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2021-03-25

通胀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严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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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版图书版权信息

通胀来了，你准备好了吗/严行方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7.

CAEBN：7-001-000-60635227-1
分类号：通货膨胀 —— 研究 —— 中国　F822.5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通胀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严行方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邮政编码：100007
网　　址：www.chineseall.com
首次发布：2016.7.4
更新时间：2016.7.22
上架建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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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copyright@chinese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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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ISBN：978-7-113-13342-9
出版时间：2011.11.1

目　录
“涨”声响起来——代序
第1章　什么是通货膨胀
第1节　通货膨胀的确切含义
通货膨胀是一种特有货币现象
通货膨胀的实质是纸币发行太多
通货膨胀表现为普遍、持续的价格上涨
第2节　什么叫CPI
CPI的基本概念
CPI的重要性
CPI的计算和编制方法
我国CPI的缺陷
准确的CPI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3节　什么叫核心CPI
核心CPI容易蒙蔽真相
全球对核心CPI的看法正越来越淡
第4节　CPI权重及其调整
雾里藏花的CPI权重
权重调整很有必要彻底公开
第5节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什么关系
通货膨胀首先看物价水平
通货膨胀不能只看物价水平
通货膨胀不必强调客观原因
第6节　通货膨胀的标志是什么
通货膨胀的实质是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的必要标志是流通环节价格上涨
通货膨胀的实物标志是房地产价格上涨
关注CPI与GDP增长速度是否协调
第7节　别理会“结构性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个伪命题
剖析CPI各组价格涨跌有必要
第8节　结构性通胀就是全面通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过于含糊
这种说法混淆了总量信息和结构信息的关系
第9节　正确估量通货膨胀
用CPI衡量通货膨胀最简单
用CPI衡量通货膨胀缺点很明显
新的通货膨胀指数呼之欲出
第10节　我国更适用GDP平减指数
GDP平减指数比CPI更准确
GDP平减指数的具体计算
第11节　CPI为什么与你的感觉不符
同比和环比的感觉是不同的
CPI变化具有结构性特点
实际通货膨胀容易被人为扭曲
第12节　通货膨胀与痛苦指数的关系
通货膨胀越高，痛苦指数越大
通货膨胀率被人为降低了
第13节　通货膨胀为什么总是被低估
CPI低估实际通货膨胀率是胎里病
CPI容易受人为操纵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究竟被低估多少
第14节　通货膨胀中谁最受伤
通货膨胀中弱势群体受伤害最大
越是低收入阶层感受越深
第15节　拒不承认通货膨胀很危险
是不是存在通货膨胀？事实胜于雄辩
认识并承认通货膨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16节　通货膨胀危及社会稳定
历来有人对通货膨胀唱赞歌
通胀猛于虎，殷鉴不远
第17节　所谓通货膨胀容忍度
所谓“容忍度”标准是什么
提高容忍度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
第2章　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
第18节　国内货币发行太多
我国的货币宽松量居全球之冠
“适度宽松”成了“极度宽松”
第19节　国际货币发行太多
美元超量发行会推动全球通货膨胀
美元超量发行不会引发美国通货膨胀
第20节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发行太多
次要原因在于资源稀缺
第21节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成本自然上升的内在要求
成本被迫上升的人为要求
第22节　混合型通货膨胀
直线式混合型和螺旋式混合型
混合型通货膨胀恶化程度小
第23节　结构型通货膨胀
结构型通货膨胀的观点似是而非
结构性通货膨胀依然围绕货币超发跳舞
第24节　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
政府财政赤字必定引发通货膨胀
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引发全球通货膨胀
第25节　信用扩张型通货膨胀
适度信用扩张利大于弊
过度信用扩张会引发通货膨胀
第26节　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
经济开放度越高，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越大
人民币汇率机制决定了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第27节　水涨船高，大水冲了龙王庙
外向型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资产泡沫和流动性过剩并存
第28节　从“困难”到“纠结”
越是犹豫不决，问题越难解决
令人纠结的不仅仅是国内因素
第29节　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
自然灾害是通货膨胀的表面原因
自然灾害引发价格上涨往往不属于通胀
第30节　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缩小
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涨价势在必然
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表面现象
第31节　游资炒作导致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游资炒作处于适度范围
游资炒作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第32节　通胀预期导致的通货膨胀
通胀预期的依据是货币投放过多
货币投放过多必定会引发通胀预期
第3章　怎样战胜通货膨胀
第33节　控制货币发行是关键
增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着手消化过去超发货币的流动性
第34节　治理通胀不只是稳定物价
财政稳健是货币稳健的前提
赶紧把货币流动性吸引到实体经济上去
第35节　适当降低GDP增长速度
我国GDP现状
GDP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第36节　适当放宽资本流出标准
资本流出有助于抑制国内通胀
不必夸大资本流出风险
第37节　适当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通货膨胀和汇率之间的关系
扭曲了的汇率政策弊大于利
第38节　重点增加资源类资产配置
现实财富胜过虚拟财富
全民红包是最现实的资源共享
第39节　分享资产价格上涨收益
资源类资产是最主要的现实财富
房地产和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快
第40节　政府让利保障低收入人群
政府让利会造成双赢局面
政府让利主要是减少政府主导
第41节　别对价格干预抱太大希望
价格干预并没有触及通货膨胀本质
价格干预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甚至捅马蜂窝
第42节　加息对抑制通胀作用有限
加息对收缩货币流动性有点作用
加息对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很有限
第43节　资产配置首选股票投资
股市能够有效吸纳货币流动性
股市收益率有可能战胜通货膨胀
第44节　投资实物黄金随胀而涨
实在找不到好渠道就投资黄金
黄金是硬通货的观念根深蒂固
第45节　投资大宗商品基金获利高
大宗商品基金投资机会多
大宗商品基金的投资技巧
第46节　千方百计增加个人收入
从制度原因看增加收入
从自身原因看增加收入
第47节　理财期限不宜过长
通货膨胀下理财期限不宜太长
后通胀时期最容易产生财富英雄
第48节　学做“海囤”
海囤无力战胜通货膨胀，但确实可以省钱
海囤省钱有技巧，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
第49节　学当“省长”
“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
目前最流行的几种“省长”之道

“涨”声响起来——代序

“涨”！

这是国内某网站公开推选出来的2010年年度关键字，并且在当年265个提名汉字中以绝对优势当选。网站的推荐理由是：“涨，刺痛了大多数人的神经，让民众纠结于发展与生存；涨，拷问社会基本保障及社会福利，追问财富均衡发展。”

想当年，台湾歌星凤飞飞在《掌声响起》中唱道：“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不是吗，我们每个人站在这经济舞台上，听到“涨”声响起来，心中同样充满无限感慨！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以涨价领跑的2010年，价格上涨成了这一年中人们最多的感慨。“菜奴”、“蚁族”、“鼠族”、“蛋形蜗居”等词语的出现，都与涨价有关；“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苹什么”、“油他去”等词语的出现，更是直接由农产品价格暴涨派生而来。令人担忧的是，进入2011年后这种价格上涨速度还在加快，国外媒体甚至预测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有可能达到两位数！

2011年是农历兔年。如果说在妇孺皆知的龟兔赛跑中，工资上涨是“乌龟”、物价上涨是“兔子”，那么现在可恨的是物价上涨这只兔子很勤劳，跑起来兔不停蹄，早就把乌龟远远撂在后面。

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在涨？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因为现在的人“太贱”了。玩笑归玩笑，要真正研究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国家层面看，都是一项重要、紧迫并且有意义的工作，这正是本书要探讨的话题。

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都是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在我国当然也不例外。谁要是漠视或者拒不承认这一点，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把问题变得更糟，甚至祸国殃民。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货币的大量超发呢？归根到底这是政府投资造成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社会总投资的主体是社会投资（非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比重很小；而在我国，效益低下的政府投资比重本来就大，各地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刺激经济，更是纷纷推出重大投资项目，这就对社会投资空间形成严重挤压；社会资金无处可投，又不愿意坐等贬值，就只好投向大宗商品、房地产、股市，这样就更加剧了通货膨胀。

从纵向比较看，在过去10年里，我国广义货币（M2）与GDP比率始终全球最高；在过去20年里，我国GDP规模比1978年增长92倍，可是广义货币增长了810倍！仅仅是2008年和2009年这两年，我国就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每年增发的银行贷款高达9万亿元人民币。从横向比较看，目前我国的GDP约占美国GDP总量的1/3，可是货币发行量却是美国的1.6倍。对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个典型例子是，2011年初银行发行的真钞被百姓误以为是假钞，不少人怀疑市场上出现的诸如“A0A0000001”冠字号码排列的人民币能不能正常使用。对此，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出面澄清，近期调整了人民币纸币冠字号码排列方式，因为原来的号码排列组合已不够用，所以只能启用新的号码组合，但还是不免让人感到尴尬。

不用说，钞票印得太多，就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在数量庞大的货币超发下，任何本来可以用作调控经济的手段都会变得软弱无力，甚至黔驴技穷。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

当然，除了国内货币超发外，国外通货膨胀压力的输入、通货膨胀预期、游资炒作、房地产开发过度挤占农田、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产品大面积减产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所以，国内的《2010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指数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品质满意度不仅比5年前明显下降，而且对短期生活品质改进的信心也在显示跌落。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社会风险在增大。

可怕的是，国内许多人包括经济学家，大多漠视这种风险的存在，甚至认为我国根本就“没有”或“短期内不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用“结构性”通货膨胀和“温和的”通货膨胀这样的词语打马虎眼。

通货膨胀的实质是政府对人民利益的剥夺，使得富人账面资产缩水和收入减少，使得穷人因为生活成本提高而直接降低生活水准。所以，如果说通货膨胀让富人恐惧、让穷人受伤，一点也不为过。

这里有个例子能较好地说明问题。1977年，成都市有一位女工汤玉莲，从每月20元的工资收入中省吃俭用，在银行存了400元一年期定期存款。当时这400元可以买到一套房屋，或50瓶茅台酒。可是等到她2010年想起来还有这回事，并且想从银行里取出这些存款时，一算连本带息才只有835元，只够买1瓶茅台酒；买房就更别提了，就连付一个月房租也不够，如果买商品房只能买0.1平米。

这就是通货膨胀效应——在这33年间，如果你有余钱买房、买古董、买黄金、买玉石、买股票、买基金，都有可能抵御通货膨胀冲击，甚至因祸得福，会因为拥有这些资产而增值；相反，如果你偏爱储蓄、存款甚至喜欢把现金放在床底下，那么你必然不能逃脱货币贬值的厄运。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简简单单一句话：要想保证自己的血汗钱不受损失，家里绝对不能持有大量现金和活期存款，即使存定期也不如添置资产更容易抵御通货膨胀，直至保值、增值。当你读报纸时，看到有报道说这几天银行存款正在大搬家，居民纷纷把储蓄从银行提出转入股市、购买商品房时，如果你能比他们领先一步，你就占优势了。

这不是要你和政府对着干，而是世道就这么现实。虽说通货膨胀面前人人平等，可是通货膨胀对穷人的杀伤力更大。

因为同样是家庭资产，先不说数额大小，仅仅从构成上看，富人的资产基本上体现为金银珠宝、店铺房产、股票基金，银行存款极少。不是他们没钱，而是他们不喜欢存钱，或者根本就是负债经营，所以通货膨胀越厉害，他们从资产涨价中得到的好处越多。而穷人的资产呢，基本上是银行储蓄，只不过是定期储蓄和活期储蓄的区别罢了。一方面是他们的积蓄少，不够创业也不敢创业，不够买房也买不起房，所以只能存在银行里，眼巴巴地望着银行贷给富人们去投资、经商、增值。

面对通货膨胀，穷人的财富不断向富人转移，这是上面汤阿婆的故事一再证明了的。要想扭转这一局面，唯一的办法是学富人的样，在资产保值增值、抵御通货膨胀上做文章。

试想，如果汤阿婆当年不是把这400元存在银行里，而是买了一处旧宅，现在至少也因此成为百万富婆了吧；说不定还会因为这套摇摇欲坠的旧房面临拆迁，一下子分到好几套新房，成为千万富婆呢！

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确实，百姓面对已经出笼的老虎，要想不被它吃掉，又无路可逃，唯有练就一身本领：成为打虎英雄。

据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CPI年增长速度虽然只有4.8%，表面上看没有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但实际上，由于各口径货币供应量极速增长，政府已经巧妙地、不知不觉地取走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过去只有购买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要用钱，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上是公费；现在不要说这些方面用钱了，就连不该货币化的领域如行贿受贿等也充分货币化。可以说，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这些都必将推动政府发行更多货币，推动通货膨胀。

有鉴于此，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财富转移过程也会越来越明显，如何规划并壮大自己的财富积累就显得越重要。

通胀来了，谁也躲不掉。你对它了解吗？你准备好了吗？这正是本书要助你一臂之力的地方。

第1章　什么是通货膨胀

最简单地说，通货膨胀就是因为货币发行太多导致物价上涨，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通货膨胀的实质是剥夺全体国民的物质财富，政府剥夺人民、老板剥夺工人、借债的剥夺放债的、今天剥夺明天，轻则造成民冤沸腾，重则动摇社会稳定。

第1节　通货膨胀的确切含义

通货膨胀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可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它的确切含义。误解或曲解它的含义，结果只能给它添加更多神秘色彩并产生误导作用。

谈通货膨胀，首先要了解通货膨胀的确切含义。

所谓通货膨胀，是指因为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从而引发货币贬值这样一种经济现象。

这里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实际需要量，二是由此引发了货币贬值。这两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

具体地说是：只有当纸币发行过多引发了货币贬值；同时，这种货币贬值又是因为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的，才能称为通货膨胀。

相反，如果纸币发行过多并没有引发货币贬值（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这种货币贬值不是因为纸币发行过多造成的（这种情况倒有可能，例如地震期间物价上涨多少倍），就都不能算是通货膨胀（这时候虽然货币也贬值了，但不叫通货膨胀，而是称为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虽然大名鼎鼎，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了解它。不只是普通读者，就连一些专家学者也往往会望文生义，或者故意误导政府和百姓。这虽然很不应该，却又是客观存在。

最典型的是：通货膨胀中的“通货”指的是流通中的货币，而不是“商品”。正因如此，人们才会把国际上信用良好、币值稳定、汇率坚挺的货币称为“硬通货”。黄金因为产量稀少，不像纸币那样可以随意发行，不大可能会出现因为“发行量过多”而导致“自身贬值”的情形，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硬通货。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当有人在那里大声嚷嚷地说现在还只是“部分商品”而不是“全部商品”的价格在涨，所以还不能称为“通货膨胀”或“全面通货膨胀”、至多只能说是“结构性通货膨胀”时，你就知道你面前的这家伙不是外行冒充内行，就是在故意误导你。因为只有把“通货”理解为商品才会有“结构性通货膨胀”一说，流通中的货币（人民币）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构性”与“全面”货币之分的。

通货膨胀是一种特有货币现象

通货膨胀是一种特有的货币现象，它是在金银本位币制度取消、改为发行纸币后才出现的。从这一点看，通货膨胀的历史并不长。

读者知道，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已有几千年历史。在人类发展史上，贝壳、石头、食盐、牛羊、布匹等，都曾经充当过这种货币商品：一方面它是商品，另一方面又充当着一般等价物的交换功能。

后来，因为黄金和白银的体积更小、价值更大、质地更均匀，并且更便于携带、保管、分割，所以慢慢取代其他货币商品。从此，全球各国普遍从实物货币阶段进入金属货币阶段。

直到现在，许多国家仍然把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作为主币选用材料，把铜、镍等贱金属作为辅币选用材料，并且用立法把它确定下来。

通过对这个过程进行详细解剖可以发现，世界各国货币制度的历史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

最早是银本位制，即以白银作为货币材料的一种货币制度，时间在16世纪后期。银本位制时间并不长、范围也不广，很快就被金银复本位制所取代。

所谓金银复本位制，是指黄金和白银同时作为货币材料的一种货币制度，这其中又分为三种类型：①平行本位制，即金币和银币同时流通，双方比价由金银本身的市场价值来决定。②双本位制，即金币和银币虽然同时流通，但双方比价由国家法律规定。③跛行本位制，即金币和银币虽然同时流通，但因为全球银价暴跌，所以规定金币可以自行铸造、银币则不能自行铸造，目的是让银币只能成为金币的附属货币。

由于金银复本位制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许多缺陷，突出表现在金银比价经常变动、从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所以最终被金本位制取代了。

所谓金本位制，就是指以黄金作为本位币货币材料，在这其中又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①金币本位制，即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黄金可以自由输出、输入。②金块（金条）本位制，即用金块来办理国际结算，黄金就不能自由兑换了。③金汇兑本位制，即国内只能流通银行券，银行券不能用来兑换黄金。

容易看出，实际上从金块本位制开始，由于黄金不能自由兑换，只有在确实有需要时才能用纸币向本国中央银行兑换，这时候纸币就已经开始流通了。直到1929年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各国货币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客观上无法维持原有的金本位制，才纷纷改弦易辙，实行不能兑换黄金的信用货币制度。

这种信用货币制度，也叫管理通货制度，说穿了就是凭借国家的信用来发行和流通纸币，并且这种纸币不能兑换黄金。

为什么不能兑换黄金呢？说穿了就是，这时候连政府也不能保证它发行了这么多纸币后，是否能真的拿出这么多黄金来。所以，这时候的纸币根本谈不上含金量，其价值大小完全根据购买力大小来体现。

言外之意是说，如果这时候的政府没有了信用，你也就别奢望这种纸币会有多少含金量。不用说，这种情况下发生通货膨胀是必然的。

从时间上看，全球发生通货膨胀的历史还只有短短几十年。

通货膨胀的实质是纸币发行太多

谈到通货膨胀的概念，必须明确指出一点：那就是通货膨胀实质上是纸币发行太多造成的；没有纸币流通，也就不存在通货膨胀。

纸币流通规律认为，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它所象征性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发生贬值，表现为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相反，如果纸币发行量低于它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则会出现通货紧缩。

容易看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只有在纸币流通条件下产生，因为这时候的纸币只体现为一种政府信用，并不表明其他什么。

通货膨胀中的“通货”，即流通中的货币，包括纸币、铸造币和信用货币（支票等）。在我国，就是指人民币。由于通货膨胀一词在中文中的含义往往会给人以一种人民币价格上涨的错误联想，所以有人提议把通货膨胀改为“物价膨胀”，但并未得到广泛采纳并使用。

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有联系，但又不是同一概念。所谓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就是指从总体上看物价水平在上升、购买力下降，主要是从国内市场角度而言的；而货币贬值，是指两种经济体之间的货币币值相对下降，是从国际市场角度而言的。如果国内市场上总体看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率很低，就称之为物价稳定。

在西方经济学中，一般在年度CPI低于1%时称为通货紧缩或叫具有通货紧缩的风险；当CPI界于1%～3%时，称为物价稳定；当CPI连续6个月达到3%时，就称为发生了通货膨胀；当CPI超过5%时，就称为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

不用说，发生通货膨胀就意味着该国货币购买力在下降，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背离，绝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和生活都会直接受影响。而根据通货膨胀率变动，可以计算出这种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背离程度，便于劳资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提高名义工资、用以减少或抵销因为实际工资下降而遭受的购买力损失。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在其他方面有着广泛用途，如调整租借合同、退休金或残疾人生活补贴、离婚家庭的儿童赡养费等，都与此有关。

通货膨胀表现为普遍、持续的价格上涨

从理论上说，通货膨胀应该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普遍性上升，或者货币价值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普遍性贬值。

认真解读这个概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一般物价水平”的概念。所谓一般物价水平，是指一般商品的价格。这种“一般”，既可以是指平均价格水平，也可以理解为一般商品价格的水平，但并不表明必须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涨，而是可以有涨有跌（事实上也总是有涨有跌的）。

这里的“一般物价水平”通常是根据一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进行这种加权平均计算的方法通常有以下三种：

拉斯派尔指数。这是一种以德国统计学家Laspeyres名字命名的统计方法，也叫“基期加权价格指数”。这种方法通过对某些固定样本物品报告期的价格与基期价格对比，来计算价格增长幅度。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这种方法针对一部分固定的商品和服务，把它们过去的价格与现在的价格进行对比，看它们的价格究竟变动了多少。

帕斯卡指数。这是一种以德国统计学家Pascke名字命名的统计方法，也叫“现期加权价格指数”。它克服了拉斯派尔指数方法中样本不能变动的缺点，在确定固定样本时不是从过去而是从现在出发，这样就能避开一些新产品不能被纳入其中、不能反映需求结构变化的缺陷。

不过这样做又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由于其中有新产品存在，显而易见这些新产品在基期中是不存在的，这样实际上就出现了前后不可比较性；其次，在考虑报告期末需求结构变化时，显然会导致价格上涨的物品权重过小、价格下跌的物品权重过大，从而使得这种计算方法所得到的物价指数低于实际物价上涨幅度。

理想价格指数。针对以上两种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把以上两种指数进行几何平均，从而消除两种方法具有的相反权重误差，以为这样计算出来的价格指数就比较“理想”了。

二是“持续上涨”。也就是说，这种价格上涨是持续进行的，不是偶尔发生的、暂时的。

那么，怎样来衡量这种“持续性”呢？这里的时间跨度一般确定为6个月。也就是说，当这种一般物价水平连续6个月的上涨幅度达到一定标准时，就认为这种物价上涨的性质变成了通货膨胀。

三是通货膨胀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包括公开的、隐蔽的、变相出现等各种方式。

四是通货膨胀有一定的幅度要求，稍有上涨或偶有上涨的不算。具体地是指，当月度一般物价上涨幅度达到3%，并且连续6个月都达到或超过3%时，这时候就称为出现了通货膨胀。

第2节　什么叫CPI

CPI的大名叫“消费者价格指数”，这是全球各国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最主要指标，却又是最不贴切、容易低估实际通货膨胀率的指标。CPI地位有被GDP平减指数取代的危险。

谈到通货膨胀，就不能不提到CPI。

实事求是地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CPI在我国还只是少数专业人士在专业范围内使用的专用名词。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通货膨胀以及宏观经济急剧变化，尤其是在2010年末CPI持续走高以后，CPI几乎成了普通百姓家喻户晓的名词。

人们纷纷打听：CPI究竟怎么啦？CPI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

CPI的基本概念

CPI的全称是Consumer Price Index，中文叫“消费者价格指数”，国外叫“消费价格指数”。这是国际上普遍用来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程度的主要指标，也是我国四大宏观经济调控指标之一。

从概念上看，CPI是用来反映城乡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趋势和变动幅度的相对数。在这其中，既包括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类消费品价格，也包括多数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价格如水、电、交通、教育、医疗等费用，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市场价格变动对居民实际生活的影响程度。

从百姓生活角度看，CPI的基本含义就是要为此付出多高的生活成本；在收入水平一定或收入水平增长幅度低于CPI的情况下，意味着原有生活水平的下降程度。这也是普通百姓关注CPI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往往容易与事实发生较大偏差。所以说，根据国际惯例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是必要的，但又可能是名不符实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根据CPI来治理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则有可能类似于“刻舟求剑”，而这正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尴尬一幕——政府虽然在努力采取措施治理通货膨胀，但效果不明显。

CPI的重要性

CPI是普通百姓衡量自己的生活成本提高了多少，是一国政府用来分析和制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国民经济核算工具的重要参考，所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CPI反映的价格水平和走势，又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衡量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每当讨论通货膨胀时，媒体和专家总喜欢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来分析，讨论目前的CPI上涨是不是“健康”、是不是“过高”、会不会引发加息，以及食品价格上涨的周期性等，而不是从普通百姓生活角度来关注，这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归根到底，物价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关注民生，首先应当关注物价。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CPI，它就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数字，而是切切实实代表着民生。

更何况，在我国CPI指标中，无论涨幅大小，都会发现其上涨的主导因素是肉蛋油等生活必需品涨幅过大，而这对百姓生活质量影响更大。尤其是从单一品种的农产品涨幅看，可以说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可是其对CPI的推动作用并不很明显。所以即使CPI涨幅不大，对普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也可能非常严重。

正因如此，各国政府对CPI都可谓爱恨交加。爱的是，任何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尤其是经济、金融政策，都离不开参考CPI；恨的是，CPI过高又会暴露这个政府领导无方、管理无能，尤其是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失当、效率低下的背景下。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是完全有可能会通过改变统计方法、调整这组反映消费价格变动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构成及权重，来“修正”CPI、“控制”通货膨胀，从而自欺欺人。

不用说，如果CPI不能反映实际通货膨胀，那么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就可能会因为误判而产生政策扭曲，无法取得理想效果。

一般认为，CPI稳定、就业充分、GDP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三大指标。可是在我国，CPI稳定及其重要性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重要，原因在于它的权威性不够，市场经济活动根据CPI变化来进行调整的灵活性也不够。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我国GDP年增长速度连续保持在10%左右，可是CPI上涨幅度却很小，这说明CPI与GDP的联动作用不大。与近年来西方国家GDP增长率一般在2%左右，CPI通常在0～3%范围内小幅波动迥然不同。

二是我国CPI往往会在一年内出现大起大落，前后相差好几个百分点，而这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在它们看来，只有当经济生活中出现重大突发事件（如爆发金融危机），CPI才可能这样剧烈波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CPI不能真实反映国民经济现状。

CPI的计算和编制方法

根据CPI概念，它的计算公式如下：

从中容易看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CPI实际上就代表购买这组商品今天要比过去某个时点多花多少钱，它反映的是居民生活成本增加。

例如，如果在过去一年中CPI上涨了5.4%，就表明同样是购买这些商品，今年要比去年多花5.4元钱；折算过来就是，一年前的100元人民币现在只能买到价值100÷（100+5.4）=94.88元的商品或服务了。

CPI在确定基期样本时，是采用拉斯派尔指数法、通过抽样调查得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2009年某消费者只购买4种商品：衣、食、住、行，它们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35%、30%、15%，并且基期价格都为100；又假如2010年中这4种商品的价格分别上涨22%、38%、24%、3%，那么这时候2009、2010年的CPI指数分别为：

2009年的CPI=（20%×100）+（35%×100）+（30%×100）+（15%×100）=100

2010年的CPI=（20%×122）+（35%×138）+（30%×124）+（15%×103）=125.35

我国CPI的缺陷

我国的CPI是从1984年开始编制的，经过多次改革，目前在调查方法、计算公式、权重获得等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但依然有不少问题。

目前我国的CPI包括8大类商品和服务，分别是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药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和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263个基本分类、约7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编制CPI用到的权重，来自全国12万个城乡居民家庭调查资料中的消费支出构成。由于消费结构每年都有变化，所以我国的CPI权重也会每年做些小的调整，每5年做一次大的调整。

2011年1月，我国CPI权重经过每5年一次大的例行调整后，8大类商品中食品的权重约占32.8%，与前两年相比降低2.21个百分点，居住提高4.22个百分点
[1] 。

我国CPI在反映实际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与普通百姓的感觉不符（主要是大大低于百姓对物价上涨的直观感受）。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是CPI权重设置不合理，不能完全反映居民消费支出

例如，虽然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可是食品权重在8大类商品中依然高居榜首，这就显得很不真实。

由于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食品支出占消费比重逐年下降，所以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2] 也同步下降。就城镇家庭而言，恩格尔系数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80%以上下降到2009年的36.5%。但从CPI权重看，食品类权重依然过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认为，“我国CPI中食品类商品所占权重，应与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进行比较，食品价格在CPI统计中的权重应当不超过20%。”
[3]

食品权重过高，必然造成医疗、教育、住房消费权重严重偏低，从而使得CPI落后于实际。有人甚至刻薄地说，这种滞后的CPI数据只能反映“农耕时代”的数据。

二是CPI编制过程和相关信息发布不能与国际惯例接轨

例如，我国公布的CPI权重仅仅是各类消费在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至于更重要的占CPI的权重并没有公开，这样就势必影响普通百姓对政府政策的信心，影响公众对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把CPI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国民经济数据推到十分尴尬的境地，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不但来自民间，也来自官方。以至于中国人民银行也往往只能根据自己的研究数据来调整利率
[4] 。

[1] 郑娜：《国家统计局称我国CPI权重调整不存在人为压低》，201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2] 所谓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研究发现：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

[3] 刘先云：《CPI权重为何要定期调整》，201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4] 社论：《CPI既不反映民生疾苦，也不能指导货币政策》，2007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

准确的CPI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不用说，虽然同样是CPI，但只有准确的CPI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否则不但于事无补，还会误导政府决策和百姓感受。

从全球范围看，虽然各国普遍公布自己编制的CPI，但其中尤其以美国、日本、德国三国的CPI信誉度最高，它们的主要优点是涵盖面广、数据采集方式科学、计算方法不断完善、公布准时定期。

例如在美国，美国的CPI是由美国劳动部劳工统计局编制的。该局每月都要对大约23000个零售商和87个城市的其他商业机构进行电话采访，从中收集80000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资料。这些商品和服务也同样分为8个类别，其权重分别是：住宅42.1%、食品和饮料15.4%、交通运输16.9%、医疗6.1%、服装4.0%、娱乐5.8%、教育和交流5.9%、其他商品和服务3.8%
[1] 。

不用说，权重是衡量各类商品和服务在居民生活和消费支出中重要性的关键数据，与最终计算得到的CPI有莫大关系。所以，美国劳工统计局为了保证这些权重与实际相符，调查人员会向成千上万个家庭和个人调查他们前两年购买消费品的比重，以此来确定权重；并且这些权重每两年要修正一次，以便更好地符合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同时把这种修正结果公布于众，接受公众监督。这样的修正频率比我国要高得多。

美国的CPI每月公布一次，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或第三个星期公布上月的CPI。由于每季度总会有时令产品消费，而这些时令产品对当季的价格变动会产生影响，所以美国劳工统计局会据此对收集来的原始数据进行调整，尽可能减少时令产品对CPI造成的季节性波动。

从最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看，无论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时期，还是80年代中期的低物价时代，以及90年代以来持续了10多年的新经济时代的低通胀率，这种建立在科学、规范基础上编制的CPI数据都能较好地反映实际通货膨胀率，在帮助美国政府制定决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方面帮助不小，甚至可以说功不可没。

例如常常可以看到，在遇到劳动力市场紧张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价格逐步走高，以及因为自然灾害导致生物能源、食品价格攀升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会动不动就上调联邦基准利率，寄希望于用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物价上涨，使得CPI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就要得益于比较准确的CPI数据；同时，这也是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平抑物价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在保持物价稳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原因。

这能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说明，统计部门发布的CPI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不是无关紧要，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

[1] 王凯、倪建军：《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数：CPI》，2007年第9期当代世界。下同。

第3节　什么叫核心CPI

核心CPI是指在CPI中剔除暂时性因素后剩下的部分。但需指出的是，恰恰是这种“暂时性”因素中包含着价格变动最活跃部分，所以剔除后的失真会很大。尤其在我国更是如此。

所谓核心CPI，是指在剔除气候、季节等暂时性因素影响的潜在通货膨胀后反映价格变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这是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关注并不表明有用，尤其在我国更是如此。

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恩格尔系数过高，并且我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与粮价上涨关系密切；而粮价上涨除了受气候、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外，还与我国耕地面积减少、务农劳动力减少、工业用粮快速增长密切相关，这些都与CPI有关。

从国际上看，当初之所以提出核心CPI概念，是因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持续的相对价格变动是人对某些商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变化导致的，所以核心CPI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可能会更紧密些。

计算核心CPI的方法通常有两种：行为法和统计法。常用的是行为法，说穿了就是在原有CPI中剔除一些价格不稳定、价格容易受供给方冲击影响的项目，如石油、食品、间接税等。计算公式是：

核心CPI=CPI-价格容易波动的项目=CPI-（食品+能源+间接税+住房抵押贷款成本等）

其中，住房抵押贷款成本通常根据当时的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来折算。不用说，其中最常见的剔除因素还是食品和能源两类。

从道理上看，由于核心CPI剔除了一些“突发”因素，所以会显得更有“说服力”，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核心CPI容易蒙蔽真相

自从有了核心CPI概念后，就出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掩盖了真实通货膨胀。

例如有人认为，我国的CPI在剔除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影响后的核心CPI，从2003年以来只是微量上升。言外之意是说，我国的CPI上升幅度并不大，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 。

具体数据是：从2003年到2006年间，我国食品价格波动同比涨幅在2.3%到10%之间，非食品价格涨幅在0.02%到1.25%之间。如果要考核剔除了食品项目之后的核心CPI，同比涨幅就只有0到0.8%了
[2] 。这与客观现实严重不符，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食品和能源价格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并且其价格变动一般具有第二轮影响，也就是说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会带动其它价格上涨，这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明显。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忽略这种“最重要”的价格影响因素呢？

二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如果不能关注食品和能源价格，就会诱发居民通货膨胀预期，不但影响政府货币政策信誉，还会更加不利于政府控制通货膨胀。

三是食品和能源等价格的较快变动，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对未来价格变动趋势的有用信息，所以绝不能因为它的变动幅度大而“快刀斩乱麻”地简单剔除，否则会很不利于正确把握通货膨胀走势，不利于政府控制通货膨胀。

从这个角度看，剔除了食品和能源项目后的核心CPI，不但没什么用处，而且很可能会误导政府制定政策、诱发普通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

想一想也是：所谓的核心CPI把一揽子商品中最重要的物品都去掉了，你面对只是一只没有了典型物品的空洞洞的篮子，在这种背景下来判断通货膨胀，又怎么会不面目全非、大大背离实际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石油还是食品，它们本身都标志着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否则也就不会进入CPI指标考察范围了。无论它们的价格波动有多大，你都没有理由把它们剔除在外。

就好比是你生养的孩子，不能因为这孩子的性格活跃、脾气暴躁，你就把他“开除”出去，不承认他是你的孩子了。同样的道理，剔除了石油和食品的CPI随便你称呼它什么，或者干脆就是你所说的核心CPI，可是剩下的部分哪里还有半点原来CPI的“核心”和“灵魂”呢？

所以容易看到，我国的CPI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重要数据之间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本来应该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数据，结果会出现一高一低互相背离的局面，这不是让人哭笑不得吗？这也让政府在推出相关政策时犹豫不决。最典型的是，加息吧，会加剧上下游行业融资成本的不公平；不加息吧，又会对民生问题造成严重困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经济的上下游传导性极差，下游企业恶性竞争、产能过剩；同时，也说明我国的统计数据有问题、不真实，至少是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结果，辛辛苦苦编制出来的数据不是没有说服力，就是成为某些人标榜“低通胀、高增长”的自娱自乐工具，沦为笑谈。

[1] 社论：《CPI既不反映民生疾苦，也不能指导货币政策》，2007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00七年第二季度）》，2007年8月9日中国经济网。

全球对核心CPI的看法正越来越淡

核心CPI是核心通货膨胀中的一类。过去它在衡量通货膨胀中的重要作用现在正在逐步降低；甚至可以说，全球各国对核心CPI的作用正越来越看淡。

根据价格指数的不同，核心通货膨胀除了核心CPI外，还有核心PPI、核心PCE（消费支出价格）等。对此，各国过去是有侧重的。

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常使用的核心通货膨胀就是在扣除食品（权重15%
[1] ）和能源（权重9%）后的核心PCE；日本银行经常使用的核心通货膨胀是在扣除新鲜食品（食品权重25%，新鲜食品权重4.5%）后的核心CPI；欧盟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核心通货膨胀是在扣除未加工食品（食品权重19.3%，未加工食品权重7.6%）和能源（权重8.2%）后的核心CPI
[2] 。

可是近几年来，面对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核心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所以全球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原来对核心通货膨胀的这种关注，正在受到更多质疑。

想想也是，你把通货膨胀因素中最重要、并且又是涨幅最大的部分去掉了，得到的数据想必也就无法反映真实情况。显然，这时候得到的数据不说是假的，说服力也会大大降低。有鉴于此，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把货币政策目标从核心CPI转向CPI，即使一直强调核心通货膨胀率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开始重视CPI起来。

在我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公布核心CPI。中国人民银行认为，虽然它们在关注CPI的同时一直在关注CPI构成中各种商品的价格变动，但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与国外相比依然很高，食品价格在我国CPI中的权重约为三分之一，食品和能源（我国CPI的“能源”包含在“居住”中）合计约占权重的50%左右，并且从历史数据看，粮食价格波动一直是导致我国CPI波动的主要因素，而公共服务类价格因为受政府管制，其价格上涨压力并不能在CPI中体现出来，所以，我国在分析价格形势时决不能只关注剔除食品后的核心CPI，否则就会因为用其中剩下来的50%概括全部CPI，发生以偏概全的错误。

所以，当读者看到媒体上有关诸如“我国扣除食品价格和50%权重的居住价格后，核心CPI非常稳定”
[3] 这样的说辞时，大可不必为此激动，相反却应该付之一笑，因为这实在什么也说明不了。

[1] 莫万贵：《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数》，2005年10月8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二00七年第二季度）》，2007年8月9日中国经济网。下同。

[3] 滕泰、郝大明等：《过剩经济无通胀，关注核心CPI：2010下半年中国物价走势报告》，2010年8月3日证券时报。

第4节　CPI权重及其调整

权威的CPI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样本和权重。这两个关键因素不过硬，CPI的权威性就无从谈起。统计数据要想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威性，就必须公开这两个关键数据是怎么来的。

CPI权重及其调整，直接决定着CPI数据的大小和准确性。不用说，统计数据要想争取自己的应有地位，必须摆脱过去的暧昧形象，做到公开和透明，这样才可能公正、合理、正确。

而对于CPI来说，首先就是要公开各组成部分的权重和数据来源，这样才能取信于民。甚至有专家认为，我国当前最缺乏的不是对抗通货膨胀的手段，而是准确计量CPI的方法；如果连CPI究竟是多少都搞不扎实，那么推出的任何措施都将无法收到应有效果。只有能真实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CPI，才能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指导意义。

雾里藏花的CPI权重

越重要的数据越缺乏透明度。到目前为止，报刊媒体上发表的我国CPI权重，都是专家学者依据经验数据，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种讲话和资料中的只言片语，来进行推断的。即使是我国一流的宏观分析师也只能这样做。这样就越发使得人们对CPI权重感到神秘；而这种神秘感，一定会让人怀疑发布的CPI是不是公正和权威。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致公党中央提交的发言中，就深入剖析了我国现行CPI指标体系中存在的以下五大缺陷
[1] ：

一是样本陈旧。现在沿用的数据采集方法，仍然是1992年确定的按照地域网点和品类权重的方法。居民首次购买住房和改善型住房完全从市场上购买得到，可是在CPI中却根本得不到反映。

二是居住类消费在CPI中所占权重过低。我国居住类消费在其中所占比重约为13%，与美国2006年时的42.1%相比相差过大。为什么CPI把几乎所有与住房有关的消费都计算进去了，唯独不算住房本身呢？

三是CPI中食品类权重过高，2009年时仍然占32.8%。

四是CPI指标体系缺乏公开化、透明化机制，让人如坠雾里。

五是CPI指标体系缺乏定期调整机制。从1992年到2009年，一个指标体系居然一用就是17年，而在这17年中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好几番、增长了十几倍，这种“老一套”做法无法让人理解。

所以，以下这份资料虽然“权威”，但依然是在推测基础上得到的：

专家预测，2011年1月我国CPI权重调整之前，原来的居住类商品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水、电、燃料等价格的权重，如果从14.69%调整到国际控制值30%，那么房租的上涨势必会推动CPI大幅度上涨，而果真如此，就能改变CPI被低估的局面了
[2] 。但显而易见，虽然这种调整事出有因，却又是政府部门不愿意看到的。

2011年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在我国5年一次对CPI权重进行大调整的基础上，发布了根据新的权重计算得到的2011年1月的CPI数据。同时，也公布了权重的详细情况，以及权重调整对CPI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从2011年1月起，我国CPI的计算开始以2010年为对比基期的价格指数序列。这是我国第二次进行基期例行更换。第一轮基期是2000年，第二轮基期是2005年。调整基期的目的是为了更容易进行比较，道理很简单，基期越远，价格规格品变化越大、可变性越低。所以，我国选择逢“0”、逢“5”年度作为计算CPI的对比基期，目的是为了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保持相同的周期，便于数据分析与使用
[3] 。

据介绍，这次权重调整中居住权重提高了4.22个百分点，食品降低了2.21个百分点，烟酒降低了0.51个百分点，衣着降低了0.49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降低了0.36个百分点、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降低了0.36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降低了0.05个百分点，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降低了0.25个百分点
[4] 。

虽然国家统计局认为这次权重调整并没有故意拉低CPI数据
[5] ，但外界对此依然抱有相当质疑。由于这次权重调整事先并没有宣传，所以外界普遍怀疑这次采用新的CPI统计方案，将会由于权重的变动把CPI“人为调整”在5%以内。如果按照原来的统计方案，1月份的CPI仍然会处于5%以上，甚至会达到5.3%，再创新高。由此推断，这次新方案中权重的调整会拉低0.3个百分点
[6] 。

但国家统计局随即表示否认。国家统计局认为，从理论上说，调整CPI权重一定会涉及到CPI的最终结果，但这种影响方向和程度大小既受分类价格指数高低的影响，也取决于权重构成的调整力度。为了了解权重构成对CPI计算结果的影响，他们已经对相关数据进行测算。

测算表明，如果利用2011年新的权重构成和2010年已经发布的CPI八大类别价格指数，对2010年各月份的环比和同比价格指数分别进行测算，结果基本一致，误差较小；如果利用2010年旧的权重构成和2011年按照新的权重计算出来的8大类别价格指数，对2011年1月的CPI进行测算，结果是同比上涨4.918%，比采用新的权重计算得到的同比涨幅4.942%降低0.024个百分点；而环比涨幅为1.070%，比采用新的权重计算的环比涨幅1.021%提高0.049个百分点
[7] 。

不容否认，无论什么样的辩解都没有彻底公开CPI权重更有说服力。

[1] 《“大中城市房价上涨1.5%”为何“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2010年3月10日现代快报。

[2] 杨华云、钟晶晶：《CPI权重今年将重组，改变被低估局面，真实反映物价水平》，2011年1月21日新京报。

[3] 《统计局答记者问：否认CPI数据因调整权重被拉低》，2011年2月21日新华网。

[4] 郑娜：《CPI权重构成调整，统计局称不存在人为压低》，2011年2月16日人民网。

[5] 国家统计局认为，不但没有拉低并且还抬高了CPI。具体地说是，这次权重调整在食品权重降低2.21个百分点的同时，居住权重提高了4.22个百分点，从而导致按照新方法计算的1月份CPI的同比数据抬高了0.024个百分点。

[6] 《1月份CPI同比涨4.9%》，2011年2月16日新京报。

[7] 郑娜：《CPI权重构成调整，统计局称不存在人为压低》，2011年2月16日人民网。

权重调整很有必要彻底公开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CPI权重仍然是保密的，这让人非常不解，也不得不怀疑由此得到的CPI是不是有人为操纵痕迹。正因如此，历年来都有许多专家学者强烈要求彻底公开我国CPI权重，取信于民。

道理很简单，CPI权重并不是国家机密，不该搞得如此神秘兮兮；如果真的属于国家机密，那西方国家为什么却又通通公布于众呢？

2011年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份CPI数据为4.9%，低于社会普遍预期；而恰好在这时候，国家统计局调整了CPI统计基期和权重，同时改革了房地产统计办法。虽然这次CPI调整属于例行调整，但这三件事情的时间点重叠，还是让普通百姓不得不对此持有异议。

为此，国家统计局以答记者问形式，详细说明了CPI权重调整前后的数据，试图以此来证明统计数据的科学和公正。但显而易见，如果只是说明这种变化过程，而不是彻底公开CPI权重这个最关键的核心，社会各界的质疑就不会停止，今后也不可能停止
[1] 。类似的不透明情况还有许多，这些都是我国统计数据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例如，2010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称，“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就在全国“两会”期间引起代表委员和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有人调侃说：“是不是点错小数点了？”因为在人们的直观感受中，2009年5月以后全国许多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节节攀升，有些城市房价甚至上涨了1倍，与1.5%的统计数据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以至于来自河南的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惊呼：这个数据“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
[2] 。

可喜的是，新的《住房销售价格统计调查方案》已于2011年1月开始实施。该方案直接把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城市（不含拉萨市）、计划单列市等35个城市新建住宅的销售价格、面积、金额等，直接采用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网签数据，而不是另起炉灶搞调查，这样也就杜绝了被调查城市房地产开发商数据作假的一半
[3] 可能性。

有读者假设：这样一来以后我国就再也不会出现“大中城市房价上涨1.5%”、“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那样的笑话来了。要知道，当时统计部门之所以会推出这样的数据，相信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这在客观上无疑是对统计公信力的一种致命打击。而现在，这种《住房销售价格统计调查方案》的改革和方案公开，就能彻底消除公众疑虑，真正体现取信于民。可以相信，CPI权重的彻底公开，其意义不亚于前者。

[1] 叶檀：《请国家统计局公开CPI权重以解民惑》，2011年2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

[2] 《“大中城市房价上涨1.5%”为何“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2010年3月10日现代快报。

[3] 之所以说杜绝“一半”的可能，是因为该方案规定是在一手房市场上采用网签数据；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仍然采用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非全面调查法，按照房地产经纪机构上报、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调查员实地采价相结合的方式收集基础数据。其中仍然有猫腻可藏。

第5节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什么关系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并不是同一概念，所以不能仅仅依据某个或某几个物价指数变动，就对通货膨胀尤其是转折期的通货膨胀作出准确判断和预期。全面考察和综合判断必不可少。

提到通货膨胀马上就会令人想到物价上涨。还不用说，许多人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楚。下面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正如本书前面所说，通货膨胀中的通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在我国就是指人民币。显而易见，人民币和物价有关系，但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具体表现在，通货膨胀的表现是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并不完全是通货膨胀造成的。除此以外，物价上涨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称之为发生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首先看物价水平

经济学理论认为，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有货币发行过多、需求拉动、成本推进、通货膨胀预期等。所以衡量是不是发生了通货膨胀，首先要看物价水平的涨幅大小（当然，这里的物价水平应当综合考量，并非一定是指CPI指标），然后再来判断性质，另外还有个怎么看的方法问题。

通货膨胀水平是通过通货膨胀率来反映的。所谓通货膨胀率，是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价格水平发生变动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其中，P1、P0分别是指报告期和基期的价格水平。如果这里的价格水平就是CPI，那么就是指CPI变动的百分率。

例如，如果报告期和基期的价格水平分别是105.4和100，那么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就为：

意思是说，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为5.4%，表现为物价上涨了5.4%。

需要注意的是，在通过物价水平考察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时，要注意它的计算依据是不是与国外相同，否则就不能进行横向比较。

例如，与国外相比，我国的CPI中虽然也包括居住项目，但只是以房租价格来表示的，并不是指商品房价格。而最近几年来我国物价上涨最快的就是商品房价格，每年要上涨百分之好几十。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与国际接轨的话，我国的通货膨胀系数就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十了。在用3%的通货膨胀、5%的严重通货膨胀标准进行对照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些不同之处。

在经济学界，还有广义通货膨胀和狭义通货膨胀之分。所谓狭义通货膨胀，就是传统教科书上所指的概念，也就是本书上面所提到的通货膨胀概念；所谓广义通货膨胀，就是在这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商品项中，涵盖房地产商品等在内的所有实际经济领域。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虽然2009年我国CPI下跌了0.7%，可是由于当年我国房价上涨21%，从广义通货膨胀角度看，当年的（广义）通货膨胀率应该是6.89%，远远高于CPI反映出来的上涨幅度。

根据同样的道理，从2004年到2009年这6年间，可以测算出广义通货膨胀率的算术平均值是5.7%
[1] 。而换个角度，即用衡量狭义通货膨胀最可靠的指标GDP平减指数看，这6年间的GDP平减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为5.87%。

容易看出，这两个数据非常接近，这说明从不同角度来测算得到的这两个数据非常可靠。而与此同时，这6年间我国CPI的算术平均水平是2.87%，表明它掩盖了我国已经出现中度通货膨胀的事实。

遗憾的是，每年5.8%左右的通货膨胀率并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否则如果根据这样的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利率政策，把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提高到5.8%左右，就会在抑制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防止贫富差别继续扩大方面大有作为了。

[1] 刘熀松：《不宜再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通胀》，2010年8月30日上海证券报。下同。

通货膨胀不能只看物价水平

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标志是一般物价水平持续、比较明显的上涨。

这个概念说明两点：如果是单个商品或少数商品价格上涨，或者物价上涨幅度不明显（3%以下），就不能称为通货膨胀。

但现在的问题是，任何个人是很难观察和判断是不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同时出现上涨，甚至无法判别是不是出现了明显上涨；并且，物价上涨也总是从个别、少数商品开始，然后带动其他商品一起上涨的，只不过价格上涨的幅度有大有小，甚至会同时出现部分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形，而这时候又怎么来进行衡量呢？这样就推出了衡量物价上涨必然要用到的一系列指标，以便更好地观察、判断、分析，避免一叶障目。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衡量物价的指标有：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批发价格指数（WPI）、GDP平减指数等。这表明，判断是否发生通货膨胀，眼睛不能只盯着这些物价指数中的某个指标哪怕是最主要的指标，而是应该综合地来加以研究、判断。

在这其中，读者最熟悉的是CPI。事实上，这也是判断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但不用说，仍然是不能简单地用CPI来判断通货膨胀的。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 ：

一是这些物价指数之间彼此是联动的，也可能存在着相互背离的情况。如果单独考察其中的某个指标，就可能会以偏概全

例如，2005年到2006年间，我国反映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指标（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长期居高不下，可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就一直较低。实际上这反映了我国上游企业如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已经有明显上涨，可是下游企业如制造业的价格却不断下跌，甚至还在为了保住原有市场份额不断降价促销。这时候如果单从PPI或CPI来判断通货膨胀，就可能会做出误判。

二是任何物价指数都不可能涵盖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有其局限性

为了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可行性，每种物价指数都只能选择一些代表性商品作为一个篮子，定期对这一篮子里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化来测算物价指数变动；因为篮子外面的商品和服务不包含在其中，所以那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无论怎么变动，都无法得到反映。

与此同时，即使属于这一篮子里面的商品和服务，也会因为赋予它们所占权重的不同，直接导致最终得到的物价指数各不相同。

三是物价指数在统计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干扰，客观上表现为“翘尾效应”和“时滞效应”；主观上也会受“长官意志”干扰

“长官意志”的干扰比较容易理解，那就是根据领导的意见来修改和发布数据；而“翘尾效应”和“时滞效应”则是统计工作中客观存在的技术因素问题。

究其原因在于，统计数据大多是按照年、月为统计周期的，而实际经济运行总是跨年度、月度延续的，这样就会导致上个统计期限末时的一些经济指标会由于经济运行状况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下一个统计期限，这就是俗称的“翘尾效应”。而所谓“时滞效应”，是指任何统计数据的出台都要迟于实际经济运行过程。最常见的是，这个月只能公布上月的CPI而不可能公布这个月的CPI，就是这个道理。而当这个月公布上个月的CPI时，由于时间差的关系，该数据又和目前的实际情形不能完全一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现在实际经济运行的判断。

[1] 尹晨：《通货膨胀就是物价上涨吗》，2007年8月13日解放日报。

通货膨胀不必强调客观原因

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把CPI连续6个月的上涨幅度超过3%称之为通货膨胀，我国也是沿用这个概念。至于“全面通货膨胀”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罢了。

有鉴于此，如果真的主张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就不应该在CPI连续6个月上涨幅度超过3%时，依然过多地去强调这是不是出现了通货膨胀。因为答案在那里明摆着，不需要过多地解释理由。

而不用说，国内在这方面强调种种理由的大有人在，这让人变得越发糊涂起来。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一名专家2010年11月11日就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表示，他不认为我国存在通货膨胀。

他说，我国的国情和欧美不同，我国CPI构成中农产品权重要占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我国CPI指数之所以如此之高，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快有很大关系；而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大，又是从2010年初开始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产品产量减产、市场供应短缺，从而导致价格上涨的。可是西方发达国家的CPI中却不包括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所以他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从2009年11月开始陆续调整水电燃气价格，以及政府调控农产品价格上涨，由此推动CPI指数上涨，这只能叫物价上涨，而不能叫通货膨胀。他由此进一步推论：这种“物价上涨”并不是货币发行过多导致的，从而也无法在货币政策上寻求解决办法
[1] 。

在这里，说西方CPI构成中不包括农产品，所以我国目前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过猛导致CPI上行过快，哪怕连续超过3%也不能称为通货膨胀；那么，西方国家CPI构成中的主体是商品房，而我国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幅度更快，却又不包括在其中，这又怎么解释呢？

不用说，如果真的把我国价格上涨幅度最快的农产品和商品房全都剔除在外，这样的CPI不就接近于核心CPI的概念吗？这种剔除了最关键因素的核心CPI还会有多少说服力呢？

[1] 李博：《社科院专家：中国是自然灾害造成物价上涨，不是通胀》，2010年11月12日财经网。

第6节　通货膨胀的标志是什么

通货膨胀虽然意味着一般商品价格都在涨，但仍然是有标志性物品的。这种天然标志物在全球都是土地；当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能自由买卖时，就退而求其次，集中到房地产身上。

从概念上看，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商品价格都在涨，但这并不否认通货膨胀也可以有它的标志物——房地产。它就像一盏灯塔，指引着普通百姓的投资方向，同时也标志着通货膨胀的剧烈程度。

通货膨胀的实质是物价上涨

考察通货膨胀的主要依据是看CPI。具体地说就是：当CPI连续6个月超过3%，就表明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但同时需要指出，除了看CPI外，还要看什么商品的价格在涨、什么不涨。

因为归根到底，通货膨胀的实质是物价上涨；但即使CPI上涨，也要是货币贬值引起的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如果是因为产品价格自然上涨造成的，就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

正因如此，虽然2007年7月我国CPI指数上涨5.6%，可是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看来，这依然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在他看来，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
[1] 。

具体分析这5.6%的涨幅发现，其中最大的特点是，食品价格上涨大大高于非食品价格上涨，前者上涨了15.4%，其中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涨幅更是高达45.2%，而后者只有上涨0.9%。这表明，这轮CPI价格持续走高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而从国际上看，人民币汇率不但没有降低，而且还越走越高；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也是越来越便宜，出口商品的价格却越来越高。这些似乎都能说明，这轮CPI上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相反，如果具有最明显特征的CPI下跌，也不能说就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

从这个角度看，刘福垣认为，这种由食品价格拉动的CPI上涨“对我国来说是个好现象”，因为这表明我国低收入人群的支付能力在不断提高、内需在扩大。以肉价上涨为例，如果猪肉价格上涨导致没有人买肉（没有购买力作支撑），这才是要警惕的；相反，如果一方面肉价不断上涨，另一方面购买力水平又不受影响，就用不着过于担忧。

所以刘福垣判断，5%到6%的CPI涨幅今后有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常态。因此，政府不能再采取提高利率、补贴养猪户等调控措施了。

以补贴养猪户为例，实际上这是在以一种特殊方式支持小农生产这种经济效益低下、落后的生产方式，这样的政策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所以他认为，因为这种CPI上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对此“按兵不动”。政府要想有作为，应当一方面尽快实现农村生产方式现代化、淘汰小农经济；另一方面给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避免出现“生产价格低、消费价格高”现象。

[1] 赵艳红、丁蕊：《通货膨胀离中国有多远》，2007年8月17日北京商报。下同。

通货膨胀的必要标志是流通环节价格上涨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这种价格上涨不是出现在流通环节、而是出现在收购环节，实际上就表明这种产品是供给不足，是在以更高价格向生产者发出供给不足警示，便于生产者迅速把握市场预期，安排生产、提高产量、调整供给，均衡市场供求关系。

有鉴于此，当我国出现CPI迅速上涨，绝大多数人都在分析其中影响价格上涨的一些主要因素，如猪肉、食品价格上涨，呈现季节性供求不足等直接原因时，读者有必要特别关注一些深层次问题，看究竟这种价格上涨是出现在流通环节还是收购环节、供应不足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特别是要考虑货币流动性有否过剩的问题。

当然，在我国CPI并没有明确划分不同环节的价格上涨幅度时，普通读者要做到这一点有难度，仅凭个人感觉又会似是而非，甚至南辕北辙。

例如，2007年7月我国CPI上涨5.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5.4%、非食品价格上涨0.9%，从中可以进行这样分析：食品这种商品毫无疑问是出现在流通环节而非生产环节，并且食品市场本身属于一种供给过剩、竞争充分的市场，不可能突然出现巨大的供应缺口导致价格上涨，也不可能形成价格操纵。所以从这些因素判断，这种CPI上涨确确实实就是通货膨胀，至少也表明了通货膨胀的趋势。

通货膨胀的实物标志是房地产价格上涨

有人认为，既然通货膨胀表现为一般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那么也就无法从某一种具体商品的价格上涨中加以判断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通货膨胀也有实物性标志，其中最典型的是房地产；确切地说就是商品房。因为土地在我国是属于国有的，不能自由买卖，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买卖附着在土地上的房屋了。

究其原因在于，全社会货币流动性大小都可以从房价上反映出来。货币流动性过剩，公众手里都有钱，可是又因为养老、教育、医疗等后顾之忧而不敢用，所以就总是想着积攒下来投资，实现保值增值。而在这其中，首选商品房投资。如果缺乏货币流动性，普通百姓手里没钱，哪怕房屋造得再好、再少也缺人买，也就谈不上房价是高是低了。

商品房虽然也是商品，可是它却不是农产品、电子产品那样的普通商品。普通商品的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可是商品房价格却不会跌。例如，去年上市的手机型号今年就必然会有较大幅度的价格下跌，通常的解释是“科技进步”了，而不认为是“物价下跌”；可是10年前上市的同一款自行车，现在的生产成本要比过去高多了，价格却只有过去的一半，这你还能用科技进步的原因来解释吗？商品房价格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除非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

仔细考察，商品房之所以能充当通货膨胀标志，原因主要有：

一是商品房建造具有极强的计划性，反映了国家意志。在我国，土地供应是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的，商品房开发也要经过政府批准，并不是因为房屋好销、利润高，房地产企业就可以拼命生产的。这种“计划供应”式的“不充分竞争”，能够维持市场上商品房供应的相对饥渴，从而使得市场机制对它的供求关系、价格曲线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失灵。所以容易看到，它受货币供应量大小的影响最大。

二是房屋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生活必需品，并且具有广泛群众性，不像某些商品那样可以买也可以不买，难以从中考察它的需求刚性。房屋具有长期保存性，不像一次性消费品那样用过就消耗掉，具有保值增值功能。房屋具有非流通性，所以不同地域的房地产价格可以悬殊很大，这样就便于更好地考察特定地区的通货膨胀程度。一般来说，某个地方的有钱人多，这个地方的房价就高；到外地去买房的人毕竟少。

三是房地产交易权属相对公开，房屋买卖后总要到政府相关部门去进行登记确认吧，这样从政府角度看，全社会的房地产交易信息不仅一目了然，而且应收税费一分不少。所以政府很乐意引导百姓把货币流动性投向房地产交易——既然政府无法提高社会公共福利保障，让百姓无后顾之忧、勇敢地去超前消费，以此来吸引货币流动性，那么引导更多货币流动性进入房地产，确保应收税费全部入库，就变得很好理解了。

顺便说一句，从这一点上看，最能够代表通货膨胀水平的商品房价格不包含在CPI构成中，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关注CPI与GDP增长速度是否协调

衡量通货膨胀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GDP平减指数。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标，尤其在我国更是如此。所以在判断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时，有必要看一看CPI与GDP的增长速度是否协调。

具体地说就是，如果这两者之间的增长速度比较协调，或者说CPI增长速度没有超过GDP增长速度，那么这时候虽然也可以肯定发生了通货膨胀，但这种通货膨胀有可能仍然属于合理、正常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这时候的通货膨胀速度并不是“太快”，还没有发展到“恶性”程度。

顺便一提的是，通货膨胀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却是个中性词，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肿瘤一样。虽然许多人一谈到肿瘤就大惊失色，但其实肿瘤是个中性词，真正应该大惊失色的不是肿瘤而是恶性肿瘤。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这几年来的CPI上涨幅度都没有超过GDP增长速度，甚至还相差一大截。不过也不用过于高兴，因为我国的CPI构成和权重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许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上涨过快的商品房价格不包括在内，否则CPI的上涨幅度与GDP增长速度相比，还真的不好说谁是龟兔赛跑中的“龟”和“兔”呢。

所以，在进行这种比较时一定要考虑国情。

例如，2010年我国设立的通货膨胀警戒线为CPI增长3%，2011年为4%。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个标准过于宽松。因为连续6个月CPI达到或超过3%就算是通货膨胀了，现在居然把这标准提高到3%以上还得了？但要知道，这一国际标准依据的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与我国GDP高速增长的国情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例如在美国，美国的CPI增长幅度超过2%就称之为通货膨胀，日本的这个指标为1.5%。究其原因在于，美国、日本这样的成熟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相对低位；而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自从2003年以来GDP年增长速度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

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牛犁认为，5%和6%这样的CPI增长速度在我国应该说是比较适度，“不能说是进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期”
[1] 。

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国目前CPI的统计依据仍然是1992年确定的地域网点和品类权重，那时候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目前我国家庭消费中比重超过60%的最主要的三项内容，即首次购房和购买改善性住房、教育开支、医疗保险，在当时都不在统计范围内，我国目前的CPI中依然不反映这些消费行为，从而根本就无法反映物价变动的真实情况。

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国就不应该提高通货膨胀警戒线，而是恰恰相反，还要降低国际上通行的3%的通货膨胀警戒线才是
[2] 。

[1] 赵艳红、丁蕊：《通货膨胀离中国有多远》，2007年8月17日北京商报。

[2] 陈义欢：《正视CPI国情，或应降低通胀警戒线》，2010年10月19日华西都市报。

第7节　别理会“结构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中的通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所以决没有“结构性通货膨胀”一说。否则，这岂不是就等于说还有“结构性”货币了？“结构性通货膨胀”一说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在误导。

通货膨胀是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我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无论宏观调控还是微观经营，或者市场体系建设，许多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为普通百姓所掌握。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什么样的经济学家要想有所作为，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不用说，国际上对我国经济学家的社会价值颇多非议，认为限于专业能力和道德标准，我国经济学家们普遍地在胡说八道，某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所作的判断过于离谱，对一些经济常识的解释甚至还不及普通百姓
[1] 。

有鉴于此，读者在理解通货膨胀概念时要破除迷信，警惕被人牵着鼻子走。近几年来流行的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概念就是其中之一。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个伪命题

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结构性”通货膨胀因为不是构成CPI的各类商品价格全都上涨，所以不能称为“全面性”通货膨胀；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全面性”通货膨胀概念也是如此。

先说“结构性”通货膨胀。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已无从查考，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标准CPI中包括8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所以在考察是否发生通货膨胀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CPI高低，而不是看其各构成部分的涨跌；否则，如果一定要坚持CPI中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全都上涨才叫通货膨胀，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因为既然设计CPI这样一个指数来考察价格总水平，实际上就已经抽象掉了各种具体商品的价格变动，否则还要这个指数干什么呢？

就好比你说这是一堆球，公众就马上会联想到这些物体都是“圆”的。这就是“球”的概念所抽象了的指代，而不是非要从中一个个去寻找是不是还有“方”的球。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球本来就是圆的，如果有人说还要想方设法去排除“方”的球，那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

所以，只要谈到通货膨胀，就没必要再去用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构性”定语去搪塞。CPI各组成部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动，并不是用来衡量是结构性通货膨胀还是全面通货膨胀的标准，其真正作用在于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发展变化趋势和程度，以及如何根据这些分类价格变动寻求治理对策。平时在讨论CPI上涨了多少时，也根本没必要去考察具体商品的价格涨跌幅度大小，有CPI就够了。

如果继续推测下去，那些提出结构性通货膨胀概念的人，实际上很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结构性通货膨胀代替核心通货膨胀。而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曾经因为误导政府决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被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所唾弃。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考察和治理通货膨胀时都是不看核心通货膨胀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产生决策误导。

明确了这一点就知道，目前我国经济学界有许多似是而非、容易产生误解的观念和方法。例如2010年4月，就在我国CPI承接上年的上行走势时，国内某著名经济学家依然认为我国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他说，通货膨胀的基本定义之一“是物价普遍增长。其内在含义是，如果CPI上行不是由物价普遍增长所引致的，而只是由某一种或某几种商品价格增长所引致的，那么，这种CPI上行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不但如此，他还认为，“就1998年以后的10多年时间而言，中国虽有几次物价上涨时期，但没有发生过物价普遍上涨的通货膨胀。”
[2]

显而易见，这位经济学家在这里又把通货膨胀中的“通货”（货币）理解成“所有商品”了。

确实，如果要等到“所有商品”价格上涨那一天才能算是出现了通货膨胀，那么不要说我国，就是在全球也不会有哪个国家出现“通货”膨胀。只是这样一来，CPI这个指数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存在了，只要用眼睛扫瞄一下，看看有没有商品价格在下跌就可以排除了。

再看“全面性”通货膨胀。

从道理上说，如果有“全面通货膨胀”一说，那就必然会有“局部通货膨胀”的说法。只是如果是这样，恐怕很少有人会理解什么叫“局部通货膨胀”了。

这里的“局部”是指地区还是个别商品，不得而知。如果是指局部地区发生了通货膨胀，那显然每个地区的通货膨胀程度有大有小，只不过有些地区的CPI恰好超过3%（所以踏进了通货膨胀门槛），有些地区低于3%罢了。如果是指CPI构成中的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幅度超过3%，那也说不通。因为这8大类商品中包含的具体商品成千上万，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动，如果要想看到这成千上万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全都上涨，恐怕不易。

正如前面所说，如果用这样一种观点来看问题，恐怕永远都不会出现“全面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说也就不用去提了。

[1] 黄小鹏：《通货膨胀与经济学家含金量》，2010年12月7日证券时报。

[2] 王国刚：《2010年中国CPI上行中并无通货膨胀因素》，2010年4月19日中国金融。

剖析CPI各组价格涨跌有必要

这里说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个伪命题，并没有否认对CPI做结构性分析的意义。通过对CPI各组成部分的价格涨跌进行考察分析，会有助于更好地研究、治理、预防通货膨胀。

以通货膨胀幅度较大的2007年下半年为例。当年8月，我国CPI同比上涨6.5%，9月上涨6.2%，10月上涨6.5%，三个月全都高于6%

的水平，已经进入严重通货膨胀阶段。仔细考察这三个月的CPI构成发现，其中都是5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在上涨、3类下跌，尤其是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上涨过快，10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54.9%（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7.6%）。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拉动10月份CPI上涨5.4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当月CPI上涨1.1个百分点
[1] 。

鉴于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我国出现的这种严重通货膨胀还是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而不是全面性通货膨胀。

需要警惕的是，这种“结构性”通货膨胀如果控制得不好，完全可能向“全面性”通货膨胀转变，这些专家为什么不提醒公众这一点呢？

回过头来看看美国。2010年11月3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推出用6000亿美元收购长期国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此，全美企业经济学家协会（NABE）对该协会的51名经济学家进行专项调查。调查表明，虽然当时（2010年10月）美国的核心CPI增长幅度只有0.6%，是195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这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接下来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要高于通货紧缩。他们不仅对这种量化宽松政策提出广泛批评，并且认为有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一大挑战，导致通货膨胀失控
[2] 。

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相当“大度”。面对货币流动性泛滥、CPI增幅达到4%至5%，他们不是提醒政府有发生通货膨胀可能性的威胁，而是认为我国消费者还可以“容忍”更高一些的通货膨胀率。

也难怪，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要惊叹“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了。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
[3]

再看2008年4月16日，当天国家统计局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公布了2008年3月的CPI数据：同比上涨8.3%。而就在同一天，社论表示我国将继续实行从紧货币政策，努力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胀”
[4] ，好像这时候的CPI仍然没有进入全面通货膨胀阶段似的，他们的“理由”是：在这次公布的CPI中，8大类商品中依然是5类商品价格上涨、3类价格下跌，所以“不属于”全面通货膨胀。

具体数据是：这5类价格上涨的商品分别是，食品类上涨23.3%、非食品类上涨1.6%、消费品上涨10.9%、服务项目上涨2%、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6.6%，3类价格下跌的商品分别是，衣着类下跌1.3%，交通通讯类下跌1.7%，文化娱乐类下跌0.5%。

熟悉国情的读者知道，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很高，所以体现在CPI中的食品类价格权重最大，2008年时约占34%。这就意味着对于双职工的三口之家来说，每个月的食品消费在其总收入中要占34%左右，而对于收入较低的百姓来说这个比例更高。而CPI表明，当月食品类价格上涨23.3%，可想而知这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多么大了。

相反，总观三类价格下跌的商品，无论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程度还是其价格下跌幅度，都很小。例如这3类价格下跌的商品中，下跌幅度最大的是交通通讯，也只不过只有1.7%；下跌幅度最小的文化娱乐类，只下跌0.5%，很难说这在统计学上有什么具体意义。

所以相比而言，虽然在这8大类商品中有3类商品价格下跌，但由于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关联度小，并且价格下跌幅度很小，因此就认定如此之高的CPI依然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是非常勉强的。

更不用说，即使是在价格下跌幅度最大的交通通讯类中，其中还有许多子项目的价格是上涨的。具体地说是其中的通讯工具（说穿了就是手机）价格大幅度下跌，才拉动了价格下跌。

可是要知道，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价格下跌主要是受科学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与货币发行量过大造成的通货膨胀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种价格下跌更多地体现为技术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不能混为一谈。

[1] 谢百三、吴秀波：《警惕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2007年第11期价格理论与实践。

[2] 刘丽娜、蒋旭峰：《调查结果显示美经济学家担忧通货膨胀》，2010年11月23日新世纪。

[3] 曲力秋：《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2005年10月26日中华工商时报。

[4] 吴丽华：《CPI维持高位，货币从紧不变》，2008年4月18日华夏时报。

第8节　结构性通胀就是全面通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一说的目的是糊弄百姓，让人觉得目前“还只是结构性通货膨胀，所以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而实际上呢，结构性通货膨胀会演变成通货膨胀，准确地说就是通货膨胀。

话说不要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那些动不动嘴上挂着“结构性”通货膨胀说法的人，其实他们强调这一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在于奉劝其他人“现在还只是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还没有到“全面性通货膨胀”阶段，所以用不着“过于紧张”。

退一步说，即使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是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阶段，事物也是会从量变引起质变的：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商品价格“共同富裕”，最终演变成一场你追我赶的价格上涨局面，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性”通货膨胀。

所以无论是谁，都千万不要以为目前还只是“结构性”通货膨胀就掉以轻心，更不能把责任推卸到根本不存在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上。

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过于含糊

初看起来，结构性通货膨胀好像描述的只是一种市场现象，即在许许多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中，有的价格上升速度快，有的上升速度慢，有的甚至还在下跌，言外之意是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如果说在通货膨胀率较低的情况下，这种模糊说法还可以不去深究，那么在通货膨胀率较高尤其是达到5%时，再去采用这种过于含糊的说法很可能会误导政府决策、误导百姓。

因为谁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通货膨胀，都不可能所有商品和服务价格一起涨。也就是说，这种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必然存在，谁也不能用这种因为是“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来进行搪塞，直至掉以轻心。

这一规律哪怕是普通百姓不动脑筋都能看到。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压力开始显现的时候，最初都是从一些热门商品开始涨价，然后慢慢扩散蔓延开来，这是一条基本经济规律。

以我国1988年开始的那次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例，最早就是从名烟、名酒开始提价，发展到后来演变成市场抢购、银行挤兑，并且越是消费量对价格变动弹性小的商品如粮食、盐的抢购就越凶，而抢购越凶的商品价格就涨得越快，只有雨伞、手电筒等需求弹性系数小的商品涨幅较低。不用说，当时并没有什么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一说，因为所有通货膨胀本身就都是“结构性”的，不可能齐头并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得过快，尤其是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就可能会真的带动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涨，并且价格上涨幅度还会趋向于同步。

例如，举个极端的例子：1918年11月到1923年间，德国的纸币流通量从292亿马克爆炸性地增长到497百兆亿美元（即497后面加18个0）。所有人都知道，在这样的恶性通货膨胀下，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成百上千倍地上涨的，所以几乎所有商品一上架就被一抢而光。

面对这种眼花缭乱的局面，人人觉得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幅度都大致相同。就连报纸的零售价格也是如此，1921年1月一份报纸还只卖0.3马克，两年后就上涨到7000万马克
[1] ！当然，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并不是真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是以相同倍数增长的，这只是一种错觉。也就是说，金融学中所说的“货币中性”不可能出现。

所谓货币中性，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增加一倍，那么这个国家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名义价格也都会同时上涨一倍。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无论通货膨胀多少倍也没关系，因为要涨大家一起涨，并不会产生什么利害冲突关系。

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提出“货币中性”理论来呢？原来，货币中性理论的成立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为0。而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也就决定了不可能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能够做到完全同步上涨。

[1] 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北京，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0章。

这种说法混淆了总量信息和结构信息的关系

不用说，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本来就是考核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价格，反映的是一种物价总水平指数的变动，其中必然包括各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种“结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放眼全球，也没有哪个国家的CPI指数不是“结构性”的。

所以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混淆了总量信息和结构信息之间的关系，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例如，我们现在提到的CPI本来是经过加权平均处理之后了的数据，是一种总量信息，在这其中，既包括价格上涨的商品服务类别，也包括价格下跌的商品服务类别，并且是它们相抵后的结果；可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却给人以这样一种误导：以为这只是指“价格上涨的那类商品”的通货膨胀率，并“不包括”“价格下跌的那类商品”在内，如果扣除了价格下跌的负的通货膨胀率，价格“总水平”实际上并没这么高。

举个简化了的例子来说，如果CPI只包括“菜价”和“交通费用价格”两类商品，并且当月菜价上涨25%、交通费用价格下跌20%，结构加权平均的结果是当月CPI上涨了5%。

在这里，5%就是当月总量指标概念上的CPI。你不提“结构性通货膨胀”，大家还都知道这个月的物价总水平上升了5%；可是你如果一提“结构性”通货膨胀，反而会让人误以为只是某些类别的商品和服务（如菜价）价格上涨了5%（实际上当然是上涨了25%），还“不要紧”（实际上价格上涨幅度过快，不是“不要紧”，而是“太要紧”了）。

所以说，在提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完全没必要去提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以免误导政府和民众。就好比说，你满嘴的牙齿中只有一颗蛀牙，就要去医院就诊。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并不是因为你只有一颗蛀牙，去医院时对医生说我这是“结构性牙疼”，就会减轻疼痛的；相反，却一定会因此给医生以误导的。

通货膨胀率这个总量指标，主要目的是警告政府要注意“货币问题”了。道理很简单：自从金本位制度结束以来，各国货币发行都是由政府控制着的；只要货币供应出现问题，谁都无能为力。反过来也可以说，要想从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中反思并调整货币发行，也只有政府当局能够做到，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任凭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那就会对政府、企业、个人都产生一种混乱的行为预期，加剧经济震荡和动乱，最终破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发政局动荡，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政府发行货币过多，就必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含糊其辞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在误导政府决策方面，很容易让决策者以为这时候采取什么“结构性对策”就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了，从而走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

所以我们容易看到，政府部门在采取措施治理通货膨胀时，经常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从中间产品追到源头产品（资源产品），进行扬汤止沸式的结构性价格调整，就与这种误导不无关系。

结果不用说，这种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看到食品涨价和水电煤气涨价，就在这方面进行价格管理，甚至严令涨价，或者规定几个月内不准提价；看到房地产涨价，就千方百计想把房价压下去……诸如此类的做法，政府搞得很辛苦，可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终价格还是要涨上去。尤其是当价格管制期一结束，原来压抑了过久的价格就会跨上一个新台级，从而使得通货膨胀率变本加厉地向上攀升。

总体上看，这种扬汤止沸的所谓宏观调控并不是不能用，但只能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在局部、短期内发生作用。它的最大缺点在于转移涨价压力。从根本上看，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措施还在于减少货币发行，这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高，表现为物价居高不下，但这实际上并不是物价的问题，并不是我国物价管理能解决的；真正的原因在于货币，是货币发行过多导致物价上涨过快，所以要从控制货币发行来着手解决问题。

不但如此，几乎所有纳入我国宏观调控的宏观经济问题，其牛鼻子都是货币问题，可以通过调节货币发行来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许多部门联合起来治理通货膨胀，最终不见效果的原因所在。

可是，结构性通货膨胀却很容易让人一叶障目。

最典型的是，每当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时，总会有一种舆论说，在我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食品价格涨得厉害，言外之意是说，其他价格涨得还不要紧。这就是结构型通货膨胀一说带来的误导。一方面让人觉得，这种通货膨胀还“比较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又会错误地引导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食品、副食品价格的调控上去。

且不说“民以食为天”，单单从贫富差距的扩大看，CPI上涨过快就会大大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2005年的资料表明，我国恩格尔系数超过40%，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40%，在农村居民家庭中占80%以上。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大，对于恩格尔系数较低的富裕家庭来说虽然也有影响但影响较小，但对恩格尔系数较高的贫困家庭来说，会大大降低收入水平，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差别
[1] 。

有人会说，“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对提高农民收入有好处”，这种观点可谓似是而非。

要知道，只要是通货膨胀，哪怕完全是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是对所有消费者一视同仁的，决不会只对一部分人起有利或有弊的作用。更不用说，我们所说的CPI上涨是整体物价水平上涨，所以即使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不会只对农民产生多大的“好处”。

道理很简单，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会提高农民的销售收入，但却同时也会提高他们的种植成本；并且，农民和消费者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当农民既是养殖户（在市场上出售农副产品，例如养猪专业户在市场上出售生猪）又是消费者（同时在市场上购买农副产品，例如养猪专业户同样需要从市场上买猪肉吃）时，轮番上涨的农产品价格（猪肉价格）一定会同样侵害他们的利益。

[1] 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2007年12月9日凯迪周刊。

第9节　正确估量通货膨胀

正本清源，既然通货膨胀中的通货指的是货币，那么正确估量通货膨胀的方法也就变得相对简单了：市场上发行的货币量超出实体经济所需要的流通量的百分比，就是通货膨胀率。

正确估量通货膨胀，首先要明确通货膨胀的概念。当明确了通货膨胀中的通货概念指的是货币时，那么正确估量通货膨胀的方法也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具体地说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比实体经济所需要的流通量高出的百分比，就是通货膨胀率。这是确定通货膨胀率的根本依据。如果货币不够实体经济所用，反过来就称之为发生了通货紧缩。

用CPI衡量通货膨胀最简单

上面提到，正确衡量通货膨胀需要明确究竟发行了多少货币以及实体经济中的货币需要量，有了这两个指标，通货膨胀的计算就变得轻而易举。但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中央银行来说，要统计每个阶段发行了多少货币很简单，可是要准确计算实体经济究竟需要多少货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既然这样，衡量通货膨胀就只能采用其他物价指数来代替的变通办法了。

衡量通货膨胀的方法多种多样，并没有确切规定只能采用哪一种。

不过，全球各国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方法还是相对集中的。

在我国，目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通货膨胀指数有6类，分别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商业零售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在这其中，人们最关心、最耳熟能详的是这样3种：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GDP平减指数，尤其是CPI指数，这也是社会各界在谈到通货膨胀时言必称CPI的原因。而实际上，与实际通货膨胀程度最贴近的是GDP平减指数，尤其在我国更是如此。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经济实体，有关经济数据如此不可靠，以至于研究人员和投资者不得不要竭尽全力去收集各种信息“碎片”来自己进行整理加工。在他们看来，中国用以反映通货膨胀指数最恰当的指标，应该是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CSD）和GDP平减指数
[1] 。

所谓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是衡量不同时期内个人消费支出总水平变动程度的经济指数。这里的“平减”，是指通过物价指数把货币表示的名义个人消费支出，调整为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由于该指数是当前物价和实际消费支出的比例，所以能较好地显示实际支出模式。

CSD与CPI相比更真实，原因在于当物价迅速上涨时，消费者往往会喜欢选择那些涨价幅度较小的商品和服务。不用说，消费者的偏好很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保持不变，这也就意味着CSD的核算结果与CPI相比，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计算公式是：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并不公布这个指数，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在这两个最有效的指标中，选用GDP平减指数来衡量。

采用GDP平减指数衡量通货膨胀，数据相对准确，并且也能更贴近货币发行这个根本点，主要缺点是它所依据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GDP数据发布滞后，从而无法得到当期所需要的通货膨胀率，不便于针对眼下经济形势所进行的分析和决策。

这时候怎么办？再退而求其次，就只能采用CPI衡量通货膨胀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更多情况下各国要用到CPI的原因。

有鉴于此，在实际操作中，各国都会首先选择通过计算CPI来衡量通货膨胀大小，因为这种方法最简单、最便捷，也容易被人理解。

但CPI背负着间接代替通货膨胀率这样的重任，历来是忍辱负重。这当然并不是说CPI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关键是制定并修订CPI后面的人，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CPI构成及其权重，使得它更符合客观实际，更接近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CPI本该是一个很有用的指标；否则，得到的CPI在衡量实际通货膨胀时就会有相当大的误差。但限于客观条件，虽然有时候明知有误差也只能凑合着用，因为这个方法相对简单。

[1] 颜昌海：《剧烈通胀，中国无可避免的宿命？》，2011年1月25日凤凰博报。

用CPI衡量通货膨胀缺点很明显

上面提到，用CPI衡量通货膨胀的弊端，最主要的表现是与实际不符，不是偏高就是偏低，误差太大。尤其在我国，就更是如此。

首先来看，从理论上说，用CPI衡量通货膨胀率往往会从以下三方面高估实际通货膨胀水平：

一是CPI构成中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是固定的，可实际上，当这些商品和服务项目出现新的价格更低的替代品时，理性的消费者会首选那些价格更低的替代品。这样，CPI如果还是沿用原有一揽子商品和服务项目来统计，就可能使得核算结果高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

二是CPI构成中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是固定的，可实际上，当这些商品和服务项目出现品质更高的替代品时，理性的消费者往往会首选那些性能更优的替代品，尤其是在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消费中这种情形更普遍。而这种品质更优的替代品，价格往往较高（当然也有质优价廉替代品的），但这种价格较高并不是通货膨胀原因造成的，更多地包含了品质上升的因素。而在CPI统计中，就很难反映这种价格提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品质提高造成的，人们看到的只是价格变化。

三是CPI构成中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是固定的，可是这些商品和服务中的技术却是在不断进步的。这种技术进步对提高消费者的生活品质很有帮助，可是在CPI核算中却不能得到正确反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通货膨胀水平。

总而言之，泛泛地说，利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通货膨胀的实际水平，具体数据是高估1.1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当计算得到的CPI为上涨2%时，实际通货膨胀率大约为0.9%。

这种1.1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水平，在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时候影响相对较小；可是在通货膨胀率较低的时候（例如3%以下），绝对额就会相差很大，足可以起误导作用
[1] 。

正因为CPI高估了实际通货膨胀率，所以一般认为CPI数据可以有一个“容忍度”，即只要CPI不超过2.5%或3%就是“可以接受的”。

例如有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有一点温和的通货膨胀，那就会因为这种通货膨胀引发的商品价格提高，使得生产厂家和经销商从中多得一点利润，从而刺激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由于这种通货膨胀还处于温和阶段，所以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

一般认为，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大特点：一是年通货膨胀率在2.5%以下，二是每年的通货膨胀率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这种“脾气温和”的通货膨胀，会像润滑油一样刺激经济发展，所以称之为“润滑油政策”。相反，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2.5%或3%，就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时候就称为出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

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一般称为疾驰的或飞奔、奔腾、急剧的通货膨胀，老百姓对货币信心会产生动摇，从而引发经济和社会动荡。

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一般称为恶性的或脱缰、极度、超速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会彻底丧失对货币的信心，使得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很容易引发社会崩溃、政府垮台。

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目前全球范围内得到一致公认的有3次：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3年的德国，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的匈牙利，三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5月的中国。

话说回来，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我国CPI指标设计中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所以CPI高估实际通货膨胀率的“规律”在我国并不符合实际。也就是说，我国的CPI不但可能没有高估实际通货膨胀率，而且还大大掩盖了实际通货膨胀率。

究其原因在于，与国外相比，我国CPI中的食品权重太大，居住、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权重过小；并且即使在居住类指标中，也是用房租价格而不是商品房销售价格来计算的。不用说，这几年来我国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幅度最大；如果把价格上涨幅度最快的商品房销售价格也剔除在外，可想而知这CPI还会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实际通货膨胀率了。

所以总体来看，CPI指数在衡量通货膨胀时，本来是有可能高估实际通货膨胀率的；可是由于我国的CPI指数设计不合理，却变成了低估实际通货膨胀率。并且，由于其中的权重设计极不合理，并且调整周期过长（5年调整一次），所以这种低估程度不只是一点点。

除此以外，还由于以下两点原因，CPI在我国还不能简单地说就肯定是高估或低估了实际通货膨胀率，准确地说是它扭曲了实际通货膨胀率
[2] ：

一是我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40%，用这不到40%的比例来代替全体，容易以偏概全，误差一定会很大。相比而言，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70%，所以用CPI来作为通货膨胀指数所得到的结果就要比我国贴近实际得多。

二是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我国的CPI样本品种调整、权重调整滞后非常严重，再加上我国粮食价格有直接补贴、无法反映粮食市场的真实价格，所以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就把居民消费指数人为拉低了。

[1] 武钰、汪温泉：《我国通货膨胀率计算偏差分析》，2009年第2期先驱论坛。

[2] 刘熀松：《不宜再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通胀》，2010年8月30日上海证券报。

新的通货膨胀指数呼之欲出

毫无疑问，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各国都存在上述问题。为了扭转各国政府统计部门对CPI的有意和无意歪曲，各国非政府部门一直在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弥补，不遗余力，竭尽所能。

在过去，这主要是依靠各种科研机构和民间组织来进行的；自从互联网出现以后，利用网络资源已经能够大大提高各种经济数据的收集速度，所以正因如此，通过网络来收集、整理、公布数据，就变得轻而易举，并且完全有可能成为“每日播报”，避免政府部门在发布CPI时只能做到“每月一报”、并且还要滞后数周的弊端。

所以，以后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完全有可能出现新的物价指数，利用互联网搜集、整理、公布数据的优势，把这种物价指数所涵盖的样本商品和服务范围尽可能地扩大、价格更新尽可能地实时、权重调整尽可能地符合实际，避免一切人为干扰和失真现象。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全球著名的互联网企业谷歌（google）公司已经在利用其庞大的网络购物数据，一步步构建“谷歌价格指数”（Google Price Index），用以评价每天的通货膨胀指数。乐观者展望说，该指数很可能会有朝一日作为官方统计数据的补充和参考，甚至从根本上扭转官方统计数据的偏差。

据报道，在美国举行的全美企业经济学家协会会议上，谷歌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就表示，谷歌价格指数虽然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并且该公司尚未决定是否会将该指数公布于众，但它对舆论界的引导作用已经显而易见
[1] 。

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谷歌价格指数与各国的CPI指数还不能相提并论，原因在于它们的商品构成不同。例如，美国的CPI中住房价格占到40%，可是在谷歌价格指数中只占18%。除此以外还有，CPI商品构成中的商品类别如果属于经常出现在网上交易的品种如照相机、手表等，两者之间的价格指数就会呈现出“相当良好的关联性”；相反，如果CPI中的商品构成类别在网上交易的数额较小如汽车零部件等，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就不是那么高。这是很好理解的，又是实事求是的。

这表明，谷歌价格指数虽然能够对政府部门公布的CPI起到印证作用，但其本身还会因为其数据来源偏好显示出不足来。这也再次证明，没有任何一种价格指数是可以独立、完美衡量实际通货膨胀率的。

[1] 罗宾·哈丁报导、管婧译：《谷歌利用网络价格数据衡量通胀》，2010年10月12日英国金融时报。

第10节　我国更适用GDP平减指数

由于我国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过小，CPI与GDP关联度太小，再加上CPI遭人诟病太多、已经无法担当起应有的重任，所以废止CPI、启用GDP平减指数已经是时候了。

目前全球有几十个国家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制度。意思是说，这些国家都会通过立法形式，要求中央银行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如果是以CPI来考察，通常要求CPI年增长幅度保持在0到2%（或3%）之间。

究其原因在于，2%（或3%）的年通货膨胀虽然也是通货膨胀，但这样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安全”的、“可以接受”的。相反，如果把货币流通量严格控制在恰好符合实体经济所需水平上，从而使得通货膨胀率为0，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很难做到，也完全没必要。因为通货膨胀也并非一无是处，只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不但不会对实体经济构成冲击，甚至还会带来某些益处。

在这里，关键是要确切衡量实际通货膨胀程度。否则，情况不明就会造成决策失误；而要确切衡量实际通货膨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我国采用GDP平减指数更合适，也到了取而代之的时候了。

GDP平减指数比CPI更准确

所谓GDP平减指数，是指没有扣除物价变动的GDP增长率与剔除了物价变动的GDP增长率之间的差额。

从计算上来看，GDP平减指数实际上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角度来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即名义GDP与经过通货膨胀修正后的GDP（不变价格GDP或实质GDP）两者之间所用金钱的比例。这是从最宏观的方面来考察价格水平的指标，也是全球许多国家目前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率的重要指标。

其计算公式是：

用GDP平减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比CPI更准确。这不但因为CPI组成部分及其权重变化会影响它衡量实际通货膨胀的准确度，甚至还会因此被人为操纵，在数据上干扰真实通货膨胀，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不利于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有效治理对策。

例如，在2011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12月我国CPI增长幅度为4.6%，低于上个月5.1%的消息后，许多人都在为CPI增长速度放缓大声叫好，而这时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发表文章提醒说，这个结果要考虑“底线效应”和我国2010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所实行的价格干预因素，所以它完全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通货膨胀情况；如果投资者使用其它指标来衡量通货膨胀，就完全会看到不同结果
[1] 。

那么，如果这里不用CPI而是采用GDP平减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情况又会如何呢？数据表明，用GDP平减指数来衡量，我国2010年四个季度的通货膨胀率分别是10.4%、7.3%、10.6%
[2] 、7.3%
[3] 。从中容易看出，这个结果或许更接近普通百姓的生活感受。

一般来说，用GDP平减指数衡量通货膨胀，与CPI所得到的结果，两者之间肯定有差异，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

总的来说，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用GDP平减指数计算通货膨胀，由于它采用现期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价格与基期相比，其中用于比较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组合会随时间变动而变化，所以它不像CPI代表的通货膨胀率那样，更多地依赖于构成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变动。

也就是说，CPI计算出来的通货膨胀率，会随着CPI构成中的商品及其权重不同而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差异很大；而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到的通货膨胀率，则不存在这种情况。

如果进一步问，如果CPI的商品构成和权重非常科学、恰当，是不是就会消除这种差异呢？也不是的。因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所以不论如何计算，也无论这种计算如何科学、精确，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当发现用CPI计算通货膨胀率存在致命缺陷时，更重要的是废除这种方式，改用GDP平减指数法来取而代之；或者两种方法相互映证着用，并且以GDP平减指数为主。

以美国为例，美国分别采用CPI和GDP平减指数两种方法，对1965年至2005年间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计算，除个别年份外，大多数年份采用这两种方法所得到的计算结果都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4] 。

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核算对象不同。CPI的核算对象是“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GDP平减指数的核算对象是“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国内生产”，可是却不是被“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如出口到国外去的商品和服务，政府、企业购买的商品和劳务），虽然也体现在GDP平减指数中，却不能体现在CPI中；相反，如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不是“国内生产”的（如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虽然也能体现在CPI中，却又不能反映在GDP平减指数中。与此同时，用于计算CPI的商品和劳务是固定的，而计算GDP平减指数时则允许不固定，这也是一条很大的区别。

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种方法得到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有差异，但由于GDP平减指数的计算方法中更能全面反映、而不是只考察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所以跟实际通货膨胀率会更接近。

[1] 颜昌海：《剧烈通胀，中国无可避免的宿命？》，2011年1月25日凤凰博报。下同。

[2] 吴遐：《GDP缩减指数衡量通胀更合理》，2010年12月4日新民网。

[3] 颜昌海：《剧烈通胀，中国无可避免的宿命？》，2011年1月25日凤凰博报。

[4] 武钰、汪温泉：《我国通货膨胀率计算偏差分析》，2009年第2期先驱论坛。

GDP平减指数的具体计算

了解到了GDP平减指数的好处，那么接下来怎么计算呢？

我们知道，GDP有名义GDP和实际GDP之分，所以在用GDP平减指数计算通货膨胀率时，首先要确定如何选用GDP数据。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关系到计算结果。

在美国，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网站上每个月都会发布名义GDP和实际GDP数据，所以读者很容易查到。而在我国，各种官方数据发布的名义GDP和实际GDP只有概念性解释，很少公布具体数据。所以，我们首先要想方设法得出我国名义GDP和实际GDP数据。

从时间上看，我国GDP数据的公布一般集中在两个时段：一是每年二三月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会公布上一年度的GDP增长率；二是每年八九月份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会有具体的GDP总值。不用说，八九月份公布的GDP数据会比二三月份公布的更准确，也更具体，但两者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一般认为，可以简单地把统计公报中公布的GDP看作是实际增长率，把统计年鉴中推算得到的GDP看作是名义增长率
[1] 。

以2006年为例，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布的GDP是209047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GDP是210870亿元。查阅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GDP是183867亿元，这样就可以知道2006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14.7%。

在这里，14.7%比10.7%增长了4个百分点，这就表明2006年我国GDP增加了183867×4%=7355（亿元）。

这样，根据上面的计算公式就可以算出我国2006年的通货膨胀率为

读者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根据GDP平减指数计算出1979年以来任何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例如，用这种方法可以计算出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0.2%，1988年是12.1%，1994年是20.6%，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用GDP平减指数计算通货膨胀，由于它包含着某个时期内所有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变动程度，所以覆盖面最广，理论上确实可以作为衡量实际通货膨胀率最适用的指标。不过由于这一指标计算复杂，资料收集较难，所以要想及时得到相关数据、满足政府观察和分析通货膨胀变化需要，在实践中有难度。所以在国外，用这种方法来计算通货膨胀，一般只能按季度测算和公布相关数据。

容易看出，GDP平减指数在计算方法上实际上是用名义GDP去除以实际GDP。根据本书前面介绍，这种计算方法实际上是采用的拉斯派尔指数法，把GDP也当作是一种“一般商品”来计算价格指数，从而用来反映报告期与基期相比全社会的总体价格上涨了多大幅度。

可以肯定，用GDP平减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一定会高于CPI。例如用GDP平减指数来衡量我国2010年第四季度的通货膨胀率，就比上年同期上涨了7.3%，而如果用CPI来衡量却只上涨了4.7%
[2] 。

接下来有人会问，不是一直以来有人怀疑我国的GDP数据是否正确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GDP平减指数也就没什么正确性可言了。关于这一点，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我国GDP数据的不可靠可以从过去几年中每年的实际增长率特别稳定中看出来。根据这一点，如果有人认为通过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出的2010年第四季度的通货膨胀率7.3%过高，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实际GDP增长率高于官方公布的9.8%的增长幅度，经济过热现象依然严重。

[1] 武钰、汪温泉：《我国通货膨胀率计算偏差分析》，2009年第2期先驱论坛。下同。

[2] 颜昌海：《剧烈通胀，中国无可避免的宿命？》，2011年1月25日凤凰博报。下同。

第11节　CPI为什么与你的感觉不符

官方公布的CPI与居民感觉不符，其中固然有心理错觉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CPI样本构成及其权重严重偏离。要想通过CPI反映居民生活费用的成本变化，实在靠不住。

谈到通货膨胀，谈到CPI，太多的人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说。但说来说去总离不开一点，那就是官方公布的CPI总与自己的感觉不符。

感觉不符的原因无非是两点：一是个人感觉有问题，因为归根到底并不是每个人都对CPI的核算原理和计算方法很清楚；即使很清楚，也限于条件无力去掌握这些数据。二是CPI数据的准确性确实有问题，不是因为数据的采集不完整、方法不正确、权重不合理导致歪曲事实，就是被人为操纵了。当然，也可能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客观上CPI不准确，主观上感觉有偏差。

同比和环比的感觉是不同的

国家统计局在发布CPI时，采用的默认口径是“同比”，而普通百姓感受最深的是“环比”。这两种比较方法不同，差异当然就存在了。

例如，国家统计局发布2011年4月份的CPI是5.3%，这表明我国2011年4月全国的平均物价水平与2010年4月相比增长了这么多；对照2011年3月公布的5.4%的数据，可见上涨趋势是减缓了。

可普通百姓的感受却不是这样。他们早已“忘记”了一年前2010年4月的通货膨胀高低，在比较价格涨跌时，通常都会用今天和昨天进行对比，至多是和上个月对比。不用说，因为这时候的他们对刚刚过去一个月的3月份的通货膨胀还记忆犹新，所以会很自觉地认为与上个月相比“现在”的物价并没有下跌，或者并没有下跌多少，相反还有不少商品价格上涨了，所以他们就对官方公布的5.3%本能地有一种不信任，认为是“假”的。

不用说，这就是同比和环比两种统计方法给人造成的错觉。在我国普通百姓对CPI感觉不符的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这种因素，因为缺乏具体研究还不太好说，但这种影响因素确实存在。

再例如，国际原油价格在2008年7月时超过每桶140美元，半年过去后的2009年初下跌到只有每桶40美元，然后又在半年后的2009年7月反弹到每桶70美元。在这个时间里，如果采用“同比”的统计方法来计算2009年7月的原油价格涨跌幅，就可以说是每桶70美元的价格与一年前每桶140美元相比“下跌了50%”；可是普通百姓的感受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更习惯于用当时每桶70美元的价格与年初每桶40美元的价格相比，认为不是下跌了，而是“上涨了70%”。虽然原油并不是消费品，但这里用它来说明CPI统计方法中的同比和环比差异，仍然很能够说明这种区别。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2009年3月至7月我国CPI连续5个月呈现“同比”下降的时候，普通百姓切身感受到的仍然是物价在节节攀升。事实上，在这5个月中，从“环比”角度来考察CPI确实是在温和攀升的，2009年7月比3月时上涨了0.3%
[1] 。虽然初看起来这个幅度好像并不大，可是普通百姓对物价“仍在上涨”，而官方却说物价在“不断下跌”。

[1] 徐奇渊：《解读CPI：统计数据VS居民感受》，2009年9月（上）世界知识。

CPI变化具有结构性特点

普通百姓感觉官方公布的CPI与自己的感受不符，主要原因之一在于CPI中的结构性商品价格变化不同造成的。

众所周知，我国CPI构成中包括8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从这几年来的情况看，一般总是呈现出其中有5类商品的价格在上升、3类商品的价格在下跌或基本持平。

突出表现在：这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权重最大的“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最快，而“猪肉”又是“食品”分类中权重最大的子项目，大约要占“食品”权重的三分之一。这样，普通百姓每天感受到的食品尤其是猪肉的价格变化，就会比较明显地体现在CPI变动中。

在许多情况下，食品价格是否稳定、变动幅度大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百姓对CPI的判断。说得更难听一点，如果你能控制住CPI构成中的几种商品价格变动，而不在CPI构成中的商品价格无论怎么上涨，都不会影响CPI，这样也就可以表现出“非常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也就是说，普通百姓对物价上涨的感受是通过某些具体商品的价格对比来作出的。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用来作为价格对比的一篮子商品，这一篮子商品与CPI统计中的一篮子商品肯定不吻合，例如其中最突出的是商品房销售价格就不包含在内，这样也就必然会对CPI的主观感受与官方发布的CPI有很大不同了。

就以住房问题来说，这些年来我国商品房价格节节攀升，可是出现在CPI中的住房项目中却不包括这一统计内容，而是指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水电费等。应该说，用这些项目来代替住房项目，在过去单位分配住房的情况下比较符合实际，可是自从1998年7月1日我国停止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后，如果还是沿用这些过时了的指标来代表“住房”就与客观现实相差太远了。

原因在于，停止福利分房后住房消费的主要途径只能是购买商品住宅。由于我国百姓的购房需求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而房地产市场又处于鱼龙混杂的初级阶段，既不成熟，也不正常，所以才会导致商品房价格在这几年中突飞猛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CPI依然利用各种借口如“住房属于长期消费品”、“住房具有消费和投资两重性”等说辞，把商品房销售价格排斥在CPI统计范围外，取而代之的是变动很小的住房价格，又怎么可能不与普通百姓的感受相差太大呢？

在CPI构成中，类似于住房项目的还有医疗、教育等，它们的比重都不大，但这并不是因为百姓没有消费需求，而是实在消费不起。这些项目近几年来价格上涨都过快，在百姓眼里简直是“无穷大”。如果CPI中不能很好地反映其权重，也就由不得普通百姓对此感到质疑了。

例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7月CPI为同比下降1.8个百分点，这是当年连续6个月以来的同比下降，并且下降幅度达到10年来的最低点。可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2万名储户中进行的月度调查结果则表明，同期消费者对物价水平的满意度在不断恶化，2009年6月的满意度指数达到负39.8%。也就是说，在每100个调查对象中，大约只有30个人对物价水平感到满意，70个人感到不满意
[1] 。

2010年7月的物价满意度指数更是达到历史最低点，如下图所示
[2] ：

而中国人民银行在2010年第四季度发布的同一报告也表明，当时我国居民的物价满意度已经达到开展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点13.8%，也就是说达到了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比上个季度提高15.6个百分点
[3]

一边是CPI不断下降，一边是普通百姓对物价水平的不满在持续放大，原因之一就在于CPI中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导致的。

以2007年上半年物价出现普遍性上涨为例，当时的物价包括食品中的蔬菜、水果上涨幅度都很大，可是由于食品中权重最大的猪肉价格持续走低，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CPI，使得它抬不起头来，这当然就和普通百姓感受到的“样样东西都在涨”大不相同了。这也再一次表明，我国的CPI权重有大问题，不能反映客观现实。

[1] 徐奇渊：《解读CPI：统计数据VS居民感受》，2009年9月（上）世界知识。

[2] 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当期物价满意指数》，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3] 央行：《近74%居民认为物价高，满意度创11年最低》，2010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实际通货膨胀容易被人为扭曲

百姓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感受到的是实际通货膨胀；而官方公布的CPI却是“名义”通货膨胀，所以百姓感到这个数据“不真实”。

每当通货膨胀来临时，政府都会提前做好应对之策，采取各种措施疏解物价上涨压力。按理说，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是减少货币发行量，并且理顺各种分配、价格关系，可是要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不但不容易，而且不可能。所以政府部门最先想到的往往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不用说，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只能转移压力，并不会真正消除压力。最终扭曲了实际通货膨胀，让普通百姓感觉不符。

例如，某地的牛肉拉面2001年以来一直是每碗4元，2011年上半年当地猪肉、油、米、面等食品原料上涨得很厉害，就在这些小摊贩纷纷酝酿把每碗价格上涨到4.5元的时候，当地政府立刻出台一系列政策来严密控制物价上涨，其中之一就是牛肉拉面的价格不准上涨，每一碗只能是4元，谁涨价就让谁关门。

这样的例子在各地比比皆是，相信百姓对此已经见怪不怪。初看起来，这是政府站在百姓立场上看问题，坚决稳住物价，为老百姓好；可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这种价格干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吗？牛肉拉面的价格早就已经放开，属于市场调节范畴，政府现在又凭什么来进行干预呢！就因为现在物价上涨，牛肉拉面就不许涨价了？可是要知道，物价上涨既不是从牛肉拉面开始的（现在牛肉拉面还没涨价呢），也不是经营牛肉拉面的小摊贩想涨价的，实在是因为牛肉拉面的各项原料成本都在涨，雇佣帮工的工资也在涨，所以使得牛肉拉面的价格只能提高一点，否则就亏本经营了！

不用说，这种不许涨价行为实际上是政府把自己应该解决的通货膨胀压力，简简单单地转嫁到这些小摊贩头上。可是俗话说，“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政府不让这些小摊贩涨价，小摊贩就只能通过减少牛肉拉面的份量来消化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而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起来物价好像真的没有涨，但带来了许多其他问题。

古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每天“买、汰、烧”的普通百姓对实际通货膨胀率的感受，往往会更切合实际。例如，长春市退休工人李秀芳是记账过日子的，她就有着非常准确的消费支出。她的记载表明，2009年她全家两人全年的消费是8000元，而2010年是1万元，净增了2000元。从这个角度看，她家在这一年中的生活开支增加了25%
[1] 。

[1] 鲁江、吴丽娟等：《CPI数据与民众感觉不符，市民记录通胀账本》，2011年1月21日东亚经贸新闻。

第12节　通货膨胀与痛苦指数的关系

痛苦指数越高，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居民生活成本越高、日子越难过，痛苦程度越大。在影响痛苦指数诸因素中，作用最大的是通货膨胀率，它甚至具有对它“一票否决”的能耐。

CPI居高不下，已经引起社会的恐慌。因为如果CPI得不到有效控制，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的中央银行接下来就势必会提高利率；而提高利率水平无论对房地产还是股市来说都意味着资产缩水，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成本上升和盈利下降，对个人来说意味着生活成本提高、生活品质下降。虽然这种生活成本的提高对富裕阶层来说影响不大，但富裕阶层的家庭资产也必然会更多，账面缩水是肯定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通货膨胀与所有人都有关，谁也逃脱不了，但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低收入人群。正因如此，有人也把CPI称为“穷人指数”；与此相应地，把股票指数称为“中产阶级指数”，把房价指数称为“富人指数”。显而易见的是，这三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这就是CPI上涨必定会导致股票指数和房价指数双双回落。

从财富变化结构看，这时候穷人亏的是商品、小钱——同样多的钱已经买不到和过去同样多的商品了；而富人亏的是资产、大钱——账面资产大大缩水，部分大富豪变成了小富翁、小富翁跌入了贫困阶层。

通货膨胀越高，痛苦指数越大

国际上的“痛苦指数”概念，和通货膨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所谓痛苦指数，是指普通百姓面对同样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所感受到的不愉快。这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奥肯（Arthur Okun）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其计算公式是：

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

奥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就低，而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就低。如果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就能看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提高，这时候的百姓就会感到日子难过（痛苦）了。不用说，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高，痛苦指数就越高。

按照这一定义，如果痛苦指数超过0.2，就表明这个国家已经进入“痛苦”状态。后来，经济学家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居民对通货膨胀的忍受力是失业率的1.6倍，所以又把上述公式修正为：

上面这两种痛苦指数概念，统称为“旧的痛苦指数”。

2010年，我国青年经济学家苗实又提出了新的痛苦指数概念，就是在上述概念基础上增加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当然与居民的幸福感和痛苦感直接相关了。

基尼系数的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它反映的是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严重性。很显然，如果居民收入绝对平均，那么这时候的基尼系数就是0。

据此，得到一个新的痛苦指数计算公式：

痛苦指数=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基尼系数

按照这个公式，如果痛苦指数超过0.6，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进入了“痛苦”状态。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可是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率，就会发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给居民带来幸福感的同步增长。

2005年至2009年，美国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机构访问了来自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民众，要求从你“是否有足够的休息、能否受到尊重、健康状况是否良好、是否有有益的休闲”等方面进行详细回答，最终据此作出了全球“幸福感排名”。结果显示，我国大陆在15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125位，我国香港排名第81位
[1] 。

再想想改革开放之初的“万元户”吧。20世纪80年代，我国流行一种“万元户”的说法，意思是说，当时如果某个家庭的年收入能达到1万元就算“非常富裕”了；可是如果放在今天，不要说整个家庭的年收入1万元，就是每个家庭成员的月收入达到1万元，恐怕也没有那个时候富裕，说不定其“痛苦指数”比那个时候还高。

这能怪现在的人“人心不足蛇吞象”吗？当然不能。实在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今天的钱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值钱了。

据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锦计算，1981年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5万元；反过来说，现在的1万元只相当于30年前的35分之一，即280元。1981年时的“万元户”，年收入相当于当时城镇职工平均年收入的13倍，如果放在今天，相当于现在一家三口的年收入是35万元
[2] 。不用说，如果你现在的家庭年收入有35万元，那么在我国的确可以算得上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

再例如，当时的家庭年收入1万元相当于当时人均储蓄额的200倍，如果放在今天，人均储蓄额的200倍就是255万元。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的家庭年收入是255万元，那就算富裕家庭了！

再从在职职工工资收入的变动情况看，在过去的30年里，大约每10年职工收入就要增长三四倍。例如以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看，1981年时的平均年收入为500元，1991年为2300元，增长3.6倍；2001年的年收入为10800元，增长3.7倍；2007年的年收入为21200元，6年间增长1倍。

这样一对比就知道，你在同期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也达到了这样的增长水平？如果没达到，那就意味着你的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落后于通货膨胀了（从GDP平减指数角度来衡量的通货膨胀）。

所以，虽然从表面上看，过去30年间我国CPI平均只有4.8%，并没有出现多么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实际上，由于各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在急速增长，这种“货币化”进程正在攫走你的大部分财富。

再从我国每年净投放的现金规模看，1981年为50亿元，2010年达到6381亿元，增长了127倍
[3] 。可以说，很少有居民的现金拥有量在这些年间会达到这么高的增长率。

[1] 郭钇杉：《中国人幸福感仍在下降，2010年你幸福吗》，2010年12月24日中华工商时报。

[2] 李锦：《1980年的万元户相当现在的35万元》，2011年1月20日李锦的博客。下同。

[3] 牛娟娟：《央行发布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净投放现金6381亿元》，2011年1月12日金融时报。

通货膨胀率被人为降低了

痛苦指数与通货膨胀有关，所以通货膨胀率的计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痛苦指数，至少在名义上会影响痛苦指数的计算。而不用说，痛苦指数和通货膨胀都与职工收入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居民的个人或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实际CPI，就会对通货膨胀不太敏感；如果个人或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追不上实际CPI甚至根本就没增长，这时候就会对CPI有着强烈的刺激。

除此以外，问题更大的还在于我国在计算CPI时所采用的社会平均收入，并不是国际上通行的收入中位数，而是收入平均数。这样，也就在无形中拔高了全社会职工的平均收入、人为降低了CPI标准，从而使得普通百姓感到官方公布的CPI与实际不符，与自己的痛苦指数不符。

2010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张世平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透露，2009年全国总工会对我国职工收入状况进行的一次专项调查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经呈现出利益群体分化态势。2008年我国20个行业的分类收入差距为4.77倍，有的甚至高达10倍（国际惯例是不超过3倍）。在大多数企业中，干部和普通职工、城镇工和农民工、正式工和派遣工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1] 。

张世平透露说，2002年到2009年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13%，全国职工工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18%。令人吃惊的是，有高达23.45%的职工最近5年内没有增加过任何工资；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最大的不公。

简单推算一下就知道，年平均增长幅度8.18%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这几年的名义CPI了，可为什么仍然会有这么多普通百姓尤其是工薪阶层感觉到物价在涨、自己的工资多年没有增加呢？

除了这23.45%没有涨工资的人以外，即使在此期间收入水平有所增长的职工，仍然对通货膨胀感到害怕，觉得这与自己的感觉不符，原因就在于我国衡量工资水平时采用的平均收入指标有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在计算职工平均工资时采用的是“平均值”，而这与国际上通常采用全社会收入“中位数”作为平均工资有很大不同。

虽然“平均值”和“中位数”都可以作为平均收入来看待，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我国贫富差别越来越严重，用“平均值”作为收入平均数，实际上无形中就把社会上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平均给了自己，从而把这条平均线抬上去了。毫无疑问，依据被人为拔高了的收入平均数来计算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就是变相降低了CPI、变相降低了痛苦指数。

这不能说群众的感受有偏差，只能说这种统计方法有问题。比如，如果按照年平均8.18%的收入增幅计算，2002年到2009年这7年间的平均工资收入应该增长到203%，即增长1倍多。但究竟有多少人达到这个水平呢？读者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了。

而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所谓的平均数，而是用全社会收入的中位数来进行衡量对比，就会更符合百姓的切身感受。举个例子来说，有一首打油诗是这样描述平均值的：“张家资产上千万，邻居九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1] 仇惠栋、黄阳阳等：《全国总工会调查显示，近1/4职工5年未加工资》，2010年3月10日南京晨报。下同。

第13节　通货膨胀为什么总是被低估

用CPI表示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率相比总是会被低估，有时候甚至不是低估一点点，而是好几倍。这不但因为这种方法本身存在着致命缺陷，还在于它容易被人为操纵。

普通百姓感到CPI与自己的实际感受不符，并不是用“错觉”两个字可以简单概括的。当某种“错觉”成了大多数人的普遍感觉时，就一定说明真正的“错觉”绝不是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确切地说，我国CPI的计算一直以来都是低估了实际通货膨胀率，名不符实。

按理说，CPI的计算事关重大，不应该开这样的“玩笑”。但实际上，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CPI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的情形不但比较普遍，而且幅度不小。有人甚至认为，我国的CPI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至少10倍
[1]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说明这CPI简直在混淆是非了。

追根溯源，实际通货膨胀率总是被低估的主要原因如下：

CPI低估实际通货膨胀率是胎里病

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实际通货膨胀率被低估是必然的，这是CPI指标的致命缺陷，也是这种统计方法的胎里病，很难得到根治。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CPI数据，我国从1978年到2009年11月这30年零11个月里，CPI累计上涨了5.7倍。仅仅看这抽象数字很难判断是不是准确、有没有误差，可是只要进行一下具体对比，还是可以明显看出它与实际情形大不相符的。

假如5.7倍的数据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1978年当时的月平均工资51.25元，相当于2009年的292.1元。但不用说，1978年51.25元的月工资可以养活一家人（家庭平均人口还不止3个人）；可是292元的月工资放在2009年不要说养活一家人，就是养自己一个人都难。要知道，2008年北京市的低保水平还每月390元呢
[2] 。

再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10月份的CPI是4.4%，是连续25月以来的新高。可即使如此，普通百姓还是觉得这个CPI不可靠，比他们感受到的价格涨幅要低多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刘熀松教授研究认为，如果用CPI来衡量我国通货膨胀率，这几年来我国的实际通货膨胀程度大约被低估了3个百分点。所以他建议，从这一点上看，我国至少在近期都不能用CPI衡量通货膨胀率，否则误差太大
[3] 。

这里我们先不看刘教授的观点是否正确，重点看他是怎么进行测算的。如果他的测算方法正确，那么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刘教授认为，按照传统教科书上的说法，通货膨胀是指实体经济中价格总水平的上涨。既然如此，那么唯一能够衡量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就应当是GDP平减指数。

关于这一点，国内外经济学界几乎已有定论，只是因为GDP平减指数的核算资料很难及时取得，所以才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一系列物价指数来进行替代，CPI只不过是这一系列物价指数中的一个。

在传统的通货膨胀概念中，并不包括房地产价格。可是普通百姓感受到的价格上涨中，必定会包括房地产价格暴涨的现实。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那么百姓对CPI的感受就永远不会对上号。有鉴于此，可以设立这样两个概念：狭义的通货膨胀和广义的通货膨胀。

所谓狭义的通货膨胀，就是指传统的通货膨胀概念，也就是不包括房地产价格在内的通货膨胀。所谓广义的通货膨胀，当然就是包含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在内的通货膨胀概念了。

明确了这两个概念，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具体计算：

200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25343亿元，商品房销售总额是43995亿元，这表明商品房销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为35%。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同期CPI下跌0.7%，商品房销售价格上涨21%，这就可以在狭义通货膨胀概念的基础上测算2009年我国广义通货膨胀率了，这就是：35%×21%-65%×0.7%=6.89%。

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算出2004年到2009年间我国的广义通货膨胀率分别为5.79%、5.75%、2.8%、8.27%、4.67%、6.9%，算术平均值是5.7%，呈现出的是一种“中度通货膨胀”特征。

接下来，如果让普通百姓用这个数据与自身实际感受对照，就可能会接近得多了。相反，如果用CPI衡量我国通货膨胀，2004年到2009年间的数据分别为3.9%、1.8%、1.5%、4.8%、5.9%、-0.7%，算术平均值是2.87%。虽然从数字上看很“漂亮”，看上去通货膨胀程度很“理想”，可是却与普通百姓的感受相差太大，也根本得不到他们认同，这样的数据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

从中容易看出，这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大约相差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考虑普通百姓对房地产价格上涨因素在内的实际感受，我国目前的CPI至少比实际通货膨胀率低估了3个百分点。

所以刘教授认为，用CPI来衡量通货膨胀低估是必然的，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的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太低，连40%都不到，缺乏代表性；二是我国CPI的调查样本调整滞后，样品中的商品大多是过时商品、淘汰商品，不是主流消费品，所以不能真实反映物价上涨程度；三是我国对粮食价格的直接补贴如免除农业税、直接补贴给种粮农民等实际上都是让粮食价格上涨，而这种变相涨价并没有计入CPI，从而也导致CPI低估了实际通货膨胀率。

[1] 柯志雄：《27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低估10倍》，2006年7月15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2] 徐以升：《系统性质疑CPI》，2009年12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

[3] 郑红：《左看右看横算竖算，只盯CPI通胀被低估3个百分点》，2010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下同。

CPI容易受人为操纵

除了CPI从根本上低估实际通货膨胀外，还由于CPI是从一组代表性商品的价格变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所以如何选择这组代表性商品并赋予它们什么样的权重，就直接关系到计算结果是不是符合客观现实。如果你选择的一揽子商品都是那些价格很稳定的，那么无论你计算到小数点后面多少位，CPI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都不会高。

正因如此，说CPI容易受人为操纵就很好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认为，过去5年中我国CPI被人为降低7%以上
[1] 。

2010年11月9日，这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名为《数据和主观感受：CPI是风动还是帆动》的研究报告认为，2006年以来我国CPI指数被系统性地低估了。由于从2006年1月到2010年5月期间我国CPI权重没有经过大的调整，并且国家统计局每月都会发布CPI中8大类价格指数构成的月度数据，所以根据这些公开数据来计算这5年间的CPI，其可信度较高。

计算结果表明，在这5年中如果按照CPI的常规编制程序，有-7.53个百分点无法用CPI所包含的8个商品和服务类别的指数和权重进行解释。换句话说就是，这7.53%个百分点有被人为调整之嫌。据此判断，我国CPI在此期间至少被人为降低了7个百分点。

所以能看到，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始终在3%左右波动，可是普通百姓对物价水平的满意度指数却在持续下降，不但接连创出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甚至还显著低于2007年、2008年的水平。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普通百姓对物价的感受与官方发布的CPI有较大不同。

主持撰写这份研究报告的徐奇渊研究员认为：“多年来，官方并没有对CPI权重调整的细节做出系统性的、具体的说明。在只公布8个分类价格指数、而不公布分类权重的情况下，分类权重本身的变化就会成为调整物价指数的一种可能。”
[2]

这样说来，如果我国的CPI构成及其权重数据不能向全社会彻底公开，那么CPI低估实际通货膨胀率的主观可能就无法排除。这样不但会损害CPI指数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对树立国家统计局及其发布数据的权威性也不利
[3] 。

例如，2008年8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的CPI增长6.3%，是连续第3个月下降；与当年年初的最高涨幅相比，这时候已经回落了2.4个百分点，看起来似乎形势正在不断好转。可是这仍然无法解释同一天公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为什么会连续12个月上涨，并且当月涨幅还居然高达10.0%。

于是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发表分析文章来进行解释。文章认为，PPI上涨主要是资源价格上涨导致的，并不一定会传导到CPI。换句话说就是，这时候PPI的快速上涨并不能说明我国通货膨胀形势在恶化，也不一定会直接影响人民生活。

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是苍白无力的。确实，PPI的传导方向不是居民消费，但却是投资，而投资与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我国2008年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高达11.3%、比第一季度提高3.3个百分点上看出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连续9个季度上升，而且其价格上涨幅度不断加速；与此同时，2008年上半年我国职工工资上涨幅度在有所回落的背景下仍然高达17.9%，这些都表明，我国企业的筹资成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燃料和动力成本等都在继续攀升。

可以肯定的是，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价格指数加速上升的前提下，未来的消费价格一定会向上攀升，只不过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和消费价格上升并不一定同步而已。这就是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从我国经济结构看，本书前面多次提到，用CPI来衡量我国总体通货膨胀存在着严重偏差，更有效的应当是GDP平减指数。而从这个角度看，2008年我国一季度GDP平减指数为10.6%，第二季度为11.0%，已经连续第5个季度在攀升了，这就能很好地说明我国通货膨胀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实际情况要比CPI表现出来的严峻得多。

所以，如果要想克服CPI被人为操纵，就必须把CPI和其他物价指数尤其是GDP平减指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修正，以尽可能地符合客观现实，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通货膨胀率的指导作用。

[1] 黄竞仪：《社科院发布报告：中国CPI被人为调整，5年间低估超过7%》，2010年11月9日财经网。下同。

[2] 周轩千：《CPI是“风动”还是“帆动”》，2010年11月16日上海金融报。

[3] 姚枝仲：《CPI低估了当前的通货膨胀率》，2008年8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下同。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究竟被低估多少

上面已经探讨各方对我国采用CPI衡量通货膨胀究竟被低估了多少，但必须注意的是，不同收入阶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虽然这方面可谓见仁见智，但科学讲求实事求是，讲求摆事实、讲道理，讲求“理不辩不明”。把问题说开了，一切也就真相大白了。

那么，怎样来衡量不同收入阶层对通货膨胀的不同影响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收入阶层开支情况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这些消费开支状况恰好对应CPI构成中的8大类商品分类。所以，我们可以根据CPI及其8大类商品价格变动的月度数据，来计算出各收入阶层实际面临的CPI指数，如下图所示
[1] ：

图中清晰地表明，收入越低的家庭面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越高。具体差别可以继续从下图中看出来：

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实际面临的CPI差（2001年至2008年）

可以看出，用中低收入群体面临的CPI减去高收入群体面临的CPI，最大值出现在2008年，差额超过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年时低收入群体面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要比高收入群体高出3个百分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在家庭收入分组中低收入分组过细、高收入分组过粗，所以高收入分组中面临的实际CPI仍然被低估了。

也就是说，低收入群体面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比高收入群体面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最多时相差的并不止这3个百分点。

[1] 徐奇渊：《统计数据和主观感受：CPI是风动还是帆动》，2010年1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下同。

第14节　通货膨胀中谁最受伤

通货膨胀作为利益分配调节器，喜欢欺贫爱富。越是强势阶层从中获得的利益越多，所以它们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有些喜欢通货膨胀。相反，穷人在通货膨胀往往被冲击得伤痕累累。

有人说，通货膨胀犹如猛虎，处处不受人喜欢。其实也不尽然。老虎会吃人，这一点确实令人害怕；可是如果这只老虎对你来说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很安全，你的心情也就大不一样了。更何况，每个人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当然就有人会利用它的威武来摆平不少事，请不要忘了还有一个“狐假虎威”的成语呢。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财富再分配过程。这种财富再分配权力掌握在“强者”手里，弱势群体对它奈何不得。所以，在通货膨胀中弱势群体受伤害最大是必然的。

总体来看，通货膨胀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谁在通货膨胀中受到的伤害最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来：

通货膨胀中弱势群体受伤害最大

通货膨胀虽然同样侵蚀所有人的财富，但对弱势群体的伤害更大。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的外在表现就是物价上涨，但其实质是货币贬值。不要以为物价上涨就是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就是物价上涨，其实这两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在同一时刻，全国的货币发行量扩大了10倍，同时所有商品的价格也都瞬间提高10倍，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实际上除了瞎折腾以外，什么作用也没有。

当然，事实上这些过程不可能在瞬间同时完成，而是有个先后次序，用经济术语说是，通货膨胀增加发行的货币是通过某个入口进入经济体的，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蔓延到经济体的各组成部分。说得更具体一点，这个入口就是银行增加信贷规模。

不用说，能够有机会从银行得到贷款的人会最先拿到这些贷款，然后是把这些贷款投入经济领域用于谋利；这些贷款经过在经济领域内的广泛流通，最后有一部分进入普通百姓腰包，成为他们的工资和劳务收入，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根本分享不到这个部分的。而即使是分享到这部分收入的人，也是最晚拿到这些钱的。而等到他们拿到这些钱时，原来得到这些贷款的企业和老板已经挟裹着通货膨胀率的步步高升，降低了这些同面额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就好比说，企业当初从银行贷款得到这100元，已经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得到了增值（企业从中产生了盈利），若干年后如果某个工人领到的也同样是100元劳动报酬，这两个100元之间的购买力已经是不同的了。财富就这样从后者手里被悄悄地转移到前者手里。

这种财富转移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很难看出来。从我国净投放现金规模看，1981年为50亿元，2010年达到6381亿元，增长了127倍；流通中的现金则从0.32万亿元增长到4.2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银行卡对现金的巨大渗透和替代效应在内，你说这个财富转移规模有多大？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钟伟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表面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由于各口径货币供应量极速增长，政府在不知不觉中就取走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这种极速货币化进程使得财力不断向政府集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恶化矛盾、掩盖了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可是这时候的居民“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和把大半财富拱手让出的差异并不大。用货币去购买可以大规模产业化提供的消费品，几乎等同于奢侈的挥霍。”
[1]

更进一步地说，通货膨胀与弱势群体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通货膨胀有利于政府，不利于百姓

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普通百姓的收入还是这么多；或者收入虽然略有增长，可是增长速度却低于通货膨胀率，所以普通百姓的工资收入其实际购买力在不断下降，这样就把一部分利益让渡给了政府。与此同时，百姓的名义收入增加了，征收个人调节税的基数和纳税等级也会随之提高，从而使得政府有机会增加税收收入。

从这个角度看，通货膨胀是政府对公众的一种利益掠夺。政府能够从这种通货膨胀中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称为“通货膨胀税”），同时又会打击企业和个人的生产投资积极性。

2.通货膨胀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

这是因为通货膨胀虽然是对所有人的财富剥夺，但富人和穷人的财富不仅数量多少悬殊，并且表现结构也大不相同。

富人拥有的财富主要是房地产和生产资料，这些资产会随着资产价格上涨抵消部分通货膨胀压力甚至从中获利；而穷人拥有的少得可怜的财富主要是现金、存款和养老金，这种现金或存款在通货膨胀下贬值速度最快。所以，通货膨胀速度越快，对穷人的损害就越大。

3.通货膨胀有利于投机取巧，不利于技术进步

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价格已经不能成为正确反映市场需求的信号，各行各业最简单的谋利办法就是涨价。所以你会看到，无论什么企业都会首先想到以更快的速度涨价来抵消通货膨胀压力。

虽然这种商品轮番涨价会冲销自身产品涨价带来的收益，但如果别人都涨价你不涨价损失会更大。在这种混水摸鱼的价格战下，企业无心把精力投入到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应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去，长期来看会严重损害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尤其是我国企业出口的优势主要是价格低廉，这种价格自杀行为很容易导致我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4.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

借钱消费对于借款的人来说是有利的，而对于借钱出去的人来说是不利的。这是因为借钱时商定的利息总是根据当时的通货膨胀率确定的；随着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借款出去的人所收到的利息名义上还是这么多，但实际利息已经变少了。从这个角度看银行存款，居民把现金存入银行根据的是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随着通货膨胀加剧，最后所得到的利息收入其实际购买力会不断下降，从而使得投资收益变少。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长期存款的这种不利影响更为明显。

5.通货膨胀有利于老板，不利于工人

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工人的工资还是这么多；或者工资虽然略有增长，可是增长速度低于通货膨胀率，所以工人的工资收入其实际购买力在不断下降。而在工人和老板之间，工人实际收入的下降就意味着把一部分利益让渡给了企业和老板，使得企业和老板获得更多利润；企业和老板反过来再把这部分利润进行追加投资，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让渡。

这就是所谓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理由所在。

[1] 钟伟：《专家：极速货币化30年，当局巧妙取走大部分居民财富》，2009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越是低收入阶层感受越深

同样的通货膨胀对不同阶层居民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从理论上说，高收入群体对货币的边际效用要小于低收入群体。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同样多的钱对穷人来说能够派更多的用场，所以说，同样的物价上涨水平低收入者会感到更敏感。

二是低收入群体中的食品支出比例更高，而这几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幅度最快的就是食品、房地产，这会让低收入群体更加感到物价上涨过快。而对高收入群体来说，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会有助于推高他们所拥有的资产价格，堤内损失堤外补，反而会从中受益。不用说，这样也就降低了他们对通货膨胀的敏感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发布的CPI基期分类权重数据，得到一个固定权重的CPI价格指数；然后把这个指数与官方公布的总体CPI指数进行对比，计算出差值，用来衡量CPI低估实际通货膨胀率的程度。如下图所示
[1] ：

官方公布CPI指数减去固定权重CPI指数的差值（2001年至2010年的月度数据）

从图中容易看出，这种差值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具体地是：在2001年到2006年间（图的左边部分）呈现出微弱的小幅波动，并且主要处于正值区间；而在2007年到2009年间（图的右边部分）呈现出较大的波动，并且长时间落在负值区间。

换句话说就是，2007年到2009年间我国官方公布的CPI与根据2001年固定的CPI权重计算相比被低估了。

当然，这一结论是在只考虑商品权重影响前提下得出的。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我国CPI权重已经在2006年得到调整，那么是不是因为这种调整产生了影响呢？确实有可能，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次调整的品种有多少、幅度有多大，并没有公开，所以不得而知。读者能够知道的只是其中的食品权重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34%调整为32.74%（这还是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2007年1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其他权重数据一概不详。

放下这个话题，换个角度看。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得到的物价满意指数（下图中上面一条线），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通货膨胀率减去按照CPI固定权重估算得到的差值（下图中下面一条线），把这来自两个不同部门的数据列在同一张表中发现，两者之间居然有着惊人相似的走势。

CPI的可能低估程度与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我国CPI低估实际通货膨胀率的研究结果，能够与居民物价满意度高度吻合。恐怕，这是不能用“巧合”两字来简单进行概括的。

[1] 徐奇渊：《统计数据和主观感受：CPI是风动还是帆动》，2010年1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下同。

第15节　拒不承认通货膨胀很危险

通货膨胀就在那里明摆着，拒不承认通货膨胀或者漠视通货膨胀存在的风险，都是自欺欺人，也是很危险的。既不采用GDP平减指数核算，又要强调CPI在我国不算数，很矛盾。

我国目前是不是存在通货膨胀？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却变得模糊起来。有的认为通货膨胀确实存在，但问题并不严重，所以不必放在心上；还有的认为我国只有物价上涨，根本不存在什么通货膨胀。

是不是存在通货膨胀？事实胜于雄辩

我国是不是存在通货膨胀，这并不是辩论能够解决的问题，更不是比谁的嗓门大小一决胜负，关键要看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从最简单的道理上说，如果CPI上涨1%，就表示今年的101元钱与去年的100元钱具有同样的消费能力。根据这一点，我们如果假设我国历年来官方公布的CPI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就可以以此来推算过去任何一年的收入与现在购买能力大体相同的收入数据是多少。

根据这个原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万晓西根据2004年的资料开始了这样的推算。

资料表明，1978年我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615元、月平均工资为51.25元，接下来乘以2004年的城市居民消费定基指数495.2，除以作为基数的1978年的100，再考虑到2005年城市居民价格上涨的1.6%，这样1978年的职工工资就能被换算成2005年的收入相当于257.87元。

而不用说，谁都知道，1978年的51.25元月工资在当时可以过上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而257.87元的月工资放在2005年不要说是日用开销了，恐怕至多“只够交煤气水电费”
[1] 。

万晓西从《北京志·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等资料中翻阅得知，除了没有可比性的家用电器类商品外，我国2005年食品类的平均价格大约是1978年的10倍左右，其它商品价格大多超过10倍，尤其是医疗、教育、住房价格更是上涨几十倍乃至上百倍。

如果按照1978年的CPI权重进行计算，2005年以前的27年间，我国城市CPI上升15倍左右。如果考虑到结构性变化因素在内，例如国家将政府原来承担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费用支出大部分转向居民个人承担，并因此进行相应的权重调整，那么，我国城市的通货膨胀率在这27年间还会上升三四倍，也就是说，实际通货膨胀率会比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高出50倍。

按照这样的数据推算，我国城市中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每年环比上升15.62%，比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要高出9.5个百分点左右。

万晓西认为，关于这一点，普通消费者从商品的最小单位价格变化中就能得到深刻体会。

例如1978年时，商店里出售的商品标价都会精确到分，两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馒头；而现在的商品标价大都精确到角，很多商品的标价单位是元。也就是说，在这些商家眼里，现在的一分钱已经不是“钱”了，至少一元钱才算是“钱”。事实上，消费者在各大超市购物结账时往往会看到，通常的做法是结账时“分币”舍去不计。商家的这种“大度”实际上表明，这些“分币”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钱”，不如舍去“讨好”消费者。

这一变化也能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我国在过去27年间的CPI至少增长10倍到20倍。

就连中央银行似乎也在质疑我国CPI的准确性。

正如当时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受价格控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CPI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货膨胀程度。”“对于通货膨胀程度和价格走势的判断，需要关注多项指标并进行综合。”

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多的依据是它们自己得到的统计数据，不完全是参考官方发布的CPI。

[1] 柯志雄：《27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低估10倍》，2006年7月15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下同。

认识并承认通货膨胀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2010年的通货膨胀苗头最早出现在4月初。2010年4月的CPI从2009年末的负数悄悄爬升到2.8%，主管物价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轻描淡写地说，“物价变动并没有超出此前预期，CPI的变动仍处于温和上涨范围。”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种CPI上涨主要是2009年末价格翘尾因素造成的，不必大惊小怪
[1] 。

有了这样的主观判断，官方在解释此时此刻有色金属、大豆、橡胶、钢材等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内猛涨的现象时认为，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是政府提高最低收购价政策调控的结果，而蔬菜瓜果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受短期灾害性天气的影响。

随后，由于我国和全球经济都出现了出乎预料的放缓，所以政府也就放松了对通货膨胀的警惕。

从2010年7月开始，大规模的物价上涨开始出现，尤其是我国各地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以绿豆、蔬菜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突破了最高纪录。而这时候，官方和一些经济学家又拿出过去常用的一套说辞，认为食品价格上涨具有季节波动性，所以不能认为我国出现了通货膨胀，至多只表明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

面对CPI的步步高升，从4月的2.8%一步步升高到3.1%、3.3%、3.5%、3.6%，并且达到2010年9月3.6%这个两年内的最高点，这时候的官方口径仍然是年内3%的通胀率可控，似乎“一切尽在掌握”。

但是，CPI这种步步高升走势并不那么“听话”。2010年国庆节一过几乎所有物价都失去控制，从农产品到非农产品，从批发到零售，从现货到期货，11月初更是又掀起一股涨价风潮。

例如，在11月1日至10日这短短10天时间里，我国的大宗有机原料PTA价格就从每吨8575元上涨到11250元，上涨了31%；生产长丝的化纤产品MED价格从每吨7715元上涨到9100元，上涨了18%；螺纹钢和热轧板卷品种钢材的价格每吨每天都要上涨30元……全面通货膨胀局势已经无法避免。

11月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正式表示，我国2010年的CPI将超过3%的政府预期调控目标（事实最终证明，2010年我国CPI达到3.3%）。而此时此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依然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不但如此，我国从1998年以来就不存在通货膨胀，只能说是物价上涨
[2] 。

2010年1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0月份的CPI为4.4%。一方面，这是年内首次突破4%，创下了25个月以来的新高；另一方面，却又依然否认我国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

以下是媒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CPI月度数据直播中的文字资料，对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就CPI“保3”口径的变化历程整理得到的，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的口径变化历程
[3] ：

追根溯源，通货膨胀产生原因主要是货币发行过多、流动性泛滥。所以判断我国有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将来通货膨胀的幅度有多大，主要应当看货币流动性大小。

如果抱着这一基本观点看问题，判断通货膨胀其实并不难，关键是看判断者是不是有这个勇气、是不是坚持实事求是。

例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2010年初就在不同场合预言年末CPI将超过5%。事实上，我国2010年12月的CPI为4.6%、2011年1月为4.9%，就都太接近了。

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所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后，我国在2009年一年就发放9.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货币流动性长期保持充足。他认为：“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中央银行存在着货币超发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的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请注意，吴晓灵在这里的用词不是“适度宽松”而是“极度宽松”，或许这就能更好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来
[4] 。

[1] 熊剑锋：《物价暴涨中国之谜》，2010年12月6日2010年第34期凤凰周刊。下同。

[2] 王国刚：《中国目前仅是物价上涨，1998年来不存在通胀》，2010年11月12日东方早报。

[3] 张静：《食品涨价推动CPI首次破4，统计局否认全面通胀》，2010年11月12日新京报。

[4] 《货币超发严重，加息是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信号》，2010年11月2日财经杂志。

第16节　通货膨胀危及社会稳定

通货膨胀直接降低国民生活质量、危及社会稳定，给政府造成不可挽回的信誉损失。国民党政府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物价飞涨，彻底失去民心。民心不稳，社会也就必然不稳。

通货膨胀猛于虎，不仅降低国民生活质量、危及社会稳定，而且还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信誉损失。而要防止这一点，就要认清形势、了解实际通货膨胀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更不是高唱赞歌能够解决问题的。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2010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指数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满意度不仅比5年前明显下降，而且对于短期生活品质改进的信心也明显下跌。调查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物价上涨、房价居高、收入水平无改善。调查认为，普通工人虽然年年都在增加退休工资，但6年下来的涨幅还不如公务员涨1年，这种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的现象有可能会引发社会风险上升
[1] 。

从历史上看，几乎从来不可能从官方嘴里会说出通货膨胀一旦无法控制、经济就会崩溃在即的真相，因为这样会使百姓陷入恐慌，更加增强全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层纸不被挑破并不能否认问题的严重性。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挑破这层纸，而在于未雨绸缪，把物价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从国际惯例上看，就是CPI年增长幅度在3%以下。一旦超过3%，就表明通货膨胀出现了；超过5%，更是表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这种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无论它是“结构性”的还是“全面性”的，都表明问题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阶段。

要知道，物价如果一旦上涨上去就很难跌下来，不是变本加厉地持续上涨，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历来有人对通货膨胀唱赞歌

通货膨胀显然是弊大于利，但奇怪的是历朝历代对通货膨胀唱赞歌的人不知其数，而且都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以蛊惑性更大。

说到底，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人迫于自身利益不敢说真话；另一方面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通货膨胀的好处，认为通货膨胀“也并非一无是处”。不用说，这样也就必然会导致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

应该说前者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人是一种很现实的动物，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言行后果；所以这里重点说说后者。

鼓吹通货膨胀的说法历来有之，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为了避免被人抓到“小辫子”，这种观念在鼓吹通货膨胀时往往会在前面加一个定语“温和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说话留有余地、退可守进可攻了。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各国中央银行都能确定一个目标通货膨胀率，就会使得实际利率下降许多，有助于帮助政府渡过经济危机。不但如此，通货膨胀还会有助于那些不景气的产业和地区恢复成本竞争力，有助于帮助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私人部门减轻债务负担。

例如，几乎所有工人都赞同劳动报酬要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涨这样一种观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当劳动生产率下降时你却很难把实际工资水平降下来。这时候怎么办？通货膨胀就可以从中帮忙。

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工资和利率水平应该有相应上升，但如果工资和利率水平的上升幅度低于通货膨胀，实际上就可以起到变相降低工人工资的作用。

工人们拿到手的工资虽然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增加，可实际购买力却相应降低了，这在劳资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事，也可以说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这就是所谓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起到的经济润滑剂作用。

而且有人研究认为，当通货膨胀率为3%到4%时，比通货膨胀率为1%到2%时更容易掩盖工人工资收入的缩水率。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如果说，这时候欧洲中央银行有一个较高的目标通货膨胀率的话，那么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也就都能重新获得竞争力，避免因为降低工资而遭民众反对
[2] 。

更奇怪的是，从工资增长水平不高的工人角度看，有时候他们也愿意有一点通货膨胀。因为许多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都在借债过日子，而通货膨胀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

例如，许多“房奴”需要归还购房贷款，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一方面自己有可能会因此增加名义收入，另一方面也会因此降低抵押贷款的实际价值，从而缩短实际还款过程。

当然，抱有这种想法的不仅有个人，还有政府。政府同样希望能从通货膨胀中收到同样的效果：一方面刺激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降低政府债务负担。前者如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如果不是随着通货膨胀率提高而相应提高，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并且他们的纳税收入级差也会相应提高。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会因为面临更高的税率，从而把更多的所得税变成政府财政收入。

至于后者，简单想一想就知道：现在居民的银行存款利率赶不上通货膨胀，居民的这部分实际损失到哪里去了呢？

容易看出，为通货膨胀唱赞歌的人是站在某个利益集团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公正立场上。如果站在公正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就有弊。即使上面所说的都对，也要看到通货膨胀对投资、对节俭者赋税这样一种负面作用。

就拿适当的通货膨胀率能够帮助政府减轻债务负担为例，这确实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等推行的政策中看出来；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政策的效果很有限。

因为通货膨胀在帮助政府减轻债务负担的同时，也会因为通货膨胀使得政府的GDP和预算结余大大缩水。尤其是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时，会对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产生恶劣影响，使得政府从中得到的这一点点好处得不偿失。

比如，如果中央银行原来承诺把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最终并没能够兑现这种承诺而是突破了这一目标，那么政府以后类似的承诺还会让百姓相信吗？要知道，这不仅仅是承诺问题，更在于利益问题。

因为就在政府作出2%的承诺时，投资者的投资回报、风险以及普通百姓的生活安排都会据此来进行；而现在你突破了这一目标，就会使得他们的投资和生活都被打乱计划，甚至变得民怨沸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我国也曾经出现过一波强劲的通货膨胀，CPI年增长幅度超过12%。资料表明，1989年3月我国的存款利率高达13.14%，为此政府推出了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因素在内的“保值储蓄”措施。当年的通货膨胀补贴率为13.64%，从而使得两者合计的银行存款的名义利率为26.78%。

通过这种把流动性泛滥的货币关在银行里的做法，我国的物价在此后虽然稳定了好几年，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原价位
[3] 。

[1] 《大陆调查：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社会风险上升》，2011年1月4日台湾联合报。

[2] 《通胀式解药》，2010年3月11日经济学人杂志。

[3] 颜昌海：《中国通货膨胀真相还能掩盖多久》，2010年2月19日凤凰博报。

通胀猛于虎，殷鉴不远

通货膨胀是威胁政治稳定的第一杀手。以伊朗为例。伊朗2006年到2008年间的GDP实际年增长率达到6.5%，应该说很不错了，可是它的年通货膨胀率更高，高达百分之十几（反对派更认为超过24%）
[1] 。24%是什么概念？就是说现在的100元钱一年后的购买力就只剩下80.65元，再过一年就只有65.04元了，第三年就只有52.45元了。百姓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只好纷纷把钱投入房地产，结果使得房地产价格暴涨两三倍，从而引发2009年伊朗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局势很不稳定。

回顾国民党垮台前的通货膨胀，就更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了。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的法币发行额是5569亿元，比抗日战争开始时的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392倍，应该说相当惊人了。可是没想到，接下来的货币发行量更是变本加厉，从而导致旧中国真正出现了“物价飞涨”
[2] 。

1945年末，旧中国的法币发行量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319万亿元，与8月份相比几乎已经翻了一番；1946年末增加到3.7261万亿元，短短一年间增长2.6倍；又过一年到1947年末，法币发行量达到33.1885万亿元，短短一年间又增加近8倍；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到1948年8月21日，发行额高达663.6946万亿元，8个月增加19倍，以至于纸币的价值还抵不上它的纸张费和印刷费，这不是很搞笑吗
[3]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孤注一掷，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新的通货金圆券取代法币，以1比300万的比例回收法币，发行总额20亿元。但政府当局很快就自食其言，1948年12月的金圆券发行量就达到83.2亿元，1949年1月又增加到208亿元，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更是猛增到67.9458万亿元，超过原发行限额的33972倍！

不用说，这时候如果把这些金圆券按照1比300万的兑换率兑换成法币，则数额高达20383兆元，与1937年6月相比增长了1446亿倍！

可想而知，这样的货币还会有什么价值？面额最大的钞票居然为100万元，货币结算时考验的完全是买卖双方的“计算能力”。

伴随着这种恶性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商品价格几十上百倍地上涨。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在全国物价方面居于领导地位，所以上海的物价走势依然能比较好地代表当时旧中国的物价总趋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前，上海的物价指数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8.64万倍。8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抛售商品，致使物价疯狂下跌，物价指数在一个月内下跌36.4%，许多股票的价格一个月内下跌三分之二。然后在接下来的10月以后又迅速回升，12月份的物价指数与9月相比上涨5倍。1946年一年内又上涨6.7倍，1947年一年内上涨13.76倍，1948年1到8月上涨55.1倍。这样的政府不垮台才怪。

物价飞涨导致人们见货就抢，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掉四分之三，甚至连棺材店里的棺材也被抢购一空。因为这时候的钱实在不值钱了，把钱放在家里什么都不是，还不如换点什么东西放在家里能看得到，哪怕是棺材也好，至少也是木头做的。

以至于到后来，无论是谁，只要拿到钱都会把它看作是烫手山芋，无论买什么也要把它变成商品，以此来抵消一日千里的通货膨胀压力。

面对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也进行过一系列努力，直接出面干预价格。但无奈货币发行太多、流动性泛滥，这种干预根本就是扬汤止沸。

例如，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配合发行金圆券，对物价、工资实行了名为“八·一九限价”的冻结，不许涨价。但这样一来，商家便宣布停止营业，使得公开市场交易非常清淡，生意都跑到黑市交易上去了，而黑市交易价格比原来的公开交易价格要高出3到10倍。11月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彻底失败。而在此期间，由于商家停止营业，给上海工商界造成的总损失大约为2亿元金圆券（发行初期的金圆券价值）。而当后来宣布废除限价政策后，所有商品价格犹如决堤之水一泻千里。以大米为例，在短短半个月内，每石大米的价格就从限价的20.9元一度突破2000元，上涨近100倍；其它商品的价格平均上涨20多倍。仍然以大米为例，到1949年5月最高时的价格，已经上涨到每石3亿元以上！

[1] 王强：《不是GDP——通货膨胀加剧才是威胁政治稳定的第一杀手》，2009年7月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下同。

[2]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0页。下同。

[3] 《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2010年7月28日找法网。下同。

第17节　所谓通货膨胀容忍度

面对通货膨胀节节攀升，专家学者不该要求普通百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否则就是颠倒了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丧失公平与良知的本末倒置。

所谓通货膨胀容忍度，是指这种通货膨胀并不会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危害，甚至对发展经济还会有润滑作用，所以这时候虽然已经出现通货膨胀，但这种通货膨胀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欢迎的。

那么，客观上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通货膨胀容忍度呢？理论上说是有的，但它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大基本前提，否则就是自欺欺人
[1] ：一是确保居民收入有实质性增长。只有居民收入有实质性增长，面对通货膨胀率时才不会那么“在乎”。二是政府采取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已经用完，换句话说，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回过头来劝导民众“暂时忍受一下”了，别无他法。三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官员要和普通百姓一样同甘共苦、共赴时艰，一起面对并忍受逐步走高的通货膨胀。

所谓“容忍度”标准是什么

既然称为“容忍度”，那就必然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可以“容忍”的标准。然而，这种容忍度标准客观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观上或许存在，那就是老百姓对此是不是有抱怨，以及抱怨声大小——如果虽然有人抱怨，可是人数相对较少，那还可以认为“比较正常”、可以“容忍”，否则就是“不可容忍”的。千万不要把能否容忍的标准交给专家学者来把握，因为他们不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饱汉不知饿汉饥”。

谈到通货膨胀忍受度，比较著名的事件发生在2008年1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背景是2007年我国CPI增长率高达4.8%，接近于严重通货膨胀，会上有记者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现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说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是你不能跑不过CPI，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发言人不无轻松地说：“我首先想到就是刘翔的速度特别快，但是同时中国的价格并不是世界最快的，至少是去年，去年实际上俄罗斯、印度的价格涨幅都比中国要快得多，大概俄罗斯可能在7%以上。”
[2] 这就是说，4.8%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可以忍受”的嘛。

而本书作者在读到发言人的这段讲话时，首先想到的是一位贪官在受审时所说的话：“我才受贿500万，不算多；受贿1000万的人多的是，你们为什么不去抓他？”这位贪官的言外之意是说，我的这点数目应该是大家“可以忍受”（可以原谅）的。

不用说，通货膨胀的忍受度应该问普通百姓，问最贫困的人，因为他们才是“最广大的人民”；决不能问“财务自由”者，因为他们从来不用担心生计，相反却还会因为通货膨胀推高资产价格而从中受益。

最贫困的人在哪里？就在贫困线附近及其以下。2009年我国贫困线标准调整为人均年收入1196元后，按照这个标准测算，我国贫困人口大约有4320万人；而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标准测算，我国贫困人口规模至少1.5亿
[3] 。

要知道，年收入1196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每天哪怕只吃方便面也不够，请问他们忍受得住通货膨胀冲击吗？在他们眼里，哪怕CPI只有1%，也会剥夺他们碗里原本就少得可怜的面条根数。你要他们忍，他们就应该忍，就忍得住吗？

俗话说，“忍气吞声”。即使他们勒紧裤腰带忍住了，可是满肚子都是怨气，这社会还能和谐得了吗！

可以说，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清。2011年2月19日他在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敦促与会者本着“2011年食品第一”的态度参加会议。他警告说，全球主要国家的食品价格飞涨已经威胁到部分国家的政治稳定，令全世界走向“危险点”。他认为，食品价格的上涨毫无疑问最终会导致供给增加，可是其中必定会有几年时间“可能引发动乱、政治不稳定及社会动荡”，道理很简单，因为食品、燃油等商品价格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所以他强调说，“我们需要保持敏感，用指尖感觉正在发生什么，了解食品价格变化和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呼吁国际社会做好准备，帮助一些政局不稳定的国家摆脱经济困境
[4] 。

什么叫“用指尖感觉正在发生什么”，说穿了就是要深入基层了解民间疾苦，就是要用手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话，不能昧良心。

而此时此刻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短短3个月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15%，由此导致贫困人口规模增加4000万。可想而知，如果我国要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就会因为通货膨胀提高一点点就推动食品价格上涨许多倍，这会给贫困阶层造成多大的利益剥夺，他们忍受得住吗？！

[1] 瞿玉杰：《“忍受更高物价上涨”应有仨前提》，2010年10月15日新文化报。

[2] 殷莉、井天增：《国家统计局：我们不是价格上涨最快的》，2008年1月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

[3] 姜丽钧：《政协委员质疑1亿人“被脱贫”，建议提高贫困线》，2011年3月3日东方早报。

[4] 《世行警告：食品价格飙升奔向“危险点”》，2011年2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下同。

提高容忍度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

我国正在推进社会和谐，而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上；随意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必定会与社会和谐的宗旨和举措背道而驰。现在的问题是，几乎人人都对物价上涨感到“吃不消”了，这就表明这种所谓容忍度已经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

可是容易看到，各种场合专家学者的论调恰恰相反。面对CPI节节攀升，更多的声音不是如何控制CPI，而是要大家准备忍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就像有小偷进入你家里偷你的东西、正在慢慢运出你家的财物（CPI上涨实际上就是在无形中剥夺你的财富），边上的人却不是阻止这种财富侵蚀，而是要你“想开一点”、“学会忍耐”，并且对你说小偷归根到底是“要钱不要命”的，不会对你怎么样，“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2010年10月16日，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2010沃德财富博览会上认为，因为我国近期经济增长率仍然可以维持在4.5%，所以通货膨胀警戒线不应该局限于3%，而是可以提高到4.5%
[1]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4.5%的通货膨胀率在我国是“可以忍受的”。

而实际上，在过去我国通货膨胀率达到5%的时候，仍然不乏有太多的专家学者认为这样的通货膨胀率国民是忍受得起的。例如，就在2004年6月和7月我国CPI分别高达5.0%和5.3%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基本正常”。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国家信息中心发展战略部的一位副主任认为，从我国过去20多年的五轮经济增长周期看，5%的CPI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数字，5%以下是绿灯区，比较正常；5%到9%是黄灯区，属于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9%以上才是红灯区，属于严重通货膨胀
[2] 。

读者容易看出，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当时5%左右的CPI，就可以说比较正常，最多才达到温和通货膨胀的下限。不用说，既然是正常的，也就是百姓可以忍受的；如果不能忍受那绝不是CPI的错，而是你自己的错。因为既然CPI是正常的，那么“不正常”的就只能是你了。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更是认为，当时的这种“CPI是非常正常的，甚至低于预想程度”，并且当时的CPI指数运行情况早就被警惕性极高的中央银行所预知，所以这种情况是可控的。

2010年10月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表示，我国必须忍受更高的通货膨胀，因为现在加息已经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并且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我国的CPI在11月份有可能上涨到5%，但全年应该不会超过3.5%
[3] 。

可以说，这一观点从某个侧面透露我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那就是物价上涨、可支配收入增长困难、银行利率已经连续7个月负利率，已经无可奈何；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普通百姓“必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任何经济增长的目的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如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这种经济发展就是不可取的，即使发展了也没什么意义，甚至是有害的。

再说了，为什么面对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率，我国就不能提高利率水平；提高利率水平就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呢？没有道理嘛。

例如在澳大利亚，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6月开始，澳大利亚一连6次提高银行利率水平，把充裕的货币流动性关在笼子里，从而成功地把CPI控制在3%，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出口增长速度达到2008年最高水平的可喜局面。

所以说，面对通货膨胀，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政府更应该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研究如何把通货膨胀降下去，而不是轻轻松松地要求百姓“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如果经济发展不能保障全体人民利益，这种经济即使“发展”了也不可取，不发展也罢。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要求普通百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例如，就在美国不断推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一再对国民表示，他决不会允许美国的CPI超过2%。言外之意是说，美国这种宽容货币政策宁可给全球造成灾难，也不会危害美国民众。所以看到，美国的物价虽然也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有所上涨，但CPI却不受影响
[4] 。在美国，任何一个官员和专家学者都不敢要求国民提高通货膨胀忍受度，因为这意味着丧失公平与良知。

[1] 赵谨：《厉以宁：通胀警戒线可提至4.5%，社会可以承受》，2010年10月18日新京报。

[2] 温秀：《专家谈通货膨胀中国警戒线，下半年物价先扬后抑》，2004年9月4日中国经营报。下同。

[3] 周锐：《发改委专家：须忍受更高物价上涨率，目前加息不现实》，2010年10月13日中国新闻网。

[4] 叶檀：《提高通胀容忍度残害中国经济》，2010年11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

第2章　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货币发行太多。有鉴于此，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需求混合、消费结构、财政赤字、信用扩张、国际输入等，与其说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不如说它们只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请不要把树根和树枝混为一谈。

第18节　国内货币发行太多

我国货币宽松量为全球之冠，这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货币主义认为，货币超量发行必定会引发通货膨胀。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这方面仍有很多问题没搞清。

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太多，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因素。不用说，一个国家货币的发行权在中央银行，所以货币发行过多的源头也就在该国中央银行。当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必定会根据货币流通规律和经济发展规模来加以确定。但无论如何，货币发行过多必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在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内货币发行过多。

必须明确的是，无论社会上流行什么观点、解释通货膨胀是怎么产生的，你千万不要忘了从根本上看通货膨胀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正如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所说：“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
[1]

我国的货币宽松量居全球之冠

我国的货币发行太多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那就是“全球冠军”。所以，要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控制住”通货膨胀，几乎不可能。这里不谈原因，先来看看具体数据。

权威数据表明，2010年末我国GDP规模为39.8万亿元，是1978年3645.2亿元的109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72.58万亿元，增长843倍，超量发行货币32.8万亿元
[2]
[3]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的“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怎么个“越养越大”法？这里有一个“不断长大”的过程。

据周其仁回忆，1978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国的广义货币量占GDP的比率还只有32%
[4] 。换句话说，那时候要用钱的地方并不多。农民在生产队里劳动平时记工分，年底凭工分分配口粮，是完全跳开货币结算的；生产队卖给国家的余粮，看上去是“商品粮”，但其实质还是国家统购统销，价格很低，一斤粮食才只有一毛钱，所以整个涉及到“三农”的货币需求都不大。至于城里的工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国有的，一切凭票供应，真正需要掏钱买的商品范围实际上很小。所以那时候的货币供应量小，是很好理解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种生产资料、消费品逐步进入市场。1985年我国广义货币占GDP比例上升到54%，1990年为82%，1993年开始超过100%，1997年达到124%。随着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货币化范围也越来越广，货币发行量越来越大，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达到190%
[5] ，位居全球之冠。

货币主义认为，超量货币发行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这一点在我国也同样如此；所不同的是，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资产市场化范围逐步扩大、货币化程度不断推进，这种资本市场化会比产品市场化造成更大的货币需求。所以，在多数发达国家广义货币量占GDP比例超过90%就会掉头向下，而我国则一路攀升到现在的190%，可能就与这种特殊性有关。

综上所述，我国的货币宽松量居全球之冠肯定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但由于我国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所以超量货币发行在引发通货膨胀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幅度，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

例如，这几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非常红火，在过去，只要政府一道命令就把一块土地划拨给谁了，不需要通过货币交易；而自从城市土地实行批租办法以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都需要通过巨额货币来完成。城市中的房改房建设也是如此，过去单位分房只要抓阄排号，虽然容易引发人际关系紧张，但终究不需通过货币交易。而现在住房已经成为家庭消费品，买卖消费品当然是要用到钱的，这样也就扩大了货币需求量。当然，还远远不止上面这些。

接下来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我国今后这种货币化进程停滞不前或者逆转过来，那么原来过多的货币存量会不会因为“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压迫其中的一部分资产价格、引发另一部分资产价格狂奔呢？

[1] 黄涛：《从货币超发看中国通胀》，2010年2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

[2] 谈佳隆：《中国货币超发已高达近43万亿，谢国忠称通胀风险巨大》，2010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3] 《统计局：2010年GDP增10.3%，CPI上涨3.3%》，中国新闻网，2011年1月20日。

[4] 周其仁：《中国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达180%，居全球之冠》，2010年9月20日财经网。下同。

[5] 夏志琼：《货币政策应盯住核心物价指数》，2011年1月20日证券时报。

“适度宽松”成了“极度宽松”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政府在特定时期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有必要，但要防止从“适度宽松”变成“极度宽松”。否则，就一定会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过犹不及。而我国的情形正是如此。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中央银行都存在着货币超发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更是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 。

从货币学基本原理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每增长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就应该同时供给1元货币，超出这1元的部分就叫超量发行的货币。由于这超量发行部分没有相应的资源对应，所以必然会表现出对其他资源价格的拉升，通货膨胀就这样出现了。

例如，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量是1万亿元，而你现在发行的货币就是1万亿元，这表明每1元钱都有1元钱的物资相对应。如果你现在发行1.5万亿元货币，就表明这超发行的0.5亿元并没有相应的经济体量相匹配，所以只能导致原来1元钱的物资价格相应上涨到1.5元。虽然实际生活中的情形远远比这要复杂，但道理就这么简单。

具体到我国，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39.8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72.6万亿元，超出32.8万亿元，这超出的32.8万亿元就是超发货币，必然会成为我国通货膨胀的主推手。

并且，从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两者之间的比例看，多年来这个比例一直在扩大。例如，200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是13.5万亿元，是当年GDP总量8.9万亿元的1.52倍；而到201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是GDP总量的1.82倍，又扩大了。而相比之下呢，日本、韩国的广义货币余额就都只有GDP的1倍左右，可以说控制得非常好；而美国的广义货币更是只有GDP的0.6倍。

具体到我国，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60.6万亿元，超出27.1万亿元，这超出的27.1万亿元就是超发货币，必然会成为我国通货膨胀的主推手。

所以，当2010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突然提高利率、社会各界纷纷为之感到意外时，吴晓灵指出，这一举措的推出实际上是向市场释放一种调控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信号。

也有专家认为，提高利率不仅意味着宣布过去我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更是对过去10年甚至30年来一直过度依靠货币投放来推动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向。

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这一举措来得太晚了，因为我国的货币超发已经相当严重，所以早就应该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了。他说：“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巨大的通胀风险。”

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经济过热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造成的，这一点其实2007年以前在我国就非常明显了。因为当时的我国经济一直处于过热状态，所以市场上流动的钱太多。但说实话，那时候的货币投放量即使再多，每年的投放规模也没有超过4万亿元
[2] ，与这2009、2010年的投放规模相比简直是“小儿科”了。

原因在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按理说，我国并不是金融危机直接受冲击国，但这时候政府仍然采取了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说穿了就是要继续扩大货币供应量。

结果，2009年我国一下子就推出9.7万亿元的天量新增贷款。要知道，这样一来，我国市场上的货币流通数额一下子就增加到10万亿美元，不但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而且还超过我国GDP总额的两倍。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我国将来的物价水平要在这个基础上翻一番才能保持平衡（当然，实际上由于多种因素影响，物价不一定会真的恰好上涨一倍，但肯定会涨；至于涨多少，谁也说不准）
[3] 。

2010年，我国的货币超发不是“见好就收”，事实上也不可能“紧急刹车”，而只能是“再接再厉”。从2010年前8个月的情况看，我国新增贷款数额高达5.7万亿元。随之而来的是2010年7月我国的CPI就爬升到3.2%，8月继续爬高到3.5%
[4] 。

进入2011年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1月份各银行信贷额度不能超过本行全年信贷目标的12%，但实际上仅仅在一月开头的两个星期内，各商业银行就突破该比率，新增贷款总额1万亿元。与2010年我国原本确定信贷投放目标5万亿元、实际投放7.95万亿元相比，力度更是空前
[5] 。

也许有读者会天真地想，这种信贷“井喷”只是暂时现象，年初投放得多接下来就会大大减少了。而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信贷规模投放起点太高，后面的投放总量就不可能下来。可以设想，如此这般地增发货币流动性，我国以后遏制通货膨胀的路将会走得很难。

由此可见，好端端的货币“适度宽松”政策一不小心就会走样。运用这一政策时一定要慎重，不能把刺激经济发展寄希望于大量印钞给经济打强心针上来。要知道，任何经济发展都不是靠没有着落的印钞能促进得了的，否则岂不是只要拼命印钞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

[1] 谈佳隆：《中国货币超发已高达近43万亿，谢国忠称通胀风险巨大》，2010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下同。

[2] 盛大林：《银行疯狂放贷当心助推通胀预期》，2011年1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

[3] 封欣：《通胀明年爆发？目前是物价上涨》，2010年11月12日东方早报。

[4] 何孝星、张宁：《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结构性分析》，2010年第10期经济学动态。

[5] 《信贷投放井喷致额度紧张，部分银行上调贷款利率》，2011年1月26日中国证券报。

第19节　国际货币发行太多

美元可以大量超发，其他货币包括人民币等就不行。美元超发不会在美国国内引发通货膨胀，只会把战火烧遍全球。不要不服气，这是美元在全球的货币霸主地位所决定了的。

货币超量发行引发通货膨胀，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国内，也适用于全球。也就是说，我国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虽然在于人民币发行过多、过滥，但同时也与国际货币的超量发行有密切关系。

当然，这些国际货币主要是指与我国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的国外货币，尤其是美元、欧元、日元等。美元作为全球主要流通货币，对我国国内通货膨胀所起的推动作用尤其明显。

气象学上有一种蝴蝶效应的说法。说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会在两个星期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一场龙卷风。

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这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导致其身边空气发生变化，其产生的微弱气流会引起四周空气产生相应变化，从而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在其它系统引起极大变化。

蝴蝶效应在金融学上更明显。尤其是当这只蝴蝶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时，那么它在美国轻轻扇动翅膀，就一定会影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和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联邦储委员会要出面购买美国国债，那么它投放出去的美元就必定会用在美国人身上；不过，它最终影响并且影响最大的却不是美国，而是其它国家包括我国的物价和通货膨胀。

美元超量发行会推动全球通货膨胀

首先应当承认，美元之所以会通行全球，是因为它的信用可靠。虽然从长期来看，美元的超量发行也会动摇它的信用基础，但在短期内这种效果不明显。所以，美元至少在短期内还是“可以”超量发行的。

相比而言，1994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曾经高达20倍，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货币泰铢一年间就贬值60%以上，这样的货币就毫无信用可言了。可以说既没有国内信用，也谈不上国际信用。所以，这些国家的居民也大多会选择美元来保存和流通。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人民币在全球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如越南、缅甸、俄罗斯、香港、台湾等开始越来越把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了。然而，任何一种货币的这种硬通货功能都是相对的；与此同时，一国货币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流动也并不见得就全是好事，美元除外。关于这一点，本书后面另有叙述。

放眼全球，为什么全球各国普遍存在着通货膨胀呢？其中的原因太复杂，例如主观上可能是政府想利用这种“适度”通货膨胀收敛社会财富；客观上，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范围扩大等原因，会不断有新的资源进入商品化领域（例如我国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险需要个人负担的部分越来越多，实际上就需要政府发行更多货币与之相匹配），所以政府需要把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当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美国和日本一直以来也是实行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直到现在依然如此，这就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各国竞相推出经济刺激政策，一些没有受到金融危机正面冲击的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这其中最先实现了经济复苏。这些新兴国家发展经济急需各种资源，于是你买我也买，从而很快就拉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所以，从国际上来看也是如此。各国竞相超量发行货币，就像各国都在用水龙头往这全球经济的这只大水缸里注水，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就这样形成了。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又势必会冲击全球各国包括我国的物价稳定。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通货膨胀就与此有关。

但显而易见的是，面对全球性通货膨胀，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经济最先复苏后，也会最先进入政策紧缩期的。不过这时候它们仍然会遭遇国际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半途而废。其中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货币宽松政策，令其他国家苦不堪言。

所以读者能看到，从全球范围看，2011年的情形是，全球新兴经济体国家都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经济发达国家则普遍面临着通货紧缩压力，但从未来来看，全球各国都面临着通货膨胀压力。以我国为例，2011年的通货膨胀压力就比较明显，并且至少会持续到2012年。

即使在美国，也是可以通过通胀保值债券的负利率来判断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通胀保值债券的利率水平是根据上一年CPI数据进行调整的，所以能够应付通货膨胀。通胀保值债券的负利率表明，这种债券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预示着未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将上升。要知道，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以来非常低，而即使就是这样，也有着很高的通货膨胀预期，就不用说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预期会有多么高了
[1] 。

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搞、特搞那些金融创新，就已经在美国乃至全球助长了太多的资产泡沫。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经过这样的“金融创新”后，全球范围内的美元纸币得以迅速增长，大大超出财富能力。而这时候金融危机突然到来，就使得其原本具有相当购买力的美元也不得不成为不良资产。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可以说各国都慌了手脚。最典型的是，这场金融危机本来是可以通过让金融机构、大企业倒闭来解决货币泛滥的，可是全球各国并没有采取这种硬着陆方式，相反却还在不断注资，这样就使得本来应该失去的债务关系重新得到了激活。

其最终结果是，2008年以前创造的大量货币并没有得到消化、减少。也就是说，市场上的货币流动性泛滥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不用说，接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连续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就必定会使得公众对钞票不再信任了。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钞票，包括全球三大货币美元、欧元、日元都是纸钞，根本没有含金量，真正可靠的投资对象还是农产品、铁矿石、大宗商品。

当公众都达成这样的共识时，可想而知，物价为什么就不上涨得这么快了——首先是上游资源价格上涨，然后是带动下游投资环境（企业成本）、消费环境（商品和服务）价格一起上涨。

所以说，只要美国不放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各国的通货膨胀就不可能彻底安顿下来；相反，只有当欧美、日本等国提高利率水平，减缓热钱涌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趋势，使得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稳定、企业利润有保证，才会停止竞相加价所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并带动全球经济转向复苏。

[1] 鲁政委：《经济复苏后和货币超发招致通胀》，2010年11月22日理财周刊。

美元超量发行不会引发美国通货膨胀

众所周知，美元是美国的本位币，也是全球本位币。在美国实行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全球新兴经济体国家未来最大的风险就是资产泡沫化。这种资产泡沫化风险不仅仅是资产泡沫化自身，最大的特点还是使得新兴经济体国家无法确认资产泡沫化水平究竟有多高，所以很难采取前瞻性措施，很容易出现政策失误。

例如，2008年10月3日美国推出第一波总额7千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时隔两年后的2010年11月3日，又推出第二波总额6千亿美元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放风说，今后不排除继续实施宽松财政政策。所以，谁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某个时刻，美国是不是会继续推出第三波、第n波这样的政策，以及规模有多大。

无论这两项举措名称有什么不同，其实质都一样，就是美国政府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大量印制美元、在全球资产市场上注水，通过美元汇率的走低把所有国家都逼上梁山，而它自己却可以高枕无忧。

接下来看，为什么美国超量发行货币会导致其它国家通货膨胀、美国自己却可以安然无恙呢？原因主要两条：一是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这些超量发行的美元必将投入大宗商品市场、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使得其他各国进口原材料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二是美元超量发行后必然需要从其它国家进口商品，从而把这些美元输入到其他国家里去。而这时候虽然美国输出的还是美元，但这些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已经下降，从而导致美国进口商品的实际价格也相应降低，这样从美国来看就是在拉低美国国内的物价水平
[1] 。

当然，与此同时，美国超量发行美元并没有推高美国物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超量发行的美元几乎全都用在了美国民众身上如医疗改革、对失业者的救济等。从数额看，美国仅仅对失业者的救济就在第一波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方案中拨出3600亿，第二波总额6000亿美元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更是基本上都是用在民生投入方面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美国根本不惧怕超量发行美元、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担心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所在。因为美元发行得越多，中国出口到美国乃至全球各地用美元结算的出口商品价格就越低，换回来的美元购买力大大下降，通货膨胀就居高不下。这时候从人民币汇率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虽然升值了、可是在国内却贬值了。这就是畸形出口战略导致的必然结果。

回到前面所说的蝴蝶效应上来。如果美国超量发行美元，我国人民币的超量发行并不严重，这种蝴蝶效应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人民币超量发行严重，这时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这只蝴蝶在那里扇动翅膀，就可能会给我国带来龙卷风。

从上看出，美国超量发行美元不但不会推动美国国内通货膨胀，而且可以说一箭双雕，可以有力打击其他国家的经济。归根到底，这是由美元在全球的货币霸主地位决定的，这种地位至少短期内还撼动不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货币泛滥成灾，单靠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来抵御“洪水侵袭”都很难奏效。即使通过治理整顿、在国内实施货币紧缩政策，也难保不会被交织在一起的国内资产泡沫化压力和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扼杀在萌芽状态。

蝴蝶效应告诉我们，当人民币的大量超发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宽松货币政策融合在一起，尤其是当大量超发的人民币主要投向基本建设时，就必然会带动资产价格快速上升、资产泡沫快速凝聚，并吸引更多热钱飞蛾扑火，通货膨胀就这样上去了。

[1] 时寒冰：《美联储印钞，中国物价为何上涨》，2010年11月25日上海证券报。下同。

第20节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把需求拉动作为通货膨胀的原因，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依然是货币超发造成的。如果不是货币超发造成“性别比”失调，又怎么会出现“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呢？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认为，当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过剩需求就会拉动物价普遍上升，从而表现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追根溯源，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货币发行太多造成的。

有人认为，这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在我国是主流。最典型的是200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反弹，就意味着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在向右快速移动；并且总需求曲线跑得比总供给曲线快，说明这种通货膨胀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从结构上看，我国资本稀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出口过多。虽然制造业全球化必然会要求生产要素在全球进行合理配置，但毫无疑问，房地产、劳动力、基础设施等都具有不可贸易性和供给刚性，从而必然需要对资源需求进行重估，而这种重估的表现其实就是价格上扬。

不用说，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量会超过总供给时，说到底，还是因为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所以，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超量发行货币那里去。

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发行太多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前提是经济中实现了充分就业。

也就是说，只有当各种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这时候的总需求继续增加已经不可能增加产量而只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如果经济中还没有实现充分就业，还有闲置的机器设备等要素，这时候的需求增加只有在无法得到迅速满足时才会推动价格上升，从而出现通货膨胀。而这时候由于原来的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所以这种价格上涨仍然会刺激总供给的增加，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会引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呢？这主要是：

①财政赤字。当政府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形成财政赤字，政府就会通过增量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从而导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

②投资需求过大。国内投资总需求超过国内总储蓄和国外资本流入之和，也会形成所谓的“投资膨胀”。

③消费需求过大。国内消费总需求超过消费品供给和进口消费品之和，也会形成所谓的“消费膨胀”。

不用说，在上面三个因素中，每个因素都会形成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从而拉动需求型通货膨胀，通过物价上涨来弥补供求缺口。

根据前面所说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根源最终可以追溯到货币因素上去。也就是说，任何需求如果没有货币量的增长为前提，这种需求就是一句空话。就好比说，你要买一样东西，可是你手里没“钱”（货币），你的需求就无法变成现实。政府、社会也是如此，只有当这种总需求通过增量发行货币表现出来，它才有能力去“追求”商品和服务。用经济学术语说，只有这样才能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所以，过度的总需求必然表现为过度的货币需求；而过度的货币需求，又必然会拉动通货膨胀。这时候，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产生：一是经济运行对货币需求大大减少，这时候虽然货币量并没有增加，却会显得相对过剩，表现为一种“支付能力过剩”；二是经济运行对货币需求量变化不大，这时候纯粹表现为货币量供应量增加、货币供应相对过剩。

应该说，这两种情况都会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但不用说，由于前一种情况即经济运行对货币需求量减少的情形很少见，所以以后一种情况推动通货膨胀较为常见。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总需求”看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就拿投资需求来说，除了政府投资外还有民间投资；而消费需求，又包括国内消费和出口两大部分，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很复杂，并不是政府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这也就决定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类型和过程都很复杂。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总需求常常会表现出独特的一面来，甚至用普通宏观经济学来解释，都有许多感到难以解释的地方
[1] 。

例如，同样是投资，除了看投资规模外，更要看投资质量。就拿2009年我国增量发行的9万亿元人民币和2010年的8万亿元人民币来说，由于主要投向是各种基础建设而不是用于支持消费，所以这种投资并不一定具有对应需求，所以很难保证这种投资就能有效增加商品或服务，完全有可能造成资源闲置和产能过剩。进一步说，投资活动的关键在于投资效率，即能不能达到原有的投资目的和投资收益。

看看现实，无论是我国的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都有点“找不到”投资方向的感觉。实际上，这就表明这种投资效率在下降、投资效益越来越没有把握。仔细分析，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在政府投资决策体制方面存在问题、效率不高；二是投资本身的边际报酬率在递减。

以后者为例。当前我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初步完善，无论政府投资还是社会投资，如果仅仅是一些锦上添花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就必然会较低，甚至有可能得不到回报。所以容易看到，许多一哄而起的项目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甚至投入产出为负。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投资回报率低甚至没有回报，虽然不会改变货币财富格局，却会因为消耗更多物资而推动通货膨胀。

尤其是2009年以来我国各地区、各行业中广泛存在着重复投资、提前投资、胡乱投资等现象，这是我国中长期通货膨胀的内在压力之一。

[1] 何孝星、张宁：《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结构性分析》，2010年第10期经济学动态。下同。

次要原因在于资源稀缺

通货膨胀必然会令人越来越重视资本稀缺问题。因为在产能利用率很低的时候，总需求扩张拉动的只是产量的增长；而当产能利用率出现明显提高后，总需求的扩张就必定会体现在价格上涨上。

根据这一原理，这几年来我国通货膨胀加剧，恰好表明我国的产能利用率正在出现明显提升，而这又是资源趋向稀缺的表现。

由于我国的这种总需求扩张主要是出口拉动形成的，所以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把重点放在控制国内投资上，这样的宏观调控思路有点南辕北辙。因为这种控制投资的结果，必然会压缩未来供给潜能，更加加剧资源稀缺程度，也更加加剧通货膨胀
[1] 。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之所以说与资源稀缺性有关，是因为只有当这种资源比较稀缺时，才可能拉动它的价格上扬；如果这种资源敞开供应（如空气），哪怕货币发行再多，也撼动不了它的价格（如果它确实也有标价的话）。

资源的这种稀缺性实质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这种资源不可再生，并且存量逐渐减少；二是由于这种资源的稀缺，所以如果要继续增加资源产品供给，无论开采难度还是成本都会趋于上升
[2] 。

例如，前者主要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有机构预测，目前这些资源的探明储量在全球可供开采年限分别为162年、40年、65年，在我国可供开采年限分别只有100年、20年、37年。开采完了怎么办？至少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后者主要是指自来水等资源，这些资源虽然还没有面临枯竭危险，但要继续开采难度和成本都会上升。最典型的是近几年来我国国内各大中城市的自来水价格大幅度上调，就是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开采成本上升造成的，从而显得自来水的这种稀缺性越来越强。开采难度和成本上升了，需求又保持不变，甚至还要进一步加剧，价格当然就会被拉上去了。

从全球经济中长期发展看，随着全球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费需求也会日益扩张，所以，这些自然资源价格总的趋势是向上不断提高，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拉动资源价格上涨。

也就是说，只要这些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特征没有改变，并且又是必要的生产投入要素，要想长期控制这些资源的价格就不可能。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这些资源还没有枯竭之时，资源的开采规模和力度与资源价格之间还是遵循市场规律的，那就是主要看供需关系。当开采量大、暂时供过于求时，价格就可能会出现下跌。所以总体上看，以五到十年为期来进行考察，这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会呈现出跳跃式上升态势，而不可能箭头一直向上、一路攀升。

根据汤姆孙-路透的资料，如果以1967为基年，指数初始值为100，全球1956年至2009年的连续商品价格指数（CCI
[3] ）如下图所示：

据此判断，从全球范围看，由于2001年至2008年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过快，CCI从2001年末的100多点上涨到2008年6月的596点，接下来的中短期内，全球主要资源价格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对平台整理阶段。也就是说，从短期内看这种由于资源价格上涨造成的通货膨胀风险已经大大缓解了，可以相对保持一个时期。

而从我国国内的情况看，由于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处于高位，并且短期内价格波动比较剧烈，所以国际大宗商品的这种需求型拉动型通货膨胀因素依然是存在的，但会以间隙性症状出现为主。

[1] 陈文招：《通货膨胀与资本稀缺下的投资策略》，2007年9月30日顶点财经。

[2] 何孝星、张宁：《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结构性分析》，2010年第10期经济学动态。下同。

[3] CCI指数是基于基准年平均值以来的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值。

第21节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必然会推动价格上涨。但需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高于工资增长幅度，所以工资水平的提高在推动我国通货膨胀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认为，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单靠生产要素如工资、租金、利润、利息等的价格上涨，也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有人认为，这一现象目前在我国比较明显；但货币主义认为这种说法缺乏依据，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只是一种假象。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如下图所示：

图中横轴Y表示总产出或国民收入，纵轴P代表物价水平。一开始时，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价格提高会带动生产成本上升，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曲线从AS1上升到AS2。接下来，这种生产成本上升又会导致失业率提高、产量减少、国民收入下降、物价上升。

而这时候政府势必会采取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提高社会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这样一来工人的工资水平就会停止下降甚至有所回升，但实际上的工资水平是下降的，所以工人必然会进一步提出要求涨工资，从而使得总需求曲线向上移动、推动全社会的价格水平上扬。

平心而论，这种全社会生产成本的上升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一个整体，部分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带动其他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只是程度大小而已；主观原因是，一些垄断企业、垄断组织、工会组织也会利用集体谈判等方式，来抬高甚至操纵生产成本。

成本自然上升的内在要求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样样都涨，就是工资不涨。”而实际上呢，既然外面的东西“样样都涨”，工人的工资就“应该涨”，也“必然会涨”，只不过上涨幅度大小及时机选择罢了。这不是工人“狮子大开口”，也不是谁的“恩赐”，而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自然上升”。

所以，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必然会上升；而反过来也可以说，通货膨胀本来就意味着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自然上升，是对这种成本上升提前作出的反应。

不用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涉及面很广，但其突出表现是劳动力成本的温和上升。例如，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尤其是在“民工荒”比较严重的东部沿海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年年都要调整。当然，不仅是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上的基层员工也都在不时发出提高收入的呼声。这些不断上调的工资成本最终都会分摊到产品生产成本中去，于是形成了“工资-成本-物价”的价格上涨螺旋，构成一种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

所以读者能看到，一方面是基层工人强烈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是，企业工资水平的上涨虽然也看得到，但与工人们的要求相比还差得很远。这种尴尬局面恰恰反映了一种谨慎的现实背景，即受“工资-成本-物价”价格上涨螺旋制约，政府不敢广泛、迅速、大面积地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

而实际上呢？虽然我国的出口贸易顺差过大，主要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太低即工人工资太低，却不会因为较大幅度地提高工人工资而推动通货膨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点
[1] ：

一是我国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并且这几年的比重不但没有提高，还在逐步下降。例如，2006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该市13个行业的企业调研发现，人工成本在企业生产总成本中所占比例平均只有5.6%，比前几年有较大幅度下降。而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体现为基层工人的工资上涨。由于这些工人原有工资基数低，所以即使上涨，对生产总成本的影响也很小，不至于会对推动通货膨胀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二是我国从2008年开始试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得税率已经从原来的33%逐步降到25%左右；2009年推行增值税后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税务负担。所有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因素的影响。

三是这几年来我国城市生活成本明显上升，可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却没有得到同步增长，所以每年春节后各地都会出现一阵阵不同的“民工荒”和“民工潮”。容易看出，这种“民工荒”和“民工潮”的最大区别，实际上就相差那么一点点工资收入。只要某个地方的农民工收入稍稍有所上调，原本是“民工荒”的地区就会出现“民工潮”。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注定各地对基层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标准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提高，天然限制因素就在这里明摆着。

四是随着我国各地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国各地都在支持和鼓励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往中西部地区，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在全国范围内规避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举措。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一种释放，所以接下来不至于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当然，除此以外需要提出的是，企业成本的自然上升，除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外，还有其他许多间接因素。比如这些年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就与企业成本如工人工资上涨不无关系。

虽然许多人认为，我国通货膨胀中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而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的主要原因是天气恶劣、气候问题，但实际上，天气因素只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导火线，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房地产价格上涨。换句话说就是，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推动了各行各业的成本提高，形成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房价虽然在统计上并没有计入我国CPI，但毫无疑问，住房消费是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买房、租房都必然会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引发工资上涨。有人会说，我住的是自住房，不用买，也不用付租金，但这仍然会构成你的生活成本。难道说，你买来的住房就没有成本、投入？根本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几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过快，必定会推高劳动力成本，从来要求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增加了，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机会成本也相应提高了，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机械化作业替代劳动力的发展趋势。这样，也就必然会推动农产品价格的提高。

[1] 何孝星、张宁：《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结构性分析》，2010年第10期经济学动态。

成本被迫上升的人为要求

所谓成本被迫上升，是指这种成本提高并不是企业自主而是被迫的。例如，当工会通过集体工资谈判，迫使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并且使得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时，生产成本也就相应提高了；而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并反弹产品出厂价的提高，推动物价上涨。当整个社会的物价都上涨时，工会又会通过这种方式要求提高工人工资，从而进行下一轮循环，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压力。

类似上述情况，称之为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而不用说，除了工资推动型外，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成本推动型。例如：利润推动型，主要是垄断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通过提高价格、增加利润而导致的价格普遍上涨；进口成本推动型，主要是一些国际垄断企业、卡塔尔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凭借其特殊地位，提高所控制的产品价格，从而促使这个组织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通货膨胀。这时候虽然全世界的这种产品价格都在涨，但卡塔尔组织内部成员国却可以通过产品价格上涨抵消通货膨胀压力，而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就无法消化这种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从而不得不推动价格普遍上涨。

2011年春节过后，我国市场上原本在人们脑海中很难跟“涨价”两字沾上边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吸油烟机等白色家电产品，也都在酝酿集体涨价了。清明节前，白色家电的零售价普遍调高了近10%，并且与往年相比降价促销措施大大减少；即使没有涨价的家电产品，价格也变得不像过去那么“好商量”了。这种涨价可以看作是原材料、物流仓储、人工装卸成本上升导致的，同样是一种“胁迫”，市场的“胁迫”。

最后再强调一遍：无论什么外在因素迫使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在推动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都不能随意夸大。权威研究认为，没有迹象表明我国各地提高工人工资最低水平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明显上升”。

高盛集团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过去10年来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我国工人的工资上涨推高了通货膨胀。究其原因在于，工人的工资确实在上涨，但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仍然很低。以我国制造业为例，具体数据是，我国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为16%，远远高于每年工资的增长速度。不但如此，而且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呈下降走势，2009年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低于2001年时的水平，相当于2002年时美国的竞争优势
[1] 。

[1] 高盛高华：《工资上涨并未推高通胀》，2010年8月6日深圳晚报。

第22节　混合型通货膨胀

当工人的工资得到提高时，消费需求也会相应增加，于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就会转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现实生活中这两种通货膨胀往往交织一起，所以称为混合型通货膨胀。

混合型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需求拉动造成了通货膨胀还是成本推动造成了通货膨胀很难分清楚，所以只能笼统地说是供求双方混合作用引发了通货膨胀，所以也叫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

容易看出，这实际上是一种折中主义，但这种折中并不是没道理，因为事实上在通货膨胀中确实存在着“拉中有推、推中有拉”的局面。

最典型的是，一开始的通货膨胀很可能是由于货币过度需求引发价格上升的，属于一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接下来就很可能是因为这种需求过度引起的物价上涨促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从而转变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当然，实际情形也可能会完全相反。即一开始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这时候出现的当然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了；而接下来，由于全社会工人的工资普遍提高了、购买力增强了，会拉动产品价格的提高，从而呈现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尤其是从长期来看，长期性通货膨胀通常是由这两部分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造成的，单方面形成的情形很少。

直线式混合型和螺旋式混合型

混合型通货膨胀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直线式混合型通货膨胀和螺旋式混合型通货膨胀。

一般来说，直线式混合型通货膨胀最早来自流通领域。每当政府超发货币或推出一系列超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后，总会对商品市场形成过度需求。这种过度需求又必然会对商品价格拉升形成潜在压力，并且通过商品价格上涨拉动工人工资上涨；而工人工资上涨，又会推动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从而“一条道上走到黑”，让公众看到似乎全社会所有的商品价格都在涨。

那么，有没有可能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产品价格不提高呢？不可能。否则在产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就会因为利润空间的压缩而减少产量，如果没有利润空间甚至还要出现亏损，这时候便会出现停产。

而无论减少产量还是停产，都会导致部分工人失业，从而引发社会购买力下降；而社会购买力下降，又会进一步压缩产品需求。这样，就势必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死胡同。

所以，政府是决不会允许这样做的，而是会反过来通过增量发行货币保证企业盈利，或者拉动产品需求，使得这一过程发生逆转。

容易看出，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以直线式形式出现了。

不过，初看起来这种价格上涨是直线的，但其实这其中的关系很复杂，是多种因素混合影响的结果，所以其性质仍然属于混合型通货膨胀。

因为政府在看到通货膨胀出现时，一定会采取措施扩大需求；而这种需求扩张的结果又必然会给商品和劳务价格上扬造成压力，从而如此循环，形成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与直线式混合型通货膨胀相比，螺旋式混合型通货膨胀的发展轨迹当然就是“螺旋状”的了。

一般来说，螺旋式混合型通货膨胀最早来自生产领域。它的价格上涨方式是螺旋状的，并且在发生通货膨胀时，实际产量不会下降或者不会下降很多，而这时候政府常常会通过增量发行货币的办法来拉动需求并扩大投资规模。这样在整个国民经济内部，就会出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别增加，从而导致价格水平也随之向上攀升，于是慢慢地出现明显的、持续性的通货膨胀。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直线式混合型通货膨胀还是螺旋式混合型通货膨胀，现实生活中很难区分开来。所以一般只讨论它们在产生原因方面的不同，其他方面因为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所以一般不去深究，这也是通货膨胀难以治理的原因之一。因为既然连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和表现方式都搞得不是很清楚，也就难以找到有效办法了。

混合型通货膨胀恶化程度小

一般来说，混合型通货膨胀由于形成原因和表现方式复杂，各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相互交织在一起，确实不容易治理；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另一种后果，那就是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相互纠缠，这本身也是一种相互牵制，不至于出现情况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

不用说，绝大多数通货膨胀都是属于混合型的，所以容易看到，全球各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比例并不大，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以我国为例。我国的通货膨胀同样属于混合型通货膨胀，具体地说是投资品和资源类商品的价格上涨主要是需求推动形成的，而一般居民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则主要是成本推动形成的
[1] 。当然这只是一种大的划分，具体细节千差万别，并且两种类型还常常交织在一起。

既然是混合型通货膨胀，并且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所以读者就不能寄希望于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调整就能达到治理通货膨胀的目的。

虽然对付通货膨胀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因为按照货币主义观点，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根本办法；但又要实事求是地说，因为混合型通货膨胀的成因比较复杂，所以单靠货币政策可能会显得力单势薄。

例如，仅仅从混合型通货膨胀中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来说，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可是投资需求却明显过热、国外需求也十分强劲。以这样一个典型的投资需求型增长模式看，“预算软约束”下的地方政府都有一种“投资饥渴症”。而在这种“投资饥渴症”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会长期居高不下，无论中央政府如何进行宏观调控，投资过热的问题都很难得到真正解决，所以也就别指望仅仅依靠压缩货币供应就能解决得了
[2]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另一方面看，我国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倡导出口导向型外贸战略模式，不仅是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出发的，也是为了满足全球对中国制造产品的旺盛需求。否则，单靠国内单方面地向外出口推销，而没有国外对中国产品的这种强烈需求，我国的外贸顺差不会这么大。

这种出口导向型外贸战略，固然反映我国内外贸结构失衡问题非常严重，但同时具体到通货膨胀治理来说，也表明这种外需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

而从未来看，我国的通货膨胀仍然具有明显的混合型通货膨胀特征，推动通货膨胀的具体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类：一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不断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热钱持续涌入，会大大抵消我国国内货币紧缩流动性努力；二是美元的不断贬值势必抬高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使得我国面临着更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三是我国受自然灾害影响及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必然，从而形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四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在发生变化，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为标志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已经形成；五是受货币供应急剧扩张影响，货币流动性泛滥局面需要慢慢消化，各种紧缩政策不可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 。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从混合型通货膨胀的一般特点看，还是从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具体情形看，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一方面，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在持续增大，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两大因素在这其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我国绝大部分商品供应充足，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状况看，并不存在商品价格总体水平持续上涨的条件，再考虑到政府的价格调控能力，所以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

[1] 李明亮：《目前我国属混合型，出现严重通胀可能较小》，2007年9月4日中国证券报。

[2] 李长安：《防治混合型通胀不能光指望货币政策》，2008年3月12日学习时报。

[3] 马涛：《混合型通胀幽灵现，“系统性宽松”需终结》，2011年2月12日证券时报。

第23节　结构型通货膨胀

这里所谓的结构型通货膨胀，并不是说另外还有什么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的全面通货膨胀；只是为了说明，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会更容易引发通货膨胀。

结构型通货膨胀认为，在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大体平衡时，也会因为经济结构不平衡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但这一说法很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舆论误解。所以，本书前面不但指出不提倡这种说法，而且还指出这种说法“包藏祸心”，有可能是在故意误导民众、误导政府。

因为道理很简单，通货膨胀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超量发行，如果控制住了这个总闸门，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构型产品短缺都不会从整体上推动通货膨胀——如果真的存在一部分商品短缺引发的价格上涨，那么也就势必会存在另一部分商品过剩导致的价格下跌，两者相互抵销，从而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大体稳定。

但鉴于结构型通货膨胀一说广泛流传，所以这里不妨顺水推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部分商品短缺在我国通货膨胀中的表现方式和作用。

结构型通货膨胀的观点似是而非

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本来就是似是而非的，很容易迷惑人。

毫无疑问，CPI考察的是总的指数，而不是其中每一类商品的结构性指数（每一类商品的结构性指数的主要作用，一是构成CPI依据；二是提供了解和治理通货膨胀时的参考）。打个比方说，高考录取时依据的是你的高考总分有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如果你因为没有达到分数线而落榜，难道还要说“结构性落榜”吗？

本书前面提到，通货膨胀本来是没有所谓结构性不结构性的；如果一定要从商品的结构性大类进行分析，由于各类商品之间的结构并不协调，尤其是每类商品供求关系不协调，那么是一定会发生这种从某类商品价格趋势看是在走高还是走低的。

也就是说，在我国CPI所包括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其中必定会有一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不断走高，而另一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断走低，从而表现出这些商品类别的价格指数有高有低。也正因如此，才需要在整体上组成CPI指数。

具体地说就是，这几年来我国构成CPI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有5类商品的价格总是保持上升、3类商品价格保持下跌的。

顺着这种似是而非的结构型通货膨胀说法，有人认为还可以做进一步划分，这就是把它继续划分为：需求结构转移型通货膨胀、部门差异型通货膨胀、小国型通货膨胀、落后经济的结构型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结构转移型通货膨胀，是指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需求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可是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却不能及时转移，所以这时候需求增加了的部门的工资和产品价格就会上涨；相反，这时候需求减少的部门的工资和产品价格却不一定下跌，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上升。

所谓部门差异型通货膨胀，是指一般来说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会高于服务业，可是这两大部门之间的货币工资增长速度却是差不多的，所以相比之下，服务业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这样一来，就使得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成本持续上升，从而成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所谓小国型通货膨胀，是指与开放经济体相比，那些无权决定商品国际价格的“小型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所以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受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这里的“小国”是指“小型国家”，并不是绝对以国土面积和人口多少来衡量的，只是指该国在全球开放经济中属于价格被动接受者。当发生全球性通货膨胀时，这些“小型国家”中与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的部门如制造加工业等，劳动力工资等成本就会随之上涨；而只有当这些部门的成本、价格上涨一段时间后，其他与对外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部门如服务业、建筑业等的成本和价格才会随之上涨，从而导致这个“小型国家”全面发生通货膨胀。

所谓落后经济的结构型通货膨胀，是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农业、外贸等部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从而导致物价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而上涨。究其原因在于，农业部门存在着过时了的土地所有制，这会限制农业投入和技术进步，从而导致基础性农产品价格上涨，继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扬；而这时候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必定会通过外贸进口来加以弥补。遗憾的是这些国家的外贸部门生产效率也十分差劲，进出口结构很不合理，出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以往往呈现出国际收支逆差。而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导致本币贬值，本币贬值又会提高进口商品成本，最终在国内推动通货膨胀。

可以说，对于一个具体国家来说，这样的通货膨胀哪怕真的属于“结构性”，也会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无论它们是怎样从总体上推动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都无法否认国内货币发行过多过滥引发通货膨胀这一根本原因。

结构性通货膨胀依然围绕货币超发跳舞

如同本书前面所述，结构型通货膨胀的观点并不能否认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这一根本原因。所以，哪怕是结构型通货膨胀，也必定会围绕着货币超量发行来跳舞，这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

例如，这些年我国通货膨胀的主导因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虽然房价上涨更快，但由于房价上涨没有被纳入在我国CPI内，所以价格涨得再厉害也和CPI关系不大。可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是不是就属于结构型通货膨胀呢？其实，它最终推动的还是整个CPI的上扬，哪怕食品类价格在CPI中的上涨幅度最快。

回过头来看比农产品价格上涨更快的房价上涨。短短几年间，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上涨了好几倍，可谓民怨沸腾。正因如此，我国政府不断推出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想借机打压通货膨胀，可是效果又如何呢？

比如，2010年6月我国推出了历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虽然市场交易量一度骤然下降，但并不影响房价的继续上扬。相反，价格应声而落的只是房地产开发中用得最多的钢材、水泥的价格。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从股市中看出来。打压房地产价格，倒霉的是钢材、水泥销售；钢材、水泥销不出去了，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就一路下跌。

可是，钢材、水泥的价格有没有带动CPI下跌呢？没有，相反却在这时候，从房地产、股市炒作中被挤出来的资金又转向投入到农产品价格炒作中去。所以看到，就在商品房价格整治根本没有到位时，大蒜、绿豆、辣椒、土豆、玉米等价格开始成倍上涨，令过去循着教科书照搬照抄的那些理财专家们大跌眼镜，因为谁也没想到还会有这一招。

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管你想到想不到，也不管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来看能不能解释得通，更不理睬你这是不是结构型通货膨胀，反正游资的德性就是炒作，唯利是图，炒一把就走，过把瘾就死。

然而归根到底，这仍然是前几年尤其是2009年、2010年我国货币巨额超量发行导致的结果。

这么多万亿元资金在市场上流通，总要寻找出路，不炒这些就炒那些，哪怕政府文件再怎么声色俱厉，也无济于事。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以。”炒作，就是游资的本性；除非你政府有本事把游资规模压缩到最小程度。当然，这又仍然回到货币流动性问题上来了。

所以世界银行顾问、经济学家许小年形容说：“货币如同演员，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限制了时尚剧，他就要上古装戏。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回收多余货币，请演员回家安心休息。紧缩银根是否危及‘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也许，但不必因此而忧虑。犹犹豫豫，患得患失，既不收银根，又不搞改革，滞胀的前景清晰可见。没有改革就没有新的增长点，经济焉能不‘滞’？听任钞票继续泛滥，价格岂有不涨之理？”
[1]

许小年认为，说穿了，这些都是货币超发惹的祸，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在2009年灌了水，现在就要想方设法抽取缸中漫溢的水，怨不得小商小贩，也怨不得轻信流言的群众。因为小商小贩就是要赚钱的，不赚钱还去当什么商贩；而群众是最容易受伤的，除了群众，还有谁受过伤？

所以说，在讨论所谓的结构型通货膨胀时，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可能会一叶障目，从而导致错误的判断。

再举个例子来说。2010年我国电子元器件和终端类产品出现了罕见的涨价现象，开始时的零组件涨价幅度为10%左右，并且是最近5年来的第一次涨价；发展到后来，部分电子元器件价格发生普涨，原价0.26元的钽电容至少上涨到0.6元，原价3.4万元左右的单片机至少上涨到6万元，而包括贴片电容、电阻、三极管在内的许多元器件的价格上涨幅度均已达到30%
[2] 。

对此，深圳东方港湾投资公司总经理但斌认为，在这种涨价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向全球市场发出的一种最强烈的通货膨胀信号。

要知道，从全球来看，电子制造业都是生产链条中效率最高的生产部门，而布局在我国的电子制造业就更是如此，因为它把欧美国家顶级的电子商的设计研发能力，与我国性价比极高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全球市场融为在了一体。在这样一个竞争白热化的自由市场中，谁也不可能垄断得了。最常见的情形是，中国在全球市场卖什么，什么就跌价；中国在全球市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

回过头来看，我国在全球市场上卖得最多的就是电子产品，所以电子产品的价格一直以来都是往下走的。而现在倒好，居然开始大幅度涨价了，这就说明最有效率的生产线速度也赶不上印钞机的印钞速度！

这样一分析，或许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通货膨胀，也无论这种通货膨胀是不是最先从某些商品涨价开始的，归根到底都是货币超发惹的祸。

[1] 许小年：《房价飞涨都是货币超发惹得祸》，2010年6月17日经济参考报。下同。

[2] 但斌：《中国经济已向世界发出最强烈的全球通胀信号》，2010年6月28日安邦咨询评论。下同。

第24节　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

一方面，政府财政赤字是引发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全球各国政府又都纷纷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所以也难怪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会成为通货膨胀的两大主要因素之一了。

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认为，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会想方设法“逼迫”中央银行增加纸币发行或扩大信贷规模，以此来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造成纸币贬值、物价上涨。除此以外，政府财政的“虚收实支”也会使得财政支出缺乏相应物资保证，从而造成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

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在各国都出现过。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一样。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纷纷奉行赤字财政政策，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大大超过实际需要量，造成持续通货膨胀；在目前的我国、朝鲜，也都存在这种情形。

不过，政府财政赤字虽然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所起的作用和表现方式还是不同的。并且，由于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可以“刑不上大夫”的。

政府财政赤字必定引发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学认为，如果当前国内的总支出大于总收入，就会表现为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或贸易赤字增加，当然也可能同时表现为财政和贸易“双赤字”。而财政赤字的结果，必然是政府“逼迫”中央银行超量发行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扩张速度过快。与此同时，贸易赤字还会引发汇率贬值，进一步加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

以我国为例，1985年和1993年是我国经济最热的两年，就都出现过贸易赤字大幅度增加的情况。在财政赤字方面，1990年到1995年的5年间，我国财政赤字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1%。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双重压力，使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大幅度下跌，外汇调剂市场上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991年末的5.82元上升到1993年5月的8.1元，价格最高时甚至上升到10元。正因如此，才最终促使政府下决心实施汇率制度并轨，同时把人民币汇率一下子就贬值到8.7元
[1] 。

总体来看，1997年之前我国政府在观念上还是一直坚持财政平衡理念的，所以对财政赤字规模的控制比较严格。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开始逐年下降，从2003年的2.4%一直下降到2007年的1.5%。与此同时，我国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则是逐年上升，从2003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8.1%。政府财政赤字的减少、贸易盈余的大幅度上升，实际上反映了我国面临着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的双重局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局长于学军博士认为，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出现高增长热潮，政府应该加强宏观管理、防止通货膨胀；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并不热，甚至通货紧缩的阴影还挥之不去，所以应该防止经济下滑过快。

之所以这两种意见长期并存，并争论不休，就是因为观察者是从传统观念和旧的分析角度来考察的。如果换个角度，从通货膨胀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货币现象角度看，就会比较清晰地发现问题的本质
[2] 。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83年以前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实际上都与当时发生的财政赤字直接有关，并且可以明确是由财政赤字引起的，其主要特点是财政赤字在前、通货膨胀在后。

究其原因，在于当时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财政需要包容社会经济的所有领域，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收统支，其中当然也包括银行。

也就是说，我国的银行在当时不过是财政体系中的一个“会计出纳”角色。在当时，我国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银行负责所有结算、信贷业务。在这种体制下，即使银行想扩大货币信用投放也往往无能为力，所以只能通过财政赤字来进行扩张，财政赤字是货币信贷投放的主闸门。

1984年到1995年之间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就不能说都是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了，而是主要由银行货币信贷投放过多造成的。

具体地说，在这10年中一共发生三次通货膨胀，分别是1984年到1985年、1988年到1989年、1993年到1994年，最高时的年通货膨胀率超过20%。究其原因在于，1984年我国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正式确立了中央银行管理制度，从而使得过去长期以来财政拨款银行的角色得到了改变，所以就这样发生了通货膨胀。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其它国家。例如在俄罗斯，自从1992年1月开始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过渡后，一连四年的CPI超过三位数，1992年高达2506%，1993年为844%，然后开始逐年下降到1994年的215%、1995年的131%。理论界认为，俄罗斯的恶性通货膨胀属于一种典型的“转型期”、“倒退期”通货膨胀，但也与政府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存在的双轨制、财政赤字有关
[3] 。

因为按理说，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货币发行、调节货币流通，而这时候的俄罗斯联邦银行已经不能独立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对于政府财政预算赤字只能表现为增量发行货币。

1992年到1994年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基本上是靠中央银行对财政部的贷款来加以弥补的。具体地说是，1992年俄罗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提供的统一贷款中有1.9亿卢布是根据政府决定拨出的，不是根据政府决定拨出的只有0.6亿卢布。

随着联邦政府预算赤字越来越大，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1992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100%是通过增量发行货币弥补的，1993年这个数字是61.3%，1994年为73.6%。直到现在，这一因素仍然存在。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知道为什么不能把我国的通货膨胀与俄罗斯相提并论了，因为国情不同。

[1] 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2008年5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

[2] 姜欣欣：《重视研究“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有助于认清经济迷局》，2007年7月9日金融时报。

[3] 王秀丽、谢伟东：《俄罗斯转轨型通货膨胀研究》，1997年第2期俄罗斯研究。下同。

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引发全球通货膨胀

从国外来看，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这一规律也普遍存在，但其结果有可能不同。尤其是美国，由于美元在全球的货币霸主地位，所以美国可以利用政府财政赤字发行美元，它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会随着美元输出到全球各国。因为美元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并不在美国国内，所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国内遭到的反抗就非常弱。

具体地说，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长期经常项目赤字，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情况虽然有所好转，1991年还因为经济出现衰退首次出现贸易盈余，但随后，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的500亿美元左右一直增加到2006年的85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6.5%。与此相应地，美国经济也进入了长期的财政赤字时代，财政赤字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只是在1998年到2000年间因为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情况稍好一些
[1] 。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在2009年达到最高峰，数额为1.41万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10.0%。2010年为1.29万亿美元，2011年再创历史最高纪录，赤字预算为1.56万亿美元
[2] 。

不用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也会必然造成财政赤字型通货膨胀。所不同的是，由于美元在全球货币中的霸主地位，美国政府大量发行的美元并不会留在美国国内，而是会流向全球各国。

这就是读者看到的：一方面美国通过输出美元来弥补贸易逆差，从而使得美元在全球到处泛滥；另一方面，全球各国的流动性美元又会以资本流入方式回流到美国，从而维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更可怕的是，由于其它国家持有美元没什么实际用处，所以只好以投资、购买美国国债为主要对象，并且数额惊人。以2006年为例，美国净资本流入7191亿美元，占经常项目赤字的84%、贸易赤字的94%。

美元在全球泛滥造成的结果，众所周知。以我国为例，因为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并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所以这种美元冲击必然会使得我国不得不被动增加货币供给，从而在我国国内造成货币流动性过剩。而这种流动性过剩，一方面会引发资产价格膨胀、产生经济泡沫；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资产价格膨胀、经济泡沫而直接推高物价水平。

所以容易看到，前几年在我国讨论有没有出现经济泡沫时，经济泡沫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而这几年公众在纷纷议论我国有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时，实际上就表明这种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末期，即最终进入了商品价格全面上涨阶段。

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导致的美元泛滥。与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超量发行货币相比，这一因素因为来自国外，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单靠国内因素是很难得到解决的。而如果过去长期累积的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不解决，也就是说产生这种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不清除掉，治理通货膨胀就难以奏效。

顺便说一句，这种美元泛滥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元持续贬值，而这也是这些年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如石油、农产品等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汇率贬值，就必然使得全球其他主要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包括人民币，都纷纷去购买这些大宗商品来抵抗美元的通货膨胀，这样就又推动了石油、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攀升。这些大宗商品进入我国后，又会在我国国内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对石油、铁矿石和其他有色金属依存度很高的国家，更是如此。

当然，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些大宗商品还会在价格方面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石油价格上涨后，就更显出生物能源开发的紧迫性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工业用农产品尤其是玉米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从而引发玉米价格上升；而玉米主要是用作猪饲料的，玉米价格上升又会进一步提高养猪成本，最终引发食品价格上涨……

[1] 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2008年5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下同。

[2] 刘丽娜、蒋旭峰：《美国2月份联邦财政赤字创新高》，2011年3月11日新华网。

第25节　信用扩张型通货膨胀

信用扩张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扩张扩张的虽然是信用，但归根到底最终还是体现为钱，相当于别人打个白条就能从你这里无偿得到贷款一样，更利索，也更危险。

信用扩张型通货膨胀认为，如果银行放贷缺乏相应的经济保证就会形成信用过度，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换句话说就是，这时候银行放出去的贷款超过了客观需要量，这些超量的部分就会去追逐既有商品，从而引起物价持续上涨。

不用说，信用扩张的概念很广泛，并不仅仅局限于银行贷款。尤其是在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萧条、刺激有效需求时，往往会通过中央银行推出种种扩张性货币政策，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银行再贴现率、扩大银行信贷规模等，从而造成信用规模超出正常流通需要，引发阵阵通货膨胀。

从过去几年我国通货膨胀发生的成因看，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信用扩张引起货币发行数量的过度增长
[1] 。从这一点上来看，也能证实无论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还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都只是通货膨胀的外在表现，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归根到底，通货膨胀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由货币发行数量过度增长而引起的。

适度信用扩张利大于弊

首先应当承认，信用扩张并不是一无是处。虽然它有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但也并不是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更不用说，在某些人眼里适度通货膨胀不但无害而且还“可爱”了。

换句话就是，如果是适度的信用扩张，对经济发展还是有刺激作用的；只是信用扩张过度，就相当于大大增加货币发行，从而有可能引发持续的物价上涨了。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这种信用扩张与货币流通量的增长能够保持与商品量的增长相适应，问题就不大。虽然这时候它也会导致一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却会因为各种商品大类之间的价格涨跌互现，从而把物价总水平保持在一个相当位置上，而不至于上涨过快。

那么，为什么说适度信用扩张会利大于弊、过度信用扩张就会走向反面呢？换句话说，信用扩张是如何导致出现通货膨胀的呢？归根到底，这还得从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即货币超发太多说起。

形成通货膨胀的基础是货币的超量发行，而信用交换的发展会为货币超发创造有利条件。

关于这一点，简单想一想就明白了。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如果没有任何外来借款，你的生意受资金限制，就可能只能做这么大；而如果有人愿意借钱给你，但按照市场规则需要有存款抵押或资产担保，你的生意就可能会做得更大；而现在如果有人对你说，愿意借钱给你，因为信得过你，所以不需要任何抵押和证人，要多少给多少，这时候你得到的借款数额就完全取决于你的需要，可能会更大。

不用说，当你得到这些借款后，在市场上“流通”的资金规模也就大大扩大了。

当然，实际情形可能不会这么简单。例如在你做生意的间隙，就可能会有一部分资金或大部分资金因为你暂时不需要用而被沉淀下来。这部分资金虽然也已经进入“市场”流通，但由于暂时还沉淀在你这里并没有发挥作用，所以会使得市场上其他急需用钱的人造成一种资金“相对紧张”的局面；而这种相对紧张又会促使新的信用扩张。

而这部分沉淀在你手里的资金，因为实际上已经退出流通，所以必定会延迟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并且成为市场上的一颗“定时炸弹”。因为它随时随地都可能作为现实的市场购买力出现。只要它看中某种商品和服务，就能拉动这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如果这笔资金数额庞大，那就等于说可以在短时间内抬高这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到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同时也有能力把这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突然摔在地上。

容易看出，这就是游资及其炒作了。

当然还不仅仅是这样，因为就在这种游资炒作的同时，政府财政依然在不断透支，银行信贷依然在继续膨胀，这几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一般来说，在国内需求不足时，适当的信用扩张能够刺激经济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复苏初期，这种表现更为明显。

不过在我国现阶段，因为投资扩张和财政信贷已经双双超前，所以不但不能继续采用信用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而且还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严格控制信贷规模，这样才能有助于稳定市场、抑制通货膨胀。

[1] 刘天玉、刘士龙等：《信用扩张是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1996年第3期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

过度信用扩张会引发通货膨胀

过度信用扩张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这种“信用”“扩张”的本质就是增量发行货币。

有鉴于此，读者不必去纠缠是不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而引发了通货膨胀。因为根据货币主义观点，通货膨胀本来就是一个货币问题，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而在这种货币发行过多中，理所应当就包含着金融信用扩张问题。

这些概念不搞清楚，会直接影响我国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选择，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而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当有人认为我国通货膨胀成因中，有一种原因是过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产生的滞后效应，那么你就会马上联想到，这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实际上必然会造成信用扩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在西方发达国家，每当经济过热、投资过旺时，中央银行总会想方设法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贴现率，通过提高利率、降低投资回报率、增大投资风险等办法，来缩小信贷规模、抑制投资需求。

读者容易看到，这一举措2010年下半年以后在我国也频频出现，这就很好地表明了我国政府正在压缩信用扩张，以此来抑制业已出现的通货膨胀。

在过去，我国劳动力紧张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产出分配失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很难得到显著提高。最典型的表现是“收入房价比”越来越大，表面上看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而实际上还是工人的工资上涨幅度太低，才导致“收入房价比”扩大、居民消费比例太低的。说到底，这就是因为信用扩张在稀释居民财富、有效扩大内需，并把它当作唯一途径，所以政府才会以较高的货币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作为维持经济景气度的重要支柱之一
[1] 。

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信用扩张会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也会反过来要求进一步信用扩张。从中容易看出，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

例如，2011年初阿根廷国内到处出现银行门口排长龙提取现金的情形，国民怨声载道。据阿根廷官方报道，主要原因是新年前后国内现金需求量大增，从而造成银行现金供不应求局面；而实际上呢，这一观点是一种轻描淡写，真正的原因是2010年阿根廷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5%至30%，导致货币需求量大大增加，以至于出现了银行“钱荒”局面。虽然2010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表现非常不错，年增长率在8%左右，但由于国内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又完全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受国际投机资本一冲击就出现这样的局面，这是很好理解的
[2] 。

为了应付现金紧张局面，阿根廷中央银行紧急印刷100亿比索的百元纸币（相当于25亿美元）紧急投放市场。可是归根到底，这也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因为这种信用扩张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社会需求、刺激通货膨胀，从而对以后的通货膨胀产生一种叠加效应。

再例如，美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也是经常表现为居民依赖债券扩张和资产价格膨胀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进行透支消费的。日本在过去20年里，也经常表现出一种财政赤字和公共负债大幅度扩张。我国的金融体系比较特殊，政府对货币规模具有高度的收放控制能力，政府项目的融资和国有企业的粗放扩张，又不以利润回报为目标。不用说，这实际上同样表现为一种非常粗放的信用扩张行为。

所以，即使我国未来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继续走低，国内信用规模仍然可以维持很高的增长率，这是我国与其它已经实行金融市场化国家和地区相比的基本区别。

可是要知道，这种依赖信用扩张和财富效应拉动内需的循环机制一旦形成，货币就会继续远远地超出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出笼。

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从我国许多省份公布的“十二五”投资计划中得到印证。也就是说，未来我国的信用规模扩张空间仍然非常大，中央政府负债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隐形债务规模膨胀、国有企业等投资主体的粗放扩张，都会对以后的信用膨胀起推动作用。

更应当注意的是，在我国过去劳动力供应充分、基础原材料价格低下的环境下，我国的很多货币扩张除了造成房地产价格猛涨外，并没有在其他方面带来高通货膨胀威胁；可是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从潜在通货膨胀水平角度看，全球信用大扩张一定会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

而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每年春天出现的“民工荒”，舆论一般把它解读为农民工的工资太低，以为只要提高工资水平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而实际上呢，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就能得到解决的，例如其中就存在着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的劳动力减少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从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我国国内劳动力稀缺一定会拉动整个工资水平上升；而这在我国资本项目没有放开也不能完全放开的背景下，又会从多方面刺激信用扩张，从而给未来通货膨胀造成潜在风险。

[1] 吴土金、腊博：《紧缩政策呼之欲出，长期通胀堪忧——2010二季度宏观经济报告》，2010年4月1日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同。

[2] 周晋竹：《阿根廷通胀引发钱荒，新兴国家亟待发展信用体系》，2011年1月9日中国广播网。下同。

第26节　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

我国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越多、国内货币流动性就越大，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在我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输入型通货膨胀认为，国外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会引发国内物价普遍上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越高，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出现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开放型经济部门广为传播。

从中容易看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途径主要有：

①国外商品的价格传导。国外商品价格的上涨，会牵引本国更多商品出口，并拉高出口价格，从而顺带提高国内的产品价格。

②货币供给传导。国外商品价格的提高会加大本国出口贸易顺差、增加本国外汇储备，从而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拉动物价普遍上涨。

③成本传导。国际市场上石油、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会拉动国内基础产品的输入价格相应增加，从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进入2011年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如日本大地震、美英法等国对利比亚开火等不确定性因素，都进一步增加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日本大地震随即引发全球商品价格大幅度波动，利比亚战争爆发后国际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等，都是明摆着的事。

经济开放度越高，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越大

总体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越高，可能受到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大。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经济发展已经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所以与过去相比，我国目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也比过去要大得多。具体数据是，在我国每年3万亿美元的GDP中，进出口比例高达60%以上，这样的情形在全球经济史上都是很少见的
[1] 。

这当然可以说是我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成就，具体地说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要素成本低廉、制度成本急剧下降、学习曲线上升，这种“三合一”成就了中国经济崛起；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外汇机制，出口量大增而赚取的大量美元都需要发行相应的人民币来作支撑，这样就必然导致国内人民币发行量急剧增加。

由此可见，如果我国不能通过扩大内需来减少目前数额庞大的外汇储备，上述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外汇储备，但其规模决不是越大越好。2011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1975亿美元，离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还只有一年
[2] 。我国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因此没少授人口实。

一方面是全球各国都为中国拥有如此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感到害怕，担心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这笔钱去“买空”某个国家的物资，从而在全球推动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数额庞大的外汇储备所相应付出的人民币，又会在国内推动通货膨胀上升，实在是两头不讨巧。

这也是当今全球各国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要理由之一。

在这些国家看来，只有共同逼迫中国让人民币汇率升值，才能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当然，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和做法恰好颠倒了因果关系。中国认为，正确的途径应当是我国通过积极扩大内需来减少进出口额、缩小外贸顺差，由此减小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同时也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压力。

除了我国数额庞大的外汇储备外，全球受欧美债务危机刺激造成经济成本过大，已经引发全球债务激增，并且这种趋势正在向全球蔓延。

其中尤其是美国。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占GDP比重“仅次于二战时期创下的峰值，而高于一战和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从财政角度来说，美国经济如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急需通过美元贬值来转嫁债务危机。据美国财政部2011年3月初估计，美国将在2011年4月15日到5月31日之间达到14.294万亿美元的债务最高限额
[3] 。这时美国政府将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上调债务最高限额，二是因为已经触及债务最高限额所以不能继续借贷只能宣告政府破产。更骇人听闻的是，早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08年度财政报告就表明，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累计债务已经高达65.5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净资产是负59.3万亿美元。65.5万亿美元不仅超过美国GDP的4倍，也已经超过了全球GDP
[4] 。

请不要为美国政府的“负债累累”而庆幸。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债务的削减的经验看，接下来美国一定会把“债务货币化”当作他们的“成功”经验来广泛使用
[5] ，倒楣的是其它国家，又要出现输入型通货膨胀了。尤其是我国，是美国觊觎已久的美元贬值泄洪地。

再从我国国内的情况看。2010年9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达69.64万亿元，比同期26.87万亿元的GDP总额超出42.77万亿元。也就是说，我国超量发行的货币高达42.77万亿元，成为我国通货膨胀主推手
[6] 。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这种算法“没有理论、现实依据”。但至于“理论、现实依据”究竟是什么，他没有说，公众不得而知。但这不要紧，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进行对比。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较就真相大白了。

与上述同期，美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广义货币余额是8.7万亿美元，比例约占62%。而中国的这一比例是190%。如果仅仅进行这样的简单比较，结论只有一个，不是我国的货币政策太宽松了，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太紧了。

但接下来公众要问的是，为什么美国要实行这种“紧缩”货币政策呢？原来，美国大量增发货币，当然会造成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可是这种美元贬值是全球性的。全球的美元都在贬值，能够帮助美国烂掉在全球的巨额债务，提高美元在美国国内的购买力。所以你能看到，2010年9月美国国内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只有0.9%，是过去60年来的最低点。

美国百姓每个周末去商场购买一大车生活用品也用不了几个美元，所以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很高，任凭政府如何加大美元发行量，美国国内愣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反对。

可人民币超量发行就不同了。在我国目前的外汇体制下，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款就要因此多发21万亿元人民币。我国招商引资和代加工出口规模越大，引进的美元就越多，因此多发的人民币就越多。人民币在国内市场的流动性大了，就必然会推动通货膨胀。

由此可见，我国的贸易顺差过多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说，过于依赖对外经济，已经给我国国内经济平衡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而要想摆脱这种发展模式，扩大内需并不断扩大内需已是当务之急。

否则，中国人民银行要想通过控制货币流通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就会比登天还难。虽然说，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归根到底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可是发多发少却不是中国人民银行能够控制得了的，确切地说是由市场决定的——外汇市场上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必须换出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而这种数量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好；更何况，政府鼓励企业创汇的结果必然会增加净出口、扩大外汇储备。所以说，中国人民银行这种用人民币换取美元储备的票子就得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又不愿意让这笔数额庞大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所以一边在不得不发行货币，一边还要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简称“央票”）进行对冲（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部分，就成为通货膨胀推手。

所谓中央银行票据（Central Bank Bill），是指中央银行为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它实际上就是中央银行发行的一种债券，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目的之一是为了对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进行“余额控制、双向操作”，调节通货膨胀。

显而易见，这同样无法否认通货膨胀是货币问题的实质。要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还是应当从货币着手。

[1] 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2007年12月9日凯迪周刊。下同。

[2] 《国家外汇储备6月末余额为31975亿美元》，2011年7月12日财经网。

[3] 米娜：《美国政府债务上限接近危险边缘》，2011年3月18日腾讯财经。

[4] 《债务超世界GDP总额，美国已破产》，2009年2月18日上海证券报。

[5] 张茉楠：《危机转嫁与债务型通胀回归》，2010年3月15日中国财经报。

[6] 余丰慧：《谁是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受害者》，2010年11月16日黄河新闻网。下同。

人民币汇率机制决定了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这里再来看一看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在输入型通货膨胀中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或许有必要讲得具体一点，以帮助不具备经济学常识的读者更清楚地理解。

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看，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几年我国外贸增长速度很快，这些外贸商品卖出去后获得的外币收入（外汇）就被留在了国内。要知道，这些留在国内的外汇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商品，数量少的时候还可以“忽略不计”，数量庞大时就必然会出问题。

从具体数据看，我国商品与服务的净出口（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之差）1990为51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6%；1997年为3550亿元人民币，占4.3%；2004年为10223亿元，占5.4%；2007年为23381亿元，占8.9%。2008年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下，这个数据仍然高达24135亿元，占7.9%
[1] 。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用干净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完全体现为“剩”在国内的“纯购买力”。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工人生产出来的，可实际上和这些生产工人、企业甚至政府都已经没有关系：生产这些产品和提供这些服务的工人早就拿到了属于自己应该得到的工资和奖金，生产企业和老板也早就已经得到投资分红，当地政府收到了企业上缴的税金，银行收到了贷款利息，其它方方面面也都“摆平”了。

换句话说，这些净出口赚回来的外汇储备沉淀在国内，实际上在国内“买不到”任何商品和劳务；它所对应的商品和劳务，早就已经出口到国外去了。举个不很恰当的例子来说，在你的三口之家中，全家人从外面赚回来的钱存在银行里，在你家里是买不到你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而从国家层面上说，这部分外汇储备表现为“纯购买力”，除非从国外购买各种物资，否则在国内根本就“用不着”。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些赚回来的外汇储备，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是实实在在的“钱”；而不用说，只要是“钱”，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我国国内的人民币，都是可以用来买东西的，无论是国内的东西还是国外的东西。

这样一说就明白了：我国由于外贸净出口所赚取的外汇储备，每年都有好几万亿元，这样数额庞大的外汇储备表现为国内的“纯购买力”，“唯一”的作用就是用来追逐商品和劳务，其中主要是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结果就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了。

如果深入一步看，这些净出口赚取的外汇储备在国内买不到商品和劳务，在国外能不能买到呢？答案也是买不到。说得更具体点就是，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当然可以用这笔外汇储备去购买国外的商品和劳务，但对于国内的普通企业和百姓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在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的情况下，如果你手里拥有外汇，基本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卖给中国人民银行，换取人民币，然后用来结算、消费。

而当你把手中的外汇卖给中国人民银行时，中国人民银行就必须会按照外汇牌价支付给你相应的人民币。不用说，这些人民币并没有确切的来源渠道，只能通过加印来付给你，这样也就又直接推动了流通领域的货币泛滥。

这些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都在鼓励外向型经济发展，鼓励外型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是鼓励企业多创汇，从而导致企业赚取的外汇越多，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就越多；中国人民银行买入的外汇越多，加印的人民币就越多，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就越多，从而推动通货膨胀加剧。

那么，企业、个人、政府的外汇储备能不能通过储蓄把它沉淀在银行里，避免上述增发货币的情形发生呢？不可能。

事实上，所有这些外货储备基本上都是存在银行里的（个人作为纪念品收藏的外币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存在这些银行里的外汇储备并没有退出流通领域，相反它仍然要通过放贷方式进入资本市场，从而在更大规模上推动通货膨胀。道理很简单，银行放贷出去收取的贷款利率，要比付给你的存款利率高得多。

[1] 周其仁：《出口导向带给国内的麻烦——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七》，2010年8月23日经济观察报。

第27节　水涨船高，大水冲了龙王庙

这些年最令国人沾沾自喜的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已成全球之最，GDP年增长速度一直在10%左右高位徘徊。然而可以说，正是这种外向型经济掏空了国内物资、加剧了货币投放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经济发展了，是不是就一定会出现通货膨胀？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同时又必须指出，如果政府对通货膨胀不重视、认识不清，或者缺乏有效治理办法，就很难保证不出现通货膨胀；甚至可以说，这时候出现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是难免的、必然的。

这就是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不要因为重视一头就轻视另一头，或者拒不承认通货膨胀。在这里，关键是要把货币发行控制在正常、合理范围内，不要一味为了发展经济而拼命发行货币，否则无疑是饮鸩止渴。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发展了，可是没想到“水涨船高”，最终“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是要不得的。

现实告诉我们，这种水涨船高还将继续下去。例如在我国“十二五”规划里就有未来家庭收入增长要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的要求，而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增加必定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外向型经济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过去的经济不发达主要是外向型经济不够，而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说得更实在一点，就是进出口贸易规模增加了，以至于发展到现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
[1] 、第一大出口国
[2] 。

我国的出口规模大，当然能体现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快，甚至可以说全球经济重心已经从西方转向东方。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超大规模的外向型经济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不必一味只说好听的。

具体地说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发行过多，而货币发行过多的根本原因之一又在于出口太多。

这话听起来好像不太中听，但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我国大力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实际上在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通货膨胀。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国国内生产出100元货物，同时也印刷100元人民币，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呢？当然不会。而现在你如果把这100元货物全部出口到国外去，然后从国外换回我国需要的商品、物资，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呢？也不会。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这100元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换回来的是100元外汇。然后，根据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些外汇就成了国家储备，被政府拿去反过来去投放国际市场了。出口企业从中央银行换汇的是等额人民币，不用说，这些等额人民币必然要通过货币流通回到社会上去。可是，这些人民币在国内有没有相应的物资对应呢？没有，因为这100元商品已经出口到国外去了，已经成为外国人的消费品。

结果显而易见：我国国内平白无故地“多发行了一倍货币”——除了相当于100元人民币的美元外汇储备外，另外还多出了100元人民币——“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和劳务的局面”就这样出现了。

当我国出口额越来越大以及于达到全球第一时，可想而知，这意味着有多少个“100元”商品被出口到了国外。

这时候必然造成两种不同结果：一方面，大量的物资从国内市场上“消失”了，实际上是出口到了国外，国内商品越来越少，当然价格也就会相应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出口量越来越大，换回的美元越来越多，相应投放在国内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也就会等额增加，货币投放增加了，当然又会把物价拉上去。

再举个简单例子来说，如果把我国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出口，那么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无穷大。因为这时候你到处都可以看到用人民币换成的美元，可是市场上什么商品也没有！

怎么办？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不要把这些外汇储备放在那里，而是去国际市场上购买我国急需要用的商品。这样一进一出，外汇收支平衡了，国内市场的商品短缺局面也就解决了，物价也就降下来了。

其实这个道理老百姓都懂。那就是“赚了钱是为了用的”，而不是用来专门“存”在那里的，更不是用来到处“炫耀”的。要知道，政府把几万亿美元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上是废纸一张，因为什么用途也派不上，却还要硬睁睁地看着一天天被贬值，并且永远没有还款日期。

所以，当读者看清楚了这一点，就会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会暴涨得这么厉害、为什么医疗价格和教育收费项目会越来越多，归根到底还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太多了。

再回过头来看，我国又是凭什么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的呢？说穿了还不是因为劳动力便宜、原材料便宜，然后以极其低廉的商品价格来占领国际市场，以至于同样商品国内的价格比国外要高，可是国内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国外的几分之一。

这种出口越多，实际上我国就亏得越多。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变相地用劳动力和原材料亏损来补贴国外投资者和消费者。劳动力便宜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工人的收入太低、购买力不强。

[1] 《我国成全球第二大进口国》，2010年9月8日成都晚报。

[2] 章磊：《赶超德国，中国成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1月11日新闻晚报。

资产泡沫和流动性过剩并存

埋头发展经济，很容易导致资产泡沫和流动性过剩并存，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关于这一点，在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中更容易看出来。

究其原因在于，出现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过多。而全球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复苏，其中必然与货币超量发行有关（因为货币超发本身就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大条件）；与此同时，这种经济复苏又必然要消耗大量资源，所以能看到，新兴经济体国家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国。两者结合起来，发生通货膨胀就几乎是必然的。

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情况看，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全球各国相继采用了宽松货币政策。第一轮货币宽松政策的出台，就使得全球包括原油、铜、贵金属等大宗商品在内的价格上涨了15%
[1] 。

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伴随着全球货币泛滥引发的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动，不断催生资产泡沫，从大宗商品价格传导开始，逐步输入到全球各新兴经济国家，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众所周知，在西方发达国家，货币的发行和商业银行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并不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也是中央银行不想控制的。如果商业银行能发放这么大规模的贷款，就表明它有这么多的储蓄垫底。后来正是因为被金融衍生产品搞得晕头转向，银行的信用扩张超过了实际需要，所以才爆发了次贷危机，最终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最后的烂摊子也多半是由商业银行自己来扛的，美国政府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通过发行货币来帮助这些商业银行弥补损失。

可是在我国就不同了。我国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间是“父子”关系，即使纯粹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破产倒闭，最终解决方案也一定会由中央银行来“包办代替”。这样一来，就使得各商业银行没有了该有的“后顾之忧”，所以对放出去的贷款质量要求就不是十分严格。在我国，可以说谁也不担心会发生类似美国这样的“次贷危机”，尽管我国的“次贷”
[2] 规模并不小。可是，如果商业银行和老百姓都这样想，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种商业银行“独立性”缺乏，会使得商业银行有好处就捞、有问题就推（推给政府和中央银行），结果使得没有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通货膨胀。

在这其中，最典型的是银行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行为。所以到最后，房地产行业即使有泡沫也不敢随意清除，因为一刺破这些泡沫，如出现商品房价格暴跌，表面上看是房地产开发商倒霉，而实际上这些房地产开发商的钱主要是从银行贷来的，最终倒霉的是银行。所以谁都清楚，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不可能崩溃，谁也不会让它崩溃的。

以上这些，显然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至少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所以只好继续这样下去，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大，以至于积重难返。

再从1995年以来的情况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主动力，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类物品的价格成倍上涨，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并不快，这实际上就表明，“资产泡沫”现象和货币“流动性过剩”现象在我国是并存的
[3] 。

要知道，这种现象是过去几十年中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许多人会习惯于用旧观念来看待它，简单地针对CPI上涨幅度不大就一口认定我国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甚至提出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内需不足，应当启动内需等。这样一来，也就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了。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局长于学军认为，这种情况当然是通货膨胀，只是因为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些货币投向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日用消费品层次，而是扩展到更多消费领域去了。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过去的月收入是1000元，你每个月用于基本日常消费品支出的费用可能是900元，用于其它消费的费用只有100元，占10%。而当你的月收入现在提到5000元后，虽然现在的消费品价格比过去上涨了、你的消费水平同时也提高了，你每个月用于基本日常消费品支出的费用也会增加，比如每个月的支出提高到了1800元，但仍然可以节余3200元来用于其它消费，占64%。不用说，这样也就大大增加了你对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外那些物品的需求。

这也就是读者看到，为什么这几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住房消费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房地产价格飞速发展的内在原因。而房地产消费“恰好”不在CPI中，从外表上看就像通货膨胀在我国不严重似的。

[1] 《CPI新高如何保卫钱袋子，四大利器帮您战胜通胀》，2010年11月16日理财周刊。

[2] “次贷”的全称是“次级抵押贷款”，意思是向信用程度较差、收入不高的人提供的贷款。贷款人的信用程度差，当然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就加大了。

[3] 姜欣欣：《重视研究“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有助于认清经济迷局》，2007年7月9日金融时报。下同。

第28节　从“困难”到“纠结”

对治理通货膨胀的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再加上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以及进口商品中的价格垄断，通货膨胀也会在这种从“困难”到“纠结”中颤颤巍巍地越爬越高。

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多种多样，除了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外，政府对治理通货膨胀的认识、决心、措施是否得当，以及国外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等，都会决定通货膨胀的走势和程度大小。

所以，从政府主观角度看，当通货膨胀出现后，政府的心里也是非常纠结的，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接下来将会面对一大堆难题，这些难题解决起来一个个都很困难。可是，如果这些难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就可能会使通货膨胀走得更高。

著名经济学家、苏州大学教授沈健认为，如果2009年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说的那种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那么他认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纠结”的一年。2009年我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拉动方案，当年新增贷款10万亿元（要知道，在这以前的8年中我国新增贷款总额也才只有20万亿），结果当年提出的经济增长“保8”目标是实现了（当年我国GDP增长9.1%）。可是接下来2010年的问题又出现了，从2010年5月起我国CPI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这是一种因果关系
[1] 。

越是犹豫不决，问题越难解决

通货膨胀在各国都存在，就像每个人都会生病一样，这本来是不稀奇的。稀奇的是，如果小病不治就会引发大病，甚至最终病入膏肓。

通货膨胀也是这样，应当在一开始就有正确的预防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控制货币发行。如果政府对此不够重视甚至还幻想通过膨胀来调节社会财富，那么一旦将来各种物价上涨因素如同星火燎原时，也就变得不可收拾了。换句话说，政府治理通货膨胀越是犹豫不决，问题就越难解决。而这，当然也可以看作是通货膨胀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

举个例子来说，过来人都知道，1994年我国的CPI年增长速度一度高达24%，属于恶性通货膨胀，比现在要高出好几倍；可是当年我国用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却要比现在平缓得多。现在政府一道道出台严厉治理措施，可是效果好像并不明显。为什么？主要原因就在于现在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以往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出现了“抗药性”。

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低收入人群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比过去要弱，政府在推出各种措施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对象。如果说高收入人群对通货膨胀不是十分敏感、甚至完全不放在眼里的话；那么，这些低收入人群在通货膨胀面前可谓是不堪一击。

这样就给政府带来了两难：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吧，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而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提高收入）呢，又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这里当然主要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所以容易看到，为什么我国有不少资源类商品如水费、电费等的价格倒挂，常常是“欲涨又止”，不敢随意调整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因为担心引发社会不满。因为这些低收入人群，对这种哪怕幅度不大的涨价行为也是无力承受的。可是另一方面，这些资源类产品价格长期得不到调整，又会使得价格失真度越来越大、阻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说到这里顺便一提，读者也许看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还在于适时理顺价格关系，该涨的时候就要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正常价格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让各方都从中受益。

可是这样一来，低收入人群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还是不够呀，那怎么办呢？不用说，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对这些家庭进行特种补贴了，或者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办法来解决。虽然这部分低收入人群基数很大，但每家每户的补贴额不高，总体来看我国财政完全可以承受得了。

价格改革越是犹豫不决，问题就越难解决，这一点在前苏联瓦解成俄罗斯的改革过程中，最容易得到证明。

1992年1月，俄罗斯开始通过激进式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过渡，全面推行价格自由化，结果连续4年的通货膨胀率在130%以上，第一年甚至达到2506%！结果呢，事与愿违，由于价格信号严重失真，使得俄罗斯的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有效配置资源，陷入一片混乱
[2] 。

要知道，在前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得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原来的各种物价水平“长期稳定”，实际上是政府强制管压的结果；而现在价格一完全放开，这种隐蔽型通货膨胀马上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看到，1992年1月俄罗斯宣布把90%的消费品和85%生产资料价格一步放开到位，恶性通货膨胀瞬间就爆发开来。

俄罗斯原先设想通过一步到位实行价格自由化，就能彻底理顺价格关系、刺激经济发展了，并且预计通货膨胀率应该会在200%以内。可是没想到，实际通货膨胀率扩大了10倍还不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设想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俄罗斯国内原来并不存在充分的价格市场竞争机制。

所以，这时候即使俄罗斯政府完全控制住了货币发行源头，也无法抑制通货膨胀进程，反而使得许多企业因此丧失了支付能力，三角债四处横行。所以到最后，只好向市场投降，通过追加发行货币用于支付和流通来盘活经济，而这又无异于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

从中容易看出，一部分通货膨胀就是在这种因素下被抬起来的；而如果处理得好，本来不该是这样的局面。

[1] 沈健：《CPI创新高，物价高涨，通胀人民感受真切》，2010年11月20日姑苏晚报。

[2] 王秀丽、谢伟东：《俄罗斯转轨型通货膨胀研究》，1997年第2期俄罗斯研究。下同。

令人纠结的不仅仅是国内因素

在谈到通货膨胀原因时，经常会听到输入型通货膨胀的说法，这是事实。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这样。你想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可是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有时候单靠国内的力量简直就是不可能，所以只好“随波逐流”。

以我国为例。首先看国外通货膨胀压力的入侵，具体地是指美元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对我国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

其具体路径是：随着美元流动性泛滥越来越严重，全球商品价格在纷纷走出一波波强势，从而通过国际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把通货膨胀输入到全球新兴国家中去，然后在这些国家呈现出价格螺旋式上升趋势。不用说，在这些国家中就包括我国。

从2007、2008年和2010年来看，这一幕是大致相同的。例如，在2010年11月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实施第二次宽松货币政策后，全球商品价格就马上攀上2010年以来的最高峰，同时这也意味着全球通货膨胀时代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

紧接着在2010年1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宏观经济信息数据中能看到，10月份我国的CPI同比增长4.4%，创造自2008年10月以来的第25个月新高
[1] 。这两者之间就是有关系的。

一方面是我国国内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另一方面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后的输入传导，再接下来进一步影响工业企业的批发价格，从而导致PPI指数盘升。与此同时，节能节材措施又使得原本高耗能的水泥、建材、有色金属、能源等价格上涨后，化工行业也开始出现价格大幅度攀升。这实际上表明，这种由国外因素传导而进入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因素，正在向各行各业蔓延开来。

以当时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例。在前一阶段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已经非常惊人的背景下，2010年下半年的棉花价格屡创历史新高，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价格期货主力合约的累计涨幅高达73%，白糖价格期货主力合约累计涨幅高达41%，强麦
[2] 期货价格主力合约累计涨幅13%。究其原因，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在于农产品供求基本面紧张，而这与国外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抑制我国农产品进口是有关系的。

再以棉花为例。预计2010、2011棉季我国国内的棉花产量为696万吨，而需求量高达1060万吨，棉花进口量为274万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26%。这表明，我国棉花供不应求格局有愈演愈烈趋势，而这必然会推动国内棉花价格逐步走高。

不仅是棉花，其他农产品价格依然有向上攀升趋势。所以从投资角度看，国内从事农产品生产、育种以及相关业务的上市企业，都会直接受益于这种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又会进一步带动其他下游行业产品的价格联动。

例如，棉花价格的上涨会导致下游生产企业不得不考虑成本消化因素，从而更多地采用粘胶短纤维来替代棉纱，可是这样一来却会增加对上述化工产品的需求量。也就是说，由于农产品中的棉花价格上涨，会导致粘胶、短纤、浆粕生产等化工行业也一起大幅度提高价格水平。按照国内棉花需求量1060万吨计算，哪怕其中只有5%的替代份额，也会相当于增加53万吨的涤纶短纤需求量。

千万别小看这53万吨规模，要知道，2009年我国国内的涤纶短纤总需求也只有763万吨，这就意味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6.9%的需求量。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仅仅从2010年9月这一个月间，伴随着国内聚酯产业链价格的普遍上涨，我国的短纤价格上涨幅度居然会高达33%了。

而回过头来看，这些农产品都属于大宗农产品，它们的价格上涨固然与气候影响、总产量减少有关，但也与美国推出美元宽松货币政策、美元流动性泛滥所造成的外在因素不无关系。

此外，从进出口贸易角度看，我国企业面对的国外交易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际卡特尔
[3] 的价格垄断，这也是重要因素。

换句话说，出现在我国的这种通货膨胀，其中就包含来自国外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从国内情况看，这种外来压力靠国内因素很难消除。

[1] 大同证券：《“涨价概念股”投资三条路径》，2010年11月9日新闻晨报。下同。

[2] 所谓强麦是“强筋小麦”的简称，具体地是指面筋数值较高、筋力较强的小麦，主要用于制作面包、拉面、饺子等对面粉筋力要求较高的食品。我国从1990年前后开始培育强筋小麦品种，目前产量约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3] 卡特尔（cartel）是指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构成的垄断组织，它主要通过订立同盟、垄断市场来获取高额利润。

第29节　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

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减产，如果一定要说也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原因的话，充其量也是一种表面现象，或者说只是一种次要因素。它与货币超量发行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2008年以来，我国受极端气候和地质活动影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地震、洪灾、旱灾层出不穷，既给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破坏，也给物资供应造成了短缺。

那么，这种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减产（有时候也会造成工业品产量减少）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呢？无论老百姓还是舆论界到处都有这样的议论，但按照货币主义观点，结论很明确，那就是从根本上说自然灾害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原因只能是货币超量发行。

自然灾害是通货膨胀的表面原因

从表面上看，自然灾害是一定会影响农业生产、影响蔬菜和粮油等食品产量，从而形成食品短缺预期、带动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扬的。与此同时，自然灾害还会造成交通堵塞、增加蔬菜和粮油等食品的运输困难，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扬。

从这几年来我国CPI的上涨看，其中都是食品类价格涨幅最大。以2010年8月的CPI为例，当月同比上涨3.5%，其中由于食品价格上涨直接拉动CPI上涨的贡献就达到2.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当月CPI中8大类商品中价格涨幅最大的是食品，同比上涨了7.5%
[1] 。

那么，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认定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数量短缺、价格上涨，就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呢？不能完全这样说。

因为除此以外，如果不发生自然灾害也会导致农产品数量减少、价格上涨的，正常年景的农业歉收不就是这样吗？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CPI中农产品权重过高，从而夸大了这一现象。

举个极端例子来说，如果CPI中根本就不包括农产品，那么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就都不会推高CPI。而现在农产品在CPI的权重最高，所以农产品价格走高（无论是不是自然灾害导致产量减少造成的走高），都会推动CPI走高。

从具体数据看，虽然2010年全球各国自然灾害不断，但全球的粮食产量基本上仍然达到了供需平衡，所以不能简单地看到有自然灾害发生，就往自然灾害身上一推了之。事实上，我国乃至全球每年都会发生自然灾害的。“自然灾害”如果会说话，它是一定会大声喊冤的。

无论是不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根本原因都在于货币超发，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货币发行太多尤其是美国推出的货币宽松政策，使得美元在全球流动性泛滥，这必定会拉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二是无论全球还是我国，目前的实体经济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恢复。最典型的是，如果你有资本想投入实体，往往不知投什么项目好。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当大家都这样想时，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就被抬上去了。

三是当自然灾害发生时，许多资本会利用这个时机趁机囤积农产品，与市场上的抢购风形成呼应。大家都这样做，就愈见价格上涨得快。

随便举个例子：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3月14日日本核电厂发生泄漏，于是市场谣传我国沿海地区将会因为核辐射污染造成食盐紧张，并且谣传碘盐具有抗辐射作用，我国沿海省份在3月16日全面出现抢购食盐风潮，并迅速蔓延全国。而这时候，股票市场上的盐业股“云南盐化”等，3月17日一开盘就出现涨停
[2] 。

而实际上，无论现实生活中的“高价盐”还是证券市场上的盐业股暴涨，都与日本地震这一自然灾害毫无关系。否则，又怎么解释在发生地震的日本，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1] 何孝星、张宁：《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结构性分析》，2010年第10期经济学动态。

[2] 《浙江游资追涨云南盐化败退，高位抢进割肉清仓》，2011年3月21日新华网。

自然灾害引发价格上涨往往不属于通胀

反复强调，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太多，而不是物资（粮食）短缺，虽然物资短缺也会推动价格上涨。

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把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混为一谈，除了这两者之间的价格上涨幅度不同外，还与两者性质的根本不同有关。也就是说，只有货币发行量太多引起的价格上涨才可以称之为通货膨胀；如果货币发行量正常、只是因为物资短缺造成的价格上涨，就不是通货膨胀，或者就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

2010年1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观点认为，我国CPI虽然连续超过3%，但由于这是自然灾害造成农产品减产、市场供应短缺引发的价格上涨，所以只能称为物价上涨，而不是通货膨胀
[1] ，结果招致一片质疑。而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确实不是通货膨胀；而现在之所以在我国发生了通货膨胀，恰好证明根源是货币超发造成的。

就像上面提到的地震谣言中的“抢盐风潮”，一些地区的食盐价格在当时上涨10倍，但由于这种价格暴涨与货币超量发行没有关联，所以你就不能说它这种盐价上涨推动了通货膨胀。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2011年春节过后，全球尤其是西方媒体纷纷预测说，中国的大面积干旱有可能会导致全球粮价上涨，并推动全球通货膨胀”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不仅仅是我国的干旱问题，当时的澳大利亚正在发生洪水、北美洲既有旱灾也有暴雪，可以说全球都处于极端气候变暖所导致的气候不正常中。

不容否认，当时的国际粮食价格确实在大幅度上涨，与此同时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在上涨。例如当时的石油价格步步高升，就与天气干旱和自然灾害没有关系，而是因为市场需求上升导致价格上涨的。所以不能一看到粮价上涨就马上联想到自然灾害。

当然，公众最容易产生这种联想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关心粮价的人毕竟要比关心汽油价格的人多。并且，即使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要传导到国内来，也会有一个过程，不像粮价上涨传导得这么快。

那么，西方舆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传播和炒作呢？说到底，还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心理学表明，利用自然灾害来进行炒作或进行一种虚拟联系，最容易放大关联效应。

就以我国自然灾害有没有造成全球粮价上涨为例，一般人很难去对它进行论证和具体影响分析；并且，公众都看到全球的粮价这时候确实上涨了，所以就以为这两者之间确实有关系。公众都这样想，全球金融机构的游资本来还找不到投资方向呢，现在要想从中混水摸鱼就方便得多了，这会给保证他们的获利、套利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
[2] 。

所以，明白了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以下提法了。

在2011年提交“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条就是有关物价稳定的内容，虽然2011年中央财政准备用于“三农”的投入数额高达9884.5亿元，比2010年增加1304.8亿元，力度不可谓不大
[3] 。但毫无疑问，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基础设施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粮食生产稳定。所以，看上去这仅仅是一句官话、套话，但实际上这里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不是应对自然灾害、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还是很有深意的，它较好地避开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产品减产是不是通货膨胀的争执。

[1] 李博：《社科院专家：中国是自然灾害造成物价上涨，不是通胀》，2010年11月12日财经网。

[2] 左小蕾：《2011年大旱依然继续，西方媒体炒作中国粮价问题》，2011年2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

[3] 郑风田：《近万亿的“三农”投入很给力？》，2011年3月7日国际财经时报。

第30节　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缩小

农产品价格上涨不是也不可能是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产生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发行太多。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快是对过去价格偏低的一种纠偏，未来还将加速上升。

仔细考察这几年我国的CPI，每当CPI上涨速度快时，都会看到其中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速度过快。所以，有人就据此埋怨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造成了通货膨胀。言外之意是说，只要把农产品价格压住了，就可以“治理”通货膨胀了。其实，这不是误导就是无知，是没有认清通货膨胀本质，没有抓住治理通货膨胀要害。

实事求是地说，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快而导致CPI上升过快，问题并不在农产品及其价格身上，而在于农产品在CPI中权重过大。而制定CPI权重的不是农产品，也不是CPI，而在于它们后面的人。

所以，出现上述情形不但不能轻易说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了通货膨胀，而且可以预测，将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还会加速。因为这本身就是对过去长期以来农产品价格偏低所作的一种纠偏，即使是现在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依然过大。治理通货膨胀不能从压制农产品价格上来做文章，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就会失去价格的信号功能。

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涨价势在必然

关注通货膨胀的读者，看到的更多是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而看不到农产品价格本身也面临着成本增加的各种压力。也就是说，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农产品价格上涨应该会给农民带来好处、增加农民收入，其实当然不是这样的。

道理很简单，农产品也是一种商品，而商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快甚至出现暴涨，从中获利最多的必定是中间环节，不可能是生产厂家，这是商品流通的必然规律。

至于农民，虽然也能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得一部分收益，但其所得还抵不上农产品种植成本提高幅度。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政府应当允许甚至鼓励农产品价格适当上涨，以此来促使农业及相关产业的良好发展。

提出这一观点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2011年3月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说，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认为，农产品价格的这种“适度”上涨是年增长幅度不超过10%
[1] 。

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所以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凤田看来，这还远远不够。按照目前我国城市化率47%来计算，农村人口仍然占大部分，如果再包括那些在城市打工、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在内，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占70%左右；可是用于“三农”的投入只占财政总支出的五分之一不到，未来还应该继续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才能缩小目前城乡之间巨大的公共品贫富差距
[2] 。

要知道，虽然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保持物价总体水平稳定放在第一位，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其中最难、最基础、最重要的是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稳定。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粮价高涨的大背景下，如何阻断国际粮价暴涨对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显得尤其重要。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来增强农民种粮积极性。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实行低粮价政策，种粮农民的收入历来是最低的。如果单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农民们本不该种粮，而应该改种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所以容易看到，这两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农民工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返乡务农，第一件事就是不种粮食而改种其他赚钱的蔬菜、搞养殖业。这样一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就更要受到威胁了。

过去有人说，农民工在外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可以抵在家干一年，所以只要条件许可，他们千方百计要外出打工。而现在农民工的收入增加了，在城里打工半个月的收入就可以抵在家干一年。说到底，这还是证明种粮农民在为国家“低粮价战略”作“无私奉献”。

可想而知，这种局面一定会慢慢得到改变，而这也就意味着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一定会步步攀升。这不是农业和农产品的错。

再从土地面积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一直在持续减少。为了遏制这种耕地迅速减少趋势，199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必须“占一补一”，从而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然而，由于考核政府官员的主要指标是GDP，而提高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粮田上搞房地产，所以这样的政策注定要被各级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钻空子。

所以，我国的耕地面积从2000年的13004万公顷（19.506亿亩）迅速减少到2009年的12172万公顷（18.258亿亩）
[3] ，短短9年间就减少1.248亿亩，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实。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推算，我国如果要满足国内农产品需求完全自给，至少需要21亿亩耕地。

这就是说，我国目前已经永远失去了在农产品方面完全自给自足的土地条件。换句话说，由于农产品数量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今后的长期趋势是不断向上，这是我国土地面积迅速锐减必须付出的代价。

农田减少了，农业发展不能得到应有的政策扶持和价格补贴，农产品价格又被人为地压得过低，所以许多地方的农民哪怕只能领到极其微薄的工资，也要外出打工，因为打工比种田强。而这样一来，就使得农业发展更加落后，农产品产出和需求矛盾更大。

不用说，这样的发展政策和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压力得到释放，农产品价格就必然上涨。这也是为什么读者看到，一旦猪肉涨价、粮油涨价甚至大蒜绿豆等杂粮涨价，都会推动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反映了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强烈愿望，是靠人为压制无法奏效的。真正有效的应当是理顺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就好比说，皮肤上生了个脓肿，正确的办法是挑破、敷药，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不是随随便便地在这上面贴张膏药敷衍了事。

[1] 陈琳：《委员刘永好称农产品成本增加应允许适度涨价》，2011年3月5日北京晨报。

[2] 郑风田：《近万亿的“三农”投入很给力？》，2011年3月7日国际财经时报。

[3]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1公顷=15亩。

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表面现象

货币主义认为，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只能是货币发行得太多，而不可能是其他。所以，包括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在内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都不是推动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普通读者如果产生这样的判断，除了理解错误外，还在于我国CPI构成中食品权重最大，所以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快必定会导致CPI上涨速度过快。但从本质上看，这不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了通货膨胀，而是因为农产品价格本身就是CPI组成部分，所以才发生这样的错觉。

为了防止产生这种错觉，今后我国应当进一步降低食品支出在CPI中的权重。从恩格尔系数看，我国城镇家庭20世纪80年代的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而2010年已经下降到40%左右。相比之下，食品类支出在CPI中的权重太高。有人认为，我国食品支出在CPI中的权重应当与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平衡，最多不能超过20%。否则就会出现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具有非常强的周期性，容易对宏观经济走势产生误判；二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对推动CPI作用大，从而使得政府在采取抑制通货膨胀措施时总是从食品类商品着手、三番五次地打压农产品价格上涨，让农产品做替罪羊
[1] 。

与此同时，粮食浪费现象严重也与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关。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与农产品供求关系密切相关，而影响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因素除了农产品生产就是消费了。以农产品消费中的粮食消费为例，仅仅我国每年在餐饮业、集体食堂、个人和家庭食物方面浪费的粮食就达1000亿斤左右，相当于他所在的湖北省粮食年产量的3倍，大约可以养活3.5亿人
[2]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这些粮食浪费问题解决了，粮食（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就可以因为供求关系得到改善而降下来，从而拉低CPI。

除此以外，我国这几年在粮食问题上的盲目乐观情绪，也在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方面“功不可没”。例如，各地纷纷新上的燃料乙醇加工项目，主要原料就是玉米等粮食，并且还能得到政府的巨额补贴，这样就使得这些原本亏损的项目不但坚强地活看与人畜争粮，而且还在以市场化方式行使部分政府职能。面对这种情形，政府在平抑粮价方面的愿望必然会大打折扣，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同时也会对其他“三农”政策产生误导。

例如，2010年10月我国CPI反弹幅度过大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是受季节性影响导致新鲜蔬菜价格上涨过快，以及入秋后猪肉消费量增加带动价格上涨，所以政府以为只要扩大蔬菜种植面积、财政补贴繁育母猪就能解决问题了。殊不知，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相互之间的政策配套和衔接，能不能让农民从种植业、养殖业中得到真正实惠。

正是因为粮食生产和粮食供应具有高度敏感性，所以全球许多工业化国家如欧盟、日本、韩国、美国等都有一条基本政策，那就是无论工业化如何发达，都绝对不会放弃农业大国地位，千方百计要保证本国粮食自给自足，更没有谁会指责“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
[3] 。

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农业不能作为一个“赚钱”产业、而是应当被当作国家战略性产业来看待。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由政府财政补贴支持农业产业发展，确保本国居民粮食供应不受人制约。

[1] 刘先云：《CPI权重为何要定期调整》，201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2] 陈琳：《委员刘永好称农产品成本增加应允许适度涨价》，2011年3月5日北京晨报。

[3] 谢百三、吴秀波：《警惕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2007年第11期价格理论与实践。

第31节　游资炒作导致的通货膨胀

责怪游资炒作推高价格导致通货膨胀，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说到底，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只能是货币超发；没有货币超发，游资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

谈到通货膨胀，有一种普遍而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指责是游资炒作抬高了物价、推高了通货膨胀。其实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

因为说到底，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货币发行太多，不可能是其他。这就像游泳池里的水，如果不是不断地往里面注水，仅凭那几个游泳的人在里面兴风作浪，是不会有多少水溢到水池外面来的。

我国的游资炒作处于适度范围

谈到游资炒作，这几年最典型的是房地产价格炒作和农产品价格炒作。所以我们就从这些方面来分析，看游资炒作得是否太过分了。

商品房销售价格这几年在我国上涨幅度最快，可是它并不包括在我国CPI中。能够在我国CPI中得到反映的，实际上不是住房消费价格，而是住房服务价格。所以这里以与CPI关系更密切、涨幅第二的食品价格为例来探讨游资炒作。

在下图中可以看到
[1] ，从2001年到2008年间，我国价格波动最大的两类商品是住房服务价格和食品消费价格；住房服务价格在2003年到2008年间是持续上涨的，而食品消费价格在此期间则分别出现过两次大幅度上涨。从2009年末开始，食品消费价格和住房服务价格同时出现上涨势头，成为推动我国CPI上升的两大主力军。分析认为，这种不约而同的“天天向上”，正是游资炒作的结果。

我国CPI中食品与住房消费价格涨幅（%）

然而从图中也可以简单看出，这种由游资介入的食品消费支出和住房服务支出上涨幅度并不像过去那么大，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证明，游资炒作在我国难以构成较大的需求扰动。换句话说就是，因为游资炒作因素造成的通货膨胀风险在我国虽然存在，但并不严重
[2] 。

谈到游资炒作，不得不要谈的一个话题是，国外究竟有多少热钱涌入了我国？对此，各方人士见仁见智，并且非常悬殊。

2011年2月1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首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认为，我国官方的估算数据是2010年流入的国际热钱净流入为355亿美元，占我国外汇储备增量的7.6%，占2010年我国GDP的0.6%
[3] 。

外汇管理局解释说，这个数据是参照国际收支平衡表以及我国跨境收付、银行结售汇等数据得到的。因为其中包括部分非套利项目在内，所以实际数据可能比这个规模小。据估计，2003年到2010年间净流入我国的国际热钱数额为3000亿美元。

报告认为，过去10年中平均每年流入我国的国际热钱约250亿美元，占同期外汇储备增量资金的9%，与我国实体经济活动基本相符。

归根到底，这种大规模资金净流入，反映了我国国内经济的不平衡。说穿了就是，我国国内的储蓄大于投资，从而导致了经常项目大额顺差、对外资依赖过度，其中投机套利资金所占比重并不大。

不但如此，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步提高和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国际热钱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已变得越来越小。但同时又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经济依然处于上升周期，所以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这种顺周期流动虽然是难免的，但又是正常的。

[1] 数据来源：中宏数据库。

[2] 何孝星、张宁：《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结构性分析》，2010年第10期经济学动态。

[3] 贾靖峰：《外管局首度披露：2010年热钱净流入355亿美元》，2011年2月17日中国新闻社。下同。

游资炒作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前面已提到，单纯的游资炒作并不能改变货币供应量，所以可以排除游资炒作从根本上推动通货膨胀的说法。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包括专家学者一口咬定是游资炒作尤其是国际热钱进入我国，推动了我国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呢？

实际上，这种进入我国的国际热线，其本质还是美元超量发行导致的经济泡沫。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游资源头还是来自于美元在国际上的流动性泛滥。归根到底，是美元超量发行的结果。

一方面是美元等各国货币在超量发行；另一方面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大格局中一枝独秀，这样就势必会吸引全球资金涌向我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 Mundell）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只能有三种，而该国只能从中选择两种，不可能三者俱备。这三种选择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要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就必须对资本流动性进行限制；而如果坚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流动性，就必须放弃汇率稳定。这一理论被称为“三元悖论”原则。

根据“三元悖论”原则，我国中央银行的尴尬在于，我国财政政策在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因为归根到底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总是有限的，规模再大的外汇储备与国际热钱（确切地说是全球各国超量发行的货币）相比，也是不堪一击的。

所以比较有效的办法是，通过降低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能耗大的资源类产品出口关税，实现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的目标，从而减少由于外汇占款所造成的被动货币供应。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通过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来降低我国国内的货币流动性过剩
[1] 。

在分析游资炒作推动通货膨胀的因素时，还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究竟这方面是国内游资炒作的影响要大一些还是国际热钱炒作的影响大一些？

对这个问题可谓见仁见智，但一般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不是输入型通货膨胀，而是内在型通货膨胀。也就是说，我国出现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国内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

例如，虽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我国需求的快速增长拉高了全球原材料商品价格，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国农产品自给率高达90%，所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国际粮价上涨之间会有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密切。

那么既然如此，2009年以来为什么我国会出现一波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呢？主要原因之一本书前面已提到，但除此以外还与我国市场经济不规范有关，所以给游资炒作抬高农产品价格创造了条件。

也就是说，虽然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作物产量减少有关，但主要因素还在于货币超量发行，游资炒作在其中起到的是一种煽风点火作用。

而游资炒作的根源，还在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过大。人人都要投资，人人都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所以就挤到农产品炒作上来了
[2] 。

[1] 谢百三、吴秀波：《警惕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2007年第11期价格理论与实践。

[2] 封欣：《通胀明年爆发？目前是物价上涨》，2010年11月12日东方早报。

第32节　通胀预期导致的通货膨胀

就像“大家都预测明天会下雨，明天不一定真的下雨，即使真的下雨也和大家的预期无关”一样，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只能是货币发行太多，不可能是某种预期的“心想事成”。

所谓预期，是指预先期盼。通俗地说，就是大家都希望会是这种结果、都猜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有鉴于此，通货膨胀预期也就是大家都认为接下来会发生通货膨胀了。

不用说，既然大家都这样想，就会去抢购商品和囤积居奇，就会共同推动物价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真的就这样发生。

初看起来，这一推断似乎很有道理，甚至无懈可击。看看我们的周围不就是这样吗？一听到谣传说某种商品要涨价，所以你买我也买、大家一起买，结果真的把价格抬上去了。

其实这仍然是一种错觉，和游资炒作有某种类似。认真想一想发生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在于货币发行太多，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如果不是货币发行太多，所有货币都对应着同样的物资，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去抬高物价？即使这种情形发生在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身上，也不可能从“总体”上抬高物价水平，更不可能使得总体物价水平能够“持续”上升。只有从“总体”上“持续上升”的物价水平才是通货膨胀。

打个比方说，大家都在那里判断（预期）“明天要下雨”，结果自然会出现两种情形：明天真的“下雨了”或者“没下雨”。如果明天“没下雨”，当然就已经宣告这些人的预期没能实现；而如果明天真的“下雨了”，是不是就能说是老天认为大家都希望（预期）它下雨，它才乖乖地下的雨呢？当然不是。水气在云体内凝结到饱和状态自然而然就会落下来。换句话说就是，无论大家是不是希望老天明天下雨，老天都不会听你的，它会按照自己的牌理出牌，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是这样。通货膨胀预期虽然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外在诱因，但不是发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更不是真正原因。发生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货币发行太多。

通胀预期的依据是货币投放过多

谈到通货膨胀预期，必须研究通货膨胀的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大家究竟是根据什么来判断通货膨胀预期，或者说根据什么来判断接下来会发生通货膨胀的？

一般认为，大家之所以会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是看到社会上有许多商品的价格在纷纷上涨；或者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苗头，甚至通货膨胀的势头还不小，所以接下来按“惯性”这种通货膨胀必定会继续延续下去，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大的。

如果这样看问题，虽然也不能说错，但只是看到的表面现象。否则如果接下来问，为什么社会上已经出现通货膨胀苗头或者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呢？归根到底还不是因为货币超发造成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通货膨胀预期的依据只能是一个，那就是过去或现在或接下来的货币超量发行。按照货币主义观点，货币超量发行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无论是过去货币已经超量发行了，还是现在正在超量发行，或者接下来可以肯定货币会超量发行，总会让大家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货币超发了，物价就要上去了。

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课题组研究，尽管2010年初开始我国的货币新增贷款增速比上年同期有所减缓，但由于前几年货币信贷扩张速度较快，所以货币流动性存量仍然相当宽松。以2010年上半年为例，货币投放规模是2007年同期的两倍。历史数据表明，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与CPI在变化趋势上高度一致，所以仅仅根据这一点就有理由相信，我国的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必然会促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
[1] 。

再从国际方面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资金流动性宽松也在加剧我国通货膨胀预期。该研究报告认为，从2011年开始的较长时期内，农产品价格上涨仍然是推动我国CPI上涨的重要因素。再加上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增大，就使得在我国国内食品价格高位徘徊的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成为我国2011年通货膨胀的主要风险点。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分析报告实际上也是一种通货膨胀预期，但由于它依据的是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资金流动性，因此这样的分析预期比较合乎事物本质，能够点到要害。

通货膨胀预期有各种类型。在物价上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大家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是一种恒定不变的“朴素”（naive）预期。也就是说，这时候大家虽然会预计到接下来仍然会发生通货膨胀，但会从内心感到这种通货膨胀的幅度不一定大，所以觉得“无所谓”。

容易看出，虽然这也是通货膨胀预期，但由于这种预期不强烈，所以并不致于会进入什么失控状态，它的性质相对来说“中性”，甚至会一定程度上压制潜在的通货膨胀释放出来
[2] 。

从这个角度看，前些年我国通货膨胀幅度为什么不大，可能就有这个因素在内。从具体指标看，当CPI年上涨速度达到3%或5%时，大家对这种通货膨胀预期就可能会发生根本改变，从而把这种通货膨胀预期推向“外推的”（extrapolative）预期或“回归的”（regressive）的预期。

所谓外推的通货膨胀预期，是指大家会预期接下来的通货膨胀速度越来越快；所谓回归的通货膨胀预期，是指大家会预期接下来的通货膨胀速度变得有所收敛、缩小，甚至回到正常水平。

不用说，在这两种不同的通货膨胀预期下，虽然大家的认识和行动会各不相同，也会在短期内拉动CPI构成中某一类商品或某几类商品的价格上涨，但从长远来看无法从整体上拉动物价持续上涨。

表面上看，一般认为外推的通货膨胀预期比较危险，因为它会使得物价上涨有可能向各领域广泛扩散，并且引起连锁反应，所以会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构成主要危险，应当作为控制重点。但实际上，与货币超量发行这一根本性因素相比，这仍然是一种表面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1] 袁静：《价格走高趋势难改，年内二次加息预期升温》，2010年11月9日上海证券报。

[2] 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2008年5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

货币投放过多必定会引发通胀预期

产生通货膨胀预期的依据是货币超量发行，而不用说，货币超量发行必定会引发通货膨胀预期。这是水到渠成、必定会发生的事。

所以，如果要判断接下来我国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的程度可能有多高，不要看别的，看看过去和现在以及接下来超量发行货币的规模有多大，就基本上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一般认为，CPI只要能控制在3%以内就是物价上涨而不是通货膨胀，2010年我国政府提出的物价控制目标也是按照这一标准来的，但到2010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就松口了，说控制在3%有困难，很可能会到3.5%，这就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明确信号：通货膨胀预期在加剧。2010年末，政府提出2011年的通货膨胀忍耐度为4%，又比原来上升了，这就更给外界一个明确信号：我国已经进入通货膨胀时期
[1] 。

这种通货膨胀预期对推动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容忽视。虽然读者看到电子产品在降价、汽车在降价，可是这些与普通百姓生活的关系并不是最密切，关系更密切的是日用消费品和服务价格。

从过去的情况看，我国在2007年前的基础货币增长对冲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央票尤其是短期央票，来对付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流入等长期问题的。不用说，这里的“长”“短”不一，会使得中央银行的这种对冲操作很不充分，从而从长期来看形成货币超发局面。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我国一直存在着M1（狭义货币）、M2（广义货币）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的情形，长期以来都存在着通货膨胀压力。

2008年以后，我国的货币超发规模成倍增长，这就使得这种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必须得到释放，从而形成现实的通货膨胀。而这种现实的通货膨胀又会加剧大家的通货膨胀预期，反过来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压力。

面对我国货币超发现象严重的事实，大家也会普遍调高通货膨胀预期的。尤其是在2010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透露，我国已经对2011年的通货膨胀目标调整为CPI年增长幅度4%，更是让大家普遍感到，未来我国出现全面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种条件实际上已经成熟了
[2] 。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大家就能很好地理解2010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问卷调查中，我国居民对物价满意度指标为什么会达到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低点了。归根到底，还是大家对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加剧：高达73.9%的居民认为当时的物价“高，难以接受”，比上季度增加15.6个百分点；而认为物价“可以接受”的居民只有24.8%，比上季度下跌14.9个百分点。

对此，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政府把通货膨胀目标提高到4%很危险，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中央银行的信誉；如果丧失这种信任，未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认为，我国在2010年提出“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命题后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正确认识我国的价格走势。

具体地说是，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包括矿产品、水、电、燃气等）价格上行是一种客观规律。在我国存在比较严重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构成中必须包括剩余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必然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不是要抑制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而是熨平这种价格上涨走势。换句话说就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治理”，而在于“熨平”——通过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让农产品价格按照市场机制原则上涨，而不是向农民“补贴”。不要把资源类、农产品价格上涨简单地称为通货膨胀
[3] 。

[1] 封欣：《通胀明年爆发？目前是物价上涨》，2010年11月12日东方早报。

[2] 张晓华：《4%！中国上调2011年通胀目标。危险之举？物价满意度已创11年最低》，2010年12月16日南方都市报。下同。

[3] 王国刚：《2010年中国CPI上行中并无通货膨胀因素》，2010年4月19日中国金融。

第3章　怎样战胜通货膨胀

通胀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关键靠政府而不是个人。就像航行在汪洋大海中的船，要想避免触礁，只能寄希望于坐在驾驶舱里的人看清方向。一旦发生翻船，靠救生圈漂浮不了多久。换句话说，任何个人的防范措施都相对次要。

第33节　控制货币发行是关键

控制货币超发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总闸门。而要控制好这个总闸门，最重要的是赋予中央银行制定政策的独立性，不受政治、经济干预。与此同时，要着手治理现有货币流动性泛滥。

本书前面反复指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超发，而不在于其他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要想控制通货膨胀，根本办法是控制货币发行，同时着手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货币流动性泛滥。不认识到这一点，或者拒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但无法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甚至会坐失良机。

这就像你看到浴缸里的水在泛出来，首先会走上一步去关掉水龙头一样。在水龙头没关掉之前，你想处理这脏水横溢就基本上是徒劳的，并且会贻笑大方。只有先把水龙头关掉，然后才能接下来收拾残局。这样一个浅显道理是谁都会想到的。

既然如此，治理通货膨胀还有什么理由不从这里着手呢？

增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治理通货膨胀，首先要控制住货币发行的牛鼻子，这毫无疑问。但这个牛鼻子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也就是说，既然货币超发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源，那么就应该探讨过去我国货币为什么会超发这么多的原因。根据“存在就是合理”的逻辑，其中必定存在着各种主客观因素。

我国过去的货币为什么会超发这么多？这个问题问得好，却很难回答。一般认为，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带给我国的通货紧缩之忧造成的。这当然是一大原因，但充其量不过是表面原因；从更深层次上去进行挖掘，还在于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够。

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中央银行只是国家财政部的一个“出纳会计”角色相比，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推行30多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还显得远远不够，还没有“长大”。

正如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中国的情况是，无论央行再怎么独立，它都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之外。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是指它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
[1]

当然，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般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全球公认的最具独立性、最能抵御“所有”政治压力的中央银行。但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传记里看到，他认为这种认识是把因果关系给颠倒过来了。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性不是因为它能够抵御政治压力，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长时间里几乎就没有受到过政治压力，所以才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性
[2] 。

由此可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并不是它自己就能树立起来的，更主要的是需要方方面面去悉心呵护，放手让它去独立。只有中央银行真正掌握货币发行权，通货膨胀才有可能被降到最低程度。

正如200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所说：“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情况也并不容易。”意思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就设想通过超发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了，只不过后来这种刺激力度过大了一些
[3] 。例如，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是“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结果最终的增长率达到27.7%，整整超出10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中央银行自身调控技术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也有政策调控不到位的问题，还与中央银行操作独立性不够有关，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一直抱着用“积极”的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惯有思维有关。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可能有独立性，因为这些官员是内阁成员；当然，如果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具有更大独立性，调控起来可能会好一些。

她认为，虽然过去我国超量发行的货币已经被新增资源如土地等商品市场化所吸纳，但她仍然不认为这种超高货币供给是“理所当然”的、“合理”的。如果我国政府在“十二五”期间的GDP年增长速度下调到7.5%到8%之间，与此同时把CPI年增长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到14%以下，这样才能应对货币流动性泛滥
[4] 。

增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究竟应该怎么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国情决定了我国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和银行资产构成是银行信贷，所以信贷波动是银行体系顺周期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有鉴于此，今后我国要建立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把它作为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的工作重点
[5] 。

简单地说，这种逆周期信贷调控，就是要根据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的资本缓冲，来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而这里的宏观审慎政策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资本要求、资本缓冲、流动性、杠杆率等概念，这样才不致于引起各种歧义。

[1] 《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第86页。

[2] 徐以升、李彬：《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第一要务》，2010年4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3] 谈佳隆：《中国货币超发已高达43万亿，周其仁建议加快市场化改革》，2010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4] 谈佳隆：《中国货币超发已高达43万亿，周其仁建议加快市场化改革》，2010年11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

[5] 苗燕：《周小川：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将上升》，2010年10月22日上海证券报。

着手消化过去超发货币的流动性

一方面是要控制以后的货币超发，另一方面不能不考虑的是过去我国已经超发的这些货币怎么来进行消化？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令人头疼，却又是回避不了的。

根据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的观点，超量发行的货币必定会带来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所以要坚持“货币准则高于权威”的防范原则。说穿了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要像电脑计算一样，把美国的货币供给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率3%到4%的样子，严格执行，拒绝其他任何外来压力包括经济、政治压力，以免发生通货膨胀
[1] 。

对此，我国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这个方法在我国行不通。这倒并不是说我国不适用货币主义，更不是说我国没有货币超发，而是因为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营企业的增长等，都需要“额外的”货币需求。

正因如此，1978年到1992年间，我国的现金和广义货币数量分别增长了20倍，可是真实的国民民生产总值（GNP）却只增加2.3倍，并且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和自由市场价格指数也只有分别增长1.25倍和1.41倍。说到底，就是因为这些超量发行的货币在这些地方被吸纳、沉淀下来了。否则，就怎么也无法解释我国这么大的货币超发最终不是同步引起通货膨胀上涨几十倍了。

从中容易看出，要减少我国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当务之急是要投放资源来吸收、沉淀这些业已泛滥的货币流通。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只有投入更多的海绵，才能吸收这些汪汪之水。

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治理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方面必然要求能清晰地看到货币政策进一步走向稳健，注重对通货膨胀加以引导。

这就是读者看到的，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频繁推出加息政策，并且推出的多是非对称加息措施，目的就是要以此为主要应对办法，来吸收市场上的货币流动性。

当然，除此以外，更要注意配合使用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也就是说，要通过总量对冲办法，来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降低国际热钱的流入动力，减缓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

做到这一点，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要知道，在我国不断提高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国际热钱更多流入，使得中央银行在货币操作上更困难。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银行在推出加息政策时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就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

除了从国内考虑吸纳货币流动性泛滥外，有人认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民币流出国门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内货币流动性。

这种观点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其实是似是而非。因为人民币作为我国主权货币，只能根据我国国内需求量来计算供应量，以我国国内通货膨胀目标为主。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还会根据其它国家的需要量来计算供应的。要调控我国国内的人民币供应量，只能通过促进我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来实现。

所以说，人民币发行量应该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即使出口到国外并且沉淀在国外，货币与资源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相互对等的。人民币是这样，其它国家的主权货币也是这样。就像美元进入我国一样，如果你能得到美元，就说明必定付出了代价，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就会从天上掉下美元来。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人民币流通到国外后，反而会给我国中央银行调控广义货币带来更大困难。所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减少国内的流通、化解我国国内货币超发，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很容易误导舆论和百姓，至少在短期内还看不到有别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就明白了：正如俗话所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或者“水多了加面”，要解决我国过去的货币超发问题，唯一的办法是从我国国内出发，动员更多资源进入市场，吸收已经超发的货币，同时从现在开始要严格控制货币超发。

[1] 周其仁：《中国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达180%，居全球之冠》，2010年9月20日财经网。下同。

第34节　治理通胀不只是稳定物价

通货膨胀和物价有关，但治理通货膨胀绝不是稳定物价那么简单。就好比管住了温度计并不等于管住了气温一样。治理通货膨胀需要围绕着控制、收缩货币流动性开展一系列工作。

俗话说：“功夫在诗外”
[1] 。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想学写诗歌，不能就诗学诗，而应当把功夫花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

这句话用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也有一比，那就是治理通货膨胀不能就治理而治理。也就是说，通货膨胀虽然通常表现为物价普遍而持续地上涨，可是治理通货膨胀却不能只是眼睛盯着物价把物价压下去就行，关键是要从货币超发这个源头上去做文章，这样才能釜底抽薪。

所以，可以说，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凡是眼睛只盯在流通领域做文章的，这样的治理措施都很难收到应有效果。更不用说，单靠发几个文件不许某类商品涨价这样的表面文章了。正本清源，才能斩草除根。

财政稳健是货币稳健的前提

货币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治理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首先必须保证财政稳定。只有财政稳定了，货币稳定才有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参考前苏联的做法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说穿了就是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特大型国有企业来看待，试图一步到位建立“共产主义”。在具体操作中，即使有人心血来潮因为权力下放出了问题，最终也是通过集权来得到解决的。

所以能看到，“大跃进”捅出了财政亏空的篓子，最终只能通过人民银行超发货币来弥补，直到最后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了，才在迫不得已时请当时担任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组长的陈云出来收拾局面
[2] 。

陈云有什么办法呢？不用说，当时是因为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太多引发了通货膨胀，所以必须从货币回收着手。那时候实行的方针叫“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实际上核心还是紧缩财政投资性支出，政府所办的楼堂馆所之类不但要从严控制，而且动员2000万知识青年下农村，说穿了这就相当于国家这个国有公司在裁减员工、节省开支。

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在当时严格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拿出一部分价格弹性较高的食品敞开供应，一下子就回收资金60亿元人民币。这部分资金回收，政府一分钱也不准动，完全用来弥补财政亏损。就这样，货币流动性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一下子就稳住了市场物价。

不用说，现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政府再也不能通过这种行政命令方式来控制货币流通了。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政企不分的资金，都有各自的市场主体，老百姓管不了，人大管不了，市场管不了，舆论管不了，货币政策也管不了，动一动就会侵犯民间财产权利，有侵权之嫌，并且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办法。

而在紧缩货币流动性方面，中央政府最容易、也最应该做的就是节省财政性支出：首先从“三公”消费入手，同时压缩那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豪华建设项目”，尽快实现货币回笼、抑制通货膨胀。

所以说，在我国，当前只有把财政基础搞稳定了才谈得上治理通货膨胀，这是最快捷、最有效的首选办法。如果不从货币流动性泛滥的根本上解决问题，货币在市场中随处流通，即使完全放开物价、让大家随意购买任何商品和服务，也是不能像过去那样真正解决问题的。

虽然说，有人购买了商品后，这部分原本流动性的货币就会沉淀下来变成商品，可是对于卖家来说，还不是又把商品变成了货币？总体来看，全社会的货币流通量仍然没变，只不过是在货币和资产之间转来转去，当然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实质的。

说到底，这是货币的流通职能决定的。只有减少货币超发，实行“计划生育”才是正道；如果你把它“生”出来，它就要“生活”、“运动”，就要“找事做”，这是它的本性和权利，谁也不能怪它“不听话”。

[1] 1208年，84岁的宋朝大诗人陆游给儿子传授写诗经验时写的一首诗中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两句。见《剑南诗稿》卷七十八。

[2] 周其仁：《财政稳健是货币稳健的条件》，2011年2月19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赶紧把货币流动性吸引到实体经济上去

虽说货币稳定的前提是财政稳定，但目前更需要解决的是过去我国超发的那些货币，把货币流动性吸引到发展实体经济上去。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任凭资金在流通领域泛滥，不但会继续推动通货膨胀，并且还会造成一系列问题。

反过来说就是，正常的货币发行不会推动通货膨胀是因为这些货币各得其所，都能被实体经济所吸纳，所以和通货膨胀关系不大。

在我国，货币流动的主要方向有：一是货币市场，通过购买债券的方式流入政府、中央银行、金融机构、融资企业；二是资本市场，在我国主要就是股市；三是实体经济，包括基础建设投资、生产投资、房地产建设等领域，以及居民和企业消费等；四是房地产市场。

可以说，在这四大货币流向中，如果某个方向的资金流入能得到稳定收益预期，那么货币就会朝这个流向滚滚涌入，推动价格走高。这就是大家看到为什么有时候股市上涨、有时候房地产价格上涨，甚至还夹杂着大蒜、绿豆、辣椒等小宗农产品价格暴涨。说到底，这都是货币流入比较集中抬高价格引起的。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流向实体经济的货币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并且越来越少，这是颇令人担忧的。

从具体数据看，2009年到2010年上半年我国流向实体经济的货币大幅度减少。2009年我国新增贷款数额9.59万亿元，广义货币增加13.61万亿元；2010年上半年新增贷款数额4.63万亿元，广义货币增加4.84万亿元
[1] 。这些货币的主要流向是债券市场，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各金融机构债券，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大大高于流向股市的规模。总体来看，货币流出实体经济的比流入实际经济的多，具体数据如下：

从中容易看出，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货币就从实体经济中大量流出，2009年下半年流出金额是29236亿元，2010年上半年流出规模更是高达44834亿元。

这些钱流到哪里去了呢？不用说，出了实体经济，当然就主要奔向流通环节了。从这个角度看，难怪有那么多游资要参与各种价格炒作了。

那么，怎样才能把从实体经济中不断流出的货币流动性重新回流到实体经济中去呢？有以下几种主要方案可供参考：

一是压缩财政开支

压缩政府开支、减少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能够大大降低流动性。

二是减税让利

减税让利能够增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活力，形成全民创业热潮，而创业是把货币流动性引向实体经济的最佳途径。放眼全球，凡是这个国家崇尚创业、投资的，游资炒作都不会怎么疯狂，因为这样的举措在实业投资者看来不但是“小儿科”，而且很“无聊”。

三是物价管制

这是我们的常用手法，谁要涨价就找谁的麻烦，罪名是“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虽然从古到今经济学家对此一直颇有微词，甚至坚决反对，但到了关键时刻，各国政府就基本上还是会头脑发热、喜欢直接干预经济打“退热针”的。

当然，这也是政府顺应民意的要求。因为每当通货膨胀率高时，老百姓都会坚决要求政府出面进行干预。不管这种干预有没有效果，政府都会这样做，以平民愤。其后果必然是提高了行政成本、打击了经济发展。实践证明，长期实行价格管制的地方，经济不可能有起色。

四是管理需求

说穿了就是通过行政、立法等措施，来限制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数量；通过控制购买数量、降低消费需求，把物价水平降下来。

从性质上讲，这是一种间接的价格管制，但它的着力点不是管制价格，而是管制购买需求。这种做法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把价格压下去，但很难压多久，很可能会形成黑市交易；长期看会形成一波波价格轮涨。

因为归根到底，这种方法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没有解决货币流动性问题。政府限制了这种商品的购买数量，大家就会把手中的钱用来购买其他商品。钱是他的，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谁也管不着。而当大家都去购买其它某种商品时，就把这种商品价格抬上去了。这时候政府如果继续限制这种商品的购买数量，货币购买力又会另外转移到其他新的地方。如此这般，政府的价格管制疲于奔命，却很难收到实效，各种商品价格轮番上涨又会把通货膨胀推高到一个新阶段。

所以看出，在上面四种方案中，前两种能够收到实际效果，后两种方法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民生证券研究所：《过剩经济无通胀，关注核心CPI》，2010年8月3日证券时报。下同。

第35节　适当降低GDP增长速度

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经济过热，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是货币超量发行。所以，虽说控制货币超发就能控制通货膨胀，但与此同时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这是一种两难抉择。

经济增长速度当然与通货膨胀有关，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父母”——货币发行。一方面是，超发货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又会引发通货膨胀。这是一种两难抉择。而毫无疑问，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是必需的。

我国GDP现状

要谈GDP增长速度，首先要了解我国国情，具体地说，就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现状。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7983亿元，全年增长10.3%，比2009年增加1.1，明显超过年初制定的8%的增长目标。尤其是2010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幅度与三季度相比有明显反弹，并且与上年第四季度相比增速达到9.8%。

这表明，在2010年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这一年中，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从“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
[1] 。

从经济增长动力看，出口和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火车头。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年来第一次超过投资。

与此同时，我国2010年的CPI增长率为3.3%。单从这一数据看似乎能说明从2009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连续收缩货币流动性的举措开始见效。尤其是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于全球同行平均水平，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要警惕可能由此造成的打击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
[2] 。

有人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我国GDP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经济学界认可。因为要知道，即使是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组织的PPP研究也认为，用购买力平价核算经济总量至少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种研究、探索性质。比较各国购买力平价的工作非常复杂，所以这种结果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当真。

至于说媒体报道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如果按照人均水平比较，我国人均GDP还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更不用说，我国的GDP质量不高，表现在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许多重大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单位GDP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消耗量高。更不用说，如果按照人均GDP计算，2009年我国人均GDP为3650美元，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41.8%，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3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仅排名在第125位
[3] 。

关于这一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可谓是最权威的了。他说，2010年我国GDP规模虽然跃居世界第二，但从综合因素看，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任重而道远。

例如，2009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38.1%、27.8%、34.1%。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高，第二产业比重仅相当于美国工业化初期即1870年至1910年的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则大大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不是看经济总量而是看其他一些重要指标如就业结构等，我国与美国的差距要整整相差100年。并且从城镇化水平来看，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6%，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70%以上的水平，而且还低于全球50.3%的平均水平。

一般认为，从GDP增长幅度看，如果实际GDP年增长幅度在10%以上，那么由于原材料、劳动力供应等方面的短缺，这些投入要素价格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就势必会上升，从而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工工资的发展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速度。

研究表明，在目前我国这种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当GDP年增长速度达到10%时，农民工就成为一种稀缺要素，工资呈上涨趋势；反过来，当GDP年增长速度回落到10%以下时，农民工工资就会出现下调，甚至出现大量农民工失业回家的情形
[4] 。

而决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仅仅是国内因素，还与全球经济形势有关。例如当全球经济萧条引发外部需求动力不足，尤其是当我国最重要的两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欧美经济体发生萧条时，就一定会降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导致GDP和CPI双双回落。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候虽然CPI回落了，可是却因为GDP也回落了并且回落过快而不受欢迎，甚至是要极力避免的。

[1] 《中国经济年报：GDP增10.3%、CPI涨3.3%》，2011年1月21日重庆商报。下同。

[2] 2011年4月21日我国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2010年以来的第10次、2011年内的第4次。由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上升到20.5%的历史最高点。

[3] 马建堂：《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2011年3月17日人民日报。下同。

[4] 程伟力、谭凇：《采取综合措施缓解通胀压力》，2007年9月4日中国证券报。

GDP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GDP与CPI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具体地说是，GDP增长速度快，表明经济形势好、职工收入高；而这又会增强消费品购买力，从而拉动CPI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实践中很难进行测算。归根到底，这还是与市场上的货币流动性大小有关。也就是说，要进行这种测算，主要依据应当是考察货币流动性规模。

谈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读者自然会联想到最能反映全社会总体价格水平变化的价格指数：GDP平减指数。具体是，先用当期物价来计算出社会总产出（名义GDP）；然后再以某一基期为时点，计算出实际GDP；最后用名义GDP除以实际GDP，减去1，得到GDP平减指数。

GDP平减指数反映的是社会总产出角度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幅度。由于这个指标具有全面性和广泛性，所以它并不像CPI那样在不同年份中悬殊过大。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都是用它来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只是因为它的时效性差，所以我国并不公布这个指标；但读者可以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景气月报、统计公报等资料很容易就计算出来。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当然是对CPI衡量通货膨胀比较熟悉。尤其是统计部门和一些专家，特别偏爱用CPI来表示通货膨胀，因为这个数据比用GDP平减指数衡量通货膨胀要低得多。

既然如此，接下来就看看GDP和CPI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CPI全年同比上涨3.3%，其中城市上涨3.2%、农村上涨3.6%。分季度看，2010年的CPI上涨速度是越来越快，一季度为2.2%，二季度为2.9%，三季度为3.5%，四季度为4.7%
[1] 。但公众并不认可这样的数据，认为这样的CPI低估了我国实际通货膨胀；而专家则不认可公众的感觉，认为这是食品类价格上涨过快造成的“错觉”。从具体数据看，我国物价上涨总水平中60%是吃的东西，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吃，所以对食品价格上涨印象特别深，最终导致对价格上涨有这么大的反应。

更严重的是，这种价格上涨趋势在2011年还将有增无减，通货膨胀压力很大。而说到这一点，就又与GDP有关了。

具体地说是：2009年我国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连续推出一系列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导致市场上货币流动性泛滥，直接推动了通货膨胀。所以说，我国在2009年、2010年因此累积起来的推动物价上涨的货币条件比较丰富，由于这种翘尾巴因素对2011年造成的CPI影响因素估计在2.6个百分点左右。再加上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成本上升因素，2011年CPI走高不能掉以轻心。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把2011年的CPI控制目标确定在4%左右的原因。

虽然2011年初CPI还没有这么高，但容易看到，这种回落仅仅是间接性的，是2010年末调控政策下货币投放量受全年额度约束减少的影响。进入2011年后，随着年初开始启用新的一年信贷额度，投资增速又会再度起来，从而推动CPI向上攀升。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通货膨胀将会贯穿2011年全年，并至少会继续延续到2012年。只有政府适当放缓GDP增长速度，才会因此减少信贷规模投放，从而釜底抽薪式地降低通货膨胀率。

具体地说，政府这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
[2] ：

一是继续保持目前这种过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其结果是短期内GDP增长速度仍然可以保持在10%以上，可是从中期来看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会再次超过预期；然后，就很可能是不得不采取大幅度紧缩政策，突然地大量削减投资项目，在更大范围内实施价格控制。不用说，这是一种屡犯屡错、屡错屡犯的做法，应当竭力避免。

二是立刻采取措施进行严格的宏观调控，尤其是要严格控制今后几个月内的新增贷款、新开工项目，迅速提高利率水平，争取在2011年上半年就把GDP环比增长速度降到8%左右，确保下半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左右。容易看出，为了追求中期宏观经济稳定，短期内必须忍受经济调整痛苦，这样才能使GDP和CPI产生更好、更合理的联动。

从过去的经验看，我国政府在处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一般会偏向于治理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个预定目标内，目的是为了稳定民心。

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3] 但显而易见，如果这种通货膨胀治理不是从控制货币超发的源头上抓起，将会十分困难。

[1] 《中国经济年报：GDP增10.3%、CPI涨3.3%》，2011年1月21日重庆商报。下同。

[2] 雪婷、华艳：《业内预计GDP增速将下行，控通胀仍是最大挑战》，2011年1月20日新浪财经。

[3] 戎明迈、沈琦：《专家解读温总理答记者问，反通胀以放慢GDP增速为代价？》，2008年3月19日南方都市报。

第36节　适当放宽资本流出标准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不仅要在国内兴风作浪，而且还一定会在国际间游窜。一个简单道理是，资本有流入就必定会有流出。适当放宽资本流出标准，有助于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所谓资本流出，是指那些资产性权益包括货币、债券、股权等从国内流向国外，从而形成你未来对国外的某种索取权。通俗地说就是，总体上看国内的钱是流向国外的，相当于归还给国外或借给国外的。

这里的资本，不是传统意义机器、设备、厂房等在生产经营中给企业带来资金流入的东西，而是指国际交往中的某种权益。换句话说，如果你这个国家拥有未来对国外的某种索取权，你就是在进行“资本输出”或“资本流出”，否则就叫“资本输入”或“资本流入”。

资本流出有助于抑制国内通胀

虽然说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力很复杂，但总体上看，资本流出还是会有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道理很简单，国际资本在国内同样体现为一种货币资本，资本流出的必然结果是会在国内减少资本流动性，从而起到收缩货币流通规模的作用。

2010年12月13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我国今后在资本管制上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应当鼓励个人和企业持有外币，或者使用外币去国外购买资产
[1] 。不用说，无论个人、企业持有外币或去国外购物，实际上都是一种资本“流出”行为，能够部分地防止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利的。

从抑制通货膨胀角度看，一方面是国内专家呼吁适当放宽资本流出标准；另一方面是，资本流动本身也具有自身流动规律，当它看到获利前景不明朗时，自己会跑出去，奔向获利更高的地区和领域。

例如，2011年初全球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高企、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再加上通货紧缩政策升温，这些因素交叉在一起，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趋势很明显。仅仅从通货膨胀因素的角度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本身也在促使资本外流。

据美国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2011年2月2日披露的数据，此前一个星期内新兴市场股票型基金净流出资金高达70.2亿美元，是过去3年内的最大规模。其中，印度股票型基金资金流出额为2.07亿美元，是2010年6月以来的最大规模；中国内地股票型基金流失资金4.55亿美元，是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规模；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股票型基金在这个星期内的资金流出额为13.16亿美元，是连续第10个星期的净流出。相反，发达市场国家股票型基金则在继续吸引资金流入
[2] 。

这种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必然会反映在股市上。2011年1月1日到2月9日，衡量发达市场股市表现的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世界指数累计涨幅4.86%。其中美国道琼斯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5.72%、5.03%、5.13%，而全球新兴市场指数则是下跌3.57%，金砖四国指数下跌5.15%。关于这一点，我国股民可以说感同身受。这一迹象就多少能说明一点问题。

而实际上，这一趋势从2010年第四季度就开始了。一方面是这些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走高、资产价格估值偏高；另一方面是市场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转好。不用说，全球资本流动一定会看到这一点，然后调整自己的主攻方向。

专家认为，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从201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各新型经济体国家就纷纷收缩货币政策，同时开始“宏观审慎”地抑制资本大量流入，鼓励资本流出，以避免资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预计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以帮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实现软着陆。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资本流出也确实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釜底抽薪式的。有鉴于此，我国应当适当放宽资本流出标准，适当鼓励资本流出。

有人会说，能够让这些国际游资随随便便在我国炒一把（赚了一票）就走吗？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其实不合逻辑。

一方面，国际资本中的游资进入我国，确实是想来赚钱的。但这只是“单相思”。想赚钱是一回事，最终能不能赚到钱是另一回事。即使它们在你这里能赚到钱，也说明“有本事”，你“眼红”也没用。另一方面，国际资本中的游资进入我国迟早是要走的，你不让它流出，还想怎么样呢？它们在你这里只是“过路客”，归根到底并不属于你。

至于国际游资的这种炒作在推动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可谓有目共睹。过去它们在你这里炒作，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我国的通货膨胀；现在放它们出去，也到其它地方去炒一把（当然，实际上炒不炒，由它们去决定）。虽然表面上看这会轮番推动全球性通货膨胀，但总比一直“驻扎”在你这里、推动我国的通货膨胀危险性要小吧？

据报道，由于国际资本流向发达国家市场，这些发达国家2011年初确实已经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迹象。

例如，情况最严重的是英国。英国2011年1月CPI达4%，是政府控制目标上限的2倍，也是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点。分析表明，英国CPI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粮食和能源价格走高，和我国比较相似。再看美国，2011年1月美国CPI上涨1.6%，虽然只是比上个月增加0.1个百分点，但这个增长速度已经是半年来最快的了
[3] 。

分析表明，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普遍走高，正是因为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向美国等国回流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际资本的流进流出是会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所以能看到，英国、美国等已经开始启动货币紧缩政策，同时辅之以加息政策，以回收货币流动性。

[1] 樊纲：《放宽资本流出和人民币适当升值以应对通胀》，2010年12月14日中国经济网。

[2] 吴心韬：《通胀成最大担忧，资金加速流出新兴市场》，2011年2月11日中国证券报。下同。

[3] 杨可瞻：《发达国家通胀催生紧缩预期，热钱撤离新兴经济体恐愈演愈烈》，2011年2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

不必夸大资本流出风险

过去，我国曾经多次提出过“防止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口号。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仍然是这样认为的。

究其原因在于，当时我国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还没有经历过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冲击，所以对此感到担忧和害怕。

一些专家认为，从其它新兴经济国家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看到，当时的资本流入与美元贬值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因为美元贬值，所以这些国际游资便纷纷投奔中国来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如果有朝一日这些资本要想外逃，就一定说明它们已经“捞到了一票”，通俗地说就是“过把瘾就死”的这把“瘾”已经过到了，剩下的就该是我国经济“倒霉”了。

其实，这只是一种猜测，一种主观臆想。即使这种猜测不是没道理，并且可以引用一大堆历史教训来佐证，也不是就应该这样悲观的。

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既然国际热钱从国外进来，那么总有一天要流出国门，不可能永远留在我国，我国也并不希望它一直留在这里。就像客人来了早晚要回去一样，在你这里住几天是正常的，但不可能一直住下去。又俗话说“借债还钱”，迟早总是要还的。

资本流出受很多因素影响，从我国来看，受国内经济增长和美元走势的影响较大。但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关系都十分复杂。

例如，本书前面多次提出，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在于货币超发，而我国货币超发的原因之一在于外汇储备过大。单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角度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国际收支顺逆差情况如何。

即使从国际上看，非直接投资资本的净流动也总是国际收支变化的主导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我国国际收支总的来看是顺差，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资本流入的基本因素就确立了；如果总的来看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总的看资本流出的基本因素就确立了。

但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在估算非直接投资净资本流动时，通常的做法是按照月度来公布外汇储备变化的，从中剔除贸易和直接投资造成的流入流出，从中估算出所谓的“不可解释的资本流动”或“非直接投资净资本流动”。可是这样一来，又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
[1] ：

一是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量变动，受汇率和资产市值变动影响很大。也就是说，面对数额庞大的外汇储备，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不断变动（总的趋势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升值），所以这时候外汇储备数量的增加，并不就意味着实际上的跨境资本流动，容易造成假象。

二是外汇储备中持有大量的国外债券，而债券的主要收益是利息，可是这种利息收入并不是每个月均衡入账的。这种不均衡，就必然会造成外汇储备数额的变动。可是这种变动与跨境资本流动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当期有没有利息入账、入账数额多少造成的。

三是从一个国家来看，资本流出包括对外投资和借贷行为有些能反映国家意志，体现的是国家政策；有些只是民间行为，这种民间行为一般表现为短期资本流动，但也有少量是带有战略意义的对外金融交易（如石油信贷、投资等），情况很复杂。

四是外汇储备贸易和直接投资数据公布有相当长的时滞，至少是一个月。这就是说，当你看到公布出来的数据时，时间实际上已经过去了至少一个月，这些数据已经无法反映最新实际变化。

话已至此，那么究竟怎样来估算资本流出规模呢？主要办法有二：

一是剔除市值变动、利息收入影响后的量化指标。在我国，就是根据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月度报告中对外净资产的数据，剔除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

二是只有当预期中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大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利差，资本流出才会存在套利空间。这是从货币价格方面来进行估算的。

[1] 彭文生：《资本流出的担忧不应夸大》，2009年4月2日财经网。

第37节　适当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我国经济在追赶世界强国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升值，这是国际经验一再证明了的；同时，汇率升值又必然会减少中央银行由此发行的货币，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人民币汇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不升值，就通涨
[1] 。

具体地说是，在一个经济水平较低、人均GDP向发达国家追赶的国家中，本国货币必然会逐步升值，这是历史规律；如果中央银行强行禁止这种升值，就必须多发货币，从外来投资者和出口企业手中回收外汇。不用说，这种货币发行必然会推动国内通货膨胀。

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允许货币升值，就不用发行这么多货币去购买流入国内的外汇，同时还会由于汇率升值，企业可以从国外进口到更多的商品；国内资源供给增加了，也会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如果汇率保持不变，这时候实际汇率的上升会交给市场自由调节，但其前提是投资自由。也就是说，国内市场对所有国民和企业都应当是放开的，没有门槛，也没有过多审批限制。

对照我国现实，显而易见的是投资自由还远远达不到，更谈不上全面放开实业投资了。正因如此，很多企业从外贸出口中赚到外汇后，不得不投向房地产、股票市场，这是推动我国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剩下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人民币升值。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来抑制国内通货膨胀。

也许有人会说，人民币升值后如果不能启动内需，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堪设想。

确实如此，但这时候要想启动内需并不难。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要能建立起一个覆盖全社会、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启动内需将变得十分容易。群众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他就变得敢花钱了。

通货膨胀和汇率之间的关系

初看起来，通货膨胀好像和汇率没什么关系，只是和外汇、资本流入有关。然而要知道，外汇收入、资本流入规模必然会涉及到汇率。这样看来，汇率的高低就和外资流入规模大小直接相关了。而不用说，外资在我国的规模大小必定会涉及货币流动性规模，从而影响通货膨胀。

具体地说，这是我国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决定的。我国实行的是银行结汇制，个人和企业得到的外国货币，唯一用途就是卖给中央银行，为此中央银行必须付给这些个人和企业等额的人民币。不用说这些人民币的来源只能是发行货币，而这些人民币从中央银行付出后，必然要进入流通渠道。虽然这种体制的目标是想稳定汇率，但中央银行为此不得不被动收购外汇，把它作为国家外汇储备。

从规模看，我国的外汇储备2000年1月末还只有0.16万亿美元，2011年6月已经上升到3.20万亿美元，正好20倍。与此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与狭义货币之比，也从当时的23%上升到76%。

这就是说，由于外汇占款增加，直接导致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不断扩大；随着国外净资产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外汇占款占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比重上升，国外净资产增长对我国基础货币增长所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流动性泛滥，这种流动性泛滥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外贸顺差过大。于是，为了配合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就只好“凭空”发行相应数量的人民币来投放国内市场，这样又必然会导致货币流动性泛滥进一步加剧。

所以，如果外贸顺差过大、压不下来或者不敢让它压下来，那么仅仅从抑制通货膨胀角度看，适当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是会在客观上对抑制通货膨胀有所帮助的。

研究表明，在我国货币流动性泛滥中，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这样一来，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加快，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减轻基础货币被动投入压力、缓解这种流动性过剩，从而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继续恶化的效果。

换句话说就是，尽管我国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使得我国面临通货膨胀压力，但由于我国的货币扩张主要是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所以可以通过适当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来加以控制
[2] 。

[1] 王自力：《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原因与治理》，2008年第2期（总第140期）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 王自力：《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原因与治理》，2008年第2期（总第140期）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扭曲了的汇率政策弊大于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看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被低估了。而不用说，扭曲了的汇率政策对进出口贸易双方都是不利甚至有害的。

那么，我国是不是也意识到这一点了呢？经济学界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不会听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涨过快，这是中国政府一再表明了的立场。为什么？原因在于我国内需严重不足，必须依赖出口型经济来提振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了外贸顺差，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十分堪忧。

可是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会内需严重不足呢？实际上这又涉及到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两极分化”，二是“国富民穷”。

换句话说，由于我国的贫富差别加大，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多数穷人想消费却没有钱消费，中间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来支撑消费需求；与此同时，财富分配更多地集中到政府手里，所以你能看到，政府有钱大规模投资，动不动就是几万亿元，可是普通百姓拥有少量储蓄根本不敢创业，最能想到的就是买房置业，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房价上涨飞快的主要原因。

而实际上，这就和上面所说的我国汇率政策扭曲有关了。

现在的问题是，汇率政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扭曲呢？从具体数据看，我国从2005年7月21日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到2007年末，一年半内的外汇储备就从0.711万亿美元增加到1.5282万亿美元，增长114%。与此同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则从8.2765上升到7.3046，升值11.74%。换句话说，由于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少减少了0.7942万亿元，相当于这个时期我国基础货币投放量的30%
[1] 。

要知道，30%可不是个小数目。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在我国货币流动性收缩方面的能力非常强大。从发展趋势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还将继续上升，也因此可以预测，在抑制我国货币流动性泛滥方面的作用还会进一步增加，非常有助于减轻我国未来通货膨胀压力。

汇率的根本实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价值，从经济学理论看这种劳动价值不该有区别。也就是说，中国工人的劳动价值和国外其他国家工人的劳动价值应该是一样的，但现在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打比方说，就好比有个外星人到地球上来，看到地球上有两颗果树，一颗在中国，一颗在欧洲。他想问地球人买水果吃。地球人说，这没问题，但你首先要确定到那里去买？我们的水果都是一块钱一个。外星人说，那我就买欧洲人的水果吧。于是，他付出1欧元，买了一只水果
[2] 。

这时地球人给他出主意说，其实你根本没必要这样，也就是说，根本不用花钱就能买到水果的。外星人不解，地球人告诉他说：你先到中国人那里去借一只水果，卖给欧洲人，换取1欧元；再拿这1欧元去中国买10只水果，还掉原来借的那一只，你就可以白得9只苹果，然后再到欧洲人那里去卖钱……就这样，中国的苹果将会被你买光！

外星人说，这不可能，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啊？既然这样，那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把苹果拿到欧洲去卖呢？

地球人说，这是因为中国有关方面规定，“10人民币元=1欧元”，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规定“10只中国苹果=1只欧洲苹果”。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只要能出口赚取外汇就是胜利，至于说这种出口要消耗国内多少资源，则不会过多地去考虑。所以中国人的商品出口只求赚取外汇的速度要快，根本不考虑是不是赚钱；因为他们只要赚取了外汇，就可以拿到中国去继续组织货源卖给欧洲，然后赚取更多的外汇。

外星人说，怪不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呢？可是中国人赚这么多外汇干什么用呢？

地球人说，什么用也没有，他们根本不敢花。因为如果他们把这个钱花在国外，原来卖掉10只苹果的钱现在只能买1只苹果，不合算；如果把这些钱换成人民币在国内买苹果，也不行，因为国内已经没有苹果了，都出口到欧洲去了，国内只看到人民币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所以通货膨胀越来越高。

外星人说，这就麻烦了。

地球人说，中国没有一个人懂经济，所以就请欧洲人来给他们讲课。欧洲人大肆夸赞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好，人民币汇率就这样行了，不能升值，否则中国的农业要“倒霉”。可是殊不知，中国农民仅仅靠种田和打工就可以自给自足了，所以整个中国都在听这个欧洲人讲话。

外星人说，我明白了，所以中国的外汇只能放在家里。中国人原来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出口到国外，就是为了换回一大堆外汇，只是这种代价也太大了，15万亿元的东西只换回1.5万亿元外汇。而且美元还在那里不断贬值，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说到这里，王自力提醒大家说，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货币，所以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货币幻觉，以为货币就是财富。而其实呢，货币并不是真实的财富，只是一种符号。作为一种虚拟财富，货币一旦脱离真正的财富，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1] 王自力：《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原因与治理》，2008年第2期（总第140期）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 王自力：《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原因与治理》，2008年第2期（总第140期）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下同。

第38节　重点增加资源类资产配置

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源类资产价格的上涨速度最快，所以可以通过重点增加这类资产配置来抵御通货膨胀。除此以外，通过发放“全民红包”让全体国民“利益共享”也是一条捷径。

通货膨胀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财富再分配。要想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很重要的秘诀之一，是要拥有价格上升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率的现实财富，即大家通常所说的能够“保值增值”的东西。为此，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非常有必要提高资源类资产配置比重。

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从个人角度笑傲通货膨胀。

现实财富胜过虚拟财富

财富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财富，一种是虚拟财富。不用说，泛泛而言，“现实”的总会胜过“虚拟”的，这就是所谓的“现实惠”。

什么叫虚拟财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大家平时津津乐道的以货币计价的GDP，就是一种最典型的虚拟财富。由于这是“虚拟”而不是“现实”的财富，所以大家看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虽然我国的GDP增长速度很快，可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换句话说，它们从这种GDP增长中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可以说什么也没得到，相反却是经济高增长、日子越过越紧
[1] 。

所以，当大家看到原来可以用于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财富正在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发达国家，换取它们印刷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实在得不偿失。因为你付出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收回的不过是不断贬值的货币。换句话说，你是在用真实的财富换取虚拟财富！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对外贸易该做的吗？其实，真正的外贸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外贸，是指拿本国多余的真实财富，去换取本国短缺的真实财富。这里强调两点：一是本国要有多余的财富才能出口，如果本身资源都很紧张，当然也就谈不上出口、不应该出口了；二是因为这里出口的是真实财富，所以换取的也应该是真实财富，而不是虚拟财富。如果这种虚拟财富不能转化为真实财富，再多也没用！

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肉烂在锅里”。只有“烂在锅里”的肉才能算是“肉”。如果“锅里”没有肉，只有肉的“符号”，那又算是怎么一回事呢？换句话说，如果你拥有一大把肉的“符号”，却硬是换不回真实的“肉”来放在锅里烧，这“符号”还有什么意思吗？

我国的外汇储备数额为什么这么大？归根到底还是人民币汇率过低造成的。人民币汇率过低，全世界都认为中国的产品便宜，从而引发全球消费者对中国资源的大抢购，这样就大大加剧了我国的外贸顺差。

从具体数据看，我国的外贸顺差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00亿美元，短短几年间就增加到2010年的1831亿美元！

可是这么多外贸顺差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上面所说的，可谓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可以设想两种结果：一是出口国耗尽了所有资源，最后不得不无疾而终；二是进口国贸易赤字过高，出口国不愿意再出口到这些国家去，不了了之。

所以，专家的建议是，人民币汇率应该大幅度升值，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国国内资源的廉价外流；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又可以更多地进口国外商品、遏止国际热钱进入我国大肆炒作。

可以说，这是从国家层面来考虑的资源类资产配置途径。对于读者个人来说，道理也一样：现实财富胜过虚拟财富，只有拥有并提高资源类资产在家庭资产中的配置比例，才能有效战胜通货膨胀。

[1] 王自力：《中国通货膨胀：特征、原因与治理》，2008年第2期（总第140期）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下同。

全民红包是最现实的资源共享

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增加资源类资产配置比重的前提条件是，你要具有资源类资产。如果资源类资产全都被政府掌握在手里，你又到那里去配置呢？所以，在国家、政府、个人三者利益的分配中，逐步提高个人现实财富的比重，是帮助国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战胜通货膨胀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全民领红包是一种务实办法。

俗话说：“物价长头发，工资长眉毛。”意思是说，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长幅度再也赶不上物价上涨，他们在社会财富中的占有比例是不断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全民红包”举措虽然人人有份，但显而易见的是，同样的补助金额对穷人的帮助作用会更大。

“全民红包”在国外早已有之。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就建议我国政府发放“全民消费券”，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全民红包”。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建议政府发放“全民红包”，每人1000元，从此“全民红包”概念引入我国
[1] 。

不用说，“全民红包”在我国只有少数地区得到实行，因为大家普遍担心这种货币发行是不是又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而实际上，与国外的类似举措相比，我国发放“全民红包”是很有必要的。与其他每推出一项经济刺激计划都会产生一连串腐败行为相比，发放“全民红包”的中间环节最少、效果最直接，多多少少能够削弱一些社会贫富差别。

在这方面，蒙古的做法最值得推崇。1991年5月31日，蒙古立法机构通过《财产私有化法》，除铁路、航空、矿山工业等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其他比例高达44%的国有固定资产全部通过“投资产权证书”途径，免费发放给全体国民，通过这种方式把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给每一位公民，一步到位实现私有化
[2] 。就是依靠这种方式，蒙古的人均GDP从1989年的600美元增加到1600美元，与我国差不多
[3] 。

2010年蒙古政府又决定，在两年内通过现金和非现金方式向全体国民发放150万图格里克福利，相当于每人8300多元人民币。然后，又多次给每位公民发放现金，实现国家矿产资源收益全民共享的承诺。

2011年3月31日蒙古政府决定，所有国民都可以分得该国第一大优质煤矿塔温陶勒盖矿536股股票的红利。上述红股股利占该煤矿股票总数的10%，即15亿股，全国近280万国民人人可以免费得到。至于究竟能分多少现金，则要等到该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才能得知。不用说，这实际上就是以股份形式向全体国民发放的红包。

那么，蒙古为什么热衷于这种“全民分红”呢？原来，蒙古国内的贫富差距非常大，一方面是少数富裕阶层过着奢侈豪华生活，另一方面是有大量的国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蒙古政府公布的数据，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数比例有30%，而蒙古国内媒体认为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一；如果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这个比例为70%。

所以，蒙古迫切希望通过这种“全民分红”方式，一步到位缩小贫富差距。因为既然原来的贫富差距无法缩小，那么通过平均向全体国民发放红利，就成了迅速提高中低收入人群财产水平的重要途径。

而现在蒙古就从这里入手，把正在开发中的探明储量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全球第一大煤矿，拿出10%比例分配给全体国民。外界分析认为，蒙古此举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就实现人均GDP远远超过我国。

说到这里，读者自然会问：我国能不能也像蒙古这样给全体国民发股票呢？完全可以。例如，我国完全可以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每年实现的利润中，划拨一部分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该基金每年的利润拿出来直接分给每个国民，而不是上交财政，或被少数机构或部门垄断，这样才能体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4] 。

我国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我国完全可以学习美国阿拉斯加州、英国的做法，把166家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利润的50%作为这个基金的本金，然后每年把基金投资收益的50%拿出来作为对全体国民的分红。

而实际上，这种实践在我国农村早就开始了，这就是“社区股份合作制”，通过把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拿出来作为“局部社会分红”。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公有资产比例高，所以更具备实现社会分红制度的条件，而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在税收上做出过于复杂的设计。

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相比之下，我国给全体国民发放消费券不如发放现金，发放现金不如发放股票
[5] 。众所周知，盲目投资在我国相当严重，早知道这样，就不如把这钱直接分给全体国民。

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是采取这种做法，把国有企业的股票分给老百姓，顺便也把国有企业的许多“坏毛病”改掉的。

道理很简单，这些国有企业的股票分给全体国民后，这时候的上市公司就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性质了，它必须对股东负责。上市公司再也不用看政府的脸色行事了，用不着依靠政府力量靠垄断生存下去。而这时候的政府呢也省心多了，不用顾虑这个顾虑那个，也不用任命董事长、总经理，只要一门心思做好法律监督就行了。

这种做法在东欧实行得比较普遍。至于有人担心这种分配恐怕很难操作，其实不然。因为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号码，凭身份证号码平均分配股数，在电脑时代的今天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一旦每个人账上都有免费分得的股票，就再也不是土地、企业等资产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想消费也消费不起来了。

有了上述两个应付通货膨胀最有效的工具，百姓就能从这种资源类资产价格上涨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庄华毅：《面对通胀压力，全民红包仍是选项》，2010年12月28日红网。

[2] 霍文：《蒙古国首次以股份形式向全民分红》，2011年3月31日人民网。下同。

[3] 段宇宏、周宇：《蒙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身》，2010年11月19日凤凰周刊。

[4] 石磊、郭宇宽：《一份提案引发分红讨论》，2008年3月5日南都周刊。下同。

[5] 谢国忠：《发消费券不如给老百姓发股票》，2009年1月21日金羊网。

第39节　分享资产价格上涨收益

通货膨胀意味着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其中尤其以资源类资产价格上涨速度最快。所以，及时投资并介入资源类资产，就会轻而易举地分享到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直至获利颇丰。

通货膨胀背景下资产尤其是资源类资产的价格上涨速度最快，所以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可以也应当从这种资产价格上涨中分享收益。从个人角度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战胜通货膨胀。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首先要提高这种资产配置比重，才能看到明显效果。

在各种家庭资产中，最熟悉的是这几年价格上涨最大的房地产。在适合个人和家庭抵御通货膨胀的方案中，买房是最受欢迎的，应当作为抵御通货膨胀的首选方法之一。

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我国第12个五年规划要“调结构”，并且重点提到要深化资源品价格改革
[1]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我国将会进一步加大在资源领域的改革力度，这种加大改革力度必定会增强通货膨胀压力。

换句话说就是，大家要做好忍受更高通货膨胀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怎么办？应付办法之一就是“先下手为强”，顺应资源结构调整步伐提前介入资源类资产投资，从中分享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资源类资产是最主要的现实财富

有经验的企业和个人，都会在通货膨胀高企时增加资源类资产配置比重。例如，从事实业的黄广生平时就特别关注大宗商品尤其与自己企业生产有关的原材料价格。每当市场行情出现变化时，他都会咨询专业人士，然后结合自己的判断，作出投资选择和策略调整。2009年末，他就大量储备了本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如棕榈油、天然橡胶、生产模具用的石墨等。这些原材料使用周期长，囤积下来不用担心变质
[2] 。

不用说，同样是通货膨胀，其性质和表现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配置资产类资源时应当有所侧重。在黄广生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通货膨胀主要是价格“闯关”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引起的，90年代那次通货膨胀则主要是经济过热和信贷膨胀引起的，最近几年来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货币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所以，如果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大家都缺少资金，当时是“现金为王”的话；那么2009年就是“信心为王”了。随着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这时候最稀缺的是资源，所以现在又转向了“资源为王”。也就是说，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从抵御通货膨胀角度看，买什么都不如买资源。

那么，什么是资源呢？不同时代对资源的定义也不同，关键是要能识别这个特定时代的资源类资产究竟是什么。

例如，我国清朝时候实行的是银本位制，银子既是一种货币，也是一种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本身是不产银子的，需要进口。而要进口银子，就要拿东西去换。拿什么去换呢，当然就是我国特有的丝绸、茶叶等资源了。伴随着源源不断的资源出口，银子从墨西哥经西班牙进入我国。可是，这种资源出口多了国外的银子就不够了，就出问题了。大约到1780年左右，西班牙就没有银子买我国的丝绸、茶叶了；随后英国的银子也不够了，所以就动歪脑筋对我国出口鸦片来平衡贸易
[3] 。

后来禁烟英雄林则徐分析说，就是因为英国人把鸦片卖给中国才导致中国贫穷的。而实际上呢，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输入鸦片导致了银子流失，引发了货币制度失效。也就是说，是清朝的货币制度不对造成的。如果换一种制度，不是以金银为本位，中国就不必为了进口银子而出口资源，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鸦片侵入了。

所以说，虽然金银本位制在全球实行了好多年，但这种制度对出产金银的国家是有利的；而不出产金银的国家要想得到它，就必须输出资源。这表明金银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因为只有资源才能和资源相交换。

推而广之，凡是在今天期货市场上能够作为期货交易的资源，也都是可以作为本位制的。也就是说，都可以把它当作资源类产品。要想战胜通货膨胀、分享资产价格上涨收益，就可以首先从这里面找，首先从期货市场上的这些品种看作是最主要的现实财富。

话说回来。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最熟悉的资源还是煤炭、石油、大宗农产品等。

以股票投资者熟悉的煤炭股为例。在面临通货膨胀时，投资煤炭股等资源类股票，有助于从中分享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这种获利回报率会高于股市大盘的平均回报率。

历史数据表明，温和通货膨胀阶段资源类板块的股票总能明显跑赢股市大盘。例如在1973年、1974年、1979年全球石油危机期间，日本和美国的资源类股票在恶性通货膨胀发生前都给了投资者超额收益。在我国，2006年、2007年股市也在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率高企的背景下走出了一波大行情。尤其是2006年7月到2007年9月期间，股市中的采掘板块收益率超过沪深股市300指数103%
[4] 。

而从2011年的情况看，由于全社会对通货膨胀预期仍然较高，所以煤炭资源作为上游资源类产品，价格向上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历史经验表明，通货膨胀时期的煤炭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走势高度相关，例如2007年至2008年间，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6。所以在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上行的背景下，会助推煤炭价格上升。

明确了这一点，投资者就可以因势利导采取适当投资策略，抓住机会介入煤炭资源类股票了。具体地说，由于通货膨胀时期焦煤价格弹性比动力煤价格弹性大，所以在通货膨胀初期最好是投资动力煤、无烟煤股票；在通货膨胀高企时，优先关注焦炭煤股票。这样的投资策略因为会踏准煤炭资源价格波动节奏，获利更丰。

顺便提请注意的是，煤炭股属于典型的周期性股票，受政策面变动影响较大，所以要特别关注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时会推出什么样的干预措施。在这其中，焦炭煤和无烟煤的市场化程度高，所受影响较小。

[1] 王莹：《我国资源领域改革势必加大通胀压力，难题考验管理层》，2010年10月22日新京报。

[2] 王雪吟、张志峰等：《抗通胀：别为赢一时而输一世，10招让你不赌也赢》，2009年7月24日钱经。

[3] 周年洋等整理：《张五常在南开的讲座：中国青年为本位的金融制度》，2002年4月30日天下研究生。下同。

[4] 吴玥、潘晟：《各大理财渠道比较，2011年谁将跑赢CPI》，2011年1月25日上海金融报。下同。

房地产和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快

在百姓心目中，房地产投资是这些年来应付通货膨胀的最佳项目之一。通过投资房地产，从中分享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可谓获利颇丰。

普通百姓投资房地产有两大原因，一是看到这几年房地产价格上涨最快，没有什么比投资这个更好的了。例如，2005年本书作者听一位来自北京市通州区的朋友说，当时那里的商品房价格只有每平方米3000元，可是仅仅5年后的2010年末再一打听，新盘开价已经没有在2万以下的了。这就是说，当地的房价在五年内上涨了6倍！

第二条原因是，普通百姓除了投资房地产，几乎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投资方式。所以你能听到百姓私下在议论：如果有了钱一定要“再买套房子”。至于买下来干什么？是投资还是自住，很可能还没考虑好。

不要轻易责怪老百姓“盲目”，更没有理由说他们“势利”。

现实就是这样。当其他投资渠道太少、投资回报率不稳定时，把有限的钱用来购置不动产，往往就是最恰当的投资方式。至少在面对通货膨胀时，能够抵御通货膨胀一阵子。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虽说这几年投资房地产是抵御通货膨胀的首选方式，但大家同样可以看到，周边有太多的人并没有买房。

这除了个人见解、认识不同外，还与能力有关。简单地说，适合买房自住或投资的消费者，必须同时具备资金实力和还贷能力。否则，你想买也买不起、买了也还不起。

买房有各种各样的买法，从抵御通货膨胀角度看，当然要选择投资回报最丰厚的策略，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投资门面房还是住宅、买在什么地段，主要标准应该看获利率大小；如果是买下后用于出租，就是要看租赁回报率大小。其次是看变现能力，说穿了就是如果你想卖出去，是不是能在短时间内变成现金。

有鉴于此，如果你的资金不多、需要主要通过贷款购买房地产用于投资的，这时候就应当理性对待、量力而行了，免得到时候因为出现意外断供而被银行逼供、拍卖导致财产损失，甚至造成个人破产。

所以，当有人说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快是因为“老百姓的钱太多了”，感到实在很好笑。

初看起来，“那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借家里的钱都要买房，为什么？因为今年不买，明年会更贵”
[1] ，从而推高了房价；而实际上呢，这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是因为房价上涨太快才导致百姓哪怕借钱也要买房的。

除了房地产以外，大宗农产品也是一种常见的资源商品，并且这两者之间在价格上涨上有着许多相似地方。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学生郭永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一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研究后发现，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总体上变化趋势一致，短期上存在波动性相互影响，长期看两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性
[2] 。

而实际上，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根据供求关系理论，收入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在农产品产出不能及时跟上并适应市场需求时，价格就必然会上升，从而带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工业品价格一起上升；根据名义价格理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又会导致农产品名义价格上升，显而易见，这就直接带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这在实践中也是可以得到具体验证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同样不能颠倒因果关系，即是通货膨胀拉动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了通货膨胀，这就是粮食价格的“超调”假设理论
[3] 。

[1] 《招行行长：房价上涨是因为老百姓钱太多了》，2011年3月8日新快报。

[2] 郭永俊：《农产品价格与通货膨胀率动态关系探讨》，2009年8月价格月刊。

[3] 卢锋、彭凯翔：《中国粮价与通货膨胀关系（1987—1999）》，2002年第4期经济学（季刊）。

第40节　政府让利保障低收入人群

任何社会都有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在通货膨胀面前无法维持原有生活水准。尤其是在我国财政收入比重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这就需要政府压缩开支、伸出援手，关注民生了。

单从数据上看，这几年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增速并不低，每年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八九；可与此相比，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快，每年增长百分之二三十
[1] 。不用说，整个国民收入包括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包括企业）收入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增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向政府倾斜。

正因如此，现在的政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以帮助他们应付通货膨胀、保证生活水准下降得过快。

政府让利于民，初看起来政府“吃亏”了，其实不然。这和商品经营中的“薄利多销”原则是一样的，“薄利”“多销”最终还是商家占便宜，因为它能赢得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利润，更别说融洽双方关系了。

无论从这几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看，还是从政府的财力保障看，现在都已经到了政府让利于民尤其是重点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关键时候了。

政府让利会造成双赢局面

政府让利并不就意味着政府“吃亏”，相反往往会形成双赢局面。

不用说，政府的“利”与国有经济比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粗略地说，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占100%，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中的所有“利”都是政府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政府让利”就是要降低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凡是民间和私营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国有经济要尽可能地从中退出。

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如果过高，普通百姓从中得到的好处就很少。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把1980年时全球70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占GDP比重按照五等分划分，结果发现，1980年到2003年间，这些国有经济比重最小的国家，即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最高，具体数据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长1%，国民消费会增长0.96%；相反，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组国家这个数据只有0.83
[2] 。

国民消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劳动收入，二是资产收入。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国家之所以“消费不起来”，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股权等最大的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土地、股权等资产增值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国民收入，当然也就无法转化成现实购买力了。

政府让利于民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在GDP这块总蛋糕中，政府得到的部分多了，百姓分配的部分就必然减少。政府纳税过多既不利于国富民强，也会影响拉动内需。

例如，通过对全球30多个国家的政府支出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在1995年到2007年间，政府支出增长的国家中工人平均工资年增长速度只有3%不到，低于GDP年增长速度1.2%；相反，在政府支出减少的国家中，工人的平均工资年增长速度高达6%，并且还超出GDP增长速度0.8%。我国的数据是，最近四五年来，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二到三倍。1995年到2007年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我国财政收入累计增长6.7倍，可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农民纯收入更是只有增长1.2倍，差距显而易见
[3] 。

如果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相当于3.3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相当于1.5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说明改革开放后的“小政府”努力初见成效；可是到了2009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相当于3.9亿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财政收入只是指预算内财政收入，并没有包括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土地销售所得收入在内，否则这个数字还要更加庞大。

这里为什么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依据比较呢？因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相比较高，如果以农民纯收入为依据比较，那就更是“没法比”啦。例如，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近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13.8亿个农民的全年纯收入。不要说我国没有这么多农民，就是全体国民的数量还没这么多。这本身就说明政府的规模是多么庞大，“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的离谱”。

所以说，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越来越低。这与美国恰好相反——在过去的60年内，美国政府开支占GDP比重一直是在下降的；反过来，民间消费比重却一直在上升。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数据，我国1998年的财政收入为9875.95亿元，2008年财政收入为61330.35亿元，增长5.21倍；1998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为5425.1元，2008年为15780.8元，增长1.91倍；1998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平均值2162.0元，2008年为4760.6元，增长1.20倍；1998年GDP总额84402.3亿元，2008年300670.0亿元，增长2.56倍
[4] 。

容易看出，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相当于后者的2倍；而GDP增速又大大高于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值增速只有GDP增速的0.75倍，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平均增速更是只有GDP增速的0.47倍！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从社会攫取的财富占GDP份额在逐年上升，而百姓收入占GDP的份额却在逐年下降。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

所以能看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解决居民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民生问题的比重高达60%，可是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只有20%
[5] 。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掌握的财政收入越多，居民收入就越少，社会贫富差别就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美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8年任期内不仅摆脱了长达10年的经济“滞胀”，并且还使美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为今天美国在全球的老大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仅仅从通货膨胀来看，1981年他上台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0%以上、银行利率20%，而在他1989年离任时通货膨胀率已经恢复到3%。

在里根采取的诸多措施中，政府减税是很重要的一项，以至于出现了一门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的“里根经济学”——“小政府、低税收、少干预”。例如，美国的税率从1980年的70%下降到1982年的28%，虽然联邦政府因此减少了收入，但却因为让利于民，民众有了更强的购买力，从而大大刺激了经济增长，失业率从11.3%下降到6%以下
[6] 。

[1] 蔡继明：《提高居民收入需要政府让利》，2010年12月13日深圳商报。

[2] 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

[3] 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4]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网站。

[5] 蔡继明：《提高居民收入需要政府让利》，2010年12月13日深圳商报。

[6] 《里根：降低税率刺激经济》，2008年10月27日南国早报。

政府让利主要是减少政府主导

政府让利怎么让？办法多种多样，在我国主要是减少政府主导。

在我国各种重要经济文稿中，经常会出现“政府主导”这个词。在许多人看来，政府主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甚至还是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秘密武器，甚至称为“有史以来人类最好的制度”。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的。例如在我国，偏爱通过中央银行采用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作为货币调控主打工具。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不但与汇率压住利率的政策有关，还是政府主导投资与信贷行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因为在政府主导下，货币发行是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行政审批的，所以我国的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表面上看已经大幅度下降，可是这种统计范围仅仅局限于进入财政预算的投资项目；如果包括财政预算外的国有企业投资在内，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1] 。

国有企业投资算不算政府投资，各国有所不同。从我国的情况看，国有企业投资虽然不算是政府投资，可是却比政府投资更自由，它完全可以因此避免通过人大审议的程序，更具有隐蔽性。

例如，我国京沪高速铁路的票价分为两种，其中北京到上海的直达列车票价是根据全程直达运输来测算的，具体地说是铁路企业根据铁路建设成本、运行成本来测算的
[2] 。初看起来，这种定价方法只是“企业”行为，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这里的“企业”因为政企不分，实际上就是国家铁道部自己，这算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呢？

展开一点来说，我国的高速铁路从原来的时速200公里以下提高到350公里，线路长度从10万公里增加到12万公里，从京沪高铁到遍布全国四横四纵、总里程1.6万公里的全球最大高铁网络，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的“建设成本与营运成本”，是凭什么在一个人均GDP排名全球100位以后的国家得到通过的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不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我国又是凭什么去争这个全球龙头老大地位的呢？

所以看出，这样的企业投资虽然并没有列入政府投资范畴，实际上仍然属于政府投资；也因如此，高铁票价的制定依据也不可能是市场，而是“猜测”。这种投资决策与最终结果之间没有责任关联，即使“猜测”错了也不需要决策者负责。例如，自从北京到天津的城际铁路2008年8月开通后，第一年的客流量就只有1800万人次，大大低于预期的3000多万人次，而这还是在铁道部停开了这条线上所有动车组后才实现的。一方面是票价高导致客流量减少；另一方面是，春运期间全国有大批农民工骑摩托车千里迢迢回家过年，难道说这样的投资是合理的吗？

不用说，这些数额庞大的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必定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通货膨胀水平。只有减少这种“政府主导”行为，才能更好地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更好地调节市场经济，更好地抑制通货膨胀。

[1] 周其仁：《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十七》，2010年4月4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2] 刘乐：《京沪高铁即将开通，铁道部部长称比民航票价便宜》，2011年3月27日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第41节　别对价格干预抱太大希望

价格干预由于扭曲了价格变动的自身规律，所以这种措施哪怕是有效的也只能是临时的、短期的，不能过于迷恋。经验表明，历次行政干预都不可能解决通货膨胀，只会适得其反。

在通货膨胀背景下，人们往往寄希望于政府出台价格干预政策。可是这种价格干预究竟能起多大的效果呢？不知道，也不容乐观，更不能寄予厚望，直至把抑制通货膨胀的“宝”全都押在这上面。

在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以市场为基础决定价格、配置资源已经成为各方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无论针对什么样的价格管制，都一定要慎重使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等非常规手段。

因为归根到底，既然是“非常规”手段，就一定会违背价格运动规律。更不用说，许多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推出远远不够慎重，只是一种“临事抱佛脚”。所以，推出这种措施很难收到实效。

例如，前几年我国北方冬季大白菜价格上涨过快，所以政府出台条例限制大白菜价格。可是这样一来，菜贩进价高、售价低，不能从中赚钱，所以全都不卖白菜了，结果反而使得因为市场紧缺价格直线上升。类似这样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令人奇怪的是，不要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即使原来的“伤疤”还没好就已经“忘了疼”——明知推出这样的价格干预无法取得实效，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台干预措施，这就很令人怀疑决策者的动机和水平了。

价格干预并没有触及通货膨胀本质

之所以说不能对价格干预抱太大希望，主要原因在于价格干预并没能消除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即货币流动性泛滥。既然不能从源头上消除通货膨胀，那么这种干预措施充其量就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

要想从源头上控制通货膨胀，唯一的办法是尽快收紧货币。在这个问题上越是动摇，将来越被动。如果决策者总是担心国际热线涌入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等一系列问题，在目前我国应对策略不多的背景下，就一定要头脑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热线和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相比，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在这方面，采取“有选择性”的加息手段是一条好办法。例如韩国就是这样，一方面提高利息，把货币流动性关在银行里；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加息增加中小企业和百姓个人的成本负担，在加息的同时，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仍然保持不变，从而体现利率政策的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
[1] 。

在通货膨胀面前，政府迟迟不愿退出“家长”角色来干预价格，是需要十分警惕的。2010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重申“米袋子”实行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实行市长负责制。虽然推出这样的举措其初衷是维护民生，但可以想到的是，一旦“米袋子”和“菜蓝子”与地方官员政绩挂钩，那么控制通货膨胀就会演变成政治任务，最终必然导致地方政府会首选最快捷的方法来控制物价。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干预属于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调节，会严重压制合理涨价需求；一旦干预期满，价格必定会迎来报复性上涨
[2] 。

例如，根据这一会议精神，福州市强行规定大白菜价格只能是每斤1.3元，上海青1.5元，空心菜1元，豆芽菜1元。而昆明市则对米线、面条、饵丝等大众餐饮食品，以及粮食、食用油、肉、蛋、牛奶、散装米线等居民生活必需品，通通实行最高限价；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必须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并且提价需提前10个工作日向“发改委”申报，未经批准不得提价；达到一定规模的销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制度，调价时间必须在价格调整前48小时内。

这种简单粗暴的价格干预，把本来应该交给市场调节的活动重新收归政府，可是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这种资源最优配置，所以能够想到的是，其干预效果必然会适得其反、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手中掌握了过多的资源配置特权，又会造成更多的腐败。不用说，这种过度干预还会大大提高行政成本。

这种举措在一些中央部委时常可以看到。最典型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做好2011年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中所提出的“2011年产运需衔接中，年度重点电煤合同价格维持上年水平不变，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涨价。”容易看到，实际上这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限价保护措施，必将对煤炭和电力及其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产生不良影响。

实践证明，过去的类似干预效果十分不理想。例如2008年1月，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就在较大范围内实行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求“成品粮及粮食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牛奶、鸡蛋、液化石油气6种重要商品须进行提价申报（或）调价备案”，一直持续到年末才解除。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在这限价的11个月里，前6个月的CPI一直在7%以上；后5个月的CPI走低也不是这种限价的“功劳”，而是因为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升级导致我国GDP增长速度迅速下降，从而带动了CPI的下跌。解除限价措施的12月，我国CPI已经下跌到1.2%，两个月后更是下跌到负1.6%，通货膨胀很快变成通货紧缩。

所以说，过早、过多地迷信使用行政干预措施，反而有可能恶化通货膨胀局势，这可以在2009年的通货紧缩中得到有力证明。因为它根本没有触及造成通货膨胀的本质，所以注定不会取得什么效果。

[1] 马光远：《在房价和物价上玩“跷跷板”很危险》，2010年11月19日东方早报。

[2] 谢九：《大政府的崛起与瘦身》，2010年12月24日三联生活周刊。下同。

价格干预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甚至捅马蜂窝

价格干预不能从源头上消除通货膨胀，所以这种方法充其量只能起到暂时效果；甚至有时候连暂时效果也谈不上，相反却会引火烧身，使得不同类别的商品价格轮番上涨，从而推动通货膨胀向更高层次发展。

例如，目前百姓最担心的是相关部门会不会为了缓解物价上涨、疏导货币流动性，悄然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知道，在通货膨胀预期下，投资者最先想到的就是购买价格上涨幅度最快的房地产，以此来分享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抵御通货膨胀。

这时候，如果政府放松对房地产价格管制，理论上可以很自然地把货币流动性引导到房地产投资上来；但应当看到的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与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相比，完全是“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如果想要通过放松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控来抑制通货膨胀，是不会取得实际效果的。并且还可以断定，在这个问题上玩跷跷板，注定很危险
[1] 。

因为众所周知，如果货币发行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那么发生通货膨胀就是必然的。以我国为例，2009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为9.1%，可是用来衡量购买力指标的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却高达27.7%。这么多的货币在社会上流通，必然会导致价格上涨
[2] 。如果不从货币流动性上做文章，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难解决问题。

在我国，这种物价上涨首先会从资产价格上涨开始。可以想到的是，这时候政府一定会采取措施严格控制资产价格上涨；而这样一来，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从资产转移到消费品上。从2010年我国对房地产市场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策看，资金流动正是循着这一轨迹流入消费品市场的，表现为“炒完黄豆炒苹果”，最终导致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

所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抑制通货膨胀趋势的关键是减少货币供给，而当务之急是通过加息手段来回笼资金。

华人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2010年我国大蒜、绿豆等小宗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结果导致国务院出面，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把这些产品价格管制起来，不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并且还会让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感到很难理解
[3] 。

归根到底，这些农产品虽然也是CPI的组成部分，它们的价格上涨会拉动CPI，影响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但它们并不涉及国家粮食安全。这就是老百姓所理解的，这些小宗农产品几天不吃也没关系。而现在政府大张旗鼓地出面干预，实际上就会造成一种价格扭曲，其结果必然是限制农民种植农产品的选择空间，保护了城市居民利益却侵犯了农村种植户权益，扩大了城乡贫富差别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加剧社会矛盾。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相反，而不是为了抑制物价而限制涨价。

除此以外，政府出台价格干预，有时候很容易被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如果是这样，这种价格干预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就不但值得怀疑，而且会带来一系列负面作用。

例如，2010年10月25日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声令下，柴油和汽油的价格便从第二天凌晨起就要开始涨价。这种价格干预措施的出台，使得前后两天各加油站的的境况大不相同：25日驾驶员还要排长队才能加到油，因为这时候的柴油限量供应已经实行了一个星期，所以一边排队一边苦苦哀求加油站能给自己多加一点油；26日提高价格后，加油站一下子就变得冷冷清清
[4] 。

当时的背景是，自从三个月以前的6月1日国内汽油、柴油价格调整以来油价一直未变，以至于7月22日至28日国际原油价格一连四天下跌了4%，政府仍然没有出台价格下调决定，市场普遍认为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已经“形同虚设”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水电价格的上调使得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大企业再也坐不住了。它们的价格上涨要求因为没有得到批准，所以就推出限量供油政策，有的加油站甚至干脆停止供油，直等26日凌晨油价上调后再恢复供应汽油、柴油。

容易看出，这时候究竟是价格干预导致了油价上涨，还是油价逼涨导致价格干预，不是一清二楚吗？这种价格干预怎么可能有效果呢？

而接下来，石油价格的上涨必定会引发其他一系列下游企业和百姓生活成本的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所以说，即使硬性规定不许汽油、柴油涨价，也至多是把问题暂时掩盖起来而并没有真正解决。什么时候允许涨价了，就会捅开价格轮番上涨的马蜂窝。

[1] 马光远：《在房价和物价上玩“跷跷板”很危险》，2010年11月19日东方早报。

[2] 刘中盛：《吴敬琏：货币供应增速远超GDP，价格必定上涨》，2010年11月5日腾讯财经。下同。

[3] 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

[4] 我为人人：《柴油涨价后开仓供油，霸王逼宫戏曲终人散》，2010年10月26日齐鲁网。下同。

第42节　加息对抑制通胀作用有限

一般认为，加息会减少银行存款负利率，锁定存款规模、减少货币流动性。但这种效果与货币流动性泛滥相比可谓微不足道；相反，加息也可能会因为利差扩大招致国际热钱进入。

众所周知，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流动性过于充足；而货币流动性充足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率过低，利率过低导致贷款需求过大，贷款需求过大必然会引发货币供应量增长——当利率水平低于通货膨胀率时，资金的实际使用成本是负，又有谁不希望贷到款呢？

所以，就有人推测说，治理通货膨胀只要不断加息、把资金关在银行的笼子里就可以减少货币供应量了。

而实际上，加息作为对货币价格的一种干预，确实可以使得资金的利息收入和使用成本同步上涨，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货币流动性。但这种作用不能高估。

就在一般人看到利息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时，很少有人看到这种加息对抑制金融自由造成的危害。例如，加息会因此抑制劳动者提高收入，从而使得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不用说，只有当个人收入水平超过通货膨胀率时，这种通货膨胀才能在你面前不用过于担忧，至少对你来说是这样。

加息对收缩货币流动性有点作用

提高利率水平对抑制通货膨胀肯定是有效的，但效果有限。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流动性泛滥问题。

一般认为，加息会吸引资金回笼、锁住银行存款规模，减轻实际成本利率为负、减弱银行储蓄流失的动机。这方面确实能起到一定效果，而这也正是中央银行所考虑的地方。但这种效果如果和货币市场上到处泛滥的流动性相比，实在是不值得一提。

更何况，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过快造成的，加息对食品供给冲击导致的物价上涨起不到多大作用。举例说，谁能说加息能够使得猪肉价格一定回落呢？这方面谁也想不出太大的理由来。即使真的能发挥一点作用，这种传递机制也相当漫长、微弱。所以，当食品类价格上涨速度过快导致通货膨胀时，这种加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很小。

尤其是在我国，制度原因决定了我国政策利率（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相当小；并且，银行贷款利率本身也是有相当大的浮动空间的。所以，小幅度的加息并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加息对锁住银行存款规模会起一定作用，除此以外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应该很小很小。

据说1988年我国通货膨胀高企时，政府曾派出重量级智囊去香港，向台湾财经界人士请教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对方说，大幅度提高利率就行。可是我方说，我们也这样做了，好像并“不管用”。对方说，那是因为加息不到位；加息到位了，自然也就有用了
[1] 。

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加息的作用在于，随着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同样的货币，其购买力会相应降低。这时如果能通过提高利率水平把一部分货币游动性关在银行的笼子里，给它们一点利息，就能让它们稍安毋躁，暂时不要出来捣乱，当然就会减少货币流动性，至少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

但加息必然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主要有两种，一是付出的利息，利息就意味着成本。利率提高了，企业的财务费用（贷款利息）就大大增加，企业是不是承受得了，政府必须考虑。如果企业承受不了，导致减员、关门，就会带来通货膨胀以外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利率提高后会大大拉开我国与欧美国家的利率差距，从而使得国际游资纷纷进入我国坐享利差。

尤其是后一点，问题相对更严重。因为这些游资进入我国后，会更加加剧我国的货币流动性，推动通货膨胀进一步走高。所以从这一点看，提高利率也是有利有弊的，并不是说利息加“到位”就行了。而实际上不要说在我国，就是在全球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很少有加息加“到位”的，更谈不上加息到位了“就行了”的神话。

加息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可以从全球各国金融自由度中得到验证。因为加息本身就体现为一种金融管制。

通过对全球30多个国家的金融自由度研究发现，1995年到2007年间金融自由度最大的国家，劳动者工资增长速度最快，年平均增长速度近6%；而金融管制没什么变化或者不断加强的国家，劳动者工资增长速度最慢，并且增速低于所在国GDP速度。这似乎也能印证我国现实：我国的金融自由度不够（主要表现为国有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基本垄断各种金融业务，民间金融是禁止的），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慢
[2] 。

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在于，金融自由度提高后，不仅对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有利，也会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存款不足的年轻人克服困难，提供创业、住房改善条件等。即使是最早引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让美国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等赚足了钱，但如果不是这些金融机构放贷，就会有太多太多的贫困家庭根本无力购买住房；再怎么说，这些人的购房成本也会大大增加的。

从中容易看出，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哪怕是次级贷款这种金融创新工具。举个例子来说，这几年我国商品房价格上涨非常快，如果不能办理按揭贷款，其中大部分购房者都无法一圆住房梦；虽然住房按揭需要付出数额不小的利息支出（这部分利息支出摇身一变就成了贷款银行的业务收入），但无疑购房者从这种房价上涨中得到的好处更多。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即使负债也要购买商品房的原因。

有鉴于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应当慎重考虑加息措施。例如，雷曼兄弟控股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就认为，从前瞻性角度（中期通货膨胀角度）看，当连续几个月CPI超过3%时，中央银行并不一定要急于采取加息措施。因为利率政策有一种时滞效应，所以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在针对中期通货膨胀走势时，一般都会推行这种利率政策，即不一定马上就加息的
[3] 。

[1] 周其仁：《“伊拉克蜜枣”与治理通胀》，2011年2月9日经济观察报。

[2] 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

[3] 孙明春：《加息并非当前必需之举》，2007年7月20日中国证券报。

加息对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很有限

根据上面所述可以得知，加息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很有限，不能期望过高。对此，同样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得到证实。

北京市第五中学学生罗一丹，在辅导老师刘来福、李维军的支持下，从一个中学生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我国的通货膨胀。这份实证研究于2008年获得第28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1] 。

该研究首先对CPI各组成部分建立数学模型，讨论各种成分对当时CPI指数总体上涨的贡献，然后引出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并且通过模型计算，得出2007年各月我国通货膨胀指数。在此基础上，作者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通过调节银行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在西方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国家非常有效，可是在我国效果不明显。罗一丹绘制的我国2007年各月CPI指数和一年期存款利率调整关系图。

从中容易看出，虽然许多人认为，银行不断调整存贷款利率目的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也就是说，随着银行存款利率的不断提高，理论上会有效减轻货币流通量，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可是从上图中能够明显看出，即使银行存款利率提高很多，CPI指数依然居高不下，并且还在不断攀升。这就能很好地表明，银行存贷款利率调整只是对通货膨胀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并不会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决定性作用。

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这两者之间的拟合度就比较好。下图是英国10年来的CPI指数与银行存贷款利率调整走势图，容易看出，两者之间的走势基本相近。

这就是说，在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等，由于银行利率与CPI指数走势基本一致，所以读者可以简单地用利率调整幅度和趋势来判定通货膨胀大小及其走势；可是这一点在我国却行不通。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CPI指数结构、权重有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很好地反映通货膨胀实际程度，从而使得利率调整这种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作用。

[1] 罗一丹：《食品涨价从猪肉开始——从CPI看通货膨胀》，2008年3月中小学生创新杂志。下同。

第43节　资产配置首选股票投资

在大宗商品、黄金、楼市、股市这四大投资渠道中，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股票投资的入市门槛最低。所以，每当出现通货膨胀预期时，适当增加股票类资产配置比重很有必要。

这里的资产配置是从家庭和个人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从家庭和个人角度来看，应付通货膨胀的最佳办法是把股票投资作为首选。

虽然本书前面提到，应付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是增加资源类资产配置。但毫无疑问，资源类资产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实物型，一种是证券型。也就是说，提高资源类资产配置你既可以购买实物，也可以购买证券（如股票）。举例说，如果这种资源类资产是煤炭，那么你既可以购置煤炭实物，也可以通过购买煤炭股来间接实现对煤炭的投资。

不用说，购买煤炭股要比实际投资煤炭方便、快捷得多，变现能力更强。如果你想卖掉某只煤炭股，这是很方便的事；可是如果想卖掉一车煤炭，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而实质上，它们都是同一种资源。

股市能够有效吸纳货币流动性

一般认为，在出现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大宗商品、黄金、楼市、股市是百姓投资的“四大金刚”。延伸开来就是说，这时候大宗商品、黄金、楼市、股市投资既能给投资者带来获利回报、战胜通货膨胀，同时也是吸纳资金流动性的主渠道。

具体分析这“四大金刚”可以发现，大宗商品和期货投资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是陌生的，也是不方便投资的；楼市价位居高不下，尤其是政府调控措施不断推出，将来的价格走向实在难以看清，并且投资门槛也高，吓退了一部分投资者；黄金投资虽然众望所归，但在投资者的追捧下价格一路走高，投资风险已经呈现，颇有些“高处不胜寒”的意味。相比之下，还是投资股票来得方便、快捷、门槛低。

放眼全球，股市同样是全球各国抵御通货膨胀最流行、最便利的工具。虽然各国股市运作方式不尽相同，但普遍呈现这样一条共性：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股市实际收益率与通货膨胀水平会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两者之间呈现出的是正相关关系。

与此同时，如果从股市板块运动规律看，当通货膨胀有所抬头的时候，有色金属、煤炭等资源类股票特别受关注；而到了经济逐步走向繁荣、通货膨胀处于温和的时候，各行各业都会有比较好的业绩表现，其中尤其是金融、地产等板块表现更为突出；当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时，这时候的投资机会将会逐步退缩到那些与CPI关系不大的行业上来，如科技创新、医药类板块。

根据这一规律，投资者既容易找到获利率较高的投资渠道，又能比较方便地看到股市是怎样吸纳资金流动性的。

从通货膨胀角度看，股市在吸纳货币流动性方面的作用可谓非常大。可以说，政府开设股票市场（当然不仅仅是股票市场，还包括其它证券市场），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吸纳货币流动性，甚至政府一度还把它作为治理通货膨胀、减少市场流动性的主要筹码来看待。

确实，股市上涨对缓解货币流动性的作用不可低估。

尤其是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股市的先天性不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所以股市越上涨对资金介入的吸引力越大。例如从2005年股市最低点算起，沪深A股总流通市值两年间（到2007年10月）就从0.8万亿元增加到8.9万亿元，也就是说，期间一共吸纳了8.1万亿元资金
[1] ！

在这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互动：一方面是，股市上涨有助于更多优秀企业进入股市，这些企业进入股市后能有效解决后期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从具体数据看，美国企业通过股市直接融资的比例达70%至90%，我国目前还不到20%，可以说未来的潜力很大。另一方面，股市上涨能够让投资者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不用说，这就不仅仅是增加投资者收入这么简单了，还可以上升到促进社会和谐的政治高度来认识。

所以不管怎么说，股市上涨对各方来说都有益，可谓皆大欢喜。相反，如果股市下跌或萎靡不振、阻碍这种资金流入，就会不可避免地把全社会的货币流动性推向其它领域，尤其是房地产领域和农产品炒作领域，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从这个角度看，让股市温和、缓慢地上涨，是真正的众望所归。

其实不仅是股市，其他投资渠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在通货膨胀面前，最有效的对策就是投资。只有投资取得的回报超过通货膨胀，才谈得上资产保值增值。当然，在具体选择投资渠道时，要参考投资者的性格、时间尤其是风险承受能力：风险承受能力中等的投资者，可以选择股票投资；承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创业板、期货投资、房地产投资、黄金投资、艺术品投资等；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适合选择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债券等。

需要指出的是，股市走势往往具有超前性，房地产投资也是如此。所以要求投资者具有前瞻性，如果随波逐流，就有可能造成亏损，至少是无法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可是话说回来，与黄金投资、艺术品投资相比，股票投资又是最适合普通投资者的。

[1] 谢百三、吴秀波：《警惕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2007年第11期价格理论与实践。

股市收益率有可能战胜通货膨胀

资产配置首选股票投资，主要是看中股票投资带来的收益率有可能战胜通货膨胀。之所以说“有可能”，是说我国股市中流行着“一赚、三平、六亏损”的口诀。意思是说，股市收益率能够超越通货膨胀是就总体而言的，具体到每个投资者来说，要看个人的投资时机和诀窍，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赚钱，甚至不能保证多数参与者赚钱。

但从长期看，真正能够战胜通货膨胀的投资方式其实是很少的，股票投资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个人资产配置就更应当以股票投资为主，这是被实践一再证明了的。

例如，在《第一财经日报》和东航金融联袂主办的“中国金融投资2009～2010期货实盘精英晋级赛”上，投资者郑加华一共开设4个账户，本金2915万元，在为期一年的赛期中平均收益率高达227%。其中，一个用他实名开设的账户本金50万元，年收益率603%；另外三个以志愿者身份报名的账户，最低收益率也有125%。如果不是因为以志愿者身份参赛的账户只参与排名、不能领取奖金，他的四个账户共可获得200万元总奖金中的大部分，而不是现在的40多万。

他的投资秘诀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长线交易。他认为，这是衡量投资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具体地说就是：一要基本面亮丽、明确，二要用K线形态来验证基本面，三要从市场氛围看什么样的股票在涨，多看少动、做趋势，然后从总体上把握大势
[1] 。

2010年11月，《证券时报》以“通胀背景下的资产配置”为主题开展专题调查，在1027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您会重点配置以下哪一类资产来对抗通胀”时，比例从高到低的回答分别是：“股票”，57.35%；“不动产”，13.34%；“黄金”，12.07%；“基金”，5.16%；“债券”，2.63%，“艺术品（含玉石等）”，1.27%；还有8.18%的人回答“说不清”
[2] 。

读者如果联想到进行这份调查时公布的相关数据即2010年9月我国CPI指数达3.6%，2010年前三季度同比涨幅2.9%，远远高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了。

在大多数投资者眼里，选择股票、黄金、不动产等作为家庭投资重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通货膨胀，虽然这时候的黄金和不动产价格已经上升好几个台阶。相比之下，读者对债券投资的兴趣不大，就可能与加息预期较高有关；而选择艺术品投资比例更小，这可能是大多数人不具备艺术品投资经验造成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与一些人认为“物价上涨时应该抢购商品”（即本书后面要谈到的“海囤”）不同，这些问卷在回答“如果预期某一类商品价格（如食用油）会上涨，您会考虑提前多买一些吗”时，64.95%的人回答“不会”，只有27.07%的人回答“会”，还有7.98%的人回答“说不清”。这可能就与问卷调查对象的年龄、职业有关了。

从调查问卷看，具体到股票投资来说，选择投资“有色金属”类股票的投资者比例高达30.28%，“医药”类股票22.78%，“煤炭”类股票16.65%，“商业零售”类股票10.91%，“食品饮料”类股票8.57%，还有10.81%的投资者选择“其他”类股票。

容易看出，问卷调查中选择“有色金属”和“煤炭”类股票的投资者比例高达46.93%，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在投资者眼里，资源类股票在抵御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已经受到公认；其次，选择“医药”类股票的比例也很高，相反选择“食品饮料”的比例却很低，这与问卷调查时市场上酒类等商品价格的强势反应形成强烈对比。

除此以外，考虑到股市运行规律等特点，在出现全球性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医药、酿酒食品、商业连锁等股票板块会轮流走强。虽然这些股票的估值已经随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走高，但显而易见的是，接下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依然会继续支撑这些板块进一步走高，从而成为投资者抵御通货膨胀的选择对象。

在这其中，由于这轮通货膨胀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农产品价格增长过快，所以在股票组合中选择猪肉、粮食、棉花、番茄、黄金、商业零售等板块中的优秀股票，当会获得超越通货膨胀率的收益回报。

从国内来看是这样，从全球来看也是如此。正如2010年5月1日股神沃伦·巴菲特在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上所说，全球出现通货膨胀的威胁正在抬头、概率已经上升，从生活中的猪肉、粮食、服装等食用品情况看，它们的价格上涨幅度都已经超过CPI，所以接下来必将成为机构投资者进行炒作的选择对象。

听话听音。既然这些股票板块“必将成为”机构投资者的炒作对象，那么简单地想一想吧，如果我们散户个人能够提前介入“与狼共舞”，不是同样会取得丰厚获利回报的吗？

[1] 罗文辉：《民间期货操盘手的冠军之路》，2010年10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2] 谢祖平：《通胀背景下资产配置首选股票》，2010年11月6日证券时报。下同。

第44节　投资实物黄金随胀而涨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房地产，又害怕承担炒股风险，那么，适当配置些实物黄金来应付通货膨胀，既简单省事，又可以保值增值。请不要忘了，黄金是全球公认的“硬通货”。

面对通货膨胀，除了投资股票等虚拟资产外，各种实际资产因为“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有着另一番投资乐趣。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投资实物黄金，因为它历朝历代都有着“硬通货”之称。

所以换个角度看，从实物黄金这种硬通货的价格变动中，就能反过来衡量通货膨胀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黄金投资和楼市投资非常相近，黄金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所以自用、买卖两相宜。所不同的是，房地产投资（炒作）政府是不提倡的，而投资黄金则是政府鼓励的。所以，在国内股市波动、政府严厉打击房地产价格暴涨时，有更多的投资者转向投资黄金，是很好理解的，能够大大减少未来投资风险。

由于黄金投资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能保值增值，所以专家建议，普通投资者可以把黄金投资纳入家庭理财配置计划，但比例不要过大，一般不要超过20%。因为归根到底，投资黄金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增值，并且这是从长期来考察的，黄金变现不易。所以，如果投资比例过大，到时候就有可能会影响整个投资计划，甚至影响生活。

实在找不到好渠道就投资黄金

与投资股票相比，投资黄金对有些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但这里可以告诉你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当你实在找不到“理想”的投资渠道时，就可以考虑购买一点实物黄金。黄金不但是富豪们惯用的投资渠道，也是各国中央银行青睐的办法。顺便说一句，近两年来全球黄金价格上涨过快，主要就是各国中央银行储备黄金造成的。既然政府也在“投资”黄金，那么老百姓就更应该可以这样做了。

投资黄金更充足的理由是：从长期来看，能够战胜通货膨胀的渠道只有两条：一是股票，二是黄金。既然你担心股票投资有风险，那么购买黄金就能保证你“稳赚不赔”，并且还不用你投入太多的时间。

例如，我国1979年11月的黄金价格是每克12.5元，2010年11月是每克297元，上涨23.76倍，折算成每年的上涨幅度（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就是10.8%。要知道，2010年11月的黄金价格还不是最高点，如果以1999年12月的每克99元高点计算，这11年间的黄金价格年上涨幅度（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就是13%。

按照金融学上的72定律计算，在每年10.8%的通货膨胀下，每隔72/10.8=6.66年货币就要贬值一半。回想起2000年时，猪肉的价格是每斤5元，而2010年末已经涨到15元，10年间涨到3倍，与这6.66年货币就贬值一半的10.8%的通货膨胀率还是比较接近的。

再放远一点眼光看，1981年那时候的“万元户”算得上是富裕一族了吧，而现在家庭年收入如果只有1万元那绝对是“赤贫”阶层。这说明，无论是谁，在每年10.8%的通货膨胀面前，财富都会大大缩水，甚至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所以在2010年9月11日上海举行的财商论坛上，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理财师刘建位表示，他通过计算33年来我国的CPI数据发现，大家手里有了钱要想保值增值，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买黄金，二是买股票
[1] 。

那么，投资者购买黄金要注意什么呢？一般来说，普通百姓的投资渠道有以下四种：第一是存钱，但现在的银行存款利率比通货膨胀率低，所以你存得越多实际上贬值得越多。第二是购买国债，但国债利率同样跑不过通货膨胀，所以仍然是贬值的。从这20年来的国债收益率看，与通货膨胀相比实际上是负的1.24%。第三是购买黄金。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黄金收购价是每克48元，2009年12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牌价是每克244元，20年间上涨5倍，扣除通货膨胀后实际收益率为80%。第四是购买股票。1989年上海股市开盘时是96点，20年后的2009年末，股指上升了24倍、实际增长12倍，扣除通货膨胀每年增长50%。也就是说，你只要购买指数型基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通货膨胀。

容易看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家庭理财首先要购买保险、防范生存风险，接下来就是必须有适量的存款，如果还有余钱就应当考虑购买黄金和投资股票。要想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后者是重点。

所以你能看到，进入2011年以后，我国各地的实物黄金都被销售一空，即使你提着大笔现金也提不到货。据报道，深圳有黄金加工厂2000多家，2011年春节后就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要求大量进货。投资者刘鑫堏原来一直是投资商品房的，可是2011年初从投资黄金中尝到甜头后，就一心奔向黄金市场了。2011年春节前他投入620万元购买20公斤黄金，半个月不到市场价就超过700万元
[2] 。而从2010年我国的黄金市场看，短短一年间价格上涨了29%，超过商品房价格上涨幅度。

据中国工商银行贵金属业务部副总经理周明介绍，2010年工商银行全年黄金产品销售为15吨，可是2011年1月一个月的销量就达到5吨。从全球来看，2010年黄金总需求量也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成交量3812.2吨，金额约1500亿美元。

2005年以来，黄金投资迎来了一段“黄金时期”，每盎司价格从400多美元一直上涨到2011年8月的1600多美元，短短5年间上涨3倍。为什么会这样？归根到底就是黄金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抗通胀工具。

[1] 《物价水平超三年期定存利率，百姓身陷财富保卫战》，2010年9月27日北京晚报。

[2] 龙飞：《5000亿资金挤出楼市，国内炒客爆炒黄金》，2011年2月26日中国经营报。下同。

黄金是硬通货的观念根深蒂固

黄金价格的坚挺上扬，与我国乃至全球投资者把它作为一种“硬通货”来对待的观念息息相关。既然大家都看好它，它的价格就跌不下来。

40多岁的许敏，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通货膨胀时还年轻，不知道投资什么项目好，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积蓄不断缩水，心里十分懊恼却又无计可施。后来她学习经济学知识、关注市场变化、关注政府政策，终于憋足了劲，在2005年股市最低点时勇敢抄底，并且于2007年股市一路疯涨到最高点时离开。她的经验是：看得准、出手早、走得快。所以接下来她看着别人在股市中博杀，自己硬是对这股市怎么也看不明白，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了投资黄金和房地产上
[1] 。

2009年初她开始买入黄金，主要是实物黄金，偶尔也买一点纸黄金
[2] 。后来她发现买纸黄金没用，要买就买实物黄金。因为随着美元一路走跌和国际原油价格一路走高，黄金价格也在步步攀升。所以当时的行情从2009年4月20日左右开始，印象最深的是6月1日的价格还是每克272元，两天后就涨到278元，上涨了2.2%。

后来，黄金的价格继续攀升，许多人认为投资黄金已经“不保险”了，可是在她看来这仍然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方式。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购买实物黄金能够抵御通货膨胀，所以不必过于担心没有人追涨。而事实上，在黄金投资者中追涨非常普遍。以至于后来在我国屡屡发生实物黄金被抢购一空、需要预订的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实物黄金也有缺点，那就是变现程度低。也就是说你用钱买入黄金可以，可是要想卖出就不是那么容易，或者说就不一定值这么多钱了。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实物黄金的交易手续费高，一买一卖至少要相差10元才有利可图。举例来说，如果你是每克290元买入的实物金条，只有在价格上涨到每克300元以上时卖出才有盈利。而不要小看这10元钱，反映在黄金价格上实际上差价还是不小的。另一方面是，实物黄金的回购渠道少，你想卖不一定卖得掉。举例来说，如果你想卖给个人，显然不现实；如果要卖给金店，回购价格一般是当天牌价减去3元，并且你必须持购买发票、实物金条到原来的购买点才能变现。许多商业银行规定，只回购本行销售的金条，并且如果金条有明显损坏还不要，就是说你想卖，它也不要。

那么，这样一说是不是投资黄金就不行了呢？当然不是。因为既然是投资，追求的就首先是差价，然后才是变现能力、投资风险。

从实物黄金上面所谈到的投资特点看，更适合做长期投资；如果是中短期投资，就可以不选实物黄金，而是投资与黄金生产有关的股票、基金、存款等，或者在黄金公司参与“杠杆”炒金。

投资黄金股票、基金，投资者比较熟悉，所谓杠杆炒金，这是我国黄金市场的实际现状，意思是说，许多黄金加工厂实际上自己也是在兼营黄金投资的，除了卖金条外，也可以通过这些公司的电子交易平台来从事黄金交易，通过低吸高抛，从中获利。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相比而言，通过开设账户买卖纸黄金，成本要比买卖实物黄金小得多；并且可以24小时全天候交易，获利机会更多。所以如果你投资黄金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赚取差价，而不是真的要储备黄金，那么这时候买卖纸黄金也是合适的。

推而广之，大多数投资者买黄金都是为了保值增值，所以眼光除了实物黄金外，同样可以关注黄金期货、纸黄金、黄金“T+D”
[3] 等。

有读者会问，既然如此，那么本书前面为什么会推崇投资实物黄金呢？关键还在于投资纸黄金、黄金“T+D”等相对复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不如投资实物黄金更直截了当。

[1] 王雪吟、张志峰等：《抗通胀：别为赢一时而输一世，10招让你不赌也赢》，2009年7月24日钱经。下同。

[2] 纸黄金是一种“虚拟”黄金。投资者按照银行报价在账面上买卖，低吸高抛，赚取差价，买卖交易只记录在个人预先在银行开立的“黄金存折账户”上，不与实物黄金发生关系。

[3] 黄金T+D，是指由上海黄金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黄金T+D类似于股票T+1交易模式，即今天买进后今天不能卖出，必须等到下“一”个交易日后才能卖出。黄金T+D中的“T”是Trade（交易）的首字母，“D”是Delay（延期）的首字母。这里的D没有限制，既可以是“随时”也可以是“第二天”或“更长时间”。

第45节　投资大宗商品基金获利高

除了股票、黄金投资外，投资大宗商品是对抗通货膨胀的又一主要工具。当然，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直接采购大宗商品有诸多不便，通过投资大宗商品基金曲径通幽则简单易行。

上面提到股票、黄金投资这两种被实践一再证明其投资收益率能够超越通货膨胀的投资工具，此外还有一条耳熟能详的投资渠道，这就是大宗商品（也叫大宗产品）投资，如原油、天然橡胶、有色金属、铁矿石、煤炭、黄豆、玉米、棕榈油、小麦、棉花等等都是。

容易看出，上述大宗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是：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农副产品。对于个人来说，直接投资这些商品限于资金实力和个人经验不足很难确保盈利，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买卖。但这不要紧，投资者只要通过投资与这些大宗商品有关的各类基金，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并且要相对简单得多。

因为归根到底，这些基金都是由专家在帮你进行打理的。他们作为你的“代理人”，可以为你全盘把关。而你要做的，只是擦亮眼睛，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价位买卖合适的品种，如此而已。

当然，这话说起来简单，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注意的。并且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投资得好固然能确保盈利、战胜通货膨胀；如果投资失利，也同样是会产生亏损的。

大宗商品基金投资机会多

所谓大宗商品，是指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工农业生产和消费使用的大批量买卖的商品，它进入流通领域后并不进入零售环节。因为需求量大、销售量大，所以大宗商品在投资上具有与普通消费品不同的特点。

出现在投资渠道中的大宗商品，都是那些已经被同质化、标准化了的商品，所以才适合交易；同时，由于它们被广泛用作工业基础原材料，需求量大，所以投资前景非常可观，是真正的薄利多销。

投资者容易看到，最近一两年来在我国境内基金公司推出的产品中，大宗商品是绝对主角。除了大宗商品价格在这两年中上涨速度过快外，投资这些产品的门槛低、手续简便，也是一条主要原因。

例如，银华基金公司推出的银华抗通胀主题基金LOF，就是主要投资全球范围内的综合商品指数ETF、单个或大类商品价格ETF、通货膨胀挂勾类债券的。国联安基金公司推出的我国国内第一只跟踪大宗商品股票指数的ETF基金，标的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商品股票指数（000066）
[1] 。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新基金公司主打大宗商品投资牌，但实际上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不要一看到都是投资大宗商品，就以为差不多，从而就糊里糊涂地投资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例如，银华基金公司的抗通胀主题基金，主要投资的是全球商品指数基金，这些商品指数基金又主要要看全球大宗商品本身的表现；而国联安基金公司推出的基金，则主要是看与大宗商品有关的公司的股票表现。虽然说，大宗商品公司的股票价格与大宗商品本身密切相关，但这两者之间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存在着一定差异。

伴随着全球通货膨胀预期的升温，2010年第三季度后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纷纷暴涨。代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CRB指数2010年10月上涨4.81%，其中涨幅最大的是棉花、白糖、橡胶等软商品。

例如，纽约棉花、原糖期货价格的上涨幅度为22.92%，芝加哥玉米、大豆、小麦分别上涨17.67%、10.91%、6.41%，豆油期货价格上涨9.34%。

容易看出，这些资产都与通货膨胀概念有关。当然，不用说，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一方面是，通货膨胀的出现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速度最快；另一方面，资产价格上涨速度快又必然会推动通货膨胀节节走高。

尤其是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和其他工业基础原材料，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必然会推动生活成本的提高，对读者来说感受最深的就是食品价格上涨、服装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投资者善于投资大宗商品基金，就可以从这种价格迅速上涨中分享获利，从而抵御并最终战胜通货膨胀了。

在这方面，最简单的途径是参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或者投资参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基金。

这样做，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最大的好处一是降低资金投入，因为大多数投资者如果直接参与期货投资，资金实力方面会显得不够；二是降低了专业知识方面的要求，因为大多数投资者不具备期货交易知识；三是降低了风险承受能力，因为期货交易的投资风险会超出大多数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只能通过投资基金来降低这种风险，把它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CPI新高如何保卫钱袋子？四大利器帮您战胜通胀》，2010年11月16日理财周刊。下同。

大宗商品基金的投资技巧

投资大宗商品基金虽然与直接投资大宗商品不同，但归根到底，大宗商品基金也是投资大宗商品的。所以，先了解一下大宗商品的特点，会有助于掌握大宗商品基金的投资技巧。

简单地说，大宗商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是价格波动大

其中，除了部分商品实行的是垄断价格或计划价格、价格波动不大外，其他绝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都很大。正因如此，投资者才需要特别回避价格风险，从而改投与大宗商品有关的期货交易和基金投资。换句话说就是，正因为价格波动大，才需要利用远期价格把交易价格确定下来，便于安排生产和经营。

二是供需数量大

因为只有供应与需求量大，才便于在大范围内充分进行价格竞争，最终形成权威价格。只有供需双方广泛参加交易，才会形成期货市场交易、才会吸引基金投入。

三是便于分级和标准化

这是进行大宗商品交易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确定的分级和标准化，交易就变得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在期货交易合约中，都会事先规定交割商品的质量标准。容易看出，这些大宗商品的质量都很稳定，质量稳定是实行标准化的基本前提。

四是便于贮存、运输

因为大宗商品交易需要在远期进行交割，所以必须具备便于贮存、运输、不易变质等特点，以确保远期交割顺利进行。

了解到大宗商品本身的上述特点后，接下来就是要关注大宗商品交易方式了。不用说，大宗商品实行的是电子交易，也就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电子商务交易，而不是真的在什么有形市场上去直接买卖。

电子交易不需要租用店面和装修店面、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又因为商品都是实行的标准化，所以不用验货、分级，这样就大大简化了交易方式和交易成本。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宗商品电子交易中心”，能够把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有网上拍卖和网上配对的现货交易，又有中远期合同订货交易，投资方式还是比较灵活的。

尤其是与黄金投资相比，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管理规范》等国家法规的出台，会对交易双方的利益起保护作用。

在具体选择基金投资品种时，相对于过去发行的“老基金”有被深度套牢的可能，选择投资处于3到6个月建仓期的“新基金”就会避免这种历史负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新基金在建仓过程中会有足够的时间去捕捉热点行业，调整盈利率高、投资风险小的品种。此外，投资新基金的费用较低也是一条有利因素。

所以读者能看到，2010年末各家新基金销售特别火爆，同时，新基金推出的速度也在明显加快。这些新基金能够较好地跟随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规律，所要注意的是，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所以如果有获利应当见好就收、及时锁住获利
[1] 。

除了投资我国国内的大宗商品基金外，投资者当然也可以直接投资国外的商品指数基金，可以说这也是一条很不错的投资渠道。

因为与投资者购买与大宗商品有关的公司股票相比，直接投资商品指数这种方式，会显得更简单、更直接。究其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会直接影响这些公司的盈利水平，虽然两者之间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直接的关系，但商品指数基金投资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之间的关系还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我国投资者又如何来进行这种投资呢？这主要是
[2] ：

一方面，可以利用海外投资渠道投资商品指数基金，如香港市场上的主要品种有：巴克莱商品大王指数基金；主要追踪投资大师罗杰斯的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RICI），包括能源、金属、农产品三大类的36个品种；主要追踪路透CRB指数的领先商品ETF；施罗德农业基金、施罗德商品基金等。

另一方面，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我国国内的银行产品中的海外基金品种，参与各种商品指数基金投资。如我国境内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销售的开放式海外基金产品QDLL中，就同样可以看到施罗德商品基金、施罗德金属基金等的影子。

例如2008年渣打银行在我国推出的瑞银超额回报指数系列中的票据型产品，其中就包括农产品超额回报指数、黄金超额回报指数、原油超额回报指数三个品种，涵盖大宗商品投资主要类别。

在上述三个品种中，获利回报率最高的是黄金超额回报指数产品。不用说，这就和本书前面所提到的黄金投资从长期来看一定能够战胜通货膨胀有关了，而其它大宗产品则不能做出这样的保证。

[1] 刘一丁、朱梁：《你不理财，财就离你，现在买什么才能保值增值？》，2010

[2] 《CPI新高如何保卫钱袋子？四大利器帮您战胜通胀》，2010年11月16日理财周刊。

第46节　千方百计增加个人收入

增加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方面是政府要创造一个合理公平的制度环境，消除制度鸿沟；另一方面是个人要善于投资理财，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加班加点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面对通货膨胀，千方百计提高个人收入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只有个人收入增长速度能跑得过通货膨胀，才会显示出实际收入的增长来。如果个人收入增长速度跑不过通货膨胀，那么这种表面上的“增长”实际上增长的只是名义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千方百计增加个人收入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政府应当真正从百姓角度出发，从政治、经济、法律等角度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机制，为国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每个国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也应该从自身条件出发，量力而行尽快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力争收入增长速度能够超越通货膨胀率，“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从制度原因看增加收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同样应当看到，我国在收入和消费结构上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就必然导致从制度方面看，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在通货膨胀面前生活质量不是提高了，而是在下降，有的下降速度还很快，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以消费为例，1952年时我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约为69%，接近于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GDP71%的水平。1978年时我国民间消费占GDP比例为45%，而现在则直线下降到36%左右。

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却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上升到现在的30%。如果再加上预算外开支，就更是惊人
[1] 。

再看收入。1993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49.5%，2007年时已经下降到39.7%。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在1983年达到峰值56.5%，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内差不多下跌了20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与大家生活中的实际感受非常相似，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过去曾经在吸引外资时把劳动力价格便宜当作竞争优势，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有两位美国学者曾经对我国制造业、就业、报酬变化方面深入研究后发表论文认为，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的3%。与我国制造业工人这种低报酬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和墨西哥，但菲律宾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的6%，也就是说比中国工人高出一倍；还有一个工资较低的是墨西哥，可是墨西哥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相当于美国同行的12%，也就是说，说他们低，也要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的4倍。

所以，把这种所谓的“竞争优势”抬出来，实在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打肿脸充胖子”，客观上抑制了我国经济和购买力水平。

测算说明，1990年到2008年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速，平均每年要低3.8%，这在全球可谓是“举世无双”。

正如2007年美国劳工部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全球各国制造业中，1996年到2007年这12年间亚洲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4%，大约低于这些国家同期GDP增长速度2个百分点。同期欧洲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6%，高于这些国家同期GDP增长速度。

这就很好地说明，只有从制度方面入手，立刻消除我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逐年下降的根源，才能大大提高国民购买力。

也许有读者会问，既然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逐年下降、购买力受到压制，为什么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还会居高不下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两极分化严重。具体地说是，少数人拥有整个社会的多数财富，是他们拉动了消费品价格的上升。

那么如果进一步问，为什么亚洲国家尤其是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会大大低于GDP增速呢？从制度方面的原因看，关键是经济自由度低，限制了工人收入增长空间。

美国调查机构Freedom House研究认为，不同国家在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新闻自由等方面的开放度越高，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越GDP增长速度就越高。

具体到我国，就是因为一些垄断行业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从而造成全社会资源配置不充分、不合理，导致其他所有制企业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待遇无法得到根本提高。

而根据市场经济法则，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不应该存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区别的，所有经济类型都应该按照市场供求关系、价格进行资源配置。否则，就会因为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不够，影响劳动者收入增长空间。这就是制度方面的原因。

试想，当一些获利丰厚的行业尤其是垄断行业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时，这些私人资本还能投向哪里呢？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为了逐利，它们就只好进入更有获利空间的其他行业，如房地产、证券市场、农产品炒作，直接推动通货膨胀。而大多数产业工人因为不能进入这些获利丰厚、待遇好的垄断行业，所以只能在无法享受公平竞争氛围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中拿最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增长又怎么可能赶得上通货膨胀呢？

所以，要想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局面，只有从制度方面入手，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一碗水端平”，政府不该过多干预经济。

除此以外，低收入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退休人员，他们收入低的根源在于我国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截然不同的退休待遇“双轨制”
[2] 。

同样是共和国公民，退休待遇却要遭到如此人为歧视，太不公平。

一方面，这已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和谐。例如在人民日报、人民网2011年联合举办的大型网络调查中，94%的人认为这种“双轨制”养老待遇非常不合理，强烈要求赶快废除。另一方面，又正是因为这种人为歧视导致的贫富差距，使得全国5000多万企业退休员工长期生活在贫困底线上
[3]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立刻推翻现有不人道制度，还以公道。

[1] 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2] 同等学历、同等职称、同等职务、同等技能、同等贡献的员工，只是因为退休时单位性质不同，退休金待遇便有天壤之别。企业员工的退休金只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完全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3] 吴仁寿：《养老金“双轨制”应尽快取消》，2011年3月5日南方网。

从自身原因看增加收入

从自身原因看增加收入、战胜通货膨胀，老调重弹叫勤劳致富。

勤劳致富的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应该说，这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害人的一面。好的是，勤劳有时候确实可以“致富”——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付出，更容易获得高的劳动报酬；坏的是，这种观念与现实中的“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是不相符合的。

以前者为例。经济史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历朝历代经济最繁荣的年代是在康熙、乾隆时代以及更早的明朝时期，那时候流行的观念是“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1] 。意思是说，当时的这种经济繁荣是大家拼命干出来的。正因为那时候的人非常吃苦耐劳，并且对劳动报酬没有过多要求，所以才创造出了极大的社会财富，经济欣欣向荣。关于这一点，直到现在也能多少看出端倪来：许多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添置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而是喜欢雇佣更多工人进行操作。一方面这是因为我国工人肯吃苦，只要工资高一点，什么脏活、累活、苦活、重活、危险的活都肯干；另一方面是，企业通过比较发现人工干活与添置机器设备的成本比，费用更低、废品率更小，一句话，更合算。

以后者为例。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恰恰与我国相反。西方国家人少地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所以这就逼着他们去使用更多、更先进的机器设备，逼着他们进行产业革命。技术越发达，他们活得越轻松。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中国人追求勤劳致富，结果追求到的是“勤劳”而“不致富”；西方人追求的是技术革新，结果梦想成真，天天过“新生活”。

例如1998年的资料表明，当时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是我国制造业工人，全年工作时间2200小时；工作时间最短的是荷兰人，全年工作时间只有1350小时，差不多只有我们的60%。可是反过来，荷兰等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不但年年在增加，而且其增长速度超过他们所在国的GDP增速，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但是，我国的制造业工人却因为劳动力人数多、个人没有实力与企业进行博弈，所以为了赶追通货膨胀，就只好通过拼命加班加点来增加一点微薄收入。所以能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消费者尤其是制造业工人越来越不敢花钱。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一季度储户、银行家、企业家问卷调查表明，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包括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和储蓄存款；只有14.2%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开展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点
[2] ！现实中不难发现，“美国工人能够独自一人养活全家四五口人，而我国工人夫妻俩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
[3]

怎么办？在整个宏观背景没有较大改变的前提下，唯有通过个人创业、规划理财、增加劳动收入、尽量节省日常开支等途径，来消极应付通货膨胀。对那些工作固定、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通货膨胀的人来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多加几个班拿点加班费，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拓展一点说，加班除了可以得到一点加班费，还会有助于加强对自己本职工作的认识，有更多机会与领导交流、沟通。换句话说，除了加班费以外，或许还会对以后提升职位、提高待遇创造契机。

[1] 陈志武：《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为何不同步》，2010年12月10日经济观察报。下同。

[2] 高晨：《央行：居民消费意愿至12年最低，7成人称房价高》，2011年3月17日京华时报。

[3] 边立平：《“三高”强国？当心将国人惊出“三高”》，2010年11月1日鲁中晨报。

第47节　理财期限不宜过长

受巴菲特影响，长期投资观念在我国开始逐渐蔓延。但实践证明，投资期限可以较长，理财期限却不宜过长，尤其是在通货膨胀背景下。期限强调的是一种心态，而不一定是时间。

初看起来，“理财期限不宜过长”好像与大家耳熟能详的“长期投资”理念相违背。但实际上，无论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要看投资回报率和安全性高低，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只有当你的投资回报率超过通货膨胀率，才有资格谈得上获利，谈得上战胜通货膨胀。

旁观长期投资的最大特点，在于这种上下波动会相互抵销，从而使得大多数情况下的长期投资获利率很难超过通货膨胀率。所以能看到，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各大银行会频频推出短期理财产品，如“即买即卖”、“周末理财”、“7天理财”、“14天理财”等超短期产品，往往成为最大卖点。别小看这一点点，积少成多就能战胜通货膨胀。

尤其是半年到一年的中短期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因为其固定收益超过通货膨胀率，并且投资期限短、流动性好，能够有效规避未来市场利率上涨风险，最应该值得关注。

通货膨胀下理财期限不宜太长

之所以说理财期限不宜过长，是相对于长期投资来说，短期投资的获利回报率更容易战胜通货膨胀。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波段操作”。各种投资手段其价格波动虽然无“规律”可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可能一直下跌或一直上涨。

虽然不能说普通投资者中没有希望长期理财的，但至少政府最希望看到你的理财期限能长一些，并且越长越好。你的理财期限越长，它就越有把握“好好利用”你这笔资金，然后通过通货膨胀把它收回去。

所以你能看到，以最普通的大众理财方式银行存款为例，绝大多数都是存一年期，很少有存五年期的。这倒不是说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比五年期还高，而是说存款期限短更便于存款人到期后另做打算。

以美国为例。美国布兰蒂斯大学的George Hall和纽约大学的Thomas Sargent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1945年到1974年间推行“适度通货膨胀”政策，最终只使得美国政府的债务占GDP比例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因为政府债券收益的负实际利率。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美国政府从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好处（通货膨胀税）并不多，根据他们的研究，政府从中得到的好处，基本上是从那些持有5年或更长期限债券的人身上得到的
[1] 。究其原因在于，短期债券持有者会更快速地要求得到更高的利率水平来弥补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这种把戏在今天已经很难重复。

看看我们的周围，普通百姓的银行存款期限超过5年的几乎已经没有了。可是要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那时候，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平均期限在7年以上，而目前发行的政府债券加权平均期限是5年。

当政府发行的大量债券来自过去时，这时候利用通货膨胀来欺骗投资者的效果最好。也正因如此，只要政府在不断通过新发行的债券弥补巨额预算赤字，老百姓就有动机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的债务收益能够弥补通货膨胀。

这项研究结果就能证实，普通百姓的理财期限不宜过长；期限过长了就不容易把握，也就是说，不容易追上通货膨胀。

说到长期投资，就不能不提到股神巴菲特。因为在众人眼里，巴菲特正是长期投资的追随者，并且是通过长期投资获得丰厚回报的。

本书作者研究巴菲特多年，这方面当然并不陌生。但需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巴菲特的长期投资同样是建立在其获利率大大超过通货膨胀基础之上的；如果违背这个原则，他就决不会为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

所以，当读者在理解巴菲特的名言“当别人恐惧时，你要贪婪；当别人贪婪时，你要恐惧”，以及“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只股票10年，那么你连10分钟也不要持有它”时，就应当想到这只是强调投资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心态，而不是真的非要把手中的股票捂上10年以后才能卖；更不是说无论股票好坏买入后都要“长期”持有不可。

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因为巴菲特是全球名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目光，所以他有时候明知这只股票应当买卖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也是迫使他不得不实行“长期”投资的原因之一。

举个例子来说，从2011年公布的巴菲特控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10年12月31日持股名单中可以看出，他原来持有的美银、雀巢、耐克、Comcast、Becton Dickinson、Fiserv、Lowe's、Nalco等8只股票就都全部清仓了，只有增持富国银行一家公司股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握在手中长达3年半的美银股票，由于其股价已经大跌了三分之二、超过巴菲特一贯坚持的“二分之一止损”底线，最终也是被巴菲特割肉离场的
[2] 。这表明，无论长期短期，一切要以获利为最高准则。

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北京市海淀区有位张先生，他父亲解放前在“民生银行”（不是今天的民生银行）工作，该公司隶属于当时我国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民生公司”。他父亲在1947年用400元现大洋兑换约100英镑，购买了英国汇丰银行的股票，直到1996年去世时才告诉他有这么回事，并且叮嘱他“不可动用”
[3] 。

张先生拿这张股票去汇丰银行得知，这是一张股权证。由于1947年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买卖交易，所以2010年时市场价已经高达270万英镑，上涨了2.7万倍，63年间的平均年利率高达17.6%。按2010年当时的外汇牌价折算，大约相当于2800万元人民币。

要知道，当时的400元现大洋（袁大头，普通银元），如果按照当时的猪肉价格1块银元大约可买9到10斤猪肉折算，只不过相当于现在1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如果这些银元没有买股票，而是放到现在，总价值相当于现在的4万元人民币。即使你不是把它当货币看，而是纯粹当做白银来计算，总价值也不过5.6万元人民币，还不如现在的白银价格高。所以，这桩投资是颇具戏剧性的，这一点下面再谈。

[1] 《通胀式解药》，2010年3月11日经济学人杂志。

[2] 王雅媛：《长线投资不在于时间》，2011年2月21日香港经济日报。

[3] 吴楠：《解读复利秘密：400银元如何变身2800万》，2010年12月5日北京晚报。下同。

后通胀时期最容易产生财富英雄

炒股的投资者知道，炒股要想赚钱并不在于股票捂在手里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是不是踏准波段。如果你能踏准“最赚钱的波段”，哪怕每天进出也能赚钱，并且包赚不赔。而从整个经济发展阶段看，每当通货膨胀后期，就最容易产生这样的赚钱“波段”，最容易出现“财富大英雄”。所以要想战胜通货膨胀，关键不在于理财期限长短，而在于你能否抓住这样的波段，这是被历史实践一再证明了的。

例如上述这位张先生的父亲买入汇丰银行股票时，正是旧中国通货膨胀后期。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从经济学上看，任何通货膨胀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通货膨胀后期（后通胀时期）必定会出现经济萧条，虽然经济萧条令人讨厌，但却会提供极佳的投资良机。

除了上述这位张先生的父亲外，全球第一位亿万富翁、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当代股神巴菲特，等等，也都是在经济萧条中买到更便宜的资产最终崛起的。

请不要忘记，在通货膨胀面前分享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对于个人来说既是应对通货膨胀的不二法宝，也是挤入暴富行列的一条捷径。

以目前这次全球性通货膨胀来说，最早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2001年美国爆发“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一下子就扩大起来；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美国政府超量发行美元，从而导致全球范围内美元的流动性超过美国GDP的40倍。

美元流动性泛滥，最先进入的是股市、楼市，所以导致西方国家房地产价格全线暴涨，股市也进入了牛市。而接下来，由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很好地锁定了美元货币在全球的流动性泛滥，所以这时候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就一直这样捂着，并没有好好发作起来。

可是就在这时候，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美国金融业被自己搞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弄得焦头烂额，股市和楼市一下子不行了，所以逼迫大量资金进入商品期货市场，于是从石油、基础金属（铜，铝等）、铁矿石等资源类资产开始，逐步扩大到大豆、玉米、食用油等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推动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又因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所以也助推了我国国内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我国必须相应印发等额人民币在国内流通，这就更进一步促使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伴随着这种通货膨胀兴起，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同时，工人的工资也必须得到提高，这些又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各种因素共同起作用，通货膨胀在我国愈演愈烈。

从具体数字看，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通货膨胀面前承受的压力也最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大多处于中下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头在外”：一方面是原材料和能源都要依赖进口，甚至连粮食也需要进口；另一方面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要依赖国外市场进行销售。所以，我国的通货膨胀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制于人（别国）”的因素更大。从全球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CPI达到两位数时，发达国家的CPI一般不会超过5%。

从现在来看，我国的通货膨胀还远远没有到达顶点，但可以预计的是，通货膨胀过后必然会带来经济衰退，全世界都一样。

作为读者，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在通货膨胀后期怎样寻找机会跑过CPI。这也是2007年投资理财界开始流行的“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这句话的来历。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比赛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防止路面不平绊倒在地。也就是说，由于这时候经济逐步走向衰退，所以要特别注意投资理财风险，不要欲速不达，更不能“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但没有战胜通货膨胀，甚至连老本也赔了进去。

总而言之，要想在通货膨胀后期成为“财富大英雄”，要特别关注宏观形势走向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正确判断大势。在保持资金安全的同时，要密切关注价格已经跌到底的资产尤其是资源类资产，适时“抄个大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赢”定了。

第48节　学做“海囤”

当你听到即将涨价的消息后，超量买入所需日用消费品以节省费用支出，这种行为称为“海囤”。要想通过“海囤”战胜通货膨胀简直不可能，但减少部分损失是会的，所以值得一试。

所谓“海囤”是一个新出现的网络词语，全称是“海量囤积”，指你根据某种信息判断某种日常生活用品将要涨价，从而进行大量采购的行为。在这里，所谓大量采购的“量”并没有确切规定，但一般认为，只要超过正常周期内所需使用量，就可以算是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海囤对象主要是日常生活消耗品和消费品，如食油、大米、鸡蛋、棉被、大白菜等。如果是为了转手倒卖而囤积货物，就属于商品经营范畴了，与这里所说的不是同一概念。

海囤究竟能不能省钱？有没有必要？每个人的收入背景和性格特点不同，所以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海囤行为不是现在才有，而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只不过是通货膨胀放大了这种行为而已。并且，海囤不只我国有，全球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同样普遍存在。所以，很有必要正视这个问题。

海囤无力战胜通货膨胀，但确实可以省钱

海囤确实可以省钱，这一点无须讨论，一眼就能看出来。从逢三隔五的各种促销会、展销会、博览会上男女老少齐出动，大量采购自己所需物品，尤其是每年春节前夕的年货采购，都是最典型的海囤。

值得一提的是，每当这种活动现场的商品价格特别便宜，这在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的同时，实际上是变相增加了一些收入。

以下这一幕恐怕最典型了。2011年1月24日，在成都市新世界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四川新春年货购物节”上，当天正式亮相的“建华粮油节”上推出了优质低价的品牌大米和食用油。活动还没开始，前面就排起了长队。该项活动中优惠最大的是藤椒油，一瓶藤椒油在大型超市里要卖18元多，而在年货节上只卖14元多，当天的活动现场更是降到12元。换句话说，如果你在现场购买藤椒油，与去超市购买相比等于是打了个六七折，二瓶的价钱能买三瓶，何乐不为呢
[1] ？

一位退休阿姨一下子就买了5瓶。她说，他们老夫妻两人自己用1瓶，两个儿子家里每家给他们2瓶，拌凉菜、下面条都行，这样全家一年的用量就够了。并且她说，每年她都是这样到年货节上来采购的，仔细看看保质期，然后把一年的用量都备好，既省时又省钱。

实际上，像这位老阿姨一样想法的有不少。随着通货膨胀步步走高，不仅是老年人，就连年轻人也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谁说不是呢，居家过日子就得学会精打细算。别小看这一点，一年下来全家能省下好几千元钱；如果平时不注意，手一松，这些开支就上去了。

当然，相比之下，海囤的主要目标还是大米和食用油。因为这些粮油产品每家每户每天都离不了，所以相比而言省下的钱也更多。

除了囤购这种有形商品外，海囤其他无形商品就可能不引人注意了。而实际上，同样是囤，其省钱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

北京市一位35岁的主妇听说天然气要涨价了，就买了1500个字充进表里，加上原有的表底数就是1631个字。她想，囤了这么多字够用整一年了，可是没想到还是受到了父亲的责怪，说她太保守。后来，当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查表要求签字确认时，她无意中看到自己家确实是周围邻居中囤得最少的，同一层楼面的邻居中有的囤2700个字，有的囤3600多个字。一开始她还不以为然，可是当父亲给她算了一笔账后，她就真觉得其中的利害关系了。父亲说，你算算：现在的1500个字费用是3075元，以后每立方米价格上涨0.23元，就意味着节省345元，年收益率大大超过10%，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多了
[2] ！

一般认为，从长期来看海囤消费品不可能战胜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意味着所有商品价格都在涨，而你囤购的商品限于信息、商品性质和保管条件等，只能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但这样说，并不否认多少能节省一部分费用的作用。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听说要涨价时连卫生纸都要买上好多搬回家，千万不要简单地责骂别人是“瞎折腾”、患有“强迫症”等。每家每户情况不一样，居家过日子嘛，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代朗：《品牌粮油成为消费主流，成都“海囤族”瞄上年货节》，2011年1月24日四川新闻网。下同。

[2] 周健森等：《战胜CPI“海囤族”都在囤什么？究竟值不值》，2010年11月11日北京晚报。下同。

海囤省钱有技巧，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

同样是海囤，省钱不省钱是有技巧的。如果不掌握这种技巧，就可能会弄巧成拙，反而造成财产损失。这些技巧主要有：

一是品种选择

海囤究竟囤什么，这里面大有讲究。囤得对，就能省钱；囤错了，不但不能省钱而且还要赔钱。因为你囤的商品变质了、贬值了，当然就会造成相应损失了。

从现实中看，海囤的主要对象是粮油、服装、优惠券、化妆品、展览品等。海囤粮油的主要是中老年人，他们大多经历过当年物资供应短缺年代，对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牢记在心，坚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原则，一听到哪里传出涨价信息就会赶紧去买，哪怕从东门背到西门、背得气喘吁吁也不在乎。海囤优惠券的主要是年轻人，他们习惯于各种团购，其中尤其以团购各种吃的优惠券最多。海囤化妆品的主要是年轻女士们，因为化妆品的使用期限可以长达两年，与大米相比更具储存优势；此外，各种酒类因为保质期长也是绝佳的海囤对象。这里的展览品，是指各种博览会、展销会结束时清仓处理的陈列品。尤其是一些远道而来的展销商，在处理这些展品时所打的价格折扣往往很低，于是成为海囤族的扫货对象。

二是以钱囤物

以钱囤物是最常见的海囤方式，但要想在抵御通货膨胀方面发挥最大效用，甚至还能实现保值增值、获取暴利，就要看囤什么了。不用说，本书前面提到，通货膨胀面前要善于分享资源类资产价格上涨利益，所以海囤资源类资产应当作为首选，但其前提是要有相应实力和眼光。

例如，有人在2000年向朋友借了50万元在北京三环里囤了10套住宅，直到2010年6月才出手转卖，狠狠地赚了几千万；然后立刻在7月上旬囤了一库大蒜、一库猪肉、一库葱姜，于8月上旬转手卖出，净赚112%。别羡慕，这里就非常需要实力和眼光，并不是谁都可以的。

三是消息灵通

海囤时依据的消息是否准确、及时至关重要。不用说，依据错误的、过时了的信息来从事海囤行为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会产生误导。而要想得到各种准确、及时的信息，既需要你善于收集信息，也需要你善于作出正确判断，甚至有时候还需要会捕风捉影。

为了获取最快最新信息，上述这位老兄就在这方面煞费苦心了。他不仅在“搜搜个人中心”订阅了90多个关键词，每天了解各种产品价格浮动信息，就连天气预报、最新政策等也不放过；他的朋友多，所以会经常打电话东拉西扯，实际上是搜集行情。靠这些，他能保持耳聪目明。

四是当机立断

海囤面对的是真真假假、稍纵即逝的信息，所以一旦作出自己的判断认为值得囤时，就应当当机立断。犹犹豫豫不但会浪费时间，而且会错失良机，到头来追悔莫及。

例如，上述这位老兄有一次在打电话询问买房值不值时，打电话之前的房价是每平方米1.2万元，半个小时电话打下来后房价就涨到每平方米1.5万元，100平方米的住宅价格就涨了30万元。

所以，尤其是在海囤价值较大的商品时，一定要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价格波动的市场，在有足够把握的情况下，只有当机立断才能致胜。

五是见好就收

现在的囤货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商品时代有本质区别，海囤的原因不是物资紧缺而是价格问题，所以无论进货出货都要见好就收。尤其是你大笔投资大宗商品、红木家具、艺术品时，如果游资已经大量撤走，这时候你没他们跑得快，就可能会深套其中造成亏损。

当然，如果是你听说要即将涨价了，买一些盐、酱油之类的，则不在此列。这些日用消费品只要不过期，问题就不大；况且它们本身的价值也低，值不了几个钱。

六是以钱囤债

以钱囤债和上面所述的各种以钱囤物有很大区别，所以这里单独拎出来讲一讲。

以钱囤债最主要的表现是，面对通货膨胀，一方面是银行存贷款利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是商品房、大件商品抵押贷款月供也在上涨，这时候要不要提前还贷？提前还贷的账又该怎么算？许多人容易犯糊涂。

一个真实案例是，北京一位小伙子贷款买房后每月要付的还款额是4300元，听说银行利息要上调，上调后的还款额要增加100多元，从事财会工作的妈妈就马上帮他东拼西凑囤了10万元要他提前还贷，这样一来，以后他每个月的还款额就只要2700元了。妈妈为此不无得意，觉得她的想法英明极了。而当这位小伙子去银行提前还贷时，理财经理却告诉他说，这种做法得不偿失。你想想：如果你用这10万元去购买一些短期理财产品，其收益率足可以冲抵因为加息带来的每月增加100多元的还款额。当然，如果家人要他提前还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有一种看得见的安全感，而不太在乎究竟值不值，就是另一回事了
[1] 。

所以，每当碰到要不要提前还贷时，可以这样来算：如果你用于提前还贷的这笔钱用于投资所得到的利息，不能覆盖银行加息带来的额外支出，这时候用来提前还贷就是合算的，否则就是不合算的。

不过这时候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在通货膨胀面前，利息虽然会有所增加，但银行加息是有步骤的，不可能一次调整太多；更何况对于原来的房贷还款要到下年度开始时才会调整利率，所以总的来说对借款人是有利的，除非特殊情况，一般来说提前还贷没必要。

[1] 周健森等：《战胜CPI“海囤族”都在囤什么？究竟值不值》，2010年11月11日北京晚报。

第49节　学当“省长”

当节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学当“省长”就不仅不会影响生活质量，反而会增添许多生活乐趣。更实惠的是，它不需要你改变现有工作和生活状态，就能帮助你战胜通货膨胀。

省长在我国是一种地方行政职位，是地方政府最高级行政区域单位“省”的行政首长，需要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每届任期五年。本书以下所称的“省长”则是一个流行词汇，全称是“省钱的家长”。这是城里继“SOHO族”、“月光族”、“乐活族”、“飞特族”等族群之后，又一个新兴理财潮流族群。

“省长”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节省，不是少吃少喝甚至不吃不喝。他们追求的是在保证原有生活质量前提下，尽可能地节省开支，而不是通常理解的那种“吃饭不敢吃饱”的“苦行僧”生活。

例如，他们同样喜欢去室内打球、唱卡拉OK，只是为了省钱会把时间安排在白天生意空、收费低的时候；他们也想出去旅游，但会避开“黄金周”旅游高峰期，这样，同样的游玩项目费用就可以至少节省三分之一；他们对该买的东西也同样舍得买，但会到处物色优惠卡、打折券，尽量刷卡、积攒积分，以节省费用。

放眼全球，这样的“省长”不仅中国有，全球各国都有。说到底，这都是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给害的。并且这些“省长”们也不一定是穷人，亿万富翁乐做“省长”的比比皆是。在他们眼里，这种低成本生活不但没什么难为情的，并且还堪称为一种另类时尚。无论如何，处处地方注意节省一点，这百分之几的通货膨胀率就会被你踩在脚下了。

“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

千万别以为只有穷人才需要节约。过去常说“节约是美德”，没有人提“被节约”一词。可是在通货膨胀面前，当省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被节约”就成了一种智慧。更多的时候，当衣食无忧时，“省长”们的这种“被节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习惯、一种时尚。

过去最令人兴奋的是各种各样的优惠券，而现在这种优惠券已经过时了。需要买什么东西时，大家都有电脑，打开电脑在网上搜索，总能找到各种信息。至少在购物网上就是应有尽有，并且可以货比三家。

当节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这些“省长”们首先会想到在网上搜索一番，然后才决定在现实生活中要不要买、怎么去买、到哪里去买，或者干脆就在网上下订单了。

一位月薪2万元的白领Jenny，当她在网上搜索了3个小时，终于以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一件当季流行背心时，脸上露出了淘到便宜货的欣喜。虽然这件背心只有200元，即使后面再加个0对她来说也不算什么，但她还是对此会有一种“胜利”的微笑
[1] 。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道理人人都懂，但怎么“算”却不是人人都会。不但如此，有些公认的“聪明人”、“明白人”还会一错再错、错上加错，以至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本书作者有一个朋友，1988年时是单位里的“首富”，三十年过去后，他反而成了单位里的“首穷”。当时他家在市中心有一套门面房，出租给别人每年有几万元租金收入，所以银行存款有30多万。可是他并不善于理财（当然，当时也没有投资理财的说法），并且认为自己把这些钱存在银行里“吃利息就够了”，所以就一直这样下去，最多买一点国债，连股票也不敢碰。可想而知，三十年下来被通货膨胀侵蚀得“体无完肤”。别人除了自住房以外，至少还有一套投资房用于出租，可是当年他家的门面房拆迁后，他就赶紧搬进了宽畅的新屋，把原住房卖掉买了一辆私家车，就好像卖掉一只老母鸡买回一只大公鸡。不用说，这辆私家车现在早就报废了，等于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引出了会计学上的一对概念：资产和负债。结合上面谈到的“算计”，从投资理财角度看就是要多买“资产”，因为它在未来能给你带来“收益”；要少买“负债”，因为它在未来只能给你带来“付出”。

没学过会计的读者不必担心搞不清这些概念，好在乎我们不需要真正弄懂它的含义，只要简单记住两句话就行了，那就是反过来理解：凡是未来能够给你带来“收益”的东西，就是“资产”；相反，凡是未来需要你“付出”的东西，就可以理解为“负债”。

根据这个原理，“省长”们会特别注重多多添置“资产”而不是“负债”，只有这样才能战胜通货膨胀，创造出非常高的投资回报率来。

举个例子来说，从投资理财角度看，如果上述这位“首富”把这些钱用来购买房地产、黄金等，未来就能源源不断地给他创造“收益”，商品房可以出租、转手卖出，黄金的价格总是在不断上升的；可是他偏偏喜欢把钱放在银行里，有钱就买当时还十分稀罕的彩电、冰箱、录像机等，不成为“首穷”才怪呢。不要说这些东西根本用不到现在，即使能用到现在残值也是0了。如果当初他把所有钱用来购买商品房（二手房）、黄金等，回过头来看这30年间，黄金的价格至少上涨了五六倍，二手房的价格也至少上涨了几十倍。

这就是“资产”和“负债”的区别。当初之所以会这样，很可能只是一念之差：老公要买车、老婆要买房，看谁争得过谁，如此而已。

[1] 钱亦蕉：《虚拟空间“省钱”攻略》，2010年12月2日新民周刊。

目前最流行的几种“省长”之道

有人测算说，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能够节约的空间至少在15%。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通货膨胀率显然不会有这么高；也就是说，通过厉行节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通货膨胀，这就是“省长”的魅力。

以下介绍几种目前最时髦、最实用的省钱之道：

1.团购

团购网是这几年出现的新生事物。要说几个人一起购买点大家共同需要的东西，争取享受个批发价，这在过去早就有，但多出现在同事、邻居等熟人中。而现在这种团购则完全打破了原来的熟人范围，通过电脑网络可以联络到天南海北所有人。无论熟悉不熟悉，都可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团购”大家共同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所以享受到的价格折扣也更大。

最早的团购一般最少需要50人，所以往往到最后会因为人数不够导致“团”而不“购”，功亏一篑。现在这种情形已经很少了，团购人数的底线越来越低，有时候只要象征性的“5个人”就行了，可是价格却很便宜，一推出就会吸引成千上万人参加。不用说，这种团购实际上已经抛弃了原来的核心元素“组团”，成为名副其实的打折促销。

不过，也不要把团购简单地理解为商场里的打折促销，因为这里的价格来去非常大，省下的费用有时候远远超过你在其他方面的投资收益。

例如，原价1288元的个人写真套装团购价只要178元，原价756元的美容养生spa团购价只有98元，原价578元的铁板烧套餐团购价只要108元，原价1788元的“剪、烫（染）、护三合一美发套餐”团购价只要198元，原价1898元的某名牌羊毛大衣团购价只要298元等等。

千万不要被这些只有低至1折、2折的价格唬住，团购的诱惑就在于此；并且可以看出，团购的主要目标对象是女性
[1] 。

为了迎合这种需求，现在还出现了太多的团购网，帮助大家实现团购愿望。这种团购网承担的实际上是过去批发商的角色。团购网对商家承诺，达到多少多少量就必须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这相当于过去的批发数量和批发价；而商家同意在团购网上投放商品，实际上是在做广告。两者结合起来，最终就推出了这么低的价格折扣，可谓各方皆大欢喜。所以，经常光顾团购网，在这上面看看最近有什么样的活动、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如果有也参与进去，用更低的价格享受到原来的商品和服务。不是一般的便宜，而是很便宜。

所要注意的是，有“李逵”就有“李鬼”。团购行为的兴起，也带动了“李鬼”们纷纷出笼，所以大家在团购时要特别提高警惕。

2.秒杀

秒杀（seckill）原本是一种电脑游戏用语，指瞬间杀死对手。后来延伸到网络购物上后，有点像传统商场里的限时专卖，具体地是指在约定时间在网上瞬间抢购卖家发布的超低价商品。这种方式最早从淘宝网上流行开来，现在已蔓延到许许多多购物网站。

在通常情况下，网站会提前预告几月几日几点几分几秒开始秒杀某种商品，一般有数量限制，否则也就不必采用秒杀这种方式了。有的数量规定只有1件，纯粹是追求一种轰动效应。价格当然有吸引力，至少要比团购价低得多，许多商品只是象征性地标价“1元”甚至干脆是“0元”。热门的超低价商品常常会在几秒钟或0.001秒钟内被一抢而空，其他的非热门商品也有可供秒杀较长时间的。

由此，现在一些网站上出现了“代拍代秒团队”，专门为你提供“代秒”服务，据说成功率还非常高。正因如此，现在还专门出现了“秒客”一族，就是通过秒杀购得商品后转手倒卖，从中赚取巨大差价。

3.比价、返利

比价和返利也是非常节省费用的购物方式。

具体地说，比价就是把传统的货比三家搬到网上，通过专门的“比价网”，来在更大范围内“货比n家”。你只要点击一种商品，马上就会跳出不同商家的各种价格来；然后，你只要点击其中一个称心如意的价格，就会瞬间跳转到网络商城，直接选购商品。实际上，这种比价网并不是一种销售平台，而是一种提供销售信息的平台。由于货比三家必须强调商品的统一，所以这种比价对象主要是图书、化妆品、碟片等品质标准一目了然的商品，能够比较的就只是价格，其他方面都一样。

返利是指你购买某种商品后还能得到一定金额的利润返回。

由于存在这种返利，所以相当于原有的价格再打一个折扣，不用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促销方式。与传统销售中促销返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返利已经不再需要依附于某种商品销售，而是出现了纯粹的返利网站，它不做销售，只做返利。从形式上看，有点像分类广告，每一类商品都标明返利比例。当你通过返利网的特殊链接，进入其他网站购物成功后，就可以在返利网领取返利金额，既可以当场取现金，也可以累积取现，或直接换取其他商品实物或充值卡。

虽然返利网与购物网之间常常会因为利益分配产生矛盾，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同样的价格能得到返利总是好的，不省白不省。

4.代购、直购

所谓代购是指你所需要的这种商品在当地买不到，在网上也买不到；或者在网上虽然能买到，但价格不理想、运输不方便，所以委托朋友或专门机构从国外为你代购。

最常见的代购有两种：一是消费者个人直接浏览国外的消费网站，看中所需商品后通过国外的朋友或代购中介，帮你买下该商品寄给你。当然在这其中，你需要把网站标示的价格（美元、日元、欧元等）折算成人民币，看是否真的合算；同时还需要支付代购费和运费。而你得到的好处是，这比在国内购买价格更便宜（也可能是国内没有这种商品）、质量更正宗，并且能克服自己去国外购物语言不通等问题。二是开网店的商家，通过这种方式从国外大量买进某个产品，然后在网上进行销售。因为要转手倒卖，所以除了采购量大以外，进货价格也应该尽可能低，所以瞄准的一般是国外生产厂家的库存、积压品，价格更低。

所谓直购是指你对代购中介的服务、收费不满意，或者并不是你要买什么他们都能买得到，所以干脆自己动手，通过物流网站索取它们在国外的地址（邮政信箱），然后通过网络购物，要求把商品寄到上述国外地址，再通过物流网站寄到你手中。

容易看出，这种直购实际上是你在全球范围内“货比n家”，要买什么就买什么，价格可以买到全球最便宜的、质量也可以买到全球最正宗的，与直接上门购买相比，你付出的只是多了一笔寄费而已。

5.物物交换

千万别小看这种最原始的物物交换方式，甚至笑它“土”。这种物物交换在节省费用、提高获利回报率方面的神奇作用令人刮目相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一定听说过“别针换别墅”的传奇故事吧，你付出的是一枚别针，最终换回的却是一幢别墅。不仅如此，你从中更能感受到物物交换所带来的快乐。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交换网站，通过网上平台，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处理掉不需用的闲置物品；另一方面又能免费换回你最需要的商品，不用付出分文就得到属于你的“别墅”。

[1] 钱亦蕉：《虚拟空间“省钱”攻略》，2010年12月2日新民周刊。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