个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民族。一段共同历史被赋予的含义，它对当下国内国际的关系的影响，有关古往今来各种集体行为和集体决策的独立而又相互排斥的说法所占据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地位，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中引起了至为激烈的争论；历史也几乎总是处于争议中心，哪怕表面上争的是现在或未来，其实争的也是历史。在许多地方，国家实体之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着这类争吵；没有一个得到批准或一致承认的集体历史版本能通过争吵而图绘出来，因为，正是分歧本身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认同。

这是个独特的现代问题。在更古老时代的帝国、政权和共同体中，正常情况下，政治权威不会有多个发源地，关于谁能掌权、凭什么掌权的认识也不会有分歧。作为既存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历史”是唯一的——由是观之，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则根本不是历史。大部分曾在这颗行星上生活过的人都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他们的历史。关于自己缘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的认识都狭隘而实用，与他们的统治者讲的故事——一个他们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权力和权威仍然垄断于一个家族、集团、阶级或宗教团体之手，对现世的不满乃至对未来的期许就仍将受制于有关集体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纵使有时被人恨之入骨，却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动摇。

一如我们现在所知，革命性的剧变产生了政治，也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脱胎于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像被推翻的旧人旧秩序一样，其提出的主张和承诺也需要公信力和合法性，为此，新主子对自己即将君临的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历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叙述。而且，既然对这一叙述而言，首要的是证明唯一能导致这种改朝换代的事态恶化和发展过程是正当的，所以，它不但要宣说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彻底剥夺旧秩序政治主张的合法性。由此，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关于历史的宣说；结果，历史成了政治。

通常情况下，这种嬗变很自然地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挂起钩来，而与大革命本身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不仅法国革命者们自己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而言是断章取义的，就连他们的后继者和敌人也沿循这一本能，把大革命本身视为适合进行历史论争的首要阵地。谁能“控制”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后的法国抢占有利位置，主导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论争。不单对马克思及其继承人，而且对托克维尔的自由派一系以及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及其反革命儿女而言，对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以来的10年法国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不仅限于法国——此后两个世纪里，对法国大革命的“恰当”解读在许多情况下给世界各地的激进和反动思想制定了意识形态纲领。

但是，大革命是在法国爆发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实践铸成的最持久、最具分裂性的后果都落在了革命发源地，并非全系偶然。法国是欧洲最古老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18世纪末的革命者们手头已有一大把历史可以做文章。从那时起，大革命的诸多事件及其在国内造成的后果就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沃土，那里结出了异议、争斗和分裂之果，而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地理、制度和语言上的身份早已得到确认并固定下来的民族之中发生的战争，使得这种种争端更加尖锐，更加你死我活。

与她的欧洲邻居们相比，法兰西太不一样了。在德国或意大利，那些导致国内冲突和政治动乱的分裂敌对并未让民族国家早早降临，也没有呈现出倒退回早期国家的症状。自然，对本民族集体历史应居何许位置，当如何解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很多争论，有些和法国的还很相似。然而，这些争论常常与“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内部的历史无关，其涉及的是对局部的、地方性的历史的不同理解，直到很晚，这些局部历史才被纳入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德国或意大利的历史（有时这非常可惜）。1939年、1919年或1878年前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国家历史，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常常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人们争论历史，争的与其说是政治，还不如说是神话传说，尽管仍得为此头破血流。

所以说，法国与众不同。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应是唯一一个涌现了一大批讨论其“记忆地”的学术出版物的国家——这些“记忆地”集体体现着这个国家对自己传统的理解。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四卷中等篇幅的作品就足够容纳“共和国史”和“民族史”的话，要编一部“法国史”没有洋洋三大卷是拿不下来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用来写“冲突与分裂”。给欧洲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建一座学术纪念碑，都不需要建成如此规模，人们也很难理解，这部书何以必须有6000页那么厚，更无法相信法国人竟不得不以如此浩繁卷帙去解释那让国民们彼此相敌的昔日。[1]一边是法兰西表面上的大一统，另一边是四分五裂的现代法国无休止的激烈争吵，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乃是这个国家及其历史中最突出的特征。

20世纪涣散飘摇的法国有三大病症被谈论得最多：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19世纪的情形，正如19世纪也重现了18世纪十年大革命的政治和制度斗争，并为其画上了句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的40年间，法国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政权，从议会共和制到老人独裁政治的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在其中第三个政权——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存续的短短14年中，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

观察家和历史学家把这三个症状统称为“法兰西病症”，它们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术语的付诸使用源于革命联合开始因意识形态一分为二之时；两大派系围绕应从大革命以及当时人们狂热的拥护或反对中汲取什么教训各做各的阐释，进而相互对立。典型的如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争，双方都寸步不让地要求继承“未完成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遗产和衣钵；所以并不意外，当贝当政权标榜“民族革命”的时候，其属民一开始所能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是希望消除大革命及其遗产。至于法国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议会系统或总统制，与法国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关系——它在很长时期内因其自足的、保守的稳定性而独树一帜。法国人在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是因为从1789年到第三共和国崛起的一个世纪里，法国人一直不信任各种宪法模式和政治权力形式。

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的许多观察家认为，左右之争及相关的政局不稳，是法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深深植根于各种政治记忆之争，植根于有关“真实的”法兰西历史道路的各种叙述之争。当然，争论的参与者本人不觉得问题是由动荡或冲突引起的，而都认为是对方固执己见、拒绝遵循自己的世界观所致。意识形态之争在参与者们眼里显然是第一要着，其他事情顶多偶尔地、短时间地关心一下。这种态度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是很久以前才有的咄咄怪事。但是就在数十年前，法国公共空间还充塞着教条语言，耽于争吵，吵到酣处几乎能不顾一切。意识形态右翼要到坠入维希深渊而名誉扫地时才走出这一误区，而左派则一直保持到70年代。

不过，研究法国晚近历史已有其他途径，不那么强烈地依赖大革命视角和语汇了。在1940年、1944—1946年以及1958年发生了三次转折的传统的制度编年史学，无力回应这一问难：这种史学方法低估了社会变迁、经济变迁的趋势与时机的意义。另一条叙述路径则强调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明显的连续性以及与此相伴的经济停滞。法国人自己首先就明白，国家仍然是一个人口增长率罕见低下的农村和农业社会，极度需要连续性，拒绝各种形式的变革——这些变革正在同一时期内改变其邻国的面貌。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下威胁面前保护过去的做法对这个民族很有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兰西民族的这种威胁感进一步增强，从而进入长达20年怀旧伤逝性的拒绝之中。两次大战之间的大萧条令其他欧陆国家遭遇了经济崩溃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剧变，法国却得以幸免。但从另一角度看，全民转向隐晦不明的旧制度，憎厌现代化和改革，却促成了维希政权的降生，因为后者许诺说要迎回一套前现代价值观及制度，这让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及选民本能地感到宽心。而且，尽管政治首脑们无知依旧，但新一代官员和管理者们都已认识到，并不是战后的第四共和本身，而是新的国际形势和机遇在50年代中期过后把法国推进了一场迅猛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变革之中。

关于1930—1970年历史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法国陷进了一场三边斗争之中：一个怯懦的、不敢冒险的社会，一个颟顸无能而又离心离德的政治阶级，以及一小撮为国家的停滞乃至倒退而满心沮丧的公仆、学者和商人。按照这种观点，1936年成立的人民阵线，不管泛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色泽，它首先是向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政府系统的全面检修迈出的迟疑不决的第一步。这一行动在30年代厝火积薪的政治氛围下铁定败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拾变革的反倒是维希“实验”的一些年轻参与者。以“民族革命”和废除议会对行政决策的压制为旗号，他们全面检查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器的各个零部件——他们努力的结晶未获认可，尽管法国的现代化政府部门终于在下一个十年中建立了起来。只是到了1958年第五共和问世以后，社会变革、行政革新和政治制度才算齐头并进——即便如此，也还是对第五共和创建者的本愿偶有违逆——法国得以克服其“病症”，体验“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但是，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法国的困境及其抉择的“当代”含义很少受到以上任何一种历史叙述的影响，令今天的历史学家十分困惑。自4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尤其是国外的）法国研究中的一大命题——“古代政体和现代政体的对比”，法国政治学者或社会评论家却很少触及。而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也通常是用来吹嘘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避免了分裂——它的邻国深受其害，而其终极危险和后果则恐怖而清晰地呈现在大西洋彼岸。

与此相似，法国也几乎没有什么公共人物思考过，在该国古往今来的传统的左/右之分、共和/极权之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究其原因，想象力的匮乏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做此思考的人总是不得好报。就连19世纪末最富想象力、最具批判精神的共和主义者，面对第三共和政治和政府系统有目共睹的缺陷，也不愿怀着善意去探讨制度改革，因为他们害怕跟麦克马洪元帅（Marshal MacMahon）[2]、布朗热将军（General Boulanger）[3]以及（我们仍记忆犹新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4]的罗马行政官野心扯上瓜葛。1918年后，他们的忌讳更加坚定了：在两次大战之间，许多头脑最聪明（也是政治上最不得志）的批评家针砭法国及别的国家的政治僵化，最后却落得个在纳粹或新纳粹集中营里一命归西的可悲下场。

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推论过程也基本与此相似，他们认为，只要向激进共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在屈膝于极端雅各宾主义，这是对他们昔日忠诚的背叛——这种幻象来自两个阵营的刺激：其一是决心充当革命者的温和社会党人，其二是共产党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其咄咄逼人的主张：要继承革命传统中一切最极端的话语和抱负。甚至在1940—1944年沦陷时期过后，保守主义政治遗产的主体名声大坏，政治左翼也未得以驱除它的心魔。当贝当和维希政府勾起了人们对无限总统权之危险的记忆，尤其是当昔日的军官们执掌了总统权之后，大多数法国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认清一个有效率的行政当局的益处，才能学会把它与一场永久性政变大致区分开来。

因此，在20世纪的法国，历史和记忆达成了共谋，合力排挤对今天这个国家而言真实存在的两难困境——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对立的历史叙述留下的沉重包袱——的持久关注。这时，知识分子的贡献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必赘述20世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类拔萃了；他们本人的表现已很能也常常足以说明问题，近些年来，他们以最大的勤勉和热忱致力于讲述本民族历史。但是，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写作都太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了，这并非偶然，因为正是知识分子比别人更频繁地使用那些传统语汇，来帮助现代法国理解自身的。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历史受到场合的限制：只有当作家、教师和学者们似乎因义务所迫，在一场国家级大冲突中选择加入某一阵营的时候，他们才算进入公共生活——支持抑或反对德雷福斯；在“一战”前做国际社会主义者抑或做完整民族主义者；在30年代加入纳粹抑或反对纳粹；在沦陷期间支持抵抗运动抑或支持合作者；在冷战时期选择共产主义抑或选择“资本主义”，支持西方抑或支持东方；赞成去殖民化抑或捍卫帝国政治；宣扬激烈反对（国内国外的）独裁政治抑或保证总统制政府的稳固；以及每时每地在左与右之间做出取舍——知识分子通过这些语汇定义自我，进而在大半个世纪里为法国的公共辩论定性定调。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用这些语汇来思考问题，或企图违犯之，或完全脱离这种常规界定，那么，他似乎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

就连对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最著名的批评——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5]著于1927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也是以这一方式写出来的。班达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与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法兰西行动”有联系的民族主义作家和出版家。如今我们几乎已想不起来，自20世纪初以来经1940年的这一派思想家有什么过人之处，从而也不知道对班达而言，批评知识分子背叛了他们的正当使命（独立的真理追求者），为什么就一定要拿最主要的右翼思想家开刀。但是，班达并不想暗示公共参与本身是错误的，只不过它应该是真诚的独立思想的结果。

莫拉斯和他的追随者错就错在他们的理论始于这样一个假设：法国和法兰西民族起步最早，也必须永远位居第一，这个前提（在班达看来）有损于冷静的个人思考和道德抉择。班达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从而心怀鉴戒，他论辩道，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追求正义和真理，是捍卫个体权利——进而，在一个大站队的年代，一个你必须投身此阵营或彼阵营的年代，把这种使命贯彻下去。

然而，到了30年代，一俟“正义”“真理”和“权利”本身受到意识形态划界之害，班达的区分就失去了意义，缺少了独立的参考点——一如我们所见，法国解放以后，班达本人就是以一个左翼同路人的身份亮相，义无反顾地介入政治的，他为斯大林主义统摄下的东欧进行的政治大审判做辩护，基于的理由跟他当年严厉批判的、民族主义右翼的道德“现实主义者”们所持的理由完全一样。当年，法国的一些知名作家为支持民族主义右翼事业，回避对个体案件真相的关切，被视为犬儒式不负责任的极端表现，而现在，班达对由国际主义左翼促动的集权统治趋势视而不见，同样性质的行为，却成了负责任的政治参与。

这样，20世纪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成为理想的向导，无法告诉我们在他们的时代法国正发生着什么，因为他们写下的太多作品，只是把这个国家本身积重难返的政治分裂反射回公共领域之中而已。不过，借助已被用滥的后见之明的力量，我们或许能够利用“责任”这一从左拉（Emile Zola）到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知识分子都真真切切耳熟能详的概念，重新编制一张知识分子兼政治的年谱——但是，我们要赋予“责任”一个更标准的含义，它与以往关于知识分子行为的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含义迥然不同，它并不等同于“政治介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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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读读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历史，统治国家、代表人民的那群人，他们的庸碌无能、漫不经心和罪该万死的玩忽职守一次又一次震撼着人的心灵。这不是事关某党某派的政治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从共产党人到君主主义者的所有党派代表和参议员、总统、总理、部长、将军、公务员、市长以及政党领导人，都表现出对所处时代及位置的高度无知。他们倡导的政策——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倡导的话——都带有最褊狭的党派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仅仅代表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传统和利益，而在参加选举或职务任命的时候，也没有为超越这一范围而做过半点儿郑重其事的努力。

法国在早年并不缺少富有创见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后来何以成此光景，研究起来颇有意思。1918年前，第三共和国陆续涌现出了甘必大（Gambetta）、费里（Ferry）、饶勒斯（Jaurès）、普恩加莱（Poincaré）以及克列孟梭（Clemenceau）。但是，“一战”时的全国混乱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呆板化，使得两次大战之间的共和国呆滞僵硬，如同一只被历史的强光吓傻了的兔子。在国内事务中，一部分人叫嚷着要回到他们的幻觉中繁荣稳定的战前时代，另一部分人则念想着一个用德国赔款换来变革中兴的承诺，国家被生生地撕裂了。战后，在民众要求改进工作条件和社会服务的广泛压力下，激进变革的举措草草上马，最终成了一种极化政治文化的牺牲品——在这种文化中，任何制度或经济改革都被当成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来对待，预感到威胁的利益者因此联合起来，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抵制。人民阵线的豪言壮语，及其在它神经紧张、耳根又软的对头们那里激起的反应，把这种极化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说国外政策的制定，最初是根据战后对法国实力的幻想（它本身就有赖于一个更虚幻的预设：从战争中走来的法国怎么也算个胜利者）；随后，当美国的退出、英国的坐视不顾令法国在外交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是根据借助国际联盟促进共同安全的美好愿望；最后，国联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则是根据法国武装力量及政治领导的撤退——与其说退到一种能让人看到希望的绥靖状态（仍带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意图和进取心），不如说是退到盲目乐观之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938年从慕尼黑回国，心知他抛弃了捷克，同样也抛弃了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正等待一场爱国主义大声讨，不料竟喜出望外地受到了如释重负的子民的热烈欢迎。1940年，法国政府精英们面对德军的胜利，以他们在过去20年间统治国家的方式签下了那个颓靡、悲观、充满失败主义况味的城下之盟。同年7月，法国政府的许多民选代表遗弃了共和，带着浑身倦意长舒了一口气，一些观察家起初瞠目结舌，但想想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维希法国的当政者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它顽固地不愿正视自己的软弱，不愿正视占领军的真实目的，占领军的行动与让步所意图的结果虽日益明显，维希人却依然不闻不问。而更加明显的是，到了战后，尽管谈复兴谈得很多，也为落实复兴之举做了一些严肃的努力，但政治却要人们长期有心无力。固然，法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它的政治策略很具破坏性，因为就这个政党的性质而言，它的行动所依据的责任和理性准则并不是从法国民族利益或本土政治考量出发的。但是，社会党人也没能重新审视他们的教义和纲领，各方也普遍没能认清法国在战后业已改变和下降了的国际地位，加之议会中经年累月的分歧与争吵，以及对法国殖民地独立呼声的回应严重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利益将长期得不到不带党派偏私的关心。

战后法国能脱困于其政治领导人之手，得感谢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想提早10年获救都是不可能的。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法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生的欧洲共同市场之中，不再仅依赖自身的资源和决策谋取安全与繁荣，而统治者的无能和失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比早年要小得多。

如果说法国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时期从1918年延续到1958年的话，那么可以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是发端于30年代中期，此后40年一直长盛不衰。这个判断乍看荒唐，最起码知识分子是负责的吧？没错，在反法西斯战争、战时抵抗运动、战后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反殖民运动之间，法国人，或至少一部分法国人，他们的道德介入、道德担当的程度已深至无以复加，但是，这种回答错就错在它评价“介入”时期，使用的正是该时期所使用的话语——特别是那些作家的话语，他们当时和以后所写的东西左右着我们对他们行为的理解。

表面上的“道德负责”，最明显的例子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反法西斯主义。诚然，它代表一个历史性时刻，一个正义反抗邪恶的政治参与的时刻——正如那些参与者自认为的那样。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基于一些相同的原因投入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的怀抱。而且，鉴于其中一些人后来（有在战时的，也有在战后的）转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我们最好牢记，在“二战”前的欧洲，知识分子无须投身左翼政治才算是“负责”，他们只要投身政治就可以了。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法西斯覆灭后的许多年里，人们宁愿把“二战”前知识分子投身整全民族主义或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劣迹忘掉。明乎此，并在看到1940年前政坛和思想界是如何弃左投右，1942年后又如何弃右投左之后，我们最好把参政涉政视为这一整段时期的时代特征。[7]

如此，我们才看清了何谓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它可以有许多形式。让－保罗·萨特在从“奇怪战争”期间写起的笔记里说，自己在两次大战期间恪守着形成于“一战”的政治冷漠式爱国主义，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犯罪般地一无所知。因此，他后来疯狂地参政议政主要是出于担忧，生怕历史巨舰趁着夜色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或许这只是萨特的个人动机，但他的情况很普遍。一些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在30年代的暴风雨中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在民主亟待捍卫的时候躲开或故意视而不见；一些人选择了，但选“错”了；其他人选“对”了，却已太迟。

衡量像这样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道德标准自然是可用的。当人们自称“西方文明的保卫者”“反法西斯主义者”“抵抗者”“进步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等等诸如此类称呼的时候，都在对世界和为世界所负的责任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哪怕他们加盟的具体的政治集团更愿意用历史、经济或美学语言给自己的主张镀上合法性的光泽，哪怕它以官方姿态排斥“道德化”行为。但是，一旦做出某种抉择，你就必须抛弃，或者至少暂时抛弃道德自主权。只要介入政治，不管投入哪个阵营，你都要付出一种代价：不管是面对敌人，还是与你同路但不受欢迎的人，抑或是你自己的阵营做出了什么难堪的举动，你都必须恪守自己的抉择，向着本方说话。

这是1936年后去西班牙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对共产党人或佛朗哥主义者联盟的一举一动看得太清楚了；这是民族复兴的理想主义者的处境，他们近距离目睹了赖伐尔（Laval）[8]和贝当搞的那场“民族革命”；这是抵抗者的处境，他们观摩了随法国解放而来的秋后算账，既不完全又掺了私利，且往往有失公正；这是共产党同路人的处境，他们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独裁而窳败的帝国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者”[9]的处境，他们强迫自己去理解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意义，证明它们的行动实属正义。

当然，我们可以重编一份系谱，记录那些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勇气和道德主动性的人物，给上述背叛行为做一反证：例如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0]，或者玛格丽特·布贝－纽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11]、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12]和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他们名垂欧洲一代正直知识分子之青史。或许这一点让人更难接受：许多较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从来不在其列，更不用说那些不知名的了。

我以知识分子为题，是因为他们对法国深有影响，也是因为政治参与兴起之后，道德义务最容易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而他们本人也强调选择——以及那些被称为“选择”的决定——的伦理维度。不过，以政治责任感的名义效忠于一个团体或政治对象，久而久之伤害乃至完全破坏了每一种特殊的道德责任感，放弃个人判断和主观能动性，并非知识分子独有的弊病。同样的危险也横陈于其他人面前：政治家、公务员、士兵、教师、学生，在那段岁月里都难幸免。

然而，我所考察的这整个时期盛行一种特别知识分子化的不负责任，它在战后的数十年间达到了顶峰。它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抉择或由此陷入的道德混乱无关，却与“知识分子”这一行本身，与学者、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等选择思考并尽力去理解的东西有关。这就要回到我之前谈到的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习性：他们习惯用最传统的方式反思并回应身边的政治文化纷争，而不是尽力把全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引向更有希望的轨道上。

因为各种原因，始终少有人关注法国在头三分之二个世纪里遇到的问题，我已经试图指出一些缘由。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先天就难以分辨；任何一份普通的法国晚近史记录都能显示，它的这些病症是明摆着的。国际政策、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动辄悬而难决或不堪所用，并屡屡遭到攻击和损毁。先天而来的困境扭曲了公共生活。教义上的分歧对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分析性观察，意识形态战争取代了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关心，使得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鲜有人严肃地关心政治问题。最致命的舛误是，人们企图研究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不再持久关注经济、社会停滞所付出的代价，不再关心应如何给政治行为设限；作家和辩士们神魂颠倒地陷于这一谬误之中，一直持续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的前夜。

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要到这么晚才注意起这些问题来？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的前50年里，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都是文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哲学家，他们热衷于公共论争，却往往不太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但到了5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逐渐被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所取代，而公共讨论的质量却没有任何明显的上升。随着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们地位日渐突出，他们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人们却依然怀有这样的期许，即知识分子应能就任何话题发言。更有甚者，他们继续投身于一种被政治化、阵营化的文化，支持一方或另一方，这意味着，不管他们所倾力分析的客观现实多么无涉感情色彩，他们的公共言论也一定是辩斗性的，在其中，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第一，专业知识技能则屈居其下。

不管怎么说，学术界本身远非世外桃源，免不了要卷入论战、教义结盟与斗争，因此，最突出的从而也最有影响的学术界代表人物，并不一定是本学科功力最深湛的从业者，最好的证明便是1968年前后的畸形状况：当时，某些参与关于教育、媒体以及国家现状的论战的名人，是借助“大众化”来夺人眼球、产生影响的，他们迎合了已政治化的大学内部的流行风尚。

反面的例子，即那些关心法国当下问题，把正规科班知识用来分析别人根本不察的国家困局或进程，并以其作品唤起公众重视的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他们最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个民族的知识界里显得另类而怪异，仿佛布列塔尼的山巅上风吹日晒的巨柱[13]：J·F·格拉维耶（J.F.Gravier）的《巴黎和法国荒漠》（1947）、H·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农民的终结》（1967）、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的《被封锁的社会》（1970）。[14]即便如此，更知名的那些政党知识分子也不大可能大量阅读过这类作品。

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改变。一度刺激并掌控了知识界注意力的话题似乎不再分量十足，或者已在改变了的政治气候中削弱——在这种气候中，随着60年代末激进分子幻梦的破灭，人们对暴力和恐怖的容忍度明显降低了。当然，此后有好一阵子，知识分子们通过电视和电台广播大量探讨人们的各种罪错，反省他们曾顶礼膜拜的观念；不过，在此前20年间，法国更有关怀的思想者们已经带着艰难的选择，严肃地介入到他们当下所处的国家和世界之中。

*　*　*

这本书写的是三个法国人，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三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要是知道自己被与另两人归成一组，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不过，他们在某些特点上是共通的。这三人毕生都在法国扮演重要角色，但与同时代人有点儿格格不入。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和时人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只是到了漫长生命的落幕时分，莱昂·布鲁姆和雷蒙·阿隆才因截然不同的缘由，得以在几乎遍布全世界的崇拜、尊敬和（在某些地方的）奉承之中获得慰藉。而在35岁时就领教过以上所有三种不负责任的加缪，12年之后在备受怀疑和毁谤之中撒手人寰；他的名誉要再过30年才能恢复。

三个人都是文化上的“局内人”，但是他们的观点和论调经常跟他们所处的时间地点不甚契合。他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也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人。两人都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否定这一点，也都没把这看得有多重；只是随着个人生涯的发展，阿隆对他的犹太人身份有了更多的自觉并受其所困；但是，犹太人身份对他们的很多敌人而言可不是无足轻重的，尤其在布鲁姆这里，由于他主动挑起抵抗现代法国反犹主义的重担，若想要理解这种被严重忽视的民族政治情绪，不能不聚焦他的个人事业历程。加缪于战争初期来到法国，在巴黎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找到了自我，然而他的阿尔及尔出身又使得他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成为局外人。他还缺少一张官方开具的教育文凭——这是法国知识界领袖级人物的标志，尽管他也曾短暂地担任过知识界的英雄和代言人。

尽管彼此不同、各有个性——我在下文中也会进一步讨论——但这三个人都在现代法国公共生活的腹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布鲁姆不仅仅是19世纪末巴黎文学秀场的一员，一个年仅26岁的生气勃勃的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他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社会民主党当仁不让的领袖，1936年、1938年两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是维希政府最重要的政敌，曾被送上法庭、被判入狱和流放，他在战后当过总理，直到1950年去世，他都是法国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

雷蒙·阿隆2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就它让同龄知识分子们相形见绌（萨特是其中之一），成为他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年轻法国哲学家，直至与“自由法国”避居伦敦共度战乱时才中断了专业研究。战后，他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终获选进入法兰西学院，同时广泛著书立说，给《费加罗报》和《快报》写下不计其数的每日和每周评论。他于1983年以78岁高龄去世时——其时他的思想回忆录刚刚出版——可能是全法国最著名的作家、随笔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理论家。

尽管出身于不起眼的殖民地，外省的教育背景也毫不吃香，阿尔贝·加缪却靠着两部小说（《局外人》和《鼠疫》）、一部哲学随笔（《西绪弗斯神话》）以及在战后新兴媒体《战斗报》上写的社论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战后巴黎几乎无可匹敌的政坛名人。他被普遍认为是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同僚、战友和齐名者——他尽力用个人魅力和道德威望去弥补智能上的不足——在抵抗运动中，他并非仅担虚职，而是实实在在地战斗过。尽管和萨特主义者分道扬镳，并因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从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中日益孤立出去，加缪的国际地位却扶摇直上，直至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的一起车祸，给他相对短暂的人生（他生于1913年）注入了偶像意味，即使法国人过了很久才重新发现了他，他今天仍被法国上下普遍尊崇为一大民族精英——和他生前在别处长期受到的追捧一致。

不过，在以下的篇幅中，我论述的重心落在布鲁姆、阿隆和加缪与彼时法国之间矛盾重重、麻烦不断的关系上。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三人的道德（有时还有身体）勇气有一共同点，即他们都甘愿与自己人较劲，却不与政敌或思想之敌战争。所有人都与敌人为敌，这才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孤立无援，他们的影响（至少在平生大多数时间里）减弱了，他们在国内的声望很少能与在国外友人和拥趸中的声望相比。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但是，对这三个人表示一定关注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从法兰西历史的视角看更有说服力：他们所反对的特殊对象，他们希图扭转或至少挑战的那种趋势，正是我所说的“不负责任”，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的责任的倾向。但这里有个悖论，批评者和敌人会抢先注意到：近乎虔诚地追求社会主义，坚持把某一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政治分化和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不稳定的，不正是莱昂·布鲁姆吗？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团乱麻里站队而自我缄口，从而躲避战后法国最具分裂性、伤害道德最深的一次危机的，不正是阿尔贝·加缪吗？还有，那个像苦行僧一样发愿高高挂起，不参与公共事务，顶多也就是平和地谈两句国是，从而带着冷冰冰的现实主义，一辈子都不曾像法国人那样做出艰难抉择、直接投身政治的人，不正是雷蒙·阿隆吗？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的，对阿隆的这种指责有欠公允，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普遍认为只有“介入”才算是担负“责任”。加缪拒绝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无疑他也同时反对法国的殖民行径）着实令他痛不欲生，还失掉了许多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在陷入阿尔及利亚困境之前，他已有十年时间逆潮流而动，公开反对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关于战后的肃奸运动、关于死刑、关于“革命”概念以及关于共产主义实践的观点。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同样是源于对道德义务——包括在没话可说的时候保持沉默的义务——的本能自觉，他此前的言论和介入活动也是受这种自觉的驱使。这样做很不讨好，也容易招致误解，但他无能为力；因为（与阿隆形成对照）加缪所理解的“责任”就要求摈弃那种考虑问题的方式。

布鲁姆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为缓解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政治危机做出的贡献无可争议；但是，正是因为在当时冥顽不灵的社会党内深孚众望，他理应更了解这个党所有最恶劣的政治不负责任和政治冷漠倾向，而不是去鼓励它们。由于社会党到1936年成了法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布鲁姆没能把它带出宗派主义旧习，将它领上一条并非基于教条的政治联盟和纲领之路，因此，对社会党人早先所犯错误导致的最终结果，布鲁姆也得负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

困难在于，布鲁姆在人民阵线及其后来的垮台中所起的作用，会误导我们低估他对公共生活做出的更大贡献。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唯一一位杰出的社会党人，能够面对30年代晚期的国际局势，公开拒斥和平主义、集体裁军及绥靖政策。他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贝当的少数法国社会党人之一，后来，在70岁的时候，他还利用身陷囹圄的机会重新思考他长期秉持的那些社会主义信念的本质，同时并没有抛弃他的道德前提和社会批判意识——当初他正是怀着这两者接受那些信念的。

长期密切注视宪法和政府改革，在1945年以后致力于更新法国左派，根据现代的、理性的原则对其进行重建——布鲁姆在这些方面实在太突出了，而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败，与他在1936年当总理时暴露出的很多明显的缺点相比更能反映他的人格，因为这恰好表现了他在反对精神和制度的积习方面投入了多少反思和工作——这类积习不单他自己以前有，更深埋在整个政治传统之中。我想指出的是，布鲁姆确实犯下了许多错误，然而他强就强在能够把它们看作错误，他虚心承认之，并积极地公开重建自己的政治遗产，这样做有时要冒巨大的个人风险，且总得为此丧失本可坐拥的声望民心。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当政者中，怀有这样责任感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也可说明很多人何以对他如此反感，乃至切齿痛恨。

除了上文提及的勇气和正直之外，布鲁姆、阿隆和加缪还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反共。这本身并不稀奇——法国有许多反共分子，而且，反共立场不管有多少合理性，都很难自成一种独特姿态，更不用说确保一个人行为负责了。然而，这三人成为反共人士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那个国家和时代。

1920年12月举行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SFIO）大会见证了一场分裂，列宁主义者脱离了社会党自己单干，布鲁姆在那次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至今仍是区别列宁革命和历史悠久的欧洲社会民主革命的经典文本之一——他那时候就已经在政治上反共了。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让他很不舒服。不过他觉得，一个社会党人不能谴责一场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名义的革命，基于这个错误的理由，他一辈子拒绝视共产党人为敌，哪怕后者总以为他对他们怀有敌意。但他坚持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错误，它最理想的状况也就是退回到一种被遗忘已久的从起义到独裁的传统之中，而最坏的结果则是为在一个后资产阶级政府中确定恐怖与压迫的核心原则打开大门。共产主义将会背叛它的理想和追随者——早在1920年，他就做出了如此富有先见的预言，同时也承担了否定社会主义已实现的重大成就和抱负的危险。1941年，他又写道，其他国家的列宁主义者只能充当苏联利益的传声筒——他送给法共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外国民族主义的政党”——因此命定要叛离本国利益，叛离他们的支持者和选民。

一艘社会党舰艇在云谲波诡中摇晃前行，布鲁姆对共产主义问题完全清醒的认识使他成了这艘舰艇的镇海之锚，即使不大友好地称布鲁姆为“幼稚的道德家”的雷蒙·阿隆，也承认他在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自始就是“洞明一切”的。在布鲁姆看来，非共产党左翼永远也不能在与共产党人的政治博弈中让步，同样，也不能同意与一个拒绝改悔的共产党重修于好。但是社会党人也不能抛弃自己的过去，连带着一同放弃意识形态领域。倘若共产党人宣称自己是在继承法国大革命的遗志，那么社会党人同样要主张他们对大革命的合法继承权。和许多年轻一代的社会党人不同，布鲁姆认识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除非摇身一变，在事实上加盟极右派外，你无法把共产党人看作自己首要的敌人——共产主义不是敌人，但他们对左派也提不出任何合法的要求。

这在实践中是一个不可能保持的立场，而社会党人还需借助展示革命委任状以同激进共和党人划清界限，[15]使情况更加恶化——布鲁姆试图通过曲解社会党教义来支持这一主张，却因此而饱受攻击。但是，若没有布鲁姆的努力，若不是有他的领导和垂范，法国社会党人几乎肯定无法从1920年的分裂中恢复元气，两次大战之间法国历史的形貌就会大不一样——未必会更加健康。法国共产党人做得很对：30年代以及后来1945—1948年间，他们都视莱昂·布鲁姆为道德和政治上的主要障碍，妨碍他们独占法国的激进专制权。布鲁姆本能地意识到，把法国社会主义从共产主义的锡拉岩礁和激进党中心的卡律布狄斯旋涡[16]之中挽救出来，对于在法兰西共和国维持一个民主的公共空间而言实有必要。但是，他的良苦用心难以在社会党同事们中得到共鸣，他的政治对手们不信任他，嫉妒他的每一桩成就。在盛行赤裸裸的不负责任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莱昂·布鲁姆几乎是独自一人扛起了政治责任的重担。

阿尔贝·加缪的反共则出自完全不同的考量。30多岁时，他曾短期加盟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但是1940年一回到法国，他就不受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党派的诱惑。可以肯定的是，在解放后的几个月里，加缪和大部分其他抵抗联盟的成员一样不愿攻击法国共产党，并确信为了进行战后法国公共生活和制度的重建，与共产党人联手是有必要的。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怀疑法共了。不过，加缪先是以个人笔记，后以一组文章和随笔，最后以在1951年发表的《反叛者》——也是他对革命幻象最集中的批评，宣告与法国“正统”的进步舆论一刀两断的时候，则是出于一个十分特别的理由。

阿尔贝·加缪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的“反反共产主义”最可厌乃至无可容忍之处，是其道德方面的模糊暧昧。他认为人不能站在无可避免的道德的立场上——不管怎样谈论“必要性”或情势需要来掩饰——来宣示自己的公共身份和历史姿态，进而专一地审判另一半人。如果说歧视和压迫是错的，那么不管它们发生在莫斯科还是在密西西比都是错的。如果说集中营这一恐怖制度和侵略、毁灭自由民族的行为构成了法西斯的罪愆，那么当这些事情出自你“进步”的同志们之手，也一样应受谴责。加缪很明白怎样为这样一种双重标准辩护——他自己早年就曾做过。但是辩护所需的语言、思想以及道德上的歪曲——保持沉默以及主张局部真理——最终被他拒之门外。

这样，尽管加缪对布鲁姆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对非共左翼的一种政治犯罪，是激进政治的一个肮脏的代表人，最终将腐蚀激进政治的所有正当形式——表示同情，他决心公开反共却并非基于此。他仅仅是无法忍受本方阵营的伪善。他的敌人和敌人的敌人之间是以半斤八两的伪善对伪善，他用了半辈子、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这些伪善。正是拒绝依附于一个阵营，并运用自己的判断克服直觉，令加缪高傲地一意孤行，恪守着政治上的天真。

在政治介入和道德执守之间，他似乎必须做出抉择，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纵使付出了内心不安、名誉下跌的代价。他认识到这是心灵需要，而非出自计算和权衡，这又一次说明了他的抉择是如何异于时人。加缪的同时代人选择共产主义或各种“进步”立场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历史规律或政治必需；也是基于相似的缘由，他们放弃了党，或者不愿再同它保持外部的友好。一些人反对大审判，认为其理由邪恶堕落；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受到苏联国外扩张的威胁；另一些人则渐渐看清了列宁主义教条并不再信服。而加缪不同，他一看到让自己道德不安的东西，就厌恶地走开了。

雷蒙·阿隆无疑看透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承诺的空洞的自负，要论揭露知识分子“介入”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矛盾，无人能出其右。事实上，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正视他们自己信念中无法克服的矛盾时就对《知识分子的鸦片》心悦诚服了，他们感到这本书所写句句属实。但是，阿隆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相亲中的道德困境不感兴趣——对他而言，潜心于此本身就是法兰西综合症的症状之一。他自己的反共倾向来源迥然不同。他在求学时代一度崇拜马克思，且和那些长期关注19世纪社会理论的人没有任何分歧。问题在于，从萨特以降的大多数法国左翼分子没有这种持续的兴趣，事实上，他们对声称要捍卫和阐释的这些理论有着诡异的无知。

一言以蔽之，他们不严肃，或用德国人的话说——不“从一而终”（konsequent）。阿隆在法国公共讨论中察知的最让人揪心的弊病，就是这种思想严肃性的欠缺。法国知识分子们大谈他们没读过的书，鼓吹他们不理解的教义，抨击统治者的政策，自己又提不出合理的替代方案。学者和杂评家们这种先写后想的半瓶子醋之风即便只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流行，也已经够现眼的了，可是在法国，追捧这类男女老少的除了他们的朋友和崇拜者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受众群；阿隆由此认为，他们的罪过不仅在于狂妄放纵，还有思想智识上的渎职。观察家、评论家、介入政治的思想者，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理解它——早在30年代初亲眼目睹了一连串恐怖事件后，[17]阿隆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阿隆的同僚和朋友们却一条道走到黑；从1932年直到生命结束，他都把这种执迷不悟看成一种极端的鲁莽。阿隆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状况，在他看来不允许人们用沉思冥想来索求理想的出路，我们也不可能到异域或根据元历史的前提推导出超理性的抽象概念，由中寻找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阿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自己早年的学术兴趣引导他对哲学的基础及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做大量思考。但是，他把自己的公共生涯全都用于理解和批判政治与经济现实中困扰人的细枝末节，以及用来熟练地揭露他的对手们乏味无聊的、不负责任的逃避主义。对他而言，共产主义包含了两个方面：它既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也是对这个时代各种问题的逃避。

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今天的意义，正是基于与时代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联系。借用汉娜·阿伦特对当年欧洲其他一些“尴尬”人物的精确描绘，他们正属于“黑暗时代的人们”。他们不是边缘人物——若如此，他们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一位治法国史的学者也不会这么关注他们。然而，他们在世时都被严重误解了，以至于有时候，他们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理解要胜过同时代人太多。他们所在的共同体，就像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一样，对他们的欣赏和对自身的理解均姗姗来迟。而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些人中找到一些帮助，以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时代。

[1]参见皮埃尔·诺拉编《记忆地》，7卷本，（Paris：Gallimard，1984—1992）。

[2]麦克马洪（1808—1893），19世纪法国军人，在普法战争中任沙隆集团军指挥官，因指挥失误导致12万大军在色当溃败，率全军向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投降。——译注

[3]布朗热（1837—1891），19世纪法国军人、反动政客，1886年任法国陆军部长，在任期间企图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权，1891年阴谋失败，逃至比利时自杀。布朗热事件以及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君臣铸成的色当之辱，通常被列为法国19—20世纪的大丑闻。——译注

[4]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即拿破仑三世，1851年发动政变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后在普法战争惨败后随麦克马洪等人向普鲁士投降。——译注

[5]朱利安·班达（1867—1956），法国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知识分子的背叛》集中于对知识界民族主义右翼的批判，对此后至“二战”期间的知识分子动态有惊人的预见。——译注

[6]我此前的著作《未完成的昔日》（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中对这个话题已有概述，但涉及的是一批作家，我在那本书中关注了他们的（在这个意义上的）“不负责任”。这本书里的各个论题更加严肃慎重地使用“责任”这一概念，所以更有深意。

[7]许多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或忽略或重写他们早年卷入政治的历史。当然，这事绝非法国独有，比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作家大多崇奉、鼓吹恶毒而狂热的反犹及民族主义，他们的争议历史至今还鲜有定论。要不是一些人——最引人注目是西奥兰（Ciolan）和伊利亚德（Eliade）——在战后摇身一变投向西方，并且功成名就，这事还不会闹到这么大。

[8]皮埃尔·赖伐尔（1883—1945），法国政治家，“二战”期间通敌者中的代表人物，1942年出任维希政府总理，1945年解放后被以叛国罪处死。——译注

[9]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他把美苏列为第一世界，把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国家列为第二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列为第三世界。他认为两个超级大国是造成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强调要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组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该理论传出后，法国及欧洲有一部分左派分子便狂热地以无条件支持第三世界的民主人士自居。——译注

[10]乔治·贝尔纳诺斯（1888—1948），法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作品多涉宗教题材，思想成熟后坚持良心高于政治立场的原则，谴责过佛朗哥的独裁行径，参与抵抗运动，也批评人民阵线政府的一些苟且行径以及解放后变味的肃奸运动，鼓吹以精神革命召唤法兰西的神圣使命。代表作有《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译注

[11]玛格丽特·布贝－纽曼（1901—1989），德国作家，1926年加入共产党，后因直陈党弊而于1938年被斯大林逮捕，被判为“危险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后，被转禁于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1948年出版代表作《希特勒与斯大林：在两个独裁者之间》。——译注

[12]伊尼亚齐奥·西洛内（1900—1978），意大利小说家、政治活动家，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被迫流亡国外多年，1930年觉醒后脱离共产党，但继续进行反法西斯创作。代表作为《丰塔马拉》《面包和酒》等。——译注

[13]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山上立着许多巨石，规模巨大、姿态各异，据说是新石器时代一个从地中海沿岸迁移过来的新民族占据布列塔尼时建起的，其中最大一处巨石群遗址位于卡尔纳克。石群究竟以何法建成，用途何在，至今仍是个谜。——译注

[14]地理学家让－弗朗索瓦·格拉维耶的《巴黎和法国荒漠》被认为是倡导分权于地方的开山之作。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探讨了农业社会消失后新情况下农民的种类和处境。社会学家米歇尔·科罗齐耶所著《被封闭的社会》揭露法国社会集权官僚政治顽固、行政力量薄弱的弊病。——译注

[15]意为通过展示自己对大革命的正当继承权，表明自己比同属非共左翼的激进党人更加革命。——译注

[16]锡拉岩礁位于意大利墨西拿海峡，对面为卡律布狄斯旋涡，两词并用比喻腹背受敌的状况。——译注

[17]指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和希特勒开始掌权。——译注

第1章 被遗弃的先知

莱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莱昂·布鲁姆如今已处于被半遗忘的状态。当然，巴黎第11行政区还有一大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晚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伦敦的老人还爱说“我们的劳合·乔治”，这位“一战”前英国财政大臣的名字被用来指代他设立的养老金，与之相仿，两代法国人也感激地把他们的带薪年假归功于1936年布鲁姆人民阵线第一届政府的改革。但是在他的时代，布鲁姆是个有严重争议的人物：他是法国社会主义的领袖和楷模，身上集中了这一派所有的教义虔诚和自我矛盾；他是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的首脑，这届政府给人太多期望和忧虑；他是法兰西第一位社会党总理兼第一个犹太人总理，其时反犹主义正深入人心；他又是1940年维希政权出炉后贝当一派主要的眼中钉，法国共产党的（用布鲁姆自己的话说）“头号大敌”。30年来，法兰西围绕着这个人的愤怒、仇恨以及政治分化犹如云飞浪卷，时而疯狂爆发，如今他也应该被友好地忽略了：这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已发生了许多变化。

1950年，77岁的莱昂·布鲁姆去世后，他的声望随着史学和政治上的时髦观点的变化而起起伏伏；人们对他自1936年6月到次年6月在第一届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中的短暂登场有各种相互对立的评价，许多流行的说法乃是由此而生。人民阵线是一个“错失了的革命契机”吗？在掌权一个月后，西班牙内战爆发，布鲁姆极不情愿地投票表示不干预，是正确之举吗？或者换一个角度，布鲁姆和他那些不懂经济学的同志们是不是加剧了导致他们上台的经济危机，然后又把危机归咎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尽管布鲁姆怀着最美好的愿望，但是人民阵线是不是促进了法国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全面垮台，并为1940年的崩溃铺平了道路？布鲁姆，援引晚近最冷酷的一位国外批评者的话说（他本国的反对者更凶），是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稚童，一个虚荣的、以为人类的改良和党派利益的要求彼此和谐一致的警句作家”？[1]

60年前，人民阵线经历了它哀悲的痛楚。从那以后，欧洲左派史上出现了一个转折，把它的幻觉砍削尽净，乃至一些问题现在看来，就像导致布鲁姆自己被弹劾的那些政策一样是过时的，其构想就是错误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布鲁姆为之贡献半生的法国社会党，现在已经和许多与布鲁姆有关的派系间及教义间的争论一起烟消云散。此外，我们对维希政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来源以及1940年德国战胜的形势也了解得太多，而布鲁姆对1934年和1944年间法国历史进程的责任心，却似乎被遗忘了。

但是，这些变化没有将莱昂·布鲁姆本人，一个被遗忘者，扔进堆着更多被公平地遗忘的人的历史垃圾堆里，它们有助于我们用一种不同的、更有意味的观点看待他。这个孤独客，旧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一个没有宏大的个人野心，特别随和通达、礼贤下士，在政治上的成败和他本人一样不温不火的还俗犹太人，何以成为“全法国的公敌”？当年，他给自己和自己的观点招来了时人最大的希望、恐惧和愤怒，现在重新审视这个人，我们能对法国20世纪的历史有何新的认识？

1872年出生的莱昂·布鲁姆出身于一个属于中产偏低阶级的，已经半同化的巴黎犹太人家庭，这个家庭从事金融业，家境一般。他一生从事过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甚至（应该说尤其是）他最凶险的敌人，也公认布鲁姆是一个有着非凡禀赋的人，他本来可以把早熟的才华转向一系列不同的方向——布鲁姆17岁时写有一篇获了奖的哲学文章，他在亨利四世中学的一位老师评道：“假如此文作者只有17岁，他就是个魔鬼。”1890年，他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但是虽然他只在该校像“流星”（埃利·哈列维[Elie Halévy][2]语）那样一闪而过，他却发现这学校限制太多，于是一年之后便申请转系，进法律系攻读。[3]

但与此同时，布鲁姆已经开始从事他的三个公共职业之一：给兴于世纪末巴黎的小型期刊和评论性杂志写文学和戏剧评论。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刚过弱冠之年的莱昂·布鲁姆就在巴黎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包括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以及年轻些的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等人在内的成名作家，都公认他是一位天才的、拥有非凡独创性的批评家。20世纪初的头10年内，他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关切，在巴黎文学圈中频频露脸，甚至于1914年“一战”爆发前还出版了一部司汤达（Stendhal）研究专著。不过同时他还在开辟另一个事业：当一名成熟的、有影响的法理学者。1895年他被最高行政法院——法国行政法院录用，当了一名助理办案员；到1919年从行政法院辞职去议会履新时，他已经是一名政府特派员，写过一系列法国行政法学方面的重要的、影响持久的意见和建议书，其中许多论证并强化了行政法院作为专断国家行为的制约者的地位。

在当法理学者期间，1898年，有人请布鲁姆帮个小忙：为埃米尔·左拉的审判准备辩护词，这是他第一次踏进德雷福斯事件的旋涡。此前他对公共事务没有多大兴趣，尽管费尔南·格雷格（Fernand Gregh）[4]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892年，布鲁姆就向他流露过想投身“政治”的意思。但是，在德雷福斯遭遇中看到的犬儒主义和不公正，以及他自己对当代公共气候的失望，改变了他的看法。大约40年以后，在谈到他初涉政坛时的情况时，他引用了《战争与和平》中的词句：“一切都这么奇怪，和他所抱的期望这么不同。”由于受到让·饶勒斯思想的感染并深深服膺，布鲁姆不仅成了一名活跃的德雷福斯分子，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主义者。[5]

若是相信布鲁姆自己的陈述，你会觉得他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亲近来得太早了点儿；还在中学时代，他在读一本讲当代戏剧的书时偶见一行字：一个剧中人说，用智力来聚敛财富无可争议；但财富可以继承，智力却不能。用布鲁姆的话说，“我的‘资产阶级’——我微乎其微的资产阶级——血统以及我所受的教育使我远离了劳动生活，我对当今社会法则最早的意识和批判性理解，要归功于这几行戏剧语言。”[6]很可能是这样，德雷福斯事件中一目了然的不公正，以及饶勒斯的榜样力量和说服力，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布鲁姆与法国左翼的首次接触，后来也成为他社会主义忠诚信念毕生的原动力。

但是，要到饶勒斯在“一战”前夕的1914年7月遭刺杀时，布鲁姆才开始积极担起政治责任。在此之前，他的社会主义活动还仅限于热忱地支持饶勒斯，后者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05年把本来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各股法国社会主义力量成功捏合成一个政党，对这个过程的早期情状，布鲁姆在发表于1901年的一篇时局观察中进行了详细的勾勒。也只是到了战争结束的1919年，47岁的布鲁姆才作为来自巴黎的社会党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并被同事们选为社会党议会代表团秘书长，从而开始了第三段也是最耀眼的一段职业生涯——当一名民族政治家。后来，他在给1914年的论文“司汤达和贝尔精神”[7]1930年重版本写的序言中谈到，早年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的日子似乎已在事实上非常遥远了：“从那时起我变了，变得尽可能彻底……这本书是另一个‘我’写的——一个和我完全一体但我还是无法辨认出的‘我’。事实上，我觉得我好像在发掘一个死去的兄弟写的书。”[8]

相对年轻的布鲁姆和他成熟的自我，两者间的距离不仅表现了他的关怀和担当的改变，还折射出他在自己党内和国家舞台上掌权的速度。在进入国民议会后的一年间，布鲁姆发现自己成了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言人，那些人反对让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依附于新成立的以莫斯科为总部的第三国际的提议。1920年12月底，第18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大会在外省城市图尔举行，布鲁姆在会上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著名演讲，捍卫法国民主社会主义这间“老屋”，反对那些追随布尔什维主义召唤而去的冒险者。就像当时欧洲各地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样，他也功败垂成，没能保护好党的统一——它在列宁的暗中操纵下一裂为二：相信法国即将翻版十月革命或被俄国版浪漫主义搅得神魂颠倒的那些人（多数派）组成了共产党；而继续忠于饶勒斯遗产或者对俄国革命进行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早熟的政变”）的人（少数派）则仍留在社会党阵营里。

布鲁姆的垂范及其对列宁主义的抗辩只得到了社会党中少数派的接纳。但是，从1920年12月起直到30年后去世，布鲁姆是他的政党毫无争议的道德领袖及其最杰出的思想代表和议会代表。从1921年到1936年，他的政党从分裂中恢复了元气，成为法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布鲁姆悉心照料社会党，为它找回健康和自信而呕心沥血。他令全党保持对联盟和统治职责的清醒意识，直到1936年大选时一举夺回议会最大多数席位，赢得了组阁权。

1936年6月成立的人民阵线政府，脱胎于1935年为了对抗各种新兴法西斯团体迫近的威胁而建立的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联盟，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又收获了一场戏剧性的失败；它的成与败不仅直接导致了自己一年后的垮台，还导致了右派的失望、恼怒以及最后的报复。到1939年战争爆发时，人民阵线已经支离破碎；共产党人当初仅仅是同意支持布鲁姆政府，但并没有参加进去，现在早已掉转枪口，在经济政策、不干预西班牙内战和慕尼黑阴谋等方面抨击布鲁姆和随后执政的激进党。

尽管布鲁姆再三保证恪守温和之道，并坚持说人民阵线政府没有发动革命的野心，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领导的激进党仍从一开始就对1936年的罢工、占领工厂和社会变革的革命倾向十分紧张。社会党分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布鲁姆的温和（他的政党中的左翼梦想着人民阵线新政府能领导，或至少是支持他们通过街头革命夺取权力），之二则在于布鲁姆自己逐渐认识到，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抵抗独裁者们；虽然有两种因素强化了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的反战情绪：凡尔登记忆[9]，以及不惜以任何代价保卫和平的心理；布鲁姆自己也长期恪守维护和平的宗旨，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局势的性质越来越明朗，他不得不含恨摈弃了它。

随后就是1940年的溃败，法国亡于贝当、赖伐尔及其盟友之手，莱昂·布鲁姆众叛亲离，人尽可欺，同时遭到左翼的怀疑和右翼的憎恨。只有80名国会议员（其中40人为社会党人）在1940年7月的表决中反对将大权全部移交给菲利普·贝当，布鲁姆是其中之一。他自己立场鲜明：“我觉得法国蒙耻了”，他在未发表的关于1940年大乱的回忆录中写道。[10]布鲁姆旋即于1940年9月15日被贝当投入监狱，一直关到1942年2月，他和达拉第及加梅兰（Gamelin）将军一起在维希附近的里永小城接受审判，给他们加的罪名是参与颠覆国家。

遭到隔离、处境险恶又拖着病躯的布鲁姆在法庭辩论中高奏凯歌，乃至德国方面禁止维希继续审判——布鲁姆在庭上反戈一击，反指那群公诉人应为法国悲剧负责，德国人惊惧不已，害怕他的言论将会产生有害的舆论后果。布鲁姆被第一时间押回了单人囚室，1943年3月又被送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此后两年，凭借胸中希望的伟力，同时得益于纳粹在战事吃紧时把他看作投降谈判时可能的筹码，从而给予的相对较好的待遇，他挺过了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磨难。

1945年4月，布鲁姆夫妇在经历了最后一段颠沛流离的转移后，被党卫军送到“蒂洛尔堡”[11]，在那里，他先后得到德国最后一批正规军、意大利游击队和美军的营救。同年5月回到法国后，布鲁姆再一次为国效力：担任1946年12月成立的短期过渡政府的总理，出使美法重大贸易谈判，社会党在1940年废墟上重建之后，他被尊为年高德韶的元老级人物。尽管由于其经验和遭遇而备享权威和礼遇，布鲁姆却没能带领他的政党进行理论和道德更新，他在余年给社会主义报纸《群众报》写每日专栏，告诫说，面对极权的共产党人和同样独裁的戴高乐派，左翼力量乃至整个法国都必须拥有新鲜的思想和更坚决的政治领导者。他在78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去世，死时还在竭力向第四共和国的人倡导变革和更新，而那些有的还不及他岁数一半大的人却正一心一意地执行过去的理念和实践——这是个反讽，但在他的生涯中却并非纯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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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把莱昂·布鲁姆看成文艺复兴的一类传人，他拥有过好几种兴趣，经历过好几个阶段：从文学审美家到共和主义德雷福斯派，从成熟的法理学家到社会主义领袖，以及在他的晚年，成为一个法国民族劣根性的道德和政治批评者。他的传记作者就是这样评价他的，当然，这也反映出他漫长而格外活跃的人生中关注重心不时的转移。但是，为了理解这个人的复杂性，把他的各种关注和兴趣看作始终在场，只是所占比例和结构始终变动不居的东西将会更有裨益，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评估他的优势和短处；只有把面貌各异的各个布鲁姆编织在一起，才能解释这个人每一时期的代表性立场和行为。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莱昂·布鲁姆最大的政治特长在于他是一个耀人耳目的，甚至有蛊惑力的人物。他不是伟大的演说家——他缺少饶勒斯丰富、铿锵的语言，克列孟梭阳刚气十足的力度，或者戴高乐经典性的、华美的抑扬顿挫。他的声音纤细，音调还很高。他个子高挑，但显得弱不禁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早年给《白色杂志》当城市批评家时的那个苦行禁欲的纨绔子弟。他若是能打动人心，并不是靠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型人格，而是通过论辩的力量，通过清晰而令人信服地把他自己信念的逻辑性和深度传递给哪怕最敌对、最不同道的观众来达成的——不管是在国民议会里、在演讲台上还是在一个报纸专栏中。显然，即便在他最早的批评文章里，敏锐的读者洞察到的也是他的这一特质：依赖论辩和理性，而不是情感、想象力或人格魅力。

安德烈·纪德对布鲁姆十分了解，曾经近距离观察过他。纪德曾在日记里说，布鲁姆“对大众没有半点儿诗意的认识”，意思是说，布鲁姆不仅不是个诗人，而且沉溺于分析和推理太深；他从气质上就不宜于诗歌式的理解与赏鉴。纪德说对了：布鲁姆本人崇拜司汤达（这在那个年代十分不合时宜），崇拜那种在他看来相当英国式的清晰，那种不通过心理学洞见而是通过大量描叙来进行推理和阐释的方法。在早年的一篇有关简·奥斯汀的小说《诺桑觉寺》的评论中，他也赞扬了作者的这些素质，赞扬她能够摈弃作者对故事多余的介入。1897年，他抱怨说，当代法国作家自命不凡而又空虚无聊，把象征误当成了现实，追求“干巴巴的寓言中的乏味描写”，却不要叙事的清晰和可理解性。[12]

布鲁姆在其他作家中发现的最值得嘉许之处——描写和阐释的清晰性，通过最大限度弱化作者的修饰和感情倾向来达到效果——也是他自己作品在同时代人眼里最突出的地方。皮埃尔·维达尔－纳杰（Pierre Vidal-Naquet）[13]的祖父1905年收到一本布鲁姆的评论集《论戏剧》，他写信给作者说：“你的思考拥有一种罕见而珍贵的品质，令人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趣味，同时身不由己地迷上这位评论家的趣味。”布鲁姆的早期作品都体现出这种品质，这些作品把一种自信的、时而具有煽动力的美学偏好［偏好司汤达、偏好早期而非晚期的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4]、偏好当时那些不出名的而今已被遗忘的剧作家和散文家］，和一种精致的、理性主义的、近乎法庭式的论辩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论辩不要求读者苟同作者的趣味或情感，而仅仅要求他们紧跟他的逻辑。[15]

布鲁姆放弃了文学批评，选择从事政治新闻业和从政，但从未改变他理性的思维模式或方法。他是一名特定意义上的共和派——一个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共和主义者，因为对生在当时的一个真诚而乐观的法国人而言，选择这一立场实在是再自然合理不过的事。布鲁姆当然也是米什莱（Michelet）和维克多·雨果的热忱的读者和崇拜者（布鲁姆的趣味很少过时，也鲜有时代局限性，但在这里，我们能从他对雨果作品的衷心拥抱中窥见一二，很是有趣），但是，他为共和国的辩护却是严格理性主义的，很少求助于武装群众的形象或革命浪漫传奇。

像克列孟梭一样，布鲁姆把大革命看作一个“总体”：1793年的恐怖是与米拉波和丹东的业绩不可分割的；而巴黎公社，“这一短命而混乱的爆发”也是时代伟大的共和与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甘必大[16]不完全但有价值的遗产。在布鲁姆看来，怀疑共和的必要性（从而怀疑共和赖以发生的革命的必要性）根本就是反理性的。重要之处在于保卫共和的成就——平等、世俗化、自由、正义——且要以此教诲全体公民，让他们能保卫并推进那个能继续延伸这些成就的进程。[17]

布鲁姆不加鉴别地、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尊奉无差别的“共和”，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时代人当然没有差异。1927年12月，当保守派日报《时代报》［先于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半个世纪］提出，面对当局恼人的优柔寡断，“我们有必要建立制宪会议和公安委员会”的时候，他发自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布鲁姆喝问，一个共和主义报纸怎敢建议如此行事？大革命是一个整体，必须整体地加以对待，不能断章取义。但是，同样不容置疑的忠诚也可以解释他在1940年及后来在里永审判中的勇气和决心。布鲁姆认为，共和是一个碰不得的成就和目标：1947年11月，整个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的顶峰，布鲁姆进行了最后一次建立政府的努力，他用吉伦特党人韦尼奥（Vergniaud）[18]的口号给他向国民大会不成功的呼吁做结：“我们纵被遗忘，共和务要拯救！”[19]

不过，布鲁姆超出其他法国共和派的地方，在于他要追求更高层面上的理性和逻辑的特质。共和国之为善，在于它的公正，但是对于一个真正公正的共和国而言，它不仅必须保证一切人的政治平等和公民地位平等，而且还要保证社会平等。因此，莱昂·布鲁姆和让·饶勒斯一样，正因为是共和派，所以也是社会主义者。当然，法国社会主义者也以毫不亚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同行的热忱，拍胸脯宣称社会主义的基础毫无疑问是“理性”。但是法国社会主义论争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政治困境的来源之一是，“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一个现成的政治模式。幸运的法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不同，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共和国；剩下的事情就是给它填充逻辑上（以及道德上）相适的社会内容。

布鲁姆拿出用来揭示司汤达的风格或在行政法院当法官的精力和理性，致力于为社会主义奠基。他在世纪之交的一篇谈阿纳托尔·法朗士小说《克兰克比耶》的评论中写道，社会主义是“社会的一种纯粹理性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希望统一社会正义和理性，希望把实践中的制度和理性信念整合到一起”[20]。如果国家能够通过建立垄断性权威给社会失序带去和谐与正义，或者帮助科学一起为所有人的利益征服自然，使得人类不再是大自然的奴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权自然会拥有更大的权力。那时还会有人为此耿耿于怀吗？

布鲁姆膺服于自己以及饶勒斯的论证，他无法想象有哪个讲道理的人会不为之信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出于有关阶级利益或阶级斗争至上的深刻信仰，布鲁姆才推测说，那些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要么有直接的个人动机，因为他们在现行体制下过得很好，要么就是还没有见到社会主义的实例。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似乎都强烈地感到，自己有责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社会主义胜于雄辩的证据，呈献给所有能看或听到他的恳切召唤的人：“（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和宗教一样，能够利用每一个机会追随怀有善愿的心灵。”正如他在1919年的一本手册里向读者解释的：“事实都是明摆着的，只要你想得到。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有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擦肩而过却没能认出事实，就像那些途经未知大陆而杳不知其在此的航海者。”[21]

尽管（也许正是因为）他乐观地设想，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多数共和派之所以不是社会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之事还不甚了了，布鲁姆却并不是一个空想家，他完全不像许多同时代人，例如英国社会党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考茨基派那样思想简单、头脑机械。他是个道德家。他有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他当然也相信社会主义是未来的历史进程必然产生的逻辑结果，但是这种历史必然性作为社会主义论说的一部分，却并不是他念兹在兹的对象。社会主义终会降临是桩好事，但这并不是布鲁姆理论武器库中的常备武器。他支持社会主义，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善。

布鲁姆思想中的道德特色有时不易察悉，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气质上是个不动感情的人，比如在审美上，他就很反感法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自我陶醉式痴狂，他经常更多地强调一本书、一个法律判决、一种政治抉择或一种历史解释中理性的一面，而不是道德的一面。但实际上，他整个世界观是由道德预设驱动的。在布鲁姆假托一个新歌德之口表露自己思想的“歌德艾克曼新对话”（1897—1900）中，歌德严责卢梭，认为后者不应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孤儿院托给他人养护。“歌德”还断言，国家有道德责任和义务扶助贫困者，教育年轻人，保护老年人，诸如此类。布鲁姆认为“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的、有生命的实体，有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这一清晰的立场在他一生的作品中贯穿始终。这个独特的社会主义国家内生于所有国家之中；因此，社会主义的部分目标就是使国家道德化，而国家反过来再促进社会道德化。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解读表现出对其所有形式和阶段不加批判的同情，正是和这一看法完全一致的。[22]

其次，辨认布鲁姆的道德取向之难度，还源于他与自身背景的复杂的联系。布鲁姆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并不觉得尴尬或羞于启齿，他在当时法国社会党内部的人缘也很不错，但是亲和（甚至在选举中支持）社会党运动的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因而像布鲁姆这样的人就得背负着压力，把手工劳作、“人民大众”、阶级冲突至上等等多么多么重要挂在嘴上，从而与自己的出身一刀两断。然而，在布鲁姆本人这里，他的独特的仪表和气质，他的衣着打扮，他和高雅文学杂志圈的联系，他在行政法院的工作，他名闻遐迩的（在当时也是胆大包天的）文章《论婚姻》（1907），无不表明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是布尔乔亚，而是“波希米亚人”。

甚至他早年的社会主义关怀也是混合式的、不正宗的。埃利·哈列维说，布鲁姆是1890年前后巴黎高师绝无仅有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少见地带上了布朗热主义、巴雷斯主义、迪斯累里主义的色彩”。[23]布鲁姆后来坚持教义、党纲、统一以及意识形态服从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自己早期的肤浅认知自觉不自觉的弥补。他很容易招来有关“缺少一般社会主义背景和训练”的指责，他无从领导一个早早失去了天然领袖让·饶勒斯的政党。这样，除在一些特殊场合外，布鲁姆都不愿过多表现他的道德关怀；他天生的理性主义风格和政治审慎，都限制他必须服从一个其语言天然带有实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重痕迹的政党的习惯。

尤其是，布鲁姆在1920年毅然承担起确保社会党—共产国际法国分部不因与共产党人决裂而“右转”的任务，这种转向将会把整个“革命传统”拱手交给共产党人，后者声称这是他们的专利。他担心“革命的权利旁落”，后来，他也是以此为由，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936年前拒绝和未能掌权并全面参与共和国事务辩护；但是，这也确保了法国左翼在1940年之前和之后至少能拥有一个领袖——一个矢志不移地保卫当时被认为是坚定的左翼立场的领袖。布鲁姆始终如一地这样做，这也揭示了为何与这个人毫无共同点的千百万选民和党员，自发地在他身上看到19世纪伟大激进传统继承人的影子。

布鲁姆的另一方面，虽没有构成他的生命的哪一部分，却渗透于其间的每个角落。哈列维暗示的“迪斯累里主义”捕捉到了这一点。莱昂·布鲁姆是犹太人——要理解其人及其时代，就必须紧盯这一事实，我们在下面会看到，这是他于共和国和维希政权期间，在法国广招敌雠的主要根源。这可以说明他在描述个人的社会主义观时何以特别强调“正义”——他在写到贝尔纳尔·拉扎尔[24]及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贡献时说：“他身上有一个犹太人，他来自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先知的民族，一个把其他民族口中的‘圣人’叫作义人的民族。”[25]但是，布鲁姆对自身犹太性的认同比这种常规的联系更加复杂。

和许多有阿尔萨斯背景的杰出法国犹太人一样（布鲁姆的父母都来自阿尔萨斯家庭），莱昂·布鲁姆属于皮埃尔·伯恩鲍姆（Prerre Birnbaum）所称的“国家犹太人”：在俗的犹太人——投身国家的公共事业，通过共和国融入法国社会，完全认同现代法兰西国家普遍的世俗主义。布鲁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在擅长行政法学的意义上，都是这一群体的最佳代表；但是，他投身饶勒斯式社会主义，使得他与拉扎尔（Lazare）或约瑟夫·莱因纳克（Joseph Reinach）[26]之类天生的激进派区分开来，在其他方面他都和他们十分相似。[27]

但是和另一位出身法国东部、效忠共和的犹太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28]不同，布鲁姆对自身的犹太性仍有清醒的意识。布洛赫在《奇怪的战败》中写有一段著名的话，以示拒绝一切种族认同——“我是一个一切教条的局外人，一切以种族为基础的伪生活和精神社会的局外人，我一辈子都认为，我首先是，也只是一个法国人。”偶有一次，布鲁姆也觉得有必要针对那些指控他主要为“国际犹太民族”效劳的人做出回应，但他的自述与布洛赫有点儿不一样。1923年，在一次法国议会演讲上，他对他的议员同行们说：“我生在法兰西，长在法兰西的校园。我的朋友都是法国人……我有权认为自己已完全同化。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犹太人。我也从未在自我意识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看到任何矛盾、任何紧张。”13年后的1936年9月6日，他在巴黎吕纳公园告诉一群略有敌意的观众：“我是个法国人，以其国家为傲，以其历史为豪，我和所有人一样为其传统所滋养——不管我属于哪个种族。”[29]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犹太社会主义者，一个分裂的天主教国家有争议的总理，如此毫不掩饰地公开“假设”自己的民族背景，不仅要靠巨大的勇气（下文中有更多体现），还得有高度的自知之明。布鲁姆的立场是很艰难的。他知道，就算是鲜明拥护共和的人中的左倾分子，也会首先把他看成是“一个犹太人”。有一封埃利·哈列维写给埃米尔·夏尔蒂埃（阿兰）［Emile Chartier（Alain）］[30]的特别的信，日期是1936年8月23日，哈列维批评对方对犹太人的偏见的狂热：“你的反城市的农民哲学正在堕落成为反犹哲学，”他写道，“你说‘真可惜，布鲁姆是巴黎人’，还不如说‘真可惜，布鲁姆是犹太人’更形象些。”[31]

但是，即使浑然不察这个国家正甚嚣尘上的反犹主义，布鲁姆也不能只“假设”一下就把自己的犹太血统打发过去了。他跟自己的犹太性相安无事（1937年他作为代总理出访布拉格的时候，把拜访犹太教堂作为一站），但是他对法国犹太社会却屡有尖锐的批评。在《回忆往事》（1935）中，他痛斥“犹太富人、中产阶级犹太人和犹太公务员们当年害怕支持德雷福斯的斗争，就跟他们现在害怕反法西斯战争一样。他们只想钻进地下藏起来”。他蔑视那些在1936年企图用一份终生养老金为条件，赤裸裸地诱使他放弃总理职位、勿威胁到犹太同胞的利益的人——例如巴黎的大拉比。1938年，在国际反犹太联盟的一次会议上，身为主席的他说：“世界上最恶心和无耻的莫过于法国犹太人的嘴脸了，他们企图向别处的犹太流亡者们关闭起法国的大门。”[32]

正是由于对犹太人普遍状况的了解，以及他强烈的正义感和共担责任感，布鲁姆和大多数与他出身、利益一致的法国犹太人不同，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大计怀有同情心。早在1925年，他就是法国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一员，和四位过去或未来的总理共事：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保罗·班乐卫（Paul Painlevé）和雷蒙·普恩加莱。[33]他于1929年代表巴勒斯坦工人之友联盟参加新扩充的犹太办事处的成立大会。在会上，他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我是法国人，因为我是犹太人，因为我是社会主义者，因为现代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是人类最古老的传统及其对自由和社会正义最新、最强有力的追求之前所未有而又独一无二的会合”[34]。

布鲁姆仅仅注意过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他似乎从未认真警惕过本土法国人的反犹主义，至少直到年近不惑，他都把这看作一种巴黎人的、文学中的、“上流社会”里的倾向。但是他很早就认识到，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没有前途，而犹太复国主义正意味着他们的机会。他知道那些从未尝过民主社会下的生活滋味的犹太人，会双手欢迎来自自己故乡的召唤，战后他写了一些文章表达这个意思，同时还得费尽口舌向那些一脸狐疑的人解释说，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法国绵延不息的忠诚。

他对法国的赤诚，是献给他坚定的共和主义信念的——因为法国断然不会忠于他。1934年之后，惶恐渐渐爬上了法国犹太人的心头，这种惶恐来自国内的反犹主义及其在莱茵河两岸激起的种族主义回响。做一名杰出的犹太人，以及一个自命“革命”政党的领袖，意味着即使在体面人士中也要招来辱骂和厌恶。做一名鼓吹坚决反希特勒的犹太社会主义者，意味着要招来左翼的抨击和风言风语，说你想发动“犹太”战争。做一名维希法国的犹太人，哪怕是法国犹太人，也意味着永远要如履薄冰。而要做莱昂·布鲁姆，就意味着要被维希政府出卖给德国人，充当集中营里的一个亡魂。但是布鲁姆和戴高乐一样，相信“某个”法国——在他设想的这个国家里，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不公正、迫害以及偏见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支流现象。这个真正的法国，这个（社会主义）共和的法国活在布鲁姆的心里，他忠于这个法国，从而也忠于它不合格的俗世化身。

1950年2月，就在去世前两个月，他为这个主题做了最后的贡献。由于身体太弱，无法出席纪念以色列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庆典，布鲁姆送去了一篇贺词：“我见到他（魏茨曼）时对复国主义一无所知。他引领我进入其中并征服了我……我，一个法国犹太人，生在法国，有长长一溜法国祖先，只使用我国家的语言，率先被它的文化滋养，即便时局危殆也拒绝弃它而去——尽管如此，我依然全身心投入这一崇高的事业，把梦想奇迹般地变成历史事实。从今以后，这项事业许诺为所有犹太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享有尊严的国家：他们没有我的那种福分，无法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发现这样一种存在。”[35]

*　*　*

莱昂·布鲁姆在这么多领域业有所成，似乎不是一项有关失败的研究的合适人选。但是，正是因为他的多种身份，参与的各种活动——审美家、批评家、法理学家、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政治家、犹太人——塑造了这个丰富的个体，它们及其反映出的人格和心理学特点，经常妨碍了那种诚实专注的政治现实主义，而这种现实主义是成熟后的布鲁姆要在自己唯一真正有价值的活动——领导一个国家级政治党派——中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即使把人民阵线政府的许多缺陷归咎于时局，我们仍然可以说，作为政治家的布鲁姆，这个几乎得到公认的一代最令人难忘、最练达能干的法国人之一，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是为什么？

莱昂·布鲁姆并不是真的醉心于权力。虽然写了很多相关文章，他却并不追求执掌权力，也并没有完全理解权力。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既讽刺又合理的结果：在和他的名字永远相联系的那个时期中，人民阵线所处的大多数局势都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他当时何以成功，又何以失败。从“一战”结束到193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即使左派和中左政党在1932年和1934年事实上已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法国仍然被中右势力的联盟所统治。共产党人不愿让步于其他政党或同它们联手，而布鲁姆的社会党人也“原则上决定”不参加任何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政府，这就意味着唯有中间派和中右派的议会联盟才能居于稳定的多数地位。

这一情况，加之1919—1920年罢工运动失利引发的政治反动，共同赋予法国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文化：和英国、德国或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低地三国相比，法国的公共设施和福利待遇水平低得可怜，经济常年通货紧缩，商品供应不足，国家的一半人口——工人阶级、小农、白领以及支持非共左翼的国家公职人员——感到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无从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所有这些都在1934年改变了：法国共产党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提出与其他“反法西斯”政党联合；1934年2月6日，一群右翼暴徒几乎占领了国民大会，爱德华·达拉第的激进派政府慌忙下台，布鲁姆的社会党人被这个事变吓呆了，决定靠拢激进党与共产党人，共建一个政治联盟。在随后于1936年1月进行的大选中，借着两轮投票制的东风，人民阵线政党在没有任何大幅净增票数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较大优势获选上台。

这是人民阵线联盟形成后收获的第一颗意外的果实；人民阵线的行动纲领一直有意保持含糊，对于一个生搭硬配起来的政治三角同盟而言倒是很适合。第二颗果实则是，布鲁姆领导的社会党取得了多数选票，而此前激进党一向是传统左翼中的第一大党。就这样，布鲁姆和社会党人异军突起，受命组建政府。选举胜利的第三个意外结果是，1936年五六月间，全国的劳工大众几乎同时发动了一系列静坐和罢工，近20年来，这个群体连最谨慎的改革都无法忍受了，他们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前景信心爆棚，表现出狂热的乐观情绪。

基于这些原因，布鲁姆得以在1936年6月玛提农协定[36]签订后推行更多的改革，比此前法国一代人看到的加起来还多：大幅提升工资、一周40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以及集体劳动合同商谈权。一旦工人结束了罢工，放弃了静坐，资方恢复了镇静，再想实施一些让社会信服的举措就没那么容易了，不过布鲁姆还是成功通过了其他迟来已久的变革措施，特别在法国国家银行的经营、谷物价格的规范化和国有铁路的管理等方面。但是，人民阵线取得的主要成功——它的存在本身，它成为执掌法国的第一个社会党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和行政改革措施在非常环境下快速得到通过——只有一部分应归功于布鲁姆本人的努力。

至于人民阵线的失败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最初的成功引起了上议院中资方的抵制以及极端保守派的反击，而人民阵线力量在上议院中不占多数。布鲁姆的激进党盟友们没有预料到1936年五六月间的局势发展，开始打起自己的算盘，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改革继续深入下去，会有引发社会“冲突”的危险。共产党人保持战略性中立并拒绝参与政府实体，成了布鲁姆的一块心病，也使得对手们把他看作共产党人的囚徒。布鲁姆很不幸，他接管政府时，欧洲时局正是一片惨淡。

虽然布鲁姆起初认定支援被包围的西班牙共和派政府是明智而适宜之举，但他受到的限制是真真切切的；不仅在国内，保守派和激进党人一同警告他要小心行事，就是在境外，英国的保守党政府作为法国在一个敌对大陆唯一的强援，也向他施压，叫他不要“干涉”。莱昂·布鲁姆在早期许多批评文字中赞赏了英国文学的风格，但他对英国的仰慕还超出了这一范围；我们会看到，他还是英国政治和行政制度的一名热情拥护者，特别是在和第三共和议会制度的对比之下——他早就在这种制度中看出了危险的机能障碍。

他也深知法国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他自从20年代早期以来就看到了这一点。普恩加莱政府于1923年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区，布鲁姆写了许多评论批评此举，在其中一篇里，他说，法国的政策离开了英国的政策，就等于“孤立法国，让它在外交、财政和道德上孤立无援”[37]。到了1936年，希特勒掌权并与墨索里尼结盟，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国联声誉扫地，苏联成了一个遥远的、靠不住的盟友，局势严重得无以复加。从外交角度来看，唯一有政治家头脑的决策就是与英国紧密联合，即便这意味着要舍弃西班牙人，任其由命运摆布。

对未来“必然”发生一场战争（更不用说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法国人普遍怀有强烈的反感，布鲁姆也不能不受此厌恶情绪的影响。20年代到30年代早期，作为一个通过协商集体裁军的无条件鼓吹者，他很明白就连让他自己的党支持一项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强硬的政策都是那么艰难，遑论说服其他人法国了。如果大部分社会党人是出于感情原因赞同“武装援助西班牙”的话，他们肯定不愿支持任何会导致与独裁者们硬碰硬的行为——两年后慕尼黑协定一出，他们溢于言表的兴奋就说明了这一点。布鲁姆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去蹚国际形势的那滩浑水，在国内安安静静地推行重整军备政策；而且，正如1942年他得以在里永揭示的，他比此前每一个保守派政府都更投入、更具创意地去做这件事。

作为总理，布鲁姆能够对他和他的政府的命运有所掌握的一个领域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在这里，失败的责任显然得由他承担。但是，布鲁姆令人费解的经济政策——货币贬值方案被愚蠢地延误了，极大地破坏了由需求主导的通货再膨胀，以及限制工厂工时制度被生硬地推行——在当时得到了他的政党和盟友的支持。他的右翼对手们在过去四年间酿成了通货紧缩、货币升值过巨的僵局，现在攻击他以缩短工作周和提升工资待遇来降低产量，但是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他们利用自己在上议院中的多数席位，否认布鲁姆有财政立法权，并准备一旦社会党政府倒台，就把这一权力授予其后继者。

尽管如此，正如雷蒙·阿隆当时指出的，人民阵线的经济政策是一个灾难。这本可避免，因为当时分明可以制订和执行一项令货币贬值、生产量提高的温和的通货再膨胀计划，理论和手段都是现成的。毋庸置疑，布鲁姆被两个人群的期望禁锢住了——一边是备受打击的劳工大众，另一边是顽固、无趣、孤芳自赏的布尔乔亚；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名囚徒。但是，正如让·鲍朗（Jean Paulhan）1938年3月在写给勒内·艾田蒲（René Etiemble）[38]的信中所说的，人民阵线是一个伟大的遗憾——阵线中的多数派分裂了，危及它自身，它颁行政策却砸了自己的脚，它最初的声望灰飞烟灭。所有这些，“在一切看似都令人满意——官员精干，党员诚实，形势容易预制——的情况下”显得更加吊诡。对于如此十全十美的失败，肯定得有一种“单一、简明的解释”。[39]

布鲁姆的政府只维持了一年，激进党主导的联盟接管了政府，没有进行任何改革。对于人民阵线的逊位，布鲁姆本人可以理解地归咎于环境的压力。在1937年的社会党全国大会上，他承认“我们的许多估计被证明有误”，实验已证实归于失败。但是，和平至少是保住了。针对人们关于他本应该压制上议院的反对，“不顾一切地”把金融和经济改革进行下去的指责，他的回答既富有个性又有启发意义；还没到“发动革命攻势”的时候：“面对这样一种选择，想想我国国内现状，想想它的政治条件和心理条件，再想想外部的威胁，我们说：‘不，我们无权这样做，我们无权反对自己的党，我们也无权反对我们的国家’”。[40]

当然，布鲁姆是对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一项“革命攻势”不管意味着什么，都缺少政治上的可能性，也超出了布鲁姆及其政党的行动和想象的范围。不过，对他们而言，“革命攻势”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假想的选择，换一种时局，它或许能帮社会党人解脱困局。因此，与其说是在布鲁姆对社会党同僚们的发言里，不如说是在支持他理论的假定里，可以发现鲍朗所谓的“单一、简明的解释”——是对人民阵线的兴亡的解释，更是对莱昂·布鲁姆和法国左翼悲剧性的政治轨迹的解释。

*　*　*

即使放在不断分化的欧洲左翼势力的背景下看，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也属于充满无休止分裂和争斗的那一类。直到1905年，法国社会主义左翼的各支势力才在饶勒斯的强制下勉强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才维持到1920年又发生了分裂。布鲁姆不但意识到自己政党长期存在的分裂危险，还经常为此所困。1901年，他在统一大业尚悬而未决时发表的论文“法国工会和社会主义者”中，用这样几句做结：“不管有多少失误、苦涩和矛盾，社会主义力量正在统一之中。”后来，布鲁姆承继了已故的饶勒斯的事业，更加强调首先要在政治上统一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917年为纪念遇刺的饶勒斯所做的一次发言中，他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担负起民族道德重振的重任，能够保卫国家，反对一种形式的工业专制。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保持统一的原因”[41]。

自此以后，每到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体性面临威胁之时——上至1920年12月的剧变，下至1933年旨在反对布鲁姆议会政策而发生的“新社会主义者”的分裂——布鲁姆均动情地呼吁要“统一”。在1947年社会党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到，他本人从未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任何小派别集群，他总是试图超越于纷争之上，竭力推进更大的共同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始终坚信，组织上的统一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也是任何社会变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面临两种相反的威胁。1899年，独立的社会党议员亚历山大·米列朗（Alexandre Millerand）曾经应勒内·瓦尔德克－卢梭（René Waldeck-Rousseau）[42]之邀参加他的政府。由于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中有一名曾参与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的官员，米列朗的“目无纪律”（他本就不曾寻求议会中其他党内同志的认可）因而显得更加严重。他的行为导致社会党人的联盟出现了裂痕，而这联合只是由于听到右翼教会和保皇党人阴谋政变颠覆共和的传闻而勉强建立起来的。于是便可以理解，从那以后，特别是1905年那次形式上的统一完成之后，任何一名社会党人除非有极严格的条件限制以及党的特批，否则均不得加入其他党派建立的政府。除在战时民族联合政府的特殊情况外，这一战略一直恪守到人民阵线成立，而深知社会党统一之虚弱的布鲁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尤其小心，不让它进入政府。

另一种对社会主义统一的威胁来自（当然也不是第一次来自）左翼。在1920年图尔大会上维持政党团结的努力宣告落空之后，布鲁姆告诫那些投票支持加入共产国际的社会党代表说：“你们追求冒险，我们却深深懂得必须有人留下来守住大本营。”这个正遭到质疑的大本营不单是社会党，还有它的传统、战略、实践、学说及信仰这一整套粮秣辎重，其中包含着这样一种信念：不管列宁主义取得了什么样的暂时胜利，它充其量也就是复活了19世纪起义者的幻想——有人称之为“抹了芥末蛋黄酱的布朗基主义”——而已，而工人国际法国分部才是革命遗产的真正护佑人。

布鲁姆对那种传统怀有出于理解的忠诚，他认为它和组织上的统一一样，都是纯正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性品质，但若要保持忠贞不二，布鲁姆就必须避免他的政党滑向右翼，避免它留恋官方的奖掖，避免它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妥协，进而向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脱帽致敬。在一篇给社会主义的《群众报》写的富有个性色彩的社论中，布鲁姆坦陈在这样一条窄道上行进之艰难，既要拒绝共产党人极端激进的分离主义行径，又不能让他们夺走半寸革命的高地：“过去10年间，我们战略中至为艰难之处，乃是在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行进，同时不倾向于其中任何一方。”[43]

布鲁姆又要让本党参加政府，又要防范其过度同化于共产党人，而且，他还得本着信仰，坚持一面让社会党人捍卫俄国革命，反击“反动派”，一面以同样的决然一口咬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他在这种局面下使社会党保持了20年的统一，也许，他本可以首先根据在这一活受罪的行当中取得多大的成功，来衡量自己政治生涯的成就高低。正如1942年他在里永提醒检察官的那样，对他而言，当一名国家领导人乃是易如反掌——只需“背叛那些相信我的人”就行了。然而他没有背叛。1937年大会上，他向社会党同僚们讲述了他的人民阵线政府遇到的困难，他最后说，重要的是要记住，他和政府成员们没有“玷污这个党……社会主义艰难、坎坷，但同时我们也在为它增光添彩”。[44]直到政府垮台，这个党依然完整。

布鲁姆为党的幸存立下的汗马功劳，除了不知疲倦的热忱、劝诱、鼓动以及身体力行之外，还在于（或像他和他的拥趸们一直以为的那样）他对政党的学说进行了精深的重写。用欧仁·韦伯（Eugen Weber）[45]的话说，布鲁姆有着“成熟老到的智慧，不仅渊博深刻，而且十分精湛”，而他也不是一个原创性的理论家。事实上，他特别想把别人所谓的社会主义学说用宗教式的语言描述出来：“社会主义信仰是（关于正义和团结的）普遍本能，精确呼应于现时的社会条件和经济环境。其余一切都随时间而淘汰……因此，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一种近似宗教的东西，并且也是一种学说。”[46]

纵然对于包括布鲁姆在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而言，经常吹吹自己理论实践中无可指摘的马克思主义属性也是一时之需，但布鲁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特别是在共产党人分裂事件之后。其实，布鲁姆早年就非常痛恨那些马克思主义小团体，特别是儒勒·盖德（Jules Guesde）[47]的追随者们，此人曾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跟饶勒斯对着干：“善于思考的社会主义者都知道，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理论只是平庸之说，而他的经济学说也正江河日下。”[48]但到了后期，布鲁姆变得更加谨慎，他对“改革与革命”进行了饶勒斯式的“综合”，确认了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认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将在这场颠覆中扮演领导角色。正如1933年布鲁姆对右派的社会主义批评者们所说的——他们坚称饶勒斯要是活到那时，也不会拒绝为当前的政府效力，他们还批评布鲁姆在意识形态信条上的战略性“僵化”——“把饶勒斯和马克思对立起来是荒唐的。饶勒斯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的局势下，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会很快蜕变为反社会主义者。”[49]

甚至到了1948年，布鲁姆直言不讳地抨击社会党中那些指称“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已经过时的人，并称他自己鼓吹的议会政治（和那些追求某种更“激进”的战略的人相反）在强调政治参与高于一切这一方面，实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在《共产党宣言》百年纪念版的序言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髓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而且，经过一个多世纪时间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比以往更有活力，更加生机勃勃，影响更加深远。”[50]

布鲁姆并非不屑于随机应变、因人而异地说话。在1938年12月的一篇社论中，他针对别人就他因反纳粹而忽视了法国需避免战争的指责进行了自辩，他提醒读者，身为总理，他甚至同意接待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51]，并对他说：“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犹太人。现在，让我们坐下开始谈吧。”1942年3月11日，在里永的审判中，他用同样的话重复了同一件事。但是1947年8月，当他把此事复述给议会派出的负责调查1933—1945年期间情况的调查团听时，他却这样重复那段对话：“我提醒他（沙赫特）说，我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犹太人。”[52]马克思主义对布鲁姆而言始终是提高选举亲和力的手段，而不是一种思想方法。

莱昂·布鲁姆为社会主义理论所做的实质性贡献，并不是能够得到马克思或与布鲁姆同时代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甚或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者认可的“理论”之类的东西。实际上，布鲁姆所做的，不过是为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党的议会策略提供了一种相当独到的话语伪装而已，他的贡献一时间竟然这么重要，这恰恰昭示了20世纪法国左翼政治论辩的穷途末路。

为了让他的党及其支持者明白，现在拒绝进入政府，并不意味着永不让权力玷污双手，20世纪20年代末，布鲁姆开始着手在他所称的“用权”和“掌权”之间进行细致的区分。他在许多社论中以及1926年社会党大会上阐释道，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攫夺权力——那是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人）的追求，不是我们所欲；不过，掌权却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倘若没有对公权力的完全掌握，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不能征服政治权力的话，社会变革——更恰当的说法是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也无法想象：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否则我不会做社会主义者。”然而，在时机成熟之前，任何这类权力的“征服”都属于早产，只能导致独裁和/或失败——在这方面，法国历史能给出一堆反面教材。但同时，在一个资产阶级社会里，“用权”却会成为必需的（当一场危机发生）或者可能的（当社会主义力量赢得大选胜利）。

布鲁姆强调，我们社会党人不会回避这种用权。它有着宣传上的价值——我们可以被视为统治者，而且是行善治者——它也为立法进行真正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但是，用权和掌权一样，其本身不应成为追求的目的。因此，为了我们的独立自主、我们的统一以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我们（社会党）不能对此有所觊觎，除非有朝一日我们成了第一大党，能够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这套理论没有鲜明的独创性，实际依托的主要是布鲁姆自己臆想出来的范畴和类别，如今回顾，不过看上去很美而已。它体现出布鲁姆历史观中一种极其老套的、进化论的倾向（“我们所理解的革命，是和达尔文后继者如今宣布的有生命物种的进化理论相一致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能用轻飘飘的信口一说的一致抹煞真实存在的矛盾（“对我们社会主义者来说，改革和革命之间的表面上的矛盾早已解决”）。[53]但是，布鲁姆的理论对其目标听众而言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毕竟，从1919年到1936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选民都被要求选出一个几乎肯定会拒绝和他人联合执政，只想独揽大权的政党（且在1936年1月前，谁都没能预见社会党竟会在选举中折桂），哪怕同时他们也得到保证，这个党无意借助不合宪的途径攫夺权力。随着社会党从1920年分裂中逐渐复苏而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都理所当然地对无限期被拒于政府门外的前景感到心灰意冷。与此同时，社会党的军队仍是两次大战之间一支重要的、被僵化的意识形态禁锢了头脑的力量，他们断然拒绝背弃往昔的峥嵘岁月，从“反资产阶级”第一线上撤下来。布鲁姆以单一的、整全性的策略将这些矛盾稳稳地压制住，但并没有解决困境，只是把它暂时掩盖了起来。

同样道理，他承认社会党“原则上”不反对独裁——这是“一个合法的例外”——这使得布鲁姆在实践中认定社会党坚决遵守宪法是合理的。当革命酝酿至最后关头时，一种无产阶级独裁的开创也许势所必然；毕竟，“如果社会主义紧紧自缚手脚，誓言遵纪守法的话，就将面临被操弄于他人股掌的危险”。但这不是共产党人向往的独裁。“用韦尔尼奥的话来说，它应该像火焰一样活跃而清澈。所有个别的愿望应该参与进去，它必须通过深入公众生活求得繁荣壮大，也就是说，要通过比以往更有自发性、更集中的民主活动。”[54]很难相信布鲁姆除了老调重谈之外还在做什么，他晚些时候还耍小聪明地提出：社会主义者支持一切通向革命的道路，包括合法的道路！——这就暴露出一种儿戏态度。他在内心深处丝毫不觉得这是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他正在用他独有的方式对抗那种恪守理论正确的态度。

如果说在布鲁姆战略运筹的背后存在着什么信念的话，这种信念的源泉除了他在1905年前体验的政党统一的艰辛之路，以及与共产党正在进行中的斗争之外，还有1924—1926年间参与左翼联盟的经历，布鲁姆和议会中的社会党人给予赫里欧和潘勒维虚弱的激进党政府以外部支持，换来的却是沉重打击。[55]此后，布鲁姆就在1927年4月的社会党全国大会上公开宣布，我们只打自己的仗，除非我们被激怒了，或者是我们自己地盘里的内战，否则我们不参与任何战斗。而且，布鲁姆也对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和行政职能的运作持怀疑态度，他觉得让自己的党和那些企图在两次大战期间掌握国家命脉的官僚、党派公开携手没有好处，那都是些朝生暮死的无能之辈，往往还腐化堕落。

由此，布鲁姆起初居然依据人民阵线对社会党及其实践的影响来论其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在自我批评时，他对这一点越想越痛切）。他宣称，我们是在“用权”，我们既不妥协也不耽于幻想，我们保持着革命的信誉。然而其他批评家都认为，人民阵线不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失败，更是民族肌体上的一块伤疤。尽管布鲁姆多次提醒说，“用权”也是有限度的，但他仍然要为社会党人纸上谈兵的革命话语负一部分责任，这些语言引发了人们不现实的期待。沮丧和愤怒继之而起，最终导致3年以后，无数左倾的法国人坐视第三共和国悲情谢幕，脸上挂着嘲讽和事不关己的神色。与此同时，为一些右派人士真正信奉，又被另一些人用作政治便利的社会主义辞令，把保守派选民主流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推向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当中，而皮埃尔·赖伐尔在1940年很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

而且，在社会主义者只占少数的历届政府期间，社会党拒绝和激进党以及政府中的其他力量结盟，实际上也束缚了一代法国共和左派和中左派的手脚，这种情况从“一战”结束后开始，一直延续到下一场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它把法国公共生活和议会活动的重心推向右翼，偏离了在笼罩着法西斯威胁的时代里所必要的或审慎的位置，在原本留给社会—民主政治活动的地带出现了一个真空。无法把法国的覆亡及之后的事件归咎于莱昂·布鲁姆，但是，他和他的政党要为共和国的政治环境，为法国从分崩离析的局面迅速落入专制统治之下担负一定责任——布鲁姆当时何以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首先，布鲁姆是他的政党的人质。年轻的夏尔·戴高乐于1935年10月拜访布鲁姆，试图告知这位社会党领袖军事改革的必要性而未成，后来他对乔治·杜阿梅尔（Georges Duhamel）[56]说，布鲁姆完全无法想象在法国的战略中做任一改变：“他举起双手指向天花板，对我说，‘你怎么能指望我，一个社会主义者，去接受进攻性战争的观念？’他显然不能。他被他的政党搞瘫了”。他是想说，布鲁姆忠实于党的过去及其教义，从而无法看清事物的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自己的政党束缚住的——戴高乐当然是正确的。后来在谈到社会党反对投票支持军事贷款的相关问题时，布鲁姆勉强承认：“议会里的社会党员集体本着对一个古老符号仪式性的忠诚，继续拒绝投票支持军事贷款，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贷款早晚能获通过——这种姿态多少有点儿伪善。”[57]

但是，布鲁姆在这些问题上并不是没有过错的。他的思维方式里有种很奇怪的迷人的东西，他是其第一个受害者，而且被贻害至死：它不是辞令上的迷人，不是迪斯累里批评格拉德斯通的那种因喋喋不休成了习惯而产生的自我陶醉[58]，而是某种更微妙的因子，是布鲁姆个性中的一部分。这是安德烈·纪德率先注意到的。1907年，纪德分析布鲁姆精彩的戏剧和文学评论时得出结论：“他根据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感受来判断人与物。他认为后者不如前者可靠，宁可牺牲感受，也不愿让自己的意见看起来有任何不一致。也许，他喜欢什么东西，并不总是十分确定他真的喜欢，而只是认为他喜欢，并且知道他为什么喜欢。”[59]

这话听起来是对的。20年来，大多数时间里布鲁姆用在身边的人不如他头脑发达——后来的情况表明，其中许多人正是因此而常有怨气，乃至对他怀恨在心。他自封为理论和信仰层面上的发言人，从他嘴里说出的观点和思想，若是见于他当初在行政法院时期写的文章之中，他读到了都会不屑一顾的。他的身与名都服务于一场有时胸怀狭隘，且始终带有一点儿地方性色彩的政治运动；他比大部分同时代人都更清楚国家眼下面临的问题，但却把深广的才华和精力都献给了一个被他自己推入黯淡未来的目标——社会主义革命。他得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通过各种宣传册、文章和演讲用无比清晰的阐述和论证来说服人们：这些人肯定是好的，这种理论肯定是正确的，这个运动肯定是至高无上的，未来也定会如他所愿。而他说服的第一个人，正是他自己。

布鲁姆何以这么容易被自己的论辩所感动？说到底，在文学评论中用理性克服感受是一回事，而以此来成功地避免面对社会或政治现实，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们可在布鲁姆彻头彻尾盲目乐观的性格中找到一部分答案；他拒绝面对一切不想看到的情况，只要有这个可能。在1932年，甚至到了1933年1月，他都在社会主义媒体上告诉读者，希特勒不会掌权，且就算掌了也无法为害太甚。直到1934年，他仍然确信集体裁军是了结一切欧洲灾难的最佳也最具可能性的途径。1939年7月，他还认定希特勒不敢发动战争，否则只需“几个星期”，他的帝国就会从内部瓦解。

1939年8月23日，他甚至还写了一篇社论，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60]表示有限的欢迎：“新的和平希望出现了”；现在的希特勒已成功地赢得了国内民心，不必再威胁邻国了（不过他还是风度翩翩地承认，读者也许会“再一次嘲笑我疯狂的乐观主义”）。战后，布鲁姆是最后一批接受德国和欧洲的分裂已不可避免的人之一，虽然他在一篇承认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难免要失败的伤感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只有少数几个像我一样的乐观主义疯子还在坚持等待胜利，兴许还觉得非得这么做不可。”[61]

在这些有失准头的乐观预言中，有一些可以归因于布鲁姆始终没有理解国际权力政治的运作方式。正如他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中把政府机构和权力混为一谈那样，他把种种国际关系当作理应按照逻辑和伦理规则来运行的东西，从而也可以按这种理论上的运行方式来进行分析。然而，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布鲁姆对世界与生俱来的乐观看法，他没能把乐观精神同需要看到可能出现的可悲事实结合起来。他对人的信心太足，从而不能理解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政治文明的坍塌——他在议院上下或报纸社论中寻求支持和理解的那些人，正是那些几年之后拿他的犹太血统大做文章的人。他做梦都想不到纳粹分子竟会立志要征服或霸占半个欧洲：“我们无法想象人会有这样荒谬的、这样歇斯底里的计划，哪怕他是希特勒，他是墨索里尼。”伏尔泰所说的“世间本有恶”（le mal est dans le monde），布鲁姆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过。[62]

长期缺乏心理或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态度，因一心想发现人与事中的善而逐渐误以为善就在那里，这些特点和莱昂·布鲁姆基本的为人准则是一致的。他并不是很可亲近的人，别人想要跟他套套近乎不会很容易，但是他却有着非比寻常的善良，在时间和金钱上慷慨大方。他对几乎每一个人都怀着取之不尽的美好愿望，并且天真地以为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得到回报。分歧可以解决，误解可以澄清。在未出版的战时狱中笔记里，他对自己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方式做了自我批评式的反思：“我试图把一切都高尚化，试图授一切以尊荣。也许这是我的过错，但如果我有一种天赋的话，它就在于此。也许我过于相信美德了，过于相信通过攀上一个更高境界而获得的宽慰。”[63]在这一点上，他至少是受到了早年的职业经历之害；正如他在司汤达论中写到的：“我们是通过书本——也仅限于书本——涉足人世的，因此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除兼具不现实和病态的乐观主义两种性格特征（如他的狱友爱德华·达拉第1942年恶意地注意到的）[64]之外，莱昂·布鲁姆还把他的责任感、他投身社会党事业的志向和他的自我意识死死纠缠在了一起，以至于不仅把他的政党说得跟他的“家”一样，而且视二者为一，把它看作自己思想和感情的一种延伸。他把党的媒体、公开会议、政党大会，偶尔还把法国国民大会全都当作讨论会来利用，在会上大谈自己的顾虑，做个人检讨，对一切形式的质疑均予以承认。这种释人疑虑的自我剖白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好处：许多法国人即使从不支持他的政党，也会本能地理解他，欣赏他，认为他比第三共和国的其他政治家更真诚、更坦荡、更直率也更加有情趣。但是，弊病也随之而来了。

布鲁姆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带领本党入主政府时的顾虑，克服了可能会“误导”工人阶级，令后者对他的作为期望过高的担心，因此，人们都听见了他离开政府时发出的那一声如释重负的长叹——30年代所剩的时间，他大多都用在了交待他那届政府的部分过错和误判上。甚至他为自己当总理时所作所为的辩护也采取了这种形式。在社会党1938年6月大会上做的讲话中，他说，他决定晚至1936年9月才开始进行货币贬值（如果提早至6月，则影响可望更大，也更有成功的把握），这是有道理的，他承认“我们推行了一次在技术层面上无法保护所有可能利益的货币贬值，因为我们想限制贬值可能导致的经济和社会不公。这条原则是对的。它的失败和缺憾，我都接受”。[65]

类似的论调还有太多太多。若干年后，在1948年2月布拉格共产党政变[66]数日后，布鲁姆为《群众报》写了一篇社论，解释了政变对法国社会主义者而言，为什么是个良心问题：我们自己为东欧的社会主义同志尽了力吗？“是我们鼓励他们和本土的共产党人联手的：面对他们的紧急请求我们装聋作哑，对当下的现实视而不见，我们还阻挠来自反共流亡者或受共产党迫害的人士的支持。从东欧社会主义者的角度考虑，我们理应更积极地雪中送炭。”[67]这种忏悔的口吻，这种对自己鲁钝的天真马后炮式的认知，这种讲给自己以及社会主义同志们听的谆谆道德教诲，无一不是典型的布鲁姆式行为。

布鲁姆需要与最大范围的听众分享他的有罪感，分享为他本人和他人的过失买单而有难同当的感觉：著名的1938年9月20日“慕尼黑”社论，让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在那篇社论中坦白，在看到和平得到保全的一刻自己的确长出了一口气，但他也承认，保全的方式“让我一点儿也不开心，我觉得，我被懦夫式的自慰和羞耻撕成了两半”。第二天他继续延伸这个话题，哀叹法捷两国的关系和协议就这样被活活践踏了：“你们觉得我琢磨这些是不应该的吗？如今我一想到那些条款不仅在精神上，甚至在字面上都遭到了背弃，就会有一种堕落感，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过布鲁姆用不着替慕尼黑事件负责——他那时已经长期不在政府之位，我们也无从得知，假如处在达拉第的位置上，他会如何对付苏台德危机。但尽管如此，尽管问心有愧，他仍然在议会中投票支持通过《慕尼黑协定》。当他的社会主义同志兼年轻友人儒勒·莫赫（Jules Moch）提醒他，自己打算投反对票时，布鲁姆使出了浑身解数，向他展示其道德权威和人格魅力：“儒勒，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竟然这样对我！”莫赫很听话地蔫了，放弃了反对立场。[68]

布鲁姆竟然利用这个机会，坚持不许莫赫用拒绝分担自己在支持《慕尼黑协定》一事上的痛苦来背叛自己，这真的让人吃惊——尽管在战时所写的“在人的范围内”一文中，布鲁姆稍有点儿迟地承认说，他在慕尼黑问题上回避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而是因为党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于任何明确的抉择或分类的语言都可能暴露党内的分歧，并导致其瓦解。

为布鲁姆做传的法国作家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把他公开表露的痛苦挣扎看作一种形式的“超凡入圣”，与政治家的身份完全不相称——他无疑是对的。他还提到布鲁姆在痛苦地决定支持不介入西班牙内战时的感伤秀，并尖锐地指出：“一项政策的价值，不应由构想并实施这项政策的人由此所受的煎熬来衡量。”[69]然而，拉库蒂尔恐怕还是遗漏了布鲁姆性格中远比“超凡入圣”更为根本的东西。布鲁姆并不想比党内党外批评他的人更“圣洁”。他甚至不愿博取读者和听众对他本人的痛苦——为他那届以及此后几届政府中的决策失误而痛苦——的同情。

在我看来，他寻求的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谅解。莱昂·布鲁姆，一个生来渴望个人生活中的友谊和伙伴的人，也是一代最孤独的公众人物之一。他在党内是孤家寡人，鲜有和他出身、志趣或品位相同的下属。他在议会里形单影只，有许多人敬慕他，也有许多人憎恨他，诅咒他。他出没于很多圈子里，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如此四海为家，他也成了所有这些圈子的局外人。他一心渴望得到人们的喜欢，这种政治弱点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不曾为博取对手们的喜爱而在道德上有所妥协，然而他又向往着妥协。他通过广播、即兴发言、演讲以及案头写作，告诉听众们他在想什么，为什么这样想，他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结果。他在公众场合为他的决策辩论，回过头来又告诉人们，这种辩论是何等痛苦。他就是这样来寻求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困境和选择。假如他获得理解，也就将获得爱。

对政治家和其他公众人物而言，渴求他人之爱不是什么十分稀罕的品质。有些人最初就是因这种需要踏上公共舞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或多或少就是如此。但是，布鲁姆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这一点看得过重，没有给自己留出回旋余地，无法在危机时刻后撤，靠自信来挽救自己。于是他苦不堪言，既忧心于自己的失误，又为这些失误可能导致那些被他引为同仁的人的误解和不信任而惶恐不定。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很多相识者视为一个相当果断甚至无法抗拒的人，却在1936年意外入主政府之后一次次陷于迟疑不决，茫无头绪。布鲁姆比他的大多数朋友和拥趸都更清楚自己的弱点；借着写于20世纪初的一篇文章“歌德”，他伤心地谈到为谋求一切人的爱戴而付出的代价：“我需要被爱，我喜欢被爱，这是我满足感的真正来源，也给我带来了最深的痛。”[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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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从没有能坐定下来，他始终在寻找；他的智慧太多，而个性不足。”布鲁姆年方17时，不过年长4岁的安德烈·纪德给他的小兄弟下了这样一个断语，可谓一针见血。但是布鲁姆对真理的毕生追求、无瑕的真诚以及当众自我质疑的坦然自若，尽管不时招来嘲笑，毕竟是他力量和影响的一个来源。他能凭借纯粹的人格和思想品质的力量打动观众。布鲁姆的朋友，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Vincent Auriol）[71]在1950年他的葬礼上说：“布鲁姆是这样一位雄辩家：他能一点儿一点儿包围你，渗透你，攫住你，诱惑你。”[72]

这种吸引力绝不仅限于他的同志和朋友。两次大战之间布鲁姆的所有公开活动都表明，听他的讲话，不管什么年龄，哪怕是敌意最重的人都会为之折服。约瑟夫·保罗－邦库尔（Joseph Paul-Boncour），前社会党政治家，后来离开了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绝不属于布鲁姆的死忠之列——他曾描述过20年代政治集会的紧张氛围，共产党人和右翼分子用侵略性的、常常十分激烈的诘问打断讲话：“到我们能够开讲的时候，眼看着这个貌不惊人、嗓音轻微，也从不使用小伎俩取悦观众的人，完全凭着他的高超的智慧和精致的分析镇住全场，真是妙不可言。”儒勒·莫赫等人也有类似的印象，他们说，就连外省的乡野村氓都对布鲁姆敬畏三分，崇拜有加。[73]

布鲁姆的举止之间没有傲睨屈尊的架势。不管是在纳邦葡萄酒产地的一场选民大会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宣传册或者议会发言中，他使用的演说手法全无二致。哪怕一道鸿沟横在他和工农听众之间，他照样能搭起一座桥来。他在1917年7月评价让·饶勒斯的话也适用于他自己：“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从不把那些关于经济现象、工作实践或者情绪波动的抽象思考带给社会主义。在党内，这是他最显著的品质之一。他并非来自人民，但到后来他就了解人民了。”

布鲁姆的辞令才华在于天然不做作。还是纪德，他在1907年时写道：“莱昂·布鲁姆随时随地的讲话都精确、清晰、优雅而自信，简直无与伦比，不管是谈一件事、一本书还是一出戏。在行政法院里，他是个多么出色的发言人！他要是不老想政治问题，会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批评家啊！”[74]布鲁姆严密的条理性不仅有赖于一个通常极其有序的逻辑头脑：他能够在脑海里构思一篇演说或社论，然后不停顿地出口成章、落笔成文，句序井然连贯；还有他对材料无可匹敌的把握，这是他在法律工作中磨练、运用了将近1/4世纪的技术。

通过1919—1948年间他在议会所做的无数发言，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素质在起作用。从1919年12月的一篇支持国家管理某些亏损公益事业的复杂详细的发言开始，到他对普恩加莱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右派通货紧缩的金融手段之于道德和经济的破坏所做的见识渊博的批评，到他在里永法庭上对1936年前法国军事和工业计划的精彩批判，直到战后，他对法国1933—1945年事变调查委员会所做的证词，布鲁姆展示了他对军事或技术细节不亚于政治和管理史的娴熟掌握，他那一代人中鲜有人能相颉颃；他把信息梳理成一条条无懈可击的理性的结论，让支持者们拜服于地，让敌人们不时干瞪两眼，哑口无言。

布鲁姆这一整套天赋异禀，在今天或许无法很容易得到赏识。但在还没有扩音器与麦克风的时代，在收音机才刚刚出现，纸媒方兴未艾，众议院会议记录还四处散发的时期，布鲁姆单凭学识和理性的力量赢得一个听众群或读者群的能力是很出众的，也极有价值。当大多数法国政治人物不是资质平庸的外省名流，就是只会编编警句、对思想或伦理问题连嘲讽带冷淡的巴黎生意人或律师的时候，布鲁姆几乎是形单影只的一个人。

至于社会党，尽管它可以自称拥有几个人物，有能力控制或发动一个左翼群体，尽管一撮巴黎知识分子给它的花名册和议会代表团平添了几分高雅，但要说到一个集思想、道德和政治资本于一身的人，还没有谁能望布鲁姆之项背。这就是他能成为这个党“天然”的领袖的原因，也是有这么多党员尽管嫉妒、衔恨于他的天才，仍然接受他的领导的原因。

布鲁姆特有的资本之一，是他能够把国内国际动态穿插在一起论述，很奇怪，这种能力在当时属于稀缺品。我们看到，他在分析国际问题，特别在预测前景时都错得离谱。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以及在法国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法国政治家和思想者都在令人担忧的国际现实中临阵脱逃，退回到一种气定神闲的个人中心主义之中，一心忙活自己的事情，毫不在意它们将会受到前线战况怎样的影响。说到底，这不仅是1940年前法国国际和军事政策中悲剧性的一错再错的大背景，而且也是许多民族精英跟随贝当加盟维希时所使用的鸵鸟战术的心理根源。

布鲁姆则不同。举例而言，他对1920年至1923年间国家集团通货紧缩政策的批评，始终和他对《凡尔赛和约》、占领鲁尔区及其反过来对法国社会改革前景的影响的不接受态度息息相关。他长期钟情于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和裁军，这不单是出于对一个传统上很脆弱的政党的考虑，同样是因为他就像操心法国一样，操心德国和中欧的民主及社会主义前景。他当政时期的优柔寡断及失误，一定程度上也是来自这种不凡的世界主义眼光——在大多数同志和支持者只把眼光盯着国内革命或者下一届议会选举时，他却在为与英国的联盟、为独裁者日益坐大、为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而焦虑不安。

这种比别人更宽的眼界也帮助布鲁姆更早地看到一些事情。1928年7月，他写了一篇社论谴责当时法国上下推崇墨索里尼成就的风气：“世界上还有比滥用武力更险恶的东西，那就是当这种武力取胜时涎着脸上前谄媚，它为了阿谀胜利而缄口不提罪恶，是一种奴颜婢膝。”讽刺的是，1940年以后他仍可以这样来评价贝当的屈膝，或者再过十年，评价巴黎知识界风靡一时的斯大林崇拜。1942年，他在狱中预测，法国人对国际现实的无知将把国家的公共舆论引向“更加嚣张地夸大法国在战后即将发挥的作用”——事实验证了他的判断，不但舆论掉进了误区，就连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没能幸免。[75]

最重要的是，布鲁姆的以国际眼光观察国内情势的本能，使他成了矢志不移地研究法国共产党的专家。当然，看出法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都是被紧紧捆在莫斯科及苏联政策和利益之上的卫星党，这算不得什么高见——说穿了，1920年列宁就在图谋此事，而图尔会议上，共产党和社会党显然就是因为在是否接受这种捆绑关系上意见不一而分道扬镳的。如今通过苏联档案我们得知了以下事实，而头脑清醒的观察家们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在成立后的头70年间，法共的战术、战略以及日常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莫斯科方面遥控制定的。[76]。

但在当时，这些情况并不总是人人一目了然的。共产党的军队，甚至一些见识较浅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很高兴以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政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法国无产阶级和苏联当局恰好相一致的利益。一些一心欲与法共重新统一的社会党人也乐意这样想。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在30年代反法西斯动员期间，不愿意听到或传播法共的坏话，而且，他们自己景仰苏联取得的成就，只要一有人批评莫斯科温和路线，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认为那是诽谤。

左翼力量的统一，对莱昂·布鲁姆而言无疑也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当他觉得统一势在必行时，他也一直在谋求共产党人的响应与支持。他欢迎共产党人发起的人民阵线联盟，和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77]等共产党名流携手步上演说台，走进街头巷尾。甚至到解放以后，他都不愿意接受铁幕沉沉降落的事实，坚持只要有可能，就要与法共联合执政。但是，他也从未对盟友手足之情抱有过幻想。

在1920年12月的图尔大会上，布鲁姆的发言概述了他所理解的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法国拥趸的特性：“你们不是把恐怖主义作为最后的手段，作为针对资产阶级的抵抗所采用的极端的公共安全措施，或作为革命生死攸关时的放手一搏来使用的，你们把恐怖视作统治的手段，这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是头一次。你们强调暴力独裁，强调要把俄国模式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塞给法国，你们还预设了要无条件地盲从于莫斯科——我与你们永远势不两立。”[78]

布鲁姆分析法共国内战略的曲折变化和转向时也一直专注于其苏维埃的大后台。他一贯确信30年代莫斯科审判是一场骗局，也从未怀疑过苏联人1934年的操纵是出于明目张胆的一己之私——当时苏联的指示一下，原本正忙于大肆批斗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法国傀儡们原地急转，化敌为友，和社会主义“兄弟”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1939年10月他写道，是的，我们知道共产党人1936年图的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风险值得一冒：为了挽救共和，为了振兴工人阶级运动，甚至可能通过这个过程对法共施加影响。《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后，他为法国共产党人如此轻易地再次变卦感到失望，但并不惊讶——不过，他还是徒劳地试图阻止达拉第在1939年9月取缔法共的合法地位，因为此举恰在法共正因自身错误而濒临崩溃时把它变成了英勇的殉道者。[79][80]

布鲁姆在狱中作有“在人的范围内”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把法共定性为一个“外国民族主义的政党”，也是布鲁姆从狱中写信给戴高乐，提醒他，抵抗运动联盟正在组建中，若赋予法共以联盟中的一个特殊位置，将会是失策：“你自己的代表们似乎正在铸成大错，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抵抗运动中）唯一的群众性力量。在社会党人头上和共产党人牵手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你不能此一时彼一时，一会儿否认政党的合法性，一会儿又承认它。”[81]也是布鲁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坚持不懈地警告说，斯大林正利用戴高乐的反美主义为武器，给共产主义势力在法国和欧洲牟取利益。

当然，当大战前后国内外观察家们都被反法西斯热潮冲昏了头脑的时候，莱昂·布鲁姆并不是唯一看清法共真面目的社会党人。他那一代的社会党领导人有过苦涩的经验，知道跟法共打交道的滋味，其中一些人甚至还在1917年后的一段激情岁月里当过法共的匆匆过客。但是，是布鲁姆一直最顽强地坚持说，法国社会主义左翼的道德传统与政治传统和列宁主义的那套是两回事；也是布鲁姆，在图尔力排众议地阐明了这一点，努力拯救本党，削弱第三国际的成立给本党带来的损害。因此毫不奇怪，共产党人对他深恶痛绝。

在还没参与本党事务时，莱昂·布鲁姆就密切关注过法国政府中存在的问题。第三共和国的种种失败不是秘密。共和国脱胎于路易·拿破仑王朝垮台后的妥协性选举，其选举制度和代议政府制度打上了畏惧专制统治——不管是僭主、威权总统还是军人冒险家——的深深烙印。结果，行政权受到刻意限制而虚弱不堪，议会中很难产生多数派，即使有也几乎难以维续多久。政治性党派充其量不过是地方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参与竞选之利偶然的结合。联合政府里淤积了一堆只知道给本党捞好处的庸人，多年来不能划一策，也没有一个总统办公室去弥补立法机关的疲弊。除发生民族危机时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运转得还算正常，但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一战”前后的大多数法国政治家都很喜欢搁置问题，维持现状。尤其是社会党人，他们一味逼问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合法性，却懒得去关心它的种种具体缺陷；他们以推翻它、代之以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为己任。左翼和右翼一样，都一心想着如何迎合一个在30年代时本能地向后看的选民群体的要求（1936年，67%的法国人口超过20岁，为欧洲人口高龄之首）。但是布鲁姆不同，他在行政法院工作的时候就已对行政改革有了坚定的认识，且十分反感于变革的一拖再拖、遥遥无期，1918年，他发表了一篇谈政府改革的短文（1935年人民阵线上台前夕此文重新发表），在其中他罗列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意见。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总理应（参照英国的样板）拥有更多的执行权，不能像第三共和时期常见的那样，在领导政府的同时兼管一个或若干个部门。1875年的“奥尔良派体制”不足取，应予以全面检查，进行改革——在法国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自布朗热政府以来，“体制改革”就是麇集反共和的君主主义势力的阵地，到1940年则成为贝当主义者“可敬”形象的基础。但是，布鲁姆坚持认为，不能出于对“君主专制”的恐惧而牺牲强力的、有效率的政府。[82]

在1936年的艰难环境下，布鲁姆无从在政府中推行他的大多数想法；不过，他任命的部长数量比通常的要少，他创立了一个总理办公室和秘书处，聘用了一批专家和专业顾问，这成了战后特别是第五共和国的政府和部长效法的对象。人民阵线政府的立法数量比两次大战期间其他政府的立法加在一起还要多，也更加重要。尽管其中有着意识形态辞令，具体效果如何也存在争议，但布鲁姆的首届社会主义政府给战后法国垂下先例之处，正是在管理政府和立法这些最平常的任务上。

在大战期间，布鲁姆就这个主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在狱中所写的文章，如未发表的回忆录、笔记、《在人的范围内》一文等等之中，他一次次论述法国议会民主的失败。他认为战后法国既应拥有一个更有力的执行部门，或许可以按照美国的模式（由此才能切实掌控这个国家），又必须在管理和政治生活中实现去中心化，调动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在遭遇危机时克服把大权拱手交给独裁统治者的法兰西惯性。这是整个法国的问题——1943年，他在布拉索尔狱中请人偷带出去的一封给社会党同志的信中如是说——但也是社会主义者的使命，倘若他们希望在重建国家时发挥可靠作用的话。[83]

对建立一个总统制政府的关心和倡导，对战时政治现实的理解，使得莱昂·布鲁姆一上来就比法国国内外社会主义抵抗力量中的其他成员更能同情戴高乐主义者——以及戴高乐本人——的计划。事实上，布鲁姆的支持给了流亡伦敦的戴高乐以重要的底气；这位身陷囹圄的社会主义者暗送了很多信给正在备战的将军，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回来，鼓励其他人投效戴高乐。照当时也在伦敦的让－路易·克雷米约－布里亚克（Jean-Louis Crémieux-Brilhac）的说法，“战时的其他法国政治家中，没有一个能做出这样的承诺，也没有一个能给戴高乐写下这样详尽的信：德高望重、历尽沧桑的布鲁姆在当时发挥的那种主导作用，后来不管是戴高乐还是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们，都给忘到了九霄云外。”[84]

布鲁姆苦口婆心地告诉社会主义同志们，戴高乐是怎样一个人，一个更具强力的执行机构有什么好处。但对戴高乐，他也一贯直言不讳战后民主政体中需要政治性党派：“对它们，我们要改组，要更新，但不可以消灭。”只是到了戴高乐在战后短暂执政期间，尤其是在那之后，开始对第四共和国日常政党政治民主实践横生蔑视与排斥时，布鲁姆才极不情愿地背离了他。1947年，他抨击戴高乐新成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蚁聚了举国上下的反共和主义者、前纳粹分子和反动势力。至于将军本人，用布鲁姆的话说，已经“比公民更像个显贵”了。最后，尽管老大不愿意，布鲁姆还是“把关于总统权力的理念锁回了抽屉里，压在我的内心深处”[85]。

不管布鲁姆这么快就放弃支持总统共和制的做法是否正确，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的。在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些地方，这种开诚布公的自我批评被沉痛的忏悔口吻削弱了。但是，他能够公开改变想法，通过承认过去的失误打动反对他的人的能力，令布鲁姆有时配得上政治家的身份。1938年3月，由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引发的国际危机正愈演愈烈，他在议院里发表一次动人的讲话，呼吁中间派和右派政党摈弃意识形态分歧和私人恩怨，和他共建一个民族主义政府。

“先生们！”他说，“我现在作为一个自觉对人民生活负有责任的人在这里讲话。”然后，他在第三共和国最后一届立法机构面前，畅谈了据以理解国际形势转折的事实、短短几年间发生的变化以及把争执和分歧置于时局之次的必要。他自知不可能说服台下众人，最后静静地吐出一句绝望的结语：“现在我想说，一想到我曾在（人民阵线）多数成员中一呼百应的声音再也无法获得你们的响应，我就感到悲从中来，万念俱灰。”[86]

1938年6月，距离慕尼黑危机还有3个月时，社会党举行了年度大会，当时党员们正在军备重整和战争威胁加剧的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人心浮动，布鲁姆在会上的发言一如既往地直陈要害。他对与会者说，社会主义者不能再靠着反对《凡尔赛和约》的道德优势以及对修订和约的望梅止渴来过日子了。一团企图君临欧洲的帝国阴云压过我们的头顶。如今阻止战争仅有的希望在于告诉某些国家，若胆敢攻打别国，就可能遭到整个欧洲的敌对。同年11月，他再一次警告本党，企图在恶化的国际形势下，靠拒绝担负国家兴亡之责来保持两手干净，是很危险的。你们可以继续声称“我们当初没有投票支持《凡尔赛和约》，”他写道，“但请不要自欺欺人；这是看客的态度，不是参与者的做法。也请不要忘记，冷眼旁观的看客有时也会变成帮凶”[87]。

不论右翼还是左翼都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共同的法兰西民族大业，两个阵营报以不约而同的冷淡。1940年春天，法国的道德和政治堕落到了谷底，大多数公共人物宁可趁机报私仇，也不愿意面对迫在眉睫的民族灾难。在该年3月21日就保罗·雷诺（Paul Reynaud）[88]建立新政府的建议进行的辩论中，观察家们被法国立法者们偏私、狭隘、满腹怨恨的情绪惊呆了。夏尔·戴高乐写道：“只有身无一官半职的莱昂·布鲁姆，他主导了辩论。”[89]

是的，戴高乐认为他有必要强调，当现场情绪激烈，其他人都在四散躲避的时候，是布鲁姆站了出来主持辩论的进行。莱昂·布鲁姆是个无比勇敢的人。我们已经从他的道德和思想决念中看到了很多例子——他敢于逆潮流而动，甚至敢于对抗自己的党和同志，只要他觉得同志们抑或他本人犯了错误。他和雷蒙·阿隆一样紧抱理性思维，不惜代价，不顾吉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也和阿隆一样），晚至1942年秋天，一切都已发生的时候，他还是希望宽恕贝当，只要元帅愿意到盟军的营地那儿去投降——“我很坚定地宣布，我个人情愿对他往日的过失和当下的利己考虑闭起双眼；我觉得，这样的让步只会让最后的胜利来得更快、更稳。”[90]

贝当自然没有听他的。但即使如此，1945年，当布鲁姆有一万个理由憎恶贝当的时候，他仍然劝诫共产党领导人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91]，要以一种“神圣的恨”来审判元帅。他说，不，一个法官是不能恨的。“他的内心必须同时保有顽强的嫉恶如仇和对被审判者谨小慎微的公正态度。这是一切政治审判中棘手的两难。”[92]在解放后法国上下一片报仇雪耻的声浪中，这种法律和伦理上的谨慎简直不值一提。

但在道德正直之上，莱昂·布鲁姆的勇气更为突出。毕竟，他是个身上打有烙印的人——这烙印有多深，仅仅几年之前我们还不太容易看清楚。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一直没有得到讨论；甚至维希政权反犹的一面都被长期忽略，直到70年代才开始引起重视。今天，人们已公认维希政权积极推动了千万犹太人的放逐和死难；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甚少关注在纳粹相应的计划之中，是怎样的道德与文化环境为贝当及其同党的通敌行为铺设道路。毕竟，维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1940—1944年间发生在法国的言论和行动，来自那些早在1940年前就长期活跃在公共领域的人，而他们反过来也受到第三共和国其他人的文字和言论的影响。我们也处在一个较好的位置上，可以把维希政权的这一方面置于其历史背景下，从而有所理解战间20年内莱昂·布鲁姆所蒙受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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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体面的”反犹主义，不是新生事物。布鲁姆自己在“回忆往事”一文中写到过，但是就像1914年前的大多数观察家一样，他不把反犹主义看作跟爱德华·德吕蒙（Edouard Drumont）[93]、巴拿马丑闻[94]以及德雷福斯事件中民族主义疯狂短期爆发相关联的一种反常现象。和大多数同化的犹太人一样，他只是认为反犹主义有害的一面，即其“文化的”形态，仅限于法国社会，可以忽略不计。他也没觉得自己可能成为反犹主义火力主攻的标靶。但是，即便是布鲁姆的故旧和拥趸，也免不了要借他的犹太性来挑剔他的毛病。最了解布鲁姆才能的安德烈·纪德，1914年就在日记中吐露了这种看法：布鲁姆对犹太人事务的热衷“首先源于犹太人敏感于自己的身份这一事实；但这主要是因为布鲁姆认为犹太血统是高贵的，好像哪怕这么长时间低人一头，他们仍然是高人一等的，他也相信为犹太人的胜利效犬马之劳是他的天职”。

纪德没有到此为止，他深入思索了布鲁姆个人举止中的犹太特性：“一场演出彩排上，要是他在剧院走廊里碰见你，会拍你的腰、脖子和肩膀，即使你们已经睽违一年，他也会让你相信他头天晚上还见过你，而且没有比你更亲密的朋友了……不过我干吗在这儿说他的不是？对我来说，犹太性不是法国性，这就够了。”[95]安德烈·纪德并不恨莱昂·布鲁姆——他相当喜欢他。但他和许多庸众一样，不觉得把布鲁姆看作犹太人，并把他的性格特征和缺点臆想地归因于他的犹太血统，有什么不对。

纪德的私见，布鲁姆当时毫无察觉。当然，他很明白恨是怎么一回事——他本人曾说，法国的政治生活特别讲究爱憎，而在他那个时代，就连第一流的公众人物也招致了严重的侮辱。1899年3月3日（克列孟梭在他的《曙光报》上勇敢地刊登左拉“我控诉”的第二年），布鲁姆写道，乔治·克列孟梭“是我们时代受到最深、最卑鄙的中伤的人”。18年后，布鲁姆反思最终导致让·饶勒斯遇刺的一连串蓄谋与诽谤，指出：“正如饶勒斯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种与众不同的憎恨是在考验他，他甘愿去触犯这骄傲之罪。”

但是克列孟梭和饶勒斯都不是犹太人。布鲁姆1919年刚一进入公共生活，政治上的嫌恶氛围就跌入了一个比克列孟梭甚或饶勒斯所面对的更恶劣、更扭曲的境地，仿佛法国人战后自我怀疑的所有潜流——恐外症，民族堕落感，以及一代貌似体面的种族主义文学结出的果实——都汇聚到莱昂·布鲁姆一人身上。当然，政界还有其他犹太人，但都不如布鲁姆那么突出；他们大多不是作家或知识分子，且往往跟保守政治集团有联系：因此，许多批评者认为布鲁姆代表了犹太性、文化“精英主义”以及激进社会变革的三位一体，而其他人却可以不受此议。

这里，我们难以对布鲁姆遭受的纯谩骂和语词暴力做出完全的评价——有必要举几个例子。[96]1920年12月，莱昂·都德（Léon Daudet）[97]在夏尔·莫拉斯的《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的文章用了如此口吻，他对读者说：“一只像布鲁姆这样的犹太猴子对法国利益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10年之后，还是这个都德，还是这份报纸，在说到布鲁姆的不嗜酒（这是他自己的陈述，被广泛引用）时，抓住这一“非法国人的”特性，称他为“一个无以名状的阴阳人……那个行了割礼的恐酒癖布鲁姆”。

布鲁姆被夸大的“性欲”，他的有伤风化的、有性意味的举止（不管是实有的还是臆造的），都是令他的敌人如痴如醉的话题——布鲁姆在年轻时写的提倡给予男女更大的婚前自由和经验的《论婚姻》，也遭到他们的歪曲利用。他天生的人情味，他与众不同的、有点儿时髦的、带有世纪末考究的趣味令他饱受恶言诽谤。夏尔·莫拉斯本人在1936年1月的一篇文章里，把他形容为一个感伤主义的、顽固不化的鸡奸者——“碰见他的朋友没有一个不被他在腰上这边捏捏那边摸摸，听他拍拍马，然后就翻来掉去任他摆布”——这个描述又被其他很多人挪用传播。

布鲁姆的敌人认为，他的性欲是变动多态的。在被人指为鸡奸者之前，他常常以女人的形象出现在文章和讽刺画中。“莱昂·布鲁姆戴着一副女先知的面纱，类似《旧约》告诉我们的底波拉或隐多珥女巫。他身上还有犹滴的成分：[98]我们在1924年3月11日（左翼联盟获选上台的日子）看见他浑身扑满香水走进共和派阵营，去向激进党的荷罗孚尼示爱，然后把情人灌醉，在长夜尽头割下了他的脑袋。”皮埃尔·多米尼克（Pierre Dominique）在1927年的文章里如是写道。另一名右翼新闻记者在1936年3月写道，布鲁姆“是个疯狂的、妖迷心窍的女人，把他送进四壁铺着软垫的精神病房再穿上约束衣都不过份”。

保守派和极右分子抓住布鲁姆的“犹太女性气质”——或者说他勾勾搭搭的花言巧语——使劲谩骂。像《喧嚣》这类刊物上登的漫画都把他画成“犹太浪女”。虽然布鲁姆犹太性中危险的性欲让人浮想联翩，大作文章，但事实上，单凭他是犹太人这一点，那些人就觉得受了强烈的冒犯。布鲁姆一入选国民议会，专门针对他的攻击就如影随形，到人民阵线时代积聚成了阵发性暴怒。敌人嚎叫着：这样一个人怎么能代表法国利益？“那个莱昂·布鲁姆先生竟能当上纳邦选区的代表，那里派他到法国的国民议会里当一个角色——这是个什么角色？——我们的选举制度简直荒谬得可悲呀！”1934年10月，《我无处不在》的社论主笔这样写道。

形势很明朗：布鲁姆事实上已经当上了总理。莫拉斯宣称，这是个“可以一枪打死的人，不过得从背后……人渣也就配这种待遇”。布鲁姆向众议院介绍其政府的那天，夏维尔·瓦拉（Xavier Vallat）（此人后来成了维希政府的首任犹太人事务专员）就众议院主席爱德华·赫里欧的警告严肃地对他说：“总理先生，您的上任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这块古代高卢罗马人的土地第一次由一个犹太人统治……要管理法国这个农民国家，我看你最好用那种血统深入在我们的土壤里的人，不管他们出身有多一般——而不要用一个阴险的塔木德专家。”瓦拉还不是最粗鄙、最刻毒的；一位前政府部长约瑟夫·凯尧（Joseph Caillaux）算是一个更体面的人物，他次年就协助参议院颠覆布鲁姆政府，1938年则阻挠布鲁姆建立一个民族政府的努力。他对布鲁姆说，这事他不做，别人也会做的：“你和饶勒斯不一样……你鞋底子上踩的法兰西泥土还不够多。”

布鲁姆的总理办公室任用的犹太人大大超过了当时一届法国政府惯常的数量，这令他的对手们几乎丧心病狂。1936年7月11日的《喧嚣》上有文章写道：很快你就连马提尼翁（总理办公室所在地）都进不了了，除非你被布鲁姆的警察搜过身，然后亮出证件，证明你是统治法国的那个部落的人。“如今我们活在莱昂·布鲁姆先生的标志下，那个标志是一把剪子。”[99]32位（原文如此！）犹太内阁部长是“sacrés，consacrés，circonsacrés”。这句双关语尽管无法翻译，但其中的猥亵意味丝毫未减。[100]

莫里斯·贝代尔（Maurice Bedel）次年在颇负盛名的畅销期刊《老实人》中这样形容布鲁姆：“总理，来自一个流浪的种族，机遇没有将他更方便地扔到纽约、开罗或维尔纽斯，而是扔到了巴黎的法兰西岛[101]，他成了一个异于自己血肉的民族的领袖，感到烦恼不安。”后来跻身法兰西学院，填补了夏尔·莫拉斯留下的空缺的皮埃尔·伽佐特（Pierre Gaxotte），1938年4月用这样的词句评价布鲁姆的总理生涯，代表了一大批更无名写手的类似观点：“他从一开始就是丑陋的。在一个筋骨脱臼的傀儡顶上坐着一颗哀伤的巴勒斯坦母驴的脑袋……他多么恨我们！他恨我们的一切：恨我们蓝蓝的天、我们温润的空气，恨我们的农民能穿着木鞋行走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他们的祖先不是和巴勒斯坦同伙一起在叙利亚沙漠里晃悠的骆驼贩子。社会主义就像那些游牧民，一度盘踞阿尔及利亚南部绿洲，毁灭那里的居民，饕餮一场之后继续劫掠。我们必须在法国和这个祸根之间做出抉择。他就是一切吸血鬼和食人魔的化身。他是邪恶。他是死神。”

马塞尔·儒昂铎（Marcel Jouhandeau）在1936年出版的《犹太祸》中提出的莱昂·布鲁姆是“亚洲人”一说流传极广。更言之凿凿的说法出现在1937年10月《新经济金融报》上，广为人信：“我们的前总理（以及现任总理）名叫卡丰凯尔斯坦……莱昂·卡丰凯尔斯坦以‘布鲁姆’为人所知，1872年出生于维蒂纳（保加利亚），1874年随父母来到巴黎。”皮埃尔·伯恩鲍姆说，这个传说影响深远，经过战争年代，直到1960年版的小拉鲁斯插图百科全书都还在告诉读者，“布鲁姆”是卡丰凯尔斯坦的一个化名。

对这种指控，也仅仅是对这种指控，布鲁姆感到无言以对。在发表在《群众报》上的一篇以“我是法国人”开头的文章里，他提醒读者，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出生于阿尔萨斯的法国人。“自从法国犹太人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以来，我父亲的祖先就姓了我现在的这个姓。”然而，他把自己的感情藏在了心底。正如儒勒·莫赫遭到诽谤时，布鲁姆告诫他的那样，“犯不上屈尊去回答。我被诽谤，被谩骂过，被诋毁……让它们去吧，你不值得计较”。但是在对他的名字、外貌、个人爱好、趣味和种族几乎日复一日的狂轰滥炸面前，布鲁姆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当内政部长罗杰·萨朗格罗（Roger Salengro）因被指控在“一战”期间当逃兵而面对一场粗野的、不公正的讨伐时，布鲁姆在议会里为他辩护。他对萨朗格罗说，你会习惯的。但是，你越是不理会这种中伤，你就越是在自我欺骗，你对自己说，它们与你无关，“这种折磨能吞噬一个人的心”。[102]

萨朗格罗没能“习惯”，一个星期后他自杀了。布鲁姆是用更坚硬的材料制成的。他不仅历千百次口诛而不倒，还在1936年2月一场莫拉斯分子的袭击中幸免于难：布鲁姆自己的车被为法兰西行动组织的名流、右翼历史学家雅克·班维尔（Jacques Bainville）送葬的队列所阻，然后，莫拉斯的一帮追随者冲了上来。布鲁姆被痛打了一顿，好几个星期无法投入政治活动。看到他的惨况，媒体和议会都在说，前20年里他几乎从未遇袭，也真是个奇迹。

不过那时，尽管公共领域过热且深陷分裂（此外腐化的媒体也亟待规范），第三共和国仍是一个在法制环境中运行的国家。布鲁姆可以被嘲弄、诽谤、诬蔑、凌辱、谩骂、呵斥和贬损，但谁也不能杀伤他而不受惩罚，也无法迫使他放弃政治活动。一切在1940年7月改变了。有许多文字记录讲述了维希时期皮埃尔·赖伐尔如何在选举中上下其手，企图推翻共和制度，让贝当独揽大权，但是，布鲁姆本人的评述堪称言简意赅、出类拔萃：

赖伐尔就像（古时候）很多总督及省长一样给人民以使馆和辖区。无疑，一开始他只是争取到很小一部分人的协助。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猎物，他也就成了捕猎者；因为每个人都被传染，他也就成了别人的传染源。关于丑闻的猜想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结成了网，雪球在我们眼皮底下越滚越大……历史上的恐怖画面肯定还有很多，但我想，像这样的卑鄙无耻也许是空前的。[103]

布鲁姆知道他最好不要企图介入这一切。他意识到，他的朋友也坚信，他代表了赖伐尔及其党徒痛恨至极，并意欲征服和报复的一切。布鲁姆要是参加保卫第三共和国的殊死搏斗，反而会帮倒忙。“你不仅仅是一个负担，一块百无一用的压舱石，你还是一个一旦被投入到均势之中就会令敌方得益的因素；你的存在、你的言论令你最渴望投身的事业声名狼藉——这些残酷的感觉和事实正在侵蚀我的身心。”

1940年晚些时候，当布鲁姆回首往事，想象着假如他试图做个乐观的展望或说些否认大势已去的话，朋友们会如何反应的时候，他用很有预见性的言词描述了局势：“现在法国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希特勒。历届法国政府都可耻地屈膝投降，而且青出于蓝，前仆后继。这种情形有朝一日会改变的，变化将发自人的内心深处——但在那之前就只能这样了。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所谓的法国政府会努力在法国树立纳粹主义的原则和理论。他们会拥有自己的盖世太保和纳粹突击队；他们将从个别处死走向集体迫害；他们将把社会主义者赶尽杀绝，让犹太人惨遭凌辱；你就得权衡：是做社会主义者、做犹太人还是你自己。”[104]

布鲁姆冒了一个巨大的个人风险，走进维希，参加那场历史性的选举，除布鲁姆外，1936年1月依法当选的人民阵线政府团队中还有79名成员现在反对授权于贝当。没过多久他就被捕入狱。回头想想，他能安然无恙地活过战争时期，实在是个奇迹。其他第三共和国的犹太或左翼的政治家们就没有这么好运了。两位人民阵线的前部长，让·扎伊（Jean Zay）和马克斯·多穆瓦（Marx Dormoy，他接替萨朗格罗任内政部长，因为在1938年成功预防了一起政变而遭到右翼的仇视）都罹难了；乔治·芒代尔（Georges Mandel），布鲁姆在布痕瓦尔德的难友，1944年6月被送回法国后遭到处决，作为对抵抗运动刺杀菲利普·昂里奥（Philippe Henriot）的报复。[105]布鲁姆经历了牢狱、集中营以及党卫军向阿尔卑斯山区的最后撤退而能生还，有一半是因为他是个大名人，作为人质的价值很高，一半则是因为他的勇气和好运气。

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即1945—1950年间，布鲁姆再未遭到来自右翼的公开讨伐，但他仍然是一个争议人物。反犹主义不再吃香，规范媒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也已出台，但是，正如1946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的，仍有43%的受访者认为一个法国籍犹太人不是“真正的”法国人。时代还没有改变太多。1946年1月，当戴高乐劝他接任总理时，布鲁姆回答将军：“我老了，我身体不好，我是全民公敌……算了吧。”虽然1946年12月布鲁姆同意当一个月过渡政府的一把手，但次年11月奥里奥尔总统要他出任总理，他还是拒绝了。[106]

但这一次他给出了一个稍有不同的理由。他对奥里奥尔说，我无法组建一个政府——我是共产党最恨的人。这是事实。法国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原谅布鲁姆1920年在图尔以及此后的所作所为。他们和极右翼的人民党政敌一样，厌恶布鲁姆的知识分子气质，厌恶他在公众场合的出镜率、他的社会主义政见，以及在某些场合下厌恶他的犹太人身份——尽管无法明说。十分明显，共产党人诋毁布鲁姆的辞令和反犹主义右翼势力如出一辙。

1928年，在一场巴黎的选举活动期间，共产党报纸《人道报》这样描写布鲁姆：“夏洛克·布鲁姆迷恋弗洛伊德式的扭来扭去……他喜气洋洋地搓着两手。”[107]法共在那场活动中成功地把布鲁姆轰下了台。一个名叫保尔·维扬－库图里埃（Paul Vaillant-Couturier）的共产党著名记者贬损布鲁姆，说他身上集中了一切体现“知识分子堕落”的神经症。据皮埃尔·伯恩鲍姆说，当时的共产党人又一次跟右派站到一起，乐此不疲地把布鲁姆形容、刻画为一个道德轻佻的女人、“一个大骚货”“一个资产阶级的老三陪女、一个激进党人的老婊子”。1931年，在所谓的共产党第三个宗派主义时期进入高潮之际，诗人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发表名诗《向莱昂·布鲁姆开火》，抢在莫拉斯之前呼吁给布鲁姆一枪。[108]

这些言论在人民阵线时期被削弱了下去，但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后激发出一场震怒。1940年初，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发行了一本小册子《莱昂·布鲁姆的真面目》，在其中，这位人民阵线多年的旧友这样描述他：“布鲁姆有着米列朗那样的对社会主义的厌恶，有毕苏斯基的冷酷，墨索里尼的残暴，诺斯克那种嗜血者的怯懦，以及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憎恨。”[109]多列士辱骂布鲁姆“醉心于风雅，他的语言，他那做作的姿态……”以及他“玩弄概念的癖好”。多列士总结说，布鲁姆是一条“走狗……虚伪得恐怖……扭动蛇行，面貌骇人，嘴里嘶嘶有声”。[110]

因此，共产党官方代表在1940年12月会要求出席将在里永进行的大审判，希望能发表对布鲁姆不利的证言，就不足为奇了。亏得当时申请被驳回，否则共产党战后的巨大名声就要打折扣了，而法共的御用历史学家亦长期否认曾经提出过这一申请。但是，法共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哪怕假装喜欢过布鲁姆。1947年冷战开始，他又挨了一次集中炮轰。1947年9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雅克·杜克洛要向心存疑虑的东欧和苏联同志们表示法共的革命诚意，但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只好重复他的党对社会党领袖不知疲倦的攻击：“法国共产党从未放过布鲁姆。我们一直在向他进攻。”[111]这一次，杜克洛毫不掩饰地说了真话。

当然，布鲁姆在左翼阵营里的敌人不止共产党一家。保罗·福雷（Paul Faure），社会党1920—1940年间的秘书长，也是25年来布鲁姆最密切的党内同志之一，在1940年停战时迫不及待地想否认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他和许多属于慕尼黑分子的社会党人都表示：“布鲁姆会为了他的犹太人把我们全给害死。”[112]无疑，布鲁姆很多昔日的同志都早有这种想法。但和社会党内布鲁姆的反对者不同，法国共产党人不需要掩盖他们的厌恶。夹在右翼、左翼中的“手足之敌”以及本党同志之间的莱昂·布鲁姆，其实孤独而又勇毅。

*　*　*

布鲁姆的一生和他的公共生涯是悬在他的国家面前的一面镜子，照出了20世纪法国很多最好也最坏的方面。他坚定地持有一个普适的、平等主义的、讲究公益心的共和法国理想。布鲁姆真诚地相信他在“在人的范围内”一文中所说的：“我满怀自豪地写道，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间的和谐，对法国人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任何公民而言都更确定、更自然，因为法兰西的特殊气质……始终理解并且内含了这一高尚的要求：为全人类的目的而思考，而行动。”正如奥地利流亡者马内·斯珀贝（Manès Sperber）[113]在回忆录里说的，布鲁姆会十分高兴地看到，“来到法国的政治移民从来没有像在人民阵线获胜后的头几个月里那样，获得那么强烈的归属感——以后也不再有可能了”。[114]

也正是这种对法国拥有世界性特质、负有世界性义务的永不偃息的信念，令布鲁姆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忠实于他所继承的共和遗产而不设法发扬光大之。他的确助长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党派主义短视性，并因此相继促成了第三共和国和自己政党的倒台。但在这一点上，他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大半个世纪里，法国都为意识形态和历史方面闹哄哄的话语纷争所分裂。正如布鲁姆后来所追悔的那样，他本应下更大的工夫革除这一有害的遗产；但是，布鲁姆也很难视而不见的是，有无真正的事关教义的理由，把大革命的继承人同其敌人区分开来。事实上，本着社会良知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他做出那些政治抉择，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

莱昂·布鲁姆振兴法国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无法接受他们的处境和时代——的一部分。布鲁姆恰恰是在选择以忠诚和政党责任的名义回避这一问题时醒悟到它的存在，这是布鲁姆个人的悲剧。当然，他的确把握住了别人忽略的东西：共和制议会传统存在危险的惰性；一个仍然因循19世纪早期的法则运行的国家需要完成政府和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改革；1945年之后，应该刻不容缓地根据国际性合作的原则改造这块碎得七零八落的大陆。

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和他的社会主义同志乃至他那一代大部分法国爱国者相比，布鲁姆首先是以不带幻觉的头脑看待他的国家，并检讨其缺陷的。作为女性主义的早期支持者，布鲁姆备受左右翼在女性选举权问题上冰冷的反对态度之困厄。他在1927年写道，我们曾经是其他国家的榜样，是勇气和自由思想的故乡，但今天我们却在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习惯性的胆怯和一种卑微可怜的冷嘲热讽态度之间摇摆不定。23年之后，就在去世前数日写的平生最后一篇文章中，他还是和以往一样直言不讳。尽管他至死忠于社会主义信念及其在1947年提出的，对一个“既非美利坚化也非苏维埃化”的法兰西的深切渴望，布鲁姆也不由自主地再一次警醒法国同胞们，要注意他们那渊远流长的失败：“美国资本主义的法则是‘让新事物降生’，而法国资本主义的法则似乎是‘永远不要让旧事物死去’。”[115]

作为法国左翼的一分子，这都是些很奇怪的观点（事实上直到今天亦如是），很不法国，也很不社会主义，暴露了莱昂·布鲁姆与他自己的团体是多么合不来。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一直希望“站出来肩负重任”，但很大程度上他仅仅是站出来了，且孤身一人。如果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的说法是可信的，那么，正是他的出道并非来自拔擢、考试的常规途径且一直置身其外这一事实，使他成为其政党的天然领袖。布鲁姆也许没有追求过这种与众不同——我们知道，他不遗余力地试图与社会主义运动融为一体，并且（正如纪德所料）在其道德甚至政治本能与他的政党责任相冲突时选择压抑前者。他也认识到，他身上集中了许多个布鲁姆——知识分子、美学家、现代化改革家、浪漫的乌托邦主义者、犹太人——其中一些或许将一生苦命，而另一些则可能茁壮成长。正如他在《论婚姻》中所说：“人生不可能同时手握一切可得的利益，我常想，或许道德仅仅在于有勇气去选择。”[116]

也许布鲁姆的仇敌们在一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这个传统的法国道德主义者，这个具有19世纪的气质和奉献精神，凭借一种很大程度上袭自孟德斯鸠的温和冷静的道德观来应对现代社会的人，之所以能以如此客观诚实的态度对待他的国家，并且感染了这么多待他也以同样的诚实为先的人，正是因为他从未完全与这个国家融为一体。他身上有“无根世界公民”的因子，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在不同时刻拥有不同的法国身份，在它们之间摆荡不止。作为一名世纪末型知识分子，一名时代的重要批评家，他不由自主地要放弃文学批评投身政治。他是个律师，不但理解法律，而且认为必须改革法律。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一场攻势凶猛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以本能思考，始终运用道德范畴考虑问题。他在战时是个抵抗者，而当报应时辰来到，他又拒绝像其他许多（真正的或想象的）抵抗者那样，诉诸简单的愤怒和复仇心。他是法国和第三共和国历史上、传统中一切光荣的坚定捍卫者和发言人，但他很不合适地写出了“反文化”的文章，鼓吹改革和现代化。他是一个同化了的法国犹太人，被迫忍受民族主义憎恨的恶浪，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至死坚持自己既是法国人又是犹太人的身份。

布鲁姆并不特别在乎这些。他早年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否定了莫里斯·巴雷斯的《为德国人服务》，文中谈到了关于“法兰西性”的诸多讨论，并精炼地概述了他本人对这些讨论的态度：“我看到他断定法国人和‘德国人’在类别、天性、本质上存在根本差异，我听他说起‘德国人’时的腔调，就跟一个从中亚回来的探险家说起自己遇到的异域文明乃至野蛮人时一样，此时，我就没胃口跟他在概念、例证或观点上论个是非了。你要反对他，努力驳倒他，就等于承认一种你只能预先拒绝参与的讨论是合理合法的，也是完全可能的。”[117]因为布鲁姆本人或其他任何人的民族身份——比如他们的“法兰西性”——都是既定的，不是什么可追究、可质询的东西。

尽管如此，在某种布鲁姆从未坦承的意义上，他是个局外人：他不是戴高乐或丘吉尔那种意义上的局外人，他们凭着意志力掌控住自己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完全是政界外来者的身份；他是局外人，是因为在同时代人坚持界定“法兰西性”时，他从未成为一个很法国的人。布鲁姆无法明说这一点，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共和法国对“犹太性”的精确定义意味着什么，但是在1897年11月，他借助“歌德艾克曼新对话”中的“歌德”之口表达了这个意思：“我并不熟悉那种代代相传的虔诚，它把那么多人关进一间屋子，或限制在一小块土地上；这是全人类病患的根源之一，是人就现状进行诸多变革的最大障碍。”布鲁姆会说，是这种温良谦和的视野，这种无根源的独立思想，使他成了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他无疑是对的。而他的敌人则由此看到了他和他们的本质不同——他们也是对的。但是，超越于一个范围有限且又为人设限的一代人的圈子之外，莱昂·布鲁姆卓然独树，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国人，首先靠的也正是这一点。

[1]斯蒂芬·夏克，“第三共和晚期‘犹太问题’的起源”，见《现代法国犹太人》，弗朗西斯·马里诺和伯纳德·瓦瑟斯坦编（Hanover，N.H.：Press of New England，1985），页135—181。

[2]埃利·哈列维（1870—1937），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精通19世纪英国史，代表作有六卷本《19世纪英国人民史》。——译注

[3]关于对布鲁姆在校期间创作的评论，见乔埃尔·科尔顿，《莱昂·布鲁姆：政治中的人道主义》（New York：Knopf，1966；1987年再版，Durham，N.C.：Duck University Press），页8。

[4]费尔南·格雷格（1873—1960），法国作家、诗人，与当时的文化名人如普鲁斯特、马丹·杜·伽尔、德吕翁、科克托等都有来往。

[5]见费尔南·格雷格，《回忆录》卷1“黄金时代”（Paris：Grasset，1947），页114；莱昂·布鲁姆，“回忆往事”，《全集》卷4，第二部分（1937—1940）（Paris：Albin Michel，1965），页559。

[6]“社会主义理想”，《巴黎杂志》1924年5月1日，见《全集》卷3，第一部分（1914—1928）（Paris：Albin Michel，1972），页348。

[7]贝尔精神是司汤达根据其本姓“亨利·贝尔”首创的术语，指以《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索黑尔为代表的那种出于极端利己主义动机，隐瞒个性，遵守主流文化的仪礼传统，从而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哲学。——译注

[8]“工会和法国社会主义者”（1901），见《全集》卷1（1891—1905）（Paris：Albin Michel，1954），页391—493；“司汤达和贝尔精神”，1930年第二编序言，见《全集》卷2（Paris：Albin Michel，1962），页464。

[9]指普法战争中导致法军决定性失利的凡尔登战役。——译注

[10]“回忆录”，见《全集》卷5（1940—1945）（Paris：Albin Michel，1955），页62。

[11]“二战”中德军最后坚守的一处军事要塞。——译注

[12]安德烈·纪德，《日记（1887—1925）》（Paris：Gallimard，1996），1914年1月24日，页763；关于布鲁姆评法国作家，见“歌德艾克曼新对话”，1897年11月26日，《全集》卷1，页226；关于布鲁姆评奥斯汀，见上书，页65。

[13]皮埃尔·维达尔－纳杰（1930—2006），法国作家，以多部揭露“二战”大屠杀罪恶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暴行的回忆作品著称。——译注

[14]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政治理论家，19世纪90年代转变为民族主义者，大力鼓吹民族利益至上，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成为反德雷福斯派的精神领袖，其完整民族主义理论影响深远。代表作有小说《民族力量三部曲》。——译注

[15]见皮埃尔·维达尔－纳杰，《回忆录》《碎片与期待，1930—1955》（Paris：Seuil/La Découverte, 1995），页33。

[16]莱昂·甘必大（1838—1882），19世纪法国杰出的共和派政治家，第三共和国初期任内政部长，曾领导法国人民抗击普鲁士侵略。——译注

[17]例见布鲁姆于1935年关于胡果大赦的评论：“一个唯但丁和莎士比亚堪比的诗人”，《群众报》，1935年5月24日，见《全集》卷4，第二部分，页475。

[18]皮埃尔·韦尼奥（1753—1793），法国律师、演说家，大革命中的吉伦特党领袖之一，后因反对罗伯斯庇尔而于1793年10月31日被送上断头台。——译注

[19]引自樊尚·奥里奥尔的总统日记《我的七年任期（1947—1954）》（Paris：Gallimard，1970）“1947年11月21日”条。

[20]《全集》卷1，页89。

[21]“社会主义理想”，以及“为了当一名社会主义者”（1919），《全集》卷3，第一部分，页22—42。

[22]“歌德艾克曼新对话”，1900年7月13日，《全集》卷1，页320—321。

[23]埃利·哈列维，致夏尔·昂德雷的信，1929年8月24日，见哈列维《1891—1937年通信集》（Paris：Editions de Fallois，1996），页697。

[24]贝尔纳尔·拉扎尔（1865—1903），法国文学批评家、新闻记者，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是最活跃的德雷福斯支持者之一。——译注

[25]《回忆往事》，页518。

[26]约瑟夫·莱因纳克（1856—1921），法国律师、时评家，曾发起反对布朗热将军的运动，后成为最活跃的德雷福斯主义者之一。——译注

[27]关于还俗阿尔萨斯犹太人的话题，见安妮·克里格尔“一个关于自相残杀之恨的现象：共产党人眼里的莱昂·布鲁姆”，见《面包与玫瑰：一部社会主义史的标杆》（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8），页235—255，尤见页253。

[28]马克·布洛赫（1886—194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犹太人，精研中世纪史，法国沦陷后参加抵抗运动，代表作有《封建社会》等。——译注

[29]马克·布洛赫，《奇怪的失败》，杰拉德·霍普金斯译（New York：Norton，1968），页178；布鲁姆的话引自皮埃尔·伯恩鲍姆《共和国的疯子们：从甘必大到维希时代的犹太人政治史》（Paris：Fayard，1992），页209。

[30]埃米尔·夏尔蒂埃（1868—1951），法国哲学家、政论家，常年用笔名“阿兰”创作，其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在两次大战期间影响深远。——译注

[31]哈列维，《1891—1937年通信集》，页733。

[32]“回忆往事”，页557；关于大拉比的邀请，见安德烈·布吕梅尔的评论，《当政的莱昂·布鲁姆，1936—1937》（Paris：Armand Colin，1967），页9；亦见皮埃尔·伯恩鲍姆，《“犹太共和国”：一个政治神话》（Paris：Fayard，1988），页275。

[33]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1932），法国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政治家，分别于1909年、1915年、1921年、1925年、1929年五次出任总理，曾大力促进政教分离，“一战”开始后参与外交事务，推动致力于推进法德和解，维护欧洲和平，192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保罗·班乐卫（1863—1933），激进党领袖，1917年、1925年两度短暂出任总理。——译注

[34]引自伯恩鲍姆，《共和国的疯子们》，页117。

[35]“向魏茨曼致敬”，1950年1月1日，《全集》卷6，第二部分（1947—1950）（Paris：Albin Michel，1963），页442。

[36]1936年的玛提农协定被誉为“法国劳工的《大宪章》”，人民阵线政府通过协定承诺帮助劳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译注

[37]见《群众报》，1923年8月5日。

[38]勒内·艾田蒲（1909—2002），法国著名学者、汉学家，代表作有《中国化的欧洲》等。——译注

[39]让·鲍朗致勒内·艾田蒲，1938年3月9日，《书信选（1937—1945）》（Paris：Gallimard，1992），页47。

[40]见布鲁姆1937年7月12日在社会党大会上的讲话，《全集》卷4，第二部分，页42—64，引文见页55。

[41]“法国工会和社会主义者”；“饶勒斯生平思想”，在巴黎的演讲，1917年7月31日，《全集》卷3，第一部分，页3—21。

[42]亚历山大·米列朗（1859—1943），初为社会主义者，1910年急转为右翼，镇压工人运动。1920年9月起担任法国总统，至1924年左翼在大选中获胜后下台。勒内·瓦尔德克－卢梭（1846—1904），法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曾在甘必大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1899年于德雷福斯事件高潮时出任法国总理，建立联合内阁，说服总统赦免德雷福斯，1902年下台。——译注

[43]《群众报》，1929年12月19日。

[44]马赛1937年7月12日在社会党大会上的讲话，《全集》卷4，第二部分，页48。

[45]欧仁·韦伯（1925—2007），罗马尼亚裔美国历史学家，现代法国与欧洲史权威，代表作有《欧洲现代史》《1715年以来的欧洲》。——译注

[46]“为了当一名社会主义者”，页23。

[47]儒勒·盖德（1845—1922），法国左翼激进分子，1900年创立革命社会党，1905年被饶勒斯统一。——译注

[48]《白色杂志》，1900年1月1日。

[49]《群众报》，1933年8月14日。

[50]《群众报》，1948年7月9日；1948年4月13—14日。

[51]亚尔马·沙赫特（1877—1970），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德国银行行长。

[52]“向国会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全集》卷4，第二部分，页357—417。

[53]见“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全集》卷3，第一部分，页440—450；“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全集》卷3，第一部分，页451—460。这些小册子最早是发表于1927年1月到3月的一系列文章。但请注意布鲁姆此前对左拉思想中的这种“科学”方法论的批评：“左拉倾向于把一切有生命的、复杂的生物吸收进唯一一种科学概念中。他认为科学能独立完成人类进步，独立筹划一个正义和善的未来……这是一个旧思想，当时属于操之过急，现在则过时了，像我以前所说的，这种思想构成了勒南式乐观主义的基础。”（“歌德艾克曼新对话”，1900年5月19日，《全集》卷1，页304。）

[54]“社会主义理想”，《群众报》，1922年8月2日。

[55]1924年5月由激进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左翼联盟上台后，激进党党魁赫里欧任总理，后由潘勒维和白里安继任。联盟对民众许下的美好承诺多未兑现，对殖民地又大动干戈，导致民怨沸腾，1926年4月巴黎五金工人大起义被镇压后，左翼联盟也旋即于7月28日下台。——译注

[56]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帕斯齐埃家族史》等。——译注

[57]夏尔·戴高乐，《书信、记录和笔记，1951年6月—1958年5月》（Paris：Plon，1985），与乔治·杜阿梅尔的谈话，1954年10月，页219；“在人的范围内”（1941年，1945年第一次出版），《全集》卷5，页409—495（见页454—455）。

[58]作为维多利亚时期两位著名政治家，迪斯累里与威廉·格拉德斯通互为政敌，前者曾评价后者为“一个久经沙场的雄辩家，为他自己的喋喋不休所陶醉”。——译注

[59]纪德，《日记（1887—1925）》，1907年1月5日，页547。

[60]《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也叫《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或《苏德条约》，双方密谋互不侵犯地瓜分波兰，且苏联得以吞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纳粹德国吞并立陶宛，占领但泽自由港。——译注

[61]见布鲁姆30年代以及1945年至其去世期间发表在《群众报》上的社论。

[62]尤见自1930年11月到1931年2月发表在《群众报》上的以“和平问题”为题的一组文章，1931年出版，见《全集》卷3，第二部分（1928—1934）（Paris：Albin Michel，1972），页139—237。

[63]来自法国政治科学基金会的布鲁姆基金，引自让·拉库蒂尔《莱昂·布鲁姆》（Paris：Seuil，1977），页497。

[64]见爱德华·达拉第，《狱中日记（1940—1945）》（Paris：Calmann-lévy，1991），1942年8月2日、8月19日条目。

[65]1938年7月7日，在鲁瓦扬社会党大会上的讲话，《全集》卷4，第二部分，页134—166。

[66]1948年2月，在苏联的策动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主席、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等逼迫贝奈斯总统辞职，共产党全面掌权，标志着东欧各国随着两大阵营的成型，最终完成了从多党联合执政向一党专政的转变，史称“二月事变”。——译注

[67]《群众报》，1948年2月29日。

[68]儒勒·莫赫，《如此漫长的一生》（Paris：Laffont，1976），页149。

[69]拉库蒂尔，《莱昂·布鲁姆》，页396、583。

[70]“歌德艾克曼新对话”，1897年8月1日，《全集》卷1，页204。

[71]樊尚·奥里奥尔（1884—1966），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1947—1954年担任第四共和国首任总统，曾于1936—1937年在莱昂·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中担任金融部长。——译注

[72]纪德，《日记（1887—1925）》，1890年1月，页115；樊尚·奥里奥尔，“怀念”，见布鲁姆《全集》卷1，页ix-xiii。

[73]见约瑟夫·保罗-邦库尔，《两次大战之间》（Paris：Plon，1945），页71—72，亦见拉库蒂尔《莱昂·布鲁姆》页202引文；莫赫，《如此漫长的人生》，页57。

[74]纪德，《日记（1887—1925）》，1907年1月5日，页547。

[75]见《群众报》，1928年7月19日；由爱德华·弗洛芒暗送的1942年5月致伦敦法国人的信，《全集》卷5，页349—361。

[76]见安妮·克里格尔和斯泰方·库尔图瓦，《欧仁·弗莱德：法国共产党大揭秘》（Paris：Seuil，1997）

[77]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法国共产党领导人，1930年7月起担任法共总书记，1936年率法共与激进党、社会党组成人民阵线。——译注

[78]法国社会党图尔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2月27日，《全集》卷3，第一部分，页137—160，引自页155。

[79]见《群众报》，1939年9月26日、27日；1939年10月4日。

[80]《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时，全欧洲各国共产党中唯有法共表现应声虫姿态最为积极，发表了大量言论拥护这一令左翼震惊不已的协定。在各国舆论均在为西方民主势力抵抗法西斯入侵不力感到愤慨时，只有法共还在声称英法两国正在勾结策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即使在次年法国沦陷后，法共还死死咬定，这一条约的功绩在于打击了那些蠢蠢欲动的好战分子。正是因为达拉第激进党政府对法共突然采取强硬行径，以及此后领导抵抗运动，法共才没有因这些拙劣言论而失去很多民心。——译注

[81]见让-路易·克雷米约-布里亚克，《自由法国》（Paris：Gallimard，1996），页512所引布鲁姆的话。

[82]见布鲁姆，“政府改革”（1919），《全集》卷3，第一部分，页507—575；亦见《群众报》，1934年10月20日。

[83]见布鲁姆，“关于政党的笔记”，1943年3月1日条目，《全集》卷5，页392—393。

[84]克雷米约-布里亚克，《自由法国》，页511。

[85]《群众报》，1947年10月4日；1947年12月31日。

[86]1938年3月17日在众议院讲话，《全集》卷4，第二部分，页80—90。

[87]1938年7月7日在鲁瓦扬社会党大会上的讲话，《全集》卷4，第二部分，页134—166。亦见《群众报》，1938年11月2日。

[88]保罗·雷诺（1878—1966），法国政治家，曾于1940年3月21日当选法国总理，试图动员国人抵抗德国入侵，挽救共和，但由于贝当投降派势力很快占据上风，他于6月宣布下台，随即被囚禁。战后仍常年活跃在法国政坛，曾在《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起草期间任顾问。——译注

[89]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卷1：召唤》（Paris：Plon，1955），页25。

[90]布鲁姆1942年8月15日“致伦敦的信”系达尼埃尔·梅耶和“洛朗上尉”暗送出去，《全集》卷5，页357—361。

[91]雅克·杜克洛（1896—1975），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39年以后成为地下法共的主要发言人，“二战”期间组织、领导抵抗运动。——译注

[92]引自拉库蒂尔，《莱昂·布鲁姆》，页511。

[93]爱德华·德吕蒙（1844—1917），法国记者，反犹运动领袖，1886年出版《犹太人的法国》，被视为法国现代反犹运动的肇端，后在巴拿马丑闻和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表现活跃。——译注

[94]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法国企业家买下了巴拿马运河开凿权，并在政府批准下全国集资，但工程在人力财力耗费巨大的情况下陷入瘫痪。1893年，第三共和政府官员曾收受巴拿马运河公司的巨额贿赂以掩盖财政危机的真相的内幕被揭露，遂酿成19世纪法国最大的丑闻。因据传此事涉及犹太企业家、金融家的阴谋，丑闻推动了反犹情绪的高涨。——译注

[95]纪德，《日记（1887—1925）》，1914年1月24日，页662—663。

[96]除另行说明外，下文中的引文出自皮埃尔·伯恩鲍姆对20世纪法国政治反犹主义的开创性研究：《一个政治神话》。我对伯恩鲍姆教授允许我在此引用他的作品深表谢意。

[97]莱昂·都德（1867—1942），法国记者、小说家，热衷于批评第三共和的右翼分子，以喜辩好讼、尖酸刻薄闻名。——译注

[98]底波拉是《旧约·士师记》中的犹太女子，激发古以色列英雄巴拉奋起抗敌。隐多珥女巫事迹见于《旧约·撒母耳记上》，以色列第一代国王扫罗拜访她，请她召回先知撒母耳的亡灵。犹滴事迹见于圣经次经，是伯修利亚的一名美貌的犹太寡妇，当亚述大将荷罗孚尼兵临城下时，她投身敌营迷惑荷罗孚尼，最后在黎明前将他的首级割下，悬于伯修利亚城楼，其围遂解。——译注

[99]暗示布鲁姆行了犹太割礼。——译注

[100]法语sacré、consacré均为“神圣的”“圣洁的”之意，circonsacré为生造词，前缀“circon-”加“sacré”意谓“行了割礼的圣徒”。——译注

[101]法兰西岛是法国的一个大区，以巴黎为中心，包括八个省。——译注

[102]《群众报》，1938年11月19日；莫赫，《如此漫长的人生》，页69；拉库蒂尔，《莱昂·布鲁姆》，页411。

[103]布鲁姆，“回忆录”，见页84—101。

[104]布鲁姆，“回忆录”，页55、61。

[105]菲利普·昂里奥是维希法国的宣传部长，1942年被抵抗运动成员刺杀于巴黎。——译注

[106]关于戴高乐的邀请和布鲁姆的答复，见拉库蒂尔《莱昂·布鲁姆》，页523；关于1946年法国公共舆论调查所的民意调查，见米歇尔·马吕斯，“法国人是反犹主义者吗？20世纪80年代的证据”，马里诺和瓦瑟斯坦《现代法国犹太人》，页224—242。

[107]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是犹太人，他关于象征尤其是性物的象征的研究很出名，传闻他的父母之一曾梦见手握一条扭来扭去的鱼。这类传说给反犹主义者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不指明地把犹太人同猥亵变态的性幻想、性取向联系在一起。此处可能就是一例。

[108]见《人道报》，1928年2月14日、12月8日；伯恩鲍姆，《一个政治神话》，页214。

[109]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政治家、军事家，1926年5月推翻民主政府，建立独裁统治直至去世，1934年曾与希特勒签订《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古斯塔夫·诺斯克（1868—1946），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曾任魏玛政府国防部长，1919年1月杀害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镇压社民党斯巴达克派起义。——译注

[110]见莫里斯·多列士，“莱昂·布鲁姆的真面目”，《全集》卷5，第8册，克里格尔“一个关于自相残杀之恨的现象”中征引了全句。

[111]雅克·杜克洛在1947年9月26日波兰施克拉尔斯卡波伦巴共产国际第一届第八次大会上的讲话，见《共产国际1947、1948、1949年三次大会纪要》（Milan：Annali Feltrinelli，1994），页271。

[112]福雷的话引自埃克托·吉里尼，《旁听里永审判》（Paris：Jean-Renard，1942），页125。见伯恩鲍姆，《一个政治神话》，页291。

[113]马内·斯珀贝（1905—1984），奥地利作家，犹太人，早年加入共产党，大审判时退出，常年住在巴黎，与现代众多法国知识分子交厚，留下许多反映极权专制以及当时政治文化界情况的珍贵记录，代表作有小说《沧海一滴泪》。——译注

[114]“在人的范围内”，尤见页484；马内·斯珀贝，《在记忆的点滴中瞑目》（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94），页103。

[115]见《群众报》，1927年12月24日；在冬季赛车场的讲话，1947年10月16日，《全集》卷6，第二部分，页103；《群众报》，1950年3月29日。

[116]见安妮·克里格尔，《我曾经认为我懂得的》（Paris：Laffont，1991），页690。关于布鲁姆逃出樊笼后与法国社会党的关系以及他改造并使之现代化的努力，克里格尔写道：“被景仰、被尊崇、被顶礼膜拜的布鲁姆受到了人们虔诚的聆听，然而没有人听见他的话。”（页342）。关于《论婚姻》，见《全集》卷2，页21。

[117]《全集》卷1，页79。

第2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阿尔贝·缪和暧昧的难堪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52年5月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1]阿伦特有理由这么说，因为这两个人有诸多相同的兴趣；不过对她，以及法国国内外许多其他观察者而言，阿尔贝·加缪属于“法兰西知识分子”。在战后头几年里，他在巴黎舆论界上下影响甚广，每周都能收到成千上万回应他的专栏文章的信。他的风度、他的关怀、他拥有的广大读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领域无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兰西特性：体现文学、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结合。

但是很不巧，阿伦特的断言跟法国流行的看法正相反。她写信的那一年，正是加缪的光芒开始黯淡之时。到1960年1月4日因车祸去世时，他的声誉已呈直线下跌之势，哪怕三年前刚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该奖宣布的时候，批评家们争先恐后对获奖人盖棺定论：右翼的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宣称，授奖给加缪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嘉奖了一个人的全部成就”，而左倾的《法兰西观察家》则认为瑞典学院可能认为它正在选出一名年轻作家（加缪去世时也不过46岁），但实际上它导致了一种“早熟后的僵化症”。人们普遍认为，加缪的黄金年代已经离他远去：他已有多年没有推出真正的重量级作品了。

说起在批评界的声誉下降，加缪本人也难辞其咎。为了赶上时代潮流，他投入到一种他极不适应且资质不足的哲学思考中去——就算掷地有声的格言警句迭出，《西绪福斯神话》（1942）仍然难称成功。而在《反叛者》（1951）中，我们将会看到，加缪虽就抒情性的革命幻想发表了一些重要洞见，但是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论述完全一样的话题，杀伤力却要强大得多；加缪在哲学上的幼稚令他遭到了萨特尖刻的挖苦与反击，严重损害了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的信任，最终颠覆了他进入公共领域的信心。

他作为《局外人》（1942）和《鼠疫》（1947）作者的文学声誉就这样因为闯入哲学论战而不公平地受损，然而，丧失了法国主要公共知识分子、一代道德喉舌的身份，对其一生最后十年的影响至为深重。用雷蒙·阿隆的话说，他战后发表在《战斗报》上的文章给他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威望；加缪的观点在抵抗运动的一代面临第四共和国的两难和遗憾之时，为他们定下了道德基调，他的许多读者“业已形成了每天通过他来思考的习惯”。到了50年代末期，他感到和自己的公共自我已经发生了分裂，这也成了加缪作品和演讲中持续焦虑的一个来源。[2]

早在那之前的1947年6月，他把从抵抗运动开始就担任主编的《战斗报》移交给了克劳德·布尔代（Claude Bourdet）掌管。他在笔记和文章里说，他在34岁时就已被人们寄予的厚望压得精疲力竭：“所有人都希望那个尚在求索的人已经得出了结论”。但是鉴于早些年他就接受了自己的责任——正如他在1950年时说的：“人必须有所承担”，他在1959年12月做的生平最后一次访谈中所吐露的幽怨才振聋发聩：“我不为任何人发言——为我自己都已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顶多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我正走向何方。”[3]

加缪去世后的多年里，他的名望继续走低。大多数都市法国人都不再信任他对阿尔及利亚及其社会问题的看法。至于知识分子，他们在六七十年代的兴趣已经和当年的加缪相去甚远，以至于蔑视他，懒得提他，最终把他一笔勾销。他被年轻一代激进的、日渐偏执的政治化倾向淘汰，被晚年萨特及其追随者们自我困扰的第三世界论淘汰，被学者中的“反人道主义”倾向淘汰，被文学新时尚淘汰，最重要的，被他作为作家地位的下降所淘汰。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回顾他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新观察家》创始人的个人经历时回忆道，他“很快发现，人们必须在人文科学——历史、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之中寻找与文学家档次相当的人物，而年轻的时候，我可是把文学家看作‘思想大师’的”[4]。在巴特（Barthes）、罗伯－格里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福柯的世界里，加缪被甩在了后头。

并不是没有人读他：《局外人》《鼠疫》和《卡利古拉》都是大中学课程里雷打不动的读物，直到现在依然位居国外千百万学生的阅读书目之列。阿尔贝·加缪的书，在其一生及去世后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成了世界性的“经典”。但是这也被人用来反对他。70年代中期，汉娜·阿伦特本人去世的时候，阿尔贝·加缪早已不属于巴黎文化的热点和风尚，几乎就像个外国人，甚至到了今天，当他的声望正在缓慢地局部性复苏的时候，他也不知何故地不在当代知识分子关心之列。加缪身上有些地方不合时宜，甚至不那么法兰西了。当初他轻轻松松就当上后抵抗时代法兰西的代言人和化身，眼下这种状况却令人费解。究竟是怎么回事？

加缪在占领期间及之后迅速脱颖而出，部分是拜他在抵抗运动中担任地下记者的贡献所赐，这段经历为他在战后走向媒体、以《战斗报》社论享名铺平了道路。但他的文学成功还有一个副产品：同时出版于1942年的《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把加缪牢牢定性为一名“存在主义者”；他与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哲学作家之列，这批作家主宰了战后文化和政治主流。不管这个标签对萨特意味着什么，加缪始终认为他是被误解了，1952年2月他写道：“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自称过。”[5]

这话有点儿言不由衷。当然，加缪缺少正规的哲学训练，如雷蒙·阿隆后来所说，他的哲学试水之作《反叛者》是“稚嫩的”。但是40年代的“存在主义”既很哲学又很不哲学，而法国版的存在主义表面上汲取了德国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之精华，其实联系甚微。可以说，是他最著名的小说中的那种氛围，以及他关于《西绪福斯神话》的随笔中的论证，或者至少是一些箴言警语，导致加缪的同时代人把他看作“存在主义者”。《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承载了其作者企图表现的人类状况之“荒谬性”：加缪宣称，荒谬来自“人类欲求和世界的非理性静默之间的碰撞”[6]。

今天，随着加缪的各种笔记，以及他晚近的遗作《第一个人》的出版，我们对他所谓的要以荒谬的观点来掌握的东西有了更好的了解。他把自己许多具体的、相当个人化的经历注入这个概念，特别是和他的母亲——一位在他贫困的阿尔及尔童年中几乎属于沉默的在场/缺席的文盲妇女——之间多艰的关系；他首先试图表达的，是与精神世界一目了然的空虚相比，自己保有的在空间和肉欲上的感受的重要性。

这样，《西绪福斯神话》里就有这么这一段话：“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来是异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无法治愈，因为他被剥夺了一个失去的故乡或一片应许之地的记忆。这种人和生活之间的离异，演员和背景之间的离异，正是荒谬感。”我们知道，加缪认为评论家忽略了《鼠疫》和《局外人》中的阿尔及利亚背景，可以说批评家也好，崇拜者也好，都经常不是过度阐释就是忽略他的非文学作品中的信息。但是，40年代的读者却只看到《西绪福斯神话》中这些脱口而出的论断的表面意思：人是“唯一拒绝是其所是的生物”，既会“设定”他的处境又试图克服它；“存在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无重心的世界里跃起的希望，等等。

这些以及有关人之困境的含糊思考束住了加缪的手脚，他不情愿地“投身”巴黎，在1945—1950年间，作为现代处境之存在主义“荒谬”观的公共代言人呈现于世人面前。但是他从未假装明白当一名存在主义者的意义；事实上，就这个术语所意味的在形而上学辩论或政治辩论中占有某种特殊地位而言，加缪从一开始就在唱反调：“我对过于大名鼎鼎的存在主义哲学没多少兴趣，老实说，我相信它的各种结论是错的；但它们至少代表了一场伟大的智识冒险。”[7]

结果，作家加缪被迫趋附于法国知识分子趣味中的一次重要转向：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占据巴黎文化中心的文学和文人，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被公共哲学讨论之风所取代。来巴黎前，还在为家乡阿尔及尔的一家报纸写评论时，加缪就已经对新潮流跃跃欲试。1938年他给萨特《恶心》写的评论（其时距两人初次见面还有多年）就很说明问题：“有一类写作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一点：生命是不幸的，所以生命可悲……宣告存在的荒谬性不能作为目的，它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已。”[8]

至少对加缪而言，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的悖论在于其强调政治介入。倘若没有来自外部的责任或理由促使我们去选择，倘若说除非做出选择，否则我们的自由就是无边无际的话，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个公共立场而非那一个？从萨特的观点出发，介入知识分子的处境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自相矛盾，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自我放纵。加缪在1951年《反叛者》出版，萨特的《现代》杂志随即发表评论导致两人决裂后，对他前友人的理论做出了这一怀疑性的判断；但是他本人厌恶公开表明的政治姿态，其原因却是由来已久，且与此大不一样。

加缪一直把自己定性为“作家”，跟人谈他的“艺术家”困境。从战后初年他的公共曝光率和影响到达巅峰，到50年代后期阿尔及利亚悲剧令他陷入沉默，他发表和未发表的文字中都游动着关于艺术家被迫去做一个公共人物、被迫背离自我的重重思索。有时候他通过笔下的人物发言——《鼠疫》（1947）中的里厄说，他没有英雄主义或圣徒情结，只想做一个人；有时候在他就公共参与发表的洪亮宣言中，隐隐透露出一种本能的撤退欲望：1948年12月，在普雷耶尔厅对短命的革命民主同盟的一群知识分子发表的演讲中，加缪宣称：“面对当代政治社会，艺术家唯一不变的态度……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9]一般而言，至少到1951年，他的这些想法还仅限于私人笔记：渴望退出这个世界，渴望克服他对公共参与的“精神崩溃”。

但这种紧张到了50年代尽显无遗。1956年1月他呼吁阿尔及利亚休战，写道：“我不是政治人物，我的热望和我的情结召唤我放下其他一切，投身公共论坛。我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环境的压力，以及我时而怀有的身为作家的念头。”[10]他拒绝承认艺术家—知识分子适合也有必要走上街头，从而在当时及其身后几十年内招致了很多敌意。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前很久，共产党人就已对加缪十分敌视，其原因与其说是他反斯大林主义，不如说是他对政治“立场”或公共论争参与越来越深的抵触情绪（晚至1979年，共产党报纸《人道报》还把他说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骗子”）。

在加缪眼里，老一辈法国作家的境遇是如此值得羡慕——他特别眼红罗歇·马丹·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能够成功与自己的作品“融为一体”，而他，加缪，因为在外边曝光率太高而在工作和内心的安静上损失极大。1957年12月，当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做演讲时，有听众当面批评他没有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表态，更重要的是自从《反叛者》出版以来他就长期回避公共参与。受到刺激的加缪说出了对这种执迷的看法：“就算是拉辛，1957年也得为他写了《贝勒尼斯》，却没有捍卫《南特敕令》而道歉。”[11]两个月前他接受《明天》的访谈时也作如是说：作家不能无视其时代，但是也必须保持或回收一定距离，如果他们想恪守本真的话。[12]

时人认为，加缪就是这样作为抵抗运动的介入知识分子出道，经过战后岁月的“思想大师”生涯，在50年代末幡然醒悟，成了一个渐渐心如死灰的艺术家的。以他自己的看法，这里谈不上有什么进步，不过是一种在个人要求和公共形象之间逐渐增强的紧张，一种在敏感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出于个人和政治情感，他无法对此漠不关心）上爆发了的压力。但是，如果说加缪和世界的关系有个明确转变——从当局者转为局外人——的时刻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1951年《反叛者》出版的时候。这篇谈反叛中人的长文，是对支持当时激进思潮的革命神话发起的直接攻势，在其中，加缪不仅与他一直有联系的主流法国政治左派公然决裂，而且还宣示了他本人的一套观点——这些观点使得他更加远离传统知识话语界，而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是这个圈子的一名杰出代表。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曾说，加缪是一个“天生的教徒”，在1945年就惩罚战时合作者问题发生公开分歧期间，他还写文章谈过“《战斗报》的小掌门们身上被压抑的基督徒的迹象”。不管其中有多少挑衅和讽刺的味道，这番描述很是到位，切斯瓦夫·米沃什在1960年一篇谈加缪的短文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他问道：加缪的所有作品（不单单是他论圣奥古斯丁的学术论文）难道没带着一种被压抑的神学倾向？[13]当年批判《反叛者》的法国人，有名的如在《现代》上发表评论的让松（Jeanson），以及后来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与加缪绝交书的萨特，自然会声讨这本书对革命暴力的道德主义谴责；但在猛轰《反叛者》的哲学之短时，他们也忽略了其独特的、与时代氛围如此不谐的宗教内核。

在《反叛者》中，加缪攻击了时人的“英雄主义”：他们搬出“历史”，赋予自己的公共参与以正当性，证明他们无视人类为激进政治抉择所付出的代价是有道理的。但是，和其他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相比，他把这看作“神化”历史的后果，一个去神化社会的悲剧——它把自己用作宗教代用品，进而成为自我崇拜的对象。这不是加缪的偶现灵光；1957年，他在谈断头台的文章中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观点，而且显而易见，这也是他1946年到1951年间撰写各种谈正义和政治适度的文章（《反叛者》本身就写了大约6年）的一个潜在的动力源。今天这个论点已平平无奇，近年来，针对黑格尔及其后继者带给欧洲政治思想的损伤的“黑格尔式”批评在法国蔚然成风，但在1951年，它还是一种对法国本土模式激进的、胆大包天的背离。

加缪的论文独具慧眼，揭示了自1848年以来的一个世纪里激进政治所采取的独特的宗教形式，以及因此而赋予“革命”以终结罪恶的历史使命的那种方式（至少在时人都乐意接受这一点的社会里）。这样，他在《堕落》中重复了对萨特式同路人里最严厉的批评者——《现代》杂志的“萨沃纳洛拉”们——的指控：“他们接受罪恶，拒绝光荣。”[14]由这个洞见出发，加缪进而建立了一种极富先见的批判——针对的正是弗朗索瓦·傅勒20年后所谓的革命的“教义问答”。[15]

加缪预见到对未来的一段历史的评价，但没有注意到当时如阿伦特或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16]等人的论述，他把当时流行的、知识界为革命恐怖辩护的常规做法颠倒了过来：并不是说因为苏联的成就能与雅各宾派相提并论，其野心和行径就可以开脱、可以辩护了；而是说，正是因为如今我们都看到了革命所付出的恐怖和暴力的代价，以及后辈革命者通过求援于法国先驱们来给自己撑腰、辩护，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这一概念本身才陷入了可质疑的境地中。

加缪进一步论述：如果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铸就了一个让大革命恐怖及其后继的恐怖行为获得了正当性的世界，那么他们就必须为此负责——我们就不能通过引用这些思想家有关整段历史进程的论断，来为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只是那个进程的一部分）辩护。对弑君、恐怖、折磨行为施以伦理批判，就可以取缔倚靠这些行为而存在的政权和理论的合法性，不管他们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也不管他们许诺今后要在尘世建造什么样的“上帝之城”。我们用来谴责死刑或法西斯政权暴力的道德标准是不可分割的，它也可以剥夺革命行为、革命政权及其后裔的正当性，不管它们有多么“进步”。

他在1948年致埃马努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吉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17]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只是说，我们必须拒绝一切对暴力的合法化，不管是以国家利益还是以极权主义哲学为名。暴力既不可避免，又不可正当化。”弗朗西斯·让松发表《反叛者》评论后，加缪想在写给《现代》杂志的信中进一步阐发这一论点。他写道，假如你们作为“存在主义者”，不相信那种必然性（甚或那些类似的词眼）——历史可以为你们所用，或者历史可以回溯地证明过去的罪恶为正当——的话，你们怎么能赋予暴力以正当性，或拒绝适用于正义和真理的普适标准？[18]

最后一句话暴露了加缪在这个问题上的症结及其主要弱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表达的看法一样，加缪也承认恐怖不可避免，但是他拒绝把恐怖正当化。这样他就被萨特冷酷的逻辑抓住了把柄，后者谴责他滥用、标榜道德感性，把世界弃置一边，令其自生自灭。《反叛者》本身还有其他弱点。它把“反叛”浪漫化为反对革命，这就暴露了一种情感上的无政府主义——加缪经常有这个倾向；而且，他竭力把艺术、哲学以及政治上的“反叛”混为一谈，终致无可挽回的惨败——“在这一点上，”用他的法国传记作者的话说，“他很像个法国人。”但是所有这些缺憾都不能削弱加缪论点的核心力量：极权主义暴力的问题是我们时代的道德和政治困境所在，苏联及其卫星国不仅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推崇，还被他们所统治——他们是西方哲学家理想的继承者及其荒谬的实现。[19]

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革命暴力怀有危险的同情心，加缪有理由对此格外关注。假如他能活得长些，能读到让－保罗·萨特给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做的序言（1961）的话，他就会看到这样的语句：“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等于同时毁灭了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他压迫的人；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的人；活下来的人将第一次感到，他的两脚踏在民族的土地上。”事实上，《反叛者》和加缪对其批评者的鄙视尤其令萨特怒不可遏。萨特对这本书公开发难，还傲慢地贬损作者的短处，伤透了加缪的心（“我肯定正在为这本书付出巨大代价。如今我对它——以及对我自己——完全失去了自信；我们实在是难兄难弟”[20]），无疑也加快了他退出政治写作和公共生活的步伐。但是这本书不论长短，都是其作者的真实写照，阿尔贝·加缪也在后来告诉罗歇·格勒尼埃（Roger Grenier）《反叛者》是其全部作品中最钟爱的一本的时候，肯定地提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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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曾经把《反叛者》形容为他的“自传”；但是同样，《第一个人》《堕落》以及其他大部分小说及非小说作品无疑也有自传的色彩。他和职业环境不协调，始终在创作中探寻自己的家乡——或者说，在作品中多角度地描写他的流亡感。他在最早的散文之一——《阿尔及尔之夏》——中写到“一个只有在失去时才能认识的家园”，这种失落感、流亡感和错位感，正是他的生活和作品的中心命题。

《反叛者》里有一段关于“地中海”思想的诗意论述，其中他写到，他的内心不断地自问“何处能给我家园的感觉”，而他最后一部小说《堕落》中那个憎恶自己的主人公则坦陈：“甚至可以说，今天周日一座体育场里逼近高潮的足球赛，以及我以无比的热情喜爱的戏剧，是这个令我感到无辜的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场所。”和那一代其他任何一个法国作家或知识分子相比，加缪都更加活在肉体上、道德上、思想上的永恒炼狱里，始终处于（比喻和现实意义上的）家园和无心安处之间。

你来自哪里，并不意味着你不会被那里驱逐——伊尼亚齐奥·西洛内曾在与古斯塔夫·赫尔林的对话中，加缪自己也在《流放与王国》和《反与正》中表达过的观点。不过，如果说加缪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园的话，它就是阿尔及利亚，特别是阿尔及尔城——1913年他出生在那里。1932年，19岁的他写信给一个朋友：“我永远不能离开阿尔及尔。永远不能。我得旅行，因为我想了解世界，但是我明白无论走到哪儿，我永远是个流亡者。”[21]一点儿不假。他去世30年后才出版的遗作，揭示了一种关于“正”的不变的确信：“正”，是阿尔及尔对于他而言的特殊含义。

当然，加缪的读者都不会忘记遍布其作品的感官体验及肉身世界：从《局外人》中一轮无所不在的、散发着宿命光芒的太阳，到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所说的，自己从来不能离开光，离开幸福安康感，离开他经由长大成人的自由生活。就像他早年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一样，《第一个人》也充溢着阳光、大海、水中和沙滩上青春肌体的纯粹的肉欲。但是这本小说还走得更远。在这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事物给他带来的愉悦，以及他对另一个自我选择居留的理性世界怀有的宿命般的复杂感情，要比他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更为强烈。在《第一个人》中，加缪再一次捕捉到他在早先的一篇散文《蒂巴萨的婚礼》中试图表达的东西：“来自一种能感受石头之温暖的生活”的诱惑。《第一个人》本是他计划中一部长篇成长小说的第一部分，他在边注中透露了意图：“这本书必须充满着物和肉体性的厚重。”[22]

阿尔及利亚，如同其在加缪那么多文章和小说中不时可见的那样，在《第一个人》中也是一种身体的存在——它的气味，它的声响，踞于它那明媚海湾之侧的阿尔及尔的地貌，雅克（阿尔贝）和朋友们在穷乡僻壤街衢之间的冒险。对加缪而言，阿尔及利亚自然意味着一段杂糅的记忆：糅合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深味贫寒的孩提时代，以及后来，与阿拉伯人和其他族裔人之间愈行愈深的隔阂。但这对于作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每一回离开巴黎去非洲都是一次节日，他的心灵敞开，心满意足，他刚刚完成了一次优雅的逃离，他一想到警卫们的脸就会发笑。”

水土，以及已逝的、无牵无挂的年华的纯真，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让·鲍朗1943年1月在巴黎见了加缪，他说，无法回到阿尔及尔“他的妻子和他的水土身边”令加缪多么“苦痛”。加缪甚至把他和萨特之间的距离（此时离他们绝交还早）归因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水土不相契。从艺术的角度我们只需说：勒阿弗尔的天空不是阿尔及尔的天空”。[23]不过，这还不是全部。

1940年，刚到巴黎不久的加缪在给阿尔及尔的加林多修士（Christiane Galindo）的信中写了他的印象：“这里很有意思，我看到一堆一堆的人，‘一大半是些伪大人物’，但是，我把我的私人世界带到了他们中间。我从不把自己最核心的部分显露出来，如此我才会有一种诡异的力量感。”[24]加缪与他的新环境之间存在距离的关键就在于“一大半是些伪大人物”一语。他从一开始就感到与巴黎知识分子环境格格不入，乃是基于一个特别法国化的缘由：他新认识的大部分同伴都有的教育文凭，他却没有。

加缪和几乎所有这些人都不一样，他没有进过任何一所巴黎精英学校，他是阿尔及尔当地中学的一名获奖学金的学生。他没有再入亨利四世中学或圣路易中学的特别预备班进修，为考大学做准备。他也没有参加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并被录取，而是报名上了阿尔及尔的大学。他没有参加并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从而在法国教育体系中的最高等级执教，并且进入一支自觉的、规模有限的法兰西学术界梯队之中（加缪是因为身体原因被禁止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肺结核令他无法在教育系统中谋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岗位）。简言之，和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西蒙娜·德·波伏瓦、雷蒙·阿隆、埃马努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25]以及他们的大多数朋友不同，加缪不是巴黎教育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之一，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加缪以他的受教育程度为耻，相反，正如他在《第一个人》中的一些感人的篇章以及很多私人信件中所说，他为他的成绩感到骄傲，对第一位老师的知遇之恩铭感于内：当年他的老师以半个继父的身份走进加缪的生活，鼓动其母和祖母让他参加奖学金考试，哪怕通过了考试（从而被当地中学所录取）会令他许多年都无法为家里挣钱。阿尔贝·加缪比他的任何一名战后文人同伴都更像第三共和国的产品；第三共和的义务初级教育和次级奖学金竞争制度，对他和其他许多人的重要性无以复加。与此相应，虽然那个共和国累受攻击，但它的道德和教学理念，对他比对同时代巴黎人的意义大得多。1958年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出版，加缪把它题献给了他的启蒙老师路易·热尔曼（Louis Germain）先生。[26]

不过，面对别人的时候，加缪在智力和心理上处于绝对劣势。他喜欢和运动员、演员或者与他有同样教育背景或社会背景的人来往，正如他在1959年的一次电视节目中所说的，“我不知道是怎么了，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我总觉得要为点儿什么事道歉。”[27]他自觉文化上低人一等（社会背景、外省出身、教育程度，他哪样都不如人家），而批评家还就揪着他这一点不放。即便是跟他有很多共识的雷蒙·阿隆，也对他的论断不屑一顾。

萨特自然是口无遮拦的。他写给加缪的公开信（当加缪针对让松发表在《现代》上的评论给《反叛者》做自我辩护的时候）开门见山：“你的书仅仅是证明你的不通哲学吗？它是不是用你仓遽搜集的二手知识拼凑起来的？不否认你的论辩很精彩，不过要是论者不得不点着灯才能搞明白你那虚弱、含糊不清、杂乱无章的推论呢？”[28]

至少就加缪这本书的结构和论点而论，萨特说得没错——他对加缪人格的剖析也犀利而无情：“你的自鸣得意和容易受伤令人沮丧，使我们无法告诉你全部真相。”但是，令加缪深受伤害的不是萨特的话本身，而是话语带有的绝对权威性：这个说话者从法国一流中学毕业升入巴黎高师，进而像阿隆一样，跻身国家顶级哲学教授的行列。

加缪能回应的无非是他那些个人成见（巴黎满是“伪大人物”）、他的懊丧感（他在笔记中写道：“巴黎是座森林，野兽遍地，形容丑恶”），以及他在《堕落》中对巴黎的著名描述：一个装满锯齿鲤的池子，它们只需五分钟就能把一件艺术品撕了，仅仅出于毁灭的快感。

但是伤害已然铸成——此后20年直到他死后，巴黎评论圈都约定俗成地把加缪贬为“面向中学生的哲学家”。1958年，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29]去看加缪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改编上演的话剧：“加缪？他就像一个教康德的中学老师，教着教着把自己也当康德了……看起来人们看完这个戏总得跟作者说点儿啥。加斯东（伽利玛）提醒我：只问一句‘你对这部戏满意吗’就行了。’于是演出后我对加缪说：‘你对这部戏满意吗？’但他回答：‘你呢？’我哑口无言。”[30]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加缪总体上避免了滑入一种持续性的怨愤情绪之中（尽管《堕落》的主人公面对等待他的末日审判讽刺地答道：“让我恭恭敬敬地笑吧。我无所畏惧地等待着：我知道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审判人类”）。他在1958年《流放与王国》序言中写道，每个艺术家都独有一处泉源，滋养他的生活和作品，否则他的作品就会“枯萎、坼裂”。对加缪而言，这个泉源就是“贫困与阳光的世界，我在其中生活了这么久，它的记忆仍在把我从威胁着每一个艺术家的两种相反的危险——怨恨和自满——中拯救出来”。不过他还是付出了代价：双重流亡——先离开自己的家乡和源泉，来到巴黎后继续内心流亡。

这种流亡不一定是毁灭性的，甚至也不是不值得向往的。有时候，加缪为他（预感中）的孤独欣喜若狂——1944年原则上退出全国作家协会的时候，他给鲍朗写信说：“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辞职，我期待一种大的安静，坦白地说，这种安静越来越深地吸引着我。”[31]他在足够合适的地方——偏远小镇里尼翁河畔的尚邦——写下了《鼠疫》，那个地方与世隔绝的新教社区在沦陷期间救下了那么多犹太人；他无疑会把大量笔墨倾注在塔鲁身上，他通过这个人物的口说：“一旦我决心远离杀戮，我就命定要永远流亡。其他人肯定会创造历史的。”

有关审判的思想——自我审判，被他人审判，以思想的权力做出判决，以退却/流亡逃脱这些判决——贯穿了加缪自《局外人》到《堕落》的各种作品，而《堕落》也可以看作一部就巴黎话语阶层（“那些有我们的职业人道主义者端坐其间的专用咖啡吧”）法庭辩论式的思维习惯所撰写的精彩而阴郁的专论。但在更早的1949年，加缪就开始持续不断地在笔记和书信里谈真诚、淡泊出世和背离潮流的美德。

然而，从《反叛者》的出版引发了他的主动“自绝于”左翼知识分子社会开始，加缪的内心流亡呈现出一股更刺耳、更自怨自艾的调调：“所有人都跟我对着干，要把我往毁灭的道上无情地推一把；竟没有一个人伸出手帮我，给我爱。”诚然，加缪自那以后就在他以前的熟人中遭到了严厉的贝壳放逐，他后来的作品——《时文集III》《反与正》或《流放与王国》里的短篇小说——也都受到评论界出奇的冷落。但是加缪不是没有朋友，他的作品仍然畅销，况且最后，他还在1957年拿到了诺贝尔奖——不是萨特，更不是马尔罗（Malraux）。如果说巴黎知识界核心集团的傲慢让加缪很受伤的话，那也是因为他的一部分自我——即使只是一部分——渴望着他们的认同和接纳。[32]

但是加缪从来就看不惯左岸的法官—忏悔者们对自我处境的憎厌（“存在主义。他们自我批评的时候，你可以确信他们是想打压其他人。法官—忏悔者。”[33]加缪在这里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后来在《堕落》中又加以深化）。两次大战期间的法国作家，比如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或塞利纳（Céline）[34]，他们的愤怒和自我憎恨之源被战后的晚辈忠实继承了下来；但有一点不同，这些人的反资产阶级怨气过去是通过自恋、反犹主义、犬儒主义，最终通过德里厄［或布拉西亚克（Brasillach）和吕西安·雷巴泰（Lucien Rebatet）[35]］的亲法西斯主义来排泄的，现在则被萨特、波伏瓦、埃马努埃尔·穆尼埃及其追随者们转移进了形而上学的唯我论、工运中心主义以及（大多数情况下）亲苏维埃主义之中。在这一点上，加缪是真正的局外人，历史机遇把他“空投”到了嘈杂、过热而又人人利己的巴黎知识界，且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站在这个制高点上，加缪不但洞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憎恨及醉心暴力，还指出了法兰西知识界长期存在的一种偏见：拿文化上的绝望来炫耀自己的思想如何高明，不管在纪德还是在加缪自己那一代人身上，这都是个很突出的特点。他对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推崇《反叛者》中大胆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表示不满；他坚持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虚无主义，只有当我们学会了承认这一点并正确地指出它，我们才能绝处逢生。加缪没有对法国绝望，就像他当众澄清否认自己的存在主义者头衔一样，他也拒绝认同现实状况下的“全部”敌人：“你不能一直做画荒谬的画家……没有人会相信一种绝望的文学。”[36]

也许，加缪最持久、最痛苦的流亡来自与自我的格格不入。首先，他是个身处巴黎的异乡人——是他那本小说代表作意义上的“局外人”。这不是说他不适应知识分子的角色（除了在已提到的那个意义上），毋宁说，他有两种相反的人格在同时起作用，他的同事们只是理解、领会到其中之一。在阿尔及利亚冲突期间，当他试图解释其另一部分，进而表白自己痛苦而复杂的情感时，鲜有人能明其心迹：“地中海把我内心割裂成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精心存放着记忆和名字，另一个世界里，风沙远远、远远地卷走了人迹。”

两个世界的割裂一直困扰着加缪；西洛内的小说《面包和酒》中，主人公说到一味空谈农民理论、对农民本身情况却不甚了了的危险，加缪就把这一节挑出来做了点评。[37]。加缪终生都害怕断根，担心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根之前就先失去了与故土的联系。漂泊的知识分子对自己身份的本能把握，赋予加缪的界限伦理和责任伦理以特别的主导地位。

不过，尽管他反复重申坚持无根而冷酷的巴黎世界和自己那阳光普照的、俗世的、非审判的地中海泉源，加缪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人（他本人时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他的气质冷漠、疏远，刻意地不动感情（他最后一部小说中一些精彩的抒情片断除外）。无疑，以南方“温和”的美德去抵抗“北方”（政治上和美学上的）的极端主义，以北方铅灰色的光线做对比，提醒自己和读者南方有着伸手可触的肉欲等等，对他而言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那同一个南方，即阿尔及尔，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终也是一个“流放之地”。《第一个人》的创作目的之一，就是告诉读者阿尔及利亚也不过是一个失去的居所。加缪本人的父亲经历过三次以上的流亡：他来自一个从德占阿尔萨斯移民到北非的家庭，从法国来到阿尔及利亚，后来又重返法国，死在“一战”的西线战场上，埋在布列塔尼的一个偏远小村。他的母亲祖上是来自西班牙米诺卡的移民，这一西班牙背景让他很引以为傲。所以，北非至多也就是一个临时的家。

因此加缪是个世界主义者，无根的人。像其他无根的世界公民一样，他毕生都在探寻一块可以置身的坚实之地，但同时又知道这是无望之举，流亡的状态才是他的真实处境。这给《堕落》中优雅的行文增添了一种特殊的辛辣味，克拉芒斯展示了一种对知识分子欺诈的尖刻抨击，而克氏本人正是行这种欺诈的典型。加缪用《堕落》扭转了他在《名士风流》中的受害者地位——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这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小说里颠倒黑白，把萨特所有最恶劣的个性和行为都移花接木到了加缪的形象之中；加缪立即把这些接受为自己的毛病，并将其推而广之到整个巴黎知识界范围之下，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效仿他知识界敌手们的方式，对其加以无情地解剖、拷问。在这个寓言的最末，想把加缪/克拉芒斯和他/他们的对手们区分开来已经很难了，就连加缪本人也不再能辨别他的真实自我，不知道他究竟想和哪一个人物取得暂时的同一。

*　*　*

加缪是个非政治的人物。他并非不关心公共事务，或对政治抉择无所谓，但他本能地、在性情上就不是个隶属某个团体的人（在其个人浪漫的生活与公共活动中都是如此），政治介入的魅力令当时的法国人神魂颠倒，于他却只有寥寥的诱惑。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如果加缪和他那一代果真“犹如受一台真空吸尘器的吸引而浸于政治之中”的话，至少加缪一直在抗拒这股引力。许多人咬住这一点来反对他；这是因为他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团乱麻中采取立场，而且，或许更是因为他的作品就整体而言都是抵制公共激情的产物。加缪的同辈人觉得，对于一个其思想的影响如此巨大的人而言，他没有把一种教诲或一个信号注入其作品——从加缪的作品中根本读不到任何鲜明的政治性信息，更看不到一个人政治能量的合宜的运用——这看起来够得上不负责任。用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话说，“倘若你在政治上忠于加缪，就无法想象你能加入什么党派”。[38]

《鼠疫》激起的回应很能说明问题。西蒙娜·德·波伏瓦严厉指责加缪把鼠疫比喻为某种“自然的”病毒，没能给它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定位”，也就是说，没有在故事里说明白哪个或哪几个政党应该负责。萨特的批评也一样。罗兰·巴特恐怕可算是更细心的文学读者了，但就连他也觉得，加缪没能在这一对维希时代的隐喻中指认什么是罪恶，实在令人失望。这一批评如今在美国学者中仍时有浮现，他们甚至都没有理由焕发争论的热情。[39]然而，就算《鼠疫》不是加缪的最佳作品，但也并非如此难以理解。

加缪抛开政治抉择及其后果，代之以一种坚定的道德立场和个体姿态，这恰与俗流相左，那时的典型情况是，一切个人的、伦理的两难困境都诉诸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站队来解决似乎就由此产生了。加缪深知在德军占领期间，人的选择会带上怎样的政治含义。一些批评他的人也知道，加缪在这方面拥有比他们更荣光的记录，他们对他的攻击由此还掺杂了点儿嫉妒。但是，加缪还发现了很多时人仍未觉察到的东西：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认识到，战时人们的典型行为，尤其在法国，并非不是“合作”就是“抵抗”，在这两个极端之外，还有一系列无穷尽的妥协和否认，它们关系到人的生存；这是一块“灰色地带”，在其中，人的自保之心取代了道德困境和道德责任，为了能活下去，人放弃了道德，选择对悲惨的事实视而不见。

在本质上，加缪的作品为阿伦特“平庸的邪恶”论奏响了先声，这一说法现在已广为人知，但加缪本人作为道德家，却十分明智地没有使用这样一个术语。在极端的处境下，很难简单地、妥当地区分善与恶，有罪与无辜。人在各种复杂交织的动机的驱使下可能行正确之事，同时也很容易出于最良好的动机——或根本没有动机——而犯下大过，铸成罪错。我们固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类招致的瘟疫实属“天灾”，是无可避免的，但为瘟疫寻找祸因，派定责任，也绝不是小事一桩。政治标签和政治情感简化处理人的行为及其动机，使我们的理解变得生硬而党性十足。更有甚者，这些东西还会火上浇油，使它们言之凿凿地诊治的病症愈发严重。

即使持这种观点，阿尔贝·加缪也无法在战后巴黎过度政治化的文化环境中感到舒服些，也无法让他略微亲近那些仅仅把政治标签和政治热情用于思想交锋的人——这些人的数量占了压倒性优势。在加缪一度深深卷入的那些论争和分歧之中，有三个例子有助于诠释他的独特状态，表现他从投入到遁出，从怀着一种简单的（也是很流行的）信念到煎熬不适、进退维谷的个性化转变——这些转变随即导致他满腔的公共热情一扫而空。

加缪的发迹是在1944年8月，作为法国抵抗运动中涌现的新一代人的发言人，他踌躇满志，深信解放将给国家带来伟大变革：“这一可怕的新生也是一场大革命的诞生。”法国没有受太重的战争之害，端赖抵抗运动巨大的流血牺牲，但是，抵抗也使国家退回到昔日的劣习之中。人们呼唤一些革命性、全新的事物。巴黎解放后三天，加缪在《战斗报》上提醒读者，一场起义意味着一个“武装的国家”，而“人民”是那个拒绝下跪的国家的一部分。[40]

这种抒情口吻在他于1943、1944年出版的《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中达到顶峰，有助于解释加缪在当时的影响。它把一种对法国及其可能走向的传统的浪漫主义观点与加缪自己的浩然正气结合在一起，巴黎解放时他年方31岁，这一身正气让他深得人心。而实际上，加缪所说的“革命”的含义远不如这个词在常规引用时那么清晰。在1944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他给革命下的定义是“激于自发冲动而成的集体行为”，似乎有意把崇高的道德目标和在法国人之间缔结一份新社会“契约”结合起来。不管怎样，是加缪的道德威信，而不是他的政治方案，为他引来了趋之若鹜的听众。[41]

在那几个月全民复仇的气候里，国家上下纷纷攘攘地讨论哪些人的战时通敌和犯罪行为应受惩处，应受多重的惩处，此时加缪发挥其影响力，支持对维希政权首脑及其爪牙立即施以严惩。1944年10月，他撰写了一篇毫无妥协味道的重磅社论，其中的病理学比喻很说明问题。“法国，”他说，“她内部携有一个异体，一小部分过去毒害过她的人，今天仍在继续为害。这是些叛徒和无良分子。这就提出了一个事关正义的问题，既然他们也是国家的肌体的一部分，既然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消灭他们。”[42]西蒙娜·德·波伏瓦或者共产党媒体的那些一心想擒贼擒王的人，无法要求他写得更好了。

然而，几个星期后，加缪已经开始对全国作家委员会及其他进步团体鼓吹的简易审判和处刑提出质疑了，他怀疑这种审判有欠谨慎，甚至不公正——在共产党新闻工作者皮埃尔·埃尔韦（Pierre Hervé）斥责他不该同情那些受刑变节的抵抗者的时候，他的后退姿态就更明显了。尤其令作家加缪大惑不解的是：胜利者阵营里的知识分子们竟如此草率地就把知识分子中的通敌者列为特别严惩的对象。因此，3个月前，他义正辞严地建议把罪人们从政治体中切除并“消灭”；3个月后，我们就在那场冲着戴高乐去的，要求宽恕罗贝尔·布拉西亚克的未遂的联名请愿中看到了加缪的身影。

作为知识分子通敌活动的一个象征和代表人物，布拉西亚克简直太完美了。生于1909年的他和加缪是同一代人，但是出身截然不同。从巴黎高师毕业后当上《我无处不在》的社论主笔，度过光彩夺目的青春时代后，布拉西亚克在沦陷时期法国的文学界和新闻界里左右逢源，能说会写，还和其他合作者一道访问德国。他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一再发表恶毒的反犹言论。虽然在他死后，人们对其写作才具大加挞伐，但当时各个政党的人还都承认他的天赋异禀。布拉西亚克不只是一个才气横溢的危险的辩手，还是一个有着出色的审美感悟和货真价实的文学能力的人。

布拉西亚克在1945年1月遭到审判。在针对新闻业内主要合作者进行的审判中这是第四起：上一年的12月，保罗·夏克（Paul Chack，《今天》的一名记者）、吕西昂·贡贝尔（Lucien Combelle，《民族革命》的主编）和昂利·贝若（Henri Béraud，《格兰古瓦尔》的东家之一）相继受审。但是布拉西亚克的才华远远超过另三人，他的案子受到当时其他社会精英的关注程度也大得多。审判从一开始就（经布拉西亚克本人认可）确认了他是一名前维希党人、反共产分子、反犹分子及夏尔·莫拉斯的信徒。但是焦点在于：他是不是一个叛国者？他有没有为德军取胜效力，有没有协助德国人？由于这一指控缺少确实的证据支持，检察官便把控诉重点转移到布拉西亚克作为著名作家的责任上来：“你的文章煽动了多少年轻的心去反抗游击队？你得为多少罪行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用人皆能懂的话说，布拉西亚克是“文奸”。[43]

布拉西亚克被判犯有叛国——“思想通敌”——之罪，被处以死刑。于是，尽管审判期间人们大量列举他的反犹言论，包括1942年9月25日在《我无处不在》的社论中放出的厥词：“必须把一切犹太人从我们之中清除掉，连小孩也不能放过”，他受刑的原因也不是这些思想。但他又是因思想而死的，因为他全部的公共活动包含了他思想的书面表述。法庭通过布拉西亚克一案提出，一名重量级作家持有不正当观点并向他人布道的行为，情节的严重程度相当于罪行是他本人所为。

以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主要策划人，一场鼓吹从宽处理布拉西亚克的请愿活动爆发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很多，其中有莫里亚克本人、让·鲍朗、乔治·杜阿梅尔、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路易·马德兰（Louis Madelin）、蒂耶里·莫尔尼埃（Thierry Maulnier）、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以及阿尔贝·加缪。[44]加缪的支持很耐人寻味，他是在一通长考之后才落下签名的，在1945年1月27日的一封写给马塞尔·埃梅（Marcel Aimé）[45]的未刊书信中，他解释了个中原因。简言之，他反对死刑。但是对布拉西亚克，他“报以全身心的鄙视”。他认为作家布拉西亚克一钱不值，用他的话说，“出于布拉西亚克本人永远不会理解的原因，我永远不会和他握手”。[46]加缪谨慎地避免以一般原则之外的理由来支持一桩请求宽大处理的案例——其实，请愿本身也只是提到了布拉西亚克是一名“一战”阵亡战士之子的事实，显然与加缪本人无法忘怀的个人经历有联系。

从抵抗运动奏凯时意气风发的发言人开始，到不大情愿地为维希最恶名昭彰的辩护士请求从轻发落，最后对战后大清洗的矫枉过正和非正义忍无可忍，终于发出满怀恚恨的抨击，加缪的这段转变可以通过他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两人战后几年间的一系列公开交流而追踪、勾勒出来。两人在其他一切方面——年龄、阶级出身、宗教、教育以及社会身份——都相去甚远，但在战后扮演的角色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各自的后抵抗运动团体中的道德权威。两人各有一块可面向全国发言的强大阵地（莫里亚克有《费加罗报》上的专栏，加缪则是《战斗报》的掌舵者），而且两人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惊人相似的敏感，哪怕表达方式迥然不同。

正如其报纸的报头字样所说，加缪把他的任务视为帮助法国实现“从抵抗到革命”的过渡，他在解放的第一波浪潮中错过了绝无仅有的机遇，没能在全国鼓动起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和精神结构革新。相反，莫里亚克骨子里是个保守分子，他通过伦理运思参加抵抗运动，并因这一选择而与天主教社会中的许多人分道扬镳。和加缪的后半生十分相似，他的战后作品也经常流露出一个人对口沫四溅、党性十足的介入活动的厌恶，情愿置身于嘴仗之外，但又受到内心的（伦理）责任所迫而投身其中。

1944年下半年，莫里亚克和加缪就清洗活动的进行发生了公开分歧，并多次激化。如我们看到的，加缪认为法国人已经分成了“抵抗者”和“叛国者和非正义者”两部分。对前者而言，当务之急是把法兰西从其内奸手中挽救出来，“为拯救这个国家自己的灵魂而消灭她的一部分活人”。肃清法奸应该果断、无情、一网打尽。莫里亚克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法国如今正以审判席、特别法庭和各种专业性肃清委员会投入到一种快速而武断的正义之中，这种正义不仅天然地会惹出乱子（要是无辜者受到罪人的牵连怎么办），而且将令新政权及其各机构未尝建立而其身先污。加缪对此文的回应，在莫里亚克听起来就好像在为宗教裁判所辩护——只有烧死那些被拣出来的公民的肉体，才能拯救法国的灵魂。他辩称，加缪在抵抗者和叛国者之间的区分是虚拟的；有无数的法国人是“为自己”而抵抗，他们将再一次形成民族政治中天然的“沼泽派”。[47]

莫里亚克在1944年12月和次年1月的贝若与布拉西亚克审判期间又提出了这些问题。就昂利·贝若案他写道，的确，这个人应为其作品而受惩罚，就他在那些阴暗日子里歇斯底里的叫嚣来看，应该判个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是，指控他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与通敌行为是荒诞不经的，是一个只能令他的指控者名誉扫地的谎言。加缪没有直接提及这最后一点。但是，他的确就莫里亚克日益明显的为这些审判的被告人辩护、呼吁仁爱精神的倾向发表了看法。

我一提正义，莫里亚克先生就谈仁爱——他写道。他坚决表示：我反对宽恕；我们现在索求的惩罚是一种必需的正义，我们必须拒绝一种“神圣的仁爱”，它会把我们变成一个“叛国者和庸人的国家”，会让那些有权要求正义的公众心灰意冷。这是一个怪诞的回答，把现实政治和道德热情混为一谈，并且暗示说，在审判法奸的问题上大讲仁爱或慈悲有屈膝之嫌，是不值得的，这是一种可能危及国家肌体的灵魂深处的软弱。

1945年初，加缪到这时为止都没有发表任何异样的言论，左翼的其他人都在响应他。然而，区区几个月后他就与众不同了：肃清法奸的活动掺入了语言暴力、偏袒和欺诈，导致他的思想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大转变。尽管他从未否认肃奸的必需性，但在1945年夏季，他已有能力承认这一行动的失败。在当年8月发表在《战斗报》上的一篇被广泛引用的社论中，他向读者们宣布说，“‘肃清’一词坏透了。它本身已成了一件可憎的事”。

接着，加缪进一步看到了“肃清”是如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它远远未能围绕一种对有过与无辜、罪与正义的清晰理解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反而鼓励了它本欲遏制的冷酷的道德虚无主义和利己主义。正是由于清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清洗——被大众鄙视为堕落的举动，结果反而恶化了它企图解决的问题。他总结说，法国的肃奸运动“不单归于失败，而且声名尽毁”。如果说这表现了法国人在努力弥补往日失误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梦寐以求的精神复兴还远在天边。

加缪从未完全认同过莫里亚克的观点，例如莫里亚克奉行始终的“宁可放过一千，不能错杀一个”。此外，他还反对一种假设，即维希政权是一小撮人或精英集团搞出来的。他坚持认为，维希人所谓“双重游戏”和“讨价还价”是个普遍现象，也发生在其他民族其他政权之中，法国并不特殊。[48]为什么不承认呢？他关于法兰西重建的看法更接近了不起的戴高乐，而非本国保守势力里的党派知识分子：“我们应不应该试试与过去的敌人，与那些并非罪不可赦的人携手共建国家？抑或我们应不应该操起肇始于雅各宾派、如今已通行于极权国家的武器，把他们从公共生活中赶尽杀绝？”

但到1945年，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莫里亚克说，我们经受了一切可能的清洗行为中最恶劣的一种，正是它腐蚀了人民头脑和内心中的正义观念。后来，随着他与法共之间的论战愈演愈烈，分歧越来越深，莫里亚克进而宣称，清洗只是共产党人手中捏着的一张政治牌而已。但同时，他也以十分诚恳的态度承认，他对宽恕和特赦的呼吁可能有不成熟之处；在一个被憎恨和恐惧撕裂的法兰西，某种形式的解决之道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不是实际采用的这一种。换句话说，加缪可能并不像莫里亚克曾以为的那样大错特错。

不过，最后给这段恩怨做了结的还是加缪。1948年的他早已从革命蓝图中觉醒，知识界已让他不堪忍受，尽管他仍是圈内的核心人物。他在拉杜尔－莫布尔的多明我会社区发表的演说中探讨了解放运动中的希望与遗憾，探讨了正义的严酷性以及慈善的必要性。面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他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是对的，我错了。”[49]

一边要政治正义，另一边要公平仁爱，两派之间的论战贯穿于战后的复仇期，加缪从确信到质疑的转变过程也发生在此间，而且十分迅速。因冷战而生的分裂激发了紧张状态，几乎从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的头脑被撕成两半了。这里的对立不是时间上的，而是空间上的，是加缪对外的、公开的观点和他主要保留给内心的看法之间的对立。在希特勒倒台后10年间大多数引起舆论分歧的公共话题上，身为左翼一员的加缪都理所当然地采取了正统的左翼立场。就像其他大多数“进步主义者”一样，他很不情愿远离法国共产党人：1944年10月，他坚决、反复地重申《战斗报》在当年3月集体发表的阿尔及尔声明：反共产主义是独裁的肇端；他也承认，想要同时支持和批评共产党人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50]

甚至在后来冷战开始，加缪在报纸上持续批判斯大林及其罪恶以后，他还是向往着“和平”，希望能找到一条“第三条道路”。1948年的几个月里，这种希望让加缪及其他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加入到萨特组织的民主革命联盟之中。他甚至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批判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我选择自由》的作者，他在1948年那桩著名的诽谤案中作为原告起诉共产党记者皮埃尔·戴（Pierre Daix），因为后者抨击他捏造了古拉格神话，写那本书是奉美国思想部门指令行事。当然，加缪并未怀疑克拉夫琴科的证据，但他觉得此人十分恶心，甚至在1953年还写道，克拉夫琴科“先是苏联政权的既得利益者，继而转食资产阶级帝国之禄”[51]——很不巧地，可能也在无意中附和了共产党人的指控。

加缪绝不是共产主义的卫道士，但在许多年里，他还是指望维护自己在公众眼里的合法性：做一名激进知识分子。他无法完全挣脱这一情结，即便同时也维持着自己的思想独立性和道德信誉。于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他每每谈及左翼独裁者的罪恶，都会暗示西方国家联盟也支持同样阴暗的政权，以此小心地平衡着自己的观点；在1948年11月《战斗报》的一系列文章里，他坚持道德判断是不可割裂的：佛朗哥帝国和斯大林帝国都剥夺言论自由，两者毫无二致。这种对“平衡”的追求，甚至令他在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司法性谋杀中，为像他本人一样的知识分子开脱责任：“我们没有吊死佩特科夫。[52]那些以一纸公约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应该为此负责。”[53]

自然，这种姿态导致许多朋友远离了加缪，他们认为，一个共产党政权剥夺自由或以司法的形式实施谋杀，是有其特殊的性质，未必总可以责备，但是在两个阵营的罪错之间找平衡，不管是否合乎公正，都会变成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对此加缪心知肚明，正如他在笔记里所写的，他肩背着一种道德公正的重负埋首苦行，而这一负担正是他自我施加的。尽管如此，他仍说，也仍然坚信西方的自由是一个“传说”，哪怕很有必要捍卫它；晚至1955年，他仍然将“警察社会”和“商人社会”各打五十大板。[54]

但到了1948年的某一刻，加缪的批判矛头突然突破中庸，开始专一地针对共产主义，此种转向，就像他在肃奸运动时的自我反省那样，乃是出于他的正义关怀；这一关怀以各种表现形式见诸他的非小说作品、全部戏剧以及小说代表作之中。只需看看他在1946—1951年间写的各种随笔、文章和序言的标题，就能窥见他当时的思维兴奋点：“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一组研究非独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文章）以及“正义与恨”（一组谈论独裁政治下非正义与迫害的文章）。他痛切地感到，他在就有关独裁、公开审判、集中营、政治恐怖等等的公共讨论中所发表的那些文字，从来就没有我手写我心、问心无愧过。他本来真理在握，可以一吐为快，却始终没能说出全部的真理，特别是那些有可能伤害朋友、支持者以及加缪自己的真理。

既然加缪已经着手构思《反叛者》里的论证，他开始与法国公共生活中的“进步”势力脱离关系，这类人中除斯大林主义信徒外，还包括那些信仰进步、信仰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人，那些怀疑斯大林是恶魔但仍奉马克思为指路明灯的人，那些对法国殖民政策中的非正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如数家珍，但对其“进步”阵营中的反对者们在北非、中东或亚洲犯下的罪行、铸成的失败视而不见的人。他因自己的退让而产生的道德煎熬从40年代末开始在笔记中露出端倪；1950年3月的一条记录中，他写道：“我仿佛从一场10年酣睡中醒了过来，烦恼和伪价值的一团乱麻把我死死缠住。”[55]

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和《堕落》里的克拉芒斯一样，为自己的怯懦而进行过度的自我责罚——10年之后再看，这正是加缪的真实写照。克拉芒斯没能挽救沉河而亡的女子，耳边一直回响着她的叫声，而加缪心头则总萦绕着那样一些场合：心里有话，却因个性的敏感和政治上的忠诚而欲言又止，要不就诉诸一种哑默的、易为社会接受的形式。然而那些年间，很少有加缪的读者能看到他的这一点——战后年月里法国知识界其他人的自我审查可见一斑。加缪情感上的直接、坦率、公允十分明显：1948年12月他严肃批评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没有看到佛朗哥的西班牙存在着与斯大林的苏联相同的罪恶，而就在仅仅两个月前，他还公开抗议左翼领导人对知识分子施压，命令他们缄口不谈苏联对艺术家的清洗，免得亲痛仇快，让右派“得意”。

但在那个年代的法国，加缪为持谨慎的平衡态度、充当独立的正义之声付出了代价。他的姿态感觉上也并不公正。不管他怎样批评“唯物主义”，不管他对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同情心多么真挚，就像许多同代人所宣称的，他并未在东西两大阵营间一碗水端平。在1950年的巴黎知识界，“中立”姿态在一方眼里与另一方眼里的形象大相径庭。加缪明白这一点，他也懂得，他抬出佛朗哥的西班牙、法国的殖民主义或美国的种族主义来说事，距离“不诚”（bad faith）就不太远了，因为他不再像曾经那样，相信东方和西方的罪孽程度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实际上，他正是通过举出这些类比，换取了批评共产主义、谈论苏联集中营并提及其迫害艺术家和东欧民主人士的权利。但他也因此大大损失了道德资本。加缪真正想做的，或者说，他可以通过这般选择而得以有权去做的，乃是在不用诉诸找平衡或反向引证的情况下径直谴责可责之人与事，是视情况所需随时援引道德、正义及自由的绝对标准和尺度，而不必再惶惶不安地回头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退到了道德底线之后。这一点他早就明白，但正如1950年3月4日他在笔记里坦白的那样：“等到人有了因理解而产生的勇气的时候，已经晚了。”

然而，要在冷战高潮期间的巴黎知识界内直言不讳，按照自己的方式畅所欲言，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像加缪这样的（和阿隆不一样）对左翼情意绵绵、抱有同情的亲近，又深为一点思想上的不安全感所苦的人。但在1950年，就像当初在战后重整问题上陷入道德困境一样，加缪继续前进，离开了熟悉的坚信与“客观”的土壤，转投一片孤零零的、嶙峋多石的高地：既不合时宜，又不得人心地，他选择道出显而易见之事。正如《反叛者》问世一年多前，他再一次诉诸笔记所表达的：“我的一大遗憾就是太追求客观了。客观，有时候是一种放纵迁就。如今事情已经清楚，我们必须将极权名之为极权。在说话方式上，我也不会再彬彬有礼。”[56]

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于1954年，到加缪逝世两年后，戴高乐启动引导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的谈判时才告结束。这场战争对宗主国法国人影响甚微。诚然，它激起的军事政变间接导致了第四共和的垮台；而法国镇压阿拉伯人反抗所引发的道德话题也在随后数年内分化了政治和思想界。但是，阿尔及利亚之于大多数法国人而言乃在日常生活之外（好比今天的北爱尔兰之于大不列颠），只要他们或其子嗣没有被送去作战。直到内战以60年代初秘密军事组织恐怖爆炸的形式蔓延到法国本土的时候，[57]阿尔及利亚悲剧才终于在法国本土显出了几分重大影响。但到那时，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阿尔及利亚独立是大势所趋，而反对独立的极端分子们也因此迸发出丧心病狂的暴力性来。

然而，情况对加缪而言完全不同。他生在阿尔及尔，在他最杰出的作品中描绘了彼时彼地的亲身体验。作为欧洲移民的后代，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欧洲人的阿尔及利亚，也无法想象他所出身的那个土生土长于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群体集体要被赶出自己的家园。阿尔及利亚战争，它所提出的一切道德和政治问题及其预示的结果都让加缪痛心疾首，将他置于一个不可能的地位。业已退出巴黎公共社会的喧哗与骚动、置身于知识界一场场大辩论之外的加缪，发现自己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所有派别都渐行渐远。互相敌对的势力之间的褊狭难容，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在政治上的谬误和罪行，以及越来越多的迹象所表明的妥协之不可能，让他从理性走向情绪化，又从情绪化走向沉默。在道德承当和情感附属的撕扯之下，他无话可说，从而也一无所言：这是他对“卷入”当下的宏大道德话题的一种拒绝，也由此遭到了许多人的责难。

不能由此断定阿尔贝·加缪对法国在北非的作为抑或一般的殖民主义都一无批判。和同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他也严厉抨击法国在马格莱布的政策；[58]他不但谴责政府在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肮脏战争”中动用折磨和恐怖手段，而且从30年代起，他就是一名关于针对阿拉伯人殖民歧视的有力的、见识广博的批评者，而当时的许多巴黎知识分子都对法国海外臣民的处境和要求所知寥寥、关心甚少，后来又在反殖民斗争中置身事外。

加缪十分了解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处境。他在两次大战期间为《阿尔及尔共和报》写观察报道，1939年6月又发表了总称为“悲惨卡比利亚”的一系列11篇文章。他痛斥那些法国殖民者，这些人对他父母那样的贫穷移民及阿拉伯工人一概冷漠视之，20年后他说的“必须对阿拉伯人民……给予明显高额的补偿”则更确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59]无疑，阿拉伯人在他的报道和随笔中的地位比在小说中更突出——但就像《第一个人》所显示的，在阿拉伯人出现的地方，读者能感受到一种比他们（或加缪本人的）生存环境所预示的更光明的乃至过分乐观的基调。

加缪的同情确凿无疑。在1947年5月10日的《战斗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才气横溢的评论，抨击法国警方和军队在北非的行为。他告诉读者，事实是我们在使用酷刑：“事实或显或隐地明摆在那里：此刻，我们正在做我们谴责的德国人所做的事情。”加缪知道北非必须有所改变，他为1945年失去的机遇深感遗憾，当时法国本可以策划政治变革，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甚至最终，像他十年前提出的那样，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尚未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完成其自治，进步的欧洲人和温和的阿拉伯人能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劳作。

但加缪的困境也正在于此。他对阿尔及利亚的观点产生于30年代，当时阿拉伯人的情感还掌握在费尔哈特·阿拔斯（Ferhat Abbas）[60]等人的手中，他们对一个（最终）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看法，至少原则上与加缪关于一个统一的、合作性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社会的理想若合符节。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续数任法国政府没能及时发布特许令，也没有推行严肃的经济或选举改革，导致阿拔斯名誉大跌。他的位置被不妥协的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所取代，他们认为，（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永远不能成为盟友，他们把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包括穷人在内）视为敌人。这种情感在50年代后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加缪在“二战”爆发时告别了故土，此后阿尔及利亚的状况天翻地覆。同样大变的还有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形势。到50年代中期，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得以在埃及、伊拉克以及更远的地方寻找先例和榜样，这种看法进一步加深了加缪与他们的隔阂。在他眼里，纳赛尔（Nasser）也好，摩萨台（Mossadegh）[61]也好，都不过是欧洲革命幻梦的复制品而已，他们利用了合法的社会不满情绪，将其掺入了一种有害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体，而这种混合体与他自己的理想或阿尔及利亚人的需要全然无关。

这里，像其他地方一样，加缪的思想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的教育下塑造成型的，这一点是了解其政治观的重要线索：他并没有幼稚到假设他和他过去的阿拉伯邻居们有“共同的高卢祖先”，但是他的确深信共和政治有同化异己之力。应该承认，法国没能把阿尔及利亚人改造为法国人，从而向他们送上所有的权利和特权，但同化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且，虽然加缪拒斥那种“被神话的”历史叙说，即去殖民化进程的到来势必导致进步主义改革，但他更乐于在法国的共和理想中看到某种内在的优越性。倘若阿拉伯人经不住民族主义的蛊惑，为此负责的应是法国人，也应由法国人自己来弥补其铸下的过错。

这一思维框架大致清白天真，随着时日迁延而益显其浅薄，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最终于1954年揭竿而起之时，阿尔贝·加缪发现自己不得不采取立场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再一次寻求妥协的可能，他把最后的赌注押在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身上，冀望他能为阿尔及利亚获得他曾在印度支那取得的成果。[62]但是，正如他在一篇1947年写的文章中承认的，“我与阿尔及利亚之间那根必然永难割断的纽带，令我无法彻底擦亮眼睛看它。”1955年他写信给夏尔·蓬塞：“我为阿尔及利亚痛心疾首。那块土地如鲠在我喉，牵系我所有的思虑。我可能重新开始写作（带着某种不适，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左派右派同样令人讨厌）……这个念头正在摧毁我的生活。”[63]

加缪最后一篇“干预”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文字是1956年发表在《快报》上的文章，呼吁在战争中实现一种民间和解。但此时和解已然无望，两周后他在阿尔及利亚讲演时，发现不管在宗主国还是在殖民地，响应其号召的人都寥寥无几。加缪再也不能为法国政府的立场辩护，过去20年间他一直在以种种形式批评政府；军事镇压——尤其是为向被俘游击队员榨取口供而滥用刑罚——本身就无可宽宥，也已走到了穷途末路。

但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日益嚣张的恐怖主义战略同样值得谴责；在谴责恶的问题上，人不能只盯着冷战期间有关苏联集中营的争论，而对眼下的这一案例视若无睹。该怎么做？加缪没主意了，不过好心而自信的巴黎同志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亲民族解放阵线立场，这仍然让他恶心不已：“最终我确信，我们蠢行的真正来源在于政治和思想界的习惯和运作之中，我决定再也不参加这些没完没了的论战了。”[64]

加缪遁入沉默，他对此无愧于心：“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这种立场很难向人解释，甚至招来了定位合理、持论公允的论者的拒斥和批评。雷蒙·阿隆在《阿尔及利亚悲剧》中指出，加缪心怀正义诉求，希望宽容、同情地对待一切派别，但结果，阿隆以为，他的思想水平仍无法超越一个动机良好的殖民者的水平。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阿隆的判断可能是恰切的，因为事实上，加缪在沉默中得出的答案——保持现状加上必要的改革——到1958年的确成了南柯一梦。要么新民族主义者带领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要么法国以武力维持对它的统治，耗费越来越多的人力和社会财富。永远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但是加缪不把他的角色理解为一个给出答案的人：“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对一个作家期望得太多了。”必须看到，他当时对阿尔及利亚危机的态度，部分标志着他不能为其故土构想另一个未来，不能接受法属阿尔及利亚已灰飞烟灭的事实。因此，他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前景的认识就陷于狭隘——而一幅挣脱了帝国主义桎梏的后殖民社会的生活美景，曾令当时许多法国知识分子激动不已，不管他们反对法国殖民活动是出于多少真心。独立35年后的今天，阿尔及利亚再一次陷入动荡不安，一名军事独裁者短暂控制下的一个基要主义运动令国家四分五裂、血流成河。

不管加缪对同化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军事民族主义之间进行妥协的呼吁是多么天真，他对一个脱胎于恐怖和内战的国家的预测却是完全精确的：“明天，阿尔及利亚将遍布废墟和遗址，在我们的世纪里，没有哪一种力量、哪一种世界性的权力能够恢复它的容貌。”加缪在这个问题上或许要比他在本国的对手理解得更深、更早：尽管早在1945年他就预见到阿拉伯人不会再忍受被统治的地位太久，但是，假如要毁灭阿尔及利亚的话，牺牲的并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当地欧洲人社会的特殊文化。[65]

但是，加缪首先是作为一名道德主义者跳出簇拥在阿尔及利亚事件周围的知识分子的行列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完全正确，作家和哲学家们被各党派邀去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而加缪则选择沉默——沉默，哪怕再不招人待见，在他眼里也是对他早年关于“说出真理”的自我承诺的一种延伸。然而在这个事件中只有感情而已，没有真理可言。因此，加缪对阿尔及利亚事件深入的个人参与增添了他的痛苦，导致他做出拒绝支持任何一派势力的决定；其实理当如此，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加缪严格遵从经验和感情的命令。但是，这个结果也是他无论如何都会得出或者相信的。

他最厌恶巴黎知识分子的地方之一，是他们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缩减为他们想说的那些东西。他还谈到那种别具法国特色的本末倒置：轻视第一手知识，却偏重知识分子自负地表达的个人看法。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加缪在个人知识、记忆和他对平等适用正义原则的追求之间真正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状态，一旦两败俱伤，他也就无话可说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在这些情形里，沉默似乎是他最深层的情感的最佳写照。

*　*　*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展示了加缪在几个相互分离的时期与时代及其位置的关系。我说了他不是个哲学家，已有人澄清过这一点；他也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自己后来也晓得。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丰富的证据，证明他与任何一个政治营垒都不合拍，证明战后法国社会氛围的政治化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也有大量依据表明他向往阿尔及尔那片熟悉的地域，以及长期无法适应巴黎的环境。[66]哲学家，介入知识分子，巴黎人——这些身份都与加缪无关。但他肯定是个道德主义者，尽管他对这个术语怀有疑虑。

需要解释一下。法国的道德主义者（moralistes）历史渊远流长，在法国公共生活和文学中迹近一独特范畴。这个术语，在过去的三百年中被套用在神学家、哲学家、散文家、政治家、小说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教授头上，其中缺少其英文用法中通常存在的，像“道德化”（to moralize）之类语词中含有的“迂腐、书生气”的贬义。在法国语境下一个“道德主义者”的标准含义，是说一个人与社会权威领域或权力者阶层保持的距离，使得他公正地思考人类的状况及其荒谬和真实，借此（往往在他死后）获得一种极特殊的权威，一种一般归宗教社团中的教士精英所保有的权威。换一个时代，这样的人会被俗世称作“预言家”（soothsayer），从其词源就能看出一点儿信息：在法国，一个道德主义者要说出真理。

但是单单叙述真理还不够。毕竟雷蒙·阿隆也说了真理，也很不得人心，但他并未因此变成道德主义者。看起来，真正的道德主义者应有一重要特征：不仅要让别人坐立不安，至少还得让自己陷入同等程度的焦虑，比如卢梭在其作品中自称的那些，就属于道德主义者的焦虑了。当一名道德主义者意味着过焦虑的人生，正是这一点把道德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后者公然表露的对道德或国家事务的义愤填膺，通常伴随着一种轻松自信的个人良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法国最大牌的知识分子（按这个词独有的地域用法）一语点破他前友人的性格（尽管是在其身后），可谓适得其人。让－保罗·萨特在悼加缪的讣文中说：“他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是历史上长长一列道德主义者在本世纪的当代传人——他们的作品或许构成了法国文学中最独特的一部分。”很多年以前，就在人们热衷于谈论《局外人》所受的美国文学的影响时，让·鲍朗就在给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篇故事的一般结构及其段落安排可能会让你想起《老实人》或《定命论者雅克》。[67]它与海明威正相反。”[68]

作为道德主义者，加缪的所思所作以各种独有的方式与他那时代的产物相对立，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何以他在自己的世纪里无家可归。信念迫使他谦逊克制，他质疑现代人狂妄的野心，他思索人的欲望应受怎样的限制，而非具有多少可能。40年代末以后，他的一些文章里已经鲜明地预示了他对谦逊和人道的诉求，这一诉求后来和像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这样的人所主张的道德约束挂起了钩。在加缪看来，科学乐观主义的时代、19世纪伟大的世界观，并不是人类永恒进步的序曲，这份沉重的遗产给人的身心带来的损失更大，为此有必要将其弃置一边。

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我们难以窥见人类拥有集体进步、集体改善的无限能力，却看到了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抱负走向极端时带来的危险。“这些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于百年前的蒸汽机时代，一个自鸣得意的科学乐观主义的时代，如今已经过时；在现有的形式中，它们无法应对一个原子和相对论的时代提出的种种问题。”[69]

加缪此言并不意味着人类只能以听天由命、谨小慎微甚或温和中庸的态度来应对自身处境。他仍然相信“反抗”各种形式的恶（心理和社会两方面的）之必要性；但是，当下人们对“革命”这一概念，对人在理性的驱使下制订计划、集体动员的热情，令他大为惊骇。加缪器重的是经典作家所谓的“权衡”，是一种超越恣纵的逻辑推理的审慎的智慧。身为作家，加缪通过具体的形象、直接的经验思考，将其所有有关人类可能性和局限性的理解与一种空间感联系起来——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理解的人性则（或许是完全）只受时间和“历史”的限制。

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教条，促使加缪奋起抵制当代政治活动。在一种忽而倒向极左忽而滑向极右的文化之中，加缪是不受同化的一个人。他的国人处于道德状况的两极分化之中，给他带来了绵延日久的焦虑：“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政敌恨之入骨，以至于最终依附于随便哪个外人，哪怕是外国独裁者。”这话在这里是针对亲苏左翼而说的，但对两次大战之间的知识分子右翼也不失为一种批评。

加缪矛头的真正所指当然不是左翼，而是政治极端主义本身。贯穿《鼠疫》全书的是一群温和的、善于道德权衡的人物，他们的反抗不为某种理想，而是出于反对不宽容和不妥协。在冷战期间的作品中，他一再警告人们小心为意识形态辞令付出道德和政治的代价：“我们以对资产阶级社会滥用自由提出敏锐的、良性的诘难起始，却以怀疑自由本身告终。”最后，知识界和政治界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两极分化令他彻底绝望，他这样总结道：“右翼赋予左翼以排他的道德权，收获对爱国主义的垄断权作为回报。法兰西一败再败。而它本来用得上的一些道德主义者，却在国难当头时悲哀地遭到了除名。”[70]

加缪的政治见解，以及他的所有事情都要经过权衡的主张，其核心是他对世界——甚或那些人类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实在界——的绝对复杂性的日益深入的认识。他在《反叛者》中的论点源于一种直觉，它早在其第一本重要小说中就已出现，又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得到阐明：真相不只一个，而是有许多，也并非所有真相都可被知晓。就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那样，我们正在经历、讲述一个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全貌的故事。正是通过这一点，以及加缪在战后对正义和惩罚的呼吁，莫里亚克在他身上看出一种骨子里的宗教（基督教？）意识。但是莫里亚克认为，“全知”原则上是存在的，只是不操于普通人之手。然而，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飘荡的加缪不相信这些。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没有“全知的叙事人”。我们必须一边前进，一边决定什么是真。

正是来自其早期作品的这一思想，使得许多人在加缪身上看到了萨特的那种“存在主义”：在一个被剥夺了绝对知识的世界上寻找道德位置。但后来的《反叛者》则显示，很长时间以来，加缪一直疏远《现代》杂志的一圈人，走向与他们观点对立的一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或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诠释的黑格尔］意义上的屈服于“必然性”、让个人选择屈从于“历史”的要求，是一种反动而非激进之道，即便诉诸理性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在战后初期的一篇文章中，加缪试图指出古代反动分子与现代反动分子（右翼和左翼）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理性一无所能，而后者认为理性可以决定一切。

加缪用责任取代理性。事实上，他的作品表明了一种责任伦理，它是专为用来反对信念伦理——他同时代人的标志和污点——而设的，只是加缪的“责任”概念完全不同于韦伯构想、阿隆使用的那个“责任”。现在回首，我们会发现他是在竭力提出一种完全外来的理念，一个那个时代的法国政治和道德哲学很难表达的理念：通过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作品，英语世界的读者都已懂得，生活和思想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真理，但每一种真理都可能是不完全的。罗兰·巴特在《鼠疫》中几乎已发现了这个理念，但他觉得它让人犯难，还有政治不正确之嫌。

加缪依其个性，以一种反常规的、非哲学的风格最为有效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在1938年的散文“阿尔及尔之夏”中，他注意到：“我开始认识到没有纯粹的快乐，没有超越了生活轨迹的永恒。如今唯一打动我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唯有微末的、根本性的善具有真实的价值。对别人——那些‘理想主义者’而言，我缺少那种必需的灵魂。”同样的半讽刺口吻也能在“是与非之间”看到，此文作为文集《反与正》中的一篇，最早是1937年在阿尔及尔面世的，但同样是思想成熟后的加缪的观点；1958年这篇文字再一次发表——面对一种震耳欲聋的沉默：“因此，一旦我想到我掌握了世界更深层的意义，恰恰是其中的单纯令我浑然倾倒。”这样，到1959年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法国批评他的作品的人忽视了他“隐含着的一面——隐蔽的、本能的一面。法国的批评者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观念”[71]。

加缪坚持真理的多元性带来了一个悖论性的后果：在一个道德和政治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成了绝对价值和不可通约的公共伦理的孤独捍卫者。他蔑视他心目中的历史相对主义——他问梅洛－庞蒂，如果没人能确定自己是对的，你又怎么能像你现在这样认定希特勒是个罪犯呢？——并且坚决抵制那种因为现代“资产阶级道德”有缺陷，就把一切道德标准都打为欺诈的谬误。[72]结果，他发现自己渐渐扮演了一个公共道德评估员的难堪角色。

情况变得越发艰难：加缪特别注重抵制任何（意识形态的或宗教的）价值或权威的等级体系，这样，他实际上是在努力推出一种“无根之思想”（a view from nowhere）：“我继续相信生活没有什么更高的意义。但有些东西的确有意义——人，因为只有他独自为寻找意义而奋斗。”[73]通过《鼠疫》中的塔鲁之口，加缪明白地阐述了这种甚是不合时宜的态度：有且只有一项确切的道德义务，即反抗恶的责任。请批评加缪的诸君准我一言：单单确定什么是“恶”很简单——“鼠疫”本身既隐晦又明白，真正的问题和最大的危险在于，人自己就有可能是鼠疫携带者。或者，像加缪在关于大审判、“政治性”正义及惩罚的诸多讨论中所说的：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只可能存在一种近似正义——而没有人可以因近似而被戮。

许多读者认为，加缪言论中的道貌岸然不止一点点。1949年，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在《巴黎评论》上提到：“加缪的政治文章，从我已读过的来看，浮夸、愚蠢、假崇高……近来他又开始辨别什么是道德上可欲的和政治上有用的……加缪只想说出那些一目了然的善。”[74]阿贝尔说得没错，不过他也听出了奥利维埃·托德（Olivier Todd）所谓的加缪的“西班牙性”，托德认为这意味着一种有关荣誉和正直的自我认知，它会慢慢演变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优越意识。加缪明白这一点，小心遮护着自我中暴露出的这一面。

这可以解释他何以如此经不住随便哪种形式的批评，多年来，他隐蔽在自己近乎偶像的公众形象之下来抵抗批评。随着《反叛者》的出版以及由此产生的交锋，那道防护墙倒塌了。随后，萨特发起了进攻。他在1952年8月的《现代》上写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能对批评者们如此傲慢不逊？“你又是什么人能自己拔高自己？”你有什么权利自称代表善与正确的首席检察官——“谁任命你当大众公诉人的？高级人士的共和国吗？”萨特击中了加缪最大的弱点——他最怕诲尔谆谆听我藐藐的感觉，最怕他的论辩和公共言论在公众中杳无反响——得出了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结论：“你宣判，而世界无动于衷。你的判词一碰到现实就化为乌有，你不得不从头再来。你一旦停下，就会发现自己的真面目：你判罚自己去宣判，西绪福斯。”[75]

要是加缪再多表现一些政治现实主义倾向，他可以少遭受一些这类攻击，但是对一个长年从事政治写作、一度握有一定的公共权威的人而言，权力这一概念本身就让他感到十分不适。正是对一切形式的权力的怀疑，使得他将革命贬斥为一种将人健康的冲动引向反叛的滥用行径。早在1944年12月，他就曾嘲讽临时政府命令前抵抗者和武装游击队上缴武器的行为，叹息革命的“毁灭”，并揭露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无能：不但无法承认当时的政治现实，对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应遵循的原则也一无所知。[76]若是加缪自己懂一点儿政治（和经济）的话，他后来也不会横遭这方面的攻击，他对萨特那一伙人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进行政治性的理性思考，且醉心于万物的“物质基础”之中——其威力也可望更大。

加缪关于“反叛的人”——其实也就是政治人——的个人观点，过多地导源于他对所有不当举措及后果的反对。雷蒙·阿隆在与进步知识界的论战中，不仅指责对方在认识论上的混乱，还揭露了他们谈论政治时前言不搭后语的显著弊病。而加缪也只能抓住一个主题，即道德上的污点来说事，因为他本人在讲到政治实践时也经常语无伦次。在他最后一次参与有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公共讨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1956年1月《快报》的文章中，他一意追求的超然（站在阿隆的立场上看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尽显无遗：“我坚决相信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是有可能自由往来的。我也相信这种自由、平等的人民间的往来是最公正合理的解决途径。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长时间的苦思冥想之后，我被迫诚恳地接受针对它们的所有质疑。”

自然，尽管加缪拒不接受做出各种政治决断的必要性，但他并不觉得这会令自己丧失力量。用奥利维埃·托德的话说，“阿隆想的是决策者，加缪则在乎他的读者”。在呼吁阿尔及利亚民间和解一年以后，加缪给一本白皮书写了一篇动人的序言，谈伊姆雷·纳吉（Imre Nagy）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文中的这段话或许代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明确看法：为什么要在无望的处境下持道德立场，以及它的限制何在。“面对匈牙利悲剧，我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虚弱无力的。但这不是全部。拒绝接受一个既成事实，一种对思想和心灵的警觉，拒绝把公共空间留给谎言和说谎者，决不放弃清白，即便它已被扼杀；根据这些原则，一种行动就是可能的。是的，这还不够，但却是必需的——为了降服另一种必然性，即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为了回答它，抗拒它，在某些情况下抵消它，进而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里克服它，并把真实的人类历史向前推进，哪怕只是一小步。”[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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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阿尔贝·加缪参与了为受害者的辩护，可以表明他同时也走进了另一个团体：20世纪一流知识分子之群。想想真惊人，20世纪欧洲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都来自他们自己文化的地理边缘：来自维尔纽斯和哥尼斯堡，来自但泽、的里雅斯特、亚历山大里亚和都柏林。在“一战”前以及此后的几个案例中，这几个处于德国、波兰、意大利、希腊和英国文化势力外围的城市，为这些文化生产了一批最重要的人物，其中最知名的有米沃什、格拉斯、乔伊斯、叶芝、王尔德、斯韦沃、卡瓦菲斯和阿伦特。阿尔及尔无法奢望一个类似的名声——那里没有哺育过康德，也没什么人选择在那里思考、写作——但是，这个城市也碍手碍脚地居于伟大中心的边缘，把那种脆弱感伤的世界主义精神传递给它更为敏感的儿女们。

加缪和米沃什、格拉斯、阿伦特，以及康拉德·耶伦斯基（Konrad Jelenski）、阿瑟·库斯勒、马内·斯珀贝和他在巴黎遇到的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们都属于自愿或非自愿的流亡者，是东欧和南欧消失了的无国籍社会的后裔——在那里，德国人、犹太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多年来生活在一起，互有龃龉，却也成就斐然。他们被“一战”赶出了家园，被“二战”及其后果所消灭，他们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临时群体，正如阿伦特在1947年一篇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献辞中所说，现代文坛是由“大洪水中的侥幸幸存者”违背他们的意愿建立起来的。

巴黎是这些人天然的聚居地——1933年至1940年间唯一安全的天堂，也是1945年以后唯一令他们大多数人感到有意思的地方。英国很安全，但很大程度上冷若冰霜；而纽约，即便对那些来到这里安家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而言也已经是一个半外国化的世界了。加缪是在巴黎见到德国和东欧的流亡者们，以及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尼科拉·乔洛蒙蒂（Nicola Chiaromonte）或德尼·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等人的[78]，在他们看来，在巴黎自愿或出于偶然地流亡，能使他们在自己国家——意大利或瑞士——感受到的政治或文化上的边缘化变得更可容忍一些。

在50年代的巴黎，加缪和“国外”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同病相怜十分明显，这与他和法国同僚的经常性疏远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反叛者》出版以后，是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Witold Gombrowicz）[79]（在遥远的阿根廷）要切斯瓦夫·米沃什把后者自己的作品寄给加缪以示支持，又是汉娜·阿伦特在1952年4月给他写了一封热切而崇敬的信，赞扬他这本书。他和围绕着《证据》杂志的作家们过从甚密，即便他并未一直支持他们的政见；意大利媒体如《世界报》和《现代》也对他十分欢迎。

加缪是绝无仅有的欢迎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中欧人投桃报李，欣赏和理解他的创作心路。杰弗里·伊萨克斯（Jeffrey Issacs）极富见地地点出了卡夫卡对加缪思想的影响：《被围的国家》中的书记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预设你是有罪的。但那还不够，你还必须学着感到自己是真有罪的。”米沃什在他的悼文中一语道破自己和加缪的亲近：“现在我看到是什么令作家加缪接受一个有毒气室和集中营的时代的挑战了：他有勇气讲出最基本的东西。”[80]

必须指出，尽管加缪在掌握真理和时代困境方面高出法兰西时人一筹，但和库斯勒、阿伦特、斯珀贝、西罗内、米沃什、鲍里斯·苏瓦里内（Boris Souvarine，斯大林传记作者）或奥威尔相比，他诚实的品质和洞察力似乎并不那么突出，他或许应该被看作这群人精神上的同志。所有这些作家的共同点，是对20世纪罪恶的了解甚至迷醉。用阿伦特的话说，“恶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正如上一场战争之后，死亡成为基本问题一样。”[81]

在讨论这一问题上，加缪并没有做出特别值得一提的贡献，但那并不重要。他参与了讨论，在他的许多文字作品——出版或未出版的，小说或非小说——中都有迹可寻。大多数法国作家即便提出过类似的命题，也几乎总是为了迎合社会、政治或历史方面的支持者，和他们相比，加缪（和库斯勒与奥威尔一样）只说自己的话，也往往只说给自己听。当许多法国作家竞相投入一场更大的运动（革命、进步、国内外各种受压迫群体的斗争），去充当或认同葛兰西（Gramsci）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时候，加缪站在局外人的行列里，是“非有机”知识分子的化身。

把阿尔贝·加缪和另一位国外知识分子做个比较会很有意义。和加缪一样，英国小说家、散文家E·M·福斯特（E.M.Forster）也认为，强调个人和个体价值超越于那些得到社会嘉许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两人的美学感悟力自然大相径庭，他们的文学关怀和创作素材也如是，但是加缪十分推崇福斯特的作品——1945年10月，他赞同地引述福斯特的一个论断，即只有一种艺术作品能做到真正的和谐，社会承诺的和谐总是会落空。

指出一种表面上的近似是很有趣的。在《我相信什么》一书中，福斯特写道：“我讨厌找借口，如果我必须在叛国和叛友之间择一的话，我希望我能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和一名诘问者有过一段著名的交锋，他为自己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以及拒绝选择立场做了辩护：“我一直谴责恐怖。因此我必须谴责一种，比如说，在阿尔及尔街道上盲目施放的恐怖主义，有朝一日它会袭击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坚定地保卫正义，但首先，我要保卫我的母亲。”[82]

表面上两人都说在任何一个价值体系中，人都必须把忠诚、爱、友谊置于公共义务或一种抽象概念之上。再审视其时代背景（福斯特在30年代一触即发的政治氛围中写下这段文字，加缪则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高潮之时发表讲话），两人的宣说都堪称石破天惊、离经叛道。但是，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的，透过其中的区别，加缪真正的特质可见一斑：加缪并没有一般地认为一种形式的忠诚高于另一种，他很难确认这一高下区分（比如，他就认为他写于抵抗运动期间和之后的写作既是出于友谊，也是出于爱国精神）。

他很直接地、十分愠怒地提醒自己和听众说，他厌恶抽象概念——他向一群震惊的观众坦白了自己生活和写作的一个基本参照点：他与母亲和家乡之间自卫性的联系。更有甚者，加缪把一个具体的、唯我主义的元素（母亲）和一种普适的抽象伦理概念（正义）并置起来，然而在福斯特眼里，两个选项（国家与朋友）都够不上绝对，都更需根据情况做出决定（是背叛还是捍卫）——这里，加缪是标准的法国人，而福斯特也是典型的英国人。

在加缪看来，更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造就一种担负道德的政治，如不能造就便只有沉默。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他所处的环境，甚至某种很法国化的思维习惯的约束，这种约束也许是违心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和“左翼”决裂要比和巴黎异域友人决裂困难得多。在1952年写给《现代》的信中，他向读信人保证，“倘若最后我觉得真理在右派一边，我便会转投那边”。但事实上他成功地回避了在左右之间做选择。

整个50年代，他都与《无产阶级革命》走得很近，这是一份由一群独立工团主义者、“纯粹社会主义者”以及虽已醒悟但仍坚持理想主义的前列宁主义者办的杂志，是19世纪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最后的据点。他很可能仍然相信他在1944年10月《战斗报》上所说的话：任何远离工人阶级的政治都注定要破产；他还（私下里）告诉一个和他通信的工团主义者说，不管他在公共事务上如何沉默，都不意味着他放弃任何立场或退入“修道院”中。[83]

加缪紧抱着一种防御性激进传统的残余，从而严重地自取其困。一方面他谴责马克思主义，坚持要把这种“哲学唯物主义”排除出自由意志论集体主义的健康遗产；像西蒙娜·韦依（Simone Weil）一样，他对真正的工人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深信不疑：“巴枯宁（Bakunin）活在我心中。”另一方面，他在给1953年版阿尔弗雷德·洛斯默（Alfred Rosmer）的《列宁的莫斯科》[84]做的序言中又如是思考：“棘手的是，眼看着一场革命走入歧途，而翘首企盼它的人尚未丧失信念。那正是我们的两难处境。”由此，加缪赞同洛斯默的观点：一个“坏的”独裁苏联，即斯大林的苏联，延续了一场“好的”革命（列宁的革命）。尽管阿隆、苏瓦里内等人长期反对，但这种观点在当时被广泛接受，直至晚近还大有市场。[85]

阿尔贝·加缪太明白自己的处境了。他几乎一直在公开表达的情感和个人完全不同的直感之间被撕来扯去。这种情况同等地体现在他的政治观、道德和文学上的看法，甚至他的私人交往之中。“多年来我试图按所有人的道德生活。我努力和所有人一样生活，为了和所有人相像。只有当我所感所思实在异于所有人的时候，我才说出正确的东西，而结果却是一场灾难。如今我在废墟中徜徉、伫立，独自一人，我接受我的命运，屈从于我的所有个性和弱点。我将不得不重建一个事实——当我在一种谎言中度过了我全部的人生之后。”[86]

至少在政治问题上，加缪面临的困境和很多战后的法国人一样，即，他本能地是一个社会民主派。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当时在法国是一种不敢自报家门的政治立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近。对社会党内外加缪的许多同代人而言，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开辟一块革命“圣地”的承诺，不仅是放弃一个诱人的神话，更是把法国激进政治的千里沃野拱手相让于共产党人；他们一直没能挣脱这一困境，直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总统获胜后才大梦初醒。具体到加缪，他悲哀的世界观，他对浪漫反叛口号和无产阶级纯洁性之本能的亲近，阻碍了他接触社会民主主义的语汇和政治观点，哪怕加缪写下的许多文字以及他在1946年后所做的几乎一切事情，都预示了他在一个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环境下能够找到比在本国更强烈的政治上的归属感。

尽管在当时他拥有难得的清醒（那时有那么多人沉浸在执拗而无知的诗意绵绵之中），阿尔贝·加缪在某些方面却是法兰西的一面真实的镜子。加缪的学生们惯于把他看作一个无法调和个人诉求、道德律令以及政治参与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就这样从一个活力充沛的激进分子转变为一个温和的改良分子，最后变成“理性”和疏离——一种很难同退入黯然神伤、沉默不语相区别的姿态——的代言人。还不止如此。萨特虽用心恶毒，说得却愈加到位。“被世事滋润养活的你那真实的个性沦为一场幻梦；1944年你就是未来，1952年你就是过去，对你而言，最不能容忍的不公正是所有这些都从外界降临到你身上，而你却还是老样子。”[87]

萨特评价加缪的话也适用于法国本身——也许还更加适用。这个国家从解放运动踌躇满志的黎明走到第四共和中期怨妇般的郁郁寡欢，明知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却仍空自为这一事实愤愤不平。抵抗运动的一代起初对自己、对国家都自信满满，到了50年代中期却变得心怀疑虑、冷酷愤世。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入沉默，与此相应，他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们面对国家即将着手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时也集体失语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要不就是坚决地把脸扭了过去，去聆听来自东方的革命承诺，随后是南方和其他国家的回响。这种想法几乎不可能取悦任何一个相关的党派，但是加缪自己走过的轨迹——从自信到怀疑再到沉默——却实在是整个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缩影。

如今一切都事过境迁了。马克思主义幻梦宣告破灭，针对法国晚近历史的研究痛苦而有限地持续了20年后，维希的创伤还在溃烂，一代知识分子巨头们日渐缩成一堆令人难堪的引文，但正义者加缪，用一位评论家富有预见性的话来说，仍是“一个卑琐至极的时代最高尚的见证人”。在那个时代，媒体知识分子自吹自擂，对着一面由乌合之众组成的膜拜之镜百无聊赖地梳妆打扮，而加缪光天化日下的诚实——他昔日的校长所谓的“本能的克制”——拥有货真价实的感染力，是一件在塑料制品的世界里手工完成的杰作。早在1948年2月，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就已经这样刻画加缪了：“我被他的面容所打动——如此充满人情，如此敏感。他身上的正气尽显于外，简直让人不得不立刻就肃然起敬；一言以蔽之，他跟别人不一样。”[88]

在《堕落》中，加缪写到了一种“平庸时代无用的预言家”。无疑，当时身处低谷的他已把自己看作一个百无一用的先知，向着一群装聋作哑的冷漠的人对牛弹琴。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尽管并非指他），加缪事实上是一个“黑暗时代的人”，和他的时代、他的位置凿枘不投。但加缪的悲剧或许是，他生活和写作的法国，与此前此后相比，更有让－雅克·卢梭时代的法国的味道；它延续了思想和政治效忠相结合的传统——一种如今让我们联系到法国启蒙运动晚期的传统。

在这样的法国，加缪不管怎样关切现代境况和大写历史的种种幻象，终究是个局外人。他在一些基本的特征上无疑是法国人，但他的法国性来自他处，来自更早的时代。加缪不为马尔罗的法国，甚至不为左拉的法国说话。他和19世纪伟大的法国思想家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例如，他就不像阿隆那样对托克维尔抱有兴趣。他也缺少伏尔泰的怀疑主义，又不像孟德斯鸠那样能在思想上超脱事外。

相反，他回到一个更古老的世纪，回到一种不一样的法兰西传统。通过自我拷问式的诚恳，通过自我克制，通过冉森主义式的严肃，他比我们时代中的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呼唤并重新拾起了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那位300年前写下“因此我们无法活下去，只能希望继续活下去；我们永远在寻求快乐，但我们势必永远不会快乐”的帕斯卡尔——的激情。这种折磨着加缪的兼乐观和疑虑于一身的特质，无疑是帕斯卡尔所熟悉的，但是帕斯卡尔可以选择信仰来解决其困惑，而他的现代继承人纵然实现了思想的宗教转向，却永远无法完全苟同这种信仰的方式。

但是，加缪也以自己的语言下了一份战书，给帕斯卡尔打的那个著名的赌添了一个20世纪的回声。[89]1946年10月29日晚，在与萨特、马尔罗、库斯勒以及马内·斯珀贝进行的一场讨论中，加缪突然向四位伙伴发问：“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而恪尽职守又将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90]

50年以后，沧海桑田。但是在法国，像其他各地一样，加缪的赌注仍然下在那儿——且比以往更重。时而拘束、时而哑默的加缪尽管含糊不决、首鼠两端，但在无数人久久迷途难返的地方，他却走对了。也许，汉娜·阿伦特早在这些年月之前的预言就说中了：永远的局外人阿尔贝·加缪，事实上是法兰西最杰出的人。

[1]阿伦特的话引自杰弗里·C·伊萨克，《阿伦特、加缪和现代反叛》（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页17。

[2]见雷蒙·阿隆，《回忆录》（Paris：Julliard，1983），页208；保罗·维亚内，《第一个加缪》（Paris：Gallimard，1973），页10—11。

[3]见“谜”（1950），阿尔贝·加缪《文集》，罗杰·纪尧编（Paris：Gallimard，1965），页859—867；“阿尔贝·加缪最后的访谈”，1959年12月20日，《文集》，页1925。

[4]让·达尼埃尔，《分裂的时代》（Paris：Grasset，1979），页29—30。

[5]“关于反叛的谈话”，《文学报》，1952年2月15日，收入加缪《时文集II》（Paris：Gallimard，1953），页51—68。

[6]《西绪福斯神话》，贾斯汀·奥布莱恩译（New York：Vintage，1991），页28；法文初版于1942年（Paris：Gallimard）。

[7]“谜”，页158；加缪的文章见于《战斗报》，1945年9月8日。奥利维埃·托德在他的加缪传记里精辟地指出，加缪企图对“荒谬”进行几乎过度的阐释：“他对这个词的各种用法是自相矛盾的、错误的、不合理的。他的论证似乎草率、松散、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他寻求一种清晰性而不成，表现了20世纪中叶那些年里人的浮躁不安。”奥利维埃·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Paris：Gallimard，1996），页297。

[8]《阿尔及尔共和报》，1938年10月20日。

[9]引自赫伯特·洛特曼《阿尔贝·加缪传》（New York：Doubleday，1979），页456。

[10]见“呼吁阿尔及利亚民间和解”，1956年1月22日在阿尔及尔的演讲，收入《时文集III：1939—1958年阿尔及利亚大事记》（Paris：Gallimard，1958），页170。

[11]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曾对推动欧洲宗教宽容产生深远意义的《南特敕令》，当时剧作家拉辛得宠于路易十四，自然对政治保持沉默。《贝勒尼斯》是他创作于1670年的剧本。——译注

[12]“艺术家和他的时代”，收入加缪《瑞典言论》（Paris：Gallimard，1958），页29；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761。

[13]见切斯瓦夫·米沃什，“兄弟对话者”，《标志》，1960年1月，页16。

[14]加缪，《笔记III》（Paris：Gallimard，1989），页62：“《现代》杂志。他们接受罪恶，拒绝光荣。渴望当殉道者。”（1952年的一条日志）

[15]弗朗索瓦·傅勒在1971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阐释》一书中以《革命教义问答》一文开篇，反击以阿尔贝·索布尔为代表的对法国大革命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史学流派。傅勒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有内在矛盾的革命阐述，包括一些深刻的见地，到了让·饶勒斯等后辈革命家手里就被忽略或简化了，一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这里，他们的论述都把法国大革命简单地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后来所有革命运动的伟大源头。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就成了一本僵化的教义：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中产生了一场革命，使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取代了封建贵族，等等，总之是进步取代了落后。——译注

[16]雅各布·塔尔蒙（1916—1980），以色列政治哲学家，其代表作《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是分析20世纪极权主义的名作。——译注

[17]埃马努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吉里（1900—1969），法国记者，抵抗运动成员，常年供职于《解放报》，曾获列宁和平勋章，后与苏共决裂。——译注

[18]《时文集II》，页184；“反叛或奴役”，致《现代》主编的信，1952年6月30日，收入《时文集II》，页85—125。

[19]见“关于反叛的对话”，页51—64。据奥利维埃·托德的说法，加缪告诉玛曼·库斯勒，《反叛者》中谈艺术和革命的一章是他的最爱（《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557、762）。

[20]让－保罗·萨特，序弗朗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Paris：Maspéro，1961）；见加缪给弗朗辛·加缪的信，1952年9月5日，引自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573。

[21]引自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56。

[22]1957年12月12日演讲，见《瑞典言论》，页20；“蒂巴萨的婚礼”，首发于1939年，见《文集》，页54—60。

[23]让·鲍朗致雷蒙·盖兰的信，1943年1月6日，见鲍朗《1937—1945年书信选》（Paris：Gallimard，1992），页298。关于阿尔及尔和勒阿弗尔的对比，见加缪1949年11月8日致勒内·拉鲁的信，引自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492。

[24]1940年2月22日的信，引自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245。

[25]埃马努埃尔·穆尼埃（1905—1950），法国哲学家，早年深受夏尔·贝玑影响，信奉个人主义，后创办《精神》杂志推进法国的个人主义运动。——译注

[26]早在大战之前，加缪就预见到受教育阶级正在自欺欺人：“有些人说起学习来不屑一顾，但他们正是受惠于学习最深的人。”见加缪发自卡比利亚的报道，“卡比利亚悲剧”，首发于1939年6月的《阿尔及尔共和报》，后收入《时文集III》（Paris：Gallimard，1958），页31—91，尤见页64。

[27]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659。

[28]“答阿尔贝·加缪”，《现代》，1952年8月号，页82，收入《处境集IV》（Paris：Gallimard，1964），页90—126。

[29]雷蒙·格诺（1903—1976），法国小说家、出版家，作品带有后现代色彩，著名作品有《生活的周日》《地铁姑娘扎姬》等。——译注

[30]雷蒙·格诺，《1914—1945年日记》（Paris：Gallimard，1996），页1990。

[31]罗歇·格勒尼埃记录了加缪1944年写给鲍朗的这段话，引自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371。

[32]这段加缪的个人评价出自他未发表的笔记，见《笔记III》，页50。

[33]见《笔记III》，1954年12月14日条目，页147。

[34]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1893—1945），法国作家，政治上保守，30年代以后亲法西斯，“二战”中是作家中最著名的合作分子之一，1945年3月15日服毒自杀。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894—1961），有争议的法国作家，1932年因处女作小说《茫茫黑夜漫游》成名，政治上保守、反犹，战后被指控为合作分子，但由于名气大而逃脱审判。——译注

[35]吕西安·雷巴泰（1903—1972），法国作家、记者，他和布拉西亚克都是德里厄的追随者，法西斯主义作家的代表。——译注

[36]“谜”，页859—867。亦见“反叛与因循守旧”（1951年11月），见《时文集II》，页43—49，以及“向安德烈·纪德致敬”，首发于《新法兰西评论》，1951年11月号，后收入阿尔贝·加缪《散文和批评文集》，艾伦·康罗伊·肯尼迪译（New York：Vintage Books，1970），页248—254。

[37]《阿尔及尔共和报》，1939年5月23日

[38]阿伦特的话见伊萨克斯《阿伦特、加缪》，页34。佩雷菲特的话见《加缪和政治》，让·伊夫·盖兰编（Paris：Harmattan，1986），盖兰在页22引了此句。

[39]例如，见苏珊·邓恩《路易十四之死：弑君与法国政治想象》（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尤见第六章“加缪和路易十六：一曲写给一名殉难国王的现代挽歌”，在其中，她责难加缪“用一场非意识形态和非人化的瘟疫”来比喻法西斯主义（页150）。

[40]见《战斗报》，1944年8月23、24日。

[41]见《战斗报》，1944年9月19日。关于加缪在战争期间的名望，可见让·鲍朗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信，1943年4月12日：“他是个勇敢、可靠的人”（鲍朗《1937—1945年书信选》），页304。

[42]《战斗报》，1944年10月25日。

[43]梅特尔·雷布尔，“政府专员”，引自雅克·伊索尔尼《罗贝尔·布拉西亚克案件》（Paris：Flammarion，1946），页137、159。当然，亦参见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44]路易·马德兰（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拿破仑的罗马》《丹东传》等。蒂耶里·莫尔尼埃（1908—1988），法国记者、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就读于巴黎高师期间和布拉西亚克是同班同学。——译注

[45]马塞尔·埃梅（1902—1967），法国小说家，以构思奇崛的短篇小说闻名。——译注

[46]加缪的信收入杰奎琳·博德朗和克洛德·巴彻伯格《布拉西亚克或蔑视的庆典》（Paris：A.J.Presse，1988），页6—7。

[47]法国大革命期间，“沼泽派”一词指国民公会里的那些资产阶级中间势力，他们位于山岳派－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之间，占据议会的大多数议席，在他们的支持下，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于1792年取得了选举的胜利。莫里亚克认为，一般情况下，这些谈不上大善大恶的“大众”都是民族的主体。——译注

[48]“双重游戏”和“讨价还价”是维希派为自己的行为提出的主要抗辩之一，即称自己是为保全更大的利益而暂时屈服于德寇，在沦陷期间，政府对德国人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巧妙周旋，保护民众和抵抗力量，为将来光复国家创造了条件与环境。——译注

[49]关于加缪，可见1944年10月20日、1945年1月11日、1945年8月30日的《战斗报》，以及《时文集：1944—1948年专栏》（Paris：Gallimar，1950）（即后来的《时文集I》），页212—213。关于莫里亚克，见1944年10月19日、22—23日、26日以及1945年1月4日的《费加罗报》；亦见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日记IV》（Paris：Grasset，1950），1945年5月30日条目，以及《日记V》（Paris：1953），1947年1月9—10日条目。

[50]《战斗报》，1944年10月7日。

[51]见“面包与自由”（1953），收入《时文集II》，页157—173。但是，请注意加缪说此话是在圣艾蒂安劳工联合会上。

[52]尼古拉·佩特科夫（1888—1947），曾继季米特洛夫担任保加利亚最大政党农民联盟的总书记，政治上激进，全力推动保加利亚自由民主进程，于1947年9月被处死。——译注

[53]1949年7月刊登在《人的辩护》上的访谈，见《时文集I》，页233。

[54]关于“传说”，见“面包与自由”；亦见《快报》，1955年10月8日。

[55]《1942年1月—1951年3月笔记》（Paris：Gallimard，1964），页315。

[56]《1942年1月—1951年3月笔记》（Paris：Gallimard，1964），页267。

[57]秘密军事组织（OAS）是阿尔及利亚极端民族主义者建立的恐怖组织，20世纪60年代初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制造了大量爆炸事件，曾多次策划暗杀戴高乐。——译注

[58]马格莱布是西北非洲一片以柏柏尔人为主要原住民的地区的总称。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派驻军队在此，纵容军队压迫、折磨当地人。——译注

[59]“被撕裂的阿尔及利亚”，《时文集III》，页143。

[60]费尔哈特·阿拔斯（1899—1985），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领袖，1962—1963年当选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首任总统，但随即被本·贝拉取代。——译注

[61]摩萨台承任伊朗首相，1953年在美国中情局的策动下被推翻，伊朗国王上台。——译注

[62]法国社会党政治家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在1954—1955年担任政府总理期间，通过谈判使法国得以脱离印度支那战争，被认为是他政治生涯最大的功绩。但他随即因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推行自由主义政策而被迫下台。——译注

[63]引自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615。亦见“无历史小城的旅游小指南”，首发于《夏天》（Paris：Gallimard，1954），收入《文集》，页845—851。

[64]《时文集III》序，页12。

[65]见“致一位阿尔及利亚军人的信”（1955年10月），《时文集III》，页128。

[66]但请注意一封致让·鲍朗的信，日期是1953年8月2日，在其中他写道：“我可以告诉你，北非文学眼下几乎和‘荒谬’一样让我心烦意乱。”（引自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528）。

[67]这两部小说分别为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作品。——译注

[68]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见《法兰西观察家》，1960年1月7日，收入《处境集IV》，页126—129；让·鲍朗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信，1943年4月21日，见鲍朗《1937—1945年书信选》，页304。

[69]“答埃马努埃尔·达斯蒂埃·德·拉·维吉里”，见《卡利班》1948年卷16，收入《时文集I》，页183—198。

[70]《时文集I》，页163；《时文集III》序，页19。

[71]引自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12。关于“是与非之间”和“阿尔及尔之夏”，见《文集》，页23—31，页67—79。

[72]关于他对梅洛－庞蒂的评论，见《1942年1月—1951年3月笔记》，页212；同时请注意《反叛者》中的这一后收入《文集》的思考，见页653：“为了拥有创造性，革命需要道德或形而上学原则来平衡历史的谵妄。它对资产阶级社会刻板而让人疑惑的道德观的不信任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它错就错在把这种不信任扩展到了一切道德主张上。”

[73]《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Paris：Gallimard，1948），第四封信（1944年7月），页74。

[74]引自洛特曼，《阿尔贝·加缪传》，页452。

[75]“答阿尔贝·加缪”。

[76]见《战斗报》，1944年12月17日。

[77]详见皮埃尔·格雷米恩，《反共学界：巴黎文化自由大会，1950—1975》（Paris：Fayard，1995），页268；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386。

[78]尼科拉·乔洛蒙蒂（1905—1972），意大利演员、作家，1934年因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逃亡至法国。德尼·德·鲁日蒙（1906—1985），瑞士出生的法国哲学家、批评家，1936年到巴黎，发表了大量论述存在主义的文章。——译注

[79]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1904—1969），波兰作家，于“二战”前夕乘船避居阿根廷，从此流亡，60年代后获得国际声誉，代表作有小说《费尔迪杜克》。——译注

[80]米沃什，“友好的对话者”；伊萨克斯，《阿伦特、加缪》，页33、57。但请注意，这一点最早是莫里哀点出的：“这里，他们先把一个人绞死，再对他加以审判。”见莫里哀剧作《村人贵族》，第三场，第二幕。

[81]汉娜·阿伦特，“噩梦与逃离”，《巴黎评论12》，第2期（1945），收入《理解文集》，杰罗姆·考恩编（New York：Harcourt，Brace，1994），页133。

[82]见1957年12月14日《世界报》的报道，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录入，页700。

[83]见他在1944年10月1日《战斗报》上发表的社论；1952年6月30日致《现代》杂志的信，收入《时文集II》，页85—124。亦见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677。

[84]阿尔弗雷德·洛斯默（1885—1964），法国共产主义活动家、理论家，先后参与创建法共、共产国际和第四国际，曾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后因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被法共开除，成为左翼反对派。1930年后逐渐退出政坛，但仍与托洛茨基保持密切联系。“二战”结束后开始反思共运史，潜心著述。——译注

[85]见加缪1952年5月给《自由至上》杂志的信，后以“反叛是一种浪漫主义”为题收入《时文集II》，页77—85；序《列宁的莫斯科》，1953年，引自《时文集II》，页147—157。

[86]《笔记III》，1959年4月，页266。

[87]“答阿尔贝·加缪”，页121。

[88]见皮埃尔·德·布瓦斯德弗，“加缪和他的命运”，《加缪》（Paris：Hachette，1964），页265—279；路易·热尔曼1959年4月30日致阿尔贝·加缪的信，后作为附录收入《第一个人》（Paris：Gallimard，1994），页328—331；朱利安·格林《日记》，1948年2月20日，引自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页419—420。

[89]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打了一个著名的赌：人是有限者，无法获得关于自己命运的一切。那么在有限的生命中，人怎样才能承担自己的命运呢？帕斯卡尔对这一终极性的命题给出了一个打赌式的论证：我们就打个赌吧，如果不信神，你将一无所有；如果相信神的存在，你不但没有任何损失，相反还有无穷的收益。本书作者在这里的意思是，加缪也号召他的朋友们赌有绝对的道德价值存在，无论如何，有道德在场，总比道德虚无更可能带给世界以希望。——译注

[90]《1942年1月—1951年3月笔记》，页186。

第3章 局外的当局者

雷蒙·阿隆和理性的报应

1983年雷蒙·阿隆逝世的时候，他已在法国公共领域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几乎每个人都爱戴他，崇敬他；他的作品和观点被抬高到学术、思想和公共舆论界中准经典的位置。作为那一代始终坚持自由立场、反对极权的时代倾向的思想者中最卓越的一位，阿隆不仅是伟大的法兰西思想传统继承人中的代表，而且还是一座灯塔，在混乱和困惑笼罩知识界的时候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早些年前，“68年一代”还把阿隆看作法国保守派精英的所有劣根的卑鄙无耻的化身，但到了1983年，这些人中那些幻觉和理想惨遭褫夺者就视他为自由思想复兴的最大希望所系。一个个学院、一家家刊物横空出世，要继承他的事业，追随他的目标。就在萨特式激进主义的坟冢之上，新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开始给阿隆式的理性建造纪念碑。

每一个对“二战”后的30年里阿隆在法国学术和思想界遭到的敌视记忆犹新的人，都会感到这种命运大逆转的震撼之深。雷蒙·阿隆的寿命也够长，总算得以亲历这种转变——他去世那年《回忆录》的出版加速了转变的发生——这给他带来了欣慰及很多激发反讽思考的理由。在一个充斥着糊涂和虚伪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中，阿隆有意选择承担诚实和清醒带来的痛苦，也从不为自己遭到主流思想界的排挤而牢骚满腹。然而，尽管他对几代学生的影响得到广泛认可，尽管他在《费加罗报》上的专栏拥有一批恭敬的读者，其学人崇拜者也遍及四大洲，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法国同行排除在圈子之外。成年时代的阿隆，许多时间都生活在祖国的外围。

当然，把雷蒙·阿隆定性为局外人，乍看有些不合事实。从某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彻底的当局者，在那一代人、那一整个思想体系中都是一位法国模范。阿隆生于1905年（和萨特同年），他的职业学者道路非常成功，在每一个舞台上都把同龄人甩在了身后。他进了孔多塞公立中学，后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当时是法国最重要的高校。1928年，他获得了国家哲学教师学衔，并且荣膺首席。他写的哲学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并被公认为是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哲学家，直到他的学术生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暂时中断。

战后他推迟了一段时间才回到学校，其间把注意力转向了媒体——在战后的几十年间，他给《费加罗报》写了大约4000篇社论和其他文章，但到1954年，他才被聘为索邦学院教授（尽管是社会学教授），这个位置似乎早该属于他。从那时起直到1971年通过一场迟到的选举进入法兰西学院，阿隆的前进始终遭到左右翼对手事实上的联手阻挠，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63年被选为法国人文政治学院的成员之一，并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主持一个定期研讨会。到去世时，用弗朗索瓦·傅勒的话说，他已经被公认为“不单是一位杰出的教授，而且是法国大学中最伟大的教授”[1]。

这是所有献给他的赞辞中最贴切的一句，既切合他的天才，也切合他最深刻的抱负。他是一位与生俱来的学者，思考、写作，他作为教师的素质一次次得到证明，而他毕其一生从对思想体系和思想者的研究中获得的乐趣，则是对前两者的补充。在去世前不久才完成的回忆录中，他回顾了60年前初入高等师范学院时的感受：“说出来不怕献丑，我得承认，踏上乌尔姆大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种狂喜。甚至到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还是会以最大的诚挚和天真回答他：因为我还从没有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见到过这么多的智者。”[2]

除了他的学术写作和教学之外，阿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位典型的法国“当局者”。他在高师里的交往，他在伦敦避战时和“自由法国”共度的那几年，他持续几十年的政论写作，使得他在法国公共活动的上层领域中拥有一大群社会关系和友人。同政府、公共行政部门以及诸如商业界等领域的非比寻常的良好关系，让阿隆的政论文章得以拥有特殊的权威性。

法国知识分子的新闻报道历来就与道德权威性和论证的严谨性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阿隆的文章还拥有一种可信度，因为作者显然就是其论述主题的实际操作者。他看起来总是对所谈论的问题了如指掌，这种权威性很大程度上乃是来自他与他所分析的决策者的密切联系。雷蒙·阿隆只进过一次政府——1946年，他在安德烈·马尔罗领导的短命的信息部里当过办公室主任——他从没有深入至法国官僚机器的内部，但却常年与法国政治精英过从甚密（正如他在不同时间与美国、德国、英国政治精英的联系一样）。因此，他从局外人的立场写作，但带有局内人的现实感和限度感。

阿隆对他那个年代的法国公共领域相当熟悉，他本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素质还体现在另一面：除了学术名流、当权者的心腹以及出色的政论家外，雷蒙·阿隆还是一位知识分子。并非一定从他的学术雄心或成就得出这个结论——他那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很多都不是学者或教师，而他的学术同人中，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也很少，但雷蒙·阿隆无疑是其中一个。终其一生，他都对专业领域之外的公共话题保持着活跃的关注（尽管我们将看到，他很重视在参与公共辩论之前先掌握更多情况，比他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同行掌握得都多），他还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参与意义重大的公共辩论的责任。但最主要的一点，他和许多其他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活动家，也即哲学家，都从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的，最后，他成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对很多人，例如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而言，阿隆是且首先仍是《历史哲学导论》的作者，这是他研究历史知识本质与范围的博士论文，1938年3月，阿隆就这篇论文在索邦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不屑一顾的神情面前接受了答辩。阿隆论点中惊人的独创性，以及他严密的哲学分析的冲击力，我们今天听来并不激烈：他当时积极谋划反对的历史实证主义后来一度统治了法国高校，如今早已寿终正寝。他的观点是，对历史的理解不能与企图理解历史的人的立场和局限割裂开来，人自身在他试图描述和阐释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一方面会加强，另一方面又会限制所有这些阐释的深度。除去其中精确的认识论和经验主义例证，用现代学术用语来讲，这一论断形成了很多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思想的核心，但是，阿隆当年提出此论断的独创性乃至勇气，现在我们却难以体会。

回想一下当时的背景，我们就能看清阿隆的这番论证是何等富有勇气，产生了何其强烈的刺激性。30年代法国的学院派哲学大大落后于德国或奥地利。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则不自觉地秉承了现实主义原则，以至于认可一切方法论。阿隆所说的“辩证法”无法在高校中取得认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新哲学思想或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革命，连带其与一切形式的社会考察和政治活动的关系，事实上全部遭到忽视。甚至黑格尔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拜在亚历山大·科耶夫门下的那些年轻激进分子们读着黑格尔，却用更多的精力去读科耶夫那些滋补了马克思思想的理论。阿隆在论文中宣称，历史是一种我们一边活在其中，一边进行建构的东西（“每个人根据他的自我认知来选择他的历史”），这不啻是对他的师尊们所奉圭臬的激烈背叛。[3]

当然，那时的法国还是有一些人能够挣脱学院内实证主义的束缚——《年鉴》的创办人和编辑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Lvcien Febvre），或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等一些开始着手创建文化人类学法国学派的学者。但是，阿隆的特殊性正在于，他没有把旧的思想流派一弃了之，而是在它们自己的地基上发动攻势并加以拆毁。他没有无视任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重视“主要通过对规律性的观察建立必要的联系”的需要。与他的高师同学保尔·尼赞（Paul Nizan）相反，阿隆也从不认为，事实和真相无论如何都是以不同的阶级或环境为转移的。

阿隆只是希望，能够在一种略略超出这个时代的分析训练的严密性中揭橥历史客观性存在的局限——认识论上的局限，这些局限来自历史人物既定的位置，且这一两难困境无法用任何形式的哲学技术来克服，除非你不情愿地承认历史必然的二元性：“由此，关于历史的二元知识就是可能的，其一直接用于探究镂刻在物质世界之中的思想，其二用于研究通过这样的客观化可感知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意识；此种二选一状况不仅源自历史学者的位置，也缘起于现实的基本结构。”[4]

阿隆在这里引导他的读者走向一个精妙的平衡，这种平衡从此塑造他的思想，直到他去世。历史中存在理性，正如存在关于过去的知识。但是，终极的理性或完全的知识无论是否存在，都是靠不住的，只因我们无以达致——我们本是故事中人，局内人的位置剥夺了我们的阿基米德支点，令我们无法一览全貌。1/4个世纪之后，他阐述了一个本质上相同的观点：“在我们看来，理论的精进应帮助我们明晰对目的和终点的多样化认知，而不是用以支持一元概念化的解释——这种解释总是专横而党性十足。”[5]

对于赞赏阿隆的同时代人而言，他的论文，他在一群前辈哲学家怀疑的眼光注视下的滔滔雄辩，其中含有三点重要结论：其一，对于人及其著作有多种可能的解释，判断其中一种为最优者，是也必然只是一种选择的行为；其二，因此没有什么确定性可言——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各种选择组成的，尽管这些选择都产生了后果，但假如换一个环境，这些选择就不一定会做出了；其三，虽然人类能够自由选择怎样创造他们的世界（以及如何阐释世界，这一点同样重要），但只要行动产生了真实的后果，他们就得负相应的责任。

由此，阿隆的同时代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为他那一代人精心勾勒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存在哲学。萨特本人对此深信不疑。不久以后，当萨特送给他的小伙伴自己的新作《存在与虚无》时，他说这本书只是阿隆作品的一部“本体学导读”。他并没有说错。阿隆把他的论文作为一次超越道德和意识形态，进而确定“在现实本身的限定下，可能的抉择的真正含义”的尝试；因此可以说，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方案其实就是在对阿隆所揭示的处境进行阐释，并做出相应的行为。

阿隆沉浸于他那一代人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他也是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论证方式介绍给那一代法国人的关键人物——他们迄今都对这些一无所知——这些事实已基本被人遗忘。1945年后，阿隆开始活跃地参与时政新闻业以及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他和萨特在冷战中立场相反，互为敌手，他们共有的、独一无二的哲学理想主义和历史实证主义因分歧而变得暧昧不明了。然而，阿隆比萨特和他的知识分子同僚们更加忠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他写道，人类总是“在历史之中”并且亲手创造历史，明乎此，我们就不能向相对主义或犬儒主义投降，放弃理解世界的一切希望。“因此，正相反，人经由确定他在世界中及做选择中的位置来创造自我，由此我们可以确证人的力量。只有如此，个体才能够通过决定的绝对性来克服相对性，也只有如此他才能拥有历史——带在身上，进而成为自己的历史。”[6]

在另一个意义上，阿隆和他那时代的法国思想界也是完全一致的。他在成人后的很长时间里也深为马克思主义所迷醉。和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相比，阿隆是马克思的一个谨慎的读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迷恋，在一定程度上系出于他对法国人舶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深感失望，那里充满了无知和自相矛盾。而且，要理解阿隆对马克思作品的兴趣，还必须看到阿隆对苏联问题的关注——这也是他与政敌们的共同之处。但是，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事实是，阿隆一次次回到卡尔·马克思的主题，以至于他在回忆录里的某处停下来问道：他是否可以不要费太多时间来讨论那种“世俗的宗教”？他的一些最优秀的分析性文章，他所有犀利的论战作品，都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让人很想同意他的观点，即他所投入的与时代谬误的斗争可以归结为一种变相的“反教权主义”。[7]

尽管如此，阿隆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兴趣同他早期的哲学关怀仍是一致的。他对左翼知识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错觉的批判中，最有名、影响最大的是《知识分子的鸦片》，此书通常被看作《历史哲学导论》的姊妹篇和续集。马克思本人吸引阿隆的地方，部分在于他在现代社会思想叙事中的位置，部分在于他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锐利观察，但是首先在于他本人不成功的历史哲学建构——马克思心目中的这种历史哲学既是“客观”的，同时又对人类介入历史的决定性行为保持开放。阿隆情不自禁地崇仰这一普罗米修斯式的计划，更是因为它也隐现于在他本人的早期作品之中，而他与雄心勃勃的马克思的共鸣，也令他对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成就与失败有着深刻的洞见，比他的知识分子同行中那些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深刻。这其中的反讽，阿隆自己并非一无所察。

*　*　*

如果阿隆和同时代的法兰西知识分子有如此多显著的共同点，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承认为一代人的领袖之一，那么他在哪些方面不属于“他们的一员”呢？诚然我们可以简单答道：这是因为1947年后，在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不是倾向苏联集团就是梦想着中立的“第三条道路”的时候，阿隆坚定地站到了西方国家联盟一边。然而，尽管冷战的确确立了整整30年的法国及其他国家公共思想领域的结构，仅仅指出阿隆居于少数派的立场并为此在他天然的共同体中付出了代价，却还不够。

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如此抉择？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945年，他和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等一同加盟《现代》杂志编辑部；他的哲学取向以及知识分子品位与同时代左翼思想者们并没有太显著的不同，他和他们延续了终生的争论（事实上他的听众们便据此认定他是保守主义者）也说明，尽管他是法国最著名的自由派政论家，他内心深处仍是左翼共同体的一员。要知道他如此抉择的原因，他之成为后人眼里的雷蒙·阿隆的根由，就不能只着眼于他的政治选择，而应到他做出选择的方式中去探寻。正是在这里他显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在各种意义、许多方面上的独特性。

首先，阿隆是他的时代中最有世界主义精神的法国知识分子。我已经提到过他对德国思想的热情，这种热情最初是在1930—1933年间，他于垂死的魏玛共和国继续学业时形成的。事实上，到他年过五旬、开始对托克维尔和孟德斯鸠产生兴趣之前，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德国思想家。他开始建构自己的历史哲学，是从精研胡塞尔开始的。他写过一批关于马克斯·韦伯的文章，他对知行关系的复杂认识是从韦伯那里发展出来的。法国社会理论主流（涂尔干主义）讲究识别“科学”法则和过程，但阿隆背离了此道，吸引他的是韦伯对意识和选择之间关系的小心质疑，以及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社会科学家应该对研究对象和自己的时代负双重责任。在1936年首次出版的《当代德国社会科学》上，他向法国读者介绍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理论和批评，它迥异于孔德（Comte）和涂尔干（Durkheim）那一路传统，并且，在阿隆看来，它远比后者更适合应对这个时代的要求和困境。

最核心的区别在于韦伯关于信念与责任的著名区分之中。社会科学家（或知识分子）的任务并不仅在于理解古往今来的社会过程。对此，韦伯的理由跟阿隆自己在哲学作品中给出的大同小异：知识分子必须始终面对要在一个现有的处境中采取行为——而不仅仅是理解——的事实。但是，至少在原则上，选择在历史中行为或以历史为鉴来行为，也即凭借信念或凭借责任感来参与本时代的讨论和论战，是有可能的。

后来，雷蒙·阿隆开始怀疑韦伯本人的这一选择：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时刻找出必然性乃至不可避免性——马克斯·韦伯就像卡尔·施米特那样，一直倾向于这一点，这会导致负有信念以及责任的人放弃原本留给人类的历史选择。[8]但是韦伯式的观点，即我们能够在无偏无党的情况下前后一致地、负责任地行为——不过，一个有党性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负责任的行为——却是阿隆自己的许多公共言论的理论基础，正如他在晚年给一本访谈集《介入的旁观者》定名时所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

战后，阿隆兴趣的中心逐渐从德国思想转向早期法国传统中的伟大的社评人。但在这个领域中，阿隆再一次偏离了他的同时代人，后者正如对那些伟大的德国人（除了马克思）一样，对孟德斯鸠或托克维尔毫不关心。[9]阿隆引埃利·哈列维的话，把那些人称为“法国政治思想中的英国派”，而令他亲近这派人的，似乎是他对德国思想大范围的分析特色的绝望——早在1936年他就写道，即使是韦伯的历史“鸟瞰视角”，哪怕再诱人，其价值都是靠不住的。相比之下，孟德斯鸠及其后继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理解政治，并且希望在一个社会和历史分析中赋予政治以独立自治的、重要的位置。[10]

然而，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个难题。他的路径是把政府和制度分配给不同的社会、地理和历史环境，似乎拱手交出了（道德）判断的权力。倘若说每个社会有且只有一个适宜的政府或统治形式的话，那么，观察家或分析家可以从何种视角批评或谴责如此“自然”的体制呢？这个问题对孟德斯鸠不构成困扰——个中原因阿隆明白——却令阿隆陷入沉思。不过，他仍在自己特别引以为豪的两卷本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研究中谈到一点：他最佩服这位19世纪德国战略家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把每一种历史问题或选择都放在其具体的语境下看待——这种清醒和诚实很像孟德斯鸠。“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孟德斯鸠的相似程度超出了每个人的想象，远远超出他与康德和黑格尔的相似性。”挑战在于，如何把历史特殊性——不管是在军事战略研究中还是在社会学描述中——同提倡概念化阐释结合起来。现代世界完全忘却了孟德斯鸠关于人的环境中“法律与道德”地位的理解；当代人倾向于把问题简单化，把“部分人的不幸归因于其他人捞了好处”，在阿隆看来，这种做法只是有助于给予民族主义以清白的良心。[11]

在托克维尔身上，阿隆找到了一种类似的精神。托克维尔掌握的社会和政治分析能力给阿隆创造了一个平台，从这里，他能够看到时代现状的古今根源，比他的同代人看得都深。在三位最令阿隆着迷的19世纪理论家中，托克维尔的观点“最接近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社会”。[12]托克维尔对法国旧制度以来的不稳定性——精英分子始终不能认可政治生活的各种形式——的论述，以及关于现代社会中“不平的满意”（querulous satisfication）的洞见，对阿隆建构自己的时代观多有裨益。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阿隆不可能无视托克维尔在19世纪各种意识形态浪潮中的茕茕孑立，预示着日后的自由派思想者面临的艰难处境：“对他出身的阵营而言，他太自由了，而对于共和派而言，他对新思想又不够热情；左右派都不接纳他，又竞相猜疑他。这就是英国或盎格鲁－美利坚派学者在法国的宿命。”[13]

通过对法国和德国社会思想的阅读，阿隆建立起了他关于一般的历史学阐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阐释——的独特批评。他论辩道，不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特定的历史系统甚或一套理性系统根植于一个给定的社会语境或历史情境之中，人便能够从这种认识中得出与之相符的任何判断，作为其一般意义上的价值。但是，反过来，试图在悬置其真实或虚假［他认为这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错误］的情况下评估不同政治体系或意识形态的价值，同样是错误的。如果人想要理解政治和政治意识，就必须一面把自己放进适当的语境中，一面在排除对错真假的标准下（这些标准是不能从那些语境本身得出的）对其进行衡量。新康德主义者对政治选择的抽象评价颇有诱惑力，但阿隆不为所动，以同样的坚定排除了这代代相传的谬误，可谓不同凡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韦伯式的同情。

相应地，阿隆参与的与同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则反映了他关注对象的复杂与广泛。在他眼里，苏联的意识形态方案是一种以牺牲理性为代价来挽救“历史中的理性”的策略，于是他拿起那件牺牲品作为自己的武器。他问道，为什么要假设人类历史有一个意志、一个目标，而且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如此性命攸关的试验，却又非常荒唐地在20世纪中叶的一个不配扮演这么“崇高的角色”的国家内进行？归根到底，是谁批准我们要得出这样确定的结论？“要么历史都是终审席，不到宣判日不会宣布刑罚；要么良心（或上帝）是历史法官，和当下相比，未来也没有多少权威性可言。”没有一位观察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其他的什么人——能够指望去了解行为、体制和法律的意涵。历史不是荒诞的，但是活着的人无一能掌握其终极意涵。[14]

阿隆认为，整体性历史推论会毁损人的思想，但对人身的威胁更大：“如果官方哲学是正确的话，部长、政委、理论家和讯问人……会把人塑造成他们将会自然变成的样子。”[15]历史的诡计失灵之处，人会介入代而行之。同样道理，把政治冲突混同于经济竞争（“阶级斗争”）是一种基本的范畴性错误，系把争夺权力的工具等同于争夺权力本身，这种错误将权力（作为一种人的关系）弃置一旁，代之以肆意独断地决定这种关系。

这种社会（或经济）和政治的异类合并产生了一种政治语言的混乱，不仅摧毁了其自身的目的，即揭示世界本来面目，且更致命的是，还促成了它所协力反对的政治后果的发生。这种政治论争既傲慢自大、刚愎自用——因为它无法把握党性以及所有可理解的历史决定性，包括它自己在内——又十分危险地短视，它不愿拥抱一个世界本来的样子，而投身于它应该是什么的样子。

后来，阿隆开始怀疑他是否在这类论战中虚掷了精力，搬出了他全部的认识论和经验论武器去对付那些“对我而言没有多少科学价值”的讨论，“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只相信他们乐意相信的东西——也许我也是这样——而且，归根结底也不受论战的影响。”[16]但是有一点很关键：从1947年到1968年，看起来至少有20年的时间，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或者说吵架，因为从未有过真正的讨论）吸引了雷蒙·阿隆的全部注意力。若不是他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是一系列范围更大、更有意思的社会分析和历史阐释的问题露出的冰山一角，他也许就不会如此投入其中，写了这么多富有道德和分析色彩的文章。

阿隆和许多站在政治界河两岸的同时代人的区别在于，对阿隆而言，这些高深的理论问题是直接针对现实的、以及在他看来更加紧迫的政治考虑发言的。自从负笈德国以来，阿隆就投入甚或沉浸在有关自由政治之脆弱性以及无政府和专制的威胁的研究之中。这给他的作品染上一层颜色，其中丝毫都看不见他安逸的孩提时代的影子，也拉开了他和几乎其他每一位同代法国知识分子的距离。这可以解释他何以在30多岁的时候就有了先见之明，而其时大多数法国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还对希特勒革命的意义懵然无知，实在是悲剧；也可以解释他对战后法国几乎每一次重要危机——从解放时期的骚乱到1968年5月——的反应。

1931年，阿隆在柯罗涅写信给让·圭昂诺，向他描述了一个“深渊之侧的德国”，并表示他绝望于法国的漫不经心，也没有信心唤起民众对这场危机的了解。“如果你能读法国和德国报纸，如果你住在这两个国家，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正向何处去？”到1933年，他放弃了，不再试图说服对话人或读者相信纳粹革命已接近得逞，转而开始在法国决策活动中唤起一些政治现实主义（这同样是一桩被遗弃的任务）。

同年他在《精神》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法国对外政策应该终止“理想主义激情”，认识到随着魏玛政权的崩溃，凡尔赛时代已经走到尽头。裁军和谈判不能代替防务：“左翼法国人靠着一种抒情语言（正义、尊重）回避严酷的现实。他们想修正我们的错误，但忘了我们的政策不能再针对过去，而要针对今天的德国。过去我们犯的错误，不能靠现在在相反的方向上犯下新错误来弥补……一项好政策好在它的效果，而不是道德。”[17]——典型的阿隆式语言。

自然没有人听他的，甚至连法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也和别国的一样，一心盘算着本国（或西班牙）的革命，无暇去认识对德战争的迫在眉睫。这样，雷蒙·阿隆在焦虑的挫败感中度过了30年代，看着法国的民间社会和政治体系慢慢分崩离析，一如他在德国第一次发现的那样。1940年春天，他所经历的第二次内乱和崩溃巩固了他对民主体制的运作及其脆弱性逐渐深化的理解，也决定了他在第四共和国初期对戴高乐政权（有严格条件限制）的支持。其后，他在阐释历史和采取立场时还不时提到那些亲身经历，那是他青年时代的一部分——甚至他对维希政府的态度也是由此形成的：直到1942年，他还宁愿相信这个傀儡政权至少有助于防止法兰西的内部分裂。[18]

于是，在战后的日子里，阿隆成了一名活跃的批评家，矛头直指那些为战后法国（及其他国家）哀鸿遍野的状况寻求“灾难性”解决方案的人。正如他所意识到的，这种诉诸暴力的、“明确的”解决方案仿佛认为只有经由毁灭才能通向乌托邦一样，一定意义上是脱胎于战争体验的产物。他积极地反对它。1948年共产党领导掀起了大规模罢工运动，法国濒临它20世纪最严重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时期的内战，阿隆却写下了冷冷的一行字：“这场不可避免的斗争能削弱到什么程度，只取决于国家的行动力度有多强。一个事实令人难以接受：在法国的矿山和发电厂里，人们害怕共产党人更甚于害怕工程师、董事长和部长。”[19]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阿隆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支持同样源于有关法国国内稳定和秩序的考虑。不过，在阿隆对1968年事件的反应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他对学生批判法国高等教育抱有同情，对独裁化的戴高乐主义政权及其政策（国内和国外的）也日渐不满，他还是毫不妥协地站到了学生运动及其知识分子支持者的对立面，反对运动带来的社会分裂。和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和其他操心于学生激进主义的教授们一样，阿隆关心的是现代社会固有的脆弱性。

和他们不同，他发现这是焦虑的一个根源所在。他写道，一旦狂欢演变成了无政府，马上就会变得比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秩序都更无可容忍。与革命历史的相似是一种错觉，他写道：“开除一个普选出的总统和开除一个国王不是一码事。”甚至大学，不管它们有多少公认的缺点，也要依靠一定程度的秩序：“大学，每一所大学，都需要在尊重证据和非强迫性条规方面自发形成一种共识。破坏这一社会单位却又不知用什么来替代，或索性就是为了破坏社会本身而破坏，是一种美学虚无主义；说得更严重点儿，是罔然不知其野蛮的野蛮人的暴行。”[20]

由此，阿隆对法国知识分子及其学生追随者的批评，一方面来自他眼里的政治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们的哲学或道德谬误。1969年他写道，他把法国“存在主义者”归入了“魏玛共和的马克思和超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含蓄地认为他们应该为协同酿成的每一次政治危机负责——30年前他就在一篇指责德国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以不同方式自食其果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过这一观点。在同年写就的《进步的幻象》的导论中，他更加明晰地指出了这一联系：“暴力，即使以鲜明反对两战之间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名义，也要担负把自由社会拖入和30年前相同的悲剧的风险……自称非共马克思主义者们积极促成了魏玛共和的倒台：看其中一些人的言行，好像他们还梦想着再来一次似的。”[21]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阿隆心目中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公共自由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就像托克维尔那样，它本质上是一种经验和观察而非理论的产物。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思考一般自由以及威慑自由的极权主义的途径。和美国的社会评论家不同，阿隆并不特别热衷于倡导使用“极权主义”这一术语，用它来笼统地指代开放社会在现代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他对宏大理论的反感甚至延伸到反共话语，他关于极权主义的思考当初恰恰是发源于对其对立面的关注——在必然性和历史的限制与威胁下的那种局部的、始终未完成的自由的现实。假如说在当今国际冲突中应该站在美国一边的话，并不是因为它代表了什么更高级或理论上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秩序，而是因为它毕竟站在保障公共自由的立场上，不管其本身有多少缺陷。

苏联则正相反，它的特色就是其体制的极端性——它所有具体的缺陷都源于这个国家的总方针。这使它区别于佛朗哥之类的独裁：西班牙的监狱营是一种镇压工具，克格勃或纳粹劳动营却不同，他们是奴隶经济工作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苏联，一如阿隆所洞悉的，正是这种一体性令真正的极权体制对乌托邦知识分子有如此大的诱惑力，这一点十分吊诡：辩证的“以暴制暴”吸引了战后初期如莫里斯·梅洛－庞蒂这样的人。正因为处于未完成的、中间状态的、有局限的体制是政治自由的主要保障，所以它们才最容易受到反“异化”旗号的攻击——攻击者声称要为真实的人类状况找出一条终极的、合理的解决之道。[22]

阿隆指出，法国革命神话是一种“填平道德不妥协和智识之间的鸿沟”的欲求，它和某个压迫社会体现的对自由的完全的威胁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于是，高级知识分子们有能力否认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1950年，斯大林正如日中天，诱惑力大大逾越了他直接控制的那些党派和国家的界域，阿隆又写道：“可惊复可笑，欧洲左翼为他的上帝充当金字塔建筑工人。”知识分子错就错在认语词为事实：“圣日耳曼·德·普雷一带的《精神》杂志的基督徒或人道主义者们需要靠着自身的天真烂漫和偏远的地理位置，才能进入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怀抱。”[23]

但是单单揭露极权主义苦涩的事实还不够。自由社会也存在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而知识分子们同样视而不见。阿隆那一代人在二三十年代都接受到了哲学家阿兰（埃米尔·夏尔蒂埃）传布甚广的影响，阿兰把所有政治权威都当作刚萌芽的、潜在的暴君。阿隆激烈反对阿兰无知的秘方：“只有在政治权威作恶多为善少的情形下，阿兰的法则才是适用的。一旦我们真正需要反对集体膜拜的祸患了，谁都用不上。”[24]同样，他也认识到阿兰思想的核心真理：崇拜所有权力——任何一种权力——以及渴望被崇拜的心理是现代暴政赖以奠基的础石。

但阿隆也论证说，认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自由理论家的唯一任务在于不分场合地反对和限制他们接触到的权威，这种看法也是荒谬的。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抵制、拒绝温和适度的主张以及政府的各种职能，恰恰在为不适度的东西扫清道路（又是魏玛）。极权主义带给我们的教训，简言之，就是要看到秩序及依法实施权威的重要性——这并非是对自由的可耻让步，也不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由所需的条件；而仅仅是保护那些已得之物的最佳方法。

“二战”结束以后的岁月里，极权主义威胁来自苏联而不是某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未来返潮的假设，这一点，在阿隆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用他自己的话讲，“20世纪中期的每个行为都预设并内含着要对苏联问题表态。不管你要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历史，逃避这一点就是逃避历史存在的牵连和约束”。但是，和他大西洋彼岸的一些同道和崇拜者相比，他一直对这一点了然于心：哪怕极权主义是对斯大林政权的必然描述，也还是很不够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纳粹主义之间有种种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在那些希望‘挽救概念’的人看来，一种妖魔哲学和一种容易被妖魔化阐释的哲学之间，还是有区别的。”[25]

*　*　*

阿隆深入研究自由：它的源泉、它的脆弱性、它所受的威胁以及如何理解这些威胁并加以阻止——他的一切关怀都受此影响，正如他思想的哲学转向和他对某种形式的社会阐释的体察决定了他如何回应这些关怀。他自己的责任感，他一生执拗地反对提出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引导他去研究当时的其他法国思想者们甚少关注的一系列课题：“德雷福斯事件并不是每天都在授权你去扬善除恶的。如果知识分子想天天发言，就需要经济、外交、政治等等各方面的知识。不管说的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俄罗斯联盟还是国际协议，集体合同还是工资率，讨论的要点都是效力而不是正义。”[26]

这种现实主义态度的一个产物，就是他对“工业社会”思想的研究。大多数其他法国思想者，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认为社会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生产形式和财产所有权决定了其他一切方面。苏联和西方的体制分属两路，政治各派中有一广泛共识，即，认为两种政治体制共享着一些基本的现代因素，这种看法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和分析上的谬误。

阿隆采取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立场。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人们忽略了一个困扰着19世纪早期作家的问题：“科学和工业形成的社会，意义何在？本质何在？”他不愿像美国的一批“工业社会”理论家那样，宣称东方和西方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同一种驱动力促动它们完成一个工业经济的社会、管理和理性主义的目标，而它们显著的意识形态分歧就是在这种驱动力的笼罩下形成的。阿隆对政治的意识太敏锐，他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一种国家和社会瓦解后融为一体，另一种则两者分立——之间进行对比的意识太强烈，对意识形态在苏联思想中的位置也一清二楚，不会犯那种根本性错误。

那种错误只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从生产力的相似性到政治制度和信仰的推论过程。但是，早在1936年，阿隆就已经看到苏联“试验”的一个方面：虽然自由和私有制是工业生产起源时的基础，但是，如今工业生产却可能在苏联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模式下得到繁荣发展（尽管他也指出，就东西方在某些方面相通而言，共产主义关于两大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必然不可通约的基础上的论断会遭到破坏）。[27]

后来阿隆修正了这一立场，得出结论说，技术发展会最大限度地削弱两大政权在形式上的差异。不过，这些技术革新也是现代世界的一个事实，阿隆毫不留情地蔑视一些法国批评家，他们盲目地猜想，所有现代（西方）社会中理性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特点均系美国人出于一己私利毫无理由地塞给欧洲人的东西。在他看来，不能穿新鞋走老路，简单地用老办法——私人财产vs公有制，资本主义剥削vs社会平等，市场无政府主义vs计划分配制——去处理现代性问题。相应的，这些社会主义教条和左右翼论战中的主题已尽失其意义。法国政权的瘫痪——阿隆在1954年称之为“法国病”——是导致法国政治和经济停滞不前的核心原因，现在还站在党派立场上讨论不适应工业现代化之类的话题就太过时了，也不宜再用那类术语去理解或论述之。[28]

为了讨论工业社会的本质及其前景，阿隆自学了经济学。为了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国际事务评论家，他要对核战略和国际关系的语言及相关讨论熟悉起来。他几乎是理所当然地不把“国际关系”看作一门学科，他对自己的试水之作《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也不算太满意。不过，冷静的现实主义和广博的学识令他深受其益——30年里，阿隆经常对法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发表评论，范围涵盖方方面面，到今天，他的观点和建议在法国本土和其他国家都经受住了考验，几乎胜过了其他所有人。

雷蒙·阿隆是他那代人中最早领悟了后“二战”时代政治现实的人之一：国内和国际冲突现在纠缠在一起，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传统区分从而泯灭了：“我们时代的现实是，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针对另一方所有人的决定都是全球性的，其效果是地缘性的。人要么处在自由国家的领域内，要么处在苏联高压辖区的领域内。从现在开始，每个法国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29]在45岁以后，阿隆对苏联国际战略形成了一种“双轨制”阐释进路，到70年代这种思路已习以为常，但在当时却具有独创性和刺激性。根据他的分析，苏联的目标有一种基本的连续性，但是这要借助于联盟战略——一如人民阵线时期或希特勒垮台后那段短暂的时间，否则就得在合适的时间、敏感的地带表现出对抗姿态。

是一批以现实而冷酷的国策以及意识形态目标来思考问题的人在操作着斯大林政权，这一提法事实上并不对共产党人本身构成攻击，尽管他们无法接受，但对于中左翼的同路人知识分子，例如克劳德·布尔代或让－玛利·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30]而言，他们的幻想却因此而深受伤害；阿隆优雅地戳破了他们国际主义迷梦的肥皂泡，他把法国共产党的国内实践与一个更宽广的苏联战略联系起来，狠狠刺痛了那些人敏感的神经，导致他们至死都怨恨阿隆。[31]

冷战早期的摩尼教情绪，今天已很难回想起来。在思想正统的左翼知识分子圈看来，每一个对法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不怀同情的人，每一个不愿在任何罪证不足的情况下都作无罪推定且不以恶意揣测他们的人，肯定是个自觉的美国利益代言人，一个鼓吹对抗甚至战争的狂热分子。但事实上阿隆温和得惊人，跟后来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32]完全不同。他始终认为苏联永远不会蓄意将世界推到战争边缘，而宁可通过细微的压力，也即变换运用各种形式的妥协和对抗，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阿隆就像战后英国外交部长厄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那样，把西方国家联盟局面的形成看作一种政治乃至心理举措，而非军事行为——为的是恢复西欧的元气，并借此增强其对国内国际共产党高压的抵抗力。正如阿隆1947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著名看法，在这些环境中，和平或许难求，但战争也不可能发生。[33]

正当西方政治家和评论家琢磨苏联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从中寻找缓和或新行动的迹象时，阿隆在这些问题上的冷峻的现实主义则令他得以超越后斯大林时代的幻想和跌宕不定的希望与遗憾。在阿隆眼里，令人捉摸不透的莫洛托夫有助于避免倒退回两次战争之间的“日内瓦”幻象（illusions of “Geneva”）[34]——“和平依靠语词而非依靠勇气及势力均衡”的思想。1956年，在波兰危机之后，匈牙利革命[35]之前，阿隆在文章中提醒他的读者“苏联人一旦觉得受到了真正的威胁，就会退回到早年的僵化之中……我们不要错把美梦当作近在眼前的现实”。当赫鲁晓夫一度真的重拾斯大林时代外交政策的模式和手段时，阿隆便趁此机会揭示了西方动态对苏联行动的影响其实是何等的微乎其微：一旦苏联领导人觉得到了该了结朝鲜战争、签署奥地利和平公约或利用铁托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这样做；但只是到那个时候再做，而不是在之前。[36]

阿隆的洞见部分来自他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本质的把握，但至少，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他对区际关系更加传统的理解。用他的话说，“人类被分割成一些独立自治的区域，之后才有了资本主义，且这种状态还将在资本主义之后继续存在下去”。手握重权的人行为是有限制的，但是，阻止权力为所欲为的行为也是有限制的，由此，他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永无止息，我们所能做到的是保持持续的警觉，控制风险和对抗造成的损害——这种本质上悲观的观点令阿隆处于逆时代主流而动的境地：左右两翼许多人都认为，国际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终止一切战争；不管是通过核对峙、明确以“和平解决”为目的的谈判，或索性是一方取得对另一方的决定性胜利皆可。欧洲处于行将被拖入这种幻梦的非常处境和历史之中，阿隆对此看得太清楚了：“欧洲人将逃离他们的历史，一部用鲜血书写的‘伟大的’历史。但千千万万的其他人则第一次把它接手了下来，或者回到其中。”[37]

他同意戴高乐对美国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批判，当联合国斥责他的祖国时，他也怀着一个法国人受伤的民族自尊反击了，然而，阿隆还是不愿支持戴高乐主义者在核自治和核独立方面的更大企图。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他把任何西方国家联盟的弊病都看作献给苏联的礼物；但他抵制戴高乐主义者的核大国梦想，主要原因还不在此。雷蒙·阿隆很早——至少比大多数职业军事战略家早上20年——就看到核武器的外交和军事用途。早在1957年，距离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还有整整10年的时候，他就指出英国军队日渐依赖原子武器，而各种常规武器的开支在减少，这将根本性地削弱其军事自由，并减少其外交主动性，而对促进英国的安全则毫无助益。两年之后，他对法国发动的军事打击提出了相同的看法——法国的核武器只有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之间发生冲突的背景下才有意义，而对法国解决在非洲或中东存在的真正问题根本没有作用。[38]

尽管他强调主要冲突是与苏联之间的，但阿隆由此告诉人们，要警惕战后世界自5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变化，甚至在1954年他就已发出警告：不能把军事预算和收益的宝押在单独一种武器上；未来的战争很可能大不一样，需要一座迥异于以往的兵工厂。而且，这种地区战争不需要引发核规模层面的国际冲突——正相反，假如核“保护伞”能够保护一切的话，各种大大小小的权力便有了投入本地和地区间冲突的空间，它们不必再冒丧失“和平”的风险。权力政治的逻辑仍然是有效的，基于此，就需要考虑军事上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核武器的危害。“人们接受了局部战争的义务，就不能不冒将导致全面战争的风险。”[39]

阿隆对国际政治的范围和现实感形成了他对一个新“欧洲”问题的态度。和让·莫内（Jean Monnet）[40]及其在法国计划署的助手们不同，阿隆起初并没有对欧洲大陆政治共同体表示出全部的热情。战后西欧的未来，在他看来仰仗于经济重建和集体防御，两者均无法在与美英保持紧密关系的情况下得到实现。一开始，英国打算与欧洲政治方案保持一定有益的距离，阿隆还表示理解：“法国和意大利议会的模板很难让人无条件信服”，不过到了60年代，时过境迁，他转而斥责英国没有适应世界的变化：“不要落后半个世纪。老大陆正在寻求超越民族主义的未来——要接受这一点。”[41]

本能保护他免受单一欧洲经济的幻象之惑——阿隆一直把经济共同体理解为一份能令各国经济战略凑巧兼容的愉快的协议——但是，对战后现实同样深刻的理解也引导阿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独立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并不否认还有尚需跨越的藩篱，但在我们的世纪，统一欧洲的思想代表了旧国家最后的希望——这些国家缺少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广袤空间。”[42]这样，一边是戴高乐主义的民族幻象，另一边是左翼对“资本主义”欧洲的唾弃，在双重险境之间，阿隆款步而行，游刃有余。

但是欧洲共同体之父们“越走越近的联盟”对阿隆无甚吸引力，他怀疑他们捏合出一个单一欧洲经济实体的机会有多少，而且他也是很早就注意到，西半个欧洲的政治和行政领导集团中直至现在才开始露出一线曙光：没有一套欧洲的对外政策，也没有一支欧洲军队去执行之，这个大洲缺乏组建任何最高政治实体的基石，它的存续将受到互相分立的利益支配。不是某种现时的或未来的“欧盟”，而是直接参与其中的权力者在应对国际政治和军事危机，一直要到这种情境得到改变——这是阿隆早在1959年，北约组织遭遇一次领导层危机的时候第一次观察到的，至今仍与我们有关。[43]

但事实上，关于欧洲方案，阿隆的主要兴趣点至少和法国其他的一些欧洲决策者是相同的：需要处理、解决“德国问题”。当法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仍在鼓吹各种解决德国困境的方案——从瓜分成数块到建立统一的中立国家——的时候，阿隆在1947年2月的《战斗报》上发表文章论证说，欧洲未来安全的唯一希望在于，要在西欧框架内重建一个稳定的德国政权。他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一点：德国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虚位以待一个国际解决方案，因为它已经虚弱至无法抗拒。1949年1月他写道，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对于终结一桩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冲突而言，局势从来没有如此有利过。”[44]

基于同样的原因，当50年代初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浮出水面时，阿隆也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这个结论不是依原则而是在承认现实的情况下得出的，尽管让人难以接受——阿隆的思维模式中有太多这样的例证：“很不幸，局势迫使我们给德国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如果由克里姆林宫的‘和平主义者’来供货，就更不幸了。”[45]

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民主的德国政权，然后把它和它的公民与西盟拴在一起，最后给它提供武器，让它在联盟的防务中负起责任。无论如何要确保获得这一结果，否则，共产党人、和平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戴高乐主义者结成的肮脏的联盟，在“二战”一结束就很可能要在法国的每一条阵线上进行阻挠。而阿隆本人也认识到，德国政权在希特勒倒台仅仅10年就重新拥有军备不啻是一种不得人心的反讽——正如早在1956年，他就在一篇和达尼埃尔·勒尔内（Daniel Lerner）合写的文章中警告过大谈“欧洲一体化”、视欧洲的另一半（以及德国）为无物的风险。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没有把自己的理想（或感情）同严酷的现实混淆起来。

*　*　*

雷蒙·阿隆的作品，不管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政治学方面的，都有一个不变的共性一以贯之：现实主义。评论家的任务是呈现给世界它的真实面目，并且为它产生的问题给出可靠的解答。一如他写马克斯·韦伯：“他时刻准备着回答那个令我们所有的票友政治家们惊慌失措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内阁部长，你会怎么做？’”那些把自己的使命局限于描述或警告世界的知识分子备受他的谴责：“假如你除了解释解释其他人在干什么之外对政治没话可讲，那最好还是一个字都别写了。”这个关于知识分子职责的与众不同的理解，令阿隆在他的文人同行中显得卓尔不群，在他看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总是脱不了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之嫌。以至于和那些知识分子目标一致时，阿隆也不愿在他们的群体性表达之中插进自己的名字：30年代他拒绝加入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委员会，是因为他看出了那些人的和平主义幻觉；此后十年间他又远离鼓吹中立者的行列，并非是他觉得中立本身是个不必要的目标，而是因为对1949年的法国而言，鼓吹中立就意味着无视国际政治环境的现状：“中立乃至武装中立的那一套是典型的拒面现实、寻求逃避——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的通病。”[46]像克劳德·布尔代或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47]这些人，他们无法在想象中超越写作和治国的区别；他们是在渎职。

阿隆在论辩中使用严密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跟这类幻觉作斗争，揭露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的不现实态度。这甚至令他的朋友们也感到惊惶不安。尽管明确地为“自由法国”（他战时在伦敦为该组织的报纸撰文）效力，他还是倾注了大量精力分析维希政权，以论证它是一个政治判断上的显著失误。贝当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假设维希政权能够受益于其在希特勒的欧洲中的地位——这是一个危险的、终将导致悲剧的判断失误，但也有必要放在1940年的背景下去加以理解。承认现实是最关键的，哪怕这样做有多困难、多么令人难堪：“并不是分析家缔造了他所阐释的历史。”[48]

阿隆深知现实既迷惑人又折磨人，这种意识部分来源于一种感知：他自己的世界和伟大的社会观察家先贤们的世界之间存在着距离。他写道，奥古斯特·孔德能够根据一种一般的实证主义安排这个世界；托克维尔能够引入有关美国——他所理解的民主的一般化身——民主的美德和缺陷的理论，运用于他的社会观察；马克思能够把一剂普适的社会主义万能药用作未来的解决方案，进而用于将来解释他自己世界中的种种矛盾。但是，20世纪中期的时评人就不能这样确定了。现代世界太复杂，无法简化为一条公理、一个定罪或一种对策：“现代社会……是个民主社会，必须不带热忱或愤懑地去观察。”[49]

不过，阿隆从未从这种观察中得出结论说，时评人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只能接受历史的裁决。事实上，他对卡尔·曼海姆的批评及其后关于马克斯·韦伯的思考和与全套马克思主义方案的论辩中，都暗含着这一观点：宿命论这种东西，不管它意味着“采用宏观视角”、赋予历史以超越性的内涵，还是意味着在解析这一内涵时派给某阶级或政权以特权地位，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谬误，只会导致政治灾难。所有这些形式的历史主义之中，都存在着把伪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正当化的危险。

阿隆也不属于人们在谈到“现实政治”——只在可能性和因果律计算之上建立政治判断的实践——时所谓的那种“现实主义”。他无暇去理会那种“理论现实主义”，它导致了事实上的非现实的决断，类似慕尼黑阴谋时张伯伦的那种情况。他反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部分在于其往往得出错误结论，但主要是基于它的死板僵化，结果，每每总是以经验主义计算开始，以墨守成规的教条告终：“在我看来，通过风险权衡来下注，对可能的侵略者进行某种理性预估——建立在这些考量之上的伪确定性，和马奇诺防线的教条主义一样是毫无价值的。”[50]

那么，说雷蒙·阿隆是个现实主义者，其含义又何在呢？用确切的哲学语言说，他肯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这不是当他本人自我定性为现实主义者时所指的那个意思。他指的是他在试图理解世界的时候，把所有——也只有——他所认为的有关世界的现实都考虑在内。正如他1938年在哲学论文答辩时解释的那样：“我的书主张与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抽象概念一刀两断，相反，要根据其在现实本身的界限内，去探寻可能的抉择的真实内容。”

但是，这一点很重要，阿隆所谓的现实不但包含利益和权力，而且也包含理念。和克劳塞维茨一样，他认为信仰之类的事情（Glaubensache），不管是什么信仰，都构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人类有信仰，并通过各种方式受到信仰的推动，这和军事部署、生产形式一样都是现实的一部分。阿隆认为，如果“现实主义”无视公民服从于政府的道德判断，抑或受社会全员真实和想象的道德利益所摆布，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就是十足的不现实。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雷蒙·阿隆的现实主义在阐释和前瞻时代大事方面，远远胜过那些开了窍的“现实主义”评论家以及苏联问题专家和其他人——那些和他关注同样的对象却缺乏其理解深度的人——的预言。

但是，阿隆对人动机的多样性怀有同样的敏感，这令他的现实主义与他一些同僚的精明的怀疑主义大异其趣，也促使他坚定地反对任何被他蔑称为“道德化”的东西。在阿隆最早的一些作品，例如发表于1934年1月的抨击“良心反对”（这一话题使他第一次注意到埃利·哈列维这个人物）的文章中，他阐明了那种将形成他一生的政治分析的“区别”：“一面谴责战争一面部署战备的部长，我们不能以虚伪责之。这不过是个有关个人伦理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区别的问题。”在一份自30年代末晚期以来长期未发表的手稿中，阿隆再一次重述了这个观点，他引用维尔弗雷多·帕累托[51]的话：“客观地看待现实、不故意避视光亮的人终究得承认这一点：统治者不是通过扮演神经兮兮的道德主义者，才把繁荣富强带给他们的人民的。”[52]

从所有的分析性作品中谨慎地剔除道德之维，这给予阿隆以冷面作家的声誉：不为（他自己的或别人的）情感所动，自限于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誉为“冰一样的通透”的掌握。无疑，阿隆将清晰、理性的重要性拔到至高——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Alfred Fabre-Luce）形容为“这清醒的眩晕”——认为唤起读者或观众的情绪或敏感是毫无意义的。这不意味着他缺乏感情，情况恰恰相反，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一个孩子6岁时死于白血病，另一个天生残疾）教会了他把情感同理性隔离开来，最好把后者保护起来。在被选入人文政治学院的时候，他的自我介绍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的观点先冒犯一方之后得罪另一方，他完全令人难以容忍，因为他把温和适度用到极致，把激情隐于论证之下”[53]。这样的人在法国一直是处境不佳的。“法兰西批判精神的代表因被指为冷漠而背上恶名。人们认为他们缺少想象力、热望和宽大的胸怀，仿佛智力的蓬勃只能以感性的萎缩为代价。”[54]在阿隆的个案中，也许通过他对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痛苦论争所做的贡献，才能将这种种后果看得最清楚。

雷蒙·阿隆原则上不反对法国拥有殖民地。他怨恨美英两国没有支持法国部署在越南的军队，也同意当时政治阶层中的通行观点，即法国的身份和它在全球范围内占有的领地及影响密切相关；他在1955年10月的《费加罗报》上撰文说，法国有责任尝试把北非保持在“现代文明的界域内”。但是他并无在北非，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个人经历，他与马格莱布没有特别的情感联系，于是认定他的国家卷入其中的代价高昂，且毫无意义。阿尔及利亚的叛乱显示了令人沮丧的事实：法国只有通过实施相当规模的武力才能保持对这个国家的控制。

因此，阿隆在1957年和1958年发表的两本辩论性小册子中指出，到了该给阿尔及利亚人独立的时候了。他的结论建立在三个典型的阿隆式的依据上。根据为现状辩护的自由主义者的提议，把阿尔及利亚原住民的生活条件提升到和法国本国公民同等的水平，并给予他们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代表资格，将会导致无法维持的巨大开销（也会激起纳税公民的抗拒），还得赋予阿尔及利亚人以对法国政治生活的一定的参与权——眼看着阿拉伯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急剧上升，看起来大城市的法国人对此也无法接受。一言以蔽之，法国人若要承诺给予未来的平等地位和过去一贯拒绝给予的平等代表权，首先就是自欺，更不用说是对阿拉伯人的蒙蔽了。

其次，尽管阿拉伯裔阿尔及利亚人若是接受法国统治，生活将大有改善，这话正确无误，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看重这一点。“若假设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感情，那就是盲视我们一个世纪的经验。”虽然阿隆对这类民族主义情形并无兴趣，他却深知民族主义有煽动百十万人之威，欲予阻遏实属自不量力。他也看到，讨论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已提出自治之类主张的“阿尔及利亚人政权”，仿佛一些人关于“阿尔及利亚性”是一个现代谎言的声称多少有损于独立运动的根基，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是现实的表现还是一个想象的国家都无关宏旨。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孤注一掷地想要召唤出一个政治实体，将它创造成一种现实。”

第三，早在1957年，阿隆就已洞明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并认定其势在必行。“未来的主权国家在缺少主权实践必备的思想、经济和行政资源下就呱呱坠地，固然是不可欲的。我不鼓吹‘放弃主权’，但比之放弃主权，我更反对殖民战争，因为殖民战争早晚要导致放弃主权——在最坏的一种可能下。”

阿隆不是在鼓吹历史不可避免论，更不是什么绝对的进步史观。阿尔及利亚战争没有发生的必要。它的成员谋求的结果并未最好地满足他们的利益。要不是法国殖民当局的倒行逆施，即便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早已注定，也不能表明战争就是“正确”的。但是，法国人到了正视事实的时候了：应该承认自己不能继续控制北非的事实，并由此得出唯一的结论。理性的人会在这一点上产生分歧——阿隆在另一场合下写道：“面对这一悲剧性的困境，具有共同的爱国主义的人们可能会做出完全相反的抉择。”[55]但也正是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法借爱国主义的一臂之力，尽管它也许关乎法国的实际利益，一如阿隆希望表达的那样。

雷蒙·阿隆于是和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退而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是他的论据和他们完全不同。他并未试图表现阿拉伯人独立主张的合法性，他也不关心法国人从他们的殖民史中继承的道德债务，那只能通过放弃殖民权力来清偿。他从未诉诸历史进程或者走向后殖民世界的“自然”演进。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只字不提法国军警在阿尔及利亚本土的行径引致的感情伤害，也不提审讯恐怖主义嫌疑分子时的酷刑行为以及法兰西共和国的灵魂要为这些罪孽付出的代价。阿尔及利亚悲剧，对阿隆而言，不在于呈现给卷入这场“肮脏战争”的个体的道德两难，而是在于在通往持续的冲突或一种“灾难性”的独立之外，缺乏令人满意的第三条道路。“政治行为是对局势的回应，不是一篇理论论文或情绪的表达。”

阿隆完全忽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中的“道德”维度，因此受到了责难：人们说他冰冷的逻辑思维没能把握住悲剧的真正核心。许多年以后，当这一指控又卷土重来的时候，阿隆的回答发人深省。为什么他没有向那些奔走呼号反对刑讯的人公开置上一词？“但是，我宣称反对刑讯，这有意义吗？我从没见过一个支持刑讯的人。”更一般的问题，为什么他没有在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上诉诸道德标准？其他人已经这样做了，每个撞见过那种论断的人很可能都被说服了。“重要的是说服那些正持反对立场的人。”[56]

这些无疑是阿隆的动机所在，永远是那样地前后一致，那样地理性。阿隆在高度情绪化的公共论争期间注意避免任何激动或感情色彩的外露，如此谨小慎微、置身事外的理性为他赢来了影响和敬意，但也引起了怀疑：或许他只是为冷静而冷静，他只有在冰一样的冷静中才能找到极度的满足。他满怀崇敬地写到克劳塞维茨：“公平地说：他不拥护也不责难，他只记录。”但那种姿态并不能与政治责任心完全一致，正如阿隆在回忆录里谈及他本人支持美国越南政策时所说的，人不能自限于“人类蠢行和灾祸的观察者”的角色。因此，阿隆在以无与伦比的理性关注超热门的论争时，会带上一种自寻的焦虑：他自我剥夺了沉浸在自我情感中的愉悦。还是如他在克劳塞维茨研究中所说的：“每一个思考今天的战争和战略的人，都必须在他的理智和同情之间竖一道路障。”但是，阿隆却逼迫他的读者忘我地崇拜克劳塞维茨，崇拜他那险峻峭拔的理性力量：“民主派，自由派，假如他们能够准确地理解他，至少能从他那儿学到概念上的严密性。”[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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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代价多么高昂，这种概念上的严密使得阿隆成为“当代法国思想伦理上和逻辑上的精神支柱”[58]，至少他的崇拜者是这么认为的。他洞悉时代变迁并进行精准阐释的超凡能力令他在知识分子同行中鹤立鸡群。在几乎每一个重要话题上，阿隆都能比他过去的左派同事们理解得更快更准。他预见力非凡，不仅预言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还准确地估计到它可能的结局：1939年他写道，墨索里尼的帝国完全有可能让位于一条合法或保守的政治改革之路，然而纳粹的革命却不会。

到60年代初，阿隆准确地预见了法国先是支持以色列，然后会很明显地转向，开始与地中海对岸的前殖民地进行势在必行的关系调和。1956年他已经未卜先知——比大部分时评人早了30年——苏联对中亚的“殖民”控制会遇到麻烦，这是为它到处煽动反殖民主义所付出的代价；1969年，他又注意到波兰的人民和制度正在从这个国家中分离出去，从而预见到即将发生的风暴，而当时那个国家的共产主义统治貌似还能固若金汤地维持几十年。[59]

甚至在1968年，由学生反叛的“心理剧”引发的大规模民众骚乱遭到了恐怖弹压时，阿隆虽然站在“反动”立场上，他的反应与传统保守派也大不一致。他无法忍受那些因为全球仍广布贫困而谴责“消费社会”的人，“然而，那些津津乐道于财富增长率或增长水平的人也十分可恨”。他总结道，戴高乐主义政权现在正为其自鸣得意的独裁支付代价，需要“暴力和公愤的蓄水池”给它当头一棒。阿隆一方面理解教育机构、工作场所中的低效和权力滥用给法国人带来的挫败感，另一方面又能质疑、排斥时代蛊惑人心的“革命”氛围。[60]在《阶级斗争：工业革命新讲》（Paris：Gallimard，1964）的自序中，阿隆预见到即将兴起的对自治的吁求。回过头看，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大体上公允的时局判定，尽管阿隆因此一度成为孤家寡人。

阿隆没能全面掌握的，也许是“68年一代”特有的精神状态，结果，他对他们自我陶醉的革命模式的拒斥，令他低估了那年的各种大事对法国公共生活和文化的长期影响。但即使在这一点上，他的回应即便谈不上理解完全透彻，至少也有一些到位的地方。阿隆身边的许多老牌教授怀着一腔热情蓄起了发，更新了自己的观点，给自己的语言添油加醋，并企图比自己的学生更激烈地破坏偶像，这种亢奋有些令人困惑，甚而显得荒诞离奇。阿隆当初在这方面失去了支持，后来却由此赢得了别人的敬意和自己的尊严；可以说，真理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

诚然，即使按阿隆自己的标准衡量，他也不是始终正确并前后一致的。20世纪50年代，他也时不时会在新闻报道中很不妥当地危言耸听一句。1955年2月，他似乎毫无必要地担忧阿登纳（Adenauer）可能无力让联邦德国甚至他自己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抵御住中立主义的诱惑。[61]他对纳赛尔的恼怒和憎厌（“埃及元首”），导致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做了一些无法令人信服的误导性比附——把此事比为慕尼黑阴谋，并彻底误判了美国人的利益和动机（“不得不选择的话，华盛顿不会帮着纳赛尔的埃及而反对英法”——然而艾森豪威尔恰恰是这样做的[62]）。他甚至气迷心般地做出了暴躁而没有依据的预见，认为纳赛尔的胜利将带来灾难：“如果泛伊斯兰主义能把英国人逐出近东、把法国人逐出北非的话，那么美国人在欧洲也蹦跶不了多久了。”[63]

正如最后一句话所暗示的，战后阿隆在估计政治形势时犯的这种错误通常可追溯到他对苏联及其威胁的过分重视。由于在1945年他是最早看出苏联在纳粹倒台后所处位置的人之一，阿隆的观点也因此时常会受到苏联人自我描绘的美好前景的误导。在1975年他就写道：“美国优越于苏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也深知自始至终盯着苏联也会导致对象变形——60年代末，阿隆在一段激烈的自我批评中承认说，美国也的确出于对全球赤化的担忧而支持了一些无法为其辩护的政权，这一点很容易忽略。正如安德烈·莫洛亚（AndréMaurois）曾指出、阿隆也部分承认的，除非他离历史进程稍远一点，方能向成为我们时代的孟德斯鸠迈进一大步。[64]

不管是不是立志效法孟德斯鸠（或托克维尔），有一点是肯定的：阿隆深感壮志未酬，到了晚年更是如此。在去世几年前，一名记者问他平生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他的回答颇能说明问题。所有应景性的作品、战后的报刊作品、论争性文字，以及许多社会学理论、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初探性的文章，他都略而不提，他说有三本书自己最欣赏：《历史哲学导论》《历史和暴力辩证法》（他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长篇分析）以及《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也许还有《自由论》。

这个单子很耐人寻味。它表明，直到学者生涯的末期，阿隆都没有改变一开始的自我定位：哲学家，而他显然也深为没能写出自己所期望的伟大的哲学作品而感到遗憾。相反，历史只是一个插曲。1931年5月，他从科洛涅写信给圭昂诺说：“我相信，换一个时间，我会饶有兴致地去形而上学的二难推理中徜徉；但是，和我那一代所有人一样，一种焦虑不安感令我很难去从事闲散的职业。”相反，阿隆把他的时间精力分摊到了各种不同的领域之中，但没有一个领域值得他投入全部的才干。“这部书……我酝酿了将近40年”；它会是一部博士论文的续篇，还是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论著，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是哪一种，他原本都是可以完成的。至于他已经写竣的书，“所有那些都不成为一体，既不算完美之作，也没有写完；但话说回来，什么都想研究的人，根本什么都研究不了”[65]。

两卷本的克劳塞维茨研究，作为对一位19世纪德国军事理论家的修正性阐释，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不过这本书的看点（可能也是受作者青睐之处）在于，它是阿隆本人情感的一份直接表达。克劳塞维茨寂寞和独立的思想让他心有戚戚：“保守派认为他是个煞风景的家伙，一个丧门星，正因此，他才异常执著地维护他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而克劳塞维茨最后也是怀着一种没能达到自身高期望值的心情离开人世的——“一如我内心所感：如果没做出这一大批成就，我至少能不怀负罪感。”[66]

但阿隆最发人深省的一种自我批评，恐怕也最令后人大惑不解：终其一生，他面对让－保罗·萨特时总有种自叹弗如的感觉。这决不是说，阿隆自觉作为哲学家不及萨特，事实上，他是那一代人中绝无仅有的能在这个领域跟萨特平起平坐，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与其对抗的人（萨特早年与阿隆交好时深知并坦承这一点）。而阿隆也没有对萨特在战后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投以多大的敬意：当萨特挖空心思企图把“存在主义”嫁接到马克思主义分析上去时，阿隆对他费解的举动奉上了辛辣的辩难。

但这正是意义所在。阿隆花了超乎寻常的大量时间读萨特的书并加以回应，态度严肃到家。自从1947年他们决裂开始，直到萨特去世前不久两人正式和解为止，阿隆一直是萨特最好的、最富同情心的读者和批评者。相比之下，萨特在1947年后却傲慢地对阿隆的作品视若无睹，在仅有的几次提到它们时还歪曲其内容和含义，并且拒绝与他进行任何交流和讨论。

阿隆的态度不难解释。他亲口承认自己倾慕萨特，认为在萨特那里能找到了自己作品中缺少的东西。萨特是个雄心勃勃的构建体系的人，一个“原创性”思想家，他写起小说戏剧来，和写皇皇多卷本应用认识论著作一样游刃有余。相比之下，阿隆畏惧出错，只述与作他认为正确并能证之以逻辑和论据的东西。他连一点点敢于出新、敢于冒险的独创精神都没有——或者自认为没有——这种素质本可令他轻装上阵去构架经典之作。他心里很清楚：萨特的哲学作品是个失败（依其个性，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评判萨特的小说戏剧）；但却是个辉煌的失败。

阿隆自己的作品，在他看来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只是一个局部的成功；他羡慕萨特的才华和抱负中的伟大性。他一辈子都觉得矮萨特一头，这种感觉直到去世前出版回忆录时才得以完全呈现，尽管也是用一种很弱的声音表达的，但却和阿隆的许多品格一样值得赞叹。他太诚实，太善于自省，以至于无法抑制政治对手自负的气焰，或把昔日思想伙伴的友谊一笔勾销。然而，在一个私敌关系和不守信用之风盛行的思想界里，这种独特的道德姿态无法为他带来朋友，只会令他遭到那些他本能亲近的人的日益孤立。

毋庸置疑，阿隆在大部分成人岁月里都是法国知识界里一个孤独的背影，直到生命之火燃尽前夕才翻身，随后又成了毫无鉴别力的赞誉和敬意的投放对象。但我们不应夸大他的孤独。布兰科·拉兹齐（Branko Lazitch）认为：“说他在巴黎知识界不受欢迎，这还是轻的。整个社会都把他给流放了”[67]；而那种毫不妥协的反共倾向令他从1947年起，一直到70年代早期都被正统知识分子和学术圈所排挤，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还有另外一些领域完全接受他，他在那里备受尊崇。1950年他参与创办了文化自由学院，经常给《证据》及其他有名望的刊物供稿，他还作为贵宾定期参加国外学术和思想聚会，他的许多荣誉和头衔都是从那里得来的。

更有甚者，阿隆还很可能通过刺激起昔日法国左倾知识分子同伴们的反目成仇而获得了一些快感。和克劳塞维茨一样，他对“哲学家的高级蠢行和公众舆论”怀有不折不扣的轻蔑。1968年，他高傲地把哲学家同事们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宣传拒之门外，“知识分子们——真正的知识分子们，伟大的知识分子们，甚至还有那些不那么伟大、不十分正宗的知识分子们——将会继续鄙视我，鄙视我拒不参加这场游戏，鄙视我拒不阿谀年轻人、不屈从于时髦的观念以追随大众。”如果说阿隆是孤独的——1967年12月，他曾把一本刚写成的书形容为“一个孤独者的证词”——那么这种处境也并非完全令他不快。[68]

知识分子在孤独中还能有其他获益。弗朗索瓦·傅勒说过，阿隆对一切形式的介入的拒绝是一种“精神保护系统”，他从而得以在自己的喜好和论辩形式中挑挑拣拣，而不必拘泥于其中任何一种。他是一个在一份保守派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一个痛恨哈耶克（Hayek）式体系建构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但同时又赞赏这个奥地利人不墨守成规的勇气），一个深刻反感一切形式的失序和混乱（不管是思想上的还是社会上的）的现有体制的批判者，一个不觉得美国“样板”有什么可推崇、可效法之处的反共产主义者（“在我看来，美国经济不是人类的样板，也不是西方社会的样板”），等等。

他居于一个虽不胜寒却稳如泰山的高处，凌驾于一切围篱之上，在那里，他自我剥夺了投奔历史或服从原则的简单快感。谈到制定基本公共制度如选举形式和税收水平的时候，阿隆揭批了所有形式的教条主义，他自己的态度趋近于一种实用理性——“这些事务不是用某种普遍原理，而是凭社会公认的诸种价值决定的。”[69]

话说回来，孤立就是孤立，阿隆也是付出代价的。在逾1/4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动辄遭到昔日友人及其追随者的毁谤。他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本能驱使他试图去和一个拒绝听他讲话或给予回应的群体打交道。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常常还有身体上的勇气——才能反对思想时尚和政治潮流，自觉拒绝与天生的对手们进行交流的愉悦。像马基雅维里一样，他有勇气恪守自己观点中的逻辑性——结果也差不多，就看他的敌人们怎么歪曲这些观点了。

他的朋友马内·斯珀贝谈过阿隆非凡的思想独立性和他面对“有权者的挑衅”时坚持立场的能力，同样是斯珀贝，还提供了一种有关（尤其适用于阿隆的）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通俗评价：“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决定为他的生命付出或拒绝付出多少代价，同样道理，每个人都能决定为了维持有价值的友朋关系而做出多少思想上的牺牲。”阿隆很早就做出了决定：在他这里，思想是不可牺牲的。1950年，他写的一篇支持达维·鲁塞（David Rousset）[70]公开抗议斯大林集中营的文章就是明证，在其中，阿隆“跳出来”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混乱和妥协，并且坚持到了最后。[71]

但是，阿隆的生活和思想中有一处的确存在某种程度的混乱，而他自己也承认，他在这个方面做了妥协，后来追悔不已。雷蒙·阿隆是个犹太人。和大多数他那一代有共同背景（他的家庭迁自洛林）的犹太人一样，他已经完全同化了。在他眼里，自己作为一个犹太血统的法国人，主客观上都不属于一个特殊的犹太人团体的一员，但这并不意味着阿隆对自身的犹太性毫无意识，抑或这种民族性在他的公共活动中作用微乎其微。

恰恰相反，阿隆在30年代努力唤起法国人对德国威胁的公共意识时，有意弱化了纳粹主义思想中反犹太的一面。在1933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阿隆甚至“认识到”德国犹太人对自己的当下困境应负的一部分责任——“当然，他们太掉以轻心了。他们太张扬了。”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场合，阿隆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他是在法国舆论界反犹主义升温的时期从事写作。多年以后，他把他对战前法国公共事务的有限参与归因于此：“我是犹太人，是被怀疑对象。”[72]

战时在伦敦，阿隆对维希政权的批判同样是谨慎而有保留的，从未涉及其对犹太人的态度，如今感觉这一点很令人讶异。究其原因，部分可以归于他那代人都认为维希政权的罪愆始终在于政治而非道德方面。但无疑，正如阿隆后来提到的，他在1940年“既是法国人也是犹太人”（尽管当时很可能他作为法国人的自尊心受伤害更深）。然而，流亡期间的他努力进行“带有感情色彩的自我预警”，尽可能不去多想法国人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他在“自由法国”媒体上的言论也没有对这一话题流露半分关注（尽管他在这方面和戴高乐主义同志及其他抵抗者并无分歧）。即便到了战后他也只有一次相关的表白，那是在1951年向“圣约之子会”[73]致辞时所用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犹太人”，但他很少谈到以色列，从来不提大屠杀。[74]

阿隆后来认识到，这种“抑制”无疑是后奥斯威辛时期世界各地已同化犹太人的一个特征。但是对阿隆及许多法国犹太人而言，一切都在1967年12月27日改变了。那一天，戴高乐总统召开了一次中东问题新闻发布会，这次会议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恢复法国在阿拉伯国家中的拥趸和盟友而安排的——那些国家在当年早些时候疏远了法国，它们认为法国军事支援以色列打赢了“六日战争”[75]。在一篇精心准备的发言中，戴高乐把犹太人描述为“一个精英化的民族，自高自大，作威作福”。从那一时刻起直到去世，阿隆都在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进行痛苦的搏斗，既不情愿当着种族偏见的面而抑制之，又不能尽情展露之。公众基本觉察不到他这种一个人的斗争，一方面是由于阿隆总是独自向隅，咀嚼自己的苦恼，另一方面是由于一场场更可见的公开辩论——关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关于1973年左派大选中的共同纲领[76]，等等诸如此类——把它掩盖了起来。但是，这一斗争在阿隆个人思想中的突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一位传记作家谈到阿隆对戴高乐那句话的愤慨时，说这是对他伦敦岁月中的意气消沉（也许是一种罪过）以及对他就维希政权长期沉默的一种弥补。也许是这样。但可以肯定，用阿隆自己的话说，“我的法国人意识中发生了一次犹太性的爆炸”。它开始侵入阿隆的政治思考直到其源头。他开始更加深入地反思战时岁月：“在某个意义上，战时发生的事在我内心钻得更深了。对于我来说它们现在（1981年）比1945年或1946年时意味更多。这是个矛盾，但它的确存在。”他开始在理论写作中用犹太人举例：在196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用入或拒入犹太教堂的例子来阐述“消极自由”的概念。他想把他计划中的回忆录命名为“一个法国犹太人的回忆”。他开始批判性地反省当初自己的态度：无法容忍那些既一面自称是彻底的犹太人，一面又抵制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77]

在以色列本身的问题上，他始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即使在戴高乐讲话前也不例外。1955年，他坦言对以色列“个案”持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我的情感并不中立，我很愿意为他们声辩。”但是，和他的性格完全相符的是，他又指出他也能基于同样的原因而理解阿拉伯人的立场：“我觉得，一个阿拉伯人完全有理由不由自主地站到反对立场上。”次年他第一次访问了以色列，回来以后热情赞颂了以军及其“战斗先锋”，并宣布，他坚信一个自信的以色列将茁壮成长。[78]

但是很奇怪，1967年之后，阿隆对基于犹太人身份而生的整个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性把握开始不稳定了，这不单单是因为——正如他在“六日战争”后所言——他对以色列在那场战争中的军事前途的判断因他对以色列未来的担忧而暧昧不明。于是，他1968年的文集《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中的文章就一反常态地表现出一种松散和犹疑，仿佛作者还不能就论据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他作为一个法国犹太人，在一些不适宜的场合流露出了与以色列的联系：例如他在总结克劳塞维茨研究时暧昧地提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领土的诸多主张，或者在同一本书更靠前的地方，把克劳塞维茨自己从耶拿到滑铁卢的长旅[79]比作犹太人出埃及之旅，令人大跌眼镜：那条船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寻找一片土地，在那里他们可以通过重新做公民而实践人权”。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他都提到了犹太人身份问题：它是伦理的、宗教的、历史的、文化的还是民族的？读者又惊又憾地发现雷蒙·阿隆在探讨这些棘手话题时，并不比其他时评人更清醒、更有新意。

最后，到了1983年，阿隆接受了法国犹太人刊物《方舟》的一次访谈，访者问他：他，一个非虔信的、同化了的法国犹太人，何以无法割断与犹太教和以色列的纽带，特别近年来还多次针对以色列政策发表批评。他的回答也许可以视作阿隆式理性主义远端界限的一个地标、一块路牌。“从根本上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希望割断它。也许是出于对我的根、我的祖先的忠诚。也许是出于那种我所谓的除根的恐惧。但那都是玄乎的说法：无非是为一个既定的选择找理由而已。我只能说这些。”[80]

*　*　*

雷蒙·阿隆通过繁多的途径写作、行动，反对他那个时代的法国气质，需要一些想象力才能看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位法兰西爱国者，一位真正的法国思想家。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其心可鉴：他曾说，他怀有对法国和对自由的两种政治热情，且显然，对他而言，两者在一些重要的意义上是合一的。50年代，他不止一次听见国际上对他的国家的批评，他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受到伤害——在一篇愤激的谈“第三世界”进攻联合国的评论中，他写道：“我们听够了那些政府的训诫，他们不贯彻也不想贯彻从我们这里搬走的理念，还以他们的名义来责难我们。”[81]正如我们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看到的，他的论断经常带上这种被伤害的民族感情的色彩。

对法国及其利益的认同驱使他与戴高乐将军走到一起，尽管他从未加入过戴高乐派（让－路易·克雷米约－布里亚克把他形容为“战时伦敦唯一冷静的反戴高乐派”）。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里，他支持将军，认为他拥有（用阿隆的话说）马基雅维里笔下的君主的一切素质和缺陷，并在1958年戴高乐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被重新请出山时给予了有保留的支持。在50年代，戴高乐看到了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虚伪性，这也得到了阿隆的赞同：“美国人在石油公司用千百万美元贿赂封建统治者、支持肮脏的政权时并无歹念；但是，倘若它们的势力或金钱用于帮助北非人（法国人和穆斯林）共建一个以西方文明精神塑造的社会，美国人就觉得大事不好了。”[82]

但是他们的关系总是艰难曲折。阿隆认为戴高乐主义者对国外政策、核武器以及大西洋联盟的态度是轻率的、自相矛盾的，往往很不负责任。戴高乐的好战无助于提升法国的安全，反令友国疏远，对此，阿隆的解读很有意思：他认为，将军说的话有一半自己都没当回事，相反，却从他散播的混乱中找到了些许愉悦；他站在奥林匹斯山上观望：他的追随者和批评者们在他的格言和文章中探寻他最深刻的信念，然而实际上，他们无非充当了“他的行为的临时工具”而已。阿隆认为这种行径不负责任，是独裁和自我放纵最坏的一种结合，是国家的恶兆。

戴高乐频繁写信给阿隆，称赞他的书，但他尖刻起来也一定不含糊。他对阿隆1963年谈西盟问题的文章“大论争”的回应虽是典型的戴高乐主义，但也不无洞见：“我读了‘大论争’，我在许多地方经常读到你就这同一个话题的评论。在我看来，如果你不断以如此的气魄论述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你对你采用的方法不能完全满意。最后，‘欧洲’‘大西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军备组织’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归结为一个质疑：法国应该成为法国吗，是，或者否？抵抗运动时代就有过这个问题了。你知道我是怎样选择的，我知道空谈家永远不会安静下来。”[83]

在将军退出政坛很久以后，阿隆还在坚决地批评戴高乐派的国际幻觉：1981年4月，他提醒《快报》读者注意，法国对苏联的态度源于在“两大霸主”之间扮演一个独立角色的美梦，这是戴高乐的杰作，是他把那种法国在苏联领导人的眼里和政策里占有特殊地位的幻觉遗传给了后继者，他必须对此负责。这里，值得注意的根本不是法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阿隆对此明智地略而不见——而是法国人在评价本国的国际环境和地位时普遍性的迷失。

事实上，从战后的第一篇文章，即1945年10月发表在《现代》杂志上的“自由的幻灭”开始，贯穿他五六十年代的日报写作岁月直到人生尽头，阿隆始终坚持法国人的第一要务乃是理解他们的国家遭遇了什么，现在必须做什么。他解释说，法国是个二档国家，在1949年的世界形势下，法国就是过去几十年间比利时在欧洲的角色。最重要的是不去管那些自私自利的胡说八道，如法国的战时角色、法国的战后前景云云，而着手纠正实践中显而易见的缺陷：政府机构中、基层经济单位中、政治文化中的缺陷。1947年他写道：“在原子时代进入第三年”时，这个国家政治论争的重点仍然是“宗教在教育中的地位”这种19世纪的话题，实在是荒谬到了可悲的地步。此后30年间，法国政治语言陈旧落伍的弊病一直在他脑海中萦绕。

阿隆对国家的实际问题的密切关注，以及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在这些问题上共同的玩忽职守给他带来的沮丧感，使得他对时人总是冷嘲热讽。那些人一面不学无术、颟顸失职，另一面（限于知识分子）为自己利益提出种种要求，令他深恶痛绝。十足的狭隘是他们最突出的特征；而他们对法国现实漠不关心，宁可去探讨国际性问题和世界乌托邦，也极其荒谬地证实了这一点。

阿隆在1955年注意到，法国思想者们热情亢奋地投身于昔日的伟大思想，尤其萨特，他“总是充当掉头向后时的转折点”。法国作家、思想者和教授们对自己理念的忠诚，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现实冷漠症的另一面。外人有权怀疑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因为法国思想者有这样一种利己主义的孤立：他们从不考虑任何重要的或基本的东西，除非这场争论是他们自己挑起的，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

不过，这种批评仍然掩盖了一个自相矛盾之处。阿隆对法国同胞的谴责中也含有一种特别法国式的口吻，且不无精英主义的居高临下。阿隆知道，他不仅比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更博学，更多地介入真实世界，而且天赋异禀，才智过人。他很多次写过“我们的教授－神学家”（很像加缪赋予同一群人的称谓：“我们的法官－忏悔者”），常年嘲讽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领域的知识分子——的浅薄无知：“我们的巴黎哲学家们宁要一个粗糙的框架，不要一部完成的著作，只要这作品够蒙昧主义，他们连草稿都喜欢……藏而不露的才是真正科学的——一伙巴黎玄学家喋喋不休地这样说；他们谁都没有干过半点儿科学工作。”

阿隆总结说，在法国，某种“泛文化”受到推崇，主要是因为它让人得以心安理得地谈论那些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他批评法国选拔和考试系统造成的死气沉沉的效果，作为那个系统最优秀的产品之一，他难以克制地要质疑大众高等教育，认为它的初衷已经受到了损害。1968年，他得出一个标准的阿隆式的结论，如果“大学是为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那高等教育就留给少数人享用好了。[84]既然是面向大众的，它就不能只教人读维吉尔——而且还就着辞典”。[85]

考虑到雷蒙·阿隆在非法国学术圈里的广泛声望，以及他在盎格鲁-美利坚和德国知识分子圈内能如鱼得水地自由往来，有必要强调指出，他与本国知识分子同行们的论战性关系以及他完全学术性的作品，都显示出他是一个特殊的法国思想家。他与主导了晚近法国思想的德国哲学传统的亲缘关系，并没有消除掉他非常法国化的怀疑论倾向：“德语用于哲学尤其顺当，结果，我们觉得德国哲学家比他们实际的样子更深刻。”他也不把自己定位于英国或美国传统之中。他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说它“就是一种狭隘，也许比圣日耳曼·德·普雷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们（的哲学）更加狭隘”。

尽管大量关注现实，但阿隆决然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也本能地反对现代英美分析哲学的最低纲领怀疑论。1938年他论辩说：“历史的创造和研究总要与哲学相联系，没有哲学，我们将会面对一种断裂的多元。”他从未离开这个立场太远，30年后，同样的认识论令他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把人类的一切志向都诉诸权利和自由话语来表达，这无非是语词的胡搞，是滥用错误的类比。”[86]

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那最后一句话。三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新一代法国政治思想家才开始与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进行较量，开始认识到，它的局限在于把人类繁多的意志和经验压缩成一种有关权利的辩论，它虽值得肯定，但也很有限。阿隆在1965年发表的评论是在承认现代法国政治思想关键性的失败，它迟迟未能把权利命题作为伦理和政治问题来进行探讨，同时，他也提醒人们警惕一种便捷的、包揽一切的舶来的解决方案。阿隆确实是自由主义者，但他身上带有独特的18世纪法国色彩：在某些重要方面，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及其当代传人和他是背道而驰的。

正是这种来自一种早期的、已失的法国政治理性传统的遗产令阿隆独树一帜，也使得他有理由得到后人的注目；而萨特及其追随者的激进浪漫主义则鬼使神差地成了保守派：它对听众的思维习惯不构成任何威胁，毫不探索改变“一切”和无所作为之间的广阔空间，它本质上是传统的。因而，萨特使用的是一种他本人曾警醒人们要提防的方式，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而阿隆则用完全的严肃态度对待介入的本原含义，并且为它添加了一种执着和一以贯之的独特精神。

他曾注意到，法国知识分子不求理解世界也不求改变世界，而只是抨击世界，于是，他们不仅放弃了自身环境下的责任，也误解了人类境遇的本质：我们“身处的从来就不是一场善恶之战，而是一场更优和更劣之战”。阿隆的这一论断在新一代法国文人中已成共识，但仍有被遽然忘却的危险，而在当时的处境下，它虽勇气毕现，却也是实实在在“反文化”的。阿隆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长夜将尽、曙光微露的年头把智慧送抵法国知识分子手中；但是对他的作品及其长期孤独迟到的赞赏，却又模糊了他对法国公共生活英雄般的贡献。阿隆不是道德家，但他的整个职业人生构成了一场以理性对抗历史的赌博。他赢了，并被第一时间承认为一代最伟大的异议知识分子，一位给法国公共讨论的新起点铺平道路的人物。

[1]弗朗索瓦·傅勒，“雷蒙·阿隆1905—1983：历史与政治”，《评论集28—29》（1985），页52。

[2]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Paris：Julliard，1983），页31。

[3]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导论》，《关于历史客观性的局限的文集》（1938；1986年重印，Paris：Gallimard），页70。

[4]阿隆，《历史哲学导论》，页91。

[5]阿隆，“谈谈政治理论”，《法国政治科学杂志》第12期，卷1（1962），后收入《政治学研究》（Paris：Gallimard，1972），页168。

[6]《历史哲学导论》，页420—421。

[7]见“历史上的一种自由主义哲学”（1973），收入阿隆，《关于当代犹太人状况的文集》（Paris：Editions de Fallois，1989），页222。

[8]见阿隆，“马克斯·韦伯和权力的政治”（1964），收入《马基雅维里和现代暴政》（Paris：Editions de Fallois，1993），页226。

[9]阿隆声称在他求学期间，不管在巴黎高师还是在索邦，托克维尔的名字他都见所未见！见阿隆，《介入的旁观者》（Paris：Julliard，1981），页27。

[10]见阿隆，《德国社会学》，玛丽·博托摩尔和托马斯·博托摩尔译（Free Press，New York，1964），页51；法文初版于1936年，名为《当代德国社会学》。阿隆在别处谈到安德烈·马尔罗等人关于后工业社会、一种文明的终结等问题的肤浅思考时指出：“我被这些空泛的鸟瞰式观点震惊了。我只能说我不懂。”见阿隆，《难觅的大革命》（Paris：Fayard，1968），页46。

[11]见阿隆，《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二卷本（Paris：Gallimard，1976），卷1，页98。亦见阿隆，“民族主义的觉醒？”《费加罗报》1964年2月24日。

[12]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Paris：Gallimard，1967），页229。但请注意，阿隆随即补充说，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关于人类状况的论述读起来最接近真理。

[13]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Paris：Gallimard，1967），页229。但请注意，阿隆随即补充说，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关于人类状况的论述读起来最接近真理，页18。

[14]阿隆，《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想象的文集》（Paris：Gallimard，1969），页20；《知识分子的鸦片》，特伦斯·齐尔马丁译（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57），页133，137，法文初版于1955年。

[15]阿隆，“权力：民主的散文或魔鬼的诗篇”（1964），收入《政治研究》，页179。

[16]《难觅的大革命》，页132。

[17]见《精神》，1933年2月，页735—743。亦见玛丽－克里斯蒂娜·格兰永“雷蒙·阿隆的德国和让－保罗·萨特的德国”，见《在洛迦诺与维希之间：20世纪30年代法德文化关系》二卷本，H-M·伯克、R·梅耶－卡尔库斯以及M·特雷比奇编（Paris：CNRS，1993），尤见卷2，页468—477；尼柯尔·拉辛，“回顾1929—1936年间的欧洲和德国”，上引书，页631—658。

[18]例如，见《介入的旁观者》，页88。

[19]“撕裂之城：国家和共产党人”，见《费加罗报》，1948年4月11日。

[20]见《难觅的大革命》，页13、35。

[21]阿隆，《进步的幻灭》（Paris：Calmann-Lévy，1969），页xviii-xix。亦见《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页43，以及“社会主义与战争”（1939），见《马基雅维里与现代暴政》，页309—331。

[22]见阿隆“救主降临说和智慧”，《精神》，1949年12月，页159—162。

[23]见“叛教者的忠诚”（1950），收入阿隆《论辩集》（Gallimard，Paris：1955），页81；“两个德国”，《费加罗报》，1948年8月25日。

[24]“谈谈阿兰的政治思想”，《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1952年4—6月，后收入《评论集28—29》（1985），页411。

[25]《知识分子的鸦片》，页55；《克劳塞维茨》，卷2，页218。

[26]阿隆，“关于法国经济问题的反思”，《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1937年11月，页793—822，引文出自页794。

[27]例如，见“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费加罗报》，1959年10月5日。亦见《德国社会学》，页127。

[28]阿隆，“工业社会和西欧政治对话”，载《莱恩费尔德文萃》（Paris：Calmann-Lévy，1960），页13；亦见“1788年或自以为有病的人？”《费加罗报》，1954年10月19日。

[29]“幻象的终结”，《费加罗报》，1947年7月5日。

[30]克劳德·布尔代（1909—1996）和让－玛利·多梅纳克（1922—1997）均为长期活跃在新闻界的中左翼作家，前者担任《战斗报》主编多年，后者1957年曾担任《精神》杂志的主编。——译注

[31]见“幻象的终结”，以及“战争与冷战之和平的交替”，《费加罗报》，1948年2月26日。

[32]乔治·凯南（1904—2005）作为冷战的积极推动者，其鼓吹的“遏制”战略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美国对苏政策，他极力渲染苏联的野心之大，威胁之巨，故一定要强硬以待。——译注

[33]“愚蠢的辞职”，《费加罗报》，1947年9月21—22日。

[34]“日内瓦”幻象指的是两次大战之间国联试图通过在各国之间斡旋，促进各国首脑的不断会谈来维护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从而传递给各国的一系列和平假象。阿隆始终对此抱有怀疑态度。随着5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国家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谈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怀疑。——译注

[35]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苏共二十大报告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流血事件，同年10月，苏联险些派军进驻波国。10月23日，匈牙利布达佩斯爆发大规模反苏游行示威，次日和11月4日，苏联两次派兵镇压，酿成流血事件。——译注

[36]“没有惊奇的大会”，《费加罗报》，1955年7月27日；“在波兹南让步但并未屈服之后”，《费加罗报》，1956年7月3日；“冷战重燃”，《费加罗报》，1958年6月28日。

[37]《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页13；《克劳塞维茨》卷2，页283。不久，阿隆悲哀地注意到：“我们尊敬的教授们缺少一种历史意识和悲剧意识。”（《克劳塞维茨》卷2，页285）

[38]“伊甸园之后，萨里斯伯里伯爵：保守党的危机”，《费加罗报》，1957年4月4日；“原子能俱乐部的登场”，《费加罗报》，1959年8月14日。

[39]“保持中立或介入”，在柏林文化自由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收入《论辩集》，页199—217。

[40]让·莫内（1888—1979），法国政治家，为推动欧洲一体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被尊称为“欧洲之父”。——译注

[41]“法英有关欧盟的谈判的失败”，《费加罗报》，1949年1月26日；“致一位英国友人的信”，《费加罗报》，1960年4月7日。

[42]“如何才能在没有共产党人的情况下统治？”《费加罗报》，1947年6月29—30日。

[43]“如何才能在没有共产党人的情况下统治？”，“欧洲的打击力量？”，《费加罗报》，1959年12月10日。亦见“国家理念的普遍性与争议”（1976），《关于当代犹太人状况的文集》，页231—251。

[44]“谈判的失败”。

[45]“某些事，某些话”，《费加罗报》，1954年12月27日。

[46]《德国社会学》，页86；亦见《评论集28—29》（1985），页394、402。亦请注意阿隆在回忆录中的观点：“半个世纪以来，我在提出批评的时候总是自问——‘要是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做？’”（《回忆录》，页632）

[47]莫里斯·迪韦尔热（1917—），法国政治学家、公法学家。——译注

[48]见达尼埃尔·考尔迪埃在《评论集28—29》（1985）中的文字，与阿隆的冷静相比，这是他那些战时同行们犯晕的一个例证，页24—27；《克劳塞维茨》卷1，页53。

[49]《社会学主要思潮》，页296。

[50]《克劳塞维茨》卷2，页179。

[51]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译注

[52]阿隆，“关于良心反对”（1934年1月），收入《评论集28—29》（1985），页292；埃利·哈列维，《1891—1937年通信集》（Paris：Editions de Fallois，1996），页775；阿隆，“比较马基雅维里和帕累托”，见《马基雅维里和现代暴政》，页101。

[53]引文出自尼柯拉斯·巴维雷兹，《雷蒙·阿隆》（Paris：Flammarion，1993），页338。

[54]见贝尔纳尔·德·法鲁瓦给埃玛努埃尔·贝尔勒《文集》（Paris：Julliard，1985）所作序言，页13。

[55]见“危难中的法兰西共同体”，《费加罗报》，1955年10月15日，并参见1940年6月的该报。关于阿隆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看法，见《阿尔及利亚悲剧》（Paris：Plon，1957），尤见《阿尔及利亚与共和》（Paris：Plon，1958）。

[56]《介入的旁观者》，页193、210。

[57]见《克劳塞维茨》卷2，页12，页267—268。

[58]塞尔日－克里斯托弗·考勒姆语，见《评论集28—29》（1985），页101。

[59]见“马基雅维里与暴政”，《马基雅维里与现代暴政》，页139；“1955，拨云见日的一年”，《费加罗报》，1956年1月7日—8日；“以色列国的犹太人”，《费加罗文学报》，1962年2月24日，收入《关于当代犹太人状况的文集》；《进步的幻灭》，页178。

[60]见《进步的幻灭》，页340，以及《难觅的大革命》，页106。

[61]在首任总理阿登纳的领导下，联邦德国顺利渡过战后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于1955年占领结束后加入北约，没有保持“中立”。——译注

[62]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加以干预，但并未积极站在英法一边，反而几乎是坐视苏联支持下的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译注

[63]见“危机中的欧洲：法国的职责”，《费加罗报》，1955年2月3日；“大西洋联盟：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赌注”，《费加罗报》，1956年8月8日；“必要的示范”，《费加罗报》，1956年9月13日；“武力只是手段”，《费加罗报》，1956年11月2日。

[64]见《克劳塞维茨》卷2，页284；《进步的幻灭》，页304。

[65]见《介入的旁观者》，页10—11，页300。就自己对马克思一辈子的研究，阿隆谈到：“和我年轻时的朋友们一样，我从未把哲学与政治割裂开来，也从未把思想与政治参与割裂开来；但和他们相比，我把更多时间花在经济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上。就这一点而言，我相信我比他们更忠于马克思。”（《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页11）

[66]《克劳塞维茨》卷1，页71；阿隆引语，见《克劳塞维茨》卷1，页44。

[67]布兰科·拉兹齐语见《评论集28—29》（1985），页48。

[68]见《难觅的大革命》，页135，以及《关于当代犹太人状况的文集》，页42。

[69]《关于自由的文集》（Paris：Calmann-Lévy，1965），页128。

[70]法国作家达维·鲁塞（1912—1997）是法语世界第一个使用“古拉格”一词的人。他曾被拘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但幸免于难。1949年，他公开揭露苏联国内存在纳粹式的集中营，引起轰动。法国共产党报纸《法兰西文学》指控他诽谤苏联，双方对簿公堂，这起公案于1951年以鲁塞胜诉而告终。——译注

[71]见马内·斯珀贝，《在记忆的点滴中瞑目》（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94），页137、234。

[72]见阿隆“德国的民族革命”，《欧洲》，1933年9月15日；《介入的旁观者》，页49。

[73]圣约之子会是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组织，主要从事福利活动。——译注

[74]见《克劳塞维茨》卷2，页227（阿隆在该页的一个脚注里表达了自己的双重身份）；《介入的旁观者》，页85、101；《关于当代犹太人状况的文集》，页29。

[75]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出动大批空军对埃及、叙利亚、约旦三个阿拉伯国家发动闪电袭击，六天之内获得大胜，史称“六日战争”，也即第三次中东战争。——译注

[76]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73年大选前夕达成《共同纲领》，此次联合意义重大，在次年选举中，左翼获得的席位大幅增加，后来法国的社会党政府也受益于此。——译注

[77]见巴维雷兹《雷蒙·阿隆》，页185；《回忆录》，页500；《介入的旁观者》，页106；“自由、自由主义还是极端自由主义？”（1969），收入《政治研究》，页235—274，引文见页237；“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1968），收入《关于当代犹太人状况的文集》，页35—183，引文见页171。

[78]例如，见“救主降临说和智慧”，《论辩集》，页63注1，以及“以色列之旅”，《费加罗报》，1956年6月12日。

[79]克劳塞维茨作为普鲁士军官，亲历了1806年普军在耶拿的惨败，后来1815年的滑铁卢之役彻底摧垮了拿破仑的力量，但克氏并未参加。——译注

[80]“一位永远的考官”，见《方舟》，1983年9—10月，收入《关于当代犹太人状况的文集》，页267—280，引文见页272。

[81]“联合国的诽谤”，《费加罗报》，1955年10月4日。

[82]“危机中的法兰西共同体”。亦见让-路易·克雷米约-布里亚克《自由法国》（Paris：Gallimard，1996），页192、389。

[83]夏尔·戴高乐，《1961年1月—1963年12月通信、记录和笔记》（Paris：Plon，1986），致雷蒙·阿隆的信，1963年12月9日，页400。

[84]《现代》第一期1号，1945年8月，“愚蠢的辞职”。

[85]《难觅的大革命》，页77，着重号为我所加；亦见该书页122和《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页172—175。

[86]见《介入的旁观者》，页38；《知识分子的鸦片》，页xiv；《导论》，页452及附录；《关于自由的文集》，页224。

进一步阅读

对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本书讨论的三位主角的读者而言，这几篇论文不足以取代详尽的传记。学界关于莱昂·布鲁姆的研究已有不少，尽管其中大部分都已过时。英语世界最佳的一本是乔尔·科尔顿的《莱昂·布鲁姆：政坛上的一个人道主义者》，首版于1966年，1987年再版。科尔顿的布鲁姆传仍是一部重头作品，但它可能用了过多的笔墨讲述他的人民阵线时期，这段经历尽管重要，但毕竟只是布鲁姆公共活动生涯的一小部分。同时，科尔顿对布鲁姆的犹太人身份轻描淡写，也没怎么关注他常年遭受的反犹恶浪的袭击。

1977年出版于巴黎的让·拉库蒂尔的《莱昂·布鲁姆》，在这些方面强过科尔顿版布鲁姆传记，但比之后者，该书对布鲁姆的一些政治困境和他的抉择更缺乏同情。很不巧，这本书至今没有英语译本。伊兰·格雷耶桑默的近作《布鲁姆》也只有法文版，它是迄今为止对布鲁姆私人生活及其个性和情感描述最翔实的一部作品，但却造成了一种失衡，给人留下了布鲁姆是一个被偶然地、有点儿不情愿地推上政治的风口浪尖的波希米亚美学家的错误印象。用詹姆斯·焦尔的话说——他发表于1960年的相关文章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布鲁姆首先是一个政治的知识分子［詹姆斯·焦尔《政治知识分子：关于布鲁姆、马里内蒂、拉特瑙的三篇评传》（Condon，1960）］。

关于阿尔贝·加缪生平和作品的研究广泛而深入。晚近以来，英语世界最出色的介绍当推帕特里克·麦卡锡的《加缪生平及作品评传》（London，1982）以及赫伯特·R·洛特曼的《阿尔贝·加缪传》（New York，1979）。麦卡锡侧重研究其小说和戏剧，洛特曼的作品则是对加缪一生的平铺直叙——和他对法国那一时期的其他研究著作（《肃奸》《左岸》）相似，这本加缪传可读性强，通俗易懂。但是奥利维埃·托德的近作、巨著《阿尔贝·加缪的一生》（Paris，1996）超越了这些前作及所有其他一般性的加缪研究，尽管它并未自称是一本文学批评作品。遗憾的是，该书英译本（New York，1997）被缩略了许多，学术价值丢失了大半。

雷蒙·阿隆逝世于1983年，他还没有一本完全令人满意的传记，只有尼科拉斯·巴维雷兹的《雷蒙·阿隆》（Paris，1993，尚无英译本）对其人其作做了一个富于智慧的感性介绍。部分困难在于阿隆庞大的作品数量涵盖了众多的学科和兴趣，所以等到阿里安娜·谢贝尔·达波罗尼阿出版他的阿隆思想研究时，阿隆生平中的这个方面可望得到完善。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穿透阿隆仔细构筑的思想外壳，去洞悉藏身其中的他本人。他的私人生活比起加缪少了许多来自异域的浪漫，比起布鲁姆则少了许多戏剧性变化，不过他比后两者遭遇了更大的个人不幸。但是，试图写作一部关于此人的完整传记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挑战。他在《回忆录》（1983）中小心谨慎地让有关自己生平的叙述只与自己的思想结晶和公共参与紧紧地结合起来，而我们好像也只能继续沿着这个角度去考察他。

在写作过程中，我从布鲁姆、加缪、阿隆的作品中选译段落时尽我所能地保持他们的文风；但读译文终究不能取代读原作时的感觉。不管从他们各自的特点还是从法兰西独特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三人都堪称文体大师。布鲁姆和阿隆行文都善于条分缕析、丝丝入扣，只不过布鲁姆的文字带一点儿道德和感情色彩，而阿隆在不幸与后浪漫主义德国思想长期眉来眼去的同时，保持了经典法国哲学的冷峻、庄重的精确。至于加缪的文学才赋，我自己的评价可能是放肆而多余的。但是，指出这一点或许还是有必要的：作为笔记和日记作者的加缪，尤其是当他抵制哲学倾向的诱惑的时候，也是一个尖刻、机智、有时还很风趣的人。自然，他在思想力量方面无法和阿隆相比，论起冷酷无情的辩讼，他也不是萨特的对手。但是，阿隆和萨特也都不具备加缪对他的时代及其困境的理解性的敏感。

布鲁姆的八卷本《全集》中选收了他的一大批作品。其中有他早年的文学和戏剧批评，他的政治和社会评论，在国会内外所做的一些主要演讲，以及他最有代表性的各类报纸社论和战时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但是，它们并未包括所有布鲁姆未发表的笔记和手稿，对他的日记的选收也很不完整。

加缪已出版的非小说作品在七星版《文集》可以找到大半。还应该加上他的三卷《笔记》。但是，把加缪作品划分为小说和非小说两部分充其量是为了方便；他的短篇小说、最著名的早期小说（《局外人》《鼠疫》）、代表性剧作以及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完整的作品（《堕落》），都与他的新闻报道、论文和书的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和后者并置阅读。有时候，例如《堕落》，则表现了以小说的形式进行论战的方法。而到去世后很久才出版的《第一个人》里，加缪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把小说和自传熔于一炉，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要是他能活到完成该作的时候的话，它可能标志着一个在文学风格和关怀上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加缪的诞生。

阿隆的作品不只结了一个集子，而是分散为四五十本出版物。但是，《回忆录》本身就是对其作者的一个有用的导读，尽管有时也带些偏见。在那本书里，阿隆有那么一两次谈到了对自己诸多作品的主次排序，读者会发现一上来就跟随他的指点阅读会很有用。不管怎么说，《回忆录》本身就应该视为一部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社会学思想研究（《社会学主要思潮》）、两卷本克劳塞维茨研究（《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对同路人知识分子无与伦比的批判性论著（《知识分子的鸦片》）、对萨特大作的冷峻解剖和颠覆性论著（《历史和暴力辩证法》）以及有关历史哲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历史哲学导论》《关于历史客观性的局限的文集》），外加他不计其数的结成各种集子的文章和1947—1977年间刊发于《费加罗报》上的许多社论（其中发表于1947—1965年间的文章曾结成两卷出版），均表现了阿隆思想超群的宽广度和深度。

译后记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

“他过分倾向于把沙龙精神带入文学之中，又把文学精神引入政治之中。我所称之为政治领域中的文学精神者，指的是追求雅致与新颖甚至真实，热衷于有趣的画面甚于实用；极易被演员的精湛技艺和华言丽语所感动但却撇开戏剧效果于不顾，最后仅凭印象而非理性做出决定的那种精神。”

1848年2月24日，法国历史上涂抹着革命颜色的日子之一，托克维尔遇到了好友让－雅克·安培。上午刚刚目睹了奥尔良党人在人民的怒火中抱头鼠窜，托克维尔自然无心坦然享受安培提供的晚餐，巴巴地看着对方脸上的快意：“我认为安培反对他们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意愿，出于喜好，或者冒昧说一句是出于个性。”托克维尔觉得，法国人似乎一有不顺意就要革命，要心满意足地看到旧政权被扳倒，不管这个旧政权是否还可以忍受，也不管社会要因此发生多少动荡。他进而说，文人对社会心理中存在的这种习性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从类似国民性的角度出发详细批判过文人涉政。法国人钟爱聪明才智，却又最少了解自己的国家，一遇到那些从某种普遍理念出发的言论就激动不已，有了这样的激励机制，文人逐渐给公众舆论披上了哲学的外衣，给法国的公共生活奠定了喜好谈论体系、谈论大而泛的所谓“法兰西精神”的传统。在这种传统里，文人、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这几个范畴互相都有极大的重合，知识分子很多都“公共”，有专业的哲学功底或有哲学化写作的爱好，著书立说，发表言论，与狭义上的作家过从密切。到20世纪，请愿书后面一抓一大把的知识分子名字，让这一传统越发明显。从埃米尔·左拉开始的知识分子光荣史，其实也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人涉政”史。

但新时代的文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托克维尔诟病文人的天真无知，但并不否认安培之流的真诚。然而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一代代文人们逐渐发现，他们就连自己的真诚都越来越难以保护或证明了，想凭借良心独立引导公众舆论的空间日渐式微。左拉的控诉大约是出于真诚，多少年来被传为佳话，可就在当时，《我控诉》一见诸报端，“左拉”的名字立刻随两大阵营的定名被符号化：挺德派如获至宝，打出左拉的旗号招揽信众，反德派则照例搜寻左拉背后的指使者，不时爆些料以正视听。一句话，双方都希望以左拉的英名或恶名——而不是控诉本身的雄辩性、逻辑性和说服力——为自己的阵营吸引加盟者，给他们灌输以党派化的“真相”。斗争的成败似乎不再取决于真相如何，而取决于能否搞臭一个名人、一个组织、一支势力。

安德烈·纪德的遭遇是又一个明证。1936年，他不合时宜地出版了《访苏归来》，一本知识分子的良心之作，但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纪德揭露苏联内幕之清醒人心的效果，便遭党派思维方式的削弱下而大打折扣。等到法国沦陷后，人们甚至可以说，是《访苏归来》客观上导致了左翼联盟的分裂和右翼亲纳粹分子的嚣张，如果不是他，左翼力量和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绝不会在大敌当前时这样麻痹，法国也不会这样不堪一击。特殊的政治形势让文人涉政落得悲剧下场的概率更高了。一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程度不够，他们探讨理论、救济苍生的热情有余，欲襄助政治经济现实运作却力有不逮；另一面，他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党派性政治文化的扭曲化解读，一旦想坚持良心独立，更会立即遭到左右两方的厌弃。

文人涉政究竟是否值得？文人涉政行为最好的结果又是什么？托尼·朱特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研究的第一个人物，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看起来是比较好的涉政人选——不仅涉政，而且直接从政。他虽也是文学批评出身，但纪德说他“对大众没有半点儿诗意的认识”，思路清晰，擅长分析和推理远甚于诗性直觉，演讲时的雄辩甚至能让最凶狠的敌人倾倒。布鲁姆后来弃文从法，担任过行政法院法官；从德雷福斯事件直到“一战”期间，追随让·饶勒斯积累政治经验。到1920年图尔大会上，他以一己之力对抗列宁主义者的分裂，保存了社会党的实力，到第三共和国令人窒息的晚期，更是一举登上人民阵线政府总理的宝座。

不过，布鲁姆尽管拥有法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他的政治行为仍是在信仰或党派政治的框架下进行的。朱特教授暗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社会党所背负的大革命传统束缚了布鲁姆的手脚，它让布鲁姆必须承受左翼的诸种教义——阶级斗争观、革命理想、和平主义信念等等——的压力，同时，这些教义又招致其他党派（不论是敌是友）的警惕，生怕社会主义者利用各种时机，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帜偷偷改变法兰西的颜色。人民阵线政府在“二战”前夕最惨淡的时期上台，布鲁姆处处受制：在国际上不得不放弃对西班牙共和力量的救援，而在国内，由于专业力量的匮缺，人民阵线主导的经济改革几乎成了一场灾难。攘外安内双双不力，就主观上而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布鲁姆的“诚实专注”的愿望与政治家必备的“现实主义”态度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冲突，政治信仰的规定经常妨碍他做出直面现实的思考。

与莱昂·布鲁姆直接投身于政治不同，同为文人的阿尔贝·加缪只是从外围与政治发生了关系。他凭纯文学打开个人事业的局面，随即通过投身抵抗运动和战后的左派新闻事业介入现实政治。他并没有掌握过可以主宰民族命运、决定国计民生的权力，他的影响表现在舆论之中——这也许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的责任更理想的途径——通常不需要考虑可操作性，不需要过多的现实权衡，因此，加缪的言论比布鲁姆表现出更纯粹的道德色彩，后人誉其为“一代人的民族良心”，主要也是基于此而言。

然而，加缪毕竟也是左翼出身，这是他无法改变的思想底色。当他把资产阶级西方和社会主义苏联共同纳入批判对象的时候，就开始咀嚼身不由己的苦涩：各个政党手举放大镜观察他的每一句言论。为了一碗水端平，在四五十年代，加缪每欲揭批苏联政权的种种阴暗面，都辅以同等的对西方国家的指责，指责他们支持独裁，扶植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他已无法做到就事论事，1947年苏共在保加利亚实施政治大审判之后，加缪甚至这样为像他一样保持缄默的知识分子开脱责任：“我们没有吊死佩特科夫。那些以一纸公约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应该为此负责。”冷战局面的造成固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加缪最受人称道的反暴力思想，却在这一刻退缩了。朱特教授正确地指出，加缪心有旁骛地找得一下平衡，其实质在于“正是通过举出这些类比，买来了批评共产主义、谈论苏联集中营并提及其迫害艺术家和东欧民主人士的权利”。他为他的欲盖弥彰付出的代价，就是被人抓住了“不诚”的把柄。

公平地说，加缪只是在技术上有所失误，不管是批判苏共、佛朗哥政权还是“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本身都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正举。但是，党派政治放大了这种失误，把这一点“不诚”放大成了涉及党派利益的乡愿之举。加缪遇到的问题和莱昂·布鲁姆相似：信仰或本能驱使他们选择了一个阵营，但良心又令他们拒绝完全效忠于它，为它的一切行为言论粉饰。布鲁姆从来没觉得苏共的好，但他从未与之决裂，徒增党内同志和右翼的反感；加缪虽然批判苏共，又决不情愿站到右翼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队列里。拒绝效忠的人自然要受来自双方的冷落。所以布鲁姆注定敌不过右翼知识界魁首夏尔·莫拉斯，后者竟敢公然宣称要“从背后给他（布鲁姆）一枪”；也注定了加缪的道德人格要在萨特的强硬立场下失色，萨特的名言之一就是“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

相比之下，第三个研究个案，雷蒙·阿隆，或许是法国文人涉政中难得的正面例子。当然，他已经不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文人”了。阿隆的才华和学术修养不在萨特之下，他对本国、欧洲各国乃至法国殖民地局势的了解全面胜过加缪，更关键的是，他的判断从来都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不受抽象信仰的左右；他考虑问题从来是从政治家的视角出发，而非“道德”“正义”之类的虚泛概念。朱特教授称莱昂·布鲁姆是不合格的政治家，把加缪定性为本质上“非政治”的人，而无疑，阿隆和托克维尔一样，天生是为政治而生的。

当然，“总是正确”的阿隆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并没有获得充分的承认，他在1939年前被人忽视，到解放后又逐渐被打为反动分子，晚至六七十年代，更是成为“进步力量”眼里死心塌地的保守党徒；他的声誉往往来自戴高乐这样的当政者的重视，以及国外学术界同仁的景仰。但平心而论，作为20世纪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阿隆的命运仍是最好的，他的被误解反证了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兰西对由文人煽动的大众革命话语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再强固也只属于一部分人，更无法在20世纪过半后的国际局势中继续长存；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更是用亲身实践的政治介入打破了文人总给政治添乱的尴尬传统。阿隆的涉政方式与前两者都不一样，从他在回忆录中的那句话：“半个世纪以来，我在提出批评的时候总是自问——‘要是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会怎么做？’”——可以看出，与其说是智力上的优势，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导致阿隆走了与布鲁姆和加缪相歧的道路：他不像布鲁姆那么沉溺于本党的立场，又比加缪更依赖专业政治思维而非道德直觉。正如他那部访谈录的书名《介入的旁观者》所示：他能够同时站在“局外人”和“当局者”两种立场上看待现实问题，把理性的清醒与现实主义的认知结合起来，使得身为右翼的阿隆身上最少党派之气，也最能不受左右二分的格局的约束。

但是，用布鲁姆和加缪的失误来反衬阿隆的高明，想必不是托尼·朱特教授的本意。他指出的三人最大的共同点之一，乃是“勇气与正直”，他们都在公共生活的腹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表现出这些美德并因此而长期遭人嫉恨。其貌不扬、嗓音尖细的莱昂·布鲁姆在道德人格上是无可挑剔的，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相信在法国，“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不公正、迫害和偏见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支流现象”，从而誓死捍卫共和，支持抵抗运动，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贝当主义者的死敌；加缪，地中海的儿子，他一生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根深蒂固的反暴力思想尽管有时令他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更多的情况下都促成了对强势非正义的当头棒喝。在法国蒙受耻辱、经历坎坷的年代，他们都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真诚地试图以独立的良知发言，去影响现实政治，为此不惜痛苦、沉默乃至身陷囹圄。阿隆只是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介入之路，一条酷似当年托克维尔的“智者”路径，在智者可钦可羡的睿思之下，同样有一种俗世圣徒的耿直自律、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熠熠闪光。

所有这些美德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年代所稀缺的。夏尔·莫拉斯和萨特构成了一对鲜明的反证，两人从各自的极端出发，放任信仰或党派辞令压服良心的声音，从而在两极化的政治中获得了最好的命运——当上本阵营的代言人。纪德在《访苏归来》之后就沉默了，面对右翼的张狂他无可奈何；马丹·杜·伽尔，1937年在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现出了书生的原形，面对危如累卵的时局，只向公共领域贡献了几句空洞的和平口号；朱利安·班达，这位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提出公共参与应该摈弃党派偏见，而以“真诚的独立思想”发言的著名文人，20年后竟自食其言，欣然加入“同路人”的行列。即使布鲁姆有众多失职之处，但正如朱特教授所言，他“强就强在能够把它们看作错误，并虚心接受之”，而不惜冒巨大的名誉风险。“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当国者中，怀有这样一种责任感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更多的人都接受了党性思维方式，站在一方，无条件地为反对另一方而效力。这种二元对立及其产生的无休止纷争让法兰西深受其害，一个多世纪以来她走不出低效率政治文化的怪圈，一代代政治阶级在相互攻讦、相互诋毁、相互诽谤、相互推翻中内耗掉无数精力和智慧，知识分子或逃避现实，或夸夸其谈，公众无休无止地谈论国是，享受毫无结果的“自由”。假如所有言论、所有行为真的像党派辞令所指陈的那样，均系受人“指使”，都有不可告人的利益动机的话，假如知识分子便因此认为政治纯然是一场利益游戏，从而放弃独立的使命的话，那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价值可言，还有什么坚实的东西值得捍卫？公共知识分子在世上又有何用？

60年前，加缪当着萨特、马尔罗、库斯勒和斯珀贝的面突然发问：“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都抛弃尼采主义、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会怎样？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恪尽职守又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托尼·朱特把它视为一个赌博：至今它仍然存在，而且赌注越发高昂——方今之世，法国纵然已摆脱那恶性循环，但价值虚无的诱惑，政治和阶级冲突似乎已随资本的一统天下降格为内部矛盾，那吸引过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希望”果真已成奢谈，沦为一群智力过剩者的庸人自扰了吗？托克维尔的痛心疾首之语不应成为颓然的理由，而应是激发知识分子良知的恒久动力：“我已厌倦不断地将迷惑眼目的云雾误以为是彼岸……我们的命运是否注定就是永远与大海搏击！”

自2004年接手罗纳德·阿隆森教授《加缪和萨特》的翻译工作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及其与当代思想史的关系始终是我关注的题目。2005年该书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严搏非老师得悉后约我翻译本书，交托之际，亦以“责任的重负”相勉。今日交稿，唯愿不辱使命。

托尼·朱特教授此书的价值自不待言，“法兰西综合症”被他解剖得淋漓尽致。尤其莱昂·布鲁姆的遭遇，政敌对他的毒辣攻击，以及那种揪老底、揭动机的思维方式，让人分外熟悉。类似的失范决非政治文化领域独有，更非法国一家独有；一个没有接受过现代公民政治训练的民族，即便争取到了理想的公共空间也是枉然，到最后只能各自捡起丛林法则抵挡横行的偏见、狂妄与自私，继续享受来之不易的自由平等。

《责任的重负》沿袭了国外学术著作的一些共性：篇幅不论大小，逻辑结构紧密无比，洞见如泉涌，多至千头万绪，根本不是一两个中心句可以概括的。遇到的若干疑难，我只得直接请教朱特教授本人，翻译此书过程中，我对这位思想史和国际关系问题方面的专家的学术功力的认识不断加深。

仍然要感谢那些朋友：周丽华、张媛媛、何家炜、马慧元、沈茂华、盛韵、顾青等等许多位，希望这本译作也能让他们喜欢。书中但有翻译问题，恳请读者诸君能予以指正。

章乐天

2007年5月

译名对照表

Abbas，Ferhat 费尔哈特·阿拔斯

Abel，Lionel 莱昂内尔·阿贝尔

Adenauer，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

Alain（Emile Chartier） 阿兰（埃米尔·夏尔蒂埃）

Aragon，Louis 路易·阿拉贡

Arendt，Hannah 汉娜·阿伦特

Aron，Raymond 雷蒙·阿隆

Astier de la Vigerie，Emmanuel d’ 埃马努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吉里

Auriol，Vincent 樊尚·奥里奥尔

Austen，Jane 简·奥斯汀

Bainville，Jacques 雅克·班维尔

Bakunin，Mikhail 米哈伊尔·巴枯宁

Barrès，Maurice 莫里斯·巴雷斯

Barthes，Roland 罗兰·巴特

Beauvoir，Simone de 西蒙娜·德·波伏瓦

Bedel，Maurice 莫里斯·贝代尔译名对照表

Benda，Julien 朱利安·班达

Béraud，Henri 昂利·贝若

Berlin，Isaiah 以赛亚·伯林

Bernanos，Georges 乔治·贝尔纳诺斯

Bevin，Ernest 厄内斯特·贝文

Birnbaum，Prerre 皮埃尔·伯恩鲍姆

Bloch，Marc 马克·布洛赫

Blum，Lèon 莱昂·布鲁姆

Bourdet，Claude 克劳德·布尔代

Brasillach，Robert 罗贝尔·布拉西亚克

Breton，André 安德烈·布勒东

Briand，Aristide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Buber-Neumann，Margarete 玛格丽特·布贝-纽曼

Caillaux，Joseph 约瑟夫·凯尧

Camus，Albert 阿尔贝·加缪

Céline，Louis-Ferdinand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Chack，Paul 保尔·夏克

Chartier，Emile（Alain） 埃米尔·夏尔蒂埃（阿兰）

Chiaromonte，Nicola 尼科拉·乔洛蒙蒂

Ciolan，E.M. EM·西奥兰

Claudel，Paul 保尔·克洛岱尔

Clausewitz，Carl von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Clemenceau，Georges 乔治·克列孟梭

Combelle，Lucien 吕西昂·贡贝尔

Comte，Auguste 奥古斯特·孔德

Crémieux-Brilhac，Jean-Louis 让-路易·克雷米约-布里亚克

Crozier，Michel 米歇尔·克罗齐埃

Daix，Pierre 皮埃尔·戴

Daladier，Edouard 爱德华·达拉第

Daniel，Jean 让·达尼埃尔

Daudet，Léon 莱昂·都德

de Gaulle，Charles 夏尔·戴高乐

Domenach，Jean-Marie 让-玛利·多梅纳克

Dominique，Pierre 皮埃尔·多米尼克

Dormoy，Marx 马克斯·多穆瓦

Drieu la Rochelle，Pierre 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

Drumont，Edouard 爱德华·德吕蒙

Duclos，Jacques 雅克·杜克洛

Duhamel，Georges 乔治·杜阿梅尔

Dunn，Susan 苏珊·邓恩

Durkheim，Emile 埃米尔·涂尔干

Duverger，Maurice 莫里斯·迪韦尔热

Eliade，Mircea 米尔恰·以利亚德

Fabre-Luce，Alfred 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

Fanon，Frantz 弗朗茨·法农

Faure，Paul 保尔·佛尔

Febvre，Lvcien 吕西安·费弗尔

Forster，E.M. E·M·福斯特

France，Anatole 阿纳托尔·法朗士

Franco，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uret，François 弗朗索瓦·傅勒

Galindo，Christiane 加林多修士

Gamelin，Maurice Gustav 莫里斯·居斯塔夫·加梅兰

Gaxotte，Pierre 皮埃尔·伽佐特

Germain，Louis 路易·热尔曼

Gide，André 安德烈·纪德

Gombrowicz，Witold 维托尔德·贡布洛维奇

Gramsci，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Grass，Günter 君特·格拉斯

Gravier，J.F. J·F·格拉维耶

Green，Julien 朱利安·格林

Gregh，Fernand 费尔南·格雷格

Grenier，Roger 罗歇·格勒尼埃

Guesde，Jules 儒勒·盖德

Halbwachs，Maurice 莫里斯·哈布瓦赫

Halévy，Elie 埃利·哈列维

Havel，Václav 瓦茨拉夫·哈维尔

Hayek，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Heidegger，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Henriot，Philippe 菲利普·昂里奥

Herriot，Edouard 爱德华·赫里欧

Hervé，Pierre 皮埃尔·埃尔韦

Hitler，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ugo，Victor 维克多·雨果

Husserl，Edmund 埃德蒙·胡塞尔

Issacs，Jeffrey 杰弗里·伊萨克斯

Jaurès，Jean 让·饶勒斯

Jeanson，Francis 弗朗西斯·让松

Jelenski，Konrad康拉德·耶伦斯基

Jouhandeau，Marcel 马塞尔·儒昂铎

Kafka，Franz 弗朗兹·卡夫卡

Kennan，George 乔治·凯南

Khrushchev，Nikita 尼基塔·赫鲁晓夫

Koestler，Arthur 阿瑟·库斯勒

Kojève，Alexandre 亚历山大·科耶夫

Kravchenko，Victor 维克托·克拉夫琴科

Kriegel，Annie 安妮·克里格尔

Lacouture，Jean 让·拉库蒂尔

Laurent，Jacques 雅克·洛朗

Laval，Pierre 皮埃尔·赖伐尔

Lazare，Bernard 贝尔纳尔·拉扎尔

Lazitch，Branko 布兰科·拉兹齐

Lerner，Daniel 达尼埃尔·勒尔内

Lévy-Strauss，Claude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Madelin，Louis 路易·马德兰

Malraux，André 安德烈·马尔罗

Mandel，Georges 乔治·芒代尔

Mannheim，Karl 卡尔·曼海姆

Marcel，Gabriel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Martin du Gard，Roger 罗歇·马丹·杜·伽尔

Maulnier，Thierry 蒂耶里·莫尔尼埃

Mauriac，Franöois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Maurois，André 安德烈·莫洛亚

Maurras，Charles 夏尔·莫拉斯

Mauss，Marcel 马塞尔·莫斯

Mendès-France，Pierre 皮埃尔·芒代斯-弗朗斯

Mendras，Henri 昂利·孟德拉斯

Merleau-Ponty，Maurice 莫里斯·梅洛-庞蒂

Millerand，Alexandre 亚历山大·米列朗

Milosz，Czeslaw 切斯瓦夫·米沃什

Moch，Jules 儒勒·莫赫

Monnet，Jean 让·莫内

Montesquier 孟德斯鸠

Morin，Edgar 埃德加·莫兰

Mounier，Emmanuel 埃马努埃尔·穆尼埃

Mussolini，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Nagy，Imre 伊姆雷·纳吉

Nasser，Gamel Abdel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Nizan，Paul 保罗·尼赞

Orwell，George 乔治·奥威尔

Painlevé，Paul 保罗·班乐卫

Pascal，Blaise 布莱斯·帕斯卡尔

Paul-Boncour，Joseph 约瑟夫·保罗-邦库尔

Paulhan，Jean 让·鲍朗

Pétain，Philippe 菲利普·贝当

Peyrefitte，Alain 阿兰·佩雷菲特

Poincaré，Raymond 雷蒙·普恩加莱

Queneau，Raymond 雷蒙·格诺

Rebatet，Lucien 吕西安·雷巴泰

Reinach，Joseph 约瑟夫·莱因纳克

Reynaud，Paul 保罗·雷诺

Rosmer，Alfred 阿尔弗雷德·洛斯默

Rougemont，Denis de 德尼·德·鲁日蒙

Rousseau，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Rousset，David 达维·鲁塞

Salengro，Roger 罗杰·萨朗格罗

Sartre，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Schacht，Hjalmar 亚尔马·沙赫特

Schmitt，Carl 卡尔·施米特

Silone，Ignazio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

Souvarine，Boris 鲍里斯·苏瓦里内

Sperber，Manès 马内·斯珀贝

Stalin，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Stendhal 司汤达

Talmon，Jacob 雅各布·塔尔蒙

Thorez，Maurice 莫里斯·多列士

Tocqueville，Alexis de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Todd，Olivier 奥利维埃·托德

Vaillant-Couturier，Paul 保尔·维扬-库图里埃

Valéry，Paul 保尔·瓦雷里

Vallat，Xavier 夏维尔·瓦拉

Vergniaud，Pierre Victurnien 皮埃尔·维克图尔尼昂·韦尔尼奥

Waldeck-Rousseau，René 勒内·瓦尔德克-卢梭

Weber，Eugen 欧仁·韦伯

Weber，Max 马克斯·韦伯

Weil，Simone 西蒙娜·韦依

Weizmann，Chaim 切姆·魏茨曼

Zay，Jean 让·扎伊

Zola，Emile 埃米尔·左拉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1944—1956法国知识分子》

《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记忆小屋》

《沉疴遍地》

《思虑二十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责任的重负

[美]托尼·朱特　著

章乐天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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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字 数：175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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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4658-9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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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弁言

导论 巴黎之误

第1章 被遗弃的先知

第2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第3章 局外的当局者

进一步阅读

译后记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

译名对照表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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