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野史 / （英）马汀著；邓峰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

书名原文：Money: 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

ISBN 978–7–5086–4885–9

I. ①货… II. ①马… ②邓… III. ①货币史– 世界– 通俗读物IV. ①F82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2182号

Money: 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 by Felix Martin

Copyright © 2013 by FAIL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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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货币野史

著者：[ 英] 菲利克斯· 马汀

译者：邓峰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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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野史

[英]菲利克斯·马汀 著

邓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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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什么是货币？

第二章 衡量货币的标准

第三章 爱琴海发明了经济价值

第四章 金融的统治与货币的暴动

第五章 货币利益体的诞生

第六章 “吸血乌贼”的发展史

第七章 货币大和解

第八章 洛克先生的经济学遗产

第九章 货币的镜中奇遇

第十章 斯巴达人与苏联人——怀疑论者的策略

第十一章 结构化解决方案：约翰·劳的才识与梭伦的智慧

第十二章 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经济学如何忘掉了货币……

第十三章 为什么这是个问题

第十四章 如何把蝗虫变成蜜蜂：全球银行体系改革

第十五章 最大胆的办法就是最安全的

第十六章 严肃的货币观

注释

参考资料

Bibliography

致谢

插图列表

第一章

什么是货币？

除了经济学家以外，人人都知道“钱”意味着什么；就算是经济学家，他也能照本宣科地说个一二……

——摘自《原始货币调查：货币的起源》。

A·H·奎根 著

拿石头当钱的小岛

要是盘点20世纪初地球上最为避世，但又有常住居民的地方，太平洋上的雅浦岛（Yap）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亚热带的天堂位于北纬9度的一处群岛之中，离这里最近的帕劳群岛（Palau）也有300多英里之远。当地的人们过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周边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Micronesia）之外，雅浦岛几乎不为外面的世界所知。1731年，这里曾和西方文明有过短暂的接触—— 一批大胆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岛上建起了一个小营地。不过，到了第二年，前来补给的船只上的西方人发现，气候宜人、遍布棕榈树的雅浦岛群并不适合传播基督福音。基督教带来的宗教竞争惹恼了当地的巫医，当地人在补给船到来几个月前将传教士们杀了个一干二净。从那以后的140年里，再没有外人去打扰这座小岛了。

直到1869年，欧洲人才在雅浦群岛上建立了首个商栈，负责这里业务的是德国哥德弗罗伊公司（J.C. Godeffroy & Sohn）。在随后的几年中，哥德弗罗伊不仅避免了被屠杀的厄运，而且把生意越做越大。他们的出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注意，后者将菲律宾纳入了自己的殖民版图，那里就在雅浦岛以西800英里的地方。享有这一优势的西班牙人认为，他们才是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名正言顺的主人。1885年夏，西班牙宣布拥有这些岛屿，在这里建立了一处行政机构，派驻了一名地方长官，相信这样就形成了既成事实。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的韧性。在这位帝国外相看来，只要能增强德意志的实力，就没有什么岛屿是太小，或是太远的。雅浦岛的归属问题变成了一场国际纠纷，最终交由教皇仲裁——若是考虑到这个岛的宗教历史，这一点倒是颇具讽刺意味。教皇裁定，西班牙可以在政治上控制这座岛，但德国享有全部商贸权。不过，笑到最后的还是“铁血首相”。为期15年的美西战争让西班牙吃尽苦头，它在与美国争夺菲律宾的战争中落败，而其想确立太平洋主宰地位的雄心也随之土崩瓦解。1899年，西班牙把雅浦岛卖给了德国，总价是330万美元。

德意志帝国把雅浦岛收进版图，这是一件好事。世界因此留意到了历史上最有意思、最不寻常的一套货币体系。确切地说，是威廉·亨利·福内斯三世（William Henry Furness III），这个与众不同的、聪明的年轻美国冒险家发现了这一点。身为新英格兰名门之后的福内斯一度学医，后转而研究人类学，探访婆罗洲的经历让他声名大噪。1903年，他在雅浦岛上逗留了两个月，并在几年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构成的详尽报告。1和婆罗洲相比，雅浦岛的未开化程度让他印象颇深。虽然这只是个仅有数千人口的小岛——用福内斯自己的话来说，“无论从哪边横跨小岛，都只要一天路程”，但这里的社会构成并不简单。雅浦岛有一套种姓制度，保存着奴隶阶层，还有由喜爱钓鱼和搏击的人们组成的俱乐部。当地歌舞活动丰富多样，已经成为传统，福内斯津津乐道地记录了这一点。这里还有颇为流行的本地宗教，这也是之前的传教活动会以悲剧告终的原因，连同一套生动的创世传说：雅浦人的祖先住在一个巨大的藤壶上，这个藤壶捆在浮木上，飘在海面。不过，最让福内斯震惊的是，雅浦岛拥有自成一派的货币体系。

应该说，雅浦岛的经济远称不上发达。市场上只有三种产品——鱼、椰子，以及当地唯一的奢侈品——海参。此外再没有其他可以用于交换的商品了；这里完全没有农作物，几乎没有艺术品和手工制品；唯一驯养的动物就是猪。德国人来到这里后，还引进了一些猫；当地很少与外界进行贸易。这当属人们能找到的最简单、最独立的经济体系。鉴于上述这种未开化的情况，福内斯觉得他在这里只会发现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他的评论如下：“在这样一座岛上，衣食用品就长在树上，唾手可得。”就算以物易物这种交易方式，也应该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而事实恰恰相反，雅浦岛有一套高度发达的货币体系。当地的货币非常与众不同，福内斯一上岛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费币”（fei）构建了当地的货币体系——这是一种“又大又厚的石轮，直径从1英尺到12英尺^2不等。石轮中间有一个孔洞，孔洞的大小各异，取决于整块石币的尺寸。有的可以插进一根粗大的棒子，目的是为做运输之用”，3打造这种钱币的石材是从帕劳群岛中一个名叫巴伯尔图阿普岛（Babelthuap）的地方开采出来的，离这里差不多有300海里之远，据称很早以前人们就有传统，把那里的石头采出来带到雅浦岛。这种钱币的价值主要由其本身大小决定，同时也要看纹理是否光滑，以及石灰岩的白度如何。

最开始，福内斯认为当地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奇特的通货形式，可能是因为虽然十分不易携带，但“要四个壮汉才能偷走价值等于一头猪的钱，自然不会有人以偷窃为生。可以想象，几乎不会有盗窃费币的行为。”4不过，在岛上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把费币从一家搬到另一家的行为也很少见。这里进行的交易很多——但出现的债务一般只是彼此抵消，账款都留到以后的交易中再转结。即便到了需要清算未结债务的时候，也很少需要真正搬动费币。“这种石质货币有个值得关注的功能，”福内斯写道，“那就是对所有者来说，无需持有它。在讨价还价之后，当石币的新主人发现交易涉及的费币的价值太大，不易搬动，他并不在意自己对这块石头的所有权有没有实物保证，甚至不需要为交易做什么记号，石币还是原封不动地留在原来的主人那里。”5

雅浦岛的石币，威廉· 亨利· 福内斯摄于1903年

就在福内斯对雅浦岛货币体系表示惊奇之时，向导给他讲述了一个更为吃惊的故事：

附近村子里有一家人，他们的富裕程度毋庸置疑，人所周知，然而没有一个人见过或接触过这笔财富，这家人自己也不例外；他们家的财富是一块巨大的费币，其尺寸只是在祖辈的口中提到过；在过去两三代人的时间里，这块费币就躺在海底，直到现在！6

很多年前，在从巴伯尔图阿普岛运往这里的时候，这块费币因为风暴沉到了海底。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

人们都承认……这块费币在运输过程中掉下海的事故本身无须多议，而且人们也承认，即便是沉在数百英尺外的海里，这块石币的交易价值也不应受到影响……这块石头的购买力就如同把它明显地摆在主人房外一样，仍然有效。它代表的财富就和中世纪的守财奴囤聚不用的金子一样，或者也可以看成是我们华盛顿国库里堆积的银圆，我们从未见过也没摸过这些银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用代表它们的纸质凭据进行交易。7

福内斯的离奇见闻在1910年出版时，似乎并没有获得经济学专业人士的注意。不过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下属的《经济学报》编辑碰巧接触到了这本书，把它交给一位年轻的剑桥经济学家评审，此人名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刚刚被借调到英国财政部负责战时事务。在之后的20年里，凯恩斯革新了全世界的货币观与金融观。他写道：“福内斯的书让我们了解到，有一个民族对货币的观念，可能比其他国家的人聪明得多。雅浦岛的实践更有逻辑，储备黄金这种现代的做法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经验。”8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为何会认为雅浦岛的货币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全球学习，这就是本书讨论的主题。

英雄所见略同

货币是什么，它打哪来的？

几年前，借着一次小酌的机会，我向一位老朋友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他是个成功的企业家，有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此人给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在原始社会时期，货币是不存在的——只有以物易物。一旦人们需要自己无法制造的东西时，他们就得去找那些拥有这些东西，并且愿意用这些东西交换自己能制造的物品的人。以物易物这种体系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效率很低。你必须能找到一个正好拥有你想要的东西的人，而且还需要他正好想要你有的东西——此外，这两件事必须得同时发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某一刻就诞生了需要选定一种东西作为“交易媒介”的想法。从理论上说，这种媒介可以是任何东西——只要人人都认可它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支付方式。然而，在实际中，人们总会选择金银，因为它们能保存、可铸造、方便移动，而且稀有。总而言之，从那以后，不管用什么做交易媒介，作为交易媒介的东西就不光得是它本身是人人想要的，同时也要能用来购买其他的东西，而且可以囤积起来作为今后的财富。简单说，这种东西就是货币——这就是货币的由来。

这是个简洁有力的说法。我也向这位朋友解释道，这套货币本质与起源的理论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一书中就可以发现这套理论的一个版本，这是最早一本涉及此事的西方文化经典著作。9古典政治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发展了这套理论。10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的“论货币的起源与效用”一章中，几乎一字不差地支持了这套理论：

但是当劳动分工首次出现时，在实际运作中这种交换力一定是非常捉襟见肘的……屠户店里摆着自己吃不完的肉，而酿酒师和面包师都想买一块。不过除了自己的产品外，两人再没有其他东西可用于交换了，何况屠夫已经有了当下够吃的面包与够喝的啤酒……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在劳动分工首次确立后，在任何社会阶段，所有精明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用这样一种方式打理自己的事务：除了在自己从事的行业内生产外，还会随时随地带着一定量的某种商品，或者别的在他看来能够用来交换外人的产品而不会遭到拒绝的东西。11

至于什么样的商品可以作为货币来使用，斯密和我的朋友一样，都抱着一套不可知论：

很自然，有很多种商品相继被考虑进来，并用作此途。在未开化的年代里，据说牲畜一直是商贸中最普遍的媒介……人们还说在阿比西尼亚，盐是贸易中最常见的介质；印度海岸的一些地区选中了一种贝壳；纽芬兰用鳕鱼干；弗吉尼亚靠烟草；我们西印度殖民地的一些地方用的是糖；其他一些国家则用毛皮或熟皮；有人和我讲，时至今日，苏格兰的一个村庄，工人去酒馆或面包房，身上携带的是钉子而不是钱，而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12

而且和我的朋友一样，斯密也相信，一般来说，金银以及其他金属，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

然而，在所有国家中，似乎总会有一些缘由，让人们更青睐金属材料，而不是拿其他商品来做此用途。和其他商品比起来，金属损耗较少，没有任何东西比它们更抗侵蚀。此外，金属还可以在没有损耗的前提下，按任意数量分割成小块，另外通过熔炼，这些分割后的部分又可以重新结合在一起；其他耐用品不具有这种特性。正是这种特性，让金属变成了最适合商贸和流通的工具。13

因此我对朋友说，他应当为自己感到高兴。尽管根本没学习过经济学，但他得出的结论和伟大的斯密一样。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货币起源和货币本质的理论，并不像是托勒密地心说那种历史上的学说——是一套过时的假说，早已被更为现代的理论所取代。相反，今天所有主流的经济学书籍中，几乎都会出现这套理论。14另外，在过去60年中，这套理论的基本思想，已经成为了对大量货币问题进行理论化、经验化研究的基础。以此为前提，经济学家设计出了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探究缘何一种商品比其他东西更适合当作货币来使用，以及人们希望持有多少这种商品；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分析机构，来解释方方面面有关货币价值和用途的问题。这套理论为各种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打下了基础——例如尝试解释经济增长与下滑，以及如何借助调整利率和政府开支等手段，应对所谓商业周期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简言之，我朋友的想法不是只有历史基础。在今天，无论是对经济学爱好者还是专家来说，这些想法仍然是传统的货币理论。

这么一来，我这位向来就很“谦虚”的朋友可算是信心爆棚了。“我知道自己很聪明，不过鉴于之前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身为一个业余人士，我还能和经济领域的大师想到一起，这还是蛮让人吃惊的。你难道不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费力攻读学位，是在浪费时间么？”当然，我得承认这的确让人有些不快。不过不是因为他能在未经过任何经济学训练的情况下，就猜到了这套理论。恰恰相反，不快是因为像我这样已经受过多年训练的人，居然还在重复这套理论。这种传统的货币理论，虽然它简明直白，但却有个问题：它完全是错误的。

石器时代经济学？

凯恩斯对雅浦岛的看法是正确的。乍看上去，福内斯对该岛古怪石质通货的描述，似乎无非就是对货币历史的生动诠释。不过，它也给传统货币理论带来了一些难题。就以货币产生自以物易物这种观点为例。当亚里士多德、洛克、斯密这样说的时候，他们的说法完全是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这些人从未亲眼见过完全靠以物易物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不过，说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体系貌似也有理；如果这种体系确实存在过，那么说有人会因为不满它的缺陷，发明一套改进方法，似乎也能讲得过去。按照这种思路考虑下来，雅浦岛的货币体系的确让人吃惊。现在出现了一种经济，它本身并不复杂，从理论上可以靠以物易物的方式一直维持下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拥有一套高度发展的货币体系与通货体系。或许雅浦岛本身就是个例外，不受这套规律支配。不过，如果说这种原始状态下的经济都已经出现了货币，那么又到哪去找以物易物的经济呢？或者说在哪个历史时期能发现以物易物的经济呢？

自从福内斯关于雅浦岛的作品发表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这个难题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随着历史证据和民族志[1]证据不断出现，雅浦岛是个特例的说法也就越来越站不住脚。尽管研究人员费尽心思，但从未有人找到一个能够靠以物易物维系正常交易的社会，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代看，都没有这样一种社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货币的知名人类学家考虑对此下一个结论。美国学者乔治·道尔顿（George Dalton）在1982年写道：“如果严格地将以物易物定义成无货币的市场交换，那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我们获知凿实信息的经济体系中，它都没有成为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15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则总结道：“从来就没有关于以物易物经济的直接描述，更不要说从这种体系中诞生货币了；现有的民族志都暗示，从没出现过这样一种东西。”16这种新观点甚至渗入到了更前沿的经济专业中。杰出的美国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就在1993年出版的《西欧金融史》（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第二版中写道，“经济史学家时不时就会维护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交互的进化是从一种天然的，或者说以物易物的经济发展到货币经济，然后最终发展到信用经济。例如，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在1864年就提出了这个观点；恰恰这个观点是错的。”17到21世纪初，那些有兴趣用经验证据来证明货币源自以物易物是个错误理论的人，罕见地达成了一致。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2011年直接指出：“没有证据证明有这么一回事，有大量证据显示的是，没有这种事情。”18

雅浦岛的故事不仅对货币起源的传统理论文献提出了挑战，它还引发了人们对货币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的怀疑。传统理论认为，货币是一件“东西”——是从众多商品中选出来的一件商品，起到了交易媒介的作用——而且，货币交换的本质就是服务于货物同这种交易媒介商品的对换。但是，雅浦岛的石钱并不是这样的。首先，很难想象有人愿意选择“直径从1英尺到12英尺各异的、大个的、坚硬的、厚重的石轮”作为交易媒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石币比要交易的东西难搬得多。更大的问题在于，很明显，“费币”不是那种概念上可以与其他任何商品交换的交易媒介——因为在大多数时候，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被交换过。事实上，在那个费币沉到海底的例子里，甚至没人见过这个东西，就更不要说让它成为交易媒介、在人们手上传递了。毋庸置疑，雅浦岛的土著对费币本身怎么样有着一种让人称奇的淡定。他们货币体系的本质不是拿石币做交易媒介，而是别的东西。

仔细考虑亚当·斯密那个选择商品担任交易媒介的说法，会发现雅浦岛的居民领会到了真谛。斯密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有很多商品都被当作货币来使用：纽芬兰的鳕鱼干、弗吉尼亚的烟草、西印度的糖，甚至还有苏格兰的钉子。但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后，在当时一代或者后一代人对其中某些例子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美国金融家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就在1832年发表的《货币与银行业简论》（“Essay on Currency and Banking”）一文中表示，斯密以为这些记载证明了商品作为一种交易媒介的存在，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19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交易的公认单位都是镑、先令和便士，和现代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一样。卖家在账簿上逐渐累积、记录下来的信用，以及买家的债务，都是以货币单位标注的。买卖双方间的账目之后可能会按照某种等同于债务价值的商品或其他东西来结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商品就是“货币”。着眼于商品支付过程，而忽视其背后的信贷与清算体系，完全是搞错了研究的方向。而且，像斯密那样，接受商品本身就是货币这样一种观点，一开始从表面上看可能符合逻辑，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荒谬的。作者阿尔弗雷德·米切尔·英尼斯（Alfred Mitchell Innes）著有两本关于货币本质的杰作，他的作品虽然未受重视，却以通俗但精准的语言总结了斯密关于纽芬兰鳕鱼币的问题：

稍微想一下就能明白，一种大宗商品无法当作货币来使用，因为如果这样，需要社区的全部成员都认可这种交易媒介。这样的话，如果渔民用鳕鱼买补给品，商贩又要同样用鳕鱼来为鳕鱼付钱，这明显是荒谬的。20

如果雅浦岛的“费币”不是一种交易媒介，那么它们是什么呢？更确切地说，如果“费币”不是货币，那么雅浦岛上的钱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非常简单。雅浦岛的货币不是费币，而是背后的一套以信用记录以及靠这种记录进行清算构成的体系。“费币”只是用来记账的表征。和纽芬兰一样，雅浦岛的居民在交易鱼、椰子、猪以及海参的过程中，会积累信用与债务。这些信用与债务可以用来抵消交易中彼此需要清算的款额。只要交易对方允许，人人都可以用“费币”这种通货兑换适当价值，通过这种方式在单笔交易完成后把未结清的账目清掉，也可以按日或周为期限结清；卖方和雅浦岛上的其他人都享有这种赊账的信用，而“费币”就是对这种信用的有形可见的记录。换言之，硬币和通货都是表征，用来记载信用记录这个基础的体系，并实施清算这个基础的过程。在雅浦岛，即便石币掉进海中，也不会有人质疑石币持有者的财富。就算是在经济规模比雅浦岛更大的地方，也会需要信用记录和清算体系。但通货本身不是货币。货币，是信用记录以及信用清算构成的体系，通货只是这个体系的代表。

对现代的读者来说，他们或许已经很熟悉老一套的说法了，或者将其看作是明摆着的事情。他们这样看的确有自己的道理。毕竟，从把贵金属铸成硬币的那一天起，把货币看成是一种商品，把货币交易看成是货物与一种有形交易媒介的交换，大概就成了自然而然的观点。而当法律赋予联邦储备纸币（Federal Reserve note）或英格兰银行纸币（Bank of England note）的持有者在“宪法大道”和“针线街”[2]上出示它们的权利，并赋予其赎回一定量黄金的权利时，这种说法其中的道理就更明显了。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今天，在现代的货币体制中，美元、英镑或者欧元，都不靠黄金支撑——也没有什么法律权利可以保证我们可以把手中的钞票换成黄金。很明显，现代的纸币只是种表征。更厉害的是，在我们的经济中，大部分通货并没有以纸币的形式存在。我们的国家货币，绝大部分——在美国大约是90%，英国则是97%——根本没有实物形态。21这些钱只是由我们银行中的账户结余构成。在如今进行的大部分货币支付中，唯一有形的工具是一张塑料卡片和一块小键盘。如果说一副微芯片和一条无线Wi-Fi连接就是一种交易媒介商品，维护这种说法的理论家一定非常勇敢。

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巧合，在20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中，凯恩斯不是唯一一个向非常明白货币本质的雅浦岛居民致敬的人。1991年的时候，很难被称为凯恩斯理论追随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看到了福内斯那本没名气的书。79岁的弗里德曼同样对雅浦岛有很高的评价，认为雅浦岛摆脱了商品硬币这套传统但不健康的制度，是值得赞赏的。而且，该岛对公认的实体通货很明显漠不关心，说明了货币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信用与清算构成的一套体系。弗里德曼写道：“在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里，‘文明’世界就表现为要把深藏地下代表财富的金属挖掘出来，耗费极大人力锻造，再长途跋涉，将其放到精心设计的地库中，再次掩埋回地下。这种行为真的就比另一种更加理性么？”22

如果说在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中，能获得其中一位的赞赏可能是种幸运；要是两人都发表赞誉，那这件事绝对值得关注。

货币历史证据的毁灭：英国财政部塔利符木的命运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双双为之叫好的雅浦岛经济世界观——即货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信用，货币交换是信用记录的清算，而且通货仅仅是基础信用关系的表征——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对那些需要实际管理货币的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财务状况处于迫在眉睫的人来说——把货币看成信用而非一种商品的观点，一直受到强烈推崇。一个知名的例子就发生在1565年土耳其人发动的“马耳他大围攻”期间。由于奥斯曼帝国迟迟不解除封港令，金银的供给开始短缺，马耳他骑士团被迫用铜来铸币。骑士团所信奉的、用来提醒人们何为价值根本的格言似乎非常契合雅浦岛的居民的想法：“Non Aes, sed Fides。”——“重要的不是金属，而是信任。”23

不管怎么说，在数个世纪中，把货币看成一种商品，把货币交易看成货物与交易媒介的交换，以及把信用看成是出借货币这种商品的保守观点，都获得了大部分理论家和哲人的支持，因此这种观点也就统治了经济思想，还有大多数时候的政策。不过，如果关于货币的传统理论明显是错的，为何有如此之多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用杰出的作品认同该观点？为何今天的经济学专业仍在参考这一传统理论的基本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坚持把这些观点当成现代经济思想的基石？简言之，就是关于货币的传统理论为何会长盛不衰？这里有两个根本原因，都值得仔细思考。

第一个原因必然与货币的历史证据有关。问题不在于历史早期的货币证据过少，而是有关货币的历史证据实际上只有一种——就是硬币。全世界的博物馆收藏着大量硬币，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硬币和硬币上面的镌刻文字是了解古代文化、社会以及历史的主要考古证据。凭着天才学者的解读，硬币上雕刻的图案和缩写的文字给出了大量关于古代国王的历史、典籍中神明的等级以及古老共和国意识形态的信息。钱币学，这个完全是学术性的学科，其工作就是致力于研究硬币；和外行的想法不同，这门学科和集邮完全不是一回事，钱币学是历史研究中最成熟的领域之一。

但是，对研究古代历史来说，尤其是在关于货币历史的研究中，硬币为何会如此重要，真正原因在于硬币是保存至今的东西。24制造硬币的材料是耐用金属——而且通常都是金银这种可以永存的金属，不会生锈，也不会被腐蚀。这样一来，硬币就能免遭破坏，比别的大部分东西保存得都要好。更重要的是，硬币本身是有价值的，因此人们总会把它埋藏起来——更容易让数十年、数个世纪，甚至是上千年后孜孜不倦的历史学家或钱币学家发现它们。但问题在于，没有哪一个领域会像货币的历史这样，其研究方法完全依赖保留下来的实体证据，而这些证据又将人引入错误的认识。这里有一个不幸的故事，讲述了一种最重要的、有关货币历史的证据遭到毁坏的过程。它可以向我们揭示和其他领域相比，为何货币历史更容易受到保存下来的实物的误导。

从12世纪到18世纪末的600多年中，英格兰公共财政事务的运作依靠的是一套简单但别出心裁的记账技术：英国财政部的塔利符木。塔利（tally）是一根木条——通常取自威斯敏斯特宫外泰晤士河河畔的杨柳树。塔利木条上的刻痕标注了财政部往来的款项，有时上面也会出现文字。有的塔利是领主向王室缴税的收据，其他的塔利则代表资金流向相反的交易，记录了统治者向知名属民贷款的金额。一条保存下来的塔利上写着，“福尔克·贝赛特以9英镑4先令4便士买下了维科姆区的农田。”——这是13世纪伦敦主教福尔克·贝赛特（Fulk Basset）欠亨利三世国王的一笔债务。即便是贿赂似乎也一直用财政部的塔利来记录：一条由个人收藏的塔利，上面保存的信息就委婉地记载了可疑的内容，“威廉·德·图勒维克以13先令4便士换得国王的美意。”25

支付的详细信息一旦被记录到塔利上，这根木棒就要从正中间竖着掰成两条，交易双方各持一半留作记录。债权人的一条被称作“stock”，债务人的一条则叫作“foil”；之后，英国就用“stock”这个词代指国债，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柳木独特的纹理保证了这种信用记录不可能被伪造；而这种记录本身也便于携带——而不是仅仅记录在威斯敏斯特的财政部账簿上。这些属性使得财政部的信贷可以从最初的持有者那里传递到第三方，用来偿付毫无关联的债务。用现代财务术语来说，塔利符木是种“无记名证券”：就像债券、股票、纸币这样的财务义务，不管是谁，只要持有这种实体记录，就可以受益。

历史学家认为，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绝大多数财政工作应该都是通过塔利符木来进行的；而且大量货币交易也应该是通过这种工具处理的。税项到期需要支付之时，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记录在塔利符木上的信贷。然而，这一点现在是无法确认了。虽然在数个世纪中一定有数百万根塔利符木被制造出来，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到了19世纪初，英国财政部中还保留了数千根塔利，但到了今天只有一小把样品保留了下来。这个不幸的局面要归咎于19世纪英格兰对行政改革所持的那种臭名昭著的狂热。

一组英格兰财政部塔利符木的收藏品：在19世纪的大破坏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历史证据

虽然在之前的500年中，塔利符木体系证明了自身出色的效用，到18世纪末，人们还是认为到了放弃这种工具的时候。用带刻痕的木条记录账目——更不用说在英格兰银行发行精致纸钞的同时，还把木条当成钱来使用了——这在当时被认为简直是原始人的行为，肯定不能适应商业与科技上的巨大进步。1782年的一项议会法案正式废除了塔利符木，不再将其作为财政部记账的主要工具——不过由于旧制度中的某些虚职仍然存在，这条法案等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直到1826年才正式生效。在1834年，随着财政部出纳科这个古老的机构被最终撤销，最后一根财政部塔利符木也被纸币取代了。26

曾经的塔利符木体系最终被取消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财政部中剩下的那些数量庞大的塔利存档该怎么处理。改革分子普遍认为，这些在过去虽然是大英帝国记录财务账目一直使用的工具，但现在只是令人尴尬的遗留物“就和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3]在荒岛上记录日历一样”，应该不假思索地将这些东西烧成灰烬。27 20年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记录下了这一举措带来的不幸后果：

说来也巧，人们偏要在上议院的一个炉子里烧掉它们。这些可笑的木条塞得太满，炉子点燃了镶板，镶板点燃了上议院；上议院点燃了下议院；两间房子都烧成了灰；建筑师被叫来建造新的；所以我们现在又一次陷入了上百万的开支中……28

当然，议会大厦可以重建。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今天的泰晤士河河畔，才会矗立着壮丽的威斯敏斯特宫。然而，无法从大火中抢救的，是塔利符木构成的有关英格兰财政与货币历史的无价记录。29那些靠私人收藏才幸免下来的塔利为数不多，历史学家只能依靠它们来开展工作。幸好当时还有文字记录记下了这些工具的使用方式。30不过，那些记录了整个中世纪英格兰货币与金融状况的威斯敏斯特档案，那笔巨大的知识财富，却不可挽回的失去了。

如果说这件事对中世纪英格兰的货币历史来说是个损失，那么货币历史的整体情况则更糟糕——那些尚无文字记录的社会更是如此。保留下来关于货币的实体记录大多都是硬币：然而正如英国塔利符木体系所显示的那样，铸币可能只是整个货币历史中的冰山一角。货币与金融历史知识的广袤大地，是我们无法抵达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关于这些体系存在和运作的实体证据幸存下来。我们只需想象一下就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如果说一场自然灾难毁掉了我们现代金融体系的所有数字记录，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重建我们这个时代货币历史的希望有多大呢？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推理上，并且盼望这些历史学家不会把残存下来的英镑硬币和欧元硬币，当作是我们货币的全部，并用这种假设理解我们现代的经济生活。

做一条离水之鱼的好处

货币的传统理论缘何能长盛不衰，第二个原因与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本身有直接关系。中国有一句谚语：“鱼在水中不知水”。这是对“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为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个简洁解释，说明了为什么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为何不同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研究的是实体世界，至少从原则上说，这个世界是可以得到客观认识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则不是这么简单。在这些领域，我们以个人或群体为目标，研究我们自己。社会和我们自己无法脱离我们本身——而且和自然科学相比，这一点使得客观认识事物变得异常困难。一套制度距离我们日常生活的核心越近，想要跳出圈子来分析它就越困难——想这样做也就越具有争议性。货币本质为何如此难以厘定，以及这个话题为何从古至今都存在争议，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中非常主要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尝试去了解货币时，我们就像中国谚语中的那条鱼一样：想要了解的是自己游在其中。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在社会科学领域展开的研究都是浪费时间。或许我们无法对自己的习惯、风俗以及传统得到一个绝对客观的认识；但通过在不同历史环境下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客观地认识。这就好比外出远足时，可以从远处两个不同的角度对一点进行观察，从而用三角定位法确定这一点的位置。通过在其他时期、其他地点以及其他文化中观察一个熟悉的社会现象，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关于它的信息。具体到货币这个问题上，唯一的问题是，它是经济中非常基础的一个元素，基础到了很不容易找到观测它的机会。大多数时候，货币就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只有在正常的货币秩序被扰乱的时候，我们才会注意到它。当货币秩序解体之时，水才会暂时从鱼缸中倒出来，就在这一刻我们才变成了离水之鱼。

所以说，只有在社会与经济混乱到不得不去关注它时，我们才会去了解货币究竟是什么。正如英国财政部塔利的命运那样，由于在调查货币历史之时，供研究的证据实在太过稀缺，所以我们最好从最近的历史时期着手，这种证据是最容易获得的。如果想要了解货币的本质，换言之，最好的机会就是研究近代严重的货币秩序失调。幸运的是，我们并不缺少这样的例子。

在一个没有银行的经济体中，货币是什么样子

1970年5月4日，爱尔兰知名日报《爱尔兰独立报》（Irish Independent）刊发了一则显眼的通告。通告的标题简单却骇人：“银行关闭了”。这则通告由爱尔兰银行常务委员会发布，这家代表爱尔兰各大银行的组织告知公众，由于银行与其雇员间的劳资关系破裂，“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下列银行无法在爱尔兰共和国境内提供近期已经捉襟见肘的服务”。通告继续写道，“鉴于此种情况，很遗憾地告知公众，爱尔兰共和国境内银行的所有办公室都将从5月1日周五起关闭，何时开业另行通知。”

此事乍听起来令人震惊。在1970年这种现代时期，一个发达经济体的整个银行业体系居然会在一夜间突然关闭。不过在当时，人们普遍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光是因为这种事在1966年发生过一回。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欧洲，银行与雇员间的纠纷是非常常见的：主要事由也就是要求提薪。1969年整年的高通胀——到秋天时，生活成本已经较之前的15个月提高了10%还多——刺激工会提出了新的劳资协议。银行此前拒绝了工会的提议，于是爱尔兰银行从业人员协会投票决定罢工。

大众从一开始就预料到银行的关闭不会是短期的，所以人们有所准备。企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囤积纸币和硬币。《爱尔兰独立报》报道称：

由于公司对银行歇业有所预料，所以建立起自己的储备。整个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提现潮。保险公司、担保公司以及证券公司业务量或因银行持续关闭迎来大增。工厂以及其他拥有大量员工的单位已经安排从超市和百货公司等大型零售商处获取准备金，从而保证发薪。31

不过，在危机的头一个月里，人们已经明显看出，事情不会发展到大众担心的那个地步。爱尔兰央行在3月和4月间精心调节了对现金的额外需求，所以在5月时，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和硬币比往常多出了大约1 000万爱尔兰镑。在一些地方，小额零钱支付不可避免地增加到过量的地步——通常是商店或其他零售店——而在另一些地方则面临稀缺——通常是批发商和那些在日常业务中没理由收取现金的公共机构。央行甚至徒劳地恳求国营公共汽车公司，让它向乘客发放现金。不过，这些在硬币和纸币流通环节中出现的阻碍，都没有给大众带来太多不便。

原因是即便银行都关闭了，绝大多数的支付都还是靠支票完成——换言之，也就是从一个个人或企业的活期户头转账到另一个账户。在对整个事件的评估中，爱尔兰央行注意到在银行歇业前，“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货币总量是以活期账户中的信用余额这种形式存在的，剩余的部分则由纸币和硬币组成。”32因此，关键问题在于这种“银行的钱”是否能够继续流通。具体就个人来说，他们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只要自己的开支超过5月1日银行关门时他们手头上持有的现金，就只能以支票方式写下借据，并希望这些借据可以被接受。

很明显，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交易持续进行，支票也在兑换，几乎和往常一样。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没有一张支票可以提交给银行。正常情况下，把支票提交给银行这种安排是为了避免交易卖方因接受信用付款承受大部分风险：在每个交易日结束的时候，支票都可以兑换成现金。然而，由于银行业体系的停摆，支票暂时成为了个人或企业的借据。卖方接受这些支票完全是基于自己对买方信用的评估。因此，主要的风险是对这套临时体系的滥用。由于支票不会被清算，所以大体而言是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人们开出空头支票的。为了保证这套体系的运行，收款人不得不接受这些支票，相信付款人的支票不会被拒付——而在当时他们并不清楚银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业，也只有到银行重开的时候他们才能搞清楚收到的支票是否有效。伦敦的《泰晤士报》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在爱尔兰海的另一边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在7月时该报强调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即社会似乎并未出现多大变化，报道同时还注意到了这种情况的脆弱性。该报的通讯员写道：“现有的数据和趋势表明，到目前为止，这场混乱尚未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在运营时对过度开支保持的审慎态度。”但是这种平衡能维持下去么？文章接着写道，“不过现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心理风险。如果混乱持续，谨慎就会被抛在一边，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33

果不其然，这套体系的漏洞开始在各地出现。银行关闭后一个月，一些牲畜市场宣布不再接受私人支票，34这引发了一阵恐慌。7月时，由于缺少准备金，奥马市一位先前因向爱尔兰境内走私7头生猪而被判刑的农场主表示，自己无力缴纳309爱尔兰镑的罚款。35而且在整个夏天中，由于应对银行歇业需要增加开支，再加上银行本身的撺掇，商业游说团体开始在媒体上发表耸人听闻的故事，例如称“由于银行之间的纠纷，整个经济正在快速瘫痪”。36但是，当整个危机在1970年11月最终解决时，爱尔兰央行整理的证据显示，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在对银行关闭的评估中总结道，“在主要清算银行歇业的情况下，爱尔兰的经济持续正常运转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此外，在这段时间里“经济活动的水平持续提高。”37不管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还是之后，这套体系都难以让人信服——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套体系奏效了：在6个半月的时间里，作为当时全球最富裕的30个经济体之一的爱尔兰，出现了“一套高度个人化的信用体系，在借贷最终清算没有确切时间表的情况下，替代了现有的、已成惯例的银行业体系。”38

事情到了最后，人们发现这套相当成功的体系的主要问题其实在于供应方面。到银行和雇员最终就新劳资协议达成一致，各家银行将于1970年11月17日重新开业之时，个人与企业已经积攒下了大量的未清算的支票。报纸上贴出了广告，提醒顾客不要一次将所有支票提交给银行，而且预告称账户结余或许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完全厘清。又过了3个月的时间，也就是1971年2月中旬，事态才完全恢复正常。到那时为止，在银行歇业期间签出的总计超过50亿爱尔兰镑的未清算支票被提交至银行清算。这就是爱尔兰公众在其银行遭遇罢工时为自己“造”出的钱。

这种明显是自发性的经济合作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在事件结束后，大众一致认为，爱尔兰社会生活中的若干特点对这种成就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爱尔兰的小饭店。整件事根本的挑战在于，如何审核那些用不可清算支票进行支付的人的信誉。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在爱尔兰这种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一种优势。人们对大部分的交易对象都知根知底，而且很容易对交易对象的信誉度做出评价。不过，不管怎么说，1970年的爱尔兰都是一个多样化且发达的经济体，所以事情不可能总是像上面那样理想。就在这时候，爱尔兰共和国的酒吧和小商店发挥了作用，作为整个体系中的节点，像银行的替身一样，收取、担保并清算支票。爱尔兰经济学家安东·墨菲（Antoin Murphy）就带着令人敬佩的谨慎总结道：“这些零售摊点和小饭店的经理似乎知道关于顾客的很多信息——毕竟在为客人上了多年酒之后，服务生不可能对他们的流动性资源一无所知。”39

问题的核心

爱尔兰银行关闭这个案例提供了一个少有的好机会，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货币的本质。就像福内斯从雅浦岛发回的报告一样，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对一套货币体系的运行来说，到底什么才是本质。因为爱尔兰的例子发生的时间与现在非常近，其中利用到的手段也与现代的技术类似，所以它更适合用作经济上的定位。雅浦岛的故事显示出，有关货币本质与起源的传统理论是混乱的。爱尔兰银行关张的故事则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可以通向更为实际的其他选择。

关于货币本质的假设折磨了经济学家数个世纪之久，这种处于核心地位，但存在误导的假设认为：最根本的东西是通货，即商品化的硬币。它以“交易媒介”的身份发挥作用。而雅浦岛的故事揭去了笼罩在事情真相上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它说明在雅浦岛这样的原始经济体中，货币只是种临时性的点缀，而今时今日的体系也是这种情况：货币的本质其实是它背后由信用记录和清算机制构成的体系。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性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与传统理论描绘的截然不同的景象。这种关于货币的替代观点，其核心——或者也可以说原始概念——是信用。货币不是一种作为交易媒介的商品，而是由三种基本要素组成的一套社会型技术。第一条基本要素，是用来衡量货币价值的抽象价值单位。第二，是信用记录体系，它可以在个人或机构从事与他人的贸易时，跟踪记录他们的信用余额或债务余额。第三，是原始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的义务转移到第三方，来结清某些无关的债务。

这第三种要素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所有的货币都是信用，但并非所有的信用都是货币：正是这种转移的可能性造就了这种区别。一张借据永远都是两方之间的一纸合约，它只是一笔贷款。这是信用，但不是货币。只有当借据能够被传递到第三方——用金融术语来说，也就是当它可以被“议付”或经“背书”的时候——信用才活跃起来，开始发挥货币的作用。换言之，货币不只是信用——而是可转让的信用。正如19世纪的经济学家、律师亨利·邓宁·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简单的思考立刻显示出货币的基本性质。非常明显，它的基本用途就是衡量和记录债务，并促使其从一个人的手中转让到另一个人手中；只要是为了这个目的，不管采用何种手段，也不管它是金、银、纸或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一种货币。因此我们可以定下这样一个基础概念：即货币和可转让债务是可以互用的两个词；任何代表可转让债务的东西都是货币；而且货币可以由任意材料构成，它代表的是可转让债务，并且只代表这种东西。40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债务可转让能力的创新是货币历史发展上的关键一环。这种对社会与经济有历史革命影响的认识就是这样来的，而不是逐渐从神秘的以物易物的经济中演化而生的。事实上，只要我们能理解维多利亚年代说话语调中的明显暗示，就可以说麦克劳德下面的这种看法绝不夸张，他指出：

如果我们被问及，谁的发现对人类的财富有最深远的影响？在全盘考虑后，有一个安全的答案：第一个发现债务是种可售商品的人。41

认识货币的第三种基本要素，这是非常重要的。它解释了什么决定了货币的价值——还有为何货币虽然只是信用，但它却不可以被随意制造出来。对在支付中接受买家借据的卖家来说，他们必须相信两件事情。他们必须有理由相信，要对自己履行财务义务的债务人到时候有能力兑现他们所说的话。换言之，他们必须相信货币的发行人是有信誉的。这对维持双边信用来说就足够了。对货币的要求则更严苛。对成为货币的信用来说，卖家还必须相信第三方也同样愿意在支付中接受债务人的借据。卖家必须相信信用现在是，而且以后也是可转让的——即需要这种货币的市场是流动的。相信这两件事情的理由本身是否充分，决定了发行人的借据作为货币流通的难易。

正是因为有了可转让这第三种要素，政府，或者是由政府支持与背书的银行，其发行的货币才被认为是特殊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名目主义”[4]——甚至认为，政府及其代理人是货币唯一有效的发行者。但爱尔兰银行关闭的故事说明，这只不过又是一个误导性的偏见。爱尔兰银行的关闭显示出，信用体系的创建与清算不需要受到官方的批准。官方的体系，也就是银行，在7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歇业了。但货币没有消失。就像那块沉到海底的“费币”一样，联合的银行突然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信用账户和清算这些官方的工具——但货币依然存在。42

爱尔兰银行的关闭证明，官方那一套关于银行的东西，信用卡、郑重其事印刷水印的纸币，对货币来说，都不是本质的东西。如果这一切都消失，货币依然会存在，因为它是一套信用与债务的体系。它就像跳动的心脏一样，张弛不停地运动着，维系着贸易流通。唯一重要的是存在信誉被大众认可的发行者，以及大众对他们的义务可以被第三方接受这一点有足够的信心。对政府和银行来说，达到这两个标准通常不是什么难事；但对公司来说——暂且不谈个人——这两个标准一般都较难达到。不过，正如爱尔兰的例子证明的那样，这些经验法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在官方的货币协定瓦解，而社会又能够如此有效地临时创造出一套替代方案之时，众人自然会感到吃惊。

“那又怎样？”

我那个企业家朋友摆出了一副丝毫不以为然的样子。

“好吧，”他说。“可能你是对的，或许仔细审视一下我的理论——我是说亚当·斯密的理论——会发现里面确实有些漏洞。不过我有个问题，就算你说的对，那又怎样呢？如果我把钱看成是社会型技术而不是一件东西，在现实世界里会有什么区别么？另外，货币是不是一种不需要依靠国家就能存在的社会型技术，这种事有多重要么？”

我得承认这是一个好问题。毕竟我一直在强调的，只是简单的改变角度的问题。不过，观察角度上的微小改变，也可以使结果产生巨变。我自己是找不出什么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了，所以我搬出了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他的一个故事颇受欢迎，应该有所帮助。

在费曼的一次物理学电视讲座中，他想要表达，有时候在科学领域，改变视角是如何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的——以及我们的偏见会怎样让这种视角的改变看上去是违背常理的。43他的例子是，塑料梳子产生的静电，是怎样让一张纸飘在空中的。他解释说，这套把戏总能娱乐大众，让他们发出惊叹。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对能看见的力习以为常——就像用手触碰梳子，我们会感到阻力，因此我们能把梳子握起来并拿到空中——所以我们就认为只有这些力才是真实的。相反，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力——例如由电磁场带来的移动，让梳子吸引纸张——就好像是魔法。但实际上是我们搞错了先后。我们看不见的力——电磁场——才是基本力。无形的电磁场才是静电远距离作用这一表面魔法现象的成因，也是我们能看到固体的原因。

谈到货币也是一样。正如我们看到的，总是有巨大的诱惑让我们以为，有形且耐用的硬币和其他货币才是钱——以此为基础才建立了魔法般的、无实体的信用与债务工具。事实完全相反。可转让信用这种社会型技术才是基本力——货币真实情况的本源。雅浦岛的石质“费币”、中世纪英格兰的柳木塔里符木、纸币、支票、代用钞票以及在各个货币失调的历史阶段中出现的私人借据，还有今天发达经济体银行业体系使用的由上亿比特构成的电子数据：它们都只是表征，用来跟踪记录巨量债权债务关系背后的波动不止的变化过程。

就了解经济真相这一点来说，改换视角看待货币，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绝对是巨大的。就这一领域来说，这种变化产生的冲击，不亚于物理从牛顿力学阶段转移到量子力学阶段对人类认识产生的影响。下一章将着手诠释具体产生了哪些影响。

[1] 一种记录性的文献，多为作者实地考察得到的内容。可以是旅行家书写的作品，或是殖民地官员的报告。——译者注

[2] 美联储总部位于华盛顿宪法大道上，而英格兰银行大楼则坐落在伦敦的针线街上。两家机构都发挥着中央银行的作用。——译者注

[3] 《鲁宾逊漂流记》一书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4] Chartalism，也被译为“名目说”、“查特主义”。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在所著的《国家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Chartalism”一词，派生自拉丁文“Charta”一词。后者有表征（名目）或标签的含义。——译者注

第二章

衡量货币的标准

货币野史：这是一个关于观点的故事

2012年6月，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旨在展示金钱历史的盛大美术展。博物馆的组织人员认为，以前的货币美术展已经让公众失去了兴趣。参观者不愿意站在一排排的古币前，聆听关于这些钱币来源的学术诠释：需要一种新办法激发大众的兴趣。最终博物馆靠成功的设计做到了这一点。展览中钱币的数量变少了，但更引人入胜。另外和钱币一同展出的，还有各种曾被当作货币使用的奇怪物品：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宝螺、所罗门群岛的种子、一张14世纪中国的纸币——雅浦岛的“费币”也出现了。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还有许多别的有趣的物件，活灵活现地讲述了货币在人类历史中的关键角色。这里包括16世纪马爵利卡陶[5]制成的捐赠箱，虔诚的锡耶纳[6]市民为了向上帝赎罪，就向里面投入钱财；还有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1982年用丝网印刷方式制作的美元艺术品。这场新颖盛大的美术展本身还有奇特的一面——展览本身是由一家银行慷慨赞助的；实际上，这家赞助银行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银行，即美国财团花旗银行。人们可能会想，银行是货币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展品中根本没有银行的影子。

当然，这里不涉及什么隐藏金融体系真实机制的邪恶阴谋。银行没有露面是因为美术展的策展人清楚地意识到，把银行放进博物馆并没有太多教育意义。银行就是一幢办公楼，和其他的办公楼没有什么两样——而且看着它根本得不到什么关于货币的知识。归根结底，货币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型技术：它是一套观念和实践。这些观念和实践组织着我们生产和消费的东西，以及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方式。在谈到货币本身时——而不是说那些代表货币的表征物，人们记账的地点，或者人们管理货币的银行建筑——是没有什么实体的东西可看的。

如果我们想要调查货币的起源、本质，以及它对历史和我们自己生活的影响，这个例子就有重要的含义。大英博物馆货币新展采用的考古学方法本身是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不过，要是想要真的了解货币，我们就需要进行一次不同的考古探险。我们要发现和分析的不是金条银条、硬币，或是烧焦了的塔利符木残片——不需要看任何实物——而是观点、行为和制度；而且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关于抽象经济价值的观点、记账的实践以及涉及去中心化流通性的制度。

和所有发掘工作一样，第一个问题就是确定挖掘地点。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说货币真的是我们社会与经济运行所依赖的体系，那么得出一个客观观点的难度就相当大了。锁定一个像爱尔兰银行罢工那样的案例，找到官方货币体系休假的日子应该是比较简单的；而且通过这种例子我们明白了货币对国家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然而，如果我们想钻研得更深，就需要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测量：我们要探索一个货币从未存在过的时期和地点。这听起来很离谱——不过我们很走运，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不仅获得了关于这种时代的翔实描述；而且这样的描述正好存在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两篇史诗中。

阿喀琉斯之怒：货币出现前的世界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希腊文化遗产。这两篇史诗被众人熟知，堪称之后所有欧洲文学作品的源头。但荷马史诗的价值不能光从文学角度衡量。《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还是一套独一无二的关于希腊社会与文化的历史记录，它所记录的时代，很难从其他渠道了解。在公元前2000年繁盛的克诺索斯与迈锡尼文明中诞生的大宫殿，留下了丰富的考古证据。古希腊的城邦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想要了解它们，我们不能只关注艺术与建筑领域，还要留意文学与哲学。不过，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两个时期之间发生的事情：这段时期被称作希腊的黑暗时代。当迈锡尼社会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突然瓦解时——大概是因为外敌的入侵——几乎就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伟大文明的遗迹都消失了。宏伟的宫殿连同庞大的人口、富饶的土地以及与外界四通八达的联系都蒸发了。希腊倒退回了由散落、孤立的部落组成的世界：这些部族弱小、落后且未开化。想要了解接下来4个世纪的希腊爱琴文化与社会，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是口头诗歌这种传统，荷马史诗标志着这种文化形式的顶峰。

幸运的是，这些诗歌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伊利亚特》最知名的地方在于，它对残酷战争以及英雄们超乎常人的英雄气概的描述很容易引发共鸣。仅仅是一次由单身酋长发动的战役，就可以用1 000多行诗句来描述，其中大部分都用来生动描述这位酋长攻击敌人的可怕方式。1不过，诗中描绘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远比英雄人物本身要精彩得多。《伊利亚特》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描述了匠神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打造的盾牌。我们从中可以得知黑暗时代里农业、畜牧业、婚姻习俗、起诉罪行等领域的行为。2《奥德赛》的主题涵盖的内容更广。从特洛伊返乡的英雄奥德修斯，穿行在已知世界中。他被女巫引诱，被独眼巨人囚禁。他伪装成乞丐与牧人待在一起，并在那个时代最宏伟的宫殿中与国王会餐。在经历了世间所有的事情后，他甚至还来到了冥府。在那里他遇见了他昔日的战友，和他们一起慨叹凄惨的命运。但在所有这些关于黑暗时代全貌的丰富描述中，明显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货币。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市场与货币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主要工具。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人，不免要对上述情况产生疑问。如果希腊黑暗时代没有现在这些东西，那么这些部族社群的日常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呢？下面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当一个人接触到截然不同的社会机制时，他会有多么震惊。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圣彼得堡市负责面包生产的主管向英国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赖特（Paul Seabright）发问：“要知道，我们愿意迈向市场体系，但需要先明白这样一套体系是如何工作的。举一个例子，请告诉我，是谁在负责伦敦市市民的面包供给工作？”3答案自然是没有人负责这种事情——从沃伯顿牌三明治到各式各样的面点，货币与市场的去中心化体系保证了伦敦人可以获得所有食品。经济体可以独立运转，不需要计划与计划者来协调，这个概念会让苏联人大吃一惊。反过来，我们也会对下面这种观点感到惊奇：在完全不依赖市场与货币的情况下，社会同样可以运转。在货币与市场出现前，这种工作到底是如何完成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提供了一份详尽的答案。

说起来，在没有货币与市场的情况下，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工具实际非常简单，不过也非常严格。当时的希腊社会是一个由酋长、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士兵组成的贵族统治的世界，但其中的等级制度是扁平式的：在追随者的眼中，酋长更像是个排头兵，而不是现代的君王。特洛伊之战中的希腊总指挥官——阿伽门农（Agamemnon）——与别的酋长似乎处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不过，这里的确存在一点等级差别。当一名不怀好意的步兵在大军面前数落阿伽门农的自大时，酋长奥德修斯就立即以野蛮的方式惩罚了这种违反军规的行为——奥德修斯用手杖抽打了这名士兵，并威胁要在军营扒光他的衣服，对其处以鞭刑。裸体示众的威力可能会吓到现代读者，任何更加文明的社会机制都不会接受这种处罚，但在黑暗时代的希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诗中写道：“以前，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官场，奥德修斯都为希腊人做了很多好事。不过，让这个搬弄是非的话匣子闭嘴，要算是其中最好的一件：我敢说，（他）再也不敢用这种无耻的方式对酋长们说三道四了。”4

除了政治手段外，黑暗时代的希腊社会是如何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就保证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需求来说，答案也很简单。从本质上说，那时的希腊经济是由自给自足的家庭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在一个家庭中，单独的部落成员依靠自己田地上的产品生活。不过，史诗也强调了三大社会机制，它们在群体的组织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伊利亚特》讲述了社会在战时的情况。在掠夺了一座城池或击败了一支军队后，分享战利品就成了最重要的机制。就一种收入分配制度来说，分享战利品这种做法显然称不上完善，分配时经常引发纠纷。事实上，这首史诗讲述的就是希腊最出色的勇士阿喀琉斯与总指挥官阿伽门农间发生纠纷的故事，而纠纷就源于双方对战利品分配的不同意见。

到了《奥德赛》的时候，世界重归和平。史诗讲述了奥德修斯始于特洛伊的漫长归乡之途，以及他儿子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游历爱琴海寻找父亲的故事。这时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机制：酋长间互相交换礼品。在与贵族伙伴相见或告别时，赠送礼品是一种习俗——在下一次见面时互赠礼品。此种原始的经济交换形式，其目的在于用可见且有形的方法表达同等社会地位人之间的关系，并巩固未来的社会结构。就和战利品分配一样，这些经济规则有时会引发争议：特洛伊之战本身就是因为帕里斯（Paris）违反了协议导致的。他引诱了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新娘——美丽的海伦。不过，在和平时期，互赠礼品也是希腊黑暗时代经济交流的最重要体系。对当时希腊的世界观来说，这套体系实际上处在非常核心的地位，荷马时代两个多世纪之后的一位诗人就用一句诗捕捉到这种美好生活的本质。该诗人写道：“拥有孩子、猎犬、马匹是幸福的，而且国外也要有朋友。”5

即便有战利品分配和互赠礼品这两种方式润色，纵然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仅仅靠“强权即公理”这种原始的原则维持也显得过于简陋了。实际上，这些史诗也描述了第三种更具深远意义的机制：向诸神献祭公牛，并将烤肉按同样大小的份数分配给部族的人们。通过这种郑重的仪式，希腊政治组织活动准则中最基本的元素都用这种可见的——实际上是可吃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即部族中的每个男性成员都有同等的社会价值，而且在这种同样的表征下，每个人都对整个团体负有同样的义务。6

战利品分配、互赠礼物以及祭品的分发这三种相辅相成的简单机制，在没有货币的社会组织活动中，并非黑暗时代的希腊所独有。相反，人类学与比较史学的现代研究显示，在小型的部族社会中，这些行为都很典型。7当然，这种货币出现前的社会机制应当有很多形式，反映了不同民族独特的环境与信仰。不过，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与乔纳森·帕里（Jonathan Parry）总结出了一种广受认可的双重分类。从马达加斯加到安第斯山脉，一系列社会的比较研究显示出，“两种相关但彼此不同的交易秩序，它们拥有一套类似的模式：一方面，交易与长期的社会秩序或宇宙间的秩序有关；另一方面，一种属于短期‘范畴’的交易则与个人间的竞争有关。”8在货币出现前，荷马时代的制度就符合这一分类。一方面，献祭加上祭品的平均分配与共同享用这种原始的机制，是部族团结的仪式性表达。这种在神祇面前的表达也许来自古老的印欧语系地区。9这种机制维持着“长期的交易秩序”。另一方面，则是互赠礼品与战利品分配的传统惯例。这两种规则保证的是“短期的交易秩序”，与成员间的秩序与阶级间的和谐无关，而是与更加平凡的事务有关。这两种规则保证和平时的饮酒打猎、战争时的奸淫掠夺这些原始社会的日常事务可以正常进行，避免社会混乱无序。

古美索不达米亚：原始的官僚机制

荷马史诗描述了这些原始社会的行为，而爱琴海地区的考古证据则证明了它们的存在。这些行为并非希腊黑暗时代这个时期唯一已知的社会组织方式。往东仅仅1 000英里，那里存在着更古老、疆域更广也更成熟的文明。与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那种崎岖多山沿海的地貌有着明显的差别，美索不达米亚拥有一片相当丰饶的土地，北面是“新月沃土”[7]起伏的丘陵，南面则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冲积形成的富饶平原。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基本的环境条件让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人类文明诸多基础特征的诞生地。一般认为，就在靠近幼发拉底河北方支流的地区——即今日的土耳其，农业被发明了出来。同样是在这里，发现了人类定居的最早证据。10两河流域的三角洲地区——即今日的伊拉克，则首次出现了灌溉技术。

按照那个时代的人口标准来说，这些基础性的科学发现为人类的集中居住创造了前提。也正是这样，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出了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型创新——城市。到公元前3000年年初，乌鲁克城（The City of Uruk）出现在幼发拉底河南部的河畔，占地面积为5.5平方千米，有数千名居民。11在乌鲁克城之后，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还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城邦，这些城邦在1000年后结成了世界上首个区域国家，[8]定都在大都市乌尔（Ur）12。到了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常驻人口已经超过了6万人。同时，在该市周边地区，数千公顷的土地被用作耕种椰枣、芝麻和谷物，更有数百公顷的土地被用来饲养奶牛与绵羊。在南面的沼泽有鱼塘和芦苇作坊，城市中还有大量手工业者制作黏土器、制造芦苇制品并为宗教仪式生产奢侈品。这些活动的规模与多样性，以及这个地区人口集中的程度，都是黑暗时代的希腊所不可想象的。

自然，与黑暗时代希腊世界那些原始部落制度相比，这里发达的社会体系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乌尔的最高权力是由宫廷和庙宇分享的。有一个半神化的国王，负责统领军事，主持司法正义；庙宇则拥有一套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官僚体系，负责供奉被世人认为规范着宇宙的神明，也负责管理世俗城市中的经济工作。雄伟的庙宇建筑占据了整个城市的中心——为天神南纳（Nanna）所建的大金字塔，今天依然矗立在大地上；还有为南纳配偶宁伽尔（Ningal）所建的神庙；以及同样作为神职人员工作场所的一座大仓库。13实际上，这些官员精心安排着乌尔经济的方方面面：“田地、牧群以及沼泽主要都归庙宇所有。日常干活的是市民，但拥有最大权力的一直是庙宇的管理者们。”14与希腊的对比再明显不过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地貌与气候促成了规模与多样性，而这又催生了世界上首个官僚社会——还让这个社会第一次出现了计划经济。15

拥有这种多样化、等级化、官僚化组织形态的国家，必须拥有与希腊黑暗时代小型、部族化社会那些原始机制完全不同的社会协作与社会控制技术。所以说，文字、计数与记账——人类文明历史上三大社会型技术都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并不让人惊讶。

古代的硅谷

古时候的人们一直对文字的起源困惑不解。文字是文明生活的一种基础技术，如果说它是由平庸的凡人想象出来的，很难让人信服。因此，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它只能是来自诸神，或者是件珍贵的礼品，或者是窃来的货物。埃及人就相信，长着狒狒脸的知识之神托特（Thoth）把书写技术传给了凡人；而希腊人则认为做这件事的是普罗米修斯。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们一直觉得，文字的秘密是被偷来的。趁智慧之神恩基（Enki）酒醉之时，伟大的女神伊南娜（Inanna）就为她自己的主城乌鲁克偷来了文字。

18世纪的时候，现代学者也对同样的问题产生了兴趣。相比之下，他们更相信人类自身发明的力量。考古学证据被整理了出来，到20世纪初，一套可信的理论出现了。这套理论包含着两种假设：首先，书写并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被发明出来的。具体是谁发明了文字不可知，但是一般认为这要归功于博学的贤人，是他们“就一种常见的方法达成了一致意见，即用书写下来的记号记录（语言）……这些记号可以被他们所有的身边人和弟子辨认理解。”16其次，最早的文字一定是“象形化的”，也就是说，这种文字要包含所表达含义的外形图案——不然，这些贤人是很难就要使用什么记号达成一致的，而且传播起来也很困难。17

直到20世纪初，似乎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象形文字理论解释了文字的起源。最早的文字记录的确是突然出现在考古学证据上的，埃及的圣书体，古中国字以及前哥伦布时期阿兹特克法典上的彩色象形文字，都是如此。但是，在1929年，一个新发现推翻了这套理论。在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城进行发掘的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泥板。有关宫殿与庙宇交易的详细记录，都被雕刻在这些泥板上。这些泥板上的文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晚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样例。不过，与埃及、中国以及中美洲的象形笔画不同，这些符号由抽象的标记组成，而这些符号是靠芦苇笔刻出来的痕迹构成的——也就是所谓的“楔形文字”。随着考古工作在20世纪中期继续开展，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现了。人们发现的最早文字不是象形图案，而是与现代字母表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的一种笔画。如果说传统理论的第二个假设不正确，或许第一个关于无意识发明的假设也有缺陷。突然，文字的起源又没有了明确的答案；直到40年后，通过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入手，这个古代的问题才重新显现出了答案。

通过两次大战期间对乌鲁克进行的发掘，人们发现了已知的最早文字。这个时期，也就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是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黄金时期。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在这段时间里发掘出了大量古代定居点遗址，获得了许多令人赞叹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手工制品。从宏伟的雕像到精致的珠宝，数不胜数。和这些有着极高价值的文物一起，当地也出土了数千件黏土手工制品——大小一般不超过小孩的弹球。这些东西的形状与尺寸各有不同——有圆锥形、圆柱形和球形——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特征可以形容。因为外观不起眼，考古学家在数十年的时间都忽视了这些残片。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考古学界对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一直没有一致定论。一般认为这些东西是“小孩的玩具”、“护身符”或是“棋子”。18这些东西通常被随便归在“未知用途物品”一类。一位杰出的美国考古学家在现场报告中写道：“从11层和12层出土了5件神秘的……黏土制物体，看起来也就是药栓了。”19

真相就隐藏在日常的小事中，所以人们在发现它的时候才会恍然大悟。1969年，年轻的法国考古学家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决定对这些神秘的黏土碎片做一次完整的分类。当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分析时，事情变得明朗起来。从土耳其东南部到现在的巴基斯坦，整个西亚的考古场都有这些物件，形状和尺寸上有一定共性。施曼特–巴塞瑞特意识到，这些长期被忽视的手工制品并不是原始的棋子或早期的通便药物，而是在“对应计数”法上用到的代符。这种计数法使用相等数量的其他物品，记录一种物品的数量。对应计量法完全不需要熟悉数字，只要能检查比较两方的数量是否相同即可。20这是人类所知的最早的处理数字的技术：在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带刻痕的兽骨。这些骨头被考古学家认为是进行对应计数的工具，记录天数或捕猎的动物数目。21施曼特–巴塞瑞特发觉，在美索不达米亚，一套由黏土代符组成的复杂系统已经让这种远古的计数法达到了之前从来未有的高度。每种不同尺寸与形状的代符代表的是不同类型与数量的特定大宗商品：有锯齿的圆锥体代表面包、椭圆体代表油、平行六面体代表啤酒等等。22这套精心设计的代符计数法被用在这个农业经济体中，就是为了记录动物的数目或庄稼的重量。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这套体系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23随着城市文明和庙宇经济的兴盛，记账的需求极大地增加了。公元前31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出现了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创新成果。计数开始不再继续使用一系列的代符，而是在柔软的泥板上刻下这些代符。之后，一只羊就不再用计数盒里的圆锥形代符表示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泥板上刻上和这个圆锥代符一样的三角印记。这套系统的引入，加上确定了图案所代表的代符，就拉开了废除代符的序幕。毕竟用芦苇笔在柔软的泥板上画下形状与尺寸都正确的印记，要简单得多。由三维物体构成的古代体系被翻译成了一种由二维符号组成的新体系。这是跨时代的进步：不亚于文字诞生的意义。

促进文字发明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成就；而美索不达米亚经济增加的多样性，则意味着不停有压力在促使人们发明更有效、更灵活的技术。使用新的、手写的符号来计数，当然要比先捏再烧，再攒上成千上万件小黏土块要有效率。不过，这两种技术还是要依靠对应计数——用一个代符或标识对应要被计数的东西。在书写发明后不久，另一个巨大的改进出现了。人们不用再写上5个绵羊符号来表示5只羊，数字“5”和“绵羊”这个类别分别有了两种符号。现在，计数只需要两个符号，而不是原来的五个。可以想象，如果要在一块泥板收据上记录下140 000升谷子，新方法显然拥有巨大的优势。24长期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对应计数不需要抽象数字；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从被计数的物品中分离出数字的概念，而新系统做到了这一点。乌尔不仅发明出了文字，几乎是在同时，它还发明了数字的概念——从而为数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文字与抽象数字的发明为记账这种社会型技术的发展做好了铺垫，而对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来说，这第三种社会技术具有核心意义。神职人员官僚负责对经济活动进行分级控制，这种控制需要一套管理信息系统：也就是可以量化原材料与成品存量及流量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为未来的计划提供数据参考，也可以检查计划执行得是否正确。记账这种社会型技术，把用文字及数字有效记录数据的能力，与标准化的时间单位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数量就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上的存量与利润表上的流量记录下来。25这是一套前后一致的记账系统，可以让高层的指导变成实际的指令——而在这些指令被完成后，它们也可以由人们最熟悉、最严苛、也是最古老的数字职业者——会计师所验证。这套系统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就和如今在大企业中的功效一样。

这样一来，差不多在所有方面，古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与希腊黑暗时代的社会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荷马笔下是些原始的、奉行平等主义的部落社会；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则是城市：那里有数万居民，由一位半神化的国王统治。社会组织工作则遵循一套多层的等级制度。黑暗时代的酋长在普通人身上展示原始权力，而美索不达米亚则拥有成熟的、由庙宇官僚管理的记账制度。在黑暗时代的希腊，数千年来无数原始部落采用的是一种简单的经济体系，以互赠礼品和献祭活动作为指导原则；而美索不达米亚的复杂经济则是靠一套细致的计划制度来负责的，这种体制与现代跨国公司经理面对的体系非常相似。虽然两者间存在着这些鲜明的区别，但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体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与黑暗时代的希腊相同。那就是，无论在神职人员官僚的方案中，还是黑暗时代希腊的原始部落制度下，都没有货币。26

美索不达米亚拥有繁荣的商业文明，具备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先进经济，而且还发明了文字、计数与记账三大技术，为何这样一种社会没有发明出货币呢？答案是它的发展中缺失了一个关键要素——也就是货币与货币核心要素出现最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要想知道这个要素是什么，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一个现代官僚机构的活动：1960年10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一次国际计量大会（the General Conference on Weights and Measures）。

确定测量东西的单位

死板的国际官僚通常不会给人类文明带来什么革命性的进步。大多数时候，这些人都死守教条，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勇敢追求真理与知识的孤独探索者。不过在计量学领域——也就是关于度量的科学上，倒是有个与众不同的例子。1960年10月14日，每4年召开一次的国际计量大会评估了国际计量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Weights and Measures）向国际计量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Weights and Measures）提出的一系列提议。在人们的意识中，这种国际官僚参加的会议应当是这种样子——提供一个冗长的日程，供代表们纠缠无聊的细节，然后再是价格不菲的休会午餐。但实际并非如此，此次大会就计量单位意见达成了一致，出台了一套即简单又通用的计量单位体系，制定了国际公认的标准，即国际单位制（Système International d’Unités），简称SI。

这可不是一桩小事。在19世纪以前，从大的地理范围上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化的计量单位。1790年的时候，为了确定“阿彭特”（arpent）[9]这个法国常用长度单位的标准长度，人们就曾进行过一次调查。让调查员们吃惊的是，仅在比利牛斯省（Basses-Pyrénées）一个地方，就发现了9种不同的标准。在卡尔瓦多斯省，标准更是不少于16种。27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但凡涉及到统一性的问题，法国还是整个欧洲表现最好的地方。杰出的计量学家维托德·库拉（Witold Kula）就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国家波兰：“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惊人混乱的国家。仅在亚斯琴别（Jastrzebie）一个村子，上亚斯琴别就在使用普什奇纳（Pszczyna）市的单位，而下亚斯琴别则使用沃济斯瓦夫（Wodzislaw）地区的单位。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教区牧师还在同时使用这两种单位。”28

除此之外，单位的名目也在增多。按照国际单位制，长度——任何东西的任何长度——都用米或者它的分数与倍数单位来测量。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并没有什么通用的计量学概念。即使是在今天的英国，威士忌还是用“及耳”来量，而啤酒则是“品脱”，汽油是“加仑”。而在旧的斯拉夫测量体系中，“英尺”（foot）是用来度量土豆田的，而走路的距离则用“罗步”（pace）[10]来描述。“寻”（fathom）用来记录大海的深度，而“厄尔”（ell）则被用作丈量布匹。当然，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量的都是长度，只是在不同场合使用了不同单位。这堆由土话单位组成的术语大杂烩，在现代人听起来完全没有意义：“渔夫在介绍自己的渔网时，会说它长为30寻，宽为10厄尔。”29

纠正这种可恼的现状，就是国际计量大会成立的初衷，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单位制的创建当属世界在简化统一度量衡上努力的结晶。从两方面看，此举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意义。从简化这个方面来看，虽然只推出了六种基本单位，但是足够测量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米用来测量长度、千克度量质量、秒测算时间、开尔文衡量温度、坎德拉计算光强、安培统计电流。30从标准化这个角度来说，国际单位制的成就更显著。它不仅为这些基本单位建立了国际公认的标准，还首次以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常量定义了这些单位，而不再需要依照具体实物。从这以后，国际单位制的米便不再用保存在巴黎的那把标准米尺来定义，而是用一种特定化学元素的射线波长来确定。31

乍看起来，为简化统一所付出的漫长努力似乎完全是摆摆样子的表面文章。毕竟，如果不考虑单位各自具体的起源，哪怕是过时的计量单位也都可以互相换算，而且也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同现代的单位换算。维持地方上的习俗——或者说国际官僚们再本色一些，对此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难道不是比急匆匆地废除旧标准更保险么？这样想的话，其实是误解了计量体系的本质与初衷。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问：当人们拥有通用的计量单位时，为什么还要满足于使用那些用途有限的单位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可笑的、用途有限的单位会在最一开始流行起来呢？

早先为简化统一计量标准所做的一次尝试：1795年的一幅法国漫画解释了新“公制”体系的种种优点

表面的疯狂之下自有一套逻辑。传统计量概念有一个共性：它们是在社会阶层中自下而上发展出来的，针对特定环境使用——而且它们恰好抓住了和人们手头活动联系最密切的内容。举个例子来看，我们今天用平方米来定义任意大小土地的面积，但对中世纪的农夫来说，一块耕地的方形尺寸是他们最不需要知道的东西。相反，就像库拉解释的那样，“不管什么耕地，就品质来说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耕这块地需要的时间，还有就是它能产出多少庄稼。”32所以，农地的传统计量单位通常被定义成一个人一天能犁过的面积，或者是能产出一定量谷物的面积。用方形尺寸定义的土地，其丰饶程度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对现代人来说，新单位看似失去了可以衡量土地品质的功能，换来的却是准确处理现在手头任务的能力。上述例子说明了这种共性：任何计量学概念的适用范围与标准化程度，都是和用途挂钩的。

当然，计量学的发展不是静止不变的：随着用途的变化，计量单位本身和它们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此外，这里还有相互作用的影响：如果实践与技术催生了计量单位，那么就会有更多计量学概念被发明出来，也会有更相容的标准被使用起来，从而让新式技术和新的经济协作形式发展得更加繁荣。对一个孤立的小农经济体来说，村子和村子间存在许多不相容的计量制度和标准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工业时代——机器制造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需要标准化。同时，为了追求效率，国际贸易与工业的繁荣也需要通用单位。在今天，人们对符合共同标准的通用单位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2011年8月，《经济学人》杂志分析了苹果iPhone 4智能手机178块元件的产地：四分之一来自韩国、五分之一来自中国的台湾地区、十分之一来自美国，剩下的则来自日本、中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33暂且不提医药、科学以及商贸领域上的国际合作，单是工业上的全球化供应链就必须要求对测量单位有统一的认识。如果没有国际单位制的创立，所有这些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因此，逐渐发明大众公认的计量单位，绝不是乍看上去那么肤浅。不管在什么时候，在用的计量单位体现出来的都是它们与当时环境的契合。寻、化朗（Furlong）、里格（League）以及掌宽（hand）[11]这些单位之所以会被设计出来，只是因为当时人们还没形成长度这个通用的概念。靠往水里扔东西听声音测出来的深度，实际上和用脚步丈量走到邻村的距离是一个东西，只是当时没人想到这一点。在对长度没有通用认识的情况下，测量它的单位自然也很难出现。所以，创建国际单位制有重大意义。它不光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而且还给人类思想的进化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过程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时间——也许有数千年之久。国际计量局在这个世纪的工作只是完成了最后一步。在1960年10月14日的大会决议上制定出6个基础国际单位，这不仅代表着国际协作与客观世界量化活动的分水岭，而且也成功体现出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从具体实例出发，抽象出通用概念的能力：马的高度和骑手的高度不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是一个通用的高度概念。更重要的是，人们还可以从高度、长度、深度这些一般性的概念中，抽象出通用的直线长度概念。对人类量化客观世界的概念来说，这绝对是一种十分基础的转变。总而言之，平庸刻板的国际官僚那一天还做了些好事。

普适计量单位的发明，对协调现代的、全球化的经济来说具备的重大意义，对人类思想的发展亦产生了极大影响。哪个领域还能出现这种“一箭三雕”的革命？答案就是货币。

[5]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种锡来釉陶器。这种陶器在白色背景上用明亮色彩描绘图案，图案内容通常涉及历史与传说中的故事。——译者注

[6] 锡耶纳（Siena），意大利城市。——译者注

[7] 指西河流域、北非部分地区的土地，相当肥沃。而该地区在地图上的形状就像一弯新月。——译者注

[8] 区域国家是一种单一体制国家，其统治权力以去中心化的形式归属于国家下一级的政府。这种“亚国家”一级的政府，其权威介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译者注

[9] 这个单位同时也用作计量面积。——译者注

[10] Pace本意为步子、步伐。古罗马规定一“步”迈开的距离为基本长度单位，即罗步。——译者注

[11] Furlong也被译为浪、弗隆。1化朗约等于201米。1里格相当于3英里，约为4~8千米。1掌宽是4英寸，101.6毫米，用来测量马的高度。——译者注

第三章

爱琴海发明了经济价值

隐形的“元”

美元（Dollar）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英镑、欧元或者日元又是什么？这里不是问1美元或1日元钞票，也不是说1英镑或1欧元硬币是什么——而是美元、英镑、欧元或日元本身是什么东西？这些名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实物。何况它们还被刻在硬币这样的实物上——特别是刻在用贵金属制成的硬币上，这就更容易让人作这种联想了。要是再考虑法律规定，这种联想简直就是一种必然。就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规定：银行必须按照顾客要求，用一定纯度的规定量黄金，赎回他们发行的美元、英镑或其他纸币。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美元“就是”特定重量的贵金属。这其实是一种具有误导意味的表象。 不管是不是按金本位来说，熟悉美元含义的应该要算国际计量局那些刻板的官员：它是一种计量单位——计量抽象的东西。1就和米或千克一样，美元本身与任何实物都没有任何关联——虽说某些特定的实物会在长度、质量或者价值上存在公认的标准。正如杰出的货币理论学者阿尔弗雷德·米切尔·英尼斯形象指出的那样：“美元，看不见也摸不着。”就和米和千克一样，它们也是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到的东西；人们能看见的只不过是一把木质米尺或是1千克重的铸铁砝码。

如果说美元是计量单位，那么它是用来计量什么的呢？答案很明显：它是用来衡量价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衡量经济价值的。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实物测量单位的进化历程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概念，就会引发出更深远的问题。如果说国际单位制的米是现在衡量长度的唯一通用单位，那么经济价值这个概念的通用程度又如何呢？——还有就是它的标准是什么？换句话说，如果国际计量大会的工作也延伸到社会学领域，这些巴黎的官僚又会发现什么呢？

毫无疑问，和物理计量学领域数个世纪来糟糕的记录一样，这些官僚会发现社会领域的情况也是一样，而且他们在一开始就会发现这种局面。他们将认识到，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各种价值的概念都在争先恐后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我们保留遗迹，是因为它们有历史价值；我们欣赏画作，是因为它们有美学价值；我们不会欺骗盗窃，是因为我们坚守道德价值；我们戒酒，一天祈祷五次，为了维护宗教价值；我们珍视祖母的首饰珠宝，是因为其包含的感情价值。所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价值概念——每种价值负责一个方面，没有一种将其统统代表。就像马的高度、海的深度、渔网的宽度这些老的实物概念一样，感情价值、美学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在特定活动背景下被发明出来的、有针对性的概念。而且和那些古老的实物测量单位相比，价值概念的标准化问题似乎更为严重。有谁听说过感情价值有国际标准这么一回事呢？考虑到社会现实，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更不要说每个村落了。正像老话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不过，就在官僚们由于有了新领域大展拳脚而激动不已之时，他们大大地吃了一惊。在这一堆乱糟糟、用途有限的概念之中，他们会突然面对经济价值这个概念；而且在涉及到通用的问题上，经济价值这个概念不仅会让官员激动，也会使他们产生嫉妒心理。原因就是经济价值不只适用于那些具有温度、长度、质量等物理属性的物品上，这个概念基本是可以用在任何东西上的。商品有经济价值，服务也不例外。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甚至超出了三维世界：毕竟老话说得好，时间就是金钱。哪怕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就像人们常说的，成功代“价”几何？在人们还信奉神明的时代，就算完完全全的精神存在也有价格，罪孽就完全可以用购买赎罪券这种方式赎清，而且有英镑、先令、便士多种价位供选择。事实上从经济价值这个概念的本质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它不能涉及的范围。即便是人的生命，官方的经济学家也可以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来为其规定一个经济价值。2010年的时候，为了减少每年带走135人性命的交通事故，美国交通部就把人命的价值从350万美元提高到610万美元，借此要求卡车司机加大驾驶室顶篷的强度。车主–运营者独立司机协会（The Owner-Operator Independent Drivers Association）觉得受到了侮辱。不过，他们生气是因为，把人命的价值估低会导致监管不力，而不是抱怨给性命贴上价签这种行为。在根本没有官僚干涉的情况下，经济价值的使用就已经流行开了。2

官僚们发现自己与经济价值单位的简化工作毫无干系，那标准化能否正式列入他们的工作日程呢？虽然经济价值这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一个特例，但在国与国之间，它的标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英国用英镑，日本用日元，欧元区则用欧元。从真正意义上说，只有美元拥有国际计量大会偏爱的那种国际化能力，但也有些勉强。这样一来，官员们就要有一种可以让自己插手的事务：就一种单一的、国际化的标准达成一致——理想的情况是要能用自然界中的通用常量来定义。但是官僚们也很快遇到了难题：经济价值的概念与国际单位制衡量的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经济价值是社会现实的一个属性；而长度、质量、温度等属性属于物理现实。为物理概念选择度量的标准是个技术问题，而对衡量经济价值社会属性的办法来说，其用途则有本质的不同；所以选择标准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为计量经济价值选个标准——也就是为货币单位选个本位——影响到的不是方不方便造一座桥，而是财富与收入要如何分配，以及该由谁来承担经济风险。因此，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另外，选择的依据不能光看哪个标准更有效率，而且要看哪个更公平。当然，能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只能是政治。在今天的世界里，政治本质上是国家实力的体现，那么计量经济价值的标准——即货币单位——最终也取决于国家。如果官僚们期盼能制定一个国际性的标准，那么他们首先得打造一个国际性的政体——哪怕是国际计量局，也不能胜任这项任务。

虽然经济价值本身就是一个通用的概念，而且它的标准也因为政治和国别而无法协调，国际计量局还是可以凭借制定国际单位制的经验，在双重打击之下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人可以讲述经济价值的进化史。威力无边的货币单位——也就是经济价值的量度——或许已经在社会领域中获得了六种国际单位制单位在物质世界中的通用地位。但是它不会像国际单位制单位那样，随着时间流逝发生变化么？如果说现在人们熟知的长度概念都是后来发明出来的，那么经济价值又怎么能例外呢？是否存在一段时间，在某些地方并不存在通用的经济价值这种概念呢？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代，当时的活动都单单是通过传统的、不可交易的、用途有限的价值来驱动并组织起来的呢？

的确存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涉及。那就是货币出现以前的希腊黑暗时代和古美索不达米亚。通用经济价值这个概念的发明才是整个货币发明过程中缺失的一环。现在让我们回到古爱琴海地区，看看这种发明是如何出现的。

货币发明中缺失的一环

成熟的技术与文化无法保证进步必然出现，这一点向来如此。历史上到处是这种例子：古老而先进的文明，它们不愿意或者无能力吸取新观点，结果给落后的民族留下了可乘之机。后者没有什么已有的成就，也就没有什么负担，落后的反而胜过了先进的。毫无例外，古代也会发生这种事情。美索不达米亚曾拥有伟大的城市和复杂的经济，而且具备当时最先进、最具创新力的社会制度——官僚体系，而且还有文字、计数以及记账这些最尖端的社会技术保证效率。很难想象，如此先进的人类文明会从西方那些小规模群居的、还靠笨拙的部族机制组织在一起的未开化部落那里学一些什么东西。毕竟那些部落的制度早在一千年前就被美索不达米亚所抛弃了。

不过对希腊来说，事情就不一样了。采用文字与计数，他们很明显能获得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可以想象，当希腊世界和东方重新建立联系时，这些新技术自然会被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所采纳。几乎可以肯定，充当东西两个世界联系桥梁的，是黎凡特[12]的腓尼基人。从黑暗时代末期，这些技能非凡的水手兼商人就开始和希腊人密切接触。有关希腊文字最早的考古证据是一只酒樽，上面镌刻着三句简单的诗。这只酒樽1954年出土于伊斯基亚岛（Ischia），年代在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700年之间。3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文字与计数都成功地进入希腊各地，从最东边的黑海地区一直到西部的西西里殖民地和南意大利。

这些新技术对希腊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在公元前650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这里出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知识变革——人们拥有了对现有世界的计量、记录、反思的新能力，这种能力催生了思想解放。5这种变革始于东方的米勒图斯城（Miletus）[13]，当时它是小亚细亚爱奥尼亚海海边的商贸之都。公元前585年，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在那里成功地预测了一次日食——这一成就震惊了希腊世界。不过，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并不在于预测本身；早在数个世纪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理解了这种分析所需的天文学知识。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泰勒斯预测时采用了新的、科学的办法——以及整件事体现出的新世界观。之前的人们认为，主观世界是由拟人化的诸神肆意操纵的，而人们需要用仪式和魔法去取悦众神，而泰勒斯反对这种观点。他首次提出，宇宙是受不具有人格的、自然的规律支配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这个观点产生的结果——观察者从被观察的客观的、物理的现象中分离了开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种新观点获得了不少支持。按照旧的世界观，宇宙是由人们看得到的东西组成的：大众相信，就算是众神也住在物质世界中。而新的观点认为，还存在一套形而上学的范畴：这个范畴是指那些支配可见世界的自然法则——是一种超越表象的终极现实。从人对物质世界的理解来说，这是个具有革命性质的概念：毫无疑问代表着“抽象理性思考的出现，代表着哲学与科学理论的出现，其形式直到现在还被实践者们认可。”6正是由于希腊爱琴海地区的文明远远落后于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地区才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目不识丁的状态出发，发明出这一套现代化的、科学的世界观。

人对物质宇宙的认识，并不是蛮荒西方与成熟的东方交流的唯一成果。这种交流同样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的看法。社会的组织工作实际上是按照人们想象中神祇居住的天国的样子展开的。但是，如果说客观世界受不具备人格的规律支配这种科学概念，取代了是神操控着主观世界的观念，那么对社会的旧认识不会被颠覆么？难道没有一套类似的原则：作为客观物理现实的对应体，难道社会在自我之外，没有一种受不具备人格法则支配的客观社会现实么？

这个想法值得思索——即使是今天也仍然如此。但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看待物质世界的新观点假设有一些基本的物质存在，整个物质世界就是由这些物质组成的，而这个世界的规律也是以它们为形式形成的。不管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火本原说，还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数本原说，表象之后的真实一定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在古代相当于能源的概念，就是今天理论物理的基石。对社会的新看法需要一些类似的概念。如果有了这些概念，客观社会现实的基本架构就应当可以被科学的思想表述并认识。但是这真的可能么？另外，为什么希腊人那种原始的文化能够实现突破，而十分先进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却做不到这一点呢？

答案是，就和自然世界的新科学一样，在这种对社会与经济的新理解中，历史发展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再次出现了。让希腊这个文明矗立在重大知识变革边缘的，正是它的相对落后，这是前因而非后果。对社会产生新认识需要一种单一的、通用的、抽象的物质，而通过这种物质，人们可以理解客观社会现实。这种概念是希腊具备，而美索不达米亚正好缺失的。在希腊野蛮而原始的文化形态之下，隐藏着一块闪闪发亮的奖牌：一种处在萌芽状态的、普适的价值理念。

当然，如果没有价值这种概念，记账和规划这些成熟的美索不达米亚工具也无法运作。虽然在这些工具进化的早期阶段，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用物理单位来表达方案，不过在后来，庙宇中的官僚开发出了抽象价值的单位，并利用这些单位在投入产出不同的阶层中分配资源。但是，这些单位仅仅是设计用在特定行业中的，或在规划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出现：由于官僚体制本身已经发展成熟，所以没有必要搞出一种通用的价值单位，在管理层之外的人群中大范围推广它。正如中世纪农民使用的厄尔、寻和英尺这些长度单位一样——这些单位用途有限，各有各的用武之地，美索不达米亚的庙宇官僚们发明的价值概念也是有使用局限的，对应的记账单位也是一样。“根据经济领域的不同，比较所采用的手段，或者是衡量规范与职责的尺度，可以是银子、大麦、鱼，或者是工人数量乘以工作天数得出的‘劳作日’。”7

当希腊那原始的、部落式的制度接触到文字、计数以及记账时，这些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技术就被移植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在诸多制度中，祭品分配仪式孕育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概念。祭祀盛宴由下列环节组成：正式宰杀祭品、烧掉内脏献给诸神、将肉烤熟再分给众人。部落中所有男性成员都会参与，而且他们分得的肉块分量均等——因为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其目的是表达、复述部落的团结，还要确保人们对这种团结的认识。和交换礼物一样，这是一种基于互惠的仪式——但是这里面的互惠，是存在于个人与部落之间的：个人都是部落中的一员，彼此平等，而且要承担同样的义务，让部落存在下去，这一点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巩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有效的基本理念是如此的基础，如此的熟悉，以至于太容易被忽视。但对推行等级化宇宙论以及种姓制度的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来说，这完全是些陌生的理念。这些理念就代表了社会价值的概念——只要成为团体的一分子，部落中每个男性成员都能享受财产权——同时，按照这一标准，这些理念也说明，每个成员都同等重要。

雅典的青年人牵着公牛走向祭坛

如果说这些理念仅仅存在于部落举行仪式分配祭品这个最初的背景下，那么它们无非就是一种野蛮行为的遗俗。不过，在加入了东方的新技术，以及新技术激发的新世界观后，这一切就发生了巨变。就如同原子论认为原子构成物质一样，社会价值构建了客观社会现实。部落的每一名成员都有同等价值，这种概念则成为一种社会型的常量：一种可以衡量社会价值的标准。换句话说，处在希腊社会核心的，就是萌芽状态的通用价值概念，以及顺理成章出现的、衡量这种价值的标准。由此，由新社会观和新经济观引发的问题便有了答案。在对物理现实的新认识中纳入了客观世界的观察者——人之后，对客观现实的新认识则产生了“自我”这个独立于社会的概念——社会是个客观实体，由各种关系组成，而这些关系可以用一种标准单位衡量，量度就是普遍适用的经济价值。在货币的发明中，这是知识层面上至关重要的一个发展——也就是缺失的那一环。8

数千年以来，美索不达米亚都拥有货币的三大要素之一——建立在书写与计数上的记账制度。但美索不达米亚那极度成熟的官僚计划经济不需要任何通用的经济价值概念。它的制度需要并完善的是各式各样用途有限的价值概念，每种都有自己相应的标准。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发展出货币的首个要素：衡量抽象的、通用的经济价值的单位。反过来，黑暗时代的希腊具备一种原始的通用价值概念，以及衡量这种概念的标准。但希腊的黑暗时代没有文字和计数——更不要说记账制度了。希腊人拥有还在萌芽状态的货币第一要素；但缺少第二要素。两个文明都没有自行发展出货币的所有要素。但当文字、技术和记账这些东方的超现代技术与野蛮西方孕育的通用价值概念结合起来的时候，货币产生的理论前提终于就绪了。

无政府主义的统治

没用多长时间，这些前提就有了实际成果。单一的、通用的价值概念的提法在一种政治制度中进化了——这种政治制度就是分配祭品的仪式。在其他的社会、宗教以及法律背景下，这种提法也开始在更大范围普及开来。那些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仪式义务，人们以前从未想过会存在什么相关的价值可以与之对应。但现在人们开始用新的价值量度来给这些义务估值了，这种新量度就是货币单位。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在当时希腊最宏伟的宗教性建筑萨摩斯岛（Samos）上的赫拉神庙中，祭品上镌刻的文字就标明了它们的货币价值。9同一时间在雅典，城邦就规定用货币的形式，奖励泛希腊竞技赛的胜者。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14]的冠军可以获得100德拉克马[15]；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则可以获得500德拉克马。10使用这独创的通用经济价值新概念的不仅仅是官方，个人也接受了它。一条年代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金属腰带，上面精致的刻文就指出，腰带主人是名书记员，他的工作所得只有微薄的20德拉克马。11

通用的价值概念，以及用它记账的行为，是货币出现的前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的普及推动了第三个要素的发展：去中心化的协商原则。通用经济价值的新概念可以让人们在不牵扯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彼此免去一些义务。而且，一个客观经济领域的新概念让人们相信，这种通用经济价值应该永远存在下去。市场要求人们能够协商一桩交易，或者商议自己的薪水，而不用把自己的喜好依靠在中央权威上，不用做什么都依靠中央的指示。不过，成功的协商需要一种通用语言的支持——也就是人们对话语表达的意思有一种共识。因此，能够正常运作的市场需要人们对价值概念，以及衡量价值概念的标准化单位有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并不是说具体的商品或服务价值几何——这不是讨价还价；而是对经济价值单位的共识。只有有了后面这种共识，讨价还价才有出现的可能。如果大众对“元”是什么没有一致意见，我们就没法在市场上用元讨价还价，就只能对牛弹琴。

到了这时，货币还为一种更激进的做法做了铺垫：不仅是传统的社会义务可以用一个通用的尺度来标价，而且这些义务还可以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货币的这种奇妙之处还有个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双胞胎——即市场的奇妙之处。12而且，随着铸币技术的发明，记录货币化义务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这种义务的理想技术诞生了。公元前6世纪初，吕底亚（Lydia）和伊奥尼亚（Ionia），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熔铸出了最早的钱币。但是真正把货币视为经济价值这种新概念的完美代表，还是希腊爱琴海地区的城邦。公元前6世纪，这种做法逐渐兴起。在公元前480年左右，用货币代表经济价值的做法在希腊变得非常普遍了，整个希腊地区运营着将近100家铸币厂。13

这进一步加快了货币化的进程。传统的社会义务在各处都被转化为财务关系。在雅典，以前上缴部分收成的农民变成了合同制下的佃农，改为缴纳货币形式的地租。以前，在被称为“宗教仪式”的古老公民义务的要求下，城市中最富有的那几千名居民，需要负责提供一系列公共服务，具体内容从剧院合唱到海军船上的工作无所不包。而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25年，“包括军饷、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工作人员的薪水、地租以及商品价格在内，就连嫁妆这类社交性的开支……一般也都是用现金来支付了。”14古希腊的城邦已经变成了首批货币化的社会。

这种首次出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货币化经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文化影响是很重要的。15在传统社会的时代——中心化经济那种不可被挑战的权威以及固定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正在走向终结。货币社会的时代已经到来——市场确定了贸易的原则，价格指导人们的活动，雄心壮志、创业精神与创新不断涌现。旧的宇宙论正在消亡，一同逝去的还有作为其缩影的旧社会的公正秩序。取而代之出现的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的概念。在经济活动中，确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积攒货币的能力。在旧体制下，社会地位向来是绝对的：生是农民，死是农民；生是酋长，死也是酋长。而在新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是相对的。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真实标准就是货币——何况挣钱这件事本身是不存在什么局限性的。古城阿尔戈斯的贵族阿里斯托得摩斯（Aristodemus）的格言，“钱！钱就是人！”就表达了对世界新秩序的无尽厌恶——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失去了财富，也就失去了朋友”16的样子。既然货币决定了社会地位、出身与荣誉，而传统又一文不值，人因为失去财富而变得无足轻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在传统社会有既得利益的人自然会抱怨。然而，货币的好处在于，它不只是吸引了另一个既得利益群体——那些在旧体制下衣不蔽体的穷苦农夫。习以为常的行为准则发生改变，带来的最大恐惧一向就是无政府主义：传统的社会秩序号称自己是对抗文明崩溃的最后堡垒，避免人们自相残杀。而货币化的启蒙运动则主张另外一套社会秩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货币给出了之前从未出现过的承诺：它能够把社会迁移与政治稳定结合起来。通过货币，社会可以创造成果也可以享受成果。死水一潭的社会体制带来的限制，需要向人们的雄心壮志、企业家精神以及社会迁移让步：货币将成为消除所有传统义务的通行办法。更关键的是，发生这种变化的社会不会陷入混乱之中。因为货币这个通用价值的概念，以及客观经济领域的概念，是建立在共享献祭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人类的共性之上的。这种共性虽然不可见但却是不可否认的。同时，在个人层面上，货币还奇妙地把明显是对立的两方结合了起来。它迎合了人类心理上的两个基本特点：对自由的渴求以及对稳定的渴求。为了强调后者，传统社会的道德之前打压了前者。而货币社会的新世界可以同时保证两者。

靠货币组织社会的新方式，并不会带来灾难，相反会把社会迁移以及个人自由的力量，同社会稳定和经济保障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很让人惊讶。不过，这种新世界观还有最后一个影响更令人吃惊：除了有效以外，货币规则还是公正的。因为货币可以将短期与长期的“交易规则”融为一体——不仅管理着日常生活收支这种小事，还可以负责社会长期和谐这种大事。这的确是个革命性的概念，与传统的宗教体系与道德格格不入：人类的所有事务，从在市场上讨价还价买小鸡，到城邦与帝国政府的要事，都可以用一种单一的逻辑以及一种单一的社会型技术来规范。17我们将会看到，希腊人自己从未接受这种反直觉的理念：2000年之后，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但不管怎么说，在实践中，货币化的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遵守着这种理念——此前从未有任何其他的社会体制做到这一点。

“历史上困扰人类的最大难题”

今天的我们对货币社会的拓展与市场的扩张带来的不安再熟悉不过了。以货币为出发角度思考事情，已经成为了人的第二本性，而通用经济价值概念也已占据了统治地位。事情发展到这一程度当然很了不起——甚至可以说有些吓人。不光是戏院或飞机上最好的座位可以标价出售：现在在加利福尼亚，人们甚至可以付钱升级狱室。18非法运输象牙与犀角的交易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现在，人们可以购买许可证，合法地猎杀这些动物——掏25万美元就有权杀掉一头濒危的黑犀牛。一个世纪之前，要想获得世界上富庶国家的公民权就如同“赢得了人生彩票的头奖”。19在今天，只要带上足够的钱，任何人都可以移民到英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如果承担不起生活支出，人们可以在自己的脑门上卖广告，可以去当试验新药的小白鼠，或者用一种更传统的方式摆脱经济困难——虽然这种办法在现代人眼中也不是那么光彩——让私营的军事承包商雇佣自己，在现代西方战事中充当一名佣兵。在列举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之后，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总结道：“有些东西是货币无法买到的——但是在今天这种时代，这样的东西没有多少。”20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思想的入侵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不安情绪，都属现代现象。人们同样很容易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扩张的结果。然而，这本书的前几章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现代的现象——这种制度诞生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并在今天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制度。但是，在市场心态的不断蔓延与通用经济价值这个概念不可一世的背后，还有一些年代更久远的东西，对我们社会的运作机制有更深远的影响：即货币这种社会型技术。我们今天体会到的不安与失调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其中的曲曲折折已经持续了很多个世纪，可以回溯到2 500多年前货币刚出现的时候，地点就在希腊的爱琴海岸边。

如果货币这个发明具有如此大的威力——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推动了社会与经济发生变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很明显了。英国政治哲学之父约翰·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上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所有时代的人都被一个大难题所困扰，这个难题导致了绝大多数的祸患，城市被毁成废墟、国家人口减少、世界和平失序。这个难题从来就不是讨论世界上是否存在权力，也不是追寻权力来自何处，而是考虑权力应掌握在谁的手上。2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个永恒的争论：谁控制了货币。

[12] 黎凡特（Levant）并不是个精确的地名，泛指东地中海地区。今天的塞浦路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等地都属这一区域。——译者注

[13] 或译为米利都。——译者注

[14] 古希腊四大运动会之一。这四大运动会分别是奥林匹克、皮斯安、依斯米安（地峡）、尼米安。——译者注

[15] 古希腊货币单位。这是大部分古希腊铸币厂使用的标准银币单位。——译者注

第四章

金融的统治与货币的暴动

货币领域的游击队

2001年12月，在阿根廷酝酿了三年多的经济危机到达了顶峰。在过去十多年间，按照所谓“货币局制度”的协定，阿根廷将比索价值与美元挂钩。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国家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繁荣。但当巴西在1999年1月将本币贬值后，阿根廷突然被挤出了它自己的最大出口市场，其经济也就陷入了衰退。由于全球普遍看好美国的新经济，美元在之后两年中不断走高，这也就拉动阿根廷比索走高——给这个依靠生产农业商品、看起来无疑是过时的经济体带来了更大苦难。到2001年年中，该国的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了近三年。虽然尝试过数次紧缩方案，但其公共财政仍然陷于瘫痪。阿根廷那曾经引以为豪的固定汇率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众与金融市场都开始怀疑，这种制度会被取消。2002年4月，人们的怀疑成为了现实。当年上任的第六任经济部长宣布终止了货币局制度。在数周内，比索对美元汇率从1∶1掉到了4∶1，阿根廷的外债也违约了，被国际资本市场驱逐了出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政府尽一切努力延缓这种灾难性的后果，这意味着在危机前的数月里，阿根廷的货币体系与金融体系一直处在焦头烂额的境地。一年前，政府就重新启用了货币局制度之父，也就是之前亲手带领阿根廷摆脱通胀与动荡的多米尼克·卡瓦罗（Domenico Cavallo），以期获取大众的支持并重树市场的信心。整个夏天，他坚持维持本币与美元挂钩，结果就是经济持续萎缩，银行更加窘迫、私有资本不断出逃，而比索也变得越来越稀少。2001年12月2日，银行系统开始出现全面性的挤兑，这迫使卡瓦罗做出了他最尴尬的决定。为了保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国家开始严格限制存款者能从账户中取走的金额。这种权宜之计引发了民众的滔天大怒。卡瓦罗那个被称作“小护栏”的方案成功地避免了银行系统崩溃的危险——但代价却是比索现金流的严重短缺。

对于突然而来的钱荒，阿根廷公众的创造性丝毫不亚于30年前的爱尔兰人。在国家不再提供钱的地方，货币的代用品自发地出现了。省、市甚至连锁超市都开始发行自己的借据，这种工具很快被当作钱流通起来——公开蔑视了政府为了支持比索而收紧流动性的做法。到了2002年3月，这些私下发行的钞票占到了整个国家货币总量的近1/3。1《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形：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间咖啡馆中，当两名穿着考究的女士喝完茶吃完面包后，她们询问侍者该如何付钱。侍者非常熟练地列举了几种支付方法，就如同背菜单一般：比索、莱科普、帕塔孔（但只接受第一批印制的）[16]以及可以在该市各种餐馆中使用的就餐券。2

虽然阿根廷央行行长在看到自己的朋友会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官员签发的“帕塔孔”买早餐时，会感到丢人，但好歹这些钞票代表的还是某一级政府的债务，而且它们上面还写着国家规定的单位。不过，进一步撼动货币权威的事情随后又出现了。到了7月，近1/10的成人都开始使用“信用币”——一种由当地兑换俱乐部发行的互惠型信用钱币，使用自己规定的独立本位。3本该在财务合约上使用的本位币面额比索，其作用越来越弱化了。如今阿根廷的经济，很大一部分都是被美化的、以物易物的商店来支持的。

阿根廷各种次级行政单位发行的货币，以及2002年出现的私营货币，与爱尔兰在银行倒闭期间涌现的借据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两者间也有个显著的区别。在爱尔兰，政府是真心想避免货币体系崩溃，而且政府对可以替代银行存款的货币代用品持积极态度，为银行的关闭做了准备。在阿根廷，关闭银行的恰恰是政府，这种做法的核心目的是为了防范挤兑，同时避免资本逃向外币。反过来也是一样，创建出来的准货币并没有和政府站在同一阵线，抗击共同的敌人。相反，创建准货币这种举动是对政府严厉货币政策的公开蔑视。大众普遍认为，政府已经昏了头脑，在为敲骨吸髓的高利贷者和外国资本家的利益服务；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有害的、不合法的。本地的政治家、商人与社区通过私下发行货币的方式，与政府斗争。这些人将自己看成是法国知名的游击队“马基”（Maquis），只不过活动在货币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基”这支“影子纵队”发动大众对维希傀儡政府进行了抵抗。4让负责货币的当局与其顾问惊愕的是，这些人的努力产生了效果。2002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阿根廷政府发出了警告，称货币替代物的流行已经“复杂化了经济管理，引发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且损害了人们对公共财政的信心。”5除非比索重新在诸多货币中获得主导地位，否则政府就无法控制这个国家。

在货币游击队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战争中，阿根廷并不是唯一的战场。当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时，类似的事情也出现过。针对那些多年来依靠国家补助生存的企业，政府推出了财务休克疗法，意在收紧对这些企业的预算。这么做的本意是用一系列创造性的破坏，清盘掉那些不能独立生存的企业，为今后的公司打造出更光明的未来。但是，这些老企业的管理人员并不想坐以待毙。他们的官方资金渠道被冻结，被要求悄悄退出经济舞台，但他们自有办法。这些管理人员打造了自己的货币网络，并用这些网络来清算贸易——这些网络是由产业链上下游的公司组成的，这些公司在互相交易时可以积累贸易信用，而这些信用可以用来抵消债务，所以无须使用国家的货币。据估计到1997年，通过这种公司内部圈子清算的贸易额，占到整个俄罗斯贸易比例的40%左右。6工人的工资就是白条或代金券。一位乌克兰分析师计算了这些票据的发行规模：“在乌克兰境内，这种私下发行或拥有独立账目的货币，就有数百种之多。在俄罗斯，这种货币的种类一定有数万种。”7当时，有份报告的题目很好地总结了当局面临的问题。这篇报告研究了这种私下发行货币的现象，标题就叫作“消失的卢布”。8

对一个正在瓦解的国家来说，质疑其政府司法的正当性可能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想要摆脱国家货币的控制这种事情，并不是只在危机时期才会出现。在发达的西方，今天的流通环节中仍存在着数千种私下发行的货币——只不过大部分流通的范围都很有限。按照“地区内商品/服务交换贸易体系”（LETS）[17]与共同信用网络的通用定义，遍布欧洲和美洲的社区与商业组织都在积极地发行并维护着私营货币网络。这些发行机构的特殊意识形态通常在他们的货币上得以体现。例如，伦敦布里克斯顿（Brixton）地区就有自己的“布里克斯顿镑”——这种货币的名字将组织者保证本地经济购买力的目标与英国官方货币的传统面额结合在了一起。而在纽约州北部的伊萨卡（Ithaca）大学城，这里则有自己的“伊萨卡工时”——这个名字里带着马克思主义的意味，因为这种货币的单位是抽象的劳动时间。在这些体系中，大的组织可以覆盖范围相当大的地区：由小企业组成的瑞士WIR共同信用网有超过6万名会员公司。2011年时，通过该组织清算的贸易额，其规模超过了15亿瑞士法郎。9而小的组织也可以非常小：就算是最不起眼的保姆圈子，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私营货币网络。10

这些私营货币对国家的正式货币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而官方一般也将其视作是无害的插曲。然而，每个央行行长对阿根廷的故事都心有余悸——阿根廷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如果国家丧失了对货币制度的控制，会发生什么事情。即便是那些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它们的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此类事情。在大英王朝对美洲属地的裁决中，最能引发不满的例子莫过于宣布殖民地自行印钞的行为非法——相应的，第一届大陆会议的首批行动也是授权印制一种新货币，用它来支持独立战争。如果说LETS与共同信用网络有半点非分之想，可以肯定，政府会立刻发出责难，称其侵害了自己宪法权力的一个基本要素。11美国宪法第一条就赋予国会唯一的铸币权力，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2有史可鉴，在保守派政客看来，从阿根廷的信用币发展到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大陆币”只有一步之遥——也就是说，从对全球化的小小不满到货币的暴乱，从货币的暴乱到政治的叛乱，也就只有一步之遥。13

因此，只要最可怕的危机还未发生，奇怪的共同信用方案没有威胁，现代国家都要确保可以通过法律将货币制度牢牢地控制起来，而且只能由自己控制。

事情真是这样么？

乌托邦中的货币——也就是现实社会中的货币

爱琴海地区发明了经济价值，把经济作为一个客观领域，货币的概念性前提已经准备就绪。但是概念性的前提只是一方面，用货币来组织社会的实际操作又是另一回事。货币在实际中要如何发挥作用？从理论上说，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只要存在一种对经济价值的通行理解，人们就可以围绕价格进行商议，达成一致。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可以积累信用与债务。然后这些信用与债务可以被用来和其他交易对方抵消别的信用与债务。只要买了东西，就相当于发行了自己的钱——这是针对协定价格价值所承担的一种责任，就等于卖家收到的信用。当卖家再同意以一种价格购买某件东西时，他又可以接着把这种信用转移到第三方。每个人拥有的货币数量，正好是自己所需要的，总会有足够的货币流通，而货币对自由和安全的承诺，也得到了履行。

这种货币的乌托邦正是苏联信用贸易圈子，以及更持久的瑞士WIR这些共同信用网建立所依据的模型。当一家会员企业为圈子里的另一方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它反过来收到的是对信用的认可。同时，不仅仅是最初的购买者会同意以这种信用清算债务，网络中的任何成员也都认同它的效力。就像雅浦岛的居民靠石头“费币”记录的账单一样，这种信用不仅仅对应着最初的发行者，而是对应着社会这个整体——或者说对应着由信用网络成员组成的政治体。这样一套系统能成功运行需要有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每个成员都必须保证自己的信誉度。只有这样，社会对他的钱的价值才有信心。其次，所有成员都必须互相了解，如果不能直接了解也得间接了解；或者通过规定或强制，获得其他的保证来接受他人对自己不了解的成员的信用的评价。对LETS网络来说，它是依靠地方主义和社区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小企业需要通过了瑞士那种已成为传统的认真筛查才能参与并组织起来。对这些地方和太平洋上的小岛来说，这两个基本前提条件都能得到满足。而在任何规模更大、结合得没这么紧密的社会中，要做到这些就更为困难——更不要说那些已经在享受国家机制的社会了。

政治理论家非常清楚这个普遍的问题。美国宪法的总设计师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就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写道，“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必要存在。”14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如果过度消费、违约、欠账、跑路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如果人们能无条件的互相信任——由政府发行的钱也没必要存在。15人人都可以发行自己的借据，而人人都乐于接受这些借据，整个经济就可以按照一个超级共同信用网的方式来运作。但是，人既无法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天使，也不能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天使。在一个乌托邦式的社区中，信用对应着社会这个抽象的概念，积累起来就可以组成货币——因为每个成员都主动地选择参与这个社会。而在现实社会中，讲究实际的债权人必然不会把和自己打交道的人看成是具有高尚节操的团体，而是把他们视作是一些前景不乐观的个人发行者。这些个人发行者的问题在于，他有可能不履行自己的偿债义务——而其他人也可能认为他不会履约。因此，任何大规模流通的货币从来都不是靠对应“社会”的信用积累构成的。这样一来，实际情况就很明显了——而且从货币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货币天生是由流动的信用积累构成的，但对应的是更有形的社会表现形式——主权国家（统治者）。

作为货币的发行者，主权国家享有一些独到的优势。从纯实际操作的层面上说，主权国家可以付很多钱。即便在古代也是如此。按照雅典以及其他类似城邦的制度，国家需要大量公职人员——更不要说对士兵的需求了。在货币出现前，在这些岗位上任职被视作是一种公共职责。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用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的话来说，雅典是个“靠薪水拉动的城市”。16在陪审团、法院以及军队工作的人，获得的收入都是货币。公民参加公共节日可以获得收入，在公元前4世纪，甚至连出席立法会议投票也可以获得收入。17所以说，主权国家进行了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经济交易，而交易对象的数量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况且，古代主权国家在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完全无法和今天的国家相提并论。在2011年的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41%（国内生产总值是代表一个经济体交易总量的合理指标）。在法国，这个比例超过56%。18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贸易信用网络通常是围绕公共设施开展的。因为这些单位的花销很大，他们的信用很容易得到也很容易花掉。不过相比之下，获得与使用信用这种事对一个国家来说还要容易得多。

主权国家还有其他专属的优势。毕竟按照定义，主权国家拥有政治权威，而这是任何私营机构都不具备的。因此，主权国家的信誉度并不取决于我们对它在市场上赚取信用的能力的评价，而是取决于其权威的实力，以及主权国家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权威，通过征税从它的属民那里积累信誉。除了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主权国家在市场外的实力也让它的借据拥有和货币一样的效力。19此外还有观点认为，主权国家的政治实力使得其负债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它的负债可以不受本地广阔市场与法律权力的限制。只要这个国家被视作是合法的，它的货币在商业和法律层面就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在意识形态，甚至在精神层面上也是如此。20当然，所有这些优点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不能违约：他们当然可以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时候会掀起大波澜。这些优点也不代表主权国家的财务情况永远都是地球上信誉度最高的，不过它们的确说明了为何主权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独特之处。

主权国家货币的普遍流通看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是现实中货币的必然状态。不过，运用正式的国家货币来清算私人交易也有问题。事实上，进一步考虑，和一套由突发奇想出来的货币组成的通用私营货币网络相比，这种传统的解决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切实可行的。问题在于虽说主权国家可能是最接近一种有形社会表象的东西，但它仍然不是社会。如果社会和主权国家这两者间的利益不一致该怎么办呢？如果主权国家打算使用对货币近似垄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又该如何呢？——就像为了补充开支超发货币，而目的仅仅是要获得大众支持或赢得竞选。如果主权国家打算操纵这一体系，但打造出来的又不是货币承诺的自由与稳定，而是别的东西又会怎样呢？精明的现实主义或许会驱使主权国家发行货币——不过正如第一届大陆会议体现出来的那样，这只会惹来到底谁具有主权的问题。或者按照货币游击队的想法，根本没有主权的事情会不会变得更好。

在这类实际的、政治化的问题上，古希腊人对货币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将看到，他们所考虑的是其他方面，甚至是更基础的领域。柏拉图唯一一条关于货币政策的实际建议，是引入两种不能兑换的货币。一种用在国内交易中，另一种用来清算国外贸易和政府的支出——这更适用于他自己那个简朴的、公社式的理想国度：可以避免进口外国奢侈品。21但他不能解决谁应当发行并管理这些钱的问题。由于从定义来看，他的“理想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区，很难出现这种问题。在理想的国家中，货币和其他东西一样，应该是由“哲人王”来控制的，不会引起任何问题。即便是亚里士多德，也没投入多少时间来研究关于货币的政治问题。或许就雅典来说，只是因为这个政治体很小很团结——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那里的男性公民大概不超过3.5万人——所以公职官员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两者间的利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22不管是什么原因，希腊的货币思想并没有涉及这个话题。

就在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到处开办学校的时候，在5 000英里之外的一个国家里，出现了一个同样伟大的学术机构。在这个国家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那里的信条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货币观，同时它对谁应当控制货币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

“平天下”

公元前4世纪，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各国的混战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古老周朝的中央机构早已崩坏，以前的诸侯国自公元前8世纪起便陷入了永无休止的统一大战中，一直没有成果。在近4个半世纪的战争与混乱之后，一个统一且和平的中国仅仅残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众多弱国被强国吞并，到了公元前4世纪，秦、晋、楚、齐这四个最强大国家的诸侯王仍在发动无休止的征战，筹谋保护自己的实力，击败对手。没有一方接近胜利，和平无望。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齐桓公设想出了一个相当现代的理念。

传统的中国思想——也就是儒家与墨家思想——主要与道德有关：这种思想对执政科学的贡献本质上是其对道德教化的阐释。如果统治者能公正行事，他的官员办事卓有成效，那么国家也是公正且有效率的。对齐桓公来说，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这种极简主义式的政治理论没有什么实际帮助。因此他邀请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加入他在都城临淄建立的新学宫。这些学者身居高位、薪俸颇丰，唯一的任务就是为齐国的统治者提出建议：如何才能更好地管理国家并击败敌人。这是现代政策智囊团的一种原型——而且这个办法卓有成效。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初，全盛时期的稷下学宫拥有76名教授，数千名学生，成为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学术中心。23更重要的是，它酝酿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大变革。道德哲学不再是唯一的关注点。新的学校纷纷以更世俗的目的建立：从细节上解释统治者如何才能最有效地组织自己的国家，从而确保国家的存在并最终实现统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诸多工具中，货币的机制被稷下学宫的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

稷下学宫的学者创建出来的货币理论被收集在作品《管子》中。在这之后的两千年中，这些理论差不多成为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范例。虽然这些理论的形成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货币的作品几乎同处一个时期，但两者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撰写《政治学》一书时，亚里士多德就创建了西方传统的货币理论。他在书中写道：“为了以货易货，人们制定了一套共同的契约，交付并接受类似铁、银和其他金属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商品，而且方便在日常生活中使用……”24《管子》中的学者则秉持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写道，货币是君主的工具——属于他执政机构的一部分：“先王用钱来保存财富和商品，调节人民的生产活动，于是尘世间安宁有序。”[18] 25

如果说货币是君主的工具，其他事关重大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货币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君主利用它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发展出了一套简单却有力的货币理论。他们解释称，首先，货币的价值与所使用的具体表征的实际价值无关。《管子》中写道：“三种货币（珠玉、黄金以及刀铲形的铜币）既不能让少衣服的人穿暖，也不能让饥饿的人果腹。”[19]相反，货币的价值受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相较可用货物数量的比例的影响。因此，君主的工作就是要调节可用的货币总量，让以货物形式出现的货币本位的价值有所区别。君主可以选择一种通缩的政策——“如果王国中9/10的货币保留在统治者的手中，只有1/10流通在民间，那么货币的价值就会升高，各种货物的价格就会下跌。”[20]他也可以采用通胀的政策——“将钱转移到公共领域，同时自己积累货物，这样就会让各种货物的价格翻上十倍。”[21]——总之是要根据经济的需求来做决定。26

用这种方式让货币本位有所差异可以服务于两个目的。第一，这样做可以提供一种强大的手段，来在君主的属民中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通胀会侵蚀债权人的权益，并减轻债务人的负担，将财富从前者转移至后者——通缩政策的效果则相反。此外，如果铸造了新的货币，财富就从属民转移向君主，因为从本质上说，君主在流通领域中花掉新钱是没有成本的——按照西方的传统，这种不可思议的权力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叫作“铸币税”（seigniorage）。第二，这种做法可以调节经济活动，办法就是让这个主要的工具在贸易的组织和清算中或多或少易用一些。执政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而货币政策就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强大工具。当然，这里有个技巧。稷下学宫的学者们指出，为了让货币发挥这种效用，君主必须保持对它独一无二的控制。要是王国中有别人也能发行货币，那么他们就会让自己染指对标准价值的控制，并夺取君主的部分权力。

从创立之初，稷下学宫的理论就被誉为明晰、有逻辑的箴言。但真正把它们作为中国货币思想中不受质疑的公理来施行，则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有时会围绕货币控制这件事展开激烈的争论，公元前202年，秦朝的统治被推翻。在这之后混乱的数十年中，新朝代汉朝的皇帝们实施了一种宽松的财务与货币政策：开销超过了所能承担的范围，又用发行新钱的办法来补充赤字。最后，为了恢复公众对帝国货币的信心，国家不得不出台一道激进的、通缩的货币政策。随之而来的紧缩依旧搞得怨声载道。但是就在这个民不聊生的过程中，汉文帝在公元前175年被说动，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实验，做法与稷下学宫那些最神圣的教义相抵触。从此，皇帝之外的人也可以铸造钱币了。汉朝太史公司马迁对这一做法的后果进行了诠释：

人们被允许随意铸造（钱币）。结果吴王便从山中采矿并铸币，和天子争夺财富，而他的身份不过是一个侯。正是靠着这种财富，他最终发动了叛乱。还有与此类似的例子，官员邓通通过铸币，变得比诸侯王还富有。吴王和邓通所铸造的钱币很快便在整个国家中流通起来，私自铸币的行为也因此被禁止了。27 [22]

货币冒险家们曾成功说服皇帝，为了缓和稳定性政策的副作用，他应该允许这些人发行货币。问题在于为了让自己的负债流动起来，私自发行货币的人也需要政治权威。因此，一个恶性循环出现了。私自发行货币的人想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目的是要让这种名义上缓解货币危机的替代品发挥作用，而这种财务权力又增加了其权威，如此往复循环。没过多久，事情的后果就显现了出来。私自发行的货币和它们的发行者给帝国的完整带来了政治上的挑战。大臣们警告称，愈发严重的政治混乱根源在于忽视了稷下学宫的货币原理。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恢复了国家对货币的垄断权力。这位皇帝在经济事务上的首席顾问桑弘羊直白地解释了打击私自铸币背后的政治原因：“只有货币体系完整控制在皇帝手中，人民才不会去服侍两个主子。”28

异端货币学说的实验失败了。学宫关于货币的概念以及从中派生出来的政策建议一直都是正确的。但凡想要保住权力、希望治下风调雨顺的人，都要保持警戒，保证自己对货币本位的管理以及对发行权的垄断。正如《管子》指出的那样：“有先见之明的统治者会抓住通用货币这条缰绳，驾驭天命。”[23]

齐桓公那套具有独创性的做法说明，首部关于中国货币思想的伟大作品，是朝廷雇员的创造，旨在支持君主在货币上享有的权力。在欧洲，情况恰恰相反。欧洲的货币思想在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发展后，才超越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推动欧洲货币思想进步到这一阶段的也不是君主，而是君主的属民。另外，新货币思想的目标也不是要加强君主对货币的控制，而是要放宽管制。我们在下一章将会发现事情为何会这样发展。

[16] 由于第2批发行的帕塔孔省去了很多被认为成本太高的防伪措施，使其容易被伪造，所以价值有所缩水。——译者注

[17] 全称为Local Exchange Trading Schemes或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w，是指一个由地方发起的、以民主的方式结成的、非营利性的组织，旨在提供组织内会员从本地信用币进行商品与服务交换的公共信息与记录。——译者注

[18] 原文为“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出自《管子·国蓄篇》。——译者注

[19] “三币握之则非有补子暖也，食之则非有补子饱也。”出处同上。——译者注

[20] “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出自《管子·山国轨》——译者注

[21] “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出处同上。——译者注

[22] 原文为“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于叛逆。邓通，大夫也，从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出自《史记·平准书》。——译者注

[23] 原文为“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出自《管子·国蓄篇》。——译者注

第五章

货币利益体的诞生

失落的天堂：罗马人在货币上的成就

现代人逐渐发现，罗马的技术成就远超人们的想象。50年前，我们倾向于支持维吉尔（Virgil）在《埃涅阿斯纪》（Aeneid）一书中宣扬的观点。那段知名的话语认为：也许罗马人在科学、技术、艺术这些领域上并不是非常擅长，但他们在建立帝国并统治世界这些事上的水平则是一流的，从而弥补了它在前面那些领域上的缺憾。 1而现在我们知道，罗马人的将军拥有计算机，罗马人的企业家建造了机械化的工厂。2不过，罗马在技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仍然赶不上它对金融的理解与运用。罗马在爱琴海地区刚刚出现的几个世纪中，货币就遍布这个国度了。它的金融体系覆盖面广，而且相当复杂。这其中当然会有一种可靠的铸币制度；但和所有成熟的货币经济体一样，硬币主要是用在小规模的交易上。大宗交易——在罗马的全盛时期，出现过一些规模非常大的交易——是用期票（littera）或债券（nomina，拉丁文）清算的。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末，伟大的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Cicero）将常用的大笔支付手段概括成“nomina facit, negotium conficit”，意为“（一个人）拿出债券，就完成了交易”。3这种信用经济不仅局限在大额支付的范围里。在那本堪称是年轻恋人教科书的讽刺性作品《爱的艺术》一书（The Art of Love）中，诗人奥维德（Ovid）就警告想当情圣的人：女朋友是需要礼物的——而且谎称自己手头没有现钱是不好的，因为你总归可以写一张支票。4

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初期，聪明的罗马人早已不再像原来那样，只用土地这一种形式彰显自己的财富。诗人贺拉斯（Horace）这样描述他那个时代罗马人的世俗之举，“Dives agris, dives positis in faenore nummis（田产很多，靠放债收利拿到的钱也很多）。”5他应当很适合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时候靠收利息为生的人会乞求不要追账，理由是“眼下钱都用到放债上面了。”和现在一样，那时就有人根本看不上有形资产，而是只愿意成为一个持有大量货币的富翁。6接纳储蓄，发放贷款，另外再清算跨国的账单，就可以成为银行家了。7那时和现在一样，金融行业的精英就擅长利用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糊弄不懂行的普通人：对此苦不堪言的西塞罗尖锐地讽刺这些人，称他们“关心如何获得和募集货币，以及货币的用途。更有甚者，就把营业场所设在雅努斯神庙边上，嘴里的话说得比任何学派的思想家都要动听。”8

不难想象，在货币化程度如此之高的经济体中，现代金融的另一个特征对罗马人来说肯定也不陌生——信用危机。有时候，两个时代的相似到了惊人的程度。在公元33年，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财政官员认为私营借贷领域近来发展得有些过了头，于是决定收紧监管，以求消除这种不理智的繁荣。在简单地查阅了法规之后，人们发现，早在数十年前，机智的国父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就颁布了一条法律，对富有的贵族们可以拿出多少遗产发放贷款做出了严格限制。9换种说法，凯撒早就为贷款人设定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且很严格。这条法律本身很明确；但对赚钱不辞辛苦的贷款人来说，用足够的手段绕开它不是什么难事。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指出，“虽然不断遭受新规打击，这些人始终都能运用新奇的手段，避开限制。”10

但是现在皇帝决定游戏该到此为止了：老元首定下的法律规章应当得到强化。然而，这样做却引发了混乱。从第一条法规出现起，人们就尴尬地意识到，元老院中的大多数成员都违法了。紧接着，现代银行业危机的种种特征就都出现了。为了不违法，疯狂收回贷款的局面出现了。看到这种危险后，当局放宽了条款，并宣布了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希望能缓和该法令的效果。但一切都太迟了，为了还款，抵押的土地被火速出售，地产市场崩溃了。大规模的破产威胁到了整个金融体系。整个罗马处在信贷紧缩的边缘，皇帝被迫出台一项大规模的救助方案，动用帝国国库向周转不灵的贷款人注资。国家拿出了1亿赛斯特斯的资金，给人为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提供为期三年的免息担保贷款。好在最后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信用就这样被恢复了，而且渐渐地私营贷款业务也复苏了”，11元老院松了一口气。

这是货币社会在欧洲的首次兴起，但绝不是最后一次。随着罗马的军事与政治实力下降，其金融体系的繁荣程度也减弱了。公元3世纪末，由于罗马的珍贵领地埃及在外国势力的争夺中不断易手，货币秩序严重失调。公元274~275年间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在短短一年中攀升了1 000%。12公元300年以后，银行从业者便从文献中消失了——专业金融所需要的社会与政治稳定似乎已经瓦解不在了。13随着政府机构从帝国边境撤走，货币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萎缩。对偏远的殖民地来说，这些影响更为严重。在英国，由于罗马军团在公元5世纪初撤走，只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那里的罗马的货币体系便完全消失了。虽然在之前的近500年中，人们对硬币的使用从未间断，但在之后的整整200年里，这种代表货币的方式不复存在。14最后，整个欧洲——甚至包括罗马自己——那种高度发达的货币社会都消失了。就像迈锡尼陷落之后的希腊一样，欧洲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代——无论是货币还是传统社会，在这个时代都出现了近乎全面的倒退。

欧洲倒退回货币原始化的最严重表现：一枚完全丧失了货币意义的罗马硬币，被重新加工为一枚7世纪的英国吊坠

欧洲的货币复兴

近乎全面并不意味着完完全全。从复杂的高级金融手段到简单不起眼的铸币工艺，众多金融技术被遗忘了，但有一个罗马货币社会遗产，也是很重要的遗产，被悄悄地保留了下来。这就是通用经济价值的概念。虽说活动的社会架构重新归于固定的部落式的、封建式的关系，但大众对货币社会特征的记忆被保留了下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知识上的固定资本，这种资本将极大地促进欧洲社会重新步入货币化。公元8世纪末，随着法兰克帝国的巩固，货币社会首次显现出复苏的迹象。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镑、先令以及便士这些货币单位被使用，货币开始以一种固定的标准，在欧洲发行。不过，头一次的复兴很短暂。一直到12世纪后50年，重新货币化才真正开始，沿袭的还是差不多两千年前爱琴海地区确立下来的那一套逻辑。15从12世纪最后25年开始，低地国家[24]中那些传统的、以实物代款的封建义务，开始在整个欧洲转变为用采邑年金支付——即用货币支付的租金。16徭役制度——即领主的臣属需要在一年中固定工作一定日子，没有报酬——被有偿劳动制度取代了。民事官僚开始以一种职业的、有薪的干部形象工作，而不再是一个套着世袭贵族假象的穷人。这意味着经济可以支持这种制度的行政辖区，在罗马时代后首次恢复了直接收钱的课税形式。17

静止的社会关系被货币化的种种后果又一次出现了：社会人员再次迁移了起来，雄心壮志以及对财富的渴求再度成为了人们行为的主要驱动力，贵族们承袭自战场与长枪比武赛的竞争力又一次结合了起来，这次的目标是积累财富。18法国拉瓦丁（Lavardin）的诗人希尔德伯（Hildebert）讽刺地写道，“Nummus nobilitas （有钱就高贵！）”，罕见地呼应了阿里斯托得摩斯那句“金钱即人！”的抱怨。19不过，中世纪的欧洲在地域范围、富裕程度以及国家实力上，都要比古希腊更适合成为一个货币化的社会。因此它发展得更为壮大，也更荒唐——也就更能令人联想到现代货币社会的过度发展。就拿中世纪最富庶的城市之一，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来说，那里的贵族把新的热情倾注到了一种非常现代的活动中：互相攀比谁建的塔更高。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世纪的曼哈顿诞生了：在一个不到4平方千米的城市里，出现了180座高塔，有的塔高度甚至接近百米。

查理曼大帝的货币单位能一直沿用，是这种紧锣密鼓的再货币化的基础，不过它也给实际的组织工作带来了混乱。虽说欧洲最初出现货币的地方是在拥有统一政治权威的罗马，但货币的再次流行却可以用“零散”来定义。在查理曼大帝的帝国覆灭之后，欧洲缺少一个统一的政治环境。除去英格兰，没有什么国家能把单一的司法权系延伸到一两个大城市之外或是偏远地区——而且欧洲都是些小国。所以在法兰克王国的镑、先令以及便士流通于整个欧洲，将评估、协商以及签订合同这些重振货币的行为组织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标准化单位都不复存在了。拥有铸币和发行货币特权的行政辖区数不胜数——从大的王国和公国到小小的男爵与教会封地都能发行，所以这时期货币的种类也是数不胜数。这就导致从表面看情况很简单——因为几乎所有地方都使用镑、先令和便士这几种货币单位，但实际上则复杂得多——因为这三种单位的实际价值是由封建发行者个人维持的具体标准来决定的。

对封建发行者来说，以这种形式重生的货币体系有个特别吸引人的特点。对其中的很多人来说，在这个年代，征收直接税还是件在经济上和物流上颇具挑战的事情，所以靠操纵货币本位征收铸币税，就成了一种宝贵的收入来源。借助当时货币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发行者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铸造硬币是当时货币发行领域的主流技术，银被用来铸造高价值的货币，而铜或其他价值较低的金属及合金则被用来铸造面值较低的钱。但是和今天的硬币不同，中世纪的硬币上面，通常不会铸上票面价值：也就是说硬币正反两面都没有数字——有的只是代表发行方君主的头像或兵器，或是其他类型的识别性标记。硬币的价值是靠下令铸造它们的君主颁发诏书规定的。对君主来说，这套制度具备一个很大的优点。只要压低体现规定收费的硬币面值，君主就相当于对所有持币者征收了一次性的财产税。君主可以宣布，某种硬币不再能当1先令使用，而只等于6便士。这种硬币就被“贬值”了；也可以说本位被“升值”了。旧币就可以因为贬值这个理由，拿回铸币厂重铸为新币。君主还可以对重新铸币再征收一笔费用。

对使用这些硬币的用户来说，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不过幸运的是，硬币的天然属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有利的防御方式。不管如何规定其价值，高价值的硬币——例如拿银铸造的硬币——本身就有内在价值：用来铸造银币的金属成分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以一定价格卖给铁匠或珠宝商，或者是卖给有竞争关系的铸币厂。硬币本身就包含了君主承诺要支付的价值，而且这种担保便于携带。这意味着君主在对其发行的硬币收取费用时，是受到限制的。如果一种硬币被贬值得太厉害，那么它的本身的价值——这种担保就会超过它代表的信用，持有者就可以按照金银的价值，把它卖给铁匠。反过来，获悉这种做法的君主就可以通过减少新币中银的成分的方式来应对——这被称为“减色”（debasement）。这是货币发行者和使用者间无休止的“猫捉耗子”游戏的一个规律，只要硬币中有贵金属的成分，那么它就能有效地担保发行者的信誉度；而这种担保又总会因为君主的贪婪而受到影响。

这种风险不仅仅存在理论之中。除了个人属地上的收益，中世纪的君主没有什么其他的增收方式：无论是收取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超出了大多数封建官僚的能力。铸币税因此成为了一种颇具吸引力、尤为切实的收入来源——而且中世纪的君主们乐于滥用。正常来说，只有在一个货币经济体不断发展，硬币需求逐渐增加的情况下，铸币税才会被收取，这样收入相对较低。不过，当货币需求增加的时候，君主可以通过压低货币价值或者甚至是废止现有货币流通的方式，在减少贵金属成分的基础上重新铸币，获得巨额收入。在1299年，法国王室的总收入不到200万英镑：其中整整一半都来自铸币厂的铸币税利润，之前它展开了一次货币贬值和大规模的重铸活动。20两代人之后，1349年进行的重新铸币又为国王带来了不菲的收益，几乎占当年总收入的3/4。21正是因为能获得这样一大笔收益，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仅在1285年到1490年间，法国的货币就进行了不止123次贬值。22

鉴于此，在被称之为“漫长的13世纪”中，也就是从12世纪末到14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里，欧洲的再货币化出现了两种现象，而这最终引发了冲突。第一种现象是出现了一个由个人和机构组成的、以货币为方式进行交易并持有财富的阶级——一个政治力量超越了官廷的“货币利益体”。第二就是君主们对铸币税这种金融上的奇迹愈发上瘾——随着货币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这个奇迹就愈显神奇。被货币化的活动越多，被货币经济吸引的人越多，通过铸币税征收的税款就越多。不过，君主们也会发现，这种堪称魔法的财务融资来源是有局限的。这些局限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到了一定时候，新兴的货币利益体必然会把自己放到君主的对立面上，反对过分征税的行为。这个时刻就在14世纪中叶到来了。这催生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涉及的话题在之后受到了大量关注，但也变得愈发难以被人理解。这个话题就是货币政策。而这部作品则成为首部货币政策经典。

货币利益体的诞生

1363年夏，法兰西王国瓦卢瓦王朝拥有的财富大幅缩水。8年前，国王约翰二世（Jean II）在普瓦捷（Poitiers）之役中被“英格兰黑太子”[25]击败，并被俘虏到了英吉利海峡对岸。幸运的是，中世纪的囚禁比较宽松——至少对国王来说是这样。他在英格兰靠打猎会餐消磨时光，拥有宽敞的住所，就住在泰晤士河畔的索威宫（Savoy Palace）——和现在一样，那里当时也是上层人物生活的象征。在此期间，法兰西王国由王太子查理摄政[26]，近似于无政府状态。最后，在1360年的时候，英法双方签署了协议，约翰二世返回法国筹集300万克朗的赎金，而次子路易则被关到加莱替父亲作保。约翰二世不情愿地被迫离开了索威宫，回到了他那满目疮痍的王国。他的这种难处并未持续多长时间。1363年，有消息传到巴黎，称路易已经违反了协议，从看守处逃脱。约翰二世深感此种做法不妥，有违贵族的风范，所以立刻自愿回到英国为囚。他于一年后去世，残破的法兰西王国便传到了王太子手中。

国王约翰二世在1363年回到了英格兰，此事震惊了法国统治阶级——不过这帮人很快意识到，这是个给王位继承人洗脑的绝佳机会。是结束法国王室那愚蠢的财政方针的时候了，而且尤其需要消灭这种方针对铸币税的过度依赖。在与英国人的战争中，约翰二世的财政方针不断突破人们容忍的极限。1355年的时候，也就是瓦普捷之役的前一年，就出现了不少于8次的货币贬值。而且在年末的时候，国王还强令宣布暂不对自己的债务还本付息。23人们要想办法说服王太子，在这个新时代里，过去那种靠铸币税进行压榨的行为是弊大于利的。人们似乎有希望说动年轻的王太子，但他也不是傻子。做这件事的得是一位聪明的逻辑学家、经济学家，还得是名出色的说客，这名新规的提倡者需要从学术机构中整理出最具说服力的观点，并把这些观点应用在现实世界中。这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当时的正统学术观点更重视辩论经典文献中细枝末节内容的精确含义，而不重视用科学的方式进行探索，更不要说把新理论应用到政策上了。幸运的是，在墨守成规的人中有这么一个例外：巴黎最知名的一间学府纳华尔学院（College of Navarre），新近任命了一位大学士尼古拉·奥里斯姆（Nicolas Oresme），此人很快接受了这项任命。

奥里斯姆出生于诺曼底的利雪市（Lisieux）。他在14世纪40年代来到巴黎，师从大学者让·布里丹（Jean Buridan）。从那时起，他便成为了那个时代一名杰出的学术人员，无论是在数学、天文学，还是在哲学和神学上，奥里斯姆在多个领域都有重大贡献。他流传最久的作品当属1360年前后向王太子查理推荐的小册子，《论货币的起源、本质、法律与变革》（Tractatus de origine, natura, iure, et mutacionibus monetarum）。24无论是从条理分析还是从说服力上看，《论货币》都是一部颇为有力的作品。奥里斯姆在开篇明确地表述了他想解决的两派争论：君主操纵货币本位是否合适？如果合适，那么他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

奥里斯姆给出了具有颠覆性的答案。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货币属于发行者封地内的事务，因此铸币当局可以随心所欲。由于铸币厂归君主所有，唯一需要考虑的利益，就是这些君主的利益。而奥里斯姆拿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货币并不归君主所有，而是归整个使用它的团体拥有。货币的用途早已经远远超出了处理王室开销的范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频繁进行着大量的私人交易，而私人普遍通过货币这种形式来持有财富。因此货币的发行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应当尽可能地照顾公众的利益。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奥里斯姆这种照顾大多数公众的观点是有选择性的。毕竟他是教会与贵族这些大封建地主的代言人，这些人的租金与储蓄已经从实物形式的义务转变成了货币形式的财富。正是这些人，这些被奥里斯姆大言不惭地誉为“社会里最好的阶层”的人，在铸币税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受到的损失最大——君主在管理自己的钱时应该从这些人的利益出发。奥里斯姆宣称，君主“在自己的国土上，并不是流通货币的主人或所有者。因为货币是用来交换自然财富的平衡工具……因此，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才拥有货币。”25

站在道德至高点的奥里斯姆，对君主操纵货币标准的是非曲直有了新看法：这是新富阶层的一大烦恼。他又很快地指出，从根本上说这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正常来看，操纵货币标准唯一的原因，就是让君主能从自己属民那里收取铸币税。他问道：“难道还需要再解释这种行为有多么不公正、多么令人厌恶么？尤其是身为一名王子，难道该做暗地里缺斤少量的事情么？”26无论是从社会公义还是从经济效率出发，两者都要求一套更合理、更固定的货币体系。不过，身为一名老谋深算的作者，奥里斯姆意识到，想要游说国王彻底废除铸币税——也就是让硬币的票面价值等于其中所含贵金属的市场价值——是行不通的。因此，他推荐了一种更加委婉的做法。为了得到使用主权货币的好处，社会必须承担铸币的成本以及轻微程度的铸币税，这样君主就可以继续享受“高贵可敬的地位，他的王权也被世人景仰。”27

不过，奥里斯姆意识到，货币改革的提议引发了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取消铸币税——或者至少对其进行严格规范，自然会压缩君主在货币管理事务上的活动空间。但如果君主决定的铸币税水平无法决定流通中货币的总量，又该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有个简单的答案。如果本位就是固定不变的，那么私人对硬币的要求就决定了货币的总量。如果人们需要硬币，他们就会把银子拿到铸币厂铸成钱，只需要支付铸造成本和少量的铸币税。问题是这种放任自由式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不可能行得通，因为没有理由认为，由主观决定的贵金属供应量，就一定要符合人们对货币的需求。

不管怎么说，奥里斯姆还是在社会中为君主的货币政策找到了容身之地。在极端的情况下，贬值可能是有必要的——但只能是为了确保铸币供应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且这一行为必须按照社会的要求进行。“如果（社会）相信王子（贬值货币是有理由的），在一定的限制下……王子不能承担始作俑者的角色，而是要做一名公众条例的执行者。”28在其他的时间里，君主的货币政策应当包括努力寻找新的贵金属来源这种义务，从而增加铸币的供应。奥里斯姆写道：“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意大利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才下令将异教徒坟墓中的金银刨出来，为了大众的利益把它们铸成钱币。他的原话是，‘把生者的必需品藏在死人身上不动，是一种犯罪。’”29

我们将看到，奥里斯姆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意义深远的悖论。在接下来的若干个世纪中，这个悖论将一直困扰着人们对货币理论的探索。必须要有一种手段，限制君主那种根深蒂固的冲动，即通过铸币税满足自己挥霍无度的欲望。也就是说，要有一种管理货币发行的规范：本位不能灵活得没边。但是，如果这样一种规范导致货币出现周期性的匮乏，它就会给商业带来负面的压力。对货币的供给做相应的调整，这种事情似乎需要有某个人来判断，标准也不能永远固定不变。奥里斯姆没能解决这一悖论——建议君主去盗墓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政策。不过，他的确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观点，即考虑到货币政策具有分配财富与收入的能力，而且具有刺激或抑制贸易的能力，君主的财务需求绝不能优先考虑，而是要率先考虑社会的商业情况。

这种关于货币的新观点带来了一个激进的、政治性的结论。如果说货币政策要按照公众的利益进行调控，这就意味着要靠社会——而不单单是靠君主——来控制货币政策。《论货币》的结论再明确不过了：“社会自身有权决定（货币）是否需要调整，要在何时调整，要如何调整以及要调整到什么程度，王子不应当用任何方式窃取这一权力。”30此外，该文还明确地表示出，君主的权力应该受到更广泛的限制，而且毫无畏惧地阐述了这一点“他比任何属民都要伟大，也更有权力，但他的权力和财富少于社会，处于两者中间。”31为了避免这种讯息传达得还不够清晰，奥里斯姆还在结尾一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那一章里，他指出如果君主选择忽视这一点，可能会面临何种命运。这一章有一个噩兆般的标题，肯定不会被王太子忽略，“Quod tyrannus non potest diu durare”（暴君的王位是坐不久的）。32

奥里斯姆的观点看似有说服力，但并没起到明显效果。关键问题在于，由于除了主权货币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没有办法强迫君主们去听从这些意见。当然，在中世纪，人们的确是在频繁地使用小规模流行的信用货币，甚至是本地的表征式货币。但那个时代对私营信用货币化手段的常年限制，加上分散的政治版图，意味着真正适合普遍使用的货币，只能是那些按照君主权威发行的货币。事实上，君主们自己的信誉度以及政治权威通常太弱，以至于用贵金属铸造的硬币依然是货币的主流形式。连君主发行的货币都要用贵金属作为方便移动的担保，哪里还会有其他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低于君主的人来发行钱币呢？因此，君主实际上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货币利益体可以雇用欧洲最聪明的人拿出这样一套说辞，即君主应当对铸币税进行限制，而且在管理自己的钱财时，要考虑别人的利益——通过奥里斯姆，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这仅仅是一通道理，他们没法强迫君主去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身为货币的发行者，君主没有相应的竞争对手。

不过，和历史上其他的货币理论一样，奥里斯姆的观点差不多从提出之日起就逐渐被淘汰。在贵族与教会这些仅低于皇室的传统财富与权力来源之外，商业上的革命使得一个新的商人阶层正在形成。这个阶层可能没有从奥里斯姆的理论工具上获得实际收益——但商人们并不需要用学术的逻辑来评判自己的行为。他们正忙着捣鼓一个新发明，这个发明将以奥里斯姆那篇聪明的作品完全不能企及的方式颠覆货币社会。这个发明就是银行。

[24] 指欧洲西北沿海地区，包括现在的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有时会包括德国与法国的西北部地区。——译者注

[25] 英王爱德华三世的长子，早早被称为“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被封为威尔士亲王，所以也有人用“英格兰黑亲王”这种译法。关于“黑王子”称号的来源有很多说法，一说是其在法国嗜杀成性，另一种说法是他手持黑色盾牌，身披黑色铠甲。这一称号曾出现在莎士比亚戏剧中。——译者注

[26] 即后来的查理五世。——译者注

第六章

“吸血乌贼”的发展史

里昂的神秘商人

1555年前后，一件事让法国里昂市的市民耿耿于怀。1一名意大利商人搬到了此地，并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巨富。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里昂是法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在欧洲这样的城市也是屈指可数。不管就国际贸易本身而言，还是它能给大胆的商人带来财富而言，这都不算什么新闻。实际上，当地繁荣的贸易记录是有史可循的。据说早在罗马时期，这里一年就要举办4次盛大的商贸会。而且到了16世纪中叶，此处变成了整个欧洲最大的商品集散地。2在当地引发风波的是这个意大利人获得成功的手段。他是空着手来到商贸会上的，只带了一张桌子和一方墨水台。在众人眼中，他更像是一位四处游历的学者而非商人。而且他的时间都花在签署其他商人交给他的文件上面。不过到了商贸会结束的时候，签名这种毫不费力的活动，让这个书呆子式的人物在短短几周内成为了巨富。这种事情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个人是个骗子。

对当时的观察者来说，这种奇怪的事情肯定不是第一次让他们感到不安：这并非是单独的案例。一直以来，欧洲大陆的村子和城镇每周都会举办类似的集会，只不过规模没有里昂集市那么庞大，吸引不了那么多大商人。这类市场一直是开展高价值奢侈品国际贸易的主要场所，而这种贸易本身就是中世纪经济活力的一种体现——就像本地小市场上进行的日用品交易一样。不过在漫长的13世纪中，跨国贸易的组织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贸易这种商业活动已经发生了具体的劳动分工。交易所的主管不再带着产品到处走动。他们待在家里，找长期居住在主要出口市场的人做代理，而专业的承运人会依照合同，通过海路或陆路运输货物。商人（Merchant）逐渐把心思主要放在国际贸易中的法律与财务事务上——这种职能的改变体现在商品上，反过来也就体现在收到的货币上；计算收支的时候也要考虑收入是一种货币清算，而开支又用另一种货币这样的问题。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无聊的工作被转包给了一个更次要的阶层，一个由业务员（Businessman）组成的阶层。3

这种商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商贸会的本质逐渐在发生变化。在过去，里昂那样的展会架构一直就像个大金字塔一样，底层是大量的本地零售贸易，中层是批发和国际贸易商人进行的商业活动，顶层是从这些交易中得来的利润。正如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的那样：“要把精力放在信用而非商品上，要放在这个金字塔的顶部而不是底端。”4人们交换实物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在贸易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里，对国际贸易业务信贷余额展开的清算与清算则越来越多。在两次商贸会的间隙，人们一般不会用硬币来支付国际进口款项，而是用信用，也就是汇票——即泛欧洲的交易所出售给客户的信用票据。这些客户之后再拿这些票据支付给国外城市的供货商，买到商品。到1555年，里昂商贸会承担的主要是一个清算所的角色。为了给贸易筹资，欧洲的交易所发行汇票，从而在彼此间积累下了信贷账目，而商贸会则成了清算这些账目的地方。它仍然是欧洲最重要的市场，但交易的不再是商品，而是货币。

那个坐在桌子后面签名的意大利人，就是这套体系的一部分——对现在的外行人来说，如今的全球金融市场就和那时的体系一样，神秘且令人不解。对以前那种场面热闹、浪费精力的集会来说，开业的场面是相当夸张的，伴着烟花与篝火，赌博和美女，杂耍、走钢丝，还有给人拔牙。而后来的集会只有那些乏味的商人银行家出现，手指染着墨水，带着一摞摞账本。除了一捆捆的票据，没有任何实物出现在交易中。商业已经变成了数学的一个分支。1494年，方济会修道士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曾就这个问题在威尼斯出版过一部教科书式的作品，名叫《算术、几何、比例总论》（De Arithmetica）。大部分观察者都觉得该书实践者的行为“就像是犹太教神秘主义理论的训练课程卡巴拉一样难懂”——这本书可以莫名其妙地让人致富，旁人却看不到致富者的努力，这让人非常恼火。5在500年后，当有新的金融变革出现时，一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普通人对此的反应还是和古时候惊人的类似：

她的英国丈夫奥西虽然现在很富有，但他是在从事钱方面的工作，纯粹是钱方面的工作。除了钱这个东西以外，他的工作和任何事情都无关。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股票、债券、期货、大宗商品，就是钱。在自己位于第六大道和齐普赛街上的那些幽灵般的塔楼里，金色头发的奥西用钱来买卖钱。就靠一部电话，他用钱买钱，用钱卖钱。他就依靠不同货币间的微小利差工作，游走在货币兑换的风口浪尖上。提供这种服务得到的奖赏也是钱，很多钱。6 [27]

就像1555年的丑闻那样，迷惑不解很容易转变成怨恨。不管多难理解其中的细节，受到集市和集市参与者规范的信用体系通常被看成交易货币化达到繁荣顶峰的标志，而这种货币化的交易甚至主宰了最卑微的农夫的生活。不过，大众的理解最多也就到这一步了，还有大量问题困扰着人们，让人生疑。商人们到底要拿汇票做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外人却从来看不到这帮人的秘密小团体？他们怎么就能够发家致富？这个强大的、不可理解的商人阶层是怎么与当时已经在政治上掌权的人——君主、贵族以及教会——联系起来的？解开这些谜题的任务，必须由消息更灵通，对财务知识有更深刻理解的观察者来完成。

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但并不是没有。曾服务于法国王室的一位高官，克劳德·德·卢比斯（Claude de Rubys）就在1604年写道，里昂大集市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让数量如此庞大的贸易在不用现金的情况下得到清算。他写道：“一个早上支付100万镑，但不经手一个铜板”，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7换言之，做成了价值上千万的生意，却根本看不见君主们的货币。欧洲的大型商业场所重新发现了银行业的艺术——如何以工业的规模制造并管理私自发行的货币。

商人银行家的艺术——一张德国16世纪的印刷画描述了这种场景

金字塔的秘密

和解体的前苏联、危机过后的阿根廷以及今天在希腊从事同样工作的人一样，中世纪的新兴商业阶层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这些人面临的问题：在主权利益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分歧时，该如何运作一个货币化的经济体。他们同样渴望出现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可以一直保证贸易所需的货币充盈无虞，而且这种社会的统治者不会利用铸币税来榨取不当的收入。他们已经尝试过用奥里斯姆那套说辞去说服统治者，但是不起作用。8剩下可做的就只能是发动反叛了——就像近代的货币游击队所做的那样。

想要脱离旧体制的控制，最显而易见的手段就是创建一个私营的共同信用清算网络。无论商人在哪交易，对他们来说都会积攒下自己相对客户和供应商的信贷余额——而且要尽可能的将其清算，并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结余留到未来使用，而不是用主权货币去反复清算每一笔账单。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共同信用网络有一个问题，即它的本质将其适用范围局限在熟识的个人之间，而且这种脆弱的互信给它的发展规模带来了限制。这些网络无法像组织整个经济体的机制那样运作：在实际情况中，只有统治者的货币才有足够的流通能力做到这一点。这是尼古拉·奥里斯姆的赞助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他们可能不喜欢统治者管理货币的方式——但是剩下的唯一选择很难支撑新型商品经济的增长。

不过，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繁盛，欧洲的大交易所意识到，的确存在一种建立介于两者之间的机制的可能。这就是建立一个等级制的信用组织。对一名在本地卖货的人来说，他付款的承诺可能只对他自己小圈子里的供应商与客户有效。但一个国际性的交易所所做的承诺，加上它们超大的贸易量，它们的货物储备，以及长久以来良好的记录，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一个大商家而不是地方上的货郎开口说话，那么之前最多只能在地方上流通的借据，就可以转变成一份可以在各处流通的保证，只要大家都认可这个大商家的信誉。一个金字塔式的信用体系就可以被建立起来了：底部是本地货郎的义务，中间是大批发商，而顶端则是数量稀少的、人人熟知的、有着紧密联系的国际商人圈子。国际性的交易所可以参与进来充当中介，也就是把自己作为本地商人和他们那些大型交易对象间的桥梁——这样，就可以把无效的、双边的付款承诺转变成流动的负债，这些负债可以轻易地归到每个债权人头上，只要是大交易所的信用有效之处，这些负债就可以流通。换言之，即便是最不起眼的本地商人，他们的私人贸易信用也可以突破地区的界限，获得四海皆知的大牌交易所认可，在欧洲的另一端用来清算，而不用考虑这些信用的最初发行者在什么地方，或者他在哪里开展业务。

正是在私营支付体系的创建过程中，现代银行业被发明了出来。这样一种卑微的出身听起来或许会让人失望。在今天的银行业中，无聊的支付服务已经让位给借贷与交易这些更流行且更有活力的业务，而且两者的重要性差距甚远。但银行为付款提供清算和融资的功能，仍然是它们更为基础的活动。这是银行特有的货币性角色，也正是这一特点让它们与众不同。从本质上说，银行这个机构一方面签出借据——即它的存款、债券、票据，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它的负债；另一方面它又积累借据——也就是它的贷款、证券组合产品，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它的资产。每家企业都有向供应商支付未清款项的承诺，也拥有客户给出的、要向它付款的承诺。但对大多数企业来说，这些财务上的资产与负债——用会计行话来说，也就是公司的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在企业实际资产的价值面前，都没有那么重要。这里的实际资产是指企业的厂房、房产、存货等。而对银行来说，则是另外一回事。里昂市集上那个神秘的意大利人就非常有代表性。银行的真实资产总是可以协商的。现代银行的资产可以雄厚得惊人：2007年，仅拿苏格兰皇家银行这一间英国银行来说，其资产就超过整个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能够具备这种量级的资产。银行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就在于，它几乎是没有任何资产的——除了它拥有的付款承诺。它的所有负债几乎也都是这种情况。

正如我们看到的，任何借据都有两个基本特点：它的信誉度——当它到期时，有多大可能可以被支付；以及它的流动性——它能用多长时间来兑现，也就是多长时间能出售给第三方，若是没有卖出去的话就干脆定好到期还款日。和任何支付承诺有关的风险，都由这两个特点决定。接受一年后付款的承诺，风险自然比接受明天付款的承诺要大。一年内事情出错的概率可比一天内大多了。这就涉及了流动性风险——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除非这种借据可以在时限内卖掉，否则个人所做的支付承诺在清算的时候才能以主权货币的方式流动起来。到那时借据的发行者就有可能根本无法支付，即便到期也是如此。如果说付款的承诺来自一个“忍者”——这是银行业给那些无收入无工作或无资产的人的称呼，那么接受这种承诺的风险肯定要比接受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承诺的风险高。这说的是信用风险层面的问题。

银行业的全部业务都可以归结为管理这两种类型的风险，无论是银行的资产还是负债，都会涉及这两方面的工作。在借款人对资产和收入的要求权不具备信誉且无法流动的时候，银行会把借款人的这种要求权变成风险较低、流动性更好的要求权——后者的风险与流动性都达到了标准，从而可以在清算债务时被广泛认可。银行之所以能做到这种奇妙的转变，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将贷款发放给政府、公司与个人，管理这些贷款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他们对储蓄者和持债者负有法律义务，他们也在管理这些义务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9

对信用风险的管理——识别出哪些借款人是“忍者”，哪些是沃伦·巴菲特，在一整套产品组合中设计出最佳的借款人组合，并在他们贷款的周期里进行监控——是银行工作中最显眼的部分，但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10仔细研究一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发现银行业最简单的业务形式其实是针对贸易的短期融资——也就是最憎恶风险的银行在实际中操作的形式。在这种银行业务中，信用风险非常小：贷款通常只覆盖购买和运输货物的范围，而且双方已经敲定了销售协议，另外货物本身通常也都可以用来做抵押。在保险费用足够的情况下，银行甚至可以干脆消除掉信用风险。不过，流动性风险是永远无法摆脱的。即便是在短期的贸易融资中，即便是商品从制造商到市场这一过程只需花费几天或几周时，银行从业者在发放贷款时也会规定一个确切的时间。而且，在资产负债表的另一侧，银行也有自己的负债需要到期偿付——也就是它的存款、汇票与债券。在信用风险还没有引发严重事故时，人们在意的只是银行从业者的做事技巧。这时候，银行从业者的做法无非是要在整体上确保其资产与负债对应的款项收支能够同步。当然，这些收支的款项本身就是银行所有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负债与资产。这就是中世纪那些出色的国际商人重新开始练习的艺术。11

早在12世纪，人们就感觉到了这种艺术在本国的经济体系下发挥的影响。到12世纪末的时候，意大利沿海城邦热那亚（Genoa）的商人就已经建立了地方的银行。这些银行既可以为客户记录账目，也能让这些账户彼此联系，从而保证客户能在整个银行体系间付款——一间银行的客户可以把钱支付给另一间银行的客户。12到了14世纪，无论多大的金额，佛罗伦萨的人们都偏爱通过这种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当地提供这种服务的银行多达80家。13鉴于此，开户者必须亲自前往银行批准付款，威尼斯等地的情况也是一样。这套体系依然存在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还带着中心化的影子，有些不便。不过，到了14世纪中叶，在城邦托斯卡纳、热那亚以及巴塞罗那，使用支票或其他带书面借据的方式付款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成文的工具无须通过银行的公正，只要还没到赎回期，它就可以在商户圈子中使用。这促进了完全去中心化的清算方式的发展，就和君主们发行的钱币一样。保存至今的最早历史记录是张支票，年代是1368年。这张支票是佛罗伦萨托尔纳昆奇（Tornaquinci）家族委托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签出的。出票的时间距离奥里斯姆向王太子查理谏言的时间还不到10年。14虽然奥里斯姆请求用更公平的方式来管理君主的货币，但新兴的商人阶层还是发明了新办法，要一劳永逸地摆脱苛政。

不过，在现有政权的司法管辖范围内运作这种体系，本国银行业必然会受到当局的密切关注。专长于财务交易的职业再度出现，也重新引发了人们自古以来的怀疑。以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为首的中世纪学者们关于货币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推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借款收取利息是不正常的。即便是新型货币借贷理论的支持者奥里斯姆也很快批评道：“借贷经济人、银行业者或是金银交易商，他们是通过毫无创造价值的业务积攒自己财富的……毫无体面可言。”15然后这些人又表示，就像塔西陀笔下的提比略经济危机一样，银行业的大肆发展可能蕴含着宏观经济风险。总而言之，为了自己的利益，君主们得保证自己的货币优先流通，也要保证自己的铸币税。这样一来，新发展出来的银行业就受到了严格的管制。1321年的时候，威尼斯当局发现商人们正在实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28]——在银行的资产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国家的货币——于是政府便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银行必须保证能满足三天内的所有取款需求。16在同一年，加泰罗尼亚（Catalonian）当局修改了他们在1300年颁布的法令。原来的法律规定，破产的银行从业者在赔偿客户之前，只能吃面包和白水。自从法律修改以后，但凡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政府就要公开批判这个银行业者，再在银行门前砍掉他的脑袋。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倒霉的巴塞罗那银行业者弗朗西斯切·卡斯特洛（Francesch Castello）就在1360年被发现了。17在政府这种不近人情的监管下，国内银行业真是个颇有风险的行当。

相比之下，国际银行业的情形则要宽松得多。国际贸易本来就是中世纪经济中最活跃的一个组成部分：贵族的利益首先是来自对自己封建关系的利用。其次，正是他们对国外奢侈品的消费，才产生了高价值的商业行为。此外，通过派驻在海外的代理，在国与国之间的频繁贸易，再加上在银行业上的专长，大型交易所可以向地方商人提供信用服务与外汇服务。最重要的是，从定义上说，君主没有监管国家间贸易的权力，而且也没有哪种主权货币可以做这种交易。所以在国际环境中，银行的潜力就被完全发挥了出来，加速了商业的进化。在16世纪中叶，最重要的创新便是对“票据交易”这套体系的完善。这套流程可以为国际贸易提供资金，使用的货币化信用是泛欧商人银行家签发的支票，上面标注着他们自己那复杂难懂的账目单位，以汇票为记录，每季度在里昂的集市上清算。

这套体系很简单。18希望从低地国家供应商处进口商品的意大利商人，可以从随便一家佛罗伦萨的大交易所那里买下一张信用票据，也就是汇票。他可以用本地的主权货币买下这张票据，也可以用自己的信用购买票据。买下了这张汇票，这位意大利商人就做到了两件事。首先，他接触到了银行业的奥妙之处：他把仅靠自己苍白承诺做担保的借据，变成了一家规模更大、更值得信赖的交易所发行的借据，后者可以被全欧洲的商人接受。他把自己的个人信用转化成了货币。他做到的第二件事，是把代表一笔佛罗伦萨货币的信用，兑换成了代表一笔低地国家——也就是他要进口商品的地方——货币的信用。汇票上标注的是一种私自发行的货币单位，名字叫“écu de marc”，设立这个单位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开展汇兑业务的银行业者。没有主权货币是用这个“écu de marc”标注的，这是汇兑业务银行业者们自己开发出来的一种货币本位，创造它就是为了可以同他人协商欧洲大陆上各种主权货币的价值。由于是以汇票方式进行，所以这其中的外汇交易会牵扯到两种汇率——一是佛罗伦萨货币和“écu de marc”，另一种则是“écu de marc”和低地国家的货币。在现在人看起来，这或许有些不可思议。

这最终让人们克服了一系列之前无法逾越的障碍。从事兑换业务的银行业者接受了进口商的信用，因为他了解后者，也了解后者在本地市场的业务。同时，低地国家的供货商也会接受这些银行业者的信用作为付款，因为以后轮到他们进口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信用来清算，或者直接把它用在一些地方的交易上——而且他还能拿到本地的货币。当然，银行业者是有风险的。在他签发汇票到汇票在低地国家被兑成钱的时间里，两种主权货币兑换虚拟“écu de marc might”的比例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他确信从中收取的费用和佣金值得承担这种风险。19

通过不断签发并接受汇票，为往来于欧洲大城市之间的贸易提供资金，汇兑银行业者就积累了信用与债务余额。这些人之间的联系很紧密，而且非常愿意让未清余额积攒得很高。不管怎么说，为了明确到底谁欠谁多少钱，有必要周期性平账。清算可以双方特事特办；而按期举办的集市则提供一种涉及面更广的清算方式，也更为自然——这就逐渐变成了这些集市举办的目的。每个季度，大交易所都会在里昂的重大集市上碰面，理清他们的账目。在集市开始的头两天，买卖交易、签新票或取消旧票的行为非常多；在这两天结束的时候，所有交易所代理人员的这个季度的账本都被封存对账。第三天，也就是“兑换日”，是整个过程的核心。汇兑银行业者中的骨干会集中起来，就“conto”进行讨论，也就是确定“écu de marc”和欧洲各种主权货币间的汇率。这种讨论协定是整个财务体系的关键点，因为所有未清余额都要在集市的最后一天，用这些汇率清算。到了“付款日”，人们可以决定是将余额留到下次清算，还是当即用现款付清。20

就像本章开始时里昂集市上那个神秘的意大利人一样，精明的从事汇兑业务的银行业者的任务就是在集市的头几天进行交易，好在“付款日”到来时可以完美地消除掉自己的信用余额与债务余额，并在讨价还价中获利。但是，这些人能够获得超级财富与权力的真正原因，并不只是他们有能力预测这种不成熟外汇市场的波动。票据交易这套体系，不单单是一种促进国际贸易和外币兑换的手段。它的政治意义更为深远，更为重要。从事汇兑业务的银行业者让私人信用像货币一样，在整个欧洲流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这样从点滴做起，把所有活动零件组装在一起，造出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机器。货币的三个基本要素在此都得到了体现。和阿根廷的“信用币”一样，这套体系也有自己的抽象价值单位，即“écu du marc”。它具备自己的记账制度——帕乔利在《总论》中定下的记账规定，以及大交易所就这种规定的使用方法达成的标准协议。而且，通过汇票和重大集市上的清算所，这套体系还有自己的信用余额结转制度。票据交易的体系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种超越国家的私营货币，与各种本地公开发行的货币相互作用。”21通过这种实行自我规范但成员间又有紧密联系的网络，从事汇兑业务的银行业者成为了泛欧信用层级制度中的王者，他们似乎成功地打造了一个乌托邦。随着这套票据交易体系的完善，他们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了一种可用的私营货币。

无论是从这套体系促进了商贸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打造这套体系的人拥有的巨额财富看，它都堪称是一项杰出的成就，在经济上的意义显而易见。不过，就银行业者的货币这套新体系来说，它的重要意义还远不止于此。这套体系还宣告了跨时代的政治变革，而这将给金融带来面目一新的变革。

[27] 出自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小说《钱：绝命书》（Money：a suiade note）——译者注

[28] 相对于金额准备金银行制度，部分准备金制度要求银行保留一定数额的客户存款，用以满足可能出现的提款需求。——译者注

第七章

货币大和解

私营货币与市场制约

克劳德·德·卢比斯在1604年记叙了里昂集市的历史。这位退休的王室官员注意到了票据交易这种国际化体系在政治上具备的重大意义：商人阶层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摆脱对主权货币的依赖。身为一名老到的政治家，卢比斯意识到，对国家货币的控制，是主权基础中最根本的一个，也是最有利可图的一个。他还认识到，由银行业者创建并管理私营货币并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创新活动，而且有可能引发政治革命。现在，货币利益体现在不光获得了奥里斯姆强大论点的支持——要从公众利益的概念以及贸易的需要出发，为货币政策制定原则；而且还有一套可以取代旧制度的选择，以防统治者不予理睬。大型交易所已经发现了一种新办法，可以制造一种国际性的货币，超越任何统治者的管辖范围。此外，遍布各地的财务精英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且打造信用网络层级制度的方式又非常专业，以至于根本不需要用贵金属来做付款的担保。他们的钱是不可见的、无形的，仅依靠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一小撮从事汇兑业务的银行业者对彼此评估风险、偿付到期款项以及限制信用发行的能力的信心。统治者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敌人，就更谈不上击败它了——这是一支真正的“影子”游击队。现在到了货币利益体用威胁的方式支持自己观点的时候了——如果统治者的管理方式不能符合这些人的利益，干脆就放弃主权货币。形势发生了大逆转。

为了抗击这个新敌人，统治者自然要做最后一搏。最有用的帮手当属那些能在第一时间获悉有关银行业者秘密的人。自1551年起派驻在安特卫普（Antwerp）的英格兰王室经纪人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Sir Thomas Gresham）就是这样一个“弃暗投明”的人。格雷沙姆来自显赫的商人家庭。在国王亨利八世分配修道院资产时，格雷沙姆的父亲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受益人，并用这些财富做交易，当上了伦敦市市长。格雷沙姆本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成功的商人、金融专家以及值得信赖的政府经纪人”。1前两个角色的经验让他成为了英国王室在低地国家的首席财务顾问。在此之前，也就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最后10年里，英格兰爆发了金融灾难：在安特卫普交易的英镑价格，从1544年的1英镑兑26弗兰德先令跌到了1551年的1英镑兑13弗兰德先令——在7年间贬值了50%。2由于英格兰王室在安特卫普是个主要的债务人，这种程度的汇率大跌让人难以接受：汇率下跌了多少，国王的实际债务负担就加重了多少。此外，不能否认这个时候英国王室的外债有点多得过头了，朝廷还是秉持老一套政府官员在面对市场压力时的传统理念，认为真正应该对此负责的人是那些开展汇兑业务的银行业者，这些人把英格兰的信用评得很低的做法，在王室看来就是为了赚取不正当利润所进行的诈骗。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写道，大多数犯下这种罪过的人正是那些神神秘秘的意大利人，他们“跑前跑后，同时为各国君王服务……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从我们的胡子上舔油。”3

1551年，英国王室陷入了绝望。不过格雷沙姆有个方案。在被任命为经纪人之后，格雷沙姆提出建立一支外汇平准基金[29]，来共同对抗那些未经许可的贬值英镑的行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申请每周在私下领取1 200英镑到1 300英镑。格雷沙姆表示，依靠这些弹药，他就可以消除银行业者的力量，阻止他们在不满意英格兰王室政策的时候抛售标准纯银。爱德华六世继位时正年幼，而摄政王也被说服了，于是这项方案就被执行了起来。格雷沙姆的策略颇具先见之明——政府利用平准基金介入外汇市场，这种办法在20世纪变成了标准的政策性工具。不幸的是，在面对市场质疑的时候，这些计划效果的局限性也很快被发现了。在方案实行仅仅两个月后，英格兰政府发觉格雷沙姆的干预明显无效，而且代价又太大，于是便取消了这项计划。格雷沙姆并未气馁，又拿出了新方案；不过这次的措施要保守得多。在安特卫普的英格兰商人被勒令将自己的外汇储备贷款给王室。王室向狡猾的汇兑银行业者欠下的外币债务将得到资金补充，而资金来源就是属民们贷给他的银币。这种做法很机智，效果也很好——但其实是承认自己打了败仗。汇兑银行业者不会被自己创办的游戏打垮。对统治者来说，唯一能够启用的最后稻草就是他压制属民的权力。不过这只会刺激后者加入反抗的队伍。

正如货币思想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商人、政策制定者及银行业者自己明白体制的变革是由下至上发生的；格雷沙姆甚至还就这个话题发表过一篇论文。不过，充分认识到银行业对政治的普遍意义，还要等到差不多两个多世纪以后。到那时，法国启蒙运动的大熔炉将把之前割裂的经济标准和政治思想熔铸在一起。对18世纪中叶的法国来说，它具备了担当这种催化角色的条件。从政治上说，这个国家依然是“旧制度”的堡垒——自欧洲大陆掀起宪政改革之风以来就坚持顽固守旧的封建国家。从金融上说，法国是西欧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这个国家的学术水准世界一流。璀璨的文学造诣同僵化的政治体制以及金融手段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说明，只有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才能率先完整地建立起货币、银行业以及政治之间的联系。

在那个时代最伟大宪政思想家的作品中，有一本书的分析最为精彩：作者就是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他那本《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堪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最高成就——这本书熟练地将历史、人类学与主张按照英格兰模式建立宪政政府的政治分析结合在一起。孟德斯鸠特别关注了——也是特意褒奖了——商业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并对国际金融致以最高的认同。他写道：“真难想象人们居然这么晚才发现汇票。毕竟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有用的东西了。”4即便是在政治改革和货币发展落后于英格兰一个世纪的法国，外币兑换可以向国王的政策施加影响这种学说的出现，意味着虽然会有绝对的君主权力，但这种权力在实际中是被严重限制了的。不像古代和中世纪那样，统治者滥用货币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君王自己可能糊涂，但他愚弄不了别人。通过外币兑换，银行业者可以比较全世界各式各样的货币，评估它们真正的价值……这些人消灭了君主最大也是最专制的行为——或者说至少也是消除了这类行为的影响。”5

现在，格雷沙姆在实践中曾经遭遇的窘境，可以被透彻地理解了，也可以用理论来做透彻地解释了。统治者不负责任滥用自己货币的特权已经导致了银行业的再次出现，以及票据交易这个伟大制度的发明。因此，现在轮到君主必须随着货币利益体的拍子来跳舞了，情况整个颠倒了。突然间，虚幻的银行业运作方式不再惹人怀疑了，反而变成了宪政政府进军的秘密武器。孟德斯鸠写道：“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要把这项发明归功于……统治者的贪欲。不知是靠什么办法，这项发明将商业从统治者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6更准确地说，统治者已经在不经意间绑住了自己的双手，发现自己不得不永久地改变管理货币的办法，照顾奥里斯姆代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由于迫使货币利益体成功地发动了叛乱，“君主们不得不用更高的智慧来治理国家，而不能单单遵循他们个人的意愿……（现在）只有好的政府才能（给君王）带来繁荣。”7

1993年，曾是克林顿总统竞选活动顾问的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一年前曾担任竞选首席策略师的卡维尔回顾了货币那种可以约束现代政治行动的巨大能量。他开玩笑地说：“我过去常想，如果真有转世一说，我就要化身为总统、教皇或是打击率为400的棒球手[30]。不过现在我想转生成债券市场，这样就可以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8卡维尔的这套简洁表达人人皆知，不过这并不是他的原创。他是在回忆启蒙运动时期的货币，那时的货币可以管教哪怕是最为威严的君主。9事实上，在更为久远的时代，另一个詹姆斯就这个话题所撰写的著作最令人难忘。那就是苏格兰人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在1767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本书是首批关于经济学的英文著作之一。10斯图亚特精炼地概括了自奥里斯姆《论货币》之后4个世纪以来，货币思想发生的大转变。早先的政府认为，货币归根到底是君主的一种工具——其他人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恳求他不要乱花。斯图亚特的观点恰恰相反。他写道，货币正是“史上反愚昧专制有效的工具”。11

两个詹姆斯——斯图亚特（左）和卡维尔（右）都秉持同样一种重要的观点：货币可以是控制统治者的强有力工具

在国家层面开展银行业：金融点金石

不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可以想想，主权货币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默认选择。对私营货币的发行者来说，他们的市场达不到国家规模的繁荣程度，没有和统治者一样的能力去强行索债。而且从心理学上说，与社会信心之间的关系也不如统治者那样紧密。银行业者可能是自己建造了一处新圣域——但就和历史上的所有事情一样，一个货币的乌托邦同样会受到残酷现实的侵袭。私营货币的发行者可能会违约——在交易对手方破产后，那么债权人手上就只剩下一文不值的票据。为了同步支付而设计的方案，哪怕再周详，只要因信心不再而导致流动性枯竭，也会变成一团糟。即便是银行业者可能搭建的信用金字塔也会在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在国际金融家的私密圈子里——而且，即便是他们的货币市场也可能遭遇信用危机，或是受到意外事件的影响。

的确如此，这种新的、私营的货币的命运比老的、统治者的货币也好不到哪去。一方面，关键的地方在于银行业本身一直是个为少数精英准备的小圈子。只有在一个自我规范的小团体里，才有可能培养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进而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运营一个私营货币网络。而且对后进入者来说，只要原则明确，他们面临的障碍是微不足道的。但和统治者不同，银行业者不具备强制执行的实力，没法绝对保证他们的权利。这样一来，银行业者就只能嫉妒地保守着这里面的秘密，遵循一套颇以为傲的传统，“用一套烦琐的形式主义把他们的行为包裹严实，而这种形式主义非常有利于他们保住自己的垄断权力。”12不过，正因为如此，行业的扩张受到了明显限制。国际银行业者的信用票据只能在他们自己人中流通。出了这个魔法圈子，这些票据就成了个大谜团。让银行业者的私营货币运作起来的特点，也正是这种货币不能在实际中取代主权货币的原因。

后果就是持久动荡的货币不均衡——统治者与私营货币利益体两者间展开了长期的游击战，双方都不可能获胜。但在17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发明，一劳永逸地改变了这种局面。整件事和货币本身的故事一样，也是通过将当时最成熟的商业环境中的先进理念移植到金融业落后地区，才出现了这个创新——但这个创新享受着一种得天独厚的政治遗产。在这段反攻的样板戏中，扮演成熟一方的是低地国家，而落后的一方则是英格兰。13荷兰的先进技术是“荷式金融”，这在当时是管理国家债务的最先进方式。英格兰一方做出的贡献则是该国新近发生的、充满痛苦的君主立宪过程。发明出来的成果就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以及连同它一起产生的所有现代银行制度和现代货币的基础。

在17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格兰仍然处在制宪危机的困扰当中。这场危机始于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在克伦威尔率领下展开的共和国[31]试验已然失败，查理一世[32]的儿子在1660年复辟。虽然保皇派与议会派之间的旧分歧慢慢消失，但新的对立又在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之间出现了。前者代表地主的利益，而后者更重视商业。双方对峙的原因并不新鲜。无非是统治者无节制的财政方针更加恶劣，而这一点本身就是内战的直接原因。到了1672年，复辟国王查理二世的财务状况颇为严峻，以至于他被迫通过违约甩掉了自己的债务，宣布“财政署止兑”。可以想象，王室的信用一落千丈。等到17世纪70年代末，英格兰君主借款都需要保证的条件，比私营商人面对的限制还要糟糕很多。14

这个颇具独创性的解决方案对财政状况没有改善，也没有缓和宪政危机。这场危机一直持续到查理二世驾崩和他的弟弟詹姆斯继位——也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33]，奥兰治威廉亲王（William of Orange）受邀返回英格兰继承王位[34]。很快就有消息称，威廉三世接受议会邀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拯救贫穷的英格兰，而是希望获得更多资源，保护荷兰不受野心勃勃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侵略。威廉三世一登基，就将英格兰加入到了欧洲大陆同盟中，一起对法国发动了战争。税金收入增加到了1年400万英镑——在查理二世执政期间，这一数额前所未闻——不过开支也是水涨船高，1年600万英镑。这之间的差额只能通过更极端的手段——从债权人那里索要。到1694年秋，英格兰已经连续征收了5年的高额战争税——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都是来自地主，因此托利党人感觉非常不公平。更糟的是，人们看不到这一切有结束的迹象。战争越拖越长，国王的信用却是越来越低落，新的一年又有巨大的财政赤字。焦头烂额的财政署眼见就要第二次违约了。

幸运的是，对英格兰来说，17世纪末这段时间不光是代表着国家陷入了宪政混乱。在货币和公共财政领域，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大量创新。国王的大臣和顾问淹没在了大量被称为“寻找新办法补足赤字”的提案立项中。15有些办法很聪明，也有很多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几乎所有办法都可以归结为同一个基本理念，即找到一种机制，用未来的税收作为抵押借款。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发现一种方法，既能满足债权人对安全性和控制力的渴望，又要能保住君主的尊严。不过随着战争赤字越发吓人，大臣们的选择不多了。一个新奇的方案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售彩票。以每张10英镑的价格出售100 000张彩票，营销口号自然就是“百万冒险”。16和往常一样，筹集起来的钱被借给了财政部。但是这一次，已经被千篇一律的息票搞烦了的投资者很高兴，因为他们有机会赢得一笔经过精心设计、由不同等级区分的现金奖赏。17这种彩票颇受追捧，成功地吸引了已经厌烦缴纳各种款项的债权人自愿打开钱包。不过在发放全部奖金时，人们发现金额和以前一模一样。即便是再精巧的设计也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潜在的借款人那里，国王陛下的信用还是糟透了。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有一个方案更加有效。这就是建立一家银行，它可以彻底重新安排用来填补国王债务的资金。投资者可以认购银行的资本；而这家银行则可以借钱给政府。建立一家为统治者筹钱的银行，这本身肯定不是什么创新。从中世纪开始，在地中海地区的城邦里，时不时就会出现公共银行。荷兰1609年就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了一家公共银行；1656年，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也有一家。这项由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提出的项目，新颖之处在于英格兰银行实际上是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该银行的首要工作一定得是让统治者的信用和资金状况更加可靠。事实上，这家银行的设计、领导与管理事务必须交给商人阶层负责，从而确保大众对它的运作和信用控制具有信心。不过，反过来统治者也会获得重要的特权。最重要的是，这家银行要有发行纸币的权力——也就是让代表自身负债的纸质货币流通起来，像货币那样流通。18还真可以说各取所需。

佩特森的想法也许很容易被众多方案淹没。但对野心勃勃的辉格派贵族来说——他们马上就会在这个国家首次出现的政权体制中占据上风，建立英格兰银行这样一个混合体的理念，是值得圈子里有权势的人支持的。这些人意识到佩特森的项目可能会催生一次货币大和解。如果说他们和他们代表的私营货币利益体同意为国王提供资金，条件是作为新银行的董事，那他们就有了话语权；国王反过来也会允许他们合法的分享自己那古老的、小心翼翼保护着的特权，即制造货币并管理货币本位的权利。从王室那里获得批准发行钞票，就是给私人银行的负债带上了君主的权威。他们意识到，这才是货币的点金石。只有这种背书才能把私营银行的货币从自身狭小的圈子中解放出来。他们把钱借给统治者——而统治者则把自己的权威借给银行。他们同意借款就好比是播下了种子，收获的则是在君主的支持下制造私营货币，这好处简直太丰厚了。从此以后，铸币税就被分享了。

不过，那个时代更实际的人意识到，重构公共财务管理表面看上去是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则和政治密切相关。保守的人认为，向辉格党货币利益体屈服，如果算不上是叛乱，那至少也是不明智的举动。人们并不是第一次把神秘的银行业魔法拿出来，解决王室滥用财权的问题。1665年，查尔斯·唐宁爵士（Sir Charles Downing）就曾提议，应当把财政部变成一间虚拟国家银行。国王的首席顾问克拉伦登伯爵站在鲜明的政治立场上否决了这个方案，说它“带来了共同富裕，不适合君主制”。19这种怀疑并未阻止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正式建立。在1702年的一例判决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霍尔特（John Holt）尝试反攻，把银行业者本票这种新奇的技术——正是因为这种技术，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到现在为止还是同业里的翘楚——称作是“一种新的独创，不被英美法系了解，朗伯德街把它发明出来是为了给威斯敏斯特宫制定法律。”20 [35]

其他观察者则认为这件事对双方都有好处，下面就是其和解成功的秘密所在。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一个良性循环建立起来了。国王保证了英格兰银行纸币在大众中的流通。对银行的管理与所有权商业化则改善了国家的信用。反对君主制的那些守旧党派希望通过强调后者的优点，来忽视前者。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很快就提醒怀疑论者：“银行掌权的原则，以及它们信心的根源，就是商业信用。”21这句话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斯图亚特的同胞、同时代的亚当·斯密则看得更远，并精炼地总结道：“英格兰银行的稳定就等于不列颠政府的稳定。”22斯密的名言抓住了这个良性循环的本质。没有国家，英格兰银行就缺少权威；没有英格兰银行，国家就缺少信用。

斯密在1776年得出了结论，那时距英格兰银行成立的1694年已经过去了快一个世纪。当初建立这家银行是为了让人们在货币问题上达成一致，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了联合王国政治经济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在这段时间里，英格兰银行为财政紧急注资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而充当政府债券市场的角色则越演越大。与此同时，它充当了国家的货币经纪人——国家的会计，负责国家的支付，管理国家的债券发行，而且这个角色的戏份越来越大，不可阻挡。另外，它在货币金字塔顶端的地位也在持续加强。1709年，这家银行得到了垄断英格兰国内纸币发行的特权。231710年，它被指定收取公众购买国家彩票的资金，而在那5年之后，则负责收取所有缴纳给政府的年金。24到了18世纪60年代，这家银行管理着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债。25等到1781年，所有对英格兰银行合法性的质疑都烟消云散了。那年6月，议会因为英国陷入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而紧张万分，首相诺斯勋爵（Lord North）发表讲话。当时国内的革命气氛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还有一些不会改变的事情可以给人慰藉。当其他人慌作一团时，首相安慰上院，英格兰银行总归都在，“多年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习惯……它的存在已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宪法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对公共财政也有重大意义。”26

随着英格兰银行的建立，货币利益体与君主已经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货币游击队”最终分享了权力；反过来，“影子纵队”也开始为政府工作——至少是部分为政府工作。这种妥协直接催生了今日的主流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制造货币和管理货币几乎都完全交由私营银行负责，但同时主权货币仍然是“最终的结算资产”——只有通过这种信用余额，处在金字塔第二级的银行才能在彼此间清算款项，或者和国家清算。同样，货币仍然还是一种表征，代表着统治者的信用，但流通环节中的绝大多数货币是由私营银行账户里的信用余额构成的。把统治者和私营货币融合起来，这件事始于1694年的政治妥协，至今仍是现代货币世界的基石。

如果说货币大和解的实际后果非常明显，那么它对货币思想的影响就是革命性的了；或许从长远看意义更为重大。西方世界已经就绪，准备在“应该由谁控制货币”这个问题上，再经历一次思想大转变。在奥里斯姆之前，货币一直被含蓄地理解成是政府的工具：属于君主封建统治中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政策性工具。奥里斯姆挑战了这个观点，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满足社会的需要。但他是从一个弱者的角度出发的：那时不存在主权货币之外的其他替代品。结果就出现了僵局。然而，对银行业的创新，让君主从优势转到了劣势。在对货币网络的管理和创建中，出现了真正的竞争者。货币思想放弃了之前哀怨的语调，说服自己接受了新的现实。货币不再是统治者的工具，而是反对统治者的工具——不再是《管子》中国王能用来“驾驭天命”的工具，而是詹姆斯·斯图亚特所说的，“史上反愚昧专制有效的工具。”27

货币到底该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接一个，但彼此间都是相互矛盾的。不过，货币思想的下一次革命会揭示，这些答案有多少共同之处。货币大和解将带来一种新的关于货币社会的理论：那就是经济学这种社会科学。也正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出现，货币将经历一次激烈的转变。它将不再被理解成是统治者的工具，也不是反对统治者的工具：人们根本不会再把货币当作带有政治意义的东西。直到现在，货币都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型技术；其核心观点——也就是经济价值，作为一种巧妙的概念，由于满足了社会活动协作的需要而被广泛接受；而货币本位则被理解为一种强大的财富再分配以及刺激商业活动的工具，因此对它的操纵就变成了值得热烈争辩的话题。可是，货币即将变成一种惰性金属，无可争议地被用来标记自然界财产的价值，而货币政策则会变成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更不要说围绕其展开的争论了。

简言之，传统的货币观即将登场。

[29] 平准基金（Stabilization Fund）一般是指由政府或央行建立的一种机制，避免大量收入的涌入干扰本国经济。建立该基金的首要动机是在主要商品的价格波动时，维持政府的收入处于稳定的水平。——译者注

[30] 即安打数量在打数中比例超过40%。这种球员非常罕见。——译者注

[31] 指在克伦威尔主导下建立的英格兰联邦，是共和政府。——译者注

[32] 查理一世率领的军队在第二次英国内战中被击败，他本人以叛国罪罪名被处死。——译者注

[33] 詹姆斯二世1685年正式加冕，“光荣革命”爆发于1688年。

[34] 即威廉三世。

[35] 朗伯德街是英国伦敦的金融街，而威斯敏斯特宫则是英国最高立法机关议会所在地。——译者注

第八章

洛克先生的经济学遗产

重铸货币大辩论

对伦敦和议院中持支持态度的人来说，货币大和解代表着英格兰君主立宪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进步。但也有人秉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尽管新协定很明智，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英格兰银行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发行公私兼顾的货币的呢？

这是货币政策的一个古老悖论——君主们和他们的属民无休止争执了数百年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能想出一个方案，号称可以调节统治者与商业阶层两者的利益的确不错，但这个方案真的能够催生一套货币政策，让彼此争夺的两派达成妥协么？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这套政策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完全没人知道——而就在国王与议会刚刚在更大范围上达成政治和解的时候，它出现了。这种180度的大转变，让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非常紧张：他们为之奋斗了太长时间，还因此引发了英格兰内战的这套制度，其未来的命运就系在一帮伦敦市的银行家手上、系在这些人凭空想出来的一个财政计划上了。如果英格兰银行代表的货币大和解被证明不过是货币利益体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那君主立宪制度肯定会崩溃；更糟的是，它还会连带着毁掉光荣革命所代表的政治和解。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没有选择：新政治制度的支持者必须把这种危险的可能扼杀在摇篮里。幸运的是，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动手的绝佳机会——是本书中最古老的一个货币问题提供了这个机会。

1696年，在英格兰银行着手实验发行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型货币后不到一年，议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该同时应对旧式货币——硬币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但已经变得不可能忽视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使用贵金属硬币，自然会有一种技术性的挑战。如果硬币中金银成分的市价可以超过硬币本身的法定价值，灾难就会接踵而至。人们可以融掉硬币，把它卖给银器师傅，或者直接熔成锭出口。其他可以代表货币的手段——塔利符木、铜质代币、签字的票据——从理论上说可以弥补金银的稀缺，但在实际中，这个国家的银币依然是整个货币架构的核心支撑物，而且硬币短缺会严重影响贸易。在过去数十年里，英格兰一直饱受一种现象的困扰：从17世纪初起，银块的市场价格就一直在临界价格附近波动，而且经常会超过这一价格。1结果就是硬币的供给逐渐不足。

议会在1666年采取了补救措施，通过了一项“鼓励造币法”，踏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开始废除铸币税的征收，并提高了铸币厂购买同样数量银块的价格，试图让银价回归到市场价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2每盎司银价还是比规定面额高1~2便士，所以足重的银币在被当成银块使用时，其价格就比当成银币高出2%~3%。这样一来，虽然在1663年后，铸币差不多用掉了价值300万英镑的银子，但到了17世纪90年代初，这些银币几乎都从流通环节中消失了。3更糟的是，那些仍然在流通的硬币被人切割修锉，遭到了严重损毁。只要表面上还能认出是银币，人们就肆无忌惮地从中搜刮银子。银币普遍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意味着唯一能避免硬币超过其合法价值的做法，就是最大限度地损毁它，这项非法行当的利润变得非常大。到了1695年，当局的抽样调查显示，在流通的绝大多数硬币中，它们所包含的银成分，只有当初出厂时的一半左右，而足重银币熔成银块的价格，比铸成硬币还要高出将近25%。4很明显，事态若继续发展下去，英格兰那所剩无几的硬币就会完全消失。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为了寻找解决方案，议会向财政部的元老、新近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威廉·朗兹（William Lowndes）求助。朗兹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在金融界与商业界有他人不能比拟的人脉。他头脑清晰，通晓英格兰货币的历史；他交上来的报告也经过了充分调查，逻辑性强，通俗易懂。他发现，中世纪晚期也曾出现过数次同样的困境，其根本问题在于标准纯银的价值出于某种原因下跌了。换句话说，过去一直有通货膨胀，也就是以英镑、先令以及便士为单位的银币价格曾经就上涨过。他发现，以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各个铸币厂一直在采用一项政策……即在紧急或事情需要的时候，时不时地提高硬币的面额。”5为了反映标准纯银的贬值，通过提高给定银含量硬币的标准票面价值，硬币过去一直周期性地被“升值”。朗兹总结道，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看，这种政策是应对此现象的唯一合理做法。货币价值的下跌一定要靠提高铸币厂购买银子的价格来应对——或者是通过降低官方足重硬币中银含量的方法来应对。货币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1英镑比原来的价值降低了。铸币厂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来适应这一现实：与市场作对毫无意义。

朗兹估计，一次性将硬币中的银含量削减20%，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6铸币厂的银价格是每盎司62便士。但在朗兹报告出炉的时候，银的市场价格是77便士。7结果，含1盎司银的足重银克朗的规定面值为60便士，但市场收购这种银块的价格是77便士。这就不难想象为何这种硬币会从流通环节中消失了。按照重新铸币的提议，足重的英格兰克朗以后只能含有大约4/5盎司的银——价值约为60便士。作为银块，符合克朗规定的票面价值，打压了切割和出口的利益空间。除非市场银价出现预料外的再度上涨，经重新设定的铸币价格就能保证吸引力，让银块重新恢复铸币的作用，硬币的供给也就得到了恢复。总而言之，这是一种非常明智也非常现实的解决方案，其依据就是可靠的历史先例。不幸的是，这套办法遇到了一个不肯让步的对手，此人就是那个时代最受敬仰的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作为宪政新制度的首席理论家，以及这种制度纲领在知识上的首席捍卫者，洛克受英国议会邀请，评估朗兹的报告。他在1695年12月作出回应，强烈反对朗兹的提议以及提议背后的理念。在洛克看来，朗兹对货币以及货币本位的理解有根本性的错误。朗兹在提到货币时，就好像它与硬币是两回事。洛克警告称，往好了说这是一种理解上的混淆；往坏了说，这就是伦敦市金融行业典型的障眼法，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实上，货币本质就是银子。洛克明确地回应道：“银是全世界开化地区与贸易地区所有商业活动中的工具与量度。”而且“商业活动是靠银的量来度量的，这种量也是银内在价值的量度。”8至于货币本位，按照前面的说法推论，也不像朗兹理解的那样神秘。1英“磅”就是在提到固定重量银子时使用的一个单位。事实其实是这样：“人们不是为了面值在交易中讨价还价，而是为了内在价值：也就是公众公认的在这些面值中出现的银的量。”9朗兹那稀奇的理论根据是，即便是损失20%的银含量，也要保证硬币的“价值”，这有一些形而上的意味。而这种理论的根据就和说“为了延长一英尺，而把这个单位分成15份，而非12份，而每一份还都叫‘英寸’”一样荒谬，是无耻的谎言。10

约翰· 洛克：外科医生、哲学家，以及被历史推上舞台的货币理论家

朗兹在概念上犯下的错误，意味着他的政策建议，就算不是公然叛国，也暗含着危险的欺诈。而且，他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镑这个单位的值可以随意增减，而不考虑硬币本身的银含量，这种观点绝对是胡说八道。货币本位不会像虚幻的鬼魂那样来回浮动；这种标准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1英镑就是3盎司17英钱[36]，而且是要含10格令[37]的标准纯银，永远不会变化。11镑自身20%的“值”绝不能神秘消失，也不能说过去的解决方法是削减了硬币中的银含量。真实情况是，英格兰历史上正在发生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经济犯罪。硬币被切割溶解这种情况发生得规模如此之大，前所未有。因为货币的价值就等于制造货币使用的银，所以这种行为无疑是等于在光天化日下抢劫硬币的使用者。镑的值减少了，是因为它的银成分减少了——这种因果不能颠倒——而朗兹的提议实际上是在鼓励这种灾难的发生。他减少了英镑中规定的银含量，和那些切割硬币的人相比简直就是一丘之貉。洛克总结道，朗兹唯一说对的事情，就是的确要重新铸币。但铸币不能是对硬币减色犯罪的姑息，而是应当回收流通中残缺的硬币，发行足重且银含量符合标准的硬币。

让朗兹和大部分金融大佬恐惧的是，洛克的权威与政治影响力在那时无人可比。1696年1月，议会下令从6月起，残破与缺损的硬币不能再当作合法支付手段。在到期前，持有这些货币的人可以用这些硬币来缴纳税款或购买政府债券。通过这种方式，缺损的货币被收集起来，按照规定的重量重新铸造，由财政部加入所需的银。到6月时，还未回收的不足重硬币将被禁止流通。从7月起，只能按照这些货币中真实的银含量的市场价值回收。如果能通过缴税或其他办法，向英格兰铸币厂上缴手上的不足重硬币，那么持币者的财产就不会受到损失。如果谁没有或是不能这样做，那么他的损失就相当于硬币现已过时的票面价值与硬币的银块价值间的差额。12

这一过程从开始到结束，堪称是一场灾难。因为糊里糊涂的店主害怕因为无税可交，处理不掉自己手头贬值的硬币，所以在最后期限前，狡猾的投机者便跑遍全国，从店主那里收购残缺的硬币。然后投机者再贿赂腐败的税务人员，上缴不足重的硬币，换回足重的硬币。最后期限一过，那些还持有不足重硬币的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国库回收了价值470万英镑的硬币。而这里面含有的银，只够铸造250万英镑的规定足重硬币。财政部的朗兹一样尴尬，至少他知晓这里面的机制——而议会虽然反对他的建议，但也认同了他讲的道理。数千穷人和消息不灵通的人没有及时兑换他们手中的硬币。约克郡、斯塔福德郡以及德比郡都发生了暴乱。政府在7月间甚至被迫做出部分让步，允许用不足重银币中的银兑换一种特殊的政府债券，相当于每盎司银的回收价格比铸币厂价格高6便士。13

这种在消息灵通的人和无端背黑锅的人之间进行的、唐突的财富再分配，只是混乱的开始。整个工作从流通环节中回收了大多数现存的硬币，重铸后返回流通环节的硬币数量则减少了。而且由于新的、足重的硬币在国外作为银块的价格依然高于其在英格兰作为硬币的价格，很多新硬币立刻被出口了。市场上的硬币立刻出现了极度短缺。通货紧缩出现了：商品价格下跌，商业信心受挫，贸易活动萎缩。由于推崇洛克的货币理论，除了损失掉了那些不受重视的好处外，英格兰还搭上了自己经济的增长与稳定。托利党中的评论者埃德蒙·博亨（Edmund Bohun）1696年在从诺维奇（Norwich）发出的报告中暗示了这种自作孽式的经济灾难给人们带来的损失：

除了互相信任的人，所有贸易活动都消失了。我们的佃农付不起地租。我们的谷物贸易商买不起该买的东西，所有事情都陷入了僵局。人们极度不满；许多家庭里的人因为穷困而自杀，情况看起来非常危险……14

从奥林匹亚的棕榈到金本位

凯恩斯曾这样评价学术对手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一本书，称这本书“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坚持不懈的逻辑学家，如果从错误的角度出发，最后会混乱到什么程度。”15对于洛克那灾难性的重铸币政策，朗兹和其他实际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有相同的感觉。这位伟大哲学家的观点迷惑了他们，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不顾公认的事实——洛克一开始就没认识到，硬币银含量和票面价值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从来也没有过——这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货币的本位一直是灵活的：事实上，统治者和从事商业的属民常年斗争的原因就在于此。货币的价值依靠的不是硬币的材料，而是确立硬币面值的统治者的信誉和权威。当时的金融家尼古拉斯·巴本（Nicholas Barbon）解释道：“货币自身的价值来自于政府的权威。这种权威使其流通，并固定了每一块金属的价格。”这样一来，“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还是用于何种用途，即便不足重，货币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只要背后的权威是一样的，价值也就一样。”16这种对货币本质的理解不是来自复杂抽象的哲学经济学理论，而是来自一个事实——即便硬币残破得再严重，也是以票面价值流通的。对朗兹和他伦敦市的同事来说，对货币的这种理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归根结底，洛克的理论与古代和中世纪的主流的货币思想相去甚远。在古代，人们一般认为，经济价值明显是社会的一个属性，而货币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希腊人在涉及货币时都会用到“诺米士马”（nomisma，希腊文）这个词，意思是“被现在或已有用途或习俗认可的某物”。17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其称作是“为了交换而存在的一种符号”。18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持有同样的观点，主张“它的存在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依靠约定，我们有力量改变它，也能让它失去作用。”19把货币视作是一种社会机制，将硬币视作是社会关系的符号，这种理解植根于希腊文化中，在古代世界非常有名，因为它“具有独特的符号替换的倾向”。20希罗多德（Herodotus）[38]称，当发现奥运会运动员为之拼搏的只是一顶棕榈叶做的奖冠时，波斯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21货币这种社会型技术，是建立在经济价值这个革命性的概念之上的——这种价值是一种无处不在又无法寻觅的虚拟物质，它只能在物质世界中通过硬币这种符号化的表达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希腊人运用起货币来才得心应手。

在中世纪学者们的理论中，甚至还有一种更为极端的理解——不光是承认古代人那种“唯名论”的观点，即货币是因为约定才具有价值，而且还认为这种商议是君主故意设计的。阿奎那说，货币交换“是通过辩理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生成的。”22货币“是件可以衡量万物的东西……它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其本质，而是因为它被人为打造成了一种量度。”23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货币是为相应的当权者服务的，而且“只要国王或社会愿意，它就可以失去价值。”24这种观念比古代人那种把价值视为是社会属性，而非是一种物质存在的实体的宽泛理解更进了一步。这种观点还认为，这种社会属性是君主政治权威的产物。该观点代表着“名目主义”思想的起源。25

因此，洛克给货币定下的概念就成了非正统的——考虑到他处在金融革命的时期，情况就更是如此。虽然硬币还是很重要，但它正在快速丧失代表货币信用的特权这一特权，正在被银行的新金融技术与银行业接管。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甚至见证了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以及它首次发行了自己的纸币。而且这自然也是让朗兹和伦敦人——这个新世界的老前辈们——如此怀疑洛克观点的原因，也是他们质疑其观点能否成功的缘由所在。

但这些现实的人错过了重点。事实是，洛克太了解货币本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了。洛克货币理论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思想。30年来，在经历了复辟、排除法案危机[39]以及光荣革命之后，洛克一直在不停地努力，去除君主专制的学术理论依据，捍卫政治自由主义与宪政政府的主张。洛克的哲学体系核心认为，个人的财产权是自然存在的，而不是靠君主的批准。在他看来这是一条公理。这条原则是洛克捍卫公民自由、反对专制侵扰的基础，也是宪政政府新政权建立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在各级财产权中最重要的货币，自然它也不能摆脱这套逻辑。

必须革新货币理论，使其适应这种新的政治哲学。朗兹理论的前提以及学者们的教导，都认为英格兰人所拥有的货币，其价值只是君主设计出来的。这种看法暗含这样一种意味，即个人“只是靠着君王的怜悯生活，可穷可富，可掌握权柄，可沦为乞丐，可以是自由人，也可以被套上枷锁，一切都看君王的意思。”26洛克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要证明这种君主对人民的专制不只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正常的。他的观点说服了时代，而且通过光荣革命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他的观点已经将英格兰转变为了宪政国家。朗兹贬值硬币的提议就像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无论如何不能放进政治自由主义这座理想城中。

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则让人更迫切地想要铲除这些有煽动意味的货币理论。这次金融革命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现出，银行业者那种神秘的信用建立艺术是巨大政治能量的源泉。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货币大和解就是在准备将这种力量交予国王批准。事情到了紧要关头，美好的前景中隐藏着极高的风险。如果能正确理解货币，英格兰银行就会成为平衡统治者与属民权力的理想工具——从金融角度出现了一个定义，正好对应“受议会限制的国王”这个巧妙的政治概念。但是，如果朗兹和巴本这样的人得逞，让人民以为货币的价值其实就是君主说了算——以及现在已经与君主合作的银行业者说了算，那么金融和政治上的暴政就指日可待了。要让货币大和解不威胁到宪政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固定货币本位，不受君主、银行业者或者其他人介入的影响。一种自由的货币秩序必须要被牺牲，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个自由的政治秩序取得胜利。

正如前面所讲，固定货币本位这种新政策的实际效果短期内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对银本位的严格遵守甚至导致了这种政策本身的消亡：从流通环节中消失的银太多了，使得金在实际使用中取代了银，成为了贵金属的标准。不过，洛克把自己的货币理论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两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这意味着，虽然在开始遭遇了一些小挫折，但他的理论不光是可以保留下来，而且会发扬光大。英镑只是代表固定重量的金子，这成为了货币的传统观点：因此它是由自然决定的，因此议会有责任确定它的确如此。正如杰出的英格兰货币历史学家艾伯特·费维尔耶尔（Albert Feavearyear）所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洛克的影响力，1盎司金的价格神奇般地被定为3英镑17先令10.5便士。有了这个价格，我们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即便真的迷失了方向，也一定能回到这个标准上。”27

自古以来关于如何管理本位的问题，被货币大和解解决了。因为货币就是贵金属，自然要求有固定的标准——就像长度、重量或者时间都要有标准一样。中世纪君主们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在光天化日下抢劫，通过滥用他们粗野的权威，窃取属民的财产。货币是贵金属：其标准就是简写的质量单位。在这种牢靠的理论基础上，英格兰银行被允许铸造新的、公私合营的货币，而新的宪法也不会受到侵害。同时，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学派终于可以做到货币发明者——也就是古希腊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了：搭建一个知识框架解释货币社会，并为其正名。

走进蜂巢：货币社会的神化

在英格兰银行建立11年后的1699年，也就是洛克去世后1年，搬到伦敦的荷兰外科医生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发表了一首题为《嗡嗡作响的蜂巢，或骗子酿蜜》（“The Grumbling Hive, or, Knaves turn’d Honest”）的讽刺诗。28诗中描述道：“大巢阔敞蜂群安家，生活闲逸作风浮夸”，并且解释道，蜂巢繁荣的根源不是别的，而是里面的居民有唯利是图的癖好。律师为了工作煽风点火；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医生为了赚外快而不顾病人死活；战士作战是为了钱和地位，而不是凭着对国家和国王的爱戴；不过这样一来，社会倒也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然后灾难降临：蜜蜂们觉得它们的生活应当符合德行。贪婪、野心以及不诚实的行为都被贬斥。政客和将军们因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毫不爱国而受到批判。这种转变出现了一个讽刺性的结果，那就是所有事情都停摆了：经济低迷、居民数量锐减，而且蜜蜂们也被迫回到了原始的生存条件中，住到了一棵空心树里。这首诗旨在说明“只有傻子才去努力，拼命让蜂巢变得伟大。要想消受世间浮华……骄奢闲逸定要留下，人人得益唯有此法。”

曼德维尔这首打油诗的本意，是要反驳托利党对此间欧洲大陆上军事行动的批评，特别是要批判托利党人对战斗的主要领导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的批评。托利党人不满意马尔伯勒公爵和他的辉格党支持者借着长时间的战争变得有钱有势。他们过去就一直怀疑，这套新的公共财政体系——尤其是其中最著名的创新英格兰银行——就是辉格党货币利益体和他们的朋友马尔伯勒公爵这些人造出来的腐朽机器，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采用骄奢淫逸的蜜蜂作比喻，曼德维尔试图说明，政治、商业以及战争中的唯利是图行为，只是经济丰饶、政治强大从而抵抗外敌的代价。诗人警告道，骑士精神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像马尔伯勒公爵这样的人不会只为了荣誉作战——而且他这样的人能站在你这一边，而不是对手一边是非常重要的。在对公爵的批评中，那种清教徒般的生活方式，只会让英格兰贫弱下去，成为攻击者的猎物。

不过，曼德维尔很快意识到，他那脱口而出的辩论诗，有一丝更为深远甚至永远流传的重要意义。贪婪的马尔伯勒公爵这个特别的例子，可以普及开来。那些在表面上看起来邪恶的行为，不光是其中的部分，而是全部都能起到好的作用。曼德维尔在1714年用加长版的方式重新发表了他的诗歌。这次的题目是《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直接提到了社会的这个矛盾点。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依靠的“不是天性里的友善和好感，亦非思考与克己换来的美德”。相反，它依靠的是“我们在世上称为‘恶’的东西，它和天性一样有德”。“恶”才是人类“所有艺术与科学的真正起源……‘恶’消失的那一刻，即便社会没有消失，也是面目全非。”29想要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得到最佳的结果，最好的办法——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个人层面鼓励人们追求野心、贪欲和自私自利。这位讽刺诗人兼党争参与者变成了一个严肃的政治经济学家。

曼德维尔的文章引发了公众的勃然大怒：哲学家和神学家争相驳斥他那令人反感的观点，他的诗歌与文章也被封禁。不过，正如英格兰银行为金融革命插上了翅膀，大势不可逆转一样，曼德维尔那矛盾的观点已然抓住了时代的要领。货币遍地。每一年都有新的公司成立。即便是乡下的女士谈论的也是股票交易。这个由公司和金融革命铸成的新世界要求得到解释，并得到辩护——而曼德维尔那引发众怒的假设似乎一次就把这两项工作都完成了。当他的假设被启蒙运动的代表之一——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接受之后，它便成为了一套成熟的货币社会理论的基础，而这套理论也一直延续至今。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40]一书中，亚当·斯密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个人行为与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是首次让人信服地综合了前人关于金融革命如何转变传统社会的理论。他认为，商业与货币的发展“一般来说会带来良好的秩序和优秀的政府，同时也会给个人带来自由与安全”。30斯密的确承认了这种政治红利积累与兑现的讽刺性后果。封建领主过去一直是传统社会的主要受益者，但他们着了货币的魔。对奢靡的喜好刺激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封建地租赚钱：“因此，为了满足这种最幼稚、最恶毒、最卑鄙的虚荣心，他们一点点地将自己的权力与权威交换了出去。”31

“无形的手”确保了“（个人）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频繁地增进社会的利益。这要比个人真正想增进社会利益时的所作所为更加有效。”斯密为曼德维尔提出的矛盾过程设置的这个比喻非常有名，以至于这种说法早已自成一派。32斯密同时也强调，这种令人满意的后果与个人的决定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是这套体系本身的一个特点：个人“一般来说，的确不在意增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为公共利益做出了多大贡献。”33在斯密设想的社会中，经济价值是所有事物的衡量标准，而静止不变的传统社会关系正在被动态的货币化的社会关系所取代。他把这种货币社会看成是一个客观的体系，可以促进政治和经济的均势。因为一旦传统社会被推翻，一旦“佃农以这种方式独立，门客被打发走……乡村以及城市就会建立起合格的政府。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都没人有足够的权力去干扰政府的运行。”34在货币思想的历史中，斯密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彻彻底底地为货币社会正了名。

这是在学术和道德层面上作出的历史性调和，与实践中的货币大和解相呼应。英格兰银行的创始人相信，他们将私营银行与国营的货币结合起来的做法，从历史角度看，为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最大的动力。经济学家们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性。而政治自由主义之父本人也认可了这一点——只要人们保证对货币的理解正确，不要偏离货币中蕴含的固定不变、自然形成的经济价值本位——它就完全可以与宪政政府的新信条相融合。货币已经完成了神化的过程。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36] 英钱，也被译作本尼威特（Pennyweight），是质量单位，相当于1.55克。——译者注

[37] 格令（Grain），英制质量单位，相当于0.064克。——译者注

[38] 古希腊作家，著有《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译者注

[39] 发生在1679年到1681年间，《排除法案》试图将查理二世的弟弟，也是他的假定继承人詹姆斯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人选之外，理由是詹姆斯信奉罗马天主教。托利党反对排除法案，而辉格党则支持该法案。——译者注

[40] 即《国富论》。——译者注

第九章

货币的镜中奇遇

货币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

这个问题就是债务——具体地说，是债务倾向于积累到无法持续下去的地步。今天，我们太清楚货币社会的脆弱性了，委婉地说，也就是“金融不稳定性”。始于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是近代许多类似危机中的最新一次——从2002年阿根廷违约和1998年俄罗斯违约这样的国际主权债务危机，到2000年3月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储贷危机这样的本地金融危机，或是1987年10月英国股市大崩盘，金融危机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当前这种危机所具备的不寻常的持续性，引发了经济学家对更长时期中债务危机发生的周期问题的兴趣。读者们抢着去咨询杰出的金融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想搞清楚他那个“在过去400年左右的时间里，金融危机倾向于大约每10年就发生一次”的发现，对个人来说是有利还是有弊。2不过，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与肯尼斯·罗戈夫（Kenneth Rogoff）在用数年的时间撰写的一部作品，更仔细地调查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周期。这部作品通过噩兆般的副标题警告读者，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有4个世纪的历史，而是“8个世纪的金融蠢事。”3而且，就像塔西陀笔下提比略皇帝统治时期的信用危机一样，货币社会一直就有积攒债务，最终导致偿付危机的问题。这种惯例的出现的年头甚至比塔西陀的记录还要早。

这种不稳定性的本质原因与货币那个不可思议的承诺有关，即把安全和自由两者统一到一起。货币的这种独特的主张，也就是将社会稳定和社会迁移通过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而这种方式在传统社会几乎恒定不变的社会结构下，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正是这种承诺，让货币成为了一种革命性的、吸引力极大的发明。的确，货币的流行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在鼓励创新和志向上特别有效，这是之前死板传统的社会与经济所做不到的。货币带来的社会变革充满活力，无处不在，达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程度——更不用说它的主要伙伴银行业带来的政治变革了。也难怪对货币优点持怀疑态度的两个知名人物——马克思与恩格斯——会抱怨19世纪中叶高度发达的货币社会：“所有固定的、冻结的关系，连同承载他们的古老庄严的偏见与意见，都被一扫而空。所有新形成的关系还未定型就已被抛弃。所有固化的事物都消散在空气中，所有神圣的事物都被亵渎了。”4

问题是，事情并不像这两位质疑者所说的那样简单。社会流动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保持稳定这个与自由相矛盾的承诺。货币社会没有承诺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从来就不是主流。它承诺的是对无政府状态的规驯：兼顾流动性和稳定性，兼顾人的自由和保障。正是由于货币特有的保证稳定的承诺，使其成为确保信用与债务价值的根本基石。社会义务在何处被破坏，作为金融义务的债务就在何处积累。债务的关键点是，它不像是自己所取代的那种作废的社会义务，债务不会被“一扫而空”。斯密和他的学派已经建立了一套理论，就是想表明货币的两部分承诺如何可以兑现——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货币社会如何组织事物，避免固定的金融义务被货币推动的社会变革摧毁。但现实中的货币社会与这种设想有很大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一直存在。

经济学家用来解决货币社会核心问题的新理论框架失败了，这种失败并不是无关痛痒的缺陷。正如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发现的那样，债务不可持续的积累会给货币社会带来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并不是偶尔才出现，而是经常发生的。从本质上看，货币本身就有引发不稳定性的倾向。换言之，这种倾向不仅是对崩溃和萧条的受害者有危险，而且终归会威胁到货币本身。当金融危机导致半数年轻人失业，或者导致公务员被政府解雇，用省下来的钱支付外债的时候，那么可以用在当前经济体系中的传统补救方式就开始失去吸引力了。各国央行总裁与财政部长的工作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货币社会会自行修复。他们建议，这个社会的规则必须被遵守，而且因此导致的任何不公正都可以通过更激进的税收，或从富裕的海外资助者那里获得资金的方式来解决。但是，那些直接受债务危机冲击的人却无法以这种平常心态看待此事。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和马德里“愤怒者”[41]问道，如果这套体系不断带来危机，为何我们还要遵守它的规则？

货币社会倾向于产生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这是它自己最大的敌人。这个未决的问题并不新鲜。1919年6月时，凯恩斯从参加凡尔赛和谈的英国代表团中退出。当时，协约国拼命想从战败的德国人那里获得巨额赔偿，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赔偿数额。协约国称只有这样，才能让德国接受侵略的教训，从而保证未来的和平。凯恩斯意识到，德国新的财政负担是不现实的，这只会导致德国人在灾难中灭亡。在1919年12月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凯恩斯就和谈发表了引人深思的观点。他央求协约国一方找到方法，削减苛刻的债务。他的请求被当作是危险的胡说八道而被拒绝了：人们认为他提出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想要玩弄对稳定与和平起到基本保障作用的国际金融规则。但事实证明他的预测非常准确。由于无法让破败的经济复苏，也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再加上内乱干扰，德国滑向了经济完全崩溃的深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1923年，凯恩斯公开预测的违约如期而至，协约国一方被迫修改了赔偿条款。

那时，为了普及这种政策失误的教训，凯恩斯撰写了一部犀利的分析作品，在当年出版了《货币改革论》（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一书，他在其中谈到对凡尔赛和约的看法。他也写道，创造不可持续债务的，并不只有和谈中那些怯懦的政客；债务累积是货币社会的内在问题：“无休止高利贷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既得利益在许多代人的时间里持续增长而没有减少，那么一半人就要成为另一半人的奴隶。”5所以那些视和约为神圣，而忘却了所有财务和约都必须公平可持续这一更高规律的人——也就是凡尔赛的胜利者，洛克的追随者——最终会书写自己的挫败。凯恩斯写道：“这类人忽视了所有社会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即忽视了个人拒绝履行合约的权利与国家控制既得利益的权利两者间的基本区别，这是他们想要保护的东西的最大敌人。理由就是，国家中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修改不可承受之事，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个人间和约的完整性。”6这也就是说，洛克的货币理论引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讽刺。单单靠遵守和约是不足以保证货币社会的存在与繁荣的，“和约的绝对论者……是导致革命的罪魁祸首。”7

凯恩斯是正确的。债务危机和解决债务危机方法的真正本质显示出，在斯密和他学派推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瑕疵。货币承诺以一种兼顾自由与稳定的方式组织社会。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社会义务转化成金融义务。前者是人与人之间本质上不可交换的传统权利与责任，后者则是用相同的抽象经济价值的单位来衡量的资产与负债；然后再让这些金融义务流动起来，允许它们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麻烦的地方在于，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流动性会挥发，偿付能力要被重新评估：债务网络可能一刻钟前是可持续的，下一刻就突然无法维系了。这个网络必须适应变化——但这就是矛盾所在。按照实际情况来说，货币已经在这个网络中创造了既得利益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个关键问题，而斯密和他的学派没有给出答案。

新经济规则怎么就放过了它自身引出的债务与金融不稳定问题呢？为什么它不告诉理想城中那些心怀感激的居民自己的基础存在缺陷呢？考虑到后来的金融史，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疏忽。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多年来流传着一个简单的答案：这种货币思想，以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就是经济学，是一种堕落的规则。按照这种观点，从尼古拉·奥里斯姆开始，正统经济学家受雇于既得利益者。他们声称的客观理论无非是为有钱的阶层做特殊辩护。美国导演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其片名就可以概括经济学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弗格森的电影表达的是，现代金融理论家并不是他们自己声称的公正的科学家，只不过是为银行业摇旗呐喊的啦啦队队长，通过为不道德的商业企业做学术上的正名，而获得数额不菲的报酬。债务危机实则是《监守自盗》。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种归根到底更具警示意味的可能。如果经济学常年对抗货币社会现实却无法成功的真正原因与既得利益者无关，那这就是理念层面的错误。换言之，如果货币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从来没有被警告，是因为理论家们真的相信没有问题，那事情又会怎样呢？在斯密和他的学派理论中存在的巨大盲点，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存在着一组既得利益者，而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不是别的，正是约翰·洛克传播的对货币的传统理解。

货币的镜中奇遇

问题在于，洛克好心好意想让货币不威胁到宪政政府，但他的做法有一个巨大的隐含成本。正如硬币重铸大辩论揭示的那样，与朗兹以及朗兹的实践者朋友们所占据的优势不同，洛克对货币的理解完全是从相反的角度进行的。对朗兹这些人来说，镑是衡量经济价值的标注，这个标准是随意决定的。它和银的比价已经下跌了——曾经出现过通货膨胀，而且银价上涨了。硬币中的银少了，因为镑的价值降低了，相反，洛克认为他们的看法完全搞反了。镑就应当代表确定重量的银块。镑贬值了是因为硬币中的银少了。过去人们一直把钱看作是信用，硬币只是这种信用的物理表征。新的理解是钱是硬币，信用只是这种硬币的表征。朗兹和他的同盟认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而洛克则表示太阳实际上是绕着地球转的。

《爱丽丝镜中奇遇》：传统的货币观将走向何方……

站在太阳上看宇宙的结果自然是戏剧性的。这就好像货币和《爱丽丝镜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的爱丽丝一起，穿过镜子，到了一个新世界中。而在这个世界里，数世纪以来，货币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就从来没出现过。首先，就有一个什么是货币社会的适用范围的问题，以及在与货币社会适应的社会生活中，经济价值这个核心概念应当发挥多大的作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个难题从希腊人发明货币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哲学家。然而，在货币传统认识的镜中世界里，这变成了另外一回事。经济价值就是自然界的一个属性，和长度、重量、数量一样。就像给人命标价会遭到质疑一样，人们也会抱怨说，丈量平壤和首尔间的距离是不道德的。

然后就是货币本位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最激烈的争辩话题。正是有了这个支点，衡量统治者和属民各自的主张的天平才得以平衡。至于这个支点应当放在何处，则是典型的政治公正性的问题。但是在洛克的镜中世界里，货币是一种东西，价值是一种自然属性，因此货币本位是一种客观事实。这座天平的支点必须被固定——否则它怎么能有始终如一的量度呢？在旧世界中，遵守合约、尊重货币本位一直被理解成是操作的原则；但因为债务重组、贬值或通货膨胀导致的违反合约或违背货币本位，这里面的道德被视作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然而，在洛克对货币理解的镜中世界里，遵守合约和尊重货币本位成为了一件无关公平的事情，而是一个精确与否的问题。

当然，真实情况是，就和爱丽丝到访过的地方一样，这个镜中世界只是一场空想。经济价值远称不上是物质世界的自然属性，有那么一段时间连经济价值这个概念都不存在——因为那时还没发明出货币。而且，货币本位也远称不上是衡量经济价值必然需要的客观真实标准，人们总是出于政治原因选择货币本位——因为本位本身代表的正是一种决定，涉及到如何公平分配财富、收入以及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这样一来，洛克货币观的胜利并没有催生一个将经济事务客观化的新时代，而是恰恰相反。它打开了一条通往由特殊的、相当随意的偏见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它还用一层表面看上去符合科学的客观性面纱掩盖了真相。

这种新认识不代表关于货币的道德辩论就此终结；事实是相关的辩论一点也没有减少。只是说在这种新理解下，货币的道德现在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旧的困境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如果货币是一件东西，价值是一个物理属性，那么从道德角度出发讨论这两者都没有意义：把货币本位称作是不公正的，就和把财富称作是不公平的一样没有意义。但是承认这两者的客观属性，可以自由追求自我利益、遵守合约，这种自由派的口号就变成了最高级的道德标准。现在，货币社会中的道德意味着，你是否无条件地遵从放任主义的哲学，还有你是否偿还自己的债务，都变成了无所谓的事情。货币的金科玉律，就像自然法则中的那些道理一样，是必须遵守的：也就是不受既成的不道德行为概念的约束。或许用《爱丽丝镜中奇遇》这种文学作品类比太过轻松。或许更合适的说法是，货币已经被转移到了卡夫卡《审判》中的布拉格，或是法朗士《红百合花》中的巴黎。正像后者里面的人物，愤世嫉俗的夏洛特喝彩的那样：“法律崇高平等，它规定人不许睡在桥下，不许在街上乞讨，也不许偷面包，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8

在洛克货币观权威性的影响下，正统经济思想无力解决货币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的根源问题，两者发生冲突的根源就是上面讲到的内容。洛克不想让货币威胁到民主，这其中最高的隐藏成本就在于，洛克的使命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延伸到了经济学未涉及的范围之外。在他的货币概念和经济价值概念的许可下，经济学家把市场的放任行为当作是每个理性人的道德义务——实际上，洛克是敦促经济学家必须这样看。到头来这种做法产生了最大的恶果。

货币大重铸的最直接后果，预告了这种人类自找的道德盲点导致的悲剧。然而这只不过是大灾难到来的前奏。经济学家那种“货币社会有自我调节的神奇能力”的说法流传得越广，在政策制定者迷信镜中世界那种简单化的魔力的情况下，其产生的道德灾难就越严重。在经济政策制定的历史中，有一桩最不堪回首的往事可以证明，事情可以因此糟糕到什么地步。

无形的手在行动

到1845年，爱尔兰身为联合王国构成国的身份已经持续了40多年。如果再考虑到经常出现的武力压迫，可以说数个世纪以来它就一直是不列颠王国经济与政治的从属。然而从爱尔兰的宗教、政治以及语言来看，这个国家的文化和它的邻居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要是从经济和社会角度上说，两者几乎可以说不处在同一个时代。到了19世纪初，不列颠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而爱尔兰则是欧洲最落后的地方之一。有一个最为生动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国家的贫穷，那就是它的农村经济与农村人口几乎完全依赖于一种作物——马铃薯。所以当1845年9月，首批关于爱尔兰土豆歉收的报告出炉后，相关文件就立刻引起了威斯敏斯特官员们的注意。

政府的第一反应很迅速，由此展开了科学调查。他们确定了事情的严重性，因此组建了一个救援委员会。负责委员会的是此前一直在滑铁卢任高级后勤长官的伦道夫·劳斯爵士（Sir Randolph Routh）。同时，负责制定政策的是即将成为财政部助理大臣的年轻人查尔斯·爱德华·特里维廉（Charles Edward Trevelyan）。特里维廉是个天才——不列颠的公共服务即将由现代派进步人士主导，而特里维廉就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这样一个团队，集无懈可击的高尚信条与长期的实践经验于一身，爱尔兰的命运应当是确保无虞了。

然而，1845年11月末，特里维廉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里的第一句话就给那些期盼财政部颁布宽松政策的人们浇了一头凉水。这篇社论开篇就是一句令人胆战心惊的警告：“施舍是英格兰人在国家层面上犯下的一个错误。”9毫无疑问，爱尔兰即将发生的灾荒是一次经济灾难，是人类的一场悲剧。但仅靠发放援助绝对是于事无补的，因为这会违背经济理论中的两个核心原则。第一就是要尽可能避免道德危机。发放援助，可能会暂时缓解当下的问题——但代价却是将爱尔兰变成了一个有依赖性的州。第二就是不可干涉市场运行的神圣原则。亚当·斯密已经证明，只有尽可能地允许个人以自利为目的做事，才对社会整体最有好处。所以说，为了解决这场危机而动用政府干涉市场运行，将是个愚蠢的错误。

1846年3月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第二篇社论，显示了不列颠政府中的主流观点。该刊物的编辑警告道，政府主动进行干预是徒劳的：“想要喂饱爱尔兰人，尝试当前实践中推行的政策，……对立法机关来说是不可行的。”10尝试干预会有危及政府权威的风险：只会“给那些进行干涉的、不假思考的立法者带来损害……所有愿望没得到满足的人民都会造反，而这最终会颠覆立法者的权力。”11这样做最终只会是弊大于利：“因此立法机关无法有效地帮助爱尔兰……这种做法无助于满足爱尔兰人的需求，就像人每天喝的烧酒再多，也无法治愈酒精依赖症一样。”12总而言之，若是否认上述不言自明的真理，那么并不能表示其处于不同的政治或道德立场，而是证明有人在故意忽视客观的、科学的事实。《经济学人》的编辑还写道，号召不列颠人向爱尔兰提供援助，“就像是号召我们忘却算术中的最基本规则，让二加二等于五。”13亚当·斯密的作品在出版70年后，他的货币社会理论居然成为了数学这门科学的真理。

由于实质上所有处理爱尔兰事务的官员和政客都恪守这些学说，所以他们几乎主导了不列颠的政策。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让议会批准了一项单独的提议，向爱尔兰运送价值10万英镑的美国玉米，之后他的政府便垮台了，任何进一步缓解危机的希望也就随之灰飞烟灭。这种不作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整个1845年冬天和1846年春天，爱尔兰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灾荒。1846年夏天，乡村出现了大批穷人，靠吃野草和荨麻活命。这个国家的文明秩序接近瓦解：军管措施颁布后有名无实。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年8月，人们惊恐地发现，马铃薯又歉收了。这个消息并不是什么秘密；许多媒体对此事进行了翔实的报道——9月2日，伦敦《泰晤士报》的主笔用一个简单但明确的词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大灭绝”。14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伦敦还在辩论那些抽象的原则。斯密和他的追随者已经证明，干涉货币社会的自然运行只能是坏事：关键就在于不要理会那些呼吁政府介入的诱惑。《经济学人》的编辑在1847年1月2日出版的刊物上怒喝道：“除了经充分证实的斯密理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说法经过了理论性的或科学性的验证。”这件事根本不牵扯道德：如果政府要“回到旧的、无信誉的介入老路上，采取最不科学、饱受责难的行为”，15那就是对理性本身的扭曲。这篇社论发布1周多以前，爱尔兰科克市的地方官尼古拉·康明斯（Nicholas Cummins）刚刚向威灵顿公爵递交了一份绝望的报告，描述了斯基柏林区的情况。《泰晤士报》也刊登了这份报告：

公爵大人在上，我不得已做出僭越之举，在未有通告的情况下向您陈情，并借用您的英名，向不列颠公众披露我在过去三天内的亲眼所见……我吃惊地发现，可怜的小村庄被遗弃。我走进部分茅舍一探究竟，发现里面的悲惨情景根本无法用言语描述。一进屋我就看见六具极度饥饿、面色苍白的骷髅，完全和死人一样。他们挤在屋里的一个角落，身下铺着肮脏的稻草。一声呻吟让我恐惧地明白过来，这些人还活着——四个孩子、一名妇女、以及一个完全看不出模样的男人，都在发烧。具体情况简直难以言表……同一天早上，警察打开隔壁房子的门，据旁人说这间屋子已经数天无人进出，结果发现了两具僵硬的尸体。他们就躺在泥地上，已经被老鼠啃掉了一半……还是在这一天，人们看见一位还在发烧的母亲拖着自己孩子的尸体——一个12岁上下的女孩，全身赤裸——草草地半埋在石块盖起来的墓中。在离斯基柏林骑兵站500码远的另一间房子里，军医发现7名难民盖着一件斗篷，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其中一人已经死去多时，其他人却无法将尸体搬走，自己也无法离开。16

对于错误的政策与严重的学术错误来说，没有比这再严厉的控诉了，而这些政策曾让那些不乏人性和怜悯之心的人们深信不疑。初看上去也许并不可能，但从这种不堪言说的事件中体现出来的经济思想的糟糕失误，正是起源于洛克对货币思想进行的改革。只有在洛克的镜中货币世界里，关于货币社会的传统道德困境才会魔法般的消失。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货币作为社会生活的协调机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货币是一件东西，是一种中立的自然事实。在这种新观点下，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新的经济学学说大胆地声称，道德公正与政治公正这些在过去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被降格为对客观科学真理的机械应用。在当时的观察者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迷失在这种对待道德灾难的新世界观中。当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多年后说：“我一直就害怕政治经济学家，因为我听到他们中有人说，1848年爱尔兰饥荒死了还不到100万人，这种规模恐怕还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效果。”17他所提到的政治经济学家就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德拉蒙德教授，同时也担任政府在爱尔兰经济政策制定首席顾问的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

幸运的是，货币的传统观点并不是只有这一个。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还有另外一种传统的货币思想，从未踏入镜中的世界——在面对通用经济价值概念道德后果，以及货币本位选择所暗示的政治与经济现实时，这种传统思想从未退缩。而且正是这种传统，让货币回归到了最初希腊人将其发明出来时的样子。

[41] 2011年到2012年间在西班牙发生的条列抗议，被称为“愤怒者运动”或“15–M运动”。——译者注

第十章

斯巴达人与苏联人——怀疑论者的策略

现代货币问题的古老起源

为了货币本身而追求货币实际上是正确的，这个醒目的、反直觉的提法，对希腊人来说是个陌生的理念。货币对他们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物。他们只是把货币理解为社会组织的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对其施以批判。希腊人关心的正是两千多年后出现的传统货币观刻意回避的问题：即货币的核心理念，也就是通用经济价值这个革命性的概念。对希腊人来说，这个概念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新理念。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实践，可以使其透彻地分辨这个概念的好处与弊端，而这是那些已经习惯了货币社会好几个世纪的思想家做不到的。希腊人有一个经久不衰的故事可以准确地总结他们的焦虑：那就是关于弥达斯（Midas）的神话。

弥达斯是弗里吉亚（Phrygia）的国王。据称，这位统治者拥有一座美丽的花园，无须浇灌，里面的“玫瑰就会自行生长，每一株都开60朵花，散发着无与伦比的芬芳。”1有一天，弥达斯发现半羊人西勒努斯（Silenus）离开了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在这些可爱的玫瑰中间嬉戏玩耍。2弥达斯抓住了这个精灵，强迫他透露自己古老的智慧。弥达斯问道，人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半羊人立刻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一个肤浅贪婪的暴君。就像半羊人经常做的那样，西勒努斯嘲弄了弥达斯的短视，给出了令其失望的、哲学式的答案：对一个人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降生到世上；第二好的事情当属尽早去死。当然，这和弥达斯所想的大相径庭，于是他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西勒努斯答道：“好吧，随便你怎么想。如果你放我走，我就实现你的一个愿望——如果你是聪明人，你就可以选择你认为的最好的东西！”弥达斯当然认为财富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所以他选择把自己碰过的东西都变成金子。

这个淘气的神实现了国王的愿望，弥达斯一开始也很高兴。他折下一段小枝条，枝条变成了金子！他拾起了一块土疙瘩，土块也变成了金子！他拿起苹果，苹果就变得和赫斯珀里得斯仙女守护的金苹果园中的苹果一样了！贪婪的老国王沉醉于自己惊人的新能力，“欲望横流让他昏了头，他想把所有东西都变成金子”。3他吩咐人大摆宴席，庆祝自己的好运气。不过就从这时开始，事情就出岔子了。他扯下一块面包，没到嘴边就变成了硬邦邦的金子。他想倒酒喝，酒一进嘴里就变成了金水。在后来的版本中，弥达斯甚至犯下了大错，去亲吻他喜爱的女儿——也把她变成了冷冰冰的金子，动弹不得。弥达斯诅咒他愚蠢的错误：“富有但痛苦。他想放弃自己的财富，憎恨自己曾经的期盼”。4他祈求众神收回这个可怕的礼物——幸运的是，狄俄尼索斯可怜他。他告诉弥达斯，前往吕底亚的帕洛特罗斯河源头，把全身浸在水里，就可以洗去他的魔力。弥达斯照做了，摆脱了自己厌恶的魔力。在他这样做了之后，魔力被传到了这条河里，因此这条河成了金与银合金的来源，最早的硬币就是用这些材料做的——换句话说，后来的人们享用的币制货币这种有问题的发明，起源就是这里。

这个神话的中心思想是，货币本身倾向于把所有东西降格到一种单一的规格，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把东西用通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和弥达斯渴望的货币一样，他的触碰把多样化的生活与自然——树枝、苹果、面包、酒，甚至还有他的人类同伴和家人——降格成了一种单一的、无生命的物质。自然界有各种物质——在传统社会，社会价值也有许多维度——货币社会则强加了一种人造的千篇一律的标准。希腊人意识到，货币这种无情的逻辑会把所有东西打上价签，并让人在想到事情时，首先就从一个单一的尺度上考虑，而且这个尺度也成了最重要的尺度。就事情本身来说，出现一种通用的经济价值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件好事，就像今天这样。在组织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时，能有一个单一的尺度作为标准来评判各种决定，的确对事情有帮助。但对希腊人来说，这一点也让人不安。货币可以解决要在市场上卖多少只鸡这种单调的问题，但决定把女儿嫁给谁这样的社会难题也用货币来解决，就真的合适么？——更不用说一个人活着是否要遵守宇宙中神的旨意这样宏大的问题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42]就试图通过喜剧这种传统方式来消除人们的不安。在他的笔下，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向狄俄尼索斯解释道，渡过斯提克斯冥河进入冥府，需要先付钱，而且还得是现金。5即便是在冥界，货币也已经成了做事的推动力。

不过，弥达斯神话说得更清楚。经济价值这种新概念的通用，也引出了一个大问题：消费、积累以及对地位的追求缺少自发的限制。弥达斯不只是想要金子。他想把自己碰过的所有东西都变成金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确信自己比其他人都富有：而这就是一个人一生中能获得的最好东西。传统社会是有自发限制的——通过不变的社会义务，也就是通过农民对酋长负有义务、酋长对祭司负有义务等等此类义务来定义这种限制。希腊人害怕货币社会失去这样的限制。积累财富没有自发的限制；而且由于货币社会的地位本来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以货币社会总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恶化到人人都要争着更胜一筹。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英雄克雷米拉斯（Chremylus）就对财富神灵（the God Wealth）说：“没有任何人能从你这里得到满足，世上总有太多别的东西。”——从刚毅这种抽象的美德，到简单的扁豆汤这种十分具体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人能从你这里得到满足。如果某人手头上有了13塔兰特，就会想要16塔兰特；如果他有了16塔兰特，就会想要40塔兰特，不然他就觉得活着太没劲了。”6希腊人更担心的是，对获取货币的渴望缺少限制，可能也就无法限制人们用什么手段来获得货币。从这个角度看，弥达斯是个特例——机会砸在了他的脑袋上。但在现实世界中，匆匆而过的半羊人不会帮人实现什么愿望，那么为了获得无限财富就要尝试各种办法，这里面的诱惑也是无限多的了。

时至今日，过度积累、消费以及为地位而竞争的影响也是社会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当代的思想家们找出了很多可能的罪魁祸首。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一书中思忖：“今天，购买与销售的逻辑不再单单仅限于物质商品，而是逐渐支配了人们的全部生活。是时候自问一下，我们真的想要这样生活么？”7这就是说，市场是个问题——我们必须有意识的决定市场应该和不应该触及哪些领域。《多少才够？》，英国思想家罗伯特·斯齐托斯基和爱德华·斯齐托斯基（Robert and Edward Skidelsky）在新书的标题中发问。该书正文则指出，只有在道德上给优质生活包含了什么定下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概念，才能回答这个永恒的问题；希望市场机制可以对自身进行限制就是做白日梦。8我们需要具体地指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后让我们的判断紧贴这种道德标准。神经学家以及关注神经学家研究的经济学家解释道，桑德尔和斯齐托斯基他们的提问都是徒劳的。9谈论市场和道德是没有意义的。为地位而竞争的本能深深地嵌在人的大脑中——这是一种进化得来的性状，促使我们在世界中拥有优势。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只有拥有最好交配机会以及最多食物才能让基因存活下来的地方。进化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要担心的。

希腊人担心占有欲、野心，以及人们受到其驱使又缺乏限制而为所欲为。这说明此种辩论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希腊人距离货币发明的时间更近，这给予了他们一种不同的视角。问题既不在市场、道德上，也不在人本身上，而是在于货币。正是这套特别的理念与惯例，构成了这个史上最早熟的社会型技术，而它才是缺少限制的根源。希腊人明白，货币社会的生活必然会涉及到要坚持通用经济价值这个概念，坚持计算这种价值的惯例，以及坚持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去中心化的转移的可能。正是这些理念让货币社会与之前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组织方式产生了区别。而且一旦这些理念得到承认，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水到渠成了。由于不存在对经济价值的自发限制，货币社会也就没有可以参照的固定点。市场的不停扩张，地位竞争永无休止，对货币的渴望得不到满足，都是源自这套理念。

看到了纵容货币支配社会的必然后果，希腊人认定金钱远称不上是种可行的社会组织模式了，更算不上是理想的了；事实上，货币本身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亚里士多德引用弥达斯的故事，将其看作是唯名论的一种神话式表达——事实上经济价值是种社会发明，而非自然属性。他认为，货币化的财富与拥有充足的食品、柴禾这样的实在的、有用的东西不同：货币只在社会中具有价值——事实上它只能存在于社会中。拿掉它的社会背景，人很快就会发现，货币这种财富“是这样一种东西，即便一个人有再多的钱，也会死于饥饿，就像传说中著名的弥达斯一样”。10不过这段神话故事也可以是一篇警示。货币和它的价值依靠其他人；但也正是弥达斯化物成金的能力——也就是经济价值这个概念的通用化——到最后把他自己和别人隔绝开来。所以说货币的本质上存在着一个悖论：这是一种需要依靠他人的社会型技术，然而它又把我们和他人隔离开。它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把丰富多样的人际关系，变成了机械单调的财务关系。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撰写的悲剧是古希腊艺术与思想的巅峰之作。这些作品一直都在致力于揭示无休止地追求金钱中的缺陷。悲剧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描绘出渴求并得到了货币与权力的主人公——他们也付出了与社会和家庭割裂的代价。通过某些最骇人的情形，这种与货币的无情逻辑的联系被直白地表述了出来。在埃斯库罗斯知名的神话《七将攻忒拜》（Seven Against Thebes）里，主人公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为了争夺遗产，最终决定外出同自己的弟弟决斗。画外音央求他不要这样做，警告称决斗将有人血肉横飞、命丧黄泉——“犯下永远无法淡化的反天理之罪”——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钱。11“拔除这种罪恶愿望的根源吧！”画外音恳求到。12但厄忒俄克勒称自己无法自拔。他说，父亲的诅咒萦绕在自己耳边，给自己建议——这条建议恰恰反映出希腊人对货币社会最大的担忧：“去他的天理，先挣钱。”13

货币有给人带来自由的能力——将人从传统的社会义务中解放出来，甚至是从家庭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和今天任何不得不忍受阶级体制弊端，以及不得不忍受家庭等级制度压抑的人一样，希腊人也明白这种能力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愉快的前景。货币若能同时不破坏旧政治保障与个人保障带来的稳定与安全，这只能是美好的幻想不可能发生。而古典悲剧中自我毁灭的英雄和独坐在金子中那个愚蠢的弥达斯的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

斯巴达人的解决方案

在古希腊，对货币的这种怀疑主义并非只是卖弄大道理：在鲜活的政治辩论中，它也是一种素材。在货币被发明出来后不久，货币社会与传统社会间的对比就很明显了。凡是在货币给社会与政治带来的消极后果大于积极后果的地方，从酒会和学院，到议事厅和战场，都有人表示不满。虽然雅典那些饱受文化熏陶的艺术家与思想家对货币社会进行了最为成熟的批判，但对此最为本能、最为负面的实际回应其实是来自雅典在意识形态上的大敌——斯巴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斯巴达是个军事化的、集权化的城邦。它不是靠那些自诩为“希腊学府”的东西组成的，14它的内在明显更坚硬。事实上，当时有的人认为，斯巴达的制度似乎带着某种危险的狂热。毕竟在这个城邦里，有专门的官员给婴儿进行体检，检查他们是否足够强壮，能否应付斯巴达那种军事化的民族精神，幸存下来的从7岁起便要接受严格的训练。从12岁起，孩子们便要和家人分别。家庭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打压了，人们倾向于按照军事化的方式，过公社式的生活，而且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城邦。就当时的古代社会来说，那里有非常罕见的、由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但也存在着僵化的种姓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血统纯正的精英阶层会对农民这种下层阶级施以最野蛮的暴力统治。15

但对许多古代思想家来说，正是这种具有超级纪律性的公民生活、根深蒂固的习俗、传统以及盲目的偏见，把斯巴达造就成了一位知名历史学家口中“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理想社会模型”。16斯巴达人自己当然也是这么想的。据称斯巴达人的制度延续了400多年而没有变化。在他们自己看来，这就是颠扑不破的证据——在公元前5世纪末对雅典的决定性战役中，斯巴达能取得胜利，更是让这种证据变得更为充分。所以不难想象，斯巴达对货币不理想特点的反应，要比她的那个民主对手的反应更为极端。归根结底，像货币这样的社会型创新对这个理想国度来说有什么用处呢？难道保证人们能够享受真正自由的，不是共同生活、部落以及斯巴达城邦的成员身份么？如果一种制度能坚持400年无变化，这还不是稳定么？结论很明显：这个理想的国度根本不需要这种发明。斯巴达相信自己传统的社会架构是完美的，于是便抛弃了对货币的使用。所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关键一役中，斯巴达人在对雅典的盟军——即民主的曼丁尼亚（Mantinea）的战斗中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在古代，铲平战败的城市，并强迫原住民搬迁至其他地方是常见的行为，斯巴达人的胜利又为这种羞辱对手的习俗添加了第三条内容：他们废除了货币的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抹杀其存在的策略是斯巴达政策中最开明的一部分。根除货币的存在，只是让曼丁尼亚符合这个战胜者、这个理想城邦的标准：或许这是人们已知最早的在国际冲突后实施开发援助的例子。

斯巴达人认为，管理货币缺陷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抛弃货币，将社会还原到传统的样子。在数个世纪中，这种解决货币缺点的策略会时不时地得到推崇。在古代世界，即便是雅典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也对此表示过赞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几乎就要彻底废除货币——他规定货币应当被严格监管，接受严厉的交易控制，而且最高等级的公民绝不能使用。17就斯巴达自身的条件来说，这种策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如果无货币的社会制度设计得足够好，那么货币就没有用处。当然，不管一个国家的制度多么完善，身为人类，公民总会有不完美的地方，把事情搞糟。因此，在那些相信人类本质是善的传统制度中，斯巴达的方针被证明是最流行的——在西方，社会主义的传统就是这类制度中最知名的一个。

16世纪的时候，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建立了一个乌托邦。他让其中的居民将自己的货物拿到公用的仓库里，大家需要什么就来拿什么，“共同生活，不用货币”。1817世纪的贵格会成员、经济评论家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在承认货币具备用途，拥有吸引力的同时，也期盼能有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他解释道：“对政体来说是拐杖的货币，也是自然人的拐杖，只不过这些人是残疾的。当身体无恙的时候，拐杖就是个麻烦。”19在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经常指出，这个在商品经济初期只是个麻烦的东西，到了工业资本主义完全成熟的时代，就变得相当危险了。他们认为，货币意味着经济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说的，意味着资本家可以随意剥削无产阶级工人，而不是社会主义那种人人都可以实现个人抱负的自由。货币意味着，维系着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机器的那种与人无关的、无人性的关系——“除了赤裸裸的自我利益、冷酷无情的‘现金支付’之外，人和人之间再没有别的联系”——取代了本应成为社会主义天堂特点的、自然的、人性化的关系。20由于其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所以货币是和共产主义终极目标截然对立的——因此，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天堂中，货币是不会服务于这种目的的。

然而，就像柏拉图一样，20世纪一个真正尝试启用斯巴达式货币解决方案的共产主义政权发现，事情做起来要比想象中难得多。因此，他们采用了另一种策略：一种并非完全抛弃货币，而是对其进行遏制的策略。

苏联的解决方案

在伊利亚·伊里夫（Ilya Ilf）与叶夫根尼·彼得罗夫（Evgeniy Petrov）1931年合著的讽刺小说《金牛犊》（The Golden Calf）里，侠盗式的主人公奥斯塔普·班德尔（Ostap Bender）是个绝望的人。他在苏联成立的头十年里非常困惑。他发现自己与这种新秩序格格不入。他对骗子同伴倾吐心声：“在过去一年中，我和苏维埃政权有些严重的分歧。他们想打造社会主义。我不想。打造社会主义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无聊。”21在日常生活中，班德尔的志向更简单，也更世俗。他就是想富起来。另外如果可能的话，他想搬到里约热内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找到一位百万富翁，骗取他的财富。要是他生活在西方，这肯定是小事一桩。班德尔思索道：“在那百万富翁遍地都是。他们的地址都是公开的，住在里约热内卢宽敞的房子里。你只需径直登门拜访，在打过招呼后，在门厅里就能拿走他们的钱。”22问题是他住在苏联，一个“所有事情都遮遮掩掩，深藏不露”的地方。23不过，哪里有钱，哪里就一定会有百万富翁。他分析道：“因为钞票是流通的。肯定有人有很多钞票。”24难点在于如何找到这样一个人。

在一帮同行的帮助下，班德尔决定这样做。他们很快找到了一名合适的黑市大亨——一个名叫柯雷克（Koreiko）的铁路书记，又老又吝啬。此人通过各种伎俩积攒了大量财产，从投机政府运送的治疗斑疹伤寒疫情的药品，到克扣运往灾荒地区的食品，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过，柯雷克本人就精通诈骗，所以敲诈他的钱需要进行一系列漫长甚至荒谬的工作。在受尽前往苏联中亚地区中心漫长车程的煎熬之后，班德尔最后在苏联新铁路的落成典礼上见到了这个守财奴。他威胁柯雷克，如果不拿出100万卢布，就要向党揭发他的罪行。柯雷克最终决定让步，交给班德尔一手提箱钞票。这个骗子等待一生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欣喜若狂，而柯雷克的反应却更为淡定。

没过多长时间，班德尔就明白了柯雷克淡定的原因。他邀请消沉的柯雷克去莫斯科最好的饭店就餐；但当他们想乘火车赶回首都的时候，乘务员拒绝他们上车，原因是他们不属于官方代表团。新富班德尔没有气馁，又赶到当地的飞机场，想搭乘一架就要起飞的飞机。结果飞机也拒载，因为按照计划，这是一架留作他用的“特殊航班”。到最后，只有一组刚好经过的哈萨克牧民愿意接受他们的卢布，所以这两位富豪只能屈尊降贵，骑骆驼回去。住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途经一座城镇的时候，两人得知所有的旅馆床位都被一个科学家旅游团预定了；在另一座城镇，所有的床位又被前来建造新电站的建筑工人占据了。不得已，班德尔只好使用“自己钱包空空时候的做法。他开始编造假身份，例如工程师、卫生官员或是男高音歌手……来骗一间房。”25他渴望已久的百万卢布到头来毫无用处——因为在计划经济中，他们实际上买不到东西。他梦想的所有事情——便捷的交通、奢侈的套房、上佳的食物——都被党和计划安排走了。

伊里夫与彼得罗夫笔下到处碰壁的英雄，是修复货币失误第二种策略的受害者：即遏制策略的受害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年轻的苏联曾尝试用更激进的、斯巴达式的办法——彻底废除货币。26财政人民委员在1918年召开的全俄国家经济顾问代表大会（All-Russian Congress of the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Economy）惭愧地解释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金融是不应当存在的，因此我要为它的存在以及我的出现而道歉。”27新政权没给这位委员留下更多道歉的时间。通过两个月的革命，所有银行都被国有化了；第三个月，所有公共债务都被取消了。1919年6月，全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命令财政人民委员部“努力建立无货币的解决方案，着眼于全面废除货币”。28到了1920年底，该委员会报告称，一切进展良好。在为红军白军内战筹款的过程中，该委员会声称，人民热切盼望“摆脱货币体系”。29因此委员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此举附带产生的福利，即确信“货币会逐步贬值，以至最终完全消失。”30

然而，从实际出发，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乐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就对斯巴达式的策略提出了警告。他指出，即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建议，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需要时间——而且在转型期中，货币这个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武器，会依然有用，甚至是与那些愚昧的、不幸的、未能爆发革命的国家进行协调活动与贸易的工具。他向党保证：“当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我觉得我们就会用金子来打造大街上的公厕，这种厕所要盖到全球最大的城市去。”31但同时他也警告并提醒听众，货币必须被保留下来。“和狼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像狼一样嗥叫。”32新政权后来才领悟到这条建议里的智慧。财政人民委员会取消货币的努力本是好意，但这番好意带来的最显著后果就是工农业生产的大崩溃。到1921年初，事情出现了戏剧化的逆转。当年12月召开的第九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All-Russian Congress of Soviets）公布了一项彻底纠正的货币政策。这项政策严肃地宣布，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向一种稳定货币单位的过渡，对小型经济单位的贸易额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33银行又回来了。终归还是不用再废除货币了。

全球首个共产主义社会遭受了一个基本性难题的冲击。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却要靠资本主义的货币和金融来组织，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过，“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证明，废除货币是一场白日梦，至少暂时来说是这样。进行某种妥协是必要的。货币必须得继续存在——但它的力量要受到严格限制。这将成为苏维埃策略的精华：削减货币带来自由的能力，同时增加它的稳定性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达到遏制货币的目的。换言之，这个策略就是从局部上寻求将货币社会逆转回传统社会。当然，在这里受到保护免受货币的攻击的、而且优先级大于货币的价值和等级制度，绝不再属于那个在1917年10月不光彩覆灭的封建俄国。这是革命的首要政治目标。货币之所以被责难和规驯，是为了让它不会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随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而是沿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渠道前进。正如列宁的接任者斯大林所说，货币要成为“一种可以被苏维埃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资产阶级经济工具。”34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班德尔陷入了困境。

在实践中，苏维埃的政策是通过两种方式达成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这两种方式的运作可谓方兴未艾。第一种是在所有经济决策中，将货币和金融摆在第二位考虑。优先级是按计划制定的，而且无论是计划还是为实施计划引入的中央管理制度，都不以货币为指标来定义。在决策依据中真正占据首位的，是物理的量与科学的系数。货币就是用来记账，而不是控制。企业的年度预算被称作“techpromfinplan”——就是企业的技术、贸易与财务计划——而财务则被放在最后。在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工程师或技术人员。企业的财务职责仅仅是记账，根本不存在西方世界中首席财务官这种厉害人物。对金融行业本身的阉割则更为极端。银行的工作不是为融资设定计划，也不是监察之前批准的贷款。它的工作很简单：只要工程师下达支付指令，银行就要按指示造出钱来。这个过程是自动化的。他们相仿，通过尽量减少从事货币工作的人员，以及否认货币职能，计划的经济组织方式就能最大限度地摆脱货币的干涉。35

用这种方法把货币降格成一个被动的角色，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货币爆炸式的发行。领头人是工程师，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动机去倾听被阉割的银行从业者就财务可行性发表的抱怨。银行从业者可能会时不时地请求企业家不要申请这么多新钱，虽然后者也是遵照法律行事：要不断扩大生产，那么就不得不筹资；不过既然重要的是生产而非货币，谁又会在乎呢？一位恼怒的银行从业者这样评价企业负责人奉行的准则：“建工厂吧，生产产品吧。反正没人会对胜利者品头论足。”36货币泛滥导致社会对苏维埃第二条政策的需求更为迫切：货币可以用于购买什么东西，以及可以在何时使用，受到的限制更为严格了。通过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出，以及1930年进行的信贷改革，已经处在消极使用状态中的货币，更是逐渐从经济的方方面面中被分离了出去。正如班德尔发现的那样，货币越来越不像是一项组织社会活动所用的技术：在幕后操纵的是计划，而且倾向于特定工人阶层或特定工会成员的特权与抵用券制度愈演愈烈。即使是货币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通用经济价值的概念——也不复存在。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失去了货币价格，因为这些东西不可以用钱买卖；而且对那些还能用钱交易的东西，它们的价格被管制，而且还实行配额供应，所以曾经作为通用测器的货币现在成了摆设。

斯巴达废除货币的解决方案，以及苏联尝试控制货币的解决方案，核心都在于限制或终结货币核心理念的可用性：即通用经济价值这个概念的可用性。虽然今天要提倡废除货币的人是少数，但限制货币的理念正在逐渐流行：2012年9月，哲学家桑德尔甚至获得英国主要反对党的邀请，在该党的年会上发表演讲。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具体应该采取什么办法，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37

不过，想要处理货币的矛盾，历史上还有第三种策略。这种策略关注的不是要限制或根除对货币的使用，而是把心思放在了要以何种新方式解决货币的本位应当是什么这个老问题上。在今天，这种策略不仅出现在改革者的视野里和公共讲座中，而且还被处在世界金融体系核心地位的政治家与监管者讨论。这是个创新的策略：对货币进行结构化的改革。

[42] 古希腊喜剧作家，被誉为“喜剧之父”。——译者注

第十一章

结构化解决方案：约翰·劳的才识与梭伦的智慧

苏格兰人的解决方案

在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中，徒劳的反派马伏里奥（Malvolio）说道：“有些人是天生伟大，有些人是自己成就伟业，有些则是被伟业所累。”苏格兰人约翰·劳（John Law）无疑属于最后一种人。1705年，34岁的劳已经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事业——但按照惯常看法还不算杰出。身为苏格兰爱丁堡一个著名金匠的儿子，劳对数字极具天分，不过他在17世纪90年代伦敦接受的商业教育却半途而废。1694年4月，因为在布卢姆斯伯里广场的决斗中打死了人，劳被判谋杀罪。1不知用什么办法，他在1695年元旦那一天从监狱跑了出来，逃到了欧洲大陆。在那里，他往来于威尼斯和低地国家，运用自己超出常人的数学天赋，花了8年时间成为了一个职业赌徒。不过到了1703年，他厌倦了奔波的生活，想办法回到了老家爱丁堡。让他失望的是，那里的人们谈论的都是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的事情。不管这种提议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何种好处，但对劳来说这明显会是场灾难。如果苏格兰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劳就是个自由人——那时候还没有引渡一说——但联合王国的成立就肯定意味着他会被逮捕，并受到审判。苏格兰议会中有很多实干家羡慕英格兰金融改革的成功，而对苏格兰效仿英格兰却未获得成功感到羞愧。2这些人认为，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赶上英格兰。劳最大的希望就是说服他们可以自主行事。苏格兰的问题不在于它需要全盘引进英格兰的新金融体系，而是需要有一套适合自己的货币体系。如果劳要让自己免遭厄运，他就得解释为什么苏格兰需要自己的体系，以及如何建造这样一个体系。他在1705年发表的《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p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一文^3给出了答案。这本书堪称是他那个时代、或者历史上任何时代中意义最深远、最有预见性的经济论文之一。

劳亲眼见证过现代银行业与金融业可能产生的惊人影响；而且他仔细关注了洛克和朗兹两人间的大辩论。从作品的深度和条理上看，劳本人的分析都远超这两位更有名的权威。他用一句话简洁地概括了对货币的理解：“货币不是商品交易的目的，而是商品交易的依托。”4要想看清货币真正的本质——以及它从善作恶的真正潜力——人们必须要看穿表征，看到表征所依附的信用与清算制度。他解释道：“黄金、白银、铜、钞票、有记号的、扎在一起的贝壳都只是财富的代表，或是用来传递财富的符号。”5即便是看到像金币一样坚固有形的东西，人们也要提醒自己，它只是“传递的符号”。他大胆地解释道：“我把克朗本身看作是一张写着上述名词的账单。”6

劳分析道，如果货币只是可传递的信用，那么洛克与朗兹两人的辩论就认错了重点。他们争论的实际不是货币本身的本质，而是抽象的经济价值应该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在劳看来，这是所有经济政策中最为重要的问题，理由有两点。第一，如果经济要繁荣发展，选择的标准必须能确保货币得到充足供应——从尼古拉·奥里斯姆开始，所有的货币理论家都认识到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客观事实。7第二，选择的标准还得能决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这也是货币思想中的一个传统观念，正如同人们担心铸币税——一种在君主和他的属民两者间重新分配财富的能力。劳意识到，在新世界中，货币和金融开始在私营领域中普及，通胀和通缩的经济意义越来越体现在它同时改变了私营债权人和债务人两者金融实力的平衡。他解释道，健康的商业经济，必须要保证企业家阶层的主要地位。那些从不流通、退化成收租者对企业家提供的双边贷款[43]的货币信用，是经济停滞的隐秘原因。这种货币信用甚至退化成了传统社会那种静止不变的封建义务。

劳解释道，麻烦的地方在于货币不会自己创造这些条件。用货币为自己提供保障的人越多，货币创造财富和促进迁移的能力就越弱。而且劳主张，再没有别的东西，会像倾向于把表征错认为是这种技术本身那样，让货币的这种天生的缺陷进一步恶化。他解释称，“当属民们出于恐惧或不信任……把这种传递的符号当作真正的财富来囤积时”，8经济就会滑坡。在这种传统误解的影响下，这些心理上的需求就会蠢蠢欲动。劳写道：“我一直把这称之为盲目，因为货币不再流通会让国家出现赤字，而这多半比别的情况更严重，会将人们恐惧的贫穷带到自己和别人的头上。”9没有适当的介入，货币那诱人的承诺等于是自掘坟墓。

这是史上头一次有人细致入微地分析了货币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劳论述道，答案很简单。货币的主权发行者必须有能力提供多样化货币的供给，从而满足私营商业、公共金融的需求，并维持私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平衡。因此，关键的选择在于货币本位：这种标准一定要在货币发行的过程中保证自由裁量。这马上就排除了以一种贵金属为标准的做法。事实上，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大量金银矿藏的国家里，“让工业活动依赖于不在我们自己掌控之下，而是被敌人控制的硬币，通过这种方式来限制人民的工业活动，就是违背常理。”10劳的经济学给出了一个激进得多的方向。为了实现供给充足和分配正常，货币必须被管理起来。要想进行管理就得有一个灵活的标准。因此黄金或白银“币”并不合适。幸运的是，劳告诉苏格兰议会，“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有更适合作为硬币的东西。”11

人们还要再等上13年，才会发现这个苏格兰人到底卖的是什么关子。劳没能让苏格兰议会相信，按照自己的方案保持独立，其好处要大于与英格兰联合。因此他在1708年返回了欧洲大陆，重新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除了赌博之外，他还有了第二个职业——为自己的经济观点争取政治支持。如果爱丁堡听不进去，或许都灵、威尼斯或者其他没那么重要的公国就可以。可惜这个苏格兰人用尽办法，也没人上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事情在10年后自行出现了转机。地点就在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法兰西王国。

1715年年初，一个接一个的大战事困扰了法国差不多半个世纪。凡尔赛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施行长时间的君主专制，给这个国家的财政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王室的所有土地都被抵押出去了，每一文税款也都押出去了。一整套公共财政体系与社会制度，都是围绕国王无休止的战争建立的。一些富人为王室垫资，换回长期债券，即长期公债，并靠利息生活，剩下的富人则买个一官半职，从特定的人群中收取名目繁多的税捐。操纵这套庞大机制的，并不是国王和他的朝廷，而是巴黎的一小撮银行家——他们通过自己的网络筹集私营货币。作为回报，他们的客户再赋予这些人闲职，让他们接受官方任命。这些大财阀是法国最有头有脸的人物：塞缪尔·伯纳德（Samuel Bernard）资助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他的朋友安托万·帕里斯和克劳德·帕里斯（Antoine and Claude Paris）是一对银行家兄弟；安托万·科札特（Antoine Crozat），个人就拥有整个法属北美殖民地。

和大多数巨头一样，尤其是和那些通过窃取公众财富发家的人一样，这些人并不受欢迎。事实上，他们被称作“水蛭”（sangsues，法语）。无论是朝廷里的贵族，还是乡下的农民，对这些人唯一的感觉就是，这些吸血鬼会按期痛苦地“放血”（saignée，法语），松解一下他们套在这个国家身上的缰绳。民怨沸腾之时，国王一般会宣布建立一个特别法庭，即公正审判庭，给出一些听起来吓人，但微不足道的处罚。不过，受害者对这些寄生虫的依赖也非常严重。只要给最不满的纳税人一点甜头，这些吸血者再安分几个月，这部机器就会再次开动，被迫输血的行为也就恢复了。

1715年9月1日，可谓是个天翻地覆的日子。在位72年、创下法国历史上君主统治时间最长纪录的路易十四驾崩了，他的侄子奥尔良公爵腓力（Philip, Duke of Orleans）被任命为摄政王。这位法国新统治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控制公共财政的不幸局面。至关重要的第一个措施是明确展示自己的力量。1716年3月，一个大型的公正审判庭建立了起来，负责处理一系列案件。对逃税行为的追查回溯到了1689年。但凡无法证明自己按规定纳税的人，都被处以最严厉的惩罚——监禁、流放、罚没资产甚至公开处刑。法国的商业阶层以及法国的商业都被镇住了。劳看到了机会。

在劳看来，法国是欧洲的一个特例——这里有最大的政策挑战，也有最大的政策机遇。他相信，法国和苏格兰一样，都陷入了长期的货币危机。简单说，这个国家缺钱。这种情况的成因就是：它还像中世纪一样，依赖一套最糟糕的政策组合，也就是贵金属货币本位加上对硬币的极度依赖。另外，法国还有公共债务问题，这是数十年战争开销导致的。从理论上讲，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创新或许可以应对这两种挑战。但劳认为，法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这种对策所能应付的范围。王室积攒的债务无法支撑现有经济代表的税基。因此，需要一个办法，既可引发货币革命，又能大幅地重组公共债务。幸运的是，劳的理论为他提供了一个方案，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这个方案的第一部分内容，是解决法国缺少一种可以满足其经济潜力的货币的问题。公正审判庭刚刚把旧的金融利益体流放，劳就说服摄政王，允许自己建立一个大众银行——法国历史上首个有权发行纸币的银行。一开始，这家大众银行采用了传统的贵金属本位，而且它的纸币可以按需求兑换成硬币。劳启动了一个由外国对应银行组成的网络，这样大众银行的纸币就可以用来清算对外的贸易，摄政王也宣布，税收可以用该银行的钞票来支付。这家银行显然获得了成功——它的钞票开始大范围流通，并促进了贸易，和劳计划的一样。初始阶段的成功只是牛刀小试。但凡10年前知道劳痛恨贵金属本位制约作用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果然，1718年12月，这家银行被国有化了：大众银行变成了皇家银行，其新增的权威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更可以想象到的是，这家银行宣布，它可以发行的纸币数量将和自己的金银储备脱钩。这样一来，就只有国王议事会可以规范纸币的利率。劳那个另外的标准出现了。法国的货币本位现在正是统治者自己的判断。如果货币使用者相信国王议事会可以谨慎地发行货币，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而且按照劳的理论来说，这要远好过使用一种有制约的金属本位。但如果人们不相信，事情是没有缓冲余地的：从现在起，纸币就不能和标准分量的贵金属兑换了。在1718年圣诞节，约翰·劳给法国、给全世界带来了法币[44]。

让全新的纸币制度在法国流行起来还不能让劳满意，他开始向法国经济问题的第二部分发起了进攻——公共财政的寄生体制以及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水平。过去试验过的办法是割掉君主债权人的权益，具体手段就是让货币单位贬值，或者直接宣布违约。而劳的方案并非是利用债权人的恐惧心理，而是利用他们的贪婪。1717年，由于银行方案获得成功，他说服了摄政王，允许其组建一家名为“西部公司”的股份公司，并允许其开发法属北美殖民地——在那之前，这块殖民地一直都归大吸血鬼安托万·科札特所有。劳公开发表自己的预测，这片辽阔的处女地将为新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且所有这些利益都获得了法国王室的认可。国家债券的持有者可以用自己的债权与王室交换，换得这家公司的股份。通过这种方式，精明的投资者换来的不是政府的债务，而是一种政府的权益。

大众对此快速给予了热烈的反应。君主的债权人纷纷涌向这家新公司的办公室，想要用债券交换股权，新公司的股票出现了严重的超额认购。现在，它的业务模式——至少也是它筹资的能力——被证明了，西部公司展开了一系列并购。拥有法国各处属地贸易权的公司一家接一家地被吞并。塞内加尔公司是第一个；然后是法国东印度公司；之后是中国公司和非洲公司。每桩收购交易都靠同样的方法筹资。投资者把国家债券与票据交到劳在坎康普瓦街（Rue Quincampoix）上的办公室里，换回这家在不断扩张的公司的股份。到了1719年年终——这家公司正式更名为印度公司，不过人们更熟悉的是，它在被称作密西西比公司之后拥有的庞大资产——劳的大公司已经把法国所有主要的股份公司纳入麾下。

1719年8月，劳的方案推行到了最后阶段。印度公司被准许收取法国境内的所有间接税。它代表的不再仅仅是王室在国外的利益；它的营收现在也来自整个法国的经济。同时，这家公司宣布，自己有意全盘接手君主债务的剩余部分。为了为这笔庞大的交易筹资，公司发行了大量新股。后来人们意识到，这便是劳“制度”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它没有吸引投资者，而是让人排斥。公司的股价从5月份的500里弗尔涨到了12月份的超过1万里弗尔——而且股价越高，发行的新股吸收的公共债务就越多。在交易完成时，劳终于实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绩：把政府债务全面转换成了政府权益。同时，依靠年底前君主不断颁布的条令，黄金与白银失去了自己作为法兰西王国合法支付手段的地位，被皇家银行的纸币取而代之。银行货币与法定本位完全地处在了统治地位。12

劳利用了公正审判庭提供的窗口期，最大化自己政策的效果。皇家银行解决货币危机，经济蓬勃发展。密西西比公司享受利润，并用这些利润来解决公共债务危机。而且体系中残余的僵化部分——皇家银行与印度公司间的联系，即前者确定的纸币与后者有风险的资产间的关联——也被这种创新解决了。货币本位现在成了独一无二的统治者造物——如果经济以及印度公司在时局不济时出现滑坡，皇家银行货币的价值也会下跌，将滑坡体现出来。对劳惊人成就的赞美从四面八方涌来。摄政王和朝廷喜出望外。20年后，有人怀念地写道：“法国所有人都在赞美这一功绩，邻国都嫉妒得要命，他们真的对此心有余悸。子孙后代做梦也不会相信这种奇迹。”13

这套体系的所有要素都已到位，劳理论背后的一套逻辑也就清晰了起来。传统主权货币的问题在于，它是由对确定价值的金融要求权构成的，而支撑这些要求权的收入，其价值从本质上说又是不确定的。统治者的承诺和属民的信任，都是出于自己的喜好——而且这些承诺和信任都被郑重地刻在了债券和长期公债上。但是统治者的收入最终的来源只有一个：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如果经济繁荣，统治者的税收收入会增长，他的信用会改善，他的债券就可以按照承诺的那样履行支付义务。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事情就整个变了样。劳问道，既然公共财政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为什么不坦然承认这一点呢？与其骗自己的属民，君主魔法般地变走经济活动中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不如让属民们直接获得经济活动的收益——同样，也让他们自己承担风险。通过政府的权益——也就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份——可以直接实现这一点。通过法定本位上可转移的主权信用——也就是皇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1720年1月5日，约翰·劳被任命为法国财政总管。数周后，皇家银行与印度公司合并成了一个单独的庞大财团，劳的权力达到了巅峰。可惜他的辉煌很短命。几乎就在同时，整套体系出现了裂痕。公正审判庭长久以来的效力开始消退了：旧金融体系的吸血鬼蠢蠢欲动。劳向摄政王发出了一份备忘，提出要大幅精简税务体制，而摄政王则担心旧时代的金融寡头最终可能会发动叛乱。劳打消了摄政王的疑虑，冷静地回答道：“如果把谷仓中的谷子搬到安全的地方，耗子的结局又会如何。”14但是，劳低估了他的对手，也没有看清他成功的脆弱之处。

旧金融家就是那么诡计多端，劳的敌人知道他的体系——和所有货币体系一样——是无法抵御信心坍塌的。只要显露出一点滑坡的迹象，哪怕人们是对印度公司股价和皇家银行的法币有了最轻微的怀疑，事情也可能是致命的。传言四起，内容五花八门。可笑的殖民者一度急匆匆地赶往码头，横渡大西洋，可他们现在在法属北美的田产处理起来却并不顺利。这些人半数死于疟疾；剩下一半本来就是被雇来的枪手，根本就没跨过大洋。劳已经放弃，和英属北美比起来，路易斯安那算不上是商业的乐土。那里是一片没有希望的沼泽地，不会带来一分钱利润。不过最重要的是，提出的货币要求权太多，而实际的行动太少。不管这些要求是债务还是股权，是皇家银行的纸币还是印度公司的负债，在这套体系中，对法国经济现金流的要求权，里面未偿付部分的价值实在太大了，无法维持下去。不管一个人对此有多乐观，这部分钱也永远无法偿清。

了解内情的人开始抛售。传言称摄政王朝廷中的高级成员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将纸币兑换成了黄金。恐慌出现了。劳尝试有意减少体系中股票和纸币的价值。新的、更苛刻的方法出台了。开始是抑制私人藏有黄金和白银，最后发展到了宣布藏金的行为非法。市场进一步崩溃。在5月末，由于整套体系分崩离析，劳被逮捕了。两天后他又自由了；不过按照摄政王一个顾问的说法，之所以释放他，只是因为摄政王意识到“有能力把摄政王带出这个迷宫的只有劳先生。”15在这种混乱中，劳的信誉一败涂地。以学者的反对为幌子，活过来的“水蛭们”遗憾地向摄政王建议，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撤退，而且要快。6月1日，黄金和白银合法支付手段的地位得以恢复。10月，皇家银行的纸币被废除了。到了12月，出于对自己性命的担忧，劳逃出了法国。

这套体系在崛起时出人意料，在终结时也可谓是一触即溃。正因为这样，如今的人们一直把整件事情看作是典型的、寡廉鲜耻的金融诈骗，劳就像是18世纪的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45]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将劳的职业生涯讽刺地刻画为一个年轻人追求财富的典型故事。他写道：“整件事情很简单。你得配上剑，杀那么一两个花花公子，去纽盖特监狱走一趟，被判绞刑，然后再越狱。如果你能做到这些，顺便记得要到某个奇怪的国家兜一圈，摇身一变成为股票经纪人，建一个密西西比股份公司，给一个国家带来泡沫。这样你马上就是一个伟人了。”16

此种评价太过肤浅。劳的体系是一次实验，尝试驾驭货币的力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想要收获货币社会的好处，同时又能避开其缺点，劳的政策堪称第三类策略的原型。斯巴达式的策略和苏联的策略是从根本上就不信任货币——而且试图废除或是限制货币的应用。相反，约翰·劳相信，货币那种激发人创业精神与雄心壮志的能力，是它最具价值的品质。这位苏格兰人的怀疑论反而被保留了下来，作为货币承诺的第二条内容：有能力把社会迁移同固定金融义务提供的保障与稳定结合起来。因此他的策略不是要限制通用经济价值这个概念的使用，而是让衡量通用经济价值的本位本身灵活起来，来做办不到的事情。这是这套体系的终极目标：一次新的金融和解，在其中货币矛盾承诺本身的风险，可以由所有货币使用者明确地、完全地承担，而不是藏在统治者会支付这种无法实现的承诺之下。

约翰· 劳在失势前（上）以及失势后

通过将唯一的国有控股公司和唯一的国有银行合并，劳把他认为在去中心化的货币与金融体系中含混不清的事情明确了起来。所有利润与财富最后都要来源于有生产能力的经济——货币最终代表的，只是对这种利润的要求权。然而这种利润却是不确定的，因为世界就是个不确定的地方——所以这些要求权的价值在实际中也是不确定的。想要承认这个无法更改的事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通常被当作货币使用的固定财务要求权——即债务，转化成可变的财务要求权——即权益。这里面需要的东西，荷兰没有，英格兰也没有，而且从古至今就没存在过：这件东西就是一间拥有国家全部资产的公司，它还要具备国家收税的权力，而且公民可以拥有这家公司的股份。当然，这种股权货币可以提供的保障要比传统货币少得多，因为它的价值可以下跌，就像劳那套体系在1720年发生的事情一样。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这种货币可以让迁移更加容易。如果人们不能忍受这种彻底的透明度，劳的体系也提供了一种不那么强大的选择：皇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这些钱的价值固定，有标准的货币单位。但现在这种标准本身是灵活的，由国王的议事会决定。如何决定取决于从经济角度以及财政角度看，他们认为何种标准最合适。换言之，对纸币来说，唯一的区别就是决定货币价值的是统治者，而不是市场。

劳的体系是有独创性的，而且领先于他的时代好几个世纪。即便是在250年后，这个体系仍然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1973年，国际金汇兑本位制最终崩溃了，法币本位成为了全球规范。然而劳的体系却溃败了。它失误在何处？这里自然有很偶然的问题，阻挠着劳那雄心勃勃的计划。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而他的体系正是要剥夺这个集团的权力。这个方案在太短的时间里尝试了太多的东西。而且劳那个特别的理念，即向大众提供政府权益，而不是政府债务，领先时代太多，此后都没有这类理念再出现。17不过，比这些偶然性的挑战更严重的是，这位苏格兰人的解决方案有一个基本的缺陷。解决这个缺陷的办法，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货币天才发现了。

梭伦的智慧

在古希腊，斯巴达对发明货币的反应或许是最斩钉截铁的，但态度模棱两可的绝不是只有一家。在很多别的希腊城邦里，货币受到了热烈欢迎——虽然怀疑它缺点的人也很多。18据亚里士多德称，这种开放性是民主城邦的一个特点。在这些城邦中，在集会上、在法院里以及在行政院里，对所有人来说，为服务付款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19雅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且在公元前5世纪，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货币化的社会——“一座靠薪水拉动的城市”，实质上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货币调节。20不知靠什么办法，古代雅典的公民——诗人、哲学家和剧作家是主要怀疑货币的人——设计出了一种手段，可以驾驭他们那早熟又有潜在危险的发明。雅典人把这个珍贵的发现归功于他们最伟大的哲学家、诗人以及政治家中的一员，而且幸运的是，这个人在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雅典的首次金融危机。

在公元前7世纪的雅典，货币以及货币的普及当属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21在此之前，雅典的社会一直是按照传统方法组织起来的，即一小部分人组成的有地贵族阶级将土地租给佃农，以这些农民的部分收成作为回报。在过去，当贵族们为军队选送战士的时候，他们会和佃农签订互利的合约。但在竞争的、分裂的货币社会中，社会迁移的大门向农民们打开了，作战的义务也直接加在了他们身上，因此农民对贵族传统的地租心生怨恨。同时，贵族也不再把自己的田产看作是世袭的、有责任照料的财产，而是将其视作是财务收益的可能来源。货币正撕裂着社会结构。诗人梭伦哀叹道：“公民们自己发了疯，要毁掉这个伟大的城市，把一切都寄托在财富上。”22

如果说金融危机要有条件，那这种情况无疑是最成熟的一个。作为债权人的贵族阶层想要最大化他们的利润，而他们那些不顺从的客户却对这类行为越来越抵制。纠纷成倍增加，可是没有产权法或合同法这一类的东西来裁定——只有风俗习惯，而这些惯例也在快速消失。想要解决所有权争端，产权登记员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辨析破损残旧、标注着建造者名字的石碑。传统社会向货币社会的转型正在引发一场混乱的等级大战，推动这场大战的是债务危机，而引发债务危机的正是希腊人心知肚明的、可以毁掉货币梦幻承诺的那些缺陷：财务义务并不能完全取代社会义务；货币社会本身没有对野心的限制；还有货币承诺的令人振奋的独立变成了具有破坏性质的孤立。梭伦警告道：“是时候轮到人民的领袖们……承受自己妄自尊大的诸多苦果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贪婪。”23为了平息这种事态，必须做不得以的事情。

巧合的是，这之前有个先例。对计划经济搞得十分出色的美索不达米亚来说，它可能永远无法集齐货币所有的组成成分——但美索不达米亚确实有一套付息债务制度。这样一来，美索不达米亚人对这种制度可能产生的危机并不陌生，而且他们和希腊人一样，也担心这种债务会让他们城市的军事实力瓦解。因为止赎及其引发的公民权剥夺，会令作战人员这个关键的阶层的士气低落。24美索不达米亚人知道这个问题，也知道解决方案，答案就在他们传统和宗教的宇宙学中：作为上天在凡间的代表，国王的职责就是取消部分或全部债务，来恢复社会的平衡。在整个社会不能支撑债务负担的时候，国王宣布所有债务一笔勾销。美索不达米亚人这种行为的历史几乎就和付息债务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左右拉格什王朝恩铁美纳王（Entemena of Lagash）统治的时期。25这种存在于古代近东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圣经时代。在《圣经·利未记》中，就有“禧年”这种机制，犹太人每50年就会庆祝这一节日。26 [46]

但是在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尝试应用这一东方的补救措施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出现了。雅典社会当时正在科学启蒙的过程中苦苦挣扎。传统社会的宗教宇宙学，不再适合作为世俗权力分配的明确准则。“人定胜天”才是那个时代的精神。27所以人必须自己拿货币来决定什么是财富和权力的公平分配。一种东方的实践——这次是取消债务机制——被再次引入希腊。而且希腊人那独特的政治文化再次催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创新。一种遥远的理想社会秩序会真切地出现在不受控制的货币社会里。这种理想并不是天堂神圣秩序的翻版，而是在人类打造的社会里出现的一个由人类提出的公平的概念。简而言之，这种理想将由政治决定。

提出这种激进理念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调查这一问题上付出最多心血的人：政治家、诗人梭伦。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雅典的执政官，而后他便展开了一系列被后世称为“甩包袱”的社会改革。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首要的一条是取消债务——但他的做法与禧年这种东方的操作有本质上的区别。任何解除债务的中央决议——也就是决定谁会从中得益，谁会因此遭受损失——都是政治上的妥协。能有一个有天赋的政治家来领导，这自然是最为关键的。多年后，梭伦在为自己最伟大的遗产辩护时写道：“在大事情上，很难做到让所有人满意。但对彼此反对的两方来说，我就是站在他们中间的界碑。”28梭伦的确是个诗人，他选择的比喻巧妙地表达出了他打造的变革的本质。如果货币社会要发挥作用，旧体系固定不变的界碑——也就是凭借其不变的社会义务来规范传统社会的体系——必须被移除。取代它的是一种新体系，而新体系的界碑——也就是社会公正的标准——必须能适应货币本质带来的社会变化。而且在这个人定胜天的世界里，新公正的标准只能有一种合法的来源：那就是民主政治。29“甩包袱”改革并未局限于此。分成佃农制被废除了；税制改为按经济领域分类，而不再是之前的按阶级分类；陪审团审判的权力得到了保证。在两个多世纪以后，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后一项改革“据称一直是权力多极化的首要基础……对人民来说，控制了法庭，也就控制了政府。”30

综合来看，梭伦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更为重要。评判事情在经济上是不是公平，这种政治决策要在未来扮演关键角色，就需要一套新的、更加正式的体制，来记录这种决策，并评估实际中的合规情况。这里需要的东西——也是梭伦提供的东西，是一套全面的法典，它被刻在一套可转动的木板上，非常有名。31用法律规范民主国家，有了梭伦的这项成就，让货币发挥作用的公式就变得完整了。

设定本位：神性的货币、专制的货币还是民主的货币？

对货币的怀疑论有一套高贵的血统——可以追溯到货币发明的时候，而且像斯巴达或苏联那些激进的政策，即便到了今天也仍然有人支持。不过，受质疑年头最早的一套政策，是想要再造货币，而不是要遏制或消除货币。这套政策是把货币视作是“从善”的一种基本动力——但这种动力若是不加以管理就会不可避免地让事情失控。这套政策为货币社会添加了一套周期性校准的机制——其激进程度就和“禧年”这种一锤子买卖或是单边违约一样深入，和逐渐贬值货币本位的做法一样单调——或者可以说它就像是约翰·劳那史无前例的实验一样，甚至尝试通过彻底放弃货币对稳定的承诺，来进行结构性的修复。这些策略——也就是苏格兰人劳和早他很久的梭伦提出的政策，关注的是货币本位的灵活性。因此他们需要回答一个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对本位的调整要基于何种立场？

这些人给出的答案，让历史上支持这种货币管理策略的人出现了分歧。古代东方文明有他们自己的债务免除机制和“禧年”。对这些人来说，答案就在现成的神性法律中。《圣经·利未记》里说，在50年的时间里，让货币做它该做的事情，然后“在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32但这种由神性法律支配的世界观，正是接受了科学革命洗礼的希腊人所抛弃的——今天的我们也都是那次革命的孩子。在今天的世界里，不会有人向参加下一届国际基金货币组织董事大会或央行政策委员会的人提议，应当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出决策。对伟大的创新者约翰·劳来说，这一切都很明了。他认为，作决定的一定得是人，而不是上帝或大自然。这就是他那伟大创新的意义，即法币本位。在这种体制下，决定货币发行和价值的一直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政策，而不能随心所欲。

但在劳版本的策略中，也隐藏着一个基本的瑕疵。在劳看来，政策该由一个专制的君主制定。他相信应该由国王来决定什么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义的标准，而货币的使用者应当信任他。事实上，他认为只有靠一个专制的君主才可以完成所有这些任务。他觉得民主与共和永远无法恰当地管理货币——这两者总是在争辩谁该获胜谁该失败，而且没人会相信它们能言出必行。专制的君主就不一样了。劳写道：“有一个明智的君王，就能极大地减少这类困难。”

和君主议事会比起来，国王总是更能胜任。前者在就重大事件投票时，总要经过漫长的辩论和延迟……能代表自己行事的国王，能把整个过程缩减为一个观点，并能够让王国的信用被普遍认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连外国人都会产生信心的人。33

相信只有强人和“独裁者的权力”这种想法才能给政治带来真正的忠诚，给财政带来真正的信用，这是个古老而又有诱惑力的陷阱。但就连劳也写道，正如历史开始显现的那样，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及时地辩称：“国王永不失败，而且永远不会拒绝支付债务”这种事情，就像君主专制制度本身一样，似乎开始变得离奇且过时起来。34

实际上，是梭伦在一开始就预见到了这种策略会如何奏效。只有民主政治的妥协才能决定什么是公平；而且到最后只有民主政府的承诺才是可信的。这就是再校准本位的秘诀——即驾驭货币益处的同时防止其缺陷的秘诀。希腊黑暗时代的部落社会知道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即个人间的平等。这种宝贵的理念提供了一种通用的价值标准，再加上东方的记账技术与古希腊世界观中发生的革命，才带来了货币的发明。然而，从一开始希腊人就怀疑货币内在的奇妙声明——而且最早的货币社会经验似乎证实了他们的恐惧。货币承诺把自由和稳定结合起来，可这种承诺本身的矛盾就对雅典形成了威胁，会推翻这个启蒙中的城邦。梭伦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做到不可能的事情。经济价值最初的标准——也就是那个允许货币不仅仅服务于贸易组织，也不仅仅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而是服务于整个经济和社会全体的标准——表达的是一种政治理想：部落中个体成员的社会价值平等。但就其本质来说，货币允许社会迁移、允许人们积累财富、允许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大。因此任何固定的货币价值标准就必然被淘汰——而且这种淘汰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它是内乱的根源。国家必须一直保持警惕，确保金融义务的架构能反映社会认可的公平。只有政治——一直发挥作用的民主政治——才能提供这样一种进化的标准。而且只有法律——对法律的辩论、编纂以及判决——才能实现这一切。35

驾驭货币潜力的策略，无论是在2500年前还是在今天都同样重要。但货币思想中怀疑的传统，却因为对货币的传统认识和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新经济学说，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种不幸的忽视带来的道德推理盲点。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的时候，实际经济政策中的缺陷就是证明这个问题存在的最好证据。所以，下一章有必要就我们目前的经济窘境进行调查，调查货币传统认识带来的后果。

[43] 指单一个体与单一借款方之间发生的贷款。相对的概念是多边贷款，即单一个体与多个借款方之间发生的贷款。——译者注

[44] 指不代表实物、且发行者无义务将货币兑换为实物，单单依靠政府法规成为合理通货的货币。——译者注

[45] 前纳斯达克主席。此人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间设计的骗局令投资者损失数百亿美元，后被判150年监禁。——译者注

[46] 按照《圣经》中记载的规则，在这时人们可以重新拿回卖掉的土地，奴隶也可重获自由。——译者注

第十二章

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经济学如何忘掉了货币……

女王的疑问

2008年11月5日，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致力于进行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学术机构——耗资7 100万英镑的扩建工作完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学院，主持了落成典礼仪式。1这场庆典策划了数月之久——不过，仅仅7周前，美国知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严重程度堪称史无前例。这种事情可不多见。在参观了雄伟的新教学楼后，女王来到教职员工面前，向这群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翘楚问了一个直白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危机将要发生？

这个问题引发了共鸣。大众媒体抓住了这一点。既然有了复杂的理论和计算机模型的帮助，为什么所有聪明的经济学家和高薪的银行业者，却都没能预见到这个潜伏在经济体系核心中的大灾难？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举办了一次大会商讨答案，并在2009年7月向女王做出了回复。2回复中列举了一堆现在人们早已熟知的问题，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银行风险管理失误、长期低通胀导致的一般性过度繁荣以及松懈的监管。报告承认，没有一家主要的相关利益方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可能会遭遇到这样一场灾难性的崩溃。报告还指出了这其中的原因——也就是女王疑问的答案——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大局观。英国国家学术院的代表写道：“简而言之，女王陛下，虽然失败有很多原因……但这个失败主要是很多聪明的人共同印象的失败，无论是在这个国家还是在国际上，他们都没能意识到这个体系整体的风险。”3英国国家学术院诊断结果如下：在孤立的状态下，“似乎每个人的工作都没有什么问题。”4问题是没人看到大局：当“个人的风险被合理地视为很小的时候……对体系这个整体来说风险确实是巨大的。”5

女王对这个答案作何评价与历史进程并无关系。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答案肯定不会让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感到满意，在女王提出她的问题之前两个星期，这个委员会就危机召开了第四次听证会。该机构肯定不同意这份报告所说的，没人看到大局。着眼大局，归根结底就是宏观经济学家、央行行长以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本职工作。所以，委员会要求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为证人出席，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而且毋庸置疑，在崩溃发生前的20年里，他都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决策者之一。和英国国家学术院不同，格林斯潘没有逃避责任。他并不否认自己的工作始终就是理解经济如何以一个整体运作。他的诚实让人钦佩，他认为问题就在于他的理解出错了。他在作证时说道：“我发现了一个缺陷……这个事实一直让我非常不安。我在模型中发现了一个缺陷，而这个模型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机制，它定义了世界的运作方式。”6

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格林斯潘使用的模型有什么缺陷——以及它是如何被格林斯潘意识到的。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央行也不是新生事物。这门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怎么会陷入到如此灾难性的错误之中？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知名学术经济学家、新近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家经济委员会里卸任主任一职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2011年4月给出了第三种判断。在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被问及危机是否暴露出正统宏观经济学以及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现实时，萨默斯承认的确如此。他的坦白让世界哗然。萨默斯解释道，首先，“二战”以来建立的正统经济理论这座“大厦”，实质上一直没有用处。事实已经证明，这套理论几乎根本没有涉及为何经济会出现大幅下滑，也没有涉及如何做才能阻止这种下滑。7

但萨默斯表示，曾经有其他的传统理论——那些影响力小得多的理论——对他是有帮助的。2008年末和2009年初，当美国金融体系蹒跚在地狱边缘之时，萨默斯就给焦头烂额的白宫推荐了三名经济学家的理论，来协助制定政策。这三人是白芝浩（Walter Bagehot）、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和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8他承认，这一组经济思想家，并不受无力的正统经济学的影响，而且他们都已不在人世。海曼·明斯基于1996年去世。他那关于货币经济如何运行的非传统理论，曾被大多经济学主流人士所抛弃。查尔斯·金德伯格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大多数学术经济学家多认为经济史学并不是重要的学科——他最知名的作品出版于1978年。白芝浩是一名英国财经记者，1877年去世，主要的作品出现在1873年——现代的经济学专家根本不认为他是位经济学家。然而，处在这场危机核心之中的萨默斯正是要求助于这些鲜为人知、未获广泛认可的思想家，求助于他们对银行业与金融业运作方式的认识。而在危机最敏感的阶段过后，就中期的政策回应来说，凯恩斯的理论一直就是一种依据。萨默斯表示，虽然现代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家的核心研究项目“对政策制定过程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本人是深受基本的凯恩斯理论框架影响的。”9

那么，这套另外的传统经济思想是什么内容，让受其影响的理论比“二战”后那座下了颇大力气建立的“大厦”更为有用、更为实际呢？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来说，白芝浩那本《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一本记录了19世纪70年代初伦敦货币市场的作品——怎么会比21世纪那些最前沿、涉及最完备技术的作品更具说服力呢？正如萨默斯指出的那样：“我觉得经济学知道很多事情；它忘掉的东西也太多了；而且干扰它的东西更是相当的多。”10问题是，经济学忘记了什么？它因为什么东西分了神？另外，最大的问题恐怕是，上述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商业中一切恶的典范”

市场健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上次金融崩溃几乎破坏了银行业体系、经济，或许还有资本主义本身，但仅仅数年时间，人们就因为随之而来的繁荣忘掉了这一切。对挣扎在跨时代转型过程中的世界经济与金融本身来说，这一次的崩溃似乎可以说与前一次完全不同。之前的10年里，资本市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与创新。为全球化新经济创造信用的主体，不再是传统的银行，而是一类全新的交易商，他们发明并扩散了可交易债务证券。就其本身来说，这些新奇的信用形式似乎是有风险的，而且缺少流动性——但另一类公司出现了，专门从事将这类证券打包成多样化的证券组合的业务，从而降低了前者的风险。怀疑这种行径聪明之处的人被鄙视为经济路德派——这种鄙视一直持续到这座信用金字塔出现了不寻常的裂痕。当时利率高企，一些小规模的公司破产。紧跟着传言四起，称有条“大鱼”遇上了麻烦。很难想象监管者会对此放任自流：所有人都知道，这条鱼“太大不能倒”。大说特说道德危机的危险，这种道貌岸然的、出自央行的言论是很难让人安心的。之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事情真的发生了。一场彻彻底底地破产，而央行真的没有插手。于是天下大乱：数十年未见的恐慌出现了。随着金融市场萎靡、信用体系失灵以及经济崩溃，道德危机一下子变成了央行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决策者意识到，现在是全力开动印钞机，拯救金融行业的时候了，不然这个行业就会全面崩溃。

这就是2008年到2009年产生危机的故事。拉里·萨默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相当关键的决策者的角色。人们不太知道的是，另一次金融大危机的故事和这次完全一样——那次危机发生在140多年前的1866年。

在两代人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英国经历了一次经济和技术的大转型。这次转型相当彻底，所以马上就被冠以“工业革命”的名头。11和所有好的革命一样，这次革命也有先锋；只不过这次先锋的人选出人意料。奠定了英国工业霸主地位的是大量企业家，这些人都属于一个叫作“教友派”的宗教团体。这个边缘化的新教教派有个人们更为熟悉的名字，“贵格会”。12心存嫉妒的同代人一般认为，贵格会商人的成功无非是他们对基督徒挣钱这一虚伪的行径更有忍耐力。私下的说法是，贵格会那些虔诚的会友不只“和他们的邻居一样，不仅崇拜财神玛门[47]”，甚至“把财富称之为上帝的恩赐”。13不过，贵格会成员之所以能在新世界的秩序中成功，这还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贵格会成员信仰的核心内容是个人诚信、艰苦劳作和保守主义。这个团体非常重视教育。而且最重要的是，贵格会的运动强调了朋友间团结一致的重要性。通过与外人不同的服饰和语言，这种团结在日常交往中得到了强化。另外在数代人的时间里，贵格会都鼓励教徒只同教徒通婚。所有这些贵格会教义的特点都非常适合迅速发展的商业经济，因为贵格会教义本身就是基于信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识字与计数的。

和其他经济工作比起来，银行业无疑更需要贵格会的这些特点。一个排外的商业俱乐部，成员靠无须言表的信任聚集在一起，信奉同一种神秘的意识形态，这对私营货币网络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极佳的环境。所以贵格会成员通常能在银行业取得比其他领域更大的成就，这也就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了。即便在今天，英国四大银行有两家——劳埃德与巴克莱——在最开始都是贵格会成员的公司。14不过，19世纪中叶那间最大的贵格会银行已经消失了。当时，在劳埃德和巴克莱的规模还不及一家地方的会计室的时候，那间银行就已经掌管了伦敦市，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银行仅此一家。这家银行名叫欧沃伦–格尼公司（Overend, Gurney and Co.），也被维多利亚时代的金融家们称作“转角银行”。因为这家银行不仅在金融市场上成为了英格兰银行的对手，把后者逼进了“墙角”，而且这家银行就坐落在朗伯德街和伯青街（Birchin Lane）的转角处，位于整个伦敦市的中心。

格尼家族是从东安格利亚繁荣的农业区做羊毛生意起家的。这家人靠好名声在伦敦借款，并把款项贷给地方的绵羊养殖户。凭借这种方式，格尼家族自然发展成了商人银行家。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与多样化，利用这类商业的机会——给位于金字塔底层需要信贷的地方资本家和位于更高一级的伦敦银行牵线搭桥——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最终，诺福克（Norfolk）的格尼一家决定在伦敦开办营业点。1807年，他们收购了伦敦的一家名叫理查德森–欧沃伦（Richardson, Overend）[48]的小公司。在一开始，公司的业务很简单，就是从事经纪业务。地方的潜在借款者把票据带给欧沃伦公司进行检查。如果欧沃伦公司觉得信用还行，就会找到伦敦一家商业银行，以票据为担保贷款——这个流程被称为“承兑”。欧沃伦–格尼这样的经纪商开展的此类业务越多，他们的推荐就越容易被银行所接受。票据经纪成了一门大生意，而由这些人充当中介的债务证券市场也就成为了工业革命的主要管理机制。

随着时间流逝，票据经济人不再甘于只扮演商业银行代理的角色，而是想凭借本身的实力成为金融公司。银行可以把富余的资金按需要存到经纪人那里，而经纪人自己则可以给地方或国外企业家的票据做贴现。15风险现在转移到了经纪人的资产负债表上——而他们可以获得这里面的全部利润：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些人已经不再只是经纪人（Broker）了，而变成了交易商（dealer）[49]。到了19世纪中叶，伦敦的票据经纪人就是处在全球经济体系最核心位置的商人银行家——成为了中世纪欧洲那些意大利汇兑银行业者的直接继承者，但票据经纪现在掌管的这个产业，涉及的国际范围更广、更复杂，而且他们本身也更富有。当英格兰议会在1857年成立委员会对伦敦资本市场进行调查的时候，委员们对一段描述票据经纪这个角色的记录可以说是非常惊讶。他们问道，难道英格兰银行行长真的要说，“没有怡和洋行和霸菱银行的授信，就不能在广东……买茶叶了么”？事实上，“的确如此”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复。即便是在6 000英里远的地方，想要让一个商人卖掉自己的商品，就得提朗伯德街上票据经纪的名字。正是有了这些票据经纪人，“英格兰的信贷为几乎整个世界提供了资本。”16

19世纪30年代，欧沃伦–格尼公司已经成为了整个欧洲最大的票据经纪商。到了19世纪40年代，该公司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票据经纪商，一年的营业收入就有1.7亿英镑，接受伦敦所有银行的存款。从英格兰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一直到现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Lahore），各地的工业家与商人都是该公司票据折现业务的客户。这家公司每年向合伙人返还超过20万英镑的利润，资产是英国两家最大的银行资产之和的10倍多。17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家银行如此重要，也没有一家银行的名字和信用与这个国家经济的信用——甚至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信用关系如此紧密。正如白芝浩证明的那样，伦敦最大票据经纪的信用覆盖地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从我的经验来看）农村里没人相信他们有一点不好，没人会对他们品头论足”。18它是“英格兰最受信赖的私营公司”：公众对该公司审核借款人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以至于“或许在1 000个持有欧沃伦–格尼公司担保的债权人中，也没有一个想过会用到这种担保，或是真正对此在意过”。19这种对信用毫无疑问的相信，才是金融市场保证流动性的关键因素，正如英格兰银行行长意识到的那样：“银行业……对信用的依赖太大了，以至于最微小的怀疑也足以毁掉全年的收获，的确如此。”20

在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接受这种教育，但是在新国度扩张过度的银行催生了投机的泡沫。早在1825年，工业时代的首次金融危机就出现过了。泡沫破裂的时候，“在24小时之内就把国家打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状态”。21此后，危机便按照惊人的周期性爆发。1836年，铁路债券泡沫破裂。10年后，又是一轮泡沫膨胀再度破裂；1857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激起了一轮投资热，而这轮热潮再一次以恐慌收尾。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许多银行被击垮；不过欧沃伦–格尼公司幸存了下来，甚至发展壮大。但是，1857年的危机给“转角银行”带来了两大变数。

第一是监管的发展。1825年的危机之后，这家公司转型为交易商，自行承担风险。从那时起，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票据经纪商就已经可以使用英格兰银行的贷款。不过，以英格兰银行的观点来看，1857年的危机已然凸显了票据经纪商的轻率：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注意到，该行紧急贷款中的最大一部分第一次被用在了股票经纪商身上，而不是银行。22可以求助于应急措施，这种政策鼓励了经纪商投资过度投机的票据，业界就此展开了多次讨论。因此，在1858年3月，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决定终止票据经纪商对这些贷款的使用。

就在业务环境发生此种变化的时候，欧沃伦–格尼公司又遭遇了第二项挑战。起初的一批经理合伙人退休了，新一代开始掌权。事实很快证明，这帮人缺少他们杰出祖辈们拥有的那种独特的贵格会品质。新一代决策时太过毛躁，对财富的渴望也太过强烈，还具有对银行家来说最危险的一项弱点——轻信。如果说17世纪90年代是伦敦立项员辉煌的10年，那么19世纪60年代，无所不在的就是公司的推广人员了。前者出名是因为他有惊人的发明——有时可能是轻率的，后者则因为追逐如果不是明目张胆的诈骗，也根本算不上投资机会的业务而沦为笑柄。很快，欧沃伦–格尼公司的新经理合伙人就引来了具有这种特征的公司推广人员；事实上，正像这些人自己的客户指出的那样，“这就是个路易十四的小朝廷”。23

英格兰银行撤销票据经纪人使用最后求助手段的本意，是想遏制经纪人们风险较大的贴现业务。但在欧沃伦–格尼公司，效果恰恰相反。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新合伙人就把一连串投机的、长期的而且是高风险的投资，列到了公司的产品组合中。从一开始，他们那刻苦工作的贵格会美德就消失了，而且招募了一个名叫爱德华·沃特金·爱德华兹（Edward Watkin Edwards）的人，负责公司大部分投资决策。此人之前是一家知名会计公司的合伙人，还在破产法庭担任过受托人，所以“在‘转角银行’被视为是杰出的数学家和金融领域的权威”。24此人的真实动机则较少被提及。他曾对一位盼望获得贷款的人表示：“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25

所有这些变数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欧沃伦公司年利润20万英镑的业绩就变成了50万英镑的亏损。新的经理人试图通过风险更大的投资让公司重新盈利。他们走出了一步险棋，开展了新兴市场债券业务，为爱尔兰一座港口的开发融资，并进行了许多其他长期性、投机性的投资。这些投资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和票据经纪的业务模式一样，所有人都从商业银行的储蓄那里获得了资金，但是商业银行可以在想撤资的时候撤资。如果市场出现恐慌，所有银行都要求取回存款，毫无疑问这家公司将陷入破产的境地。现在只能企盼上天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1865年4月，情况急转直下，合伙人碰头商议对策。很明显，为了弥补亏损，为了给重建财富供给资金，公司需要新的资本。问题在于从哪儿可以找到资金。新合伙人可以入股；老合伙人可以增资；甚至与一家对手合并也被考虑过了。但到头来，他们选择了最老套的一种办法：上市，将合伙人企业变成公众公司，从而把问题转移到总会出现的救星身上——公众。26消息灵通的人对上市抱有怀疑。在诽谤法限制的范围内，《经济学人》尽了最大力量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该刊物对公开发行股票表态，称很高兴看到这会迫使欧沃伦公司“公布自己业务的真相。那就是这家公司多年来从事的是为公众所不齿的事情……（一直以来）就和‘纯洁而简单’的票据经纪工作格格不入。”27不过，合伙人们已经预料到，对最热切的投资者来说，这种微弱的警告无非是耳旁风罢了。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经历了这一切，写道：“不用说，公众根本不会去阅读招股书。结果该股大红大紫。”28

在新上市的头几个月里，这家已经改名为欧沃伦–格尼有限责任公司（Overend, Gurney and Co. Ltd.）的交易商，其股价一路高歌。但在当年末，英格兰银行觉得有必要再对市场采取一次紧缩。央行基准利率升至8%，而在1866年1月初，在这个最不吉利的季度里，灾难的第一丝迹象出现了。一家中等品质的铁路债券安排行违约，负债为150万英镑。就像冥冥之中注定一样，这家毫无关系的公司名字叫沃森–欧沃伦公司（Watson, Overend and Co.）。结果无知的市场反倒让欧沃伦公司倒了霉。人们猜测这两家公司有联系，而且银行为了预防起见，开始撤出资金。当得知老合伙人正在出售资产的时候，撤资加速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250万英镑的存款流出了欧沃伦公司，与此同时贷款持续出现呆坏账，恐慌不断在公众中蔓延。5月9日，管理层压上了最后的赌注，不顾颜面，慌忙向英格兰银行请求紧急援助。但一场大危机已成定局，单单拯救一家公司，只会让英格兰银行遭受怂恿道德危机发生这种无法回应的指责。因此，英格兰银行行长果断地做出了回应：没有救生筏。于是在1866年5月9日周四下午3点30分，欧沃伦–格尼有限责任公司宣告破产。

欧沃伦公司破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银行家杂志》在报道中指出：“在那天剩余的时间里，以及第二天中，人们心中的恐惧与焦虑根本无从描述。没人有安全感。所有银行全都立刻发生了挤兑，这种量级的挤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29第二天——也就是后来伦敦人嘴上常说的“黑色星期五”，后来许多个“黑色”日子的始祖——情况更糟。《泰晤士报》报道称：“正午时分，骚乱变成了暴动。最受人尊敬的大银行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朗伯德街上人头攒动，这条窄小的街道根本无法过人。”30这是场经典的金融危机：“不久以前，人与人之间还可以互相信任；现在，没人相信任何人。”31所有流动资金都枯竭了。经纪人做不了交易。只有英格兰银行继续以惩罚性的9%利率开展票据贴现业务。在之前的一周，央行的储备金就已经减少了一半。现在，仅仅一天的时间，央行就出借了400万英镑。董事们惊呆了。行长后来说道：“即使是在事情发生的前一刻，我觉得也没人想过垫资的数额会如此巨大。”32

到了周六，所有事情都陷入了混乱之中。上午，财政大臣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安抚下院说，虽然出现了“恐慌和焦虑……即便是伦敦市资格最老的企业家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但他“没有一丝理由去支持”英格兰银行可能提出的、暂停对纸币发行设置最高上限法令的要求。33在回到财政部后，他从央行行长那得知，英格兰银行的储备金只剩下300万英镑了，如果再来一次“黑色星期五”就撑不下去了。而且行长真的把上面的要求提了出来。格莱斯顿让步了，签署了一份1847年以及1857年也曾用到的中止令，条件是央行利率要进一步提高到10%。和之前的危机一样，“银行的弹药不再有限制”，仅仅是这句话就足以平息恐慌。危机开始走出最严重的阶段，虽然在危机后的几个月里，对主权货币的需求依然高得非比寻常，但在后欧沃伦时代，公众的焦点转移到了清点损失上。损失是巨大的。三家英格兰银行与一家英印银行被强制清盘——这是发生在尚无存款保险年代的事情。数十家票据交易商和金融公司破产。

但是，和以往一样，真正受到这场危机影响的，是伦敦那个如同中世纪监狱一般的封闭圈子之外的人，而且这种影响在危机淡去之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整个英国，由于信心受损导致的信贷紧缩严重地制约了商业的开展。在“黑色星期五”之后的3个月中，有180多家企业破产。34失业率从1866年的2.6%蹿升至1867年的6.3%，在1868年再度升高之后才开始适当回落。对信贷依赖特别严重的行业，例如在伦敦东区码头进行的国际货运行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为码头工人服务的慈善机构波普拉医院（Poplar Hospital）在年度报告中指出，“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对私人来说，从没有一年像今年这样多灾多难”。35总而言之，这是1825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崩溃——实际上，要是考虑到伦敦比原来更加发达、国际影响力更大，这场危机应该算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崩溃。这也就难怪7年后一本杂志在调查了事件的后遗症后写道：欧沃伦–格尼公司崩溃引发的灾难是“商业中一切恶的典范”。36

经济学忘记了什么

这本杂志就是《经济学人》，当时该刊物的主编正是白芝浩——在拉里·萨默斯认为是宝贵的，但被忽视的、传统的经济思想家中排名首位。白芝浩在经济学历史上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生于1826年，因此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经济学训练：他曾将自己称作是“前穆勒时期的最后一人”。这里是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于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该书是第一本真正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把这个学科组织了起来，这样大学和学校才开始教授相关课程。37白芝浩之前就学到了这件工作需要的所有知识——首先作为一个银行业者，在他叔叔控制的西英格兰最大的银行里工作，后来又做了一名财经记者。在1860年成为《经济学人》的主编之后，他的作品对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凯恩斯在1915年总结这个谜题时写道：“在英格兰经济学家中，白芝浩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应当承认，从大体上看他为这个学科所做的一些贡献是相当杰出的。然而就某些方面来说，说他根本不是经济学家也不过分。”38

然而，对商业世界和金融世界的真实发展有切身了解，要远强过任何抽象的理论形成过程。拿1866年的危机来说就更是如此。当欧沃伦–格尼公司倒闭时，白芝浩已经经历了三次金融危机以及伴随这些危机出现的经济滑坡。他开始意识到，这些危机反映了现代货币社会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进化出来的本质特征。然而，就如何管理和避免这些特征的标准经济智慧来说——也就是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智慧——它们无可救药地脱离了现实。白芝浩认为，这种错配的潜在后果是灾难性的——而且他在之前的10年中写了很多篇新闻报道，尝试更正这一点。在欧沃伦危机后，白芝浩想要就他的例子做一篇简单的陈述——可以被需要了解改良的政治家理解。1867年，他那本杰作出版了——即《朗伯德街，或货币市场介绍》（Lombard Street, o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白芝浩，最有权威解释货币市场“具体现实”的人

《朗伯德街》本意是想成为一篇简短的、能引发讨论的、生动的作品——用凯恩斯的评价来说，“一部时事评论性的作品，瞄准伦敦市的巨富，想要击中这些人的要害，从而为以后的政策提供指引，讲出两或三条基本事实。”39同时，它还出色地对经济进行了讲解。两个特点，让这本书与穆勒和古典学派的作品形成了很大区别。第一，白芝浩的经济学直接从货币、银行业以及金融业着手——这些在白芝浩看来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治理技术。第二，白芝浩坚持认为，这套理论的建立应当符合货币经济的现实，而不是正好相反。《朗伯德街》的标题和开篇就骄傲地指出，本书与那些古典理论前辈的抽象经济学不同。白芝浩写道：“我冒昧地给这篇论文起名为‘朗伯德街’，而不是‘货币市场’或其他类似的东西。这是因为我打算解决的是具体现实问题。”40

被白芝浩视作现代货币经济应该重视的最基本现实是，把货币看成是黄金与白银这种传统的认识是混乱的——金融街上的人物会习惯性地接受这种认识，而那个时代的学术经济学家也会推广这种认识。只要稍稍熟悉朗伯德街，就会发现，被商人们大量使用的货币总的来说是私营的、可转移的信用：首当其冲的就是银行的存款与纸币。他解释道：“英格兰的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靠借来的钱进行的。”41白芝浩认为，这个简单直白的事实对理解现代经济涨落的周期有巨大意义。如果货币本质上是可转移的信用——而不是像学院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充当交易媒介的商品——那么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就可以解释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对商品来说，满足需求很简单，就是确保市场上有充足的供应。但如果是可转移的信用，单单从量上考虑是不够的：发行者的信誉度以及负债的流动性都要考虑进来。而且这两个因素都不是能靠技术或实体来决定的，而是要靠大众层面的信任和信心。白芝浩写道：“我们银行业体系的特殊本质就是，史上从未有过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当这种信任被隐藏的因素弱化太多的时候，一件小事就可能严重地伤及体系，一件大事就可能在顷刻间将其瓦解。”42

白芝浩认为，单单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建立起对现代经济的正确理解。重视信任与信心这种社会的本质属性，需要人们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关注不同的东西，而不是和穆勒以及古典学派关心的东西一样。白芝浩写道：“信用体系与其他体系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可靠’，信用意味着这里面有一定的信心，寄托了一定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否公正？这种信心是否明智？这才是主要的问题。”43而他就此给出的答案并不符合机械的理论化过程，这让学术上的前辈感到失望。“信用是环境造就的选择，因环境不同而千差万别”，这样一来，真正理解经济运行就需要非常熟悉相关的历史、政治以及心理学——“抽象的论点，以及机械的演算都无法教会我们理解经济运行。”44

白芝浩主张，改变角度认识货币的本质，不只意味着对经济如何运作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为避免危机和衰退提供了其他的政策选择。第一步是要意识到，虽然所有的货币都是可转移的信用，但在正常环境下，有一个发行者的义务要比其他人更具信誉度，流动性也更好：那就是主权国家。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主权国家的货币权威是由英格兰银行代表的。白芝浩警告道，在货币体系中，主权权威能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凭借侥幸。在一段知名的比喻中，白芝浩写道，货币依赖于社会信任，而且“商业中的信用就像政坛中的忠诚。这是一种可以自行强化，但不能被人为构建的力量。”45

在正常的环境中，主权货币与私营货币有着质的区别。这种清晰的观点让白芝浩可以解释货币大和解经久不衰的重要性，解释货币大和解对现代经济的实际意义。他解释道，虽然较英格兰银行建立之时，现代货币体系如今已经扩展到了相当大的范围，但它依然在遵照同样的原理运作。英格兰银行已经把私营银行家特有的商业头脑和统治者的公众权威结合了起来，让这家央行的货币既有信誉度，又被普遍接受。而且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央行自己一次又一次与其他私营银行家联姻，可谓妻妾成群。正如统治者将自己独有的权威出借给央行一样，随着时间流逝，央行也同样在把自己的权威出借给其他众多的银行；而且在1858年出现最终导致欧沃伦公司终结的政策逆转之前，央行还把自己的权威出借给了票据经纪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种现代的货币经济出现了。“借助一家股份公司董事的智慧，这种经济不在乎英格兰这个国家是否具有主权……所有的银行都依靠英格兰银行，所有的商人都依靠一些银行家。”46

白芝浩解释称，这就是朗伯德街成为全球经济货币市场的原因。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这个地方银行的数量都更多，发行的货币量也更多。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最初能获得流通，是因为它与统治者达成了和解。与此类似，现在朗伯德街上诸多银行与票据经纪发行的货币也从英格兰银行那里获得了流通的权力，乡下银行的货币则从朗伯德街的银行和票据经纪那里获得了流通的权力。乡下的银行与伦敦的银行都从企业家和收租者那里吸储；商人银行和票据经纪从公司推广者那里寻觅投资机会，并以这种方式取代后者。调节并以此在存款者与企业家间建立不间断支付流的，是金字塔顶端的大票据经纪商——英格兰银行，首个现代央行。在危机中，所有人都看到了它起到的关键作用。英格兰银行突然成为了票据经济人与银行家最后的求助方，因为只有它能在别人都不能提供票据贴现业务时继续这样做。

白芝浩解释道，这种不寻常的货币结构是工业革命的运行机制，也正是这一点把英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区分开来。这是件好事。但同样，如果发生故障，产生的影响也会是灾难性的。而且对人们来说，做这些事最大的诱惑——古典学派的抽象经济学理论是无力解决这种诱惑的——就是忘记了只有央行这个统治者的代理人，才能支撑起这套货币体系所依赖的信任与信心；而且忘记了无论是在正常时期还是在危机时期，央行不仅仅肩负着伦敦金融圈子的健康，而且也负责着整个经济的健康。白芝浩写道：“我们绝不能以为，我们能举重若轻，或是把人造的生活环境当作是自然的生活环境。货币自己不能管理自己，而朗伯德街有相当多的货币需要管理。”471866年的危机已经无情地揭露出，在英格兰银行已然成为全球最大金融中心的时候，它的治理与政策却是抱残守缺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白芝浩给出了两套建议——时至今日，他的建议还是现代央行的各种措施的主要理论依据。第一套建议涉及到银行自身状况与治理的改革。英格兰银行还是一家私营公司。人们默认它处在货币金字塔的顶端，这种意见时有时无，完全由该公司自己任命的管理层决定。虽然“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如果不是名义上的，从实际情况来说，也是公众的受托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主动）明确……履行这一职责，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不承认这种责任，有些则是彻底地否认这一点。”48而就更高一层的政治监管来说，“如果英格兰的政治家被要求管理英格兰银行，十分之九都会说这根本不是他们或议会该负责的事情。”49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央行是现代货币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或者说唯一的要素。这一事实应该在平时就承认，而不是在风险发生时才承认。

在讨论过了央行的机制之后，更重要的是它的政策。在1847年、1857年以及欧沃伦公司之后的危机中，央行最终使用了它那独一无二的权力，避免金融体系陷入灾难。但每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英格兰银行只会在灾难不可避免之时才出手。正如温斯顿·丘吉尔谈论美国时曾说到的那样：人们总是期望这个国家能做正确的事情——而之前它浪费了所有其他的机会。在欧沃伦危机后，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发表了证词。白芝浩从这些证词出发，表示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在于这些人没有正确地表述货币政策的原则。所以白芝浩给他们提供了范本——而且让这些内容简洁明了，好让政策制定者领会。

他的首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处方是，央行作为最后救助手段的贷款人或经纪商角色，应当被制订成法律责任，而不是留给董事们自由裁量。当人们对私营货币安全或流动性的信心减弱时，英格兰银行应当准备好在没有任何特定限制的前提下，贷出主权货币。把自己的义务与现在丧失了信誉的银行与商人的义务做交换，通过这种方式，英格兰银行可以而且也应该在恐慌到来前将它抑制住。这样一来，白芝浩就为一种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树立了合理性，而且他的第一个规则解释了这种政策的关键在于何处：“在危机之时，（英格兰银行）必须向公众大量投放自己的储备金。”50

至于这样一种政策该如何运用，白芝浩的第二与第三条规则跟着列出了两点重要内容。第二条规则是说，身为最后求助手段的贷款人，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银行不该试图去清楚地区分谁无力偿还，谁只是流动性出了问题。“所有优质的银行业证券都可以获得贷款，而且贷款要尽量满足公众需要”；因为优质的银行业证券“在寻常的日子里也被视作是优质的债券”51这种操作的意义是“保持警惕，而不去做引发警觉的事情。而引发警觉的方式就是拒绝让人提供优质的债券。”52事情总有风险，如果作为最后求助手段的贷款人等着恐慌平息，那么私营银行和商人就会瞎想——这样就会引发被保险公司和经济学家称之为“道德危机”的问题。因此，白芝浩提出了他的第三项原则：去规避这种风险。紧急贷款“必须得有非常高的利息……作为对无理恐惧的重罚，而且……要防止不需要的人滥用这些贷款。”53

白芝浩的理念究竟为什么会引发颇多争议呢？究竟为什么白芝浩认为自己有必要热心地撰写这样一本引发争论的小册子呢？如果说实践者对所有这一切都了如指掌，那为什么还要小题大做？原因在于，在对与货币的本质以及经济如何运行的本质的理解中，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广泛传播。那就是占据主流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这个学派是由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的，得到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以及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这样的人的改进，并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1848年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进行了系统化。白芝浩是给货币市场的民间智慧以及央行的经验法则加上了严密的逻辑。在货币与经济问题上，它有着明确的教义与准确的要理，然而背景依然是古典经济学的正统教派。而且，古典经济学派和白芝浩两方学说间的不一致再明显不过了，无论是从他们对经济的理解上说，还是从各自理论给政策带来的启示来说，都是如此。

[47] Mammaon，出现在《圣经·新约》中，代表物质财富或贪欲。有时被描述为地狱七君主之一。——译者注

[48] 创建理查德森–欧沃伦公司的是伦敦一家票据贴现营业所的店员托马斯·理查德森（Thomas Richardson），以及史密斯–佩恩银行的员工主管约翰·欧沃伦（John Overend）。——译者注

[49] 通常认为，经纪人代表客户进行买卖，扮演中介的角色，一般只收取佣金。而交易员则以自己的名义开展交易，赚取差价，不代表任何客户。——译者注

第十三章

为什么这是个问题

经济学被什么分了心

白芝浩与他那些古典经济学前辈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他们构思货币与金融的方式不同。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经济学追随者的作品中，出没着一个幽灵：这个幽灵就是约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货币自然主义。古典经济学家对洛克的忠诚不可动摇：货币就应该是黄金或白银。既然这样，它就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适用于供需法则。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803年写道：“货币，或者是有人将其称之为硬币，是一种商品。其价值是由同样的一般性规律决定的，就和所有其他的商品一样。”145年后，穆勒宣布：“货币是一种商品，其他商品的价值该如何确定，就该如何确定货币的价值。”2相反，私营信用工具不是货币——它们只是货币的代用品，而且只有在有真金白银可以兑换它们的时候，这些东西才有价值。

这种对货币的传统理解，让古典经济学家们和白芝浩的观点产生了极大分歧。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危机中货币政策的正确原则。如果货币的古典理论是正确的——如果货币就只是黄金和白银——那么虽然在危机中人人都想要货币，总量也不会变化。因此，英格兰银行应当拒绝外人使用自己的储备，将它们保护起来，或者是提高央行向外出借黄金的利率。这是古典经济学家推荐的政策——而白芝浩毫不犹豫地将其称为“白日梦”、“幻觉”、“太荒谬、根本无法稳定维持”。3他解释道，在现实中，这是所能采取的最糟糕的政策，因为它最有可能加剧恐慌。在危机中短缺的不是黄金，而是信任和信心——唯独央行能够恢复这两者，办法是准备好将私有发行者无信用的票据兑换成央行自己的主权货币。不管哪次危机，央行董事们总会在最后被动地采取这种办法。一旦把货币理解成是信用而非商品，把这种做法制定成明确政策的合理性也就明确了。

相比之下，在银行业危机中采取何种政策算是恰当，并不是双方最大的分歧。更大的分歧在于是否需要在更大面积上使用政府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来管理宏观经济。将货币视作是一种交易媒介商品的传统观点，是支撑与古典学派相关的、最知名的观点的关键假设之一——萨伊在1803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中指出，自然经济规律虽然是反直觉的，但在实践中仍然非常重要。萨伊写道，如果货币是一种商品，那么在主权货币和私营货币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区别：黄金就是黄金，不管有没有铸成硬币。更重要的是，由于把什么商品作为交易媒介的选择是相当随意的，所以绝对不会有货币短缺的危险，因为有闯劲儿的商人阶层总能找到一种临时替代品。

到目前为止还都是老调重弹。但是，把这些公认的事实和斯密的市场理论结合起来，人们就有一把钥匙，可以解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疑问：即衰退的根源是什么？斯密已经说明，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供需的交互是如何产生一个价格、实现市场出清的。[50]萨伊解释道，由于货币就是一种商品，遵循其他商品所遵循的规律，所以这个关于单个市场运作机制的观点，可以同时套用到所有市场上——包括货币市场。承认了货币的传统观点，也就是斯密的理论，就意味着不受约束的市场机制可以生成一套价格，这个价格会同时让经济中的所有市场出清，这样生产出来的所有东西就都可以被消费。萨伊还指出，这反过来也说明，“一个初看上去可能是矛盾的结论，即是生产为产品创造了需求”；或者用现代人更熟悉的版本来说，就是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4

这被称之为“萨伊定律”。该定律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一条核心组织原则。如果萨伊定律是正确的，那么衰退就不会因需求短缺而发生，而一定是供给方面发生了问题：让庄稼颗粒无收的自然灾难；未预计到的工厂停工；工人罢工；发现了打破常规的新生产技术等等。说是货币短缺导致了衰退，这种最流行的解释——事实上，也是出现的首个证据——肯定是种假象。买方没有足够的钱进行购买，只能说明他们没有足够的产品销售。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自然，如果总的供给出现了中断，那么——也只有这样——总需求才会出现同样程度的减弱。结果就是经济产出的总体价值下滑，也就是出现了衰退。

所以，白芝浩的货币经济学与古典学派箴言的重大分歧，不只是在于要用什么政策来阻止金融危机发生，而且也在于用什么政策来避免衰退。萨伊定律的基本政策意义是说，想要提高本身的总需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衰退的根源肯定是在供给一方，抗击衰退的政策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改善供给上——如果说真的要做什么的话。有碍雇工的监管条令应当废除；税收与关税应该降低等等。要是想靠货币政策来拉动国内产值，那就是本末倒置。正是因为生产活动增加，才会有更多货币的需求，才会有更多货币供应——而不是相反。另外，考虑到经济衰退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而且发生得又非常迅速，所以当政府抵挡衰退的时候，萨伊定律推荐的政策实际上难度更小。因为供给一方的情况通常无法在短期内发生太大改变，实际上就是什么也不用做。

相反，白芝浩的经济学指出，大众通常秉持的观点，即衰退是因为人们缺少足够的货币，这种其实是直白的大实话——因此萨伊定律是经济学上聪明的傻瓜。在经济陷入危机时，对主权货币的需求绝不会遵从和商品需求一样的规律。这种需求不会随着产值下降和信心跌落而萎靡：主权货币的特点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对它的需求会增加。至少从1825年的危机开始，实践者就认识到了这种矛盾的现象，纽卡斯尔当时生意兴隆的木材商人、兼职的经济评论家托马斯·乔普林（Thomas Joplin）就简洁地总结道：“平时对货币的需求和恐慌时期对货币的需求完全是两回事：一种需求是把货币放进流通环节中；另一种则是把货币从流通中拿出来”5所以在衰退初期，正确的补救措施并不是萨伊定律所说的政策宿命论，而应该是更多地供应主权货币，从而满足过量的需求，恢复信心。白芝浩表示，幸运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供应主权货币正是央行的责任。

洛克货币观下的古典经济学还有最后一点影响，从长远来说，这一点甚至比金融危机下的央行政策，或是对抗衰退的宏观经济政策更为深远。事实上，这种传统货币观的影响就是拉里·萨默斯提到的、最终导致经济学分心的原因。从知识层面讲，洛克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远不只是真正的货币就是金银。这种影响还包括洛克对货币认识的最基本特点：即经济价值是自然属性，而不是什么历史偶然性概念。

这种说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的本质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本质上说，该说法极大地简化了理解经济的任务。因为如果能把经济价值的概念看作是天赐的东西，那么经济学分析就根本不用担心货币。毕竟处在自然之下的经济价值，出现的时间要远早于货币、银行，或是任何其他现代金融的衍生品。货币本身不过是众多商品中的一件，只不过是被选来当作交易的媒介，从而最小化以物易物的不便。同样，单就货币这种东西来说，没人想要它：人们真正想要的是可以用货币买到的商品。正是因为这样，经济学分析最简便、也是最佳的办法就是从忘掉货币开始。经济学分析应该从经济学家称之为“真实”的角度出发。如果货币真的有意义的话，可以后来再加进来——如果没有，那也就不用费事了。

洛克的货币自然主义慷慨地提出了颇具吸引力的邀请，而古典经济学家欣然接受。斯密做出了让步，称现代金融也许可以视为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但在现实中“借款人真正想要的，以及贷款人真正想提供给他的，并不是货币，而是货币能换到什么，或者说货币可以买到的商品。”6因此，有关生产以及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可以只从这些商品的角度安全地进行分析。萨伊也承认，在现代经济中，几乎所有买卖都是通过货币来清算的。但要是认真考虑起来，“在这种双向交易中，货币只不过是短暂地发挥了作用；而当交易最终结束时，人们总是可以发现，进行的是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的交换。”7和以往一样，还是伟大的架构师穆勒讲得最清楚。他写道：“一个国家有货币，另一个国家则完全没有货币，这只会带来一种便利；节省了时间和麻烦，就像是用水力取代人力来磨面一样。”8因此，货币也就被降级了，穆勒直到第三本教科书中间才提及它，而且被流放到了理论的边缘。因为生产、分配以及交易这些经济学的核心话题，全都是由价值这个核心概念支配的，这个概念从逻辑上优先于货币，所以关于这些事情所有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对“真正”经济的研究发现。穆勒总结道，“简而言之，从本质上说，在社会经济范畴不可能有比货币更不重要的东西了。”9

古典经济学家使用传统货币观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白芝浩想要在《朗伯德街》中宣扬的经济学，没有什么比这两者间的差异更鲜明了。鉴于1866年或2008~2009年间的危机，也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了。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如果有观察家对正统经济学后来的历史一无所知，他无疑会以为，白芝浩对古典学派不现实的工具发起的毁灭性攻击，其后果肯定是迅速而致命的。他或许会想，这也难怪白芝浩会在拉里·萨默斯那个权威名单上排名第一；难怪在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之时，人们会求助于这个人来领导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毕竟，最后是白芝浩摆脱了古典学派的知识桎梏，给货币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发挥作用这项实际的研究工作贡献了严密的分析。他解释了如何从对货币经济的正确认识着手，推理出央行的政策原则。而且他证明了，为何衰退不可能是由于主权货币短缺引发的古典学派观点是错误的——以及这种观点是如何从一种错误看法得出的，即把货币视作是一件东西的看法。当然，古典学派那些抽象且无关紧要的学说，连同它们对货币以及金融世界奇怪的无视态度，在1866年可怕的飓风面前，就如同坍塌的塔牌一般倒下了。可以想象，白芝浩的不同观点将成为以后所有宏观经济学的基石。

考虑到萨默斯候选智囊中另一位成员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这位言之过早的无知观察家是可以原谅的。这就是在20世纪前50年主导经济思想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凯恩斯的所有作品中，核心内容都与货币和金融有关。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狂热地”想要发现古美索不达米亚金融的终极起源——他后来自嘲道，他在这段时间是患上了“巴比伦疯狂症”，并承认这项工作“荒唐透顶，毫无用处”。10不过，他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中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里，货币的动荡体现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和财富收入分配的重要性。金本位、放任主义这些被古典经济学家称作是科学必然的19世纪正统思想，它们带来的稳定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特例，完全是由于战前世界的特殊社会约定导致的。战后的情况已经显示出，货币本位需要审慎管理，这才是通行的规则，这样才能应对增长和分配带来的挑战。这是一种将货币放在经济学与经济政策核心的观点——而且这也是约翰·劳等人会全力支持的一个观点。

这些理念已经超越了古典经济学能理解的范畴；事实上，从古典经济学所持的货币无关紧要的观点来看，这些理念根本无法理解。极具个性的凯恩斯决定，如果他的观点不能符合正统理论，那么正统理论就应该来迎合他的观点。因此，他决心要把古典理论重写一番。最终的成果就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在20世纪剩下的年头里，这部作品一直在推动宏观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发展。11

在《通论》中，凯恩斯把白芝浩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又深化了一步。他认为，现实的货币观，不仅是仔细管理货币政策的必要条件，也是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和白芝浩一样，凯恩斯也把古典学派失误的根源归结于该学派对萨伊定律的错误迷恋。凯恩斯认为，事情的关键在于，在货币经济中无须遵从萨伊定律。从整体上说，没有什么能保证供给总是等于需求。道理很简单，在货币经济中，人们不一定非要用收入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也可以持币观望。当情况不妙时，人们肯定会选择这种做法——而且只会持有最安全、最具流动性的货币，也就是主权货币。

在经历了两次大战期间的国际性萧条后，凯恩斯学到的东西甚至超越了白芝浩那广博的经验。前瞻性的政策可以间接提振需求，方法就是确保有足够的主权货币可以平息恐慌，并满足人们逐渐增加的对安全性和流动性的需求，这才是对抗衰退的必要条件。但是，当私营行业的信心不断被超发的债务打击时，这套手段恐怕就不够了。当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就要直接进行干预。如果私营行业不愿开支，那么政府就要去支出。这就是萨默斯所说的“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在2008年受到冲击后不长的时间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帮助。12扩张性金融政策，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刻都要到来了。13

事件似乎又一次把古典学派和传统货币理论的缺陷暴露了出来：就像1866年的危机驳倒了古典危机管理理论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不稳定与大规模失业证明了放任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完善。而且又有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兼颇具诱惑力的评论者走了出来，解释了以对货币和金融的现实理解为基础得来的另一套理论框架，会如何带来更好的政策。但是，历史也见证了正统知识理论的强烈反弹——而且传统货币观与建立在传统货币观之上的古典经济学依然生机勃勃像许多经过现代化的教派一样，在回应实际中遭受的挫折和恼人的理论批判时，古典学派并没有投降，而是进行了适应，提炼了精华。货币在字面上不再被称作商品——虽然把它当成是商品自然是没错的。价值不再明确地被视为是物体的内在属性——不过它仍然被当作是一种自然现实来对待。鉴于经验，必须承认主权货币与私营货币不是完美的替代品——但也没必要为了解释这一点，就必须放弃被认可的信条，转投白芝浩或凯恩斯的歪理邪说。虽然从“二战”中出现的不谈货币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受到了一组新的、有说服力的理念的冲击，变得不被信任，光芒也不如从前，但是它毕竟出现了。而且在战争的末尾10年，这种经济学获得了新的、有力的滋补——它不仅是获得了滋补，而且通过这种滋补迎来了新生。

不管怎样，没有自身的精神给养，古典学派是无法维系的。在《朗伯德街》出版仅一年后，法国经济学家里昂·尔拉斯（Léon Walras）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中^14，对古典的价格形成理论给出了数学般严密的表述。1937年，英国经济学家，也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声称，凯恩斯《通论》的核心观点事实上可以与古典正统理论调和。15在1954年，一篇论文的出现，让那些笃信古典理论的人相信自己发现了事实的真相。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与法国数学家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发表了一份正式的证据，证明在一定假设的条件下，市场经济事实上是会倾向于形成“一般均衡”的。在这种状态下，一组独特的价格将确保市场总体没有多余的需求和供应。16换言之，这是一条凿实的观点，倾向于权威的古典学说，佐证了萨伊定律。长久以来遭受怀疑的、在混乱的文学式的论文中被反复争论的东西，现在被用精准的数学方式证明了。不过，反对的声音马上出现了：这种证明只适用于没有货币的经济。17新的、一般均衡的理论的信徒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这是问题么？这才是关键所在。阿罗和德布鲁的证据一劳永逸地表明，根本不用费事对货币作经济学分析。所有重要的东西都通过一个模型从逻辑上得到了证实，而这个模型根本没有提到货币。

阿罗与德布鲁证实了一般均衡的存在。他们的证据很快变成了未来60年里宏观经济学主流研究的基础工具。不过，现实自己会说话。日常经验还是指出，货币与银行业是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独立因素，而不是可以被轻易忽视的东西。异教徒不断出现，鼓吹要严肃对待货币的理论。但这些大多是小人物——海曼·明斯基被主流视作发表古怪奇想的人，查尔斯·金德伯格则以历史粉饰者的身份被小心排除。偶尔，也会出现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种懂行的人，直接去找政策制定者或是公众，宣扬货币在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性。但是阿罗和德布鲁提供的滋养太有说服力：他们对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修正几乎是无限灵活的。有人抱怨称，他们最初的理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经济不是静态的，而是随时间发展的。一个动态变化版本的理论就被发展了出来。有人说这种理论太过肯定，忽视了现实世界是个不确定的地方这样一个事实。经典概率论的工具就被拿了出来，把统计学家称为“随机”（stochastic）的可能性整合了进来。还有人指出，该理论需要对用来证明结果的许多假设做不可信的假设，这里面涉及人究竟有多理性、有多少知识，以及市场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通用，必须运行得多么完美。于是数代研究人员就花费大量时间，一个一个地放宽这些假设——更轻率的人甚至一次放宽多个假设——然后再检验得出的结论。似乎没有反对意见不能被这些叫作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模型所满足。

美中不足的只有一点。央行日常的行为还是和所谓的“新古典”理论相矛盾，令人不快。学术上的专业人士或许会把时间花在冥想一般均衡理论的神秘抽象含义上，这个理论中的经济没有货币、没有银行、也没有金融。但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和现实世界打交道。在现实世界里这些东西和以往一样关系重大，而且央行的利率政策依然是约束或鼓励私有行业的最重要工具。正如一位知名货币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数十年来“央行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就没进行过多少有成果的交流。”18很明显这是一件不体面的事——甚至有点让人尴尬。如果现代正统宏观经济学连自己的政策制定者都没有说服，它怎么还好意思在社会科学里摆出女王的架势呢？得有更多灵活的学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方式，可以说明货币政策只扮演有限的角色——当然，这里不会涉及到信用或是流动性风险这些异端邪说。19堪称致命一击的是，这个最新版本的古典理论被冠以“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名号，来暗示经过了最新的调整后，这条理论足够正规，能代表《通论》所包含的所有智慧。即便是央行行长，也无法抵挡这个令人兴奋的混合体所具有的吸引力。他们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而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的、动态的、随机的、一般均衡模型迅速地主导了全球各大央行的决策规划。但在基础层面上，所有这些修改只能算得上是战后清扫残余的行动。由白芝浩和凯恩斯打响的真正战斗，早已经失败了。事实就摆在那里——正如英格兰银行行长在2012年所指出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分析的不是一种货币经济的理论，而且“没有考虑金融的中介作用，所以货币、信用以及银行业都只是无关重要的角色。”就像拉里·萨默斯哀叹的那样，这个事实早已被遗忘了。20

这就是那个不谈货币的古典学派经济学的命运，如同圣经中的拉撒路（Lazarus）一般。[51]而白芝浩最初对货币、银行业以及金融重要性的担心，其命运在一开始则没有这么幸福。这些担心曾借凯恩斯的身份再次出现，但被主流忽视，在死水一潭的经济思想中失去了活力。直到它们也被一种魔法药剂复苏——那时，银行业与金融业的世界在“二战”后开启了一个去监管的时代。股票与债券市场的重要性日渐增长，两个市场的参与者提出了一个需求，希望有一种理论，可以通过它切实地思考投资与贸易活动。这样一来，对货币和金融真正有兴趣的理论家发现，知识上的私人保留地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在这里他们可以锻炼自己，不受宏观经济学正统教派的质询。不幸的是，强制性的闭塞通常会导致教条主义。没过多久，学院派金融学这个新的学科就和战后的宏观经济学一样，脱离了经济现实，脱离了让白芝浩、凯恩斯、明斯基以及金德伯格着迷的现实。从它本身来说，问题绝不是像经济学那样缺少对金融要求权的关注。事情正相反，学院派金融学只关心自己而根本不管其他东西。它自己唯一的关注点就是调查私营资本市场金融证券定价——就和战后的自由化政策发展得越来越快一样，股票与债券变得越来越重要——资产组合平衡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理论——这是金融实践者急切想要采用的理论，因为投资者和他们的代理天生就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21然而，由于只关注证券定价，关注私营市场，金融学生出了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模一样的毛病。忽视在资本市场上交易的金融证券与统治者、银行共同运作的货币体系之间的本质联系，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没有金融的宏观经济理论一样，金融学建立了一套不考虑宏观经济的金融理论。

这里缺失的，关键是没有认识到流动性是信用的一种独特性，而这种属性又非常重要。这种认识来自白芝浩，以及白芝浩之前的乔普林和桑顿（Thornton）。当这种属性存在的时候，信用就变成了货币；当这种属性不存在的时候，信用就只是不活跃的双边信用。这就是白芝浩和凯恩斯曾努力强调的金融同实体经济两者间的关键联系，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所在——因为主权负债可以享受的流动性，是私营发行者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战后的学院派金融学欣欣然地把主权是否应当提供流动性，以及怎样提供流动性这样一个话题推给了宏观经济学家，自己则一头埋进了私有市场交易的金融要求权的信誉度是如何影响它们的价格这个谜题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感觉不需要再添加一个流动性的维度，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不久以后，一位知名学者总结道：“在这种……新的表述中，不可能再把流动性风险定义成单独一类的风险了。”22现代正统宏观经济学最终成为了一种正式的、数学化的理论，涉及的是萨伊、李嘉图以及他们的古典追随者提出的无货币古典学说。现代学院派金融学也一样，它最终成为了一种正式的、数学化的理论，涉及的是乌托邦中的货币：在这个世界里，有无穷多的可替换的要求权，唯独没提到主权货币。

为什么这是个问题：女王疑问的答案

大部分人对学院派经济学家具体干什么事情没有多大兴趣——如果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这些深奥的理论只在象牙塔里与世隔绝地发展，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对此漠不关心。但事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一种半熟的信仰在某一刻还没有确信自己的正确，就打算要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信奉它。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现代的、正统的宏观经济学，以及现代的、学院派金融学的弟子都自豪地走在各自的大旗下，捍卫自己的信仰，传播各自的福音。

金融学在这方面变得更为不堪。在早期，更加世俗的老支持者确实想知道它的实际作用。例如，1969年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就认为其证明了一种令人担忧的不实际，即在学院派金融学描述的世界里，“没给货币政策留下影响总需求的空间”，而且“实体经济会决定金融行业，但却收不到反馈。”23他大胆地建议，这些特点证明，在用来指导现实世界的政策前，一定要谨慎对待金融学。随着资本市场在规模和范围上不断扩张，加之创新加速以及理论发展，新支持者认为托宾的不安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给世界指一条好路，虽然它现在还算不上是好路。1995年，期权理论创立者之一的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评价了自己模型协助创建的新金融工具，他对这种“聚宝盆”的评价显示出了人们当时的狂热程度。布莱克认为：“在创造如此多衍生品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私营市场制造了任何系统性风险。但是，有人在旁边制造系统性风险：那就是政府。”24

这种反权威幻想的习惯，以及他们沉醉于在实践中施行金融去监管政策的自动假设，被2008年毫无先兆的崩溃残酷地撕碎了。或许人们不大清楚的，是决策转向带来的实际后果，决策圈已经投向了另一派正统的、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在这些后果中，最重要的涉及到货币政策的正确目标。唯一被允许带进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货币缺陷，是高通胀或者不稳定的通胀，这被认为有碍于GDP增长。25因此，合理的政策目标是低且稳定的通胀，也就是“货币的稳定”。打这以后，政府应当把自己的职责限制为建立一个合理的通胀目标，并把设定利率这项任务，交给由能干的技术人员负责的独立央行。26正是基于这种态度，1997年英格兰银行的独立性被认可了，并获得授权为通胀设定目标。而在1998年，欧洲中央银行建立了，成为一家独立的、为通胀设定目标的央行。

没有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对财富收入分配来说，还是对刺激经济繁荣来说，稳定低通胀是件好事。但是回顾过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20年的中期这段时间来看，单单追求“货币稳定”很明显是一个极其狭隘的政策目标。经济危机前那种灾难降临的迹象——房价高企，资产市场流动性的价格被极大低估，影子银行体系的兴起，贷款标准放松、银行资本下降以及流动比率下滑——并没有获得理应得到的重视，因为和稳定低通胀不同，这些现象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正如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2012年时坦率承认的那样，央行“关于经济稳定的理论是有缺陷的……该理论认为，只要实现稳定低通胀，就可以确保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没有把信用和资产价格波动看成是不稳定的驱力。”27

事实上，10年来崇拜货币稳定这座神龛带来的危害，要远大于上面所谈及的。一心追求稳定低通胀不仅分散了对其他货币与金融因素的注意，这些因素在2008年将给全球经济带来破坏——这种做法还进一步恶化了这些情况。异端预言家海曼·明斯基在多年前就警告了坏事发生的可能。28依靠实现稳定低通胀，央行对一种类型的风险管理得越好，投资者就越有信心，他们就更愿意承担其他类型的风险，投资不确定的、缺少流动性的债券。按下了葫芦——干掉了不稳定的高通胀，只会浮起瓢——导致资本市场出现灾难性的不稳定。货币的稳定实际是为金融的不稳定埋下了祸根。

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没有意识到正统理论有可能将他们引入歧途——以及它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2001年，人们发现国际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未来英格兰央行的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抱怨道，虽然“多数人以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货币”，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他解释道：“多数经济学家的言语间根本不会涉及到‘货币’这个词。”29他警告说：“我本人相信，经济学家使用的标准模型中缺少了货币，这样做今后会有麻烦……我推测，货币以后会在经济学家的讨论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30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他的看法是有预见性的，只可惜他关于货币重归经济学的推测并不正确。

到底是什么让白芝浩和凯恩斯那个出现一种认真对待货币的经济学的梦想泡了汤呢？最终的答案就是，洛克货币学说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到白芝浩发动进攻的时候，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货币已经进到了镜中世界中。对货币的传统理解，将其看作是一种充当交易媒介的商品，已经不可动摇了——在这种观点的魔法影响下，人们再也无法理解任何相反的证据，也不能理解任何相对的理论。结果就是，1966年的危机和白芝浩对那次危机的反应，并没有让对货币和经济的两种理解走到一起——而是让它们分道扬镳。

从古典学派不谈货币的经济学出发，现代的、正统的宏观经济学进化了出来：这就是被大学教授、被央行使用的货币社会的科学。同时从白芝浩那实践者的经济学出发，进化出了学院派金融学——它是商学院课程中的贸易工具，被银行家和债券交易员所使用。一个是在没有货币、银行以及金融的情况下，理解经济的理论框架。另一个则是理解货币、银行以及金融的理论框架，但是没有经济中其他的东西。2008年，金融行业的一场危机导致了史上最严重的宏观经济崩溃。而在这之后，经济又因为银行业的崩坏而没能恢复。学术隔离带来的后果就是，在这种时候，无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还是现代金融学都不能搞清楚事情的原委。幸运的是，就像拉里·萨默斯指出的那样，还有别的传统可以求助。为什么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见了危机？英国女王的疑问很好解答。他们理解宏观经济的理论不包括货币。同样，许多人热衷于问银行家和监管者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情风险如此之大？回答这个问题也很容易。他们理解金融的理论不包括宏观经济。

经历了一场灾变式的经济惨祸，如果这种分歧还未终结，事情不免有些滑稽。在结束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演讲之时，拉里·萨默斯指出了经济学在过去20年中，如何失去了与金融学的联系——并承认崩溃证明了这种情形会如何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但是，凯恩斯、白芝浩甚至还有他们之前的威廉·朗兹，都会急切地解释道，两种理论产生分歧的历史要比这久远得多。这种分歧的根源就是因为观察事情的角度改变了，这种角度的改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这个根源就是两种货币概念间的差别。

[50] 经济学中的一个假设，即在任何市场中，量总会向上或向下调整，从而达到供应量等于需求量的状态。——译者注

[51] 据《圣经·约翰福音》记载，拉撒路下葬后四天，耶稣来到墓前叫人挪开石头，将其唤出。拉撒路死而复生。——译者注

第十四章

如何把蝗虫变成蜜蜂：全球银行体系改革

我们能避开妖兽出没的岛屿么？[52]

2004年11月，德国执政党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主席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发表了一篇知名的演讲，抨击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文化。他用长篇大论，刻薄地评价了当时的金融家，称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蝗虫，只按季报衡量成败，敲骨吸髓，一旦发现公司没有利用价值就任凭其死去。”1这个比喻一下在欧洲引发了公众的共鸣——而且与之前的一个比喻形成了讽刺的对比。在18世纪初，荷兰人伯纳德·曼德维尔就曾用富有开创精神且精诚合作的蜜蜂打比方，来说服怀疑的人们，让他们相信货币社会的种种优点。2

在明特费林进行抨击的时候，金融业在欧洲公众中的声望似乎已经降到了最低点。9年后，银行与全球银行家的声望仍在下滑。导火索是2007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毕竟，致使数百万人失业，严重割裂社会的宏观经济灾难一开始就发生在银行业；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大众被迫要去拯救这些引发危机的机构。在南欧，人们在“银行家的独裁”3中找到了撒气筒。不过，2012年年终，堪称全球金融精英内刊的《经济学人》，只用一个词就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让银行业的声望遭受了重创。这个词总结了该刊物对当代金融专业人士的评价，那就是“银行流氓”。4

危机以及余波让过去的猜疑重新复燃——明特费林的精彩演讲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点——银行业基本上就是一种寄生的活动，而非创造性的活动。外人想要理解银行业固然是有难度的，但在过去15年里，金融上的创新层出不穷，其复杂程度以指数形式增长。同样也是这些创新和危机牵扯到了一起，而且是纳税者而非银行家要付出代价。在这种时候，以前的怀疑就重新浮现了出来。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出现的担保债务证券（CDO）和信用违约互换（CD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和特设信托机构（SPV）[53]，都是什么意思呢？不只是懵头转向的银行户主和气恼的纳税人才会发出这种疑问，一些金融行业的领路人对此也是摸不着头脑。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在2009年8月时就婉转地表示，过去十年中的金融创新，至少有一些“从社会角度看是没有用处的”。5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元老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则更为直接。他轻蔑地指出，在过去20年里，从更广泛的经济意义上说，真正有价值的金融创新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动取款机。6

这些对危机做出的反应是强有力的，而且传播甚广。这导致今天，也是几十年来头一次，世界上所有最发达的经济体开始严肃地着手改革银行业、改革金融业、改革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整个理论框架。一连串的调查、报告、座谈以及立法出现了——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连续出现的，持续不断且涉及到整个世界。7似乎政客与监管者迫不及待地要听从前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的那句箴言：“永远不要浪费一次严重危机带来的机会。”8

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么？如果说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货币史话能告诉我们，经济理论与政策在危机前后出了什么岔子，那么在面对货币和金融体系能否被修复，从而避免今天这样的经济社会灾难一再出现这个更基本的问题时，它还可以贡献什么答案么？从对货币的传统猜疑出发，我们还能从这些被忽视的怀疑中学到什么东西，解决这种紧迫的政策问题么？还是说，和议会以及与全球金融资本监管者目前所做的改良相比，我们需要更激进的手段？所有这些做法的既定目标就是让银行业和金融业再次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把明特费林的蝗虫变成曼德维尔的蜜蜂。但是，就像1896年的小说《妖兽出没的岛屿》和1986年的电影《变蝇人》（The Fly），人们就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和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这些恐怖文学大师一样，都清楚地知道，基因工程是件危险的事情。搞错了，你就会变成怪兽。

从对等交换到一无所有

2007年9月14日，英国财政部长宣布，他授权英格兰银行向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提供一种“支持流动性的措施”——实际上就是规模大于寻常的透支。北岩银行是一家中等规模的英国银行，主要经营居民房贷。9由于它的一大部分按揭贷款资金，都是靠向投资者销售短期票据和债券的方式获得的，也就是靠短期支付承诺获得的——房贷本来应当是一种非常长期的支付承诺，所以这家银行遇到了麻烦。到了2007年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短期的集资方式便消失了。而且当北岩银行的储户发现风向不对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取出自己的钱。在被称作“批发”的融资市场上发生的挤兑，已经变成了在该银行“零售”融资市场上进行的挤兑。“批发融资市场”本来是指银行出售票据和债券的市场，而这里的“零售”则是指个人和公司在该银行的存款。突然间，北岩银行发现自己陷入了经典的流动性危机之中，后来被称作“北岩银行挤兑”（run on the Rock）的事件开始了。10

在银行业的世界里，这种问题并不鲜见。我们已经知道，银行业最本质的业务就是维持资产负债表上的收支同步。11真正的挑战在于银行持有的资产——它们发放的贷款——通常都是在相对较远的未来偿付的，而它们的负债则有可能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到期——实际上，对许多类型的储蓄来说，是随需随取的。换言之，这本质上就存在着一种不匹配——被称之为银行的“期限缺口”——这是今天的银行业体系无法避免的。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期限缺口并不是问题。这种不匹配的存在正是银行体系的全部目的。银行的储户可以随时自由取款或是用储蓄支付，而他们获得的利息，只能从有风险的、缺少流动性的贷款中获得。不过，这让支付同步成为了一种特别微妙的艺术。如果说出于什么原因，储户和债券持有者失去了信心，不再相信银行能履行到期付款的承诺，他们就会取走存款，并拒绝继续把钱借给银行。如果银行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那么期限缺口就会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好在现代银行有位高权重的朋友。与其他普通公司的负债不同，按照货币大和解的协议规定，银行的负债能获得官方认可的国家货币支持。而且由于货币是经济的关键协调机制，它的可转让性遭受任何损失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这种负担并不只是施加到发行货币的特定银行头上。因此，任何一间负责货币运行的银行，都要保证其不受怀疑。就像通过电网输送的电力一样，任何一间电站故障，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绝大多数现代货币都是由一个银行网络提供并运作的。在这个网络中，任何一处故障都可能干扰整个体系。事实上，银行业体系需要人们更加警惕。电网要是遭受故障，至少先是有物理设施失灵。而在银行业体系中，仅仅是一个环节丧失信任，对整体来说也可以是致命的。

因此，避免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一直以来就被视作主权国家的重要责任：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是白芝浩列出了应对危机的规则。他指出，如果恐慌袭来，银行的储户和债券持有者取走了他们的资金，对主权国家来说，正确的补救措施就是挺身而出。如果持债者和储户要取款，就应当允许银行从英格兰银行借款，保证取款者可以拿到主权货币。央行向银行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私人投资者需要提供的资金就越来越少。同理，私人投资者对私营银行的要求权就越来越少，对英格兰银行的要求权就越来越多；这里说的要求权有种更普遍的叫法，就是现金。白芝浩的解决方案已经在世界成为了标准。甚至是作为现代央行制度后采纳者的美国，也在1913年启用了这套制度。英格兰银行在2007年9月启用的就是这种由来已久的缓解方案——据称自欧沃伦–格尼公司倒闭以来，央行还是首次采用这个办法，时间已经过去了135年。12

不过，数月过后，人们发现北岩银行的问题很明显不再只是流动性的问题。它发放的许多贷款质量都不怎么样。这不再是一个依照约定同步支付的问题。情况表明，不管同步得多好，总额也可能对不上。北岩银行负债的总价值，似乎大于其资产的价值——不管任何其中一方是否到期都是如此。正常来说——如果它做好了自己的工作——银行资产的价值会大于负债。这两者间的差额就是银行的股权资本。如果股权资本为正，银行就可以被认为是有偿付能力的；如果正得越多，银行所能承受的资产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越不容易失去偿付能力。看起来北岩银行过去一直玩得太过火了。它只靠着一点股权资本运营。当房地产市场情况恶化，经济陷入衰退时，那些多由它的资产构成的按揭贷款，其价值就开始下跌了。另一方面，银行负债的价值还是和原来一样——负债总是这样。银行的股权资本就被快速地侵蚀了。相应的，股价也就崩溃了。在2007年8月末，该股从2月的超过12英镑，跌倒了7英镑左右。在英格兰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操作公布两天后，股价跌到了3英镑。接着又掉到了不到1镑。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很明显市场认为北岩银行不只是流动性枯竭，而且失去了偿付能力。

幸运的是，对北岩银行来说——或者至少对它的债券持有者、储户以及其他客户来说幸运的是——第二次外部支援就要到来了。英国政府再次施以援手；但这次需要挽救的不是银行的贷款人，而是股东。要填补银行资产价值和负债之间的缺口——而且还要提供足够的缓冲应对进一步下跌的可能，就得需要新的股权资本。流动性支持操作原本包括的只是主权国家同意向某一方提供确定的支付承诺——对英格兰银行的要求权，回报是另一个确定的承诺，这个承诺应该具有同样的价值——对北岩银行的要求权。然而，现在要求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统治者要用确定支付的承诺换来权益：这是对北岩银行资产价值与负债两者间不确定的差额提出的一种剩余权益要求权。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以前的流动性支持已经和盈利还是亏损的风险无关——只是把流动性风险从私人投资者那里转给了统治者。而新的操作恰恰相反，它涉及的是信用风险的转移。如果北岩银行按揭贷款的亏损不再增加，那么统治者就不会亏钱。但是如果北岩做不到这一点，作为权益所有者的统治者就被套牢了。这不是英格兰银行——这个货币当局的工作。如果统治者有意要把纳税者的钱置于风险之中，那么最好确保要做这件事的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因此，收购北岩银行股权的决定，是英国财政部做出来的——这是财政当局。2008年2月17日，这间银行被国有化了。13

大众起初的反应是疑惑不解，甚至是漠不关心。银行破产了，然后被救助了——施援的是国家部门，还不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政策制定者和金融专业人士却把英国财政部果断的行动看成是一项激进的新政策——证明了未来危机的程度，而且为回应这种危机的政策设定了一个激进的先例。通过国有化北岩银行，英国政府已经表明，它认为仅仅在流动性上提供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向银行业提供信用支持。从9月到来年2月，英格兰银行的放款已经保护了储户、持债者以及这家银行现在的股东，让他们免受损失——这都是基于一种假设，即这家银行的股权还有一些价值。一旦该银行的股权资本被亏损侵蚀，那么股东的运气也就到头了。按照正常的顺序，接下来就轮到债券持有者倒霉了。不过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能够要求建立第二道防线：英国财政部之前不动声色地为银行投资者信用损失提供的保险。因为财政大臣的好意，英国纳税人已经准备好承担进一步亏损的风险。不然的话，这种风险就只能降临到北岩债券持有者的头上。

观察人士问道，英国政府怎么能慷慨解囊到这个份上？流动性支持是一回事——至少从白芝浩那个时代起，这就一直是官方的政策，甚至更早的时候还是非正式的政策。但用给纳税人带来直接成本的办法，向银行提供信用支持，做资本结构调整——这些都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的政策，而且从过去看这些政策明显具有争议性。这全是大萧条时期的东西——在大萧条的时候，美国政府曾出资筹建了一个特殊结构，名为“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调整银行的资本结构。或者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濒临崩溃时政府采取的措施——当时政府出手干预，在私人投资者不愿意给二级银行投资的时候，主动为这些银行提供资本。更何况人们在过去有充足的理由避免使用信用支持。如果说道德危机让作为最后借款人的央行陷入了两难境地，那么可想而知，道德危机给作为最后股东的国库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难题。如果所有银行家——以及所有出资开办这家银行的投资者——知道在事情变糟时，政府会做好准备，弥补他们的损失，借款标准与规模又怎么会有纪律可言呢？

市场开始怀疑出了大问题。不然如何解释流动性支持与信誉支持的红线会被越过，以及如何解释本来不愿意让纳税人救助银行的政策遭到了抛弃。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性，拼命想办法打消人们心中那种无所顾忌的念头，因为政策制定者知道这种想法将会是致命的。英国议会财政专责委员会（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在一份徒劳的声明中宣布：“为了保证市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银行是可以‘倒闭’的。”14

可惜事情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恐怕只有最令人胆寒的警告才能让大众明白过来。所以，在2008年3月，当美国第五大证券交易商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陷入困境时，美国当局明确表示，只会提供流动性支持。当贝尔斯登就要倒闭时，是它的一个私有投资者——综合性银行摩根大通——出手买下了这家银行的股权。政策制定者们精神一振：或许覆水并不难收。然而就在北岩银行挤兑事件发生快一年后，又一家美国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出现了灾难性的挤兑，之前放下心来的美国当局这才绷紧了神经，意识到这盆水终究是收不回来的。2008年9月12日周五，金融市场上流行的一句话是，“他们能放倒一只熊（指贝尔斯登），但不能放倒一对兄弟（雷曼兄弟）。”虽然在贝尔斯登事件时当局已经表明了立场，但银行家和他们的投资者仍然相信，政策制定者会软下心来出手援助。9月15日，当局宣布拒绝提供信用支持，雷曼兄弟提交了破产申请，随之而来的恐慌恰如其分地验证了银行家和投资者之前的信心。

雷曼兄弟倒闭给金融行业以及实体经济造成了连带损失，这种损害的严重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政策制定者那否认一揽子信用保障原则的英勇举动彻底失败。归根结底，如果市场本身都不再运作，保证市场纪律又有什么意义呢？世界末日近在咫尺——至少是银行们的末日，为避免末日到来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至少也是不惜任何算在纳税人头上的代价。15突然间，将北岩银行国有化的做法不再是尴尬的特例了，不再是上流社会因为害怕银行家们肆无忌惮而羞于启齿的东西，而是变成了榜样性的好政策。这样一来，一次规模前所未有的对世界银行业的主权信用支持出现了。从2007年到2012年，有25个国家经历了重大的银行业危机：其中三分之二的国家向自己的银行提供了信用支持。16其中一些介入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把国内生产总值的4.5%用在了调整银行资本结构上——相当于战时全年的国防预算。171816年的时候，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曾警告道：“银行的建立要比敌军更危险。”18如果不是考虑他这番话的本意，杰弗逊的判断可以说是相当的准确。英国则花费了8.8%的国内生产总值——远超过这个国家自己吹嘘的、在国民医疗保健方案上的年度开支。19爱尔兰政府在这一项上的支出更是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超过了所有政府部门一般年度预算的总和。毫无疑问，主权国家就是银行业者的后援。

尘埃落定之时，大衰退开始了，公众这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银行和它们的投资者一直在做单向赌博。银行的业务是——而且一直都是——管理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但如果它们无法把支付同步起来，央行就会用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方法介入进来。如果银行的贷款变差，股权资本太少，纳税人就要负责它们的信用亏损。看看过去就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完全可以预测。无论是在世界什么地方，银行都在发展规模，削减缓冲资本，放出风险更大的贷款，并减少自身资产的流动性。越来越多的银行变得太大而不能倒，造成主权国家暗中提供的信用保证的规模越来越大。只有在危机袭来，政策制定者控制道德危机的最初努力失败时，这种补贴的真正规模才显露出来。2009年11月，也就是雷曼兄弟破产后一年，全球主权国家对银行业的支持总额预计在14万亿美元左右——比全世界的GDP高出25%。20纳税人意识到，他们一直在承受这种规模的下行风险——而所有好处都被股东、债务投资者以及银行雇员拿走了。

这是一个白芝浩也想象不到的世界。央行作为最后借款人这种学说，已经变成了主权国家承担最后亏损的学说。这种靠国库提供广泛信用支持的创新为政治考量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当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时候，原则上说没人遭受损失——而且，一个运转良好的货币体系所带来的收益是被广泛分享的。然而，当政府提供信用支持时，纳税人就会承受切切实实的损失。当然，问题在于谁受益了？一个答案是银行家自己——这个答案在危机过去不久后获得了主要的关注。当政府救助了银行，许多银行雇员得以继续保住自己的工作，赚取奖金，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这从政治上说的确引发了争议，但在现实中银行业者自己只享受了纳税人解囊援助中的一部分。银行的持债者和储蓄者——那些欣然同意为银行业者贷款业务提供资金的人——也是统治者空前大方行为的受益人。当对信用支持的要求被拒绝时，就像雷曼兄弟的情况那样，持债人就不得不扛下发放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如果对信用支持的要求没有遭到拒绝，统治者就会把他们从这种不愉快的负担中解救出来。

在以前，由纳税人救助银行持债者可能并不会引发政治性的争议，因为这两个群体没有什么区别。通过对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投资，两者可以说是一样的。但在现代高度发达的世界，有两股强大的力量会危害到资助银行体系的人和坚持危机时拯救银行的人这两者间的对应关系。第一股力量是财富与收入之间日渐增加的不平等，这给拥有银行债券的少数富人和没有银行债券的大多数普通人之间划上了一道鸿沟。于是，用公众的钱保护银行持债者，变成了贫富两个阶层的斗争。第二股力量是一直在开展的金融国际化。在爱尔兰或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债券市场的全球化意味着本地纳税人要为银行的资本重组埋单，而受益的却是国外的债券持有者。为了拯救自己的养老金而开除公务员省出救助款项是一回事，要是为了国外领养老金的人而开除公务员就是另一回事了。2011年1月31日，此前花了爱尔兰纳税人253亿欧元重组的盎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Irish Bank）向投资者按时足额偿付了7.5亿欧元的债券。这种做法就鲜明地体现出了，向银行提供主权信用支持这种新制度的风险分担机制。在那一年，爱尔兰福利开支预算削减总额就比这一数额高出一点。21

因此，全球大众对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沮丧心理，并不是出于对金融世界如何运作，以及应当如何运作的误解。人们感到问题事出有因。2007年到2008年的危机，以及主权国家对危机的响应，让人看到了一个难以接受的真相：货币大和解让一些事情出了大问题。统治者和英格兰银行在1694年达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易，是非常精确的利益交换。私营银行业者为他们的纸币拿到了流动性。是王室的诏书，而非银行业者自己，跑遍了整个大陆，这样货币才获得了保证，流通了起来。反过来，银行业者在伦敦提供了金融智慧和可信任的声望，增加了王室的信誉度。用现在的话来说，王室为英格兰银行提供了流动性支持，而英格兰银行向统治者提供了信用支持。然而，政策制定者如今对危机的回应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然，银行保留了发行主权货币的特权——而且央行做好了在必要时候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准备。但是，主权国家没有获得回报，他们的信用没有得到支持，而最后落得个支持银行信用的结果。银行——它们的雇员、持债者以及储户——既得到了流动性支持，又得到了信用支持。主权国家——也就是纳税人——却落得个两手空空。这场危机证明，原本具有历史意义的对等交换已经变成了一无所有。

这一点就够糟的了，但更糟的还在后面。货币大和解一度将主权国家与银行两者间的和平维持了300年，然而这场危机却残酷地宣布了它的死亡。与此同时，这场危机还以同样惊人的方式显示出，货币政策中还有一条古老的原则依然活跃——而且活跃的程度前所未有。

信贷市场上的叛乱

经济去监管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加快了脚步，并在21世纪前10年初，也就是危机发生前几年达到了顶峰。经济上的这种趋势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变革，从汽车制造业到电力供应行业，从超市到电影制作公司。这其中的口号就是去中心化：从前在一间大公司中进行的数百项活动，可以划分给更小型、更专业的公司完成。市场可以通过供应链与相当复杂、环节颇多的网络来协调这些小公司的活动。22当然，有人抱怨称，事情过了头——把客服搬到班加罗尔（Bangalore）或马尼拉（Manila），靠这种做法节省成本，只是把责任转嫁到了电话另一边怒不可遏的消费者身上。但是，总的来说，没什么人能否认，各行各业都因为这种做法节省了巨大的成本，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金融对这些行业组织的巨大变化并不陌生。到20世纪60年代末，向公司和个人放贷几乎依然只是银行才能从事的业务，这项业务最简单也最为银行所熟悉。借款人拜访银行；负责贷款的员工检查申请，整理批准；银行经理在评估单上签字；贷款进入银行的贷款账目，成为银行资产的一部分，借款人获得存款，这则是银行负债的一部分。整个交易只涉及到对手双方——借款人和银行——而且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会显示出对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不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另一种融资方式：直接向投资者出售金融证券——即承诺支付代表公司股权的股票，或是带固定利息的债券。简称股票市场的股权资本市场向来就是民主事务。即便是非常小的公司也可以发行股票；这些股票在公开交易所交易；而且拥有一大堆零散买卖的投资者。另一方面，债务资本市场面向的对象范围更窄。通过发行债券借款是“高级金融”，只有大公司和主权国家本身才能进行——后者更为重要。同样，这些证券的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共同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它们汇集了许多个人的存款，才达到了进入债券市场的标准。另外，和股市上那种新手叫卖的方式不同，债券的买卖都是经纪商通过个人网络完成的。打个比方，只有在世家你才能看到古董家具。

不管怎样，对大多数借款人来说，银行还是债务资本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从那时开始，和其他很多行业一样，信息技术与供应链管理的革命解放了金融业的专业化逻辑与劳动分工。人们意识到，债务资本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可以打造一个专门从事银行个人活动的中介；而且这样做可以在效率上带来巨大收益。借款人可以继续前往银行，负责贷款的员工可以检查他们的申请，将其理顺为符合银行的收益评估。不过，真正批准贷款和监测借款人的业务也可以由投资人自己完成——或许完成得更好。银行只需安排信贷的分配，而不用具体实施。贷款本身永远不需要出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它变成了一种金融证券——债券——是借款人欠下的，直接归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所有。在内部完成所有事情的传统银行业模式开始让位于一种新的“发起–分销”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工作是识别借款人和最终投资者，而把贷款的筛选、货物抵押以及监测工作留给其他人。为公司和个人筹资的业务开始从银行的领域迁移到了市场领域。这个市场会按照发行人的信用风险区分金融债券，简称为信贷市场。

这种迁移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和欧洲比起来，基于证券的金融在美国具有更强的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公司大概一半的债务资本仍然靠银行提供。23然而从80年代中期，靠信贷市场安排的融资份额开始提高。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极大地推动了这种迁移。由于很大一部分商业银行都在调养生息，信贷市场抓住了机会。到1993年年底，在美国企业债务融资中，信贷市场占据了超过60%的份额。10年后，它们的份额达到了70%。改变的不仅是信贷市场的规模，还有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当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从他那知名的比弗利山庄办公室建立了一个由小型或高风险公司发行债券组成的市场时，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当时被嘲讽成“垃圾债券”发行的行当，会在20年后成长为年营业收入1 500亿美元的产业，而且还取代了美国各地银行业融资中的一大部分业务。24更大的革命发生在对个人债务融资的补充上。将大量个人房贷、车贷以及信用贷款集合起来并证券化的技术发展了起来，几乎把这些类型的债务业务全部从银行那里拿出来，交予信贷市场完成。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一项功能上，发生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变化。过去那个主流融资由银行负责，债务资本市场只处在次要地位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1968年，悉尼·霍默（Sidney Homer）在自己知名的债务市场内幕指南作品《购债者指南》（The Bond-Buyer’s Primer）中列出了三页内容，上面是现有主要美国公司债发行者的名单。25这类公司实在是太少，以至于它们自己的简称都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简洁性的特点：“橡胶”就直接代表美国橡胶公司的债券；“钢铁”代表美国钢铁公司的债券；以此类推。26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简直无法想象还能有这样随意概括性的简称出现。债券发行商的数量已经增加到数千家，发行的债券更是多达数万种——而且当法律要求不那么严格时，这其中大部分公司都不再是什么家喻户晓的人士创办的，而是普通美国民众成立的。

这还只是个开始。在21世纪头10年，证券化业务蓬勃发展。这项业务把许多小型的债务证券打包在一起，组成新的、更大的债务证券。房贷、车贷、公司贷款、信用卡债务——不管什么信贷都能被打包，可分期，被评级机构评估，然后继续卖给新的投资者。过去，通过信贷市场借钱一直是种简单的交易：一家公司在一间银行的支持下发行了一种债券，债券再被个人或机构买下。现在这个过程复杂多了。一家公司还是可以发行债券，但购买它的不是最终投资者，而是被带有同样目的的另一家公司购入并“仓储”（warehoused）起来。这家公司接着可以向特殊目的实体（SPV，另一种类型的公司）发行由资产支持的商业本票（另一种类型的债务证券），SPV的负债反过来则由第四家公司“仓储”起来，第四家公司的债务证券可以被另一家SPV买入，这家SPV再用它来支持债务抵押证券（CDO，还是一种债务证券）。CDO则可以被对冲基金购买，最后被当作证券来使用，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那里获得贷款。只有在这个时候，最终的投资者才会重新出现，正好接盘买下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股票，这样绕了一圈，最后为最初的发行公司提供了现金——当然，这里要扣除各种环节上的费用。27

大幅增加的复杂性，让那些读着悉尼·霍默《购债者指南》成长起来的人们不知所措。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些人立刻被贬斥为古怪的守旧派。在现代正统金融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强大魔法下，主流的看法是这些创新代表的是实现所有美梦的康庄大道，从降低房主的房贷利率，到宏观经济获得更大的稳定性都要依靠这些做法。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了一个让人印象颇深的论断。报告指出：“人们逐渐意识到，把银行的信用风险扩散到更广大的投资者群体中，而不是只把这种风险仓储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有助于让银行业和整个金融体系获得更大的恢复能力。”28新的协定还“有助于缓和并吸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而且在诸多益处中还有一项，那就是“破产的银行会越来越少，而信贷发放会越来越稳定。”对这种充满自信的预测来说，它的真正缺陷并不在于，人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想象中信贷市场上这种新协定正在发挥什么作用。事实是，人们想象中这种新协定在发挥什么作用，根本不是整个事情的关键。30

这种传统的看法假定，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前10年的创新，正在把信用创造中银行扮演的角色转给信贷市场，但没有转移银行在创造货币中扮演的角色。这个假设很容易得出。毕竟全球共同基金行业已经存在了数十年，收集了储蓄并选出了信誉度高的借款人。新的协定只是增加了这个行业的规模，扩大了它的范围。这个假设认为，维持长期资产和短期负债间支付的同步这项业务——即管理流动性风险，也就是管理让银行负债成为货币的那种东西——仍然只有银行业才能从事。毕竟只有银行才有统治者颁发的执照，而且也只有统治者能让信用成为货币。不是么？

对熟悉货币游击队历史的人来说，这种说法真是幼稚得要命。社区通货这种小打小闹就证明，私营货币的存在可以完全不依赖统治者。爱尔兰银行纷争的故事，以及16世纪商人银行家就曾成功制造私营货币的事实表明，规模不一定就是障碍。历史证明，发行货币的权力是种强大的诱惑。如果统治者允许，无论是委任允许还是疏忽下的默许，私营发行者都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这场危机出现前10年间发生的事情，一样也没有逾越这条通行的法则。对货币游击队的学生来说，真正的问题一直都是信贷市场的新协定如何能将市场打垮。发行货币的关键在于同时实现稳定性和自由这两个承诺的能力。统治者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拥有权威。社区通货俱乐部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都相同。在货币大和解下，银行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把信誉度和统治者的认可结合到了一起。但是，在现代信贷市场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如何才能在受监管的银行业体系外做到这一点呢？在受监管的银行业之外，创造和管理私营双边信用的这种能力，如何能转化成尼古拉·奥里斯姆时代私营银行家的圣杯呢？也就是创建私营可转让的信用——即私营的货币，但不受统治者、各种央行以及监管者那些恼人的政策限制。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案出奇的简单，那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弄得出奇的复杂。只要在借款人和最终投资者之间建立一种关联，在这条关联上中有若干司法辖区中的7家法律实体，发行7种证券，而不是1个司法辖区的1家法律实体发行1种债券，就可以实现这种戏法。在这条长长的中介链条上，同步支付这一关键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糊弄过去。传统的信贷市场交易，是通过一种债券作为媒介，联系最终投资者和借款人。就流动性来说，这种交易一直就是很直白的。买下3年期的债券，买家的钱就被套牢3年；买下10年期的债券，那就是套住10年。当然，如果想提前把钱要回来，买家可以尝试在到期前将债券卖出去——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买家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在债券发行的公告中，不会对这种流动性来源做任何保证。在最终投资者买入的流动性和借款人承诺的流动性两者间，有一条明确而简单的联系。就像汽车中的手动档变速箱一样，你的选择和你得到的东西，是简单地、机械地关联在一起的。

新型信贷市场交易则不同。最终投资者可以买进一只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股票，这只基金则承诺按需求兑换现金——信贷市场就等同于银行的活期存款。同时，借款人可以承诺提供一种10年期的债券。两者间这种尴尬的流动性错配就会在由对手方组成的长链条上的某个地方造成系统性的混乱。就像自动档的汽车一样，虽说驾驶员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换档，这种能力令人赞叹，但是没什么人有足够的知识，知道变速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查询操作手册是完全没有帮助的。这种新协定背后的理论自身是不会在乎货币这种琐碎小事的。反正到头来一切看似正常，又有谁去关心内部机理呢？

一直到了货币大和解的终结，人们才发现事情的真相，但已经为时过晚。和其他行业相比，数十年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已经让金融行业发生了大量变革——而且这些变化并没有看上去的那般单纯。传统银行被一个解聚式的专业公司网络所取代，这些公司通过复杂的供应链联系在一起。和汽车或手机行业不同，金融行业内发生的这种取代不只是在于具有更大的效用、更多的选择以及更优的价值。它一直都与货币游击队的复生有关：在政府控制之外，发现一种神奇的新办法，来打造私营货币。结果就是，到了2008年，一个与货币平行的宇宙出现了：这是一个广大的、无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它在信贷市场上以国际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与受监管的民族国家银行体系分庭抗礼。仅拿美国来说，在崩溃前夕，影子银行体系的资产就在25万亿美元左右，规模是传统银行体系的两倍还多。31在欧洲，那里的证券市场就像是自动变速箱，不过一直没有美国那样流行，所以新的“影子纵队”规模也稍小，只有9.5万亿欧元。32

等到危机就要降临之时，人们才开始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才了解全球央行与主权国家将面临何种规模的挑战。毁掉的不仅仅是货币大和解，传统的、受监管的银行业迅速吞掉了数十亿美元的信用支持，影子银行也吃掉了一笔巨大的、数额不明的资金。这个巨大寄生体的消亡会杀掉它的宿主：传统银行自己倒闭，人们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流动性支持和信用支持被迫延伸到影子银行。33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美国财政部向一家保险公司提供了信用支持，而且由于吸收了银行和影子银行自己无法管理的流动性风险，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膨胀到了无法想象的规模。在2008年9月10日到10月22日的6周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了一倍，英格兰银行则超过原有水平的三倍。34欧洲央行开始并不情愿做一个拯救者——不过它也及时地发现自己必须得支持那些流动性改变的不切实承诺，无论这种承诺是来自传统银行还是影子银行。分析师们对这种程度的货币供应扩张感到惊惧，警告称恶性通货膨胀、美元崩溃以及货币战争爆发近在咫尺。但这些耸人听闻的幻想都源自一个错误的假设。现在人们无非是看到了事情一直以来的真正面貌。整个事情打一开始就是货币的问题——只不过它一直藏在影子里。

叛乱已然爆发，大众的注意力转到了主权国家如何回应上。这个25万亿美元的问题看似是监管机构有没有弹药重新控制整个体系。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它的答案。

[52] 《妖兽出没的岛屿》（The Island of Dr Moreau）是一本科幻小说，也被译为《莫洛博士岛》。在小说，莫洛博士以荒岛为实验室，将野兽改造得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服从命令，但兽人们最终失控。——译者注

[53] 或称作特殊目的实体。——译者注

第十五章

最大胆的办法就是最安全的

货币平乱

货币大和解已然变成了银行的单向赌博，而货币游击队则在以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忙碌着。在过去40年里，货币社会把自己的政治边界突破到了此前从未到达过的地方。因此，毋庸置疑，平乱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人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全球监管机构会把做出快速应对方案的总部设在瑞士西北一个城镇。这个为了协调金融监管措施的主要国际论坛就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依托于被称为“央行行长的银行”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当危机袭来之时，巴塞尔自然就成了制定新监管回应方案的第一站。毕竟正是在巴塞尔，人们设计出了最重要的传统监管武器，来平息道德危机：一些规定要求银行在产品组合中保证特定量的现金，或是高流动性的证券，从而减少它们向央行借款的概率；其他规定则要求银行维持足够多的股权资本作为缓冲，避免在第一时间破产。1在整个20世纪中，美国与英国银行维持的保护性资本缓冲的规模才被允许下调五分之一。2但在最近50年里，银行产品组合中现金与高流动性债券的比例就被允许下调同样的幅度。3巴塞尔方面的结论是，这些经过检验的武器，本身没有任何差池，但解决问题需要更多的弹药。2010年12月，新的指导性要求获得了各方认可。新规规定，银行必须在产品组合中保有更多资本和流动性资产。4

瑞士小城巴塞尔风景如画：完全不像是世界货币平乱行动的总部

要求保有更多的股权资本和流动性资产，就相当于对风险行为课税。增加银行赌博的成本，还对它们的赌桌做出了限制。这种基本的观点推行起来，就能恢复健康的均势。按照这种观点看，监管上的挑战是结构性的，就和所有为个人带来收益但却让社会支付成本的行业一样。以一座化学品工厂为例，它可能会为股东赚取利润，为员工带来薪水，但有毒废物也会污染当地环境。如果这座工厂原本就未考虑污染的成本，大众对其听之任之，那它生产的产品就会超出合理的经济价值。解决办法是对其征收税款，保证污染者支付完整的经济成本。5

然而，监管机构中有很多人都怀疑，危机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是无法用传统手段解决的。他们警告称，银行业造成的污染并不像是化工厂的污染，这里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问题的规模：按照现有的设置，运行货币体系的潜在社会成本太高，无法通过税收体系来控制。通过对银行征税回收流动性支持与信用支持的直接财务成本这种做法看似可行——虽然这会抹去它们的大部分利润。6但是，2007年之后，全面核算金融不稳定的代价到头来还得包括GDP损失的成本、大规模失业的成本以及产能损失的成本。这样算就要高达数十万亿美元：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数量级的金额实在太大，无法提供保障。7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坚持打一场传统战争，那就得要一个威力足够炸掉地球的原子弹。

批评人士称，课税不起作用的第二个理由是，银行业体系的网络性本质意味着即便是单独银行的行为，也会在系统整体层面带来意外风险。对化工厂多收税，从理论上说可以压制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活动。但银行业的体系是国际性的——而且不存在多国协同的政治机构，做不到合法收税。8如果我们坚持打一场传统战争，想要获胜就得有一只资源充足、神通广大的联合国军队。

不过，更重要的是，从巴塞尔传统战争策略过去实施的记录中就可以发现这种策略会遇到阻力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前10年的创新证明，金融行业十分擅长设计方案，规避这类基于税收的监管。更糟的是，危机之后的事情表明，这些传统武器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在崩溃后要求银行提高资本比率会让信贷更为紧缩，把银行发放贷款限制在公司行将就木之时，就需要对信贷额度做出要求。英国最有名望的一位规制经济学家约翰·凯（John Kay）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相信更复杂的巴塞尔协议在今后会更为有效，这就相当于相信希望能战胜经验。”9坚持用传统的做法就有可能发生一次监管领域的“凡尔登之战”[54]，向战斗中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但获得的收益却越来越少。

于是，监管者着手重新从根本上评估策略；评估承认，问题根源并不在于银行家自己，而是关乎他们运作机制的结构。美联储在银行监管问题上的权威人士丹尼尔·塔鲁洛（Daniel Tarullo）在2012年6月警告道：“从许多重要方面上看，金融稳定性是金融体系的内在需求，至少对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金融体系来说是这样。”10道德危机是这个体系与生俱来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尝试用调整资本比率或流动性要求的办法来限制它，会是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只要银行业的本质是靠借入短期资金来贷出长期资金，而且承受风险又不做任何承诺，那么在监管者以为修补好了体系的时候，道德危机这块大石便总会滚到山脚。需要做的是把改革的矛头对准银行业体系的根本架构，而不是这种架构下银行家的行为。和金融不稳定性作战需要的不是传统的战术，而是一套平乱的策略。

20世纪20年代的无度透支最终以1929年的崩溃收尾，而且紧随其后的便是大萧条。当时美国也出现过一次类似的、对银行体系制度结构的深刻反思。和现在一样，从事与准备金无关的活动，肆意享受政府提供给公众的支持。这被认为是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于是在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业法案》（Glass-Steagall Banking Act）出台，建立了一套严格制度，把获得许可从事证券交易的公司，与获得许可从事面向公司与个人开展接收储蓄、贷款以及支付服务的公司分离开来。前者也被称为投资银行，后者则是商业银行。而1927年的《麦克法登法案》（McFadden Act）则对银行的规模做出了有效的限制，办法是禁止国有银行在本州外开设分支机构。这两处限制正好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11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对银行活动与规模的结构性限制放松了，才导致了2007年到2008年间危机暴露出来的不可控的大问题。世纪中叶严格的结构化监管一结束，“太大不能倒”的年代就到来了。12

经历了这场危机，大量立法活动出现了，意在改变银行业自身的结构。正是危机这种历史性的体验为立法奠定了基调。在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下令组建了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Economic Recovery Advisory Board），由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负责，职责就是为金融行业的全面改革提供建议。2010年6月，在大西洋彼岸，新组阁的英国联合政府设立了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牵头的是牛津大学知名经济学家约翰·维克斯爵士（Sir John Vickers）。两个机构都建议对银行业活动做新的隔离。沃尔克选择将面向客户的交易和自营交易区分开，而维克斯则要把银行业在零售和批发市场上的活动做出区别；沃尔克建议利用合法分割公司的方式进行隔离，而维克斯则认为在现有的大财团内部做“围栏”就够了。两者的建议有细微的差别，但中心思想是一致的。就让华尔街和伦敦市的交易员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可能多地去赌博，按照法律要求，主权国家的支持往后只提供给那些受到严格监管的机构。

这样一来，在平乱策略的选择上，国际上似乎罕见地达成了一致。但是还有个问题。用伟大的中国军事思想家孙子的名言来说就是，“没有战略的战术，只会徒增溃败前的聒噪”。[55]这些结构性改革措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呢？乍看上去答案似乎很简单——金融稳定。危机以来建立的新制度就是要负责维持金融稳定。13刚刚被历练过的央行承认，除了稳定低通胀（或许还有低失业率）这种过度简单化的目标外，他们必须瞄准金融稳定，这是他们之前一心追求的目标。最重要的是，金融稳定是所有新法规定的目标。14然而，在这一片聒噪声中，有一种沉默称得上是振聋发聩，那就是由此产生的一个直白的问题：到底什么是金融稳定？

当代经济政策制定过程参考的主流理论框架，不足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正如英格兰银行行长指出的那样，现代的、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缺少对金融中介的记录，所以货币、信用以及银行业扮演得都是无关紧要的角色。”15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的发起人之一也哀叹道，现代宏观经济学“把所有与追求金融稳定有关的东西都排除在外”。16此外，现代金融学理论也不能提供任何新的、专业的有关金融稳定的理论，来满足改革者的渴求，因为它对货币的宏观经济角色也是视而不见。美联储理事丹尼尔·塔鲁洛在2012年10月悲观地总结道：“过去几年中所有关注金融稳定性的研究，相对来看都还处在雏形阶段。”17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两套理论失败的根源，就在于对货币的传统理解上。被困在货币的镜中世界里，政策制定者们只能盲目出击。那么，其他的货币怀疑论会有帮助么？

最大胆的办法就是最安全的

全球金融危机为监管改革辩论推波助澜，结果使得人们对数十年未现身的非正统观点开始持开放态度。幸运的是，如果我们看得更久远一些，超越过去50年中的经济学与金融学，这样的观点并不稀缺。一些当代的思想家已经在开始传播更为大胆的提议了。罗伯特·斯齐托斯基和爱德华·斯齐托斯基就在推广一场感情加理智的活动——称要让人们回答“多少才够”这个问题。这就相当于进行道德重建工作，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把自己从货币社会的不满足本质中解放出来。18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则暗示苏联的策略。他建议用“驻军”的方式来平乱——也就是发起改革，确保还有一些东西是货币无法买到的。19对其他人来说，就是采用一种斯巴达式的解决方案。按照美国国会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的说法，解决我们目前货币体系的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终结美联储》。20

不过，非传统的传统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算不上什么特定的方案，而是另外一种对货币的理解——不把货币看作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社会技术。我们必须得承认，世界是个不确定的地方。“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这是所罗门王在《圣经》中给出的警告。这种警告听起来或许是失败主义式的——但没有人能否认他的根本观点，即“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21就和其他方面一样，经济活动领域也是一样，世界上总有一定量无法摆脱的风险。按照非传统的观点看，货币是一套决定这种风险要如何分配的制度。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真正的经济风险——即收成好坏无法确定，精心准备的产品发布下个月不一定能顺利——是“外生性”的：它从根本上超出了我们能控制的范围。对比来看，金融风险是“内生性的”：通过设计货币体系，我们可以决定上述那些无法预测的经济收益或亏损该如何在社会上分配。在什么情况下该由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货币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货币并不是唯一一个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社会组织制度。对西方再分配机制来说，决定谁该得到什么的是社会权利，而不是经济价值。这很明显就是另一种制度。但是，纵观历史，用货币在社会中组织经济风险的分配——靠同时承诺提供稳定性与自由，这种方法获得了广泛的成功。这是个勇敢的承诺。

对直接由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来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承诺可以奏效。因为按照定义，主权拥有政治上的权威。一个主权国家拥有权威，这也是其他合法性的一种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公民对政府不再抱有信心时，私营货币就更容易流通起来，就像阿根廷会出现私营和地方货币一样。因此，在货币社会，主权如何能最好地保证其合法性，就成了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会愈发迫切，因为货币承诺提供稳定性，就意味着债务危机必然会发生——从古代起，怀疑论的传统就已经意识到，货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前提就是，给可变的货币标准设定一个安全阀。只要公民赋予主权国家自主裁量的权力，可以在货币本位不公平时对其进行调整，从而重新调校金融的风险分配，主权货币就是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货币观将其视作是一种事物，是非常危险的看法。用实物的概念去看待货币，我们就必然会用一种不变的，甚至是取自自然的常量作为标准，去衡量和操纵货币，但要是以社会的价值概念去看，事情则正好反过来。如果货币能带来一个公正的社会，那么从本质上说它就不是绝对固定的经济价值标准，而是像梭伦证明的那样，它要毫不退缩地响应民主政治的各种要求。

上面说的是主权货币。而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流通中的货币，都不再由主权国家发行。它是由银行发行的。那么银行该如何兑现货币对稳定性和自由的承诺呢？至少理论上的答案是，银行实现了“流动性转换”：它们把自己流动的、短期的储蓄负债“转换”成了缺少流动性的、长期的贷款。但“流动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种委婉的说法。22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转换。银行的负债仍然是短期的、具有固定的票面价值；银行的资产仍然是长期的，具有不固定的票面价值，而且这两者根本没有什么交集。银行实际上是给人一种它实现了转换的表象，办法就是巧妙地把资产负债表上的收支同步起来。但是，不管这种做法有多么巧妙，人们总有可能会对银行这样做的能力失去信心。这就是让所有私营货币发行者头疼的问题——即便对16世纪那些杰出的国际银行业者们来说也是如此。国际性影子银行和被它吓坏了的监管者们在21世纪头十年初重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好光景的时候，私营货币可以只依赖自身的资源运作，但在时运不济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让银行货币可持续运作的唯一方法就是，拉上主权国家和它的权威——也就是说，展开一次货币大和解。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似乎是种合理的解决方案。但这次危机暴露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这种基于银行货币的风险分配制度已经失去了公正性，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这就是我们这本书所表述的对货币的另一种认识，也是对在这种认识下，对银行业体系出了什么问题进行的解读。全球银行业目前的结构带来了风险的不公正分配。这里，损失被社会化了——纳税人陷入了救助的圈套，而收益却被私有化了——所有利润都进了银行和银行的投资者的口袋。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纠正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极端的选择中，看出解决方案的框架。一个是将所有的风险私有化——重组银行业体系，让投资人承担所有可能发生的成本，以及所有的利润。另一个选择正好相反：重新设计整套体系，让金融体系把所有风险社会化。纳税人要承担所有负面的风险——但他们也获得了正面的收益。

第一个选择是那个苏格兰人约翰·劳策略的现代版——对货币的结构性修复来说，劳的观点是革命性的。劳方案的核心原则是，把风险从统治者（主权）那里转移到属民身上，办法是以他财团股票的形式，创建出主权的股权。劳一直希望的是，对法国经济收入提出的不确定的要求权，将会取代“billet”这种纸币和其他主权债务证券所代表的固定的要求权。食租者国家这种僵固不化的经济文化会被永远废除，那么也就不会再发生债务危机了——因为不再有凭借不确定的税收收入创造失衡状态这种固定的义务了。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令人惊讶的是，就目前监管者对危机的回应来看，这种基本的原则根本算不上陌生。沃尔克和维克斯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实际是在当前的银行业体系结构下，对劳那种重新调整风险分配基本概念的含蓄承认。此外，现在还有更激进的改革提议处在讨论阶段。美国杰出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劳伦斯·克特里考夫（Laurence Kotlikoff）就提出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案——“有限目的银行业”。23按照克特里考夫这个激进的提议，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银行将不再存在。所有经济风险都要畅通无阻地通过一系列可以无限扩张的共同基金，从借款人那里传递到储蓄者手中。金融中介机构执行“流动性转化”这种虚假的声明，以及属于目前体系故障根源的内生性错配，都可以被一劳永逸地驱除。也就是说，公路上只能开手动档汽车。

克特里考夫的设想非常大胆——但即便如此，它也没有实现那个苏格兰人的战略，没有得出约翰·劳试图得到的革命性结论。按照有限目标的银行方案，虽然私营银行往后禁止发行固定票面价值的短期负债，同时还要持有具有不固定票面价值的长期资产，但主权国家本身并没有受到这种限制。就和我们今天知道的一样，主权货币还是处在整个体系的核心位置：是一种安全且具有流动性的承诺，保证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支付。劳的想法是让货币使用者摆脱这种规避风险的最后手段。在他的新金融世界，处在核心的并不是主权债务，而是主权权益。同样，这种提法对现代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它在今天也有众多有影响力的支持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一个现代的规划师，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学术经济学家之一——多年来一直敦促主权国家通过发行与GDP挂钩的付息债券的方式，与投资者共担在不确定的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公共金融内生性风险。24席勒的提议是在要求逐渐向这种创新金融工具转移。劳当时正处在法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与财政危机之中，他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充裕的时间。

创建一个将所有风险私有化的货币体系，劳的这种策略是极端选择中的一个。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提议是，改革货币体系，将所有风险社会化。在这个极端的方案中，取代银行的不是共同基金，而是主权国家。货币那充满诱惑的承诺不会被废除。相反，发行者完全有能力兑现这个承诺，主权国家将成为唯一被允许这样做的发行者。资本市场和银行业还将继续并存；而货币仍然是后者的专利。但是，按照这种极端的方案，货币要完全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运作。这种改革听起来同样不可思议，但并不像它刚出现时那样遥不可及。事实上，通过政府对银行的国有化，以及央行对货币市场史无前例的干预，这场危机已经将我们推向了这个极端。既然美联储可以接管超过1万亿美元的房贷，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连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应收款也可以吸收，为什么不完成这项工作呢？25

由于平乱策略被设计成击垮货币游击队，保障新的货币大和解，上述这些极端的策略都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们将一劳永逸地终结目前银行体系架构中固有的一切有问题的风险分配。不幸的是，它们做到这一点的代价却是破坏货币社会本身。那个苏格兰人的解决方案可以代表现代金融学愿望的典范：废除银行与货币，转投资本市场证券，这样做的价值可以与现实世界的潜在风险完美地对应起来。26主权国家通过调整货币标准重新分配这类风险的能力将会消失，因为不会再有价值固定的主权负债。货币不再是政府的工具。不再有无政府式的统治，而完全是没有政府——直到有另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取代它的位置。这种做法并不是加强合法的政府，而是靠允许人人加入的方式击退货币的暴乱。

同时，另一个极端是返回到只有主权货币的状态——创建一个所有货币都由国家发行的社会，因为所有银行业务也是由国家运营的。这种做法的前景同样也是噩梦般的。货币不再是政府的工具，它已经变成了政府。金融上去中心化决策的所有益处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下，纳税人被迫为银行家提供保险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不公平：他们必须一直为所有人提供保险。和鼓励退回到无政府状态一样，这也是一种绝望的建议：靠成为极权国家击败货币的暴乱。

如果我们要把蝗虫变成蜜蜂，确实需要对银行业体系来一次激进的改革。非传统的货币观给出了三个有用的原则，可以从这里着手出发：其中两个原则关乎改革的目标，第三个则与如何改革有关。第一，想要解决处在现代银行体系核心的道德危机问题，答案既不是重新设计整套体系，私有化全部金融风险，也不是社会化全部风险。需要做的是把纳税人、银行家以及银行投资者的风险收益与风险成本进行匹配——不需要精确，近似即可。目前的监管对策是走在正轨上的。美国、英国以及欧盟都主张，需要将更多的风险私有化，而纳税人承担和社会化的风险要减少。但是他们提出的改革建议还不够彻底。

第二，由于货币是组织社会的工具，而且由于主权国家带有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权威，社会该如何组织安排由它决定，因此所有重新设计的方案一定要给货币政策留下最大的空间。货币那个既提供稳定性又提供自由的美妙承诺，在银行的操控下已经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工作：“流动性转化”这个可疑的主张已经变成了单向赌博的伪装，而且应当被禁止。不过这个承诺也是货币的本质，人们已知的民主政府的最强大、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只要民主政治为灵活的货币本位规定了一个压力值。

第三，最后一项原则关乎如何让货币体系和银行业体系按照前两种原则进行改革。指导原则一定得是“少即为多”。传统的作战方式是种极大的倒退：尝试督导金融领域是徒劳无用的。目前的监管提议认为结构性改革才是关键，这是正确的。窍门在于尽可能少地制定规则，但严格执行它们，同时放开其他方面，调动个人的主动性与创新能力。对货币这个释放了人类创业能量的最伟大技术来说，采取这种针对监管的规则比以往更加必要。

关于银行业改革，有没有现实的方案可以完成这个令人生畏的工作呢？幸运的是，的确有这样一种方案，而且它并不是什么新东西。80年前，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出版了一本标题新颖的作品，《百分之百的货币》（100% Money），提出了一个知名的方案。27这个方案相当简单。和那个苏格兰人的策略类似，费雪的方案试图从根本上调整银行体系的风险平衡。与今天的监管对策一样，费雪主张通过将主权支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来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的方案更简单也更激进。费雪的方案是要求，可以被随时取走或随时进行支付的任何存款，都要得到主权货币的支持——而且提供这种储蓄的银行不能从事其他业务。费雪写道：“银行的支票储蓄部门只能成为一间储藏室，存好属于储户的钱，而且应当作为独立的公司存在，一家支票银行。”28至于银行现在做的事情——不管与客户有没有关系，是批发业务还是零售业务——都应当和其他所有资本市场活动一视同仁，而展开这些业务的机构既不能享受特殊的主权支持，也不会受到特殊的主权监督。市场会决定可以提供什么产品，以及由什么样的机构来提供这些产品。在“支票银行”之外，即便是流动性转换这种狡猾的承诺也应当被允许。如果投资者想要赌一赌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收支同步能力，他们完全有自由这样做——因为如果这些承诺没有履行，这些投资者是不会被救助的。无论哪一方都不用再抱着救助的幻想了。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费雪的提案，在这之后，它变成了知名的“芝加哥方案”。到了20世纪60年代，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名人米尔顿·弗里德曼重新提出了这个方案。29今天，在“狭义银行”[56]的大旗下，世界上一些知名的规制经济学家又一次提倡该方案。30它甚至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研究项目。该项目发现，用正式的数学模型测试得到的结果非常好地证明了费雪的观点，也就是这种办法会给宏观经济与金融带来更大的稳定性。31

这种改革与前面列出的原则是一致的。金融风险的社会化不会消失，但可以被更严格地限制。狭义银行的公共活动会得到主权国家的支持，其他别的金融机构都得不到。狭义银行与其他银行业务间有清晰的界限，这种界限将消除模糊不清的真空地带——货币游击队正是借着这种地方的流动性幻象与道德危机发展壮大的。主权货币还位于体系的核心，既是公众钱包里的现金，也是狭义银行持有的唯一资产。货币政策，以及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的货币与民主社会组织的整合，也被保留了下来。最后，这个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易于开展。为狭义银行制定的规则不多，但会很严苛。对那些不想要银行牌照的人来说，完全没有规则：只有永无休止的创新。这些创新来自货币本身。而且事实已经证明，金融行业完全有天赋利用这些创新。

在20世纪最重要经济学著作的终章中，凯恩斯以一句非常现实的话，分析了大萧条7年间的情况。他在那一章开头写道：“对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来说，最明显的错误当属它没能提供充分的就业，而且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也是武断不均的。”32今天，另一场经济灾难走过了5个年头，困扰我们的仍然是同样的错误：失业与不公平的经济风险分配。货币与银行没有被正确理解，因此也得不到正确的配置。我们前面谈论的所有东西都与这两者有关，接下来我们还会讨论这两者，但是是经过正确重构的货币与银行。

[5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间进行的一次战役。为争夺战略要地凡尔登，攻守双方都损耗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该战役也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译者注

[55] 此处英文原文为“Tactics without strategy is the noise before defeat”。这句话应为误传，各种纸质英译版《孙子兵法》中均未出现过这句话。而在谷歌中收录的《孙子》译文中也未见此说法。见维基百科名人语录“孙子”条目。——译者注

[56] Narrow banking，一种设想中的银行，它被规定只能持有只有流动性的、安全的政府债券。贷款业务则由其他金融中介机构进行。也就是说，接受储蓄与支付活动将与其他金融中介活动分开。——译者注

第十六章

严肃的货币观

“看！”我那个企业家朋友打断了我的话，“我就知道！”

“你知道什么？”我问他。

“知道你就是个秘密的革命者。你不喜欢资本主义，不喜欢我这样的资本家。你这个关于货币的故事总结起来就是，你想把富人都淹死，把银行家都吊死。”

“为什么你要这么想？”

“好吧，让我归纳一下你的观点——或者我该把它叫作你的‘谁是凶手’。你说这是本史话。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侦探小说。”

“是么？那谁是受害者？”

“按照你那套说法，受害者是常识。不过你先听听我是不是都明白了。你一开始解释道，与初看上去的外表相反，货币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种社会技术——组织社会的一套想法和实践。讲细一点，你解释说从本质上讲，货币是由三样东西组成的：通用经济价值的概念；用来衡量和记录价值的记账制度；还有去中心化转移的原则，靠着它价值才会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你用雅浦岛的故事证明，认为硬币或者其他代币表征本身就是货币的想法有多么荒唐。而且你还用爱尔兰银行倒闭的故事说明，虽然货币一般由政府发行，但不一定总是这样。这些我都承认——但我问你，从这种角度看事情会有什么不一样？你说了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坐在这儿，听你讲你所谓的野史。”

“讲得还不错。”

“然后你开始调查这些组成货币的理念——特别是最重要的一个：通用经济价值的概念。你解释称，美元、英镑、欧元或是日元都不是实物，而是一种测量单位。你解释了那个老波兰教授——”

“叫维托德·库拉”。

“——就是他，是怎样调查物理测量单位历史的，并发现了它们测量的概念与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标准都在随着时间演化。你就像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者，甚至钦佩地谈到了某个国际官僚机构做出的伟大成就。”

“没错——国际计量局。”

“不过，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有用的部分是那个老教授库拉的观点。他说用来测量的概念和标准都是由使用它们的人来决定的。你说了两个观点。第一，通用经济价值的概念就像是一种物理的测量单位：它适用的范围，它应当采用什么标准，是由它的用途来决定的。不过第二点也说道，通用经济价值与物理的测量单位也有区别。它是一种社会领域的属性，而不是物理领域的属性——就像你说的那样，它是一种社会组织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所以它的标准也需要考虑到政治性。”

“完全正确。选择标准的条件并不是精确度和持久性——这是选择物理测量单位要考虑的——而应该是公平性，或者说政治上的公正，也就是一个治理得当的社会所具备的特点。”

“恩。这就是哲学要讨论的事情了。然后你又谈上了历史。”

“对。我确实认为，历史可以支持我对货币本质的看法。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货币的核心观点是通用经济价值的概念，而且价值的合适标准必须得是政治上的，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货币，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计数以及记账这些发明，与原始的希腊黑暗时代具备的部落成员社会价值平等的概念相碰撞产生的。”

“啊，是的。你在这点上可能是对的——不过貌似你对不对都不重要。毕竟，货币现在还存在，这样我们就能测试一下，你所谓的货币真正是什么是否正确。它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并不重要——而且既然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又何必担心呢？”

“是可以这样看——但这是门外汉的看法。不过你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对，对这本书真正的测试是它怎样解释今天的货币——以及我们在货币上遇到的问题，还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继续吧。”

“好吧，还是历史。追查真凶就从这里开始。你开始的时候赞扬了古代中国货币思想的透彻。你解释说，他们的哲学家与皇帝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货币是政府的工具，以及经济价值被用来协调社会活动应该做到何种程度。因此，标准应当是什么的问题，都只能由它们如何为国家的成功治理做贡献决定。”

“正确：用他们的古话就是‘而平天下也’。”

“要我说更像是革命，等会儿再讨论这个问题。之后你讲到了中世纪欧洲再货币化的故事。你说，事情的真相是统治者与属民就标准的管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你似乎说道，欧洲人对通用经济价值这个概念的适用性并不太关心——但他们非常关心它的本位是什么，因为统治者和属民都非常清楚，对有形商品和服务来说，镑价值的升高或减少都意味着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

“没错。具体地说，这种再分配是从属民到统治者的。”

“恩。铸币税。你说的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属民开始关注本位问题——因为他们不想向统治者缴纳高的过头的铸币税。他们对此怨声载道。他们发表了各式各样聪明的言论来反对它。他们找了一位法国主教，证明为什么铸币税是错误的。但没有一样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为现实中没有其他选择——他们没办法强迫君主。”

“直到某个精明的人重新发现了银行业，而且依靠它，就有可行的办法在超大的范围上发行私营货币。”

“对的。事实证明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个相当有利可图的发明——但银行从业者获利最大。我敢说你肯定在想，‘要是我想出来这个点子就好了’。”

“一针见血啊！不管怎么说，当银行从业者重新发现了发行私营货币的诀窍，形势就逆转了。轮到统治者和他们的铸币税难受了。这是种不稳定的情况——用你的比喻来说就是货币的暴乱。但随着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人们发现了一种确保永久和平的办法——至少在这次金融危机前都是和平的。”

“货币大和解。你说对了。不过我想打断问一下，你说的‘谋杀’跑到哪去了？”

“看得出来，你没看过多少侦探小说。好戏当然是在人人都想不到的时候才上演。你看，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人可能都在讨论，统治者是否应当操纵标准，来提高铸币税，以及银行家是否应当获得发行私营货币的许可，等等——但至少他们都理解货币是什么。按你所说的关于货币的‘非传统’讨论，常识依然处在支配地位。但在你的货币大和解受到冲击的时候，就有人谋杀了货币的常识。更严重的是，在杀死了对货币的正确理解后，丧尽天良的凶手还掩埋了证据，放上了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冒名顶替者——一种在我这样的外行眼中相当有说服力的货币与经济价值的观念，但按你所说，这种观点实际上蒙蔽了我们的道德官能，让我们的经济政策变得迟钝，而且——最可怕的是——带给了我们那些现在在华尔街和伦敦市作威作福的银行流氓。你还用大侦探波洛的方式，说凶手正是那个最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那个人：世上最受敬仰的思想家，约翰·洛克。”

“啊，我明白了。”

“而且更严重的是，这就是侦探小说迷所说的完美犯罪。没人注意到，正确的货币观已经被错误的货币观偷换了——所以没人把洛克指认成凶手。事实上还恰恰相反——在历史上他似乎多少是个英雄。”

“完全正确。毕竟是他为现代的自由民主提供了知识基础。”

“对。但就在这个地方，恐怕我得说你的故事有个漏洞。你看，我同意约翰·洛克可能在重铸硬币的讨论中谋杀了货币的常识——而且他提出来的冒牌替代理论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考虑到常识深入人心——包括了你提到的所有思想家——洛克怎么能成功地改变所有人的想法呢？我的意思是，不管约翰·洛克有多大的影响力，他总不能成功地骗过所有人吧？为什么没人注意到他关于货币的看法是错误的呢？恐怕你的理论要有破绽了，福尔摩斯。”

“稍等——你才是这里面的侦探。我可从未说过这是个追凶的故事——我也没这么想过。

“约翰·洛克不是凶手——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且激励他的是他对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宪政政府正确性的科学信仰，这一点很难质疑。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犯了个错误。他是个博士、讲师——不是银行家或生意人——他对金融界不熟悉。他认为，要想保证货币大和解不变成银行家们的幌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或是统治者——控制标准。是他的政治理论决定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所以，洛克最后在政治上的看法是正确的——自由与民主应当成为主流，但他在货币本位上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本位必须固定。约翰·劳正好相反。他对本位的看法是正确的——本位应该是灵活的，可是他对政治的看法是错误的——君主专制是决定本位调整的正确制度。现在劳才是真正的杀手——至少是个挑战者——但在理论的世界里，劳和洛克都算不上是罪犯。他们俩是在努力解决货币社会发展带来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而且两个人都没有得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好吧。但是为什么是洛克的货币观成为了传统观点？正像我说的，如果他的理论明显是错的，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指明，‘洛克所说的都不对：货币不是白银，只是可以转让的信用！’？为什么当朗兹这样说的时候却没人相信？”

“哈！这是个好问题。当然，洛克的威望是原因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洛克是个大权威，即便金融专家认为他在货币问题上算不上什么专家。劳则是个独行侠。但主要的原因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这也可以解释你所说的‘完美犯罪’。是洛克认为，为了保护货币大和解不受自身的伤害，就有必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位需要固定。这样的话，人们必须把货币看成是白银，把价值看成是自然界的一种属性。我解释了这种做法对经济以及金融领域的政策，以及对经济学在道德上的无能为力，产生了何种实际的影响。但这种自然主义的推理过程也有另外一种效果。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知道，一旦人们把一组特定的社会协定看成是自然界中的现实，而不只是社会发明，那么就几乎不可能让他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问题——不管人观念有多么先进，这些社会协定在道德上有多么堕落。历史里全是这种例子。在19世纪，‘实证犯罪学’非常流行。这套理论声称，可以通过身体特征发现重罪犯。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要是说能通过耳朵的样子找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是通过鼻子的形状发现一个小偷，不免有些荒谬。但是，关键在于相信这一套的人，和仅凭相貌奇特就把人关起来的做法，两者间并没有什么利益牵连——他们就是相信这一套自然主义的解释，认为犯罪是生理因素的产物。无独有偶，在19世纪的美国，人们也普遍认为‘科学种族主义’是真理。人们相信，非白种人的低劣性是可以用身体上的差异来‘证明’的。我还是要说，相信这些东西是自由观点的特征——而不是反动观点的特征。关键在于在社会科学上进行的自然主义推理——即把社会现象解释成自然界的客观现实——是会自我强化的。这种做法将社会与政治偏见编织成了一张由虚假事实组成的网——而且一旦这张网开始编织起来，人们就不可能逃脱出去。或者用中国谚语来说，像洛克货币观这种自然主义的推理，就是水中的鱼。”

“所以，在讲到正确货币观的消亡时，我认为不能管这叫作谋杀，约翰·洛克也不是凶手，大侦探波洛先生，结论只能是，这是一起意外事故导致的死亡。至于传统货币观占据主流的方式，如果说有一起谋杀的话，那这就是一次完美犯罪，这点你没说错。但是要我说，这真的只是搞错了对象——虽然有大量的假象驱使人们这样想。”

“好吧，”我那位朋友谨慎地说道，“那就算是意外事故和张冠李戴。但是不管怎样，你不就是说，货币常识之死的传言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么？正如你所说，有劳——更确切地说，白芝浩和凯恩斯，还有金德伯格，以及其他你后面提到的人物。他们让常识活了下来——至少是靠呼吸机勉强活着。事实上你很幸运——否则你就没法知道常识了。你或许要抱怨，对货币的传统认识是宏观经济和金融行业政策失败的幕后黑手，让我们陷入了现在这种烂摊子。但是你接着又乐观了起来，称那些被忽视的、关于货币的天才思想还是可以给我们指一条路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说这些的真正意思是，通过许多通胀和债务重组，剥削资本家的财富并救助受压迫的大众——再加上银行业的革新，让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大变革不值一提。即便我承认你的观点，即货币的传统观念有一些地方错了，而它又导致了一些更大的错误，我还是认为你给出的选择更像是不负责任的、革命性质的应景说法。”

“啊，是的，我忘了你说的煽动革命的指控。好吧，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完全误解了我。我提出的是，另外的货币观推荐了三种基本的政策。”

“第一种与货币本位的管理有关。在传统的货币观和另外的、非传统的货币观两者间，主要的一个区别是，货币本位可以、事实上也应当能够被谨慎地管理。传统的观点意味着，经济价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实。这样一来，货币与金融的职责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去影响它。货币本位是政治公正天平的支点，就好像是物理天平的支点一样，它必须定在一个位置才能保证测量准确。为了在不同社会成员间实现平等分配，所有重新分配都可以通过对天平一端的人收税，并将其当作救济发放给天平另一端的人来实现——或者，可以让积累财富的过程更加平等，这样就不需要这种重新分配了。”

“另外的货币观则没有把经济价值看作是自然界存在的事实，而是为了以最公正、最繁荣的方式组织社会，而发明出来的一个概念。因此，货币与金融的职责不只是衡量价值——当然它也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移动公正天平的支点并没有什么本质的错误，因为人们的目的不是要精准测量——精准这个概念在社会环境中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要公平和繁荣。按照另外的货币观，固定支点同时通过财政再分配的方式，将重量从天平一边移到另一边，当然也是做事的一种办法——而且在正常的时候，这样通行的做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这种不可持续的不平等无法按照这种方式来纠正，货币社会的这种本质会不时发生，无法避免。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就要挪动支点，恢复平衡。”

“又扯你的天平！我明白了。但实际上你谈到的是更高的通胀，不是么？你认为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70年代。”

“呃，我的确认为许多国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或者说它们的债务太多了。而且，我的确也认为目前尝试逐渐减轻这些巨额债务的策略——一点点分期偿还这些债务——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经济上也不令人满意。而如果参考梭伦书中的建议，我们就能提前处理这个问题，或者通过设计几年的高通胀，或者通过直接重组债务的方式。当然，这场危机证明，把稳定低通胀当作是经济稳定的充分条件，是个大错误。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不是货币稳定，也不是金融稳定，而是实现一个公正繁荣的社会；不管这个目标与央行的日常核心事务相距有多么遥远，它都应当是政策的唯一指导原则。所以说，没错，我认为是该放弃崇拜以适度通胀为目标的做法了，同时回到货币政策必须做到什么这个更广阔的概念上——而且要赋予央行行长更多的工具，好让他们完成这些更艰难的任务。”

“给那些指望不上的官僚更多的工具？只有社会主义分子才会这么想！”

“不尽然——这正好引出第二条政策。央行不能独立，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独立。”

“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按照另外的货币观，由谁决定又由谁发行货币，以及按什么本位发行货币这个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货币是以去中心化方式组织社会的终极技术，所以有效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梭伦给出的答案。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为当下的情况提供灵活性，为转移批评提供合法性，对货币的持续运作来说，这是必要的。天平的支点只需要偶尔移动——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决定什么时候移动，以及移动多少。”

“所以，另外的货币观并不是暂时建议，我们要给不负责任的央行行长更多工具。恰恰相反，考虑到现在糟糕的经济环境，我们要重新认识到，货币政策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所以，和所有政策一样，对货币政策来说，真正的挑战是治理得优秀——而不是假装没必要治理。如果我们还对自己自由、民主的制度有信心，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建立政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另外的货币观证明，银行业与公共服务有很多相似之处。货币是一项治理的技术——理想地说，是自我治理的技术——而银行就是它的官僚机构。所以对银行来说，可靠、为民服务的伦理以及规避风险这些官僚的优点，就和创业精神一样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私营银行创建并管理的货币也应当服从民主政治这个终极指导原则。当然，我不是心血来潮，谈到要废除银行国有化——在目前我们进行的还是场逐渐减弱的传统监管军备竞赛。但另外的货币观几乎可以肯定会对银行特定的货币活动做出严格规范，从而优先保障政治。”

“对了，我怎么忘了说你那个天上掉馅饼式的方案，改革银行以及改革货币本身！”

“是的。另外的货币观的第三条政策意义就在于，我们应当追求对货币和金融本身进行更激进的改革，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依靠在尽可能小的领域施行积极的政治监管。”

“那你得告诉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意义就在于尽量减少政府主动监管货币和金融的需要——这肯定不是个社会主义的目标，对吧？按照现在的配置，货币体系是有问题的：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另外的货币观承认存在这个问题，并暗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有些吓人的办法，施行大手术，而不是继续吃药慢慢治疗。而且对于货币在我们的生活中应当处在什么地位才合适这个更久远的问题来说，改革银行业体系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唯一实际的办法。”

“什么？狭义银行能告诉斯齐托斯基兄弟多少才够？告诉桑德尔教授货币不能买什么？这听起来可有点夸张！”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能做到这一点。但传统货币观与另外的货币观两者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承认人们发现自身所处的两难境地——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2500年前，这种困境都存在——也就是货币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协调社会生活。怀疑的传统是有用处的，因为在货币天平应当和不应当衡量什么的问题上，它向我们发出了警告，说明了什么是错误的答案。例如，为了回归传统社会，废除货币那种斯巴达式的解决方案是错误的；苏联那种想要限制货币能买卖什么东西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最有用的地方还在于它指出了什么是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弥达斯神话给人们的教训。它警告道，货币那不可抑制的扩张倾向，其根源既不是道德、人，也不是市场，而是货币本身。正如现在规定的，货币的承诺看似是不可抗拒的——但正如弥达斯发现的那样，这只是因为它实际是不可能实现的。通过狭义银行业这种结构性的修复方式，把这种承诺只绑定在主权货币上，而且所有事务都靠货币调节的刺激也会被大幅削弱。剥夺它那种华而不实的承诺，货币社会或许会发现自然极限——因为弥达斯都能理解，人际关系从一开始，就和财务关系一样有价值。”

“所以，你要把固定通胀目标搁置起来，为印钞发放执照，好摆脱债务负担。你要把央行行长武装到牙齿，让他们一直开火，直到政客们叫他们停下来。你要让银行业成为公共服务的一个分支，还要告诉储户如果他们还想用储蓄挣点收益，那就要做好准备承受一些损失。而且如果有人抱怨这种不可思议的混合新政，你还会对他们说不要担心，因为和防止金融危机一样，这是唯一一种方式，可以避免你成为神话中神经错乱的暴君。这听起来就像是卡尔·马克思、艾茵·兰德（Ayn Rand）[57] 还有格林兄弟混在了一起。我说完了。”

“我这才刚刚开始：这只是开展实际工作的计划。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源自对货币的错误认识，单单纠正政策而不去管它们背后的理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所以还有一套学术上的计划。”

“我认为关键在于经济学。现代的、正统的经济学是一组具有强大力量的理念，它们不仅遍布全球的央行与财政部，同时也是流行文化和个人伦理——而对这种伦理来说，传统货币观是根深蒂固的。从长远来看，经济学的改革比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任何实际政策都要重要，修修补补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总有一天要进行一次从未有过的大改革。我们需要重新研究经济学，以便它可以从对货币的实际理解出发。按照另外的货币观，恰当地认识经济也意味着要认识政治、历史、心理学，以及伦理道德。今天商学院中教授的实用金融与商务知识，以及对这些机制的详细理解，还有历史系中讲授的它们的演变过程，需要重新整合到经济学教育中，因为就像白芝浩所说，‘抽象的论点和数学演算都不能’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中，信任和信心是由什么决定的。同时，以一种成熟的方式与出自哲学和政治领域的道德与政治困境交锋，这种能力也一定要有一席之地，因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经济学是一种道德的科学，而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因此一名经济学家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

“正确。所以当我们用通胀冲销债务，并对银行业实施安乐死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彻彻底底地重新思考经济学。但对我而言，这些听起来只是毫无意义的激进理论，而且绝对是不现实的。很遗憾，如果你让我投票赞成社会化、监管以及管制，反对个人主义、自由选择以及市场，你就不用费力气了——这些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你要我投票抛弃现在经济学讲授的所有东西，从头学起，那你也可以省省了。做生意的经验教会我，不要在必定失败的行动上浪费时间——不管它们有多大价值。”

“可我却认为这都是正确的。我刚刚描述的实践与学术上的计划，并不意味着要开始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计划反而是要避免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今天，一代人，或许是更多人——特别是那些和往常一样，在商业上没有既得利益的人，都对当下的经济体系失去了信心，认为其没有能力带来和平、繁荣、自由以及公平。这就是事实，你也知道。美国家庭收入的中值几乎已经20多年没有提高过了。现在，财富不均的情况比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任何时候都严重。“婴儿潮”那一代人买下了所有的房子，而30岁以下的人根本无力购买房产。这些都不是短期的问题——是数十年堆积起来的。这场危机只是把它们暴露了出来，并让它们更加严重。我知道，如果我提到‘占领运动’[58] ，或是马德里的‘愤怒者运动’，你可能会发笑——但只要看看真实的统计数字，你就会发觉这些人是在问一个似乎非常合理的问题：资本主义真的有它自己标榜的那么优秀么？

“现在，你和我都认可，基本上说它是优秀的——或者，至少它好于其他的制度。但是，除非我们能解释什么地方出了岔子，否则就会在辩论中败下阵来。你知道我的答案：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货币和我们看待货币的方式。你可能认为，这个答案暗示的政策太激进，而学术上的革命是不实际的。但是另外的选择——保持现状不变，或是用其他东西替换资本主义——更加糟糕。我本来打算再搬出一个更聪明、更有说服力的思想家来让你信服。但这次我要选一个被忽视的天才。货币本位应当谨慎操作，央行行长要服从政治控制。你不喜欢这个观点，那是因为你相信政府不应该介入商业。一切正常的时候，把这作为操作原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就像凯恩斯在1923年警告的那样，凡是死守这条原则的人都变成了‘他们想保住东西的最大敌人……没有东西能保住个人间合约的完整性，除非在国家中有一种自主决断的权威，能够纠正已经无法被容忍的东西……合约的绝对论者……是革命的真正父母。’同样，你认为经济学改革是必定失败的事情——我同意这不会是件轻松的任务。但是凯恩斯在1936年写道，‘总有一天，危及善恶的绝非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如果要把货币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就必须完成这项任务。”

“所以你看，不实验另外的货币观，就有发生革命的风险——传统的货币观就有这样的问题。”

“好吧，好吧，”我的朋友恼羞成怒，“我服了！或许你是对的。你这得算是疑罪从无。我们现在肯定是有了大麻烦，所以我猜我们应当在政策上承受一些风险。既然我已经承认，我们应当从其他角度来看待货币，那么我觉得我们应当做符合逻辑的事情，试着教我们那些新的经济学家别的东西。没错，我得写信给我的母校，让他们在课程中加上一些被忽视的天才。”

“对啦！这才像话！”

“我要给我那边的国会议员写信，告诉她提交一份草案，启动狭义银行。”

“好！要的就是这种态度！”

“再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头？要不我也给她发邮件？”

“棒极了！我觉得她没准已经认同了这一点！”

“但是首先，我要给英格兰银行的新行长写信，告诉他，不要再为固定通胀目标烦恼了，而是要用一场好的、老式的通货膨胀，带我们逃出这场经济困境！”

“太好了！只是……还有一件事我得说一下。”

“什么？别说你忘了还有条政策。”

“不不，不是这样。只是关于货币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想起来我忘了解释一下。”

“还有？好吧，是什么事情？”

“你看，主权实际上并不控制货币——所以我觉得你的信可能要表错意。”

“什么？”

“别着急。你看，货币是一种社会现象，就像语言一样，所以主权或央行控制本位这个提法实际上是虚构的。就像《牛津英语词典》的编辑不能控制单词的意思一样，主权或央行也没有控制货币本位。”

“你开玩笑吧？”

“我想不是。”

“你看，就和语言一样，货币本身是社会性的东西，因此它当然不能自己发明自己。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曾说过，任何人都能发行自己的货币——问题在于怎么让它被承认。这说得非常对，所有人都能写借据——其他人如何评定这些借据的信誉度和流动性，决定了它们是否能够作为货币流行。但这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先做了个假设，假设这些借据的面值是由美元、欧元、英镑或什么单位标注的。因为人们做不到的是，发行那种用自己的、私营的货币单位标注面值的货币——不管这个发行者的信誉有多高，他都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借据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你我单方面决定我们自己的货币本位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就像矮胖子对爱丽丝说的那样，他的话只表示他想让它们表达的意思。”

“当然，现在国家并不像你和我。它特别大特别有影响力——如果你不得不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要和它长期打交道，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可以列条件的。所以，举例来说，国家——尤其是极权国家——可以操纵单词的意思。当涉及到货币本位的时候，主权国家承诺支付的效力，确实会对它的价值施加很大的影响，而且可以达到让大众使用它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恶性通胀一定会和主权信用的崩塌联系在一起，和国家本身合法性的崩溃联系在一起。”

“但国家不是社会，所以国家从来不是完完全全地控制着货币。这和极权下的语言一样，如果货币本位与现实脱离得太远，导致其用户认为它失去了用途，社会就可以临时找到一个替代物。这就是为什么当通胀在新兴市场失控时，人们会用美元或欧元重新标注价格，哪怕在实际中并没有什么美元或欧元纸币流通。就像阿根廷‘信用币’的发行者和16世纪意大利的兑换银行从业者，人们偶尔甚至会拿出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新本位。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自己都发现了一种货币本位，可以真正服务于自己宣称的目的——协调货币社会，来取代那个国家已经放弃的没有意义的本位。”

“好吧，”我的朋友将信将疑地说，“那又怎么样？这对我们的革命计划来说意味着什么？——抱歉，应该是保守的计划。你是在告诉我，因为英格兰银行新行长实际不控制通胀，他也不负责我们的货币，所以给他写信毫无意义么？”

“不，绝不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有点绕，不过正像我说过的，国家对货币本位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他留在名单上。你提到的其他人也是一样。国家和国际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与金融政策制定者在货币问题上有很大的权力。同样，对塑造货币社会的理念来说，经济学学术人士与金融专家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你绝对该游说他们这些人。只是，在最后一段分析中，由于货币就像语言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全权负责货币的，就像英语教授并不控制英语本身，法语教授对法语也没有什么责任。所以如果你真的认可货币是一种社会性技术，而不是一件东西；认可对货币的传统看法是错误的，而且传统看法让这项技术失灵了；但也认识到货币是可以正确认识的，而且也允许货币——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我治理工具——发挥自身的潜力；那么只给这些专家写信是没用的。”

“那我该给谁写信？我是说，到底谁负责货币？”

“啊，你们这些人会喜欢这个答案的，负责的是你们。”

“你是说我和所有使用货币的人？”

“是的，我想这样说更准确！”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改革货币……”

“……我恐怕这项任务到头来还要落到我们自己头上。”

“我就知道，”朋友说道。他摆出了一副得意的面孔，就是那种意识到自己在一开始就说对了的表情。“要是你想把事情做好，就得亲力亲为。”

[57] 美国女作家、哲学家，出生在苏联。是客观主义哲学系统的提出者。小说作品有《源头》（The Fountainhead）。在政治上，她支持小政府和放任资本主义，认为只有这种社会制度才能保护个人权力。——译者注

[58] 2011年9月17日，近千名示威者进入华尔街，持续占领该地，抗议现有政治经济制度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这一活动后蔓延至美国各大城市及至全世界。——译者注

注释

第一章 什么是金钱？

1.福内斯，1910年。

2.同上，第92页。

3.同上，第93页。

4.同上，第98页。

5.同上，第96页。

6.同上，第97页。

7.同上，第97-98页。

8.凯恩斯，1915年

9.亚里士多德，1932年出版。在第八章将会提到，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理论。

10.洛克，2009年出版，第299-301页。

11.亚当·斯密 1981年出版，第37-38页。

12.同上，第38页。

13.同上，第38-39页。

14.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气愤地举出了在教科书中出现的一系列例子，见格雷伯2011年出版作品的第23页。

15.道尔顿，1982年出版。

16.汉弗莱，1985年出版，第48页。

17.金德伯格，1993年出版，第21页。

18.格雷伯 2011年出版，第28页。

19.托马斯·史密斯 1832年出版，第二页ff。

20.米切尔·英尼斯，1913年出版。

21.分别取自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在2011年11月进行的统计结果。

22.弗里德曼，1991年出版。

23.见网址：http://www.centralbankmalta.org/site/currencyib.html。

24.杰出的欧洲中世纪货币史学家彼得·施普福德（Peter Spufford）就这种情况导致的史料编纂陷阱进行了讨论，见其在1988年出版作品的前言。

25.戈茨曼（Goetzmann, W.）与威廉姆斯（Williams, L.）在戈茨曼与卢文赫斯特（Rouwenhorst）所著《从塔利符木与中世纪的协议书到富兰克林在帕西的作品》中的言论，2005年出版，见108-109页。

26.克兰契（Clanchy），1993年出版，第123-124页，以及戈茨曼与威廉姆斯在戈茨曼与卢文赫斯特（Rouwenhorst）所著《从塔利符木与中世纪的协议书到富兰克林在帕西的作品》中的言论，2005年出版。

27.狄更斯，1855年。来自1855年6月27日在英国德鲁里街皇家剧院中的《就行政改革的发言》。

28.出处同上。

29.历史学家迈克尔·克兰契（Michael Clanchy）指出了这其中的讽刺之处。就在英国统治者以进步和改革为名，特地下令全面破坏过去600年中最重要的财务记录时，他们还要求账目官员对羊皮纸上那些最早的中世纪记录进行核对，而且要从国王约翰那个年代的档案开始。正如克兰契慨叹的那样，“官员们做梦也没想到英国土地调查清册或档案文献会被烧毁，然而这些财政部的记录就是被蓄意破坏掉了，只因为它们被记载到了木头上面，而这种媒介又太过土气，不被学者待见。”（克兰契，1993年出版，125页）

30.戈茨曼（Goetzmann, W.）与威廉姆斯（Williams, L.）在戈茨曼与卢文赫斯特（Rouwenhorst）所著《从塔利符木与中世纪的协议书到富兰克林在帕西的作品》中的言论，2005年出版。他们描述并分析了这样的一件收藏，但他们也承认要想确认具体塔利的代表意义是很困难的。

31.《爱尔兰独立报》，1970年5月1日刊，第1版与第24版。

32.爱尔兰央行，1970年，第六页。

33.《泰晤士报》，1970年7月14日刊，第6版。

34.《爱尔兰独立报》，1970年5月28日刊，第30版。

35.《爱尔兰独立报》，1970年5月28日刊，第9版。

36.《爱尔兰独立报》，1970年6月13日刊，第1版。

37.爱尔兰央行，1970年，第47页。

38.墨菲，1978年出版，第44页

39.同上，第45页

40.麦克劳德，1882年出版，第188页。

41.同上，第481页。

42.纳普在1924年率先提出了这个说法。在本书第四章与第八章会更多地提到名目主义。

43.费曼，广播节目《想象的乐趣》第三集，《如何让看牙医变得愉快：神秘的电磁力》。首次播出在1983年7月2日。可以在http://www.bbc.co.uk/archive/feynman/10702.shtml网站收听。

第二章 衡量货币的标准

1.例如《伊利亚特》第六卷的头236行，以及第五卷的所有内容，都是在记叙狄俄墨得斯（Diomedes）的战功与胜利。

2.这块盾牌在《伊利亚特》第十八卷的478-608行中被提及。

3.西布赖特，2004年出版，第15页。

4.《伊利亚特》第二卷，272-277行。

5.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诗人兼政治家梭伦的“片论”23篇，本书采用的是韦斯特（M.L.West）的翻译。另一位贵族诗人在公元前7世纪也有类似的双行体作品，见泰奥格尼斯（Theognis of Megara）作品的1253-1256行。

6.见西福德（Seaford），1994年出版，第42-53页。西福德总结道：“在宗教仪式以及按固定顺序分配肉品的活动中，共同参与创建了社区（即koinonia）。”第44页。

7.例如麦克唐纳（Macdonald）2006年出版作品的第一章第14页，就部族社会经济学机制给出了实用的历史分类。对礼物交换这种现象所进行的比较性研究，较为经典的是牟斯（Mauss）1954年的作品。其中第二行用一句话总结了几十年来对原始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在……许多……文明中，合约的履行与商品的交换是通过赠礼的方式完成的。”

8.帕里与布洛克，1989年出版，第23-24页。

9.自然，到我们这个时代就演变成了基督圣餐的形式。

10.在现代土耳其境内矗立的哥贝克利石阵上，就镌刻着人物和动物的肖像，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万年。

11.尼森（Nissen），1988年著，第70-73页。比较来看，古希腊的城市地区面积仅为2.5平方千米左右；耶路撒冷在经历了公元43年的扩建后，占地大约有1平方千米。对古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人口的估计，即便是像本书中这种模糊的数字，也是非常不确定的。范·德·米鲁普（Van De Mieroop），1997年出版，第95-97页。

12. 此后对乌尔在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2000-1600年）的记录基于范·德·米鲁普的作品，1992年出版。

13. 范·德·米鲁普，1992年出版，第77-78页。

14.同上，第208页。

15.在这里用“计划经济”一词并不严格准确，会让人联想起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按照范·德·米鲁普在1992年的记录，美索不达米亚经济的一部分，尤其是到了古巴比伦时代的晚期，被中央控制的幅度似乎大大减弱。最有可能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经济吸收了一种由再分配、受管理为主的庙宇经济，配之以官僚职权管辖之外的多种小规模生产与贸易活动。

16.柴尔德（Childe, V.G.），1954年作品，《历史上发生了什么》，第93页，白瑟拉（Schmandt-Besserat）在1992年出版作品的第6页对其进行了引用。

17.白瑟拉认为这种理论最早源于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后者在1738年的《摩西的神的使命》一书中提出了这种理论。见白瑟拉1992年作品第4页ff。

18.最后一种解释可能并不奇怪。棋类游戏实际上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生活中重要的一个内容，大英博物馆中就保存有“乌尔棋”的棋盘。不过，从出土的黏土器件的众多数量来看，对这种游戏痴迷的人似乎又太多了。知名考古学家欧内斯特·麦基（Ernest Mackay）1931年在对捷姆迭特那色（Jemdet Nasr）考察的现场报告总结称：“使用这些物件的游戏在当时非常流行，理由就是这些物件出土的庞大数目。”事实证明，这只是种循环论证。

19. 白瑟拉在1977年引用了卡尔登·孔恩（Carleton S. Coon）在伊朗贝尔特岩洞（Belt Cave）中的考古报告。

20.见丹茨格（Dantzig）1930年作品，讨论了数字这个概念的历史。

21.白瑟拉，1979年

22.白瑟拉，1992年。

23.这种计数法在其发展中有几个重要阶段。最显著的一个阶段在大约公元前5500年之前出现。当时的代符大多不加修饰。而在这个阶段之后，代符上就出现了芦苇笔刻画的痕迹，为整套体系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见白瑟拉1992年作品。

24.范·德·米鲁普在1992年出版作品中的第83页，援引了UET 5: 注释572（RS 9）。

25.见哈德森（Hudson）与文施（Wunsch）2000年出版作品，对这个有趣的话题有进一步的讨论。

26. 古希腊黑暗时代没有货币存在，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古代近东地区是否有货币存在是存在争议的。西福德在2004年就一篇证明古代近东地区没有货币的文章发表了一份附录（第318-337页）；但他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存在学术争议。所有关于此的答案都基于如何对货币定义。本书中的看法是，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出来的财会体系，没有转变成对一般目的货币的使用。货币应当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在整个社会中使用的一种通行的经济概念。相反，古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体系，由目的有限的价值单位组成，被官僚用在了对经济的计划上。

27.库拉，1986年出版，第8页。

28.同上，第22页。

29.同上，第4-5页。

30.事实上，这六个基本单位是在1954年大会第10次会议的第6号决议中被确立的。但是到了第11届大会的第12号决议才将其确立为国际单位制，加上了官方的缩写以及一连串补充与派生单位。在1971年大会的第14次会议上，加入了第七个基本单位，即表征物质的量的单位，摩尔（mole）。国际单位制的由来以及其他内容，出自罗伯特·克瑞斯（Robert Crease）2011年出版的《平衡的世界：绝对测量体系的历史研究》一书。

31.确切的定义是：“以氪86原子在特定能级间跃迁的辐射的真空波长为基准”。在1983年，第17届国际计量大会把米重新定义为光在不到1秒的特定时间里在真空中传播距离的长度。（不过这个新定义尚未完全普及）

32.库拉，1986年出版，第42页。

33.《经济学人》，2011年8月10日刊，《切苹果》一文。按美元价值计算划分。

第三章 爱琴海发明了经济价值

1.米切尔·英尼斯，1914年出版，第155页。

2.《纽约时报》，2011年2月16日刊，阿普勒鲍姆（B. Applebaum）撰写的《生命的价值》或由政府机构决定，但在上涨：美国政府机构上调事故赔款，企业不满。

3. 此处的诗句表明这座知名的酒樽属于荷马时代的英雄涅斯托尔（Nestor）。其写作技巧可以与斯特恩的《项狄传》相媲美，因为这份希腊文字的最早样本，既是最早的文学典故——出现在《伊利亚特》的一段文字中，也是对这种典故的最早的标志性颠覆——因为荷马时代的涅斯托尔之杯硕大无比满是装饰，根本拿不起来，而这个杯子本身只是用不起眼的黏土制成的。更多关于文字转变及其影响的细节可以参看默里（Murray）1993年出版作品的第92-101页。

4.就分析文字对希腊文化影响的作品来说，在现代最早的当属杰克·古迪（Jack Goody）与伊恩·瓦特（Ian Watt）在1963年发表的文章，《文字的影响》。古迪于1968年将其重新付印。这两人是人类学家，而不是古代历史学家。而且他们的假设深受苏联心理学家阿尔弗莱德·鲁利亚（Alfred Luria）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苏联中亚地区发现的独特环境中，鲁利亚对口头文化到文字文化转型的认知成效进行了杰出的研究（收集在他1976年的引文作品《认知的发展：认知的文化与社会发展》中）。另一个基础性的贡献是杰苏伊特·瓦尔特·昂格（Jesuit Walter Ong）在1982年发表的《口语与文字》。这个主题由此被视为是理解古希腊历史的基础问题。默里在1993年作品的第98-101页进行了简短的讨论。

5.当然，催生这种知识革命的不仅仅是古代近东地区新技术的流入，也有相当的借鉴。见韦斯特1971年的作品。

6.默里，1993年作品，第248页。

7.尼森、戴默欧（Damerow）与英格伦（Englund），1993年作品，第51页。

8.提供生活资料的特定献祭分配仪式，造就了通用经济价值的概念。这种假设无法定论。不过支持这种假设的例子不仅限于它在表达部族成员平等中体现出的不寻常角色，也有重要的间接证据：希腊最早的货币单位是奥玻尔（obol）和德拉克马（drachma）。前者的本意是穿着仪式主持者那份献祭肉品的细木条，后者的原意则是“一把”，可能是指一把木条。关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详细信息可以参看帕克（Parker）1996年的作品；本书中的假设取材于西福德1994年与2004年作品中阐述的理论。抽象货币单位最早源自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机制，支持这种常见假设的证据最初源自格里尔森（Grierson）1977年的作品。格里尔森在他知名的讲座中用欧洲黑暗时代日耳曼部落类似的平等主义政治形态进行了类比，日耳曼部落的赎罪金机制已经仪式化，有对人身伤害进行赔偿的习惯。

9.可见冯·雷登（Von Reden）2010年作品第36页对《希腊铭文补编》（SEG）第12期第391页内容的摘录。

10.冯·雷登在2010年作品第37页摘录了浦鲁塔克（Plutarch）《梭伦传》的23.4。

11. 冯·雷登在2010年作品的第36页引用了杰弗里（Jeffrey, L. H.）与莫珀戈（Morpurgo Davies, A.）1970年出版的《卡德摩斯》（Kadmos）的fig.1，side A。

12.彼得·施普福德在其1988年的《中世纪的货币及其用途》中阐述了中世纪时货币与市场的内生联系：“在10世纪的英格兰与德国，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便是帝国或王室特意下诏创建了大量新的商业中心……把控市场与运营铸币厂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权力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个新的维度……市场与铸币走到了一起。市场不是以物易物的地方，而是用货币买卖的地方，为了保证市场铸币就成了必须。”（第75页）在这种权力获得的最早的一个特例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在947年致信圣加尔大修道院，称“铸币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货币就没有市场。”（第77页）

13.在米杜斯（Meadows）与辛普顿（Shipton）2001年的作品中提到了金（Kim, H.）《古代硬币作为货币使用的证据》一文中的第8页内容。吕底亚最早的硬币是用银金矿（electrum）铸造的，一种金与银的合金。多数希腊硬币是用银铸造的——虽然有时也会用到基本金属（卑金属）。

14.冯·雷登，2010年出版，第40页。

15.这种首次货币化是就欧洲来说的。在希腊之外，在印度与中国，货币似乎也被发明了出来——更不用说在古代近东地区是否真的发明出了货币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了。

16.品达（Pindar），《依斯米安颂》，2.11-12。这种心理明显在很大范围上掀起了共鸣。阿尔卡埃乌斯（Alcaeus）也在他的诗歌中对此进行了引用。见西福德2004年作品第161页。

17.或者按照帕里与布洛克的说法：“通过一次重大的概念革命……短期规则的价值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被长期重复的理论。我们的文化（其他的文化也一样）之前在一个单独的、次级的领域中，至少在某些角落中保留的东西被转变成了一种理论，即这种包罗万象的秩序——在这种理论中，只有纯粹的个人的恶才能保证公众的利益。”帕里与布洛克作品，1989年出版，第29页。

18.这个以及下面的例子摘自桑德尔2012年4月发表在《大西洋报》上的文章《什么不能卖》。可查阅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04/what-isn-8217-t-for-sale/8902/。

19.这句话（“记住，你身为英格兰人，就已经赢得了人生彩票的头奖”）出自塞西罗·罗茨（Cecil Rhodes）。摘自皮特·乌斯蒂诺夫（Peter Ustinov）的自传《Dear Me》第四章。别处的内容摘自吉卜林（Kipling）作品。

20.桑德尔，2012年。

21.洛克，2009年出版，第十一章，ξ106。

第四章 金融的统治与货币的暴动

1.德拉·拖雷（De la Torre）、列维·伊阿提（Levy Yeyati）与施穆克勒（Schmukler），2003年作品。

2.《金融时报》2002年4月11日刊，《阿根廷借据泛滥：准货币眼花缭乱填补真空》，作者卡唐（T. Catan）。莱科普（lecop）是阿根廷国家财政部发行的比索面值的准货币，全称为“Letra de Cancelacion de Obligaciones Provinciales”。帕塔孔（Patacón）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财政部发行的比索面值的准货币，全称“Letra de Tesoreria para Cancelacion de Obligaciones”。另外11个省市也发行了自己的准货币。见德拉·拖雷等人2003年作品的第77页。

3.克拉塞利（Colacelli）与布莱克本（Blackburn），2006年作品，第4页，fn. 8。

4.《影子纵队》（L’Armée des Ombres）是约瑟夫·科赛尔斯（Joseph Kessels）1943年出版的、记录“马基游击队”的知名作品的名字。后被让–皮埃尔·梅尔维尔改编为电影，1969年上映。

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2年4月1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的媒体简报，题为《在特别行动总监安诺普·辛格带领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阿根廷使团工作简评》。可以在http://www.imf.org/external/np/tr/2002/tr020410.htm网页查看。

6.阿古特斯涅克（Aukutsionek），1998年。

7.莱布申科（Ryabchenko, P.），《独立报》，1998年10月13日刊，文章《Talony vmeste deneg》。卡罗琳·汉弗莱曾摘录。西布赖特2000年作品第290页。

8.西布赖特，2000年。

9.WIR银行2011年年报。摘自www.wir.ch上的新闻稿。

10.正如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经常指出的那样，事实上人们可以从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学到很多关于货币的知识。具体能从中学到什么，斯维尼（Sweeney）在1977年就此发表了一篇知名的分析文章，引起了克鲁格曼的注意。

11.历史上就有这种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欧洲，为了摆脱经济萧条，共同信用网络大范围普及。以德国为例，巴伐利亚小镇施旺尼克勤（Schwanenkirchen）的一位矿主把一种临时货币用来流通，这产生了很大的经济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写道：“在经济萧条肆虐的德国，这个小镇繁荣起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该国各地的记者都来此一探究竟，报道‘施旺尼克勤的奇迹’。”德国政府在1931年11月接触到相关报道时，便通过了一条紧急法案，禁止了所有的临时货币。见格雷科（Greco）2001年作品第64页ff。

12.《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国会有权……铸造货币，（并）厘定其价值。”

13.即便是偶尔建议官方保证两种货币共同流通的建议也不受欢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在1976年提出了这种建议。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财政部采纳了哈耶克的政策，正式提议欧元转型应当如此。但欧盟其他成员国认为这是一种捣乱。

14.詹姆斯·麦迪逊，1788年，《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政府架构务必要保证合适的检查，并平衡各部门》。季诺维斯（Genovese），2009年作品，第120页。

15.在现代关于宪法的一次辩论中，也有同样的观点出现。“如果社会是真正道德的，完全没必要规定书面的宪法。保证货币健全，不需要央行插手的道德原则就是诚实。诚实之下没有欺诈，让人守信。”（保罗，2009年作品，第149页）。保罗博士认为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是可以出现的。

16. 浦鲁塔克，《伯里克利传》（Pericles），12。摘录于崔维特（Trevett, J.）的《雅典的铸币与民主》，米杜斯与辛普顿在2011年作品的第24页进行了引用。

17.崔维特的《雅典的铸币与民主》，米杜斯与辛普顿在2011年作品的第24页进行了引用。

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统计表5，第65页。

19. 这是名目主义货币论的精髓，原文字可以在纳普1924年的作品中找到。

20.这是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1907年作品中观点的极简版本。齐美尔作品名为《货币的哲学》，见1978年出版的齐美尔作品。

21.柏拉图，《法律篇》，5.741e-742b。

22.这里对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雅典公民人口的估算来自汉森（Hansen），1985年出版，第67-68页。

23.亚里士多德，1932年出版，1.3.13-14

24.《管子》，第73篇，《国蓄》。冯·格莱恩（von Glahn）在1996年作品的第29页对其进行了摘录。最早的中国货币是青铜制的刀、铲形硬币，由周朝之后的国家发行，时间在春秋时代（公元前8世纪到5世纪）末或战国时代初（公元前5世纪到3世纪）。

25.《管子》，第74篇，《山国轨》，III：71，冯·格莱恩，1996年作品，第33页。

26.司马迁，1961年出版，第80页。

27.冯·格莱恩在1996年作品的第36页有摘录。

28.《管子》，第74篇，《国蓄》III：66，出处同上。

第五章 货币利益体的诞生

1.“我毫不怀疑，在其他国家的人用千变万化的模子浇注出活灵活现的青铜像时，把大理石打磨成栩栩如生的雕塑时，施展口才与人雄辩时，用指针记录天体的运行并预测日出日落之时，你，罗马人，必定要统治世界（这就是你的艺术），用正义实现和平，饶恕战败之人，让骄纵者无地自容。”维吉尔，《埃涅阿斯纪》，VI，847-853。由菲尔克拉夫（H. R. Fairclough）翻译。

2.在洗劫锡拉库扎后，罗马将军马塞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从阿基米德的学员中发现了天文仪器——西塞罗在他孙子的房间里看到了这些仪器——这些设备可能同安提基特拉机械相似，即古代的计算机。这种机械在2006年被安提基特拉机械国际研究项目解密。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烹饪大师欧律萨休斯（Marcus Vergilius Eurysaces）坟墓上的铭文就自豪地描述了机械化大生产面包的场景。

3. 西塞罗，《论责任》，3.59。哈里斯（Harris）在2008年出版作品的第176页进行了摘录。

4.奥维德，《爱的艺术》，1.428。哈里斯在2008年出版作品的第178页进行了摘录。

5.贺拉斯，《诗艺》，l.421。

6.例如，法学家斯卡沃拉（Scaevola）就提到某个银行家“paene totam fortunam in nominibus （habebat）”（依照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几乎拥有他的全部财富）。可参见网络内容http://cua.edu/Pennington/Law508/Roman%20Law/JustinianDigest.htm，40.7.40.8。哈里斯，2006年作品，第6页。

7.安德鲁（Andreau），1999年。

8.西塞罗，《论责任》，2.87。琼斯在2006年的作品中进行摘录。雅努斯本身就是位有着两个面孔的神——不过对罗马人来说，这里面的含义与今天并不一样。

9.该法律名为“de modo credendi possidendique intra Italiam”（规范意大利境内的放贷行为与爵位）

10.塔西陀，《编年史》，6.16。

11.塔西陀，《编年史》，6.17。安德鲁在1999年作品的第九章就这起以及其他的银行业危机的历史进行了分析。

12.哈里斯, W. V.

13.出处同上。

14.施普福德，1998年出版作品，第9页。对英国人来说，其货币制度完全退化至野蛮状态的一个讽刺性标志就是，他们偶尔会保留并使用罗马的硬币——将其当作珠宝。

15.施普福德，2002年出版作品，第60页。在欧洲经济最先进，政治紧密相连的地域，这种趋势开始得更早：“……在11世纪中的热那亚和卢卡内陆，以货租赁让位给了以货币租赁，而且在坎帕尼亚，房地产开发开始就伴随着以货币为工资的雇佣劳动。”（施普福德，1988年作品，第97页）。

16.施普福德，2002年出版作品，第63页。

17.以英格兰为例，12世纪末直接税重新出现。见施普福德2002年作品的第65页。

18.就货币化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及对野心与贪婪在社会中角色的影响，具体见1978年作品。

19. 拉瓦丁的希尔德伯，《Carmina misc》，第50页。出处同上，第81页。“金钱即人！”是希腊阿格斯贵族阿里斯托得摩斯的知名言论。品达与阿尔卡埃乌斯都曾摘录过这句话；见第三章。

20.罗尔尼克（Rolnick）、威尔德（Velde）与韦伯（Weber），1996年，第797页。

21.出处同上。

22.出处同上。

23.桑普森（Sumption），2001年出版作品，第195页。

24.奥里斯姆，1956年出版。

25.同上，第10页。

26.同上，第19-20页。

27.同上，第38页。

28.同上，第40页。

29.同上，第6页。

30.同上，第17页。

31.同上，第44页。

32.同上，第42页。

第六章 “吸血乌贼”的发展史

1. 弗兰克尔（Frankel），1977年出版作品，第15页。

2.élie Brackenhofer在1634年被告知，里昂集市早在公元172年就出现了。见布罗代尔，2002年。

3.见施普福德，2002年作品，第19页ff。

4.布罗代尔，2002年作品，第91页。

5.这句话源自布罗代尔，弗兰克尔在1977年作品的第15页进行了摘录。

6.艾米斯（Amis），1984年出版作品，第119-120页。

7.“Et se paye quelque fois en cest facon, et sans desbourser un sold, un million de livres en une seule matinee.”德·卢比斯，1604年作品，第四部分，第九章，第499页。镑（里弗尔）是个抽象的记账货币，而苏则是法国国王发行的硬币。

8.更确切地说，事情只不过是没有如他们期望的那般理想。到了16世纪，中世纪极端的贬值措施已经变成了过去，而西班牙与法兰西的主权货币相比较来说是相当稳定的——在法国，这部分是因为纳税人施压，要求限制铸币税。具体细节见麦克唐纳2003年作品的第三章。

9.此处描述了银行如何在最大范围内实现了这种转型，而且这种描述已经足以代表中世纪的私营银行。读者在本章后面以及第十四章将会看到，在将非流动性的财产权转向流动性的财产权时，现代银行是从外部援助的一个关键元素中获益的。

10.这并非银行业独有。以共同基金为例，它也会从同样的三个方面管理信用风险。

11.在现代银行管理的流动性风险中，最重要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错配，即他们的大部分负债由活期存款组成，而他们的资产又一般由同期内未到期且无法偿付的贷款与证券组成。事实上，白芝浩在自己关于现代金融的经典作品中将这视作是区别银行业与其他金融活动的特征。他在《朗伯德街》中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大资本家，毫无疑问手中拥有大量借来的货币，”而且“如果其他人是银行家，那么外国人也很自然以为他们也是。”但是“他们不接受100英镑即期款项，只会一笔笔支付5英镑的支票，这就是我们的英格兰银行业。他们借来的钱数额很大，一般都是长期。英格兰银行从业者经手的是汇总起来的小数额，所有这些都是即期或按需偿付的。”（白芝浩，1873年出版作品，第212-213页。）换言之，银行这种独有的业务用行话来说就是“到期日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储户的短期负债“转换成”对他们客户的长期贷款——当然，这是种表面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转换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就和自然科学一样，银行业里也没有魔法师。银行所做的就是一种错配，只要他们的储户相信其信誉，相信其负债的流动性，这种模式就可以维持下去。第十四章会进一步介绍银行业。

12.施普福德，2002年出版作品，第38页。

13.出处同上，第38-39页。

14.同上，第39页。

15.奥里斯姆，1956年。

16.施普福德，2002年出版作品，第40页。

17.韦尔塔·德索托（Huerta de Soto），2006年出版作品，第75页。

18.实际上，具体操作起来非常复杂。有专业人士对这套体系的复杂性进行过综述，见波伊尔（Boyer-Xambeu）等人1994年作品。

19.事实上，波伊尔等人称（出处同上），在16世纪中叶的主权货币政策下，归于汇兑银行业者的利润本质上是固定的。

20.同上，第91-94页，可以看到里昂集市程序的更多细节。

21.同上，第XVI页。

第七章 货币大和解

1.托尼（R. H. Tawney）在关于威尔逊（Wilson）的介绍中写道：“而且在这种不和谐的三位一体中，第三个角色与前两者之间的斗争永无休止。”1925年作品，第83页。

2.梅休（Mayhew），第54页。

3.《Hist. MSS. Comm.》，《MSS. of the Marquis of Salisbury》，第一部分，第162-164页。托尼在关于威尔逊的介绍中进行了摘录，1925年作品。

4.孟德斯鸠，《随想录》，赫希曼（Hirschman）在1977年作品第74页进行摘录。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2回，13。赫希曼在1977年作品第74页进行摘录（当时把出处误认为是第22回，14。）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1回，20。出处同上，第72-73页。

7.出处同上。

8.詹姆斯·卡维尔，《华尔街日报》1993年2月25日刊，A1版。

9.凯恩斯，1936年出版作品，第383页。

该书于1767年在英格兰出版，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了9年。

10.斯图亚特，1996年出版作品，第一卷，第278页。赫希曼在1977年作品的第85页进行了摘录。

11.波伊尔等人，第30页。

12.托马斯·曼（Thomas Mun）在他1621年的作品《海外贸易披露》中描述了17世纪末之前英格兰金融的发展落后于欧洲大陆的程度。他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英格兰没有通过银行账户转账支付这种标准的拉丁语国家的行为。克拉潘（Clapham）在1970年作品的第一卷第5页也有相关记叙。

13.国王的顾问西德尼·戈尔多芬（Sydney Godolphin），在1680年曾寻求向奥兰治威廉亲王王室借款。他以“国王的世袭收入为担保”，为贷款提供8%的利息。这意味着他把目标从荷兰信贷市场吸引过来，荷兰“当时没人会给出超过4%的利息”。见麦克唐纳，2003年作品，第170-171页。

14.对主要方案的细节讨论，见霍斯菲尔德（Horsefield），1960年出版作品，第114-124页。

15.这是国库顾问兼铸币厂主管托马斯·尼尔（Thomas Neale）提出的方案。几年后，一次规模更大的彩票发行了，筹集了更多的资金。这次的名字叫作“两百万的冒险”。

16. 理查兹（RIchards），1958年作品，第112-113页。

17. 奇怪的是，英格兰银行最初的牌照——它自己有意陷在一堆范围更广的公共财政账单中——没有明确批准发行纸币。但不管是否明确批准，到1696年11月，英格兰银行起草第一份公开的资产负债表时，该行已经发行了超过75万英镑的纸币。详情见克拉潘1970年作品的第43页。

18.罗斯威尔（Roseveare），1991年作品，第14-15页；麦克唐纳在2003年作品的第170页进行了摘录。

19.“约翰·霍尔特审克拉克vs马丁案”，卡斯维尔（Carswell, J.）在前述作品第18页摘录。霍尔特希望扭转局面，宣布可转让这种危险的商业行为（对英格兰人来说）非法。但他的努力在两年时间里便被新规击败了。1704年的《期票法案》规定私营信用票据可以合法转让。

20.前述斯图亚特作品，第二卷，第477页。

21.亚当·斯密，1981年出版作品，II.ii.85，第320页。

22.1709年法规禁止多于6人的合伙企业发行任何到期偿付时间不到6个月的票据——英格兰银行董事们的这项一致决定，是为了干扰当时其主要竞争者，剑刃银行。在1844年的《银行特许状法令》颁布前，英格兰银行是不享有在发钞事务上的专营权的——即便在法令颁布时，已有的发钞银行仍然可以这样做，直到这些银行被无此项特权的银行接管。因此，直到1921年萨默塞特郡的小型合伙企业Fox, Fowler & Co.被劳埃德银行合并，最后一种私营的英格兰纸币才从流通中消失。Fox, Fowler & Co.于1787年获准发行纸币。

23. 伯文（H. V. Bowen），《1694年到1820年间的银行》，第10页。罗伯茨（Roberts）与基纳斯顿（Kynaston）在1995年的作品中提到。

24.克拉潘，1970年出版作品，第一卷，第102页。

25.1781年6月13日在下院筹款委员会的演讲。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806-1820）在《1066年到1803年的英格兰议会历史》中报道，第22卷，专栏517-520。伯文（H. V. Bowen），《1694年到1820年间的银行》，第3页摘录。罗伯茨（Roberts）与基纳斯顿（Kynaston）在1995年的作品中提到。

26.见上p.00与p.00页。

第八章 洛克先生的经济学遗产

1.银的铸币价格——即规定了英镑货币单位银含量的收费标准——从1601年起一直是每盎司60便士。除了在1604年到1626年间，这时期的铸币税一直是半便士多一点，因此铸币价格就是59.5便士。而同时银的市场价格很少低于这一标准，一般来说是在每盎司62便士到64便士之间。见费维尔耶尔1931年作品，第109-110页。

2.也就是说，依照该法案铸币价格被提高到了每盎司62便士。出处同上，见第110页。

3.这是朗兹的说法，出自他在1695年向议会提交的报告。见梅休1999年作品，第97页。

4. 奥玛萨瓦尔（Ormazabal）在2012年作品44(1)中第158页，援引德士麦（Desmedt）2007年作品。按照威廉·朗兹1695年的报告，当年银的市价为每盎司77便士。

5.朗兹，1695年作品，第56页。可参看http://openlibrary.org/books/OL23329564M/A_report_containing_an_essay_for_the_amendment_of_th e_silver_coins。

6.为了方便理解，我在这里描述一下重铸币的机制。朗兹推崇的方案实际上是利用英格兰历史上一直奉行的、调高现有硬币面值的办法，来实现官方的贬值，而不是真正的重新铸币，真要铸币成本太高且难于管理。减少20%的银含量，差不多等于将现有足重硬币的价格抬高25%。朗兹，1695年，第123页。

7.费维尔耶尔，1931年出版作品，第122页。

8.洛克，1695年。

9.出处同上。

10.同上。

11.费维尔耶尔，1931年出版作品，第124页。

12.整个过程计算起来更为复杂。从中获得收益或遭受亏损的人，其对手方首先就是财政部——因为在最后期限前，有义务以全额面值对收集起来重新铸造的硬币进行补偿的，就是财政部。而且在最后期限过后，不再需要以全额面值赎回不足重硬币的也是它。但财政部需要为补贴筹资资金（它通过征收窗户税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它一只手在向外给东西，只不过稍后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

13.费维尔耶尔，1941年出版作品，第129-130页。

14.在梅休1999年作品的第101页有摘录。

15.凯恩斯，1931年，这本书是哈耶克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

16.巴本，1696年。马格努森（Magnusson）在1995年时引用。

17.利德尔（Liddell）与斯科特（Scott），1996年。理查德·西福德这样解释“nomisma”的起源：“词根是‘nomisdein’，是‘nomisdein’的受体或后果。” （西福德，2004年出版作品，第142页）。“nomisdein”是个希腊人用来表达认识信仰的动词，例如对神的笃信，这些信仰是约定俗成的，而非主动思考的结果。，西福德给出了一个理解“nomisma”含义的例子。他解释称：“现存最早的有关‘nomisma’的记录是阿尔卡埃乌斯在fr. 382 L-P中写道的‘她（雅典娜？）把散乱的军队集合在一起，用nomisma激励军人们。’”这里的nomisma，神秘到了可以用神性的方式激励众人，就是众人的信心，基于习俗，这种信心可以集结军队……群体的习惯性行为（nomisma），不管是铸币还是作战，取决于并体现了群体共同的信心，在有可能发生混乱时提供了秩序。（出处同上，第143页）

18.柏拉图，《理想国》，2.371b。

1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13a。在1113b中也有类似表述：“所以必然有某个标准，而这个标准被习俗（nomos）所接受（在此语境下被称作约定（nomisma））；因为这样一个标准让所有的东西有标准量度，既然所有东西都可以用货币（nomisma）衡量。”

20.西福德，2004年出版作品，第146页。

21.希罗多德，《历史》，8.26。

22.阿奎那，《Sententia Politica》，lib. 1, l.7，注释6。

23.阿奎那，《Sententia Ethic》，a, lib. 5 l. 9，注释12。

24.阿奎那，《In Octo Libros Politicorum》，《Omnia Opera》第26卷，1: 7。其他内容在《Sententia Ethic》，lib. 5 l. 9 n. 5:。

25.见第一章与第四章。在中世纪的货币思想中，阿奎那并不是唯一一派。事实上，法律派的主要分支就反对货币唯名论，并发展出了一套本质主义的理论。萨金特·威尔德（Sargent Velde）在2002年作品的第五章对这场中世纪的辩论进行了精彩纷呈的考察。

26.布里斯科（Briscoe），1696年作品，第18页。在阿普比（Appleby）1976年作品的第65页有摘录。

27.费尔法耶尔，1931年，第137页。

28.曼德维尔，1705年。

29.曼德维尔，1988年出版作品，第1卷，第369页。罗森伯格（Rosenberg）在1989年作品的第197页进行了摘录。

30.亚当·斯密，1981年出版作品，III.iv.4，第412页。

31.同上，III.iv.10，第419页。

32.同上，IV.ii.9，第456页。

33.出处同上。

34.同上，III.iv.15，第421页。

第九章 货币的镜中奇遇

1.至少他们在国际金融机构驻华盛顿特区的总部是这样做的。在2007年4月危机首次爆发之时，我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建立的图书馆，想借阅一本金德伯格关于金融危机的正史作品（金德伯格，2000年）。图书馆中的图书被借阅一空，这种景象是多年来头一次出现——直到上一周才重新上演。

2.金德伯格，1993年出版作品，第264页。

3.莱因哈特与罗戈夫，2009年。

4.马克思与恩格斯，1848年作品，第一节，《资产者和无产者》。可参见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ch01.htm。

5.凯恩斯，1923年作品，第67-68页。

6.出处同上。

7.同上。

8.法朗士，1908年作品，第82页。

9.《经济学人》，1845年11月29日刊，第1192页，《以施舍拯救饥荒》。

10.《经济学人》，1846年3月21日刊，第370页，《喂饱爱尔兰人》。

11.出处同上。

12.出处同上。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篇社论中的论点大肆采用了夸张的手法。而知名的历史学家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将其视作具有反动言论的特点。他在自己1991年的《反动的修辞：刚愎自用、徒劳、危险》中谈到了这一点。然而，为了支持基金的自由经济政策，发表这些言论的正是当时改革派媒体中的一个代表。或许他们证明了，并不只是保守派才会使用这些劝诱性质的言论。

13.出处同上。

14.伍德汉姆-史密斯，1962年作品，第93页有摘录。

15.《经济学人》，1847年1月2日刊，第3页，《相信原则》。

16.伍德汉姆-史密斯，1962年作品，第162-163页有摘录。

17.出处同上，第375-376页。乔伊特的说法可能并不准确：他本身就是位经济学家。在成为硕士前，他每年都在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见庇古（Pigou），1925年作品，第292-294页，《本杰明·乔伊特》。

第十章 斯巴达人与苏联人——怀疑论者的策略

1.希罗多德，《历史》，8.138。希罗多德在马其顿有花园——但弥达斯是个历史人物，而且这个故事很明显是来自佛律癸亚（Phyrygia）。

2.有数个古典文学家讲述了弥达斯的故事，版本各不相同。本书中的版本主要是借鉴西福德2004年作品的第305-306页。一些小细节出自奥维德在《变形记》（Metamorphoses）第十一卷中的叙述。

3.奥维德，《变形记》，第十一卷，ll.11-19。

4.同上，第十一卷，ll.127-8。

5.阿里斯托芬，《蛙》，l.141。

6.阿里斯托芬，《财神》，ll.189-97。高价值的硬币是个天才。这是一个古老理念的经典喜剧式表达——6世纪的制法者梭伦曾写道：“就追求财富来说，人类是没有什么限制的；我们中最富有的那些人忙着要把财产扩大一倍，而且谁又能让人人都满意呢？”（梭伦，fr. 13 ll.71-3）。借用18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带来的货币思想转变，赫希曼（Hirschmann）在1977年延续了这种独特的货币观。他指出，人对货币的渴望永不满足，这一直“被认为是这种激情最危险且最应受到谴责的一方面”，“通过一种奇怪的扭曲……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美德，因为这意味着坚持不懈。”他指出，这种道德运动的迷人之处也需要其他的东西：“赋予这种‘顽强’的获取愿望一种额外的品质：无恶意。”（出处同上，第55-56页）

7.桑德尔，2012年出版作品，第6页。

8.斯齐托斯基与斯齐托斯基，2012年。

9.参考（如罗伯特·弗兰克；约翰·科茨等人）。例如罗伯特·弗兰克2011年作品《达尔文经济》。

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7b 16。

11.埃斯库罗斯，《七将攻忒拜》，l.682。

12.出处同上，ll.688-9。

13.同上，1.697。

14.这是雅典伟大的领导人伯里克利在其知名的演讲中的吹嘘，称颂她的美德。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2.41有提及。

15.作为成年礼，年轻的斯巴达男性被安排到秘密的社团中，送到乡村的野外求生。在那里他们昼伏夜出，杀掉任何能找到的农民的牲畜。见默里作品的第179页。

16.出处同上，第160页。默里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欣赏斯巴达的宪法，并相信这个国家的覆灭是因为它不断向自己的公民强调生育军事人才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其他内容更广泛、更先进的美德。

17.在《理想国》的2.371b，柏拉图承认，他那个理想的国度必须要有货币。但在《理想国》的3.416e–17a，他又禁止“国卫”（Guardians）——最高层的统治阶级——使用货币。在《法律篇》的741e–742b，他还对公众对货币的使用提出了条件，提出针对本地贸易与海外贸易发行不同的货币（前者由没有内在价值的硬币代表，后者则是贵金属硬币），并解释称国家应当控制货币在公民中的分配，这样对海外贸易有益。

18.莫尔，1516年作品，第二卷，最后一页。

19.贝勒斯，1696年，第12页。见http://archive.org/stream/proposalsforrais 00bellrich#page/n7/mode/2up。

20.马克思与恩格斯，1848年作品，第一节，《资产者与无产者》。

21.伊里夫与彼得罗夫，1962年作品，第29页。这两人的小说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间，苏联的货币政策。这应当被视作是大卫·伍德拉夫（David Woodruff）精彩研究的一个例子。伍德拉夫1999年的作品名为《被毁掉的货币：以物易物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22.伊里夫与彼得罗夫，1962年作品，第30页。

23.出处同上。

24.同上。

25.同上。第294页。

26.从某种角度看这只是对必然趋势的利用。在革命后数月内，为了向重要的工人支付薪水，印制货币导致恶性通胀肆虐。这被视作是为了加速货币灭亡而有意为之，就是要击垮人们对货币的信心。事实上，这无非是预算失控，以及经济信心与政治信心的全面坍塌。见阿尔诺德（Arnold），1937年作品，第105页ff。

27.索科尼科夫（Sokolnikov），《革命中的金融政策》，I, 114。阿尔诺德在1937年作品的第112页进行了摘录。

28.尤洛夫斯基（Yurovsky），《通货问题》，第34页。阿尔诺德在1937年作品的第107页进行了摘录。

29.《社会革命与金融》，第42页。阿尔诺德在1937年作品的第107页进行了摘录。

30.出处同上。

31.列宁，1965年出版作品，第33卷，109-116页。阿尔诺德在1937年作品的第112页进行了摘录。

32.出处同上。

33.《法令文件收录》，1922年，第46条文件。阿尔诺德在1937年作品的第112页进行了摘录。

34.伍德拉夫在1999年作品的第21页有摘录。

35.美国经济学家兼苏联研究专家格雷戈里·格罗斯曼（Gregory Grossman）很早就指出了这里面的讽刺之处。“从（西方）货币理论家的立场出发，苏联经济生产环节中消极的货币可能是最接近那种抽象且纯粹的现象，即中立的货币。说它中立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无力成为社会行为的积极决定因素。”“中立货币”的这种神秘之处——即货币在社会或经济中发挥不了积极动力——是洛克货币自然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继承者，我们将在第十三章看到这一点。当然，苏联那种受限制的货币肯定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更“中性”。正如格罗斯曼指出的那样：“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由于它的无力，这种货币根本称不上中立；也就是说，它被渲染成消极的模样，只是为了不去挑战执政者的政治权威。”见格罗斯曼·G。（1996），《金与剑：苏联经济中的货币》，出自罗索夫斯基（Rosovsky）作品第235页。

36.在伍德拉夫1999年作品第54页有摘录。

37.在这种大趋势中，一个例外就是超市优惠与航程积分这样的准货币的发展。这些准货币利用技术变革，创造出了有限用途货币的现代实用模式。

第十一章 结构化解决方案：约翰·劳的才识与梭伦的智慧

1.劳曾是托马斯·尼尔的门徒，后者是“百万冒险”彩票方案的发明者，本书第七章曾提及。

2.苏格兰银行早在1695年便已建立，但发展程度一直不及英格兰银行，而且运营过程多灾多难。

3.劳，1705年。

4.出处同上，第100页。

5.劳，1720年作品，第91-92页。

6.出处同上。

7.见第五章。

8.劳，前述1720年作品，第94页。

9.出处同上。

10.劳，1705年作品，第118页。

11.出处同上。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即1704年的《地产银行简述》与1705年的《货币与贸易》——劳建议将土地作为货币价值的标准——而且在这里他也是指土地。他认为土地比贵金属更合适，因为普通人可以理解土地的价值，供应量有限（所以可以凭借其让统治者限制货币发行，并平息对货币超发的恐惧），而且归当地所有，受当地控制。不过我们会发现，当他在10年后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时，他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认为使用土地顶多是权宜之计。

12.详情参见韦德尔，2007年出版作品，第276-279页。

13.达特（Du Tot），1935年出版作品，卷1，第106页。墨菲在2009年作品的第69页有摘录。

14.约翰·劳，《作品全集》，卷3，第53页。麦克唐纳在2003年作品的第201页有摘录。

15.安廷公爵（The Duke of Antin）。莫非在2009年作品第259页有摘录。

16.笛福，第189页。可查阅http://archive.org/stream/danieldefoehisli02defouoft#page/188/mode/2up。

17.如詹姆斯·麦克唐纳所说，这并非没有先例。中世纪的热那亚共和国在组织公共财政事务时，就在公司架构上采用了类似做法。（见麦克唐纳2003年作品，第94-100页）。此外，虽然领先于时代，但现在看劳理论的原则并不像当时那样遥不可及——读者会在第十五章看到这一点。

18.虽然说是用货币这一间接证据被视为是主要的指标，但这不意味着它只会出现在实施民主制度的城邦中。见崔维特2001年出版作品第32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7b 35-8。

20.浦鲁塔克，《伯里克利传》，第12页。崔维特在2001年出版作品的第24页有摘录。

21.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认为，在梭伦的改革之前，雅典是按照他假设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运行的。这在他1864年的作品《古代城市》（La Cité antique）中有提及。默里在作品的第十一章中倾向于库朗日的观点。

22.梭伦，fr-13, ll. 5-6。

23.出处同上，ll. 7-8。

24.见哈德森，2002年出版作品，第29页f。

25.出处同上。

26.《利未记》，25:8 ff。

27.默里作品，第187页。

28.梭伦，fr. 37, ll. 9-10。

29.身为首席执政官，梭伦还为雅典引入了新的度量衡标准（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第十章）。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在货币的早期年代，理解社会标准与物理标准是比较容易的。

30.出处同上，第九章，1。

31.按照默里的说法，“这些物件直到公元前3世纪还有学者讨论；而浦鲁塔克在300年后见过它们的残片，就保存在雅典的议事厅中。”（默里，第183页）。事实上，梭伦的律法并非雅典首部成文的法典。在一代人之前，公元前621年的首席执政官德拉古（Drakon）就曾写下过一部法典。不幸的是，“（德拉古法典）的具体适用范围和本质无人知晓。”——不过人人都知道这部法典“极为严酷”。（现代的“严苛”（Draconian）一词也就是由此而来）。出处同上，第182页。

32.钦定版圣经，《利未记》，25:10。

33.劳，1720年作品，第103-104页。

34.出处同上，第86页。

35.无法说明古希腊货币化与民主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与关联程度。以雅典——这个自称在政治事务上是“希腊学府”的城邦为例（所以伯里克利会在他知名的演讲中称颂她的美德，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2.41有提及）——在货币带来的社会革命与雅典的民主政治与法律文化两者间有联系。有的学者主张，这种联系其实很明显——至少在涉及到铸币技术时是这样，例如，“反民主的理念是个没有硬币的世界。相反，民主城邦，特别是雅典，是一个硬币的世界。”（崔维特，2001年作品，第34页。）

第十二章 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经济学如何忘掉了货币……

1.Focus LSE，2009年春，见http://www2.lse.ac.uk/study/meetLSE/pdf/focus/FocusNewsLetter10.pdf。

2.此次英国国家学术院大会的参与者名单见http://www.britac.ac.uk/events/archive/forum-economy.cfm。

3.贝斯里（Besley）与亨尼西（Hennessy），2009年，第3页。见http://www.britac.ac.uk/news/newsrelease-economy.cfm。

4.出处同上，第二页。

5. 同上。

6. 第110届国会监督与治理改革代表委员会（2008），《金融危机与联邦监管者的角色》。2008年10月23日听证会。见https://house.resource.org/110/gov.house.ogr.20081023_hrs15REF2154.raw.txt。

7.沃尔夫与萨默斯之间的讨论可见http://ineteconomics.org/net/video/playlist/conference/bretton-woods/V。这里提到的萨默斯的回应，是他对质询中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从6分4秒处开始。

8.出处同上。萨默斯同时也指出，1981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指他关于银行运营的微观经济学著作。

9.出处同上，从10分58秒开始的第二个问题。

10.同上。

11.发明出这个词的人是短寿但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他在19世纪70年代在牛津大学的课程中提到了这个名词。这些课程于1883年他去世后出版成书，名字就是《工业革命》。

12.即便在17世纪末贵格会繁盛时期，其会友也不到7万名，到了19世纪初，其规模更是只有2万人出头。见朗特里（Rowntree）1859年作品的第41-74页，在沃尔温（Walvin）2005年的作品中有引用，见http://www.gresham.ac.uk/lectures-and-events/quakers-business- and-morality。2012年9月11日获得。

13.安侬（Anon），1697年出版作品，第16页。沃尔温在2005年的作品中摘录。

14. 实际上，巴克莱是由19世纪三家贵格会银行合并而来，其中包括诺维奇格尼银行，在2000年的时候，格尼家族的一位成员被认为是巴克莱银行股东名册中最大的私人股东。见艾略特（Elliott），2006年。

15.票据经纪人角色演化的刺激因素似乎是1825年的金融危机，商业银行在当时遭受了很大损失。票据经纪人进入这一领域，用自己的资产在银行不再发挥中介作用的某些地方提供此类服务。见弗朗德罗（Flandreau）与乌戈利尼（Ugolini）2011年作品的第8-9页。

16.英格兰银行董事与1858年委员会委员间的交谈，克拉潘在1944年作品的第237页有摘录。

17.卡皮，2012年作品，第16页。这两家当时最大的银行是米德兰银行（Midland Bank）和威斯敏斯特银行（Westminster Bank）。如卡皮所指，欧沃伦–格尼之所以可以支持这么大一笔资产，是因为它的资本与资产比率很低：在倒闭的时候，欧沃伦–格尼的资本与资产比率为2%，而大多数银行的这一比率在9%到11%之间。

18.出处同上，第275页。

19.同上，第183和289页。

20.同上，第164页。

21.这句话出自英格兰贸易理事会主席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白芝浩1999年出版作品的第200页有摘录。

22.英格兰银行之前向票据经纪发放了900万英镑贷款，而给银行的只有800万英镑。出处同上，第298页。

23.西努斯（Xenos, S.）（1869年），《掠夺》（Depredations），第64页。

24.第84页。

25.斯特凡诺斯·西努斯（Stefanos Xenos），艾略特曾摘录，出处同上，2006年。但艾略特称，那个被大多数早期学者认为对该公司许多糟糕投资负有主要责任的爱德华兹，实际上在问题严重后是拿出了一套解决办法的。艾略特把矛头对准了公司合伙人自身。

26.另一家大型证券交易合伙人企业——高盛——在1999年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的上市。虽说这家公司的运气只持续到了2000年3月泡沫破裂，但在那个时间点上，没人认为公开上市是为了摆脱破产。

27.《经济学人》，1865年7月15日周六刊，第1142期，第845页。

28.金，1936年作品，第240页。

29.《银行家杂志》，1866年，第639页，出处同上，第243页。

30.《泰晤士报》，1866年5月12日周六刊，第243页。金在1936年作品的第243页有摘录。

31.《泰晤士报》，1866年5月2日周五刊，第II页。

32.兰斯洛特·霍兰爵士（Sir Launcelot Holland）在1866年9月13日在英格兰银行股东大会上的发言。白芝浩在1999年作品的第165页有摘录。

33.克拉潘，1944年作品，第265页。

34.出处同上，第270页。

35.在艾略特2006年作品第188页有摘录。

36.白芝浩，1999年出版作品，第273页。

37.凯恩斯在1915年作品第375页有摘录。白芝浩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优势——因为他觉得穆勒在经济学上的影响力从本质上说是没有价值的。“他的伟大作品中的绝对原创非常少，”他写到（他在《经济学人》发表的穆勒的讣告上也毫不客气）。“而且我们认为，这极少的原创中的大部分内容也谈不上有什么极高价值。”（凯恩斯，1915年作品，第374页有摘录）。

38.凯恩斯，1915年作品，第269页。

39.出处同上，第371页。

40.白芝浩，1999年出版作品，第I页。

41.同上，第189页。

42.同上，第158-159页。

43.同上，第22页。

44.同上，第323页。

45.同上，第68、69页。

46.同上，第35页。

47.同上，第20页。

48.同上，第35页。

49.同上，第42页。

50.白芝浩，出处同上，第196页。

51.白芝浩，同上，第197、198页。

52.白芝浩，同上，第197页。

53.同上。

第十三章 为什么这是个问题

1.萨伊，1803年作品，I.XXI.32。

2.穆勒，1848年作品，III.7.9。

3.白芝浩，1999年出版作品，第66页、190页。

4.萨伊，1803年，I. XV. 3。

5.乔普林，1832年作品，第219页。萨伊自己也看到了1825年英国危机的结果，并对自己早先的教义进行了大幅修正，德朗（DeLong）在2012年作品的第7-9页指出了这一点。19世纪宏观经济学辩论对今天混乱的理论与政策产生的影响，德朗对此进行了出色的研究，这一段中的观点受到了他的很大启发。

6.亚当·斯密，1981年出版作品，II.4.4，第351页。

7.萨伊，1803年作品，I.XV.7。

8.穆勒，1848年作品，序论9。

9.出处同上，III.7.8。

10.凯恩斯（1924年）在1924年1月18日致莉迪亚·罗珀科娃（Lydia Lopokova）的信。见1983年出版的凯恩斯作品，第00–00页。很明显，凯恩斯已经忘了格莱斯顿的名言：“在苦思货币本质这件事上涌现的傻瓜可比恋爱中的呆子多多了。”

11.凯恩斯，1936年作品。他在1930年还写出了《货币论》一书。

12.见第一章，注释9。

13.在今天的货币制度中，这两者是相关联的。而在白芝浩的时代，只有英格兰银行能以黄金（在平时）或私人债务（在危机时）为担保发行主权货币，现代的央行一般有权只以政府债务为依托发行货币——直到2008~2009年的危机，许多央行才被迫依靠各种私人债务发行货币（以美联为例，就是房贷支持的证券；英格兰银行则是企业债；欧洲央行则有一系列各式各样的私人债务）。

14.瓦尔拉斯，1874年。

15.希克斯，1937年。

16.阿罗与德布鲁，1954年。

17.哈恩，1965年作品，第126-135页。实际上，阿罗和德布鲁1954年那篇大胆的论文就已经明确地在证明没有货币的经济中存在一般均衡——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么做有些莫名其妙，但他们还是做了。哈恩批判的目标实际上是第二代“货币一般均衡”模型（特别是哈恩在1965年指出的，这个模型是帕廷金在1956年提出的），它意在证明阿罗-德布鲁的成果对报告货币的经济也是适用的。这些模型必须要克服的挑战，就是要证明为何一种商品可以被选择出来，被标价，成为了一般均衡中交换的媒介。哈恩知名的批判指出，这些模型在论证这一点上并没有达到目的。阿罗与德布鲁（1954年）率先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没有货币的经济的模型：把货币包括进去的解决方案，总是被那些不包含货币的、更简单的方案所涵盖。

18.麦卡勒姆（McCallum），2012年作品，第2页。

19.办法是假设一些名义价格是有“粘性”的——也就是说，这些价格需要时间来调整。这就为前瞻性货币政策确立了合理性——因为粘性价格在通胀出现时会引起不充分的相对价格变动；也为保证前瞻性货币政策有效提供了办法——因为通过改变名义利率，央行就可以操纵真实的利率。由于在这种模型中不存在货币，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以及其他被非传统货币观强调的因素就不会出现，因此也就不被考虑成不稳定的因素或政策的目标。

20.金，2012年，第5页。

21.谈到这些创新的经典作品分别来自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年）、夏普（Sharpe，1964年）和布莱克与斯科尔斯（Scholes）。

22.莫林（Mehrling），2011年作品，第85页。

23.托宾，1969年。

24.布莱克，1995年；在莫林2005年作品的第10页有摘录。莫林将其作为宏观经济学世界观与金融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重对立的一个例子来引用，称其“对宏观经济学家来说……是个令人震惊的表述。”

25.在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不稳定的高通胀是宏观经济的缺陷。因为有了粘性价格，它带来了不充分的相对价格变动，这会让产出不足。

26.和通胀目标不同，央行独立的理念与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它源自一篇较早的作品，特别是罗戈夫（Rogoff）1985年的作品——但这是唯一一次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被用作政策制定的理论框架，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制度上的影响。

27.阿代尔·特纳（2012年），2012年7月20日，在金融政策委员会到访曼彻斯特时发表的演讲，题为《紧缩时代的宏观审慎政策》。

28.明斯基，1982年，eds。

29.金，2002年作品，第162、173页。

30.出处同上。

第十四章 如何把蝗虫变成蜜蜂：全球银行体系改革

1.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Locust_(finance)。在2005年9月德国大选中，这个词大量出现在政治辩论中。

2.见第八章。

3.诺维（Novi, E.）2012年作品，题为“La dittatura dei banchieri: l’economia usuraia, l’eclissi della democrazia, la ribellione populista”。

4.《经济学人》，2012年7月7日刊，《银行流氓：英国利率固定丑闻是如何蔓延的——以及应该采取何种对策》。见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8260。

5.见《前景》杂志对阿代尔·特纳的采访，《如何驯服全球金融》。2009年8月。见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how-to-tame-global-finance/。

6.《纽约邮报》，2009年12月13日刊，《自动取款机：过去20年中银行唯一有用的发明》。见http://www.nypost.com/p/news/opinion/opedcolumnists/the_only_thing_useful_banks_have_I3JBMQVh 5Ncs0MfiYCsXXM。

7.在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有849页内容，合并了“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并建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英国则有2009年的“特纳报告”，审视了银行业监督中出现的漏洞，从而导致了英国监管机构的全面调整。2011年，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发布报告，基于此出现了《金融服务法草案》（即银行业改革法案）。即便是面临更多既有挑战的欧元区，真正的结构性改革也在2012年10月提上日程，提出改革的是欧盟银行业结构改革高级专家组。

8.这句话出现在2008年11月，在2009年1月28日被《华尔街日报》报道，并遭到了嘲笑。见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310466514522309.html。

9.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在2007年9月14日发表的声明，《为北岩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见http://www.fsa.gov.uk/library/communication/statements/2007/northern.shtml。

10.这是英国下院财政委员会在2008年就这一事件发表的报告的标题，是当局对此事的回应：英国下院财政委员会（2008），《北岩银行挤兑，就2007-2008年间的第五次报告》。

11.见第八章。

12.金融服务管理局声明，2007年。

13.北岩银行股权的国有化在特别立法下执行，没有考虑到现有股东的权益。2010年1月1日，财政部——即当时唯一的股东——向该行注入14亿英镑资本。见UKFI Ltd。第26页。

14.英国下院财政委员会，2008年，卷一，第74页。

15.2008年12月10日，在英国下院的辩论中，时任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口不择言，声称内阁在危机最严重时的政策“拯救了世界”，后来他改口称他们只是“拯救了银行”，口气小了很多。

16.莱文（Laeven）与瓦伦西亚（Valencia），2012年作品，表I，第6页。细节见作品《无处不在》。除了提供流动性与资本支持外，这里面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提高由政府提供的、对银行存款与其他负债的准备金——这是主权支持的更深远形式。

17.2011财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占GDP的4.7%。见国会预算办公室，2012年，表F4，第139页。

18.1816年5月28日，托马斯·杰弗逊在蒙蒂塞洛对约翰·泰勒（John Taylor）的表态。福特，1892-1899年作品，卷2，第533页。

19.在2011年到2012年间，英国卫生部的总开支占GDP的7.6%。见英国财政部，2012年，表5.1，第73页以及表F2，第206页。

20.亚历山德尼（Alessandri）与霍尔丹（Haldane），2009年作品，第2页以及表1。

21.8.7亿欧元。惠兰（Whelan），2001年，见http://www.irisheconomy.ie/index.php/2011/01/。该帖子出现在“爱尔兰经济”（www.irisheconomy.ie）这篇出色的合著博客上。该帖子生动且专业地介绍了就爱尔兰政府推出的关于流动性与资本支持的极端策略标准展开的辩论。

22.前面第2章曾提到了苹果iPhone智能手机的多国产地。这是这种工业组织方式的一个当代例子。

23.从1980年到1984年，在全部企业债务融资中（不计房贷），企业债券的平均比例占到了51%。本段中的这部分数据以及其他数据是根据美联储报告《美国资金流向记录》，表B.102（2012年）计算得来的。见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Current/data.htm。

24.马丁，2011年，1。数据来自花旗信用投资研究。

25.霍默，1958年作品，第27-29页。

26.有趣的是，这些简称本身就证明了当时企业那种简单的状态。“橡胶”就代表美国橡胶公司的债券，“钢铁”就代表美国钢铁公司的债券。

这里描述的是国际影子银行直观的、一般的信用中介过程。在鲍兹（Pozsar）、亚德里安（Adrian）、阿什克拉夫特（Ashcraft）以及博伊斯基（Boesky）2010年作品的第10-12页，以及例证2与例证3中有描述。

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第51页。

28.出处同上。

2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辩护中，就在前面那段不光彩的文字出现的同一页，它的确警告道：“虽然这些市场逐渐促进了信用风险的‘主要’转移，但在某些层面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依然缺乏，这里有市场紊乱的可能。”——至少该声明暗示了新的信用市场中介体系被期望用来管理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但它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未经证明。

30.鲍兹与辛格（Singh），2011年作品，第5页。这是对2007年年底情况的估计。

31.布夫雷（Bouveret），2011年，第18页。注意这是对截至2010年年底情况的估计，并不能与前面鲍兹与辛格对美国的估计做严格的对比（不过他们对2010年年底美国影子银行规模是18万亿美元）。

32.至于央行援助具体是如何延伸进了影子银行，可以参看莫林2011年的作品。该书也出色地描绘了美国金融行业的进化史，以及它与经济和金融理论演变的关系。本章对其有不少借鉴。

33.美联储的总资产从9 270亿美元涨至1.8万亿美元。见美联储，信用与流动性规划与资产负债表。网址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bst_recenttrends.htm。英格兰银行的总资产从930亿英镑增至2 920亿英镑。见英格兰银行周报，网站www.bankofengland.co.uk。

34.直到2012年初，欧洲央行的总资产才从2008年10月大约1.5万亿欧元的水平上翻了一番。

第十五章 最大胆的办法就是最安全的

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6年），《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II框架（Basel II Framework）。巴塞尔委员会只是一个国际性质的论坛，在危机发生前它主要关注银行资本（而非流动性）计量的协调，以及其充足性标准。该定义的大部分内容与谨慎监管标准的所有实施工作仍然掌握在各国监管机构的手中。然而在危机后，除了巴塞尔协议III协议中商定的内容，许多国家的监管者还提出了更严格的资本或流动性要求。（见下面的尾注4）

2.亚历山德尼与霍尔丹，2009年作品，第3页与图表2。

3.出处同上，第3页与图表3。

4.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0年），《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及监管的国际框架》，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III框架（Basel III Framework）。正如其名，巴塞尔协议III框架更明确地关注在国际上协调银行流动性与资本的计量和标准。

5.此处的类比取自霍尔丹，2010年。

6.出处同上。

7.霍尔丹，2010年，直观地给出了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总经济成本的估算现值，依据是确认为永久性的产出损失。规模在全球2009年产出的90%到350%之间。

8.阿利斯泰尔·米尔恩（Alastair Milne），佩里·莫林（Perry Mehrling）以及其他人就系统性风险保障提出了模型，并指出了支持该模型需要从银行收取的溢价。克特里考夫2010年作品的第172页ff对此进行了介绍与讨论。

9.凯，2011年作品，第210页。

10.塔鲁洛，2012年作品，第9页。

11.在实践中，对银行业活动的限制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松动。但在1999年，《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即金融服务法现代化法案）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核心规定。《麦克法登法》中的限制被《1994年里格尔–尼尔州际银行和分行效率法》叫停。

12.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60多年间，美国银行的规模大体上无变化。然而在之后的20年间，其相对于国家收入的平均规模涨至原来的三倍（见霍尔丹，2010年作品，第8页以及图表1）。这其中规模最大的银行增长得最快。在1990年，美国最大三家银行的资产只占全部银行业资产的10%。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了40%。（出处同上，第9页及图表2）.

13.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英国英格兰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以及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建立的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金融稳定理事会实际上是G7金融稳定论坛的继任机构）。细节参见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board.org/about/history.htm。

14.正如美联储知名的监管专家丹尼尔·塔鲁洛所指出的那样，《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主要目标”是“朝着保障‘金融稳定’的方向，通过抑制‘系统性风险’，重新定位金融监管，这两个词在整个法案内容中出现了数十次。”塔鲁洛，2012年作品，第1页。

15.金，2012年作品，第5页。

16.布伊特（Buiter, W. ），《金融时报》网站，布伊特博客，2009年3月3日发表。见http://blogs.ft.com/maverecon/2009/03/the-unfortunate-uselessness-of-most-state-of-the-art- academic-monetary-economics/#axzz2AgdwP9Yz。

17.塔鲁洛，2012年作品，第22页。

18.斯齐托斯基与斯齐托斯基，2012年。

19.桑德尔，2012年。

20.保罗，2009年

21.《旧约：传道书》，9:11。

22.按照《牛津英语字典》的定义，委婉语“这种辞格，是用相较而言更顺耳或含蓄的词或表达，来代替较生硬、无礼的词语的本意。”

23.克特里考夫教授提议的细节可以参见其2010年作品。

24.这只是席勒最普通的想法（已经有数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发行与GDP相关的债券了）；他还有很多其他不寻常的想法。可以参考席勒2003年的作品。

25.尚在持续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迫使欧洲央行扩大其对银行业提供流动性支持所接受的担保的范围，这一范围远超过美联储与英格兰银行的选择。2011年有件事引起了轰动，当时有人披露，欧洲央行甚至在用证券化的澳大利亚汽车贷款放贷。值得注意的是，就欧洲央行来说，将这种资产作为抵押是遵守回购协议的，这样一来央行承担的信用风险严格来说并不是有问题的金融证券的风险，而是那些接受流动性支持的银行的风险。同样，美联储在其所持有的房贷债务上的信用亏损，从原则上说是由美国财政部提供保护的。换言之，在这两个例子里，理论上都没有任何信用支持被提供。

26.那些穷尽自己逻辑极限的金融学模型，只有在詹姆斯·托宾的世界里才能实现。在他的世界里，“在市场与资本收益的自然率之间，在市场估值与再生产成本之间不存在差异。没有余地让货币政策影响总体需求。为金融行业定调的是实体经济，而不能反过来。”托宾，1969年作品，第26页。

27.费雪，1935年。费雪方案的根源可以在英国货币思想家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在192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找到。即《财富、虚拟财富及债务》，1926年，索迪著。如果不是索迪曾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那么他的这部作品一定会被贬斥为货币幻想的经典作品。即便是在那时，这本书在公众和官僚中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部分是因为它被另一种更为流行、但最终令人失望的货币改革提议盖过了风头。该提议就是C. H. 道格拉斯少校（Major C. H. Douglas）发起的社会信用运动，见其1924年作品《社会信用》。索迪的想法被芝加哥的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所接受，费雪就是从后者那里学到了这些。

28.费雪，1935年作品，第10页。

29.弗里德曼，1960年，以及弗里德曼，1967年。

30.可以在凯2009年以及2011年的作品中找到例子。克特里考夫的有限目的银行业提议，同样也有效地将狭义银行业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见克特里考夫，2010年作品，第132页ff。

31.贝奈斯（Benes）与库姆霍夫（Kumhof），2012年。为了能在美国经济正式模型的背景下，弄清芝加哥方案的具体后果，贝奈斯与库姆霍夫被迫超越了费雪给银行货币活动改革拿出的有局限的解决方案，给信用服务定义了一套新奇结构。这是个非常有用的实验；不过不是必须——而且可能正如凯在2011年作品第4-5页中指出的，提前为这种非公用事业级别的金融体系定义结构，是不适宜的。

32.凯恩斯，1936年出版作品，第372页。

参考资料

除正文脚注引用的著作外，本书还深受其他许多作品的影响，特地致敬。

我本人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始于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发表的文章：《货币的两种概念：最优通货区的意义》（The Two Concepts of Money: Implications for Optimal Currency Areas，1998年）。该文精炼地介绍了西方货币思想中的两大主要传统理论，很有说服力，而且预见般地警告了这两种理论对当时尚属新鲜之物——欧元——的影响。

我在2002年时接触到了这篇文章，当时正值我开始攻读货币经济学博士学位。事实证明，我能选择这一时间求学非常幸运，因为有三本杰出的关于货币的著作在2004年出版，作者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学科。这三部作品对本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本是社会学家杰弗里·英厄姆（Geoffery Ingham）2004年的《货币本质》（The Nature of Money）。此书对货币的历史和货币思想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让我眼界大开——相信还有很多受传统理论熏陶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使我得以触及许多被我们自己的学科在20世纪抛弃的基础货币问题；更妙的是，这本书还从历史角度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本是古典学者理查德·西福德（Richard Seaford）2004年的《货币与早期希腊思想》（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一本关于古希腊货币起源以及货币化对哲学与艺术影响的作品，颇具创造力，意义深远。所有读过的人都会知道该作品对本书的影响有多大。

应当指出，在货币理论频繁涌现的那一年，经济学家并未被完全遗忘。长久以来一直主张在经济分析中把货币摆在更现实地位的经济学家L.兰道尔·雷伊（L. Randall Wray）编撰出版了《信用货币理论与国家货币理论：英尼斯的贡献》（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lfred Mitchell Innes）一书。该书出色地为当代读者重现了20世纪两篇最杰出的关于货币本质的文章——阿尔弗雷德·米切尔·英尼斯的“什么是货币？”以及“货币信用理论”（英尼斯著，1913年与1914年）。

所有希望对本书主题相关内容有更多了解的人，都应该通读这三本书。

货币书籍的百花齐放并非只有2004年一个年头。1997年出版的三本书对本书也有很大影响。

第一本是菲利普·格里尔森（Philip Grierson）在1997年出版的《货币起源》（The Origins of Money）。记账中使用的货币单位到底是什么，以及从历史上看，这些单位可能来自何处。我发现该书是头一部想要就这些问题给出严肃答案的作品。

第二本是赫伯特·弗兰克尔（Herbert Frankel）1997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二论：信任与权威的冲突》。不知什么原因，该书并不为人所熟知，但它仔细地探究了货币社会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

第三本，也是最知名的一本，是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就经济思想历史撰写的精彩论文：《感性与利益：资本主义鼎盛前的政治观点》（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1977年）。

另外还有两部近期的作品对本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们分别是约翰·斯密森（John Smithin）整理编撰的非常有价值的文集《金钱是什么？》（What is Money? 2000年），以及詹姆斯·巴肯（James Buchan）那本兼具文学性和历史性的、颇能唤起情感共鸣的《被冻结的欲望》。（Frozen Desire，2000年）.

其中的一些作品，研究的不仅是今天货币的本质，而是货币与货币思想的历史。当然，在这一领域有诸多著作，而且本书脚注中引用了许多至关重要、堪称标杆的作品。这里需要我致敬的书籍还有很多：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那部伟大的、未完结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年）；查尔斯·金德伯格的《狂躁、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1978年）和《西欧金融史》（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1993年）；托马斯·萨金特与弗朗索瓦·威尔德合著的《小变动的大问题》（Th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2002年）；詹姆斯·麦克唐纳的《深陷债务的自由国家：民主的金融之源》（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6年）；以及安东·墨菲的《约翰·劳传：经济理论家与政策制定者》（John Law: 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1997年）和《宏观经济学起源：从威廉·配第到亨利·汤顿的新理念》（The Genesis of Macroeconomics: New Ideas from Sir William Petty to Henry Thornton，2009年）。

在对不同货币体系进行比较的著作中，有两本现代书籍让我感到受教颇深。头一本是政治学家大卫·伍德拉夫那充满创造力的《被毁掉的货币：以物易物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Money Unmade: 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1999年）。第二本是文集《消失的卢布：后苏维埃时代的以物易物网络与无货币交易》（The Vanishing Rouble: Barter Networks and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Post-Soviet Societies，西布赖特，2000年）。这两本书乍看上去是在研究苏联解体时崩溃的货币秩序——但事实上对更好地理解货币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本书中，我还做了一个尝试，那就是证明从现实角度充分了解货币，不只是为了满足学术上的需要，同时也是掌握了一件应对目前经济与社会挑战的重要工具。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安德鲁·杰克森（Andrew Jackson）、理查德·维尔纳（Richard Werner）、托尼·格里纳姆（Tony Greenham）和乔希·瑞恩–柯林斯（Josh Ryan-Collins）在他们的《钱打哪来？英国货币与银行体系介绍》（Where Does Money Come From? A Guide to the UK Monetary and Banking System，2000年）一书中，就如何做到这一点给出了非常成熟的例子。对想要理解现代银行业体系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对其改进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必读的作品。

该书主要关注英国银行业体系（不过展开讨论的内容很广）。对美国读者，特别是对“高级金融”——全球性的、批发资本市场——如何运作感兴趣的人来说，佩里·莫林的《新朗伯德街：美联储如何变成了最后交易商》（The New Lombard Street: How the Fed Became the Dealer of Last Resort，2011年）是本难得的好作品。作者是为出色的经济学家，不仅真正理解今天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而且还明白金融行为的演变与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理论。它对本书的影响是基础性的。

最后，在本书尚未完稿之时，英国出版了两本关于货币的大作。回想起来我真应该借鉴这两部作品，但很遗憾没能实现。这两本书是菲利普·考根（Philip Coggan）的《纸面承诺：货币、债务与世界新秩序》（Paper Promises: Money, Debt, and the New World Order，2011年），以及大卫·格雷伯的《债务：上下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年）。

Bibliography

致谢

我要感谢过去几年中让我受益良多的不少老师、朋友与同事，单单列出几个人的名字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不过，鉴于公开感谢这些人的机会很少，而且他们不仅帮助了我，更让其他的学生受益匪浅，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Tom Earnshaw、Steve Spowart、John Birkin、Peter Noll和Lorne Denny；Jasper Griffin、Oswyn Murray还有Oliver Lyne；Mike Veseth和Pat McCarthy；以及Chris Adam、Anthony Courakis、Colin Mayer、John Flemming和我那杰出的博士导师Antoni Chawluk。

这本书是部综合性的作品。既然如此，我自然应该向所借鉴过的许多杰出学者们致以敬意。其中一些人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时间与知识，评价或讨论了各章草稿，我要对他们表示额外的感谢。我要为此诚挚地感谢Richard Seaford、Antoin Murphy、James Macdonald、Hannah Dawson、Edward Skidelsky、Arthur Edwards、Wendy Carlin、Simon Wren-Lewis、Colin Mayer、Andy Haldane、Richard Harrison、John Kay、Perry Mehrling、Robert Skidelsky和Mark Bearn。Ben Tobias用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无须多言，任何错误与不当都应归因于我。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获得了伦敦环球研究中心（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的大力支持，该中心在2012年上半年让我当上了助理研究员。我要感谢Olga Bogomazova和中心，他们慷慨地为我提供了理想的工作环境。

有两人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张夏准（Ha-Joon Chang）和Robert Skidelsky。他们的鼓励让我走出了纸上谈兵的阶段，让这本书真正成型。同样，Will Goodlad、Joy de Menil、Philip Delves Broughton、Nicole Aragi、Tim Moore、Barnaby Martin、Joanna Kavenna、Anna Webber、Rory Stewart和Aleksandar Hemon都给出了深刻的建议与鼓励。我的经纪人Natasha Fairweather非常棒。无论怎样感谢她以及华特出版经济公司（A.P. Watt）团队的其他成员——Linda Shaughnessy、Lucy Smith和Donald Winchester，都是不够的。

鲍利海出版公司（The Bodley Head）的Stuart Williams和克诺普夫出版社（Knopf）的Andrew Miller两位编辑堪称业界楷模，很幸运能与其共事。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与一丝不苟地校对，本书是绝无可能面世的——即便成书，那也是拙劣的冗长之作。我非常感谢这两位，还有Katherine Ailes以及伦敦鲍利海出版公司团队的其他成员。

最后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必须得谢谢我的女儿们，谢谢她们理解这个关爱不周的父亲；还有我的妻子Kristina，没有她这本书就不会诞生，我也会错过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亲爱的，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插图列表

p. 004 雅浦石币©Gaopin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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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59 雅典的青年人牵着公牛走向祭坛© Getty Images

p. 086 一枚7世纪被重新加工为英国吊坠的罗马硬币© Getty Images

p. 101 16世纪的商人银行家 ©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 116 詹姆斯·斯图亚特by David Scougall ©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 116 詹姆斯·卡维尔 © Gaopin Images

p. 129 约翰·洛克© Gaopin Images

p. 147 插图 by John Tenniel from《爱丽丝镜中奇遇》© Getty Images

p. 182 约翰·劳©Gaopin Images

p. 182 失势后的约翰·劳© Getty Images

p. 205 白芝浩 © Getty Images

p. 252 瑞士小城巴塞尔 © Gaopin Images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什么是货币？

第二章 衡量货币的标准

第三章 爱琴海发明了经济价值

第四章 金融的统治与货币的暴动

第五章 货币利益体的诞生

第六章 “吸血乌贼”的发展史

第七章 货币大和解

第八章 洛克先生的经济学遗产

第九章 货币的镜中奇遇

第十章 斯巴达人与苏联人——怀疑论者的策略

第十一章 结构化解决方案：约翰·劳的才识与梭伦的智慧

第十二章 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经济学如何忘掉了货币……

第十三章 为什么这是个问题

第十四章 如何把蝗虫变成蜜蜂：全球银行体系改革

第十五章 最大胆的办法就是最安全的

第十六章 严肃的货币观

注释

参考资料

Bibliography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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