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最好的儿子鲍勃与弗雷德

- 第一章 西西里惨败之后

- 第二章 爱琴海战事

- 第三章 雅典回击

- 第四章 斯巴达之妙应

- 第五章 革命运动

- 第六章 政变

- 第七章 四百人议事会掌权

- 第八章 五千人政权建立

- 第九章 海勒斯滂战事

- 第十章 民主政权重光

- 第十一章 阿尔喀比亚德归来

- 第十二章 小居鲁士、莱山德与阿尔喀比亚德失势

- 第十三章 阿吉努赛战役

- 第十四章 审判阿吉努赛诸将

- 第十五章 雅典陷落

- 第十六章 结语

弁言

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四卷本（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以下简称《史论》）的最后一卷。《史论》第4卷从413年9月雅典西西里（Sicily）远征的惨败开始落笔，写到404年春天雅典投降为止。修昔底德（Thucydides）没有完成他的战争史述，其《战史》第8卷突兀地终止于411/410年；一般认为，修昔底德没有完成第8卷的写作，也未及对第8卷进行修改。尽管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并不完整，但是，一如《史论》前三卷，修昔底德对战争的记叙与解说仍然是《史论》第4卷的灵感与骨架。《史论》第1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尝试评价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原因及起源的看法，他的看法主要表达在Thuc.1.23与1.88。《史论》第2卷（《阿奇达慕斯战争》，The Archidamian War
）详察修昔底德对伯利克里（Pericles）战略的评估，他的这番评估出现于Thuc.2.65。同时，也是在Thuc.2.65，修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进行了评价；在Thuc.7.86，修昔底德评说了尼基阿斯的个人生涯。《史论》第3卷（《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就是处理这两个评价。

修昔底德对战争尾声部分的评价出现在Thuc.2.65.12—3，他对伯利克里（Pericles）及其政策那番长篇悼词的末尾：

他们大部分的舰队和其他军队在西西里丧失之后，雅典内部已经发生革命，但是他们还坚持了10年，

[1]

以对抗他们原来的敌人［这些敌人已经有了西西里人的增援］；对抗他们自己的同盟国［它们大部分（-vii，viii-）已经暴动］；对抗波斯王子居鲁士［他后来帮助伯罗奔尼撒方面，以金钱供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舰队］。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他们最后才被迫投降。

这一段文字意味着，即便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新的困难层出不穷，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内部意见不一，雅典原本是有可能避免失败的。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10年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正确看待修昔底德对雅典失败和雅典帝国瓦解所总结的原因。同时，对战争最后10年进行研究，也可以让我们考察并评判雅典民主在最为严峻挑战下的表现。

修昔底德的叙述终止于411年，我们通过直接采用以下几位古代作家的史撰来了解411年之后的战争历程。在这几位古代作家中，只有一位与其所描述的战争同处一个时代；在这几位古代作家中，没有任何一位的天分稍及伟大的修昔底德。研究古典时代的近现代历史学家先判断出最可靠的一篇史撰，全数采信之；对于被断定为不甚可靠的其他信源，则完全无视。无论这种研究方法在一般意义上有何益处，但是，在研究411至404年的这段历史时，使用这一方法并不明智。在史撰迄今尚存的古代史家中，只有色诺芬（Xenophon）是这场战争的同时代人，其《希腊志》（Hellenica
）对当时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连续记载。因此，近现代历史学家一开始就会很自然地倾向于采信色诺芬的《希腊志》，而不采信内容节略、诸多抄借、成书时间较晚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史述《历史辑丛》（Bibliotheca Historica
），更不会采信成书时间更晚、同时因致力于德行教导而内容简略、诸多剪裁的普鲁塔克（Plutarch）《平行列传》（Bioi Paralleloi
）。

1906年，载有《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Hellenica Oxyrhynchia
）的纸草文献出土，情况彻底改变。我们尽管不知道《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作者是谁，但能够辨识出，这位史家续写了修昔底德史书，内容详尽且行文仔细。巴尔博（G.L.Barber）指出，“这一纸草文献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充分研判动机，作者对小亚细亚地形学了若指掌、具备第一手知识，并提供了在这一时期其他资料中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细节”。

[2]

有些研究认为，《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相对于色诺芬《希腊志》的优点，仅仅表现在海战叙述方面，但是，认为这一纸草文献史撰比色诺芬史撰更好这一看法，（-viii，ix-）早已成为一种趋势。

[3]

因为奥克西林库斯史家摆明是埃弗鲁斯（Ephorus）史书的信源之一，而埃弗鲁斯又是狄奥多罗斯在叙述这一历史时间段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所以，狄奥多罗斯史书的可信度有所增加，意味着色诺芬史书的可信度有所降低。

[4]

然而，这一趋势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就此完全改变先前的研究方法，也不意味着在狄奥多罗斯与色诺芬叙述有出入时我们应当完全采信狄奥多罗斯的说法。色诺芬与狄奥多罗斯这两个信源既不够完整、也不够可靠，无论对于哪个，我们都不能未经详察便贸然采信。

我们也不能忽视普鲁塔克试图如实叙述事实的努力和贡献。尽管他生活的时代距离战争结束差不多有半个千年，尽管其纷杂著述已多有亡佚，但是，普鲁塔克的史撰仍然可以使许多事件的发生脉络明晰通达。普鲁塔克通过公元前5世纪已经亡佚的喜剧诗人泰勒克莱德（Telecleides）、斐林尼库（Phrynichus）、游波利司（Eupolis）、阿奇普斯（Archippus）和普拉图（Plato Comicus）而了解喜剧，通过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菲利斯图（Philistus）和席仑尼库（Hellanicus）及修昔底德的续写者埃弗鲁斯和迢彭浦斯（Theopumpus）而通晓历史。普鲁塔克能够读到当时的铭文文献，能够亲眼看见公元前5世纪的许多绘画和雕塑。我们可以通过他自己所叙述的撰史方法来正确判断普鲁塔克作品的价值：“为了避免读者说我疏懒，修昔底德与菲利斯图呈现的这些事件……我还是会粗略带过，但不必要的细节，我也不再赘述。我所试图收集的，是被大部分作家所忽视的那些细节，是其他作家只是随意提及的那些细节，是我在古代的祈愿奉纳（votive offerings）和公开政令中发现的那些细节。我在收集这些细节时，不是在堆砌无用的研究材料，而是为了加强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如颂扬其品格与性情等。”

[5]

普鲁塔克固然有其个人目标，但他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可靠资料。小看普鲁塔克的史撰只会令我们自己的研究受损。

这三位作家——色诺芬、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都非常重要，但他们之中并无一人具有特别突出的优势。当他们的叙述彼此出入的时候，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应当采信谁的叙述。因此，在每一处资料信息有所出入的地方，我们都必须保持开放态度，利用一切证据，做出最佳研判，疏解矛盾之处。在本书中，我将在脚注中说明我愿意采信某一古代信源的理由；但是有时，我的研判只能依靠我对每一情势所能做出的最佳理解。（-ix，x-）因此不可避免，我的一些判断看起来颇为武断，但信源本身的质量决定了基于这些信源的证据的质量，很难再行完善。介绍并采纳任何一种一以贯之的做法都一定会造成错误，所以还不如在每一处类似的地方就事论事。

关于研究方法，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关于《史论》前三卷，不止一位体贴又有才华的批评家对我热衷使用虚拟语态深感困惑，认为我不该对真实发生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个体和群体采取了不同行动的话——进行比较。这种方法被称为“反事实推理/虚构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在我看来，志在写作历史而非编年史的人中，无人能够完全不谈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唯一的区别在于表述这个问题时的直率程度。历史学家与编年史家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历史学家对他们重述的内容进行解释，也就是对之进行研判。历史学家要研判某个举措、某项政策是明智还是愚蠢时，就不得不说——或者暗示——采取其他举措或政策是更好还是更糟，而归根结底，这就是“反事实推理/虚构史”。无疑，我所使用的这个研究方法受到我研究了30年的这位伟大史家的影响。这位了不起的史家不仅常常实践这一方法，使用时也比绝大多数史家要更加直率。有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其中一个例子是，修昔底德在解释希腊人为何围歼特洛伊（Troy）如此之久时说，“但是，如果他们带上了充分的食物供给，以及……如果他们持续坚持战斗，他们可能会很容易在战役中占据上风并夺下城邦”。

[6]

另一个例子是，在总结和评价伯利克里生涯时，说到尾声部分，修昔底德说：“当伯利克里预言雅典也许可以轻易战胜伯罗奔尼撒人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拥有如此充分的理由。”

[7]

我认为，如此公开坦率地使用“反事实推理/虚构史”方法，有其重要意义。首先，这令读者清楚地知道，此番陈述是一项判断，一种阐释，而非一件事实。其次，这也遏制了既成事实（the fait accompli）所具有的那种言过其实的力量。这令读者明白，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并非某种超人力量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这些决定是人类作出来的，而这些事件是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后果。这意味着，所有的决定及其后果都完全可能是（-x，xi-）另一番图景。在《史论》第4卷中，我会继续公开坦率地使用这种研判方法。

读者不难发现，我一直从许多学者身上持续获益，无论是仍然在世的学者还是已经去世的学者。在那些已经去世的学者中，我必须再次单独提到聪慧无双的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他为我们奠定了今天的古希腊历史研究；我还必须提到格奥尔格·布索特（Georg Busolt），他的历史研究在知识之完备、分析之细致、研判之公正等方面堪称典范。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向安东尼·安德鲁斯（Antony Andrewes）致敬，在戈姆（A.W.Gomme）与多佛（K.J.Dover）所树立的那个伟大里程碑——《修昔底德历史评注》（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中，安德鲁斯所写的华丽终章是这一里程碑上拱顶之明珠。同时，罗德斯（P.J.Rhodes）《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令人印象深刻，给我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从刘易斯（D.M.Lewis）的《斯巴达与波斯》（Sparta and Persia
）中了解了许多关于波斯的事情。

我对乔治·古尔德（George Goold）、约翰·R·黑尔（John R. Hale）、保罗·A·莱赫（Paul A. Rahe）以及巴里·S·施特劳斯（Barry S. Strauss）表示感激，他们对我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提出了批评。我还要感谢支持我做研究的美国国家人文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唐纳德·卡根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1]
在修昔底德《战史》抄本中，此处数字是3。关于将这一数字校勘为10的看法，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法文译本，萝蜜莉编译，巴黎，1962年，第101页（Thucydide，La guerre du peloponnèse
，II，ed. and trans.J. de Romilly）。戈姆（A.W.Gomme）（《修昔底德历史评注》［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HCT
］，第2卷，第196—197页）考察了其他的校勘建议，包括：维持抄本原文不变、训为3年；勘为5；勘为8。戈姆本人倾向于勘为8。考虑本书的写作目的，并无必要在此讨论哪种校勘意见值得肯定。这是因为，修昔底德确实惊叹于雅典人坚持了如此长的时间，这一点无人质疑；同时，修昔底德确实认为雅典的失败至少应当部分归咎于内讧，这一点也无人质疑。译注：这一段使用谢德风译本，第151页，除了依据英文原文将数字8改为数字10之外。

[2]
巴尔博，“来自奥克西林库斯的史家”（Oxyrhynchus，The Historian from），《牛津古典学词典》（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牛津，1970年，第2版，第766页。

[3]
此处引文与相关讨论，参见莱赫（P.A.Rahe），“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Lysander and the Spartan Settlement 407—403 B.C.
），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年，第vi—ix页。

[4]
布鲁斯（I.A.F.Bruce），《〈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注疏》（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剑桥，1967年，第20—22页。

[5]
Plut.Nic
.1.5，英文原文基于佩林（B.Perrin）译本。

[6]
Thuc.1.11.2. 为了避免对这个问题抱有偏见，我使用的不是自己的翻译，而是史密斯（C.F.Smith）在娄卜（Loeb）古典丛书中的翻译。相比绝大多数的译本来说，这一译本比较可靠，尽最大可能贴近原文。下划波浪线的这段文字，希腊文原文为：
。

[7]
Thuc.2.65.13：

第一章 西西里惨败之后

雅典对西西里的袭击，开始于巨大的胜望，结束于彻底的失败。尼基阿斯（Nicias）是在413年9月中旬投降并将他那可怜的残兵余部交给叙拉古人（Syracusians）的，所以，败北消息到达雅典的时间不可能比9月底早太多。

[1]

在一则古代掌故中，这消息最早来自于一个外邦人。这人走进比雷埃夫斯港（the Piraeus）的一家理发店，以为雅典人已经知晓惨祸，于是谈论起这惨祸的细节来。店里的理发师带着这一消息奔向雅典城，但是城里没有人相信他。人们认为这个理发师胡编乱造，尽惹麻烦，把他放上了拉肢刑架，此时，远征的亲历者现身，证实了这个坏消息。

[2]

我们不必完全采信这则掌故，但是，在这类掌故所描述的图景中，雅典人不愿相信之情却肯定不假。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设法从西西里逃回来的士兵亲自开口，讲述战果如何悲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还是没有人相信他们。

[3]

最终已经没法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雅典人开始愤怒，尔后恐惧。首先，雅典人猛烈抨击提出西西里远征和为西西里远征辩护的那些政治家们（修昔底德尖锐地评道：“好像他们自己没有投票赞成远征似的”）。（-1，2-）然后，雅典人对那些预言胜利的预言家们也极为愤怒。接着，雅典人为那些在西西里死去的人而悲恸。最后，雅典人计算着自己的损失和敌人的得益，对自身安全感到恐惧。他们认为，在西西里得到了新盟友的伯罗奔尼撒人，会带着雅典原先的盟友——到了这时，雅典盟友一定悉数叛变——从比雷埃夫斯港长驱直入，从海上和陆上同时攻打雅典。

[4]

因为此刻惊慌过度，雅典人对敌军进行有效行动的能力未免夸大，但是，他们忧心雅典的现状，忧心雅典继续战争的能力，是有道理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力。

[5]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雅典有13000名由服役年龄公民担任的重装步兵（hoplites
），还有另外16000名重装步兵承担驻防任务。在这16000名驻防军士兵中，有8000人年纪不适于服役，其余8000人则是外邦居留民（metics
）。雅典曾经拥有1200名骑兵，1600名弓箭手；能够作为划桨手和水兵服役的日佣级公民（thetes）人数在20000至25000左右。

[6]

因瘟疫而致死的人口数目大约三分之一，此外还有部分人口因瘟疫而致弱致残。

[7]

到西西里惨败为止，雅典肯定还没有从这样的人员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同时，在西西里，至少有3000名重装步兵、9000名日佣级公民士兵、以及数以千计的外邦居留民士兵阵亡。

[8]

考虑到从431至413年秋天还有其他伤亡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到413年，雅典重装步兵阶级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人数已经减至不超过9000，日佣级公民士兵不超过11000，外邦居留民士兵不超过3000——能够打仗的男性人数减少到这样的地步，是令人震惊的。

[9]

在西西里损毁的三列桨战舰（triremes
）至少有216艘，其中160艘是雅典舰船。同时，还有不到100艘三列桨战舰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些船舰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失修。

[10]

从现有的日佣级公民中寻找船员的任务迫在眉睫，（-2，3-）哪怕这些新船员可能既不熟练又无经验。另一个问题或许与此同样严峻，那就是缺乏金钱来修复舰船、建造新舰、支付薪饷。修昔底德叙述到雅典人“在金库中看不到钱”很可能是修辞上的夸张。

[11]

但是，到了413年，在431年时公共金库中能够动用的大约5000塔伦特（talent）（不包括极端紧急情况的预备资金1000塔伦特，防止“敌军以一支舰队来攻打城邦”

[12]

）中，剩下的肯定不超过500塔伦特。

[13]

雅典人也无法指望通过增加帝国收入来补充资金。西西里惨败很可能引起盟友叛变，继而减少贡赋收入，这还不算远征平定起义所要增加的花费。

同时，雅典的内部经济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位于德西利亚（Decelea）的斯巴达要塞从财政、物质和精神上都极大地削弱了雅典。他们损失了20000多名奴隶，无法开采他们的银矿，不再能够完全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田地，他们在乡间的房屋、还有那些没法搬去优卑亚（Euboea）保存起来的家畜和驮兽也被彼欧提亚人（Boeotians）劫掠、偷盗。他们进口必需货品不得不绕远路，价格因此上涨；同时，他们还必须养着那支日以继夜守卫长墙的武装力量。

[14]

更多的公民被剥夺了生计，被迫涌入城市。对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进口费用增加，物价也相应上升。国家不得不养育战争造成的寡妇和孤儿，公共财政雪上加霜。

[15]

战争的灾祸同样给有财产的阶级带来苦难。这些人被迫丢荒曾经为他们带来收入的农地，他们的房屋被彼欧提亚人大肆劫掠、任意摧残。有证据表明，有产阶级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rarchy）是由比较富裕的雅典人轮流承担的一项公共职务。（-3，4-）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不仅要指挥一艘战舰，还要为其提供补给，甚至亲自给船上的划桨手支付薪饷。在西西里远征之前，一般是一名舰长指挥一艘三列桨战舰。但是，在惨败后不久，出现了三列桨战舰联合舰长（syntrierarchy，共同指挥三列桨战舰）这样的职位，这样，一艘三列桨战舰的费用可以由二人一起承担。

[16]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甚或早至413年，戏剧演出的歌剧队的祷告中就出现了类似的联合职务，分担职责。

[17]

在这个国家里，有足够财富来承担基本军事义务和宗教服务的人显然已经不够了，所以，不能指望推行直接战争税（eisphora
）能够改善当下的情况。我们能够确定的直接战争税只征收了一次——在428年，征得200塔伦特，这显然是所能征到的全部金额。

[18]

在425年之前，雅典也许又再次征收过直接战争税，以便向西西里增兵。

[19]

斯巴达人在德西利亚设防，亚狄珈（Attica）遭到毁坏、彻底荒废，西西里惨败。此刻再对已经贫困下来的雅典中上阶级征收直接战争税，不仅无济于事，还致使士气严重低迷。后来，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在紧急储备资金彻底用尽后，雅典人才再次启征直接战争税。

[20]

除了人力、船只、资金的短缺之外，雅典还缺乏军事和政治领袖。西西里远征夺去了最有经验和最为能干的雅典将军的性命：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拉马库斯（Lamachus），尼基阿斯，以及攸里梅登（Eurymedon）。在413/412年出任将军的另外四个人当中，就我们所知，没有一个曾经担任过指挥官。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在斯巴达流亡，雅典人赖以指挥海陆部队的人们都离开了，剩下的人没有与之相若的经验，也没有表现出与之相若的能力。

政治领导匮乏同样严重。雅典的政治领袖尼基阿斯，已经死了；阿尔喀比亚德与海珀布鲁斯（Hyperbolus）在流亡；曾经支持西西里冒险的那些民众煽动家（-4，5-）现在声名狼藉。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典人设立新的机构，力图使政府得到指导和稳定。他们“投票选举出一个老年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贤哲’（probouloi
），根据情势要求，提供建议，动议立法”。

[21]

共有10名贤哲，每个德谟（deme）一名，年纪最小的可能已经40岁。

[22]

他们的权力与职责不甚明晰，可能也从来没有被精准规定过。从字面看来，将修昔底德原文视为对法律条文的援引的话，那么可以看出，很明显，这些人有权向公民大会（the assembly）呈交法案，这样一来，贤哲就拥有了五百人议事会（the council）的首要职能。有些学者由是认为，贤哲控制或替代了五百人议事会。

[23]

但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贤哲与五百人议事会是合作关系，前者实际上是后者这个“大型机构的分支”。

[24]

另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贤哲拥有比这还要大的权力，包括：五百人议事会主席团（the Prytaneis）召集五百人议事会开会的权力；制定议事日程的权力；管理资金、特别是在筹备舰队方面的权力。

[25]

认为贤哲拥有这些广泛权力的理据并不特别扎实，所依靠的理据主要是对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作品中某些段落的一些解释。

[26]

然而，因为这些贤哲地位特殊，任职年龄要求特别高，经由选举产生，任职期限不限，他们的职权又如此模糊笼统，所以，所有人都同意，贤哲们的影响和权力前所未有。

选举贤哲在性质和功能上改变了雅典民主政体。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任何政体中，贤哲机制都是一种寡头制的成分。

[27]

411年寡头制政体“四百人议事会”政体出现，贤哲机制多少发挥了些作用。有些学者据此认为，413年选举贤哲已经是场寡头运动。

[28]

（-5，6-）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贤哲在413年时就已经是倾向于寡头制的。这一委员会以完全民主的方式产生，而在过去，公民大会也曾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其他许多委员会。因为这些贤哲的出现是在严重危机之中、并且被赋予了非同一般的巨大权力，所以，这些人不能仅凭公民大会法令来径直指定，而必须经由选举产生。每个德谟只有一名候选人，像执政官和将军一样。这与411年出现的寡头制不一样，贤哲委员会的创立过程中既无暴力，也未违反流程。贤哲与411年那些真正的寡头党人不一样，他们忠诚有效地继续对斯巴达作战。411年之前，贤哲没有采取任何敌对民主的措施。我们将会看到，贤哲之默许从命决不是非难他们对民主政体之忠诚的理由。他们对民主政体的忠诚无可指摘。

[29]

我们只知道两位贤哲的名字：尼西阿斯的儿子哈格浓（Hagnon），以及克罗努斯德谟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of the deme Colonus），伟大的悲剧诗人。

[30]

这两位贤哲让我们多少了解了这个委员会的政治色彩，还有他们被指派这个职务时雅典的政治气候。哈格浓出生时间不晚于470年，因为440年他同伯利克里一起参加了萨摩司（Samos）战役；因此，413年当他被选举为贤哲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超过了60岁。438/437年，为了保卫伯利克里不受政敌倾轧，哈格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年，哈格浓被派去建立安菲波里（Amphipolis）殖民地。430至429年，他在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指挥战役。421年，哈格浓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是《尼基阿斯和约》与《雅典—斯巴达同盟条约》

[31]

的签字人之一。

索福克勒斯也许出生在497/496年。所以，被选举为贤哲的时候，索福克勒斯早已年届八旬。443/442年时，他是提洛同盟财政官（Hellenotamias）；441/440年时，他是将军。到了413年，他已经持续因为悲剧获奖超过半个世纪，成为了希腊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

[32]

与哈格浓一样，他与伯利克里关系密切，协同工作。

[33]

两位贤哲都很富裕，富有经验，又上了年纪；（-6，7-）在413年的情势下，二人都算得上是保守派。但是，他们与伯利克里的联合可以保证，二人既不是寡头，也不是民主政体的敌人。在西西里以后，已经没有伯利克里和尼基阿斯这样精明、审慎、温和的领袖了，而这却正是雅典所需要的。由于索福克勒斯和哈格浓被任命为贤哲，所以，伯利克里式的温和政治实际上可望得到重新体现。这体现了雅典政治的一个现象：雅典人相信，正值壮年的人不可能、也不会提供温和、审慎等这些政治品格，这些品格只能在更早时代的人身上找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莽撞的民众仍然难以避免被政客煽动，寡头党阴谋也并非天方夜谭。所以，为民主政体寻找温和派领袖，这一做法既切中要害，又谨慎精明。

修昔底德赞成雅典在这次危机中的行为，但是他仍然用警句精妙地抨击民主的反应：“事实上，和一切民主政治的政府一样，因为他们恐慌了，所以准备把一切事情都整顿好”。

[34]

事实上，雅典民主政体在这次危机中的行为是非常伯利克里式的。在战争的第一年，伯利克里就曾经害怕激情会干扰政策，于是运用他无与伦比的个人权威来阻止公民大会召开，暂时限制民主。

[35]

现在，雅典的公民大会正在实践彻底的伯利克里精神——坚决、务实、节制、审慎、节俭，自愿限制自己，将前所未有的权力给予一个由令人尊敬和信赖的温和之士组成的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正是伯利克里式的。“他们决定，只要情况允许，就不要投降，竭尽全力准备木料和金钱来建造舰队，照料其同盟、特别是优卑亚的安全，并减少公共支出。”

[36]

贤哲迅速将这一精神运用到实践之中。他们收集木料、建造舰只，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与马其顿大王再度修好，而马其顿是海军所需木料的主要来源。

[37]

他们在叙尼昂（Sunium）建造了一个要塞，（-7，8-）在德西利亚有斯巴达驻军封锁优卑亚的正常路线的情况下，保护运粮船只航行。他们抛弃了拉戈尼亚（Laconia）的要塞，这个要塞没有发挥作用，对财政来说也是个包袱，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如果他们觉得任何一项支出没有用，那就裁掉它来省钱”。最特别的是，在有贤哲的这段时间里，雅典人密切注意他们的盟友，“防止他们叛乱”。

[38]

与此同时，雅典人彻底改变了帝国贡赋的征收方式。雅典人原本先对各个同盟城邦做出贡赋评估，再收取贡赋。他们抛弃了这种做法。现在，他们对盟友所有经海路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百分之五的关税。

[39]

采取新的征税方法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希望增加国税收入。从418至414年，每年的贡赋总额约为900塔伦特。要能够与这一数字持平，帝国海域交通所承运的货物价值应当达到18000塔伦特。

[40]

这一数字是不是很容易达到，我们无从判断；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雅典人采取新的征税方法，应该不仅是期望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收入，同时他们也期望获得比现有税收机制在新形势下的收入更多的收入。毕竟，雅典人深知盟邦税负沉重，害怕盟邦迟早暴动。税收制度发生变化后，各城邦的贡赋负担相应改变，各城邦之内公民个体的税收负担也相应改变。同盟城邦从前是如何募集钱财来支付贡赋的，我们无从得知；这些盟邦的具体做法可能各不相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方法不外乎是：在国内以不动产为基础征税，所征钱款用于支付帝国贡赋。新的税收方式将负担转嫁给商人；在过去，商人的负担可能没有这么重，甚至可能没有这种负担。新政施行，税收得开新源。倚重商业的盟邦或许会因为从帝国中获益甚大而不那么抗拒纳贡，对雅典也更加亲善。至于生活在陆地上的那些公民，他们大概本来就是更加倔强而难以驯服的，新的减税政策能够降低这部分人叛乱的可能，同时也增加雅典国库收入。

在没有更好证据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都只是猜测。（-8，9-）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年里，至少有部分雅典人在积极构想，试图想出一些新奇、大胆的方式，来增强对盟邦的约束。411年初，阿里斯托芬发表了喜剧《吕西翠妲》（Lysistrata
），其中有一幕呈现了女主角与一位贤哲的争执。

[41]

人们要求吕西翠妲详细论说，她将如何终结战争、如何整顿希腊乱象，于是，吕西翠妲拿出了一束羊毛，以之作为雅典的喻体。

把（雅典）城邦想象成一块刚刚剪好的羊毛织毯。第一步是清洁：在公共浴室里擦洗，洗掉所有腐烂、碎屑和羊药浴残留（sheepdip）。

接下来，找个长椅铺好，清理，除毛：用棍棒敲打，打掉水蛭等寄生虫；然后挑出针棘，挑出苍耳。至于那些扭结在一处的结块——那些纠成团、缠成结、还颇为碍手的结块——，你要好好搜寻一番，拧断，丢弃。

接下来，要吵醒这个城邦的小睡，你就要用一篮子的共同福利与普遍利益来团结公民。还要带上我们忠诚的外邦居留民，带上所有友谊经已证明、经已考验的外邦人，还有一切没有公民选举权的放债人。将这些人与其他人紧密团结起来。最后，挑出一些由我们自己的人民所定居的殖民地：这些都是城邦这块羊毛织毯上掉出来的飞絮团团，散落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所以，要把这些到处散落的飞絮团团集中起来，与其他东西捏合起来。

然后，把这些牢固的混合纤维捏扯成一条上好的纤维，你就能纺出一管坚韧的管纱——然后织布，织出一件遮蔽雅典城邦的斗篷，既无纹路，也无织缝。

[42]

一般来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故事并无任何史实可参照；可我们还是可以赞同一些学者的看法，即，这部喜剧体现的精神不假。

[43]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玩笑在于剧中那个比喻，将雅典政策比喻为羊毛织毯的那个比喻。（-9，10-）如果我们考虑到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一些雅典人支持这样一种慷慨的政策，即将公民身份授予那些在此之前并无公民身份的人，那么，这个幽默比喻算得上应时应景，且有夸张效果。布索特提出：“因为时代必需，所以颇有些人提倡增加公民数量。这些人不仅提倡要吸纳外邦居留民和怀有亲善之意的外邦人［大体是指雅典同盟中的非爱奥尼亚人］，同时还提倡要通过授予公民权的办法来把雅典的所有殖民地——例如，包括爱奥尼亚人以及说爱奥尼亚方言的岛屿居民——都联合为一个邦联。”

[44]

用海关关税来替换掉帝国内部以往招人憎恶的那种贡赋，也许这正是此类政策转向的一个步骤。

[45]

但是，就算政策走向真是这样，也从来没有扩大雅典公民权的提案曾经得到通过——如果曾经有人提过这类提案的话。希腊城邦是一种极为传统的机制，极为看重共同的血统和血缘，因而无法轻易将公民身份扩大到外人身上去。在遥远的过去，梭伦（Solon）、庇西斯特拉图（Peisistratus）、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都曾经吸纳新的公民群体。但是，公元前5世纪的政策远远没有这么慷慨。451年，伯利克里收紧政策，只有双亲都是雅典人的才可以获得雅典公民身份。

[46]

从那时开始，随着帝国发展，相伴而来的物质和心理方面的好处让雅典人更加不愿与他人分享他们的这些好处。无论如何，413年绝非政策试点的适当时机。在西西里灾祸之后，整个希腊世界都觉得雅典已势如累卵，此时，雅典再立即做出这样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政策让步，这无疑将释放积弱的信号，很可能会激起盟友的叛乱。

[47]

无论雅典属邦和盟友的态度在西西里惨败之前是怎样的，到了413年，这些城邦对雅典态度如何，当代学者并无争议。

[48]

“属邦即便力不从心，也准备叛离雅典。”

[49]

一年之内，所有主要地区，（-10，11-）包括优卑亚、开俄斯（Chios）、列斯堡岛（Lesbos）、罗德岛（Rhodes）、米利都（Miletus）、以弗所（Ephesus），都叛变了。这些叛变之所以取得成功并引发其他叛变，离不开来自帝国外部的有效帮助。这种协助主要来自于斯巴达同盟，特别是斯巴达，同盟中享有霸权地位的这个城邦。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就在雅典惨败于西西里之后，斯巴达人士气高涨，渴望立即将战争推进到胜利终结。修昔底德还记载道，斯巴达人的战争目的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斯巴达人计算过，推翻雅典以后，“他们自己可以安全地享有整个希腊的霸权”。

[50]

在战争中，胃口往往随战事持续而不断增大，在413年，肯定有斯巴达人不再把解放希腊人当作战争的目的，而把统治希腊人当成战争的目的。不迟于475年，期巴达就已经有一小撮人怀有这样的野心。

[51]

此外，我们还可以相信，斯巴达在曼提尼亚（Mantinea）取得胜利，在德西利亚建立永久要塞，同时，雅典在西西里失败，这些事态都令更多的斯巴达人开始怀有野心，他们希望“他们将享有巨大的财富，斯巴达将变得更加强大、更有权势，公民个人的财富也将大有进益”。

[52]

在斯巴达，这个怀有野心的激进派别之所以得到发展，原因不仅来自于战场的胜利，更来自于斯巴达社会性质的变革趋势，这种变革因战事升级而不断发生。这一变革趋势的最明显证据就是完全斯巴达公民（full Spartan citizens，Spartiates
）人数不断减少。在普拉提阿（Plataea）战役的时候，斯巴达尚有重装步兵5000名；不过一百零几年之后，到了琉珂察（Leuctra）战役时，斯巴达只剩下重装步兵1000名左右。而这事发生在一片据亚里士多德说能够供养1500名骑兵和30000名重装步兵的土地上。

[53]

人数的减少必定反映了出生率降低，因为斯巴达的社会与经济体制鼓励其公民限制家庭规模。斯巴达的完全公民权以及与之相伴的荣誉取决于这名公民为集体伙食团（the common mess）提供份额的能力。基于这个目的，每一名斯巴达完全公民都会得到公家拨给的一片土地，但有些时候，这份公共土地并不能生产出足够份额的粮食来提供给公共伙食团。作为斯巴达人，孩子越多，这个问题就越严峻。同时，斯巴达人有的是办法（-11，12-）来压缩家庭规模：晚婚，一妻多夫制，以及同性娈童风俗。

[54]

斯巴达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扭转这一人口趋势，因为对他们而言，由公民担任的重装步兵数量越多越好。

[55]

但是，这种努力并无成效。斯巴达完全公民继续限制子女数量，同时竭尽全力增加私有土地来补充公家拨地。斯巴达政体打造由“朋侪”（homoioi
）组成的士兵阶级，由这个阶级担负保家卫国之任。斯巴达的政体设计鼓励这一阶级争取军事上的荣耀和声誉，通过献身祖国展现忠诚，且免受经济需求和经济利益的干扰。然而，讽刺的是，这一政体设计导致人力短缺，人们总是渴望财富，不平等愈演愈烈。

然而，尽管斯巴达完全公民的数目减少了，除了斯巴达完全公民之外的拉戈尼亚自由民的比例却增加了。早在421年，“脱籍黑劳士”（neodamodeis
）数目即达1000。所谓“脱籍黑劳士”，是指在斯巴达部队参与作战的“黑劳士”（helots
），这些人之后会得到一片土地和人身自由作为回报；到了396年，脱籍黑劳士数目至少达到2000。

[56]

这些人及其子女当然渴望得到斯巴达完全公民的身份，这个名号（译注：neodamodeis字面意思为“新平民”）本身就显示一种公民身份。

[57]

另一个类似的群体是“落籍斯巴达人”（hypomeiones
），或称“落籍者”（inferiors）。落籍斯巴达人在古代文献中仅出现过一次，是在4世纪早期。

[58]

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些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已经存在。这些人出身于斯巴达完全公民阶级，接受斯巴达式教育，因为贫困而无法提供公共伙食的足够份额，所以无法获得斯巴达公民身份。因为无法获得斯巴达完全公民身份，所以这些人也无法得到尊敬与荣誉。

[59]

此外，还有一种不属于斯巴达完全公民的自由人，叫作“次仲”（mothakes，foster brother
）。部分次仲似乎是斯巴达人父亲与黑劳士母亲的非婚生子，但还有些次仲应该是出身于斯巴达完全公民的、却因贫穷而无法提供公共伙食份额的人，也就是“落籍斯巴达人”。但是，他们仍然有机会接受（-12，13-）斯巴达式的训练；如果有较富裕的斯巴达人赞助其伙食份额，他们也有可能进入公共伙食团。

[60]

有3名次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都是军事指挥官，分别是句列普斯（Gylippus）、卡利科拉提达（Callicratidas）以及莱山德（Lysander）。这些出身卑微的人能够获得如此荣耀和显赫的职位，这意味着只要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得到了入选伙食团和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经济基础，其他人就会想要效仿这三个人。最大的希望在于军事征服。雅典帝国在爱琴海地区（the Aegean）被摧毁，胜利的斯巴达人就有机会攫取财富，而斯巴达的领袖则就有机会攫取荣誉。没有办法获得公民身份的人渴望通过战争来获得它。像句列普斯和莱山德这样的人，他们已经拥有公民身份，但是他们那令人尊敬的光荣职位却总被其卑微出身的阴云所笼罩，提升自身地位的办法就是在战争中得到胜利。这一类人往往采取勇往直前的激进政策，而不会拥戴无功无过的中庸政策。

对“全希腊霸权”的渴望在斯巴达上层圈子也不乏支持。从421年开始，这个派别就渴望撕毁《尼基阿斯和约》，支持出兵支援叙拉古人，支持驻防德西利亚。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之后，这些人肯定得意洋洋。阿吉斯（Agis）带着他在曼提尼亚大捷所获得的荣誉和影响力，在德西利亚享有斯巴达国王一般很难获得的巨大权势。阿吉斯渴望能在自己的领导下击溃雅典帝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誉与权力。

[61]

斯巴达的政策传统是反对在伯罗奔尼撒之外冒险，支持这种传统的斯巴达人赞成《尼基阿斯和约》，不愿增援西西里，也不愿在亚狄珈设防。在413年的时候，这部分人肯定并不如激进派声势大。鸽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发现，自从他的兄弟因为在曼提尼亚战役中的怯懦表现而被定罪和被流放以后，他原本就脆弱的地位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62]

这样一来，普雷斯托阿纳克斯根本无从贯彻自己的审慎政策，特别是在曼提尼亚和西西里之后。现在，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其拥趸——一般来说，这类人在斯巴达是占优势的——更（-13，14-）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反对以激进政策重启战端。雅典仍然据有派娄斯（Pylos）与叙铁拉（Cythera），仍然可以在这两个地方煽动黑劳士制造麻烦。脱籍黑劳士与落籍斯巴达人数量越来越多，尽管这些人在军队中为斯巴达事业献身，他们仍完全可能成为动荡的因素。据色诺芬描述，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初，这些人简直无法掩饰他们“生吞斯巴达人”的渴望。

[63]

而此刻距那时不过15年，所以，只要稍加留心，斯巴达人应该已经能够认识到这部分人所引起的危险。随着阿吉斯及其激进派拥趸的影响日益增强，斯巴达人更有理由担心，一旦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军队被迫远离家乡前去征战，那么，征战的胜利就会进一步增强激进派的权势。对于审慎与和平政策的拥趸来说，尽管他们无法阻止413年的战事，但是可以想象，如果速胜不如预期，那么，这些人势必挑事。

斯巴达的激进派马上就面临实际问题。造船需要钱，为舰只配备人员需要更多钱。在爱琴海地区和海勒斯滂地区（the Hellespont）煽动叛乱，支持这些地区反对雅典人，与雅典人在海上交战，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有大舰队能够在海上长时间停留，同时还必须向船员支付薪饷。斯巴达无法提供必要的部队。斯巴达人既没有什么舰船，也没有什么钱。过去，他们依靠盟友来获得舰船和钱；但战争严重影响了他们最重要盟友的经济实力。尽管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斯巴达的盟友们“同心协力，力图”逃离战争困境，“比以前更甚”。

[64]

但是，在斯巴达的盟友当中，至少有一些城邦看起来并没有其他城邦那么热衷和情愿。当斯巴达人提议从地峡（the Isthmus）出发，去帮助开俄斯人发动叛乱的时候，科林斯（Corinth）人没有照办，他们要求拖到地峡运动会之后。

[65]

此外，尽管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盟友十分热情，但这些盟邦并无能力提供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打败雅典。斯巴达人在爱琴海为战争做准备的时候，给盟邦安排了各自建造舰队的份额：斯巴达人自己建造25艘；彼欧提亚人建造25艘；科林斯人建造15艘；洛克里司人（-14，15-）（Locrians）和佛基斯人（Phocians）一共建造15艘；阿卡狄亚（Arcadia）、佩林（Pellene）、西叙昂（Sicyon）一共建造10艘；墨伽拉（Megara）、托洛溱（Troezen）、埃皮道鲁斯（Epidaurus）和赫尔迈翁（Hermione）一共建造10艘。

[66]

他们想建造总共100艘三列桨战舰，但这个数字也不足以取得对雅典人的优势。412年春天，只有39艘舰船可以投入战斗。

[67]

在海上作战的余下时候，这些位于希腊大陆的斯巴达盟邦所提供的舰船，少之又少。

[68]

斯巴达人还对他们的西西里盟友寄予厚望，认为“他们很可能会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带着他们被迫建立的强大海军力量过来”。

[69]

就这一点来说，斯巴达人是过分乐观了。修昔底德告诉我们，412年加入斯巴达舰队的舰船中，只有20艘来自叙拉古，2艘来自塞林努斯（Selinus）。

[70]

色诺芬记载，后来，又有另外5艘叙拉古船加入了上述22艘西西里舰船，这5艘船是在409年赶来防守以弗所的。

[71]

西西里对斯巴达征战爱琴海和海勒斯滂地区贡献有限，这与其国内矛盾有关。叙拉古发生民主革命，赫墨克拉底（Hermocrates）失势，而赫墨克拉底正是斯巴达利益和激进政策的最大拥趸。

[72]

在试图重新夺回权力的时候，他遭到流放，继而被杀；反对他的民主派别显然不愿意在雅典威胁消失之后再远离故土、去支持斯巴达的战争。此外，409年，迦太基对希腊人的西西里发动猛攻，并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完全占领了西西里。

[73]

斯巴达人或许没能（-15，16-）预见到如此事态，但是阿奇达慕斯战争的经验令其多少比较机警而周全。431年，他们向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同盟索要500艘舰船，但是一艘也没有得到。

[74]

雅典进犯业已粉碎，这时，再指望西西里会派出一支大军前来援助斯巴达，这无论如何都不现实。

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没法指望在船只和资金方面自给自足。要打败雅典——即便是在雅典惨败西西里之后——，比较现实的打算是，看看能否从波斯的帝国国库那里获得一些支援。然而，要获得波斯的支持，斯巴达人就必须与波斯大王达成协议，这绝非易事。从公元前6世纪以来，斯巴达人被认为是反抗波斯的希腊领袖，为此十分自豪。

[75]

事实上，斯巴达人还是打着“希腊自由”旗号介入这场战争的。

[76]

然而，要让波斯人帮助斯巴达人同雅典作战，他们肯定至少会要回现在属于希腊的小亚细亚地区。以放弃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为结盟波斯的代价，大部分斯巴达人是很难接受的。保守派一定会攻击这样的妥协，说不名誉，甚至对于激进派的斯巴达人来说，对于斯巴达率领希腊人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希腊同胞这样的荣誉，他们也还是不情愿去破坏的。此外，一些斯巴达人可能还怀有贪心，想要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所缴贡赋从雅典手上转到自己手上，而不是转到波斯手上。波斯援助必不可少，但谈判必须小心翼翼，能否成功则决不好说。

413年，我们有理由认为，波斯人也许会愿意加入对雅典的战争。雅典帝国的壮大是以波斯为代价的，波斯人从爱琴海和海勒斯滂海峡的水路被赶出去，大王失去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还有它们的税赋。除了财政损失外，更沉重的打击很可能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君主们的荣誉受损。（-16，17-）这些君主都把自己叫作“大王，诸王之王，诸不同民族之王，广袤伟大土地之王，等等。”

[77]

甚至，在《卡利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在本世纪中叶正式结束了雅典与波斯的战争之后，冲突也并未终止；散发状态和较低水平的冲突仍在持续，一名学者把这种状态叫作“冷战”，再适当不过。

[78]

波斯人支持卡里亚（Caria），吕西亚（Lycia），缪西亚（Mysia）和海勒斯滂地区的叛乱，看起来已经违反了和约规定；而雅典跨越和约所规定的底线渗入黑海地区（the Black Sea），看起来亦是一种针锋相对的违约行动。

不管怎么说，波斯节度使庇苏司涅（Pissusthnes）在440年的行为肯定出于对雅典的敌视。庇苏司涅与萨摩司叛乱者结盟，以萨摩司人的名义将一名雅典驻军士兵扣为人质。

[79]

无疑，作为节度使，庇苏司涅特有权势、特别独立；他随后的叛变可以证明这一点。

[80]

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庇苏司涅的行动与大王旨意背道而驰。那时，只要腓尼基（Phoenicia）舰队朝着萨摩司的雅典军队开去，就已经足够吓得伯利克里从萨摩司驻军中抽调60艘舰船，驶向卡里亚前去拦截。尽管这种事件在爱琴海地区从未上演，但是，若想转移雅典注意力、转移雅典在萨摩司的军队，这也不失为可行之策。

[81]

这支舰队的行动可以清楚表明，节度使的行动得到了正式许可。因为不管怎么说，波斯大王既没说庇苏司涅的行动与自己无关，也没有为此惩处庇苏司涅。

在平定了萨摩司叛乱后，很快，（-17，18-）也许是在437年，伯利克里率部进行他著名的黑海远征，在这个地区耀武扬威，同时也是为了警告波斯人不要再学庇苏司涅轻举妄动。

[82]

在430年代，根本没有必要搞这种警告，因为斯巴达人的同盟对萨摩司人的支援遭到失败，而雅典又取得了胜利，这足够说明，在和平时期，雅典在爱琴海地区不容挑战。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小亚细亚海岸不过是波斯大王整体考虑中很小的一部分，他有一个广袤的帝国，责任重大，麻烦不少。苏撒（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与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很不一样，甚至与帝国西陲撒尔狄司（Sardis）和大司叙里昂（Dascylium）驻防的节度使们也完全不同。

然而，431年在希腊爆发的这场大战，令波斯人另有机会侵扰雅典。431年春天，柯罗丰（Colophon）爆发党争，庇苏司涅再次得到干涉良机。他派遣一名下属伊塔墨涅斯（Itamenes）带着由非希腊人组成的部队，从不远处赶来；伊塔墨涅斯拿下这个城邦，把亲雅典党人流放到诺提昂（Notium）。党争于是又爆发在诺提昂，其中一方得到庇苏司涅雇佣兵的援助。最后，雅典派来了将军帕其斯（Paches），他打败了雇佣兵军队和亲波斯党人，在诺提昂建立了雅典殖民地，同时在柯罗丰重新扶植了亲雅典党人的政权。

[83]

这位波斯节度使的一系列行动使得从爱奥尼亚（Ionia）和列斯堡流亡异乡的反雅典党人相信，庇苏司涅会加入斯巴达反对雅典的战争。这些流亡的反雅典党人找到斯巴达将军阿尔西达（Alcidas），企图说服他去夺取下一个海滨城邦，以此为爱奥尼亚革命燎原之星火；但是胆小的阿尔西达拒绝了。

[84]

除此之外，庇苏司涅在430至425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应该是支持了卡里亚地区的反雅典暴动，而雅典人，应该是通过向波斯治下的黑海城邦索取贡赋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报复。

[85]

425年末，雅典人得到惊人情报，发现波斯人对他们形成了威胁。雅典的一位将军阻截了波斯大王派去斯巴达的使节阿尔塔斐尼（Artaphernes）。雅典人翻译并阅读了阿尔塔斐尼携带的信函，于是，有关外交谈判暴露无遗。波斯大王不知道斯巴达人要什么。（-18，19-）“数名使节前来见驾，但所言分歧。欲使辞顺理达，斯巴达人当遣使与波斯信使同来见驾。”

[86]

不管信中所谓的沟通问题究竟是什么，斯巴达人为何而来再清楚不过。早在430年，斯巴达人就曾派遣使团，前去觐见波斯大王，看看是否“可以说服波斯大王给他们提供金钱、加入战争”。

[87]

有证据表明在这次的情报被发现之前，斯巴达人还曾多次遣使前往波斯。但是425年，雅典人感到格外惊恐是因为他们发现，现如今，波斯大王采取了主动。

对于波斯的动机，我们只能揣摩一二。雅典在派娄斯和斯伐刻帖里亚（Sphacteria）意外取得胜利的消息也许是一个原因。我们应当还记得，所有希腊人都曾以为雅典只是抵抗几年，过一阵子就会投降。425年之前发生的事可说是证实了希腊人的这一普遍推测，所以，波斯人也没有什么动力来干涉。波斯人完全可以指望着斯巴达人，在适当的时候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斯巴达在斯伐刻帖里亚投降，打乱了波斯人的如意算盘。这次打击摧毁了斯巴达的信心，让雅典人能够募得贡赋、解决财政问题，与此同时，黑劳士暴动、斯巴达同盟变节、以及雅典取胜的可能也随之浮现。

[88]

大流士不仅要担心波斯可能永无染指爱琴海和海勒斯滂的机会，还得害怕雅典在取胜之后，实力和胆量更加与日俱增。

对于雅典人来说，波斯这番新动向值得警惕。假使当时波斯给了斯巴达人金钱和海军任凭他们支配的话，雅典人很可能就无法在斯伐刻帖里亚取得那般神奇的胜绩。于是，雅典人用一艘三列桨战舰将阿尔塔斐尼送回以弗所，还派遣了一个雅典使团一同前往。我们不知道这个使团有何具体任务，但是看起来，雅典人至少想改善与波斯的关系，阻止波斯与斯巴达同盟签订协议。不管雅典使团的目的是什么，总之他们没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在以弗所就得知波斯大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已经驾崩，所以他们就回雅典去了。

[89]

修昔底德没有提及其他的谈判，但是391年，雄辩家安多基德斯（Andocides）提到他的叔叔埃披吕库（Epilycus）谈下来的一个条约，（-19，20-） 说这个条约与波斯大王“建立了永久的友谊”。

[90]

雅典雄辩家们素有依据需要裁度甚至伪造历史的恶劣名声，安多基德斯似乎是一丘之貉。

[91]

然而，有一则铭文可以证实《埃披吕库条约》的存在。这则铭文的内容是公元前5世纪的一道法令，它被保存下来的形式则是在公元前4世纪制作的该法令的一个副本。这则铭文表扬了某个名叫赫拉科莱德司（Heracleides）的人，说他在与波斯大王进行条约谈判时作出了贡献。要确定条约日期、重构条约内容，就必须同时结合铭文重建与铭文阐释这两种方法，对这则铭文进行一番有独创性的研究。卓越的铭文学家、历史学家密格斯（Meiggs）对自己的研究有充分自信，他认为：“在5世纪，很少有文献比这道法令的内容更加确定。科拉佐门奈（Clazomenae）的赫拉科莱德司因帮助雅典使团而受到了这道法令的表扬，这个使团中有安多基德斯的叔叔埃披吕库，他是‘五百人议事会’（boule
）的成员，于424至423年参加使团，与大流士大王进行条约谈判。”

[92]

雅典人行动迅速，马上开始阻止波斯帮助斯巴达，这并不出人意料。424年底，伯拉西达（Brasidas）已经攫取安菲玻里，对雅典帝国的整个色雷斯（Thrace）—马其顿地区形成威胁。但马其顿国王是如此靠不住，波斯人给的船只和金钱则可以把伯拉西达从这种脆弱的依靠中解放出来，放手去征伐其他地方，甚至向东挺进海勒斯滂。这番可怕的展望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雅典人为何要马上与刚刚登基、基础还很不牢固的大流士二世签订条约。

阿尔塔薛西斯一世驾崩引发混乱，有一位学者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称为“四帝之年”，（-20，21-）用罗马皇帝尼禄（Nero）死后的内战年份以喻之。

[93]

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唯一婚生子薛西斯二世（Xerxes II）继位。薛西斯二世的母亲是阿尔塔薛西斯的波斯人妻子。但是，阿尔塔薛西斯与众妾媵共诞有私生子17名。其中一位，琐戈狄亚奴（Sogdianus），在薛西斯二世即位后45天就弑君篡位。很快，他的地位遭到了另一名私生子的挑战。这名私生子名叫奥库斯（Ochus），是叙尔喀尼亚（Hyrcania）节度使。奥库斯叛乱成功，即位为大流士二世；我们所知的是，早至424年8月16日，他就已经被承认为波斯君主。

[94]

但是阿尔塔薛西斯的16个私生子还健在，其他一些纯血波斯人和皇室后裔可能让他们相信自己比大流士更有资格继承王位。事实上，叛乱确实接踵而来，其中第一个向他发起挑战的就是他的同胞兄弟阿尔西忒（Arsites）。

[95]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流士急欲达成协议，迫切之情不会亚于雅典人。大流士帮助斯巴达人完全没有任何好处，大流士害怕雅典人会插手此事、帮助阿尔西忒，因为阿尔西忒已经雇佣了希腊雇佣兵来对付他。

[96]

这些顾虑都可以解释为何《埃披吕库条约》能够签订，这些理据甚至可能证明，安多基德斯演说中所提到的具体条文也不假。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个新条约仅仅是《卡利阿斯条约》的续约，这当然是可能的。

[97]

然而，在424/423年的特殊情况下，雅典和波斯都需要进一步确认，彼此友好、互不干涉。

[98]

至少从波斯的观点看来，这个条约是恰逢其时的。也许就在不久以前，在阿尔西忒失败之后，大流士还面临着（-21，22-）另一次起义，这次是撒尔狄司节度使庇苏司涅。

[99]

庇苏司涅是大流士一世嫡孙，是一个经验老到、根基深厚的重藩节度使，他的军队中还有一支希腊人雇佣兵，如此种种，都使得庇苏司涅叛乱看起来更具威胁。

[100]

大流士派遣了三个将军率部前去平乱，主将是替萨斐尼（Tissaphernes）。平乱三将军贿赂雇佣兵，许其首领以土地城郭，令其投诚。庇苏司涅被杀，其行省被褫夺，移交替萨斐尼。在418年之后的某个时间，大流士再次平乱，而这次的威胁显然要小得多。

[101]

历经大小叛乱如是，大流士肯定庆幸他与雅典有协约在先。特别是在421至415年间，从形式上来看，雅典处于和平时期；究其实质而言，雅典是在重新积聚力量、勃发野心。当然，在平定数次叛乱、巩固统治基础之后，大流士也许会向西看，会想要收回波斯失去的诸行省。但是，波斯与雅典之间立有条约；斯巴达困囿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雅典海军控制着海洋；在雅典金库里，贡赋有所增加，军事支出尚未榨干雅典财政。在这样的情况下，波斯大王难有作为。他需要等待时机。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若非雅典远征西西里，他可能还得等上好久”。

[102]

若对战争局势了然于胸、判断分析又可做到客观的话，一个生活在413年的人对局势的看法，可能与我们今日所能揣测的全然不同。尽管西西里惨败如此，城邦所受损失巨大，敌军狂热如此，但是，战争的结果并不比其在431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更好预测。如果雅典人可以保持镇静，限制花销，控制盟友，他们完全没必要放弃。西西里惨败并未招致波斯干涉。除非波斯人愿意投入相当可观的资源，不然，雅典人在海上不会被打败，而波斯愿意付此代价的意愿还没有体现出来。（-22，23-）波斯大王是不是不愿意从其庞杂的帝国事务中再一次分心，没人可以肯定。就算他愿意分心垂顾，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与斯巴达人能否协同一心、同仇敌忾。在431年的时候，不管雅典采取什么战略，都无法确保战胜伯罗奔尼撒人；但是，就算资源有限，进行一桩伯利克里式的交易并非天方夜谭。而在413年，时过境迁，关键在于，斯巴达人如果能够将波斯卷入战争、并有效利用波斯人的实力的话，他们是有可能赢得战争的。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实现起来也并非易事。在413年，攻守之势悬决。这关键是在斯巴达，也在波斯，但不在雅典。

[1]
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见布索特（Busolt），《希腊历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GG
），第3卷，第2册，第684页。

[2]
Plut.Nic
.30；阿特奈乌斯（Athenaeus 9.407）讲述了喜剧诗人席格蒙（Hegemon）的故事，因为席格蒙的剧作让雅典人十分开心，所以哪怕是在西西里惨祸消息传到剧院时，他们也还是在笑。“没人离开剧场，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一些亲属。所以，他们偷偷地流泪，也不会站起来离开，这样，他们因这一灾祸而来的悲恸就不会被其他城邦来的观众看到。”

[3]
Thuc.8.1.1.

[4]
Thuc.8.1.2.

[5]
我接下来对人力和人口的讨论得益于巴里·S·施特劳斯（Barry S.Strauss）在其“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404—前386年”（Division and Conquest：Athens，403—386 B.C.
，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二章中的精彩分析。其他有所帮助的解读来自于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0页及注释5），梅耶（Meyer）（《古代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alter Geschichte
./Forsch
.］，第2卷，第149—195页），戈姆（A.W.Gomme）（《公元前5和前4世纪雅典的人口》［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
］，芝加哥，1967年），贝洛赫（K.J.Beloch）（《希腊—罗马世界的人口》［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
］，莱比锡，1885年），以及琼斯（A.H.M.Jones）（《雅典的民主》［Athenian Democracy
］，牛津，1969年，第161—180页）。

[6]
Thuc.2.13.8；关于外邦居留民和日佣级公民的人数，参见施特劳斯，“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404—前386年”。

[7]
Thuc.3.87.3；Thuc.2.49.7—8；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71页。

[8]
这是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0页）的分析，看起来比较合理。

[9]
这些数字是根据上面已经给出的数据和施特劳斯在“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404—前386年”（第72—91页）中的论证而估算出来的。

[10]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0—1401页；第1401页，注释1。

[11]
Thuc.8.1.2.

[12]
Thuc.2.24.1.

[13]
《雅典贡赋表》（ATL，Athenian Tribute Lists
，第3卷，第358页）的作者们说：“很明显，在414年，雅典娜金库（the treasury of Athena）及献给其他神明的金库中的储备资金又一次被削减到422年的低水平。”《雅典贡赋表》的作者估算422年的数字是444塔伦特（第3卷，第344页，注释94）。

[14]
Thuc.7.27.3—28.2；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第291—292页。

[15]
对此刻雅典经济困境的最佳讨论，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4—1408页。

[16]
关于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职责与花费，参见Thuc.6.31.3；Lysias 32.24；阿密特（M.Amit），《雅典与海洋》（Athens and the Sea
），布鲁塞尔，1965，第103—115页；以及莫里森（J.S.Morrison）与威廉姆斯（R.T.Williams），《希腊有桨舰：从公元前900至前332年》（Greek Oared Ships，900—332 B.C.
），剑桥，1968年，第260—263页。关于三列桨战舰联合舰长出现的日期，参见约尔丹（B.Jordan），《古典时代雅典海军》（The Athenian Nav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伯克利，1975年，第70—72页。

[17]
对阿里斯托芬《蛙》的一则注疏：Scholion to Aristph.，Frogs
404；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5页，注释1。

[18]
Thuc.3.19.1；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144—145页。

[19]
这些看法来自汤森（R.Thomsen），《直接战争税》（Eisphora
），哥本哈根，1964年，第172—175页。

[20]
我接受贝洛赫的看法，《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AP，Die Attische Politik seit Perikles
），第66页。这一论证得到了布索特的认可：《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7页，注释1，同时参见汤森，《直接战争税》，第175页。

[21]
这是我对于Thuc.8.1.3的翻译与阐释：
，

[22]
关于古代信源，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9页，注释1。关于贤哲的当代学术讨论有：史密斯（F.D.Smith），《雅典政治委员会》（Athenian Political Commission
），芝加哥，1920年，第32—41页；谢斐（H.Schaefer），《古典科学百科全书》“保-威百科全书”（PW，Realenzyklopädie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第45卷，1957年，第1222—1231页。

[23]
柯罗歇（P.Cloché）谈及了“控制”（《希腊研究评论》［REG，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第35卷，1922年，第279页），格罗茨（G.Glotz）谈及了“替代”（《希腊历史》［HG，Histoire grecque
］，第2卷，第708页）。

[24]
R·A·德·莱（R.A.De Laix），《雅典贤哲制度：政治决策研究》（Probouleusis at Athens：Study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73年，第32页。

[25]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9—1410页。

[26]
Aristoph.Lysis
.410—610，980—1012.

[27]
Arist.Pol
.1298b，1299b，1322b，1323a.

[28]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10—1411页；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65页；伊涅特（Hignett），《雅典政制史》（HAC，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第169页。

[29]
参见本书第六章。

[30]
我们说哈格浓是贤哲、是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的父亲，根据是吕西阿斯（Lys.12.65）和色诺芬（Xen.Hell
.2.3.30）。若无特别说明，所有色诺芬引注指的都是其《希腊志》。

[31]
戴维斯（Davies），《雅典有产家庭论》（APF，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第227—228页。译注：《尼基阿斯和约》：Thuc.5.18—9；《雅典-斯巴达同盟条约》：Thuc.5.23.

[32]
关于他死亡的日期，见帕罗斯碑第56行、第54行（Marmor Parium 56 and 54，FGrH
II 239，1000—1001）。关于他担任“提洛同盟财政官”职务，参见《雅典贡赋表》，第2卷，第12表，第36行。关于他担任将军职务，参见安德罗提昂（Androtion）：Androtion，FGrH
III 324，Fr.38.

[33]
厄霖博格（V.Ehrenberg），《索福克勒斯与伯利克里》，牛津，1954年，第117—140页；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49—153页，第175—177页。

[34]
Thuc.8.1.4. 译文使用谢德风译本，第567页。

[35]
Thuc.2.22.1；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55—56页。

[36]
Thuc.8.1.3.

[37]
关于马其顿是雅典海军所需木材的主要来源，参见IG
I^2
71（同时见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314页，注释28）；IG
I^2
105=GHI
91，以及And.2.11；以及Xen.Hell
.6.1.11。马其顿国王沛耳狄喀（Perdiccas）与雅典关系不稳定，在414年再次与雅典人结盟（Thuc.7.9），并死于这之后到4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410年有记录表明他的继任者阿奇劳斯（Archelaus）与他们在皮德纳（Pydna）打仗（Diod.13.49.1）。因此，在413/412年，雅典能够无压力从马其顿获得木材。

[38]
Thuc.8.4.

[39]
Thuc.7.28.4. 新关税也许是于413年秋天开始实施（《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402页），也就是刚刚选举出贤哲的时候（史密斯，《雅典政治委员会》，第39页）。

[40]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408页。

[41]
关于日期，参见罗杰斯（B.B.Rogers），《吕西翠妲》（Lysistrata
），伦敦，1911年，第x页。至于这部戏是在小酒神节（the Lenaea）还是在大酒神节（City Dionysia）演出的，我们不得而知。

[42]
Aristoph. Lysis
.573—586. 我使用的是道格拉斯·帕克（Douglass Parker）栩栩如生的翻译（《吕西翠妲》，密歇根州安娜堡，1964年，第44—45页）。帕克认为，剧中所谓“结块”（clumps），即是寡头党人的党社（第91页）。关于这样一种阐释，同时参见柳闻（J. van Leeuwen），《吕西翠妲》，莱顿，1903年，第86—87页；以及罗杰斯（Rogers），《吕西翠妲》，第72页。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9页）认为，这个词指的不是寡头党社，而是“一群垄断公共职务、躲避服役的职业政治家”。安德鲁斯把“结块”（clumps）叫作“线团”（tangles），并说，该词“指的是一群团结起来争夺公职的人”，而并不一定是寡头党人或阴谋家。

[43]
把阿里斯托芬作品作为真实历史的资料来源，对这一做法最强烈的抨击来自于戈姆的一篇著名文章（《古典评论》，第52卷，1938年，第97—100页）。而关于相反看法，应当如何正确利用喜剧，参见圣·克洛瓦（G.E.M.de Ste.Croix），《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第231—244、355—376页。

[4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14页。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12页）和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67页）与其观点相同。

[45]
贝洛赫如是建议（《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67页）。

[46]
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03—104页。

[47]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14页。

[48]
就连对修昔底德批评得最为苛刻的学者也说，“在帝国的整个时期，盟友和属邦的民众一直忠于雅典，直到爱奥尼亚海战的决战失败……”（圣·克洛瓦，《历史学刊》［Historia
］，第3卷，1954—1955年，第16页，“直到爱奥尼亚海战的决战失败”为本书作者所加）。

[49]
Thuc.8.2.2.

[50]
Thuc.8.2.4.

[51]
Diod.11.50；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51—52页；圣·克洛瓦，《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170页。

[52]
Diod.11.50.

[53]
Arist.Pol
.1270a，29—32.

[54]
汤因比（A.Toynbee），《希腊历史诸问题》（Some Problems of Greek History
），伦敦，1969年，第305—306页。卡特利奇（P.Cartledge），《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PCPS
），第27卷，1981年，第17—38页。

[55]
关于斯巴达鼓励生育的一个总结，参见卡特利奇，《斯巴达与拉戈尼亚》（Sparta and Laconia
），伦敦，1979年，第309—311页。

[56]
Thuc.5.49.1；Xen.Hell
.4.3.2.

[57]
喀施戴特（U.Kahrstedt），《希腊宪法》（Griechisches Staatsrecht
），第1卷，哥廷根，1922年，第46页以下。同时参见奥莱瓦（P.Oliva）的讨论：《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Sparta and Her Social Problems
），阿姆斯特丹与布拉格，1971年，第166—170页。

[58]
Xen.Hell
.3.3.6.

[59]
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77—178页；卡特利奇，《斯巴达与拉戈尼亚》，第313—315页。

[60]
对于上述内容最重要的贡献是罗茨（D.Lotze）的一篇论文（《历史学刊》，第11卷，1962年，第427—435页）。其他有用的讨论来自于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74—177页；以及汤因比，《希腊历史诸问题》，第345页，注释3。

[61]
阿吉斯此时的权力与影响力，参见Thuc.8.5.1—4，与《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2页。

[62]
Thuc.5.72.1；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26—128页。

[63]
Xen.Hell
.3.3.6.

[64]
Thuc.8.2.1. 译注：原文全句为“那些已经和斯巴达联盟的国家，比以前更加希望迅速地免除一切它们已经忍受了这么久的痛苦”。

[65]
Thuc.8.9.

[66]
Thuc.8.3.2.

[67]
Thuc.8.7；其中，从柯林斯海岸拖往撒罗尼海湾岸边（Saronic Gulf）、并准备驶入爱琴海的舰船，只有21艘（Thuc.8.8.4，10.2）。

[68]
修昔底德提到了5艘柯林斯舰，1艘墨伽拉舰，1艘赫尔迈翁舰，这些舰船是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带到米利都去的（Thuc.8.33.1）；他还记载到，在犬坟（Cynossema）被雅典人俘虏的，有5艘柯林斯舰，2艘安布罗西亚（Ambracia）舰，2艘彼欧提亚舰，1艘琉卡斯（Leucas）舰，1艘佩林舰（Thuc.8.106.3）。色诺芬记载了410年科列库斯（Clearchus）领导的海勒斯滂海上远征，由15艘舰只组成，船员来自“墨伽拉和其他盟友”（Xen.Hell
.1.1.36）。狄奥多罗斯提到彼欧提亚人在406年的阿吉努赛（Arginusae）战役中把持左翼，但是他没有给出具体数字。关于斯巴达的大陆盟友参与413年以后海战的情况，以上似乎是仅有的资料。

[69]
Thuc.8.2.3.

[70]
Thuc.8.26.1. 狄奥多罗斯（Diod.13.34.4，63.1）记载叙拉古船有35艘，没有提及塞林努斯人的船，但是色诺芬（Xen.Hell
.1.2.8）确认叙拉古船有20艘。在犬坟和库济科斯（Cyzicus）作战的大约是同一支队伍（Thuc.8.104—6；Xen.Hell
.1.2.8）。

[71]
Xen.Hell
. 1.2.8.

[72]
Diod.13.34.6，39.4，63，75.2—9；Xen.Hell
.1.1.27—31，3.13.

[73]
Diod.13.54.

[74]
Thuc.2.7.2.

[75]
刘易斯（Lewis），《斯巴达与波斯》（Sparta and Persia
），第62—63页。

[76]
Thuc.1.124.3；1.139.3；2.8.4；3.32.2，63.3；4.85.1，86.1.

[77]
关于这个形式的皇家头衔，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78页）。波斯君主们甚至可能会觉得，为帝国收复小亚细亚沿岸类似于一种宗教命令；埃第（S.K.Eddy）（《古典语文学》 ［Classical Philology
］，第68卷1973年，第247页）说，波斯大王“统治整个亚细亚依赖的那种许可，不亚于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本人的意愿”。译注：阿胡拉·玛兹达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神。

[78]
埃第，《古典语文学》，第68卷，1973年，第241—258页；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59—61页）挑战了埃第的部分解释。刘易斯认为，总的来说，雅典-波斯冲突的证据被用得有点过，但是他并不否认雅典与波斯之间存在冲突这一事实。

[79]
Thuc.1.115.4—5. 狄奥多罗斯说，萨摩司叛乱者募得的700名雇佣兵是庇苏司涅的慷慨赠予（Diod.12.27.3）。如果我们接受刘易斯的观点（《斯巴达与波斯》，第59页，注释65），那么，萨摩司叛乱者募得雇佣兵无疑得到了节度使的同意。

[80]
Ctesias 52（科泰夏司，《波斯史》［Persica
］，第52节）；庇苏司涅亦有皇家血统，他是大流士一世（Darius I）的孙子（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55页，第80页）。译注：庇苏司涅叛变情节记录在Ctesias Persica
53。

[81]
这是埃第的看法（《古典语文学》，第68卷，1973年，第250页）。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59—60页）认为没有波斯舰队参与，但是狄奥多罗斯（Diod.12.27.5）和普鲁塔克（Plut.Per.
26.1）所说的与刘易斯恰好相反。刘易斯还怀疑，要动员腓尼基海军，时间实在太过“紧张”。就算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都是后世史料，不足采信，然而，伯利克里无疑确信是有这么一支舰队的。这一点应当比刘易斯的怀疑更有说服力。如果曾经存在这样一支舰队，用刘易斯的话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大王是共犯”。

[82]
关于这次远征的日期和目的，参见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387—389页；亦可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60页，注释70。

[83]
Thuc.3.34.

[84]
Thuc.3.31.

[85]
埃第，《古典语文学》，第68卷，1973年，第255—256页。

[86]
Thuc.4.50.2.

[87]
Thuc.2.67.1.

[88]
Thuc.4.40—41；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248—251页。

[89]
Thuc.4.50.3.

[90]
And.3.29.

[91]
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2—3页。

[92]
密格斯（Meiggs），《雅典帝国》（The Athenian Empire
），第135页。最重要的这则铭文是IG
II^2
8=GHI
70。因为这段铭文中提到了
与
（王），所以很明显，这则铭文的主题是与波斯大王所订立的条约，因为在没有其他描述的情况下，希腊文献中单称“王”的只有波斯大王。这则铭文的日期被确定为424/423年，具体方法是：怀德-嘉利（H.T.Wade-Gery）整理出一些可以推定为该年制定的铭文，其中录有一些官员的名字，对照这些名字，就可以确定此处所探讨的这则铭文的年份（《希腊历史文集》［Essays in Greek History
］，牛津，1958年，第201—232页）。斯托克顿（D.L.Stockton）（《历史学刊》，第8卷，1959年，第61—79页）对这种阐释方法进行了猛烈攻击，但是这番攻击被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3页，注释6）与密格斯-刘易斯（《希腊历史铭文选辑》［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GHI
］，第202—203页）完美化解。关于年份问题，其他学者们还有另外的看法：从422/421年到略早于415年都有。刘易斯考察了这些看法，同时有效运用波斯帝国史料，包括在巴比伦（Babylon）新出土的碑铭，最后总结道：“我认为，当前对这个条约所确定的那个年份大致是对的。这片新出土的碑铭文献提前了大流士登基的可能时间，大大提高了这个时间表为真的可能性”（《斯巴达与波斯》，第77页）。译注：IG
II^2
8=GHI
70，表示的是：《希腊铭文集成》（Inscriptiones Graecae
），第2卷，第8条铭文，同时也是《希腊历史铭文选辑》，第70条铭文。

[93]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73页。

[94]
我们所知的这些情况，主要来自于科泰夏司（Ctesias 43—51），狄奥多罗斯的撰述从原则上来说，简单印证了他的记载（Diod.12.64.1，71.1）。要判断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即时序问题——是异常困难的。对此，刘易斯给出了精彩论述（《斯巴达与波斯》，第70—77页）。

[95]
Ctesias 50—51. 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4页）认为，这次叛乱肯定是发生在“刚刚登基的时候”，他是对的。因为这是科泰夏司在大流士登基后提到的第一个事件，也因为“科泰夏司史书这一节的最后一个句子将处死弑薛西斯者与对阿尔西忒执行死刑联系起来了”。

[96]
Ctesias 50.

[97]
怀德-嘉利，《希腊历史文集》，第211页；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5页；密格斯，《雅典帝国》，第135页。

[98]
在我看来，布拉迈尔（A.Blamire）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对雅典人和波斯人动机的最佳理解。参见布拉迈尔，《凤凰学刊》（Phoenix
），第29卷，1975年，第21—26页。

[99]
Ctesias 52. 这件事可能发生在423至415年间的任何时候；韦斯特莱克（H.D.Westlake）论证，这件事发生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参见《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1—322页。其论证颇有说服力。

[100]
关于庇苏司涅的世系，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55页。雇佣兵将领是一个名叫吕孔（Lycon）的雅典人，但是正如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4页，注释10）和韦斯特莱克（《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1页，注释8）所指出的，庇苏司涅的世系并不能说明他的祖国的政策和行动。

[101]
Ctesias 53. 关于日期，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1页。

[102]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2页。

第二章 爱琴海战事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开始的时候，交战双方仍厉兵秣马、全力备战，一如战争刚刚揭幕。

[1]

斯巴达再次采取攻势，而雅典处于守势，牢牢守住金库，严密监视盟邦。然而，这一次，雅典战略中不再含有任何进攻性因素，连慎重考虑过的有限进攻性因素也没有。在西西里之后，贤哲坐镇的雅典甚至比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还要审慎。

另一方面，斯巴达则正在变得更加激进、更富创新。在阿吉斯（Agis）的领导下，斯巴达人正准备一试。阿奇达慕斯（Archidamus）早就警告过斯巴达人，431年一旦开战的话，他们将把战争传递给下一代；到了427/426年，老国王阿奇达慕斯一语已然成谶。

[2]

413年，是阿奇达慕斯的儿子阿吉斯在指挥德西利亚（Decelea）战争。就当下所必需要面对的这场战争的性质来看，阿吉斯比他那谨慎小心、勉为其难的父亲更加适合指挥这种类型的战争。阿吉斯在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之前的生涯充满了不幸、误判、失败、甚至是耻辱。他在10名“参谋”（xymbouloi
）——斯巴达人派去监视国王的人——的陪伴下，参加了曼提尼亚战役，承诺以战场之勇武来悔谢前愆，方免于处罚。

[3]

阿吉斯在曼提尼亚的指挥充满错误，似足闹剧。若非其中一名参谋及时约束他，若非别人不听从其荒谬的命令，若非其敌人的一次关键战术失误，（-24，25-）阿吉斯的闹剧差点就成了斯巴达的悲剧。

[4]

但是，胜利自有魔力，前愆予人之记忆尽可抹去，特别是像曼提尼亚这样一场有规模又重要的大捷。阿吉斯凭借此役成了英雄，不服从其命令的下属（译注：Thuc.5.72所提及的两位）遭到了处罚，阿吉斯的战略天才得到了正式认可。

413年，斯巴达人派遣阿吉斯去指挥他们在德西利亚的永久驻防部队。阿吉斯在德西利亚势焰熏天。阿吉斯握有全权，可以“派遣军队去他想要他们去的任何地方，集合部队，筹措金钱。在这个时期，盟友对阿吉斯的服从，程度超过了他们对斯巴达城邦的服从，可以说，这是因为阿吉斯坐拥言听计从之部，可随意驱使，所及之处，莫不惊惧”。

[5]

此外，阿吉斯也愿意积极运用手中这不同寻常的权力，在希腊拓展斯巴达的霸权。早在曼提尼亚战役之前就有证据显示，阿吉斯与斯巴达激进派通同一气；在曼提尼亚战役中，阿吉斯的所作所为正是那种不顾后果之人为了军功显耀而轻率激进之所为。

[6]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阿吉斯在413年的行动也清楚表明，他有精力、有决心来推进斯巴达霸权。

413年秋末，阿吉斯带领他在德西利亚的部分军队向北进发，来到希腊中部地区和马里斯（Malis）海湾（见地图1）。阿吉斯在马里斯海湾大肆屠戮牲畜，敲诈钱财，报复长期怀怨的澳帖人（Oeteans）。澳帖人对近邻二邦忒拉咯斯（Trachinians）和多利斯（Doris）加以征伐劫掠，而多利斯又是多利斯人先祖所居之地，所以，斯巴达人于426年在忒拉咯斯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建立了殖民地。然而，没过多久，赫拉克利亚就陷入动荡，概因斯巴达派驻此地的布政司（governor，harmost
）治理不善，邻邦仍多加侵扰。

[7]

420/419年冬，彼欧提亚人（Boeotians）赶走斯巴达布政司，夺下赫拉克利亚城邦；虽然彼欧提亚人假意是为了防止赫拉克利亚落入雅典之手才如此行动，但这番行动仍然使斯巴达人震怒。

[8]

为此，阿吉斯不仅要复仇，还要收复赫拉克利亚；他的目的路人皆知，因为斯巴达于409年最终收复了该殖民地，（-25，26为地图1，27-）在那次战斗中，斯巴达派驻该地的布政司在与澳帖人的战斗中阵亡。

[9]

地图1 赫拉克利亚及周边

（本书插图系原书插图）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因为战略位置的缘故，斯巴达人迫切希望建立赫拉克利亚殖民地，“因为斯巴达人可以在此装备一支舰队，对付一衣带水的优卑亚”。

[10]

虽然收复赫拉克利亚已经可以使阿吉斯远征显得颇有理据，但考虑到斯巴达人本已计划要在爱琴海地区煽动暴动，阿吉斯肯定还有更大的计划。阿吉斯强迫浦叙亚亚该亚人（Achaeans of Phthiotis）及帖撒利人（Thessaly）的其他盟友——可能包括埃尼亚尼人（Aenianians），多罗披亚人（Dolopians），以及马里斯人——交出钱财，提供人质。阿吉斯把人质扣押在柯林斯（Corinth）作保，用人质来胁迫这些城邦加入斯巴达的同盟。帖撒利人拒绝加入同盟，但是他们无力阻止斯巴达人的行动。

[11]

此外，还有一些证据表明，阿吉斯此时可能还控制了哀基努（Echinus）及马里斯海湾沿海地区。

[12]

阿吉斯这番行动远超426年斯巴达在赫拉克利亚建立殖民地的举动，其政策倾向明显是要向希腊中部扩大同盟、增加权势，斯巴达人将这种政策取向一直延续到下一个世纪早期。

[13]

此外，阿吉斯这番行动还表明，在412年，阿吉斯具备（-27，28-）突破传统界限、采取进攻性强硬政策的意愿。

[14]

在他从马里斯海湾回到德西利亚的时候，阿吉斯接待了两组前来协商如何从雅典帝国叛变的使节。首先是优卑亚人（Euboeans）。无疑，优卑亚人看到阿吉斯新近在赫拉克利亚一带有所行动，受到鼓舞。阿吉斯热情招待他们，传信斯巴达，请阿尔喀墨涅斯（Alcamenes）和墨澜图斯（Melanthus）带领300名脱籍黑劳士前往优卑亚。正当他们在准备横渡去到优卑亚岛的时候，另一个使团来了，这次是列斯堡人（Lesbos）。列斯堡使团得到了彼欧提亚人襄助，他们说服阿吉斯推迟优卑亚远征，转而支持了列斯堡暴动。彼欧提亚人承诺提供10艘舰船；阿吉斯也提供10艘舰船，阿尔喀墨涅斯出任布政司——也可能是指挥官——带领脱籍黑劳士军团前往。

[15]

阿吉斯为何被说服？他也许被彼欧提亚人的10艘舰船所打动，也许有其古代史料所没有提到的一些战略考虑，但除此之外，我们仍然不禁要认为，阿吉斯如此受彼欧提亚人影响，是因为彼欧提亚人权势正在不断增长，其战略位置重要，在新的情势下，彼欧提亚的重要性相当可观。

阿吉斯凭借他自己的特殊权力在德西利亚作了这些决定，但他的决定还不是最终定论。另外两个使团来寻求斯巴达帮助，帮助他们叛离雅典，但是他们没有去德西利亚找阿吉斯，他们径直去了斯巴达。一个使团来自开俄斯（Chios）和埃吕忒莱（Erythrae），以及，最令人震惊的是，襄助该使团的是波斯的撒尔狄司节度使替萨斐尼派来的代表。

[16]

另外一个使团由两名希腊人构成，墨伽拉（Megara）的喀里歌图（Calligeitus）和库济科斯（Cyzicus）的阿特奈哥拉斯（Athenagoras），他们都遭到母邦流放，代表的是定首府于大司叙里昂的海勒斯滂节度使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这一使团也催促斯巴达人支持海勒斯滂地区希腊城邦的叛乱。

[17]

在这番事态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是两位波斯节度使，他们都是应波斯大王之令，提出与斯巴达合作，同战雅典。

是什么使得大流士抛弃了他新近与雅典订立的条约，订立时间还不足12年的这一条约？又是什么改变了波斯政策，自该世纪中期以来就与雅典保持和平的政策？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波斯大王敦促两位节度使向各自行省的希腊城邦收取贡赋，两位节度使压力很大。波斯大王把贡赋迟交简单归咎于他的节度使们，而节度使们无法从希腊城邦收到贡赋，则是因为雅典人。

[18]

所以，两位节度使都希望削弱雅典的权势、夺取雅典对这些城邦的控制，因此，他们寻求与斯巴达结盟。庇苏司涅的私生子阿墨基司在卡里亚（Caria）叛变了波斯大王，大王下令替萨斐尼把阿墨基司带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

随后，修昔底德明确告诉读者，在波斯与斯巴达进行谈判后不久，雅典人就与阿墨基司结了盟。雄辩家安多基德斯说，是雅典人与阿墨基司结盟的决定，导致波斯决定加入了斯巴达阵营。

[20]

安多基德斯认为，与阿墨基司结盟，概因雅典“顽劣一贯如此”，向来乐于抗强扶弱。

[21]

现代学者认为，与阿墨基司结盟是在波斯与斯巴达结盟之前就作出的决定，并认为，这次结盟行动是愚蠢无聊的赌博，（-29，30-）还导致了波斯改变方针。

[22]

但是除了安多基德斯的这番话以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进一步确定雅典与阿墨基司结盟的时间。有些学者试图用一则铭文来确定这个时间。他们认为，这则铭文表明，在414年3月，以弗所（Ephesus）有一名雅典将军，

[23]

而这可证明雅典此时在支援阿墨基司的叛乱。这些学者提出了许多说法：或认为，这位雅典将军在以弗所的任务是与阿墨基司结盟，是以“制止替萨斐尼收集贡赋”；或认为，这位雅典将军“大概是在以行动支援庇苏司涅与阿墨基司”；或假定，“雅典对阿墨基司的支持可能是一名雅典将军于414年置身以弗所的原因”。

[24]

但这纯属无稽之推想。在414年春天，一名雅典将军在以弗所，可以有很多原因，去支持阿墨基司叛乱是可能性最小的一种。之后的事件将表明，以弗所对雅典的忠诚很成问题，所以那位雅典将军完全可能是去那里监视以弗所人的。还有一种可能是，雅典人去耀武扬威，催缴贡赋。雅典在其他地区也这么做过。另一方面，以弗所肯定不是雅典部队方便帮助阿墨基司的地方，因为米利都（Miletus）离阿墨基司的基地伊阿苏（Iasus）更近。

[25]

要确定雅典与阿墨基司结盟的日期，这段铭文毫无用处。

于是，现在留给我们的，就只剩下了安多基德斯的这番话。然而，这位雄辩家“作为目击证人来说，表现一贯很糟”。

[26]

在演说辞“论与斯巴达议和”中，安多基德斯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雅典人乐于抗强扶弱。第一个例子，是与阿墨基司结盟。第二个例子，是叙拉古人在西西里远征之前提出与雅典人结盟。第三个例子，是414年，应阿尔戈斯（Argos）诸盟友的要求，雅典决定攻打拉戈尼亚。

[27]

最后这个例子，就事实而言所言不虚，尽管安多基德斯在此论述得并不完整，且失于偏颇。第二个例子，肯定是安多基德斯（-30，31-）毫无事实基础的捏造。

[28]

然而，第一个例子，说雅典与阿墨基司结盟，则属于另一种情况。这个例子既不是全然真实的，也不是完全虚假的。基本事实确实存在：有一个埃披吕库条约，与阿墨基司结盟这一事实是存在的，波斯确实援助了斯巴达，雅典后来因此招致的灾祸也不假。但是，“从这些事实中得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一种怀疑，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多基德斯］想欺骗他的听众”。

[29]

如果安多基德斯所言不虚，雅典人与阿墨基司订立条约是在波斯与斯巴达进行谈判之前，我们就应该能够见到修昔底德的相关记录。尽管修昔底德撰史时遗漏点什么并不罕见——有时候甚至令人费解——但在此处，修昔底德还是格外不大可能有所疏漏。这是因为，一方面，弄清楚事情发生的顺序对于读者理解事情的因果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像安多基德斯这样把事情记录下来，能够有力论证修昔底德的一个重要叙述主题：雅典民主政体的鲁莽与愚蠢。

[30]

因此，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安多基德斯歪曲了事情发生的顺序，好证明自己的观点，雅典雄辩家们常这么做。

[31]

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雅典人应该是在知道了波斯与斯巴达人暗通款曲以后，“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当雅典人知道替萨斐尼正在密谋对付他们的时候”，才与阿墨基司结盟的。

[32]

在这样一个时候，雅典与波斯人的叛徒结盟，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却多少有所得。

但是，如果不是雅典人与阿墨基司订立条约，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波斯人接近斯巴达、还要给他们提供帮助呢？最明显、最可能的情况是（-31，32-），雅典人惨败于西西里的消息触发了这一系列政策转向。这样解释起来，时间顺序上就没有问题了。比起依靠毫无根据的安多基德斯，这样解释显然比较可取。西西里惨败发生在9月，波斯使团赴斯巴达可能晚至第二年3月，期间至少有5个月的时间。而这5个月的时间足够波斯大王得到雅典惨败的消息，足够波斯大王决定改变政策，足够波斯大王与他的节度使们商议，也足够节度使们派遣使团去到斯巴达。

[33]

如果我们承认西西里惨败对波斯的决策意义重大的话，那么，雅典与阿墨基司签订条约的日期，相对于波斯与斯巴达进行的谈判来说，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由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修昔底德毫无兴致探讨这个问题。西西里的消息到达波斯以后，可以预见，波斯大王会想要从一个伤痕累累的雅典手中收回他失去的领地，并加入斯巴达一方来实现这些目的。如果阿墨基司在413/412年秋天或者冬天去寻求雅典支援的话，雅典人接受他的求助就并不鲁莽，也不愚蠢。因为，“要让波斯人一直疲于应付种种事务的话，这是雅典人最好的机会，省得他们帮助斯巴达去‘解放’爱奥尼亚城邦”。

[34]

至于波斯人是否已经开始同斯巴达人谈判，这已经无关紧要：修昔底德的沉默已经——或即将——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对安多基德斯时序解释的接受也能够表明这一点。情势危殆，必须有所行动。“身处那样令人绝望的情势下，雅典人与阿墨基司合作的决定完全合理，并非有勇无谋。”

[35]

尽管替萨斐尼和法那巴佐斯可能已经听说了阿吉斯同优卑亚人和列斯堡人进行谈判，但是两位波斯节度使的使节们不去找阿吉斯，而是直接去了斯巴达，这再正常不过。毕竟，这两位节度使并没有合作，相反，他们是争抢着要赢得斯巴达的支持，以此在自己的行省内发动反对雅典的叛乱。二人都希望（-32，33-）把希腊城邦收复在自己的管辖之下，来给波斯缴纳贡赋，二人也都希望占据斯巴达与波斯结盟之功劳。

[36]

此时，斯巴达人同样有所争论，程度甚至较波斯人更为激烈。首先，斯巴达的观点和德西利亚阿吉斯的计划有分歧。身处德西利亚的阿吉斯决定支持列斯堡人，但是在斯巴达，这一政策根本无人支持。有学者认为，斯巴达驳回阿吉斯的计划，就是国王与监察官（ephor）之间对抗持续的证据，

[37]

但是我认为，没有理由这样认为。413/412年的斯巴达政治气候变幻莫测，但是肯定不仅仅是国王与监察官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假定，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仍然一如既往，反对所有需要在伯罗奔尼撒之外远征——包括海上行动——的冒险政策。但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其方针都已不得人心。阿吉斯与彼欧提亚人合作，可以想见，他也得到了色那列（Xenares）和科辽布鲁（Cleobulus）及同党的襄助；这两人是激进派人物，于420/419年担任监察官，普鲁塔克把他们叫作“彼欧提亚党”。

[38]

但是现在，色那列已死，科辽布鲁重又默默无闻，当下在斯巴达有影响力的是其他一些人了。

关于斯巴达的内部情形，修昔底德说得很清楚，“争议很大，有些人希望说服公民大会，先遣海陆部队前往爱奥尼亚和开俄斯，有些人则争辩说，应该先去海勒斯滂”。

[39]

我们不知道谁支持法那巴佐斯的提议，但我们知道，在其远亲阿尔喀比亚德的支持下，监察官恩迪乌斯（Endius）支持的是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的提议。这四个提议，每一个都理据充分。第一，失去优卑亚将给予雅典沉重一击。在战争早期，雅典人就已经将畜群转移至此，仰仗这些畜群提供补给。当优卑亚岛最终在411年叛变时，雅典人的惊惧之情甚于西西里惨败之后，因为“之于雅典人，优卑亚比亚狄珈更有用”。

[40]

第二，夺下列斯堡，就可以得到一座规模可观、经济富庶、人口稠密的岛屿。更为重要的是列斯堡的战略位置，她可以用作切断雅典海勒斯滂生命线的基地，（-33，34-）而切断雅典的海勒斯滂生命线能够最便捷、最轻易地终结战争。第三，法那巴佐斯的提议除了这一重好处之外，还加上了波斯的财政支援这一重额外诱惑。

然而，斯巴达人更中意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的提议。优卑亚和列斯堡的提议没有那么吸引斯巴达人的原因是，他们手中并无希腊人的舰队，也无波斯人的支援承诺。最开始的时候，法那巴佐斯的提议似乎是最佳选择，因为海勒斯滂地区的胜利意味着最快捷的胜利，同时也因为法那巴佐斯的使节带来了现金25塔伦特。

[41]

法那巴佐斯，尽管他并不仰仗替萨斐尼什么，但是看起来，其权势似乎也不如那位撒尔狄司节度使，因为这位撒尔狄司节度使替萨斐尼，拥有的是“对雅典战争之西部战场的最高指挥权”。

[42]

法那巴佐斯也无法提供一支值得一提的舰队，而开俄斯人就可以。同时，斯巴达人可能会觉得，比起拯救一个渴望得到解放的希腊城邦，同波斯节度使结盟实在令人难堪得多。

[43]

以上种种，已经足够促成斯巴达选择替萨斐尼，通过替萨斐尼的支援帮助开俄斯。但是，修昔底德还提出了斯巴达人作出这一选择的另一个理由。很明显，修昔底德提示我们，事实上，是阿尔喀比亚德通过监察官恩迪乌斯支持了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促成该事。

[44]

与在史书中其他地方一样，修昔底德在这里似乎夸大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当怀疑，雅典叛徒阿尔喀比亚德支持上述的政策路线；我们也不应当怀疑，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对他的朋友、乃至通过他的朋友对斯巴达的决策确实起了作用。那个决策，（-34，35-）部分来说，肯定出自于他对军事和外交情势的透彻评估。但阿尔喀比亚德在斯巴达的位置总是脆弱的。斯巴达人疑心重重，阿尔喀比亚德总是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支持开俄斯就意味着可以前往爱奥尼亚作战，这将是他证明自己价值的绝佳机会。阿尔喀比亚德那些有权势的朋友遍及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以弗所、开俄斯；在这些地方，也许可指望，斯巴达人将把他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45]

斯巴达人尽管倾向于阿尔喀比亚德和恩迪乌斯的观点，但他们仍然审慎行事。他们派遣了一个名叫斐利尼（Phrynis）的毗辽士（perioikos
）去开俄斯，考察开俄斯海军规模、城邦权势是否真如开俄斯人所吹嘘的那么大、那么强。斐利尼带着肯定的答案回到斯巴达，斯巴达人投票决定，接纳在海湾两岸对面而居的开俄斯人和埃吕忒莱人为盟友。斯巴达人决定派遣40艘三列桨战舰——其中10艘由海军主将（navarch）迈蓝科利达（Melanchridas）率领，马上驶去加入开俄斯舰队，开俄斯的舰队本来有60艘船。然而，在他们离开之前，冬末的时候，也许是413年2月，地震发生了。他们将此视为不祥之兆，于是削减原本的任务，仅派出5艘舰船，任命喀耳息德（Chalcideus）为指挥官。

[46]

甚至在那时，斯巴达人也一如既往，谨慎行事：直到412年春天，斯巴达人既没有派遣舰队，也没有进一步行动。开俄斯人害怕雅典人会知道他们的这些秘密谈判并采取行动阻止他们叛乱，于是前去施压斯巴达人，要他们马上派支舰队过来。

[47]

（-35，36-）

阿吉斯为这次远征而募得的舰只、连同其他伯罗奔尼撒战舰一起，都集中在科林斯海湾，在地峡西边外海，大概是在科林斯港口勒察库姆（Lechacum）。斯巴达人派遣了3名使节前往，要求整支舰队（彼时一共是39艘船）都将舰只拖过地峡去，然后马上驶向开俄斯。在整支舰队中，绝大部分舰船——如果不是全部舰船的话——都属于斯巴达人的盟友。一个实际需求应运而生：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召开一次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

[48]

对于这次同盟大会的商议过程，修昔底德描述得很不完整，但是其叙述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这次会议并非走过场，亦非仅仅为了批准斯巴达命令而召开。斯巴达公民大会不过是为了决定要接受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的提议，而斯巴达使节所传达的指令不过意在执行公民大会这一决策，再无其他。然而，这次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的会议结果却并非如此，更为复杂。这次同盟大会的成果是项各方妥协的计划，清楚体现了斯巴达人当中持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此前，阿吉斯的战略遭到拒绝，斯巴达人接受了开俄斯计划；消息传到阿吉斯那里，他肯定大失所望。但是，丰富的经验使得阿吉斯更加审慎，也更有政治智慧。斯巴达公民大会的决定当然不能推翻，但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则为阿吉斯提供了补救的机会。表面上，阿吉斯并不反对改变战略，但是，这次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的决策是立即向开俄斯派遣由喀耳息德率领的舰队，同时，也向列斯堡派遣舰队，由阿尔喀墨涅斯领导。向列斯堡派遣舰队的计划不仅正中阿吉斯下怀，连指挥官阿尔喀墨涅斯也正是“阿吉斯心中原本的那个人选”。

[49]

毫无疑问，同盟大会之所以会投票同意接受远征列斯堡这一额外任务，原因在于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发挥了影响力。

斯巴达人的计划原本简单，现在居然又被加上了第三项额外任务，整个计划更加复杂了。在列斯堡战役之后，（-36，37-）婪斐亚斯之子科列库斯（Clearchus the son of Ramphias）率部奔赴海勒斯滂地区。法那巴佐斯的使节们一得知斯巴达人无意与他们结盟的决定，很快便撤走，并带走了钱，也没有继续参与远征。

[50]

这说明青睐海勒斯滂战略、意欲结盟法那巴佐斯的那个派别尽管受过挫折，但仍然没有放弃，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来为自己的方针赢得认同，尽管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可能不得不暂且屈居人后。而对于该征战计划的每个阶段都选配一名不同的指挥官，既表明派别之间的分歧与不信任之程度颇高，同时也表明斯巴达并无一位足够出类拔萃、足够受人尊敬的将领可以弥合分歧、消除不信任。

伯罗奔尼撒同盟投票决定马上行动。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伯罗奔尼撒人计划大张旗鼓，勇敢驶向开俄斯，“他们对于雅典人的无能表示轻蔑，因为没有证据显示雅典人仍拥有一支大舰队”。

[51]

但伯罗奔尼撒人从最开始就表现在海军事务中的胆小和谨慎，仍旧挥之不去。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西边集合舰队，从地峡出发就必须把舰队舰只横拖过堤岸，投入撒罗尼海湾；然而，在撒罗尼海湾，他们就暴露在雅典的攻击范围之中。就算40艘舰船集合起来，伯罗奔尼撒人仍旧决定兵分两路，其中21艘船先通过地峡，再马上驶向开俄斯，其余的舰船迟些时候再跟上去。根据修昔底德记载，伯罗奔尼撒两支分舰队先后出发是为了防雅典人：如果雅典人攻击其中一支分舰队，那么另一支分舰队就会前来攻打解围。

[52]

为了使安全指数再高一点，伯罗奔尼撒人的这套做法实在奇特。更正常的做法应该是，派遣整支舰队入海，通过数目优势获得安全保障，震慑业已枯竭的雅典海军，后者此刻都不敢冒头了。这种谨慎又欠考虑的行为与他们对雅典海军的藐视也并不协调。就其所虚张之声势看来，伯罗奔尼撒人在涉足海洋的时候仍旧紧张，指挥仍旧欠妥。

尽管盟邦纷纷急于起航，但是这次远征仍然被推迟到地峡运动会，（-37，38-）因为科林斯人拒绝在地峡运动会结束之前起航。阿吉斯对此事进行了干涉，他提出，科林斯人可以继续停战，同时他将“把远征作为自己的事情”，也就是，攫取指挥权，抛下科林斯人。站在科林斯人的立场来看，这完全无法接受，因为这就意味着，战争将要在运动会期间继续，神圣停战将徒有其名。双方的战斗力量都会被战事分心，参与战斗，其他人则不敢踏进地峡半步。运动会给主办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利润，这样一来就全泡汤了。

[53]

因此，科林斯人拒绝这项提议。科林斯人应该也得到了足够多的盟友支持，因此能够阻止阿吉斯为所欲为。

推迟远征，后果严重。开俄斯人感到害怕，也催促斯巴达人赶快行事。雅典人知道了这个正在酝酿中的阴谋，派遣将军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前往开俄斯，就此质问开俄斯人。开俄斯人否认阴谋指控，于是，阿里斯托科拉忒斯要求开俄斯人提供一些舰只，以示忠诚（或者，也是一种质押品，以保证开俄斯人不会乱来）。这些密谋反对雅典的人相当审慎，要质问他们，就必须赶在他们一切就绪、准备行动之前。这些密谋者也是寡头分子，如果时机尚未成熟、计划就遭泄露，他们也害怕民众会反对他们的计划。在开俄斯的上层阶级当中，仍然存在亲雅典的派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伯罗奔尼撒人迟迟不予答复，开俄斯人因此认为，伯罗奔尼撒人根本就不会来。基于上述原因，开俄斯人听从了阿里斯托科拉忒斯的要求，派了7艘舰船加入雅典的帝国舰队。

[54]

伯罗奔尼撒舰队的第一支分队直到地峡运动会结束之后，也就是412年7月，才在阿尔喀墨涅斯的带领下从科林斯的东部海港耕格勒（Cenchreae）驶出（见地图2）。

[55]

这支舰队很快遭遇了与其21艘船规模相若的雅典舰队。雅典人之所以能够很快派出这样一支舰队，是因为他们利用地峡运动会停战的机会，了解了更多关于开俄斯阴谋和伯罗奔尼撒人计划帮助开俄斯的事情。在返回雅典途中，他们在耕格勒港建立哨所，派出一支舰队去迎战（-38，39-）那支舰队，他们认为那支舰队会从此处启航。阿尔喀墨涅斯的舰队一驶出港湾，雅典人就试图将其拖向开阔的公海，进行战斗。但是，这位斯巴达舰队主将转头驶回先前的港湾。雅典人没有追击，因为雅典舰队当前作战力量中的三分之一——7艘开俄斯舰船——是不可靠的。雅典人回撤比雷埃夫斯港，在那里，他们又集合了一些舰船，舰队规模达到了37艘。然后，雅典人转头重新开始追击敌军，此时敌军舰队正沿着海岸向南航行。阿尔喀墨涅斯一看见雅典人，就急忙躲入埃皮道鲁斯（Epidaurus）边境以北的废港司庇拉坞（Spiraeum）躲避。

[56]

雅典人俘虏了一艘来不及避险的伯罗奔尼撒舰，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舰都成功躲入该港。于是，雅典人从海上和陆上攻打他们，在海滩上毁坏了大部分伯罗奔尼撒舰只，杀掉了阿尔喀墨涅斯。

第二天，科林斯人带着海上援军赶来，邻近地区的其他盟邦也前来支援。但是，雅典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获得的这次胜利。他们派遣了一支舰队去监视敌人，在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搭建主营，并且派人回雅典去请求支援。雅典人决心不让伯罗奔尼撒舰队驶入爱琴海，抓住一切机会摧毁敌军舰队。刚刚发生的事情让伯罗奔尼撒人十分气馁。他们发现，自己得在这个既无补给也无庇护的荒废之地保卫战舰。一开始，伯罗奔尼撒人太过不知所措，想把战舰都烧掉，免得它们落入雅典人之手。再一想，他们却决定把舰船拉上海滩加固停稳，士兵们一边保卫舰船，一边等待机会逃跑。在德西利亚，阿吉斯在消息传到斯巴达之前就得知了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处境。他派遣斯巴达人瑟尔蒙（Thermon）前往代替阵亡的阿尔喀墨涅斯，出任指挥官。

地图2 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

消息传到斯巴达，所有人大惊失色。斯巴达人收到的第一份报告来自一名马背上的通信员，他带来了事先约定的信号。监察官们曾经命令阿尔喀墨涅斯，要在起航后马上派遣这样一个通信员回来，然后他们就可以派遣喀耳息德指挥的5艘船去加入战斗了。斯巴达原本士气高涨，个个都急着出海。然而，战败的消息传来，阿尔喀墨涅斯的死讯传来，舰队困在司庇拉坞港的消息传来，大家的情绪立即消沉，兴奋变为气馁、沮丧。（-39，40为地图2，41-）“在爱奥尼亚战争中的第一次行动就失败了，这让他们不想再派舰船出海，甚至还想召回已经出海的舰船。”

[57]

情绪剧变迟早要消失，斯巴达人绝不会放弃继续推行并支持爱琴海地区暴动的政策。任何其他的政策都不啻于是在战胜雅典人的绝佳时机向雅典人让步认输。我们可以推断，阿吉斯得知同胞们十分气馁，一定会利用他自己的强大影响力来重建他们的目标和决心。但是，这要耗费时间，时间太久就可能错失获得开俄斯的机会，而开俄斯，其本身是一个坚实的行动基地，其舰队则是推翻雅典所必须的重要核心力量。因此，修昔底德特别强调阿尔喀比亚德在动员斯巴达重新行动起来的重要作用，他这么强调很可能是对的。阿尔喀比亚德去到监察官那里（他的朋友恩迪乌斯出任监察官之后，他找监察官说话更加容易了），敦促他们派遣喀耳息德按原计划带着5艘船去加入另一支将要从柯林斯出发的伯罗奔尼撒分舰队。这支舰队将要在他阿尔喀比亚德的带领下，直接驶向爱奥尼亚。阿尔喀比亚德论辩说，如果这支舰队马上出航的话，舰队到达的时间会比伯罗奔尼撒舰队失败的消息到达的时间还要早。阿尔喀比亚德会告诉爱奥尼亚人，雅典人有多么孱弱，而斯巴达人多有决心。阿尔喀比亚德的话将比其他人的都更加可信，因为只有他对于雅典和斯巴达同时都十分接近和了解，还因为他在爱奥尼亚领袖中拥有影响力。

[58]

对于恩迪乌斯，修昔底德隐晦地指出了其更加私人的动机：“以阿尔喀比亚德为媒介让爱奥尼亚暴动，让波斯大王成为斯巴达人的盟友，这于你是极光荣的，不要让这些成为阿吉斯的功绩。”

[59]

阿尔喀比亚德没有（-41，42-）提到的是，他自己的荣誉和影响力同样可以从这样一番成就里获益。上述理由已经足够驱使阿尔喀比亚德去促成此事，但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一重更加强大的动力在驱使阿尔喀比亚德。修昔底德观察到如下内容，来解释阿尔喀比亚德的行动：“他碰巧与阿吉斯有仇。”

[60]

此话看似平淡无奇，但几乎可以肯定，它指向斯巴达的一桩大丑闻。后来，这桩丑闻在整个古代世界尽人皆知，臭名昭著。4世纪早期，斯巴达王位继承争执中，阿格西劳斯（Agesilaus）控诉其对手，说他并不合法，证据如下：一场地震，令阿吉斯之妻提麦娅（Timaea）闺阁里的无名奸夫曝光于公众视野。普鲁塔克记载了这名通奸者的名字：阿尔喀比亚德。

[61]

我们可以做个合理的推测：这次地震就是修昔底德提到过的、412年2月末发生的那次地震。到了7月，消息肯定已经传到阿吉斯那里，势必令阿吉斯对阿尔喀比亚德大动肝火，他迟早要对阿尔喀比亚德下手。阿尔喀比亚德最佳指望在于，如此伟大的一番成就可以保障自己在斯巴达处境安全，甚至斯巴达国王要对他下手也不怕。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阿尔喀比亚德唯一的活命之道就是赶紧逃跑，跑到最不可能的地方——波斯帝国——去避难。爱奥尼亚远征让这两条路都成为可能。从斯巴达的角度来看，阿尔喀比亚德的提议也有两重吸引力。如果阿尔喀比亚德能够做到他所许诺的事，斯巴达既不需要什么冒险，也不需要任何花费。如果阿尔喀比亚德做不到的话，那么，斯巴达人正好可以摆脱这个日益麻烦的访客。

[62]

（-42，43-）

喀耳息德带领的那支小型舰队需要速度、好运、还有隐蔽性，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不被雅典人发现。为了保障行动的隐蔽性，指挥官喀耳息德捉住了航行时碰到的所有人，直到舰队抵达大陆岸边的科里库斯港（Corycus）——距离开俄斯的中心城邦大约40英里——时才把这些人放走。

[63]

在科里库斯港，喀耳息德碰到了他们在开俄斯的同伙，并采纳了这些人的建议，马上驶向开俄斯，不要事先通知，以期突然到达。

[64]

正如寡头们所安排的一样，喀耳息德抵达开俄斯的时候，议事会正在开会。学者一般认为，在412年的时候，开俄斯政体是寡头制的，那个正在开会的实体是一个寡头制的议事会。

[65]

但是，在6世纪早期的时候，开俄斯曾经有过一个民选议事会（boule demosie
）和一个贵族议事会。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开俄斯相关政令就只有一则，而这则政令中没有指名提到这个贵族议事会，并不能说明开俄斯的两院制度没有持续到412年。

[66]

在那个时候，这个议事会可能包括了所有阶级的成员，有贵族，也有平民；这个议事会很可能也是城邦里唯一起作用的议事会。眼下的情形可以帮助我们轻而易举地理解修昔底德对开俄斯人统治城邦时的审慎与安全的赞扬，特别是，当我们回忆起修昔底德赞扬雅典五千人政府（the Five Thousand）为“少数与多数的一种温和混合”

[67]

的时候。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开俄斯在412年的时候施行混合制，或是温和寡头制；开俄斯的议事会中含有不同阶级的人。

[68]

地图3 爱奥尼亚与卡里亚

转自A.W.戈姆，A.安德鲁斯，及K.J.多佛，《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xii页。

关于开俄斯议事会阶级成分的这个结论最能解释喀耳息德和阿尔喀比亚德来到开俄斯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寡头瞒着民众，正在进行一项密谋。如果开俄斯政体（-43，44为地图3，45-）是寡头制的，且其议事会是由寡头党控制的，那么就不必精心算计会议时机了。如果开俄斯议事会由寡头把控，寡头党完全可以随时拉斯巴达人入伙。但是，如果议事会是民选甚或混合的，且其大部分成员还不知道暴动计划，议事会势必认为接受斯巴达代表加入商议极度危险，这样一来，要议事会接受如此危险的行动，就必须别出心裁，打得议事会措手不及。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民众（hoi polloi
）处于惊愕和惊恐之中”，修昔底德所说的应该就是正在开会的人中的大多数。但是寡头们——就是那些精心策划该事件、为的是制造如是震惊和恐惧气氛的那些人——很快将喀耳息德和阿尔喀比亚德领入会场。

[69]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对于开俄斯人来说，要说服他们变节，斯巴达舰船和士兵的出现比雄辩家们的辩才更加有用。尽管如此，阿尔喀比亚德精心的演说仍然起了一定作用。阿尔喀比亚德绝口不提伯罗奔尼撒人战败的消息，也不提其舰队被雅典封锁部队困在了司庇拉坞的事。阿尔喀比亚德只告诉开俄斯人，还有另外一支大舰队正在赶来这里的途中。开俄斯被说服，着手准备暴动，埃吕忒莱随后响应。

[70]

这次引人瞩目的政变具有明显的阿尔喀比亚德风格，体现了阿尔喀比亚德的战争方式。这次政变的目的是冒点小风险、套取大利益；他做到了。一支微不足道的舰队，一次绝顶聪明的诈骗，给斯巴达的战争事业带来的好处包括：60艘战舰，帮助他们挑战雅典海上霸权；军事行动的可靠基地；还有雅典帝国中关键性的首个属邦起义事件。像阿尔喀比亚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开俄斯诡计不靠武力和权力，靠的是劝服和欺骗，不靠战斗能力，靠的是外交技巧。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些举动——还有他为斯巴达最后所做其他一些事情——给他的母邦雅典造成的损害前所未有。阿尔喀比亚德曾经建议派遣援军去救援西西里，并在德西利亚驻防，然而，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充分和迅速的执行，阿尔喀比亚德也没有亲自执行其中任何一个任务。

[71]

然而，在促成开俄斯暴动这一行动中，他提供了最初的设想，（-45，46-）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并亲自执行了整个计划。阿尔喀比亚德向雅典人证明，他活下来了，正如他先前所夸下的海口。

[72]

阿尔喀比亚德和喀耳息德乘胜追击，充分利用这次胜利。他们带着3艘舰船前往科拉佐门奈，促成科拉佐门奈暴动。接下来，喀耳息德率领的23艘船从海上进发，另一支部队自埃吕忒莱和科拉佐门奈出发由陆上进发，海陆两支部队奔向铁奥斯（Teos）。这支舰队在海上遭遇雅典舰队，雅典舰队的指挥官斯特罗姆庇西德（Strombichides）趁敌军尚未取得优势赶紧逃走，喀耳息德舰队追击这支雅典舰队到了萨摩司。陆地部队抵达铁奥斯后，他们在铁奥斯所受到的待遇很能反映爱奥尼亚城邦所面临的问题。在被迫逃亡、抵达萨摩司之前，斯特罗姆庇西德先去了铁奥斯，请求铁奥斯人不要暴动。后来，埃吕忒莱和科拉佐门奈的部队兵临铁奥斯城下，铁奥斯人一开始拒绝大军进入。但是，当铁奥斯人意识到雅典人不会回来了的时候，他们允许已到城下的埃吕忒莱和科拉佐门奈部队进入城邦。在替萨斐尼派出的援军的帮助下，来自暴动城邦埃吕忒莱和科拉佐门奈的士兵拆掉了内陆一侧的城墙，这样整个城邦就向他们打开了怀抱。

[73]

看起来，铁奥斯人这么做的原因不是内部分歧，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政体偏好；铁奥斯人行动的唯一理据，是他们对自身安全的审慎考虑。只要雅典权势未经动摇，铁奥斯人就表现出忠诚。当雅典权势缺席、敌对势力到来，铁奥斯人便见风使舵，顺水推舟。不久以后，开俄斯人来到铁奥斯附近的两个小城邦莱庇铎（Lebedos）和海莱（Haerae），拉拢当地同伙，促成二邦暴动，随后撤出二邦。接着，替萨斐尼私自带一支军队来到铁奥斯，进一步完成了拆除城墙的任务，之后，他也启程离开。波斯人的出现，还有波斯人对于在情况允许的时候重获爱奥尼亚城邦控制权的赤裸裸的兴趣，肯定使得铁奥斯人怀念起雅典人的保护来。但是，拆除城墙以后，铁奥斯人已经无法重新与雅典人结盟了。当雅典人的海军将领狄奥梅冬带着10艘船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能够与铁奥斯人达成的最佳协议也不过是：铁奥斯人今后既允许雅典人进城，也允许雅典人的敌人进城。

[74]

在战争此后的时间中，铁奥斯人一直采取这种并不英雄主义的、但却是审慎的政策，避免招致其他人所遭受的那种灾祸。

[75]

不久，阿尔喀比亚德与喀耳息德（-46，47-）在开俄斯的行动引发连锁反应，在开俄斯岛对面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城邦纷纷暴动变节：埃吕忒莱，科拉佐门奈，海莱，莱庇铎相继暴动，铁奥斯成为不设防城邦。在更南边的地方，重镇以弗所亦加入暴动。

[76]

阿奈亚（Anaea），一个小城邦，扼守萨摩司对岸的战略要地，距离米利都也不远，它也暴动了。

[77]

现在，阿尔喀比亚德要动手夺取米利都这颗爱奥尼亚的明珠了，于是，他武装伯罗奔尼撒舰只上的船员，令他们留守开俄斯；再在伯罗奔尼撒舰船上换上开俄斯船员。无疑，人员调换肯定部分是为了再次确认开俄斯人对伯罗奔尼撒人战争事业的承诺与投入，以及，也许还为了防止他们变节。然而，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人员调换的主要原因是：“亚西比德［阿尔喀比亚德］和米利都的领导人物有友好关系，他想在伯罗奔尼撒的舰船到达之前，使米利都转到伯罗奔尼撒这一边来；这样，他可以利用开俄斯的军队和卡尔息底阿斯［喀耳息德］的军队，尽量组织许多城市的叛变，不但使开俄斯人、他自己和卡尔息底阿斯［喀耳息德］取得功劳，并且照他自己的诺言，使恩狄阿斯［恩迪乌斯］取得功劳，因为是恩狄阿斯［恩迪乌斯］派遣这个远征军出来的。”

[78]

阿尔喀比亚德与喀耳息德再次快速行动，小心避开正在赶来救援的雅典舰船，及时促成了米利都的暴动。雅典人最终还是没能制止这次暴动。米利都暴动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加重要的是，以米利都为基地，暴动将会向爱奥尼亚南部、卡里亚、离岸岛邦扩散。以米利都为基地，还可以对伊阿苏的阿墨基司基地发动攻击。

[79]

阿尔喀比亚德完成了他诺言的第一部分，而米利都的变节也使实现其诺言的第二部分成为可能。米利都一暴动，替萨斐尼就来了，他来就斯巴达人和波斯大王之间订立同盟进行谈判。

作为谈判成果的这份文件，完全是一边倒，相当过分。波斯大王将拥有他和他的祖先所拥有的“一切领土和城邦”，（-47，48-）波斯人和斯巴达人要一起努力，制止这些城邦向雅典缴纳贡赋。如果其中任何城邦暴动背叛波斯大王的话，斯巴达人要帮助波斯大王对付它们，同时，如果有任何城邦暴动背叛斯巴达人，大王会帮助他的新盟友们。双方要一起与雅典作战，不能单独与雅典缔结和约。

[80]

禁止暴动的条款完全是符合波斯利益的，因为斯巴达人的盟邦并未给斯巴达人制造这等暴动麻烦，而波斯人呢，正在与阿墨基司打仗，同时很可能认为所有的希腊城邦自480年以来的状态都叫作暴动。波斯应当向斯巴达提供何种财政安排，亦或是波斯应当向斯巴达提供何种程度的财政支援或其他支援，文件中只字未提。领土条款，就其字面意思上来看，就是向波斯归还所有在萨拉米斯海战（Salamis）之前属于波斯的希腊土地。后来，一位地位显耀的斯巴达人表达了他对这份文件全部深层含义的出离愤怒。“这简直骇人听闻”，他说，“波斯大王直到现在仍声称对他和他的父祖曾经拥有过的所有领土拥有统治权，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的岛屿，加上帖撒利、洛克里司（Locris），乃至远至彼欧提亚的一切，都会再一次遭到他的奴役；斯巴达人强加给希腊人的将不是自由，而是波斯帝国的奴役。”

[81]

无怪乎斯巴达人将这一协议——连同其中那“骇人听闻的让步”——隐藏起来。

[82]

达成这样一份协定，既无所顾忌，又不见什么好处，个中必有原由。因为这份由喀耳息德谈得的条约从来没有被斯巴达人批准，所以有学者提出一种解释方法：这份所谓的条约，从来只是个草案而已：“为缔结同盟条约所做的诸项准备措施中的一个概览或草稿，它要表达的主要是——或者仅仅是——替萨斐尼交到斯巴达指挥官喀耳息德手上的观点。”

[83]

喀耳息德没有（-48，49-）抗辩就接受这一条约，应该是由于他无能。

[84]

但是不管该协定法定地位如何，它确实生效了，因为斯巴达人马上就把他们的部队交给替萨斐尼，去攻打叛徒阿墨基司，恰如他们在条约中的承诺。

[85]

有学者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方法，是强调该协定的模糊性、不严密性、不完整性：“该文件简单又愚蠢……似乎根本无人充分考虑过第一条款。例如，按照该条款规定，斯巴达是否要回去与埃吕忒莱缔结新的条约。”依照这种路径来看，斯巴达的动机根本无法解释：“谈判这个条约的喀耳息德，因为他很快就被杀死了（Thuc. 24.1），再没有人可以去问他，他到底在想什么。”

[86]

还有一类学者在解释该协定达成的原因时，说这是战争之必需，还说这是因为斯巴达对雅典恨之入骨，恨到不顾后果、无视将来的地步。

[87]

这一解释具有重大价值，但是仍然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巴达人要签订这样一个于他们并无裨益的条约，斯巴达人应该很快就会想要推翻它并重新谈判。喀耳息德可能是个外交新手，可能很容易为老道的波斯人——如替萨斐尼——所欺骗，可是，阿尔喀比亚德是站在喀耳息德这一边的。阿尔喀比亚德可是谈判老手，他身经百战，谈判见得不少，外交技艺烂熟于心。不难想象，是阿尔喀比亚德出力说服了喀耳息德这位缺乏经验的指挥官立即采取行动。阿尔喀比亚德肯定会说，如果喀耳息德想要得到与波斯结盟这样一桩功劳的话，那么就必须赶快行动。阿尔喀比亚德可能还会说：细节并不重要，迟些时候还可转圜；关键是要抢在其他斯巴达人——比方说，阿吉斯那一派的什么人——抵达和抢功之前，从波斯人那里得到承诺。所有以上这些都是猜测，因为没有古代史料提到阿尔喀比亚德在此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如果阿尔喀比亚德没有这样去劝说喀耳息德，上述推测的这些话至少能够用来说明阿尔喀比亚德当下的处境。他就快没有时间了，怀有敌意的阿吉斯威胁着他的地位和安全。他需要令人震惊的成就，并需要立即取得这样的成就。喀耳息德条约确实应该批评，但是在这一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49，50-）成就。据说这位雅典的流亡者给斯巴达的一位国王戴了绿帽子，性命难保。有了爱奥尼亚的起义，有了与波斯大王的条约，阿尔喀比亚德可以说，他做到了他对恩迪乌斯、对监察官、对斯巴达的承诺。时间会证明，这些成就是有问题的。可是，阿尔喀比亚德扭转了攻守大势，动摇了斯巴达的胆怯和暮气，使得斯巴达走上了通往最终胜利的道路。

[88]

[1]
Thuc.8.5.1.

[2]
Thuc.1.81.6（阿奇达慕斯的预言）；Thuc.3.89.1（阿吉斯的第一次指挥）。

[3]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05—109页。

[4]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09—132页。

[5]
Thuc.8.5.3.

[6]
关于阿吉斯与激进派的联系，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84—86页，第90页；关于他在曼提尼亚的作为，参见同上，第105—132页。

[7]
Thuc.3.92—93.

[8]
Thuc.5.51—52.1.

[9]
Xen.Hell
.1.2.18.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页）认为，斯巴达人在阿吉斯远征之前就收复了赫拉克利亚，“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赫拉克利亚）还在彼欧提亚人手中的话，修昔底德对这个问题的沉默就难以解释了”。但是修昔底德从来没有在其史书中提到过斯巴达收复任何殖民地，所以，不管修昔底德对这一问题的沉默出现在何处，那都是很难解释的。修昔底德一贯如此，对许多问题都未尽交代。此处可以采信韦斯特莱克（H.D.Westlake）的看法：“阿吉斯既在这个地区活动，那就肯定少不了要控制重要边区，如赫拉克利亚”（《希腊研究期刊》 ［JH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第58卷，1938年，第35页）。色诺芬明确说过，赫拉克利亚的斯巴达长官（governor）在426年就被叫作“布政司”（harmost
）。帕克（H.W.Parke）认为，赫拉克利亚的斯巴达长官从426年该殖民地建立以来就被一直由“布政司”担任，这一说法是可信的（《希腊研究期刊》，第50卷，1930年，第39页）。

[10]
Thuc.3.92.4.

[11]
Thuc.8.3.1. 在帖撒利人的盟友中，修昔底德只提到了亚该亚人。其他的——正如安德鲁斯所说（《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页）——则肯定是在420年攻打赫拉克利亚的那些城邦（Thuc.5.51.1）。

[12]
据阿里斯托芬《吕西翠妲》记载（Aristoph.Lysis
.1169—1170），斯巴达人要求收复派娄斯（Pylos），发言的雅典人提交换条件时提到了哀基努和马里斯海湾，还有墨伽拉的长墙。这几个地名都语带双关，具有情色意味，正适于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此大做文章。针贬时敝于幽默之中，正是阿里斯托芬最擅长的。我们知道，派娄斯和墨伽拉——两个词都可作情色意思解释——确实是雅典与斯巴达讨价还价的标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里所提到的其他两个地名也同样是现实中双方争执的标的。正如安德鲁斯所说，“阿吉斯在此地区活跃的时间不过12个月——最多比12个月多一点点，更可能的是恰好不到12个月——这绝非巧合”（《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页）。

[13]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0页。

[14]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58卷，1938，第35—36页）指出了阿吉斯的行动中更雄心勃勃的一重目的：“重新打开通往色雷斯的陆上通道”。这让斯巴达人可以煽动卡尔息狄斯地区诸邦从雅典变节，可以阻止雅典人从马其顿获得造船所必须的木料，可以在帖撒利地区施加更多压力。这个“北方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从来没有越过马里斯海湾，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些更大的目标是否存在。也没有证据支持韦斯特莱克所说的，阿尔喀比亚德与阿吉斯一起协作制定了这个方针（参见哈茨菲尔德［Hatzfeld］，《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Alcibiade，Étude sur l'histoire d'Athènes à la fin du Ve siècle
］，第214页）。

[15]
Thuc.8.5.1—2.关于“布政司”（harmost
）的角色的讨论，参见帕克，《希腊研究期刊》，第50卷，1930年，第37—39页；以及柏基希（G.Bokisch），《克丽娥学刊》（Klio
），第46卷，1965年，第129—239页。

[16]
Thuc.8.5.4.

[17]
Thuc.8.5.4—5，6.1.

[18]
Thuc.8.5.5. 理论上来说，这些城邦欠款的日期要从这些城邦在希波战争中获得解放开始算起，即480/479年，但是希罗多德曾经谈及这样一道律法：新君登基时，可免除此前未缴之贡赋（Hdt.6.59），所以未缴纳部分不可以追溯到424年之前。然而，穆雷（O.Murray）（《历史学刊》［Historia
］，第15卷，1966年，第148—149页）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看法。穆雷认为，大流士只是要求节度使收取他自己任节度使以来的贡赋，所以替萨斐尼应当从“420年之后的某个时间开始，追溯到412年之前，追溯最多8年，也可能少于4年”。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页）准确指出，修昔底德的语言——特别是，修昔底德使用
“最近”这个词来说明大王提出此项要求的时间——表明，这是新政策，原有情况有所改变，还意味着“有很明显的新动向，那就是雅典支持阿墨基司（Amorges）、以及雅典与大流士出现分歧”。但是，我们不清楚雅典支持阿墨基司的日期，也不知道雅典与大流士产生分歧的日期，该日期也不会是唯一可能的“新动向”，接下来我将作相关论述。

[19]
Thuc.8.5.5.

[20]
Thuc.8.28.2—5，54.3；And.3.29.

[21]
And.3.29.

[22]
这是韦斯特莱克引用的看法：《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19页，注释2。

[23]
这段铭文（IG
I^3
370=GHI
，77，1.79）训为：“
”。在此，将“
”训为“以弗所”（
），有一定道理。

[24]
按照顺序，引文分别来自怀德-嘉利（《希腊历史文集》，第223页），密格斯和刘易斯（GHI
，236），以及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5页）。

[25]
这些和其他一些可能是由韦斯特莱克提出的（《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3页）。

[26]
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2页）。韦斯特莱克（《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5页）补充道：“安多基德斯《论与斯巴达议和》（On the Peace
）之不准确——就算是放在那些亚狄珈（Attic）雄辩家的作品中来看——也是十分显眼的”。

[27]
And.3.29—31.

[28]
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3页）说，该论断“肯定是捏造出来的，它鲁莽地夸张了雅典在415年的戏剧性决定”。韦斯特莱克指出，这个事件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同时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安多基德斯自己的］捏造，目的是强化与斯巴达缔约的呼吁”（《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5页）。

[29]
韦斯特莱克，《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5—326页。

[30]
韦斯特莱克对于这个问题的陈述值得摘录出来：“雅典人与阿墨基司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一个方面能够引起修昔底德的兴趣：当雅典人已经在西西里面临重要攻势，这时他们还决定支持一个叛徒并牺牲与波斯结盟的利益、进而遭到波斯的报复。修昔底德肯定会把这个决定作为雅典人错误决策的绝佳例证，在修昔底德看来，正因为雅典人抛弃了伯利克里（Pericles）的建议，才招致了最终的失败（Thuc.2.65.7—13）”（同上，第327页）。

[31]
韦斯特莱克对于这个问题的陈述值得摘录出来：“雅典人与阿墨基司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一个方面能够引起修昔底德的兴趣：当雅典人已经在西西里面临重要攻势，这时他们还决定支持一个叛徒并牺牲与波斯结盟的利益、进而遭到波斯的报复。修昔底德肯定会把这个决定作为雅典人错误决策的绝佳例证，在修昔底德看来，正因为雅典人抛弃了伯利克里（Pericles）的建议，才招致了最终的失败（Thuc.2.65.7—13）”，第326页。

[32]
韦斯特莱克对于这个问题的陈述值得摘录出来：“雅典人与阿墨基司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一个方面能够引起修昔底德的兴趣：当雅典人已经在西西里面临重要攻势，这时他们还决定支持一个叛徒并牺牲与波斯结盟的利益、进而遭到波斯的报复。修昔底德肯定会把这个决定作为雅典人错误决策的绝佳例证，在修昔底德看来，正因为雅典人抛弃了伯利克里（Pericles）的建议，才招致了最终的失败（Thuc.2.65.7—13）”，第328—329页。

[33]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7页，注释25）谈到此处的时序问题时说，“很可能是很精确的”，刘易斯倾向于认为：雅典与阿墨基司结盟是波斯政策剧变的原因。刘易斯承认，我所赞成的这种解释“也许是可能的”，但是他对这一结论的反驳仅限于如下断言：“波斯大王到11月后才有十分可靠的消息。”我认为，相反，如此令人震惊的重要消息很可能传播得比绝大部分消息要快。无论如何，即便波斯大王收到消息是在11月份，也不能排除我在这里提出的这种时序解释。

[34]
伍德海德（A.G.Woodhead），《修昔底德论权力本质》（Thucydides on the Nature of Power
），麻省剑桥，1970年，第147页。

[35]
韦斯特莱克，《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9页。

[36]
Thuc.8.6.1.

[37]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6页。

[38]
Plut. Nic
.10.7.

[39]
Thuc.8.6.2. 尽管修昔底德没有特别提到公民大会，他所运用的语言还是能明白显示讨论和决策都是在斯巴达公民大会进行的。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9页。

[40]
畜群：Thuc.2.14；补给：Thuc.7.28.1；411年叛乱：Thuc.8.96.1—2。

[41]
Thuc.8.8.1.

[42]
对于修昔底德所记载的替萨斐尼头衔
（Thuc.8.5.4）（《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16页），安德鲁斯就是如是解释的，这看起来颇有道理。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6页）对于替萨斐尼的权势特别是他与法那巴佐斯的关系，十分审慎。但是他谈到这个词组的时候说，“这表明，替萨斐尼所拥有的这个职位，不单单是撒尔狄司节度使，其职权范围可能比节度使更加宽泛”。译注：关于Thuc. 8.5.4给出的替萨斐尼头衔，Jowett英译本作：whom King Darius the son of Artaxerxes had appointed to be military governer of the provinces on the coast of Asia；Hobbes英译本作：lieutenant to King Darius in the low countries of Asia；谢德风中译本作：波斯国王大流士（阿［尔］塔薛西斯的儿子）任命的沿海地区总督（第570页）。

[43]
最后这一点是刘易斯提出来的：《斯巴达与波斯》，第89页。

[44]
相关文本是Thuc.8.6.2—3。在这段文字中，修昔底德开始谈到斯巴达的意见分歧，然后说即便如此，斯巴达人是倾向于开俄斯人和替萨斐尼的；接下来他说：
。这个
起到表原因的作用，正如安德鲁斯的反对意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9页）恰当指出的那样。恩迪乌斯在420年被阿尔喀比亚德愚弄之后又与他合作（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66—70页），这有点让人吃惊。同时，对于420年的那件事情，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史料，因此无法对此作出可置信的解释。如果我们假定，恩迪乌斯与阿尔喀比亚德之前并非同伙，同时，如果我们还假定，斯巴达人恩迪乌斯确实曾遭愚弄的话，那么，安德鲁斯的解释将优于其他大多数解释：“情势已然大变，他们对彼此来说是有用的，8年前的争吵已经被抛诸脑后。”

[45]
这个词语是哈茨菲尔德所使用的：《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7页。阿尔喀比亚德在米利都的影响力，见Thuc.8.17.2。安多基德斯（And. Against Alcibiades
30）与普鲁塔克（Plut.Alc
.12.1）都提到了开俄斯人和以弗所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献给阿尔喀比亚德的荣誉。同时，他们还提到了列斯堡人。公元3世纪的传记作家撒提录（Satyrus）（apud
Ath.12.534d，或作apud
Ath.12.47）提到，这一次向阿尔喀比亚德献礼称耀的城邦还有库济科斯。在阿尔喀比亚德的可选项中，此处并不涉及列斯堡。就算撒提录记载正确，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确实有影响力（此处应提及了不起的、但我并不赞同的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7页，注释2），但是，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的影响力也不如他在爱奥尼亚、特别是在开俄斯的影响力。

[46]
Thuc.8.6.4—5.安德鲁斯指出，斯巴达把地震看得特别严重，完全可以因此推迟一次远征。安德鲁斯认为，这个时候“这个预兆被解释为神明对于迈蓝科利达个人的不悦，而非神明对于此次出征行动的不悦”（《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9—20页）。这一解释很有可能就是最终起到了作用的那个解释，但是，在斯巴达历史中有太多证据表明，对于预兆及其他神迹的解释被掌控在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手中。预兆如此糟糕，斯巴达人仍然坚持继续远征，这有力表明，斯巴达好战分子势力强大，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保守派别势力衰微。

[47]
Thuc.8.7.抄本B（MS B）提供了一种训读方法，
，这（-35，36-）意味着开俄斯的压力和斯巴达的回应是在春季伊始的3月。这种训诂被史度普（Steup）、以及韦依和萝蜜莉（Weil-Romilly）接受。但是其他抄本（MSS）则将这段文字训为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0页）赞成这种训诂，我也赞成。Thuc.8.8中提到的斯巴达同盟在柯林斯召开的会议，势必发生于开俄斯人这一系列秘密沟通之后不久，然后，他们应该是马上就召开了6月的地峡运动会。那么，斯巴达在这一系列行动的第一步——派遣使节去柯林斯，要求将舰船拖过地峡并驶往开俄斯——就很可能发生在4月或者甚至5月。

[48]
Thuc.8.7. 如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9页，注释34）恰当指出的，“要向盟友们咨询，是因为将要使用盟友们的舰只”。

[49]
Thuc.8.8.2.

[50]
Thuc.8.8.1.

[51]
Thuc.8.8.3—4.

[52]
这是我对于Thuc.8.8.3那段令人迷惑的文字的理解。

[53]
这是我对Thuc.8.9.1所记载的阿吉斯的提议的解读，接下来的提议是由哈茨菲尔德做出来的（《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9页）。他甚至说，阿吉斯秘密地倾向于这样的拖延，因为这给了他取得远征指挥权的机会。

[54]
Thuc.8.9.2—3. 关于开俄斯的亲雅典派别，参见Thuc.8.38.3；以及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2—23页。

[55]
Thuc.8.10.2. 关于日期，参见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3—24页。

[56]
Thuc.8.10.3. 关于避险所用港口的名字和位置，参见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4—25页。

[57]
Thuc.8.11.3. 这是修昔底德唯一一次使用“爱奥尼亚战争”这种说法，有一些学者用这个词来表述整个413至404年的战争阶段。这种用法是不恰当的。韦斯特莱克的看法清楚得令人钦佩：“修昔底德使用了
（Thuc. 8.11.3），但是其用意仅仅是局限于此处上下文，用来描述‘在爱奥尼亚的战争’，他并不是为了区别于其他战争。更不恰当的说法是接下来出现的‘德西利亚战争’，很多人都这么表述，这种表述方法已经成了惯例。这样的表述应该是反应了那个时代雅典居民的观点”（《古典学季刊》新编［Classical Quarterly
N. S.］，第29卷，1979年，第9页）。

[58]
Thuc.8.12.1；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5—26页。

[59]
Thuc.8.12.2. 有一个广为流传、也比较可信的看法是，阿尔喀比亚德是修昔底德撰史的资料来源之一。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番话可能直接引用自阿尔喀比亚德劝服恩迪乌斯时所说的话。毕竟，这里所使用的语言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种贵族竞赛的语言，荷马那种军事斗争或是品达（Pindar）那种体育竞赛都有可能。此处用来翻译kalon
和agonisma
的词，都不足以反映这两个原词本身所能够引起的全部联想和含义。Kalon
意味着漂亮，好，正确，高贵；agonisma
最基本的意思是（-41，42-）竞赛，从竞赛这一含义中引申出第二层含义，就是赢得竞赛之奖赏，并进一步引申为一种成就或一种功绩。如果这两个词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原话，那么，这些词语就反映了阿尔喀比亚德自己对于战争目的那种贵族式的自我中心的态度。如果这两个词是修昔底德所撰，那么，这些词语所反映的就是修昔底德自己对于阿尔喀比亚德个性特征的看法。

[60]
Thuc. 8.12.2.

[61]
Xen.Hell
.3.3.1—2；Plut.Alc
.23.7，Ages
.3.1—2. 普鲁塔克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摩司的杜力司（Duris of Samos），他是4世纪晚期、3世纪早期的作家。他声称自己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后裔。普鲁塔克另一个资料来源可能是开俄斯的迢彭浦斯（Theopompus），他生于378年左右（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页）。提麦娅之子列奥提其达（Leotychidas son of Timaea）是不是私生子、其父亲是不是阿尔喀比亚德，这两件事都遭到鲁里亚（M.Luria）的质疑（《克丽娥学刊》，第21卷，1927年，第404—419页）。鲁里亚的质疑得到了哈茨菲尔德的回应（《古代研究评论》［REA
］，第25卷，1933年，第387—395页）；以及《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17—219页。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页）指出，如果说列奥提其达是阿尔喀比亚德之子的话，时间上说不通。故而，安德鲁斯的结论是“分开来看，似乎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全部放在一起来看，就不那么可能了”。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结论。但是，就算说阿尔喀比亚德不是列奥提其达的父亲，我们也不需要怀疑通奸一事，我们不用质疑，这谣言本身存在且在斯巴达广为人知。这些都足以解释，修昔底德为什么把阿尔喀比亚德描述为阿吉斯的“私敌”，
（Thuc.8.45.1）。

[62]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0页。

[63]
见地图3。

[64]
Thuc.8.14.1.

[65]
参见奎恩（T.J.Quinn），《历史学刊》，第18卷，1969年，第24页；亦可参见弗罗斯特（W.G.Forrest），《雅典不列颠学校辑刊》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BSA
LV），第55卷，1960年，第180页；以及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2—23页。

[66]
关于这段提到民选议事会的铭文，参见GHI
，8。弗罗斯特（《雅典不列颠学校辑刊》，第55卷，1960年，第180页）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政令中，现存唯一的证据只能训为
”，所以，弗罗斯特据此以及其他一些论据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开俄斯施行的是寡头制。因为一则孤立铭文中没有提到这个民选议会而认为开俄斯施行寡头制，这样做不仅极不可靠，甚至还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一证据完全可以用来证明相反的结论。能够确实证明在开俄斯存在的议事会（boule
），就只有那个民选的（demosie
）。除民选议事会消亡这种可能性之外，以下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年深日久，修饰语失去了作用，渐渐被略写了，所以开俄斯在公元前5世纪唯一有的那个议事会，可能就是在之前的世纪中曾经被叫作“民选（议事会）”的那一个。

[67]
修昔底德赞扬开俄斯政府：Thuc.8.24.4；赞扬五千人政府：Thuc.8.97.2。

[68]
在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中，给我启发最多的是奎恩的观点（《历史学刊》，第18卷，1969年，第22—30页）。

[69]
Thuc.8.14.2.

[70]
Thuc.8.14.3. 有些学者将该事件视为能够证明如下定理的证据：在雅典帝国属邦，较低阶层欢迎雅典统治，抵制暴动。我们所了解到的412年开俄斯事件中，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所掌握的史实与奎恩的评价相符：“要说亲雅典情绪，这并不比恐惧雅典的情绪多；同时，也没有理由认为大部分开俄斯人欢迎雅典统治”（《历史学刊》，第18卷，1969年，第30页）。

[71]
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57—259页。

[72]
Plut.Alc
. 22.2.

[73]
Thuc.8.16.

[74]
Thuc.8.19.3—4；20.2.

[75]
我的叙述是基于韦斯特莱克的文章（《古典学季刊》新编，第29卷，1979年，第12—14页）。

[76]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90页，注释39。

[77]
Thuc.8.19.

[78]
Thuc.8.17.2. 有些学者认为，人员调换是为了削弱开俄斯的民主派力量，也是为了震慑并遏止有可能发生的民众起义。我已经强调了奎恩提供的解释（《历史学刊》，第18卷，1966年，第27—28页），但这两种解释并非一定是互相抵触的。阿尔喀比亚德与喀耳息德可能会想要开俄斯人在他的舰队中，以此鼓励和奖励暴动的人们，但是即便不调换人员他也可以奖励这些人。之后的事件将表明，开俄斯有收容一些亲雅典派（Thuc.8.38.3），这么看来，把伯罗奔尼撒部队留在开俄斯岛上是审慎的。译注：此处Thuc. 8.17.2译文使用谢德风译本，第576—577页。

[79]
Thuc.8.17.3—4；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40页。

[80]
Thuc.8.18.

[81]
Thuc.8.43.3；说话的人是力卡斯（Lichas）。

[82]
这个引文来自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6—1427页。格罗特（Grote）也说领土条款是一个“荒谬的条款”（《希腊历史》［A History of Greece
VII］，第7册，第376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7页，注释1）根据Thuc.8.36.2，不认为这一条约是秘密的，因为据Thuc.8.36.2记载，“一些伯罗奔尼撒人”在与波斯缔结第二个协定以前，据说是很不满意与波斯的第一个协定的。但是，修昔底德没有说这些“伯罗奔尼撒人”是谁，这些人可能是少数消息灵通之人，亲身参与达成这一秘密协定。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2页，注释4）认为这一条约是秘密的，为此他提出了很令人信服的论辩。同时，维尔（E.Will），尽管他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句话颇有说服力，能够证明该条约必须得是秘密条约：“斯巴达做的这些让步太过可耻，会吓到那些已经‘叛变’的人，也会吓到那些投身斯巴达阵营来反对雅典人的人”（《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Le monde grec et l'orient
，vol.1，Le Ve
siècle］，巴黎，1972年，第364页，作者英译）。

[83]
桑悌（G.De Sanctis），载于《希腊史撰史研究》（Studi di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greca
），佛罗伦萨，1951年，第86—87页。

[84]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2页）谈到“喀耳息德毫无经验，对外交惯例和东方人的诡计一无所知”。

[85]
Thuc.8.28.2—4. 这个观点，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2页，注释5）对此有很好的阐述。

[86]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90—91页。

[87]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7页，注释1。同出一脉的是伯里（J.B.Bury）（《希腊历史》［History of Greece
，rev.R.Meiggs］，纽约，1975年，第4版，第307页）的看法。伯里说：“因为渴望击败她所痛恨的敌手，欲令其一败涂地，所以现在，列奥尼达（Leonidas）的城邦准备把希腊同胞的自由出卖给蛮人。”

[88]
在分析阿尔喀比亚德所发挥的作用的时候，我采信了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2—223页）那令人信服的说法。

第三章 雅典回击

雅典人听到开俄斯暴动的消息，迅速行动起来。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所面临危险的严重程度：“最大盟邦暴动了，其他盟友不会再相安无事。”

[1]

在这样危急的时刻，雅典人终于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把手伸向了他们的储备金库，那是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初储备起来备用的。在战争开始之初，雅典人在卫城（the Acropolis）放置了1000塔伦特，只有在敌军舰队从海上攻击雅典的时候才可以动用；如果有任何人胆敢提议将这笔资金用于其他用途，这人面临的将是死刑。

[2]

然而，412年夏天，雅典人认为他们不该继续等下去了。他们撤销了处死动议使用储备资金的人这一条款，投票赞成动用储备资金来解决燃眉之急。

[3]

建造新船还要花不少时间，有些行动却是迫在眉睫。就在这次会议上，雅典人命令将军斯特罗姆庇西德和色拉叙克勒斯（Thrasycles）终止在司庇拉坞对伯罗奔尼撒人的封锁，即刻驶向开俄斯。同时，他们从司庇拉坞的封锁部队中召回那7艘开俄斯的舰船，原因是这些舰船现在显然是不可靠的了。为了替代这7艘开俄斯舰船，他们很快在船上安排了其他人，继续封锁司庇拉坞，并且计划另外派30艘舰船出海。“他们群情激昂，为了打败开俄斯，他们不遗余力。”

[4]

（-51，52-）

雅典人特别需要这样的群情激愤，他们准备动用紧急储备资金亦是正确抉择。如果不能马上平息开俄斯暴动，暴动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帝国，雅典的收入将减少，财政状况将雪上加霜。暴动一日不平息，雅典人就一日不能从盟邦那里收取商业税，同时还得自掏腰包，付钱给划桨手来平息暴动。此外，暴动不平息，雅典人就没法永远把伯罗奔尼撒人阻挡在爱奥尼亚地区以外。暴动持续得越久，波斯就越有可能给伯罗奔尼撒诸舰队提供支援。敌军舰队在海上的时间越久，富有经验的雅典划桨手和军官所具有的战术优势就越小。雅典人把这次危机视同敌军舰队威胁比雷埃夫斯港、威胁雅典城邦，这样的看法完全合理。每一刻都危在旦夕，雅典指挥官需要立即果断采取决定性措施，争取速胜，甚至冒一些风险也在所不惜。保守审慎的应对方法或许能够遏制这次暴动，但无法扑灭暴动。如此一来，保守应对法反而风险极大，近乎冒失，这是因为，雅典薄弱的资源已经不可能在持久战中给雅典带来胜利了。

412年7月，那时指挥雅典部队的那些将军是在这年春天选举出来的。在举行这次选举的时候，雅典人的脑子应该仍然如他们建立贤哲制度时一样清醒。获任将军的政治观点或中庸，或保守，无所不有，但至少，这些将军都被视为值得尊敬的爱国者，值得在国家需要之时委以重任。19世纪的学者们将412/411年的将军们划分成两个派别，民主派和寡头派，或者温和派与寡头派，划分的依据主要是这些人后来在411年寡头政变中的表现。

[5]

但是，此时我们还无法预见到这些将军对于411年寡头政变的态度；他们所持有的一切政治观点，此时并不见得会在民众面前大张旗鼓地显现出来，特别是那些寡头们。斯特罗姆庇西德、狄奥梅冬和列昂（Leon）将会证明，他们是坚定忠诚的民主党，反之，斐林尼库斯（Phrynichus），奥诺玛克勒司（Onomacles），还可能包括西戎尼德（Scironides），则将会成为寡头运动的支持者。

[6]

但是，在412年3月的选举中，这些后来获选的将军都表示（-52，53-）自己是温和派。甚至连斐林尼库斯——就是后来成为寡头政变领袖的那位将军——也这么表示，后来，斐林尼库斯被斥为卑鄙小人，马屁精，民主政体的叛徒。

[7]

正如一位敏锐的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我们所能确定的不过是，斐林尼库斯拥有长期担任公职的经历，可以被视为民主党领袖；他令民众足够信任他并愿意任命他；他能够高龄出任将军，主要是因为他过去的任职经历足够合格。”

[8]

他的同僚们情况大体类此：无疑，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为将军，原因不外乎这些人的个性、职业和关系。

在这个时候，获选将军们的经验和天赋比他们的政治关系更加重要。据我们所知，这些新任将军之前都没有担任过这一职务。

[9]

新任将军之中，有一些人可能担任过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rarchs），尽管我们知道，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叙拉古阵亡。往后的事件将很快证明，雅典人当前所拥有的军官和船员，同前辈一样具备卓越的海战才能。但是在412年夏天，能够同时拥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勇气、技巧、经验和个人威信的雅典人，却一个也找不出。

斯特罗姆庇西德的小小舰队只有8艘舰船，对于数目上3倍于它的喀耳息德伯罗奔尼撒舰队无能为力。斯特罗姆庇西德被迫逃往雅典的萨摩司基地，色拉叙克勒斯所率领的20艘船很快在此与他的舰队会合。

[10]

会师之后，联合舰队中的19艘船追击那些正要去煽动米利都暴动的伯罗奔尼撒人，但是雅典人来得太迟，米利都已经陷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拉德岛（Lade）那里占据一个地方，就在离岸不远的地方，继续监视并封锁米利都。尽管伯罗奔尼撒人取得了这令人惊讶的胜利，但他们在米利都的处境还远远谈不上安全。一旦雅典援军到来，情况可能很快扭转，战事走向也可能被扭转。

[11]

（-53，54-）

喀尔息德与阿尔喀比亚德有理由害怕雅典援军将马上到来，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援军将有多少。既然伯罗奔尼撒舰队拥有25艘舰船，而敌军仅有19艘，所以很多人支持先发制人。但伯罗奔尼撒人并没有付诸行动。喀耳息德接下来的举动更加令人惊讶。开俄斯人想知道米利都封锁情况如何，想知道他们的同胞在米利都前线进展如何，也很想继续在这个地区推进暴动，于是他们驶向了距离米利都最近的港口阿奈亚（Anaea），在阿奈亚登陆是安全的。

[12]

喀耳息德没有要求开俄斯人加入他们，也没有要开俄斯人利用喀耳息德的增援部队在拉德岛攻打雅典人，相反，喀耳息德捎信给开俄斯人，要他们回家。在此处，修昔底德或者是没能清楚解释喀耳息德的命令，或者是给了读者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解释。要弄清楚修昔底德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就要取决于我们如何训读相关文本。

[13]

有学者认为，在喀耳息德无法采取行动的背后原因，是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之所以要限制喀耳息德这位斯巴达指挥官的行动，是因为他已经开始为替萨斐尼效力；而只有替萨斐尼，能够“保护他不受阿吉斯的报复”。

[14]

但是，就算在爱奥尼亚的伯罗奔尼撒人普遍已经开始怀疑阿尔喀比亚德，就算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开始承奉那波斯节度使替萨斐尼，我们也无法解释，替萨斐尼为什么要制止斯巴达在拉德岛攻打（-54，55-）封锁米利都的雅典舰队。

[15]

替萨斐尼的直接目标是打败阿墨基司。将10艘开俄斯舰船带到米利都南边去增援那里的斯巴达部队，然后攻打并击败驻扎在拉德岛的雅典人，接着攻打并打败雅典人的盟友阿墨基司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这样一系列决定必定能够大大讨得节度使欢心。如果阿尔喀比亚德准备做点什么来讨替萨斐尼欢心，这雅典叛徒必定要求去攻打他那些驻扎在拉德岛的同胞们。

关于喀耳息德之迟迟按兵不动，最明显的解释同时也就是最可能的。如同绝大部分斯巴达司令官一样，如同他的绝大部分前任和继任一样，喀耳息德审慎，迟疑，不愿意采取主动，特别不情愿冒险在海上与雅典舰队开战，哪怕是与一支数目远逊于自己舰队的雅典舰队。自城邦暴动以来，开俄斯人就暴露在雅典的进攻威胁之下，现在迫切希望将暴动扩散到其他雅典盟邦，好让其他的暴动城邦与自己分担被雅典攻打的危险，以此减轻自己的压力。如果喀耳息德允许开俄斯人加入他，开俄斯人肯定会向他施压，要求他攻打拉德岛的雅典人。喀耳息德舰队有35艘战舰，而敌军只有19艘，喀耳息德要如何拒绝这样一次他不情愿进行的交战？对他来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是无法拒绝，要拒绝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喀耳息德的态度其实既不愚蠢，也并不怯懦。雅典人在西西里失去了大部分战舰及众多船员和军官。雅典海军已经不是过去的那支雅典海军了。但是，较之他们在战争的早先阶段表现出来那可怜的海战技艺，斯巴达人和他们的伯罗奔尼撒盟友们的表现也没有什么进步可言。（-55，56-）在战争接下来的几年里，爱奥尼亚海战中最开始的那几场重要海上交战——犬坟战役（Cynossema）、库济科斯战役（Cyzicus）——将表明，雅典在海战技艺方面的优势仍在持续。

[16]

喀耳息德的迟疑断送了伯罗奔尼撒人在海上与一支数目处于劣势的敌军舰队速战速决的优势和机会，因为，雅典人已经派来了狄奥梅冬，他率领着16艘舰船组成的援军。他们在色拉叙克勒斯走后不久启航，到达的时候恰好遇上自阿奈亚北上而来的10艘开俄斯舰船。狄奥梅冬缴获了4艘开俄斯三列桨战舰，但是这3艘战舰上的船员全数逃脱。

[17]

很快，列昂从雅典带来了由10艘舰船组成的另一支小舰队，爱奥尼亚水域的雅典舰队规模达到46艘舰船，一艘驶去拉德岛，加入那里的封锁舰队，26艘停泊在雅典的主要海军基地萨摩司。

[18]

雅典人正在将萨摩司建设为主要海军基地的时候，该岛爆发了起义，其怨愤程度即便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残酷进程之中来看，也是独一无二的。民众得到停靠在此的3艘雅典战舰船员的帮助，起义反对寡头政体及统治他们的贵族。

[19]

他们杀死了200名萨摩司贵族，放逐了另外400名萨摩司贵族。他们霸占了贵族党的土地和房屋，并瓜分了这些财产。怀恨在心的革命党人剥夺了贵族党的公民权利，甚至禁止贵族党与新掌权的较低阶级通婚。

[20]

在萨摩司建立起来的新民主政权非常依赖雅典，只有雅典的支持才能够保护当权者，防止寡头党复辟——寡头派流亡者们早就在萨摩司岛对岸的阿奈亚建立起殖民地，伺机发动反政变。（-56，57-）

[21]

正因为此，雅典人认为现在的萨摩司完全可以信赖，允许萨摩司自治。

[22]

事实证明，萨摩司当得起这份信赖，萨摩司的民主政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直忠于雅典，这种忠诚甚至持续到雅典海军在羊河口（Aegospotami）被歼灭之后。

[23]

因为萨摩司安全在手，所以雅典人可腾出手来，应对那些始终狂热的开俄斯人。开俄斯人迫切想要扩散暴动，等不及对他们而言十分重要的斯巴达援助，就着手进行头一年春天在科林斯商定的计划。

[24]

拉戈尼亚毗辽士（perioikos
）德尼亚代（Deiniadas）带领13艘舰船驶向列斯堡，立马在梅岫姆纳（Methymna）煽动起义。他们在梅岫姆纳留下4艘战舰，继续予以襄助，其余9艘舰船继续前进，驶向密提林（Mytilene），并煽动密提林起义。与此同时，一支伯罗奔尼撒人的步兵部队，喀耳息德舰队中被留在开俄斯的划桨手们，

[25]

以及邻近地区的盟友们，在斯巴达的游阿拉司（Eualas）的带领下沿着海岸线向北进发。

[26]

这支部队很可能是从埃吕忒莱出发的，他们途径科拉佐门奈、佛该亚（Phocaea）以及叙姆（Cyme），这表明，这些重镇已尽数落入斯巴达阵营。

[27]

与此同时，斯巴达人用损失4艘战舰的代价突破了司庇拉坞的封锁。幸存部队在耕格勒港重新整装，然后在阿斯提欧库斯的指挥下驶向爱奥尼亚。此时，阿斯提欧库斯被任命为指挥整个伯罗奔尼撒舰队的海军主将。

[28]

阿斯提欧库斯（-57，58-）带着4艘舰船到达开俄斯，在列斯堡与开俄斯舰队会师。两天后，阿斯提欧库斯为自己的小舰队添上一艘开俄斯战舰，然后驶离这里，前去列斯堡与开俄斯主力舰队会合并予以其力所能及的援助。阿斯提欧库斯在庇耳剌（Pyrrha）登陆，第二天又转移到埃列绪司（Eresus）。在埃列绪司，阿斯提欧库斯得知，一支由25艘战舰组成的雅典舰队在将军列昂与狄奥梅冬的带领下也于他抵达这日的早些时候在列斯堡岛登陆。雅典人躲过了敌人的眼睛，并成功在密提林突袭敌军。雅典人打败了停泊在港口里的开俄斯舰船，在陆地上赢了一场战役，一举夺取了列斯堡岛上的中心城邦。阿斯提欧库斯煽动埃列绪司暴动，沿着该岛北边的海岸出发，试图让梅岫姆纳起义不要失败，同时也想要在安提撒（Antissa）煽动起义。但是，阿斯提欧库斯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修昔底德说“列斯堡岛上的一切事情都不顺他意”，于是，阿斯提欧库斯安排自己的部队登上舰船，驶回米利都。陆上的步兵部队在没有海上舰队帮助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向海勒斯滂（Hellespont）前进，就地解散，盟邦部队各自回到各自的城邦里去。

[29]

无法夺下列斯堡，意味着伯罗奔尼撒人在科林斯所商定的计划失败了；原本，伯罗奔尼撒人在科林斯商定，要通过远征海勒斯滂切断雅典生命线、同时夺取开俄斯和列斯堡，来夺取战争的速胜。

[30]

典型斯巴达式的犹疑给了雅典以喘息的机会；列昂与狄奥梅冬达到列斯堡使得攻守之势逆转，情势在那一刻变得有利于雅典。

雅典将领们没有耽搁太久。他们在列斯堡稍作休整，转而即刻采取攻势。雅典人的主要目标是夺回开俄斯，但他们首先夺回的是与开俄斯相距不远的科拉佐门奈。

[31]

雅典人先返航列斯堡，然后便启航前往那个首先叛变并且仍在积极煽动其他城邦一同叛变的岛屿——开俄斯。列昂与狄奥梅冬夺取了奥依奴塞（Oenussae）群岛——这些群岛就在开俄斯岛东北角海岸之外，还夺取了埃吕忒莱半岛上建有防御工事的城邦司杜萨（Sidussa）和普特莱姆（Pteleum）——就在开俄斯对岸的小亚细亚大陆上——并将这两个城邦变为（-58，59-）对开俄斯岛实施就近封锁和开展海上攻击的基地。

[32]

雅典人用25艘舰船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洋面；开俄斯舰船数目未知，但他们无法阻止雅典人登陆。

[33]

雅典人在陆地上也拥有优势，这是因为，他们带来的重装步兵都是正规重装步兵，他们应征服役于海军，他们替代了通常情况下担任该职务的日佣级公民。

[34]

雅典人绕行开俄斯岛，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最后，开俄斯人不再出来交战。雅典人继续蹂躏并劫掠了他们耕获有时、仓廪充实的富饶乡村——那自从希波战争以来就没有遭受过任何蹂躏的开俄斯乡村。令人绝望的情形自然使一些开俄斯人情愿暴动从来没有发生过，同时也使一些开俄斯人开始密谋将他们的城邦重新交给雅典人。此时当权的开俄斯政府官员意识到了这项密谋正在生发，但他们行动颇为谨慎小心。开俄斯的执政党人考虑“如何以最温和的方式制止这次阴谋，无论是将什么人劫为人质，还是用其他方法”，

[35]

当权者从埃吕忒莱请回阿斯提欧库斯，请求他带着4艘舰船归来并对此予以帮助。于是，阿斯提欧库斯劫持人质，开俄斯暂时免却了内乱之忧。

[36]

然而，雅典人却继续在陆地和海洋控制着开俄斯岛，劫掠着岛上资源。这个率先暴动的爱奥尼亚城邦不再有能力将起义和暴动扩散出去，相反，她眼看就要被打败，被战胜者惩戒。（-59，60-）看起来，开俄斯的领袖选择发动起义、反对仍旧颇有权势的雅典，是个严重的错误决策。

修昔底德叙述及此，展开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离题论述，为开俄斯人辩护，说他们并不鲁莽，也不愚蠢。

[37]

修昔底德认为，在结合“时运”（eudaimonia
）与“自律”（sophrosyne
）的能力这方面，开俄斯人仅次于斯巴达人；修昔底德还认为，开俄斯人在城邦日益强大之时仍能安全自治，这点值得钦敬。“甚至于说到这次暴动，如果说他们的举动看起来是与自身安全相悖的，他们也是在确认将与诸多盟友一起面对这种危险之后才着手进行这些举动的。同样，他们深知，在西西里惨祸之后，雅典人自己亦无法否认自身处境之糟糕。如果说他们在诸多不确定性——此乃此世的人类处境的一部分——之中算错了一样，这个错算也并非只有他们才会犯下——那就是雅典帝国将很快被摧毁。”

[38]

我们不免会认为，在此修昔底德是在为开俄斯人的温和寡头政体作一番辩护，而这种温和的寡头政体正是修昔底德自己所尊崇的。修昔底德似是要驳斥这样一种针对开俄斯寡头政体的指控，即他们与放肆无拘的雅典民主政体一样鲁莽且危险，而修昔底德认为，正是这种放肆而不受拘束的雅典民主导致了西西里远征及其他愚蠢行径。

[39]

甚至在他们攻打开俄斯之前，雅典人就已经开始考虑，要降服米利都这个唯一还在暴动的爱奥尼亚重镇的事情。拉德岛的封锁部队从帕诺姆斯（Panormus）对米利都南边的海岸展开袭击，又迅速撤退，但他们仍然在战斗中杀死了斯巴达将领喀耳息德。是年晚些时候，也许在10月，这支部队进行了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战役。

[40]

斐林尼库斯、奥诺玛克勒司和西戎尼德带着一支舰队往萨摩司去了。这支舰队由48艘舰船组成，其中一些船是兵员运输舰。

[41]

这些舰船上挤满了至少3500名重装步兵，其中1000名来自雅典，1000名来自爱琴海的盟邦，还有1500名来自阿尔戈斯（Argos）。就任何一个时间来看，对于雅典来说，这都是一支规模庞大的步兵部队，并且特别不同寻常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60，61-）这支部队在西西里灾祸之后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组织起来了。能够组织起一支如此庞大的部队，还纳入了如此之多的忠实盟友，且不论其军事目标如何，就是对于那些目睹这支部队集合起来、启航离开比雷埃夫斯港的雅典人的士气来说，必定也产生了显著的效用。这番努力证明了雅典的决心，在势成燎原之前扑灭爱奥尼亚起义的决心。

雅典的将军们片刻不停。他们从萨摩司驶向米利都，登陆并在此安营扎寨。尽管敌军总人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包括：800名米利都重装步兵；伯罗奔尼撒海军，其中，还有一些原本是跟着喀耳息德一起来的划桨手；服务于节度使替萨斐尼的一队雇佣兵；替萨斐尼自己率领的一支骑兵；以及，替萨斐尼身边也许还有阿尔喀比亚德，这位雅典的叛徒，说不定仍旧效忠于斯巴达。

[42]

在此役的战斗序列中，属于多利斯族（Doris）的阿尔戈斯人与属于爱奥尼亚族的米利都人对峙。修昔底德说，多利斯人对爱奥尼亚敌人长久以来的愤怨使得阿尔戈斯士兵前进起来就把与他们同列的其他士兵远远甩在了后面，方阵大乱。然而，米利都人奋勇应战，杀死至少300名敌军并打败了剩余敌军。相比起多利斯族的阿尔戈斯人来说，雅典人和他们的爱奥尼亚盟友要走运得多。首先，他们迫使伯罗奔尼撒人的这部分部队溃逃，接着，他们赶跑了波斯人和他们的雇佣军。当米利都人看到自己盟友那边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试着去帮助盟友，反而撤退回到了自己城内。雅典人在米利都城邦前面安营扎寨，刚刚赢得一场大捷的他们还正式竖起了胜利纪念碑。敌军从战场上被驱逐出去，残兵剩勇瑟缩躲在米利都。当前要做的，就是将米利都城围堵起来，静待其投降即可。雅典人深信“如果他们收复了米利都，那么其他城邦重新归顺将指日可待”。

[43]

地图4 米利都与伊阿苏

雅典在陆地上取得胜利，在海洋上拥有优势，似乎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只要新来的那支分舰队中有30艘是三列桨战舰，再加上此刻已经在此实施封锁任务的20艘战舰，雅典人原本可以以五十敌二十五。伯罗奔尼撒人对海上战役的恐惧令他们裹足不前，在己方数目占优时尚且不愿战斗，所以在这等新情势下，雅典人面对海洋无所畏惧。（-61，62上半部分为地图4，62-）但是，雅典陆战取胜的这天夜晚降临的时候，传来的消息却大大改变了当前情势。斐林尼库斯及同僚从临近岛屿列罗司（Leros）得知，一支庞大的敌军舰队——由55艘舰船组成——已经抵达，并正在前往米利都的途中。赫墨克拉底（Hermocrates），雅典人那如复仇之神涅墨西斯（nemesis）一样的死敌，带着20艘叙拉古三列桨战舰和两艘塞林努斯（Selinus）三列桨战舰从西西里前来。赫墨克拉底费了一番精力才说服精疲力尽、神思涣散的叙拉古人和塞林努斯人“搭把手，来完成对雅典的最后一击”。

[44]

而其他西西里盟友对此并不理睬。剩下的舰船都是伯罗奔尼撒人的，整支舰队则是在斯巴达人瑟里墨涅斯（Therimenes）指挥下渡过爱琴海的。瑟里墨涅斯得到的命令是，将整支舰队带去交给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

瑟里墨涅斯在列罗司登陆并得知，雅典人正在米利都。因为列罗司距米利都大约40英里，所以瑟里墨涅斯驶入（-62，63-）伊阿苏海湾一探究竟，在铁秋莎（Teichiussa）登岸并扎营。

[45]

在铁秋莎，塞剌墨涅斯撞上了正从米利都匆忙赶来的阿尔喀比亚德，知晓了陆上战役的结果。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阿尔喀比亚德巧舌如簧，劝他们迅速行动。“如果他们不希望破坏自己在爱奥尼亚的阵势、不想破坏整个战争事业，那他们就应该尽快去帮助米利都，不能眼睁睁看着米利都被围困。”

[46]

伯罗奔尼撒人十分重视阿尔喀比亚德这番建议，准备天明就向米利都进发。但是，事实证明，阿尔喀比亚德的速度和口才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还没等到伯罗奔尼撒人行动，雅典人就撤退了，将米利都留给了敌方。伯罗奔尼撒海上大军逼近的消息并没有吓退奥诺玛克勒司、西戎尼德、斯特罗姆庇西德和色拉叙克勒斯，这几位将军都想要继续留守，静待海战，战斗到底，但是还有一位雅典将军斐林尼库斯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47]

修昔底德间接转述了斐林尼库斯的演说：

他说，他［自己］不会［打这一场仗］，并且只要他自己能够做到的话也不能允许其他人来打这场仗。这是因为，他们完全可以稍等片刻，弄清楚敌军拥有多少艘舰船、他们自己又拥有多少艘舰船来与之匹敌之后，从容备战、充分准备之后，再启战端。他绝不会因为害怕别人因此给他以不名誉的指控，而来冒如此重大之风险。雅典人在海上进行一次战略撤退，应时顺势，没有什么丢人的；但是，被打败就丢人得多，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打败。因为一旦被打败，城邦不仅要蒙受屈辱，还将陷入险境；经历了他们所经历过的所有灾祸之后，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主动攻势都是不应该的；更加不应该做的是，在毫无威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贸然滑入险境之中。

[48]

他建议雅典人集中伤员、重装步兵和军需供给，但先不要管战利品——那会使船变得太沉，先回萨摩司。“在萨摩司那里，一旦他们集合了所有的舰船，他们可以在时机成熟的任何时候发动攻击。”

[49]

斐林尼库斯的论辩说服了大家，于是雅典人在黄昏时分驶向萨摩司，“他们的胜利并不彻底”，因为雅典人不但没有攻克米利都，现在连对米利都的围歼和封锁都放弃了。雅典人撤退还造成了更深的一个问题（-63，64-）：阿尔戈斯重装步兵出离愤怒，立即退出盟军。

[50]

此后，阿尔戈斯再也没有卷入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在米利都的审慎教雅典人付出了代价：他们失去了他们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的援助。

[51]

雅典人的这番撤退还造成了另外一个令人所不乐见的后果。次日清晨，瑟里墨涅斯所率领的增援舰队从铁秋莎启航，向米利都驶来。因为没能打上一仗，瑟里墨涅斯舰队就在米利都等候了一整天，顺便会合了阵亡将领喀耳息德的20艘舰船——这些舰船现在已经不在封锁之中了。他们原本将在次日驶回铁秋莎，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风帆、桅杆、还有绳索都留在了铁秋莎。但是，替萨斐尼带着部队过来了，劝服他们前往伊阿苏去对抗阿墨基司。阿墨基司还不知道雅典人撤退的事情，所以他的部下以为正在逼近的这支舰队是雅典人的，完全没有进行什么有效的防御措施。伯罗奔尼撒人活捉阿墨基司，将他交给替萨斐尼。阿墨基司的雇佣军部队中绝大部分是伯罗奔尼撒人，于是这部分士兵顺势就被收编进伯罗奔尼撒军队。伊阿苏被蹂躏了一番，伊阿苏人以20个德拉克马（drachmas）一人的价钱被卖给替萨斐尼，伊阿苏城里余下的一切也都被交给了替萨斐尼。

[52]

伯罗奔尼撒人回到米利都，任命斯巴达人腓力普斯（Philippus）为布政司。

[53]

雅典人失去了另一个盟友，波斯人不再为此分神烦扰，而斯巴达人与波斯人则第一次通过合作取得了胜利。

尽管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在米利都并非完胜，但他还是给予了斐林尼库斯以充分的肯定和非同寻常的赞扬：（-64，65-）“后来，正如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在这件事情上、以及在他所参与的每件事情上，他都表现出充分的才智。”

[54]

与之同时代的伟大史家尚且如此盛赞斐林尼库斯，在这一赞誉面前，绝大部分当代史家也接受了斐林尼库斯的观点。

[55]

然而，对斐林尼库斯的不同意见并非绝无可能，而且这正是与斐林尼库斯同时代人的观点。斐林尼库斯的同袍们强烈反对他的意见，但是后来，斐林尼库斯说服了其中至少两人，令他们投票同意撤退。此外，接下来这年，斐林尼库斯因为致使雅典失去伊阿苏和阿墨基司的罪名遭到起诉，与他一同受审的还有西戎尼德，而较之别的将军而言，西戎尼德必定更加认同斐林尼库斯的最后决议。

[56]

派山德（Peisander）正在密谋推翻民主政体，他的做法可能出于政治动机或个人动机；但是，认为斐林尼库斯和西戎尼德有罪的其他人都是标准民主党人，并没有参与派山德推翻民主政体的密谋。同时，也正是这些民主党人投票，选举狄奥梅冬和列昂这样的纯粹民主党人，替代被废黜的斐林尼库斯和西戎尼德。

[57]

他们的判决或许受到了干扰，但他们所做的判决仍然称得上正直且恰当。

[58]

事实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赞同判决斐林尼库斯有罪的那些法官，谴责斐林尼库斯，说他拒绝战斗的决定带来了后来的不幸灾祸。修昔底德的叙述使得我们可以重构（-65，66-）——当然并不尽然准确——发生在米利都的雅典军营的论辩。修昔底德说，斐林尼库斯清楚了解敌军的舰船信息。首先，斐林尼库斯很可能辩称敌军具有数目优势，现在战斗是不明智的。其他的将军呢，正想要战斗，肯定会质疑这信息报告的准确性。斐林尼库斯没有坚持说他的情报是可靠的，反而转换理据，使用对敌军数目的不确定性来作为不去战斗的理由。很明显，其余的将军定会尖叫起来，说他懦弱，声称雅典人拒绝打海战——而雅典人正是因为掌控海洋而感到自豪——令人蒙羞。接着，圆滑婉转的斐林尼库斯再次以其茅还攻其盾，声称战略性撤退不算耻辱，在海上落败——无论是什么情况下的失败——才真正令人蒙羞。即便这些话都是诡辩术（sophistry），斐林尼库斯还有一重理据：他敦促将军们，不要“投入自己所选择的危险之中”，这教人想起伯利克里的话来。

[59]

西西里灾祸之后，雅典人实在不适合再采取主动，挑起战端。我们应当相信，斐林尼库斯正是用最后这一点赢得了同袍的支持，同时也说服了现当代学者们。

布索特相信，不能确保制胜的攻击行动“可能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一旦失败，雅典人可能还会失去陆上部队。事实上，因为雅典人没有了他们之前的策略优势……（这场战斗的）结局很难确定。佛缪（Phormio）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60]

梅耶持同样的观点：“绝对制海权——佛缪对此十分自信，才能够在429年勇敢面对数目占优的敌军——已经不复存在；雅典此时的海上对敌态势，比起几十年前的陆上对敌态势来，几乎没有更好。”

[61]

布索特和梅耶对雅典在412年的海军状况的判断太过于悲观，与史实证据所提供的情况并不一致。无疑，佛缪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是雅典仍然在海上对敌军具备策略方面和心理方面的优势，即便是在西西里远征之后。是年早些时候，伯罗奔尼撒舰队还在科林斯水域被吓得跑回陆地，窜入那处极不方便的废港司庇拉坞。不久，19艘雅典舰船就足以震慑25艘敌舰，逼迫后者停留在港口内，长时间忍受雅典人的封锁。（-66，67-）狄奥梅冬和列昂所率领的雅典舰队轻易就可以扫清开俄斯和列斯堡周围水域的敌舰。411年春天，尽管整个爱奥尼亚海岸都已经不在雅典控制之中，斯巴达人仍然因为惧怕雅典舰队，所以通过陆地派遣了一支部队前往海勒斯滂。

[62]

斐林尼库斯在米利都拒绝出战仅仅两年后，一支雅典舰队在海勒斯滂的犬坟击败伯罗奔尼撒人，而那一次，雅典舰队仅有舰船76艘，伯罗奔尼撒舰队有舰船86艘。

[63]

在现当代学者之中，安德鲁斯对当时策略情势和战略局面的描绘是比较真确的。雅典人在西西里失去了他们最精锐的船员，但是“他们还没有失去他们所有的技能，伯罗奔尼撒人也还没有失去卑弱感”。斐林尼库斯要从米利都撤退、择机再战，这说法有这样一个缺陷：“若强求斐林尼库斯所渴求的所谓恰当战机，雅典将永无启战之决心。”只要斯巴达人在陆地上拥有可靠的基地，他们就可以一直拒绝进行海战；他们可以通过陆路派遣部队，甚至可以通过海路派遣部队、躲开雅典海军，去煽动雅典盟邦起义。事实上，雅典诱敌海战的最好办法是“用一支明显弱势的部队诱敌出战”。斐林尼库斯所拒绝的出战机会“正巧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斐林尼库斯不拒绝这个战机，那么，瑟里墨涅斯势必采取积极措施拯救米利都，斐林尼库斯的同僚则认为瑟里墨涅斯将会在海上开战。如果雅典的将军们被允许坚持下去并出动作战，那么战争的整个进程将有可能非常不一样”。

[64]

在现当代学者中，即便是斐林尼库斯的支持者也承认，如果这时能在米利都取得一场海战胜利，那么这对于雅典来说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如果他们成功使得米利都陷落”，梅耶指出，“伯罗奔尼撒人的企图就会溃败，雅典帝国就能复元”。

[65]

在布索特看来：“这次撤退意味着抛弃此前封锁战的战果，抛弃收复米利都和整个爱奥尼亚地区的可能。”

[66]

布索特继续列出这次撤退的其他后果：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舰队面临的封锁解除（-67，68-），放弃与开俄斯人的有效战斗，“放弃他们的盟友阿墨基司、把他丢给命运、听之任之，以及阿尔戈斯人退出同盟”。在这一系列后果之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之后不久失去了罗德岛（Rhodes），以及小亚细亚的几乎整个海岸线，为敌军破除障碍，使对手能够将战争带入海勒斯滂。雅典人在米利都决定拒绝海战，等于失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造成的心理后果与上述实质后果一样严重。帝国的暴动者得到了喘息和希望。斯巴达人和波斯人则得到机会，成功合作。贤哲治下的温和民主政权失去了取得胜利的机会，因而也未能积聚起必需的威望，来抵御我们所知的、正在进行之中的寡头派政变阴谋。打一场无绝对胜算之战尽管危险，也值得冒险一试；毕竟，不战决不会更加安全。此外，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雅典一旦失败，灾祸势必灭顶。只有在情势特殊，船员活动空间狭小的叙拉古港口，海战失败才会导致舰队覆灭。即便是当初雅典人在重大战役中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也很少能够摧毁敌军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在突然中断战斗、为安全起见回撤萨摩司之前，雅典人更加不可能在米利都的海战中遭受什么重大损失，同时，正如此前已经论述过的，多数证据都表明，雅典在策略和士气方面的优势使得他们失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雅典人听从了斐林尼库斯的建议，这个错误很严重，代价很高昂。

[67]

[1]
Thuc.8.15.1.

[2]
Thuc.2.24.1. 为了同样的目的，雅典还储备了100艘最好的战舰和相应的舰长，但是，修昔底德没有进一步提及此事。这些储备舰船和舰长肯定早在开俄斯暴动之前，就被挪作他用了。

[3]
关于这个日期，参见斐洛克茹司（Philochorus）（FGrH
III，328，Fr.138）；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2页，注释3；以及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3—24页。

[4]
Thuc.8.15.2.

[5]
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66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12页；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2册，第267页。

[6]
关于其他几位将军——色拉叙克勒斯，游科忒蒙（Euctemon），恺耳密奴（Charminus），还有游科拉底（Eucrates），我们没有什么依据可以确定他们的政治倾向。关于将军名单，参见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第66页。关于对其中9位将军的简短评述，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7、43、59—60、72页。第十位将军游科拉底，修昔底德没有提到他，但是，为阿里斯托芬作品作注的一位古代注经家曾经称他为“将军”（Aristoph. Wasps
103）。

[7]
吕西阿斯（Lysias）：Lys.20.11—12，25.9.

[8]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9—60页。

[9]
在此之前一年的将军列表很不完整，所以，我们不能绝对肯定说每个将军都是首次履职。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有人都没有作为一名将军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都没有在这些史料中被提起过，而这些史料在先前的若干年的那些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佛纳瓦（《雅典将军委员会》，第66页）把斯特罗姆庇西德列在前一年的将军列表中，但是他这番推理说服力不够。贝洛赫和布索特都没有将斯特罗姆庇西德列在413/412年的列表中，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7页）没有提及之前的将军任职情况。

[10]
Thuc.8.16.

[11]
Thuc.8.17.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6页）指出了伯罗奔尼撒人此时地位之脆弱。

[12]
Thuc.8.19.1；《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42页。

[13]
Thuc.8.19.2. 这段文字在抄本中为：
。有些校勘家将阿墨基司可能从陆地上过来的这件事与喀耳息德对开俄斯人所下的命令联系起来，将前者看作是对后者的一个解释。还有一些学者干脆将
一词删除，以清楚表明阿墨基司到来和喀耳息德对开俄斯人下命令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我们既没有理由修改抄本，也没有理由认为，因为阿墨基司可能到来，喀耳息德才对开俄斯人下这样的命令。正如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42页）所指出的，阿墨基司肯定是从米利都南边过来，没法对在阿奈亚的开俄斯人形成威胁。有学者可能会说，如果阿墨基司决定从海路驶向米利都的话，他们可以威胁到开俄斯的舰只——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用阿墨基司会来这件事去解释喀耳息德对开俄斯人的命令，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关联。安德鲁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认为，应当分开看待开俄斯人得到的命令和关于阿墨基司的陈述。安德鲁斯提出，后者是为了回答开俄斯人的这个问题：“现在米利都情况如何？”他自己提出的喀耳息德下命令的动机并不特别有说服力，这一看法显得有些踌躇亦在情理之中：“开俄斯人很可能是太过贴近雅典的主舰队了——尽管喀耳息德应该还不知道狄奥梅冬正在逼近。”在狄奥梅冬的16艘船舰队到来（Thuc.8.19.2）之前，我们不知道有任何雅典军队在萨摩司。甚至在他到来之后，到了萨摩司内战期间，萨摩司也只有3艘雅典舰船（Thuc.8.21）。我们所知道的是，开俄斯的10艘三列桨战舰在从阿奈亚到米利都的途中，都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而喀耳息德为何要下这样的命令，修昔底德没有任何解释，故而我们无法理解这个命令。

[14]
迈乐（S. Van de Maele），《凤凰学刊》，第25卷，1971年，第37页。

[15]
修昔底德似乎是认为，斯巴达人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怀疑是从喀耳息德死亡（Thuc.8.24.1）和米利都战役（Thuc.8.25—26）之后开始的：

“在喀耳息德之死和米利都战役以后，阿尔喀比亚德成了伯罗奔尼撒人怀疑的对象，因此，斯巴达向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发送了一封命令，要求他杀掉阿尔喀比亚德……他撤退到替萨斐尼那里去了”（Thuc.8.45.1）。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5页，注释7）相信，是那些同斯巴达人一起在小亚细亚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唆使斯巴达向阿斯提欧库斯送的这封信。迈乐（《凤凰学刊》，第25卷，1971年，第37页，注释21）同意哈茨菲尔德这个看法，但他认为，疑惧是在喀耳息德死后、米利都战役之前出现的，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阿尔喀比亚德为替萨斐尼工作的时间比我们所预计的要早一些。尽管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5页）并非不赞同对
做如是释读，但是他同时提出，这种释读方法既不唯一，也不妥帖。另一种释读路径，正如安德鲁斯指出的那样，是“判断
在此为中性，意为‘因此’”，也就是说，将这段文本解读为，自斯巴达而来的那封谴责阿尔喀比亚德的信，是伯罗奔尼撒人对他产生疑惧的结果，至于疑惧产生于何地，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文字似乎能够表明，对阿尔喀比亚德产生疑惧的时间是在米利都战役之后。安德鲁斯认为这种释读方法也有问题，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种释读方法。这段文本语焉不详，不足以支持迈乐的相关说法，即阿尔喀比亚德已经与替萨斐尼合作是因为阿尔喀比亚德已经遭到了爱奥尼亚伯罗奔尼撒部队的疑惧。

[16]
犬坟战役：Thuc.8.104—106；库济科斯：Xen.Hell
.1.11—18。

[17]
Thuc.8.19.3—4.

[18]
列昂：Thuc.8.23.1；拉德岛的23艘舰船：Thuc.8.24.1。关于爱琴海（the Aegean）地区舰船数目的有用探讨，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32页。

[19]
我曾经认为，440年雅典平息萨摩司暴动的处置措施中包含建立民主政府这样一项内容（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76页，注释16）。后来，我被维尔（E.Will）（《古代研究评论》［REA，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第71卷，1969年，第305—319页）和奎恩（T.J.Quinn）（《雅典与萨摩司，列斯堡与开俄斯》［Athens and Samos，Lesbos and Chios
］，曼彻斯特，1981年，第13—23页）的论证所说服。他们指出，萨摩司在439至412年间的政府是一个寡头政体，以dynatoi
——或曰“贵族党”——为领袖。《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对该情况的相关证据与相关问题进行了客观详尽的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44—47、155—156、257页。我们使用“贵族党”一词的依据是
一词。

[20]
Thuc.8.21. 我从
中得到贵族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这一信息。

[21]
关于阿奈亚，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42、45—46页；奎恩，《雅典与萨摩司，列斯堡与开俄斯》，第17—19页。

[22]
所谓“赋予自治权”，具体所指究竟为何，我们并不清楚。也许，雅典人让萨摩司人拥有一些司法特权（圣·克洛瓦，《古典学季刊》，第55卷/新编第2卷［CQ
LV=N.S.II］ ［1961年］，第272页）。萨摩司人很有可能还得到了铸币权，如巴隆（J.P.Barron）（《萨摩司银币》［The Silver Coins of Samos
］，伦敦，1966年，第100—101页）所说的那样。这一政治姿态的心理价值可能高于其实用价值，其是为了表明这两个民主政体具有特殊关系且相互信任，战后一定会发展新的双边关系。一些学者将《希腊铭文集成》中的IG
I^2
101（参见刘易斯，《雅典不列颠学校辑刊》，第49卷，第29—31页）与此处“赋予自治权”相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无法确定那份铭文的日期，而那份铭文本身也太过支离破碎，价值有限。译注：此处提及的圣·克洛瓦的论文，建议参见《古典学季刊》，Vol.11，No.1（May，1961），pp.94—124，及Vol.11，No.2 （Nov.，1961），pp.268—280。

[23]
Xen.Hell
.2.2.6.

[24]
Thuc.8.8.2.

[25]
Thuc.8.17.1；《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0页。

[26]
Thuc.8.22.

[27]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0页。

[28]
Thuc.8.20.1. 关于此时的海军主将职位（navarchy）是否为那种定期年度公职——也就是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履职和御任的职位，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在持肯定态度的看法中，最有影响的是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269—289页）。在不赞成这种观点的看法中，最晚近的一个讨论是西里（R.Sealey）（《克丽娥学刊》，第58卷，1976年，第335—358页）作出的。西里认为，海军主将职位成为那种具有固定任职期限的定期公职，是从409年左右才开始的。西里相信，在409年之前，海军海军主将都是一种专事专任的职务，任职期将随着该项具体任务的结束而结束。（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9页，注释3］（-57，58-）和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38页，《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43—44、454—455页］对该问题的讨论更加简短，但也很有用。）（-57，58-）无论海军主将职位是不是一个定期公职，我们都不应当指望斯巴达人会严格按照固定时间去派出新任海军主将，因为有大把例证显示斯巴达人并非如此。

[29]
Thuc.8.23.5. 根据纸草II^24
重建出来的
一语——这是由鲍威尔（Powell）训读出来的——比从抄本中截取出来的
一语更加可取。关于支持这个观点的论述，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3页；以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Thucydide，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第8卷，韦依（R.Weil）与萝蜜莉（J. de Romilly）编译，巴黎，1972年，第17页，注释5。

[30]
Thuc.8.8.2.

[31]
Thuc.8.23.6.

[32]
Thuc.8.24.2. 关于上述每个地方的方位，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5页，以及地图3。

[33]
关于雅典舰船数目，参见Thuc.8.23.1。在这个时间点上，曾经被提及的开俄斯舰船有这些：7艘来自司庇拉坞的封锁舰队，被雅典人俘获（Thuc.8.15.2）；4艘从阿奈亚驶出后被俘获，但人员没有被俘虏（Thuc. 8.19.3）；9艘在密提林被雅典人打败（Thuc.8.23.3），以及一艘损失在梅岫姆纳（Thuc.8.23.4）。20艘战舰被封锁在米利都。是年春天，斯巴达人派来了毗辽士斐利尼（Phrynis）来核实开俄斯人的说法。斐利尼认为情况属实，但是他似乎没有亲眼见到开俄斯人声称所拥有的所有舰船。斐利尼报告说“依据开俄斯人所说舰船不少于60艘”（
，Thuc. 8.6.4）。开俄斯人可能为了赢得斯巴达支援而夸张了舰船数目，也可能并没有夸张。也许，开俄斯人是在总数中算上了情况并不适于航海的一些船只的数目。无论是哪种情况，在同一个时间点得到记载的开俄斯舰船从来没有超过47艘（译注：原文如此）。此刻雅典人毫不费力地控制了开俄斯周边海域，这表明雅典人在舰船数目和航海技艺方面都优于对手。

[34]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6页）提出，重装步兵也被迫服役于舰船上，是因为西西里惨祸之后，日佣级公民数目短缺。这是有可能的，但同时也有可能的另一种情况是，将军们知道在此情势下陆上交战也十分重要，所以特别要求以重装步兵服役于舰队。

[35]
Thuc.8.24.6.

[36]
Thuc.8.31.1.

[37]
韦斯特莱克（H.D.Westlake）（《修昔底德史书人物列传》［Individuals in Thucydides
］，剑桥，1968年，第236页）认为，对开俄斯的如是批评当时是存在的，这个观点十分可信。

[38]
Thuc.8.24.4—5.

[39]
对比修昔底德对雅典五千人政体的赞扬，参见Thuc.8.97.2。

[40]
关于这个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2页）；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8页。

[41]
Thuc.8.25.1. 关于三列桨战舰与兵员运输舰的数目问题，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3页，注释1）；同时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页。

[42]
Thuc.8.25.2. 关于喀耳息德舰队的人员，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3页；第1426页，注释1）；同时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74页。关于阿尔喀比亚德，参见Thuc.8.26.3。

[43]
Thuc.8.25.5.

[44]
Thuc.8.26.1. 关于西西里情势，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23页）。狄奥多罗斯（Diod.13.34.4，13.63.1）给出了赫墨克拉底所率领战舰的数目，是35艘。但是，同时也需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61页。

[45]
参见地图4。关于列罗司和铁秋莎的方位，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62页。

[46]
Thuc.8.26.3.

[47]
Thuc.8.27.1.关于当时在场的将军的名字，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4页）；同时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63页。

[48]
Thuc.8.27.2—3. 关于文本训诂方面的困难，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63—64页。

[49]
Thuc.8.27.4.

[50]
Thuc.8.27.6. 原文文本为：
，学界通常认为，
仅仅用来指阿尔戈斯人在战役中失败。我倾向于按照原本意思理解该词，也就是“事件”、“情况”，然后将之与在米利都发生的整个事件联系起来，其中包括：阿尔戈斯人作战失败，与此同时发生的是阿尔戈斯人有份参与的步兵部队作战取得胜利，最后是教人失望且明显十分可耻的撤退。我们无法想象，阿尔戈斯人——无论他们对自己被打败有多么气愤——会将此视为体面、荣誉的退盟理由。以希腊人对荣誉的看法来看，以下这个理由比上述那个要好得多：因为通过将来的战斗来复仇的机会被剥夺，所以他们感到愤怒和懊恼。

[51]
阿尔戈斯人派出大部队在曼提尼亚与雅典人并肩作战，向西西里派遣分舰队，在雅典危殆之时与雅典在米利都并肩作战。412年的这次米利都之战，是他们最后一次上战场。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5页）及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2册，第273页，注释1）指出，阿尔戈斯很可能很快与斯巴达订立正式和约，但是这两位学者没有给出论据。因为阿尔戈斯人在411年仍然援助雅典人（Thuc.8.86），同时，阿尔戈斯人参与了408年赴波斯使团（Xen.Hell
.1.3.13），所以，看起来，阿尔戈斯应该没有与斯巴达订立什么和约。

[52]
Thuc.8.28.关于伊阿苏城和伊阿苏人的命运，阿密特（M.Amit）有些有趣的论述，参见阿密特，《以色列古典学年鉴》第2卷（Scripta Classica Israelica，SCI
II）［1975年］，第57—59页。

[53]
Thuc.8.28.5.

[54]
修昔底德使用的“才智”一词是xynesis
。在整部史书中，修昔底德对该词的使用是比较挑剔和节制的。他只把这个词用在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伯拉西达、小庇西斯特拉图（Pisistratus）以及叙拉古的赫墨克拉底等少数人身上，并将之与“美德”（excellence，arete
）、“才干”（competence，hikanos
）以及“勇敢”（courage，andreia
）联系在一起。地米斯托克利，Thuc. 1.138.3；伯拉西达，Thuc. 4.81.2（与“美德”相联系）；小庇西斯特拉图，Thuc.6.54.5（与“美德”相联系）；赫墨克拉底，Thuc. 6.72.2（与“才干”、“勇敢”相联系）。除此之外，修昔底德对这项品质的高度认可，还有一项证据，那就是在修昔底德所录述的演说辞中，伯利克里是赞扬这项品质的（Thuc. 1.140.1），而克里昂（Cleon）是批评这项品质的（Thuc.3.37.4—5）。译注：小庇西斯特拉图姓氏与其祖父一样，但原文如此。

[55]
事实上，是绝大部分曾经注意到或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学者。其中，格罗特（Grote）是个例外，他批评斐林尼库斯，说他没有能够警告阿墨基司他会撤退；但是在主要观点方面，格罗特与修昔底德看法一致。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5页）和梅耶（《古代历史》，第4册，第2卷，第272页）提出了支持斐林尼库斯的理据，反之，弗格森（Ferguson）在《剑桥古代史（第5卷）》（CAH
）（第316—317页）的叙述却明显在表示其赞同。

[56]
Thuc.8.54.3. 斐林尼库斯和西戎尼德被起诉的罪名是
［betrayed Iasus and Amorges］。“
”一词常常暗示着背叛和叛国，但并不必然指称背叛或叛国，该词的意思也有可能不过是说“放弃”、“投降”。安德鲁斯对该处的漂亮疏解（《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27页）值得在此处援引出来：“并非与敌私通款曲……；该项罪名应当是指，他说服同僚不要与瑟里墨涅斯打仗（Thuc.8.27），因而对雅典所遭受的这些损失负有责任。在希腊语中，用
一词能够轻易表达上述这些意思。”如果相关古代文献确乎可信，我们就知道，修昔底德自己也曾被判于424年在安菲玻里（Amphipolis）犯有“背叛”（prodosia
）这项罪名（参见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299页）。也许，修昔底德对斐林尼库斯的同情有一部分正是来自于这一段类似经历。

[57]
Thuc.8.54.3. 关于新任将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参见Thuc.8.73.4。

[58]
关于修昔底德观点的内在矛盾之处，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66页。

[59]
Thuc.8.27.3。其中，
［self-chosen dangers］正是伯利克里在432年大战前夕那篇演说辞中曾经使用过的词语（Thuc.1.144.1）。无论斐林尼库斯是否使用了这两个词，修昔底德决定在这两处地方都引用（如果斐林尼库斯使用了这个词）或使用（如果这并非斐林尼库斯原话）这个短语，绝非巧合。

[60]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5页。

[61]
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2册，第272页。

[62]
Thuc.8.61.1. 阿密特（《以色列古典学年鉴》，第2卷，1975年，第63页）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部队是从一个战场步行
到另一个战场的——这表明，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海路不通。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再次强调，一支大军从爱奥尼亚长途跋涉到海勒斯滂（200—250英里）是多么艰难与辛苦。”

[63]
Thuc.8.104—106.

[64]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66—67页。

[65]
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2册，第271页。

[66]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5页。

[67]
阿密特（《以色列古典学年鉴》，第2卷，1975年，第56页，注释35）指出，斐林尼库斯的建议体现的不是过度谨慎而是叛国。我们没有可以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同时，我们很难想到在这种时刻，斐林尼库斯有何叛国动机。

第四章 斯巴达之妙应

雅典舰队从米利都撤退给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趁机重新在雅典帝国掀起叛乱，甚或把叛乱推进到之前并不动荡的地区，而在此之前，叛乱原本已近乎绝迹。看起来，斯巴达人有可能已经迅速行动，利用他们在海上的短暂数目优势去营救开俄斯。开俄斯是第一个叛乱的城邦，是为其他城邦提供支援的重要来源，也是在海勒斯滂这一重要地区推进海战的关键基地，但是，一系列困难和问题阻碍了这次行动。斯巴达人在海上总是感到技不如人，他们的审慎众所周知，这常常让斯巴达人避免海上战役，哪怕自己一方数目占优。斯巴达人也缺乏经验丰富、才干杰出、值得信任、能够规划战略战术并迅速有效实施的领袖。其中，斯巴达指挥官任期短暂、海上经验欠缺，都还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十年，如同这场战争过去的那些年一样，显示，远离家园的斯巴达统帅易受贿赂腐蚀，行使职权时又往往备受私敌与政敌干扰。除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外，斯巴达还依赖于波斯，而波斯与斯巴达这两个相互合作的权势，其作战目标远非一致。

瑟里墨涅斯所带领的斯巴达舰队于雅典舰队撤离之后那日到达米利都。瑟里墨涅斯既没有追击雅典人、寻求一战，也没有继续北上去开俄斯、把手下兵力交给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相反，瑟里墨涅斯替替萨斐尼效劳一桩：他从阿墨基司手中收复了伊阿苏，并安全撤退到米利都。斯巴达人派了雷昂之子沛答里图斯（Pedaritus son of Leon）跟着瑟里（-69，70-）墨涅斯，去出任开俄斯的布政司。因为不愿冒着遭遇雅典海军的风险，所以瑟里墨涅斯没有选择使用海路来将沛答里图斯送往其履职地点开俄斯，而情愿选择陆路将沛答里图斯送往埃吕忒莱，接管从阿墨基司那里俘虏来的雇佣军部队。

[1]

沛答里图斯可以从埃吕忒莱跨过海峡，前往开俄斯。

所以，在替萨斐尼来到米利都——大约是在412年11月初的时候——并带来他所许诺要付给为斯巴达服役的划桨手的军饷的时候，斯巴达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仍然停留在开俄斯，自己的部下却被萨摩司的雅典舰队所阻隔。

[2]

替萨斐尼来后，每位士兵得到了1个亚狄珈制德拉克马的日薪，而商定这一金额的时间和地点，显然是上年冬天的斯巴达。

[3]

然而，关于以后如何发放薪饷，节度使替萨斐尼却表示，除非波斯大王下令他付1个德拉克马，不然他只会付半个德拉克马的日薪。瑟里墨涅斯那时并不是海军主将，他的任务不过是将这支新的舰队带去交给阿斯提欧库斯，仅此而已。瑟里墨涅斯并没有抱怨替萨斐尼减薪，但是赫墨克拉底，这位暴躁的叙拉古将军与替萨斐尼辩论了一番，迫使后者做出些微让步：每名划桨手可以得到的日薪略高于半个德拉克马。

[4]

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何阿尔喀比亚德没有参与这番协商。是阿尔喀比亚德说服了斯巴达人，按照替萨斐尼的意愿去援助开俄斯，而非按照替萨斐尼之敌手法那巴佐斯的建议去海勒斯滂煽动起义。喀耳息德与替萨斐尼商谈第一个波斯-斯巴达协定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就在其近旁。

[5]

在米利都战役，他曾经与替萨斐尼一同作战。接着，阿尔喀比亚德前往铁秋莎的斯巴达舰队、呼吁这支舰队立马前去营救米利都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献身斯巴达事业的热情。在所有的希腊人当中，他的个人魅力和雄辩才能而颇为出名。要去与波斯节度使商谈斯巴达事务，他定是完美人选。

[6]

然而，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时间里，在米利都战役之后、替萨斐尼回来支付部队薪饷之前，阿尔喀比亚德再次变节（-70，71-）。新近情势有变，这位雅典叛徒不得不叛离斯巴达，转而向这位波斯节度使寻求庇护。在米利都战役之前的某个时候，雅典对帕诺姆斯展开突袭，杀死了斯巴达指挥官喀耳息德，阿尔喀比亚德失去了同袍密友。

[7]

修昔底德说，“在喀耳息德死后，米利都战役之后”，

[8]

伯罗奔尼撒人开始怀疑起阿尔喀比亚德来。这些事件接连发生，所隔不过几个星期；修昔底德的意思似乎是，阿尔喀比亚德这位有影响力的盟友阵亡，使得伯罗奔尼撒部队对他的质疑公开流传起来。不久，米利都战役发生；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就投奔了替萨斐尼。

就在米利都战役打响的时候，新的监察官委员会在斯巴达上任。

[9]

恩迪乌斯从监察官委员会卸任，阿尔喀比亚德因此失去了他迫切所需的国内政治支援，因为，正如修昔底德强调的那样，“阿尔喀比亚德是阿吉斯的死敌，并且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他被认为不甚可信”。

[10]

他的出身，他的个性，还有他之前的斑斑劣迹或许已经足够解释，为何阿尔喀比亚德在斯巴达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为何阿尔喀比亚德需要身居高位的朋友在斯巴达保护他。至于为何在爱奥尼亚的伯罗奔尼撒士兵与划桨手也开始疑心阿尔喀比亚德叛国，理由则没有这么清楚；但那封从斯巴达发往阿斯提欧库斯的信——命令这位海军主将杀死阿尔喀比亚德的那封信——却肯定是受到这些人的唆使才写出来的。

[11]

除了“阿尔喀比亚德不可信”这一常识之外，修昔底德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伯罗奔尼撒人开始疑惧阿尔喀比亚德，但是，我们不难想象，对阿尔喀比亚德的疑惧是如何产生的。阿尔喀比亚德曾经令斯巴达人如此期待，又让他们如此失望。斯巴达人指望，雅典帝国版图内将掀起普遍叛乱，但是这些起义几乎马上就被镇压下去了。开俄斯根本没有成为开展军事行动、提供重要补给的主力基地。（-71，72-）相反，开俄斯遭到围歼，伯罗奔尼撒人的资源在此源源不断地流失掉了。雅典呢，不仅资源迟迟没有耗尽、崩溃迟迟没有到来，还仍然有能力带着一支可怕的大舰队，入海启航，震慑敌军。接下来的差不多一个月时间里，在喀耳息德阵亡之后、替萨斐尼到达米利都之前，答应好的薪饷并未发放，伯罗奔尼撒士兵分文未得。喀耳息德受到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和催促而与波斯人订立条约，但这一条约极具偏向性、极为不公平。后来，该条约被斥为容许波斯大王奴役希腊人的可耻之作。

[12]

喀耳息德死后，这类言论势必逐渐浮出水面。米利都战役之后，伯罗奔尼撒人对阿尔喀比亚德的疑惧只会更深。伯罗奔尼撒人在一次陆地战役中败北，替萨斐尼的那一小撮雇佣兵完全没怎么帮助他们。瑟里墨涅斯带领的舰队及时到场，营救米利都，但是，这支舰队所带来的海上数目优势却没有被用在斯巴达的战争事业上。相反，这一海上数目优势被用来挫败阿墨基司，并将伊阿苏交给节度使替萨斐尼。“资金援助在哪里？说好的解放战争在哪里？去年冬天，阿尔喀比亚德坚持要求斯巴达人接受替萨斐尼提议，他那时这么做，究竟是为了斯巴达，还是为了波斯？”

[13]

甚至在喀耳息德阵亡之前，阿尔喀比亚德的境况就已经每况愈下，日益脆弱，因为他知道阿吉斯对他虎视眈眈，也清楚监察官委员会马上就要换届，同时他还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所料想的那么好。诚然，因为阿尔喀比亚德也许很快就需要另一个庇护港，所以阿尔喀比亚德与替萨斐尼在一起的时候，把握时机，与这位节度使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尔喀比亚德直到米利都战役之前应该还尚未变节，因为在米利都战役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里，他的行动仍然服务于斯巴达利益。

[14]

变节的决定性时刻很可能是在阿尔喀比亚德听到消息，说有一封要求将他处以死刑的信被送到阿斯提欧库斯的手上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听到这一消息很有可能是在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收到信件之前，因为我们可以假定，恩迪乌斯，或是阿尔喀比亚德其他的斯巴达朋友一定会在决策出炉之后的第一时间捎来警告。

[15]

不管怎么说，阿尔喀比亚德（-72，73-）早在阿斯提欧库斯到达米利都之前，就得到消息，知晓这封控诉信的存在，因而有时间去向替萨斐尼献殷勤，并在替萨斐尼那里寻求庇护。

因此，当替萨斐尼最终以军需官身份出现在米利都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已经献殷勤于其左右好几个星期了。

[16]

古代作家感到惊讶的是，阿尔喀比亚德居然如此轻易地赢得了节度使替萨斐尼的心：他得到了热情的招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了影响力如此重大的职位。古代作家多强调阿尔喀比亚德仪表堂堂、口才上佳、风度翩翩，说他善于奉承，周旋逢源于不同的庇护人之间，他的风格和习惯如变色龙般自如转换。“因此”，普鲁塔克说，“尽管在其他方面，［替萨斐尼］是波斯人中最为痛恨希腊的一个，但是，他就这样听凭阿尔喀比亚德奉承，反过来比阿尔喀比亚德还会奉承”。证据就是，替萨斐尼将自己所拥有的最为美丽的一个花园命名为“阿尔喀比亚德”，每个人都用这个名字来指称那个花园。

[17]

修昔底德说阿尔喀比亚德成了节度使替萨斐尼的“军师，为一应事务献计”，还说替萨斐尼“十分信任”他，

[18]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个波斯人已经完全被这个机灵的雅典人给骗住了；我们甚至也不能就此认为，这位波斯人需要的是这位雅典人的诡计和教导。

在412/411年的冬季，替萨斐尼也许确有好几个问题都指望阿尔喀比亚德来帮他解决。他原本指望爱奥尼亚起义反对雅典，星星之火旋成燎原之势，雅典因之迅速失败并撤退；可是这指望落了空，教替萨斐尼吃惊，（-73，74-）和斯巴达人一样吃惊。我们可以猜想，当他鼓励斯巴达人支援开俄斯叛乱、并许诺为此向他们的士兵支付1个德拉克马的日薪的时候，替萨斐尼期待的是速战速决，轻松制胜。然而，雅典人迅速反制，动用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几乎可以把这次起义就此掐灭。一支庞大的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到来和斐林尼库斯的警告及时阻止了雅典人。然而，现在，替萨斐尼面临的问题是，他所要保障的这支舰队比他原先所预计的要大得多，其中至少有一部分钱可能得从自己的金库里出，并且他无法预计这项援助何时能够结束。尽管他愉快地接受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减薪提议，但要给士兵减薪，原本也用不着阿尔喀比亚德来提。阿尔喀比亚德投奔他，令他拥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这个人既知雅典又通斯巴达，在双方阵营都有友人和同党，他是有用的信息来源，亦是有效的沟通渠道。但替萨斐尼所需要的并非阿尔喀比亚德的计划。

[19]

“这个雅典叛徒的真正用途在于，帮助节度使替萨斐尼实施节度使自己的计划；为节度使提供些貌似可信的借口与理据，有了这些借口和理据，替萨斐尼就用不着实打实地付出人力和金钱。”

[20]

如果阿尔喀比亚德重视他与节度使的关系并对此感到高兴，如果阿尔喀比亚德对于以替萨斐尼信任的军师和心腹的面貌出现感到高兴，甚至如果阿尔喀比亚德对于偶尔担任波斯的发言人而感到高兴，那么，只要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与他自己的判断一致、只要阿尔喀比亚德一直这么有用，替萨斐尼并不介意让阿尔喀比亚德就这么高兴着。

阿尔喀比亚德非常乐意公开显示自己与替萨斐尼走得近、对替萨斐尼有影响；他自己的计划在于，其他人——主要是雅典人——得相信他，相信他有能力去影响、甚至去左右节度使替萨斐尼的政策。阿尔喀比亚德要保障自身安全，就必须保证斯巴达人不能获得大胜，因为阿吉斯的残酷复仇意愿和斯巴达人与伯罗奔尼撒人对他的苦涩敌意是不可能随着时间淡去的。

[21]

诚然，阿尔喀比亚德在雅典仍然面临死刑，但是，相比于冒险回到斯巴达，阿尔喀比亚德对于雅典民主政体那更加温和、更加宽容的天性怀抱了更大的期望。修昔底德揭示了阿尔喀比亚德去给替萨斐尼提建议的目的：

阿尔喀比亚德给替萨斐尼和波斯大王提建议并接受他们的保护，从一方面来说，是因为他以为这些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为了自己能够重回母邦而勤恳努力，（-74，75-）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不彻底摧毁雅典的话，那么有一天他或许可以说服雅典人允许他回来。同时，他认为，说服雅典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让雅典人看到他与替萨斐尼走得很近。而这正是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

[22]

阿尔喀比亚德所提建议的第一部分，对于提建议的人和听建议的人来说是同样适用的：给伯罗奔尼撒人减薪一半，甚至减薪之后的薪饷也无需按时发放。

[23]

无疑，双方都认可这一点。阿尔喀比亚德的贡献在于，为减薪提供些似是而非的理据，以及建议替萨斐尼贿赂伯罗奔尼撒将军和舰长，让这些指挥官们接受他们的减薪理据。替萨斐尼呢，他不需要阿尔喀比亚德也能想到这样一个计划，他用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个方法成功平息了几乎所有指挥官的议论，除了叙拉古的赫墨克拉底。唯独赫墨克拉底强烈反对减薪。

[24]

在叛乱的爱奥尼亚城邦向节度使要求资金援助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阿尔喀比亚德最有用的时候。他一面谴责开俄斯人，说他们自己就拥有大笔财富，一面提醒其他城邦，说他们在叛离提洛同盟之前是付钱给镇压他们的雅典人的，阿尔喀比亚德指出，这钱应当用来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

[25]

阿尔喀比亚德同样建议替萨斐尼“不要过于着急结束战争，不要希望把制陆地权和制海洋权都交给同一个强国，因此，替萨斐尼准备召来的腓尼基舰船不应当参战，吃他薪饷的希腊人数目也不应当增加”。相反，替萨斐尼应当坐视雅典和斯巴达争成鹬蚌，各自控制一块势力范围，这样，当其中一方挑起事端、侵扰到波斯的时候，大王就总是可以利用另一方去制衡它。最明智、最经济、最安全的政策路线就是“让希腊人彼此内斗，彼此消耗”。

[26]

阿尔喀比亚德似乎相信，只要波斯人愿意，他们就有能力迅速终结战争：替萨斐尼可以雇佣一些额外的希腊部队。但是，就算额外部队的规模足够大，他们是否能够起到作用也还是个疑问。事实已经表明、也将继续证明，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打败雅典的海军，而要打败雅典海军，就只能依靠训练精良的划桨手。我们（-75，76-）没有理由认为，除了现役的划桨手之外，希腊还会有什么划桨能手能胜过这些人。阿尔喀比亚德所提及的第二个策略让人惊讶：召来一支腓尼基舰队。修昔底德写道，阿尔喀比亚德提到“替萨斐尼正在准备的腓尼基舰船”，但是在此之前，修昔底德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任何这样的舰船。在此之前，双方也许曾经谈过在爱琴海地区安置腓尼基舰船，但是修昔底德对此是没有记载的。也许，正是因为指望获取腓尼基人的帮助，喀耳息德才接受如此具有偏向性、如此不公正的条约。不管怎么说，我们应当质疑的是，召来腓尼基舰队这一承诺在这一刻是否真实存在。有些学者甚至质疑，到底这样一支腓尼基舰队到底是否存在。

[27]

但是修昔底德很肯定，这样一支腓尼基舰队是存在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可以质疑修昔底德的说法。

[28]

关于替萨斐尼是否想到过要在爱琴海地区使用这支腓尼基舰队，我们将在本书后面讨论这个问题，

[29]

但是，在412/411年冬季开始的时候，很明显，他们还无法动用腓尼基舰队。短期内，至少阿尔喀比亚德的第二个建议——坐视鹬蚌之争，不要动用腓尼基舰队等——倒是颇适合节度使替萨斐尼的。

阿尔喀比亚德的最后一个建议是要替萨斐尼放弃与斯巴达结盟，倒向雅典。阿尔喀比亚德争辩说，践行帝国主义的雅典人，为了自身仍然能够控制海洋、控制海洋中的岛屿，在抛弃亚细亚大陆的希腊人城邦时丝毫不会犹豫。他们会是“更加合适的帝国共治伙伴”。

[30]

与之相反，斯巴达人是以希腊人解放者的面貌出现的，即便他们不肯把这些城邦留给其他希腊人（译注：指雅典人），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城邦交给波斯人，放弃这些城邦的自由。如果不除去斯巴达人，他们就一直会是个威胁。因此，阿尔喀比亚德建议说，替萨斐尼应当“第一，消耗双方，然后，尽可能损耗雅典的权势，最后，把伯罗奔尼撒人从波斯的土地上赶走”。

[31]

阿尔喀比亚德这番话本不该如此具有说服力。他在建议中将斯巴达人描述成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不计代价地完全忠于自由、忠于他们的盟友。然而，只要稍微看看斯巴达是如何对待其伯罗奔尼撒盟友及其殖民地弥罗斯（Melos）的，我们就能发现，阿尔喀比亚德如此描述斯巴达性格和斯巴达政策是多么不准确。同样，阿尔喀比亚德在建议中所描述的雅典（-76，77-）也不怎么真实。刚刚过去的70年历史并没有证明，雅典会在自己尚能维持一支强大海军的情况下，对小亚细亚海岸的希腊人城邦放任不管。阿尔喀比亚德已经极尽说服之力，但我们不应当认为他成功欺骗到了这位波斯节度使。替萨斐尼听取了阿尔喀比亚德的一部分建议——他所乐于听取的那些，然后无视阿尔喀比亚德的其他建议——他所不乐意听取的那些。目前，与这名希腊叛徒保持良好关系，才能最好服务于替萨斐尼自己的目的；所以，替萨斐尼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替萨斐尼一直向阿尔喀比亚德表示好感，与他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在公开场合询问他的意见。替萨斐尼甚至削减了伯罗奔尼撒人的薪饷，发放也不准时，还向伯罗奔尼撒人许诺腓尼基舰队马上就可以到来，并以此为理由不许伯罗奔尼撒人进行海战。替萨斐尼这番举动的结果是：对于伯罗奔尼撒人来说，替萨斐尼全面摧毁了伯罗奔尼撒人的当前境况，并致使其舰队质量下滑；对阿尔喀比亚德来说，他能在自己与替萨斐尼打得火热的时候，趁机与雅典人进行私下协商；对替萨斐尼来说，他并无束缚，完全能够自己选择时间和方式来处理这一切举动所造成的后果。

[32]

伯罗奔尼撒舰队被闲置在米利都的港口中长达3个月，时间大约是从10月初到12月底。

[33]

在这段时间里，雅典人得以派遣增援部队前往萨摩司：恺耳密奴、斯特罗姆庇西德和游科忒蒙所率领的35艘舰船。

[34]

11月上半个月，当他们从开俄斯召回自己的舰船前往萨摩司的时候，萨摩司的舰队规模达到104艘舰船，雅典恢复了他们因为斐林尼库斯在米利都拒绝出战而失去的制海权。

[35]

雅典人将舰队分成几个部分，派遣30艘舰船北上开俄斯，其余74艘舰船重新开始封锁米利都。然而，在米利都失去的那个机遇此刻并没有重来。雅典人此时已经无法在陆地上威胁米利都城邦了。雅典人此刻所能做的，无非是徒劳无功的海上出击：斯巴达舰队尽管拥有80艘舰船，对雅典的74艘舰船具有数目优势，却仍然拒绝应战。

[36]

然而，在北方，斯巴达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并没有闲着。阿斯提欧库斯听到消息说，瑟里墨涅斯带领着一支舰队正在前来，准备营救米利都，于是阿斯提欧库斯在开俄斯持续扣押人质、防止暴动，（-77，78-）这样，“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状况有所改善”。

[37]

这消息传来，雅典舰队又暂时从开俄斯撤退到萨摩司，伯罗奔尼撒舰队得到短暂的行动机会，阿斯提欧库斯受到鼓舞，于是对开俄斯对面岸上的雅典据点发动了攻击。尽管得到了替萨斐尼在爱奥尼亚的副手塔墨司（Tamos）的些许支援，但是阿斯提欧库斯攻打埃吕忒莱附近的普特莱姆和科拉佐门奈（参见地图3）都未成功。糟糕的天气迫使阿斯提欧库斯停止行动，还迫使他跑去佛该亚和叙姆的友军港口寻求庇护。

[38]

在这些城邦，列斯堡使节过来找到阿斯提欧库斯，敦促他帮助他们重新开始暴动。阿斯提欧库斯本人很乐意帮助列斯堡人暴动，但是科林斯人和其他盟友——主要是开俄斯人，阿斯提欧库斯舰队的20艘舰船当中，有10艘上都是开俄斯人——因为之前没能成功夺取列斯堡岛，而不高兴再来一次。所以，阿斯提欧库斯没有办法，只能回到开俄斯去。在开俄斯，他很快就与沛答里图斯会师。沛答里图斯是斯巴达指派的开俄斯布政司，带着一支雇佣兵部队。这些人曾经服役于阿墨基司麾下；阿墨基司在伊阿苏战败后，这支部队就被斯巴达人收编了。10月末，沛答里图斯从米利都出发，带着这支雇佣军北上行进，沿着海岸行进，远至埃吕忒莱，然后渡海来到开俄斯。

[39]

列斯堡人再一次要求阿斯提欧库斯支援他们重新开始暴动。现在，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有了自己的舰船、还有了沛答里图斯的部队，以及阿尔喀比亚德和喀耳息德武装起来的一支500人的开俄斯驻防军。

[40]

因此，阿斯提欧库斯向沛答里图斯和开俄斯人提议说，他们带着自己的部队去列斯堡，让列斯堡暴动，因为，通过这样的做法“他们要么能够获得更多盟友，要么——即便他们失败了的话——能够对雅典人产生损害”。

[41]

但是，沛答里图斯拒绝了阿斯提欧库斯的提议，他说，他不会为了这个目的而放弃开俄斯的舰船。我们今天对于斯巴达政体的知识很有限，无从知道一个同盟城邦的布政司与斯巴达的海军主将之间关系理应如何。修昔底德的措辞意思似乎是，沛答里图斯作为开俄斯布政司，认为无论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的意见如何，自己都有权控制开俄斯舰队，至于海军主将对伯罗奔尼撒舰船的指挥权，沛答里图斯并未有任何质疑。（-78，79-）

[42]

开俄斯人反对，自己的斯巴达同袍也反对，阿斯提欧库斯别无选择，只能极不情愿地放弃援助列斯堡人的计划。阿斯提欧库斯离开开俄斯、前往米利都、并终于接手了自己主舰队的指挥权之后，他威胁开俄斯人，发誓说如果开俄斯人需要他的帮助，他是绝对不会施以援手的。

[43]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一些学者确信，如果要彻底理解发生在开俄斯的争吵，就必须去理解斯巴达那使人捉摸不透的国内政治。有些学者将阿斯提欧库斯与恩迪乌斯的那个派别——也就与阿尔喀比亚德——联系起来，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系的理据太过薄弱。

[44]

我们也无法将沛答里图斯和斯巴达的其他任何一个政治派别联系在一起——尽管沛答里图斯在斯巴达肯定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斯巴达指挥官之间的冲突，也许纯粹是关于行动方案的观点歧异而已；当然，将军们的个人野心相互冲突，可能放大了这种观点上的歧异。

阿斯提欧库斯南下航行，去接管米利都的斯巴达主舰队，（-79，80-）与厄运擦身而过。一支由30艘舰船组成的雅典舰队此时从萨摩司出发北上，前往开俄斯。

[45]

如果机运未曾横加干涉的话，这支雅典舰队的路线就将与阿斯提欧库斯的航线交叉碰上，只带着16艘舰船的阿斯提欧库斯将遭灭顶之灾。某夜，两支舰队在埃吕忒莱附近的科里库斯抛锚停下，将两支舰队分隔开来并使得彼此都看不见对方的，不过是一个海角。清晨将会揭开一切的面纱，使他们彼此暴露在对方眼皮底下，但是，有不实的流言说埃吕忒莱有人叛变，阿斯提欧库斯于是离开此地，与雅典舰队擦肩而过，几乎就要撞个正着。这支雅典舰队在前往列斯堡的途中刚刚因为一场风暴而遭受了损失。

[46]

阿斯提欧库斯来到米利都，发现这里士气高涨。士兵们仍然因为从阿墨基司那里清缴的战利品而高兴，米利都人则高高兴兴地提供后勤维护，“伯罗奔尼撒人的营地给养充足，物资齐备”。

[47]

替萨斐尼已经付了整整一个月的薪饷，第二个月的付款期限还没有到。此外，节度使替萨斐尼已经令基尼图斯（Cnidus）叛变，斯巴达人席珀刻剌底（Hippocrates）带领着一支伯罗奔尼撒部队刚刚抵达此地。

[48]

这支部队的一半兵力被派往附近的萃奥皮昂（Triopium）巡航，劫掠从埃及前往雅典诸港口的商船；另一半兵力则留守基尼图斯。在萨摩司的雅典人得到消息，知道了新近到来的这支舰队及其意图，于是发动了攻击。雅典人摧毁了萃奥皮昂的舰只，但是没能攻下基尼图斯。基尼图斯仍然被斯巴达及其盟友占据。基尼图斯的位置具有战略意义，斯巴达及其盟友能够在此侵扰雅典人。

早在阿斯提欧库斯还没有到达米利都的时候，斯巴达人就已经开始与替萨斐尼商谈第二个协定了。后来，这个协定被称为“瑟里墨涅斯条约”。

[49]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是斯巴达人提出要就一个新的协定进行谈判，（-80，81-）因为斯巴达人认为他们与波斯人之间的第一条约既不充分，也不能反映斯巴达的利益，更多是反映波斯大王的利益。

[50]

事实上，瑟里墨涅斯通过努力对此做了一些改变，完全可以视为是一种改进。那种冒犯性的语言——声称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属于”波斯大王——被删去。相反，新的相关条款所使用的传统措辞，是希腊人所熟悉的那种无攻击性的协定措辞。这一次的条约中，没有条款规定说双方必须相互援助来帮助对方扑灭自己属邦的暴动。这是一个约束斯巴达的条款，如阿墨基司覆灭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但没有人相信这个条款可以约束波斯，或要求波斯有什么相应的行动。与第一协定不同的是，瑟里墨涅斯条约明文规定波斯大王有责任为他所动用的希腊部队支付薪饷。这番协定所建立的不仅仅是个“同盟”（symmachia
）——如喀耳息德条约所规定的那样，这协定还订立了一个条约和一份友谊（spondai kai philia
）。

[51]

在早先的第一协定中，立约双方同意去制止雅典收取贡赋，然而，在当前这个条约中，斯巴达人只是保证自己不去收取任何贡赋。看起来，这番规定赋予斯巴达人一种更加值得尊重的地位。“究其实际效用而言，斯巴达对波斯控制的承认被换成了另外一项承诺：斯巴达人不得觊觎接替雅典的地位。”

[52]

从这个角度来看，瑟里墨涅斯条约可以视为替萨斐尼的友好姿态：在这个条约当中，他满足了伯罗奔尼撒人的愿望，也许还“显示了减薪后仍然施以恩惠的意愿”。

[53]

但是新协定并没有给斯巴达人带来任何实质利益，但是，在新的条件下，这个协定却能够比第一协定更好地满足了波斯人当前的需求。新加入的措辞虽然更加圆滑，但协定根本没有放弃任何波斯声索。要求相互支援、扑灭暴动盟邦的那个条款，在阿墨基司被镇压之后已经就没什么用了。支付希腊部队薪饷的承诺仅限于波斯大王召集的部队，而且这个条款也没有规定薪饷的额度。新协定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情感与态度方面的变化，这反应在第一条款中：“对于大流士大王（-81，82-）或其父亲或其祖先所拥有的任何领土与城邦，斯巴达及其盟邦不得与这些领土和城邦发生战争，也不得对这些领土和城邦造成任何损害。”

[54]

因为受到阿尔喀比亚德建议和撺掇的缘故，替萨斐尼选择的政策是：拒绝按时给予斯巴达人充足援助；进行精妙的外交制衡，意在为自身利益耗尽希腊的作战双方。替萨斐尼近期需要担心的问题包括：斯巴达人会产生敌意，自己领土面临被攻击的可能，以及斯巴达人会独立尝试从波斯人认为属己的城邦那里募集金钱。与瑟里墨涅斯谈判出来的这个条约能够预防这些不测。“确保斯巴达不能再算计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这才是条约新草案的核心特征。”

[55]

瑟里墨涅斯和阿斯提欧库斯——如果阿斯提欧库斯在谈判中发挥了作用的话——似乎在此之前并无任何外交历练，所以，如果他们被精于议价的谈判对手——包括老谋深算的节度使替萨斐尼，还有他那诡计多端的军师阿尔喀比亚德——给骗了，也没什么好令人惊讶的。相反，在这样的情形下，斯巴达这两位谈判人员最好也就能做到这样。瑟里墨涅斯接到的任务要求肯定是尽力改进早先协定中的条款，因为瑟里墨涅斯肯定不能在没有斯巴达城邦命令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但是，瑟里墨涅斯并没有从斯巴达城邦得到任何能够用来议价的东西。打败阿墨基司、收复伊阿苏之后，替萨斐尼已经达到了他的眼前目标。因为雅典已经从米利都撤退，所以雅典对替萨斐尼暂时没有形成直接威胁。替萨斐尼可以轻松忍受着斯巴达人的不快，但斯巴达人如果想要支付部队薪饷、继续战争的话，就必须与替萨斐尼合作。瑟里墨涅斯并没有冒着与波斯关系破裂的风险去提出什么波斯人无法接受的要求。斯巴达在协定中表现出来的路线方针要想强硬一些，就必须依靠更加有力、更有影响、更为独立的人来担任谈判者，而这个人在斯巴达城邦的地位应当是绝对安全的。但斯巴达派出的是瑟里墨涅斯，这意味着斯巴达人还不准备改变恩迪乌斯和阿尔喀比亚德定下的政策路线，这个政策路线就是在反对雅典的战争中依靠替萨斐尼的支持。

谈判结束后不久，瑟里墨涅斯正式将他的舰队移交给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然后乘着一艘小船出海（-82，83-），彻底消失在历史之中。

[56]

阿斯提欧库斯指挥着大约90艘舰船，对抗着留在萨摩司的大约74艘雅典舰船。

[57]

但是，阿斯提欧库斯和他的前任一样，处于守势。雅典舰队针对米利都进行了数次出击，但阿斯提欧库斯每次都命令自己的舰船躲在港口之内，拒绝雅典人启战的诱饵，容许雅典人控制海洋。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位海军主将陷入了长时期的无所作为，麾下士兵抱怨之声渐渐变大，公开质疑说，主将这样的政策会导致伯罗奔尼撒人的事业完蛋。过了一段时间，士兵们开始怀疑阿斯提欧库斯是不是受贿了：“据说，他为了一己私利而对替萨斐尼唯命是从。”

[58]

一些学者相信了受贿这个指控，并以此为理由解释阿斯提欧库斯长时间的无所作为，

[59]

但是，这些学者所拥有的证据却远远不能令人信服。

[60]

修昔底德自己记载了这个控诉，但并不认可这个说法。

[61]

无需谈及贿赂与叛国，同样也可以对阿斯提欧库斯的行为进行充分解释。替萨斐尼承诺说（-83，84-）会弄来一支腓尼基舰队，斯巴达指挥官不愿冒险与一支并不比己方舰队规模小太多的雅典舰队进行海战的行为也很典型，这两个理由足够用来说明阿斯提欧库斯的举止了。阿斯提欧库斯的整个政治生涯都表明，这位海军主将并不具有采取海上冒险政策的那种才能或个性。

就在南方战场仍旧平静的时候，开俄斯那边却有所行动。阿斯提欧库斯在前往米利都途中几乎就要撞上的那支雅典舰队，在风浪之中艰难抵达了列斯堡。

[62]

3艘舰船在风暴中被损毁，27艘舰船幸存。这些舰船带着一支重装步兵部队，在将军斯特罗姆庇西德、奥诺玛克勒司（Onomacles）和游科忒蒙的率领下，渡海来到开俄斯。他们开始在特尔斐尼昂（Delphinium）修建防御工事。特尔斐尼昂位于开俄斯城邦的北边，在开俄斯岛东岸拥有数个良港，是个战略支撑点。开俄斯人无法作顽强抵抗。他们因为之前的数次失败而气馁，也因为内争而备受折磨。事实上，沛答里图斯用同情雅典的罪名处死了忆昂之子台德乌（Tydeus the son of Ion）——可能就是那位出名的悲剧诗人——还有支持台德乌的人。接着，沛答里图斯在此地建立严格的寡头政权，替代了之前那个怎么看也不是民主政体的混合政体。

[63]

沛答里图斯这番举动有可能是因为情况危急，开俄斯的亲雅典势力有所抬头；更有可能是因为，沛答里图斯所杀掉的这些人，就是阿斯提欧库斯防患于未然而收集起来的那些人质。沛答里图斯不过是用一种比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更加残酷的政策来解决开俄斯的安全问题。沛答里图斯的方法十分奏效，因为古代文献中自此再也没有提到过开俄斯有任何倾向雅典的行动。确实，压力愈大，开俄斯愈忠于伯罗奔尼撒事业。

[64]

然而，就在此时，开俄斯内部产生了疑惧，他们认为自己的部队与沛答里图斯的雇佣军加起来也不是雅典人的对手。在绝望之中，开俄斯人前往米利都寻求支援，但是阿斯提欧库斯仍然拒绝提供支援。于是，沛答里图斯写信回斯巴达，控诉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的行为。修昔底德的措辞所表达的意思是，沛答里图斯信件中提出的控诉罪名比指挥不力要严重得多；其中至少包含了一些违法行径。

[65]

斯巴达当局会严肃对待这些指控，（-84，85-）但是同时开俄斯的局势也恶化了。位于特尔斐尼昂的雅典要塞之于开俄斯人，就如同位于德西利亚的斯巴达要塞之于雅典人。

[66]

开俄斯人拥有数目巨大的奴隶人口，同时，因为奴隶人口太多，所以开俄斯人对待奴隶的态度十分严酷。

[67]

自然，这些奴隶马上就逃往特尔斐尼昂这雅典要塞去寻找庇护，并且用自己对当地地形的了解去帮助解放他们的人。一旦特尔斐尼昂、雅典兵营和舰队周边的防御工事建筑完工，那么开俄斯人的境地就会比受到德西利亚要塞的斯巴达人侵扰的雅典人还要糟糕得多，原因很简单：雅典人控制了海洋。在这样的情况下，开俄斯人再一次请求阿斯提欧库斯，恳求他“在爱奥尼亚最大的盟邦被切断了与海洋的联系、又被陆地上的突袭侵扰毁坏得不堪的时候，不要坐视不理”，恳求他在防御工事完工之前赶紧带着整支舰队过来施以援手，因为防御工事一旦完工，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68]

阿斯提欧库斯仍然迟疑不决。据修昔底德说，这是因为他之前与开俄斯人发生争吵的缘故；但是在其他人看来，阿斯提欧库斯这么做还有更加卑劣的私心。

[69]

不管怎么说，阿斯提欧库斯有一个绝佳理由来拒绝开俄斯人。要去援助开俄斯人，阿斯提欧库斯不仅必须要从此时仍在萨摩司的那74艘雅典舰船身边驶过，还要驶向那27艘正在封锁开俄斯的三列桨战舰。这样，他所带领的大约90艘舰船，总共需要挑战101艘敌军舰船，遑论雅典舰船比斯巴达的舰船要更加优良。用一位明智的史学家那朴素节制的语言来说，就是“结果如何，很不明确”。

[70]

然而，由阿斯提欧库斯所率领的那些来自盟邦的部队却被开俄斯人打动了，阿斯提欧库斯无法无视这些士兵急于出海的热切要求，所以“他开始准备前去援助”。

[71]

也许如下两件事情也促使阿斯提欧库斯作出这一决定：他可能听说了沛答里图斯回斯巴达去控诉他的消息，同时，他也不能对开俄斯人的要求完全无动于衷。讽刺的是，斯巴达人对沛答里图斯控诉信的回应，却给了阿斯提欧库斯以借口不去援助开俄斯：正在他准备要前去援助开俄斯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安缇斯提尼（Antisthenes）带着一支由27艘舰船组成的斯巴达舰队抵达喀乌奴（Caunus），随行的还有（-85，86-）11名参谋，随船而来的命令是“一应事务，殚智竭力，共同襄理”。

[72]

将军战斗失败，斯巴达派参谋监视，并非没有先例。杰出的伯拉西达就曾两次被派去支援教人失望的海军将领。其中一次伯拉西达是独自一人，另一次是与其他两人一起。

[73]

但是，说得上是当前状况之先例的情况发生在418年。那年，阿吉斯未能在阿尔戈斯平原战斗而导致奥尔科门努（Orchomenus）失守，斯巴达派出10名参谋前去监督阿吉斯。没有参谋的允许，国王阿吉斯不能带领军队走出城邦；同时，国王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也受到参谋的密切监视。

[74]

到了目前这一次，被派去监督阿斯提欧库斯的11名参谋当中，领头的是力卡斯，他富有，出名，影响力很大，曾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战车竞赛项目（chariot race）中夺魁，外交经验丰富，定会盖过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的光芒。

[75]

参谋团得到的授权甚至还不止当初阿吉斯所面临的提建议和搞监视这两条。力卡斯及其他的参谋们甚至有权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解除阿斯提欧库斯的职务，并代之以安缇斯提尼。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一切都可以归咎于沛答里图斯那封控诉信所引发的疑惧之情；但是我们同时还应当看到，有一些新加的命令应当是产生于在斯巴达所发生的更加深刻的某些观念变革。参谋团从当时已经在爱奥尼亚的伯罗奔尼撒舰船中挑出一些，连同自己所带来的舰船一起，交给当时同行的婪斐亚斯之子科列库斯，命令科列库斯将这支部队带到海勒斯滂地区法那巴佐斯那里去。

[76]

最后这几项命令把战争焦点从爱奥尼亚转移到海勒斯滂，体现了战略上的深刻变革。支援开俄斯的决策是在恩迪乌斯和阿尔喀比亚德的影响下作出的，但是到了412年11月末12月初，恩迪乌斯已经不再担任监察官，阿尔喀比亚德也抛弃了斯巴达的事业，转投波斯节度使替萨斐尼，所以，这两人提出的战略也不再吸引人。开俄斯被围攻，正在向伯罗奔尼撒人恳求援助，以及，很明显，他们濒临投降边缘。替萨斐尼的行动正在显示，作为盟友，他狡猾又不可靠：他谈判出来的条约既不符合斯巴达的要求，还羞辱了斯巴达；他拒不履行自己曾经承诺过的财务责任；他为了一己私利动用斯巴达人的军队；他热情招待了阿尔喀比亚德这双重叛徒。一开始就赞成同法那巴佐斯在海勒斯滂合作的那些斯巴达人，（-86，87-）还有一开始并不赞成同法那巴佐斯合作、但是对恩迪乌斯和阿尔喀比亚德表示反对的斯巴达人，都准备要反对这个看起来已经失败了的阿尔喀比亚德-恩迪乌斯战略，转向看起来更佳的海勒斯滂战略。沛答里图斯的控诉信必定对这已在酝酿之中的政策变革产生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77]

安缇斯提尼舰队大约是在冬至那天出发的，因此大约是12月24日。

[78]

到了弥罗斯，他们遇到了10艘雅典舰船，俘虏其中的3艘。安缇斯提尼有充分理由担心，逃走的其余7艘舰船会前往萨摩司，将他们与安缇斯提尼舰队冲突的消息告诉那里的雅典人，所以，安缇斯提尼舰队选择迂回着南下，在喀乌奴安全靠岸。喀乌奴位于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叛离雅典的时间大约与基尼图斯在同一时间。

[79]

从喀乌奴出发，安缇斯提尼舰队传信给阿斯提欧库斯说，要求他派送一支护航舰队过来，护送他们前往米利都。在雅典人开始围攻开俄斯之后，米利都现已成为伯罗奔尼撒人在爱奥尼亚的主要海军基地。阿斯提欧库斯很可能是在12月的最后几天接到安缇斯提尼舰队的这个消息的，修昔底德告诉我们，阿斯提欧库斯立即放弃了前往开俄斯的想法，“［阿斯提欧库斯］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两件事情更重要了：一是护送如此大的一支舰队——这样一来，［护航舰队和安缇斯提尼舰队］就可以一起控制海洋，二是安全护送前来调查他的那些人。”

[80]

考虑到阿斯提欧库斯的个人利益，以及在缺乏增援时直面雅典舰队的那种风险，阿斯提欧库斯的举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只要阿斯提欧库斯自己清楚，此举意味着抛弃沛答里图斯，抛弃沛答里图斯所带领的部队，抛弃开俄斯人。但是，阿斯提欧库斯从来就不想驶去开俄斯，来自喀乌奴的要求不过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借口，最为热切激动的盟友也不能拒绝的一个借口。

匆忙南下之时，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还抽时间洗劫了（-87，88-）科斯岛的美若毗（Cos Meropis），美若毗位于科斯岛的东端（参见地图3）。美若毗的城墙已经在地震中倒塌，此地居民也已经逃亡殆尽，所以阿斯提欧库斯只是损毁了一番美若毗的乡村地区。他出发之时任务相当紧急，而洗劫美若毗毫无战略意义。无疑，阿斯提欧库斯是想采取些攻击性行动，因为针对他的诸项指控中，最起码的一项就是迟疑不决，缺乏主动。阿斯提欧库斯抵达基尼图斯的时候是晚上，但是当地居民禁止他登陆。雅典人已经听说了安缇斯提尼舰队在弥罗斯登陆的消息，也已经听说了他们到达喀乌奴的消息。雅典人派出了一支由2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由恺耳密奴率领，南下前往吕西亚（Lycia）的海岸及临近岛屿进行阻截。这些岛屿包括叙玫岛（Syme）、喀耳西岛（Chalce）、以及罗德岛。基尼图斯人想要阿斯提欧库斯继续航行，去追击那些雅典舰船。

[81]

交战双方在这些天里的行为都很能反映交战双方的想法。安缇斯提尼率领的斯巴达舰队一直担心着会撞见一支规模相当的雅典舰队。这些斯巴达人到达喀乌奴之后，他们认为雅典人会派来舰队寻战，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继续前进，直到一支大型舰队从米利都赶来为他们护航。阿斯提欧库斯显然与安缇斯提尼同样小心谨慎，按照安缇斯提尼的要求急忙赶去为他们护航，自己所带领的护航舰队大约是64艘，留下守卫米利都的舰船大约是18艘。

[82]

无疑，阿斯提欧库斯认为这样做才安全，因为他知道，雅典的整支舰队都停泊在北边，就在萨摩司和开俄斯。阿斯提欧库斯很可能并不知道喀耳密奴已经南下，但是，即便他知道喀耳密奴行踪，这也吓不倒他，因为阿斯提欧库斯舰队对敌数目优势达到三比一。斯巴达人所有的行动都表现出一个特点，那就是在海上遭遇雅典人、己方又不具备绝对数目优势时，斯巴达人往往表现得高度审慎和万分小心。

雅典人的态度与他们大相径庭。雅典人一听说有另外27艘斯巴达舰船抵达喀乌奴的消息，毫不犹豫，立即派出一支先遣舰队去进攻这些舰船。派出这支先遣舰队后，萨摩司的雅典舰队减少到54艘舰船，与其对峙的位于米利都的敌军舰船却可能多达90艘，但是雅典人似乎根本不担心会在自己的海军基地遭到敌军攻打。喀耳密奴舰队在抵达目的地之前，肯定驶经了米利都，但是看起来，喀耳密奴似乎根本不担心斯巴达人从其主要海军基地派舰前来拦截。（-88，89-）尽管雅典人清楚安缇斯提尼拥有27艘舰船，但是雅典人觉得己方只派出20艘舰船去与之交战是安全的。所有这些举动都清楚地表明，交战双方均承认雅典人拥有海上优势，除非他们面临数目比己方要多得多的敌军。

阿斯提欧库斯注意到了基尼图斯人的恳求，匆忙南下去叙玫，希望能够在雅典舰队伏击之前与安缇斯提尼的小舰队胜利会师。然而，阿斯提欧库斯的舰队在前往目的地的路途上，在雨雾中迷失了方向，被冲散了。事实上，阿斯提欧库斯已经撞见了喀耳密奴的雅典舰队。雅典人完全不知道阿斯提欧库斯已经离开了米利都。雅典人以为他们会撞上的斯巴达舰船，就只有安缇斯提尼舰队那27艘。尽管是偶然撞见、舰队主力也不在身边，可雅典人——正如他们一贯所做的那样——率先发起攻击。

[83]

雅典人冲了过去——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不过是阿斯提欧库斯舰队的左翼——击沉了3艘舰船，击伤了其余的舰船，在战斗中占了上风。突然，雅典人惊讶地看到，斯巴达人的整支舰队都出现了，他们被包围了。即便如此，雅典人仍然设法突围并安全逃脱，仅仅损失了6艘舰船。阿斯提欧库斯驶去基尼图斯，很快与喀乌奴来的舰队会师。会师以后，整支伯罗奔尼撒舰队骄傲地一同驶向叙玫，在那里竖起了胜利纪念碑，纪念他们对喀耳密奴那20艘舰船的胜利。

[84]

在萨摩司的雅典人听说了这次战役的消息——消息应当是由战役的幸存者们传来的——之后，集合了自己的舰船，向叙玫驶去。即便加上喀耳密奴带回来的剩下的那些舰船，雅典人所拥有的舰船仍然不到70艘，比阿斯提欧库斯所率领的大约90艘舰船要少得多；尽管如此，雅典人仍然寻求与敌一战。雅典人不顾喀耳密奴舰队此前原本就胜算不大，仍然为其失败而深感难堪。

[85]

然而，比战利更有吸引力的是那终于在海上遭遇斯巴达舰队、并与之决一死战的前景。但是，就算在舰船数目上大大超过敌军、又有参谋团襄助，阿斯提欧库斯仍然躲在基尼图斯的港口内，拒绝应战。

[86]

（-89，90-）

这样，阿斯提欧库斯舰队与安缇斯提尼舰队会师于基尼图斯了。因为参谋团有命令在身，必须调查并评估针对阿斯提欧库斯的那些指控，而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当前所承担的重要任务又势必因此被搁置，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参谋团没有耽搁，马上就着手调查并举行听证。参谋团认定阿斯提欧库斯无罪，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阿斯提欧库斯仍然保有职位，并继续履行职务，直到411年夏季的某个时候才被换下。

[87]

在已经得到特别授权、完全有权来停阿斯提欧库斯的职并替之以其他人的情况下，参谋团仍旧没有罢黜阿斯提欧库斯的职位，这一事实足够说明，派出特别参谋团这一举措，本身并不是斯巴达哪个政治派别用来清除其他派别代言人的政治阴谋。要找个借口来罢黜阿斯提欧库斯简直轻而易举：他没取得什么海战胜利，令盟友们失望，与沛答里图斯争吵，也没有能够执行去捉住并杀掉阿尔喀比亚德的命令。承担调查审判任务的参谋团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决心要驱逐阿斯提欧库斯这位海军主将，同时，这些人的调查结果也表明，阿斯提欧库斯并未违法乱纪。

调查审判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斯巴达人准备在替萨斐尼抵达基尼图斯时去会见他，以此就他们不满意的条款抱怨一番。力卡斯在会议里表现得最为突出。此前由喀耳息德和瑟里墨涅斯谈判出来的那两份协定草案，从来没有在斯巴达得到批准通过；因为力卡斯轻易就对之前的这两份协定草案予以否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草案没有在斯巴达得到批准。

[88]

尽管从爱奥尼亚的斯巴达指挥官的行动来看，之前的两个协定草案似乎是有约束力的，但即便如此，瑟里墨涅斯条约本身也包含了允许进一步谈判的条款——只要缔约的任何一方对条约感到不满意。

[89]

因此，力卡斯对此前的两份协定大加笞谴：“波斯大王直到现在仍声称对他和他的父祖曾经拥有过的所有领土拥有统治权，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的岛屿，加上帖撒利、洛克里司，乃至远至彼欧提亚的一切，都会再一次遭到他的奴役；斯巴达人强加给希腊人的将不是自由，而是波斯帝国的奴役。”如果无法达成更佳协定的话，“斯巴达人既不会遵守之前那两个条约，而他本人也不会根据之前的条款来寻求波斯大王的支援”。

[90]

力卡斯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很难确认。表面看来，力卡斯是针对之前的谈判者为了波斯的资金援助而出卖希腊人自由的行为，表示自己以及斯巴达真切的出离愤怒。（-90，91-）可是，力卡斯自己却明明白白是后来与波斯谈判第三条约的斯巴达人之一。至于那个第三条约，就算是斯巴达最忠实的支持者也承认“解放者们把亚细亚拱手让给了波斯大王”。

[91]

第三条约的谈判结束之后，米利都人带着对其希腊盟友的热情赞许，驱逐了当地的一支波斯驻防军，可力卡斯却为此不高兴了，他告诉米利都人，说他们“和波斯大王土地上其他所有的城邦都必须当大王的奴隶——当然是以一种委婉的口气说的”。

[92]

因此，力卡斯那番言论几乎不可能是出于对希腊自由的真切热爱。从这次会议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力卡斯这番大胆的挑衅言辞不过是为了与波斯断绝同盟关系，以方便斯巴达在爱奥尼亚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是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这次会议的议题不仅仅是修订之前的协定，而且还要“审视如何继续从事这场战争才能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而归根究底，力卡斯仍然在结束发言的时候提出，要就达成一个新的协定来进行谈判。

[93]

力卡斯采取这样强硬的口吻，很有可能是为了抬高基准，以便谈出一个更好的条约。在先前的两个协定中，那样的措辞，还有明确将亚细亚的希腊人拱手让给波斯人的做法，即便说得再轻一些，也是让人深为难堪的。同时，先前那两个协定对波斯的支付与援助没有条款来进行详细规定，这已经被证明是个严重的问题。力卡斯肯定认为，在他之前那些缺乏外交经验又平平无奇的斯巴达谈判者只是因为表现得不够强硬罢了，因此，如果由个人威望较高的老练政治家出面，采取强硬态度、诉诸崇高的道德理据，结果会好得多。如果力卡斯确实是这样想的话，那么斯巴达人可要失望了：替萨斐尼被冒犯了，他生气了，径直离开了会场。

[94]

不知不觉中，力卡斯这番表现反倒在给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增加可信度：斯巴达人不能被当作可靠的盟友，因为他们不像雅典人，他们似乎已经陷入了要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希腊人的信念当中。

[95]

无论如何，替萨斐尼都不应当在这种气氛中同斯巴达人继续商谈，因为这是不明智的。不如丢开他们，让他们自己在没有波斯援助的情况下去焦虑，（-91，92-）直到事情变得对波斯更加有利。因为政策考虑、也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受损，节度使替萨斐尼就这样突然终止了会谈。

安缇斯提尼和参谋团已经得到命令，要将战场向北移到海勒斯滂，以及，力卡斯可能是因为指望着很快就能得到海勒斯滂节度使法那巴佐斯的支援，同替萨斐尼说话时才有那番傲慢的论调。然而，接下来马上出现的新情况，将斯巴达舰队牵绊在南方水域。罗德岛来了一群要人，来基尼图斯找斯巴达人，敦促斯巴达人驶去罗德岛，令罗德岛倒向伯罗奔尼撒人一边。这个提议十分吸引人。因为按照希腊人的标准来看，首先，这算得上是个大岛；其次，此地人口众多，可以用来补充兵员、包括海上服役；最后，这里经济繁荣，可以提供资金保障。被爱奥尼亚的波斯节度使替萨斐尼抛弃之后，斯巴达人将夺取罗德岛视为“依靠现有盟友自给自足，不向替萨斐尼伸手要钱”

[96]

来维持舰队的一个机遇。斯巴达人带着一支94艘舰船的舰队驶向了罗德岛西海岸的喀密路（Camirus）（参见地图3）。罗德岛上的3个城邦并没有统一为一个国家，同时，这3个城邦都采用民主政体。喀密路民众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对寡头党阴谋家的政变一无所知。这无敌舰队一到来，喀密路民众深感恐惧，纷纷逃亡。

[97]

喀密路民众被召集到所有罗德岛人一起召开的集体公民大会上——参会的还有林都斯（Lindus）和亚吕苏（Ialysus）民众——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叛离雅典，倒向伯罗奔尼撒人一方。时间大约是411年1月中旬。

[98]

雅典人事先得知了斯巴达人夺取罗德岛的意图，但是等他们从萨摩司赶到罗德岛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雅典人没能成功夺取米利都而要付出的沉重代价由此又加一笔；因为没有比萨摩司更近的海军基地，所以雅典人无法保卫爱奥尼亚南部和卡里亚（Caria），也不能保卫南爱琴海的诸岛屿。另外一项因为没有夺取米利都而要付出的代价也将很快显现。这项代价将有力反驳斐林尼库斯的论断，斐林尼库斯说如果雅典人拒绝在米利都出战的话，他们将能够“从容备战、充分准备之后，再启战端”。尽管雅典舰队只有75艘，而斯巴达人拥有94艘舰队，但雅典人仍然无畏地徘徊于罗德岛附近的公海之上，斯巴达人仍然拒绝出战。安德鲁斯敏锐地注意到了斐林尼库斯战略的不足之处：“当伯罗奔尼撒人感到他们自己技不如人、但又拥有（-92，93-）一个可靠的海军基地的时候，他们就会安心地拒绝出战，同时不断派出先遣部队从陆上甚或从海上前往各地，掀起叛离雅典的暴动；雅典人对此束手无策。”

[99]

此时，雅典人无计可施，只能返航回到萨摩司，从萨摩司还有近处的一些岛屿如科斯岛、喀耳西岛出发，四处洗劫一番，聊以自慰。

[100]

斯巴达人在此刻的举动很有意思。新的领袖刚刚抵达，而他出发之前的斯巴达，完全不能忍受之前的外交、战略、领导。斯巴达人极力谴责先前定下的协定，拒绝以这两份协定为框架来接受波斯援助。然后，斯巴达人迅速行动，出击罗德岛，从雅典人那边赢回了一个重要盟邦。现在，斯巴达人可以执行他们所得到的命令了：将主战场北移，放弃那不能令人满意的替萨斐尼，与替萨斐尼的对手法那巴佐斯在海勒斯滂合作。唯一阻扰斯巴达人执行这一命令的，就剩下这支雅典舰队了：这支舰队虽然在数目上处于下风，却仍然主动挑起战端。如果终有一战的话，那么现在确实是时候了：在没有了波斯援助的情况下，时间对伯罗奔尼撒人一方不利。然而，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仍然躲在港口之内，拒绝应战。伯罗奔尼撒人躲在港口之内，并非暂时推迟战斗。1月中旬，斯巴达人把他们的舰船拖上了罗德岛的海岸，直到来年仲春才将船重新下水。

[101]

为什么斯巴达人拒绝战斗？那些有时会被用来解释阿斯提欧库斯之前在米利都无所作为的理据，在这里更加不适用：一方面，替萨斐尼在会议上突然愤怒离席，意味着已经不会有什么腓尼基舰队前来增援了；另一方面，富有的力卡斯及其同袍也绝不可能接受波斯人的贿赂。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安缇斯提尼、力卡斯及他们的同袍在抵达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得知了阿斯提欧库斯原本就知道的一件事——在平等的海上战斗中，伯罗奔尼撒舰队不是雅典人的对手，除非他们能在数目上占据压倒性优势。这样一个观念必定在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长当中广为流传，而在雅典人发动的那些劫掠扫荡中，伯罗奔尼撒人的表现势必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事情肯定说服了后来抵达的那些将军，令他们仍旧在海上按兵不动，哪怕敌军（-93，94-）对开俄斯的持续封锁已经导致这个城邦饿殍遍地，哪怕敌军继续与替萨斐尼进行接触和商谈。

这个冬季发生的其他事件进一步显露了斯巴达人的犹疑不决。正是在这个时候，雅典人以背叛阿墨基司和丢失伊阿苏的罪名解除了斐林尼库斯和西戎尼德的职务，

[102]

并派出列昂和狄奥梅冬替代他们。新任将军们接管的是这样一支雅典部队：这支部队无畏地攻击罗德岛，而伯罗奔尼撒舰船就晾在岛上的海岸。雅典人在途中打败了前来交战的一支罗德岛军队，接着向喀耳西行进。然后，雅典人从喀耳西出发，继续洗劫周边地区。尽管修昔底德没有谈及具体数字，但是这支雅典舰队的规模应该不及晾晒在罗德岛岸上的那支伯罗奔尼撒舰队。然而，这支雅典舰队的攻击性态度再明显不过。雅典人将他们的海军基地从科斯岛移到喀耳西岛，是因为“一旦伯罗奔尼撒舰队下水启航，不管他们去往何方，在那里（喀耳西岛）都更方便监视”。

[103]

因此，规模要远小于敌军的这支雅典舰队靠着近距离驻扎和以此为基地，四处洗劫，百般奚落嘲弄着伯罗奔尼撒人，伯罗奔尼撒人却仍旧停留在岸上，按兵不动。

接下来，仍在开俄斯的沛答里图斯给罗德岛的斯巴达人捎来了消息。雅典的防御工事完工了；如果伯罗奔尼撒人的整支舰队不前来救急的话，开俄斯岛就要沦陷了。沛答里图斯根据自己先前的经验，应该对自己这番请求得到回应并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自己开始行动了。沛答里图斯带着自己的整支雇佣军部队和开俄斯人，攻打了雅典防御工事中保卫雅典舰船的那个部分。奇袭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沛答里图斯突围而入，俘虏了拖在岸上的一些雅典舰船，但是，雅典人奋起反击，打败了沛答里图斯的雇佣军和开俄斯人军队。沛答里图斯这一方伤亡惨重，他自己也在这不抱希望的绝望一击中阵亡。在这之后，开俄斯人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陆上和海上的封锁比先前更加严厉，饿殍遍地。”

[104]

罗德岛的斯巴达人很难无视沛答里图斯的恳求，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们很想回应沛答里图斯的请求。

[105]

他们（-94，95-）严肃对待沛答里图斯的求援，甚至无视优卑亚人请求他们在如此重要的优卑亚岛掀起暴动的要求；在彼欧提亚人夺取欧若普司（Oropus）之后，策反优卑亚胜算比以前更大。相反，斯巴达人的海军选择在冬季末期——也许是3月的某个时候

[106]

——入水启航，从罗德岛出发前往开俄斯。但是，这支舰队从未抵达开俄斯。舰队驶入萃奥皮昂地区的时候，斯巴达人看见雅典舰队自喀耳西岛出发正在北上。这一次，雅典人没有寻衅挑战，他们继续向萨摩司驶去。斯巴达人也没有追击他们，斯巴达人只是放弃了营救开俄斯人的计划，转而在米利都靠岸，“因为他们意识到，在不打海战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无法援救开俄斯了”。

[107]

那么，如何解释双方这令人惊讶的举动？在整个冬季，斯巴达人都因为害怕雅典舰队而把他们的舰船停泊在罗德岛的海岸上；最后，他们却驶向北方，而那正是雅典人曾经向他们寻衅挑战的地方。如修昔底德所述，斯巴达人应当完全清楚，他们往这个方向航行，随时可能遇上雅典舰队，随时可能要打一仗。然而，斯巴达人一看到敌军舰队，立即就放弃了营救开俄斯的计划，没骨气地驶向港口。另一方面，雅典人呢，他们把舰队驶向南方、驶向喀耳西岛，为的就是去挑衅斯巴达人、去监视斯巴达人的动向、去强行打一仗。然而，出击的这支斯巴达舰队发现，雅典舰队远远离开了喀耳西岛的海军基地、正在北上前往萨摩司，而雅典舰队看到斯巴达人游弋在公海上、却没有利用这个渴求已久的机会去挑衅，反而继续航行。修昔底德和其他古代作家都没有解释双方这奇怪的举动。

也许彼欧提亚人夺取欧若普司这一事件能给我们一点提示。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被敌军牢牢把控，严重威胁雅典人对优卑亚岛的持续控制。欧若普司一沦陷，立即就有俄莱特里亚人（Eretrians）深受鼓舞，准备仿效头一年优卑亚人的样子暴动，并向罗德岛的斯巴达人寻求援助。

[108]

此时，优卑亚对雅典重要性攸关。当优卑亚在411年夏季暴动的时候，修昔底德说“［雅典人的］恐惧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深刻。这是因为西西里的惨祸——虽然在当时看起来十分可怕——和此前的其他任何事件都没有引起雅典人如此的恐惧”。萨摩司的舰队暴动了，没有舰船，也没有配备给舰船的兵力，革命又即将爆发在雅典城邦之内，现在（-95，96-）在这所有事情之外，还加上了一件：“他们不仅失去了一支舰队，最糟糕的是，还可能要失去优卑亚，而优卑亚对于他们来说，价值超过亚狄珈”。

[109]

因此，在优卑亚暴动发生的半年之前，这个岛屿对雅典人的意义也同样重要。所以，当雅典人听到欧若普司失守的消息时，他们必定马上就行动起来了。雅典人甚至不需要知道俄莱特里亚使团已经前往罗德岛的消息，他们也会知道，当地人肯定会去求助斯巴达。雅典人肯定迫切希望立即驶往优卑亚，确保优卑亚岛的安全；但是这样一来，留在罗德岛的那支巨大的斯巴达舰队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北上，掀起新的暴动，营救开俄斯，威胁萨摩司和列斯堡，甚至可以到达海勒斯滂和雅典人的生命线。冷静下来、清醒过来之后，雅典人当然会选择这样的航线：先撤退到萨摩司静候，然后准备好，要么迅速前往优卑亚，要么是任何其他有需要的地方。雅典人没有在萃奥皮昂同斯巴达人发生交火，因为当下情况不明，雅典人希望尽快先赶到萨摩司，因为他们有可能要从萨摩司即刻启航前往优卑亚。

另一方面，斯巴达人招待了俄莱特里亚的使节们之后，他们肯定能够意识到，欧若普司的沦陷对于雅典人来说是何等的威胁，他们也肯定会预计到，雅典人将即刻驶回优卑亚。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斯巴达人在按兵不动数月之后，终于从罗德岛北上。斯巴达人肯定是指望雅典人会从喀耳西岛出发，向西北方向航行——这是驶往优卑亚最直接的航线——而再往北的航线、还有开俄斯人，就没法兼顾了。当斯巴达人在萃奥皮昂看到雅典人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营救开俄斯的想法，回到米利都海军基地寻找庇护。正是由于雅典人撤退到萨摩司，斯巴达人才终于得以回撤米利都。

然而，无论上述推断价值几何，如果斯巴达人在那个冬天的早些时候与波斯的关系没有改善的话，那么，斯巴达人仍然根本无法驶向开俄斯，甚至没法一试。斯巴达舰队仍然停靠在罗德岛之时，替萨斐尼改变心意，寻求重新亲善斯巴达及其盟友。替萨斐尼作出这番决定，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考虑。在阿尔喀比亚德的周旋疏通下，替萨斐尼与雅典来的使节进行了商谈，考虑变换盟友，但是这些磋商失败了。

[110]

无论替萨斐尼原本的意图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他（-96，97-）没有了希腊盟友，就没有充足的兵员，无法给这场战争带来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果，波斯也无法收复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替萨斐尼之所以抛弃斯巴达，是因为他想要同时耗损交战双方，而在这年冬季开始的时候，他也曾经以为斯巴达人的数目优势能够令其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权势。

[111]

可是力卡斯措辞无情又刺耳，那番解放言论高傲玄虚，替萨斐尼感到震惊，加倍失望，以为斯巴达真的很强大。但是在这个冬天，后来的事态发展却证明，替萨斐尼高估了斯巴达人。雅典人，尽管在数目上比敌人更少，却仍然毫无争议地控制了海洋，而斯巴达人的舰船却一直停泊在岸上。

替萨斐尼现在害怕的不是斯巴达人会获胜，他害怕的反倒是斯巴达人会陷入绝境。自从斯巴达人放弃波斯人的援助以来，他们从罗德岛募得了32个塔伦特。如果薪金维持在每人每天3个鸥帛（obols），这点钱还不够维持罗德岛的伯罗奔尼撒舰队一个月的开销，根本撑不到修昔底德所说的、他们在那儿无所事事待着的“80天”。

[112]

斯巴达人渐渐入不敷出，替萨斐尼害怕的是，斯巴达人要么“会被迫卷入海上战役，然后输掉，要么他们的舰船就会因为兵员逃散而空掉，这样雅典人就可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达到目的；但除此之外，替萨斐尼最为害怕的事情是他们会洗劫亚细亚大陆，谋求生计”。

[113]

替萨斐尼也许会以为，他新近与雅典人进行接触，尽管那商谈无果而终，但是这一举动仍然会显得他并不始终忠于斯巴达人的事业，也会使斯巴达人在谈判中变得更好说话一点。

[114]

无论怎样，替萨斐尼都希望执掌斯巴达舰队并将其安置在米利都，因为这支舰队可以守卫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不受雅典人攻击，同时还可以密切监视其一举一动。

关于斯巴达人为何改变态度与政策，修昔底德什么也没说；但是这种改变并非难以理解。波斯人与雅典人接触、商谈，必定给斯巴达人敲响了警钟。斯巴达人想要自力更生、不靠波斯援助来维持自己的舰队，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最糟糕的是，这个冬天的事态发展已经证明，如果不依靠波斯人给予的大量援助，斯巴达人就根本没有希望在海上打败雅典人。斯巴达人急需金钱，同时，斯巴达领袖在第三协定达成前后的行为都显示，如果想要在海上取得胜利的话，替萨斐尼承诺中的那支大型腓尼基舰队对斯巴达人而言，不可或缺。（-97，98-）因为上述理由而和缓平静下来的斯巴达高层在喀乌奴会见了替萨斐尼，与之商定了新协定的条款，时间大约是在2月的晚些时候。

[115]

这个新协定与先前的第二协定在一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两个协定都包含一项互不进攻条款，并提及波斯的资金援助，承诺共同发起战争、共同议和。但是，新协定与第二协定之间也存在着显著不同。第三协定中，序言的严谨得体及文字细节都表明，起草者希望该协定可以被双方政府所批准，是按照正式条约草案的标准拟出该协定的。

[116]

这一次，条约的签署人除了替萨斐尼之外，没有“大流士大王和他的儿子们”，而只有“代理大王事务”的“希耶剌墨涅（Hieramenes）以及法那息司（Pharnaces）的儿子们”。法那息司的儿子只可能是小亚细亚的海勒斯滂节度使法那巴佐斯。

[117]

条约之所以还加入了法那巴佐斯，也许是因为斯巴达人坚持的缘故。

[118]

至少，斯巴达人是拿过法那巴佐斯的钱来装备舰船、准备海勒斯滂地区的行动的。

[119]

但是同时，条约之所以还加入了法那巴佐斯，可能还有大流士大王的缘故：大流士想要条约加上法那巴佐斯，因为这里涉及到亚细亚的地位。

[120]

而对于希耶剌墨涅，我们则一无所知。他似乎是波斯大王的某个亲戚。“如果是这样”，如刘易斯所说，“那么，希耶剌墨涅出任波斯大王的代表之一，应该并无不妥”。

[121]

第三协定中出现的希耶剌墨涅令我们知道，尽管条约序言并未直接提及大王本人，但波斯大王在塑造这个条约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先前的两个条约应当有所增加。很明显，希耶剌墨涅及大王特别应允了伯罗奔尼撒舰队的维护工作。该协定提及“波斯大王的舰船”及这些船的可能用途——如果没有请示过希耶剌墨涅及大王，这条款是不可能这样写入协定的。此外，条约的第一条款，就界定了波斯大王之帝国，这样的条文在没有大王直接授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写成的。

[122]

条约的第一条款如下：“波斯大王的所有亚细亚领土应当（-98，99-）属于波斯大王；对他自己的领土，大王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123]

其中，第一条声明很明显是对斯巴达人的让步，也对力卡斯那番控诉的让步。该条款没有提及波斯大王的父亲或祖先，也没有提到他们曾经拥有的领土。大流士将他实际上的领土声索限制在亚细亚。第二条款则令人想到，限制波斯大王行动自由的那些条款——原本包含在《卡利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当中的那些条款——也许就此被取消了。《卡利阿斯和约》是波斯人与雅典于该世纪中叶签订的——其中或许还包含了斯巴达人的建议，我们不得而知——，其中规定了亚细亚希腊人城邦的地位。但是，同样，刘易斯的观点仍是最有说服力的：“这只是波斯大王在无法界定其帝国时所发泄的怒气罢了。如果波斯大王接受公开限制亚细亚的条款……那么，他对自己在那里的权益就无从置喙了。”

[124]

新协定较之先前的协定，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暗示有发动战争计划。在此之前，双方协定中提及的部队只有波斯大王所召集和维持的伯罗奔尼撒军队。其中隐含的假定是，伯罗奔尼撒人负责打仗，波斯大王负责粮饷。到了后来才有提议说要召来大王的军队使用，也就是那支腓尼基舰队。

[125]

然而，新协定对此的规定与之前完全不同。波斯大王的舰船成为了各方关注的重点，成为了大家对军事胜利的期待中的那个焦点。虽然条约序言中出现了法那巴佐斯和希耶剌墨涅的名字，但是，仍然是替萨斐尼代表波斯方面来负责作战事务。还有，替萨斐尼会依照特定的资金协定来维持这支伯罗奔尼撒部队，直至波斯大王的舰队抵达。此后，伯罗奔尼撒人可以继续使用自有资金，也可以选择从替萨斐尼那里获取资金，但是，从替萨斐尼那里得到的资金将是借贷而非拨款，战争结束的时候必须清偿。同时，战争应当“在波斯大王的舰船到来以后”

[126]

，由双方共同发动。

我们不能肯定，波斯人是否真的认为，有了腓尼基的大舰队就一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腓尼基战舰对希腊战舰的作战记录相当差劲，修昔底德也对此事表示怀疑，还有，这支舰队从未出现，这些都令我们（-99，100-）对此怀抱疑问。

[127]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这支腓尼基增援舰队的坚定保证，是劝服斯巴达领袖认可相较于之前协定并无实质进步的这样一个协定的主要理据。被劝服的斯巴达人中就有力卡斯，而他谴责先前的协定时是那样地不遗余力。

[128]

波斯大王也许可以放弃对其父祖所征服之地的傲慢声索，但是，这种声索也不过是些文饰藻缛，除了取悦波斯人的虚荣与传统之外并无实质意义。

另一方面，不管斯巴达人的意图原本是什么，他们就此正式放弃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也放弃了自己作为希腊解放者的地位。这一放弃甚为艰难，相当丢脸，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非做不可，斯巴达人是不会作这番决定的。412/411年冬季的事态发展已经清楚显示，没有波斯的支援，斯巴达人就无力继续战争。甚至，就资金援助本身而言，单靠替萨斐尼和波斯大王所愿意支付的那种资金水平，斯巴达人也是无法打败雅典人的，因为雅典人坚韧惊人，同时还因为雅典人的海战技术水平、作战士气、策略优势也是一直都摆在那儿。斯巴达人肯定设想过，要胜过雅典人，除了需要金钱来维持自己的舰船以外，还需要大大扩大对抗敌军的舰队之规模。现实令人头脑清醒：除了特殊情况——比方说在狭窄的封闭水域进行的海战，例如，叙拉古港口——以外，如果没有数目上的压倒性优势，他们根本没有希望在海上打败雅典人；而要获得舰船数目上的压倒性优势，就只能靠波斯人所承诺的那支腓尼基舰队了。替萨斐尼很清楚，斯巴达人对波斯舰队即将抵达的期待是促成协定与斯巴达波斯合作的关键。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就在条约缔结之后，替萨斐尼马上就着手“准备召来腓尼基舰船”，如他所承诺的那样；“至少，他想要做出一副忙着准备的样子来”。

[129]

斯巴达与波斯改善关系，又重新获得资金援助，因此，他们有机会立即自行采取行动了（-100，101-），而这时，波斯大王的舰船还没有抵达。大约是在4月初的时候，斯巴达人刚刚抵达米利都，就立即派出斯巴达人德枯力达（Dercylidas）率领的一支大军，由陆路向海勒斯滂行进。

[130]

这个计划应当是由米利都人倡议的，因为远征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位于海勒斯滂地区亚细亚那边海岸的米利都殖民地阿卑多斯（Abydos）。同时，这个计划看起来也得到了海勒斯滂节度使法那巴佐斯的同意。

[131]

与波斯的新协定似乎令斯巴达人深受鼓舞，也令斯巴达人有能力将行动范围扩展到替萨斐尼的行省之外，至少，他们最初的计划就是如此，得到的最新命令也是如此。我们并没有读到伯罗奔尼撒派军支援的任何资料，而修昔底德又将德枯力达的军队描述为一支大军，因此，斯巴达人似乎是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那里募得了不少新兵。波斯带来了金钱，腓尼基舰队的到来则一定会带来胜利，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些希腊人似乎因此有所改观，这就是第三协定的达成带来的另外一项重要成果。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斯巴达人被迫将军队由陆路送往海勒斯滂，有学者已经指出，“从爱奥尼亚步行到海勒斯滂的漫长距离［200至250英里左右］，该是多么艰险疲倦”。

[132]

这是雅典人仍然统治海洋的有力证据，也是斯巴达人惧怕直接挑战雅典人的有力证据，但是同时，德枯力达的此次行军也是意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多种尝试之一。

修昔底德没有告诉我们这次远征的意图是什么，也许是因为意图太过明显，路人皆知。很明显，这次远征如果能够在尚未暴动的帝国版图上引发叛乱——这无疑是斯巴达人意欲达成的——，那么雅典的财力将愈发枯竭。此外，在海勒斯滂地区煽动革命，比在其他地区煽动暴动，要更能直接威胁到雅典核心的那部分航线，而这部分航线所承载的贸易与补给是雅典绝对必需的。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斯巴达人在海勒斯滂地区取得任何进展，雅典人都将被迫动用他们的舰队前往该地区迅速反应，而距离海勒斯滂最近的雅典舰队，此时恰恰就在开俄斯。如果德枯力达在海勒斯滂地区取得成功，解救开俄斯的机会就将到来。（-101，102-）

德枯力达抵达阿卑多斯的时候也许是在5月初。他不仅在阿卑多斯城邦掀起了暴动，还于短短两天之后就在兰璞萨库也掀起了暴动（参见地图3）。雅典人的反应，正如旁人可以预料的那样：他们派遣斯特罗姆庇西德带着24艘舰船赶赴海勒斯滂，其中一些是兵员运输船，装载着重装步兵。斯特罗姆庇西德成功收复了兰璞萨库，但没能收复阿卑多斯。他竭尽全力，也只能渡海去往塞斯图斯（Sestus），而塞斯图斯是海峡位于欧罗巴（Europe）一侧的港口。斯特罗姆庇西德将塞斯图斯建成“要塞，面向整个海勒斯滂的前哨”。

[133]

但是，斯巴达人在这条性命攸关的水路上，已经抢得了一个据点。

德枯力达胜利的消息传到了阿斯提欧库斯和正在米利都的其他斯巴达人那里，与此同时，从开俄斯也传来佳音。原本，斯巴达人停留在罗德岛的时候，因为害怕遭遇喀耳西的雅典舰队引发交战而不敢驾船北上去往开俄斯。在后来因为雅典舰队从喀耳西岛出发使得斯巴达人可以入海之前，他们另辟蹊径，略施努力，帮助了开俄斯人一把。斯巴达人派出斯巴达军官力昂（Leon）——他是跟着安缇斯提尼舰队来到爱奥尼亚的——，乘着孤舟来到米利都。在米利都，他集中了11艘被留下来履行港口守卫职责的舰船，然后驶向开俄斯，去接替沛答里图斯，担任该岛指挥官。力昂之所以能够成功做到这件事，是因为雅典舰队这会儿在喀耳西，不在萨摩司。在开俄斯岛，力昂编入24艘开俄斯三列桨战舰。雅典人拥有32艘舰船，其中有一些是兵员运输船，在三列桨战舰战斗中并无多少战斗力，面对的却是这支由36艘舰队组成的斯巴达小舰队。

[134]

而在力昂的这支小舰队中，却有着伯罗奔尼撒人这一方最狂热的士兵：从图里来的5艘舰船，叙拉古来的4艘，阿奈亚来的一艘，而阿奈亚正是用来安置萨摩司的寡头派流亡者的那个地方。

[135]

尽管修昔底德没有提到这些人，但是，一些杰出的战斗领袖也许就在力昂这支舰队中，包括图里的多利乌斯、叙拉古的赫墨克拉底。不管怎样，力昂的这支小舰队表现得很是那么一回事。他们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战役，伯罗奔尼撒舰船在战斗中占了上风，但是到了天黑的时候还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些人被迫撤退到城邦内，雅典人的封锁还在持续。

[136]

但是，开俄斯人和他们的盟友们却在海上占了上风。

[137]

（-102，103地图5，104-）

斯特罗姆庇西德带领雅典部队离开，去往海勒斯滂，只留下8艘船留守。这样一来，力昂所带领的开俄斯人就拥有了开俄斯岛周边的完全制海权。阿斯提欧库斯终于有勇气入海作战。阿斯提欧库斯小心翼翼地自米利都驶出，滑过萨摩司岛，来到开俄斯岛。阿斯提欧库斯在此地集合了开俄斯的舰船和盟友的舰船，协商好后齐心行动。他带着整艘舰队——规模肯定超过了100艘战舰——来到萨摩司岛，向雅典人挑衅寻战。

[138]

这一次轮到雅典人拒绝应战了。尽管斯巴达人具有明显的数目优势，但是相比他们前一年冬季在罗德岛的数目优势，这个优势只是扩大了那么一点儿；而头年冬天在罗德岛，是雅典人寻衅求战，斯巴达人拒绝应战。

[139]

修昔底德简明扼要地解释了雅典人拒绝出战的原因：他们不愿意出来迎战阿斯提欧库斯是因为“他们彼此疑惧”。

[140]

修昔底德所指的，是雅典的内乱；这场新近爆发于雅典的内乱将雅典人分裂为日益敌对的不同派别。

[141]

地图5 海勒斯滂海峡

转自A.W.戈姆，A.安德鲁斯，及K.J.多佛，《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xiv页。

结果攻守之势异也。至少在此时此刻，雅典失去了制海权，也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雅典在机遇合适的时候没有夺下米利都，也因此失去了将爱奥尼亚革命掐灭于未燎原之时的能力。这样一来，亚细亚大陆上的绝大多数盟邦和一些关键岛屿相继迅速沦陷。这样一来，开俄斯的海上封锁被打破，雅典人对这个极为重要的海岛的控制命悬一线，而更糟糕的是，斯巴达人在海勒斯滂地区得到了一个基地，（-104，105-）这将扼住雅典的咽喉，迫使雅典人将大部分精力迅速转移到这个新开辟的战场上来。在如此艰险的境地中，雅典人亟需专注献身，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然而，纷争撕裂了雅典城邦。事态为何急转直下？追本溯源并不难：412年夏末，斐林尼库斯在米利都的不战决策就是祸根。

[1]
Thuc.8.28.

[2]
Thuc.8.29.1. 关于这个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6页。

[3]
Thuc.8.5.4—5. 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70页。

[4]
Thuc.8.29. 依据修昔底德所使用的语言，我们无法清晰无误地判断这个让步到底所值几何。有种看法是，根据新达成的协议，每名划桨手能够得到18个德拉克马的月薪，比15个德拉克马的月薪、亦即每日半个德拉克马的日薪要高一点儿。这种算法比较优美可信，但也远非定论。关于这个问题的充分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70—72页。

[5]
Thuc.8.17.4.

[6]
援助开俄斯：Thuc.8.6.3；米利都与铁秋莎：Thuc.8.26.3。

[7]
Thuc.8.24.1.

[8]
Thuc.8.45.1.

[9]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7页）认为，监察官履新的日期应当是在10月初。布索特和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5页）都认为，米利都战役发生在9月末或10月初。

[10]
Thuc. 8.45.1.

[11]
尽管此处文本艰涩，如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5页）所说，但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5页，注释7）在此处对修昔底德的理解和解释是恰如其分的。哈茨菲尔德指出，在斯巴达所作出的决策是基于爱奥尼亚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部队的控诉。此句语气严肃，这表明，阿尔喀比亚德涉嫌犯下某项死罪，比如说叛国。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7页）毫不怀疑，认为阿尔喀比亚德此处被控的罪名就是叛国，并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并没有叛国。

[12]
Thuc.8.43.3.

[13]
这些是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5页）所设想到的伯罗奔尼撒部队因为疑惧而会问出的问题。

[14]
Thuc.8.26.3.

[15]
古代文献中有一脉信源（Justin 5.2.5）认为，这警告来自阿吉斯的妻子提麦娅（Timaea）。这样的传说未免浪漫。修昔底德既没有清楚说明阿斯提欧库斯何时接到命令，也没有说明阿尔喀比亚德何时接到警告。迈乐（《凤凰学刊》，第25卷，1971年，第39—40页）（-72，73-） 想到了一种情况，既有独创性，又颇可信。迈乐说，斯巴达命令函到达开俄斯的时候，阿斯提欧库斯正在小亚细亚岸边征战。这些行动似乎至少持续了两个星期（Thuc. 8.31），所以阿斯提欧库斯在征战期间是不可能收到这封命令函的。阿尔喀比亚德的友人至少能在斯巴达政府寄出这封带有死刑命令的信件同时就出发，去捎信给阿尔喀比亚德，所以阿尔喀比亚德得到消息的时间会比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早得多，具体时间可能是在10月中旬。

[16]
这种叙述基于如下假定，即Thuc.8.29与Thuc.8.45.2描述的是同一件事。许多学者都认同这一假定（例如，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38页，注释1］以及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6页，注释5］）。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5—97页）则不这么认为，他说：“我认为，45.2—3描述的是薪饷争议的一个不同阶段。”安德鲁斯指出，Thuc.8.29与Thuc.45.2—3这两段叙述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他也有所保留，认为两段叙述前后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并不能肯定哪种假设（即两段叙述讲的是同一件事情，还是不同的事情）能够成立。在我看来，两段叙述之间的差异过于琐碎细微，不足以相互区分开来；其实，完全可以将这些不同归之于，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写作中，史家修昔底德的重点有所不同。

[17]
Plut.Alc
.24.5. 同出一脉的古代文本还有：Plut.Alc
. 23.3—6；Athenaeus 12. 534b，535e；Nepos，Alc
. 5.3；Justin 5.2.5—8.

[18]
Thuc.8.45.2；46.5.

[19]
正如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28页）所说。

[20]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4页。

[21]
Plut. Alc
. 25.2.

[22]
Thuc.8.47.1. 这段文字似乎对于以下这种理论的最有力证据之一，这种理论就是阿尔喀比亚德是修昔底德写作其史书第8卷的重要信源之一。参见布伦特（Brunt），《希腊研究评论》（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REG
），第65卷，1952年，第72—81页。

[23]
Thuc.8.45.2.

[24]
Thuc.8.29.2；45.2.

[25]
Thuc.8.45.3—5.

[26]
Thuc.8.46.1—2.

[27]
德勒栢科（E.Delebecque），《古典研究》（Études classiques
），第2卷；德勒栢科，《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人文系所年鉴》（Ann.Fac.Lettres Aix-en-Provence
），第43卷，第23页；及德勒栢科，《修昔底德与阿尔喀比亚德》（Thucydide et Alcibiade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1965年，第177页。

[28]
Thuc.8.87.2—3.

[29]
参见本书第九章。

[30]
Thuc.8.46.3.

[31]
Thuc.8.46.4.

[32]
Thuc.8.46.5.

[3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0页，注释1。

[34]
Thuc.8.30.1. 他们顶替了列昂和狄奥梅冬，列昂和狄奥梅冬看起来是回到雅典去了，很可能同时也带走了一些船（Thuc.8.54.3）。如何从修昔底德的记叙中理出一个清晰准确的舰只数目，相关问题的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32页。

[35]
Thuc.8.30.2：
. 关于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0页，注释4。

[36]
Thuc.8.30.2.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73页）指出，这“令斐林尼库斯在Thuc. 8.27的那番话显得毫无价值”。诚然，但是我们也应当记住，伯罗奔尼撒人拒绝战斗多少也是替萨斐尼的计谋所致。

[37]
Thuc.8.31.1. 参见Thuc.8.24.6.

[38]
Thuc.8.31.2—4.

[39]
Thuc.8.32.1；8.28.5.

[40]
Thuc.8.17.1.

[41]
Thuc.8.32.3.

[42]
这种情况可能之前从未出现过。沛答里图斯有权拒绝、而阿斯提欧库斯不能挑战这一质疑的原因，可能更多是由于沛答里图斯在斯巴达拥有的重要影响力，而不太可能是因为宪法上曾有先例。沛答里图斯祖上十分显耀（《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69页），斯巴达人很重视他的意见（Thuc.8.4；8.39.2）。

[43]
Thuc.8.33.1.

[4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69页）说：“毫无疑问，他属于阿尔喀比亚德的友人恩迪乌斯那个派别”，韦斯特莱克很审慎地对这一关联表示了认可（《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99—104页）。这个观点似乎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得出的，这个事实就是阿斯提欧库斯担任海军主将与恩迪乌斯担任监察官是同一年。然而，要从这个巧合中得出政治方面的结论，障碍也未免太大、太多。一个关键性的前提假设是，监察官是依据其政治立场或政治关系挑选出来的，但是莱赫（P.A.Rahe）则揭示了“煊赫地位、派别斗争、政策考量都不能主宰监察官遴选过程，相反，在遴选监察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更多是运气，而非带有偏好的遴选程序”（《历史学刊》，第29卷，1980年，第385—401页）。罗德斯（P.J.Rhodes）对莱赫的反驳（《历史学刊》，第30卷，1981年，第498—502页）并不能削弱莱赫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服力。不管怎么说，阿斯提欧库斯与恩迪乌斯有关系，这一假定的成立还依赖于另一个前提假定：海军主将任期为一年，与监察官的任期是一样的，并且两个人是同时被选举出来担任各自职位的。然而，我们既不知道海军主将职位的选举时间，也不知道监察官职位的选举时间。同时，关于413/412年的海军主将职位任期是否为一年，还存在学术争论。如果海军主将职位是特事特命、任务完成便立即卸任的，那么，阿斯提欧库斯可能是在喀耳息德（他并不是海军主将）顶替海军主将迈蓝科利达成为赴开俄斯作战的那支小舰队的指挥官之后的某个时间被指派为海军主将的，时间很可能是412年2月。因为喀耳息德与阿尔喀比亚德关系比较好，而阿尔喀比亚德又与恩迪乌斯关系比较好，同时，恩迪乌斯的派别在当时明显是影响力很大的，所以，如果阿斯提欧库斯是在此之后立即就得到海军主将职位了的话，那么，要说这是因为阿斯提欧库斯与恩迪乌斯关系不错就似乎是可信的。但如果海军主将的职位不是特事特命、而是一年一任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充分理由将阿斯提欧库斯与恩迪乌斯的派别联系在一起。只有迈乐一位学者会将阿斯提欧库斯与阿吉斯联系在一起（《凤凰学刊》，第25卷，1971年，第39页），但是这个观点比上面那个观点更加没有说服力。

[45]
Thuc.8.30.2.

[46]
Thuc.8.33—34.

[47]
Thuc.8.36.1.

[48]
Thuc.8.35.1. 与席珀刻剌底一同前来的，还有一支10艘舰船组成的图里（Thurii）舰队。敌视雅典的派别刚刚在图里夺了权（Plut.Mor
.835d—e）。在这个敌视雅典的派别中有罗德岛流亡者，舰队长是著名运动员多利乌斯（Dorieus）。此外，还有一艘拉戈尼亚舰船、一艘叙拉古舰船。该舰队总数达到12艘舰船。

[49]
Thuc.8.36.2；43.3；52. 瑟里墨涅斯职位并不高，他为何会有资格与波斯人谈判、这个条约为何会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令一些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瑟里墨涅斯的地位似乎并不比喀耳息德低，而喀耳息德作为斯巴达-波斯第一协定的谈判者的地位并没有遭到什么质疑。同时，修昔底德的措辞清楚表明，他相信瑟里墨涅斯是与波斯人商定第二协定的人。没有证据表明，阿斯提欧库斯或其他任何一位在场的斯巴达人对这个条约的任何内容提出了什么反对意见。

[50]
Thuc.8.36.2.

[51]
Thuc.8.37. 最后这几个词就是安多基德斯在描述他的叔叔埃披吕库与大流士在424/423年所商定的条约的条款时所使用的原话（Andocides 3.29）。正如安德鲁斯所说，“他与雅典的‘友谊’……现在转渡给了斯巴达”（《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80页）。

[52]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93页。

[5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3页。布索特接下来还指出，替萨斐尼还有其他动机。

[54]
Thuc.8.37.2. 另外一个条款禁止波斯大王及其属邦对斯巴达及其盟邦发动攻击，虽然试图与上述那个条款实现立约双方的对等，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当前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55]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4页。

[56]
Thuc.8.38.1. 迈乐（《凤凰学刊》，第25卷，1971年，第44页）认为阿斯提欧库斯叛国了，已经与替萨斐尼、阿尔喀比亚德合作，损害斯巴达利益。迈乐还指出，同谋的叛国者也许已经“除掉”瑟里墨涅斯，这样瑟里墨涅斯就不可能回斯巴达去向城邦汇报他们在外的所作所为了。一方面，因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们接下来还可提出相反理据，另一方面，修昔底德和其他古代信源也都没有提到任何不法行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瑟里墨涅斯发生了意外。毕竟，在11月或12月试图乘着一艘小船横渡爱琴海然后溺毙，这样的事情本身并不会教人感到意外。

[57]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9页）将数字断定为是90。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5页）提出，是88艘舰船再加上在基尼图斯的6艘舰船。

[58]
Thuc.8.50.3；同时参见Thuc.8.83.3.

[59]
至少从格罗特（《希腊历史》，第7卷，第401页）开始，就有学者相信受贿这一指控，晚近以来支持这个指控的还有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24页、第238页，注释1，第253页），德勒栢科（《修昔底德与阿尔喀比亚德》，1965年，第87页），以及迈乐对这一问题充满热情的探讨（《凤凰学刊》，第25卷，1971年，第42—43页）。

[60]
不相信受贿这一指控的有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5页，注释5）和韦斯特莱克（《修昔底德史书人物列传》，剑桥，1968年，第304—307页）。

[61]
迈乐相信，在Thuc.8.50.3中修昔底德以其作为作者的权威佐证了对阿斯提欧库斯的受贿指控。迈乐声称，在有限制性作用的短语
（据说）之后，他“在这个问题之后续上了‘恰恰因为如此（
，因此）他才没有为了减薪这件事据理力争’这句话，自己做出了这个控诉”（《凤凰学刊》，第25卷，1971年，第42—43页）。但是，将修昔底德自己的判断与后面的分句联系起来而不与前面的分句联系起来，理据似乎并不更加充分。这段文本如下：

。正如安德鲁斯所说，限定词
（据说）“完全可以同时限定前后两个分句”（《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8页）。安德鲁斯对于
这个短语所作的评注值得在此处原文援引出来：“为动机所寻找的那些原因，秘闻轶事中的传闻，常常就这样被认定为真实的了……对阿斯提欧库斯收受贿赂、投靠替萨斐尼这一事件，措辞最强烈的文本出现在Thuc.8.83.3，出自愤怨不满的伯罗奔尼撒划桨手之口。此处的这段文字很可能来自一个类似的信源，修昔底德自己并不相信这个信源，因为这个信源与他在写作整部史书时大部分事件所使用的那个信源并非同一个”（《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8页）。

[62]
Thuc.8.30，34，38.1.

[63]
参见本书，第43—45页（原书页码）。

[64]
奎恩，《历史学刊》，第18卷，1969年，第29—30页。

[65]
Thuc. 8.38.4：
.
意味着违法犯罪，而不仅仅是判断力糟糕。参见韦斯特莱克，《修昔底德史书人物列传》，第296页。

[66]
特尔斐尼昂与德西利亚之间的相似点是由布索特指出的（《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6页）。

[67]
修昔底德说，除了斯巴达之外，开俄斯拥有最多的奴隶人口。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86—87页）的看法肯定是对的，他认为雅典人拥有的奴隶数目肯定比开俄斯人要多。安德鲁斯指出，修昔底德指的是奴隶人口与自由民人口的比例，这个说法十分值得注意。

[68]
Thuc. 8.40.

[69]
迈乐（《凤凰学刊》，第25卷，1971年，第42—43页）将阿斯提欧库斯拒绝援助开俄斯人归咎于叛国。

[70]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7页，注释2。

[71]
Thuc. 8.40.3：
.我认为我这样翻译是有道理的，因为
是过去时（imperfect），也因为阿斯提欧库斯此前与之后的行动符合这一翻译。

[72]
抵达：Thuc.8.41.1；命令：Thuc.8.39.2。

[73]
429年去监视克涅莫斯（Cnemus）（Thuc.2.85.1），以及427年去监视阿尔西达（Alcidas）（Thuc.3.69.1）。

[74]
Thuc.5.63.4.

[75]
关于力卡斯，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85页；以及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75—76页，第134—135页。

[76]
Thuc.8.39.2.

[77]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8页）将这次政策变革视为阿吉斯那个派别的所作所为，但是他的观点缺少事实证据。最开始的时候，阿吉斯曾经想要在优卑亚支持叛乱。接着，彼欧提亚人说服阿吉斯放弃在优卑亚煽动暴动，转而去列斯堡煽动革命（Thuc.8.5）。阿吉斯敌不过恩迪乌斯和阿尔喀比亚德的政策意见，但是，在科林斯召开的斯巴达同盟大会上，阿吉斯多少扳回一点。是次同盟大会决议，先去开俄斯，再由阿尔喀墨涅斯（阿吉斯指派的人）指挥去列斯堡，接着，由科列库斯指挥去海勒斯滂（Thuc.8.8）。很明显，恩迪乌斯和阿尔喀比亚德赞成第一个计划，而阿吉斯赞成第二个计划，可能还有其他人组成一个第三派别，他们赞成第三个计划。阿斯提欧库斯试图夺取列斯堡，但是他失败了；这样，原本可以成为斯巴达行动目标的列斯堡岛就不再是斯巴达的行动目标了。可以推断，阿吉斯肯定是加入了第三个派别，转而支持海勒斯滂战略，但是海勒斯滂战略并不是他最赞成的那个战略，他也不是海勒斯滂战略的构想者。看起来，开俄斯战略的失败与阿斯提欧库斯的失败，令原本拥护这两项政策的斯巴达人团结起来，结成政策同盟。

[78]
Thuc.8.39.1；《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84页。

[79]
Thuc.8.39.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86页。

[80]
Thuc.8.41.1.

[81]
Thuc.8.41.2—3.

[82]
布索特提出这些数字，并对此进行了解释（《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48页、第1441页，注释3），这些数字大致上肯定是对的。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9—30页）强调说，获得十分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得对。安德鲁斯也相信，阿斯提欧库斯带走了舰队的主体部分。至于具体数字，安德鲁斯认为：“不管舰船的具体数目是多少，他们肯定在数字上远远超过了喀耳密奴的20艘舰船”（《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87页）。

[83]
Thuc.8.41.1—2. 安德鲁斯的看法（《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89页）很有说服力。他认为，那些不在现场的舰船“可能是因为太匆忙而没赶上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在晚间，有些舰船停泊在其他地方”。

[84]
Thuc. 8.42.

[85]
在《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
）——这部作品也许写于411年春季的大酒神节（Great Dionysia），是次战役之后三、四个月左右——中，阿里斯托芬笔下的众女声合唱嘲笑喀耳密奴，因为喀耳密奴输掉了一场海战（Aristoph. Thes
. 804）。这个玩笑确实有一部分是文字游戏，除此之外，这个玩笑的现实意义在于，雅典民众视一切海战失败为耻辱。关于这次表演的日期，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4—193页，以及索莫斯特恩（A.H.Sommerstein），《希腊研究期刊》，第97卷，1977年，第112—126页。

[86]
Thuc.8.43.1.

[87]
Thuc.8.85.1.

[88]
Thuc.8.43.4.

[89]
Thuc.8.37.3；43.2.

[90]
Thuc.43.3—4.

[91]
Thuc.8.58；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7页。

[92]
Thuc.8.84.5.

[93]
Thuc.8.43.2；43.4.

[94]
Thuc.8.43.4. 一些学者提出，节度使替萨斐尼的举动未免造作，可能是假装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这样认为。替萨斐尼应该并不习惯于从斯巴达谈判者那里听到这样的措辞。

[95]
Thuc.8.52.

[96]
Thuc.8.44.1.

[97]
关于罗德岛当时的情况，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1—92页。

[98]
Thuc. 8.44.1—2. 关于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50页。

[99]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66页。

[100]
Thuc.8.44.3.

[101]
Thuc.8.44.4. 修昔底德说，伯罗奔尼撒舰队在80天内都无所作为。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那么修昔底德叙述的时间顺序就肯定是出了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精彩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2—93页，第147—149页。

[102]
尽管这项控诉是派山德阴谋的一部分，因此确实具有政治动机，但是这项控诉却是由雅典自由公民组成的陪审团予以定罪的；作出裁决的时候，民主政体还没有被推翻。斐林尼库斯的建言和他的战略所导致的后果——上文已述——肯定令陪审团预先就倾向于从严审视其行为。

[103]
Thuc.8.55.1.

[104]
Thuc.8.55—56.1.

[105]
Thuc. 8.55.2.

[106]
Thuc. 8.60.1—2. 关于日期问题，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47—149页。

[107]
Thuc. 8.60.3.

[108]
Thuc. 8.5.1.

[109]
Thuc. 8.96.2.

[110]
Thuc.8.56.

[111]
Thuc.8.52.

[112]
Thuc.8.44.4；《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92页，第137页。

[113]
Thuc.8.57.1.

[114]
这是刘易斯的观点：《斯巴达与波斯》，第102页。

[115]
Thuc.8.57. 修昔底德在8.58.1所记录下来的条约序言本身显示，该条约是“在麦安得（the Maeander）平原上”制定的。Thuc.8.57与Thuc.8.58.1两段记载的歧异之处在学界引起分歧争论。安德鲁斯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这个条约与之前两个条约不同，这个条约在斯巴达得到了批准，故而造成了延迟，因此，磋商应当是在喀乌奴完成的，而条约正式签署是晚些时候在麦安得平原完成的，时间也许是在4月初（《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8—139页）。

[116]
Thuc. 8.37.1；《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43页。

[117]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9页；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4页。

[118]
正如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51—1452页）指出的。

[119]
Thuc.8.39.1.

[120]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4页。

[121]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4页。

[122]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4页。

[123]
Thuc.8.58.2.

[124]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6页。

[125]
Thuc. 8.37.4；46.1.

[126]
Thuc.8.58.5—7.

[127]
关于腓尼基舰队的战绩，参见拉苔讷（D.Lateiner），《美国古典语文学会通讯》（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TAPA
CVI），第106卷，1976年，第281—288页；关于修昔底德的怀疑，参见Thuc.8.87。

[128]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52页）说：“这个条约并不比力卡斯痛斥的那个瑟里墨涅斯条约更好。”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3—104页）的看法与布索特一致：“如果单单考虑实际情况的话，对斯巴达来说，第三条约比第二条约还要糟得多。”

[129]
Thuc.8.59.

[130]
Thuc.8.61.1. 修昔底德说，此次行军开始于“春季开始的时候”：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54页）认为应当是在4月初。

[131]
米利都殖民地：Thuc.8.61.1。在Thuc.8.62.1，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阿卑多斯与兰璞萨库（Lampsacus）被交给了“德枯力达和法那巴佐斯”。

[132]
阿密特，《以色列古典学年鉴》（Scripta Classica Israelica，SCI
），第2卷，1975年，第63页。

[133]
Thuc.8.62.2—3.

[134]
Thuc.8.61.2—3. 兵员运输船：Thuc.8.25.1，30.2，62.2。

[135]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0页。

[136]
Thuc.8.61.3.

[137]
Thuc.8.62.1.

[138]
Thuc.8.63. 修昔底德对这些行动知道得没有今天的我们清楚。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3页）相信，阿斯提欧库斯偷偷绕过萨摩司时只有两艘船，仅仅集合了力昂带到米利都来的12艘舰船，然后把这些舰船带回了米利都，从米利都才带着整支舰队前往萨摩司。而此处的史实重构还原所基于的假定是，阿斯提欧库斯集合了驻扎在开俄斯的所有舰船，然后带着所有这些舰船直接驶向萨摩司，在萨摩司，他又与从米利都驶来的舰队其他部分会师。这样，阿斯提欧库斯就不必再次小心绕过萨摩司、前往米利都，因为如果要再次绕行的话，这支舰队规模不小，很难不被发现，但其规模也不够大，不足以冒险与雅典人一战。我们无法依据修昔底德的文本确认，究竟何者才是事情的真正发展过程。修昔底德没有提到此次阿斯提欧库斯舰队的规模数字，尽管他后来提到是112艘这个数字（Thuc.8.79.1）。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55页）给出了这支舰队的舰船数目。斯巴达人在米利都至少拥有94艘舰船，在开俄斯或许拥有多达36艘舰船，这样，总数就是130艘。可以推定，斯巴达人应该会在每一处都安排一些舰船留守原地。不管怎么说，参与战役的这支斯巴达舰队至少达到了100艘舰船，这一点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39]
在罗德岛，斯巴达人拥有94艘舰船，雅典人拥有的舰船不超过74艘。雅典人很可能还留了一些舰船守卫萨摩司。真实的比值也许是94：64，差距为29艘（译注：原文如此。推测应当是雅典拥有75艘，见原书第92页末，拨派舰船10艘守卫萨摩司后，比值为94：65，差距为29艘）。这一次，雅典仍旧拥有74艘舰船，面对的是100—115艘左右的斯巴达舰船，差距最小可能是26艘，最大可能达到41艘。

[140]
Thuc.8.63.2.

[141]
参见本书第五章。

第五章 革命运动

411年，雅典人已经进入他们驱逐僭政、建立自由以来的第100年。这100年里，在绝大部分时候——自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508/507年改革以来——，雅典人享有的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开始的时候，这个民主政体比较温和；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经过埃斐亚提斯（Ephialtes）和伯利克里变革，这个民主政体从温和走向彻底。时间流逝，施行民主政体的雅典权势增长、日渐繁荣，雅典人也就再无动力去摧毁民主政体、代之以寡头政体。然而，寡头政体才是希腊人最为熟悉的政治体制。关于寡头阴谋的流言时有出现，但无一得以付诸行动。

[1]

雅典的绝大部分上层民众是接受民主政体的，他们要么在民主政体之内参与竞争、争取民主政体的领导权，要么就远离政治。然而，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出身显耀。

即便如此，对于民主理念和民主政体的敌意并没有消失。毕竟，希腊的贵族政治传统压倒一切。荷马史诗呈现的世界，价值观念全然是贵族传统的，而荷马史诗是所有希腊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决策、下命令的是贵族，平民只需恪守本分，遵守命令。

[2]

在墨伽拉的第欧根尼（Theognis of Megara）的诗歌中，6世纪时，贵族遭遇政治与社会剧变，心怀怨恨（-106，107-）；在民主政体的敌人那里，第欧根尼的言辞和理念一直深入人心，颇具影响，直到公元前4世纪时还被柏拉图援引并予以肯定。第欧根尼将人类分作截然不同的两类：善而高贵的，坏而低贱的。这种分类的基础是出身，将社会地位和德行清晰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高贵的人掌握判断（judgement，gnome
），常怀敬畏（reverence，aidos
）；因此，也只有高贵的人有能力行使温和、节制、正义。这些品质只有少数人具备，多数人都不具备；而那些不具判断且不怀敬畏的人，自然不知礼耻、傲慢自许。此外，这些优等品质只能通过出身获得，不能通过教育养成：“［要造就好人］，生养容易，教养困难。驽钝之辈不可教，恶劣之徒不可改。……如果能够人造并灌输思想，则善人之子屡从善教，绝无可能变得邪恶。然而，欲教化邪恶之徒，徒劳也。”

[3]

忒拜诗人品达（the Theban poet Pindar）——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称他为“贵族之音”——对于雅典上层民众的影响势必较第欧根尼更大。品达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其凯歌（odes）赞美的是运动场上的胜利，而这正是贵族文化非常珍视的成就。品达凯歌所传达的理念与第欧根尼几无二致：出身显耀者相对于芸芸大众而言，在智力与德行方面都天生优越；这种差别无法被教育抹去。

血统煊赫者质地贵重；

以学窥道者却如临深夜，辗转各路，

步履永迟疑，思绪常不定，

徒劳尝试，所及却不过是德行的枝末。

[4]

理解能力同样是与生俱来。只有生来智慧的人能够理解他的诗篇及其他重要事务：

在我臂弯之中，诸箭颤抖待发；（-107，108-）

它们与理解之人谈话；大部分人与之交谈却需要翻译。

天赋智慧者才真正博知；庶民就得教。

他们无所不谈，然嘈杂喧闹，徒劳一如

乌鸦之于宙斯的神鸟。

[5]

这些观念，最起码也是在暗示，民主政体并不明智；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既不公平，也不道德。

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指出民主之不公正，必定是在重复那些针对民主的古老怨言：“……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否相互平等”

[6]

；民主正义“不主张按照功勋为准的平等而要求算术平等”。

[7]

这些观点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作品，这表明，这些关于应赏阶层与非应赏阶层（the deserving and undeserving classes）之间自然而永久之差序的古老理念，自第欧根尼和品达开始，一直持续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还有一部小册子，《雅典政制》（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该书被发现于色诺芬著作之中，大约写于420年代，但肯定并非色诺芬所写——作者是个不知名的人，一般用“老寡头”（The Old Oligarch）指称之。这本小册子清楚反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这股类似情绪。

[8]

《雅典政制》的作者有着智术师般的沉静客观，但书中也隐藏着激昂的不满。“对于雅典人的政治体制而言，我不因为雅典人选择了这样的政治体制而赞扬他们，因为雅典人选择了这样的政治体制，也就将政体中更好的那一部分给予了庶民败类（vulgar people，poneroi
），而没有将之给予善类士族（the good，chrestoi
）。”他们靠抽签决定那些安全、有偿之职位的归属，却把将军和骑兵指挥官这样的危险职位留给选举，留给“最能胜任之人”。

[9]

到了420年代，时间和变迁已经改变了阶层划分的基础。高贵的出身是第欧根尼和品达的准绳，但《雅典政制》作者强调的却是金钱能够塑造嘉言善行和政治才干：（-108，109-）“在所有国家中，民主制都被视为贵族制的对立面；最善之人最不放纵、最不邪魅，他们是德行最敏锐的眼睛；相反，芸芸大众往往无知、无序、无德行；这是因为，贫穷日益败坏着德行，无教和因贪婪而导致的无知也日益败坏着德行。”

[10]

无疑，《雅典政制》的作者及他所属的那个阶层的人们，都仔细思考过何谓善的政体，而这种善的政体是与民主政体截然对立的。他们想要的是“优诺弥亚/善治”（eunomia
）。悌尔泰俄斯（Tyrtaeus）将斯巴达政体称为“优诺弥亚”，品达将科林斯寡头政体称之为“优诺弥亚”。在这样的政体中，最善之人、最能胜任之人制定律法。善类惩罚败类；只有善类士族会就公共事务进行思考，“他们不会允许疯子在贵族议事会中就坐，也不会允许疯子在公民大会上讲话。但是，以上诸条充分执行的话，庶民势必陷入被奴役的状态”。

[11]

因此，《雅典政制》作者懂得，“劣治”（bad government，kakonomia
），亦即民主政体，服务于庶民利益，他也预见到，庶民将出于一己之利努力维护这种政体。“但是，任何人——如果他不属于庶民之列——宁愿生活于民主之治下而不愿生活于寡头之治下，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变得不道德，因为他非常了解，在民主制国度中坏人可以不被发现，而在寡头制国度中坏人无所遁形。”

[12]

这些言辞意思十分明确，表明作者及其同党视倾覆民主政体并代之以更好的政体这一举动为道德责任。但是，在《雅典政制》作者写作之时，民主政体看起来十分坚固，不可动摇。

[13]

（-109，110-）

到了411年，民主政体所面临的实践问题，连同其失败与踉跄一起，加剧了人们对民主体制的不满，也给人们攻击民主体制提供了机缘。受人尊敬的领袖客蒙（Cimon）、伯利克里、甚至尼基阿斯都逐一退位，替代他们的是克里昂、海珀布鲁斯、甚至是出身高贵但臭名昭著的阿尔喀比亚德，这类人员变动令贵族更难接受民主之治。缺乏强有力、受尊敬的政治领袖，雅典人内部的分歧开始显现并不断扩大。411年，领袖真空似乎日益被党社（hetairiai
，clubs）所填满，这些党社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日渐升温，特别是在民主政体的敌对阵营那一边。

[14]

这些党社的成员及有财产阶层的其他一些人过去和现在所承担的经济负担之沉重，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因为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存在时刻威胁着雅典帝国及其粮食供给，雅典人不得不尽可能扩大舰队规模并全年维持，打仗比以前更加昂贵了。其次，公共财政支出方面，对平民的支出也许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15]

与此同时，纳赋盟邦叛乱、贡赋流失，战争干扰商业、关税减少，公共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最后，雪上加霜的是，有能力为城邦承担宗教与军事义务产生的经济负担的富裕雅典人，数目日益减少。在431年，战争爆发前夕，有资格担任重装步兵或更高职务的雅典人——这些是有资格参与宗教仪式的人——可能高达25000人。

[16]

到411年，因为瘟疫流行和战斗伤亡的缘故、特别是因为在西西里损失的缘故，这一人数似乎减少到了9000。

[17]

两个数字都未必精确，也未必准确；但是，对该数据的任何修订也必定仍然能够反映：411年能够承担国家义务的雅典人数急剧下降了。

只要看看以吕西阿斯（Lysias）之名留存至今的那些演说辞，我们就知道，公务支出委实高昂。在其中一篇演说辞中，吕西阿斯提到了一个名叫亚里斯托芬尼（Aristophanes）的人参与公共服务的花费高达15塔伦特（-110，111-），其中包括特别战争税和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费用。

[18]

在另一篇吕西阿斯演说辞中，这位雄辩家叙述了他从411/410年到404/403年的支出，一共差不多是10塔伦特。他列出了当时雅典富裕公民承担的一系列公共义务，可为参考：制作悲剧和喜剧；支付合唱比赛、舞者、运动竞赛、及三列桨战舰竞技；在7年之内，装备6艘三列桨战舰参战；同时，他两次缴付应缴的特别战争税。

[19]

诚然，他吹嘘说，自己所付是按律法应付金额的4倍之多。因此，考虑到他所属阶层的公民中必定有不如他慷慨之人，在相同时段内，这些人所付大约不超过2.5塔伦特。即便如此，2.5塔伦特亦是一笔巨款。我们得知道，1个塔伦特价值6000德拉克马，而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1个德拉克马是相当不错的日薪。同时，在那些年里，在舰队划桨的雅典公民指望着靠半个德拉克马勉力支撑。对于如此巨款，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事实当中来进行理解。尼基阿斯，雅典最富裕的人之一，留下一份不超过100塔伦特的财产给儿子；尼基阿斯之子——也不是什么出名的败家子——留下一份不超过14塔伦特的财产给嗣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雅典许多家族的财产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公务支出而严重缩水。

[20]

到411年，特别是自西西里惨祸以来的年份，前所未有的开支情况必定令人非常痛苦；有财产阶层不需太大想象力就可以预见，在未来，开支定会有增无减。

民主政体不仅道德立场堪忧，据说还政策愚蠢，执行不力，政治领导日渐衰败，民众经济负担沉重，这本来就是雅典之“疑民主派”长久以来关注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在西西里惨祸之后都变得更加严重。411年带来的新事态是，西西里惨祸之后，雅典人普遍觉得在对伯罗奔尼撒人的这场战争中，胜利无望，存亡堪忧。但很快，西西里惨祸之后的消沉沮丧就化为了决心与行动。对于帝国内部叛乱，雅典处置（-111，112-）相当得力，叛乱似乎马上就要被全部扑灭。如果雅典军队能够收复米利都和开俄斯的话，那么波斯人很可能就会想到，说雅典覆亡在即未免太过夸张，同时，波斯人也可能就此撤回他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支援，斯巴达的爱琴海冒险以及由此对雅典帝国形成的威胁将不复存在。

然而，这样一个机遇因为斐林尼库斯的米利都决策而丧失了。事与愿违，帝国叛乱向海勒斯滂地区继续扩散，威胁到了雅典生命线。紧急储备基金一分不剩，公共金库空空如也。

[21]

替萨斐尼修复了与斯巴达人的分歧，允诺将会把腓尼基舰队投入战场，与雅典人作战。

[22]

最终，斯巴达人在海勒斯滂地区获得了一个据点，威胁着雅典的供给线，并赢得了战争。413年，贤哲制度的建立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民主的政治体制。在如此困难险阻之中，不难想象，许多雅典人愿意进一步改变国内状况，他们希望削弱民主实践，作出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甚至希望更迭政权。历史长河中，一个国家——甚至是个民主国家——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危机时期选择摒弃和平时期政治实践模式的例子屡见不鲜。1940年，英国搁置了平时采用的政治竞争，建立联合政府。内阁组成有所变化，政府管理职能被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而同时担任首相和国防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则掌握了几近独裁的权力。就算是对于忠实的民主派而言，对民主做些限制也有相当的理据，遑论那些敌视民主的人们。

民众普遍支持传统的全面民主，寡头无力牵头发动运动，这些证据表明，改变政治体制的运动并非始自雅典。革命运动的煽动者是叛徒阿尔喀比亚德。他一心求自保，对权力与荣誉胃口不减，希望重归雅典，重归这个几年前刚刚谴责并诅咒了他的城邦。在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那里，他都是个亡命之徒，（-112，113-）安全的希望全然在乎替萨斐尼给他的保护；即便如此，他自身的情形也颇为脆弱，因为节度使替萨斐尼诡计多端，野心勃勃，十分清楚并相当注意自己的利益。替萨斐尼之利用阿尔喀比亚德，不亚于任何一个想利用他的雅典人；替萨斐尼为了一己之利而抛弃这门徒傀儡，也是迟早的事。因此，阿尔喀比亚德的计划，就是利用他对替萨斐尼的影响，取得波斯支持，保障自身安全，替雅典赢得胜利。

[23]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遣人与“那些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些人”沟通——应当就是将军们、三列桨战舰舰长们、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个人，请求他们“向最善的人”多多提及他自己——当然，还要提提他对替萨斐尼的重大影响。

[24]

阿尔喀比亚德期望他们说，阿尔喀比亚德想要回到雅典，但条件是雅典人抛弃那个曾经流放阿尔喀比亚德的邪恶民主政权，建立寡头政权。如果他们满足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一条件，那么，他就会回到雅典，顺便带回替萨斐尼的友谊与支援。这些信息如阿尔喀比亚德所愿发挥了作用，“因为萨摩司的雅典士兵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对替萨斐尼有影响”，同时，有使者从萨摩司营寨离开，前来同他商讨情势。

[25]

对于阿尔喀比亚德在发动寡头运动这一举措中所发挥的作用，修昔底德叙述得很清楚，却并未以之为重点。“但是，除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影响和承诺以外，在萨摩司的三列桨战舰舰长和雅典要人们也是出于自愿想要摧毁民主政体。”

[26]

大部分学者都强调是阿尔喀比亚德发起运动，忽视了修昔底德字里行间的微妙之意，而我们不应无视个中深意。

[27]

我们在此处读到的这句话，不是陈述事实，而是作出解释，解释为何萨摩司的全部雅典将领都会如此行动（修昔底德并未作出［-113，114-］区分，也未指出例外），解释萨摩司的雅典将领这样做的意图。细心读者早就指出，必须对修昔底德史书中的叙事部分与论说部分加以区分：我们应当把修昔底德之史书叙事当作金科玉律，但对修昔底德之史书论说则要保持开放态度。

[28]

在这件事上，我们特别应当审慎，因为在一处可以勘误的细节中，修昔底德明显错了。“雅典要人”是哪些人，我们只能依靠猜测；在萨摩司的三列桨战舰舰长是哪些人，我们也几乎完全不知道，只有一个人除外：斯代里亚的吕库斯（Lycus of Steiria）之子色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

[29]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萨摩司民众得知推翻萨摩司民主政体的阴谋之后，他们特别找到了色拉叙布卢斯，“因为他看起来特别反对阴谋家们”。

[30]

于是，色拉叙布卢斯及同僚召集水手，保卫萨摩司民主政权，镇压寡头起义。很快，他们迫使所有士兵，特别是与寡头们有所牵连的那些士兵们，发一个誓，誓忠于民主政权。

[31]

接着，刚刚向民主政体宣了誓的民主军队罢黜原任将军们，选举了可靠的民主派新将军们来替代原任将军们，其中就包括色拉叙布卢斯。

[32]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接下来的进程中，他扮演了忠诚的民主派将军角色，并成为（-114，115-）反抗并打倒三十僭主寡头政权（Thirty Tyrants）、在雅典重光民主政权的英雄。在雅典，没有人比色拉叙布卢斯更配得上坚定民主派这一称号，也没有人比色拉叙布卢斯更不可能“迫切急于摧毁民主政体”，然而，修昔底德却把色拉叙布卢斯当作了“急于摧毁民主政体”之流中的一员。修昔底德能在这一个人的问题上出错，也就能在其他人的问题上出错。所以，我们绝不能径直接受修昔底德观点而不加质疑；我们应当详细考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实，在萨摩司热情招待阿尔喀比亚德并听信其说辞、愿意他回归雅典的那些人，色拉叙布卢斯是其中一员。

[33]

对于色拉叙布卢斯来说，至少，阿尔喀比亚德的提议不同于以往那种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愿望；同时，有理由相信，这样想的不止色拉叙布卢斯一个人。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阿尔喀比亚德回归、改变雅典政体的运动，既是由雅典流亡者阿尔喀比亚德为一己私利而提议的，也是由萨摩司雅典将领因为自身原因而选择接受的。但是，萨摩司的雅典将领们这样做的原因，显然不尽相同。在萨摩司雅典将领的内部，即便在较早阶段（也许早至412年11月），

[34]

我们都可以清楚分辨出立场观点彼此迥异的两个派别。一个派别属于色拉叙布卢斯。“他的观点从未变过”，修昔底德提到，“他们必须召回阿尔喀比亚德”。

[35]

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时候，色拉叙布卢斯至少是愿意接受对雅典民主政体加些限制的，因为阿尔喀比亚德最开始向萨摩司雅典要人们传达的信息就有这个意思。

[36]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修昔底德对阿尔喀比亚德要求的记载足够精准确实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色拉叙布卢斯也准备好了要去推翻民主政权、代之以寡头政权。然而，考虑到色拉叙布卢斯后来的行动，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位伟大的民主英雄会这样做；故而可能的情况是，修昔底德的信息来源人搞错了这件事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阿尔喀比亚德这样措辞，但是色拉叙布卢斯和与他差不多的人回避这种措辞并且要求阿尔喀比亚德改变措辞。不管怎么说，阿尔喀比亚德在与跨海而来的萨摩司使团会谈时，没有再使用令人感到被冒犯的“寡头政权”一词；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应允回归雅典，表演奇迹——“如果雅典人（-115，116-）不保留民主政权的话”。措辞上的微妙改变很可能是真实的，同时，阿尔喀比亚德也准备向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属作出让步，政体将有所改变，但寡头政体不会到来。

[37]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解释其措辞，让人无法不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早至412年11月开始，色拉叙布卢斯就已经准备好约束并改变雅典民主政权所拥有的权力。尽管色拉叙布卢斯已经清楚阿尔喀比亚德回归的条件，他仍然说服萨摩司雅典军队投票，保证阿尔喀比亚德免于受到起诉，重获职位，选举他为将军；同时，是色拉叙布卢斯自己亲自远渡而来，找到了替萨斐尼，把阿尔喀比亚德带回了萨摩司。

[38]

杰出的民主斗士色拉叙布卢斯何以行为如此？修昔底德的答案简单明了：“他把阿尔喀比亚德带回萨摩司，想着雅典安全的唯一指望就在于，阿尔喀比亚德能把替萨斐尼从伯罗奔尼撒人那边给争取过来。”

[39]

色拉叙布卢斯深信，如果波斯人与斯巴达人没有分歧，雅典就会遭遇灭顶之灾。要赢得战争，就必须赢得波斯；同时，他还相信，只有阿尔喀比亚德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拯救雅典意味着必须对民主政权有所限制，色拉叙布卢斯是情愿接受这一点的，尽管他会反对进一步背弃当前政治体制的一切举动。

[40]

411年夏天，雅典四百人政权派遣使团前往萨摩司军队，从阿尔喀比亚德对该使团的回复中可以看出，色拉叙布卢斯可以接受的是什么样的限制措施。到那时为止，雅典四百人政权还没有接受阿尔喀比亚德，四百人政权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并非寡头政权的“恰当”人选。阿尔喀比亚德的前程取决于萨摩司的雅典部队，特别是取决于色拉叙布卢斯。叛国者阿尔喀比亚德能屈能伸，他不太可能违背色拉叙布卢斯的意愿，将条件细化为色拉叙布卢斯所不愿意见到的那样。事实上，这些条件如果不是多少按照色拉叙布卢斯的观点来塑造的，倒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阿尔喀比亚德要求解散雅典寡头政权的统治机构四百人议事会，他要求恢复过去民主政权的五百人议事会。但是，阿尔喀比亚德赞成缩减（-116，117-）公共服务开支，也不反对五千人议事会的统治。五千人议事会由部分公民组成，这些人所行使的基本权利之前是由完全民主的公民大会全体享有的。

[41]

色拉叙布卢斯不愿意接受以四百人议事会为组织形式的寡头政权，但是他愿意限制民众权利，愿意限制民众获取报酬、行使全面政治职能等基本权利，他所接受的这种限制程度的上限大约是，他接受一个完全能够胜任且规模小至五千人的公民机构。那么，这样一个人，他属于哪个政治类别？一方面，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不能把他叫作寡头派；没有古代作家称色拉叙布卢斯为寡头派，也没有与他同时代的雅典人会认为应当把色拉叙布卢斯称作寡头派。另一方面，色拉叙布卢斯也不是一位拒绝妥协的“激进”民主派，而现当代史学家传统上是把色拉叙布卢斯称为“激进”民主派的；如果色拉叙布卢斯是“激进”民主派，那么他就会拒绝任何限制民众权力的措施。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另一个传统标签“温和派”，这个标签对色拉叙布卢斯来说再适合不过。同时，考虑到上面所分析的色拉叙布卢斯的立场，“温和派”这一标签并非语焉不详，相反，它清楚反映了色拉叙布卢斯的政治立场。

[42]

至于与阿尔喀比亚德谈判的另一个派别，修昔底德的描述就十分正确：他说，他们自愿力图摧毁民主政体，并建立寡头政权。关于这个派别在萨摩司的阴谋行动，修昔底德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斐林尼库斯和派山德。

[43]

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寡头派。事实上，这两个人还都有（-117，118-）民众煽动家的名声；在415年那几桩丑闻中，派山德扮演了重要的检举角色，而斐林尼库斯呢，很明显，是名成功的民主派政治家。

[44]

411年的时候，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这两位民主派政治家加入建立寡头政体的阴谋活动，究竟是因为信念更迭，还是因为私人利诱，我们无从分辨。吕西阿斯演说辞《对颠覆民主政体罪名的抗辩》发表于战后短短数年。这位雄辩家控诉派山德与斐林尼库斯协助建立寡头政权，概因二人对雅典民众犯下许多罪行，他们害怕惩罚。

[45]

这篇演说言辞偏颇，指控不详，但也多少算得上空穴来风，事出有因。415年，派山德热情洋溢去从事检举之时，定然结怨不少。在415年，派山德把调查搞成了普遍白色恐怖，提出解除刑讯逼供禁令。

[46]

意欲起诉派山德者众多，派山德有太多解释工作要做。至于斐林尼库斯，他在412/11年之前的职业生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到了412年11月，斐林尼库斯作为将军的表现肯定已经饱受争议。在此大约一年以前，斐林尼库斯独力反对其他所有将军的一致意见，从米利都退兵，不打海战，从而导致雅典人未能一举镇压爱奥尼亚叛乱。

[47]

这一决策的直接后果是抛弃阿墨基司，将他丢给了波斯人。从那年开始，雅典时运江河日下，雪上加霜。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些雅典人已经准备为此谴责斐林尼库斯了。

[48]

（-118，119-）因此，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很可能因为迫切的个人困境而疑惧民主政体之存续，进而祈愿政体有所改变。

然而，无论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有什么样的目的，他们都没有加入色拉叙布卢斯加入的这场运动。这场运动令阿尔喀比亚德得以回归，波斯援助由敌转我，因而让雅典得到胜利。斐林尼库斯从一开始就拒绝阿尔喀比亚德回归，认为他根本无法做到应承之事，所以力图阻止阿尔喀比亚德归来。因此，斐林尼库斯是在阿尔喀比亚德和波斯援助之可能性完全消失之后，才加入阴谋活动的。

[49]

派山德则是在得知阿尔喀比亚德不会、也不能带来波斯支援这一情况之后，才加入其中，阻止阿尔喀比亚德参与他们日后的所有计划，带头尝试在雅典建立寡头政权。

[50]

斐林尼库斯和派山德自从加入这场运动后，就矢志不渝，热情洋溢，忠于寡头派的事业。修昔底德谈到斐林尼库斯的时候，说“对于寡头政体，他显示了超乎所有其他人的热情；……自从他表现出自己就是最可靠的那个人之后”。

[51]

至于派山德，是他提出了建立四百人寡头政体的动议，同时，根据修昔底德史书，在公开场合鼓吹抛弃民主政体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也是他。派山德还设计并领导了萨摩司的寡头派阴谋活动。后来，当雅典抛弃了寡头政权，派山德奔向了德西利亚的斯巴达军营。

[52]

尽管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很可能是出于纯粹的投机心理才选择寡头派政治立场，但是至少，给二人贴上“寡头派”标签也是实至名归。那么，在萨摩司的雅典要人，集聚起来决定同阿尔喀比亚德谈判的那些雅典要人，一开始就分别属于迥异的两个派别，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派别分别叫作“寡头派”与“温和派”。

在萨摩司的“三列桨战舰舰长和（雅典）要人们”给阿尔喀比亚德的回复，就是派遣代表前去与阿尔喀比亚德商谈。关于这些代表，修昔底德一个名字也没提到，但是派山德和色拉叙布卢斯很可能是代表团中的成员。

[53]

在那里，代表们得到了相同的承诺，说会给雅典（-119，120-）带来替萨斐尼、甚至是波斯大王的支持。这次，阿尔喀比亚德提出的条件——如果修昔底德重述确切无误的话——是“（雅典人）不保留民主政权，这样大王会更加信任他们”。

[54]

我们可以猜到，像色拉叙布卢斯这样的温和派对于阿尔喀比亚德最初措辞中的“寡头政权”一词定是反应激烈，因此，流亡者阿尔喀比亚德留了心，调整了措辞，这样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摩擦。温和派与寡头派对于“不保留民主政体”这一说法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温和派与寡头派对于“用寡头政权代替邪恶的民主政体”这样的说法可不会有什么不同解读。

[55]

当代表们回到萨摩司进行汇报的时候，那些派代表出去谈判的雅典要人们感到十分鼓舞。修昔底德仍然没有对这些人加以区分；修昔底德说，所有的雅典要人都热切希望将亲手掌控政府，所有的雅典要人都热切盼望打败敌人。

[56]

我们已经分清楚这两个不同派别，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在这两项希望之中，这两个派别各有侧重。

领袖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挑选“恰当人选”，共同盟誓，组建能够发挥作用的统治机构。

[57]

修昔底德将这个统治机构称为“蓄诺默下”（xynomosia
），该词往往意味着阴谋团体，足以令人联想到“阴谋”一词的所有凶险卑鄙含义；修昔底德大约是有意为之，意正在此。但是，这个词本身也可能只是指具有政治目的而团结起来的一个盟誓集体。对于长久存在于雅典的政治党社，修昔底德使用的也是“蓄诺默下”这个词；色拉叙布卢斯在萨摩司组织起民主军队，他也提到，这些士兵盟誓忠于民主政体。

[58]

无论修昔底德意图如何，我们都不应当认为该蓄诺默下仅由少数阴谋家秘密组成。所谓的“恰当人选”很可能涵盖了普通士兵，因为雅典派遣了数以千计的重装步兵前往米利都作战，这些士兵彼时在萨摩司。

[59]

该蓄诺默下肯定包括了色拉叙布卢斯，因此，也就不可能只是个纯粹的寡头派阴谋集体。

蓄诺默下的下一步作为表明，秘密行事并非其重要特征。蓄诺默下把雅典（-120，121）在萨摩司的部队召集起来，“公开告诉许多人说，只要大家同意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并不再生活于民主政体之下，那么波斯大王将会成为大家的朋友，给大家带来金钱”。

[60]

如此，步兵和水兵们就知道了蓄诺默下成员所知道的一切。没有人使用“寡头政权”这个词，但这个词已经被阿尔喀比亚德自己主动抛弃了：在同蓄诺默下领袖私下谈话的时候，他已经不再使用“寡头政权”一词。如果普通民众不知道蓄诺默下某些成员内心深处渴望并计划建立一个持久寡头政权，那么蓄诺默下的某些内部人员如色拉叙布卢斯对此应当也是一无所知。

“暴民”，修昔底德指的是步兵和水兵组成的士兵大会，“就算此刻因为之前的事情有些不满，但也逐渐安静了下来，因为这些人对波斯大王要发的薪饷满怀期待”。

[61]

这次论争必定既热烈又冗长，修昔底德如此描述，未免偏颇且失于简单。从这段描述可以推出，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已经准备好允许叛徒阿尔喀比亚德复职，也已经准备好削弱他们所钟爱的民主政体——仅仅因为贪婪。

[62]

这段文本让人想起修昔底德是如何描写415年民众对西西里远征的热切拥护的。“此时，大部分民众和士兵都希望挣到钱，也希望为他们的帝国添上永不枯竭的收入源泉。”

[63]

无论普通的雅典士兵是基于什么理由曾经支持了西西里远征，晚至412年，面对如此无法设想、无法接受的提议，他们必定有其他更加强烈的动机去接受这种提议，而非仅仅出于贪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拯救城邦，或许还有他们自己与家人的性命问题；这是因为，雅典人实在无法想象，胜利又嗜复仇的敌人会不会像雅典人处置司基昂人（Scione）和弥罗斯人（Melos）那样处置雅典人。无疑，提到要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反对之音一定不绝于耳，遑论提及抛弃民主政体。可能的情况是，值得信赖之辈如色拉叙布卢斯多少平息了反对之音，还提醒大家说，吞下如此苦果，才有指望赢得金钱、继续战争、打败敌人。

[64]

（-121，122-）

寡头革命领袖们会见了步兵与水兵之后，就同对此事比较友善的那些人一起，进一步开会商谈阿尔喀比亚德的提议。除了斐林尼库斯之外，每个人都赞成；只有斐林尼库斯一人全盘反对。他的演说辞逐条反驳了对阿尔喀比亚德提议的支持理由。他不相信波斯大王能够转向雅典一方，因为波斯大王的利益与和雅典合作所能得到的好处完全背道而驰。雅典人已经不再垄断爱琴海制海权，帝国的许多主要城邦也被伯罗奔尼撒人夺取，所以，比起以前来，波斯人要收买雅典人的友谊理由更不充分了。波斯人不信任雅典人，多年来，雅典人让他们非常不好受，但伯罗奔尼撒人却没有给波斯人吃过什么苦头。还有人定会指出，说雅典人若将民主政体转为寡头政体就能解决他们的帝国问题；叛乱城邦多数都在寡头治下，一旦雅典改弦易帜，这些城邦就会重投帝国，将来的叛变也可一并避免。对于帝国问题，斐林尼库斯用冷静的分析予以回应：帝国现实是，阶级斗争并不是首要问题。上述预测没有一个会成为现实，因为这些盟友没有一个“情愿被寡头政权或是民主政权奴役，他们情愿在原有制度下享受自由，无论他们原本使用哪种制度”。

[65]

甚至，这些盟邦会觉得被雅典上层统治甚至比被雅典庶民统治更加糟糕，毕竟，上层贵族从帝国之中获益最多，对所需的程序正义也不甚关心。

[66]

话说回来，斐林尼库斯最重要的论据还是，阿尔喀比亚德不可信。阿尔喀比亚德才不关心寡头制或民主制；他想要对政体有所改变是为了让同党们制造可能，召他回归。如果阿尔喀比亚德计划继续实施，那么雅典就会被内争撕裂；当前，祖国殆危，不容生变。阿尔喀比亚德无法带来波斯人的支援，也无法劝回叛乱的盟邦，更无法制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叛乱。因此，此时此刻，斐林尼库斯看不到阿尔喀比亚德的这些提议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67]

斐林尼库斯的建议是，拒绝阿尔喀比亚德提议，继续（-122，123-）旧有政策；但是具体来说，斐林尼库斯之所以拒绝，是因为这场革命运动所形成的路线看起来既无益又危险。如果接受斐林尼库斯的建议，那么寡头运动就会半途而废；有些学者据此认为，阻止寡头运动本身就是斐林尼库斯的意图，这是因为，晚至412年年底，斐林尼库斯都还没有转变立场、反对民主制度。

[68]

这种观点很难成立。一方面是因为，斐林尼库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迅速擢升为这一阴谋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说得更确切些，斐林尼库斯若是敌对派，那么他是不会被邀请参加阴谋活动私下会议的。与其说斐林尼库斯反对革命运动是出于其政体偏好，不如说他的反对必定是出于更加务实的理由：对阿尔喀比亚德的厌恶与恐惧。斐林尼库斯对阿尔喀比亚德的厌恶与恐惧何时产生、理由为何，我们没有资料。有人在法庭上指斐林尼库斯为谄媚之徒，说他是收人钱财的告密者。如果这指控并不全然是诽谤的话，斐林尼库斯肯定很招一类人烦：那种生活方式天然就招探子注意的人。

[69]

还有一个更有可能造成他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嫌隙的理由在于，斐林尼库斯作为一名民主派政治家，必定早在他去西西里之前就和他结了怨。以上所有，只是推测；但是，我们至少对于这一点不该有所怀疑：在萨摩司同寡头运动积极分子们会面谈话时，斐林尼库斯就已经将阿尔喀比亚德当作了危险的敌人。

[70]

也许有些人了解斐林尼库斯的个人动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人支持斐林尼库斯。不管怎么说，斐林尼库斯谁也没说服，会议还是决定接受阿尔喀比亚德的提议。与会者指派派山德带领使团，前往雅典，尝试召回阿尔喀比亚德，摧毁现有民主政权，赢得替萨斐尼。

[71]

（-123，124-）

这样一来，斐林尼库斯发现自己陷入了最为危险的境地。他在会议上一力反对阿尔喀比亚德这件事情一定会很快传到阿尔喀比亚德那里去，同时，召回这叛徒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斐林尼库斯必须想个办法，阻止敌人阿尔喀比亚德回归；斐林尼库斯想了个奇招，同时也是个险招。斐林尼库斯给当时正在米利都的斯巴达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写了封密函，透露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具体计划，包括把替萨斐尼和波斯人争取到雅典一方来。他的借口，如前所述，是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敌意，还有这种敌意对他自己的安全所形成的威胁。很明显，斐林尼库斯还不知道阿尔喀比亚德已经从伯罗奔尼撒人的军营里逃走了，他还以为阿斯提欧库斯能够轻易制服雅典的流亡者阿尔喀比亚德。

[72]

因此，如果阿斯提欧库斯只是按照一般人的猜测、无视这封他对之根本无能为力的密函的话，那么这个计谋从一开始就会遭到失败。阿斯提欧库斯没有这么做，相反，他采取主动，前往玛尼西亚（Magnesia），会见替萨斐尼和阿尔喀比亚德。阿斯提欧库斯把密函的内容告知替萨斐尼和阿尔喀比亚德，藉此同替萨斐尼建立了密切关系。后来有传言说，阿斯提欧库斯在寡头运动中和在其他事务中的行动都是受到节度使替萨斐尼收买驱使的。

[73]

阿尔喀比亚德的回应是，给萨摩司雅典要人写信，揭发斐林尼库斯的叛徒行径，要求雅典要人处死斐林尼库斯。斐林尼库斯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他弄错了阿尔喀比亚德的行踪，误判了阿斯提欧库斯的立场和行动，令自己很有可能在敌人阿尔喀比亚德被召回之前就被萨摩司的雅典要人们处死。当前，斐林尼库斯采取了更奇更险的招。他又致信阿斯提欧库斯，抱怨他背信弃义，但又提供了一次绝妙的机遇。斐林尼库斯准备替伯罗奔尼撒人想个办法，来摧毁萨摩司的全部雅典军队，因为萨摩司反正也没有长墙。斐林尼库斯又一次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解释为日益受到自身最大敌人的威胁。阿斯提欧库斯又一次将消息传给了阿尔喀比亚德。

斐林尼库斯以某种方法得知，阿斯提欧库斯已经背叛了他，行事完全与其诉求南辕北辙。

[74]

阿尔喀比亚德再次致信萨摩司，揭发斐林尼库斯的最新叛国行径；这封信差一点就及时到达了萨摩司。（-124，125-）斐林尼库斯又一次急中生智，想出对策。在被提起诉讼之前，斐林尼库斯告诉萨摩司军队说，他得到消息，将有敌袭；其实，正是斐林尼库斯自己秘密促成了这次敌袭。他告诉雅典人须加倍小心，建造防事，迎战敌军，雅典人照做了。很快，阿尔喀比亚德的信函到达，因为斐林尼库斯诡计先行的缘故，这封信函的作用被大大削减了。原本就有大批雅典人疑惧阿尔喀比亚德；这样一来，大家更有理由怀疑阿尔喀比亚德。雅典人深信，阿尔喀比亚德早就知道了伯罗奔尼撒人的计划，因为他一直就与伯罗奔尼撒人关系密切；雅典人还相信，阿尔喀比亚德在信函中说斐林尼库斯同样早就知道这个计划，定是出于私人愤怨。阿尔喀比亚德的信函没有对斐林尼库斯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反而使斐林尼库斯信誉飞升，因为是斐林尼库斯向雅典人精确通报了阿尔喀比亚德提及的危险。

[75]

以上就是事情的始末。整件事情差不多都是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的，彻底理解其来龙去脉并不容易。有位学者的观点走向了极端，从根本上否认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这位学者假定，根本就没有这些信函往来，整件事情都是阿尔喀比亚德捏造出来、诋毁政敌斐林尼库斯的。如此极端的观点难以成立。

[76]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诡异的书信往来确有其事；接下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试图理解涉事其中者的行为与动机。如果我们承认书信往来确有其事的话，许多问题就应运而生：精明如斐林尼库斯，为何会如此愚蠢，在渴望阿尔喀比亚德回归的同党面前公开说出他反对阿尔喀比亚德的计划来？勇敢果断如斐林尼库斯，为何因为恐惧就如此行动，一如修昔底德所描述？已经知道阿斯提欧库斯背叛了自己以后，斐林尼库斯为何还要给这位斯巴达海军主将写第二封信？如果阿斯提欧库斯没有接受贿赂、又不是为了私利的话，那么该如何解释他采取的行为？一种解释是，接受修昔底德的论说，承认斐林尼库斯行为的根本原因就是恐惧。但是，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斐林尼库斯要给阿斯提欧库斯写第二封信，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斐林尼库斯将此当成其精妙计谋的一部分——斐林尼库斯知道自己在这个计谋里将被背叛，也期待使用这个计谋去扰乱阿尔喀比亚德的回归计划。

[77]

不管怎么说，“计谋论”能够解释的问题太少，与（-125，126-）修昔底德的叙述也相互矛盾；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可知，斐林尼库斯对此是十分吃惊的。

[78]

还有一种解释假定斐林尼库斯知道自己的第二封信会被出卖，他利用对方的背叛、使之成为其计谋的一部分；该解释还假定斐林尼库斯的动机中没有恐惧的因素。相反，“斐林尼库斯用此计谋，多少也是为了雅典利益而去影响军事与政治状况”。

[79]

斐林尼库斯在萨摩司的演讲真挚、明智、勇敢。因为演讲未能说服萨摩司雅典要人，斐林尼库斯就从言辞转向计谋，一定要拯救雅典人、不能让他们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在如此危殆的时刻陷入内争漩涡。阿斯提欧库斯被斐林尼库斯作为计谋的一部分，是因为阿斯提欧库斯没有经验、缺乏能力。“修昔底德叙事清楚表明，失败完全可能是因为阿斯提欧库斯性格缺陷和智识缺陷，不必拿什么凶兆来当借口，那是他恼羞成怒的部下所找的借口。”

[80]

这种解释也与修昔底德的论述相抵触。同时，尽管这种解释把阿斯提欧库斯的行为考虑进来，算是有所改进，但这种解释却用无能和愚蠢来解释阿斯提欧库斯的行为。阿斯提欧库斯固然无能和愚蠢，而无能和愚蠢也固然能够解释许多军事政治行为。但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诉诸如此万应理由之前，理应先穷尽别的可能。即便无能和愚蠢确乎对事件造成影响，我们也应当弄清楚，这个人在计谋失算时是如何考虑的。

在此，我给出对这诡异事件的另一种叙述。如果我们认定阿尔喀比亚德和斐林尼库斯为敌已久，如修昔底德史书所示，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理解，斐林尼库斯在萨摩司发表反对政敌阿尔喀比亚德归来之演讲的意愿乃至必需。

[81]

这样一来，斐林尼库斯的行为既是出于恐惧，也合情合理。斐林尼库斯在萨摩司会议的演说之所以收效甚微，大概是因为他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不睦众所周知，所有人都觉得斐林尼库斯对于阿尔喀比亚德素有不睦，因而难免存在偏见，故而没有把斐林尼库斯的演说当回事。接着，斐林尼库斯给阿斯提欧库斯写信，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忧虑。斐林尼库斯给阿斯提欧库斯写信，犯下了两个错误：他（-126，127-）不知道阿尔喀比亚德此刻已经不在斯巴达军营，并判断错了阿斯提欧库斯的反应。

斯巴达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已经无法再轻易搞定阿尔喀比亚德，尽管阿斯提欧库斯当然愿意保持这种能力。阿斯提欧库斯也无法忽视整个计谋成功、雅典叛徒阿尔喀比亚德成功将替萨斐尼笼络至雅典一方的可能。于是，阿斯提欧库斯去了玛尼西亚。阿斯提欧库斯揭露了信函内容，表明自己对于这次阴谋有所了解。这一举动定然重创阿尔喀比亚德，震惊替萨斐尼——替萨斐尼本来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无论替萨斐尼的真实意愿是什么，总之，他没有做任何承诺；同时，替萨斐尼得知阿尔喀比亚德在还没有同他说好的情况下就大方承诺会将波斯人笼络到雅典人一方，对于阿尔喀比亚德而言，那真是异常尴尬。韦斯特莱克说得对：“阿斯提欧库斯在这一幕中的动机和目标，修昔底德显然全然不知。”

[82]

韦斯特莱克的另一个观点也是对的，他说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的玛尼西亚之行不单单是为了传达信息，也是为了要讨论和商谈此次事件。我们得承认，阿斯提欧库斯是来“劝诫阿尔喀比亚德和替萨斐尼的……也是来制止替萨斐尼同雅典达成某种协议的”。

[83]

阿斯提欧库斯只需将计谋透露给替萨斐尼，然后说清楚他自己所知几多，阿尔喀比亚德同节度使替萨斐尼的关系就会立马急转直下，这无疑就能有效制止波斯人与雅典接近。

[84]

替萨斐尼很可能将阿斯提欧库斯的泄密行为视为友善之举，从而改善同他的关系。替萨斐尼报偿阿斯提欧库斯以金帛谢礼——东方政客习惯于此，不止一名希腊官员习惯于收受谢礼。也许，这就是贿赂传言的根源：协助先行、报酬后至的行为被曲解为钱财先行、收买服务的贿赂；但是，贿赂传言也很有可能是因为，阿斯提欧库斯和替萨斐尼在这次会见中建立了不错的关系，这也许能够解释阿斯提欧库斯后来为何并不怎么热心替伯罗奔尼撒舰队水兵争取更多薪饷。

[85]

阿尔喀比亚德恼羞成怒，马上致函他的朋友们——萨摩司雅典要人们，告诉他们斐林尼库斯给阿斯提欧库斯写了信，要求他们立即处死斐林尼库斯。斐林尼库斯惊惶绝望，再次致函阿斯提欧库斯，告之其大可以现在过来萨摩司，袭击雅典部队，定然大获成功。修昔底德将此举视为斐林尼库斯求胜心切，丝毫没有（-127，128-）提到斐林尼库斯是否预见到计划会失败。现当代历史学家们认为，斐林尼库斯丝毫没有预见到计划失败，这不可能。无疑，既然第一封信被出卖，那么斐林尼库斯肯定会想到，第二封信的遭遇也会一样。在第一封信中，斐林尼库斯请求阿斯提欧库斯有所作为，他没有得偿所愿；同时，就算阿斯提欧库斯真能帮他做点什么，这也不会决定甚至逆转整个事件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斯提欧库斯的举动并没什么特别。然而，在第二封信中，斐林尼库斯请求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在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有所行动，还向他保证说这样能够一举终结战争。正如韦斯特莱克所说，“想到也许能够摧毁雅典在萨摩司的部队、从而加速战争结束，真是叫人心驰神往，阿斯提欧库斯没法不被这等好事吸引”。

[86]

斐林尼库斯陷入绝境，很可能指望阿斯提欧库斯不会像对待第一封信那样对待第二封信。可以推断，如果阿斯提欧库斯和斯巴达取得了胜利，他们就会表彰并回报那些帮助他们得到胜利的人。无论怎么说，斐林尼库斯笃定能够避免那因为死敌阿尔喀比亚德回归而必定要招致的厄运。雅典政治家能屈能伸，为了堂皇浮夸的个人野心、自身安全、事业精进而不惜背叛城邦，阿尔喀比亚德不是唯一一个。

[87]

人们通常认为，斐林尼库斯的袭击邀约对于阿斯提欧库斯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很难拒绝；人们通常还认为，阿斯提欧库斯之所以拒绝这个邀约，不是因为替萨斐尼的所谓贿赂，就是因为阿斯提欧库斯“缺乏创见与想象力”，“孱弱”以及缺乏“外交手腕”，还有阿斯提欧库斯那“斯巴达式的审慎与疑惧”。

[88]

但是，如果阿斯提欧库斯当真信任斐林尼库斯的提议，当真信任一个他明知是叛徒的人，那么阿斯提欧库斯也未免太过愚蠢。要看清楚并对斐林尼库斯的“陷阱”感到害怕——韦斯特莱克是这么描述的——当真无需非斯巴达式的想象力、创见和勇敢，斯巴达式惯常的“审慎和疑惧”足矣。（-128，129-）无疑，这是阿斯提欧库斯不接受斐林尼库斯提议的主要理由；同时，对阿斯提欧库斯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无视第二封信。阿斯提欧库斯这样做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斐林尼库斯被逮捕并处决。但是，阿斯提欧库斯这样做的话，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并以之笼络替萨斐尼的计划就会继续顺畅无阻地实行下去，对斯巴达的战争事业形成威胁。于是，阿斯提欧库斯将第二封信的内容告诉了阿尔喀比亚德和替萨斐尼。

[89]

阿斯提欧库斯这样做，就能明确表明雅典仍然在准备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而这无疑将削弱阿尔喀比亚德同节度使替萨斐尼之间的纽带，并使得阿尔喀比亚德无法通过损害斯巴达利益来完成他笼络替萨斐尼至雅典一方的承诺。

[90]

阿斯提欧库斯这样做，更深远的后果是，斐林尼库斯能够警告雅典人袭击在即，并完全抵消阿尔喀比亚德来信的作用。一方面，这不会给斐林尼库斯带来损害，反而会证实其警告，从而暂时巩固其地位。另一方面，这还会使雅典阵营更加不信任阿尔喀比亚德。

[91]

此事明显割裂了替萨斐尼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关系，寡头运动的阴谋家们最终派遣使团前往玛尼西亚与节度使替萨斐尼谈判之时，阿尔喀比亚德所承诺的一切已经变得不可能。与节度使替萨斐尼商谈破产，寡头派阴谋家们再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已经无利可图，斯巴达和波斯反而就此签订了新的条约。

[92]

斯巴达人的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与经验丰富、诡计多端者如阿尔喀比亚德、斐林尼库斯、替萨斐尼周旋，竟然能有如此成效，斯巴达人应该满意至极，别无所求。也许，阿斯提欧库斯根本未如你我所猜想那般天真简单。在雅典，反民主运动不再指望召回阿尔喀比亚德来反对斯巴达，也不再指望依靠波斯来援助雅典。无论是（-129，130-）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还是依靠波斯，雅典城邦内争都不可避免，而斯巴达也就渔翁得利了。又或者，最坚定的寡头派倘若成功颠覆了民主政权，也许他们会代表雅典提出斯巴达愿意接受的和约。无论是哪种情况，斯巴达都可谓境况上佳。

[1]
修昔底德（Thuc. 1.107.6）疑心，在457年塔纳格拉（Tanagra）战役之前，有一次推翻民主政体的阴谋；他还疑心（Thuc.6.60.1），就在415年西西里远征之前，还有一次建立寡头政体或僭主政体的阴谋。

[2]
Iliad
2.188—278；参见芬利（M.I.Finley），《奥德修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Odysseus
），纽约，1964年，第2版，第113页，第118—119页。

[3]
Theognis 429—438.

[4]
Nemea
3.40—42，载里奇蒙·拉悌摩尔（Richmond Lattimore）译，《品达凯歌》（The Odes of Pindar
），芝加哥，1959年，第101页。

[5]
Olympia
2.86—87，里奇蒙·拉悌摩尔译，同上，第7—8页。

[6]
Plato，Republic
558C.

[7]
Arist. Pol
. 1317b.

[8]
关于这部小书《雅典政制》及其理念，参见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38—140页。关于该书成书日期，参见弗罗斯特（W.G.Forrest），《克丽娥学刊》，第52卷，1970年，第107—116页以及圣·克洛瓦，《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308—310页。

[9]
Pseudo-Xenophon，Athenaion Politeia
1.1，3.

[10]
Ibid，1.5.

[11]
Ibid，1.9. 在1.8和1.9中，“优诺弥亚”，以名词和动词形式出现了3次。弗李希（H.Frisch）（《雅典人的政治制度》［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哥本哈根，1942年，纽约重印，1976年，第201页）提到，“该词较保守的用法仅仅是指古老淳朴的寡头式社会组织形式”。修昔底德（Thuc.1.18.1）将该词用于描述斯巴达政体。

[12]
Pseudo-Xenophon，Athenaion Politeia
2.19.

[13]
西里（R.Sealey）（《希腊政治文选》［Essays in Greek Politics
］，纽约，1967年，第111—132页）曾争论说，“关于政府形式的不同观点”（第130页）对于革命者决策来说微不足道。然而，如果考虑到这些人的智识训练与德行教养、以及《雅典政制》所提及的证据的话，那么，西里的观点将难以成立。更改政治体制，并非一本正经的学生和智术师派的政治科学家玩的一个智识游戏，如佛罗斯特（《耶鲁古典学研究》［YCS
］，第24卷，1973年，第37—52页）似乎暗示的那样；更改政治体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的阶级斗争，这是道德上的必需。关于针对西里观点的逐条反驳，参见罗德斯（P.J.Rhodes），《希腊研究期刊》，第92卷，1972年，第115—127页。

[14]
关于hetairiai
（党社）的讨论，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第204—205页（原书页码）。

[15]
参见上书，第3页。

[16]
这是汤森（R.Thomsen）的估算：《特别战争税》（Eisphora
），哥本哈根，1964年，第162—163页。

[17]
参见上书，第2页。这一数字是一篇吕西阿斯演说辞（Lys.20.13）中的雄辩家所提及的，他说，这一数字是能够携带武器的人的数目，那么也就是重装步兵和骑兵的数目。

[18]
Lys.19.42—43. 这篇演说日期被勘定为388/387年科林斯战争结束的时候，所以，其中一大部分应当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支出。然而，其中提到的一笔支出却是用于415至413年西西里远征。因此，这其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在早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支出的花费。

[19]
Lys.21.1—5.

[20]
Lys.19.45—48.

[21]
411年6月，在萨摩司的雅典将领说，雅典已经不为他们提供金钱了：
，故此，士兵们需要自己解决财政问题：
（Thuc.8.76.6）。色诺芬确认了这一说法，他提到，在接下来那个冬天，在海勒斯滂的雅典将军得花时间去弄钱：
（Xen.Hell
.1.1.12）。

[22]
Thuc.8.98—99.

[23]
Thuc.8.47.

[24]
Thuc.8.47.2.

[25]
Thuc.8.47.2；8.48.1.

[26]
Thuc.8.47.2；

[27]
大部分学者都极为强调阿尔喀比亚德的作用。关于这类看法最有力的陈述，恐怕要算格罗特的（《希腊历史》，第8卷，第7页）：“关于那短暂却几乎将雅典送入绝对毁灭之深渊的灾难，这就是它的元初萌芽：四百人寡头政体。提出这一建议的那个流亡者，就是把句列普斯（Gylippus）派到西西里的那个人，此人为此已经重创其祖国一次……”；关于这类看法最有力的陈述，恐怕也要算上麦格雷戈（M.F.McGregor）的，他说阿尔喀比亚德“阴谋策划了寡头革命，带来了四百人寡头政体”（《凤凰学刊》，第19卷，1965年，第42页）。布劳多（E.F.Bloedow）援引上文注释26所引用的一段话，强调萨摩司的雅典阴谋家们对于改变政体的迫切渴望（《重审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
］，威斯巴登，1973年，第34页，注释213）。

[28]
参见圣·克洛瓦富有洞见的评论：“作为史家，修昔底德如此客观，连驳斥自己的论据材料都已准备充足。打个比方来说，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新闻栏目同其史书中的社论栏目是互相冲突的。社论作者并不总是与自己同声同气”（《历史学刊》，第3卷，1954—1955年，第3页）。罗德斯就修昔底德411年叙事作出的提醒同样相当贴切：“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在流放之中，好的方面是他不会直接被牵连到事件之中去，坏的方面是他只能依赖他人转述。在叙事之外，修昔底德加上了不少阐发论说。作为作家，修昔底德自豪于自己善于刺探表象、揭示真相的能力，他要看到底发生何事、人们所欲为何；同时，尽管我们完全可以假定修昔底德判断精明不错，但是我们在接受其意见时，仍然必须小心谨慎。人们当然可能怀抱一些未必愿意公之于众的目的；但是，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行动都有多重动机，以及尽管他们可能同时还有其他目的，他们所公开宣称的那些目的未必就全然不真。过分关注一个动机而忽视其他动机，这种做法就是值得怀疑的，最可信的古代史料来源沉湎于此时，我们应当怀疑它，当代学者沉湎于此时，我们也应当怀疑它。修昔底德对人们‘真实’所欲的论说是阐发论说，而不是事实记载，不同于他所记载的那些公开言论和公开行动；如果我们只接受修昔底德侦破的那些潜在动机，难免会误认事实真相，较之接受修昔底德所否认的那些表面动机，歪曲事实之程度可能更甚”（《希腊研究期刊》，第92卷，1972年，第115—116页）。

[29]
关于色拉叙布卢斯，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4页；以及戴维斯（Davies），《雅典有产家庭论》（APF，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第240页。

[30]
Thuc.8.73.4.

[31]
Thuc.8.73.58；75.

[32]
Thuc.8.76.2.

[33]
Thuc.8.76.7；81.1.

[3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67页。

[35]
Thuc.8.81.1.

[36]
Thuc.8.47.2. 此处及此卷中关于雅典政治的讨论，我都极大受益于麦柯伊（W.J.McCoy），“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Theramenes，Thrasybulus and the Athenian Moderates”），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

[37]
第一段话提到阿尔喀比亚德想要回到雅典：
（Thuc.8.47.2）。第二段话则提到阿尔喀比亚德将会为雅典赢得波斯的友谊：
（Thuc. 8.48.1）。正如麦柯伊指出的那样，修昔底德史书中，没有记载证明阿尔喀比亚德再次使用了“寡头政权”这个词（“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第24页）。

[38]
Thuc.8.81.1；82.1.

[39]
Thuc.8.81.1.

[40]
关于此刻雅典和萨摩司对于城邦安全暨拯救城邦之问题的关注，
（安全），莱维（E.Lévy）有很不错的论说：《雅典在404年战败前夕：一部意识形态危机史》（Athènes devant la défaite de 404，histoire d'une crise idéologique
），巴黎，1976年，第16—27页。

[41]
Thuc.8.86.6. 关于五千人议事会的基本权利，参见本书第八章。争议的关键点在于，五千人议事会是独自享有全面公民权利，还是仅仅享有担任公职的资格。

[42]
有种看法认为，最好将411年的雅典政治分为三个派别来加以理解：激进民主派（或简单称为“民主派”），温和派（温和民主派，温和寡头派，或简单称为“温和派”），以及寡头派——这一看法肇始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包括贝洛赫，梅耶，以及布索特，并从此成为研判该时段局势的惯用思路。西里（《希腊政治文选》，纽约，1967年，第110—132页，特别是第127—130页）不仅否认温和派的作用，甚至否认温和派的存在，他认为，至少从政府的基本制度来看，是不存在这样一个“温和派”的。西里指出，阿尔喀比亚德配不上“温和派”这一标签，这是对的；西里还指出，塞剌墨涅斯也配不上“温和派”这样一个标签，这就不甚正确了。然而，对于色拉叙布卢斯应当贴上哪个派别的标签，西里却什么都没说，这是重大缺失。有证据能够清楚表明，一些雅典人明确青睐寡头政体，另一些雅典人无论如何也不想有任何改变，还有一些雅典人游离于这两种明确立场之外。显然，较之前两类人，第三类人的构成更为多样，彼此之间共性更少。有些人更为倾向于两种明确立场之中的某一种。但是，如果把这类人称为温和派，那真是方便、准确、明晰。如果真的不存在这样一个政治派别，那么我们也得制造这样一个概念出来。

[43]
Thuc.8.48.4；49.

[44]
吕西阿斯（Lys.25.9）谈到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的时候，说他们开始是民众煽动家、后来转变成了寡头。派山德的情况确如吕西阿斯所言，他一直是喜剧诗人的常用笑柄（《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6页）；同时，安多基德斯（And.1.36）将派山德和喀力克勒斯（Charicles）相提并论，提到在415年的时候，派山德和喀力克勒斯被认为是最为倾向于民众的：
。关于派山德在415年的检举角色，参见And.1.27，36，43，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383—388页。关于派山德伪善、投机、自私，伍德海德为他进行了辩护，参见伍德海德，《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75卷，1954年，第132—146页。斐林尼库斯在411年之前的立场相对比较难以确定，但是，吕西阿斯将斐林尼库斯与派山德相提并论，将二人作为民主派转向寡头派之政治家的出名例子，恐怕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吕西阿斯的这一记载。《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59—60页）的谨慎结论合情合理：“可以确定的是，斐林尼库斯公共服务生涯漫长，任职记录（良好），那么，他贴上民主派的领袖标签、索得足够的民众信任而在411年以高龄当选将军，并非不可能。”

[45]
Lys.25.9.

[46]
And.1.36，43.

[47]
Thuc.8.27.

[48]
Thuc.8.54.3.

[49]
Thuc.8.48.4—7；50—51；68.3.

[50]
Thuc.8.56；63.3—4.

[51]
Thuc.8.68.3. ［译注：原文作8.63.3，应为笔误。］

[52]
Thuc.8.67；73.2；98.1.

[53]
Thuc.8.48.1. 修昔底德只说到
从萨摩司远渡而来。奈波斯（Nepos Alc
.3）提到了派山德，说他是中间人之一，并以将军称呼他，但派山德并不是将军。派山德可能是名三列桨战舰舰长，尽管我们对此也没有证据。不管怎么说，派山德如此积极带头参与整个行动，那么他前去出任谈判代表亦是很有可能的（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67页，注释2）。之所以认为色拉叙布卢斯参与了整个行动，是因为他的职位就是三列桨战舰舰长，同时也是因为他一直与阿尔喀比亚德联系密切。

[54]
Thuc.8.48.1：
.

[55]
这是麦柯伊的看法，参见“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第24页。麦柯伊似乎是第一个发现阿尔喀比亚德措辞变化的人。

[56]
Thuc.8.48.1. 这是我对于这段极难疏解之文本的理解。关于此处的文本训诂问题，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07—108页。

[57]
Thuc. 8.48.2.

[58]
Thuc.8.54.4；74.2.

[59]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06、108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67页，注释2。

[60]
Thuc.8.48.2.

[61]
Thuc.8.48.3.

[62]
梅耶（《古代历史》［GdA，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第4卷，第286页）捕捉到了这层意思：“对于那群听闻了阿尔喀比亚德要求和承诺的水兵来说，有人将要支付给他们大笔薪饷这一点是他们最为欢迎的。”亦可参见哈茨菲尔德（Hatzfeld），《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33页。

[63]
Thuc.6.24.3.

[64]
麦柯伊，“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第25—26页。

[65]
Thuc.8.48.5. 我同意布拉丁（D.W.Bradeen）（《历史学刊》，第4卷，1960年，第268—269页）所说，对于雅典帝国内部希腊人所持的态度，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修昔底德也是这样认为的，参见Thuc.8.64。相反的观点，参见圣·克洛瓦，《历史学刊》，第3卷，1954—1955年，第1—41页。

[66]
Thuc.8.48.4—6. 对于这些观点，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0—113页。

[67]
Thuc.8.48.4，7.

[68]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0页）说：“尽管斐林尼库斯后来成了寡头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但这是发生在寡头运动与阿尔喀比亚德脱离关系、转为敌对之后的；然而，考虑到实际情况，斐林尼库斯一直是全盘拒绝的。”亦可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34页），他提到，此时，斐林尼库斯是“积极的民主分子”。

[69]
Lys.20.11—12.

[70]
这一点可以由斐林尼库斯在会谈之后立即写给阿斯提欧库斯的信予以证明。在这封信里，斐林尼库斯通知斯巴达海军将领阿斯提欧库斯，告知此次阴谋，提及阿尔喀比亚德角色，并为自己的变节行为找借口，说“与自己的敌人对抗，哪怕牺牲国家利益，这都是可以谅解的”：

（Thuc.8.50.2）。但是，斐林尼库斯没有理由会知道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因为斐林尼库斯在萨摩司的演说而成为了他的敌人。就我们所知，斐林尼库斯这篇演说在那时还没有被告知给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也没有对这篇演说作出什么反应。证据似乎表明，斐林尼库斯和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敌意是早就存在的（而非因这篇演说而引发的）。

[71]
Thuc.8.49.

[72]
韦斯特莱克（H.D.Westlake）（《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1页）对该论点讲得很清楚。尽管他有部分结论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从他对修昔底德文本详尽而富有洞见的训诂解读中获益良多。

[73]
Thuc.8.50.3；83.3.

[74]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9—120页，提及了斐林尼库斯有可能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75]
Thuc.8.51.

[76]
哈茨菲尔德持这样的观点（《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35—236页）。韦斯特莱克很好地驳斥了这种观点，《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99—100页。

[77]
这是格罗特提出的观点。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2—13页。有许多学者认同这一观点。

[78]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9—120页。

[79]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0页。

[80]
韦斯特莱克，《修昔底德史书人物列传》（Individuals in Thucydides
），剑桥，1968年，第305—306页。关于阿斯提欧库斯之无能，更加详尽的论说参见《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2页。

[81]
韦斯特莱克断定，“修昔底德没有明说，也没有暗示说，斐林尼库斯此刻被反感阿尔喀比亚德的情绪所影响”（《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99页，注释1）。韦斯特莱克的观点没错，但我的观点是，修昔底德的叙述表明阿尔喀比亚德和斐林尼库斯之间存在宿怨是很有可能的。

[82]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2页。

[83]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2页。

[84]
Thuc.8.56.2.

[85]
Thuc.8.50.3；83.3.

[86]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1页。

[87]
为了证明第二封信是个计谋且是策划者故意为之，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1—102页）不得不作出了如下假定，但这些假定与事实证据并不尽相符。第一个假定是，斐林尼库斯给阿斯提欧库斯下达了攻击指令，这也许会带来伯罗奔尼撒人的失败，但修昔底德丝毫没有提到这个可能。第二个假定是，斐林尼库斯从一开始就想要警告雅典人受袭在即，催促雅典人修建防御工事。但是这与修昔底德的叙述正好相反。修昔底德的记载清楚表明，斐林尼库斯仅仅在得知阿斯提欧库斯正在反对他之后、阿尔喀比亚德第二封信函正在途中的时候，才警告雅典人受袭在即（Thuc.8.51.1；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9—120页）。修昔底德明显认为，斐林尼库斯如果不知道阿斯提欧库斯第二次背叛了他，定会对袭击保持缄默。

[88]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2—103页。

[89]
Thuc.8.50.5. 修昔底德说，阿斯提欧库斯把信函给了阿尔喀比亚德，但是显然，我们不能不认为阿尔喀比亚德顺便将这封信的内容也透露给了替萨斐尼。

[90]
韦斯特莱克（《希腊研究期刊》，第76卷，1956年，第103页）认为，阿斯提欧库斯出示第二封信，是因为他相信阿尔喀比亚德甚于相信斐林尼库斯，也是因为他“确信阿尔喀比亚德仍然倾向于斯巴达一方，也并不想使计谋为雅典赢得替萨斐尼的支持”。但事实上，阿斯提欧库斯不仅了解阿尔喀比亚德的双重背叛行为，自己也收到了斯巴达政府处死叛徒阿尔喀比亚德的命令。如果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阿斯提欧库斯还相信阿尔喀比亚德仍然忠实于斯巴达一方的话，那么他头脑简单到都不配为斯巴达人了。

[91]
Thuc.8.51.3.

[92]
关于替萨斐尼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分歧，参见8.56.2；关于使玛尼西亚使团及其结果，参见Thuc.8.56；关于斯巴达与波斯的新条约，参见Thuc.8.57—58。

第六章 政变

正当斐林尼库斯（Phrynichus）、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在萨摩司和玛尼西亚（Magnesia）相互背叛拆台之时，在雅典，反民主运动还在继续。萨摩司寡头运动派出以派山德为首的使团于12月抵达雅典；萨摩司使团很有可能在雅典待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在萨摩司和玛尼西亚之间书信往来之时。

[1]

要特别注意的是，萨摩司派出的这个使团对于后来人们重新开始怀疑阿尔喀比亚德并将他排除在寡头运动之外这一事件的进展一无所知。派山德及其使团必定仍然将阿尔喀比亚德及其承诺作为运动的核心内容来向城邦内的雅典人宣示。这就意味着，像色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一样的温和派，必定仍旧忠于革命，并愿意使用其不可小觑的温和派影响力来为寡头派原计划造势。这还意味着，参与寡头运动的真正寡头派得调整措辞来迎合参与寡头运动的那些温和派。

派山德使团到雅典后不久，就在公民大会发表了演说。

[2]

此次演说的核心思想是说，只有有了波斯援助，雅典才能得到拯救，并战胜伯罗奔尼撒人，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需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变更雅典政体。如果我们假定修昔底德措辞确实精确的话，那么，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描述政体变革（-131，132-）的词汇甚至较之前还要更加柔和委婉：为达到目的，雅典人必须“采用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政府”。

[3]

如此措辞当然是权宜之计，为了劝服冥顽不灵的雅典公民大会；同时，如此措辞肯定也受到了寡头派运动内部温和派的压力和影响。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提议仍然遭到强烈反对。许多人发言，反对对民主政体进行任何改变。阿尔喀比亚德的政敌们怒叱，说召回阿尔喀比亚德不啻羞辱律法；司掌密仪的贵族集团以宗教理由谴责这些提议。对于这些反对意见，派山德老练应对。首先，派山德有特殊优势——寡头派运动中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的特殊优势：人们仍然视他为“左派”，为民主派政治家，甚至为民众煽动家。

[4]

派山德是个民主党人，所以他比保守派人物更能令人听取这样不受欢迎的提议。此外，派山德长于辞令，是大会老手，这甚至比他的民主派形象还要有用。修昔底德的叙述表明，派山德站起来发言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反对、抱怨和打断，整个大会喧嚣暴乱。派山德的技巧实在行之有效，他逐一点名并质询这些质疑他的人们：当前，斯巴达有更多舰只、更多盟邦，还有波斯金援，雅典则舰只更少、盟邦更少，还没有波斯金援，在这种情况下，拯救城邦是否仍有希望？除了召回阿尔喀比亚德、争取波斯金援，质疑者是否有其他计划？答案自然是没有其他指望，于是，派山德绕回原点，给出自然而然的那个结论：雅典人必须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因为阿尔喀比亚德是唯一能够赢回波斯支援的人；雅典人必须更迭政体，因为这是阿尔喀比亚德要求的，也因为这样可以赢得波斯大王的信任。对于政体更迭，寡头派出于一己私利，温和派则是因为想要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而阿尔喀比亚德以之为人身安全的条件而准备接受这一变革。没有独立（-132，133-）证据表明波斯大王当真在乎雅典施行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无疑，是阿尔喀比亚德说波斯大王在乎雅典施行何种政体。

[5]

派山德提议政体更迭的措辞较之前更为审慎温和。派山德说，雅典人无法达到目的，“除非我们的统治更为明智，并更多地将公职交给少数人”。

[6]

所谓“更加明智”，原文是sophronesteron
，该词虽然含义基本是中性，但也能暗示寡头主义的成分。

[7]

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该词温和无害；但是，更加精明或知晓内情的人应当能够体味个中深意。第二个分句看起来是为了解释第一个分句，这样，整个计划就显得没那么咄咄逼人。这句话的意思仿佛是，民主政体将不会有任何改变，除了要限制一下担任公职的人。当然，仍会有不少人对这种限制感到不悦；但是，完全可以认为这种限制明智、必要、温和。反正财政已经枯竭，雅典又何来轻易偿付公职人员工资的能力？所以，为什么不将公职交给那些不指望藉任职获取贴补的人呢？这个办法对于温和派来说具有天然吸引力，很可能是在温和派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也很可能是以温和派为考虑而制定出来的。派山德最后总结道，危殆如当前，过多拘泥政体形式，不如重视城邦安全。派山德还狡黠说道，并且，如果大家真的不中意新的政体，那么随时复辟旧制即可。

[8]

派山德的最后一个说辞真是深入人心。修昔底德说，参与大会的公民对于派山德“所说的寡头政体”并不满意。修昔底德指的应该是那些能够理解“更加明智”个中深意的人们，而不是在说大多数人，因为最终公民大会还是接受了派山德的说辞。出席大会的公民被劝服，他们知道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拯救城邦；他们出于恐惧、同时也指望稍后复辟全面民主，于是就接受了这个提议。

[9]

大会投票，同意派遣派山德及另外10人前去与（-133，134-）阿尔喀比亚德和替萨斐尼（Tissaphernes）商谈，以“他们认为的最佳方式”。

派山德在公民大会大获全胜以后，转而处理这次运动中次要但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斐林尼库斯，作为阿尔喀比亚德敌人，他聪明又危险，仍然在萨摩司担任将军。在将军这个职位上，斐林尼库斯还能惹出更多麻烦。派山德控告斐林尼库斯，说他背叛伊阿苏（Iasus）和阿墨基司（Amorges）。修昔底德说，这些指控是假的；从字面上来看，这些指控的确不实。但是，对于导致失败的那些将军们，雅典人惯于指控他们叛国、贿赂、渎职。修昔底德自己就是这种习惯性指控的受害者之一。派山德采取了最狡黠的办法除去斐林尼库斯：攻击斐林尼库斯，说斐林尼库斯必须为伊阿苏的损失和阿墨基司的被擒负责。正如我们所知，拒绝与伯罗奔尼撒舰队在米利都开战的决策是斐林尼库斯一意孤行推动的，而这一决策正是雅典命运的转折。

[10]

雅典人不仅失去了占领米利都、平息叛乱的机会，伊阿苏和阿墨基司还因此被抛弃，小亚细亚西南海岸和南部海岸、以及重要岛屿罗德岛也就此一并丢失。从那以后，伯罗奔尼撒人重获开俄斯控制权，并得以将战争推进到海勒斯滂地区。把这一切帐都算在斐林尼库斯头上，并没什么大不妥；雅典人也是这么算这笔账的。雅典人投票罢黜了斐林尼库斯和一名同僚西戎尼德（Scironides）的指挥权，代之以狄奥梅冬和列昂。

[11]

派山德自己有秘密动机，原本就决意支持寡头运动，但雅典人对此却并不知情，自愿作出了罢黜斐林尼库斯的决定。雅典人废黜斐林尼库斯等人，却代之以列昂和狄奥梅冬这两个死硬民主派，这表明，民众仍然能够自由投票。

[12]

因此，雅典民众必定之前就对斐林尼库斯感到愤怒，而派山德就利用这愤怒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4，135-）

在离开雅典之前，派山德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派山德走访了许多政治党社。雅典的此类党社历史悠久，派山德走访这些党社，以求必要之处予以互助，譬如在法庭与公职竞争中。在民主政体中，参与秘密党社、由盟誓紧密连结起来的贵族们往往倾向于寡头政体，尽管在平时他们并不能够以此倾向为行动准则。

[13]

但是，411年2至3月间并非“平时”，所以，当派山德走访这些党社、力劝他们团结起来“共同谋划、推翻民主”的时候，派山德所听到的，应当是一拍即合的声音。显然，派山德是独自走访这些政治党社的，他身边并没有寡头运动同党，特别是那些立场不同、更加温和的人。因为走访党社时独自一人，派山德就开诚布公了。派山德后来的举动表明，他全心支持推翻民主政权、代之以少数人执掌的寡头政权，并在这个寡头政权中取得显要地位。在这里，我们不该忘记的是，从一开始，更迭政体的运动就是由立场不同、目标迥异的两个派别发起的。派山德完成了他在雅典的任务之后，召集他那10个使节一起，前去见替萨斐尼了。

派山德使团来到了替萨斐尼府上——很可能又是在玛尼西亚。

[14]

派山德使团看到，节度使替萨斐尼在场，阿尔喀比亚德却仍然坐着，还当着节度使的传声筒，如此权势与影响力势必令派山德使团印象深刻。修昔底德的记载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节度使沉默不语，阿尔喀比亚德独自与使团商谈。我们难免不认为，机智的雅典人阿尔喀比亚德掌控一切，波斯节度使替萨斐尼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在替萨斐尼面前的地位”，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不甚牢固”。

[15]

虽然自阿尔喀比亚德找上替萨斐尼以来，这显然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矛盾；但就修昔底德的描述来看，事情看起来是这样子的：到目前为止，阿尔喀比亚德影响力很大，替萨斐尼对其非常信任和尊重：“阿尔喀比亚德成了替萨斐尼在所有事务上的军师［adviser，原词是didaskalos
，该词的本来意思是教师或教员］”；“他信任阿尔喀比亚德，因为阿尔喀比亚德能提供好的建议”。阿尔喀比亚德力劝节度使替萨斐尼支持雅典一方，替萨斐尼“（-135，136-）对阿尔喀比亚德言听计从”。

[16]

到这时为止，阿尔喀比亚德进展异常顺利。阿尔喀比亚德给替萨斐尼的建议——削弱双方——受到赞许。阿尔喀比亚德受到鼓舞，认为自己可以胜利回到雅典，于是改弦易辙，力劝节度使替萨斐尼支持雅典。这一次，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再次被节度使替萨斐尼接受。在萨摩司与同党沟通时，阿尔喀比亚德大概认为自己确实能够兑现承诺，争取到波斯的支援。但是现在，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替萨斐尼回心转意，想要削弱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双方，阿尔喀比亚德与其的关系也变脆弱了。

是什么让替萨斐尼心意转变？修昔底德只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节度使替萨斐尼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恐惧增加了，

[17]

但是这个解释，即便退一步说，也莫名其妙。替萨斐尼曾经表示，愿意听从阿尔喀比亚德建议、“只要有可能就”转向支持雅典一方，即便“他害怕伯罗奔尼撒人，因为伯罗奔尼撒人在此处比雅典人拥有更多舰只”。从那个时候到此刻，伯罗奔尼撒人的海军优势并未得到增长，并且事实上，伯罗奔尼撒人的总体情况还有所恶化。伯罗奔尼撒人在罗德岛败给雅典人，被封锁在罗德岛，他们把舰只拖到岸上，摆出辱敌之势，防止数目并不占优、但时时盯住他们的雅典军队对他们发动攻击。

[18]

伯罗奔尼撒人在开俄斯遭到重创，将军也因此阵亡；雅典人控制了陆地与海洋；开俄斯人的状况看起来毫无希望。

[19]

替萨斐尼显然不用像以前那样害怕伯罗奔尼撒人，所以，对于替萨斐尼转变态度的原因，我们仍需寻找其他解释。唯一的可能存在于斐林尼库斯和阿斯提欧库斯之间花招迭出的书信往来。我们有理由假定，在阿斯提欧库斯向替萨斐尼透露阿尔喀比亚德的计划之前，替萨斐尼对阿尔喀比亚德的计谋一无所知。阿斯提欧库斯所透露的消息定然使替萨斐尼对他那机智又靠不住的军师大失信心。这样一来，阿尔喀比亚德在萨摩司雅典要人那里影响日减，萨摩司雅典要人们也必定会开始怀疑阿尔喀比亚德将来的用处。替萨斐尼很可能决定不要再这样信任阿尔喀比亚德，也很可能同时决定暂时采取更加中立的政策。也许，替萨斐尼可以利用阿尔喀比亚德来迫使雅典人让步，从而避免（-136，137-）不必要的战斗与支出。不管怎么样，在这次会面之前，替萨斐尼肯定已经将自己态度和政策的转变告知了阿尔喀比亚德，因为雅典流亡者阿尔喀比亚德担任了替萨斐尼的传声筒。

因此，会见开始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已经知道自己无法兑现承诺，节度使替萨斐尼的要求绝非雅典谈判者所能接受。在绝境之中，阿尔喀比亚德只能祈求雅典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并误导他们去相信，阿尔喀比亚德对替萨斐尼仍有相当的影响力。

[20]

阿尔喀比亚德现在的目标是，既然谈判注定失败，那么就得使这失败看起来是由于雅典人不愿接受条件所致；阿尔喀比亚德还有个目标是，既然他断然无法笼络到替萨斐尼，那么就要扮出是自己因为雅典人态度而决定不再笼络替萨斐尼的样子，决不让人看到笼络不到替萨斐尼的真实原因是他自己的无能。

谈判过程并不简单，前后共计3次。

[21]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替萨斐尼要求雅典人放弃整个爱奥尼亚。可以假定，这就意味着雅典必须放弃小亚细亚西海岸的所有城邦，而这是其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替萨斐尼还要求雅典人放弃“接壤岛屿和其他东西”。这将包括许多重镇、帝国岁入的许多重要来源地，包括罗德岛、萨摩司、开俄斯、列斯堡岛（Lesbos）。尽管接受条约就意味着雅典将损失重大，但使节们仍然接受了替萨斐尼的要求。然而，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判中，阿尔喀比亚德替节度使替萨斐尼提出了一个要求，这次雅典人拒绝了。他要求雅典人允许“波斯大王建造舰只，并能够沿着自己的海岸航行，想去哪里就去那里，想造多少艘就造多少艘。”

[23]

（-137，138）

开始的时候，事情看起来就像是雅典使团刚刚吞下一头骆驼、却揪住一只蝼蚁不放：雅典人当然没有权利阻止波斯大王在自己岸边的海域里做任何事情。但事实却是，一方面，波斯人从480/479年以后就失去了对爱琴海岸的制海权，但另一方面，波斯人至少仍然控制了小亚细亚北边海岸面向海勒斯滂的大司叙里昂（Dascylium），还控制着南岸的一些港口。波斯人也许曾将船只驶入爱琴海和海勒斯滂，但是自从该世纪中期以来，波斯人已经很久没染指这些水域了。最可能的解释应该是，波斯人受到《卡利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
）的约束而无法染指这些水域；波斯人与雅典人大约于449年签订了卡利阿斯和约。

[24]

不管雅典人和波斯人是不是真的签订了正式条约——关于这一点，争议从未停止——但波斯人似乎在事实上接受了条约中的条款。40年来，波斯舰队从未威胁雅典安全，但是现在，波斯大王想要有所改变。就算是对伯罗奔尼撒人打场胜仗，他们也无法藉此达成这样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将允许波斯舰队驶入爱琴海与海勒斯滂，他们可以切断雅典供给线，在任何时候攻击雅典及其盟邦。雅典使团无法接受这样的条款，因为自由的雅典公民大会不会接受这样的条款。雅典人对阿尔喀比亚德感到愤怒，拒绝继续商谈，谈判就此破裂。雅典人觉得被阿尔喀比亚德骗了，认为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劝服替萨斐尼，劝其提出让雅典人能接受的条款。不管怎么说，阿尔喀比亚德至少成功维持了替萨斐尼仍然受其影响的假象。

[25]

使团备受挫折，十分恼怒；使者们于3月末回到萨摩司。

[26]

惨败于替萨斐尼府上之后，他们与阿尔喀比亚德的商谈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寡头派运动内部讨论结果是“孤立阿尔喀比亚德，因为他不肯加入他们，也因为他不适合加入寡头政权”。

[27]

阿尔喀比亚德在谈判中的表现让绝大部分与谋者觉得，阿尔喀比亚德不过是在骗他们，他并不想去争取替萨斐尼和波斯人。这反映了某种早已有之的看法。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138，139-）阿尔喀比亚德是如此野心勃勃，如此自我中心主义，绝不可能成为一小群彼此平等相待的掌权者中的一员，因此，他不配进入寡头政权。与谋者抛弃了阿尔喀比亚德，也就放弃了获取波斯战争支援的希望，但是，与谋者没放弃更迭政权的计划。相反，与谋者势成骑虎，情势危险，不得不勉力向前，努力成事。

与谋者如此惊惧，危险来自何处？他们已经公开了更迭政权的计划，因此，雅典人，无论是在萨摩司的雅典人、还是在雅典的雅典人，对此都已悉数了解。因为革命原本是为了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赢取波斯支持，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实现，所以革命运动的与谋者宣布放弃革命计划，这应该本不会令他们陷入过于危险的境地。但事实上，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赢取波斯支持，不是他们，而是温和派三列桨战舰舰长色拉叙布卢斯所做的事情；随着革命运动逐步推进，色拉叙布卢斯在运动中将无立足之地；后来，色拉叙布卢斯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成为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头号反对者。

[28]

此外，革命运动初期的那些温和派很可能也都在与阿尔喀比亚德和替萨斐尼的谈判失败后退出了革命运动。然而，仍然参与运动的人们还是相信，为了雅典的安全和他们自身的福利，他们需要有所改变。我们知道，在改革党中，有些人是矢志不渝的寡头派；对于这些坚定的寡头派来说，政权更迭本身就是他们的目标。在改革党中，可能还有一些人会认为，如果没有波斯援助，那就需要开源节流，当前完全民主政权所必需的部分公共开支必须削减甚或取消。我们无需将继续留在革命运动中的人都想象成立场坚定的极端寡头派，也能够理解为何这些人既知原有计划的一部分不能实现，也不愿意放弃原有计划的其他部分。然而，此时此刻，这部分改革党已经失去了他们最为人称道和接受的改革理据。自此以后，改革党清楚，他们必将遭受更大的阻力与敌意。此外，色拉叙布卢斯——也许还有其他和他立场差不多的温和派——的离去，令改革党处境更为险峻。色拉叙布卢斯知道与谋者都有谁，也清楚与谋者所谋为何。他既有地位，又具才干；他与革命分道扬镳，也就意味着他可能转而对革命运动发起攻击。既然改革党不愿意放弃革命，那么危险就在所难免。改革党决心继续革命，决心殚竭自己的金钱及其他资源来坚持战争。

[29]

（-139，140-）

第一步，改革党寻求安全之举始于萨摩司，他们要令萨摩司局势稳定下来。改革党设法更加牢固地控制陆军里的重装步兵。比起舰队里那些没什么财产可言的水兵来，这些人天生就是他们的支持者。

[30]

接着，改革党同萨摩司的“雅典要人”密谋在萨摩司建立寡头政权。

[31]

倘若萨摩司政府与他们作对，倘若没有雅典军队的重装步兵团支持，革命运动就没有将来。

第二步，改革党要得到安全，就必需将雅典自身置于控制之下。为此，派山德及其替萨斐尼使团中的一半人驶回雅典。改革党寻求安全的第三步：在雅典帝国的城邦里建立寡头政权。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含有这重目的；虽然斐林尼库斯提出了种种反对意见，但是与谋者仍然坚信这一任务会成功。

[32]

派山德及其使团中的五人一面往归雅典，一面遍访途径的所有盟邦。派山德使团中的另外五人则分散到雅典帝国的各个地方，试图建立寡头政权。

[33]

显然，与谋者认为，这是拯救帝国之道，也是继续战争之法。

派山德及其使团成功在沿途盟邦建立了寡头政体，甚至顺便募集了一些重装步兵，赴雅典协助他们。

[34]

然而，关于这些政权更迭的较详尽叙述，修昔底德仅涉一例，并且这还是个失败的例子。原本，雅典将军迭忒勒夫（Dieitrephes）正从开俄斯前往色雷斯赴任，他参与了革命运动。迭忒勒夫到达塔索斯（Thasos）后，推翻了民主政权，建立了寡头统治。然而，两个月后，寡头派与同党所率领的部队会师——这些同党是被民主政权赶出来的，他们被迫流亡伯罗奔尼撒半岛。寡头派甫一履新，就在岛上针对雅典设防，同时，他们的同党还引科林斯将军替摩劳斯（Timolaus）率领的舰队入港。塔索斯的寡头派们（-140，141-）不再需要臣服于雅典的“贵族制”，因为他们能够通过与斯巴达的合作来拥有“自由”。

[35]

有证据表明，新政府含有三百人议事会，这个议事会后来流放了亲雅典的民主派，并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

[36]

然而，雅典寡头派发现，结果令他们惊诧又失望：印证了斐林尼库斯的悲观预言，想要通过建立一系列寡头政权来维持帝国，很难奏效。修昔底德明确赞同斐林尼库斯的观点。修昔底德认为，塔索斯事件正是发生在其他属邦的事情的一个典型：“这些城邦一旦有了权力比较集中的政府，人们的行动不怕受别人斥责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走向绝对自由的道路上，一点也不受雅典人作为‘改革’提出来的空想的诱惑了——那诱饵就是似是而非的‘优诺弥亚’（eunomia
）。”

[37]

斐林尼库斯认为，无论政体形式是什么、党派利益是什么，比起这些来，希腊人更重视城邦的独立。但塔索斯寡头派很可能并不相信雅典寡头派的诚意，或者至少，他们不相信雅典寡头派有能力赢得与根基牢固的雅典民主政权的斗争。

[38]

因此，塔索斯肯定不是斐林尼库斯这个一般化理论的成功案例。看起来，塔索斯反而印证了斐林尼库斯说过的另外一番话：帝国城邦里的上等阶层完全不把雅典贵族视为他们的天生盟友与自然救赎，反而觉得这些人与民众是同声一气的，还认为他们一旦逃离了民主政体的制约，很可能会变成更残暴的统治者。

[39]

塔索斯寡头政权叛离雅典同盟，此事很可能发生在7月下旬；但在5月的时候，派山德使团正前往雅典，一路推翻民主政体、募集支持他们的重装步兵，情况看起来很有希望。

[40]

派山德到达雅典，发现计划得以迅速且顺利推进。派山德的布道在贵族党社里的富家子弟那里，得到了热烈反响与有效回应。一群年轻人策划并执行了几桩谋杀，其中最出名的一桩是谋杀当时的民主派领袖安德罗克勒斯（Androcles）。（-141，142-）

[41]

修昔底德记载了安德罗克勒斯遭到谋杀的两个理由：一是因为安德罗克勒斯是个民众煽动家，二是因为谋杀者想讨好阿尔喀比亚德，他们认为阿尔喀比亚德会带着替萨斐尼的友谊回到雅典。这说明，派山德使团还没有把替萨斐尼府里谈判破裂或与阿尔喀比亚德出现分歧的消息告诉雅典的同党。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没有及时告诉他们是派山德使团刻意为之。在雅典，比起愿意限制民主政体——无论这限制措施有多么严苛、要持续多久——来求得波斯的战争支持的人来说，全心全意投入寡头事业和政治投机事业的人是要少得多了。如果派山德使团把这些消息告诉他们在雅典的同党——革命运动已经与阿尔喀比亚德分道扬镳，得到波斯援助的希望已经破灭，接下来的革命就将是为了建立寡头政权而无他——，革命运动中的温和派一定会与他们分道扬镳；就像萨摩司的温和派所做的那样。

因为雅典的与谋者并不清楚革命运动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雅典与谋者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他们公开提出，“除在军队服务的人以外，一律不得支取薪金，参加政权的人只以5000人为限，这些人应当是在资格上和财产上最能为国家服务的人。”

[42]

修昔底德认为，这番话不过是用来欺骗民众、隐藏与谋者真正意图的表象，而与谋者的真正意图是攫取全部政治权力于自己手中。

[43]

然而，修昔底德又一次忽视了革命运动中两股力量之间的严重分歧：一股力量是真正的寡头派及其机会主义同党，另一股力量是温和派。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歧一直存在；而在411年接下来的全部时间里，我们也将继续观察到这种分歧的种种迹象。

[44]

对于年轻与谋者——看起来，这些年轻人属于革命运动中最极端的那些人——在雅典开诚布公说出的这些温和政策提议，我们不应将其理解为伪装。我们应该记得，（-142，143-）2月份、3月初，当雅典的与谋者还在听取派山德“布道”的时候，当阿尔喀比亚德出发去会见替萨斐尼的时候，那时，革命运动仍旧计划迎回阿尔喀比亚德，并仍然能够得到诸如色拉叙卢斯（Thrasyllus）等温和派的支持。那时，整个革命计划还带有温和派的标记，所以，他们的政治理念一如没有派山德时的那些公开言论，也在情理之中。对于寡头派来说，这些话可能不过是遮羞布，但对于温和派来说，这些话确是他们心中所想。雅典的革命分子没有得到计划更迭的消息，也不知道革命已经偏离了温和派的目标，所以，他们仍旧推行温和的革命计划——无论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无论他们自己是温和派，还是激进的寡头派。

修昔底德提到了谋杀安德罗克勒斯的两个动机，但是他的叙述意味着还有第三个动机。我们不应当忘记，这次谋杀只是一系列谋杀中的一起，这一系列谋杀“秘密除掉了其他一些因为同样的缘故令他们觉得碍事的人”。

[45]

这一系列杀戮似乎出于精心策划的恐怖政策，这种恐怖政策的目的应当是镇压反对声音，为推翻民主政权铺平道路。修昔底德生动描绘了该项恐怖政策杰出的实施效果。公民大会和贵族议事会仍然召开会议，但会议已经被革命分子操纵，只有这些人在会议上发言，这些人还全面控制了会议议程。反对声音消匿，因为人们感觉到革命计划拥有相当广阔的民意基础，也因为人们感觉到纯粹的实质恐惧：“如果有人真的敢说反对他们的话，他们就马上用适当的方法把他杀死。”

[46]

“没有人去追究这种罪犯，或向有嫌疑的人提出控诉。人民默然无言，他们是在这样恐怖状态中，以致他们……以免于祸害而私自庆幸。”城邦的巨大规模导致雅典人互不相识——这种互匿名性在古希腊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的，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因为人们不难想象陌生人就会是个革命分子，不难想象革命已经势成燎原，而他们无从确认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甚至民主党人相互之间也产生了疑惧，因为连最不可能参与革命的人也明显参加了这场运动，比如出名的民众煽动家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在此之前，派山德和斐林尼库斯会涉足寡头政权，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些人使人民大众彼此不信任，使少数人获得安全，（-143，144-）因为他们在在民众会议中，使彼此互相猜疑成为既定事实。”

[47]

这就是派山德使团回到雅典、准备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推翻民主政权时的雅典情势。因为与谋者并不准备用赤裸裸的权势或用与权势相结合的阴谋诡计来夺权——在历史上的其他政变中，这种做法屡见不鲜——所以，恐怖阴云弥漫雅典。与谋者计划在夺取城邦控制权的过程中，尽可能表现得行为合法，遵循应有的宪法程序。在民主传统和程序正义实践长达一个世纪的国度里，以这种方法来进行政变无疑是明智的。改革党召开公民大会，履行了使用法定手段更迭政体的必要预备步骤。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他们提议，为了实现国家善政，选出10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syngrapheis
）；为了实现国家善政，这10位起草委员将被授予“全权”（意思大概就是，无论起草委员做出什么提案，贵族议事会都必须将这些动议提交公民大会进行讨论）。

[48]

此外，起草委员要在一个规定的日期里在公民大会上宣读他们的提案。

[49]

我们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只能得知，雅典民众因为恐惧的缘故接受了这些提案。

亚里士多德讲述的情况与修昔底德大体相同，但是亚里士多德记载了修昔底德没有提到的一些细节。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这些细节当中，有一个事实与修昔底德所叙述的情况有所出入；同时，亚里士多德有异于修昔底德的这个史实细节为我们所描绘的雅典民众的情绪和动机，与我们在修昔底德那里所读到的也完全不一样。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说，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动议最先由密罗比乌斯（Melobius）在演讲中提出，然后由安纳斐里斯图德谟的派所多鲁斯（Pythodorus of Anaphlystus）正式提出动议。

[50]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起草委员会由30人组成，10人为在位贤哲（probouloi
），连同其他20人，所有人年纪都超过40岁。这30名起草委员必须起誓，把他们认为对城邦最好的办法写入提案，“拯救城邦”。

[51]

动议还提出，除起草委员之外，也应当允许所有人自由提出他们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这样，公民大会（-144，145-）才能从中选出其中的最佳方案。刻莱托丰（Cleitophon）给该动议加上了一个额外条款：他要求“起草委员会”考察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建立民主政体时所订立的“祖先的法律”（patrious nomous
），以助益其思考。据亚里士多德说，科辽丰提出这点的理由是“克里斯提尼宪法不是一部民主宪法，而是类似于梭伦宪法”。

[52]

自从载有这部被归在亚里士多德或亚里士多德学派某位作者名下的《雅典政制》的纸草文献出土，学者们就陷入了挣扎：在记载411年诸事件的古代文献中，是采信《雅典政制》，还是采信修昔底德史书，亦或是想办法解释这两套体系中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这两套记载体系之间互相矛盾的地方是没办法解释得通的。

[53]

修昔底德将这场政体更迭描述成通过恐怖、权力、欺诈手段所实现的一场政变；而亚里士多德把这次政体更迭描述成了从容又合法的转变。无疑，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图景要比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更加可信。修昔底德记载的谋杀、恐吓、还有其他的非常事件——尽管亚里士多德省略了——无疑都是真实发生了的；这些事件能够解释当时民众的恭顺恐惧之情，解释力和说服力远远超过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人们相信，如果他们将自己的国家改成一个寡头政体，那么波斯大王就会在战争中支持他们。主要是这样一个信念说服了大多数人。”

[54]

然而，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正确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宪法起草委员会是由30人组成的，而非10人。

[55]

这个数字无疑是正确的。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有10人是那些贤哲。在革命运动的领袖看来，他们代表了明智的政治判断。我们知道名字的贤哲只有哈格浓（Hagnon）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56]

哈格浓和索福克勒斯都是备受尊敬的人，无疑，其他贤哲同样也是备受尊敬的人。这样一些人能够展示一种合法性与持续性，对民众多少有些慰藉作用。任命一个特别起草委员会，这种举措（-145，146-）并不罕见。人们完全可以争辩说，贤哲委员会的设立就是一种战时紧急措施，这种措施限制了民主政体，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民主政权，所以现在对新的政体再进行一些改变，同样可以是温和而没有威胁的举措。这次的起草委员会同样包含了这些深受信赖的长者，人们早就知道他们忠诚又不惹人厌。哈格浓和索福克勒斯都是老派伯利克里党，“两人都不大可能是积极的寡头派”。

[57]

然而，委员会里还有其他20人，他们很有可能是极端寡头派任命的，贤哲在人数上不敌他们，在气势上也被震慑。这20个人中也许就有极端寡头派，甚至可能包括派山德他自己。

[58]

亚里士多德记载了一个故事，反映了贤哲们接受这项新职责时的心态。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派山德与索福克勒斯之间的对话。派山德问索福克勒斯和其他贤哲有没有一同投票赞成建立四百人议事会；索福克勒斯承认，他投票了。“什么？”派山德问道，“那看起来不是件邪恶的事情吗？”“是”，索福克勒斯回答道。“所以你自己也做了这件邪恶的事情？”“是”，索福克勒斯说，“因为能做的事情当中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59]

这次会面很可能发生于四百人政府被推翻不久，也许就发生在四百人政府被推翻之后的那几月里。

[60]

索福克勒斯为四百人政权的建立出过力，在四百人政权蒙羞垮台之后，他无疑有理由要表白一番，说明自己当初出力时也并无热情。即便如此，我们也不难相信，索福克勒斯所言不虚。索福克勒斯在411年前后的政治生涯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都证明他是个寡头派。除了411年的这些事件之外，他一生都生活在生机勃勃的民主政权治下，是备受尊敬甚或受到尊崇的人物，而这样生机勃勃的民主政权是不会放过那些企图发动寡头政变的人的。我们可以假定，索福克勒斯同其他贤哲以及雅典的其他温和派一样，在危殆的眼前情势之中看不到其他出路，只能选择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寄希望于他能带回波斯的援助。索福克勒斯的言辞表明，他知道有些人怀有私心，也并不赞成这些私心，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冒险与这些怀有私心的人合作，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保障城邦安全。

[61]

（-146，147-）

在约定的那天，公民大会再次召开，但不是在往常开会的地方，卫城边的庇尼刻斯（Pnyx beside the Acropolis）。这次会议在一座小山上召开，小山名字叫作“克罗努斯·西庇乌斯”（Colonus Hippius）。这座小山离城内一英里多远，那里有海神波塞冬的神庙，复仇三女神优美尼德（the Eumenides）的神庙，普罗米修斯的神庙，或许还有一处圈地场所，可以用来召开规模不是太大的会议。

[62]

没有文献告诉我们，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为什么变化，或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来开会。公民大会有时候确实不在庇尼刻斯召开，但在公元前5世纪，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并且公民大会也从来没有在克罗努斯召开过。现代学者猜测，选择这么一个地点召开会议——这个地点位于城墙之外，斯巴达人从德西利亚（Decelea）要塞过来，在亚狄珈地区横冲直撞——，没有武装的雅典人——也就是雅典的穷人——就不敢前来开会了；现代学者还猜测，因为危险，所以可以名正言顺地弄来一队武装人员，恫吓住雅典人。

[63]

与谋者可能确实有这种考虑，但即便单单将会议从一个熟悉且舒适的环境换到一个不寻常又不熟悉的地方，就足够令普通雅典人和并未参加革命的政治家感到不安，这样，派山德及其同党就更方便掌控局面了。古代文献也没有告诉我们更改开会地点的托词是什么，但是只要有贤哲的支持，革命运动的领袖很容易就能说服贵族议事会的执行委员，按照自己的意愿更改地点。

宪法起草委员会是否研习了“克里斯提尼的祖先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似乎不需要研习这部祖先的律法。起草委员既没有提出什么“善政之道”，也没有提出任何“救赎之法”，不过只提了一个动议：“允许任何雅典人提出任何建议而不受惩罚”。宪法对非法提案的现有常设性限制条款“司法核覆程序”（graphe paranomon
）被悬置，任何试图援引使用司法核覆程序的人都将受到严厉处罚。（-147，148-）

[64]

修昔底德很肯定地说，起草委员会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提案。

[65]

也许起草委员们并没能就提案达成一致；有些人想要一个少数人掌控的寡头政权，有些人比较倾向于温和的改革，还有一些人反对对政体作任何更改。

[66]

更加可能的情况是，与谋者想要的不过是为接下来的改革动议移除法律障碍，他们从起草委员那里得到的正是他们想要的。而这些起草委员呢，并非铁板一块，或狂热，或顺从，或备受恐吓。

邀请所有雅典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出方案，意味着言论自由的氛围；然而，克罗努斯会场的险恶氛围及紧张管控与言论自由气氛大相径庭。唯一的发言人是派山德，这次，他把改革计划全盘托出了。

[67]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为与战争无关的公共服务支付报酬将被禁止，除了9名执政官和贵族议事会执行委员以外，他们是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国家首脑，每日薪金也将仅仅为3个鸥帛。

[68]

除此之外，改革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要成立四百人议事会，“权宜虑妥，全权统治”。

[69]

议事会中的400人将以最不同寻常的方式产生。公民大会将选出5人作为“主席团”（proedroi
），主席团又将选出100人，这100人又将各自选出3人，凑满议事会中的400个名额。受到威胁的（-148，149-）公民大会将选出与谋者指定的五人主席团。由具有重装步兵军籍及以上阶级身份的公民组成的“五千人大会”（the Five Thousand）——这已经在之前的讨论中被公开提及了

[70]

——也即将被召集；四百人议事会得到授权，能够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随时召集五千人大会开会。

[71]

公民大会毫无异议地通过了这些措施，然后散会。统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民主政权即将被这样一个政权替代，它将较低阶层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将当前的国家管理职能交给了少数人掌权的寡头政权。

修昔底德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很久之后动笔写下这些事件的，他完全清楚这些事件后来是如何发展的。修昔底德知道眼前景象的本质就是建立四百人寡头政权，所有关于五千人大会的内容都只是烟幕，欲盖弥彰。但是，如果不能未卜先知的话，那么，在当时置身其中的人看来，革命计划与温和派的计划是一致的，而温和派的计划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基础。革除除了与战争有关的公共服务之外所有公共服务的薪给，建立由具有重装步兵军籍及以上阶级身份的大约5000人组成的有效的公民统治机构，原本就是温和派计划之中的内容。增加一个人数更少的四百人议事会，暂且将操作性事务交给他们，直到五千人大会履职，这样的补充性措施是完全合理的。这些措施不会令参与革命运动的温和派们感到焦虑。唯一的问题（-149，150-）在于如何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如何赢得波斯支援。派山德及其同党已经清楚，这不再是计划的一部分了。那么，在雅典的温和派是否清楚这一点呢？我们不能肯定，因为我们不知道与替萨斐尼谈判破裂的消息是否已经从萨摩司传到了雅典。如果这一消息还没有传到雅典，那么派山德定能完美掩盖事实，不让革命运动中的温和派知道这件事，一如他不让民众知道这件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温和派与激进寡头之间的革命合作就没什么问题，我们无需作任何解释。然而，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温和派们已经听说了与替萨斐尼谈判破裂的消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温和派继续与派山德及寡头们合作，其理由何在？理由可能和修昔底德解释萨摩司的革命运动成员为何在谈判破裂之后作出那样的决定的理由一样：“因为他们势成骑虎”，只有勉力向前才更为安全。

[72]

也许，我们还能使用另外一个理由来为之解释，而这个理由与修昔底德所说的上述理由并不矛盾。温和派们，尽管他们应该是希望能够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获得波斯援助的，但是他们仍然更加倾向于停止在非军事职务上浪费公帑、同时将有效公民权限制在有财产阶层手中，作为帮助雅典渡过危机、赢得战争的策略。

修昔底德决定在此处对那些领导革命、推翻民主的人来作一番描述：派山德，斐林尼库斯，安提丰（Antiphon），塞剌墨涅斯。

[73]

在后面的篇章中，修昔底德将四百人议事会中后来参与推翻这个寡头政权的那些人描述为自私自利的投机分子，说他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一己野心。

[74]

至于斐林尼库斯和派山德，没有理由认为修昔底德对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斐林尼库斯，正如我们所见，曾经是民主派的政治家，他参加了411年的推翻民主政权的运动。

[75]

到了此刻，斐林尼库斯已经成为最狂热的寡头政权支持者，这是因为“他害怕阿尔喀比亚德会发现他与阿斯提欧库斯在萨摩司的叛国交易，他还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寡头政权会召回阿尔喀比亚德”。

[76]

这样一个自私动机的解释，与修昔底德指出的其他任何与谋者的动机明显是一样的，与我们目前所知的其他信息也没有矛盾冲突的地方。（-150，151-）

至于派山德的动机，修昔底德几乎只字未提，只说他是与谋者中最为活跃、最为知名的一个，“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在阴谋摧毁民主政权的运动当中，他都是公开表示要废黜民主政治的最狂热分子”。

[77]

在420年代，派山德还拥有民众煽动家的名声，415年那几桩丑闻中，他政治迫害他人时那肆无忌惮的狂热行径正与其名声相符。派山德应该是在西西里惨祸之后诚心转向寡头政治，又或者，他可能将寡头革命看作是个人获得拔擢的千载难逢之机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派山德在411年之前的政治生涯中并没有显示出他献身于政体变革的意愿；因此，派山德的行为的确是机会主义的。

[78]

安提丰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斐林尼库斯和派山德早在政变之前就已经是活跃的知名政治家，安提丰却一直在幕后工作。安提丰似乎是雅典第一个职业的演说辞作家。修昔底德称安提丰为“最会在法庭和公民大会助人获胜的人”。不难推测，安提丰的这项才能主要服务于上层阶级，因为我们知道，安提丰“因为其狡黠而成了大众疑惧的对象”。

[79]

也许正是因为大众对他产生了疑惧，所以安提丰本人并未涉足雅典喧嚣的政治生活和法庭舞台。他花了大量时间，为推翻民主政权出谋划策，“谋划了整个事件，事件最终发展到这个节点，那路径也是经由他指挥的”。这样的说法予人之印象便是安提丰是政变阴谋的幕后操纵者，而派山德之流在这场阴谋中不过是受到操纵的棋子。我们所了解的那个安提丰，确乎是真挚投身于推翻民主政权、代之以少数人掌权的真正寡头政权这项事业的。为了这项事业，安提丰愿意长久等待，艰苦努力，静待成事之日。为了这项事业，安提丰愿为成事之日付出任何无情无畏的举动。修昔底德表达了对安提丰的热烈赞美，称他为“当时在美德方面不输于任何人，是最会构思（-151，152-）点子并用演说表达出来的人”。“美德”（arete
）一词有多重含义；对于修昔底德史书的读者来说，“美德”一词被用来表达多个方面的杰出品质：勇气，高贵，道德。尽管安提丰后来被宣布犯有叛国罪并因此被处决，尽管修昔底德赞同的是安提丰的寡头政权被推翻之后的那个政权，但是，修昔底德赞美安提丰的那些方面，却也正是他留着用来赞美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伯利克里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安提丰并不只是一个投机分子。

[80]

而塞剌墨涅斯——那个被修昔底德描述为“演说与判断能力超群的人”——最后成为了这四名革命领袖当中最为重要、最富争议性的一个。政变发生之后还不到一年时间里，斐林尼库斯和安提丰已经不在人世，派山德也流亡了，再也没有回到雅典。可是，塞剌墨涅斯在403年去世之前，一直活跃在雅典的公共事务中，并发挥了重大作用。先是，塞剌墨涅斯出力建立了四百人议事会的寡头政权；后来，为了建立一个更加温和的政权，塞剌墨涅斯又成为了推翻这个寡头政权的主要推动者。而当这个更加温和的政权被推翻、新的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塞剌墨涅斯又在其中担任了将军、三列桨战舰舰长等职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与斯巴达议和，并参与和约签署之后的三十僭主统治，最后因为反抗三十僭主的出格统治而牺牲，成了民主的烈士。因为塞剌墨涅斯能屈能伸，在多个政权掌权时都曾经任职，在多种险境之中都能安全渡过，所以，塞剌墨涅斯在某些人那里得到了一种易变节、够圆滑的政客名声，这类型的政客不论情势如何，总能保障自身地位的安全。

[81]

三十僭主中极端派的领袖克里提亚斯（Critias）管塞剌墨涅斯叫“戏靴”（kothornos
）。那是一种悲剧舞台上的厚底高靴，不分左右脚，“因为戏靴能穿在两只脚上，而他就是个两面派”。

[82]

吕西阿斯（Lysias）猛烈攻击塞剌墨涅斯，说他是个利己的伪君子，对于任何政体、任何原则都漠不关心，随时愿意为了自身利益去牺牲任何原则、牺牲曾经是朋友和同党的人。

[83]

阿里斯托芬的嘲弄意在引起大笑，或至少博得莞尔；他的话并不能证明这就是塞剌墨涅斯所拥有的整体名声，也不能证明如果这真是塞剌墨涅斯的名声，这种名声就是公允的。此外，我们还必须记得，阿里斯托芬的《蛙》是在阿吉努赛事件（Arginusae）之后立即上演的，而塞剌墨涅斯和其他与他一样的三列桨战舰舰长——如色拉叙布卢斯——刚刚逃脱了惩罚，而他们的上级军官却被判了死刑。克里提亚斯对塞剌墨涅斯的这番评价是在一篇演说当中作出的，而这篇演说直接导致了塞剌墨涅斯被定罪、处决。（-152，153-）而吕西阿斯呢，则是因为他与为自己辩护的伊拉托斯提尼（Eratosthenes）打官司，所以需要抹黑塞剌墨涅斯的名声。吕西阿斯之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伊拉托斯提尼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塞剌墨涅斯派别的一员，而人们因此认为伊拉托斯提尼是在为自己辩护，这恰恰说明塞剌墨涅斯牺牲之后，他在重建的这个民主政权当中威信是如此之高，高到单凭这名声就能够庇护其同党。这些批评指控本身的可信性并非无暇，因为作出这些批评指控的人本身就不可靠，也因为作出这些批评指控的情势本身也会对这些指控的可信性产生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说，古代文献中有一条信息脉络，给予塞剌墨涅斯以最高的评价。狄奥多罗斯——其信源很可能是4世纪的史家埃弗鲁斯（Ephorus）——将解散寡头政权、建立一个“为了公民”的政权这件事归功于塞剌墨涅斯。狄奥多罗斯还认为，塞剌墨涅斯在建议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这件事上居唯一之功，同时，“他为了其邦之善引介甚多，因此备受赞许”。狄奥多罗斯说塞剌墨涅斯“这个人，在严于律己、判断审慎（phronesis
）这些方面，似乎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人”。

[84]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赞扬来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记载说，在404年雅典败北之后的那般混乱里，塞剌墨涅斯是这样一群人的领袖：这群人“不属于任何政治党社，除此之外，他们对‘祖先的政制’（patrios politeia
）之热情没有别人可以与之比拟”。

[85]

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将塞剌墨涅斯与尼基阿斯（Nicias）和美莱西亚斯之子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the son of Melesias）并列，说他们是雅典晚近历史当中三位最佳政治家。亚里士多德说，其他两位并无争议，但是因为塞剌墨涅斯生活在政治喧嚣混乱之时代，所以人们对于塞剌墨涅斯也许有看法上的不同。“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并不肤浅看人的人来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塞剌墨涅斯并不是要摧毁所有的政权——而那些诽谤他的人正是这么说的；相反，塞剌墨涅斯将这些政权发扬推进，只要这些政权不违背最基本的法则。塞剌墨涅斯能够投身于所有类型的政体，这是一名好公民的职责，但塞剌墨涅斯拒绝去赞成非法的政权，并因此遭到忌恨。”

[86]

这番颂扬悼词的客观性同样值得怀疑。涉足411年寡头政权或404年寡头政权的那些人，有足够的动机去竭力粉饰塞剌墨涅斯的政治生涯，（-153，154-）同时也有足够的动机将自己列为他们竭力粉饰名声那人的同党。亚里士多德这位拥护中等阶层德行与温和宪法的政治理论家，完全有理由去赞扬塞剌墨涅斯，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塞剌墨涅斯这样的人身上承载着这些德行与这种政体。

[87]

现在被广泛称作“塞剌墨涅斯纸草”的那份文献表明，在塞剌墨涅斯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备受非议。

[88]

因为这些争议自古存在，所以当代学者对此观点迥异也就没什么出奇的了：坚定谴责之如格罗特（Grote）者有之，温情赞扬之如贝洛赫（Beloch）者亦有之。

[89]

在古代文献中，对塞剌墨涅斯的评价要么具有党派偏见，要么很不清晰；正因为如此，我们自己对塞剌墨涅斯的评价就必须基于他自己的实际生平，基于我们尽可能确定并理解的史实。我们通常忽略或不够重视的一个事实是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的密切关系。我们必须强调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决心一致这个事实，这两人都希望限制民主政体，以便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得到波斯对战争继续的援助。当在雅典的塞剌墨涅斯在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之下与其展开合作的时候，在萨摩司的色拉叙布卢斯对四百人政权是拒绝的；但是后来，塞剌墨涅斯带头推翻这个寡头政权、建立五千人大会来实行较温和统治、并以五千人大会的统治召回阿尔喀比亚德，所有这些后来的政策措施都完全契合了色拉叙布卢斯的愿望。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曾经同在海勒斯滂任职将军，他们与阿尔喀比亚德一起有效合作，赢得了库济科斯（Cyzicus）战役。

[90]

库济科斯的胜利使得完全民主政权重光成为可能，而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也继续在该政权中担任将军，与阿尔喀比亚德一起合作，肃清海勒斯滂地区的敌军。

[91]

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都（-154，155-）于407年与阿尔喀比亚德一起回到雅典。

[92]

406年，在阿吉努赛战役中，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都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被将军们派去帮助援助那些失去战斗力的船舰上的船员，并携手经历了阿吉努赛审判。

[93]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面对战败。色拉叙布卢斯被三十僭主流放，组织流亡部队反对斯巴达人建立的三十僭主政权。塞剌墨涅斯留在雅典，成为了三十僭主的一员，坚持勇敢努力，誓将三十僭主政权改造为一个更加温和的政权，最终献出了生命。在针对克里提亚斯的指控进行自我辩护的时候，塞剌墨涅斯在论及愚蠢的三十僭主政权所驱逐出去的那些“有才干的领袖”的时候，提到了色拉叙布卢斯的名字。

[94]

值得注意的是，在塞剌墨涅斯死后，三十僭主政权认为，邀请色拉叙布卢斯来填补塞剌墨涅斯在三十僭主当中留下的空位是合情合理的。

[95]

但是，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色拉叙布卢斯所愿意做的仅仅是因为纯粹务实的理由去临时限制民主政权，而塞剌墨涅斯较绝大多数雅典人更加青睐一个受限的民主政体，而非完全民主政体。色拉叙布卢斯在置身411年阴谋过后，似乎再也不相信寡头派了。塞剌墨涅斯，直到最后一刻都指望能够引导寡头革命走向一个更加温和的政权，一个不太背离民主的政体。然而，尽管他们在上述观点方面存在不同，从411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期间，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密切有效合作，共同推动同样一套政策措施，在不同政权之中担任同样的职务。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人想过要指控色拉叙布卢斯反复无常、自私自利。色拉叙布卢斯在流亡中组建军队，重建了民主政权，该政权较之前被斯巴达在战争胜利后摧毁的那个雅典政权要温和得多。

[96]

另一方面，塞剌墨涅斯并没有选择忍受克里提亚斯强加的那个由少数人掌权的真正的寡头政体。相反，塞剌墨涅斯抗议该政权流放杰出人才，及该政权收紧公民权远超温和限度；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之间的区别，看起来只是强调重点不同，个人风格不同，脾性特质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并非基本政治理念和个性正直方面的差距。

有一个事实当然并无谬误：塞剌墨涅斯在每个政权中都寻觅职位，（-155，156-）谋求施加与其野心和杰出才干始终相称的影响。就此而言，修昔底德说得没错，塞剌墨涅斯追求自身野心。但是无论如何，塞剌墨涅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抵抗一个残暴的非法政权，而在这个残暴的非法政权中，他不仅能够生存，同时还能取得成功，这种行为并不应当令其被贴上反复无常、自私自利的标签。相反，他的这些行为令我们相信他在为自己投机分子这一名声进行抗辩时所说的那些话：

克里提亚斯啊，我一直与这样一些人势不两立：这些人认为，除非奴隶和那些为了一个德拉克马就可以出卖国家的人参与政治，不然民主政体就无从谈起。与此同时，我还反对这样一些人：这些人认为，除非国家被极少数人专横统治，不然一个善的寡头政体就无从谈起。但是，与那些最能干的人一起带着马和盾来管理国家，是我所认为最好的政体，过去如是，现在我也不改变看法。

[97]

彼此之间差异如此巨大的4个人——派山德，斐林尼库斯，安提丰，塞剌墨涅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推翻了这个如此牢固的民主政权，并“剥夺了这样一个民族的公民的自由：他们不惯于受别人统治；而且在这个时期一半以上的时间里，他们是统治别人的”。

[98]

如此精明而有决心的领袖的指挥下，与谋者迅速行动，控制了城邦。第一步，废黜仍在运行当中的民主体制。宪法在一次恐惧、疑惑、缺少领袖的公民大会当中被强行变革。时间每过去一天，民主党人重建政权、废黜克罗努斯决议的可能就增加一分。派山德似乎没有指明一个确定的日期，来进行新老政权的权力移交；许多雅典人肯定以为，权力移交要等到该年度议事会结束任期才会进行，时间大约还有（-156，157-）一个月。

[99]

与谋者等不了那么久。克罗努斯会议召开之后没几天，亚狄珈历塔格力翁月（Thargelion）第14天，也就是411年6月9日，与谋者就实际夺了权。

[100]

与谋者等着雅典人回到他们的军事职位上去——这些职位或在长墙附近，或在训练场上，而他们则留在原地不动，留在离他们贮藏武器之处不远的地方。与谋者得到命令，如果有任何没有参加政变的人拿起武器、干涉政变进行的话，他们就要镇压这些人。他们得到了来自铁诺斯（Tenos）、安德罗斯（Andros）、卡里斯图（Carystus）、以及埃基纳（Aegina）的武装人员的帮助，武装人员的人数大约达到了400或500人，而这些武装人员就是为了政变而被召集起来的。有了这些武装人员来防控可能出现的抵抗，四百人议事会的那些人身怀匕首，还带着120名年轻亡命徒，在雅典实施恐怖统治，闯进了议事会的屋子。与谋者带着钱，支付了民主政权的议事会成员余下任期的薪金，然后命令他们离开。

这次政变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议事会成员领取薪金，安分离职。其他的公民完全没有干涉。四百人议事会仿照旧议事会的规矩，用抽签的方法，任命了贵族议事会执行委员及其他指挥职务，随后在上任之际履行惯常誓仪并供奉牺牲。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延续性、常态感、还有合法度，但是没有人会被这些掩饰行为所蒙蔽。自驱逐僭主以来，这个城邦被某个派别以威胁和武力擒获，这还是头一遭。

[1]
关于此事的时间顺序，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24、131、186—187页。

[2]
修昔底德在此处的措辞让人觉得，派山德到雅典不久就召开了公民大会；但是，如果说派山德使团到达的时间和这次公民大会召开的时间之间有更长的间隙，也不会与任何已知证据形成矛盾。派山德大约于12月底到达雅典，并且似乎晚至几乎411年2月底才离开，因此，我们最好假定，事情是徐徐展开的。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1页。

[3]
Thuc.8.53.1：
。我使用的英文翻译是史密斯（C.F.Smith）的版本。关于意思相同的另一种翻译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解释与阐发注疏，参见韦依（R.Weil）和萝蜜莉（J. de Romilly），《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Thucydide，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第8卷，巴黎，1972年，第43页。

[4]
在《吕西翠妲》（Lysistrata
）中，阿里斯托芬（Aristoph.Lysis
.490—491）将派山德视为久负声名的民众煽动家。《吕西翠妲》写于411年2月的蕾娜亚戏剧节（Lenaean Festival，即小酒神节），肯定晚于派山德的公民大会演说。关于对阿里斯托芬此处描写的解释以及日期勘定，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9页，同时参见索莫斯特恩（A.H.Sommerstein），《希腊研究期刊》，第97卷，1977），第112—126页。

[5]
Thuc.8.53. 要理解公民大会事态是如何进展的，有个极为漂亮的尝试，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24—125页。我自己对此的理解则有些许不同。

[6]
Thuc. 8.53.3：
.

[7]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9—160页。

[8]
Thuc.8.53.3.

[9]
Thuc.8.54.1.

[10]
Thuc.8.27.

[11]
Thuc.8.54.3. 显然，斐林尼库斯和西戎尼德并未遭到进一步处罚，因为斐林尼库斯仍然保有人身自由，几个月后，他作为四百人政权寡头运动的领袖再次活跃于雅典。参见Thuc.8.68.3。至于西戎尼德为何被罢黜，我们没有其他证据。

[12]
列昂和狄奥梅冬在抵抗寡头政变、挽救萨摩司的民主政体这一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Thuc.8.73.4）。

[13]
Thuc.8.54.4—5. 关于此类党社的一个不错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28—131页。

[14]
关于这次会面具体地点的另一种可能，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3页，注释77。

[15]
Thuc.8.56.2.

[16]
Thuc.8.45.2；46.5；52.

[17]
Thuc.8.56.2.

[18]
Thuc.8.55.1.

[19]
Thuc.8.55.2—3，56.1.

[20]
这种解释与修昔底德叙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互相矛盾。修昔底德相信，替萨斐尼在谈判的时候，并不想要达成什么协议，
（“因为恐惧的缘故”）（Thuc.8.56.3）；然而，这种解释在此处的意思是，替萨斐尼提出的要求出自其严肃认真的意愿，只要雅典人能够接受这些要求，替萨斐尼就能与雅典人达成协议。作出这种解释的主要原因，是修昔底德指出的那个动机——对伯罗奔尼撒人恐惧加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必须指出的是，修昔底德对于替萨斐尼的想法并无独立信息来源，他能做的无非只是猜想。修昔底德几乎不可能见过节度使替萨斐尼。在这件事当中，修昔底德最有可能的信息来源是阿尔喀比亚德（布伦特［P.A.Brunt］，《希腊研究评论》，第65卷，1952年，第80页）。阿尔喀比亚德一贯乐于夸大他自己在事件中的作用，他恐怕也说服了修昔底德去相信这一点（同上，第95页）。

[21]
看起来，这为替萨斐尼是真心指望以己方条件达成协议这一看法提供了证据。如果替萨斐尼真的是因为惧怕伯罗奔尼撒人而不想要同雅典人达成什么协议，他根本不用召开这么一个会议。如果替萨斐尼觉得开会有意义、同时又想要雅典人来承担商谈破裂的责任的话，那么，替萨斐尼应当在第一次谈判时就抛出所有要求。会议期的延长意味着替萨斐尼一开始是想要个协议的。

[22]
Thuc.8.56.4；《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4页。

[23]
Thuc.8.56.4.该翻译与诸抄本（MSS）的所有写法相符：
，除了（-137，138-）C抄本：
。关于前一种校勘的说明，以及关于该处的校勘问题，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34—135页，以及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1页，注释74。

[24]
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07页。

[25]
Thuc.8.56.5.

[26]
Thuc.8.63.3. 关于日期，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4页。

[27]
Thuc.8.63.4.

[28]
Thuc.8.73.4.

[29]
Thuc.8.63.4.

[30]
Thuc.8.63.3：
。此句非常严谨，我们应当将
译作“陆军”，而非含义较宽泛的“军事力量/军队”。我们知道，此刻萨摩司有许多重装步兵：Thuc.8.24.1；25.1. 参见麦柯伊（McCoy）：“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Theramenes，Thrasybulus and the Athenian Moderates”）（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第36页，注释141。

[31]
Thuc.8.63.3.

[32]
Thuc.8.48.5.

[33]
Thuc.8.64.1—2.

[34]
Thuc.8.65.1.

[35]
Thuc.8.64.2—4. 替摩劳斯的作用，参见Hell.Oxy
.7（2）.4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8页。关于“贵族制”一词可能含有的讽刺意味，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8页。

[36]
这些论断基于一些铭文资料，关于这些铭文资料的释读与讨论，参见普莱科（H.W.Pleket），《历史学刊》（Historia
），第12卷，1963年，第70—77页，特别是第75—76页。

[37]
Thuc.8.64.5. 译注：译文采用谢德风本，第607页。

[38]
参见普莱科，《历史学刊》，第12卷，1963年，第74—75页。

[39]
Thuc.8.48.6.

[40]
Thuc.8.65.1. 关于日期，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7—158页。

[41]
Thuc.8.65.1—2. 关于安德罗克勒斯，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1页。

[42]
Thuc.8.65.2—3. 译注：译文使用谢德风本，第608页；原文未加引号。

[43]
Thuc.8.66.1.

[44]
安德鲁斯清楚观察到了这个问题。有必要在此处引出安德鲁斯对Thuc.8.66.1的评注：“该句等同于一个声明：真心相信Thuc.8.65.3一节所提出的革命计划的‘温和寡头派’是不存在的。但这究其本身来看是不可能的（参见Thuc.8.67.2n），与Thuc.8.97.1一节所描述、Thuc.8.97.2一节所赞扬之事也并不相符……修昔底德似乎将四百人议事会当成铁板一块的极端派群体了”（《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3页）。安德鲁斯还解释了修昔底德是如何从他的信源那里得出这一观点的（《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52—253页）。

[45]
Thuc.8.65.2.

[46]
Thuc.8.66.2. ［译注：中译文使用谢德风本，第608页。］

[47]
Thuc.8.66.5.我的译文［译注：英译］基于由韦依和萝蜜莉编译的法国布岱本（the Budé edition）。［译注：译文采用谢德风本，第608页。］

[48]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页。

[49]
Thuc.8.67.1.

[50]
Arist.Ath.Pol
.29.1. 密罗比乌斯和派所多鲁斯都很可能分别是404/403年统治雅典的“三十僭主”之一（《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12—213页）；罗德斯（Rhodes），《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第370—371页。罗德斯指出，在雅典历史上，这样一个演说不是由法令的动议人亲自作出，从未有过先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正式动议人派所多鲁斯是贵族议事会成员，但演说人、动议的真正起草人密罗比乌斯不是贵族议事会成员。

[51]
Arist.Ath.Pol
.29.2.

[52]
Ibid，29.3.

[53]
载有《雅典政制》的纸草文献出版于1880年和1891年。关于这段文本的历史及其衍生问题，罗德斯在其杰出作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的前言中作了精细探讨（《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1—63页）。针对发生在411年诸事件而衍生的学术争鸣，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40—256页；以及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62—368页。尽管一些学者作出了富有原创性的精致解释，但是《雅典政制》的叙述和修昔底德史书的叙述之中相互矛盾的地方是没办法得到圆满解释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接受修昔底德史书所描述的大致情况和整体气氛，同时在必要时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材料来修正、补充修昔底德史书的叙述。在此处使用这样的史实还原策略似是合理之选，我接下来也会采用这种方法。接下来你们将读到，在判断特定细节与事件的时候，学者们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的争议与分歧。

[54]
Arist. Ath.Pol
. 29.1.

[55]
有两位写作雅典历史的古代作家（译注：即亚狄珈史家，Atthidographer）——安德罗提昂（Androtion）与斐洛克茹司（Philochorus）——佐证了30这个数字。参见FGrH
III 324，Fr.43，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4—165页，还有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72—373页。

[56]
参见本书第一章。

[57]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页。

[58]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页。

[59]
Arist.Rhet
.1419a，25—30.

[60]
关于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时间和当时的可能情形，参见这个有意思又看起来很可信的探讨，参见詹姆森（M.H.Jameson），《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541—568页。

[61]
詹姆森的机智分析值得在此引述出来：“索福克勒斯承认，他在投票的时候对四百人政权的性质完全了解。四百人政权令人不快，（-146，147-）但却是个必需。在西西里灾祸之后，贤哲十分忧心国家的财政问题。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显示出强烈的议和倾向，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当选。阿里斯托芬把笔下的贤哲描绘成一位顽固守旧的民族主义者（Aristoph. Lysis
. 421ff.）。他们所看到的必定是波斯的金援。派山德扣留了这希望，说只有通过阿尔喀比亚德和一个寡头政权才有可能用上这笔钱。他们肯定也赞同召回415年那场歇斯底里的大混乱的受害者，特别是相对而言较有能力的阿尔喀比亚德。但是，这一切在民主领袖当权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做到的。他们的动机来自于现实主义而非教条”（同上，第560页）。

[62]
Thuc.8.67.2；《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166页。

[63]
在这次会议中，军事要素是否重要，具体探讨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78页，注释2。布索特认为，军事要素不重要。同时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5—167页。

[64]
Thuc.8.67.2；Arist. Ath.Pol
. 29.4.

[65]
Thuc.8.67.2.

[66]
这些可能性由《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7页）提出。

[67]
Thuc.8.67.3；68.1. 派山德有可能是起草委员会委员，他的提案有可能代表了起草委员会的正式意见。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派山德的行动是脱离集体的。修昔底德的叙述看起来更符合派山德独立行动这一情况。从亚里士多德的叙述来看，两种情况都说得通。关于在克罗努斯会场提出的革命计划，亚里士多德是这样展开叙述的：
（Arist.Ath.Pol.
29.5）。
（任命）一词的宾语可以是起草委员（如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81页］所认为的那样），也可以是雅典公民大会（如《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17页，所认为的那样）。四百人议事会垮台后，每个身涉其中的人都会想要把引入这个政权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者至少也要大家共同来承担责任。亚里士多德的叙述更多地强调了程序正义与合法性；这个起草委员会，包括其中诸贤哲，产生了这样一个背弃民主政权的革命计划；这并不仅仅是派山德及其同党的杰作。这一点完全契合了亚里士多德所呈现出来的改革计划的大体面貌：他将这写成一次合法、温和的改变过程，而这一面貌是完全错误的。关于修昔底德叙述与亚里士多德叙述为何会不同，维尔的解释很机智，参见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第377—378页。

[68]
Arist.Ath.Pol
.29.5；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82页。修昔底德对这个措施的叙述颇为凝练：“在当前政体下，公共职务和任职报酬都应当取消”（Thuc.8.67.3）。至于修昔底德为什么会叙述得如此凝练，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8页。

[69]
Thuc.8.67.3：

[70]
Thuc.8.65.3.

[71]
Thuc.8.67.3；Arist.Ath.Pol
.29.5. 在这个问题上，修昔底德叙述与亚里士多德叙述之间分歧明显。修昔底德没有提及五千人大会的任命情况，因为他将五千人大会此刻的存在视为理论性的、不合理且不重要。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及四百人议事会。亚里士多德将该计划描述为：将国家交给“就本人和财产而论皆是最能为国效劳的雅典人，其人数不少于5000人”（Arist.Ath.Pol
.29.5）（译注：中文译句采用日知、力野译本，第35页）。据亚里士多德描述，四百人议事会是在后来才出现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叙述版本中，是五千人大会召开并选举了一百人委员会，为当前起草临时宪法，并为将来起草永久宪法。这部临时宪法以完备合法的方法建立了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方案由一百人委员会提出，由五千人大会通过。尽管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的两种不同叙述之中也存在一些可以用来相互补充的细节，但是我们无法完全理顺这两种叙述之间的矛盾冲突之处。很明显，修昔底德叙述更佳。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自身就有相互矛盾之处。亚里士多德描述了五千人大会的上述活动之后，说四百人议事会成立之后，五千人大会才被遴选出来，而且“仅仅是在名义上”。很明白的是，亚里士多德使用了不同的两个信源，其中之一是修昔底德，而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没有把不同信源之间的差异梳理解释清楚。这样一来，这份尚谈不上连贯明晰的叙述自然要比修昔底德虽则扼要简明但前后一致的叙述逊色得多。对于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在此处的叙述分歧，最简单也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亚里士多德被一份虚假文献欺骗了”（《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55页）。

[72]
Thuc.8.63.4.

[73]
Thuc.8.68. 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
.32.3）列出了他认为对建立寡头政权负有最主要责任者的名字，但没有提到斐林尼库斯。既然亚里士多德在此处的信源似乎是修昔底德，那么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抄录时疏忽漏掉了最后一个名字（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8页）。

[74]
Thuc.8.89.3.

[75]
参见本书第五章。

[76]
Thuc.8.68.3.

[77]
Thuc.8.68.1.

[78]
关于派山德的有用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16页；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7—408页；以及伍德海德（A.G.Woodhead），《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75卷，1954年，第131—146页。

[79]
Thuc.8.68.1. 我将
一词翻译为“狡黠”（dangerous cleverness）。我认为安提丰所引起的那种疑惧与苏格拉底所引起的那种疑惧是一样的，而苏格拉底也被认为是
，一个危险又聪明的雄辩家（译注：中文本作“可怕的雄辩家”）（Plato Apology
17b）。有学者认为大众对安提丰的疑惧源于其寡头派观点，参见吉尔伯特（G.Gilbert），《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城邦内幕考》（Beiträge zur innern geschichte Athens im zeitalter des peloponnesischen Krieges
），莱比锡，1877年，第309页。

[80]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70—177页；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8页。

[81]
Aristoph.Frogs
，534—541，967—970.

[82]
Xen.Hell
. 2.3.31.

[83]
Lys.12.62—78.

[84]
Diod.13.38.2.

[85]
Arist.Ath.Pol
.34.3.

[86]
Arist.Ath.Pol
.28.5. 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60页）相信，这个评价不是亚里士多德原创的，而是来自于“较不言过其实的某个信源”。我倾向于同意哈丁（P.E.Harding）（《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0—111页）的看法，他认为这段评价是亚里士多德原创的，但是哈丁所说的另一个观点不能说服我，即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没有任何人为塞剌墨涅斯辩护说他其实是一个温和派。

[87]
哈丁，《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1页；Arist.Pol
.1295a—1296b。

[88]
参见默克尔巴赫（R.Merkelbach）和尤替（H.C.Youtie），《纸草学碑铭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ZPE
），第2卷，1968年，第161—169页；亨利希（A.Henrichs），《纸草学碑铭学期刊》，第3卷，1969年，第101—108页；安德鲁斯，《纸草学碑铭学期刊》，第6卷，1970年，第35—38页；以及西里（R.Sealey），《纸草学碑铭学期刊》，第11卷，1975年，第279—288页。

[89]
现当代学者对于塞剌墨涅斯的评价似乎同古代一样，受到了各种政治考虑的影响。格罗特，民主政体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对于愿意削弱民主政体的人除了蔑视就没有其他看法：“塞剌墨涅斯是一个自私、狡猾、言而无信的人——愿意投身于种种阴谋，但却从来无法预见阴谋的后果；当他意识到最开始煽动起来的那些同党对所行之罪行比他要更加坚持、更加彻底的时候，他就对这些同党背信弃义”（《希腊历史》，第8卷，第55页）。贝洛赫的偏见更加明显：“今天被牵涉到同样的挣扎当中的我们——我们反对贪婪的无产阶级，也反对同样贪婪的容克贵族（Junkertum
）——不会吝啬将同情给予我们今日事业的古代先锋（Vorkämpfer
）”（《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392页）。在这里，我们听到了19世纪德国自由派的声音。

[90]
Xen.Hell
.1.1.12—22.

[91]
Diod.13.66.

[92]
Diod.13.18.2—64.3；Nepos Alc
.5.4—6.

[93]
Xen.Hell
.1.6.35—7.35.

[94]
Xen.Hell
.2.3.42.

[95]
Diod.14.32.5.

[96]
琼斯，《雅典的民主》，第23—58页，第79—96页；麦柯伊，“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第194页。

[97]
Xen.Hell
.2.3.47. 将塞剌墨涅斯与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Marquis of Halifax）——17世纪政治家，有“骑墙派中的骑墙派”的名声——作一番比较，会很有意思。哈利法克斯侯爵为自己辩护，写了一篇随笔，名为“骑墙派之脾性”。在这篇随笔中，他为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许多次变节作了辩护：“‘骑墙’一词本无辜，其内涵不过如下：假使人类全体乘于扁舟一叶，其中一部分乘客压住舟舷一侧，其他乘客尽量压住舟舷另一侧；碰巧还有第三类人，……他们竭力使舟船恢复平衡，使乘客安全不受影响。”这段话被汉堡戈（J.Hamburger）在《麦考莱与辉格传统》（Macaulay and the Whig Tradition
）中引用。参见汉堡戈，《麦考莱与辉格传统》，芝加哥，1976年，第90页。对安全的强调是塞剌墨涅斯与哈利法克斯侯爵的共同行动逻辑。然而，塞剌墨涅斯似乎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政府——受限的民主政体，由重装步兵和骑兵统治——更加笃定，而哈利法克斯侯爵则更加务实。

[98]
Thuc.8.68.4. ［译注：此处使用谢德风译本，第610页。］

[99]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79—180页；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5—406页。

[100]
这个日期是《雅典政制》（Arist.Ath.Pol
.32.1）中所记载的，梅里特（B.D.Meritt）（《美国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115卷，1971年，第114页）与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5—407页）将此日期换算成了格里高利历法日期。亚里士多德认为，旧的议事会解散发生在这一天，但是四百人议事会和平合法掌权并在五千人大会的庇护之下得到公民大会同意的日期则是8天以后。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这个时间延迟情况，连那些试图为亚里士多德此番叙述的真实性作全盘辩护或部分辩护的学者也都不采信（如，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6页）。一些学者认为塔格力翁月的第14天是克罗努斯会议召开的日期，据此认为夺权日当在同一天。我接受的是安德鲁斯的论点。安德鲁斯拒绝接受这个观点，认为夺权日当在克罗努斯会议之后的几天（安德鲁斯，《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PCPS
］，第22卷，1976年，第14—25页）。

第七章 四百人议事会掌权

政变取得了彻底的成功。议事会成员领取薪金，安分离职。其他公民保持沉默，完全没有干涉。四百人议事会仿照旧议事会的规矩，用抽签的方法任命担任指挥职务的人员。看起来，他们允许民主政权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与司库官留任。

[1]

他们想尽办法，试图从表面上维持一种持续性、常态感、合法度。无疑，这样做是为了安抚民众，好让转型来得更加平顺，减少暴力抵抗发生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做法也反映了温和派的影响：到这时为止，温和派仍然是雅典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甚至，在政变发生之后，温和派的支持也仍然至关重要，所以，与谋者们发现，通过许诺一个更加温和的未来，缓和他们暴力篡取权力、建立少数人掌控的统治议事会的面貌，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克罗努斯山（Colonus）会议之后，他们委任一个“司册”委员会（katalogeis
）来起草“五千人”的名单。这个委员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起草工作，但是这份名单从未完成，也从未公布。

[2]

同样还是这些人，又委任“制诰”委员会（anagrapheis
）来起草将来使用的永久宪法。

[3]

这两项措施都反映了温和派的影响，（-158，159-）温和派指望，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将会是暂时的，在危机结束之后，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将很快会让位于五千人新政权。

四百人议事会夺权之后数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必定已经开始着手审议。无疑，温和派会提出这样的计划：将权力让渡给五千人大会，建立掌权人数比较多的宽泛寡头政权，并立即实施，或者至少，尽快实施。然而，激进派心怀鬼胎，他们意在暂时保持四百人议事会掌权，并将少数人掌权的狭隘寡头政权延续下去。他们肯定要坚持让四百人议事会继续掌权，但当前还承担不起与温和派决裂的代价。激进派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劝服萨摩司的雅典舰队接受他们的新政权。如果他们把新宪法描述得更加温和、更不像个寡头政权的话，那么劝服工作做起来会容易得多。

[4]

讨论达成了妥协：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了两部新宪法，一部暂行宪法即时生效，一部永久宪法制备将来。立即生效的这部宪法正式确立了四百人议事会的统治与治理，声称“依先祖之传统”，授权四百人委员“权宜虑妥，自行其是”

[5]

，在这番矫饰之下，这部宪法的权力来源基础因此貌似具备了些许合法性。此外，在宪法方面，无论四百人议事会颁布什么样的法律，雅典人都必须遵守；雅典人无权更改现有法律，也无权重立新法。

[6]

这些条款赋予四百人议事会以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权力；同时，这样一来，四百人议事会这原本应当是过渡性质的政权，就藉此成了永久之政权。就此而言，这些条款代表了激进派的愿望。

作为回报，四百人议事会同时也同意，将为将来制订的宪法草案予以颁布，但时间并不确定。我们不应思忖这部宪法过于详尽的细节而徘徊不止，因为这部宪法从未生效，（-159，160-）也并不完备——比如说，这部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司法制度的规定。表面看来，这部宪法草案受到彼欧提亚（Boeotia）联邦宪法的影响，有些许智术师理论探讨的影子。国家应由从五千人大会中遴选出来的议事会治理，人数未必一定，议事会不拿薪俸。无理由缺席议事会会议者，应当被处以罚款。议事会本身应当分为四组，每组可轮流代表议事会全体行使职权，时间为一年。既然将军及其他重要职位都必须从当政的议事会组别选出，所以，这些承担重要职务的人每四年中只有一年可以担任职务。理论家们纸上谈兵，反映在这部宪法草案里就是种种不便，四年中只有一年可以任职不过是其中一例。

[7]

激进派一点也不关心如是细节，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把权力移交给新政权。只要激进派牢牢抓住了当下的权势，他们就假装愿意去赞同所有将来的计划。温和派中较为精明的一些人无疑已经觉察到宪法草案的缺陷，但是他们仍然乐意听取激进派的许诺，关于一个掌权人数较多的宽泛政权的许诺。一旦情况允许，细节总有办法商妥。

四百人议事会按照礼俗祈祷并奉献牺牲，正式开始他们对雅典的统治，日期很可能是在塔格力翁月（Thargelion）的第22天（411年6月17日），也就是夺权后第8天。与此同时，无疑，制诰们也颁布了两部新宪法，一部立即生效，一部制备将来；他们宣称，两部宪法都经过五千人大会投票首肯。

[8]

但是我们知道，投票通过一事全然不实，因为这个五千人大会尚未选出，因此五千人开会就更无从提及。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四百人议事会以五千人大会政令的形式颁布这两部宪法，大会主席姓名与颁布日期皆备，形式上相当逼真，实质却是诈骗。

[9]

尽管这番举动欺骗不了那些虽然不在四百人议事会中、但密切关注并警觉观察事件发展的温和派和普通雅典人，但是，绝大部分雅典人都是惊恐迷惑而又不知情的。在这次公开事件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绝大部分雅典人都相信，五千人（-160，161-）大会已经成立了。无论如何，这番宣传的主要目标人群是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劝服驻扎萨摩司的士兵与水手。

[10]

四百人议事会，他们夺权过程规范合仪，颁布了两部宪法草案，暗示民众五千人大会已经成立并开始运作，并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来制造国内和谐，赢得外部合法性，以便克服时艰种种。

要很好理解四百人政权掌权的这不到4个月时间并不容易，

[11]

主要困难如下。第一是政权持续时间的极端短促；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掌权者没有时间去通过计划与意愿来充分展现自己。此外，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古代作家们——此刻并不在雅典；在党派情绪异常高涨的时候，这些古代作家得到的信息报告恐怕是相当偏颇的。该政权倾覆之时，政权的一些重要参与者被处以极刑，其他参与者则流亡出境。参与到四百人议事会中，对于雅典人来说，绝非此后仍乐于吹嘘夸耀之事，因此，该政权执政者中幸存下来的那些人所提供的情报势必有所拣选，失于偏畸。我们从同时代的演说辞中得到的信息证据同样也有这个缺陷。在四百人议事会的所有计划与行动中的相当一部分真相，不是随着该政权的殉葬者而归于沉寂，就是因为其幸存者的沉默或扭曲而无法留存下来。该政权统治集团的内部分歧也使得我们无法很好地理解他们掌权的这一时段——他们内部的分歧自一开始就存在，但却到后来才慢慢彰显于众目之下。因此，我们常常无法判断四百人议事会的某一举动所反映的到底是某个派别的观点，还是两个派别妥协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们常常为了试图理解而不得不擅行揣测，但是，对四百人议事会的运作作一番考察，仍然是重要的，且并非不可能。该政权诞生于危机之中，政权领袖立即就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他们最紧要、最迫切的需求是保证自己在雅典掌权。其次，他们还必须想办法赢得萨摩司雅典部队（-161，162-）的军心并以此将雅典民众团结在其统治之下。接着，他们必须为帝国制定政策。最后，还必须制定对敌政策——对伯罗奔尼撒人和波斯人的政策。雅典人是应当继续战争，还是应当寻求和谈？如果选择继续战争，那么应当制定怎样的作战战略？如果选择不要继续作战，那么可以接受什么样的和平条件？无论他们对眉睫之际的危机中的这些问题如何决断，就长期而言，雅典品格和目标应当如何？411年6月行将结束的时候，四百人议事会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四百人议事会开始的行动是审慎的，如我们所见，他们力图给人留下温和、合法、有持续性的印象。议事会中担任指挥职务的官员们是通过抽签选举出来的，这种做法和在民主政体中是一样的。民主政权下选举出来的412/411年执政官喀里亚斯（Callias）似乎到任期结束时仍然在职，司库们似乎也是如此。

[12]

新政权没有急着替换这些官员，但他们需要马上确认雅典武装部队是否忠于他们。所以，新政权立即任命新的将军委员会、一名骑兵司令以及10名舰队副将（taxiarchs
）。新政权应该是在夺权之后、就职之前的那周进行以上人事任命的。新掌权的人甚至都没有遵守临时过渡政权宪法的规定——该政权的宪法规定，正式成立议事会之后，必须集合所有重装步兵召开预备会议。这些人似乎从来就未曾按照新手续去另选一批官员。

[13]

这种做法当然是对合法性与正常性的背离，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政权当下安全问题上，与谋者根本无法做到周全。

我们知道新任将军中的6位的名字，也许我们也知道第7位将军的名字。

[14]

阿勒柯西克勒（Alexicles）、阿里斯塔库（Aristarchus）、阿里斯托特勒（Aristoteles）、以及墨澜修斯（Melanthius）属于（-162，163-）极端派人马，而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也许还有叙墨卡列（Thymochares）则属于温和派。将军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比例似乎精确反应了统治圈子内部的权力分布状况。极端派占着上风，但他们必须向其他人作出一定妥协。在雅典，对潜在异议分子和敌对势力的处理方法肯定反应了同样的权力布局与妥协程度。新政权处决了一些人，流放了一些人，还监禁了一些人，但总的来说，人数有限。

[15]

到底是所有人都希望谨慎推进、还是温和派制约了集体的行动速度，我们无从得知。

四百人政权中的一些人——应该是那些极端派——想要召回民主政权当政时流放的所有人。对于这些流亡分子，我们既不知其数，也无法明确了解其名，但是，民主政权当政时被选举出来的将军们——派所多鲁斯（Pythodorus）、所福克利斯（Sophocles）——还有大史家修昔底德，肯定都在其中。

[16]

无论这些人曾经有多尊敬和仰慕这个政体，他们大概早已对这个言论自由、不受控制的民主政权失去尊敬与仰慕，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政权中得到几近相同的下场，修昔底德本人就是个典型。

[17]

流亡分子中，绝大部分应该是由于415年赫尔墨斯神像亵渎事件而被迫逃亡或者被驱逐出境的。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无疑原本便是民主政体的死敌，其他一些人呢，即便他们原先并不那么反对民主政体，这段流亡经历也势必令他们对民主政体产生愤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流亡分子显然是亲近斯巴达的寡头党人，而斯巴达人将召回这些流亡分子作为议和条件之一。

[18]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411年流亡者中的很多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之敌。修昔底德的措辞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他提到，没能召回流亡者，在该政权“对民众（demos
）统治的严重背离”当中是个例外情况。

[19]

他们犹疑于此事的原因，据修昔底德说，是阿尔喀比亚德。倘若普遍实施召回与赦免政策，阿尔喀比亚德势必藉此归来，而极端派绝不欢迎阿尔喀比亚德归来。然而，极端派完全可以召回所有的流亡分子，然后随便找个理由，专门（-163，164-）将阿尔喀比亚德这叛徒排除出去，

[20]

但是“这样一来，大家就都会知道，他们不可能再通过阿尔喀比亚德的谈判来获得波斯金援了，而这原本是吸引民众支持的诱饵”。

[21]

此举也会扩大极端派——他们仇恨阿尔喀比亚德——与温和派——他们与阿尔喀比亚德密切合作——之间的裂痕。决定不召回任何流亡者，看起来是他们之间达成妥协的又一例证。

从一开始，改革党中的一些人就指望着在雅典成立一个新政权，来改进帝国管理事务。这些人以为，出类拔萃之辈（kaloi k'agathoi
）在雅典组建新政府的消息传出去，再加上他们号召盟邦仿照雅典、也进行政体更迭，那么就能够重新控制那些叛离出去的盟邦，并防止叛乱死灰复燃。

[22]

大约在5月中旬的时候，与谋者派出将军迭忒勒夫去推翻塔索斯的民主政权。

[23]

与此同时，派山德在从萨摩司出发、前往雅典完成政变的途中，与同袍一起，在数个城邦干了同样一番事情。这些城邦可能包括帕罗斯（Paros）、纳克索斯（Naxos）、安德罗斯（Andros）、铁诺斯（Tenos）、以及卡里斯图（Carystus）。

[24]

这项实验令雅典寡头党人的希望大大落空。在塔索斯，新建立的、亲雅典的寡头政权还没坚持到两个月便垮了台。被雅典人赶走的塔索斯流亡分子与伯罗奔尼撒人勾连，在他们的母邦煽动政变，并在城内得到支援。这番计划安排周详：城内的贵族派把城墙建起来，抵抗雅典人的攻击；与此同时，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军营里的战友设法弄来一支小舰队，由科林斯将领替摩劳斯（Timolaus）指挥。他们里应外合，在城邦里掀起叛乱。在塔索斯建立的寡头政权远未使塔索斯成为更加可靠的盟友，相反，新政权的建立废除了与之敌对的民主政体，却使得塔索斯叛离雅典更为容易。

[25]

虽然我们只对塔索斯的情况有具体的了解，但看起来塔索斯发生的事情是很典型的。修昔底德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很坚定，说“在塔索斯，事态（-164，165-）与建立寡头政权的那些雅典人所期待的情形背道而驰，我认为，在其他许多属邦，情况大体类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修昔底德在此处的正确性。

[26]

塔索斯叛变发生在7月中旬，到这时为止，这似乎还只是四百人政权在雅典的希望与期待破灭的几个征兆之一。早在塔索斯叛变之前，四百人政权筹划为战争划上一个令人满意的句号的计划，就已经遇到了麻烦。从革命的一开始，与谋者就宣称他们必将胜利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事实上，对于不少投身革命的人来说，这一目标才是核心诱饵。

[27]

不久，与谋者再次慷慨重申革命目标，哪怕此时他们已经知道阿尔喀比亚德不能信守承诺，无法带来波斯援助。

[28]

我们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这一目标；然而，四百人掌权之后，即刻派出使团去找阿吉斯（Agis）议和。

[29]

修昔底德没有解释他们的政策是如何逆转的，但是要说革命运动的所有参与者从一开始就全数诚意欠奉，虚伪行事，这却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这些人“继续革命，殚竭自己的金钱及其他资源来坚持战争”

[30]

的那种决心，我们就不能说所有人都从一开始就毫无诚意。然而，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我们之前管这些人叫作极端派——似乎在利用阿尔喀比亚德的胜利承诺来粉饰自己的真正目的，而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在雅典建立少数人掌权的寡头政权，并控制在自己手中。

对于雅典之景象，若机警观察就能够意识到，建立寡头政权与继续战争是无法相互妥协的两个目标。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波斯作战，需要舰队来发挥主导作用，换言之，需要较低社会阶层和他们的领袖来发挥主导作用。只要城邦的救赎任务还需要依靠广大民众，寡头政权就永远行不通。只有和平才有可能（-165，166-）驯化民众权力，因为只有舰队归港，船员卸甲，寡头们才有希望通过恐怖甚或重装步兵的勉强默从来实施统治。因此，极端派势必从一开始就想议和，但他们收起自己的意图，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展露。城邦一旦因恐惧而变得胆小，四百人掌着权，极端派又在四百人议事会中占了上风，此时，他们才可以开始尝试议和。

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也还是不能无视温和派。这是因为，即便温和派因恫吓或劝说而加入了议和人群，但是，这些温和派肯定也会坚持和约不会令雅典失格，坚持雅典仍要葆有自己的权力与帝国。另一方面，尽管极端派们也倾向于保留帝国，但是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愿意“以忍得下来的任何条件”缔结和约，哪怕和约条款要求他们容许敌军进城，并放弃雅典的城墙和舰队，甚至放弃自治。

[31]

与极端派们相反的是，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及他的温和派支持者们始终认为这等条件是无法容忍的。正是为了阻止此等叛国行径，塞剌墨涅斯牵头推翻了四百人政权。

[32]

为了使作战更有效率，塞剌墨涅斯加入了反对民主政权的革命运动；当塞剌墨涅斯开始怀疑这寡头政权准备把城邦出卖给斯巴达人后，他努力推翻这政权；在民主政权恢复之后，塞剌墨涅斯一马当先，投入战斗，直到405年，羊河口战役（Aegospotami）令一切希望都落了空。411年，塞剌墨涅斯和他的温和派同党们是不会愿意对斯巴达人作如此重大的妥协的。

但这并不是说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不愿意与斯巴达议和。斯巴达人原本指望在爱琴海地区和爱奥尼亚地区轻取敌军，但他们没能做到；此外，替萨斐尼（Tissaphernes）提供给斯巴达人的援助既不充裕，也不可靠。因为这两点，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原本是希望斯巴达就此与雅典达成比较合理的和约——特别是，此时的雅典已经不再是由那个激进的民主政权统治了。如果敌人愿意基于现状缔结和约，那固然很好。如果敌人不愿意，那么战火就不会止息。极端派呢，尽管他们内心愿意作出比这重大得多的让步，但他们还是更加青睐现状。四百人政权内部的两个派别能够就这些条件达成一致，所以，雅典使节们将议和的这些条件呈报正在德西利亚的斯巴达国王阿吉斯。

[33]

阿吉斯立即拒绝了雅典人的提议：“除非雅典人放弃他们的海洋帝国”

[34]

，不然，就不会有和平。

在斯巴达，也许有一些人是愿意与雅典人进一步就和约进行谈判的，但是阿吉斯没有给这些人机会。阿吉斯通过曼提尼亚（Mantinea）获得的杰出影响力不仅仍然存在，还经由他在德西利亚的指挥作为而有所增加。

[35]

阿吉斯不要谈判得来的和平，他要的是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光荣。阿吉斯认为，持续那么久的雅典民主不会长久容忍这个新建立的寡头政权，所以阿吉斯判断，雅典城邦的内争远未结束。对于他来说，雅典使团的出现即是雅典孱弱的明证，他决意要迅速行动并充分利用雅典的孱弱。阿吉斯认为，此刻雅典正因内争而四分五裂，如果他率领大军兵临雅典城下，就能轻取雅典。阿吉斯预计，情况不外如下两种：一是，因为内争而无心作战的雅典人会按照阿吉斯的条件投降，二是，他可以突袭并轻取因为内争而无人看守的某段城墙。因此，阿吉斯带着自己的部队从德西利亚赶到雅典城下，与他纠集的伯罗奔尼撒大军汇合。

[36]

但是，阿吉斯打错了算盘。此刻，城内的雅典人万众一心，决意抵抗。护卫城墙者坚守岗位。代表雅典所有阶层的多个军种——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还有弓箭手——对逼近城墙的敌军展开攻击。阿吉斯被迫撤退。他遣散了刚刚召集起来的伯罗奔尼撒大军，将自己的部队回撤到德西利亚的要塞。

[37]

阿吉斯的行动未能打消四百人政权寻求和平的意愿，四百人政权还在向他派遣使团。失败令阿吉斯难堪又害怕，他想起了斯巴达国王擅行私政而又失败所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

[38]

于是，阿吉斯招待雅典使者的态度客气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催促他们同时也向斯巴达派遣使团。雅典人反应如此强烈，作战如此勇敢，这表明，对雅典取得胜利无法一蹴而就，（-167，168-）艰难谈判或许势在必行。但是，要指望四百人政权轻易缔结和约，斯巴达政府就得有接受和约条件的意愿。然而，这一和约条件刚刚被阿吉斯拒绝，斯巴达政府不太可能马上接受。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四百人政权能够轻松谈下和约。

阿吉斯部队的小规模战斗结束后不久，四百人政权开始处理另一个问题：他们与萨摩司雅典部队的关系。

[39]

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密谋起源于萨摩司，该行动亦计划在萨摩司建立寡头政权。然而，计划未能如愿实施。早在雅典政变之前，或许是411年3月，派山德已经说服萨摩司的一些主事者在该岛建立寡头政权。

[40]

这些人参与了前一年的民主革命，但是现在，派山德却能够说服他们变节。这300人建立起阴谋集团，共同起誓，计划攻击当前统治萨摩司的民主派别，而在此之前，这些民主党人与萨摩司的起事者曾在一起合作。这些起事者在萨摩司民主政体新建立后不久，就立即反对该政权，而他们自己还曾经亲身参与建立该政权。为何如此，实在饶有意味。可惜，修昔底德和其他所有的古代作家都没有谈及个中因由。也许，萨摩司的起事者是为了在萨摩司统治集体内部扩张自身的权柄和利益；也许，这些人断定雅典的未来在寡头党人的手中，因而希望通过与他们合作来赢得好感，获得好处。

[41]

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行动方式与雅典的寡头派与谋者如出一辙：靠恐怖手段。他们与恺耳密奴将军还有在萨摩司的其他雅典寡头党人协作，谋杀了自416年遭到陶片放逐以来便长居此地的海珀布鲁斯（Hyperbolus）。这位臭名昭著的雅典民众煽动家，海珀布鲁斯，必定在萨摩司的民主革命中作用突出，因为修昔底德说，萨摩司的三百人政权将他们杀害海珀布鲁斯的行动视为“向雅典寡头党效忠”。

[42]

这只是数起类似事件当中的一起。但是，萨摩司三百人政权的恐怖行动非但没有吓倒萨摩司民主党人，反而警醒了他们，促使他们采取行动，保卫自己。萨摩司民主党人向他们最信任的（-168，169-）民主政权之友、寡头阴谋之敌求助：他们向列昂将军与狄奥梅冬将军求助，“他们不情愿地忍受着寡头政权，因为他们的荣誉是民众给的”；向三列桨战舰舰长色拉叙布卢斯求助；还有，向色拉叙卢斯求助，尽管他当时的军阶不过是名重装步兵。萨摩司人求助于这些人，因为他们“看起来一直是最反对那些与谋者的”。

[43]

对于萨摩司事态，修昔底德在此处的措辞提供了重要信息，与其一贯叙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忙于推翻雅典和萨摩司的民主政权的寡头党人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从修昔底德的措辞中读到了更为精细微妙的事态全貌。忠实的民主党人——如列昂和狄奥梅冬——已经接受了召回阿尔喀比亚德、修改雅典民主政体的建议——无论他们多么讨厌这些做法。修昔底德曾描述说，在“暴民”当中有这样一部分人，“就算此刻因为之前的事情有些不满，但也逐渐安静了下来，因为这些人对波斯大王要发的薪饷满怀期待”。这些忠实的民主党人——列昂、狄奥梅冬——是否就在修昔底德所说的这些人之中？或者，还有另外一些“阴谋建立寡头政权”的人，把他们的一般意图告知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后，就开始私下另作一番详尽的行动计划。这些忠实的民主党人——列昂、狄奥梅冬——是否就是如此？

[44]

对于前一种说法，很难想象，任何两位雅典将军——他们几乎全部是从上等阶层中拔擢——会被称为“暴民”的一员。对于后一种说法，更难想象，忠诚于民主政权者如列昂、狄奥梅冬会因为他们的举动而被视为建立寡头政权的煽动者。因此，列昂与狄奥梅冬既不属于“暴民”的一员，也不属于“阴谋建立寡头政权”的人。他们是另一类人。一旦所行之事已经公开宣布，他们因为自己的军阶，就不大可能被排除在私下计划之外。所以，局内人肯定既包括派山德那样的寡头派，也包括列昂与狄奥梅冬这样十足的民主派，而民主派对于事情的进展心怀拒斥与不愿。在局外人看来，列昂与狄奥梅冬这样的民主派似乎也是领袖圈子的一部分，因此就假定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寡头政体。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能解释萨摩司的雅典民主党人后来的行动——他们解除列昂和狄奥梅冬等将军及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职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不可靠的。

[45]

更叫人吃惊的，是民主党人对三列桨战舰舰长（-169，170-）色拉叙布卢斯的信任——色拉叙布卢斯是革命全盘计划的最初设计者之一。

[46]

他是如何进入反对与谋者的那个小圈子的，实在难以想象，除非萨摩司的民主党人意识到，发动革命的那些人，彼此差异很大。尽管修昔底德没有明说，但我们必须假定，色拉叙布卢斯在革命的局内人放弃阿尔喀比亚德之后，就公开宣称自己不再属于这个小圈子；我们还必须假定，色拉叙布卢斯很快就将自己与图谋建立寡头政权的人为敌的态度公诸大白，这些人企图建立寡头政权，但不会以阿尔喀比亚德、波斯援助、以及对伯罗奔尼撒人的胜利来回报大家。对于萨摩司的人来说——无论是当地人，还是雅典人——，在雅典更迭民主政权的人和企图在萨摩司更迭政权的人根本就不一样。一些人是真正的寡头党人；其余的是民主政权之友，他们坐视事情发展，但极为不情愿；在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他公开宣称不再投身革命，他对这次革命的敌对态度出了名。

萨摩司的民主党人向他们信任的雅典人乞援求助，求雅典人拯救他们，求雅典人为自己留下帝国生存所必需的这个岛屿，他们对雅典的信任得到了回应。收到萨摩司民主派求援的雅典人各自去向可靠的雅典士兵传达消息，特别是向雅典报信船“帕拉鲁斯”号（Paralus
）的船员传达。“帕拉鲁斯”号船员对民主政权十分忠诚，对寡头政权十分痛恨，这点众所周知。

[47]

列昂和狄奥梅冬在航行外出办事的时候，一直注意要留舰守卫萨摩司，很明显，列昂和狄奥梅冬留在萨摩司执行守卫任务的舰船中，一定包括帕拉鲁斯号。他们如此警觉审慎，很快就有所回报。当寡头派的萨摩司三百人政权发动政变时，雅典海员——特别是帕拉鲁斯号的船员——在战场上顽强抵抗。萨摩司的民主党人取得了胜利，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处决30名元凶，放逐另外3人，然后宣布赦免其他所有人。

[48]

民主党人在萨摩司制止了寡头政变，此事应当发生在将近6月中旬的时候，与雅典的寡头政变差不多同时，或者稍晚。这是因为，当帕拉鲁斯号离港前往雅典去宣布萨摩司民主党人的胜利的时候，萨摩司的民主党人和雅典在萨摩司的民主党人还不知道在雅典已经是四百人政权当政。

[49]

帕拉鲁斯号抵达雅典，船员即刻被逮捕。其中，两名或三名船员被投入监狱；其余人被扔上一艘兵员运输舰，送去优卑亚放哨。喀（-170，171-）耳亚斯（Chaereas），这位曾经活跃于萨摩司反寡头运动第一线的狂热民主党人，设法逃走，回到了萨摩司岛上。

[50]

在那里，他向人们描述了寡头在雅典实施统治的可怕景象，极尽夸张渲染：人们因为受罚而挨鞭子；不允许人们批评政府；人们对妇孺犯下暴行；寡头党人想要把在萨摩司的雅典人的亲戚都投入监狱，只因这些人不赞成寡头党人所行之事；他还说，寡头党人威胁说，如果萨摩司的这些雅典人不投降，就把这些人的这些亲戚都杀掉；据修昔底德说，“他还撒了其他的谎，余不一一”。

[51]

喀耳亚斯的演说令士兵们大为震怒。士兵们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对那些该对此种种不堪行径负责的人——修昔底德所说的“寡头政权的主要设计者”，还有“参与其中的其他人”——暴力相向。但是，士兵们的冲动被“意见温和的人”

[52]

阻止了。这些标签，“寡头政权的主要设计者”、“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意见温和的人”，指的都是谁？第一类人，在萨摩司的雅典人中，派山德肯定是一心要建立寡头政权的；但此时他人在雅典。斐林尼库斯可能也在雅典。但是，恺耳密奴和其他未具名之人都仍在萨摩司岛。

[53]

第二类人中甚至有久经考验的民主之友如列昂和狄奥梅冬，因为他们在激愤群情之中被解除了将军职务，理由大概便是因为他们就是所谓“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无论他们有多不情愿参与这一建立寡头政体的行动。第三类人中，肯定有色拉叙布卢斯和色拉叙卢斯，因为他们就是这件事情的领袖。同时，对于阻止士兵对那些应负责之人暴力相向和赦免寡头政变萨摩司阶段的涉事者（-171，172-）这两件事情，这一类人肯定也发挥了主导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雅典与萨摩司武装部队联合盟誓的时候，这一类人让曾经任职萨摩司寡头政权的人也参加了盟誓。他们所起的誓言如下：“施行民主政体，在和谐中生活，积极与伯罗奔尼撒人作战，与四百人政权为敌，不与四百人政权进行谈判。”

[54]

自此，雅典人与萨摩司人一起肩并肩，对内反对四百人政权，对外抵抗伯罗奔尼撒人。但是，修昔底德同时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在萨摩司——为萨摩司的雅典部队，也为萨摩司的当地人——恢复民主政体的领袖，而恢复民主政体，已经是他们公之于众的目标了。

[55]

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在建立寡头政权的革命运动当中，色拉叙布卢斯可是有份参与其中的三列将战舰舰长中的一员。显然，色拉叙布卢斯在那之后和在此之前的行动已经令萨摩司和雅典在岛的民主党人谅解并忘记了他之前参与寡头革命的行径。然而，如果我们对修昔底德叙述所作的分析表明色拉叙布卢斯曾经是意图更迭民主政权的那场革命的参与者，后来却成为了最受信任、最得尊敬的民主派领袖，那么同时，他还是一位温和派。在其生涯的其余时期，色拉叙布卢斯是坚定不移的民主党人，决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寡头政权。若非如此，色拉叙布卢斯就会像他的德谟同乡塞剌墨涅斯一样，被他的敌人视为伺机满足一己私心的投机分子。然而，色拉叙布卢斯在411年的表现说明，他是爱国者，在民主政体中生活最如鱼得水，但也同意对民主政体作些许限制——至少，暂时作些限制是可以接受的——来增加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寡头革命许诺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并许诺取得波斯援助，色拉叙布卢斯，还有与他看法一致的人，加入了寡头革命。而当事态逐渐极端化、阿尔喀比亚德也被排除在外之后，色拉叙布卢斯很快与革命运动划清了界限。此后，他不再相信寡头党人并坚决反对他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萨摩司的民主政权部队身上，指望说服他们来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色拉叙布卢斯阻止针对其前革命同僚的暴力，支持赦免政策。该政策与403年的战后大赦如出一辙，而是次大赦也是色拉叙布卢斯的光辉成就之一。

[56]

一言以蔽之，他的行为足以自证：他是位温和派。（-172，173-）

士兵们选举色拉叙布卢斯和色拉叙卢斯为将军，替代在同一个公民大会中被去职者，他们对此二位的敬重昭然若揭。谁与他们同期当选将军，我们无从知道。

[57]

召开公民大会并自行决定此次大会有权罢黜雅典指派的官员，这本身就是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对雅典的寡头政权的一种主权宣示，表明萨摩司雅典部队确认自身具有合法性，而雅典寡头政权没有。获任领袖在这次公民大会上鼓舞民众的发言便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58]

他们是多数派，雅典的寡头党人是少数派；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单单依靠自己便能控制帝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帝国贡赋；是城邦背叛了他们，而不是他们背叛了城邦。只要他们在萨摩司拥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基地，就能够与敌军拖下去，并迫使寡头党人把民主政体还给雅典。甚至如果这些期望都过于乐观，那么他们至少总能找到其他的地方安定下来，只要大舰队仍在麾下。这些期待，在加上与之类似的其他一些期待，鼓舞了他们。但至少有一位发言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色拉叙布卢斯——，他提出的论点暗示了一项具体行动：如果他们召回阿尔喀比亚德，许他以豁免权，阿尔喀比亚德就会为他们带来波斯这个盟友。然而，公民大会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回应。色拉叙布卢斯拥有如此影响力，时间还不算太长，而针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敌对情绪却又实在惊人，因而人们还无法准许进行这样一项行动。

[59]

雅典人在萨摩司即将结束内部纷争，而在与他们相距不远的米利都，斯巴达军营里却开始出现不和。愤怒的士兵们——特别是叙拉古人（Syracuse）——大声抱怨他们当下的处境。在头一年的冬天，舰队无所事事。在春季，他们终于在开俄斯打上了仗，并取得了一点儿胜利；但是，他们没能乘胜追击，坐视雅典人在萨摩司的港口内（-173，174-）安枕无忧。

[60]

士兵们对于战机贻误极为愤怒：雅典人饱受内争烦扰，舰队又分守两地，分别在萨摩司和海勒斯滂。斯巴达的士兵们谴责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说他不愿作战，还说他轻信替萨斐尼许诺弄来腓尼基舰队的鬼话。斯巴达的士兵们对波斯节度使替萨斐尼也极为不满，因为节度使没有足额定时发放薪饷；斯巴达的士兵们指责替萨斐尼，说他特意要用拖延政策来消耗他们的实力。

[61]

批评日益激烈，最终，阿斯提欧库斯不得不召开议事会。这次会议决定，主动出击，打一场大战役。斯巴达人听说萨摩司寡头派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击之后，他们让舰队下水启航，希望赶在萨摩司人与雅典人内战的时候到达。

[62]

因此，大约在6月中旬，斯巴达人把整支舰队的112艘舰船全数投放海上，并派出米利都人经由陆地先行出发，并计划与之会师米迦列（Mycale），也就是萨摩司岛的东端（参见地图3）。雅典人预先得到警告，知道了敌军的意图，于是先行通知了驻防海勒斯滂地区的斯特罗姆庇西德（Strombichides），命令他带着舰队赶回萨摩司。如果没有斯特罗姆庇西德的舰队，雅典人在数目上将处于极大的劣势——82艘舰船。雅典人占据了位于米迦列海角的仡佬司（Glauce），当他们看到伯罗奔尼撒舰队从米利都驶来的时候，就回撤到萨摩司，等待斯特罗姆庇西德援军。雅典人不愿意主动挑衅敌军那超过36%的数目优势，更何况己方援军正在前来的途中。伯罗奔尼撒人在米迦列安营扎寨。在米迦列，伯罗奔尼撒人的重装步兵部队中又加上了米利都人和当地人；他们准备次日逼向萨摩司。但是，伯罗奔尼撒人还没来得及这么做，他们就收到风，说斯特罗姆庇西德已经率船抵达萨摩司，雅典舰队的船只数目因此达到108艘。数目优势如此之微，阿斯提欧库斯不再想要战斗，他撤退到米利都自己的基地那边。现在，寻求一次决定性遭遇战的一方成了雅典。然而，当雅典人驶至阿斯提欧库斯的大本营向他挑战的时候，他却拒绝出来应战。战局恢复到了前一个冬天时的样子：舰船数目上略逊于敌军的雅典舰队控制了海洋。

[63]

（-174，175-）

不久，海上遭遇战将会表明，阿斯提欧库斯如此审慎实在明智；同时，在一段时间内，伯罗奔尼撒舰队停留在米利都不愿冒险作战，但阿斯提欧库斯也不会毫无作为。

[64]

阿斯提欧库斯之部已然躁动愤懑，因日前无法与敌交战之事而叛意日增。此外，因为替萨斐尼没有履行其资金承诺，所以斯巴达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也很难长时间稳住自己的船舰和船员。与此同时，北安纳托利亚（Anatolia）节度使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一直在鼓动阿斯提欧库斯，要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前往海勒斯滂，并许以援助。同时，拜占庭亦有飞鸿，请求伯罗奔尼撒人去那里支援他们叛离雅典的行动。来自拜占庭的请求为法那巴佐斯的鼓动火上浇油。此外，阿斯提欧库斯收到斯巴达发来的命令，要求他遣兵援助法那巴佐斯，而这支分遣兵的统帅科列库斯（Clearchus）已经待命。

[65]

好几个月以来，阿斯提欧库斯一直没能执行上述命令，他仍然同替萨斐尼合作，但是，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他不能再拖下去了。很快，阿斯提欧库斯将要回到斯巴达，对其无所作为和颗粒无收的控诉正在城邦里等着他呢。

[66]

7月末，科列库斯带着40艘舰船启航。他的目的地是海勒斯滂，但径直前往未免冒险，因为直线航路经过萨摩司的雅典舰队。所以，科列库斯向西航行，朝着更加开阔的海域驶去。这条航路能够规避雅典人，但是却无法回避爱琴海的暴风骤雨——那风暴会摧毁三列桨战舰。科列库斯遇上风暴，被迫带领舰队的绝大部分船只躲入提洛岛（Delos）。风暴平息、海面静止之后，他又悄悄潜回了米利都。但是，（-175，176-）墨伽拉（Megara）将军海力克叙（Helixus）带着10艘舰船成功抵达海勒斯滂，并在拜占庭煽动了叛乱——可能是因为他更加勇敢，也可能是因为他更加幸运。很快，博斯普鲁斯海峡（the Bosporus）另一侧的迦克墩（Chalcedon）、还有库济科斯（Cyzicus）、色吕布里亚（Selymbria）加入起义阵营。

[67]

这一功绩十分重要，因为起义诸邦威胁到了雅典的粮食供应，将迫使雅典作出回应，战局或许会朝着有利于斯巴达的方向发展。

斯巴达此番动作似乎对萨摩司的雅典部队起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自从6月中旬民主政权重光以来，色拉叙布卢斯一直念叨着要召回阿尔喀比亚德，惜无所获，但是现在，色拉叙布卢斯的理据看起来似乎无法拒绝了。到当前为止，伯罗奔尼撒人的主要掣肘——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是替萨斐尼那既不可靠也不足额的援助。但是现在，他们已得到法那巴佐斯的援助——作为军需官，他也许会更为可靠些；作为节度使，他的行省之内有雅典那攸关性命的供给线。为了不让斯巴达人在海勒斯滂地区高枕无忧，必须迅速行动，这一点迫在眉睫。此外，斯巴达人与法那巴佐斯的合作似乎佐证了阿尔喀比亚德的话，他说，替萨斐尼对他们并不忠诚、也不坚定，随时可以被策反。在这样的情势下，色拉叙布卢斯终于设法得到大部分士兵的支持，发布政令，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并许以免受起诉的豁免权。色拉叙布卢斯自己则出海将阿尔喀比亚德接到萨摩司，“他想着，得到拯救的唯一机会就是策反替萨斐尼，令其转投雅典一方”。

[68]

阿尔喀比亚德与雅典人的最初会面必定教双方都感到些许难堪。这是因为在迎接阿尔喀比亚德的人当中，有许多人仍然认为，阿尔喀比亚德亵渎城邦宗教，变节，叛国，煽动推翻民主政府、建立寡头政权。对于阿尔喀比亚德来说，这次还乡并非如他所计划的那样。阿尔喀比亚德并未回到雅典——在他所设想的计划中，那将是驱逐他的民主政权已经倒台的雅典——，但是，他甚至根本都没有回到雅典，而只是来到了萨摩司。他得到的豁免令他免受控诉、免受相应的法律权利被剥夺之苦，但是，远在萨摩司的他对于雅典的宣判带给他的诅咒却无能为力。

[69]

然而，他的死敌——安德罗克勒斯（Androcles）、斐林尼库斯、海珀布鲁斯——已经不在了，而且，阿尔喀比亚德其实深谙民主政治之道。他肯定（-176，177-）能够感觉到一些民主党人仍旧抱守的敌意，但是，大部分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忘记过去，只要阿尔喀比亚德能够帮助他们赢得战争。

[70]

阿尔喀比亚德的地位比他自己所设想的要脆弱，除上述种种之外，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阿尔喀比亚德并未成为哪个跨派别大同盟的焦点人物，也未能以该同盟中不可替代的中心人物这般角色身份回到雅典；相反，他被召至与城邦关系已然破裂的萨摩司，而且不过受到其中一个派别——温和派，甚或只是该派别中一个较有势力的领袖色拉叙布卢斯——的庇护而已。雅典的寡头党人拒绝接受他，萨摩司的民主党人对他始终抱有疑惧，阿尔喀比亚德清楚，他的未来——老实点说，是他的安全——取决于与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党搞好关系。但是，无论色拉叙布卢斯有多么倾慕阿尔喀比亚德的才干，无论色拉叙布卢斯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有多熟悉、多亲近、多友好，色拉叙布卢斯都绝不是任何人手中的傀儡。

[71]

其自身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杰出政治生涯将会证明，色拉叙布卢斯军事与政治才能杰出，意志坚强且性情坚毅，是个独立且有主见的人。当色拉叙布卢斯将阿尔喀比亚德接到萨摩司之后，我们可以肯定，他这样做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策目标。我们还可以肯定，色拉叙布卢斯利用驶回萨摩司的这段航程，与阿尔喀比亚德商榷了这项政策与自己的诸多目标。刚刚抵达雅典兵营的阿尔喀比亚德几乎不可能对色拉叙布卢斯说不。

阿尔喀比亚德在对萨摩司的雅典公民大会发表演讲时，难免要提及自己那难堪的过往。阿尔喀比亚德在这件事情上当然要简略带过，未加申论。他谈及自己不幸遭到流放时流露出激动的情绪，也许这并不合理，但是阿尔喀比亚德终究没有为自己作正经辩护，也没有将这不幸归咎到任何具体某人的身上。

[72]

当前既不宜详论过往、申解私怨，也不宜树敌；当下合乎时宜之举是令听众聚焦未来，期待他阿尔喀比亚德创造奇迹。为了他的最终目标，阿尔喀比亚德不仅得在萨摩司雅典部队赢得军心，还得更迭雅典现状，好让自己最终能够回到雅典，统一雅典各部。最后，他还必须打败伯罗奔尼（-177，178-）撒人。因此，阿尔喀比亚德的发言不仅针对在场听众，还针对其他两类听众：雅典的寡头党领袖，还有伯罗奔尼撒人。据修昔底德说，阿尔喀比亚德有三重目标：第一，赢得萨摩司雅典部队的尊敬，进而重建军心；第二，令伯罗奔尼撒人更为疑惧替萨斐尼，从而失去胜利的希望；以及第三，让统治雅典的寡头政权害怕他阿尔喀比亚德，从而瓦解极端派寡头派党社。

[73]

因此，阿尔喀比亚德在发言中重点强调他对替萨斐尼的影响力——想必他极力夸张渲染了一番——以及节度使帮助雅典人的迫切愿望——条件是雅典人值得节度使信任。替萨斐尼会带着腓尼基舰队加入雅典人一方，而非伯罗奔尼撒人一方；该舰队已经集合，就在阿斯彭杜（Aspendus）待命。只要替萨斐尼自己还有一个铜板，雅典人就永远无需为获得资金援助而为难；“哪怕最后卖掉自己的床”，

[74]

但是，除非阿尔喀比亚德安全回到雅典且能够担任保证雅典人行为得当的保人，不然，替萨斐尼是不会完成上述任务的。

[75]

虽然已在雅典公民大会缺席良久，但阿尔喀比亚德的修辞天才丝毫没有褪色。他的那番言辞不仅收到成效，且效果超乎预期。士兵们旋即选举阿尔喀比亚德为将军“并授权他掌管一切事务”。

[76]

阿尔喀比亚德的演说不仅令士兵听众们重燃信心，他的演说甚至令士兵们对伯罗奔尼撒的敌人充满了轻蔑之意，还准备即刻驶回比雷埃夫斯港（the Piraeus）向四百人政权寻报复。这并非阿尔喀比亚德的既定意图，他极力反驳未及击败敌军就要驶回雅典的建议。但是，仍有许多人想要驶回雅典。然而，阿尔喀比亚德似乎力辩成功，说当下首要之急务是他去找替萨斐尼并商定合作之细节。阿尔喀比亚德迫切希望马上就与节度使接洽。他在雅典人那里的地位全然维系于（-178，179-）雅典人相信他与替萨斐尼友谊非凡这一事实，然而，只有阿尔喀比亚德知道，他对节度使的影响力是多么风雨飘摇。上一次置身节度使侧畔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还是个没有祖国的人，他的安全全然维系于这位波斯节度使的一时好心，对于节度使来说，他不过是个爪牙。此刻，阿尔喀比亚德想要向替萨斐尼表明，他再次成为了雅典将军，率领着一支强大的舰队，“有能力助他，也有能力阻他”。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说，阿尔喀比亚德“利用雅典人来恐吓替萨斐尼，又利用替萨斐尼来恐吓雅典人”。

[77]

尽管我们知道，后来的事情表明阿尔喀比亚德自信过度，但是，我们仍然无需怀疑，阿尔喀比亚德确实认为根据当下的新条件，他是能够将替萨斐尼带到雅典人一方的。

至于阿尔喀比亚德是否了解米利都伯罗奔尼撒军营里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米利都的状况显然令阿尔喀比亚德的期待看起来相当合理。替萨斐尼如此邪恶不公，士兵们愤懑日增，现在，连军官们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节度使替萨斐尼借口说伯罗奔尼撒人迟不出兵，不肯在海上与雅典人作战，为自己不肯痛快偿付薪饷作辩解；而军官们则认为，除非他们打一场决定性战役、或别处寻得一些援助，不然，船员们迟早叛逃。愤怒发泄的焦点很自然地落在了海军主将阿斯提欧库斯的身上。阿斯提欧库斯一直不愿意迎战雅典人，士兵们和军官们认为阿斯提欧库斯对替萨斐尼不够强硬；现在，士兵们和军官们怀疑他收受节度使贿赂才举止若此。最终，图里（Thurii）和叙拉古的部队前来与阿斯提欧库斯对质，讨要薪饷。阿斯提欧库斯的回答正如斯巴达人对异邦人的一惯态度，毫不得体，也绝无圆通，他甚至把手里的权杖扬起来威胁多利乌斯（Dorieus），这位图里部队的将领、了不起的运动员。多利乌斯的船员怒不可遏，差点动起手来，要用石头扔海军主将；主将逃到一座祭坛上，躲过了一劫。

[78]

米利都人迅速利用了阿斯提欧库斯的窘迫境地与士兵们对替萨斐尼的愤怒之情。米利都人夺取了替萨斐尼在他们城邦修建的要塞，并依据诸盟友的首肯——特别是叙拉古人——将节度使的驻军驱逐出去。

[79]

在（-179，180-）这番混乱喧嚷之中，新任海军主将闵答卢斯前来接替阿斯提欧库斯。其时正当8月，虽然我们不能确定阿斯提欧库斯是不是因为士兵抱怨过激而遭罢黜，但是在此次事件中，这是完全可能的。

[80]

阿斯提欧库斯驶回城邦。那时由米利都驶往斯巴达的多艘舰船上的乘客名单能够帮助我们多少了解米利都政治局势是如何紧张复杂。米利都人正要驶去斯巴达，控诉替萨斐尼的行为，因为替萨斐尼势必要对他们攻打节度使驻军的行动大加鞭笞，但米利都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的防守无疑就是出色的攻击。与米利都人同行的有叙拉古人赫墨克拉底（Hermocrates）。赫墨克拉底是西西里战斗中的英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替萨斐尼头号严厉的批判者。赫墨克拉底的目的是要控诉节度使及其党羽阿尔喀比亚德，这两个两面派阳奉阴违，意在摧毁伯罗奔尼撒人。

[81]

与阿斯提欧库斯同行的是卡里亚（Caria）人高利忒司（Gaulites）。高利忒司既通希腊语，又通波斯语，是替萨斐尼的使者。节度使也想主动出击，控诉米利都人攻打他的要塞，但是，他还想要其代言人替他辩解敌人对他将要进行的那些攻击。

[82]

在此期间，阿尔喀比亚德至少与替萨斐尼相伴若干时候，情势如此混乱，他自然喜不自胜。

[83]

阿尔喀比亚德回到萨摩司后不久，雅典四百人政权的使团也从提洛岛赶来了。听说该岛民主革命，使团在提洛岛曾作停留。

[84]

他们试图在公民大会上发言，但愤怒的士兵大喊着拒绝了他们的演讲要求，他们想杀掉摧毁民主政体的这些人。最终，四百人政权的使团（-180，181-）被允许发言，但发言必须遵守规定。

[85]

使团的人坚持说，革命不是为了摧毁城邦，而是为了拯救城邦。没有人想要把城邦卖给敌人。这是因为，如果四百人政权想要卖国的话，完全可以在阿吉斯攻打雅典城墙的时候就出卖。

[86]

使团声称，新政权不会是由四百人议事会组成的、极少数人掌权的寡头政体，相反，新政权将由五千人大会来施行统治。

[87]

使团还谴责说喀耳亚斯的指控是谎言，向听众士兵们保证说他们的亲戚都是安全的。（-181，182-）

无论这些论辩中含有几分实情，这番话都没能达到目的。萨摩司的雅典部队仍然余怒未消，立即驶回比雷埃夫斯港去攻打雅典寡头派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支持。想要采取这种行动的情绪是如此强烈，故而修昔底德说“在此一刻，没有其他人能够控制暴民”，但阿尔喀比亚德站了出来。

[88]

若修昔底德这样判断不假，那就说明在上一次大会召开以后，萨摩司的雅典士兵水手的恐惧怒气与日俱增，同时，使团那番试图平息大家怨气的话却起了相反的作用，点燃了大家的情绪。这还表明，阿尔喀比亚德的影响力增长得有多么迅速，使得其他将军哪怕是色拉叙布卢斯，其影响力与阿尔喀比亚德相比，都黯然失色。

[89]

但是，修昔底德还说得更加过分：“此时此刻，阿尔喀比亚德似乎头一次为城邦作了贡献，因为萨摩司的雅典人决意驶回雅典与同胞一战——如果他们真的离开萨摩司，那么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几乎必定会落入敌军虎口——而阿尔喀比亚德，正是阻止这一切发生的人。”

[90]

（-182，183-）

绝大部分学者都赞同这一判断，但有些细节仍需进一步深究。

[91]

毫无疑问，这项节制的政策非常符合雅典的利益。斯巴达人不会有机会夺取此刻仍在雅典控制之下的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的部分地区；但如果雅典人此时驶回比雷埃夫斯港的话，斯巴达人绝对有机会趁虚而入。此外，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雅典的寡头政权就垮台了，舰队与城邦重新团结起来，投入抵抗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第一个后果很容易被预见到，第二个后果却没那么容易被预见到。当雅典人决定不要离开萨摩司的时候，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寡头政权将会继续掌权，从而对他们亲属与财产的安全都形成威胁。除此之外，四百人议事会将城邦出卖给敌人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为他们似乎确实有所尝试。雅典失守，比起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失守来，势必成为更加严重、更难收复的灾祸。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四百人议事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攻打比雷埃夫斯港也许能够取得速胜。如果能够取得速胜，雅典军队就能重新团结起来，再度驶向海勒斯滂，展开海上战斗。在此之后发生的事情表明，雅典人将能够赢得这样的海上战役并收复沦陷的土地。如此一番猜想不过是反事实推理，永远无法得到证实，但是这番反事实推理至少能够揭示，原本反对阿尔喀比亚德与色拉叙布卢斯的那些人是如何被说动的；同时，在我们的判断过程中，既成事实的力量往往是压倒性的，这番反事实推理能够多少平衡既成事实对我们作判断时那过于巨大的影响力。在格罗特看来，“作战冲动不仅天然就有，同时也是有一定基础的：它基于对真实机遇更加审慎的判断，同时还基于另一个事实，那就是，阿尔喀比亚德具有多血质脾性的乐观，他不过是乐于冒险、在冒险中又比较走运罢了”。

[92]

格罗特这番判断，说服力至少是与修昔底德本人的那番判断不相上下的。（-183，184-）

阻止远征雅典、秩序恢复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回复了四百人政权派来的使团。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阿尔喀比亚德亲自回应了使团，并送他们上路”，

[93]

但是，阿尔喀比亚德交给使团的任务却正是色拉叙布卢斯等温和派的计划。“他并不反对五千人大会的统治，但是他要求他们罢黜四百人议事会，并恢复五百人议事会。”阿尔喀比亚德赞成他们为军队提供更佳保障的各种节省开支的方法，还劝诫他们不要轻易向敌军投降，要坚持到底。只要城邦仍然在雅典人的手中，和解的希望仍然很大。

[94]

无疑，听众当中的大部分更加希望重建完全民主的政权，但是这群听众所拥护的领袖的目标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温和的政体。我们可以假定，比起恢复民众煽动家的统治，阿尔喀比亚德更为青睐一个不那么彻底的民主政权，因为前者正是他上一次失势的根源。所以，阿尔喀比亚德赞同自己的保护人色拉叙布卢斯的意见。

然而，阿尔喀比亚德演说的核心目的是要对统治雅典的那些人施加影响。阿尔喀比亚德怎么能指望极端派会同意解散四百人议事会并终结寡头政权呢？但是，阿尔喀比亚德确实能够指望一下的是，他的这番话将会鼓励温和派去抵抗极端派的任何僭越之举，甚或鼓励温和派自行夺权，取而代之。事情按照这个路数发展的话，将最大程度地符合阿尔喀比亚德的利益，因为寡头派还在反对他回归雅典，其中一些人例如斐林尼库斯，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回归雅典。除此之外，阿尔喀比亚德这番演说还有一个目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就是劝说（-184，185-）四百人议事会不要与敌人私下议和。议和就意味着交出城邦的控制权，但是，在雅典主力军仍在战斗且不受雅典控制的情况下，与这群并无战斗力的雅典人议和、再将城邦交给这些没有战斗力的雅典人，斯巴达人还承担不起这个代价。

事实上，自行议和的可能确实存在。一支阿尔戈斯使团（Argos）来到萨摩司，提出在萨摩司岛上对雅典人提供援助。这意味着阿尔戈斯民主政权承认萨摩司的雅典部队为雅典的有效政权，而认定四百人政权为篡权僭位者。阿尔戈斯使团来的时候带着旗舰帕拉鲁斯号的船员——之前，他们被四百人政权俘虏，然后被送上运兵船前往优卑亚驻防。

[95]

不久，四百人政权判断发生重大失误。他们派出帕拉鲁斯号船员为代表，率领使团前往斯巴达，成员包括莱斯波堤亚斯（Laespodias）、亚里斯托丰（Aristophon），以及美莱西亚斯（Melesias）。最后这位美莱西亚斯很可能是伯利克里旧政敌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之子。该使团的目的定是又一次的议和尝试，但是对于他们得到批准而有权提出或考虑的和约条件，我们却一无所知。使团到达阿尔戈斯的土地上之后，帕拉鲁斯号的船员叛变，并将使团交给了阿尔戈斯人，“因为使团成员与颠覆民主政体的罪魁祸首是一伙的”。

[96]

对于他所说的这些革命运动的领袖，既然修昔底德并未指明他们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为极端派成员。无论情况如何，使团从来没能抵达斯巴达。诚然，如果使团抵达斯巴达，他们也许能够与之达成协议，但是，上佳机运，或者说四百人政权的错误判断，无不正中萨摩司的雅典人之下怀。

411年的夏季行将结束的时候，四百人政权，特别是对于那些想要建立永久寡头政权的极端派来说，他们所有的政策尝试都失败了。四百人政权没能在属邦建立寡头政权并以此巩固帝国统治，他们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叛乱。四百人政权没能与敌议和，没能在萨摩司建立亲善的寡头政权；相反，他们得知在萨摩司岛，寡头运动在雅典部队内部分崩离析，一个愤怒的民主政权取而代之，并差一点儿就走上了前来攻打雅典的道路。四百人政权疏远了革命运动的发动者色拉叙布卢斯，眼睁睁看他成为了敌对一方的领袖，（-185，186-）且战斗力非凡。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此的另一件事情是，四百人政权眼睁睁地看着阿尔喀比亚德，他们攫取胜利的主要指望之一，加入了萨摩司那支与他们为敌的武装力量，并誓言摧毁他们。阿尔喀比亚德坚决赞成解散四百人议事会，色拉叙布卢斯也坚决赞成，此二人的坚决态度势必令他们在雅典的温和派同党叛离革命。四百人政权处境堪忧，危在旦夕。四百人政权唯一的希望在于，能否在一切都太迟之前，将斯巴达引狼入室，好拯救他们自己。

[1]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94—195页。

[2]
任命司册与司册接受任务一事，是由Thuc.8.67.3和Lys.20.13中推断而来的。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03—204页，以及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86页。

[3]
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
.30.1）说，五千人大会从他们自己所有人当中遴选100人，“起草宪法”，现当代学者认为，这些人就是制诰。亚里士多德记载了这些人提出的动议（Arist.Ath.Pol
.30—31）；亚里士多德还声称（Arist.Ath.Pol
.32.1），五千人大会批准了这些人提出的动议。我们知道，五千人大会从来没有成为现实（-158，159-），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个事情不可能为真。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种解释能够做到毫无瑕疵、没有问题；但是，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87页）提出的解释比较有说服力：“克罗努斯大会将会在原则上规定，政权的权力来源于强有力的四百人议事会（boule
）和常设公民大会五千人大会，克罗努斯会议像任命来为五千人造册登记的司册那样，任命了制诰，制定新宪法细则。”

[4]
Thuc.8.72.

[5]

（Arist.Ath.Pol
.31.1）。此处引用指的是梭伦的四百人议事会（Arist.Ath Pol
.8.4）。为梭伦四百人议事会真实存在过而进行辩护的讨论，参见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153—154页。

[6]
Arist.Ath.Pol
.31.1—2. 关于这段文字的意思，特别是，以
作为
的宾语的建议，参见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1页。

[7]
亚里士多德（Aritst.Ath.Pol
.30）记载了为将来而制定的这部宪法。关于这部宪法草案具体条款的探讨，以及关于先前的学术争论，均可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及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对此的专门论述。

[8]
这是罗德斯重建的历史事实，似乎是很可信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6页）。罗德斯重建史实时采用的是梅耶（《古代史研究》，第2卷，第425—435页）和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359—360页，第373页）所使用的原则方法。

[9]
安德鲁斯，《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22卷，第22页。

[10]
安德鲁斯，《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22卷，第22页。

[11]
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
.33.1）说，四百人议事会统治了“大约4个月”（
），次年（411/410）的执政官执政仅仅两个月。因为四百人议事会是于前一年（412/411年）倒数第2个月的第14天或第22天夺权的，所以，该政权持续的时间比4个月至少要短两三个星期。

[12]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94—195页。

[13]
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
.31.2.）描述了人员任命的情况与程序。关于这段描述中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30—231页。罗德斯的观点（《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01页）是，四百人议事会的领袖迅速行动，没有考虑挑选新任官员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罗德斯的观点似乎是将证据解释得最好的一种观点。

[1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0页，注释3）提供了第6位将军是谁的证据。在这些人之上，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第66页）援引修昔底德史书（Thuc. 8.64.1—2），又添上了迭忒勒夫（Dieitrephes）。我们被告知，411/410年的候任将军迭忒勒夫已经预料到事件的发展，于是他加入了寡头党，在色雷斯地区取得指挥权，并以寡头党人的名义夺取了塔索斯（Thasos）。这应当发生在6月人事变更之前的几个月。在那个时候，四百人政权很有可能选了他来当将军——佛纳瓦是这样假定的，但我们没必要作这样一番假定。不管怎么说，迭忒勒夫毕竟（-162，163-）在民主政权当政时就已获选举，而且也未必如与谋者所祈愿的那样可靠。

[15]
修昔底德（Thuc.8.70.2）说，受害者人数匪众。虽然修昔底德说的只是被处决的人数，但我们有理由推测，流放和监禁也并非普遍现象。

[16]
Thuc.4.65.3；5.26.5.

[17]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参见麦格雷戈（M.F.McGregor），《凤凰学刊》，第10卷，1956年，第93—102页。

[18]
Arist.Ath.Pol
.34.3；Xen.Hell
.2.2.20；Plut.Lys
.14.4；and. 3.11.

[19]
Thuc.8.70.1.

[20]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2页）指出，他可能因为在密仪中渎神而遭受诅咒，进而被单独排除在外。但是这件事牵扯颇多，不止阿尔喀比亚德一人与此有涉。

[21]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2页。

[22]
从斐林尼库斯（Phrynichus）尖刻的驳斥中（Thuc.8.48.5）中，我们能够推断出他们所怀有的这些希望。

[23]
Thuc.8.64.2. 关于迭忒勒夫，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6—157页；关于日期，参见第157—158页。

[24]
Thuc.8.64.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61页。

[25]
Thuc.8.64.5. 奥克西林库斯史家（Hell.Oxy
.7.4）提供了关于替摩劳斯的证据。同时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8—159页。

[26]
Thuc.8.64.5. 修昔底德这段申明的其他部分——“这些城邦一旦有了权力比较集中的政府，人们的行动不怕受别人斥责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走向绝对自由的道路上，一点也不受雅典人作为‘改革’提出来的空想的诱惑了，——那诱饵就是似是而非的‘优诺弥亚’（eunomia）”［译注：译文采用谢德风译本，第607页］——已然激起了争论。看起来，这明显支持了斐林尼库斯的看法：比起阶级与派别利益而言，帝国子民更容易受到对自由与自治的共同渴望的影响。关于塔索斯事态及塔索斯事态对这类争论的影响，参见普莱科（H.W.Pleket），《历史学刊》，第7卷，1963年，第70—77页。

[27]
Thuc.8.48.2.

[28]
Thuc.8.63.4.

[29]
Thuc.8.70.2.

[30]
Thuc.8.63.4.

[31]
Thuc.8.90.2；91.3. 同时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07—308页。

[32]
Thuc.8.90—91.

[33]
Thuc.8.70.2.修昔底德没有提及这些条件。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
.32.3）提到这些条件时，措辞是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0页，注释1）指出，（-166，167-）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这些议和条件和国王阿吉斯的回应（Thuc.8.70.2），不过只是亚里士多德从修昔底德的记叙中推理出来的罢了。然而，我们并没有理由怀疑亚里士多德的前文（Arist.Ath.Pol
.32.2）自有其独立性与真实性。

[34]
Arist.Ath. Pol
. 32.3.

[35]
Thuc.8.5.

[36]
Thuc.8.71.1.

[37]
Thuc.8.71.2—3.

[38]
Thuc.5.63.4；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91—106页。

[39]
Thuc.8.72.1—2. 关于四百人政权行动的时间问题，参见Thuc.8.86.3；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4、285页。

[40]
Thuc.8.63.3；73.2—3. 关于日期，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54页。

[41]
关于萨摩司三百人政权行事动机的讨论，参见勒贡（R.P.Legon），《历史学刊》，第21卷，1972年，第156页。

[42]
Thuc.8.73.3.

[43]
Thuc.8.73.4.

[44]
Thuc.8.48.3.

[45]
Thuc.8.76.2. 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8页。在这里，《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的作者敏锐观察到，“列昂与狄奥梅冬也没能逃过，他们是不喜欢寡头政权的（Thuc.73.4），但他们都太容易被认为是默许寡头政权之存在的”。

[46]
Thuc.8.47.2.

[47]
Thuc.8.73.5.

[48]
Thuc.8.73.6.

[49]
Thuc.8.74.1.

[50]
Thuc.8.74.2—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6页。

[51]
Thuc.8.74.3.

[52]
Thuc.8.74.3.

[53]
修昔底德（Thuc. 8.75.1）将这三类人分别描述为：（1）
，（2）
，以及（3）
。前两者的翻译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三个词组的翻译就有一点儿困难。史密斯（C.F.Smith）管第三类人叫“立场中立者”［译注：娄卜英译本］，其余的校勘家也采取差不多的解释方法。但是，安德鲁斯对此提出的质疑很有道理。安德鲁斯指出，修氏史书中没有类似用法，同时“我们应该怀疑，是不是真有那么多徘徊于民主与寡头之间的冷漠雅典人”（《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7页）。布索特把这类人称为“温和派”（die Gemässigte）（《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2页）；雷·华尔纳（Rex Warner）把这类人称为“更为温和的一党”（the more moderate party）［译注：企鹅英译本］；韦依与萝蜜莉把这类人称为“温和派”（les modérés）［译注：布岱法译本］。我采用的是克劳利（Crawley）的译法“观点温和的人们”（the men of moderate views）。但总的来说，表达了“温和”含义的所有译法都比表达“中立”含义的译法要更可靠。

[54]
Thuc.8.75.2.

[55]
Ibid.

[56]
Arist.Ath. Pol
. 40.2—3.

[57]
关于新选出的将军可能都有谁的一种可能，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8页。

[58]
修昔底德（Thuc.8.76.3）告诉我们说，士兵们在公民大会上站出来发言，建议并动员大家，以直白的言辞阐述要旨。在绝大多数的雅典公民大会中，发言的不是将军，就是其他的民选官员，或者是政治领袖。这次大会的情况很可能是一样的。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68页）由此联想到了将军的营前训话。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48页）假定，发言的就是色拉叙卢斯和色拉叙布卢斯，这个假定很可能是对的。此外，修昔底德提到的阿尔喀比亚德回归（Thuc.8.76.7）一事，表明极有可能是色拉叙布卢斯，因为他“一直都是这个看法……说大家应当召回阿尔喀比亚德”（Thuc.8.81.1）。

[59]
Thuc.8.76.7.

[60]
Thuc.8.61—63.2.

[61]
Thuc.8.78.

[62]
Thuc.8.79.1. 关于具体时间，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2页。

[63]
Thuc.8.79.

[64]
Thuc.8.80.1. 关于
是过去时（imperfect）而非克拉森（Classen）和史度普（Steup）所说的不定过去时（aorist）的看法，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4页。关于对阿斯提欧库斯之审慎行事的赞成，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5页。

[65]
Thuc.8.80.1—3. 关于科列库斯及命令，参见Thuc.8.8.2及39.2。布索特认为，拜占庭叛变发生在8月初（《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6页），这个观点看起来是合理的。所以，舰队很有可能是于7月末驶离的。

[66]
闵答卢斯（Mindarus）抵达那里并接替阿斯提欧库斯的时间应在此之后不久，尽管修昔底德没有清楚说明具体时间。布索特估计是在8月的某个时候，这一估计很有道理。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38页；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0—281页）采用的是贝洛赫的看法。安德鲁斯与贝洛赫都认为，海军主将就任时间是在“秋分左右”，也就是9月末。然而，安德鲁斯意识到，阿斯提欧库斯似乎在此之前稍早就被解职，原因应该是斯巴达历法并不规则。西里（《克丽娥学刊》，第58卷，1976年，第335—358页）认为，海军主将职务还不是一个按年更替的常规职务。就算真如西里说，阿斯提欧库斯也没有理由不如坐针毡。很明显，阿斯提欧库斯成功应付了前来对他进行调查的参谋团（Thuc.8.39.2），但他在毫无建树与战功的情况下想要长久待在这个位置上，也是不大可能的。

[67]
Thuc.8.80.3；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6页，注释4。

[68]
Thuc.8.81.1.

[69]
Plut.Alc
.22.5，33.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5页。

[70]
哈茨菲尔德（Hatzfeld），《亚西比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Alcibiade，étude sur l'histoire d'Athènes à la fin du Ve
siècle
），第246页。

[71]
泼李希（C.Pöhlig）（《古典语文学年刊》增刊［Jahrbücher für Klassische Philologie
］，第9卷，1877—1878年，第233—234页及注释6）指出，同时代、同德谟的阿尔喀比亚德、塞剌墨涅斯、还有色拉叙布卢斯可能相互熟悉并关系亲近。这个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特别是，注释6详细列出了他们之间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关系一直以来长久而亲近的证据。

[72]
修昔底德（Thuc.8.81.2）仅仅告诉我们说：“他放声疾号，为着自己因流放而遭受的不幸。”

[73]
Thuc.8.81.2. 最后一个分句是我根据

一句译出的。而修昔底德是作为第一个理由提到的。关于对此问题的有帮助的评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6页。

[74]
Thuc.8.81.3. 后来，年轻的王子小居鲁士（Cyrus）对莱山德（Lysander）也说了类似的一番话：如果波斯大王的拨款与他自己的资金都耗尽了，他会打碎自己那金银铸成的宝座（Xen.Hell
.1.5.3）。正如安德鲁斯所说（《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6页），“要么，就是两位波斯节度使都热衷此类言辞；要么，就是这种说法在希腊已经成了东方修辞的通用译法。”

[75]
Thuc.8.81.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7页。

[76]
Thuc.8.82.1. 阿尔喀比亚德并未正式得到什么超乎常规的权力，他所行使的不过是事实上的指挥权。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7页。

[77]
Thuc.8.82.2.

[78]
Thuc.8.84.1—3. 我将
一词译为“手里的权杖”（swagger-stick），我认为它在斯巴达十分重要，我这样翻译也是为了在现代语言中体现出其重要性。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9页。

[79]
Thuc.8.84.4. 值得指出的是，曾经极力反对斯巴达与波斯第二条约草案的参谋（
，参见原书页码第86页）力卡斯（Lichas）斥责米利都人说，他们和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人应该默默受波斯大王驱使，直到战争结束。这番话令米利都人极为愤怒，后来，他们（-179，180-）拒绝把力卡斯埋葬在米利都的土地上（Thuc.8.84.5）。我们不知道力卡斯为什么这么做。也许力卡斯只是务实行事，防止进一步扩大与替萨斐尼之间的裂痕。如果真的如此，一方面，我们无法从这段记载中推出任何关于力卡斯或斯巴达人对待第三条约合法性的信息——在第三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力卡斯协助有功；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从这段记载中推出力卡斯或斯巴达的任何根本意图。关于这些观点的讨论，参见圣·克洛瓦，《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154—155页，第313—314页；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04—105页；《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79—280页。

[80]
参见本书第196页，注释①。

[81]
此时此刻，赫墨克拉底自有其特殊理由要带着控诉前往斯巴达。叙拉古民主政权复辟，他新近被解除了指挥职务。（关于他此次去职为何并非色诺芬所称的410年［ Xen.Hell
.1.1.27—31］，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1—285页。）替萨斐尼利用赫墨克拉底的流亡者身份，趁着他没有指挥权对他进行攻击（Thuc.8.85.3）。

[82]
Thuc.8.85.

[83]
修昔底德（Thuc.8.85.4）告诉我们说，在阿斯提欧库斯和这些人等驶往斯巴达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已经离开替萨斐尼并回到了萨摩司。

[84]
Thuc.8.72.1；77.

[85]
规定的要求：Thuc.8.72.

[86]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5页。

[87]
我对于此番声称的理解结合了Thuc.8.72.1与8.86.3这两段记载。在前一段记叙（Thuc.8.72.1）中，雅典的寡头党领袖吩咐使团，要他们告诉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参加政权的除了四百人议事会之外，还有五千人大会；尽管，因为他们在亚狄珈之外服役征战的缘故，迄今还没有任何事务重大到值得召集五千人大会来予以商议。”

.在后一段记载（Thuc.8.86.3）中，使团告诉萨摩司公民大会说“五千人大会的所有成员将会轮流参与政府事务”。

.两段记载都令校勘家和注疏家感到颇为棘手。

我所能确认的是，第一段文字（Thuc.8.72.1）所要表达的，是雅典再未召开过5000人或超过5000人大会的起始时间，或者从雅典进入战争状态开始，或者自雅典进入战争的晚近时期以来；然而，我难以采信这一点，因为公民大会发生过的某些活动所要求的法定人数是6000人。对这段文字还有另外一种训读方法，似乎更为可信：这里所说的是自寡头政权建立以来的时期。毕竟，这段时期才是问题所在。四百人议事会想要对萨摩司的雅典人说的大概不外如此：“雅典不仅由四百人议事会统治，也由五千人大会统治。你们未曾听闻五千人大会召开，是因为在我们掌权以来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我们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诸如保卫城墙，抵抗敌军——以及我们所负责的海外任务令大家尚无暇开会。我们当然可以违反常例召开一次五千人大会，尽管如此，但又有何事务紧迫如此、需要违反常例呢。”
是强调形式，安德鲁斯意见如此（《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3页）。

第二段文字（Thuc.8.86.3）则在翻译上有问题。有一些学者的理解方式与我在本注释第一段所提到的一样，但是，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所有公民都将轮流担任五千人大会成员”。这种训读方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第一种训读方法又会在语法上造成麻烦，更极端点说，是解释不通的。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5—286页）认为，此分句存在讹误，理由是“使团不太可能将如此重大的政体细节夹在‘他们不会向斯巴达人投降’和‘我们不会虐待船员家属’这两个声明之间”。然而，在我看来，所谓的政体细节——如果当真有这样的细节的话——并不重要。使团的沟通任务是申明，新政权不会是极少数人掌权的一个寡头政权，5000人将会是真正的统治者。反正这些都是弥天大谎，我们无需过度关注为了撒大谎而编造出来的这些小谎，也无需过度纠结修昔底德记载得是否详尽准确。如果这种训读方法真的是正确的，使团所讲述的故事肯定与他们得到的指令不同；同时，使团必定能够因时度事，捏造些细节出来用于佐证说明。

[88]
Thuc.8.86.5.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阿尔喀比亚德在上一次公民大会时站出来阻止类似行动——回雅典远征——的时候（Thuc.8.82）所发挥的作用未及这一次关键；这段记载还暗示，在上一次，其他领袖也可能能够成功劝阻士兵们。霍尔乍浦斐（Holzapfel）在19世纪提出来的看法是，这两段文字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的重复冗笔。但他这种看法一般不为学者所接受。参见梅耶，《古代史研究》，第2卷，第410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7页，注释2；《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7页。

[89]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修昔底德这番判断。普鲁塔克给出了修昔底德所忽略的细节：与阿尔喀比亚德合作的可是色拉叙布卢斯，“据说此人的嗓门在所有雅典人当中是最大的”（Plut.Alc
.26.6），我们没有理由对普鲁塔克这话提出质疑。布伦特（P.A.Brunt）（《希腊研究评论》，第65卷，1952年，第59—96页）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很可能是修昔底德在第5卷、第6卷以及第8卷所记录的某些事情的信源”（第95页）。布伦特的看法非常有说服力。关于阿尔喀比亚德在塑造斯巴达政策、影响修昔底德相关记叙这两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52—259页。

[90]
我接受B抄本的训读（Thuc. 8.86.4）：

.其他诸抄本（MSS）作
而非
，这样一来，译文就应当类似于史密斯的版本：“阿尔喀比亚德看起来正声名显赫，并于国有益，远甚他人”（娄卜版，第4卷，第343页）。布伦特拒斥B抄本，观点清楚而扼要：“如果我们接受B抄本这种训读方法，那么，修昔底德的意思就会变成阿尔喀比亚德此前从未对雅典作出任何贡献……但是，要说修昔底德拒绝承认阿尔喀比亚德哪怕是貌似曾经在411年之前为雅典作过一些贡献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故而，毫无疑问，应当接受其他抄本的训读”（布伦特，《希腊研究评论》，第65卷，1952年，第61页，注释1）。但是我认为布伦特对“看起来”一词的强调言过其实，未能解释正确。阿尔喀比亚德早前生涯在不知情的人或群体看来如何，并不重要；修昔底德如何看待阿尔喀比亚德早前生涯，才是问题关键：也就是说，修昔底德个人如何理解阿尔喀比亚德的行动？克劳利的译文，“既然阿尔喀比亚德第一次为国作了贡献”，华尔纳的译文，正是在这一刻，看起来，阿尔喀比亚德第一次（-182，183-）为他的国家作出重大贡献，在我看来，是得其要义的。那么，问题不是阿尔喀比亚德之前的行动看起来是否对雅典有用，而是实际上是不是有用。

我认为，修昔底德不可能认为阿尔喀比亚德的如下举动对于雅典来说至多只算得上是无用的：颠覆尼基阿斯和约、采取最后导致斯巴达人在曼提尼亚取胜的雅典对伯罗奔尼撒政策、还有发动西西里远征。安德鲁斯清楚表明（《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86页），这就是修昔底德的个人看法。此外，安德鲁斯认为应当训读为
的看法，在语言学上是令人信服。就我们当前所要做的事情来说，两种训读方法都可以接受，因为无论是训读作
，还是训读作
，这段文字都能够表达修昔底德对阿尔喀比亚德这番行动——反对回到比雷埃夫斯港发动攻击——的强烈支持。

[91]
关于其中一些细节，参见布劳多（E.F.Bloedow），《重申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
），威斯巴登，1973年，第38—40页。

[92]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56页。此处给出的这番论辩不过是对格罗特看法的重新阐述罢了。就我所知，没有人对此有过驳斥；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9页，注释2）仅仅对此表示有所注意，但未作述评。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183，184-］第38—41页）似乎是唯一表示过对此基本有所共鸣的学者，但布劳多的观点较格罗特走得更远。布劳多认为，舰队从萨摩司离开以及接下来失去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的后果，将危及替萨斐尼试图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保持的势力平衡，故而迫使节度使加入雅典一方。正因为如此，替萨斐尼就可能会召来腓尼基舰队，同时雅典人将轻易收复失守的地区。一旦雅典人得到替萨斐尼的实际支援，他们就有可能将此支援维持下去。我认为，替萨斐尼，不大可能对与斯巴达部队作战的雅典人提供任何实际支援，毕竟，斯巴达部队是由法那巴佐斯支持的。411年，无论是替萨斐尼，还是波斯大王，他们都不可能认为雅典之胜符合他们的利益。此外，无论替萨斐尼有多么独立，他仍然听命于波斯大王，同时，我也无法相信，波斯大王会允许他的某位节度使在希腊人的内战中支持其中一方与另一位节度使所支持的另一方作战。

[93]
Thuc.8.86.6.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99页）准确捕捉到了修昔底德的记叙所要表达的情绪：“他像个君主一样地解散了使团”。

[94]
Thuc.8.88.6—7.

[95]
Thuc.8.74.2.

[96]
Thuc.8.86.8—9. 关于美莱西亚斯，参见戴维斯（Davies），《雅典有产家庭论》（APF，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第232—233页。

第八章 五千人政权建立

阿尔喀比亚德的话没有如实传到雅典。从萨摩司回来的使团首先必定先要向派遣他们出使的寡头党领袖们汇报，而这些领袖必定对报告作了一番掩饰，他们的话与阿尔喀比亚德所说的大相径庭。

[1]

这些人说，阿尔喀比亚德敦促留守雅典的人坚持战斗、勿向斯巴达人让步，使团还汇报了阿尔喀比亚德对和解与胜利抱有的希望。但是，这些人没有提及阿尔喀比亚德对五千人大会这一制度设计的赞成，也没有提及他对四百人议事会统治的敌意及他恢复旧有五百人议事会的要求。四百人政权内部已经异见横行，再说出这些观点未免雪上加霜。完全如实地汇报阿尔喀比亚德那番演说势必一石千浪，然而，有所保留的节选汇报依然大大鼓舞了寡头集团内部的异见分子。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这些异见分子“在寡头政权当中占了多数，他们……，想尽一切可说是安全的办法来与之划清界限”。

[2]

这群人已经开始私下结社会面，抱怨事件的进展与走向。

在四百人政权中，异见分子的两位领袖都担任公职，都是重要角色：哈格浓之子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 the son of Hagnon）及司契利亚斯之子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 the son of Scelias）。我们已经论（-187，188-）述过塞剌墨涅斯（在本书第六章），包括他后来的生涯和他戏剧性的死亡及这戏剧性给他带来的名声。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同样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早在421年，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已经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是签订《尼基阿斯和约》（the Peace of Nicias）并与斯巴达结盟的人。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已经重要到可以成为阿里斯托芬414年的笑柄，同时，他应当就是雅典人在412年派去开俄斯的那位将军。他积极参与创立寡头政体，并在四百人政权中担任舰队副将（taxiarch
）。后来的一些古代作家称赞他为推翻四百人政权、建立五千人大会的首要功臣。410/409年，他被复辟的民主政权选举为将军，并在407/406年再次成为阿尔喀比亚德的同袍。

[3]

安德鲁斯说：“他能够在一切类型的政权中担任公职，我们可以将他视为值得信赖的战士，他没有过于强烈的政治情感，被卷入四百人政权是由于他希望通过波斯援助来赢得战争。”

[4]

安德鲁斯的话是公正的，但是我们应当还记得，修昔底德径直将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归入为了个人野心而推翻四百人政权的那个群体当中。我们还应当记得，若我们不了解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在407年之后的生涯，他们看起来与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就没有什么不同。这三人都支持了推翻雅典民主政体的革命运动，叛离了四百人寡头政权，在复辟的民主政体当中干得不错，并且都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同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阿里斯托科拉忒斯没有政治观点，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与同党塞剌墨涅斯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不同：二人都是温和派。

[5]

在各种学术讨论中，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都被呈现为典型的温和派。他们宣称，他们不仅害怕（-188，189-）阿尔喀比亚德及其萨摩司军队，也害怕“那些向斯巴达派遣使团的人，担心这些人在不与大多数公民商议的情况下就做出伤害城邦的事来”。

[6]

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并不鼓励心怀不满者拿起武器反对革命。彼时的氛围仍然充满变易与疑惧，而谋杀与恐怖的能力仍然全数掌握在极端派手中，此时拿起武器、有所行动未免过于危险。此外，如果行动失败，城邦被极端派出卖的危险就会进一步加剧，因为极端派的这种倾向萌兆已久。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甚至从来不说反对极端寡头政权，从来不使用这等危险语言。相反，他们只谈论政体改革，四百人政权对所谓政体改革的承诺早已明确：“落实五千人大会，［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城邦政体。”

[7]

无疑，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私下并不惧怕萨摩司的反攻，他们更为担心的是城邦被出卖。事实上，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是在听闻阿尔喀比亚德在萨摩司取得领导地位后，认定寡头政权被推翻已经指日可待，心里才泛起波澜而有所行动。

修昔底德一反常态，断言说建立五千人大会不过是个政治口号，异见分子的领袖在这口号背后隐藏了自己对四百人政权当中其他人的嫉妒——因为这些人在四百人政权中攫取了煊赫地位，却以他们的损失为代价——和自己的个体野心。尽管我们已经指出，发挥作用的还有其他原因，但是仍然无需怀疑，这样的想法和情绪依旧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人作为雅典政治家，成长于一种充满激烈竞争的文化，在城邦中获得领袖地位与尊重的野心自然天成，并不值得羞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高估这些动机。比嫉妒和野心更加令人信服的还有其他两重动机：恐惧与爱国心。如果听任那极少数人掌权的寡头政权按照自己的策略发展，其压迫性迟早会针对可疑的异见分子，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与塞剌墨涅斯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如果萨摩司民主党人能够从极少数人掌权的寡头政权手中夺取雅典城邦、而这个寡头政权内部又是团结一致的，那么该政权之父中将无人能够指望得到胜利者的宽宏对待。从另一方面来说，政权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大之时，极端派通过斯巴达占领雅典来获得庇护的冲动也就越大。而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温和派领袖的一切都告诉我们，这些人反对牺牲雅典的独立自主。他们因此从复辟的民主政权获得的荣誉（-189，190-）足够证明，他们的同胞从来不怀疑他们的爱国心和充满善意的动机。所以，我们也不应当对此有所怀疑。

萨摩司传来的消息有多么鼓舞温和派，就有多么警醒极端派。在此，修昔底德指出了极端派领袖人物的名字：斐林尼库斯，派山德，安提丰，以及，第一次出现的名字，阿里斯塔库。阿里斯塔库很有可能属于骑兵。

[8]

极端派得到了萨摩司民主政权复辟的消息，他们的恐惧势必进一步增加了。因为听到这等消息的缘故，极端派向斯巴达派出了第二支使团，这支使团同样命运悲惨，从未抵达斯巴达。

[9]

极端派还开始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哀堤昂奈（Eëtioneia）修建要塞。哀堤昂奈是港口入口处向南伸出的海角，它横跨港口，控制着进出港口的海上交通（参见地图6）。北面和西面建有城墙作为防护，防止受到来自陆地上的攻击。在哀堤昂奈的西边面向大海的方向，城墙向南延伸到半岛南端，最南端立着一座灯塔。此刻，斐林尼库斯及其同党又往这些防御工事加上了两条新的城墙：一条沿着哀堤昂奈东岸一直延伸到比雷埃夫斯港，另一条从北面那座城墙往南一直延伸到港口的最东端。两条新城墙形成了封闭走廊后，斐林尼库斯及其同党要求所有人将自己所有的粮食及所有新到港的粮食都储存在这个走廊中。港口的防御工事原本就已经相当不错，外部攻击——无论来自陆地，抑或海洋——都可有效抵御。新的防御工事则在控制比雷埃夫斯港、抵御外敌的功能之外，赋予一支小型部队以抵御内部攻击的能力。极端派的借口是防御萨摩司雅典军队攻击比雷埃夫斯港，但塞剌墨涅斯及温和派很快看穿了这等托词。极端派真正的目的，据他们说（同时，修昔底德也认可极端派的看法），是“在任何他们愿意的时候迎接敌人入港登陆”。

[10]

地图6 哀堤昂奈

转自A.W.戈姆，A.安德鲁斯，及K.J.多佛，《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xv页。

因此，既然极端派早已准备要出卖城邦，（-190，191-）那么甚至早在使团从萨摩司回来之前、在温和派也早就对极端派的计划产生了怀疑、警觉与敌对之前，一切准备行动就已经相当必要。然而，当他们知道阿尔喀比亚德回归萨摩司的消息之后，极端派就有必要采取更多行动。阿尔喀比亚德希望在雅典内部引发分歧的目的达到了：极端派“发现，大部分公民和原先属于他们那个群体、且他们也认为是可以信任的一些人，都在改变看法”。此刻，极端派感到了绝望，准备出卖城邦。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他们希望成立寡头政权，维持雅典对帝国的统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希望（-191，192-）可以保留他们的舰船、城墙、还有雅典的自治，但是比起落入复辟民主政权之手，他们甚或“情愿迎入敌人，放弃舰船与城墙，以城邦的名义签订任何条件的协议，只要能够拯救自己的性命”。

[11]

所以，他们加快了哀堤昂奈城墙建设的进度，同时还派遣12人组成的使团——包括安提丰与斐林尼库斯——前去与斯巴达人议和，“以他们能够容忍的任何条件达成协议”。

[12]

修昔底德的评论说得很明白，他们所谓可以容忍的条件就是能够确保极端派领袖活命的一切条件。

一如往常，修昔底德没有给我们直接提供协商的细节，但是，修昔底德史书中的各种散见证据允许我们作一番合理推测。可以假定，斐林尼库斯、安提丰及其他人提出的初始条件是维持现状、签订和约，斯巴达人当然旋即拒绝。接下来，斐林尼库斯等人可能提出放弃帝国，但留下城墙、舰船、自治；当然，这肯定是他们有可能获得温和派及其他雅典人支持的条件底线。然而，斯巴达人对于雅典与萨摩司雅典舰队之间的分歧知道得相当清楚，斯巴达人很可能也清楚雅典城邦内部的紧张。斯巴达人甚至无需让步至此，因为很快，内争就会令全胜唾手可取。因此，使团从斯巴达回来，“没有为所有人达成全面协议”。

[13]

不管怎么说，此处的措辞径直暗示我们，使团的确基于某些人的立场与之达成了协议：使团自己，还有他们的极端派同党。在某段时间之内，斯巴达人一直在与优卑亚人谋划，要帮助他们叛离雅典人。斯巴达指挥官阿基桑德力达（Agesandridas）为此集结了42艘舰船，此刻刚好停留在拉戈尼亚的腊司港（Las in Laconia），等待启航。塞剌墨涅斯指责说，这些舰船并不打算前往优卑亚，而打算驶向哀堤昂奈，并打算对比雷埃夫斯港发动偷袭。事情后来的发展及修昔底德自己（-192，193-）的判断为塞剌墨涅斯的看法提供了支持。

[14]

斐林尼库斯、安提丰及其同党既然无法与敌人商定一个还能接受的和约，于是就打算将城邦出卖给敌人，以换取自身的安全。

正当极端派赶着将新城墙匆忙完工的时候，较有爱国之心的雅典民众疑惧之心日增。在好一段时间内，塞剌墨涅斯一直都在抱怨这项新工程，他甚至有可能就在四百人议事会会厅门禁之外抱怨。

[15]

在变节与政治谋杀横行的气氛中，这等抱怨需要的勇气实在可观。任何与塞剌墨涅斯交谈并听取其看法的人，都有可能背叛他；但他仍然站了出来。头年春天安德罗克勒斯（Androcles）被暗杀后，恐怖的政治气氛就开始弥漫雅典。

[16]

而民主复辟运动的发展始于另一场政治暗杀，这也许并非巧合。午前，斐林尼库斯离开议事会大厅，公民市集（agora
）正一片喧嚣，斐林尼库斯被刺死。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杀手是驻军部队的逃兵，但是整场阴谋则涉及其他人，雅典人和异邦人都参与其中，其中一些人还因为此事有功而得到复辟民主政权的荣誉和嘉奖。

[17]

跟随在杀手身边的一名阿尔戈斯人（Argive）被抓住并被施以酷刑，但是他没有招供出任何人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其他人因此受到惩罚。四百人政权的毫无作为鼓舞了反对力量，事态新发展又令这些人的紧迫感更加强烈：消息传来，伯罗奔尼撒舰队已经离开腊司，在埃皮道鲁斯（Epidaurus）停泊，劫掠了埃基纳（Aegina）。各种异见分子——包括塞剌墨涅斯、阿里斯托科拉忒斯，还有各种属于或不属于四百人政权的人——集合起来召开会议。塞剌墨涅斯指出，埃皮道鲁斯和埃基纳并不在从腊司前往优卑亚的路上（参见地图7）。正如塞剌墨涅斯所警告的那样，伯罗奔尼撒舰队的意图明显是要攻打比雷埃夫斯港，“所以，再保持沉默就不可能了”。

[18]

随后，许多人争相发言，疑惧与反抗之情溢于言表。最终，他们确定了行动步骤。

地图7 从腊司港到优卑亚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到底有多少是按图索骥、又有多少即兴之作，我们无法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193，194-）事件进行之前经过了相当的设计，而在雅典的异见分子与在比雷埃夫斯港修新城墙的重装步兵之间的沟通肯定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塞剌墨涅斯的主要同党——阿里斯托科拉忒斯——是一名舰队副将，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士兵当中统领来自自己德谟的那支分遣队。阿里斯托科拉忒斯行动的第一步，是命令重装步兵逮捕将军阿勒柯西克勒（Alexicles），将他监视起来。修昔底德将阿勒柯西克勒描述为“寡头派别的将军，特别倾向于那些党社的成员”。

[19]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极端派”。比雷埃夫斯港慕尼契亚（Munichia）驻防提督赫尔蒙（Hermon）（-194，195-）也参与到其中，但是修昔底德强调说，重装步兵军团对此是完全赞成的。整个军队受到温和派领袖的煽动，把指挥自己的极端派将军赶下指挥宝座。这种行为不仅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动，还威胁到了极端派要迎敌入城和拯救自己的根本条件——控制军队。

比雷埃夫斯港起义的消息传到四百人政权那里的时候，他们正在议事会大厅开会。极端派立即准备拿起武器，威胁塞剌墨涅斯和他那些温和派同党，因为他们怀疑，是这些温和派人物煽动了起义。然而，塞剌墨涅斯不可能没有预见到这种时刻的到来，因此，他也早就有所准备。塞剌墨涅斯为自己辩护，驳斥这些指控，宣称自己愿意加入拯救阿勒柯西克勒的行动。极端派对此感到意外，他们同意了塞剌墨涅斯的要求，并允许他带着另一名与他同心同德的将军一起行动。事实上，除了塞剌墨涅斯总是公开批评他们之外，极端派还不能十分确定塞剌墨涅斯是不是已经背叛他们这个派别，也许，极端派也没有信心确保能够在四百人政权之内以一己之力抵抗大胆直言的塞剌墨涅斯。对于四百人政权来说，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派遣阿里斯塔库和年轻骑兵组成的军团前往比雷埃夫斯港。

这样，一支重装步兵部队从雅典出发，向比雷埃夫斯港的另一支雅典重装步兵部队进发；内战似乎已成眉睫之祸。然而，此时此刻，比雷埃夫斯港的军队已经把他们寡头派的将军关了起来，由温和派人马指挥；在雅典开赴比雷埃夫斯港的军队中，三个将军里有两人是温和派。随即而来的不是战斗，而是做戏。阿里斯塔库向起义的重装步兵团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随后，塞剌墨涅斯反过来也假装斥责他们。然而，绝大部分重装步兵仍然坚持，并质问塞剌墨涅斯“是否认为正在修建的防御工事是出于任何有益的目的，抑或最好拆除它”？塞剌墨涅斯回答说，如果士兵们认为最好是要拆除它，那么他同意。听闻此言，重装步兵连同比雷埃夫斯港的许多平民一起，开始着手拆除城墙。拆除工作还伴随着这样的激励口号，“想要五千人替代四百人来统治的，就来（拆除城墙）”。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口号是“对人群”说的；但是，这是谁喊出来的？

[20]

很明显，这口号出自某位温和派领袖，此人精心导演了这一幕，核心目的（-195，196-）是拆除城墙——因为城墙可以保护某些人将城邦安全出卖给斯巴达——和打造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要的那个政体，五千人大会的统治。

[21]

修昔底德说，喊出这些口号的人在口号背后隐藏了他们的真正愿望，那就是复辟完全民主政权。但是，这些人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实愿望，害怕五千人大会已经成立，也害怕他们对完全民主政体的诉求将会令其每个人都暴露在危险之中，因为任何人的邻居都有可能是现在那个统治集体的成员。然而，这种推测不适用于那些温和派领袖，也不适用于任何已经加入四百人政权的温和派成员，因为他们肯定知道，五千人大会并不存在。但是，如果只是依据普通士兵的情况来考察这番推测的话，修昔底德的这番论断也会带来疑问。士兵们都已经逮捕了他们的将军、准备好要战斗，已经开始要拆除在任政权下令建设的军事防事，到了此时此刻，这些士兵怎么还会不加入复辟民主政权的集体口号中呢？喊喊口号，还能带来什么别的危险吗？无疑，许多士兵——如果不是绝大部分士兵的话——更愿意复辟民主政权，如果他们曾设想过这一问题的话。所以，更好的解释似乎是重装步兵们不是因为恐惧才大喊口号，而只是加入了温和派煽动起来的一场大合唱。

[22]

然而，喊口号并不能打倒寡头政权并代之以温和政权。眼下的任务，是在避免内战的前提下找到对极端派施压的办法。温和派意识到，斯巴达人指望着雅典人陷入公开内战以获得唾手可得的胜利。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在阿勒柯西克勒被逮捕、城邦弥漫恐惧时提醒大家敌军就在附近从而抚慰民众、令大家冷静下来的那些人，当时正是受到温和派领袖的鼓励。

[23]

因此，次日，他们采取了温和路线，意在迫使极端派屈服妥协而不引发战斗。比雷埃夫斯港的军队将城墙拆除完毕，释放了寡（-196，197-）头派将军阿勒柯西克勒。接下来，这些人召开了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向雅典行进，但并不是要找到敌军并与之战斗。相反，士兵们停留在雅纳塞昂（Anaceium）阅兵场，在双子神庙（the temple of the Dioscuri）的辖地范围之内。四百人政权派出代表前往此处安抚将士并与之理论。四百人政权的谈判代表许诺公开五千人大会的名单，并允许四百人议事会将从这五千人当中选出，选举方法由五千人大会决定。他们敦促大家保持冷静，不要威胁城邦，也不要危及城邦里的所有人。这番诉求起到了作用，大家同意择日在酒神剧场（the theater of Dionysus）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和解方式。

[24]

我们不知道说话的这些人都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代表哪些人。极端派认可他们吗？大概极端派是同意的；不然的话，极端派肯定会逃亡自救，正如他们不久就会付诸实践的那样。

[25]

但是，这些人提出的条件是真心的吗？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势必认为，允许多达五千人参与政府、分享权力，这将与完全民主政体无异。

[26]

更加可能的情况是，这些人不过是在使用某种拖延策略，希望斯巴达人还能够赶得及来拯救他们。在预定要召开和解会议的那一天——大概就是几天之后——，雅典人重新聚集在剧院时，传来消息说，斯巴达舰队已经从埃皮道鲁斯移师墨伽拉（Megara），此刻已经离开墨伽拉，正朝着萨拉米斯（Salamis）而来。目标显然是比雷埃夫斯港。这时，所有的雅典人都认为，塞剌墨涅斯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这支舰队正是前来夺取那些防御工事的，幸而极端派建设的那些防御工事已经被民众拆除了。修昔底德认为，这次航行有可能是斯巴达舰队还在埃皮道鲁斯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的，但更加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斯巴达人了解雅典人内部的纷争，希望及时赶到并利用内战这一时机来夺取比雷埃夫斯港。我们无从了解斯巴达将领的意图，也不知道他们所得到的指令，然而，修昔底德至少在此承认了一点，那就是极端派修建城墙确实是为了迎敌入城。

[27]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确信，该舰队前来执行的计划早已打算好：计划制定的时间也许早在和谈使团谈判失败的时候，最晚也不会晚于他们在埃皮道鲁斯或墨伽拉停留期间。（-197，198-）无论是什么情况，将军们都有办法应对。一来如果极端派把持着哀堤昂奈，那么他们驶向比雷埃夫斯港，在哀堤昂奈登陆；从哀堤昂奈，他们可以夺取比雷埃夫斯港，如果无法夺港的话，那么就封锁港口的入口。无论是上述那种情况，他们都可以就此迫使雅典人陷入饥馑，进而投降。二来如果极端派并不据守哀堤昂奈，但雅典人还是会因为内战而分神，斯巴达人将面对无人守卫的比雷埃夫斯港，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如果这两种可能的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么，斯巴达人就可以继续向前航行，向优卑亚驶去。

事实上，塞剌墨涅斯、阿里斯托科拉忒斯、以及其他温和派的行动已经令斯巴达人的上述希望变得渺茫。温和派摧毁了防御工事，极端派无法再据此据守哀堤昂奈，温和派还阻止了党派之间爆发战斗。当雅典人听闻敌军舰队向他们驶来的时候，他们立即带领整支重装步兵军队奔向比雷埃夫斯港，登上舰船和防御工事，准备保卫比雷埃夫斯港。阿基桑德力达发现计划失败，于是带领自己那42艘舰船行经雅典城邦，向南航行，驶向叙尼昂（Sunium）。雅典得救了。

[28]

显然，斯巴达舰队此时的目标是优卑亚。斯巴达在德西利亚建起的要塞将雅典人挡在亚狄珈其余地方之外。自从那时开始，对于被封锁在雅典城、比雷埃夫斯港、还有城邦与港口之间的长墙通道之内的雅典人来说，优卑亚“就是一切”。

[29]

已经有少数几艘舰船在此保卫优卑亚岛：一些舰船上配备的船员来自帕拉鲁斯号旗舰，指挥官大概是波吕斯特拉图（Polystratus）。

[30]

但是，这远远不能应对威胁。因此，雅典人急忙赶去救援的时候，不得不使用一些未曾进行过统一集中训练的船员。担任指挥官的是温和派将军叙墨卡列（Thymochares），可能就是陪同塞剌墨涅斯一起去比雷埃夫斯港的那位将军。

[31]

我们（-198，199-）不知道叙墨卡列带着多少艘舰船，但是当他到达俄莱特里亚（Eretria）的时候，雅典舰队的规模达到了36艘。

在距叙墨卡列舰队大约7英里海峡对面的欧若普司（Oropus）处等着他的，是阿基桑德力达及伯罗奔尼撒舰队。阿基桑德力达不仅在数量和船员经验上更占优势，他的战备情况也更佳：作战计划经过演习并备有突袭，俄莱特里亚人也将予以协助。雅典人抵达之后，立即前往俄莱特里亚，打算找餐饭吃。雅典人没法在市场上找到食物——他们早就料到如此——所以必须在离海岸有一部分距离的地方进入私宅，寻找食物。这正是俄莱特里亚人和斯巴达人计划的一部分：雅典人离开自己的船舰、分头去寻找食物的时候，俄莱特里亚人燃起信号，阿基桑德力达随即予以攻击。雅典人被迫向自己的船舰奔去，立即离港出海；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登上舰船，根本没有时间组织起有效的阵型。即便如此，雅典人还是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并且战斗得还不赖。但是不久，雅典人就被击溃，并被逼回岸上。到了此时，雅典人仍然没有意识到俄莱特里亚人已经变节，许多雅典人在上岸之后还在俄莱特里亚城邦里寻找庇护；这些人都被俄莱特里亚公民杀死了。一些雅典人逃往喀耳基司（Chalcis）寻找庇护，还有一些人逃往俄莱特里亚领土上的一个雅典要塞寻找庇护。雅典人失去了22艘舰船及其船员，伯罗奔尼撒人树起了战胜纪念碑。

[32]

很快，除了岛屿北端的希斯提亚人（Histiaea）以外，整个优卑亚岛加入了叛乱。而希斯提亚是自446年的优卑亚暴动以来就一直被雅典的殖民者所占据的。

[33]

从优卑亚传来的消息令雅典人感到极为恐惧，恐惧之情甚至超过了西西里惨祸，因为雅典人当下的境地比413年还要糟糕得多。雅典的国库差不多空空如也，雅典的舰队中只有20艘舰船逃出了暴动的优卑亚。自从西西里惨败以来，雅典人失去通往亚狄珈大部分地区的通路，于是他们以优卑亚取而代之；但是现在，他们又失去了优卑亚。除此之外，雅典人内部分裂：城邦之内，异见分歧；整个城邦又与萨摩司的舰队分裂了。城邦里随时都可能爆发明面上的战争，萨摩司的雅典军队也可能过来攻打雅典城内的人。修昔底德很少表露这样基于同理心的理解之情，他说，“惶恐之情难道不是必然？（-199，200-）”

[34]

但是，最令雅典人感到恐惧的，还是比雷埃夫斯港无法从海上进行守卫之际那支正在逼近的敌军舰队。就算从优卑亚战役幸存下来的20艘舰船全数安全抵达雅典，这些舰船也无法与阿基桑德力达用以取得胜利的那支舰队相匹敌。

[35]

雅典人清楚知道，斯巴达人肯定已经在前来攻打比雷埃夫斯港的路上了，至于结果将会如何，修昔底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斯巴达人足够大胆，那么，他们或者可以封锁比雷埃夫斯港、激化党派争斗，或者可以在此围城、迫使萨摩司的雅典军队前来救援他们的亲戚和他们的城邦、从而失去从海勒斯滂到优卑亚的整个帝国。然而，斯巴达人在此间的行动在此证明——他们还有许多其他行动也可以证明——他们实在是“所有民族当中雅典人最为便宜的战斗对象”。斯巴达人坐失良机，他们与雅典人的群体性格之差别显露无遗。斯巴达人行动迟缓、胆怯，雅典人则行动迅速而有魄力；要控制海洋，后一种类型的品质是必需。叙拉古人就具备这样一些品质，他们之所以能在海上与雅典人作战并表现得比任何其他城邦都好，实乃因为他们具备同样品质之缘故。

[36]

修昔底德的这一番观察又一次为阿尔喀比亚德那番判断——要将军队留在萨摩司——和科林斯人在432年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那番分析提供了注脚。

[37]

但是，修昔底德的观察在某些方面仍旧令人感到迷惑，也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至少，斯巴达人的性格能够使他们避免西西里这样的惨祸：从斯巴达人的观点来看，倒是雅典人的性格会令他们自己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像是“最为便宜之敌人”，因为很难想象，要不是在西西里冒太多险，雅典人怎么可能输掉战争。同时，在句列普斯（Gylippus）抵达之前，叙拉古人也没表现出多少行动敏捷、大胆、有魄力之类的品质。

[38]

同时，仔细考察一番斯巴达海上围歼比雷埃夫斯港或进行围城战——这势必是一次联合封锁——的可能性，也会很有意思。事实表明，在城邦之内，结果不是异见分歧加大，而是极端（-200，201-）派遭到驱逐、温和派统一城邦。极端派已经失去支持、失去自信，温和派正在逐渐取得全盘控制。斯巴达进犯只会同时加速这两个趋势。如果斯巴达封锁比雷埃夫斯港或围歼雅典城，消息传到萨摩司，那么萨摩司的雅典军队几乎肯定会回来攻打雅典城邦；但是，如果斯巴达人仍然选择一试，我们也不应该对此感到太过讶异。萨摩司的那支雅典舰队凭借其规模与质量，打败阿基桑德力达麾下这支规模小得多的舰队不在话下。接着，色拉叙布卢斯和阿尔喀比亚德率领的胜利之师就能成功与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领导的雅典重新团结统一起来。家门口的威胁得到解除之后，重新联合起来的雅典军队与雅典海军就可以带着胜利和收复沦陷领土的希望驶出大海，迎战伯罗奔尼撒舰队；他们的机会并不渺茫。事件的后续发展即将表明，这样的希望绝非空想。此外，斯巴达人仍然与替萨斐尼关系恶劣，资金和援助皆不能到位，他们也还没有能够与法那巴佐斯达成协议。因此，对于要用进攻比雷埃夫斯港这支规模相对较小的舰队与雅典舰队作战这一做法，斯巴达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去质疑。任何一名审慎的将军——更别说是迟缓又无魄力的斯巴达人——都不会愿意展开如此攻击。

事实上，斯巴达人并没有发动攻击，但是雅典人所采取行动的依据却正是基于他们对斯巴达人可能会发动攻击这一判断，同时，雅典人所采取的行动也清楚表明雅典人计划如何应对这一威胁。雅典人立即为20艘舰船配备了船员——很有可能是他们用得上的所有船舰——来尽可能地保卫比雷埃夫斯港。接下来，雅典人在庇尼刻斯（Pnyx）召开公民大会；后来，他们又在此召开了数次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召开的地方具有重要意义。此前，意在推翻民主政体的公民大会有意避开了庇尼刻斯这一民主政权公民大会的常设会议地点、转移到克罗努斯山（Colonus）召开；而意在调和极端派寡头们与其他雅典人的会议则在酒神剧场召开。回归庇尼刻斯必然是出于精心的抉择，意在表明情势正恢复到寡头政权建立之前。第一次会议上，他们就罢黜了四百人政权，但是这次会议并未重建完全的民主政体。相反，“这次会议将事务交给了五千人大会”，那些有能力自备武器的公民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同时，会议还禁止向履行公共职务的人发放任何薪酬。这正是温和派的计划；提出这样一番计划而非提出恢复完全民主政体，我们不应对此感到过分讶异。原因在于，参加这次公民大会的人都是具备重装步兵军籍及以上者。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视在庇尼刻斯召开会议的象征意义：对于仔细斟酌要将这日的公民大会放在此处召开的那些人（-201，202-）——主要是重装步兵——来说，这一系列行动与意在建立更加民主的政权的行动是一致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参与塑造新政权的雅典人，有理由感到如释重负、骄傲自豪。原先，雅典人如同两度涉险的奥德修斯，跋胡疐尾：一边是女海妖司曲拉（Scylla），差点令雅典变节倒向斯巴达，一边是海怪喀律步狄（Charybdis），内战几乎一触即发；而雅典的温和派领袖帮助他们避开险境，在司曲拉和喀律步狄的夹击下安全驶过。雅典城邦重获自由，重新团结起来；与萨摩司雅典军队重新团结的路线已经明了。这样的好结果并不是必然的结果。的确，雅典人差一点就不能够从灾祸中抽身。如果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对危险的判断迟来一步、如果哀堤昂奈的要塞建设得以完成，极端派势必把城邦出卖给斯巴达。如果他们领导复辟运动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双方势必陷入公开内战，斯巴达干涉很有可能成功。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这一次的诸项行动，也许比仍然留在萨摩司的那位有魅力的叛徒更配得上这样一番称赞，说他们“于国有益，远甚他人”。

[39]

五千人政权持续的时间不超过10个月。

[40]

我们对五千人政权的宪法几乎一无所知，而我们所知的少数几个事实——那是我们得以对该政权进行理解的基石——亦饱受争议。除了告诉我们说庇尼刻斯的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将现有政府交给五千人大会——也就是那些能够自行置备武器的重装步兵——之后，修昔底德还说，大会决议禁止向公务人员给付薪酬。

[41]

亚里士多德的措辞差不多完全一致：“他们将事务交给五千人大会，这些人自行置备重装步兵武器，还投票决定不应给任何公职提供薪酬”，

[42]

但是，亚里士多德给出了该政权在结束时候的重要信息，而此时修昔底德史书已经中断：“民众很快夺走了他们对城邦的控制”。

[43]

修昔底德将新政权定性为“混合了少数与多数的温和派混合政体”。

[44]

亚里士多德亦依据当时情势酌情称赞了这个政体，因为“战争正在发酵，国家正在（-202，203-）那些持有武器的人手中”。

[45]

我们掌握的事实明显表明，政治权力——在公民大会投票的权利，担任陪审员及出任其他公职的权利——只属于具备重装步兵军籍及以上者，日佣级公民（thetes
）是不包括在内的。

[46]

如我们所知，这番决定并不令人惊讶。这是因为，参加会议投票的绝大部分都是重装步兵，而绝大部分日佣级公民都在萨摩司。

民主复辟运动所制造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将掌权之位从四百人议事会交给了一个规模数倍于此的公民大会。

[47]

然而，这个公民大会规模究竟有多大？无论其最初含义是什么，到此时为止，5000这个数字只剩象征意义。此次变革的关键在于，所有能够自行置备重装步兵武器装备的人、所有能够担任骑兵的人，都应该加入；而在411年9月，这个数字可能大约是10000。

[48]

这样一个数量级的公民参与政治事务，将是“混合少数统治与多数统治之温和派政权”概念的最佳体现，因为这既不是（-203，204-）四百人议事会的狭隘寡头政权，也不是允许所有公民都参与政治生活的完全民主政体。

同时，五千人政权也有一个议事会。我们所知的一点儿证据与其说是说明该议事会大约有500成员，不如说是告诉我们，议事会成员都应由选举遴选，而非像旧有民主政体的议会那样，是凭借抽签选出的。

[49]

看起来，这个议事会在权力和自由裁量权方面都比原有的议事会要大。

[50]

修昔底德所提到的“立法委”（nomothetai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并不明确；“立法委”有可能是五千人大会在最开始的一次会议中成立的宪法审查机构，因为宪法提案仍待提交给他们；“立法委”也有可能是用来审查法典的机构。

[51]

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将指派并成立新的司册委员会，来登记有资格参与公民大会的人员并造册。就其他方面来看，新政体似乎与旧有民主政体没有什么不同。有一些选举必定业已完成，因为我们知道，四百人政权所选出的名年执政官纳斯罗库（the eponymous archon Mnasilochus）在执政短短两个月之后，就已经被迢彭浦斯（Theopompus）所取代。

[52]

其他执政官可能也已经换了人。萨摩司的雅典军队所选出来的将军继续留任，同时，四百人政权所选出来的一些温和派也得以留任。为了使这些人继续留任、同时也为了用新人替代寡头党的将军们，他们或许举行过一次选举。

[53]

法庭系统似乎继续沿用旧制，当然，日佣级公民被禁止出任陪审员了。

[54]

如此一来，我们手中的有限证据似乎就表明，五千人政权的政府（-204，205-）运作方式类似于完全民主政体，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日佣级公民无法参与政治。

修昔底德高度赞扬五千人政权的政体，也许还将其称为雅典曾经有过的最佳政体。

[55]

亚里士多德，如我们所知，同样高度称赞这个整体。他说，雅典人“在战火之中，国家在手握武器的人手中，但他们看起来政理国治”。无疑，这番称赞表达的是作者情感而非当下实情，这是因为，新政权有一个主要缺陷，即其政体无法满足雅典的关键需求，特别是军队方面的需求。建立该政权的温和派决意与敌军战斗，但是为此，温和派就必须要将城邦之内的重装步兵及骑兵与更为重要的萨摩司雅典部队联合起来。但是，萨摩司的那支雅典军队却主要由日佣级公民构成：日佣级公民在舰队担任划桨手，这一军种对于取得对敌胜利至为关键，但日佣级公民无资格参与新政权统治。事后想来，我们知道，这样的政治安排不会是长久之计。那些划桨的人迟早会要求恢复其全部政治权利。至为反讽的问题在于，温和派的（-205，206-）未来与其城邦的未来必须通过联合萨摩司的雅典舰队来实现，但是，如果他们联合了萨摩司的雅典舰队，他们所钟爱的这个政体就一定会崩溃。

然而，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仍然抱着希望来继续处理手头的这些问题。第一步，为了要联合城邦与萨摩司舰队，他们投票决定召回阿尔喀比亚德及与他在一起的其他流亡分子。

[56]

这一举动是塞剌墨涅斯的杰作，该举动同时还达到了411年春天促使温和派决定与寡头派合作的那个目标。

[57]

他们认为，这时统治雅典的这个政权明智、审慎、节俭，同时还可以动用阿尔喀比亚德那无与伦比的外交与军事才能。阿尔喀比亚德毁了这座城邦，甚或甚于敌人；但归来之后，阿尔喀比亚德或许也可以拯救城邦。

我们不知道这道政令的具体内容，但是阿尔喀比亚德的行动表明，政令彻底赦免了其罪愆。既然该政令批准了舰队选举阿尔喀比亚德为将军这一事实，那么阿尔喀比亚德之前被认定的罪行及相关一应责罚之虞应当也一并被这道政令免除了，

[58]

但是，该政令为他创造的处境应当类似于他在415年秋天的处境：那时，他被提起指控，但还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他的名誉没有恢复，得到的只是回归并恢复名誉的机会。”

[59]

当然，阿尔喀比亚德并没有马上回雅典，他直到407年夏季才回到雅典。尽管他的主要敌手已死亡，或已失势，尽管掌权的是他的友人，但是阿尔喀比亚德似乎一直不情愿在当时的情况下回到城邦去面对雅典民众，面对一次可能将要进行的审判。普鲁塔克描述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心理活动，这番描述颇有说服力：“他认为，不应当两手（-206，207-）空空、毫无建树地回到雅典，还乡不应是出于大众的同情和宽宏，而应当是满载荣誉、衣锦而归。”

[60]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在政权更迭之后，派山德、阿勒柯西克勒及其他寡头派领袖立即逃往德西利亚的斯巴达要塞。然而，从公元前4世纪初发表的一篇演说辞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四百人政权成员的逃亡甚或开始得更早，“在斐林尼库斯死后就开始了”。

[61]

确实，一些人肯定立即逃亡，而阿里斯塔库无疑肯定是跑得最快的人之一。阿里斯塔库匆忙逃往彼欧提亚边界上位于奥奈（Oenoe）的雅典要塞，利用其作为将军的身份，说服遭到围歼的当地驻军将奥奈要塞交给敌军——在奥奈驻军得到来自雅典的消息之前。

[62]

但是，有相当的证据可以表明，在四百人政权垮台以后的数天乃至数星期之内，雅典局势并不明晰。

[63]

尽管修昔底德是这么记载的，但阿勒柯西克勒、阿里斯塔库，也许还有派山德，这些深涉寡头政权的人都没有立即逃亡。这些人在雅典停留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时间长到足够他们卷入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些公共事件之中。

在五千人政权的早期，塞剌墨涅斯及其温和派同党必须谨慎行事。对寡头政权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更加历历在目的是对其劣迹恶行及其卖国嫌疑的记忆。尽管温和派带头推翻了四百人政权，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曾经是四百人政权的成员。一方面，温和派必须抵御极端派复辟寡头政权、出卖城邦的企图。另一方面，温和派还必须采取些措施，在公众印象当中将自己与四百人政权中的极端派旧同伙区分开来。与此同时，温和派的行动还不能过于匆忙或冒进，生怕不当之举会激起民众对于曾经参与四百人政权的所有人的普遍敌意。因此，温和派的第一步行动中，似乎就有喀徕司库吕之子克里提亚斯（Critias the son of Callaeschrus）在公民大会上动议的一道政令，要对斐林尼库斯遗体采取措施。

[64]

政令宣布对逝者遗体就（-207，208-）叛国罪名进行审判，一旦罪名成立，就要掘出其遗骸并移柩亚狄珈边境之外，摧毁其屋舍，没收其财产，并将罪罚镌刻于铜碑之上。

[65]

一位古代注经家认为这番指控针对的是斐林尼库斯作为将军在萨摩司时的行动，

[66]

但是，这次指控针对的更有可能是他最近作为四百人政权成员的一些行动，或许就是他与斯巴达人的议和磋商。

[67]

克里提亚斯很可能是四百人政权的成员之一，尽管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的行动表明他在后来变成了极端寡头党人的领袖，但是他动议发布这道政令的行为表明，411年的他还是温和派的一员。

[68]

这个诡异的案子应该是对斐林尼库斯支持者要求惩处刺杀斐林尼库斯之徒的回应；

[69]

如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局势和气氛令极端派认为他们还可以在法庭中采取主动，提起诉讼。更加可能的情况是，这是温和派试水局势的办法，因为攻击一个树敌众多的逝者无需太过顾虑。然而，并非完全无人为这位叛国极端党人的荣誉进行抗辩，阿里斯塔库和阿勒柯西克勒都为他说话。

[70]

很明显，在最开始那段时间里，阿里斯塔库和阿勒柯西克勒这两位极端派不仅不认为留在雅典有任何不妥，甚至还不认为为其同党说话会有什么危险。然而，这次审判的结果很可能充分体现了雅典政治的新氛围。我们可以猜到，在此之后，阿里斯塔库和阿勒柯西克勒很快都逃亡投奔敌军了。

温和派受到鼓舞，很快对仍然在世的极端派采取行动；在这些极端派当中，有一些人相当大胆，敢于留在雅典城邦接受审判。派山德可能在雅典逗留到他回答了针对他的指控之后，但是在执行对其判决之前，他就溜走了。

[71]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对（-208，209-）3名寡头派领袖——阿奇普托勒穆斯、奥诺玛克勒司、及安提丰——采取了行动。此事发生的时间被确定为该届议事会主席团（the prytany）成立后的第21天，所以，在四百人政权垮台之后，温和派至少等待了3个星期才开始攻击最能干的极端派。将军们控诉阿奇普托勒穆斯、奥诺玛克勒司、安提丰，说这3个人作为使节与斯巴达人商谈，“损害国家利益”。安德隆，前四百人议事会成员，新成立议事会的现任成员。他提出一条政令，该政令命令将军们和他们将要选出的10名议事会成员去逮捕被告，并将被告送上审判席。

[72]

后来，吕西阿斯（Lysias）将这次行动归咎于时任将军塞剌墨涅斯：是塞剌墨涅斯指控了这些人并将他们送上绞架，“他指望在尔等民众面前显示，他是可以信任的”。

[73]

尽管吕西阿斯说这些话时是在对塞剌墨涅斯进行偏颇且抱有敌意的攻击，但这话中仍然不乏真相。如同其他温和派成员一样，塞剌墨涅斯迫切希望与之前的同伙划清界限，这次审判则恰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无需怀疑，温和派急于为雅典人清除叛徒的心情不亚于其他雅典人，无论他们要清除的这些人是事实上的叛徒，还是潜在的叛徒。

奥诺玛克勒司似乎已经逃亡，但是阿奇普托勒穆斯和安提丰留下来为自己进行了辩护。据说，安提丰的自辩是修昔底德听过的最佳辩护。

[74]

哪怕是在斐林尼库斯已经被定罪之后，阿奇普托勒穆斯和安提丰显然仍有希望获得较宽宏的裁决，证据如下。波吕斯特拉图，四百人政权及其“司册”之一，仅被判罚款，无需接受其他惩罚；还有许多人似乎被无罪释放。

[75]

但是，阿奇普托勒穆斯和安提丰这两位寡头没能逃过此劫。他们被判死刑并被执行死刑。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房子被扒掉，遗体被禁止葬于亚狄珈或是雅典控制的任何土地上，他们自己、自己的后代、以及其他任何可以收养其后代的人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其罪罚将被镌（-209，210-）刻于铜碑之上，铜碑将被立于镌刻有斐林尼库斯罪罚的那块铜碑侧畔，而他们的原有住址将被放上石头，并刻上铭文“叛徒阿奇普托勒穆斯与安提丰之地”。

[76]

有了阿奇普托勒穆斯与安提丰命运的前车之鉴，极端派的任何残部都将逃亡，也不会再有人胆敢将城邦出卖给敌人。对于温和派来说，这两人的命运可能也有助于他们从那些仍旧对他们在四百人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怀疑的民众那里取得信任。是的，他们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叙墨卡列继续执掌海军，塞剌墨涅斯驶去海勒斯滂，并在海勒斯滂与色拉叙布卢斯和阿尔喀比亚德密切协作。

[77]

看起来，温和派似乎认为新政权已经足够稳固，现在，他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了。

[1]
就我所知，只有麦柯伊（W.J.McCoy）（“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雅典温和派”［Theramenes，Thrasybulus and the Athenian Moderates
］，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0年，第81—82页）曾经注意到此中的区别及其含义。

[2]
Thuc.8.89.1；86.6—7.

[3]
我同意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95页）中的看法，他认为尽管阿里斯托科拉忒斯的父名并未每次都出现，但每次出现的“阿里斯托科拉忒斯”这个名字指的应当是同一个人。

[4]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95页，在此页可以读到阿里斯托科拉忒斯的生涯及相关支撑材料。

[5]
安德鲁斯对于塞剌墨涅斯的理解分散在其整部《评注》当中，看起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观点在《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00页）中有所总结：“塞剌墨涅斯的履历中，没有什么与Xen.Hell
.2.3.48的纲领性述评有所抵触。色诺芬的述评是，他既反对民主政体的极端派，也反对寡头政体的极端派……。《雅典政制》（Arist.Ath.Pol
.28.5）总结说，塞剌墨涅斯支持各种政权，但如果这些政权失控
，他就会反对这些政权。这一观点既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诚挚地拥护寡头政权，接下来又反对该寡头政权……。当代的观点……认为，塞剌墨涅斯始终倾向于‘温和政体’，这种观点应该是对的。”尽管阿里斯托科拉忒斯的生涯似乎终结于404/403年，彼时雅典还处于三十僭主统治的寡头政权时期，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不认为阿里斯托科拉忒斯拥有以上所述的人生观。

[6]
Thuc.8.89.2.

[7]
Thuc.8.89.2.

[8]
Thuc.8.90.1. 阿里斯塔库在Thuc.8.92.6又一次被提到，修昔底德说那时他准备带着一些“年轻的骑兵”前往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大概可以推定，阿里斯塔库是这些人的领袖。他也可能就是442/441年的那位歌队领唱（choregus）（戴维斯［Davies］，《雅典有产家庭论》［APF，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第1663页）。

[9]
Thuc.8.86.9.

[10]
Thuc.8.90.3. 关于修昔底德的地形学叙述及其问题，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03—306页。至少有一部分问题看起来并不算严重。安德鲁斯说：“就港口海岸来看，去完成一座城墙的建设或阻止一座城墙的建设都很难说是当下急需。”相反，对于密谋出卖自己城邦的一小撮人来说，确保安全的避难所才会是紧急所需，而有可能遭到港口内船只攻击的一个基地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我赞同说，为了保护大本营、在向陆方向修建一座新城墙是较为紧迫的必需，但是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在朝海方向修建一座新的城墙。

[11]
Thuc.8.91.3.

[12]
Thuc.8.90.2.普鲁塔克（Plut.Mor
.833c—f）还提到，奥诺玛克勒司（Onomacles）和希波达慕斯之子阿奇普托勒穆斯（Archeptolemus son of Hippodamus）也在使团之中。

[13]
Thuc. 8.91.1：
.大部分校勘家和翻译家都认为，
指的是全体雅典民众，但是，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07页）认为，
指的是除了四百人政权中极端派之外的那些人。我看不出那更平易的第一种训读方法有何错误，但是就当下语境而言，两种训读方法都没有什么问题。无论使用哪种训读方法，这段叙述都表达了使团没能带回一个普遍协议的意思，还暗示了另一层意思：使团带回了一个基于极端派立场的秘密协定。安德鲁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将此归咎于塞剌墨涅斯。然而，此处援引的俱是修昔底德记载的，因而这番暗示也应当算是修昔底德作出的。

[14]
修昔底德自己的判断：Thuc.8.91.3.

[15]
Thuc.8.91.1：
.该句意味着塞剌墨涅斯的抱怨，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公开的。如安德鲁斯所说（《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09页），这些抱怨可能是单单说给四百人政权的某些人听的，但是这些先前的讨论均属小圈子秘密协商这一事实，并非一些圈外之人后来卷入其中的预兆或序曲（
［Thuc. 8.92.2］）。

[16]
Thuc.8.65.2.

[17]
Thuc.8.92.2.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03页，注释5；《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09—311页。

[18]
Thuc.8.92.3.

[19]
Thuc.8.92.4，大多数抄本将此训读为
。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11—312页。

[20]
Thuc.8.92.10—11.

[21]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14页）认为，口号是由重装步兵对比雷埃夫斯港的公民大声喊出来的。即便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仍然认为，第一声口号必定来自有所计划的人，其行动和计划都受到了温和派领袖的指点。

[22]
拒斥修昔底德告诉我们的话，总是要加倍审慎。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修昔底德是要向我们揭示一大群人的想法。就算修昔底德本人在场，我们也会质疑他是不是真的能够了解众人的心思，何况他并不在场。因此，我们对于如此不容易了解的对象的认知，不过是依赖一位无名信源的看法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一番独立判断，看起来并不僭越。

[23]
Thuc.8.92.8.

[24]
Thuc.8.93.

[25]
Thuc.8.98.1.

[26]
Thuc.8.92.11.

[27]
Thuc.8.91.2—92.1.

[28]
Thuc.8.94—95.1.

[29]
Thuc.8.95.2：
.

[30]
关于船员：参见Thuc.8.74.1；关于波吕斯特拉图，参见Lys
.20.6，14；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02、318页。

[31]
Thuc.8.95.2. 我们可以如此推理出叙墨卡列的政治立场：如果他已经担任将军——事实也似乎确实如此——，他就有可能得到四百人政权的任命，这样，他就不可能是民主党人。然而，在紧接下来出现的情况中，雅典人受惊且愤怒，他们肯定不会信任任何与极端派有牵连的人。这样就只可能是温和派或者完全没有政治立场的人。在411年9月的焦灼气氛之中，人们大概不可能信任什么毫无政治立场的人。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17—318页）指出，他可能未曾在四百人政权之中担任将军，但可能是在酒神剧场召开的那次公民大会中第一次被选为将军；此次出征也是由这次公民大会投票决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样可以证明叙墨卡利是温和派。

[32]
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这次战役与此不太相同（Diod.13.34.2—3，36.3—4）。狄奥多罗斯记载的情况是，雅典人有两名未具名将军带领的40艘舰船，两位将军陷入争吵，雅典人输掉了战役。在此处，我们没有理由采信狄奥多罗斯的记载而不采信修昔底德的记载。

[33]
Thuc.8.95.3—7. 修昔底德在此处把希斯提亚称为欧罗浮（Oreus）（Thuc.95.4）。有可能是以“军事殖民地”（cleruchy）形式殖民此地的雅典人为其改了名。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20页。

[34]
Thuc.8.96.1—2.

[35]
修昔底德说，雅典人没有舰船可以守卫比雷埃夫斯港（Thuc.8.96.3：
）。修昔底德要么是认为舰船尚未归来，要么就只是粗略随笔一提。

[36]
Thuc.8.96.4—5.

[37]
阿尔喀比亚德：Thuc. 8.86.4；科林斯人：Thuc.1.70。

[38]
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22—323页。

[39]
Thuc.8.86.4.

[40]
五千人大会建立的时间大约是在411年9月（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08页，注释3），大约在410年6、7月间被民主政权替代（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14—415页）。

[41]
Thuc.8.97.1：

.

[42]
Arist.Ath.Pol
.33.1：

.

[43]
Arist.Ath.Pol
. 34.1：
.

[44]
Thuc.8.97.2：
.

[45]
Arist.Ath.Pol
.33.2：
.

[46]
克鲁格（Krueger）将狄奥多罗斯中的一段文字（Diod.13.38.1）进行了校订。这段文字是：“然后，来自于重装步兵的人建立了国家的宪法”（
）。沃腊司脱（G.Vlastos）接受这种校改（沃腊司脱：“政治的权利之平等”［Isonomia politikê
］，载梅［J.May］和施密特［E.G.Schmidt］编，《权利平等/伊索诺弥亚》［Isonomia
］，柏林，1964年，第20页，注释6）。如果我们也像沃腊司脱一样接受克鲁格的校改，那么，我们就有更加充分的理由认为，拥有重装步兵军籍及以上者掌握了政治权力。沃腊司脱接受克鲁格的订正，认为这段文字读作
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沃腊司脱的观点没有错误；但是，我们最好也不要完全依赖这种订正方法。因为证据不够充分，411年9月建立的这个新政权的性质一直饱受争议。一些学者，例如弗格森（W.S.Ferguson）（《古典语文学》，第21卷，1926年，第72—75页；《剑桥古代史》［CAH，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5卷，1927年，第312—347页，特别参见第338—341页）以及沃腊司脱（《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73卷，1952年，第189—198页）认为，新的宪法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将来的宪法”（Arist.Ath.Pol.
30），但是，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376—378页）对弗格森和沃腊司脱这种观点的反驳亦令人信服。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77—80页）没有参考《雅典政制》的信息，他也认为，五千人政权并无宪法；格罗特认为，新政权就是稍作修改的旧有民主政体。这一观点在圣·克洛瓦那里重获提及（《历史学刊》，第5卷，1956年，第1—23页），又在西里那里得到一定发展扩充（《希腊政治文选》［Essays in Greek Politics
］，纽约，1967年，第11—32页）。圣·克洛瓦和西里论辩说，新政权没有剥夺无重装步兵军籍者的所有政治权利，而是仅仅剥夺了他们担任公职的权利。但罗德斯（《希腊研究期刊》，第92卷，1972年，第115—127页）以及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23—328页）对圣·克洛瓦和西里的反驳令人信服。

[47]
罗德斯（《希腊研究期刊》，第92卷，1972年，第122—123页）强调这番权力转移，并将此视为修昔底德所用词语
的重要含义之一。

[48]
这是安德鲁斯作出的猜想（《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29页），他也强调说任何估算都是无法肯定的。这番强调是对的。大家一般使用9000这个数字，因为这是吕西阿斯演讲词“为波吕斯特拉图辩护”（Pro Polystrato
）（Lys.20.13）中提到的数字。但是，这篇演讲词所提及的事实可信度亦相当可疑。同时，就算我们采信这番“雄辩家言”，亦即，波吕斯特拉图在担任司册（katalogeus
）时登记了这个数字，这项登记工作也应当是在四百人政权的支持下，而不是在五千人政权期间完成的。

[49]
阿尔喀比亚德告诉雅典寡头政权派来的使团说，要他们将四百人议事会替换为旧时的五百人议事会（Thuc.8.86.6），但是那不能证明四百人政权对此言听计从。410年，新建立的民主政权发布的一道政令（And. De Myst
.96）告诉我们，此时存在一个“以要抽签选出的五百人议事会”
，一些人认为，这番措辞强调了抽签手段。历史学家们从这一项证据中得出结论说，在五千人政权的宪法之中，之前存在一个五百人议会，这个议会不是抽签选出来的，而是通过选举遴选出来的（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03页及注释2；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279、372、378页；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12页）。詹姆森（M.Jameson）（《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566页）基本同意梅耶、伊涅特、罗德斯等人的结论，但是他不认为此处强调了抽签手段。尽管证据不是决定性的，但是，选举出来的五百人议会与证据并无冲突，同时也完全是可能存在的。

[50]
詹姆森，《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564—566页；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12页。

[51]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30页）认为是宪法审查机构；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375页）认为是法典审查机构。

[52]
Arist.Ath.Pol
.33.1.

[5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10页及注释2。

[54]
关于安德隆（Andron）在五千人政权在任期间所发布的那道逮捕阿奇普托勒穆斯、奥诺玛克勒司、还有安提丰的政令，参见Plut.Mor
.833e—f。同时参见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12页。

[55]
Thuc. 8.97.2：
.此句应如何理解，历来争议很大。这番称赞表扬的是五千人统治的全部时期，还是五千人统治的初期，并不明确；
是不是形容词最高级，尚不明确；如果
是形容词最高级的话，该最高级是倾向于绝对最高级，还是倾向于比较最高级，不甚明确；
的意思是雅典人当时政体上佳，还是雅典人当时政务清明，也不清楚。关于这些争议的一个完备讨论，参见多尼尼（G.Donini），《修昔底德论五千人统治》（La posizione di Tucidide verso il governo dei cinquemila
），都灵，1969年。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31—339页）同样提供了有价值的讨论。安德鲁斯的讨论将这段文字置于修昔底德的政治观点中来看，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安德鲁斯将这段文字译为：“（这一政权）最初那段时间是雅典事务被处理得最好的时期之一，至少在我的时代是如此”（《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30页）。我不认为修昔底德会把该政权存在初期的政体或政府性质与其存在后期进行区分，因为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间不过9个月或者10个月。
一词中的最高级有可能更加倾向于比较最高级而非绝对最高级的，但是我也不能肯定这一点。我认为最难以采信的一点是，修昔底德的措辞谈论的不是政体安排，而仅仅是指治国理政的具体事务。接下来的那段文字——“因为这是一个兼顾多数与少数的温和混合政体，同时，是这个政体允许国家首先进行劫后复元”，
（Thuc.8.97.2）——似乎表明，修昔底德在上一句中所指的既是政体特质，又是政治事务，同时，修昔底德将治国理政置于政体性质之从属地位。我倾向于将这句话翻译如下：“史上头一次，至少是在我的时代，雅典人似乎政理国治。”但是，安德鲁斯的译法更加接近学界共识。

[56]
Thuc.8.97.3. 其他流亡者大概是415年赫尔墨斯神像亵渎事件时与他一同被判有罪的同党。

[57]
狄奥多罗斯（Diod.13.38.2）将召回阿尔喀比亚德的功劳全数归于塞剌墨涅斯，科涅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Nepos，Alc
.5.4）在提到支持召回阿尔喀比亚德的人时只指出了塞剌墨涅斯的名字。参考411年四百人政权倒台以后召回阿尔喀比亚德的情况，普鲁塔克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他将召回行动归功于那时与民众合作的阿尔喀比亚德友人（Plut.Alc
.27.1）。后来，普鲁塔克提到了一道颁布于407年、召回阿尔喀比亚德的政令，他说这道政令是由克里提亚斯（Critias）“在之前”（previously，proteron
）动议的。大多数学者都推断，克里提亚斯的动议是在411年，但是我同意安德鲁斯的看法（《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3页，注释7），安德鲁斯认为，proteron
一词的意思是指之前于408年召开的一次公民大会。

[58]
奈波斯（Nepos，Alc
.5.4）告诉我们说，这道政令赋予阿尔喀比亚德以与色拉叙布卢斯和塞剌墨涅斯同等的权力：“后来在特拉墨奈斯［塞剌墨涅斯］的支持下，经民众投票得以平反，被缺席授予与特拉西布鲁斯［色拉叙布卢斯］和特拉墨奈斯［塞剌墨涅斯］同样的兵权”（suffragante Theramene，populi scito restituitur parique absens imperio praeficitur simul cum Thrasybulo et Theramene）。［译注：此处使用张强译本，第81页。］

[59]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57页。

[60]
Plut.Alc
.27.1.

[61]
Thuc.8.98.1. 修昔底德似乎要强调他们的逃亡是突如其来的：
。吕西阿斯（Lysias）（Lys.13.73）说
（四百人政权的大部分人都逃亡了），但这一说法，正如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10页）所说，严重夸大了。

[62]
Thuc. 8.98.

[63]
我对于五千人政权建立之后短时期内的情势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詹姆森（《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541—568页）。

[64]
Lycurgus，Against Leocrates
，113.

[65]
刻腊特吕：Craterus，FGrH
III，342 Fr.17；普鲁塔克：Plut.Mor
.834b；吕库古斯：Lycurgus，Against Leocrates
，113。

[66]
对阿里斯托芬《吕西翠妲》的一条笺注：Scholiast to Aristoph. Lys
.313=Craterus FGrH
III，342，Fr.17。这位注经家也许是把这一次的指控与之前的一次指控弄混了。先前的那次指控是由派山德提出的，在那次指控中，斐林尼库斯因为背叛阿墨基司（Amorges）而被罢黜（Thuc.8.54.2）。这位注经家可能还联想到了斐林尼库斯与斯巴达海军司令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之间的联系。

[67]
Thuc.8.90.2.与斯巴达人的那些磋商与哀堤昂奈要塞建设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间，因此无疑，参与磋商的人将被视为企图叛国。

[68]
关于克里提亚斯是四百人政权中温和派的一员的看法，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62页及注释3；以及阿德莱耶（G.Adeleye），《美国古典语文学会通讯》，第104卷，1974年，第1—9页。关于驳斥这种意见的看法，参见艾佛利（H.C.Avery），《古典语文学》，第63卷，1963年，第165—167页。

[69]
这是詹姆森提出来的观点：《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552页。

[70]
Lycurgus，Against Leocrates
，115.

[71]
詹姆森，《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555页。詹姆森将索福克勒斯与派山德的对话置于审判语境之中，在这次审判当中，诗人索福克勒斯站在逝者的立场控诉政治家派山德。这样的情景设置及论据相当有独创性。

[72]
Plut.Mor
.833e—f. 关于安德隆曾经担任四百人议事会成员，参见FGrH
III，342 Fr.5a。

[73]
Lys.12.67：
.

[74]
Thuc.8.68.2.修昔底德提到的指控罪名是参与建立四百人政权。这不可能是安德隆动议的那次控诉中所使用的正式罪名，但大多数人相信，这正是背后原因所在。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76页，第198—201页。

[75]
Lys.20.14；詹姆森，《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553—555页。

[76]
Plut.Mor
.834.

[77]
关于叙墨卡列，参见Xen.Hell
.1.1.1；关于塞剌墨涅斯，参见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3页。

第九章 海勒斯滂战事

在雅典，温和派政权已经成功捍卫了自身地位，他们与叛离他们的极端寡头派划清界限，避免与之走得过近而使人们对他们产生疑惧。然而，不久，这个政权就面临来自外部的新一轮挑战：挑战雅典对海勒斯滂的控制、粮食供应、以及雅典的城邦生存。411年8月，一支不大但有力的伯罗奔尼撒舰队设法抵达拜占庭，在此地及临近城镇掀起暴动。

[1]

伯罗奔尼撒军队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一良机，因为他们内讧，同时也因为一些人仍然寄希望于替萨斐尼带来的腓尼基舰队。

我们可以肯定，新的海军主将闵答卢斯（Mindarus）在出发之前得到了命令，而这命令很可能表明，斯巴达人越来越不对替萨斐尼抱有幻想。节度使替萨斐尼没有兑现他的资金承诺；压迫爱奥尼亚的希腊人，起码在亲眼目睹压迫的伯罗奔尼撒人眼中是如此；既然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回到了萨摩司的雅典军营，那么，节度使似乎还有与敌款曲之嫌疑。

[2]

斯巴达的国内政局也有所改变。斯巴达人最开始的计划——深入爱奥尼亚，与替萨斐尼合作——深受阿尔喀比亚德及其同党恩迪乌斯（Endius）影响。

[3]

但此时，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再次变节、回归雅典兵营，恩迪乌斯已经不再担任监察官，替萨斐尼也已经成为疑惧的对象。因此，相较于其前任将军而言，闵答卢斯（-211，212-）得到了更大的自主权，他可以重新评估当前局势，并在他认为合适的时机将主战场从爱琴海推进到海勒斯滂。

尽管如此，闵答卢斯也不能过早抛弃替萨斐尼。尽管节度使替萨斐尼付钱很不爽快，但他毕竟大方过一次，同时也有可能再次被说服、再次为他们支付薪饷。此外，替萨斐尼还承诺会弄来一支腓尼基舰队援助斯巴达人，尽管替萨斐尼还没兑现这个承诺，但这支舰队已经于6月抵达了阿斯彭杜（Aspendus）。

[4]

因为替萨斐尼仍然有可能把这支舰队交给斯巴达人，所以急着与替萨斐尼断绝往来是有些冒进的。最后，斯巴达人还曾与波斯人盟誓立约，条约规定，他们必须与替萨斐尼合作。尽管斯巴达人有足够理由控诉波斯人说他们没有履约，但这些未履行的约定主要是薪饷额度和发放日期方面的争议，这些内容原本就没有明确规定。闵答卢斯可能还收到命令，要求他彻底查明腓尼基舰队到底还会不会来。如果闵答卢斯的判断是腓尼基舰队不会到来的话，那么斯巴达人就可以认为波斯人是明确违约了，只有这样，斯巴达人才有充足的理据抛弃与波斯人的那个条约。

修昔底德明确指出，腓尼基舰队——147艘舰船——的确抵达了阿斯彭杜。

[5]

然而，这些舰船从未驶入爱琴海。为何如此？修昔底德也不能完全肯定哪个才是其原因。修昔底德记载了当时人们的三种看法，然后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很明显，他不带这支舰队去是为了损耗并损害希腊的交战双方，在他前往阿斯彭杜并在此耽搁的时候，希腊人的力量就会衰竭；他不加入任何一方以加强这一方的势力，这样就能制衡其中。”

[6]

然而，当代学者受到狄奥多罗斯史书的启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狄奥多罗斯记载道：替萨斐尼向斯巴达人辩解他自己的行动原因，说他将那支舰队带走是因为他听说阿拉伯和埃及的国王们正在密谋反对腓尼基。

[7]

此外，波斯帝国的阿拉姆语文献曾经提到（-212，213-）埃及暴动，也许事情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一些学者认为，此时情势危急，故而“舰队脱离了替萨斐尼的指挥，回到腓尼基去镇压叛乱”。

[8]

但是，修昔底德对如此重大、后果如此严重的暴动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即便可能，也太令人感到意外了。

[9]

此外，这项新证据既无法证明阿拉伯人在此时有任何行动，也没有说明埃及人此时行动的范围和程度，而埃及人上述行动的时间又难以精确确定。修昔底德所提到的这些动机当中，有一些应该是替萨斐尼的真实想法：耗尽伯罗奔尼撒兵力，在斯巴达人面前为自己的变节抗辩，也许还有向腓尼基划桨手勒索钱财——是他替萨斐尼令他们免于征战服役。但是，最好的解释还应当是修昔底德自己所认定的那番解释。替萨斐尼从来没有想要使用这支舰队，他只是想耗损、拉平双方的实力，方便自己控制局面。至于节度使替萨斐尼真的向斯巴达人解释过，说是腓尼基所面临的重大威胁导致了他的行为，我们并无理由质疑这话，但即便如此，这也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10]

闵答卢斯在米利都停留了一个多月时间，指望腓尼基舰队会出现。

[11]

耽搁在米利都必定令人不胜烦扰：替萨斐尼留在米利都的那些副手——主要是埃及的塔墨司（Tamos）——丝毫都不配合。

[12]

然而，腓尼基舰队没有到来。同时，（-213，214-）法那巴佐斯仍在持续敦促闵答卢斯这位斯巴达的海军主将把舰队带到海勒斯滂来，来雅典帝国的海岸城邦掀起暴动，这也令闵答卢斯压力加剧。最后，闵答卢斯终于得到了使他解放手脚的消息。替萨斐尼驶达阿斯彭杜时，斯巴达人曾派出军官腓力普斯（Philippus）随行。如今，闵答卢斯从腓力普斯和另一名斯巴达人席珀刻剌底（Hippocrates）那里得到了消息。席珀刻剌底驻守在斐萨利（Phaselis）附近。腓力普斯和席珀刻剌底告诉闵答卢斯说，替萨斐尼在欺骗斯巴达人，舰船永远也不会到来，因为这些舰船已经起航、正在回腓尼基的途中。

[13]

替萨斐尼不会恪守承诺，闵答卢斯终于得到了确凿说法，于是，斯巴达人无需再向这位骗子节度使尽任何义务。现在，斯巴达人可以自由前往海勒斯滂，加入替萨斐尼的政敌法那巴佐斯，通过切断雅典的粮食供给线来迅速结束战争。

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所率领的米迦列（Mycale）伯罗奔尼撒舰队有112艘舰船。从那时开始，其中10艘舰船来到海勒斯滂，力图掀起拜占庭及邻近城邦暴动；另有16艘舰船前往增援，由阿斯提欧库斯或闵答卢斯派出。

[14]

这16艘舰船控制了位于双海峡地区欧洲一侧岸边科尔索涅苏斯的一部分。此时，闵答卢斯派遣了一支13艘舰船的分舰队，由图里指挥官多利乌斯率领，前去镇压暴动，那暴动威胁到了斯巴达对罗德岛的控制。

[15]

尽管他将主战场推到了海勒斯滂，但闵答卢斯仍然没有忽视南方的威胁，特别是，阿尔喀比亚德听说替萨斐尼前往阿斯彭杜之后，带着13艘舰船往那个方向过来了。

[16]

这位斯巴达海将所面临的情势并不轻松，因为他的73艘舰船停泊在米利都，而他的目标是北上，在这之间横亘着的是雅典的萨摩司海军基地。上一次在萨摩司相遇的时候，雅典人在那里配置了108艘三列桨战舰，斯巴达人根本不愿意（-214，215-）以自己的112艘舰队去应对。此时，雅典人已经派遣了20艘舰船去应对斯巴达人在海勒斯滂的挑战，又派遣了13艘舰船给阿尔喀比亚德，那么在萨摩司剩下的雅典舰船还有75艘。

[17]

面对这样的舰船数目比，闵答卢斯也并不愿意冒险开战，如果他有得选的话。尽管双方最终在海上必有一战，但斯巴达人更愿意在海勒斯滂那不大开阔的水域上战斗。这是因为海勒斯滂离陆地更近，斯巴达人在那里可以得到法那巴佐斯率领的波斯陆地部队的支持。相比起来，斯巴达人更不情愿去萨摩司周边雅典人熟悉的那片开阔海面，去面对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的雅典人。因此，闵答卢斯计划从雅典人身边偷偷溜过去。他迅速地、悄悄地行动，整饬舰队，然后突然向西驶去，希望在雅典人还没来得及发现的时候就绕过萨摩司去。然而，风暴不期而至，闵答卢斯不得不在伊卡鲁斯岛（Icarus）躲避了五、六天（参见地图3）。他的运气还没有糟糕到极点——他最终成功到达开俄斯，没有被雅典人截击。

[18]

阿尔喀比亚德远在南方，色拉叙布卢斯被派去处理列斯堡岛上埃列绪司的暴动，

[19]

所以，留在萨摩司指挥的是缺乏经验的指挥官色拉叙卢斯（Thrasyllus）。他从一名普通的重装步兵被拔擢，出任将军，但是他似乎从来没有指挥过一支部队或一艘战舰。色拉叙卢斯赢得人心从而被选为将军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在萨摩司镇压寡头党暴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0]

但他战斗指挥经验的匮乏将令雅典人很快付出惨重代价。

斯巴达舰队的逃脱并不是萨摩司的新任雅典指挥官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列斯堡，这个重要又麻烦的岛屿再一次爆发了叛乱。位于列斯堡北岸的城邦梅岫姆纳（Methymna）（参见地图3）曾经是雅典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在428/427年的密提林（Mytilene）大叛乱中，梅岫姆纳是列斯堡岛上唯一仍然忠于雅典的城邦；在西西里远征的时候，梅岫姆纳人和开俄斯人是雅典帝国中仅有的、仍旧提供舰船而非缴纳贡赋的自治城邦。

[21]

然而，西西里惨祸之后，（-215，216-）梅岫姆纳的忠诚也被动摇了。412年，一支斯巴达舰队来到此地，梅岫姆纳随即叛乱；但是雅典人很快收复了这座城邦和列斯堡岛上的其他地区。

[22]

那次叛乱是由城邦里的贵族带头发动的，雅典人收复梅岫姆纳之后，这些人被迫流亡。梅岫姆纳的贵族们从大陆上招募了300名雇佣军，由忒拜指挥官阿纳科萨耳库斯（Anaxarchus）率领，进攻他们自己的城邦。雅典驻密提林的驻军前来援助，这些雇佣兵被击退，但是他们拒绝投降，继续向列斯堡岛西南方的埃列绪司行进，并在埃列绪司也掀起了暴动。

[23]

埃列绪司叛乱带来的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列斯堡岛上的其他城邦仍然安全，至少密提林仍然有雅典驻军，色拉叙布卢斯也已经带着5艘舰船来到了埃列绪司——他们虽然到得太晚，已经无力阻止城邦沦陷，但至少可以控制情势。

[24]

色拉叙卢斯听说了斯巴达大部队到达开俄斯、并正在向海勒斯滂行进的消息后，应该立即向开俄斯驶去；如果他无法立即与之开战的话，至少也要让闵答卢斯无法通过。可是，色拉叙卢斯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带着55艘舰船向列斯堡匆忙驶去，留下其余的舰船守卫萨摩司基地。色拉叙卢斯在列斯堡与一支梅岫姆纳小舰队、两艘自海勒斯滂归来的雅典舰船会师，舰队规模达到65艘三列桨战舰。色拉叙卢斯与这支舰队当中的士兵都决心要收复埃列绪司，不管是用攻击还是用其他的什么必需手段。与此同时，色拉叙卢斯认为，只要他在开俄斯岛的两端和开俄斯岛东边对岸的大陆上都安排好监视岗哨，就肯定能够将闵答卢斯困在开俄斯。

[25]

（-216，217-）色拉叙卢斯信心满满，沿着海岸向梅岫姆纳驶去，下令在此长期驻扎，准备粮草，并在驻扎期间将列斯堡岛作为攻打开俄斯的斯巴达人的一个基地。

[26]

因为急于求成又缺乏经验，色拉叙卢斯反而没能履行其主要职责。雅典人漫不经心地攻打着埃列绪司的城墙，根本没有想到，闵答卢斯利用了这个机会，斯巴达人就这么悄悄从他们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27]

闵答卢斯在开俄斯只停留了两天，时间刚刚只够为接下来向东突进补充些粮草和军饷。第3天，离天亮还有很久的时候，闵答卢斯没有向西航行驶入公海——在那片水域，正在埃列绪司的雅典人更有可能侦察到其行踪，——他向东边驶去，朝着列斯堡和亚细亚大陆之间的狭窄水域驶去。

[28]

中午时分，闵答卢斯已经安全到达佛该亚（Phocaean）的岸边；他在密提林对岸吃了晚饭，随后在对岸幽暗的梅岫姆纳作极为短暂的停留；午夜时分，闵答卢斯安全抵达海勒斯滂入海口，并在此处的洛忒坞（Rhoeteum）和塞基坞（Sigeum）抛锚。在20个小时的时间里，闵答卢斯航行了110英里左右，骗过了雅典人，转换了战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和性质也由此得到改变。闵答卢斯这番行动勇敢无畏，所达成的成就充满想象力，再怎么褒奖都不为过。雅典人未能阻止闵答卢斯的行动，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威胁到他们自己城邦的根本生存。

雅典人设在伽立波里（Gallipoli）高处的岗哨燃起烽火信号，停留在塞斯图斯（Sestos）的那18艘雅典舰船由此得知斯巴达舰队抵达的消息。同时，这些雅典舰船对面的亚细亚岸上，伯罗奔尼撒人燃起营火，他们由此可以确认，伯罗奔尼撒舰队确实已经抵达（参见地图8）。

[29]

面对着数目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军，雅典人别无选择，只能趁着航路还没被敌人封死，尽快逃跑。雅典人在夜幕的掩护中立即启航，紧紧挨着海峡在欧洲一侧的海岸，向伊拉乌斯（Elaeus）和公海的方向驶去。雅典人成功躲过了驻防阿卑多斯（Abydos）的16艘伯罗奔尼撒舰船的侦察——尽管闵答卢斯已经提前派来信使船，要求这16艘舰船密切侦察，不要放雅典人逃走。（-217，218-）

[30]

黎明时分，雅典人与闵答卢斯遭遇，闵答卢斯追之，但是仅仅俘虏敌舰4艘；其余的雅典舰船安全逃往莱姆诺斯岛（Lemnos）和因布罗斯岛（Imbros）。闵答卢斯试图夺取雅典人的伊拉乌斯基地，但无功而返；他带着舰队回到了斯巴达人的主基地阿卑多斯。两艘离队之舰追击得太远，没能及时返航，落入了雅典舰队之手；但这支雅典舰队现在才从列斯堡赶到海勒斯滂来，已经来不及阻止闵答卢斯与阿卑多斯的伯罗奔尼撒舰队安全会师了。次日，雅典人抵达伊拉乌斯，接走了躲在因布罗斯岛的雅典舰船。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雅典人重整船只，制定战略，操练技巧，而这一切都是在作战总指挥色拉叙布卢斯警觉目光的注视下完成的。

[31]

色拉叙布卢斯准备完毕，就派出雅典舰队——至少76艘舰船——排成单列，紧紧靠着伽立波里海岸航行，驶入海勒斯滂，朝塞斯图斯方向驶去。

[32]

格罗特严厉批评雅典人的战略：“对是次战役的描述告诉我们，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佛缪（Phormion）光荣以后，雅典战术已经衰退成了什么样子；那位杰出的海员也绝不会选择海勒斯滂的狭窄水域作为海战的战场。”

[33]

但是，这项评价忽视了色拉叙布卢斯所必须面对的一些严重掣肘。一旦色拉叙卢斯放过了伯罗奔尼撒人，让他们有机可乘、进入海勒斯滂，雅典人就已经别无选择，只能跟随。如果雅典人不去挑战闵答卢斯对海峡的控制，就意味着（-218，219地图8，220-）他们将要坐视斯巴达人切断雅典的粮食供给线。除非斯巴达海军将领愚蠢到贸然来到公海挑战雅典人——而闵答卢斯没有那么愚蠢——，不然的话，雅典人就必须要在这狭窄的水面上与闵答卢斯一战。色拉叙布卢斯花了长达5天的时间去训练他的兵员，也许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看看闵答卢斯会不会犯下错误，前来寻衅；但是，当他意识到闵答卢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时，再继续拖延下去就变得毫无意义。此外，雅典人一旦决定了要进入海勒斯滂，他们唯一合理的计划就是排成单列前进，这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简便的方式前去应对敌军的任何攻击挑战。雅典人尽可能靠近海峡的欧洲海岸，这样就可以尽可能靠近自己的基地，由此也能更加安全，因为一旦有需要，他们就可以争取最充分的时间来应对敌军攻击。

地图8 犬坟战役与阿卑多斯战役

因此，在接下来的这场战役到来之前，斯巴达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具备有利条件。他们拥有86艘舰船，占据极大的数目优势。

[34]

他们能够背靠着自己的基地作战，还能选择最适合己方天时地利的机会展开攻击。闵答卢斯的作战计划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闵答卢斯将他的舰船排布在阿卑多斯与达达努斯（Dardanus）之间，距离大约是7.5英里。

[35]

他将叙拉古人安排在右翼，那是最深入海勒斯滂的地方；他自己指挥左翼，那是最靠近海峡入海口的地方。

[36]

闵答卢斯让雅典舰队排着单列通过，直到雅典舰队单列的左翼经过一个名叫“犬坟”（“Bitch's Tomb”，Cynossema）的海岬。这个海岬被叫作这个名字，是因为特洛伊王后荷苦芭（Hecuba）——神话里说，她变成了一条狗——的坟墓就坐落于海岬高处。雅典的舰队序列从左往右，从阿尔亚纳（Arrhiana）一直延绵到伊耷库斯（Idacus）。

[37]

当雅典的舰队序列中点刚好经过犬坟、也就是海峡最窄之处的时候，闵答卢斯发起了第一次攻击，希望借助突袭、速度、还有数目上的优势把敌军舰队驱逐到靠近岸边的拥挤水域，这样，自己部队的水兵的战斗能力优势就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38]

他自己的任务似乎是最艰难的：侧翼包抄敌军舰队，切断逃亡路线，因为闵答卢斯想要（-220，221-）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全歼雅典舰队。

[39]

舰队的中心部分应该能够执行这个战略中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一部分任务；如果成功了，雅典舰队的中间部分就会被削弱，位于海峡入口方向的右翼舰队势必匆忙赶来救援，这样，把守海峡入口位置的闵答卢斯就可以顺势切断雅典舰队。只要能够做到这一步，在取得优势的伯罗奔尼撒中央舰队和闵答卢斯所率领的舰船的夹击下，摧毁雅典人的右翼舰队就并非难事。接下来，要摧毁孤立无援、落在海峡深处的雅典舰队左翼，就可不费吹灰之力。

色拉叙布卢斯将色拉叙卢斯安排在单列舰队的队首，也就是舰队左翼，面对的是叙拉古人。色拉叙布卢斯自己指挥右翼舰队，面对的是闵答卢斯。

[40]

我们不知道色拉叙布卢斯事先制定了何种作战计划。因为主动权掌握在敌军手里，色拉叙布卢斯肯定对任何情况都有所准备，以便迅速反应；然而，色拉叙布卢斯肯定要猜想一番闵答卢斯的战略，并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所以，事后看来，色拉叙布卢斯要么是已经准确预见了闵答卢斯的战略，要么就是在理解了事件进程后，依靠着敏锐的本能来机智应对。

[41]

闵答卢斯看着色拉叙卢斯率领的雅典左翼舰队通过了犬坟海岬前面的狭窄水域。左翼舰队通过后，急遽的拐弯处就阻隔了雅典舰队其余部分的视线；当舰队中心部分经过海峡最窄处的时候，伯罗奔尼撒舰队的中间部分展开攻击，获得大捷。色拉叙卢斯带领的左翼舰队自顾前进，无暇他顾，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看见中间舰队发生了什么，因为突出的海岬阻隔了望向海峡下游的视线。

这次战役将如何发展，现在只能依靠色拉叙布卢斯率领的雅典右翼舰队了。如果色拉叙布卢斯试图去援助舰队的中心部分的话，他一定会失败：他所率领的右翼舰队数目远远不敌敌军的中心舰队和左翼舰队，将会被困在敌军的中心舰队和左翼舰队之间，他的舰队和整支雅典舰队将被全歼。然而，色拉叙布卢斯没有陷入这个陷阱。当看到闵答卢斯正在往海峡入海口方向驶去、试图切断其逃跑路线的时候，他命令雅典人高速航行，（-221，222-）打败闵答卢斯的企图，并将自己的舰队队列延伸到比敌军还远的位置。然而，色拉叙布卢斯这番必要之举的代价就是，削弱了舰队队列，特别是在中间部分，而中间部分又处于最严峻的敌军高压之下。伯罗奔尼撒人轻易打败了数目上处于劣势、孤立无援的雅典舰队中间部分，迫使许多雅典舰船搁浅，甚至令士兵上岸，乘胜追击。在这关键时刻，伯罗奔尼撒人因为缺乏经验、纪律涣散而丢失了唾手可得的胜利。如果伯罗奔尼撒人重整队列，与闵答卢斯所率领的左翼舰队一起追击色拉叙布卢斯的舰船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可以击沉或俘虏色拉叙布卢斯舰队的许多舰船。最不济，他们也能够摧毁色拉叙卢斯手下的兵力，赢得大捷，从而建立起对海勒斯滂的牢固控制。然而，伯罗奔尼撒人因为占了上风，胆子大了起来，一艘艘的舰船开始追击单艘的雅典三列桨战舰，一艘追着一艘，一艘追着另一艘，伯罗奔尼撒人自己的阵列乱了套。正当此刻，色拉叙布卢斯发动打击。他不再拉长整个舰队队列，停下来，转向面对追击而来的闵答卢斯舰队，击溃了这些舰船。接着，色拉叙布卢斯转向伯罗奔尼撒舰队那毫无章法、乱作一团的中间部分，施以沉痛打击。伯罗奔尼撒舰队阵型已经涣散，舰船未经抵抗就开始溃逃。这些舰船朝着塞斯图斯的方向移动，绕过了犬坟那个突出的转弯处。色拉叙卢斯的左翼舰队本身表现也不错，他们击退了所面对的叙拉古人；当叙拉古人突然看到他们的同袍战友逃亡的时候，他们自己的阵型也溃散了，士兵开始逃亡。伯罗奔尼撒舰队全线溃逃，最终躲进了他们在阿卑多斯的基地。

关于战役的如上记载来自于修昔底德，大部分现当代研究者也止步于此，认为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价值不大。

[42]

诚然，狄奥多罗斯的叙述错漏颇多，大大逊色于修昔底德史书，但事实上，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是宝贵的补充记录，能够用来解释战役中被修昔底德忽视而遗漏的一些方面。修昔底德的描述是一位海军将领的描述，这种描述是以指挥官的立场为出发点，考察的是整个战场，包括侧翼、中心和整支舰队的战术机动。这与修昔底德的身份相符，顺理成章。而在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中，我们所见的是更为罕见的一番景象，因为狄奥多罗斯采取的是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视角。从战舰的甲板上望出去，事件的细节和原由可以得到的解释尽管更加狭隘，但也更加精细。狄奥多罗斯的记载缺乏宏观图景，（-222，223-）但是他提供的细节非常重要，同时，我们并没有什么理由去质疑他所提供的这些细枝末节的真实性。

[43]

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伯罗奔尼撒舰队拥有更出色的水兵，这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何伯罗奔尼撒人在舰队中部战斗如此成功：在此处的战斗必定是短兵相接。如果能够迫使雅典人上岸、从而转变战场的话，那么海战就成了陆战，伯罗奔尼撒人肯定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狄奥多罗斯还告诉我们说，雅典的舵手“要有经验得多，对于胜利的取得贡献颇大”。

[44]

安德鲁斯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指出，修昔底德的杰出记叙仍然是有缺陷的：“在Thuc.8.105.2这一节，这支大军还对色拉叙布卢斯形成如此沉重的威慑；到了Thuc.8.105.3这一节，色拉叙布卢斯转眼便能够独力将那支大军击溃。转变为何如此之快，我们并不清楚（阵型溃散的是伯罗奔尼撒舰队的中间部分，而非舰队左翼）。”

[45]

这就是狄奥多罗斯史书的用武之处了。我们可以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推测出来，发生在舰队中间部分的事情改变了色拉叙布卢斯的策略。因为被闵答卢斯封锁，所以他不再试图逃亡。伯罗奔尼撒舰队的中间部分出现混乱，于是色拉叙布卢斯决定与闵答卢斯速战速决，这样他还有可能利用敌军溃散的时机，不被两列整齐有序的敌军阵列夹击，从而击败闵答卢斯。但是，他是如何打败闵答卢斯的？安德鲁斯也如是问道。我们只能援引狄奥多罗斯来加以回答：

雅典舵手的技巧使得其敌人［在数目和水兵质量方面］的优势丧失殆尽，因为只要伯罗奔尼撒舰船成队猛冲撞击过来，雅典舵手们总能特别灵巧地掌控自己的舰船，使得己方与敌舰撞角相撞，撞在船头上，而无法撞上舰船的其他部位。闵答卢斯发现这些带撞角军舰作战效果不佳，于是对自己的舰船下令，分成小队或一艘一艘地去紧跟作战。但是，这种策略也无法敌得过雅典舵手的技巧；相反，雅典舵手还是灵巧地躲开了冲撞而来的舰船的金属撞角，反倒一头撞在对方的侧舷，就这样摧毁了许多舰船。

[46]

（-223，224-）

雅典人依靠上述技巧、更高航速、还有色拉叙布卢斯的足智多谋和杰出指挥，打败了敌人。色拉叙布卢斯的船员们在犬坟岬的制高点树起了胜利纪念碑，并派信使回雅典报捷。

[47]

然而，雅典人虽然击溃了敌军，但是他们仅仅俘获了21艘敌舰，己方也损失了15艘敌舰。

[48]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说，雅典人得到捷报，把这当作“意外的好运”。自西西里远征以来，雅典人就没获得过什么值得一提的胜绩，还在爱奥尼亚和双海峡地区遭受了一系列损失。其中最为可怕的损失是他们失去了优卑亚。消息传到雅典的时机几乎与胜利本身一样重要，因为这捷报到达的时候，正是在雅典人刚刚丢失了优卑亚、围绕推翻四百人政权的内争正在发生之时。胜利的消息令雅典人低落已久的情绪为之振奋：“他们得到了极大的鼓舞，认为只要他们继续积极努力，他们的事业仍然有可能取得胜利。”

[49]

现代历史学家们往往低估了色拉叙布卢斯与雅典人的这次胜利，不是对此毫无评论，就是认为这胜利的作用只不过是鼓舞雅典人的士气罢了。

[50]

事实上，犬坟战役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程来说，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犬坟战役中的色拉叙布卢斯，就像我们后来说杰利科伯爵（Jellicoe）在日德兰战役（Jutland）中的表现一样：色拉叙布卢斯只消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输掉整场战争，但他没有。只要闵答卢斯在411年10月初的那一天成功全歼了雅典舰队，哪怕闵答卢斯只是击败了雅典舰队并控制了双海峡地区，雅典人也可能很快就会被迫投降。他们无钱再造新的舰队，因此无法取得粮食供给，从而无法维持生存。此外，如果战败的消息随着丢失优卑亚的消息接踵而来，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在帝国版图内将掀起新的叛乱，包括爱奥尼亚地区、（-224，225-）各个岛屿、还有敌军控制的海勒斯滂地区。犬坟战役的胜利阻止了上述一切的可能，给雅典人留有一线从头再来、保住帝国、甚或取得辉煌胜利的希望。如果将雅典人作战时的重重困难考虑在内的话，我们更是应当将最高的褒扬给予雅典人和他们的杰出指挥官。

色拉叙布卢斯和同袍们没有多耽误时间，充分利用这次胜利。位于普罗滂涕海的库济科斯（Cyzicus in the Propontis）（参见地图5）在这次战役之前不久，已经叛离雅典并召来法那巴佐斯和斯巴达指挥官科列库斯（Clearchus），这年夏季，科列库斯已经从米利都长途行军，抵达海勒斯滂。

[51]

雅典人从他们在塞斯图斯的基地出发，前往埔里亚普斯（Priapus）和哈珀集坞（Harpagium）。他们在城镇的外面抛锚停下，发现了墨伽拉人海力克叙（Megarian Helixus）所率领的小舰队中的8艘舰船——就在科列库斯前往海勒斯滂的时候，海力克叙带领这支小舰队成功通过并在拜占庭掀起叛乱。

[52]

雅典人轻松击败并俘虏了这支小舰队和岸上施以援手的步兵。接着，这些雅典人向着不设防城邦库济科斯前进，要求库济科斯人付钱，迫使库济科斯人重新归顺雅典帝国。

[53]

当雅典人回到其海军基地的时候，他们发现，闵答卢斯充分利用了他们不在的这段时间，劫掠了伊拉乌斯。伊拉乌斯就是雅典人放置他们在犬坟俘获的斯巴达舰船的地方，闵答卢斯再次重新夺取了伊拉乌斯人还没有来得及烧毁的那些舰船。闵答卢斯还派出信使前往优卑亚的伯罗奔尼撒舰队，要求阿基桑德力达（Agesandridas）派兵增援，因为下一场海勒斯滂之战势必到来。50艘舰船驶来，与闵答卢斯会师。无疑，此时的优卑亚几乎没有什么海军兵力了。

[54]

犬坟战役之后不久，雅典人拥有了一支74艘三列桨战舰组成的舰队，他们需要面对的却是闵答卢斯的97艘舰船。如果优卑亚前来增援的50艘舰船都与闵答卢斯成功会师了的话，那么闵答卢斯所指挥的舰队规模就达到了140艘舰船，这样一支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定能取胜，雅典人的技巧再娴熟高超也没有用。

[55]

然而，这一次，机运却青睐了雅典人。（-225，226地图9，227-）。前来增援的舰船遭遇了风暴，在埃索山（Mt. Athos）之外沉没，仅有数艘舰船抵达闵答卢斯处，其中一艘就是由阿基桑德力达所指挥的。

[56]

阿基桑德力达率领残部抵达海勒斯滂的时候，与雅典在优卑亚的指挥官叙墨卡列（Thymochares）在海上遭遇，叙墨卡列在优卑亚遭遇惨败后，正带着残部14艘舰船前去增援色拉叙布卢斯。又一场战斗爆发了，阿基桑德力达所率领的部队又一次打败了雅典人，但是两支舰队中似乎都有一些舰船幸存了下来，还能继续各自前去支援他们在海勒斯滂的作战总指挥。

[57]

地图9 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普罗滂涕海

闵答卢斯意识到，下一场战斗可能会成为决胜之役，他还意识到，对雅典人取得的任何海上胜利都能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于是，他也向罗德岛派出信使，要求多利乌斯带领舰队北上海勒斯滂，前来襄助。

[58]

与此同时，闵答卢斯移师海勒斯滂，此前，他把多利乌斯这位图里指挥官派到罗德岛去镇压叛乱的时候，大约是在9月末。

[59]

还是与此同时，阿尔喀比亚德从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回到了萨摩司，他是在替萨斐尼在阿斯彭杜与腓尼基舰队会师之后去小亚细亚南方岸边的。

[60]

可是，当腓尼基舰队驶回腓尼基，阿尔喀比亚德却匆忙（-227，228-）赶回雅典的海军基地，声称是他阻止了腓尼基舰队的到来，并声称是他令替萨斐尼与雅典更加友善亲近了。

[61]

尽管雅典舰队的大部分舰船已经跟着色拉叙布卢斯去了海勒斯滂，但是阿尔喀比亚德却没有带着他自己那13艘舰船加入这支主力部队。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将守卫萨摩司的舰队中调配了9艘三列桨战舰，添加到自己的舰队中，然后朝着卡里亚（Caria）的方向驶去。在罗德岛的多利乌斯舰队对邻近地区的雅典据点形成威胁，同时，阿尔喀比亚德可以利用此行来募集资金，解决急需。在哈利喀纳苏斯（Harlicarnassus），阿尔喀比亚德募得巨额资金。从哈利喀纳苏斯出发，阿尔喀比亚德驶去了科斯岛（Cos），在那里他建起要塞，并安排了一名雅典军官驻防该要塞。阿尔喀比亚德在科斯的行动发挥了作用：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雅典都几乎始终控制着卡里亚地区的城邦。当阿尔喀比亚德在“快到秋天”（9月末）的时候回到萨摩司，他与当地的士兵分享了所募得的巨额资金。此举十分机智，既解决了严重的资金缺口，又为他自己赢得了人心。

[62]

阿尔喀比亚德待在萨摩司，成就满满——一些成就确有其事，一些成就则不过是虚张声势——什么也不做，与此同时，在犬坟为了雅典的存亡，色拉叙布卢斯舰队以少数力抗敌军，在犬坟战役之后，作战双方都在为下一轮战斗寻求增援。古代作家既没有注意到阿尔喀比亚德此时的毫无作为，更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63]

得有某个人来指挥萨摩司的雅典舰队，保卫爱琴海，但是自从闵答卢斯北上离开之后，指挥萨摩司舰队和保卫爱琴海就不再是非得大将亲自执掌的重大职责了。（-228，229-）从另一方面来说，多利乌斯舰队一直对雅典对该地区的控制形成潜在威胁。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多利乌斯舰队被召至海勒斯滂地区是来增援闵答卢斯的。阿尔喀比亚德去阻止多利乌斯舰队抵达海勒斯滂，比他自己亲自前往海勒斯滂贡献更大。因此，看起来有可能是这样：阿尔喀比亚德得到命令，留在萨摩司监视多利乌斯，应对多利乌斯可能对雅典盟友发动的攻击，以及，最重要的是，阻止多利乌斯经过萨摩司去往海勒斯滂。如果阿尔喀比亚德的职责确乎如此处所述，那么他没能完成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当阿尔喀比亚德最终到达海勒斯滂的时候，多利乌斯已经成功摆脱他，抢先一步抵达。

[64]

海勒斯滂已经成为各方瞩目之焦点，替萨斐尼也在赶赴海勒斯滂的途中。闵答卢斯带领舰队从米利都来到阿卑多斯的消息传来，节度使替萨斐尼于是离开阿斯彭杜北上。替萨斐尼嫉恨法那巴佐斯，也害怕这位与他敌对的节度使法那巴佐斯能够用少得多的时间和金钱代价就取得对雅典人作战的胜利，因为他本人就没能取得对雅典人战争的胜利。

[65]

但是同时，替萨斐尼还有一重更加实际而直接的恐惧。在基尼图斯（Cnidus）和米利都被波斯统治的希腊人已经再次叛变了替萨斐尼，他们赶走了替萨斐尼的驻防军。好在斯巴达人力卡斯（Lichas）在米利都惩戒了叛徒，敦促他们服从波斯人的统治。

[66]

现在，替萨斐尼得知，在列斯堡岛对面、爱琴海岸边的暗滩渚（Antandrus）（参见地图3），那里的人们已经从斯巴达的阿卑多斯基地募集了重装步兵，这些重装步兵已经通过陆地行进过来，把他的副手阿萨基司（Arsaces）和波斯驻军从卫城赶出了城邦。

[67]

此事非同小可。斯巴达人离开了爱琴海地区，不再依靠替萨斐尼的金钱和承诺，还对替萨斐尼感到十分愤怒。斯巴达人已经在暗滩渚展开了反对替萨斐尼的行动，对替萨斐尼的指控抱怨在斯巴达不绝于耳；同时，这些“盟友”还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他无从得知。替萨斐尼的计划是保持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实力大体均衡，任其差遣控制，这样，双方都被削弱，只有他最终说了算。然而，一旦（-229，230-）闵答卢斯舰队绕过色拉叙卢斯，抵达海勒斯滂，替萨斐尼的计划就被动摇了。原本，在萨摩司维持一支雅典海军，对斯巴达舰队的一举一动保持关注，不仅对雅典自身利益有好处，也符合替萨斐尼的计划。只要雅典人能够封锁住斯巴达人北上的路线，替萨斐尼就可以随意放弃自己对斯巴达人的承诺，厚颜欺骗完全算不上什么。雅典人没能封锁住斯巴达人北上的路线，这改变了整个情况。替萨斐尼急忙赶过去，指责斯巴达人援助暗滩渚，为自己所受到的斯巴达人的指控进行辩护，并试图亡羊补牢，从这场危及其自身利益的灾难中抢救点儿什么出来。

[68]

11月初的一个清晨，多利乌斯带领14艘舰船从罗德岛出发，朝海勒斯滂入海口驶去。

[69]

他很可能是希望能在破晓的幽暗掩护下绕过雅典岗哨——在萨摩司，他可能就是这样绕过阿尔喀比亚德的视线的。但是，多利乌斯时机不佳。破晓时分，他驶经塞基坞（参见地图8）的时候被发现了。哨兵发出信号，把多利乌斯到来的消息告知塞斯图斯的雅典将军们，将军们立刻派出20艘三列桨战舰，组成一支小舰队去拦截多利乌斯。多利乌斯看到雅典的舰船朝他压过来了，于是逃到岸上，把船舰也拖上岸来，就在洛忒坞的海滩上。雅典人追击之，但是他们也并不打算就此在陆地上展开一场战役。雅典人撤退到麦地都（Madytus），在那里汇集了他们所有的其他舰船——这些舰船此刻已经入海备战。雅典的整支舰队从麦地都出发，比他们从塞斯图斯出发更方便阻拦多利乌斯与伯罗奔尼撒的阿卑多斯主舰队汇合。多利乌斯看到雅典分舰队撤退，于是重新起航，继续前往海勒斯滂的航程，朝着阿卑多斯驶去。但是，多利乌斯马上又一次遭到了袭击。这一次，袭击他的是雅典的整支舰队，一共74艘船舰。

[70]

因为数目上处于压倒性的劣势，多利乌斯别无选择，只好向岸边驶去，以便尽快上岸，他遇到的第一个适合上岸的地点就是达达努斯。多利乌斯把舰船拖到海滩上，（-230，231-）让船员上岸，向城邦卫兵求助。多利乌斯在海岸和舰船上的战略据点都安置了士兵，给这些士兵配备了矛和箭，令他们守卫舰船。雅典人呢，他们坐拥数量上具有巨大优势的部队，战斗颇为有效，打得敌人逐渐丧失了还手之力。

多利乌斯在洛忒坞上岸的时候，闵答卢斯正在特洛伊向雅典娜敬献牺牲。闵答卢斯看到那里发生战役，匆忙赶回自己在阿卑多斯的基地，肯定还给法那巴佐斯捎去了消息。闵答卢斯准备妥当、预备带着舰队前去海勒斯滂救援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下午，雅典人把多利乌斯牢牢锁在达达努斯。

[71]

闵答卢斯拥有84艘舰船，法那巴佐斯带来了一支陆上部队为多利乌斯进行陆上支援，所以雅典人被迫放弃了他们对陆地的攻击，撤退到双海峡之内，把舰船按照海上战役的阵型排好。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已经与从罗德岛过来的援军汇合，总数达到97艘，排出的阵列从达达努斯一直延伸到阿卑多斯。

[72]

狄奥多罗斯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战斗者视野中的战役，其叙述尽管藻饰过度，但也不无价值，断然无视并不明智。这一次，闵答卢斯指挥右翼，他的位置离他在阿卑多斯的基地是最近的；叙拉古人被安排在左翼。这样一来，闵答卢斯面对的是色拉叙卢斯，色拉叙卢斯指挥着雅典舰队的左翼；色拉叙布卢斯负责右翼。双方将领燃起烽火，接着，号兵吹响战斗命令。这一次，狄奥多罗斯没有提到伯罗奔尼撒水兵的战斗能力胜过敌方，也没有提到雅典舵手的掌舵技巧胜过敌方，但我们仍然可以假定，伯罗奔尼撒水兵和雅典舵手各自的技巧优势没有改变。然而，在这一次的战斗中，狄奥多罗斯为我们描述了三列桨战舰甲板上的水兵们在重大战役当中会遇到的情形：

有一些人，当他们离得还相当远的时候，密集张弩，致箭如雨下；还有一些人，每次都等到舰船相互靠近了，才将标枪猛然投掷过去，其中一些标枪冲着水兵飞过去，另一些标枪则冲着舵手自己飞了过去。同时，只要舰船相互靠得足够近了，他们就不仅仅用矛来互相战斗，还在相互接触的时候跃上敌军的三列桨战舰，用刀剑互斗。每当有人被击倒，胜者就会（-231，232-）大声喊出战斗口号，而败者则会大声呼喊求助，所以整片战斗场地上虫鸣水沸，喧嚣哗噪。

[73]

战斗激烈，僵持甚久。最终，暮色行将降临之际，18艘舰船组成的一支舰队出现在了海平面上。

[74]

起初，这支舰队是来援助哪一方的，谁也不清楚；因为双方都向盟友提出了支援请求，双方都以为这支增援舰队是前来援助己方的，因而备受鼓舞。接着，这支舰队的指挥官阿尔喀比亚德升起了红色的旗帜，这是事先约定好的信号，是雅典人等来了援兵。

[75]

尽管古代作家都强调说，阿尔喀比亚德的到来是意外情况，但他的到来也并非没有人预计得到，不然，就不会有事先约定的红旗信号。

[76]

阿尔喀比亚德得到的命令是阻截多利乌斯。多利乌斯这位图里人及其舰队绕着雅典人在萨摩司的据点环航，阿尔喀比亚德定会追击，还会派出一艘报信快艇前往塞斯图斯，提醒色拉叙布卢斯警惕注意。阿尔喀比亚德的消息大概不外是：“多利乌斯避开了我，正在前往海勒斯滂的路上。我急速紧随他。当我到达的时候，我会升起红旗，这样你就能够马上认出我来。”碰巧的不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到来，而是阿尔喀比亚德到来的时机。阿尔喀比亚德很可能几乎没有时间参与到战斗中去，但是他紧追不舍、再加上时机得当，这给雅典人带来了胜利的可能。阿尔喀比亚德的能力与时机从一个潜在的严重错误中拯救了雅典——这个错误原本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阿尔喀比亚德把这变成了雅典人的辉煌胜利，不过，其功绩也就止步于此了。

伯罗奔尼撒人得知抵达的是雅典人的增援舰船，立即转头，向阿卑多斯方向逃去。雅典人摩拳擦掌，成功追击，但烈风忽然起于海上，他们有可能因此受到一些阻碍。伯罗奔尼撒舰队队列被拉得很长，许多舰船因此无法安全回到己方的海军基地。战舰的舰长们被迫沿着岸边搁浅，用舰船来抵挡雅典人的攻击。在这个过程中，法那巴佐斯调来骑兵和步兵，给了伯罗奔尼撒人极大的帮助。法那巴佐斯自己也在马背上参与了战斗，甚至骑着自己的马冲进大海，试图击退敌军。也许，是法那巴佐斯的干涉和夜幕的即将降临（-232，233-）令伯罗奔尼撒人避免了全盘败绩，但这次战败的代价已经相当大。雅典人俘虏30艘伯罗奔尼撒舰船，重新夺回在犬坟失去的15艘雅典舰船。闵答卢斯趁着夜幕浓重，带着剩勇残部悄然回到阿卑多斯，雅典人则撤至塞斯图斯。次日清晨，雅典人从容不迫地回到战场，打捞收集损毁的雅典舰船，在此地树起了第二座战胜纪念碑，与先前在犬坟树起的那座相距不远。

[77]

雅典人再一次控制了海勒斯滂水域。

在这年冬季余下的时间里，闵答卢斯停留在塞斯图斯修整舰队，同时派人去斯巴达要求陆上和海上增援。闵答卢斯的计划是与法那巴佐斯共同作战，同时从海上和陆上去攻打亚细亚沿岸的雅典盟邦。

[78]

对此，雅典人的因应之策应当是在海勒斯滂维持舰队优势，加强这支舰队，并争取再次开启战端，一举歼灭塞斯图斯的敌军残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闵答卢斯又不太可能按照雅典人的意愿来主动寻衅，那么雅典人就一定要阻截敌军的任何海上增援，也一定要调遣部队前往海勒斯滂、普罗滂涕及博斯普鲁斯海峡，收复这些地区从帝国版图中暴动叛离出去的城邦。

[79]

雅典人无法推进这番策略，实因囊中羞涩。法那巴佐斯慷慨解囊，支持斯巴达人，雅典人的金库却已几近干涸。

[80]

雅典的船员领不到薪饷，无法维持生计，而雅典国库已经发不出薪饷。此外，犬坟战役和阿卑多斯战役都显示了重装步兵的重要性。海峡如此狭窄，舰船常常因此搁浅，海战因而成了陆战，而雅典军队缺乏重装步兵。

因此，塞斯图斯的雅典将军们将雅典舰队拆分开来，每支分舰队承担不同的职责。阿尔喀比亚德与喀耳亚斯（Chaereas）指挥40艘舰船，在塞斯图斯留守海勒斯滂（-233，234-）。

[81]

色拉叙卢斯——他作战战绩不错，但尚未脱颖而出成为海战将军——前往雅典，报告阿卑多斯胜绩，同时请求城邦给予更多的重装步兵和舰船。色拉叙卢斯一直留在雅典，直到409年秋天才重新出现在海勒斯滂，

[82]

但是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远征很可能就是应色拉叙卢斯这次的增援请求而动员的，因为在库济科斯战役之前，塞剌墨涅斯及时与雅典的主力部队会师了。

[83]

不管是不是应色拉叙卢斯的请求，塞剌墨涅斯都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了，带着30艘舰船前往优卑亚。他的第一个任务是阻止优卑亚人和彼欧提亚人在喀耳基司（Chalcis）与奥利斯（Aulis）之间铺筑堤道，连结优卑亚岛与彼欧提亚一侧的大陆。优卑亚岛上的城邦珍视刚刚获得的自由，害怕雅典人的海军力量，于是，这些城邦似乎是建立了一个同盟，请求彼欧提亚人帮助他们。

[84]

这番计划一旦成功，雅典人想再收复优卑亚，就会要难得多，但是保卫筑堤工人的士兵人数众多，塞剌墨涅斯的部队规模太小，无法打败他们。于是，塞剌墨涅斯谋求其他出路。他在敌军控制的土地上隳突纵横——我们可以推测，他沿着优卑亚和彼欧提亚的海岸——募得不少战利。他还在环形群岛（the Cyclades）之间徜徉，一面募集战资，一面推翻那些建于四百人政府时期的寡头政权。

[85]

通过这种方法，塞剌墨涅斯募得资金以应急需，在环形群岛为新政权肃清了敌人，为雅典的战争事业获取了那里民主党人的支持，同时，（-234，235-）还在雅典民主党人——包括在雅典的和在海勒斯滂舰队的——的眼中为他自己和五千人政权树立了威信。

塞剌墨涅斯在帕罗斯（Paros）建立了民主政权，然后向北驶去，前去援助新近登基的马其顿国王阿奇劳斯（Archelaus），帮他围歼皮德纳（Pydna）。雅典人有充分理由要援助马其顿国王阿奇劳斯，因为马其顿是造船木材的主要来源地，而阿奇劳斯看起来满足了雅典人的这一需求。

[86]

然而，马其顿国王有可能同时还为雅典人提供钱财，所以塞剌墨涅斯此行前往皮德纳，除了为舰队募集资金外，也是为了要巩固与阿奇劳斯的关系。

[87]

塞剌墨涅斯没法留下来亲眼目睹皮德纳城邦陷落，因为他在北方还有急务。塞剌墨涅斯在色雷斯与色拉叙布卢斯会师，会师后的舰队自色雷斯启航，可以迅速抵达海勒斯滂救急。

[88]

此前，色拉叙布卢斯在塔索斯和色雷斯地区四处劫掠，搜刮钱财，他这么做是因为塔索斯岛仍然被敌对雅典的寡头政权所统治。

[89]

正当其他的将军们忙于筹款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还与舰队一起留在塞斯图斯，替萨斐尼抵达海勒斯滂的时候仍然如此。阿尔喀比亚德别无选择，只能前去向这位“朋友”和“恩人”致意。就雅典人那时所知，阿尔喀比亚德与替萨斐尼关系仍旧不错，是阿尔喀比亚德说服节度使替萨斐尼将腓尼基舰队遣回老家。阿尔喀比亚德清楚，事情并非如此，但他必须硬着头皮将戏做完。同时，阿尔喀比亚德多血质脾性令他天生乐观，他仍然认为自己有办法利用替萨斐尼，利用他对法那巴佐斯的嫉妒和他在斯巴达人那里违约来为雅典人争取资金援助。阿尔喀比亚德带上了只为最高指挥官服务的扈从（-235，236-）——而他并不是最高指挥官

[90]

——还有门客之礼，乘孤帆一叶，前去找替萨斐尼。

[91]

阿尔喀比亚德严重误判了形势。节度使替萨斐尼已陷入绝望，无法认真思考与雅典人的合作事宜。替萨斐尼自己的计划失败了；斯巴达人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了，还与他的敌人开始了合作；而雅典人新近的一系列胜绩又表明，他们又一次对波斯大王的土地形成了威胁。斯巴达人谴责替萨斐尼，认为是他导致了斯巴达人的厄运；斯巴达人的怨诉必定已经听闻于波斯大王之耳。波斯大王曾经允许替萨斐尼使用皇家舰队，但是替萨斐尼只不过把舰队停泊在阿斯彭杜，所费不菲，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然后就把舰队派遣回去了。替萨斐尼这一系列行动没有削弱希腊人，波斯人也没有收复他们的失地，相反，替萨斐尼将雅典人引到了海勒斯滂，随时可能消灭整个斯巴达海军。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替萨斐尼“害怕受大王责骂”。

[92]

替萨斐尼说波斯大王命令他与雅典人开战，这也完全可能是实情，而非虚言。

[93]

于是，替萨斐尼逮捕了阿尔喀比亚德，押回撒尔狄司（Sardis）。对于替萨斐尼来说，这似乎是个绝妙的机会，他可以趁机洗脱斯巴达人对他的指控，重获大王青睐。然而，不到一个月，阿尔喀比亚德与另一名雅典囚徒逃了出来，骑着马连夜逃往科拉佐门奈（Clazomenae），再从科拉佐门奈驶向列斯堡求得庇护。

[94]

阿尔喀比亚德的想象力仍旧充沛无比，他再生一计：为了给节度使替萨斐尼制造更多麻烦，他四处散播流言，说自己逃亡得到了替萨斐尼的默许。然而，这样一来，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暴露无遗了：阿尔喀比亚德对替萨斐尼毫无影响力可言。从此以后，阿尔喀比亚德的威信就必须全部由他的作战成绩说了算，同时，他的威信也在于他将如何吹嘘利用其作战成绩。

自从闵答卢斯在阿卑多斯战败之后，在余下的整个冬季，闵答卢斯竭尽全力，从一切可能的地方募集舰船。

[95]

到了（-236，237-）春季来临的时候，闵答卢斯募得80艘舰船，组成一支舰队。在塞斯图斯的雅典指挥官开始担心闵答卢斯会用这支舰队来攻打他们自己那不过由40艘船组成的舰队。

[96]

因此，雅典人连夜离开塞斯图斯，绕过伽立波里半岛（Gallipoli peninsula），驶向半岛北岸的喀耳狄亚港口（the port of Cardia）（参见地图9）。

[97]

从喀耳狄亚港口，雅典人派船前往色雷斯和列斯堡，向色拉叙布卢斯和塞剌墨涅斯、阿尔喀比亚德分别报信，要他们尽快驶来喀耳狄亚。当整支舰队都在一个地方集中好以后，这支舰队的规模达到了86艘，“将军们迫切盼望与敌决战”。

[98]

在喀耳狄亚，雅典将军们听闻闵答卢斯已经带着整支舰队前往普罗滂涕海南岸的库济科斯（参见地图5）。法那巴佐斯亦下令一支大军行进到此；与此同时，他们围歼该城，用猛攻攻下了库济科斯城邦。雅典的将军们决定追击敌军，到库济科斯作战，并收复该城邦。雅典人绕航前往伊拉乌斯，在那里等到夜幕降临，才开始迈向航程下一步。他们趁着夜色掩护经过阿卑多斯，敌军岗哨没有侦察到这庞然大军，他们成功到达帕里坞（Parium），又从帕里坞前往扑罗康半岛（the island of Proconnesus），扑罗康半岛位于半岛西北角之外，而库济科斯就位于这个半岛。

[99]

（-237，238-）

雅典人在扑罗康半岛过了一个夜晚，将军们为次日作战彻夜谋划。相比前两次在海勒斯滂那种狭窄水域的战役，此时的情势已经完全不同。雅典人选择了作战的地点和开战的时机；雅典人拥有数目上的优势，还拥有最适宜发挥己方技艺优势的足够开阔的水域。为了确保要出其不意，雅典人扣押了往来于扑罗康半岛港口的每艘船只，并宣布将对任何驶出港口、驶向库济科斯所在半岛的人处以死刑。将军们选出了他们当中最杰出的雄辩家，对士兵和水手进行营前训话。阿尔喀比亚德要求这支联合部队必须“在海上作战，在陆地上作战，对防御工事作战；因为敌军自波斯大王那里获得了充裕的资金，而［雅典人］除非取得全胜，不然就将一无所有”。

[100]

在这些准备工作之后，雅典人登船出发，前往库济科斯。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信源，对于库济科斯战役的海战部分的描述，是非常不同的。色诺芬记载的是，雅典人由阿尔喀比亚德一人指挥，在密雨中出发，驶向库济科斯。当雅典人到达库济科斯城邦附近的时候，天气骤然放晴。在明亮的阳光下，雅典人发现，闵答卢斯正在港口以外颇有距离的地方操练伯罗奔尼撒舰队，他们与城邦之间的通路已然被雅典人切断。闵答卢斯看到如是困境，立即向能够上岸的地方逃去，离城邦远远的。库济科斯战役的余下战斗是在陆地上完成的。

[101]

色诺芬对陆上作战的叙述是简要疏阔的，没有什么细节，大部分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色诺芬的记载没有提到其他指挥官，而我们清楚知道，当时还有其他将领在场，并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02]

同时，色诺芬的记载还将雅典人的胜利归功于天气和巧合。他从一方面认为是在这种糟糕的天气状况下，雅典人才能到达库济科斯附近而不被敌军发现，从另一方面又认为是因为闵答卢斯碰巧在天晴雨霁时离开城邦，到相当远的水面上操练舰队，这才使雅典人有机可乘。（-238，239-）

在狄奥多罗斯的记载中，天气对于雅典人的胜利没有影响。狄奥多罗斯认为，雅典人的成功应当归功于他们明智的战略谋划与战略执行。雅典人将他们的舰队分为三个分舰队，分别由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阿尔喀比亚德指挥；第四位将军，喀耳亚斯，则负责指挥陆地部队。海上作战的胜利是因为雅典人采取了欺骗计谋：阿尔喀比亚德带领规模相对较小的一支部队驶向库济科斯，把闵答卢斯引诱到公海上来。阿尔喀比亚德佯作逃跑，闵答卢斯立即追击之，与此同时，雅典人的其他分舰队切断了闵答卢斯与库济科斯城邦之间的通路，迫使闵答卢斯逃往科勒里（Cleri）登陆，这是因为法那巴佐斯的陆地部队就在科勒里。战役的余下部分是在陆地上展开的。

[103]

狄奥多罗斯的叙述版本大大优于色诺芬的叙述，但仍然存在问题。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狄奥多罗斯的叙述没有解释，在没有恶劣天气的掩护的情况下，雅典人这支庞大的舰队是如何正巧在库济科斯港口外赶上伯罗奔尼撒舰队的。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没有斯巴达将领会冒险主动求战于雅典舰队，除非雅典舰队数目大大少于己方；但在库济科斯，斯巴达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数目优势。在清朗的气象条件下，伯罗奔尼撒人或波斯人的岗哨肯定能够观测到雅典舰队，发现他们正在向库济科斯驶来，并及时告知闵答卢斯，以免闵答卢斯的舰船在开阔的公海上被雅典舰队撞个正着。

[104]

接下来这番叙述主要依据的是狄奥多罗斯的版本，但同时也借鉴了色诺芬的记载。

[105]

雅典人是在暴风雨的掩护下出发前往库济科斯的。

[106]

将军们肯定已经准备好冒险在狂风骤雨之中入海，以掩饰己方的航线和舰队规模。库济科斯坐落于半岛咽喉，雅典人沿着自己的航线来到了半岛西岸，最终到达大陆与荷洛尼岛（Haloni）之间的地方（参见地图10）。

[107]

雅典人到达阿尔塔奇海岬（Artaki）和离岸不远的阿尔塔奇岛之后，他们将队伍（-239，240为地图10，241-）分散。喀耳亚斯及其所率领的重装步兵得到命令是上岸，沿着大陆岸边向库济科斯城邦行进。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瓜分了46艘舰船后，各自将所分得的分舰队藏匿在海岬北面的小港口内。

[108]

阿尔喀比亚德带着剩下的40艘舰船向东航行，驶入阿尔塔奇湾，径直朝着库济科斯驶去。

[109]

计谋相当管用。当（-241，242-）闵答卢斯看到阿尔喀比亚德正在靠近时，他肯定认为，雅典人轻率挑战，敌军所有的不过是他们的海勒斯滂部队；他肯定还认为，雅典人不知道他自己的部队已经增长到了何种规模。闵答卢斯带着80艘三列桨战舰出海，信心满满，而阿尔喀比亚德的反应肯定令他更受鼓舞，因为雅典舰船调转方向，向西边逃跑，朝着荷洛尼岛的方向。伯罗奔尼撒舰队以为胜券在握，急忙追击。当闵答卢斯的舰船已经离港口足够远了，阿尔喀比亚德燃起信号，调转船头，直面追击他的敌军。与此同时，塞剌墨涅斯将舰队从海岬后面带出，朝着库济科斯的方向驶去，阻截伯罗奔尼撒人返回库济科斯城邦或是城邦附近的海滩。

[110]

与此同时，色拉叙布卢斯带着自己的分舰队向南航行，从西边切断敌舰逃亡的路线。闵答卢斯迅速反应，他意识到这是个陷阱，及时掉头，阻止色拉叙布卢斯和塞剌墨涅斯按照计划对他形成包围圈。然而，伯罗奔尼撒舰船上的士兵和水手们看到己方陷入了人数比自己多得多的敌军包围之中，回库济科斯城邦的航路也被切断，惊恐不已。闵答卢斯唯一的希望是，朝着他能走的唯一方向，朝着一个叫作科勒里地方飞速疾行。科勒里是库济科斯城邦西南方向的海滩，法那巴佐斯的陆军部队就等在那里。

[111]

（-242，243-）

地图10 库济科斯战役

阿尔喀比亚德追击闵答卢斯至岸边，击沉一些船只，俘虏一些船只。伯罗奔尼撒人想办法将绝大部分舰只拖到海岸上，于是，阿尔喀比亚德就用抓钩钩住这些船只，把它们往海里拖。接着，法那巴佐斯带着步兵前来解围，人数大大超过雅典人，而且他们脚踏实地踩在陆地上，而雅典人还站在海上，落了下风。雅典人勇敢战斗，杀死了不少敌军；但是，如果没有支援，雅典人就会被摧毁，被驱逐出去。这时，色拉叙布卢斯的舰队从西北方向向战场靠过来了，他很快就控制了危险的局势。色拉叙布卢斯向塞剌墨涅斯发出信号，通知他与喀耳亚斯的步兵会师——那时候，喀耳亚斯的部队必定在库济科斯附近——然后，色拉叙布卢斯马上加入了陆地上的战斗。色拉叙布卢斯与他的水兵登陆，急忙赶去支援阿尔喀比亚德。这样一来，就有两个救援纵队，从不同的方向朝着阿尔喀比亚德被围困的地方快速赶过去了。闵答卢斯试图阻止阿尔喀比亚德拖走他的舰船，这时，他能够看到色拉叙布卢斯已经逼近，于是派遣科列库斯带着一部分部队和法那巴佐斯的雇佣兵分遣队去抵抗色拉叙布卢斯。色拉叙布卢斯率领的重装步兵和弓箭手，最多只能够填满25艘舰船，人数肯定远远不及敌军。尽管色拉叙布卢斯的部下战斗得很出色，但（-243，244-）伤亡情况也开始严重起来。正当色拉叙布卢斯及部下逐渐被包围、就要被摧毁的时候，塞剌墨涅斯带着他自己的部队和喀耳亚斯的部队及时赶到。色拉叙布卢斯那些精疲力尽的部下见到援军，重又振奋起来。接着就是漫长艰难的战斗。最终，法那巴佐斯的雇佣兵转头溃逃，阵列打乱，斯巴达人也被从战场上驱逐出去了。

色拉叙布卢斯的部下都安然无事，塞剌墨涅斯腾出手来，前去援助仍在岸边的舰船上战斗的阿尔喀比亚德。这样一来，闵答卢斯发现，自己被阿尔喀比亚德部队困住，而塞剌墨涅斯正从另一个方向朝这里赶过来。大胆、勇敢、将才出众如闵答卢斯，这位斯巴达统帅冷静地将麾下部队一分为二，派其中一支前去迎战正在逼近的塞剌墨涅斯部队，自己带领剩下的这支重整旗鼓，抵抗阿尔喀比亚德。闵答卢斯战斗英勇出色，但最终还是牺牲在船舰之间。统帅阵亡，闵答卢斯的部下顿失镇定英勇，伯罗奔尼撒人和他们的盟友们都在惊慌之中溃逃了。法那巴佐斯带着骑兵赶来，才阻止了雅典人继续追击。

雅典人回到他们自己的船上，是夜，撤退到扑罗康半岛，休整，庆祝。与此同时，库济科斯城内的伯罗奔尼撒人和战斗中的幸存者都逃往法那巴佐斯营帐寻求庇护。

[112]

次日，雅典人从容不迫地回到战场，发现敌人已经抛弃了库济科斯，这座城邦的公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重新效忠雅典。雅典人俘虏了许多人，缴获巨额战利物资，俘获了敌军所有舰只——除了叙拉古人的舰船以外，在落入雅典人之手之前，这些舰船就已经被船员们焚毁了。

[113]

雅典人树起两座胜战纪念碑，其中，一座位于阿尔塔奇岛，纪念海战的胜利，另一座位于陆地上敌军开始溃逃的地方。

[114]

雅典人片刻不待，继续扩大胜利成果。阿尔喀比亚德留在库济科斯，花了20天时间，募得大笔资金。接下来，阿尔喀比亚德从库济科斯驶向普罗滂涕北岸，朝着博斯普鲁斯方向驶去。到了沛林修（Perinthus），阿尔喀比亚德及其部下被迎入这座城邦；到了色吕布里亚（Selymbria），阿尔喀比亚德募得了更多资金。接着，他们又去了克吕所波利斯（Chrysopolis），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亚细亚大陆岸边的一座城邦，位于拜占庭对面。在克吕所波利斯，阿尔喀比亚德及其部下建起防御工事，（-244，245-）由两名将军——塞剌墨涅斯与游马库斯（Eumachus）——率领30艘舰船护卫。这处堡垒固然可以用作抵抗敌军进攻的基地，但其更重要的职能身份却是——关税税卡。从此，雅典人可以对所有行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商船征收十分之一的关税，国库受益可望由此获得可观的增长。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库济科斯战役最重要的结果，简洁如普鲁塔克所说：“雅典人不仅牢牢把持了海勒斯滂，还把斯巴达人从海上的其他地方成群驱逐出去了。”

[115]

库济科斯战役所造成的影响中，也许还有与此同样重要的一种无形后果，那就是斯巴达士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库济科斯战役之后，雅典人拦截到来自席珀刻剌底的一封信，席珀刻剌底是那位在此役阵亡的斯巴达海军主将的副手。信中写道：“船舰尽毁。闵答卢斯阵亡。百姓饥馑。我等不知所措。”

[116]

不久，斯巴达人提出议和。

库济科斯战役的胜利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次胜利解除了雅典粮食供给线与雅典海军制海权所面临的威胁，帮助雅典人渡过了他们最危险的难关，并顺理成章地令雅典人又一次燃起了胜利的希望。色诺芬与普鲁塔克都将这次胜利归功于阿尔喀比亚德一人，但是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二人的应赏之功，并不比阿尔喀比亚德来得少。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想出了如此精彩的海战战术，这个战术在库济科斯战役中被运用得如此之好。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喀比亚德没有参与设计犬坟战役和阿卑多斯战役的作战战术，这是因为犬坟战役的时候他人不在犬坟，而当他抵达阿卑多斯的时候，阿卑多斯战役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既然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色拉叙布卢斯是整支舰队的统帅，又是犬坟战役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那位将领，那么似乎有可能就是色拉叙布卢斯设计了阿卑多斯的作战战术，并在库济科斯发挥了战略主角的作用。在那里，阿尔喀比亚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塞剌墨涅斯亦同样杰出，他带着增援部队前来才令胜利现出曙光。然而，对事件进行详尽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色拉叙布卢斯。值此一役，海战固然精彩，陆战才是决定成败的部分。战斗中至为关键的时刻，是阿尔喀比亚德遭到闵答卢斯与法那巴佐斯步兵部队攻击的时候。若阿尔喀比亚德孤守余部，他一定会被击退，多数船只一定会落入伯罗奔尼撒人阵地，而法那巴佐斯（-245，246-）的步兵和骑兵可以在此向伯罗奔尼撒人提供保护。然而，在千钧一发之际，色拉叙布卢斯带着不大的一支部队登陆，引走了部分敌军，挽救了阿尔喀比亚德。色拉叙布卢斯对塞剌墨涅斯所下的通知亦同样重要，正是这通知锁定了胜局。作为战术上的军师、策略上的谋士，作为才华横溢的战场统帅，色拉叙布卢斯理当被视为库济科斯的英雄。我们应当铭记并援引科涅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的评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没有阿尔喀比亚德，色拉叙布卢斯赢得了无数胜利；没有色拉叙布卢斯，阿尔喀比亚德却一事无成；然而，阿尔喀比亚德天赋异禀，他将功名悉数收入囊中。”

[117]

[1]
参见本书前文，Thuc.8.80.3—4。

[2]
关于斯巴达人对当下情势的思考，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10—114页。

[3]
Thuc.8.5—6.

[4]
Thuc.8.87.3. 关于日期，参见刘易斯，《历史学刊》，第7卷，1958年，第392页。

[5]
Thuc.8.87.3.关于其他古代作家给出的与修昔底德不同的舰只数目，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90页。

[6]
Thuc.8.87.4.

[7]
Diod.13.46.6. 在整个第13卷当中，狄奥多罗斯都把替萨斐尼和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弄混了，他把上述两件事情都记在法那巴佐斯名下，提都没有提替萨斐尼的名字。正如刘易斯（《历史学刊》，第7卷，1958年，第393页）所指出的那样，参与此处提到的这次战斗的肯定是法那巴佐斯，而向斯巴达人作此处这番解释的人则只可能是替萨斐尼。除了人物混淆这个问题之外，替萨斐尼对斯巴达人的那番辩解似乎使得我们得到了一种解释；无论这番辩解是真是假，我们都没有理由怀疑，替萨斐尼真对斯巴达人说了这番话。

[8]
刘易斯，《历史学刊》，第7卷，1958年，第396页。安德鲁斯也赞同他的观点：《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290页，第445—456页。

[9]
拉苔讷（D.Lateiner）（《美国古典语文学会通讯》，第106卷，1976年，第267—290页）认为，修昔底德完全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记叙这样一个事件，他支持的是修昔底德自己对此给出的解释。拉苔讷强调，腓尼基舰队对希腊人的作战战绩十分糟糕，因此，他认为，替萨斐尼从来没想过要使用腓尼基舰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支舰队不可能成为修昔底德所期待的那种决定性兵力。

[10]
刘易斯（《历史学刊》，第7卷，1958年，第396页）说：“有种情况，尽管可能性较小，但也可以替代［埃及真的发生过严重暴动这一理论］，那就是替萨斐尼已经决定他不需要这支舰队，但是却使用了埃及暴动来充当一个貌似可信的借口说给斯巴达人听。”我的看法是，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比埃及发生过暴动的可能性还要大，我还要指出的是，狄奥多罗斯（Diod.13.46.6）没有提到什么埃及暴动，却提到了针对腓尼基的阴谋。狄奥多罗斯没有理由弄错替萨斐尼的动机；因此，这条证据并不支持刘易斯从阿拉姆语文献中得出的结论。

[11]
Diod.13.38.4.闵答卢斯于8月初到达；修昔底德记载，闵答卢斯决定离开米利都与雅典的寡头党人逃亡和奥奈（Oenoe）叛乱（Thuc.8.98）“差不多是在同时”（
，Thuc.8.99.1），而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41页）令人信服地将发生时间确定在9月末甚或10月初。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闵答卢斯在米利都等待了6到8个星期之久。

[12]
Thuc.8.99；塔墨司：Thuc.8.32.1，87.3；《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74页。

[13]
修昔底德并没有说舰船已经向东航行，但是狄奥多罗斯（Diod.13.38.5）直截了当地说替萨斐尼“将舰队遣回了腓尼基”
，我们没有理由质疑狄奥多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狄奥多罗斯明显知道一些被修昔底德所遗漏的情况。例如，在同一段话中，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闵答卢斯派遣多利乌斯（Dorieus）带着一支小型舰队去了罗德岛，而这件事情也被色诺芬提及和确认（Xen.Hell
.1.1.2）。

[14]
米迦列：Thuc.8.79.1；10艘舰船前往海勒斯滂：Thuc.8.80.3—4。修昔底德在Thuc.8.99提到16艘增援舰船的时候说，这些船只是“同一年夏天早些时候”被派遣出来的，但是他没有提到具体时间，也没有提到是谁派出了这些舰船前去增援。

[15]
Diod.13.38.5.

[16]
Thuc.8.88.

[17]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1、344页。色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带走了5艘舰船去镇压埃列绪司（Eresus）的暴动（Thuc.8.100.4—5），但是我们不清楚此事具体发生在何时。

[18]
Thuc.8.99.

[19]
Thuc.8.100.1，4—5.

[20]
关于色拉叙卢斯的职业生涯，参见麦柯伊（W.J.McCoy）的精细论述：《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64—289页。关于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及其影响力如何增大，特别注意第265—266页。

[21]
Thuc.3.2，5，18，50；6.85；7.57. 在Thuc.6.85.2中，雅典人游弗木斯（Euphemus）提到开俄斯人和梅岫姆纳人时，说他们都是自治的，也都提供舰船：
。在Thuc. 7.57.5，修昔底德自己说到，开俄斯人（-215，216-）是自治的、提供舰船的城邦，但是将梅岫姆纳人描述为“提供舰船而非纳贡”的“属邦”：
。关于此处之不同用词的讨论，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434—435页。

[22]
Thuc.8.22—23.

[23]
Thuc.8.100.3.

[24]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Thuc.8.100.4—5），色拉叙布卢斯从萨摩司驶来，是在听闻梅岫姆纳流亡者从梅岫姆纳渡海去到埃列绪司以后。这意味着色拉叙布卢斯没有对发生在列斯堡的事件过分警觉。色拉叙布卢斯依靠当地的驻军和忠诚的城邦公民来拯救梅岫姆纳，此举并无不妥；他还认为，一支小型舰队就足够处理埃列绪司的问题了。我们可以假定，那时，斯巴达人还没有离开米利都，又或者，雅典人还不知道斯巴达人已经离开了米利都。

[25]
这是我对于Thuc.8.100.2的理解：
。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44—345页）认为，岗哨的位置是在开俄斯对面的埃吕忒莱（Erythrae）半岛和列斯堡岛南部海岸，这样，从开俄斯岛驶出前往任何方向的舰船，他们都能观测到。色拉叙卢斯也许确实将岗哨安排在了这些位置上，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色拉叙卢斯对于这些事务并无经验，而且岗哨确实没能侦察到斯巴达舰船。此外，修昔底德的措辞似乎与此处的解释是一致的。

[26]
Thuc.8.100. 狄奥多罗斯（Diod.13.38.7—39.1）为雅典人的行动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狄奥多罗斯说，雅典人只带了60艘舰船去列斯堡，在那儿等待盟友增援。当雅典人听说闵答卢斯成功脱逃的时候，还只有3艘舰船抵达，所以，雅典人就追击闵答卢斯去了海勒斯滂。修昔底德此处的记载细节详实清楚，我们应当采信修昔底德的记载。

[27]
Thuc.8.103.2.

[28]
我们必须同大多数校勘家一样，接受哈阿克（Haacke）的校订：
（Thuc.8.101.1），反对格罗特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16页，注释2。

[29]
Thuc.8.102.2.

[30]
Thuc.8.102.2：
，
，
很难解释，校勘家对此理解分歧。此处的理解是基于一位古代注经家的看法。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49—350页）也比较认同这个解释，并对可能可行的其他理解方式作了一番有价值的探讨。然而，安德鲁斯忽视了格罗特提出的那个解释（《希腊历史》，第8卷，第106页，注释1），格罗特认为，闵答卢斯给塞斯图斯舰队下达的命令是要他们在他自己所率领的伯罗奔尼撒主舰队驶入海峡的时候放哨，这样，一旦伯罗奔尼撒舰队遭到色拉叙卢斯舰队追击，塞斯图斯舰队就可以及时赶来救援。这种解释仍然有难以理顺的矛盾之处，但这种理解有可能是正确的。

[31]
Thuc.8.102.2—103. 修昔底德只告诉我们说“他们为战斗准备了5天”。尽管修昔底德和狄奥多罗斯（Diod.13.39—40）都提到了色拉叙布卢斯和色拉叙卢斯，但是两位史家都没有告诉我们指挥官是谁，同时，修昔底德还提到“其他的将军们”。我推测色拉叙布卢斯是作战总指挥，是基于以下理由：色拉叙布卢斯是经验丰富的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rarch
），但色拉叙卢斯不是；有文献证据表明，色拉叙布卢斯在这次战役中指挥的是舰队右翼，而舰队的右翼是荣誉部队、也是此次战役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部队；是色拉叙布卢斯树立了胜利纪念碑（Diod.13.40.6）。

[32]
Thuc.8.104.1—2. 关于数目，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51页。接下来关于犬坟战役（battle of Cynossema）的描述，其文献基础是Thuc.8.104—106与Diod.13.39—40。

[33]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10页。

[34]
关于数目，参见Thuc.8.103.1以及《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50—351页。

[35]
Thuc.8.104.2.

[36]
狄奥多罗斯（Diod.13.39.4）说，赫墨克拉底担任指挥官，但是狄奥多罗斯肯定弄错了，因为修昔底德已经告诉我们，这位叙拉古将军已经被解除了职权，驶回了斯巴达（Thuc.8.85）。

[37]
Thuc.8.104.2. 我们不知道这些地方具体是在哪里。

[38]
关于伯罗奔尼撒海军士兵的优势，参见Diod.13.40.1。

[39]
关于这次战役，布索特的描述是最有用的：《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17—1519页。

[40]
狄奥多罗斯（Diod.13.39.4）把色拉叙卢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的位置颠倒了，是错误的。

[41]
修昔底德的措辞，在我看来，似乎可以被解释为这两种可能中的任意一种。修昔底德描述了伯罗奔尼撒人的意图之后，他说：
（Thuc. 8.104.4）。
的意思可以是“了解敌军的意图”，也可以是“发现敌军正在做什么”。

[42]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10页，注释1）说，狄奥多罗斯的版本“与修昔底德的叙述相互矛盾，难以解释。任何试图解释其中矛盾之处的努力都是徒劳”。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19页，注释1）说“埃弗鲁斯（Ephorus）的叙述（Diod.13.39—40）毫无价值”。

[43]
狄奥多罗斯叙述一直备受奚落，特别是他对这个时期的海战记叙。但是，近年来，狄奥多罗斯的记叙得到了更多重视。（参见布鲁斯［I.A.F.Bruce］，《〈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剑桥，1967年，第20—22页；黎曼［R.J.Littman］，《美国古典语文学会通讯》，第99卷，1968年，第265—272页；保罗·佩代奇［Paul Pédech］，《希腊研究评论》，第82卷，1969年，第43—55页。）此外，狄奥多罗斯在此处提供的细节似乎很能自证真实。

[44]
Diod.13.39.5.

[45]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54页。

[46]
Diod.13.40.1—2，英译依据娄卜版奥德弗瑟（C.H.Oldfather）译本。

[47]
Diod.13.40.6：
。奥德弗瑟说“色拉叙布卢斯树起了一座纪念碑”，但这肯定过于简略。这段希腊文的字面意义是“色拉叙布卢斯周围的人”，我推断，这肯定是指他自己的三列桨战舰上的船员。无论如何理解这段文字，其含义都是一样的：色拉叙布卢斯作出了头等贡献。

[48]
Thuc.8.106. 狄奥多罗斯的伤亡统计表（Diod.13.40.5）与修昔底德几乎完全一致。

[49]
Thuc.8.106.5.

[50]
举例来说，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12页）说这项胜绩“除了使雅典人得到鼓舞外，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的后果”。梅耶（Meyer）（《古代历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GdA
］，第4卷，第308页）完全没有提到这次胜利的任何意义；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1册，第393页）说这次胜利“士气方面的价值大于实际方面的价值”。

[51]
Thuc.8.80.3.

[52]
Thuc.8.80.4.

[53]
Thuc.8.107.1.

[54]
Thuc.8.107.2. 阿基桑德力达来到优卑亚，率领着42艘舰船（Thuc.8.94.1），从雅典人那里俘获了22艘舰船（Thuc. 8.95.7）。派去增援闵答卢斯的舰船数目是由狄奥多罗斯给出的（Diod.13.41.1—2）。

[55]
尽管这个数目只是估算值，但也足够精准了。在犬坟战役之后，闵答卢斯（-225，226地图9，227-）还剩下67艘舰船。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记载（Diod.13.45.6），不久之后，他在阿卑多斯拥有84艘舰船。增加的那17艘舰船中，有从伊拉乌斯那里重新夺回来的，还有逃过了埃索山风暴的幸存舰船，我估计幸存舰船大约有7艘。狄奥多罗斯给出的数字不一定是十分准确的，我给出的估算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但是无论如何，伯罗奔尼撒舰队在数目上的压倒性优势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56]
Diod.13.41.1—3. 修昔底德与色诺芬都没有提到这场风暴，也没有提到风暴当中损失的伯罗奔尼撒舰船。但是，风暴和舰队损失这些事情，正是这两部史书存在相互矛盾之处。狄奥多罗斯引用了一段铭文诗歌，这段铭文是被几名幸存者镌刻在彼欧提亚的柯罗馁亚（Coroneia in Boeotia）的一座庙里的。我们无需质疑这次灾难的真实性，当然，狄奥多罗斯给出的数字不一定是精确的。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2页，注释1。

[57]
Xen.Hell
.1.1.1；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2页，以及注释1与2。尽管我们没有文献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是阿基桑德力达也许得到了一些伯罗奔尼撒舰船作为支援，因为他的舰队数目上很可能不敌对方。阿基桑德力达舰队中，也许有10艘船得以逃脱。然而，与此同时，在叙墨卡列舰队中，肯定也有一些舰船——可能是5艘——得以逃脱，因为雅典舰队从犬坟战役之后的61艘增长到了阿卑多斯的74艘。布索特将雅典舰队所增加的这13艘舰船完全归因于叙墨卡列的到来，忘记了雅典人在犬坟之后还俘获了8艘拜占庭舰船（Thuc.8.107.1）。

[58]
色诺芬（Xen.Hell
.1.1.1）只告诉我们说，多利乌斯带着14艘舰船抵达。然而，狄奥多罗斯（Diod.13.45.1）明确指出，闵答卢斯是在要求各个作战单位都来增援他的阿卑多斯基地。

[59]
Diod.13.38.5.

[60]
没有古代文献提到阿尔喀比亚德曾经去过那里。修昔底德只是提到，阿尔喀比亚德得知替萨斐尼要去阿斯彭杜的时候，“他也出海了”；然而，他的目的地不是阿斯彭杜，而是附近的斐萨利和喀乌奴（Caunus）（Thuc.8.88），然后，阿尔喀比亚德是从喀乌奴和斐萨利出发返回萨摩司的（Thuc.8.108.1）。修昔底德认为，阿尔喀（-227，228-）比亚德早就知道节度使替萨斐尼永远也不会将腓尼基舰船带入爱琴海，修昔底德还认为，阿尔喀比亚德的追随节度使的目的就是通过阻止舰队的到来赢得信誉，同时损害替萨斐尼在伯罗奔尼撒人那里的信誉，以增加劝服替萨斐尼变节转投雅典一方的可能性。为了这样一些目的，阿尔喀比亚德无需真去会见节度使，他只需要在节度使周边活动、看起来是在与节度使会面交谈就可以了。

[61]
Thuc.8.108.1.

[62]
Thuc.8.108.2；Diod.13.42.2—3.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62页。

[63]
现代历史学家也没有注意到或解释这个问题。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62页及注释2）处理该问题的方法是削弱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哈茨菲尔德解释说，阿尔喀比亚德决定从卡里亚回到萨摩司，是因为他听说多利乌斯正在前往海勒斯滂的路上。这样，阿尔喀比亚德就会立即跟上，先在萨摩司停留，再北上跟上多利乌斯。哈茨菲尔德把时间顺序弄错了。哈茨菲尔德说阿尔喀比亚德在萨摩司“似乎没有作长期逗留”。事实上，阿尔喀比亚德抵达萨摩司是“在秋天之前”
（Thuc.8.108.2），而抵达海勒斯滂是与多利乌斯同一天，“在冬季开始的时候”
，11月初（Xen.Hell
.1.1.2）。多利乌斯从罗德岛来到海勒斯滂，所花时间肯定没有超过一个月，所以问题仍然存在。布索特清楚指出了问题所在：“他（阿尔喀比亚德）在冬天到来之前做了什么，没人知道”（《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1页）。布索特自己猜测，阿尔喀比亚德被多利乌斯舰队缚住了手脚。这个猜测比较机智，但不够准确。

[64]
我对阿尔喀比亚德举动的理解得益于韦依（David M.Weil）：“阿尔喀比亚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作为海军将领，公元前411—前407年”（Alcibiades' Role as a Naval General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411—407 B.C.
），耶鲁大学历史学专业学年论文，1984年。

[65]
Thuc.8.108.3，109.

[66]
Thuc.8.109；米利都：Thuc.8.84。

[67]
Thuc.8.108.4—5.

[68]
Thuc.8.109.

[69]
Xen.Hell
.1.1.2；Diod.13.45.2. 布索特对阿卑多斯战役的重构（《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2—1523页）完全依据色诺芬记载而作出（Xen.Hell
.1.1.2—7）；布索特认为，狄奥多罗斯的记载完全抄自埃弗鲁斯（Ephorus），毫无价值（《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3页，注释1）。现在，我们有理由认为，狄奥多罗斯在写作时也参考过《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Hellenica Oxyrhynchia
）对这个时期的记载。作为信源，《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是不错的资料。此外，我们还无法确定，狄奥多罗斯是不是还有其他不错的信源。狄奥多罗斯的叙述更加完整，而且在我看来，他的叙述比色诺芬的记载要更令人满意，当然，色诺芬也记载了狄奥多罗斯遗漏掉的很精确的一些信息。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17页）缺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些重要信息，但他仍然同时使用了色诺芬与狄奥多罗斯这两位史家的记叙来重建这段史实。我认为，格罗特这样做是合适的。

[70]
Diod.13.45.2—3. 狄奥多罗斯给出的数字完全合理。在犬坟战役之后，雅典人拥有61艘舰船；他们在普罗滂涕海俘获了8艘，然后叙墨卡列很可能又给雅典人带来了5艘。

[71]
关于时间，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2页。

[72]
Diod.13.45.6—7. 狄奥多罗斯这里给出的数字也很合理。在犬坟战役之后，伯罗奔尼撒人拥有67艘舰船。此时增加的舰船来自阿基桑德力达和从伊拉乌斯夺回的成果。算上这两项，总数达到70艘不是问题。多利乌斯一开始所拥有的14艘舰船当中，必定有一艘已经被雅典人夺取，这样，舰队的总规模就是97艘。

[73]
Diod.13.45.1—2.

[74]
Xen.Hell
.1.1.6；Plut.Alc
.27.2. 狄奥多罗斯（13.46.2）说，这支舰队的舰船数目为20，但是我假定他将数目四舍五入了。

[75]
Diod.13.46.3.

[76]
Diod.13.46.2；Plut.Alc
.27.2. 同时参见布劳多（E.F.Bloedow），《重审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
），威斯巴登，1973年，第43页，注释265。

[77]
Diod.13.47.1；Xen.Hell
.1.1.7.

[78]
Diod. 13.47.2.

[79]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3—1524页）认为，雅典的将军们意图募集兵力，攻打爱奥尼亚，“因为敌军主力已经被打败，还被牢牢困在海勒斯滂”。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各路增援已经在前往海勒斯滂的途中，这其中包括法那巴佐斯的支援，同时，闵答卢斯所率领的那支舰队，规模依然不可小觑。在敌军仍然具备如此兵力的时候，贸然驶出海勒斯滂无疑是犯傻。

[80]
《雅典贡赋列表》（ATL，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
），第3卷，第366页；弗格森（W.S.Ferguson），《雅典娜的司库》（The Treasurers of Athena
），麻省剑桥市，1932年，第41页；密格斯（Meiggs），《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
），第370页。

[81]
Xen.Hell
.1.1.8—9；Diod.13.49.6. 尽管古代作家只记载了410年春天喀耳亚斯参与库济科斯战役这一个战役，但我们可以推测，喀耳亚斯在库济科斯之前的战役中，肯定也是随同主力舰队作战的。尽管色诺芬提到阿尔喀比亚德的时候，意思仿佛是阿尔喀比亚德是唯一的指挥官，但喀耳亚斯应该在场。关于阿尔喀比亚德并非独自一人指挥舰队的讨论，参见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46—47页。

[82]
麦柯伊（W.J.McCoy），《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1、274页，注释41。

[83]
Diod.13.47.6—8；49.1—3，50.1—5. 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塞剌墨涅斯的行动任务在色拉叙卢斯抵达雅典之前还没有被批准；但如果说塞剌墨涅斯的任务是对色拉叙卢斯请求的回应对策，这是完全说得过去的。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2页，注释37）提醒读者注意Xen.Hell
.1.1.34，在这一段中，色诺芬提到，阿吉斯攻打雅典，色拉叙卢斯出色应对，之后，雅典人“更为迫切”想要给他增兵。我们当然可以将此解释为雅典人在此之前就相当迫切地支援塞剌墨涅斯，但除此之外，其中还有更深的含义：塞剌墨涅斯麾下的部队任务冗杂，但塞剌墨涅斯麾下的那支部队已经是他们在那时所能给出的最佳支援了。

[84]
Diod.13.47.3—5. 关于优卑亚城邦的同盟及相关的钱币学证据，参见华莱士（W.P.Wallace），《优卑亚同盟及其铸币》，“钱币学注解与专著丛书第134辑刊”（The Euboean League and Its Coinage
，“Numismatic Notes and Monographs” Series No.134），纽约，1956年，第1—7页；密格斯，《雅典帝国》，第367页。

[85]
狄奥多罗斯（Diod.13.47.7—8）说他只向参与或支持寡头政权的那些岛民索取钱财。如果真是这样，他和五千人政权的意图是激化寡头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并利用民主党人的亲雅典情绪。

[86]
安多基德斯（And.2.11）记载，411年，国王阿奇劳斯允许塞剌墨涅斯砍伐，并向雅典人的萨摩司舰队出口船桨——数目要多少有多少。梅里特（Meritt）重建了一则原本非常破碎的政令，如果他的重构没什么问题的话（《献给爱德华·喀璞司的古典学研究》［Classical Studies Presented to Edward Capps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1936年，第246—253页），同时，如果GHI
91（第277—280页）的记载也没错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雅典人在407/406年表彰阿奇劳斯，是因为他为雅典人提供材料并允许雅典人在他的领土上建造舰船。［译注：原文为Antiphon（2.11），但依据内容推断，此处所引文献实际为And.2.11，原文系笔误。］

[87]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18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6页。

[88]
Diod.13.49.1—2.

[89]
色诺芬记载色拉叙布卢斯从塔索斯抵达，塞剌墨涅斯从马其顿抵达，在抵达之前，两位将军都在募资（Xen.Hell
.1.1.12），这似乎暗示塔索斯已经被雅典收复，但事实上，雅典人更有可能还没有收复塔索斯。卜伊乌（J.Pouilloux）（《塔索斯历史与祭仪研究》［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et les cultes de Thasos
］，第1卷，巴黎，1954年，第153页及以下）指出，应当把色诺芬使用的“塔索斯”一词理解为“塔索斯水域周边”。密格斯（《雅典帝国》，第577页）接受卜伊乌的看法。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接受卜伊乌的观点。色拉叙布卢斯和塞剌墨涅斯的募资方法不过是：劫掠敌国乡村，向友邦募捐。

[90]
狄奥多罗斯（Diod.13.49.1）告诉我们，色拉叙布卢斯是“整支舰队的领袖”。

[91]
Xen.Hell
.1.1.9；Plut.Alc
.4.

[92]
Plut.Alc
.27.5.

[93]
Xen.Hell
.1.1.9；Plut. Alc
.27.5.

[94]
Xen.Hell
.1.1.10；Plut.Alc
.28.1.

[95]
接下来关于库济科斯战役及其战备情况的叙述，依据主要来自狄奥多罗斯（Diod.13.49.2—51），色诺芬（Xen.Hell
.1.1.11—18），还有普鲁塔克（Plut.Alc
.28）。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现当代学者一般采用色诺芬的记载，对于其他古代作家，则要么全盘拒斥这些叙述的真实性，要么仅仅使用这些叙述来对色诺芬的版本进行补充。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69—273页）、黎曼（《美国古典语文学会通讯》，第99卷，1968年，第265—272页）以及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46—55页）的工作都表明（-236，237-），为这次战役提供最佳叙述的应当是狄奥多罗斯。因此，我自己的这番叙述也依据狄奥多罗斯，只在必要之时使用其他古代作家的叙述。

当我读到A·安德鲁斯讨论库济科斯与诺提昂（Notium）两场战役的精彩论文时（《希腊研究期刊》［JHS，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第102卷，1982年，第15—25页），本书已经付梓。因此，我欣慰地发现自己对库济科斯战役的记叙、还有本书中其他的一些叙述，与他的精彩论文并无冲突。

[96]
狄奥多罗斯（Diod.13.49.2）提及雅典有“将军”在塞斯图斯，那么在塞斯图斯，除了喀耳亚斯之外，完全可能至少还有另外一名将军，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80艘舰船这个数字是由他给出的（Diod.13.50.2）；色诺芬（Xen.Hell
. 1.1.11）给出的数字是60艘，这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更倾向于接受整体质量更佳的那个文本所提供的数字。

[97]
色诺芬在Xen.Hell
.1.1.11中记载了舰队连夜出发的细节。

[98]
这是对于Diod.13.49.3—4一句颇为审慎的训读：
。这段文字更加贴近字面意思的翻译应当是：“他们迫切希望为了整件事情来冒任何风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整件事情”可以指战争的最终胜利；或者至少，“整件事情”可以指海勒斯滂控制权。色诺芬的叙述——无论是在此处，还是在其他一些地方——将阿尔喀比亚德置于叙述的中心，无视其他将军，这样的做法无法取信于读者。我们不得不推断，他的信源必定与阿尔喀比亚德关系密切，甚至可能就是阿尔喀比亚德自己（参见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55页，注释325）。关于雅典舰船的数目，参见Xen.Hell
.1.1.13。

[99]
Diod.13.49.3—6. 色诺芬（Xen.Hell
.1.1.11—13）所记载的情况似乎是，阿尔喀比亚德全权指挥舰队并负责一切决策。阿尔喀比亚德孤身一人经由陆路从喀耳狄亚前往塞斯图斯，下令舰队航行过来与他会师。阿尔喀比亚德准备从塞斯图斯启航前去作战的时候，他只有46艘舰船；这时，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分别带着20艘舰船抵达了。黎曼与布劳多都清楚解释了为什么色诺芬所记载的这种情况是不可信的。对于前往扑罗康半岛的航程，色诺芬与狄奥多罗斯在细节上也存在差异，（-237，238-）我依据的是狄奥多罗斯，除了以下这一点：我认为，他们确实在帕里坞有停留过，这是很有可能发生了的，而狄奥多罗斯遗漏了停留帕里坞这件事。

[100]
色诺芬（Xen.Hell
.1.1.14）记载了扣押船只和营前训话的细节，而普鲁塔克（Plut.Alc
.28）接受了色诺芬的记载。我对阿尔喀比亚德营前训话的描述融合了色诺芬的记载和普鲁塔克的记载。虽然狄奥多罗斯遗漏了这两个细节，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两件事的真实性。

[101]
Xen.Hell
.1.1.16—18.

[102]
奈波斯（Nepos，Alc
.5.4，5.6）清楚表明，阿尔喀比亚德、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联合指挥。狄奥多罗斯则记载了他们在库济科斯战役中的明确分工，因此是很有说服力的。

[103]
Diod.13.50.1—5.

[104]
我要感谢莱赫（P.A.Rahe）告诉我这个观点，还要感谢莱赫亲自特别前往库济科斯，将我的叙述和地图与他所观察到的当地今日之地理状况进行对比。他还对我讨论库济科斯战役的较早一稿提出了批评，当前这一稿也应当归功于他的批评，尽管他仍然不会全盘赞同我在此处的所有观点。

[105]
普鲁塔克特别简略的叙述（Plut.Alc
.27.3—4）同样是结合了狄奥多罗斯和色诺芬的记载，普鲁塔克同时提到了风暴和计谋。

[106]
Xen.Hell
.1.1.16.

[107]
古代作家的记载并不足以使我们确定陆地上的作战地点，海上的作战地点，甚至连雅典舰队在战役之前的航线也无法确定。关于这些问题的最佳叙述来自于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51页，注释304），同时，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71—273页）对该问题的讨论也很有帮助。关于西边的航线，参见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102卷，1982年，第21页。

[108]
弗冗提努斯（Frontinus 2.5.44）——他所使用的信源似乎与狄奥多罗斯的是同一个——说，喀耳亚斯的部队是在夜晚时分登岸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喀耳亚斯的部队很可能是在北边远得多的地方登陆的，并且时间应当早在主舰队出发之前。我自己没有被这个细节的真实性说服，理由是，这样一来，喀耳亚斯部队就要行进很长一段路程，而士兵们暴露在被敌军发现的危险之中的时间也就更长。一旦喀耳亚斯部队被发现，库济科斯舰队就会警惕起来，雅典人的全盘计划也将被打乱。然而，在同一段文字中，弗冗提努斯告诉我们，雅典人“在某个海岬后面”（post quaedam promunturia
）掩藏了部分舰队；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就是阿尔塔奇海岬。参见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102卷，1982年，第20—21页。凭借海岬，舰船可以很容易地躲开库济科斯城邦里的视线，因为海岬尽头是陡峭的山崖，这样一来，伯罗奔尼撒人就无法从库济科斯观测到海平面上的雅典舰船。但是，莱赫指出，如果在城邦后面的高地上设置岗哨，从此处是可以观测到海平面上的舰船的。科克（G.S.Kirk）持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如果在阿克通半岛（Arktonnesos）——库济科斯北面的那个大半岛——上设置岗哨的话，也是可以观测到海平面上的舰船的（《希腊研究期刊》，第102卷，1982年，第21页，注释18）。这就是雅典人需要恶劣天气的原因：他们在恶劣天气的掩护下，抵达能够使用反常战略的位置。天气恶劣，伯罗奔尼撒人就应该不会想到，敌军会从海上抵达。那个时候，他们甚至很有可能没有设防；即便他们设了防，哨兵们应该也看不见几英里以外的雅典舰船。然而，只要雅典人发起攻击，闵答卢斯就会中计出海，应战正朝他们驶来的雅典分舰队。伯罗奔尼撒人无法及时作出预警，即便天气突然放晴也没有用。

弗冗提努斯给出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叙述，而这种叙述与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之间不存在矛盾。他记载的第一个行动是喀耳亚斯和他的部下登岸，但他没有说喀耳亚斯和士兵们是在什么地方登岸的。最有可能的登岸地点是阿尔塔奇港口。一方面，如果喀耳亚斯及其部下在此登岸的话，整支舰队都能够得到保护，正如雅典人需要正好遇上恶劣的天气条件以保护自己的舰队；另一方面，阿尔塔奇港口也很适于重装步兵登岸。同时，阿尔塔奇港口也是海岸上能够进行安全停靠的最近地点。狄奥多罗斯记载道，接着，整支舰队一分为三：阿尔喀比亚德“远远航行在其他人的前面”，前往库济科斯，“等着将斯巴达人引诱出来，海上作战”，同时，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在后方，“为环绕包抄和阻截敌军逃往城邦的战略做准备”（Diod.13.50.1）。但是，如果阿尔喀比亚德是要带着一支小到能够将斯巴达人引诱出海的舰队驶向库济科斯、而雅典人的其他两支分舰队是要跟随在后的话，那么跟随在后的这两支分舰队必须靠得足够近而又不能被看到。要满足这些条件，最佳地点就是海岬后面的港口。

[109]
狄奥多罗斯（Diod.13.50.2）没有指明舰船数目，但是沃格尔（Vogel）推测，诸抄本（MSS）漏抄了一个数字20。这样校订毫无理由。色诺芬，尽管他也没有给出这部分计划的数字，但是他后来记载到，阿尔喀比亚德在这场战役中带领着20艘舰船（Xen.Hell
.1.1.18）。在这种情况下，我倾向于接受普鲁塔克给出的数字40（Plut.Alc
.28.4），与黎曼的观点（《美国古典语文学会通讯》，第94卷，1968年）一样，与布劳多的观点（《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49页，注释294）相左。闵答卢斯在离开阿卑多斯前往库济科斯之前，就清楚雅典人在塞斯图斯至少拥有40艘舰船。如果闵答卢斯看到一支仅有20艘舰船的雅典舰队往库济科斯来了，他应该会想到其中有诈，同时不愿入海应战。但如果闵答卢斯看到了40艘舰船，他很有可能认为是整支（-241，242-）雅典舰队前来挑战他了，这样，他还是有可能因为无知而以为自己在数目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人确有希望将闵答卢斯引入战斗圈套。

[110]
在古代，在库济科斯南边被叫作沙锥沼（Snipe Marsh）的那片地区由一个航道与一片三角形的土地组成。其中，航道与人工堤道和一座桥交叉形成一片三角形土地，库济科斯城邦所坐落的这片三角形土地其实是个岛。（哈斯腊［F.W.Hasluck］，《库济科斯》［Cyzicus
］，剑桥，1910年，第1—4页）。在航道和城邦的北边，是多石的崖岸，船只无法在此地靠岸。

从理论上来说，雅典人确实有可能是正巧遇上闵答卢斯舰队正在远离库济科斯港口的海上操练，就像色诺芬所说的那样，但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如果色诺芬的记载没有错误，那么阿尔喀比亚德首先看见了闵答卢斯的舰队，接着，可以推测，一旦太阳突然出来，斯巴达人就能够看见阿尔喀比亚德，同时，斯巴达人已经被雅典舰队截断、无法回到城邦的情况也随之暴露了。这是极为偶然的情况，因为阿尔喀比亚德——色诺芬只提到了这一位将军——不可能策划这样一出气象奇迹。一方面，从色诺芬的记叙中，我们事实上根本看不出雅典人有任何计谋。色诺芬的叙述简要疏阔，缺少细节，也缺乏战略规划的内容，因而根本上是不太可信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狄奥多罗斯呈现的叙述版本则具备丰富的细节和战略意识，也不会让我们不得不悬置一些原本合理的看法。狄奥多罗斯不过是告诉我们，当闵答卢斯刚看到阿尔喀比亚德舰队的时候，他还在库济科斯，“贸贸然从城邦出击”（Diod.13.50.2），因为敌军渺小，不足一提。我们应当采信狄奥多罗斯的说法。

[111]
我们无法准确知晓科勒里的具体位置。我把不列颠军事地图上标为“登陆点”的一个地方视为科勒里。塞剌墨涅斯的舰船切断了闵答卢斯前往（-242，243-）库济科斯城邦及城邦附近友军控制的海滩的航路。我所指出的这个地点是往南方向附近唯一不太崎岖多石、因而可供登岸的地方。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与这种诠释相符。色诺芬的叙述愈加站不住脚，这是因为，如果斯巴达舰船真是在海上操练的时候撞见雅典舰队并被雅典舰队包围的——如色诺芬所说，那么斯巴达舰队要么会在海上被歼灭，要么就会被迫与雅典人战出一条活路来，争取上岸。色诺芬要使得自己的叙述前后一致的话，就势必会有关于斯巴达人海上作战、突破包围圈的记载，但是，一方面，色诺芬没有提到伯罗奔尼撒舰船在抵达岸边之前进行过任何战斗：“当伯罗奔尼撒人看到雅典人排在港口的三列桨战舰数目比先前要多得多且正在逼近的时候，他们就朝陆地逃去；他们抛锚把船停在一起，与顺游追击而来的敌人作战”（Xen.Hell
.1.1.17）。另一方面，狄奥多罗斯则提到了与自己的叙述相一致的海上作战：“最终，既然伯罗奔尼撒人已经四面楚歌，返回城邦的路线也被切断，于是，闵答卢斯被迫逃往陆地上不远处一个名叫科勒里的地方，法那巴佐斯的部队就在那里。阿尔喀比亚德积极追击，击沉了一些舰船，毁坏了一些舰船，还俘虏了另外一些舰船；绝大部分船停在一起，他自己停泊在陆地上，抛出抓钩，试图以这种方式将它们从陆地上拖到海里来”（Diod.13.50.3）。这段叙述描述的不是两支舰队之间的战斗——如果伯罗奔尼撒人要突破重围的话，两支舰队之间势必有一场战斗的——而是一支舰队追击、另一支舰队溃逃的一边倒攻击。对战斗中这一时刻的不同描述表明，狄奥多罗斯史书较之色诺芬简略疏阔的版本，是更为详尽连贯的。

[112]
色诺芬提供了雅典人向扑罗康半岛撤退的细节（Xen.Hell
.1.1.20）。普鲁塔克（Plut.Alc
.28.6）说，留在库济科斯的伯罗奔尼撒人被抛弃、被杀害了，但是我们应当采信狄奥多罗斯的版本。

[113]
色诺芬记载了叙拉古人的举动（Xen.Hell
.1.1.18）。

[114]
我认为，狄奥多罗斯（Diod.13.51.7）所提到的波利多鲁斯（Polydorus）就是阿尔塔奇岛。

[115]
Plut.Alc
.28.6.

[116]
Xen.Hell
.1.1.23：
.

[117]
Nepos，Thrasybulus
1.3：“Primum Peloponnesio bello multahic sine Alcibiade gessit，ille nullam rem sine hoc：quae ille universa naturali quodam bono fecit lucri.”［译注：此段拉丁文即文中所引。］

第十章 民主政权重光

库济科斯（Cyzicus）大捷发生在410年的3月或4月，雅典人欣喜若狂。

[1]

所有雅典人庄严集会，向神奉献牺牲，表达感激之情。

[2]

斯巴达惨败的消息给斯巴达民众带来的，则是完全相反的情绪。自从战场转到海勒斯滂以来，尽管斯巴达在海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尽管他们获得了法那巴佐斯始终稳定的支援，尽管他们面对的敌军因为缺乏资金而心烦意乱，但是除了败北的滋味，斯巴达人什么也没有尝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斯巴达人就失去了大约135艘到155艘舰船，数目骇人。

[3]

雅典人又一次控制了所有水域，黑海粮食的供给通道依然在握。阿吉斯仍然控制着德西利亚（Decelea）的要塞，仍然能够自由出入并随意劫掠亚狄珈的乡村地区。但是，阿吉斯也很清楚，只要粮食运输船能够自由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勒斯滂和比雷埃夫斯港（the Piraeus）之间，他对乡村地区的劫掠就无法给雅典造成什么有效损伤。

[4]

波斯承诺的持续援助没能确保胜利到来，至少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决胜。替萨斐尼信誉已毁，而法那巴佐斯虽然可靠，手段上却不及作为其对手的节度使替萨斐尼。斯巴达自意大利和西西里获得的援助（-247，248-）大大不抵其预期，叙拉古革命又令他们失去了赫墨克拉底（Hermocrates）这盟军将军中最热忱、最能干的一位，同时，叙拉古未来是否会继续支持斯巴达也成了问题。

[5]

看起来，还有许多斯巴达人被雅典人俘虏，人数已经足够令斯巴达人急于议和，好交换俘虏归国。

[6]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巴达人决定违反他们与波斯人的条约规定，与雅典议和。

[7]

使团团长是恩迪乌斯（Endius），他也曾出任420年使团的使节，而那个使团未能阻止雅典与阿尔戈斯（Argos）于420年结盟。作为413/412年的监察官，恩迪乌斯与阿尔喀比亚德协力，劝服斯巴达人在爱奥尼亚与替萨斐尼合作。

[8]

尽管这样的履历连同其与阿尔喀比亚德的古老族谊一起，堪当其参与商谈、发挥作用的信誉保障，但是阿尔喀比亚德远在东方，将会对雅典决策发挥影响的是另外一些人。恩迪乌斯被选为议和使节，也许是因为他代表了斯巴达的和解派，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他是个雅典事务专家。

[9]

关于恩迪乌斯所表述出来的斯巴达议和条件，狄奥多罗斯记载如下：“我们希望与你们，雅典的人们，缔结和约，我们希望各方都能持有当下控制的城邦、但放弃在对方领土上的驻军，用一名雅典人对一名拉戈尼亚人（Laconia）的比例赎回俘虏。”

[10]

无疑，雅典人当然会乐意用放弃派娄斯（Pylos）来换得和约、德西利亚还有释囚，但是要接受雅典帝国的现状，雅典人就不会那么乐意了。即便在库济科斯战役之后，斯巴达人仍控制了爱琴海中的罗德岛、米利都、以弗所、开俄斯、（-248，249-）塔索斯、以及优卑亚；色雷斯海岸的一些地方；海勒斯滂的阿卑多斯；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拜占庭和迦克墩（Chalcedon）。尽管如此，从古至今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这是一份雅典人本不该拒绝的和平方案。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最讲道理的雅典人”倾向于接受斯巴达的方案，但是公民大会“受到老练的战争贩子”的欺骗，拒绝了该方案。狄奥多罗斯说，这些“战争贩子从大众的灾难中渔获私利”。在这样一番事后评判中，狄奥多罗斯说这是雅典人永无机会悔改的一个错误。

[11]

绝大部分现当代学者持类似判断。就在短短半年之前，雅典人还处于绝望的境地；当下能够收复帝国的大部分版图，雅典人理应知足。每个讲道理的人都必须明白，雅典的资源不足以收复所有沦陷领土。甚至就算和约无法持续，没有战争的每一年也都应当被视为无价之利得。

[12]

雅典那几近枯竭的财库也已用至极限，无法对抗波斯的金库；而波斯金库取之不竭，无论雅典击沉多少艘舰船，它都能迅速补充上。

[13]

此外，雅典人没法指望从斯巴达人那里得到更好的议和条件了，因为要收复那些最近解放的雅典盟邦，斯巴达人就必须损害他们自身的名誉。

[14]

带头反对该方案的是科辽丰（Cleophon），“当时的头号民众煽动家”。

[15]

如同那个世纪最后25年里颇受欢迎的其他政客一样，喜剧诗人用讽刺手法攻击他，那些比较严肃的作家则对他充满轻蔑和厌恶。他们管科辽丰叫琴师，一如他们管克里昂（Cleon）叫皮匠，管吕西克勒斯（Lysicles）叫牲口贩子，管游科拉底（Eucrates）叫卖亚麻的，管海珀布鲁斯（Hyperbolus）叫灯匠。据说，科辽丰的母亲是个蛮族人，而他自己则是个贪婪的外邦人，是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卑微手艺人。

[16]

比较严肃的作家则将科辽丰描画为酒鬼、割喉凶手、在公共场合大声咆哮的不文明的人。

[17]

尽管（-249，250-）科辽丰的举止言谈不甚得体，政治观点也颇为极端，但上述那样一番描述还是过于偏颇、失于准确。科辽丰肯定是雅典人，他的父母也都是雅典人。科辽丰的父亲科耒披底（Cleippides）是428/427年的将军，并可能早在444/443年就卷入了一宗陶片放逐案，说明其身份地位在那时就已足够显赫。科辽丰自己可能担任过将军，也担任过“度支官员”（poristai
）。科辽丰去世后数年，一位雄辩家曾说科辽丰“司掌国家一切事务许多年”。

[18]

即便我们不排除所有的夸张成分，这样一个人也绝非什么贫穷的手艺人；如果科辽丰真的造过竖琴，那也是出于其制琴工坊主或工场主的有钱人身份，正如其父必然亦是有钱人一样。因为和约方案是在五千人政权时期提出来的，所以科辽丰肯定至少具有重装步兵军籍；而科辽丰还能够参与这次辩论，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属于更高级别的社会阶层。

[19]

要说科辽丰反对和约是为了寻求私利，要反驳这种指责是很容易的。当是之时，关于政客们投机或腐败的指控并不罕见，但是科辽丰却从来没有面临此类指控；同时，还有证据表明，科辽丰死时颇为潦倒。

[20]

也许，布索特对科辽丰的角色刻画颇能反映其品质，尽管这番描画忽视了其政治品格，也未能恰如其分地理解当时境况中他的行动局限：“他，信念坚定的民主党人，雄辩的民众演说家。他那热忱的、暴力的举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纯正的雅各宾派（Jacobin）。”

[21]

像科辽丰这样的一个人自然会争辩说，雅典必须坚持战斗，取得全面胜利。同时，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科辽丰还论及了雅典晚近以来的辉煌胜利，并预言了雅典将来也会取得胜利。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科辽丰鼓吹这番胜利期望后，雅典人也开始对在阿尔喀比亚德的领导下“迅速收复帝国”

[22]

寄予热烈期望，因为正是阿尔喀比亚德将海勒斯滂海峡的一系列胜利成功归功于己。然而，立场更加温和的雅典人，甚至还有那些未被阿尔喀比亚德蒙蔽（-250，251-）的雅典人，同样也能够找到可观的理由来拒斥410年库济科斯战役之后提出来的这个和约方案。如果对海外的领土现状予以认可，不仅意味着接受帝国半壁江山沦陷的现实，还置雅典的未来安全于相当危险之境地。只要斯巴达情况与政治平衡有变、和约破裂，与斯巴达的战争就会卷土重来，再次对雅典形成重大威胁。如果雅典人不立即利用现有优势，而法那巴佐斯仍然对斯巴达人信守承诺、予以支持，那么斯巴达人就有时间重建一支舰队，再次挑战雅典人对海勒斯滂海峡的控制。必需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只要再来一次战场大败，雅典舰队就会输掉整个战争。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雅典人行动足够迅速，他们就能令敌军失去通往黑海沿线的基地，从而确保海勒斯滂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安全。如果雅典人还去攻打爱奥尼亚的话，他们甚至可能不需花费太多气力就可收复爱奥尼亚，此时，他们在库济科斯的胜绩还能够令战友受到鼓舞，令敌军感到畏惧。雅典胜绩威望犹在，博斯普鲁斯关税税卡甫设，沦陷属邦重光，雅典财政状况将可望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雅典人也不会认为斯巴达与波斯之间的约定牢不可破。从一开始，斯巴达与波斯的结盟就很古怪，为了达成双方皆能接受的协定亦大费周章。协定总算达成，但之后不久，替萨斐尼失信食言，表里不一，斯巴达人大失所望，转而对其采取敌视态度。法那巴佐斯呢，正如我们所见，信守承诺，但资源有限。只要再来几场失败，对其领土再多几次进攻，就有可能令法那巴佐斯认为支持斯巴达对抗雅典帝国是错误的决定。没有人能够准确揣度波斯大王的意旨，但历史已经表明，战场反复失利、远征无功而返将令大王心灰意冷。此外，波斯大王统治的帝国地域广袤，其他地区随时都可能发生叛乱，从而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在其西边疆域发生的这场战争。其实，只要斯巴达提出要与雅典单独议和、从而明目张胆地撕毁与波斯协定的话，波斯大王很可能立即就会作出放弃战争的决定。考虑到上述这些情况，对于雅典人拒绝斯巴达议和提议这一举措，我们实在无需感到意外，也无需施加过多指责。

[23]

（-251，252-）

雅典人是在5月的某个时候拒绝斯巴达和平提议的。过了不到两个月——很可能是6月末——之后，五千人大会被代之以不受限制的完全民主政体，也就是雅典在413年引入贤哲（probouloi
）制度之前所享有的那种政体。

[24]

在赞扬了一番五千人大会的温和政权之后，亚里士多德说：“民众很快夺走了他们对城邦的控制。”

[25]

在古代文献中，这是直接提及这次政权更迭的唯一一处，但是有许多证据都能表明完全民主政体在410年夏季重掌了大权。我们不知道这次政权更迭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其为何会发生。现当代学者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将其归因于民众在库济科斯战役后重新获得的自信心，但是如果自信心这样一个理由就足够解释这次政体更迭了的话，那么这应当早在5月就会发生——在捷报刚刚传来之际，而不是过了一两个月才发生。而且事实上，库济科斯大捷的作用应该正好相反才对，这次大捷应当加倍巩固了五千人政权的威望。库济科斯大捷及之前的两次胜利都发生在五千人政权当政时期，发生在色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阿尔喀比亚德和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的指挥下。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极端的民主派。还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次政权更迭是渐进的，但是无论更迭过程有多么渐进，当中都必然存在一个决定性时刻，在那一时刻，五千人大会独揽的大权被夺走，全体公民重新获得了完全的政治权利。我们不能肯定是什么样的事件成为了政体更迭的直接原因，但是凭借现有证据，我们可以做一番合情合理的思考。（-252，253-）

确实，库济科斯大捷必然巩固了五千人政权的威望，也为雅典人带来了团结的契机，但是斯巴达接下来提出的那和平提议却在雅典造成了严重分歧。我们无法分辨塞剌墨涅斯对于这一提议有何看法，但是与他一样的温和分子必定都属于那些“最讲道理的雅典人”之列，是支持这个和平提议的。在421年的时候，大多数的雅典人都愿意接受那个并不尽如人意的《尼基阿斯和约》（the Peace of Nicias），而当下的雅典人更甚于那时的雅典人，因为这时的雅典人必定迫切希望逃出这场战争的魔爪，这场战争正在变得昂贵、痛苦、同时还危及雅典存亡。我们可以认为五千人政权的领袖是支持这个和约提议及其给定条款的，但是在410年，大多数的雅典人明显不这么想，同时，关于和约的这场辩论——在库济科斯战役与民主政权重光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当中，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件就是这场辩论——很可能就是触发五千人政权发生更迭的导火索。温和政权的领袖们在丢掉了关键的理据之后，被迫转为守势。反对他们的人可以说，迫切求和而罔顾那糟糕条款的人不足以委以勉力继续战争之重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拒绝斯巴达的和平提议就意味着没有为当权政府投下信任一票。

趋向完全民主政体的势头势必飞快增长起来。民主党人具备一项可观的优势：他们在这场辩论中找到了一名颇具说服力的天才领袖，一位能够影响公民大会意见走向的发言人。而在另一方面，温和派则没能得到他们最富于技巧和说服力的支持者的帮助。塞剌墨涅斯远在克吕所波利斯（Chrysopolis）执行军事任务；没有塞剌墨涅斯的政治才干和修辞技巧，他的同僚们不足以应对民主党人的新领袖。就更深的层次上而言，民主党人亦占尽优势。一方面，民主政体对于多数人具有天生的感染力，另一方面，民主政体在雅典历史已过百年，已经被认为是雅典的传统政体。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梭伦，甚至还包括德拉科（Draco）及传说中的忒修斯（Theseus），都以某种方式被视为民主政体之先驱。寡头政体，无论是极端的寡头政体，还是温和的寡头政体，都被绝大部分雅典人视为反叛又反常的革新之举。雅典人仅仅只在自身历史最为幽暗的短暂时期——当失败迫在眉睫，其他救赎无法到来的时候——向寡头政体退让片刻。然后，当海战胜利带来新的希望，民主派的政治领袖就会利用第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复辟传统政体，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意外。斯巴达的和平提议似乎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到6月为止，必定有人已经提出要放弃（-253，254-）五千人大会、复辟传统民主政体。到了410/409年第一任议事会在任时——也就是410年的6月或7月，旧有民主政体已经掌权，通过相当狂热的新行律法来保卫自身、抵御政敌。

[26]

因为没有古代作家曾经提及民主政体的这次重光，当代学者很难掌握这次政权更迭的性质甚或其实情。关于这次政权更迭的证据散落在雄辩家的演说辞和铭文资料当中，这加剧了其予人的那种印象：组织不力，全无计划与章法。尽管这些政令上的政治家名字于今人全然陌生，也没有任何全盘计划被归于一位出名的政治家，但对民主政权重光后第一年左右时间段内雅典人行为的一项研究表明，其中存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是令人惊讶的。从这次政体更迭中浮现出来的，是试图借助生机勃勃的完全民主政权来发动一场胜利之战的一套全面计划。410/409年发生的这次更迭涉及政体、法律、财政、社会、精神等多个方面。总的来说，新造就的这个城邦刚刚从失败与绝望中苏息妥当，有能力作出卓越努力并取得辉煌胜利。

来自于这个重光民主政权的最早现存文献，是德谟芬图司政令。德谟芬图司政令表明，五千人政权已经不存在，原有的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按照原有方式重新掌权。这道政令以原有的民主政体格式起始：“奉议事会与公民大会之命颁布”。

[27]

此外，所谓议事会，也不再是温和政权当中选举出来的那个议事会，而是特别申明为“以豆抽签选出的五百人议事会”，好像正是为了强调个中区别一样。

[28]

然而，寡头们的四百人议事会和温和派选举出来的五百人议事会都令民主党人格外警惕议事会的权限。为了制衡这个重新建立起来的议事会、确保其服从于公民大会，民主党人对这个议事会施加了史无前例的限制。看起来，五百人议事会似乎被剥夺了施加严厉程度超出规定范围的处罚的权力；在没有得到公民大会或民众法庭同意的情况下，五百人议事会无权施加死刑，也无权实施500德拉克马（drachmas）以上的罚款。

[29]

另一条新行律法要求（-254，255-）议事会议员按照抽签决定座位，这明显是为了避免派别聚座的影响。

[30]

从民主政权转变为四百人议事会的寡头政权，再转变为五千人政权的统治，这些政权更迭在雅典引起了法律方面的大混乱。

[31]

此外，雅典人在四百人政权统治下的经历已经向民主派表明，对传统法律的攻击会危及民主政体的生存。四百人议事会拉开革命序幕的方法，正是建立宪法起草委员会（syngrapheis
），起草新律法，躲开对于不合宪提议的惯常限制。

[32]

尽管其中有一些人试图掩饰他们这番提议中所蕴含的激进革新，但是这骗不了人。

[33]

同样，五千人政权亦含有政体与法律革新。五千人政权最开始的举动之一即是任命“立法委”（nomothetai
）。

[34]

这一机构存续时间短暂，似乎一事无成，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机构原本的职能是什么，但是想必对传统法律进行某些修订应当是其设计职能的一部分。

[35]

如果那部为将来使用而制定的宪法草案——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那部——能够反映他们的想法，那么这些人就已经准备好要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这部宪法与相关法律将具有高度的革新与理论性质，传统法律与司法程序将被弃置不用。

[36]

尽管雅典的完全民主政体因为采用彻底的民治政府和所有公民的完全政治参与而被认为是“激进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在410年，这样一个民主政体已经统治雅典一个世纪，是一个传统的政体；当时所有活着的雅典人都从未见过其他形式的政体，直到411年革命发生。到了公元前5世纪晚期，德拉科与梭伦立法——无论其性质是什么样的——都已经在大众回忆里成为民主传统的一部分，德拉科与梭伦也被视为雅典民主的先驱（-255，256-）。

[37]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光的民主政权任命制诰委员会（anagrapheis
），以专断的方式重新颁布了梭伦律法与德拉科死刑法。

[38]

民主党人正试图回归传统，他们拒斥刚刚过去的历史事件中那些革新、革命、智术师、反民主的观念。

无论如何，旧有法律不足以捍卫民主政体免受颠覆之虞；为此，需要新的立法。在新一年的第一任议事会主席团在任期间，亦即410年7月，雅典人颁布了一道法律，旨在保卫重光的民主政体。这道法律由某个名叫德谟芬图司的人提出动议，规定任何参与摧毁民主政体的人、甚或任何在民主政体被颠覆后的政权任职的人，都会被宣布为雅典的敌人，任何人都可杀掉他而不必受到惩罚；其财产没收充公，什一缴归雅典娜。这道法律还进一步规定所有雅典人要在下一次酒神节庆之前（the festival of Dionysus）奉献无瑕牺牲，并按照如下格式发誓：

只要我能做到，我就会用言辞，用行动，用投票，用我自己的双手，杀死颠覆雅典民主政体的任何人，杀死在民主政体被推翻后担任公职的人，杀死想要成为僭主的人，杀死任何参与建立僭主政权的人。同时，如果有人杀死了这样一个人，我会认为，他在众神与当局面前是清白的，因为他杀死的是雅典民众的敌人。同时，我将把这被杀之人的财产卖掉，将其中的一半交给杀死他的人，对他决无保留。同时，如果有人在杀死这样一个人或试图杀死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死去，我将善待他和他的子嗣，就好像他们就是哈默狄乌司（Harmodius）和阿力司托革同（Aristogeiton）［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弑僭主者，被雅典公众舆论尊为圣徒］和哈默狄乌司与阿力司托革同的子嗣一样。我要取消并拒斥所有为推翻雅典民主政体而发的誓言，无论是在雅典，在兵营，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39]

（-256，257-）

这道律法镌刻于石碑上，石碑被置于议事会会厅入口处，其法律效力一直持续到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40]

409年春天，雅典人将荣誉颁给两年前杀死斐林尼库斯的那些人，授予他们一顶金冠及其他许多嘉奖，这一做法与当下这道政令的精神相当一致。

[41]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道政令及其所反映的这种精神，使得一系列针对四百人政权当政者、曾经在该政权中出任公职者、以及任何曾经服务于该政权的人的指控与审判激增。

[42]

尽管参与四百人政权本身并非一项罪名，但是对于这一群体的偏见是如此之强大，导致提出指控的人们似乎将参与四百人政权这一项也纳入指控罪名之列，有时甚至无中生有。

[43]

罪名被判成立的那些人所遭受的惩罚包括流放，罚款，公民权利被完全或部分剥夺。

[44]

有人反过来指责这些提出指控的人们，说他们滥用情势，唯利是图，勒索讹诈。这些指责中多少含有一些实情。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实情：为针对民主之敌的仇恨与复仇情绪打开这样的宣泄通道，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为此牺牲掉的是城邦的团结，而此时此刻，团结正是城邦迫切所需。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必须承认，雅典重光民主政权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与其他刚刚经历过革命时期的民族之行为相比来看，也算得上节制且温和。在那些情况下，失败的革命派别常常因为参与革命而遭到集体屠杀和全员流放。而410年的雅典人呢，并未将四百人作为一个整体宣布为非法之徒。甚至，四百人当中的某些人还在民主政权里担任最高职务，甚至将军。德谟芬图司政令并无追溯效力，所有行动也都是针对个人及具体罪行的。执行的范围也不大，惩罚尺度看起来与罪行性质相称得宜。考虑到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民主党人的表现并不算恶劣。

[45]

完全民主政权的重光使得（-257，258-）议事会、陪审团及其他公共服务职位再次成为给薪职位，

[46]

如果没有这些薪酬，较低阶层政治权利的回归就毫无意义。然而，在410年，公共职务的薪酬既不足以满足那些贫穷雅典公民的需求（这部分雅典人自战争重启以来，就饱受折磨），也不足以满足那些原本并无不贫穷的雅典人的需求（这部分雅典人因为斯巴达人从德西利亚而来、隳突劫掠而因战致贫）。许多人被迫放弃农场，涌入日益拥挤的城邦，他们失去了生计，必定将由双牛级公民（zeugites
）（甚或重装步兵）沦为日佣级公民（thetes
），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从来就没那么清晰。为了满足所有这些民众的需求，科辽丰设立新的公共津贴，名唤“双鸥帛津贴”（diobelia
）。领受该津贴的人每天能得到两个鸥帛，相当于三分之一个德拉克马。我们并不清楚设立该津贴的目的、接受该津贴的人有哪些、以及该津贴在整个国家的公共财政中占比几何。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只要这笔款项到位，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获得公共财政给薪的有需求公民就能够获得这笔津贴，同时这笔支出很可能并不算太大。

[47]

在公元前4世纪，设立“双鸥帛津贴”被谴责为是依靠财帛来贿赂民众的腐败之举，是对人类那卑劣的贪婪胃口予以的鼓励，这胃口开始时虽然不大，但随着时间流逝势必日益增加。

[48]

然而，无论该津贴在长远将会带来什么影响，在410年的时候，其必要性与恰当性却无人质疑。即便是雅典民主政体及其领袖的严厉批判者如爱德华·梅耶（Eduard Meyer）也承认，“在困境之中，这一手段不可避免，实施理据亦相当充分”。

[49]

这些行动都需要金钱，但是民主政权所继承的财库空空如也。

[50]

大战在即，财政原本就已吃紧，雅典人如何能够指望自己还付得起这些新的支出？库济科斯大捷保障了帝国岁入增加。在雅典积弱时期欠贡赋不缴的那些城邦现在既要缴清欠款，又要献上当前贡赋，因为雅典再一次强大了起来。雅典人似乎是认为（-258，259-），新的贡赋额度分配安排能够带来的收入将超过414年设立的一项税率为百分之五的贸易税；雅典人似乎于410年重新分配了贡赋额度。

[51]

此外，人们还可以指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设立的关税税卡所能带来的税入将会超过从帝国属邦所获得的贡赋。因此，在某些方面来看，雅典人确实指望通过收复帝国和恢复帝国收入来支付战争费用和国内所需。掌管帝国财政的提洛同盟财政官（the Hellenotamiai
）的相关记录表明，410/409年，自卫城雅典娜金库支出的各项国内开支中，就有军事开支和“双鸥帛津贴”开支。

[52]

最后，民主政权还愿意利用另一项为五千人政权所不愿动用的收入来源：直接战争税（eisphora
）。我们很容易想到，将权力限于有财产阶层的政权是不会接受这一税种的，证据很明显：甚至在温和派政权垮台以后，与温和派同伙的将军们仍然试图避免这一税种。

[53]

然而，民主党人却更加愿意从较高阶层的公民那里攫取资金，但出于谨慎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较高阶层业已陷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民主政权仅仅在410至405年间征收了两次直接战争税。

[54]

重光的民主政权还对雅典财政提出了其他要求：支付重新启动的卫城修建工程。这一工程至迟于西西里远征的时候就已经烂尾。该工程常被认为是城邦给需要援助的公民以经济补助的又一方式。

[55]

对此，一名学者说得最为戏剧化：“曾被用来炫耀城邦权势与财富的工程，现在却成为维持城邦最急迫需求的手段”，

[56]

但是单从社会与经济方面来解释卫城修建工程的重启（-259，260-）很难让人信服。新的修建工程规模不大，比起战前所进行的伟大工程而言，甚至可说是微不足道的。此刻开工的新工程，内容是在胜利女神神庙（the temple of Athena Nike）上加筑女墙，并完成那座献给城邦雅典娜的神庙（the temple to Athena Polias），即后来人们所知的纪念雅典古代国王厄勒刻修斯的厄勒刻修斯神庙（the Erechtheum）。

[57]

女墙加筑要不了几个工人；而厄勒刻修斯神庙重建的大部分工程在409年该工程重启的时候就已经完工。因此，不会有太多人因为这项工程得到工作。此外，参与这项建筑工程的工人当中，也不会有太多人是雅典公民。在409/408年的这则铭文中被提及的71名承包商和工人当中，仅有20名是雅典公民，其余人不是奴隶，就是在雅典的外邦居留民。

[58]

民主派政客不可能通过组织这样的建筑工程来为潜在选民提供就业。看起来更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重光民主政权及其领袖希望沿旧辙重归伯利克里治下民主政权的光辉时刻，为了证明属于他们的时代的伟大而树起丰碑，供“当下众人与未来世代祉仰景慕”。

[59]

新建伟大建筑，意在为罹遭苦厄之后必需战胜强敌的那些人带来信心、希望、勇气。

尽管我们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我们仍然难免不认为，胜利女神神庙周围建起的这道女墙，是为了纪念在库济科斯的陆地和海洋上的伟大胜利。

[60]

浮雕呈现的是胜利诸女神诸睨刻（Nikai），一面树立战胜纪念碑，一面正领着一群用作牺牲的太牢走向雅典娜，去举行酬神祭典。在如此显眼之处呈现如此精美的一阕浮雕并辅之以胜利这一主题，观赏者由是所得到的信息是毋庸置疑的。厄勒刻修斯神庙则是要满足此刻另一重要需求。雅典人对415年那几桩丑闻——包括赫尔墨斯神像亵渎事件（the Hermae）以及埃琉西斯密仪失仪行为（the Eleusinian mysteries）——的反应表明，雅典人的宗教情绪是多么容易呼之欲出。

[61]

伯利克里时代是一个实验、创新、启（-260，261-）蒙、及质疑传统的时代。战争、瘟疫、失败的经验所造就的反应教人清醒。较高阶层才研习并支持智术师与科学家；庸众则更加倾向于回归传统的宗教、理念、价值，甚或走向非理性主义。战争岁月见证了来自色雷斯与东方的各种密仪神祇传入雅典。正当理性又科学的希波克拉底医药学派（the Hippocratic school of medicine）在科斯岛如日中天之际，雅典人却自埃皮道鲁斯（Epidaurus）引入了阿司刻勒披攸崇拜（Asclepius），而阿司刻勒披攸的化身是一条使用奇迹行医的蛇。“宗教情绪被异邦形态所吸引，从这些来自异邦的宗教形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非理性的‘原始’渴望，一如古风时代狄奥尼索斯教（Dionysism）或俄耳浦斯教（Orphism）兴起之际一样。宗教情绪的这一转向远远超出了在一般情况下公民宗教保守主义回潮的合理程度，该趋势近乎反动的退化。”

[62]

看起来，这种风气的存在，使得重光民主政权要完成献给城邦雅典娜的神庙这一决策合情合理。这一建筑工程始于尼基阿斯和约之后，所修建的这座神庙献给城邦雅典娜，她是城邦及其最初地址雅典卫城的守护神，是城邦崇拜最古老的一种形式。城邦雅典娜的塑像在每次的泛雅典娜赛会（Panathenaic festival）上接受圣衣，一直坐落在卫城最古老的神庙里，但这座神庙自被波斯人摧毁之后，再也没有重建。设计新神庙的建筑师得到的是最艰难的任务。

最终，修建厄勒刻修斯神庙，占用了如下地方：卫城内原先最为古老的神庙，与丰产崇拜、地府神祇、以及英雄崇拜相关的遗址，那些崇拜起源于遥远的青铜时代。这里原本坐落着珂珂洛浦司（Kekrops）、厄勒刻修斯（Erechtheus）、猎户（Bootes）、还有雅典古代国王们的坟墓；雅典娜的奇迹橄榄树；波塞冬留下的三叉戟和盐水泉；厄勒刻修尼奥斯（Erechthonios）幼时以蛇身保卫雅典卫城的那个裂缝；攀多罗所（Pandrosus）的圣坛，攀多罗所‘温润一切’，她是珂珂洛浦司那三位因为看到厄勒刻修尼奥斯这样一个蛇形儿童而得了疯癔、从雅典卫城跳下来的女儿之一；还有其他神庙。

[63]

因此，将厄勒刻修斯神庙完工，是一种市民虔敬行为，其意图是向传统致敬，一如颁布德拉科与梭伦的古代律法一样（-261，262-），意在讨好神明并为共渡时艰的雅典民众带来信心与勇气。

尽管科辽丰是那个时候最为出名的民主派政客，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在新行动计划的贯彻过程当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最有行动力、想象力最丰富的雅典人——比如说，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和阿尔喀比亚德——似乎都与舰队待在一起，待在海勒斯滂。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一番作为并非出自一个人的谋划；相反，看起来，这番行动反映了普通雅典人在群龙无首情况下形成的一种广泛共识。在上述前提下，这个计划可以算得上是逻辑内洽、颇有意义。如果斯巴达给出的议和条件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必须打下去。继续战争，就必须进行财政重组。寡头派和温和派在此之前试图解决财政困境的办法是，令雅典人集体勒紧腰带，穷人为此承担了主要代价，但是这样的做法无法持久。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议定和约，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拓宽收入来源。库济科斯大捷开启了在帝国版图内开源增收的可能性，而直接战争税则将手伸向了国内资源。为了贴补备受压榨的雅典穷人而增加公共开支的做法曾遭到诟病，但这种诟病并不公正。这项开支并不大，不会摧毁雅典的前景。若帝国版图及税入的恢复得以持续下去，供养这些穷人轻而易举；如果版图难以恢复、税入难以增加，他们还是会输掉战争。无论如何，如果无视雅典穷人的困境，战斗就绝无可能继续。最后，建筑工程并不铺张，这是恢复雅典人的道德与精神活力的尝试，重要而且明智。

然而，最后整个计划的成果如何，都取决于雅典军队是否能够取得军事胜利。就此而言，刚刚重光的民主政权开局不错。大约在7月的时候，阿吉斯又一次从德西利亚出发，率部兵临雅典城下，发动袭击。

[64]

无疑，阿吉斯认为政权的又一次更迭必定在雅典国内引起内部分裂，并可能带来困惑、混乱、甚或叛国。但是，阿吉斯又一次大失所望。色拉叙卢斯（Thrasyllus），（-262，263-）刚刚从双海峡地区回来，带领雅典人及碰巧在雅典的盟军前往城墙之外的旅息昂（Lyceum），并将部队排成战斗阵型。雅典部队的整齐阵型已经足够令阿吉斯迅速撤逃。雅典人紧紧追击，俘虏了一些落队的敌军士兵。这不过是次小冲突，但是却进一步提升了雅典的士气，并大大提高了色拉叙卢斯的威望。

[65]

同年夏季的某个时刻，开俄斯的某个反斯巴达派别控制了该岛，放逐了他们的政敌。

[66]

这无疑也是雅典库济科斯大捷的后果之一。很可能还是在同年夏季，位于色雷斯海岸的城邦涅阿波利斯（Neapolis）遭到塔索斯人攻击，塔索斯人的进攻得到了伯罗奔尼撒军队的援助。涅阿波利斯人成功击退了塔索斯人的进攻，维持了对雅典的忠诚，继续帮助雅典人尝试去夺回塔索斯。

[67]

雅典人还会从斯巴达人在410/409年冬季的一次败北中获得些许慰藉。斯巴达人在忒拉咯斯（Trachis）赫拉克利亚（Heraclea）的殖民地在一次战役中被诸邻邦打败；700名殖民者和斯巴达驻当地布政司阵亡。

[68]

令雅典人得到物质利益最多的，是迦太基人对西西里的入侵。这次侵略发生在409年夏季。讽刺的是，雅典人从中获益是因为他们413年在此地所遭受的灾祸。在雅典败北之际，雅典的盟邦塞结司塔（Segesta）就落入了敌军手中。塞结司塔人因为害怕遭到袭击，于是唤来迦太基作为盟友。结果，这次大规模入侵迫使叙拉古人将他们的舰队撤出东方水域，撤出对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用于本土防御。叙拉古人的离去使得斯巴达人在最抽不出人手来的时候失去了他们最能干勇敢、最坚决果断的海上盟友。

[69]

然而，410/409年给雅典人带来的更多是损失而非获益。甚至早在民主政权重光之前，很可能是在411/410年冬天，雅典失去了从柯西拉盟友（Corcyraean allies）那里获得援助的希望。该地的寡头派，原本在早年间的城邦内乱中差不多（-263，264-）被荡清，现在他们又一次试图说服自己的城邦倒向斯巴达人一方。为此，民主派向雅典驻诺帕克都港（Naupactus）的将军刻农（Conon）求援。刻农施以援手，民主派杀死了许多政敌，驱逐了绝大部分政敌，超过1000人被流放。因为害怕寡头派的归来，柯西拉的民主派采取了极端措施——释奴，并授予外邦居留民以公民权——来充实军队。事实上，自刻农撤退以后，仍然留守城邦之内的一群寡头派支持者就夺取了公民市集，并从大陆上的营地里召回了那些被流放的人。接下来的战役持续了整整一天，接着，夜幕降临，分晓未见。然而，敌对双方没有重启杀戮，他们达成协议，结束了内争。此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柯西拉保持了中立；雅典人失去了重要的盟友。

[70]

很快，重光的民主政权遭受了更加可怕的厄运。410/409年冬季，斯巴达人攻打了雅典的派娄斯要塞，那时该要塞是交由美塞尼亚驻军看管的。雅典派出安吕图（Anytus）率领的援军，但是冬季的风暴迫使他在试图绕过马里亚海角（Cape Malea）的时候撤退。就在部队陷入饥馑之际，美塞尼亚人停火，离开了派娄斯。雅典人失去了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实施作战行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也失去了将来议和时的一个珍贵筹码。

[71]

在来年夏季，雅典人再遭重创。墨伽拉人（Megara）夺取了雅典人在撒罗尼海湾（Saronic Gulf）的港口尼赛亚（Nisaea）。雅典人自从424年以来就一直据守尼赛亚。作为回应，雅典人派遣1000名重装步兵和400名骑兵去夺回这个港口。他们的将军是列奥忒罗斐得（Leotrophides）和提马尔库（Timarchus），他们的对手是庞大得多的墨伽拉全军及一部分盟军。遭遇地是雅典与墨伽拉边界附近的一片高地，名唤“号角岭”（The Horns，ta kerata
）。雅典人击溃了敌军，杀死了许多墨伽拉人，但是他们无法夺回尼赛亚。

[72]

尼赛亚失守（-264，265-）令人懊恼，但战略意义有限。雅典的命运仍然决定于爱琴海和双海峡地区。但是，409年，雅典人在爱琴海与双海峡地区也遭遇了逆转。斯巴达人派遣一支由25艘舰船构成的舰队前往爱奥尼亚，由新任海军统帅刻剌忒司披耷（Cratesipidas）率领。开俄斯的流亡分子劝服了刻剌忒司披耷，令他帮助他们回到开俄斯，赶走政敌。这些人用这种方法就把开俄斯重新交到了斯巴达人的手里。新近遭到流放的反斯巴达开俄斯人于是在对面大陆的阿塔耳奴（Atarneus）建立了新的基地。他们从阿塔耳奴发起对母邦的袭击。

[73]

这些损失固然令人烦恼，但是另一个问题却严重得多：雅典无法为双海峡地区的将军提供资源来将库济科斯大捷的成效最大化。库济科斯大捷已经将敌军舰队驱逐出海勒斯滂水域，但是该地的一些重镇，诸如塞斯图斯（Sestos）、拜占庭、迦克墩，却仍被敌军控制。库济科斯战役之后不久，法那巴佐斯就立即给斯巴达人以鼓励和资金，令他们建造了又一支舰队，这支舰队的规模堪与被摧毁的那支舰队比肩。

[74]

除非雅典人夺回这些港口，不然的话，他们将不得不与敌军进行更多海战，才能重新夺取对这些狭窄海域的控制。此外，如果没有更多的资源，雅典人也根本无法尝试夺回爱琴海地区的沦陷城邦，遑论与之相伴的帝国岁入。然而，从411年12月到409年的4月或5月，色拉叙卢斯一直停留在雅典，而自410年春天到409/408年冬天，驻海勒斯滂地区的将军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行动。

[75]

为何雅典人没有能够提供色拉叙卢斯所要求的援军并于410年夏季将色拉叙卢斯派遣前去增援海勒斯滂的将军们呢？

一种解释方法是从政治动机出发。

[76]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假设，驻海勒斯滂诸将——塞剌墨涅斯，阿尔喀比亚德，以及色拉叙布卢斯等人，他们支持已经垮台的五千人政权——与重掌大权的民主党人及他们当中威望最高的将军色拉叙卢斯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依照这个观点，库济科斯大捷之辉煌反而对（-264，265-）夺取这场胜利的将军们不利，因为这场胜利将民主派从对政敌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而这种恐惧是民主党人容忍五千人政权的唯一理由。“重新获得政权的民主党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保卫自己，抵御下一次颠覆，他们没心情去公正对待五千人政权当中的成员。”

[77]

作为其政治方针的一部分，他们重新进行将军选举，遴选了10名忠诚的民主党人，同时“抛弃了阿尔喀比亚德与塞剌墨涅斯，很可能也抛弃了色拉叙布卢斯”。

[78]

民主派没有召回驻海勒斯滂诸将，但允许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在海勒斯滂地区继续行动，但这些将军的指挥权是“不合常规的”。民主派政治方针的第二部分是派遣色拉叙卢斯率领的武装部队于409年远征，但不是前往海勒斯滂，而是远赴爱奥尼亚。“此次爱奥尼亚远征正是他们解决问题之良方，既有意识形态目的，也有纯粹的军事目标：无疑，色拉叙卢斯真诚期盼摧毁斯巴达人，并为雅典收复这富饶的地区，但色拉叙卢斯同样希望提高在城邦中的地位，特别是相对库济科斯的诸功臣而言，以证明忠诚的民主党将军们也能赢得他们自己的胜利。”

[79]

这一解释颇具独创性，但并不正确。要说410至407年雅典城邦与其派驻海勒斯滂诸将之间有严重的政治分歧，理据实在不足。尽管我们并不能把适用默证原则来当作此处的决定性证据，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的古代信源无一谈及此类政治分歧。相反，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都表明，可能涉及此事的3名将军在410/409年到408/407年的每一年里都分别担任了海陆统帅，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职位发生了变化。

[80]

除了这些事实证据之外，雅典的民主党人看起来也不太可能与属于激进民主派的舰队及其司令发生争执。这些将军当中有色拉叙布卢斯，他与色拉叙卢斯合作，是保卫萨摩司民主政权的领袖：甚至在民主政权在雅典重光之前，他就令其麾下驻萨摩司士兵发誓要保卫民主政权。雅典民主派对色拉叙布卢斯的信任怎么会反而不及色拉叙卢斯呢？

[81]

阿尔喀比亚德当然和他不一样，但是同样地，他和色拉叙布卢斯、色拉叙卢斯一样，是萨摩司雅典舰队选举出来的将军。

[82]

吕西阿斯演说辞《论亚里斯托芬尼的财产》（On the Property of Aristophanes
）当中的雄辩家（-266，267-）就如是告诉他的听众们：“我想你们知道，阿尔喀比亚德连续当了四、五年的将军”，这一陈述指的只可能是我们目前考察的这段时期，且这番陈述并无偏见。

[83]

这位雄辩家和他的听众们似乎都不知道阿尔喀比亚德的任职有何不合常规之处。的确，阿尔喀比亚德的职务是通过在雅典的正式选举来确定的，雅典人解除阿尔喀比亚德的职务，就势必冒犯并疏远这些在海勒斯滂驻扎的民主派水手和士兵。塞剌墨涅斯当然也和色拉叙布卢斯不同，但他的情况是另一种性质：塞剌墨涅斯仅仅得到了五千人大会的选举认可，他不是民主派舰队选举出来的。虽然塞剌墨涅斯资格上有所欠缺，但问题也不难解决：他在重光的民主政权治下指挥军队，志虑忠纯，指挥得力；塞剌墨涅斯在库济科斯的辉煌大捷之后，资格上略有欠缺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塞剌墨涅斯也是408年代表雅典与法那巴佐斯独立展开协商并达成协议的几位将军之一。色拉叙卢斯呢，大概同样参与了谈判，但是似乎没有人针对如此正式的行动过程中的一位“不合常规”的将军提出反对意见，在晚些时候也没人就该谈判的成果提出反对意见。

[84]

此外，宣布将军们“不合常规”、然后将指挥权交给将军们、坐视将军们可能率领其麾下部队背叛雅典那些气势汹汹的民主派政客，民主派这样做对自身有何好处？雅典人实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来疏远他们成功的将军及那些忠于他们的人。

[85]

因此，没有理由认为（-267，268-）在410年春天，五千人政权治举行过除常规选举之外的将军选举。

[86]

最后，我们亦没有理由认为在410年夏季，是国内政治考量主宰了雅典的军事政策。

此外，考虑国内政治的影响来作出这样一番假定，并无必要，因为雅典人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等到409年才来派遣一支新军，也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派遣这支新军先往爱奥尼亚，再去海勒斯滂。50艘三列桨战舰，划桨手当中的5000人作为轻装步兵（peltasts
）和轻装的机动步兵来配备武装；1000名重装步兵；以及100名骑兵——这就是409年实际派出的部队——总数达到11100人。

[87]

就算这些人都采用后西西里时代的较低薪饷水平，每日薪饷3个鸥帛，总价也将差不多高达每月30个塔伦特，而且没有数月薪饷在手，舰队是无法下海启航的。同时，服务于重装步兵和骑兵的运兵船和运马船也是必需，城邦还应当为轻装步兵提供武器。然而，410年仲夏，雅典财库几乎已经见底。

[88]

但是在那一年间，资金方面诸源齐开，（-268，269-）度支官员们多少能够为军事及其他目标支付一些费用。

[89]

同时，也有可观的理由去质疑，在410年作战时，雅典人还有没有50艘三列桨战舰。

[90]

因此，雅典人从实际出发，不得不推迟增援计划。

409年夏季，色拉叙卢斯终于率部启航，但他不是前往海勒斯滂。相反，色拉叙卢斯向萨摩司驶去，随后袭击爱奥尼亚大陆。

[91]

前往爱奥尼亚的决策引起了现当代学者的争论，

[92]

但是这一决策并不叫人吃惊。411/410年冬季，在塞斯图斯发生的战役之后，色拉叙卢斯已经被派往雅典寻求援助，离开了海勒斯滂。

[93]

那么接下来，只要雅典人力所能及，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立即向海勒斯滂派遣一支部队。在410年春季，库济科斯战役之后，赶在斯巴达人重建海军之前直接向那一战场派遣援军，将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雅典资源还无法应对这一挑战。然而，到了409年夏季，攻守之势已遭逆转。海勒斯滂地区的雅典人既不再面临直接威胁——在塞斯图斯之后，他们面临的危险是迫在眉睫的，也失去了绝佳战机——因为斯巴达人又一次得到了一支舰队。在海勒斯滂征战初期，将战斗推迟一个月左右并不是什么大事。从另一方面来说，爱奥尼亚也自有其诱人前景。替萨斐尼的行省看起来势必相当脆弱；他彻底疏远了斯巴达人，而之前他所依靠的正是斯巴达人的部队；他们毕竟远在双海峡地区，心里还另有所图。替萨斐尼行省内的3个希腊人城邦——米利都、基尼图斯（Cnidus）、暗滩渚（Antandros）——将他的驻军逐出了各自的城邦。

[94]

此外，在大部分的城邦，都存在着一批“慕亚狄珈派”（Atticizers）；只要雅典人取得胜利，哪怕这胜利只是暂时的，这批慕亚狄珈派就会趁机改弦更张。

[95]

在爱奥尼亚取得胜利将帮助雅典收复该地区，将资金汇入雅典金库，（-269，270-）为胜利积攒破竹之势。所有此类成果都能为将来在双海峡地区与敌军决战的时候累积战备。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认为，雅典人于409年将色拉叙卢斯派往爱奥尼亚的时候，就忽略了他们驻海勒斯滂地区部队的需求。色拉叙卢斯的部队正是阿尔喀比亚德与塞剌墨涅斯所需要的部队，同时，色拉叙卢斯的行动并未违反他所得到的军令，军令要求他在爱奥尼亚行动之后移师双海峡地区。这样一个双重使命对于一位雅典指挥官来说司空见惯。433/432年冬季，阿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被派到马其顿，他所领受的军令包括保卫途中将要经过的波提狄亚（Potidaea）；429年，一支雅典舰队得到命令，前往诺帕克都港援助佛缪（Phormio），在途中顺便平靖克里特；425年，所福克利斯与攸里梅登（Eurymedon）率领一支舰队前往西西里，他们领受的军命是前往伯罗奔尼撒海岸执行任务，但在到达伯罗奔尼撒海岸之前，在柯西拉也有任务。

[96]

因此，我们无需怀疑，色拉叙卢斯领受的军令同时涵盖了爱奥尼亚和海勒斯滂。

色拉叙卢斯于是年夏初启航，具体日期也许是在409年6月初。

[97]

色拉叙卢斯的第一站是萨摩司，他在那里停留了三日。他从萨摩司驶去了以弗所南面的派歌腊（Pygela）（参见地图3）。色拉叙卢斯先毁坏了乡村地区，接着就攻打派歌腊的城墙。但是，在乡村地区的那番劫掠给了米利都人以足够的预警和时间，米利都人派来了一支援军。雅典人猝不及防，米利都的纵队发现雅典人兵卒星散，未成阵列，于是追击暴露在敌军之下的轻装步兵。其余的雅典人——包括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集结起来，前来救援，杀死了大部分米利都人，缴获了敌军在逃跑时丢弃的200个盾牌。雅典人树立起战胜纪念碑以庆祝；但这次胜利并无实质内容。派歌腊的城墙仍然耸立，派歌腊城邦仍然在敌军控制之下。

[98]

次日，雅典人驶去位于以弗所西北面的诺提昂（Notium）。雅典人从诺提昂开始，朝着柯罗丰（Colophon）向内陆方向行进，夺回了这座城邦。他们占据了袭击以弗所——该地区的主要目标——的有利位置；如果他们能够夺下派歌腊，就能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270，271-）因为柯罗丰再加上派歌腊，可令雅典人从两个方向对以弗所形成威胁。然而，雅典人没有立即袭击以弗所，相反，他们继续朝着吕底亚往内陆行进。雅典人在吕底亚大大劫掠了一番，募得大笔战利，但是指挥官无力严明军纪，这令雅典人又一次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波斯驻该地的司令官司塔齐（Stages）与兵卒四散、杂乱无章的雅典人遭遇，杀死了一些雅典士兵。如果不是雅典骑兵及时赶来救援的话，这次遭遇战还能给雅典造成更大的伤亡。色拉叙卢斯调转方向，往岸边行进，想从海上驶去以弗所。

劫掠与延迟再一次给了敌军以集结兵力的预警和时间。直到动手劫掠乡村地区后的第17天，色拉叙卢斯才启航前往以弗所。到那时为止，替萨斐尼已经带着一支大军出现，因为加上了25艘叙拉古舰船和两艘塞林努斯（Selinus）舰船的船员——此时，迦太基对西西里的袭击尚未开始——的缘故，替萨斐尼部队规模大增。替萨斐尼审时度势，利用实际，派遣骑兵深入乡村地区，敦促当地的左邻右里“前来援助阿尔忒弥斯（Artemis）”。

[99]

我们不应当忘记，修昔底德留下的末笔即是替萨斐尼在以弗所向阿尔忒弥斯献祭。

[100]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向阿尔忒弥斯献祭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多有宣传。节度使替萨斐尼必定一直都在小心维护自己对希腊神祇虔敬的名声，特别是对以弗所人的阿尔忒弥斯。因此，替萨斐尼这一呼吁不仅听来可信，而且颇为有效。色拉叙卢斯在黎明时分登陆，兵分两路：他令重装步兵在城邦一侧的柯来苏山（Mt.Coressus）山脚登陆，令其余士兵在城邦另一侧的沼泽中登陆。色拉叙卢斯可能以为这是个机智的战略，但事实上，这战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敌军集结所有兵力，首先攻击色拉叙卢斯的重装步兵，击溃他们并杀死大约100名重装步兵之后，将其余重装步兵驱赶到了海上。接着，敌军调转全部兵力，袭击沼泽地上的其他雅典士兵，再一次击溃了雅典人并歼敌300人。以弗所人在两侧的战场都树起战胜纪念碑，为战斗表现出类拔萃的西西里人及战斗中特别昭彰之勇者颁奖。

[101]

（-271，272-）

雅典人不得不请求休战，以便找回阵亡者并妥善埋葬之。雅典人驶回诺提昂，然后从诺提昂向北往列斯堡岛和海勒斯滂海峡驶去。他们似乎在列斯堡岛停留了整个夏季的余下时间，直到秋天来临，因为他们直到冬季来临前不久才抵达海勒斯滂海峡。

[102]

为何雅典人路上耽搁如此之久？

[103]

最可能的答案是，色拉叙卢斯在爱奥尼亚表现不过如此，他并不急着抵达海勒斯滂。甚或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色拉叙卢斯肯定记得，411年的时候，自己没能阻止敌军舰队进入海勒斯滂地区，这一糟糕的记忆势必对他产生影响。

[104]

从以弗所撤退之后，色拉叙卢斯在列斯堡岛安营扎寨，很可能是在等着拦截北上的叙拉古舰队。色拉叙卢斯肯定一直等到了秋天，因为叙拉古舰队秋天才到来；而当叙拉古舰队终于到来的时候，色拉叙卢斯已经准备好了。色拉叙卢斯从其位于梅岫姆纳（Methymna）的锚地侦察到，有25艘叙拉古舰船正试图从以弗所前往海勒斯滂海峡。他发动袭击，俘虏4艘舰船及全部船员，并将其他舰只驱逐，然后返回原地。

[105]

色拉叙卢斯至少没有第二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色拉叙卢斯的远征为雅典收复了柯罗丰并募得了一些战利品，但是却根本没有完成其主要任务：收复以弗所及邻近城邦，进而为雅典开启全面收复爱奥尼亚的进程。这次征战再一次暴露了色拉叙卢斯作为将军的缺点：他经验不足，难以胜任。有两次，他都因为劫掠乡村地区而贻误战机，令敌军对其袭击有所准备。如果色拉叙卢斯立即对以弗所展开攻击，替萨斐尼还来不及集结其部队，西西里人也还来不及赶来增援，那么雅典人也许能够像收复柯罗丰一样，轻易收复以弗所城邦。当他（-272，273-）终于决定对敌军展开袭击时，敌军已经整装待发，色拉叙卢斯的战略选择极为糟糕，那战略使得敌军能够集结全部兵力来对色拉叙卢斯的分散兵力分别展开攻击，后果极为可怕，而且是可以预见到的。民主政权重光之后的第一次征战，在其第一个目标上就失败了。出发时的1000名重装步兵当中，有400名宝贵的士兵没能回来；若非如此，部队本可全员抵达海勒斯滂。这些人与雅典已经部署在海勒斯滂的兵力联合起来，色拉叙卢斯的部队仍将是一支令人敬畏的大军，若新任统帅经验丰富、才干充沛，那么这支部队仍旧可望取得重大战绩。

[1]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7页，注释2）认为库济科斯大捷发生在3月，而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1册，第394页）认为其发生在5月，大部分学者则认为发生在4月，例如，恩德希尔（G.E.Underhill），《色诺芬〈希腊志〉注疏（附导读及附录）》（A Commentary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 on the
Hellenica of Xenophon
，牛津，1940年），“导读”，第40页；弗格森（W.S.Ferguson），《剑桥古代史》（CAH
），第5卷，第343页。我同意安德鲁斯的看法（《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他认为3月和4月都是有可能的。

[2]
Diod.13.52.1.

[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4页，注释2。总数具体是哪个，取决于我们是采信色诺芬的数字，还是狄奥多罗斯的数字，二人对库济科斯战役中的斯巴达舰队舰船数目的记载是不一样的。

[4]
Xen.Hell
.1.1.35.

[5]
Thuc.8.2.3；Xen.Hell
.1.1.27—31.

[6]
这次的情形与408/407年一样（Androtion，FGrH
III，324，Fr.44），斯巴达人来到雅典，提出要换囚。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26页）提到：“看起来，雅典手中的斯巴达完全公民（Spartiate）的人数应该又一次达到了那个临界点，在这样一个临界点，斯巴达国内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希望能作出适当安排，将小伙子们带回家。在425至421年间的那段时期，换囚这一考虑能够将所有其他更为普遍的考虑对比得不值一提。”这番话略嫌言过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说，换回雅典手中己方人质的愿望确实是斯巴达人的重要考虑之一。

[7]
参见狄奥多罗斯、奈波斯（Nepos）、查士丁（Justin）及斐洛克茹司（Philochorus）。Diod.13.52.2；Nepos，Alc
.5；Justin 5.4；Philochorus，FGrH
III，328，Fr.139，140.

[8]
Thuc.5.44；8.6.3，12.

[9]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14页，注释44。

[10]
Diod.13.52.3. 我同意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14页以及注释46）的看法，认为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恩迪乌斯演说不太可能确有其事，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番演说中所包含的缔约条件的准确性。刘易斯指出，这番叙述很有可能源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Hellenica Oxyrhynicha
），但我并不认为Diod.13.53.1与Hell.Oxy
.6.3之间的相似性真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显著。

[11]
Diod.13.53.

[12]
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2页。

[13]
布索特，《古代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7页。

[14]
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1册，第395页。

[15]
Diod.13.53.2.

[16]
相关论述，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7页，注释1。

[17]
狄奥多罗斯（Diod.13.53.3）说科辽丰是谄媚民众的人。亚里士多德（Arist.Ath.Pol
.34.1）告诉我们说，他闯进公民大会，喝得酩酊大醉，穿着自己的作战胸甲。埃斯基涅（Aeschines）（Aeschin. De Falsa Legatione
76/Aeschin.2.76）说科辽丰在公民大会中威胁要割开反对者的喉咙。

[18]
Lys.19.48.

[19]
因为旧有的民主政体最早晚至6月才得以重建，发生在4月或5月的这次辩论必定是在五千人政权的公民大会中展开的。

[20]
Lys.19.48.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23—124页）提供了其他的有效理据来反驳对科辽丰腐败的指控，同时，连接受了对科辽丰那一系列古代诽谤中的大部分内容的布索特也说这项指控实乃无端（《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6页，注释2）。

[21]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6页。关于更为正面——同时我认为也是更为丰满全面——的一番分析，参见雷诺（R.Renaud），《古典时代》（L'Antiquité Classique，LAC
），第38卷，1970年，第458—477页，以及康纳（W.R.Connor），《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政客》（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
），普林斯顿，1971年，第83页注释82，第139页，第143页，第145—147页，第153页，第158页，第169—171页。

[22]
Diod.13.53.4.

[2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7页及注释1）认为科辽丰说服雅典人（-251，252-）去向斯巴达人提出应对要求，要求斯巴达人归还所有先前的雅典属邦。布索特的理据是亚里士多德的记载（Arist.Ath.Pol
.34.1），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雅典人在406年阿吉努赛战役胜利（Arginusae）之后提出来的要求。要将雅典人向斯巴达人提出这一要求的时间提前，理据似嫌不足。

[24]
关于日期，参见梅里特（B.D.Meritt），《雅典财政文献》（Athenian Financial Documents
），安娜堡，1932年，第105—107页，以及《美国古典语文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Society，PAPS
），第115卷，1971年，第106页，第114—115页；以及罗德斯（Rhodes），《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第415页。我们关于政权更迭所知的第一项证据是德谟芬图司政令（Demophantus）（And.1.96—98），这道政令惩处了阴谋反对民主政权的人，其日期被确定为410/409年的第一任议事委员会主席团在任期间。记载了那一年的雅典娜司库名单的一则铭文（GHI
37，5—7）表明，是年泛雅典娜赛会大节（the Great Panathenaia）的费用是在第二任议事委员会主席团任期缴纳的。这一证据令梅里特推断出议事会年度（conciliar year）比执政官年度（archontic）开始的时间要早，议事会年度开始的时间大约是在6月16日（密格斯［Meiggs］与刘易斯［《希腊历史铭文选辑》，第258页］也认为是这样）。我同意罗德斯的看法，认为赛会费用有可能在赛会节庆之后才缴纳上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议事会年度和执政官年度的起始时间就可以相同，大约都在7月。无论是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民主政权的重光都至少发生在雅典人拒绝斯巴达和平提议之后的一个月。

[25]
Arist.Ath.Pol
.34.1：
. 我采用罗德斯的解读：《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14—415页。［译注：采用日知、力野译文，第39页。］

[26]
参见安多基德斯（Andocides）：And. 1.96—98.

[27]
And.1.96.

[28]
And.1.96.：
.［译注：原文第204页注释49引用此句时，将贝克（Bekker）所加的第二个
省去了。］

[29]
这项证据来自于一则严重受损且无法断代的铭文：IG
I^2
114。不管怎么说，一般共识都认为，此处列出的条款确实是于410年由重光的民主政权颁布的。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9页；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281页；罗德斯，《雅典的议事会》（The Athenian Boule
），牛津，1972年，第183—184页。

[30]
参见斐洛克茹司：Philochorus，FGrH
III，328，Fr.140. 雅各比（Jacoby）（FGrH
IIIb，511）指出“贤哲制度建立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必定已经令民众明白，政治上意气相投者聚首同座不单单只是一种礼节”。

[31]
德墨司悌尼（Demosthenes）：Dem.24.154.

[32]
Thuc.8.67.1.

[33]
刻莱托丰（Cleitophon）在派所多鲁斯（Pythodorus）动议之后的附文中敦促对克里斯提尼律法进行审核。刻莱托丰认为，克里斯提尼律法“有似”梭伦律法［译注：“有似”二字采用日知、力野译文，第35页］（Arist.Ath.Pol
.29.3）。无论这番举措包含了什么样的目标，其中之一必定是掩盖当下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中那种革新成分所发散出来的刺眼光芒。四百人议事会的建立被描述为“依先祖之例”（kata ta patria
）（Arist.Ath.Pol
.31.1）。他这么做是企图将这个全新机构与梭伦所建立的四百人议事会相联系起来，但这两者是全然不同的。

[34]
Thuc.8.97.2.

[35]
参见《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330页。

[36]
Arist.Ath.Pol
.30.

[37]
芬利在谈到此处所论及的这个时刻时写道：“当前这个譬喻意义上的先祖政体与两百年前那个真正的先祖政体并为了一体”（《父祖的政体》［The Ancestral Constitution
］，剑桥，1971年，第13页）。

[38]
Lys.30.2；IG
2
115=GHI
，86，11.5—6. 有些学者认为，同样存在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任务是修订律法，但是我同意史特路德（R.S.Stroud）的看法（《德拉科死刑法》［Draco's Law on Homicide
］，加利福尼亚州柏克利市，1968年，第27—28页），认为能够证明这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存在的证据不足。除了史特路德所谈到的那些理据之外，我还要加上一个理据：修订律法与回归传统的整体精神相悖，而在我看来，回归传统的整体精神是410年民主复辟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39]
参见安多基德斯：And.1.96—98.

[40]
参见德墨司悌尼、吕库古斯（Lycurgus）：Dem.20.159；Lyc. Against Leocrates
，124—127。同时参见麦克道威尔（D.M.MacDowell），《古典时代雅典法律》（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
），纽约州绮色佳市，1978年，第176页。

[41]
GHI
，85.

[42]
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41—1543页；以及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280—282页。

[43]
吕西阿斯在一篇演说辞中断言，如果所有此类指控都成立的话，那么四百人政权的成员就会超过1000人。

[44]
And.1.73—79.

[45]
认为民主党人表现恶劣的论述，试举一例，可参见布索特与伊涅特，本书上页注释④。

[46]
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1册，第397—398页；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6页。

[47]
Arist.Ath.Pol
.28.3. 当代学者对此问题的有益探讨，参见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亚里士多德与雅典》（Aristoteles und Athen
），第2卷，柏林，1893年，第212—216页；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6—317页；卜侃楠（J.J.Buchanan），《观剧基金：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财政分配的一项研究》（Theorika. A Study of Monetary Distributions to the Athenian Citizenry during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
），纽约州蝗虫谷，1962年，第35—48页；GHI
，260；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355—356页。关于这笔支出的计算，参见格罗茨（Glotz）与柯恩（Cohen），《希腊历史》（Histoire grecque，HG
），第739页，注释96。

[48]
参见埃斯基涅与亚里士多德：Aeschin.2.76；Arist.Pol
.1267b，11—12.

[49]
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7页。

[50]
弗格森，《雅典娜的司库》（The Treasurers of Athena
），麻省剑桥市，1932年，第38页。

[51]
参见《雅典贡赋列表》，第2卷：A13；第3页，第91—92页，第363页（《希腊历史铭文选辑》亦接受了该项：GHI
，258—259）。该观点遭到了来自马丁理（H.B.Mattingly）的挑战（《雅典不列颠学校辑刊》，第62卷，1967年，第14—17页），但得到了密格斯的支持（《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
］，第438—439页）。

[52]
GHI
，63，255—260.

[53]
狄奥多罗斯（Diod.13.47.7）告诉我们说，塞剌墨涅斯从他所劫掠的岛屿上缴获战利“因为他希望帮助公民和盟友摆脱直接战争税的束缚”。在Diod.13.64.4，狄奥多罗斯说，库济科斯大捷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在法那巴佐斯的领地搜刮战利，“因为他想要民众免受直接战争税之苦”。

[54]
汤森，《直接战争税》，第176—177页。

[55]
例如，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45页，以及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第380页。

[56]
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18页。

[57]
这道女墙的修建时间是推测得来的，并不十分可靠。对该日期进行过推测的学者中，我在此处采信的是格罗茨与柯恩（《希腊历史》，第2卷，第739页）及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第380页）的意见。重启厄勒刻修斯神庙工程的日期，因为一则铭文（IG I
2
372—374）的缘故，被确定为409/408年。

[58]
托德（M.N.Tod），《剑桥古代史》，第5卷，第5页。

[59]
Thuc.2.41.4.

[60]
我感谢柏律（J.J.Pollit）提醒我注意到这一观点，这是由伊芙·哈里森（Eve Harrison）在一篇未刊论文中提到的。

[61]
鲍威尔（C.A.Powell），《历史学刊》，第28卷，1979年，第15—31页。

[62]
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615—616页。

[63]
柏律，《古典时代希腊的艺术与经验》（Art and Experience in Classical Greece
），剑桥，1972年，第132—133页。

[64]
Xen.Hell
.1.1.3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28—1529页及第1528页注释2）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中旬，但是麦柯伊（W.J.McCoy）（《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6页，注释49）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仲夏之后不久，并给出了极有说服力的论据。

[65]
色诺芬（Xen.Hell
.1.1.34）说雅典人接下来就投票同意拨给色拉叙卢斯他所要求的增援部队，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他所需要的增援晚至第二年才可以到位。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雅典人出于热忱而于410年夏季就投票同意拨付增援，但是直到来年才付诸行动。更加可能的情况是，色诺芬把投票时间搞错了。

[66]
Diod.13.65.3—4；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2页。

[67]
GHI
89；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2页。

[68]
Xen.Hell
.1.2.18.

[69]
Diod.13.43—44，54—63；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5页。

[70]
Diod.13.48；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30—1533页及第1533页注释1。

[71]
Diod.13.64. 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雅典人将安吕图送上了审判席，控诉他叛国。但是，安吕图贿赂了陪审团而得以逃脱。这是雅典历史上首次出现此类贿赂行为（Diod.13.64.6；Arist.Ath.Pol
.27.5）。安吕图曾经是阿尔喀比亚德年轻时的“有情人”（Plut.Alc
.4）。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他是与塞剌墨涅斯协作的温和派成员之一（Arist.Ath.Pol
.34.3），因为反对三十僭主政权而与色拉叙布卢斯一起流亡（Xen.Hell
.2.3.42，44）。399年的时候，安吕图是对苏格拉底（Socrates）提起控诉的三人之一（参见柏拉图《申辩》，Plato，Apology
18b）。我们可以推断，安吕图在410/409年的时候也是一名温和派，针对他的起诉罪名可能是民主政权针对政敌的一种攻击。

[72]
Diod.13.65.1—2. 关于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4页，注释1。

[73]
Diod.13.65.3—4.

[74]
Xen.Hell
.1.1.24—26.

[75]
参见安德鲁斯对弗格森的时序推断的简略评价，我采信的也是这个时序推断：“410年3月或4月库济科斯战役，409年夏季色拉叙卢斯远征爱奥尼亚，408年收复拜占庭和迦克墩，407年阿尔喀比亚德回归雅典，407年末或406年初诺提昂战役（Notion）”（《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页）。

[76]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9页。布劳多（Bloedow）（《重审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
］，第53页，注释332）大体上采信了安德鲁斯的解释，但是反驳了安德鲁斯认为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战役之后仍然居于领导地位的观点。

[77]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页。

[78]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页。

[79]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5页。

[80]
Xen.Hell
.1.3.3，1.4.8—9；Diod.13.64.2—3，66.1，68.1. 参见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第68—69页。

[81]
参见本书，第169—173页（原书页码）。

[82]
参见本书，第178页（原书页码）。

[83]
Lys.19.52.

[84]
Diod.13.66.3；Xen.Hell
.1.3.8；Plut.Alc
.31.1. 只有狄奥多罗斯提到了塞剌墨涅斯的名字，而塞剌墨涅斯无疑就是其他古代信源所提及的“诸位将军”之一。参见阿密特（M.Amit）那篇颇有价值的论文：《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36—457页。

[85]
安德鲁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是这样疏解这个问题的：“人们选举了一个新的将军委员会，抛弃了阿尔喀比亚德与塞剌墨涅斯，很可能也抛弃了色拉叙布卢斯。但是，更加难以解释的问题是为何这三人的指挥职务被解除，因为舰队自己已经选举了阿尔喀比亚德和色拉叙布卢斯，而在这两位将军和塞剌墨涅斯的指挥下，他们刚刚赢得了一场鼓舞人心的胜利，所以我们不清楚为何舰队会愿意听从民主派司令官的要求，将阿尔喀比亚德和塞剌墨涅斯送回本土，去面对科辽丰。阿尔喀比亚德和塞剌墨涅斯在雅典的前景，最起码也算得上是晦暗不明的，他们的前景取决于几个月前库济科斯大捷带来的威望与民主派对五千人政权的直接敌意之间将如何彼此制衡。但是这支舰队很有可能是忠于带领他们取得胜利的将军的，同时这支舰队占领了穿过海勒斯滂海峡的海上通道，而雅典如果失去了这一海上通道就会面临饥馑。所以，民主派审慎行事，没有试图召回将军们——但是他们也没有为将军们派出增援部队”（《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页）。

这样来解释事件，看起来相当勉强。这意味着，雅典的民主派既蠢，又无爱国之心：说他们蠢，是因为他们情愿冒险得罪将军们及其麾下，也要宣布他们为“不合常规”，但又不剥夺其权力；说他们没有爱国之心，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无法尽可能利用库济科斯大捷的成果，从而危及雅典的安全，而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已。除了安德鲁斯的假设之外，古代信源中丝毫没有关于这种态度的任何线索，我们也没有理由要采信这一看法。

[86]
安德鲁斯认为他们进行了重新选举，但他自己所列举的理据并不能证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是否能够成立取决于是否接受安德鲁斯对于当下情势的总体描述。关于塞剌墨涅斯，安德鲁斯说：“他几乎没法对激进民主派感到友好，激进的民主派也几乎没法认为他是友好的，同时，他在这几年里是几乎不可能被选举为将军的”（《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4页）。（1）有一个事实可以毫无疑问地反驳这一看法：在此处所论及的每一年当中，塞剌墨涅斯都担任了指挥职务。如果这些任期是“不合常规”的，那么这也只是当代理论家的意见。阿尔喀比亚德，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些年里也都每年担任指挥职务，但是安德鲁斯却把阿尔喀比亚德排除在410/409年将军委员会之外，理由为，是年将军委员会中的另一名将军帕西丰（Pasiphon）来自阿尔喀比亚德那个德谟。（2）然而，证据很明显，在441/440年到412/411年间，来自同一德谟的两人组同时就任将军委员会的情况，完全算得上是常见。从441/440年到412/411年，我们知道的就有多达八、九对同时出任将军的同德谟两人组。这其中有3年时间里，将军委员会中有两对同德谟两人组，其中一年，将军委员会里更是出现了一个同德谟两人组和一个同德谟三人组（佛纳瓦，《雅典将军委员会》，第71页）。因此，安德鲁斯提出的这一事实——帕西丰与阿尔喀比亚德来自同一个德谟——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的还有如下这番断言：“可以推测，民主政权重光之后就举行了新的选举，取消或回避了五千人政权于410/409年作出的所有职务安排”（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6页）。（3）安德鲁斯用以推断阿尔喀比亚德没有将军职务的其他证据还包括：407年的时候，阿尔喀比亚德对于回归雅典深感不安；色诺芬提到阿尔喀比亚德时说他是一名流亡分子（pheugonta
），人也不在雅典。正如我们所见，这些点都可以使用如下理由来解释：一是由于阿尔喀比亚德法律地位，二是由于阿尔喀比亚德对某些雅典人可能对他怀有偏见这一情况抱有合理的恐惧。解释这些问题都无需提及阿尔喀比亚德是否担任将军职务。至于色拉叙布卢斯，安德鲁斯没有为“色拉叙布卢斯在这些年里未担任合法将军职务”这一观点提出任何证据，安德鲁斯只是提到，色拉叙布卢斯不是极端民主党人，并可以推定说他的地位与其二位同袍一样成疑。安德鲁斯所提之证据不能证明他所提之观点。

[87]
Xen.Hell
.1.1.34，1.2.1；狄奥多罗斯（Diod.13.64.1）给出的船只数目只有30艘，但是色诺芬似乎对于这次远征了解得更加清楚一些。

[88]
弗格森，《雅典娜的司库》，第38页，转引自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7页。

[89]
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7—278页。

[90]
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3页，注释39。

[91]
Xen.Hell
.1.2.1；狄奥多罗斯（Diod.13.64.1）遗漏了这次远征的初始阶段，直接从袭击以弗所开始叙述。

[92]
这是安德鲁斯观点中的关键部分（《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9页）。同时参见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79—281页）。麦柯伊采纳了安德鲁斯的观点，认为选择爱奥尼亚是出于政治原因。

[93]
Xen.Hell
.1.1.8.

[94]
Thuc.8.84；108.4—5；109.1.

[95]
密格斯，《雅典帝国》，第371页。关于这一情况的充分讨论，参见麦柯伊，《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3卷，1977年，第281—282页。

[96]
Thuc.1.57.6；2.85.4—6；4.2.3.

[97]
Xen.Hell
.1.2.1.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49页）认为是次征战始于6月初，但是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23页）认为始于5月。“夏天开始的时候”
与6月更加相宜。布索特与梅耶都认为410年是起始时间，但我认为410年似嫌太早。

[98]
Xen.Hell
.1.2.2—3.

[99]
Xen.Hell
.1.2.4—6.

[100]
Thuc.8.109.

[101]
Xen.Hell
.1.2.10. 所有西西里人都得到邀请，有资格作为“居留的外邦人”定居在以弗所，且无需像其他“外邦居留民”（metics
）一样纳税。后来，当迦太基人摧毁了塞林努斯，塞林努斯人也被授予以弗所公民权。新近又有关于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的一则纸草文献，由柯哀宁（L.Koenen）发表于《纸草学研究》（Studia Papyrologica
），第15卷，1976年，第55—76页。这则纸草文献与其他古代信源的叙述是一致的，但细节更胜一筹。

[102]
Xen.Hell
.1.2.13—14.

[103]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1页）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色拉叙卢斯前往海勒斯滂的旅程不仅仅［因为敌军舰船追击的缘故而］耽搁许久，同时也是因为他还承担了别的远征任务或遇上了别的麻烦的缘故，因为他直到410年秋季才与阿尔喀比亚德在塞斯图斯会师［在我的时序推断中，是409年］。”

[104]
参见本书，第216—217页（原书页码）。

[105]
Xen.Hell
.1.2.12—13. 色拉叙卢斯将战犯悉数遣回雅典，单单留下一个名叫阿尔喀比亚德的人。这个阿尔喀比亚德是那位因为415年丑闻而遭到流放的将军阿尔喀比亚德的表兄弟（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01页）。色诺芬文本的所有抄本上都写道，色拉叙卢斯将这个人处以石刑
。若将此单词训读为
，就意味着色拉叙卢斯单单挑出了阿尔喀比亚德的表兄弟，并额外开恩，把他放走了。这是一个很难有定论的问题；也许，阿尔喀比亚德与其表兄弟关系不佳，但是色拉叙卢斯看起来几乎肯定不可能这样做，来刻意激怒此刻正担任驻海勒斯滂将军的阿尔喀比亚德。

第十一章 阿尔喀比亚德归来

库济科斯战役（Cyzicus）大约发生在410年的4月或5月。在接下来一、两个月时间里，驻海峡地区的雅典将军们充分利用这一胜利，主要是在克吕所波利斯（Chrysopolis）（参见地图9）设立了关税税卡。

[1]

从那以后的18个月时间里，他们似乎没有做任何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雅典人已经在海上荡清了斯巴达人，但是将来大计势必对重装步兵数目和骑兵部队提出要求，因为只有增加重装步兵人数、增配骑兵，他们才能对抗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的精锐马上部队。

[2]

因此，如果没有增援，他们能做的就极为有限。斯巴达人充分利用了这段战斗间歇。410/409年冬季，斯巴达人在暗滩渚（Antandrus）建造新的舰只，用的是来自法那巴佐斯的资金和来自颐达岭（Mt. Ida）的木材，同时，他们的叙拉古盟友帮助斯巴达人为城邦设防，防止敌军来袭。

[3]

接替闵答卢斯（Mindarus）出任海军统帅的帕西庇达（Pasippidas）在自己还没有因为与替萨斐尼私相授受而遭到流放

[4]

的时候，也从斯巴达的盟友那里集结了一些舰船。410年夏季，在阿吉斯劫掠雅典的计划流产之后，斯巴达人决定加强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斯巴达人派遣曾经担任拜占庭在邦领事（proxenos
）——亦即在斯巴达代表拜占庭城邦利益之人——的科列库斯（Clearchus）（-274，275-），穿过海勒斯滂海峡，加强迦克墩（Chalcedon）与拜占庭的防务，这两个城邦位于通往黑海的通道两侧。科列库斯率领墨伽拉（Megara）及其他盟友，登上15艘舰船，但这些舰船“是运兵船，而非战舰”。其中3艘与巡防海勒斯滂海峡的雅典舰船遭遇并被摧毁，但其他舰船都成功抵达了拜占庭。

[5]

409年11月或12月，色拉叙卢斯终于成功抵达，雅典人总算得到了再次采取主动的机会，但是两支部队的会师协调并不那么容易。阿尔喀比亚德与色拉叙卢斯似乎共事得不错，

[6]

但其麾下士兵共事则困难得多。当阿尔喀比亚德试图将士兵们合并为一个作战单位的时候，曾经参与海峡征战的老兵拒绝允许色拉叙卢斯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一情形曾被视为将军之间政治敌意的后果，

[7]

但是将军们是没有理由互相敌视的。古代作家给出的解释非常易于理解；色诺芬告诉我们说，没有打过败仗的老兵，拒绝同刚刚在战场上落败归来的新兵混在一起；普鲁塔克则填补了许多细节：驻海勒斯滂地区的士兵听闻了以弗所的败绩，还听说以弗所人树起了纪念战胜的铜碑，说这简直是“雅典人之耻”。阿尔喀比亚德麾下的士兵责备色拉叙卢斯的部下，同时“吹捧自己和自己的将军，并拒绝同他们一起操练，也拒绝他们进入营地中属于他们的那块地方”。

[8]

如果在这些情绪之外再加上因为色拉叙卢斯耽搁太久而造成的怨气，我们无需其他解释即可明白当下情况。尽管在兵营中多少有些内讧，但两位将军仍将雅典部队移师到位于海勒斯滂海峡亚细亚大陆一侧的兰璞萨库。兰璞萨库是对法那巴佐斯行省发起袭击的绝佳地点，也是对斯巴达的阿卑多斯主营发起攻击的绝佳地点。他们原本就拥有无敌的海军，新近又获得了陆军部队，他们能够移师沿海岸南下，从海陆两个方面来威胁敌军（参见地图5）。在（-275，276-）409/408年冬季，两支部队合作完成了兰璞萨库设防，将该城邦变成了安全的行动中心。

一切就绪之后，雅典人袭击了阿卑多斯。如果雅典人在阿卑多斯取得胜利，那么斯巴达人就将失去他们在海勒斯滂的唯一基地，雅典人就能完全控制海勒斯滂的航道。这场战役的历程看起来如下所述：色拉叙卢斯派遣30艘舰船下海发动第一次袭击。法那巴佐斯洞察事态后，带着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大军赶来救援阿卑多斯。法那巴佐斯抵达的时候，色拉叙卢斯的部队已经登陆并展开了对他的攻击。看起来，阿尔喀比亚德是从陆地上过来的，他身后是雅典的骑兵，身边是120名重装步兵，重装步兵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米南德（Menander）的军官。雅典人似乎掐准了阿尔喀比亚德抵达的时刻，意图在法那巴佐斯与色拉叙卢斯的部队缠斗时打他个措手不及。阿尔喀比亚德击败了波斯人，波斯军队开始溃逃，他紧紧追击，直到夜幕降临。雅典人树起了胜利纪念碑，在法那巴佐斯的领地上趁胜打劫，募得相当可观的一笔战利。虽然我们现有的信源都未论及，但雅典人原本的计划也许是在波斯大军抵达之前，通过从海上和陆地同时发动攻击来夺城，然而，法那巴佐斯虽然败北，但他的及时出现还是拯救了阿卑多斯这座城邦。不管怎么说，雅典人都没有达成此次远征的主要目标：阿卑多斯仍然在斯巴达人手中。然而，这一事件的一个积极成效在于，雅典军队中的内讧由此消失了：“两派团结起来，怀着对彼此的善意与喜乐一同回到兵营。”

[9]

408年春天，团结自信的雅典人开始尝试把敌军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驱逐出去，以获得自由通往黑海的航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大陆一侧的拜占庭已经在411年叛离了雅典。

[10]

对岸的迦克墩也已经在雅典袭击之前的某个不明时间变节。斯巴达人控制了迦克墩，并派遣驻军设防，由布政司席珀刻剌底（Hippocrates）履行防务。

[11]

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从他在克吕所波利斯附近的营地出发，隳突于迦克墩领土之上（-276，277-），而此时，雅典的主力部队尚未抵达。阿尔喀比亚德和色拉叙卢斯在兰璞萨库留下充足兵力实施守卫，然后驶去博斯普鲁斯海峡。当他们会师并在迦克墩安营扎寨的时候，联合舰队的规模差不多达到190艘舰船。

[12]

迦克墩人听闻这样庞大的无敌舰队正朝着自己驶来，于是把剩下的金银细软交给友好邻邦——比提尼亚（Bithynia）的色雷斯人——来保管。阿尔喀比亚德在舰队的掩护下，带领步兵和骑兵部队沿着海岸朝比提尼亚内陆行进。比提尼亚人大惊失色，交出雅典人所要求的战利，接受订立条约，自此消失在史书中。

[13]

整支部队于是全力围剿迦克墩。雅典人建造起木质栅栏，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ora）。这样，迦克墩人被雅典军队和那道木栅栏围困在一片三角地带之中，波斯人在栅栏之外。雅典人完全可以大胆将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城邦之内，因为那道木栅栏虽然只需寥寥数人把守，但完全可以将法那巴佐斯隔离在外。再加上雅典舰队控制着海岸，这一包围圈密不透风。斯巴达派驻当地的布政司席珀刻剌底决定令部下的重装步兵列队出场，迎接挑战，色拉叙卢斯则率领雅典重装步兵主力部队来与之作战。这次战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在两支重装步兵方阵（phalanx
）之间展开的，战斗相当激烈。法那巴佐斯拥有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大军，但是却被拦在栅栏之外，无法对战事施以影响。阿尔喀比亚德再一次担任了骑兵指挥官，他还率领着一支重装步兵小分队；在战事胶着良久之际，阿尔喀比亚德才加入战斗。阿尔喀比亚德是特意等到这个时机才加入战斗、抑或并非有意，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阿尔喀比亚德的加入都相当重要：席珀刻剌底被杀死，其部下被迫逃亡。然而，这次战役并非决战，因为守军成功逃入城邦，关起城门，围歼战仍在继续。阿尔喀比亚德没有留在原地静待事情完结，相反，他离开此地，前往海勒斯滂海峡沿岸去募集资金，将战役后续留给了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卢斯。

[14]

（-277，278-）

学者们都认为，到此刻位置，迦克墩命运已定，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15]

但是法那巴佐斯及其麾下骑兵与步兵，强大但又沮丧，他们不过是被阻隔在迦克墩领土上的那座赫拉克勒斯（Heracles）神殿处，离战场并不远。这支大军并不是没有可能突破栅栏，进而双面夹击正在实施围歼战的雅典人。这些情况也许有助于解释留守战场的雅典将军在阿尔喀比亚德离开之后采取的行动。这些将军代表迦克墩与法那巴佐斯议定条约，条款如下：迦克墩人按照叛变之前的旧例缴纳贡赋并补缴贡赋欠款；法那巴佐斯自己亦需支付雅典人20个塔伦特，并在波斯大王面前引见雅典使节；作为回报，雅典人发誓在使节没有回来之前，不再袭击迦克墩人，也不再袭击法那巴佐斯的领地。将军们和法那巴佐斯循例发誓，批准条约，但是法那巴佐斯坚持要阿尔喀比亚德也对条约起誓。阿尔喀比亚德回来后，不肯只在其同袍将军们的誓言上加补发誓而已，他坚持要求，只有法那巴佐斯同样向他发誓，他才会向法那巴佐斯发誓。两人在对方代表的见证下共同起誓，条约由是订立。

[16]

雅典人与法那巴佐斯的谈判很能反映408年的情势和关键问题。从谈判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派驻海勒斯滂地区的将军在地位方面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合作得也不错，因为所有的古代信源都没有提及将军们在采取这样一番重要且革新之行动时存在任何纷争。狄奥多罗斯将这条约的订立归功于塞剌墨涅斯，但同时提到色拉叙卢斯也是在场的，因而势必认可并参与了（-278，279-）谈判。

[17]

这一系列事件还同时表明，阿尔喀比亚德并非驻海勒斯滂雅典部队的最高统帅，其他将军也不是阿尔喀比亚德的部下。很明显，将军们在采取这样一项重要行动时，没有知会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也没有参与其中。

[18]

从另一方面来说，阿尔喀比亚德具有一种特殊地位，哪怕是非正式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在波斯人看来。很明显，法那巴佐斯认为，没有阿尔喀比亚德的认可，条约将不会具有约束力，而阿尔喀比亚德则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向波斯人和自己的部下显示其所具有的重要性。

然而，这份协定本身就是事态发展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该协定新奇又令人惊讶，现当代学者因此对于该事件本身及其意义感到困惑。

[19]

一般情况下，雅典人再次征服叛变的盟邦、收回对这个城邦的控制的方法，经常是在此设立雅典官员支持的新政权，有时候还要派驻军队。如果雅典人没有获得实际控制权，他们就会要求这个城邦向帝国纳贡。与迦克墩的协定将雅典人困在迦克墩城邦之外，但是却给了雅典人贡赋、贡赋欠款、以及从法那巴佐斯那里捞一笔钱的机会，这笔钱相当于法那巴佐斯替迦克墩人支付的战争补偿。雅典人乐于接受这一协定，是因为：第一，该协定给了雅典一笔钱，足够解燃眉之需、多少也能保障未来收入；第二，该协定令雅典不必付出高昂代价去从事一场攻城战，从而能够放开手脚，自在驶去攻打拜占庭，而拜占庭对于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在与波斯大王谈判结束之前，这只是一份临时协定。法那巴佐斯同意签署该协定是因为，该协定令他在不失去这座城邦——法那巴佐斯与波斯大王都不想失去这座城邦——的前提下，不必参与一场他并不迫切想要进行的攻城战。没有人知道雅典人与波斯大王的协商将会持续多久，也没有人知道协商结果将会如何，（-279，280-）但是与此同时，节度使法那巴佐斯仍旧牢牢控制着迦克墩，并且希望随着时间流逝，事态将会朝着于他有利的方向发展。这番期待无疑值个20塔伦特。

雅典决定与波斯大王谈判，这就更有意思了。雅典人拒绝了斯巴达的和谈提议，为何将军们会愿意与波斯人议和？是什么令雅典人认为波斯大王会有兴趣与他们谈判，他们考虑的又是怎样的一番议和条款？正如我们所见，雅典人拒绝与斯巴达和谈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斯巴达人，是因为他们指望通过继续战斗来赢得一份更好也更安全的和约，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努力争取胜利来说服波斯人放弃他们现在盟友。

[20]

此外，与斯巴达议和也并不意味着需要与波斯议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雅典人能够与波斯人缔结和约，“大王将停止向斯巴达人付钱，雅典人定会认为斯巴达将宣布放弃海战，在希腊世界内部，雅典人就能够取得非常有利的议和条件”。

[21]

他们自犬坟（Cynossema）以来的不败战绩必定令当时的雅典人相信，是时候看看波斯人有没有准备好让步妥协了，同时，雅典人决意通过与波斯大王本人协商来观察大王态度，而不是通过不可靠又无能力的节度使们来充当中间人。雅典人认为与波斯尚可一谈，一方面是因为雅典人新近的胜绩表明，斯巴达人尽管有波斯的资金援助，但要指望他们获得海战胜利却是白搭，一方面也是因为斯巴达人最近的行为造成了雅典人可与波斯人一谈的情势。到那时为止，波斯人必定已经知道斯巴达人向雅典人提出单独议和，已经公然违反了斯巴达与波斯的条约。这一举动不仅表明斯巴达人不仅能力欠佳，而且不是可靠的盟友，同时也可以成为波斯大王决定停止继续援助斯巴达人、转而与雅典人寻求和解的充分理据。

要弄明白双方都能接受的是怎样的条款，这一任务更加困难。有学者曾经指出，关于迦克墩的那一协定意在成为雅典与波斯之间总体协定的模板。这一协定包含的内容有，雅典人放弃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允许这些城邦回到波斯统治之下，但与此同时，雅典人也可以向这些城邦收取他们所需要的贡赋并维持通往黑海的自由航道。（-280，281-）

[22]

然而，就算对此后的事态发展一无所知——我们知道，这次谈判失败了——我们也能知道，双方是很难达成协议的。如果不能搜刮贡赋，小亚细亚的城邦对于波斯大王来说就实在是毫无用处。此外，所谓的协定模板——亦即城邦波斯统治，但是向别的国家缴纳贡赋——将成为波斯孱弱的刺眼证据，为波斯大王在其他属地面前树立了一个糟糕的榜样。因此，雅典人根本不能指望在战争结束后，波斯大王还会继续允许其属邦在长时间内向雅典缴纳贡赋。雅典人想要面见波斯大王，很可能是受到斯巴达使团在彼欧提乌斯（Boeotius）带领下远赴苏撒（Susa）这一消息的触动。

[23]

也许，雅典人想要阻拦斯巴达人与波斯人进一步深入合作。他们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估计了波斯大王的议和意愿。又或许，雅典人大概考虑得比较实际，情愿与波斯缔结不那么令自己满意的和约，也要把自己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对付斯巴达人。雅典人可以在解决斯巴达人之后再回过头来收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雅典人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之后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愿望至少不会给雅典人带来什么损失。

该协定达成之后，迦克墩就不会再成为妨碍雅典人通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阻碍了，雅典人设在克吕所波利斯的要塞则进一步保障了该通道上亚洲一侧的安全。与此同时，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在伽立波里半岛（the Gallipoli Penisula）的色雷斯人当中募得资金与兵员。归队途中，阿尔喀比亚德停下来攻打色吕布里亚（Selymbria）。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战役之后曾想办法在此榨得资金，但未能被迎入城墙之内。

[24]

雅典的战略是要收复双海峡沿岸的所有城邦，所以阿尔喀比亚德把自己的部队全数移师色吕布里亚。他既没有采取耗时又耗力的围歼战，也没有发动直接攻击——几乎可以肯定，直接袭击势必徒劳而返；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并施诡计与恩赐，就控制了色吕布里亚。阿尔喀比亚德与城内的亲雅典党达成协议，使他们在夜间打开城门；然而，他没有冒险对惊恐不安的城内居民发动战争，（-281，282-）相反，他提出了比较通情达理的条件，还对自己的色雷斯新兵制定了严明纪律，并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色吕布里亚的城邦和公民都没有受到损害；雅典人得到了一些资金，在城邦里安扎了驻军，并迅速移师拜占庭。

[25]

这一举动颇有技巧：节约时间和资金，同时也不伤性命，还完全达到了事前的目标。这也正是阿尔喀比亚德最乐于去做、也最擅长从事的战争形式。

下一个目标就是拜占庭，为了能够自由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获得通往黑海的自由通道，拜占庭是亟待解决的关键。与法那巴佐斯议定协约之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卢斯已经将部下移师拜占庭，同时，阿尔喀比亚德也从色吕布里亚赶来，与二人会师。

[26]

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雅典人在此布置了一支可谓庞大的部队：数目巨大的一支舰队，敌军较之不敌；一支重装步兵部队，因为加上了阿尔喀比亚德的色雷斯人新兵规模大大增加；一支骑兵；同时还有一笔钱，资金状况较之前一段时间大有长进。

[27]

然而，即便如此，要夺下一座决意抵抗的设防城邦，过程既非易事，结果亦非定局。如同在迦克墩一样，雅典人又一次建起墙来，切断拜占庭城邦与内陆方向的联系通道，同时以舰队切断城邦与海上的联系，但是与上次一样，围歼与袭击都不能保证速胜。拜占庭是重镇，人口众多，由斯巴达布政司科列库斯守卫，这位强硬的布政司是于411年夏季被派往拜占庭指挥卫戍部队的。

[28]

一如常例，指挥官是斯巴达派往如此遥远之地的唯一斯巴达完全公民（Spartiate）；但是，与科列库斯一同被派驻拜占庭的还有毗辽士军团（perioikoi
）和少数脱籍黑劳士（neodamodeis
）；海力克叙（Helixus）所率领的墨伽拉分遣队，而海力克叙就是成功煽动拜占庭叛离雅典的那个人；一支彼欧提亚人部队，由寇厄剌塔达（Coeratadas）指挥；还有一支雇佣军。

[29]

雅典人袭击了一番，但无功而返；于是，科列库斯认为城池牢固，将拜占庭交给手下，横渡海峡，前往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岸去会见法那巴佐斯了。他的首要目标是募得资金，发放军饷；但科列库斯还想要集合数支残部来整合一支舰队，包括被罢黜的海军统帅帕西庇达留下的少数舰船，在暗滩渚建造的新舰船，还有（-282，283-）阿基桑德力达（Agesandridas）在色雷斯海岸的舰队。科列库斯打算带着这样一支部队围魏救赵，通过攻打雅典人在海峡地区的其他盟友来让雅典人离开拜占庭。

[30]

然而，科列库斯误判了拜占庭的局势。围歼战已经对城内居民起了作用，饥馑已经开始。此外，这位布政司科列库斯的行为看起来正如斯巴达人在海外的典型表现：严酷，傲慢，拜占庭要人因此同他离心离德。

[31]

这些人设法与阿尔喀比亚德取得沟通，并一同构思了一个妙计。阿尔喀比亚德许诺拜占庭人，说他将会像对待色吕布里亚人一样温和对待他们；拜占庭人则同意在约定的某夜让雅典人进入城内。接下来，阿尔喀比亚德散播流言，说爱奥尼亚地区有新动向，雅典部队须移师爱奥尼亚。在约定之夜的那天下午，整支雅典舰队都扬帆出海，雅典陆上部队则向背离城邦的方向行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城邦里面的人大约已经看不见他们了。夜幕降临之后，雅典陆上部队悄悄潜回城邦附近，他们离拜占庭城墙的距离足够他们对城内实施有效打击；与此同时，舰队也驶回入港，开始攻击停泊在港口里的伯罗奔尼撒船只。城内卫戍部队急忙赶往海岸边实施救援，但这样一来，城墙与城邦的把部分就无人把守了。参与奇袭阴谋的拜占庭人向正在等待的阿尔喀比亚德及塞剌墨涅斯部队发出信号，并在那无人把守的城墙上放下登城梯，迎雅典部队入城。即便如此，敌军仍然艰苦斗争，绝大部分对这次奇袭阴谋毫不知情的拜占庭人则予以援助。阿尔喀比亚德见战斗趋于艰难——这是最温和的表述，情况甚或更糟。——于是阿尔喀比亚德留了个心，散布传言，广而告之，许诺说拜占庭人不会受到伤害。于是攻守之势异也；拜占庭公民倒戈，向伯罗奔尼撒人的陆上部队作战。这支部队绝大部分人阵亡，约有500人逃入神庙，成为乞援者，寻求庇护。雅典人取得胜利之后，像在色吕布里亚一样，言而有信且表现节制。没有任何拜占庭人被杀害或被放逐。拜占庭重新成为了雅典的盟邦，应该也开始重新依照旧例缴纳贡税，但拜占庭仍然保持了独立。换言之，伯罗奔尼撒的驻军和布政司被赶走，但雅典人又没有派来新的驻军和布政司。甚至，连伯罗奔尼撒战俘也得到了合理对待：他们的武装被解除，（-283，284-）然后被送到雅典受审。

[32]

看起来，为了收复对帝国的控制，雅典人已经有意识地开始实施一套以调整和调解为核心的新政策。有证据表明，至少阿尔喀比亚德和塞剌墨涅斯——也许还包括色拉叙卢斯——都在构想和实施方面遵循了这套战略与策略。阿尔喀比亚德很可能是带头同城邦内有关派别商谈奇袭计谋的人，所以他理所当然被视为最大功臣。

作为在迦克墩所达成协定的一部分，法那巴佐斯已经许诺，要把雅典使节引见给在苏撒的波斯大王；同时，在同阿尔喀比亚德一起交换誓言之后，法那巴佐斯捎信来说，雅典人应当前往库济科斯去会见波斯大王。于是，雅典人派出五人使团，外加两名阿尔戈斯人（Argos）。无疑，派出阿尔戈斯人是考虑到阿尔戈斯与波斯之间有着古老的友谊。

[33]

在围歼拜占庭的时候，法那巴佐斯带着这个鱼龙混杂的使团向内陆行进，但速度不快。在冬季开始的时候，他们才刚到达斐里吉亚（Phrygia）的戈尔底昂（Gordium），在那里得知了拜占庭已经陷落，于是一直等到春天来临。

[34]

他们止步不前的原因也许是糟糕的天气，但更有可能是法那巴佐斯注意到了这支前往苏撒的斯巴达使团——甚至有可能是他自己煽动的

[35]

——于是他一直拖延，直到那支斯巴达使团目标达成。

[36]

最终，在春天到来之际，这趟苏撒之旅还在继续，但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雅典的使节们很快与彼欧提乌斯率领的斯巴达使团相遇。彼欧提乌斯已经与波斯大王进行了成功的会面，带来消息说，斯巴达人已经得到了所有他们想要从大王身上得到的东西。如果需要证据来证明这个消息的话，（-284，285-）那么与斯巴达人同行的小居鲁士就可以证明彼欧提乌斯所言不虚：他是大王的儿子，前来“统治海岸边的所有民众，与斯巴达人并肩作战”。

[37]

雅典人想要与大王商谈的愿望落了空。事后看来，我们知道，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从这时开始，波斯人做出了持续、认真的努力，援助斯巴达人，打败雅典人。

然而，坏消息要过一阵子才会到达雅典。407年春季，当双海峡地区的将军们驶出海勒斯滂海峡、最终驶向雅典的时候，必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38]

阿尔喀比亚德与塞剌墨涅斯的部下从411年之后就再未回过家乡，而色拉叙卢斯的船员自409年夏季就离开了雅典。夺回拜占庭之后，既然双海峡地区——除了阿卑多斯之外——已经牢牢在手，那么将军们及其部下就都可以暂时得到解放，离开双海峡地区；在没有斯巴达舰队在场的情况下，阿卑多斯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固然所有人都迫切希望回家，但若要论及回家的需求之迫切与时机之适切而言，恐怕没有谁比得过阿尔喀比亚德。他上一次身在雅典，还是在413年夏季。他的一番冒险已经将他置于这样一种境地：斯巴达及其盟邦对他来说不再是安全的，波斯帝国对他来说也没有安全可言了。他未来的希望都依赖于回到雅典，重新投身以战争与政治为主的公共事务。

然而，甚至在阿尔喀比亚德于411年回到萨摩司的雅典营地中之后，他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他曾经听到召回的声音，而那声音只不过来自于雅典的某一个派别，为此特别付出努力的只不过是这个派别当中的一个人而已——色拉叙布卢斯。在色拉叙布卢斯召回之音的背后，是广泛的疑惧与烦扰。他被选举为将军不合常规，因为是萨摩司的雅典舰队选他为将军，而不是雅典人在城邦的定期选举中选他为将军。尽管阿尔喀比亚德的职位得到了确认，他和其他流亡者也被允许回国，但是，职位确认和归国允许都是经由短命的五千人政权作出的决定，而这一决定未必完全得到重光的民主政权的承认。在雅典城邦里，不同政见的各种人都对阿尔喀比亚德怀有敌意：民主党人或不相信他对雅典民主政权作出的承诺，（-285，286-）或曾听闻他将这一政体的特征描述为“公认的愚笨”；

[39]

两个祭司家族佑墨庇代（Eumolpidai）与刻吕科司（Kerykes）因为他在密仪失仪而正式给了他诅咒；还有许多雅典人同他争夺政治领导权和支持者；普通的雅典人则因为他叛国变节投奔斯巴达、伤害雅典而疏远了他。阿尔喀比亚德永远无法确定，他何时回到雅典，才能不因为严重的罪名而受到指控、进而被送上审判席、再一次被定罪——无论这些罪名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关键在于雅典要人与雅典民众对他的尊敬，在于人们认为他对雅典所具备的价值。

很明显，赢得胜利显然并不保险。阿尔喀比亚德在阿卑多斯大捷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库济科斯大捷表现精彩，他完全可以就此回雅典，但是他仍然没有回去。无疑，他担忧的是一旦回去，其他人就可能从未来的胜绩中分享荣光、遮盖他的光芒；但是，继续停留在此亦有风险。如果在迦克墩或拜占庭的围歼战长时间难以取胜、又或者是在此遭受到军事方面的失利，阿尔喀比亚德将前功尽弃，其地位将不再受人尊敬、被人艳羡。当然，他在色吕布里亚和拜占庭的良好表现令他的声誉和人们对他的信任有增无减；但是，他作出回归雅典之决定时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来自于一项他并未牵涉其中的举动：迦克墩条约。当法那巴佐斯因为阿尔喀比亚德尚未发誓就拒绝承认该条约的有效性时，他给这位雅典指挥官阿尔喀比亚德带来了独一无二的机遇，而阿尔喀比亚德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机遇。阿尔喀比亚德要求节度使法那巴佐斯对着相同的条款与他一起重新发誓，这样一来，阿尔喀比亚德就在雅典人正准备依靠法那巴佐斯的斡旋来与波斯大王进行谈判的这一非常时刻，戏剧性地夸大了他在波斯人眼中的特殊地位。因此，阿尔喀比亚德于407年春季回到雅典时，不仅仅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成功将领，同时还又一次成为了最有可能从斯巴达人那里夺走波斯援助的那个人。看起来，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叠加在一起，才给了阿尔喀比亚德以出发驶向雅典的勇气。

雅典的将领们做了周全安排，务必令北方战场秩序井然。色拉叙布卢斯带着30艘舰船驶去色雷斯。在色雷斯，他收复了许多被敌军夺走的地方，主要有（-286，287-）大岛塔索斯（Thasos）。战事、内争、饥馑令塔索斯那个亲斯巴达的寡头派政权力量衰微，该政权不得不向雅典人及援助雅典人的忠实盟友色雷斯的涅阿波利斯人（Neapolis）投降。塔索斯人被迫召回亲雅典的流亡者，接受雅典驻军，重新成为雅典盟邦。色拉叙布卢斯还为雅典人收复了色雷斯地区最强大的城邦阿布德拉（Abdera）。

[40]

雅典将军们在双海峡地区留下了一支军队，由迪奥多鲁斯（Diodorus）和曼提替乌斯（Mantitheus）指挥，足够保卫他们刚刚收复的成果。

[41]

这一安排解放了色拉叙卢斯和塞剌墨涅斯，令他们能够带着舰队的绝大部分舰船回到雅典。

[42]

而在所有其他的将军离开之前，阿尔喀比亚德就已经带着20艘舰船离开了海勒斯滂，径直驶回萨摩司。阿尔喀比亚德没有从萨摩司直接驶回雅典，相反，他从萨摩司出发，向东南方向长途航行，抵达卡里亚（Caria）。阿尔喀比亚德在卡里亚募得100塔伦特，然后驶回萨摩司。无疑，这笔资金能够为他锦上添花，令他在雅典受到更加热烈的欢迎，然而，他又进一步推迟了归程。他从萨摩司驶向帕罗斯（Paros），又从帕罗斯驶向斯巴达在拉戈尼亚（Laconia）的海军主基地句提昂（Gytheum）。他亲眼见到了此前传言中的斯巴达人正在建造的30艘舰船，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到了此刻，时间很可能已经是5月——为何耽搁如此？

[43]

色诺芬对于阿尔喀比亚德造访句提昂的解释或许是正确的；色诺芬不仅解释了阿尔喀比亚德为何耽搁，也解释了他那看似信步漫游的航程，因为他第一站停在萨摩司：阿尔喀比亚德在句提昂等待是为了看看“这座城邦对他感觉如何，对他回归雅典怎么看”。

[44]

他正在等待的关键指标是将军选举的结果。这些选举“在第六届主席团后由任期中有吉兆的第一次主席团举行之”，一般是在3月。

[45]

因此，阿尔喀比亚德完全可以指望在到达萨摩司之后得知选举结果，大约是在3月末或4月初。然而，407年的这些选举看起来比以往举行得都要晚，大约晚至5月才举行。

[46]

当选举结果最终传到阿尔喀比亚德耳中时，（-287，288-）他必定备感欣慰。新的将军委员会包括阿尔喀比亚德本人，他的友人和支持者色拉叙布卢斯，还有与他来自同一个德谟的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阿德曼托斯像他一样也因为415年密仪失礼事件被定罪、流放。我们还知道其余3名将军的名字：法诺斯替尼（Phanosthenes）、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以及刻农（Conon）。这3位将军看起来似乎还未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或突出影响，但他们很可能是因为军事与海军才干而得到拔擢。

[47]

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卢斯没有再次当选。作为将军，塞剌墨涅斯在双海峡地区表现杰出，他未能当选很可能是出于政治考量。这时的民主政权正欢欣鼓舞，庆祝政权取得的成就，也庆祝他们那重新归来的英雄阿尔喀比亚德的成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五千人政权之父塞剌墨涅斯显然并不处于其名望巅峰。在另一方面，色拉叙卢斯未能当选则不需要什么政治理由来解释。他在双海峡地区征战的出色成就还不足以挽回在以弗所的败北，同时，他在双海峡地区征战当中不过是个次要角色。在407年，有的是理由绕过他，不选他为将军。新任的将军委员会中有阿尔喀比亚德之友，而无阿尔喀比亚德之敌。

随着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一同而来的，是阿尔喀比亚德的支持者力劝他回归雅典的私人信函，但即便是这些私人信函，也未能完全消除他的恐惧。阿尔喀比亚德没有忘记，从法律上来说，他被定了罪，是个逃了审判的流亡者，最庄严的宗教仪式诅咒他，镌刻了他的罪名和对他的诅咒的石碑仍然立在雅典卫城。

[48]

因此，他接近比雷埃夫斯港时小心翼翼，低调朴素，只带着自己那20艘三列桨战舰组成的小舰队。

[49]

在入港抛锚之后，（-288，289-）阿尔喀比亚德也没有立即下船登陆，“害怕有敌人”。色诺芬是这样描述其登陆与抵达的：“他爬上自己舰船的甲板，看看自己的朋友在不在那里。当他看到表亲、佩先纳克斯之子游里普托勒穆斯（Euryptolemus，son of Peisianax）及其他亲友之后，才登陆上岸，前往城邦，身边跟着一群保镖，时刻戒备，以防有人来攻击他。”

[50]

事情很快就柳暗花明，从城邦内跑下来、到海岸边来观看阿尔喀比亚德抵达的人群对他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得到了这些人热烈的欢迎，人们高声祝贺他，献上花环对其成就表示敬意。

[51]

阿尔喀比亚德已经重新当选为将军，民众又如此热烈欢迎他归来，这已经意味着他逃脱审判和定罪的事情已经在公众意识当中被一笔勾销了。但即便如此，阿尔喀比亚德还是片刻不待，马上前往议事会与公民大会的会场，为自己8年前所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帖撒鲁斯（Thessalus）在议事会控诉他的罪名和庇同尼刻司（Pythonicus）在公民大会上控诉他的罪名——作正式自辩。

[52]

他否认指控，说自己未曾渎神，同时声称自己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接着，阿尔喀比亚德再次使用了他于411年回归萨摩司时使用的那个伎俩：他哀叹自己时运不济，却不指责任何个人，也不怪罪所有民众。相反，他将一切归咎于自己命途多舛。

[53]

接下来，与上次回归萨摩司时所做的一样，阿尔喀比亚德放下历史，号召大家集中精力，怀抱希望，面向未来：敌军希望渺茫；雅典人有理由要勇敢起来。

这场表演精湛老练，达到了阿尔喀比亚德能够想到的一切目的。他完全捕获了听众的心。没有人提出诸如变节投敌、与斯巴达人和波斯人私通等棘手问题；事实上，没有人对阿尔喀比亚德及其支持者所说的话表示任何反对。他被指控的一切罪名都被扫清；他因为那些罪名而被没收的财产也一并被令发还；对他施行诅咒的祭司，佑墨庇代和刻吕科司被令撤销诅咒；镌刻其罪与罚的石碑（-289，290-）被投入大海。民众投票献给他金冠，选举他为统帅陆上部队与海上部队的全权将军（strategos autokrator
）。

[54]

阿尔喀比亚德的军事胜利，法那巴佐斯对他所表现出来的尊敬，他作为宣传家的杰出天赋，还有他在归途中所表现出来的技巧，这一切将阿尔喀比亚德带上了影响力与权力的高峰，但即便辉煌如此刻，阴云依然隐隐在目。某个名叫提奥多罗斯（Theodorus）的人——他不是祭司长，就是密仪的资深祭司——在得到撤销诅咒的命令时回应说：“如果他没有对城邦犯错，我也没法对他造成任何不幸。”

[55]

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至少有些雅典人并没有被晚近发生的事情带着走，过去的敌意记忆仍然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只要阿尔喀比亚德能够保持胜利，他的自身安全就能暂时得到保证；但也仅此而已。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有一些人发现，阿尔喀比亚德回到雅典的那天，恰逢普林特瑞亚节（the Plynteria）庆典（在亚狄珈历的塔格力翁月［the Attic month Thargelion］第25天，大约是6月16日），他们认为此乃凶兆。

[56]

每逢这一日，古老的城邦雅典娜木质雕像身上的长袍要被除下濯洗，而雕像则必须被藏起来，不让众人看见。这一日被认为是一年当中最为不祥的一天，诸事不宜。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这看起来好像是城邦雅典娜不愿亲切迎接阿尔喀比亚德归城，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拒绝接受阿尔喀比亚德。色诺芬说，在一些雅典人看来，回城之日恰逢这一天，对于阿尔喀比亚德和城邦来说都是不祥之兆。

[57]

但是，这不过是个疏忽，绝大部分雅典人那天也没注意到这一点。然而，阿尔喀比亚德的敌人却对此留了心，留待以后再算账。阿尔喀比亚德自己已经因为雅典民众的宗教恐惧和宗教信仰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一个被所有人怀疑为不敬神的人来说，如果让别人看来他此时忤逆了神意——无论是不是无心之过——，那此时就一定是最不凑巧的时机。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公众人物因为运数多舛而失宠于神祇，并不比因为其他原因而失宠于神祇要来得好一些。这是由于，无论是因为运数多舛，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此人的时运都是糟糕的，而他的糟糕时运说不定会玷污城邦的机运。阿尔喀比亚德煞费苦心安全抵达，却忘记了这天是圣日，实在讽刺。他的宿敌尼基阿斯（Nicias）就从来不会犯下这种错误。

阿尔喀比亚德大约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290，291-）回城之后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与埃琉西斯密仪（the Eleusinian mysteries）有关的节庆大约是雅典人宗教日程中最为庄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

[58]

每年亚狄珈历的博得罗密翁月（Boedromion）中旬（9月初），神职人员列队，穿行于城邦与亚狄珈西北边疆的埃琉西斯之间，绵延约14英里。该节庆的高潮在第5天，这一天，即将入教的新人（mystai
）从雅典卫城附近的埃琉西斯神庙（the Eleusinion）出发，护送德谟忒耳的圣物（the Sacred Objects of Demeter）。同时，队列中还有伊阿枯司（Iacchus）的形象，这是位青年男性神祇的形象，手持火把，身边是两位女神，德谟忒耳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新入教者头戴桃金娘花冠，祭司身着炫目长袍，在庞大的游行队列旁，有长笛乐队，有竖琴琴师，还有合唱队在唱着圣歌。这场景必定令人印象深刻，肃然起敬，但是自从斯巴达人在德西利亚设立要塞以来，这番情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相反，新入教者及其引路人不得不沿着海边游行，这恢弘壮丽又如此重要的仪式也被迫取消。

阿尔喀比亚德抓住机会，大胆出击，一举彻底解决了自己的宗教问题。他把自己的计划事先透露给佑墨庇代家族和刻吕科司家族的一些人——在这两个祭司家族中，曾经有一些人是拒绝接纳并宽恕阿尔喀比亚德的。阿尔喀比亚德准备依循旧例举行伊阿枯司队列游行。阿尔喀比亚德在能够侦测到敌情的地方安置哨兵，自己则同游行队列一起，在武装保镖的陪同下沿圣路游行。游行队列安全抵达埃琉西斯，然后原路返回。

[59]

不知道因为震惊、不想被指控为渎神、还是因为单纯觉得不值，阿吉斯并没有试图干涉雅典人的游行。

[60]

通往埃琉西斯的游行给其策划者带来了多重好处。从宗教观点来看，这次游行展现了他的虔敬，他之前所受到的攻击和人们对他挥之不去的怀疑大大减轻了。作为一次军事展示，这次游行似乎不仅可以证明民众新近通过选举赋予他的非凡权柄是正当的，同时也可以鼓舞雅典军队的士气与信心。

[61]

从政治上来说，这次游行（-291，292-）为阿尔喀比亚德提供了不可战胜的光环，使他赢得了许多雅典人的支持。这次游行实在漂亮，构想及执行水平堪与其已故宿敌尼基阿斯相媲美，似是有意模仿。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番表演拔高了人们的期待。然而，期待愈高，失望亦然。

[1]
参见本书，第244—245页（原书页码）。

[2]
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页）恰如其分地强调了在后库济科斯的战斗中重装步兵对于雅典作战的重要意义，但是他没有提及同样必要的骑兵。411/410年冬季在阿卑多斯，当缺少骑兵的伯罗奔尼撒军队溃逃时，是法那巴佐斯的骑兵从雅典人的手中救下了伯罗奔尼撒人（参见色诺芬《希腊志》：Xen.Hell
.1.1.6—7）。409/408年冬季在兰璞萨库（Lampsacus），法那巴佐斯带领一支大规模骑兵部队，但是色拉叙卢斯带来的雅典骑兵击退了他们（Xen.Hell
.2.16）。

[3]
Xen.Hell
.1.1.24—6. 408年初，他们还在拜占庭建造了一些新的舰只（Xen.Hell
.1.3.17）。

[4]
Xen.Hell
.1.1.32；1.3.17.

[5]
Xen.Hell
.1.1.35—36.

[6]
狄奥多罗斯（Diod.13.64.4）的记载表明，他们合作顺利。

[7]
例如，麦柯伊（W.J.McCoy）（《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98卷，1977年，第284页）提出，“无疑（特别是考虑到407年和406年的事态发展），阿尔喀比亚德仍然对色拉叙卢斯怀有疑惧与轻蔑——同时，这种情绪也许是相互的。”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去认为在408年，两位将军之间存在这样的摩擦，无论后来事情如何变化。现有的证据只能表明两人合作得不错。

[8]
参见色诺芬《希腊志》及普鲁塔克《阿尔喀比亚德传》：Xen.Hell
.1.2.15；Plut. Alc
. 29.1—2.

[9]
没有一个单独的信源能够完整表述这次战役的全貌。我在此处的叙述使用了色诺芬（Xen.Hell
.1.2.15—17），普鲁塔克（Plut.Alc
.29.2—3），以及狄奥多罗斯（Diod.13.64.4）的记载。狄奥多罗斯经常把色拉叙布卢斯和色拉叙卢斯弄混。这三位古代作家看起来都得到了是次战役的准确信息，但是他们当中无人得到战役的全部事实，哪怕只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实。最后一句引述来自普鲁塔克：Plut.Alc
.29.2。

[10]
Thuc.8.80.2—3.

[11]
Xen.Hell
.1.3.5；Plut. Alc
. 29.6.

[12]
Xen.Hell
.1.3.1—2；Diod.13.66.1；Plut.Alc
.29.3. 关于雅典舰船数目的计算过程，参见哈茨菲尔德（Hatzfeld），《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81页，注释4。

[13]
Xen.Hell
.1.3.2—4；Plut.Alc
.29.3. 狄奥多罗斯认为塞剌墨涅斯是在主力部队抵达之前就实施了对迦克墩领土的破坏，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56页，注释2）质疑狄奥多罗斯的这一记载。但是，布劳多（E.F.Bloedow）（《重审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
］，威斯巴登，1973年，第60页，注释350）认为，此处没有理由怀疑狄奥多罗斯。

[14]
此处的叙事主要依据色诺芬的记载（Xen.Hell
.1.3.4—8）。狄奥多罗斯（Diod.13.66.1—3）及普鲁塔克（Plut.Alc
.30.1）对此事的疏阔描写并无额外价值。

[15]
例如，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82页；以及阿密特（Amit），《古典时代》（L'Antiquité Classique，LAC
），第42卷，1970年，1973年，第440页。

[16]
色诺芬（Xen.Hell
.1.3.8—12）、狄奥多罗斯（Diod.13.66.3）及普鲁塔克（Plut.Alc
.31.1—2）都记叙了此事，但多少略有不同。色诺芬的记叙最为完整，最令人满意，我采信了色诺芬的记载，但还另外加上了一个细节。色诺芬说雅典人发誓“不向迦克墩人开战”。然而，普鲁塔克没有提到迦克墩人，他记载道雅典人承诺“不损坏法那巴佐斯的领地”。在没有任何抄本证据的情况下，一些学者们提出抄工犯错是导致色诺芬文本如今天我们所见的原因，并提出用法那巴佐斯替换迦克墩人，这样与普鲁塔克的记叙就一致了（参见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32页注释3；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85页，注释2；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6页）。我不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相反，我认为，雅典人许诺既不攻打法那巴佐斯，也不攻打迦克墩人之后——并且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立即就离开此地，前去围攻拜占庭了。色诺芬和普鲁塔克不过是分别记下了条约的不同条款而已。

[17]
狄奥多罗斯说
订立了条约（Diod.13.66.3）。狄奥多罗斯一向倾向于夸大塞剌墨涅斯的功劳，这番措辞的意思同样可以是指塞剌墨涅斯自己独自处理了这番事务。然而，这番措辞还可能是指“塞剌墨涅斯及其他雅典将军”。我吸收的是后一种解读，但是就算狄奥多罗斯实际上是前一种意思，我们也必须认为色拉叙卢斯也参与其中了。

[18]
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62页，注释364）提出了一个精彩的论点，他说“阿尔喀比亚德外出募集资金，这表明他没有预料到雅典将军们将会同法那巴佐斯达成协议，因为法那巴佐斯向雅典人支付了20个塔伦特……有了这笔钱，他原本不用额外出去一趟，募集资金”。

[19]
例如，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迦克墩就是在这时候落入了雅典手中。然而，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45—446页）列出关于该问题的一系列学术观点，表明迦克墩在法那巴佐斯的保护下维持了自由。我自己对于此处所讨论的事件的看法要归功于他这篇重要的文章。

[20]
参见本书，第250—251页（原书页码）。

[21]
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3页。

[22]
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4—456页。对于雅典与波斯之间的可能协定，阿密特并未给出所有细节。雅典人会否彻底放弃爱奥尼亚的城邦、也不向这些城邦收取贡赋？雅典人会否保持他们对海勒斯滂海峡城邦的控制？雅典人是否指望真能从那些他们并不实际控制的城邦那里无限期搜刮贡赋？

[23]
Xen.Hell
.1.4.2.

[24]
Xen.Hell
.1.1.21.

[25]
我在此处采信最完整的叙述，亦即普鲁塔克的记载（Plut.Alc
.30.2—5），其细节似乎值得信赖。同时参见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Xen.Hell
.1.3.10；Diod.13.66.3—4.

[26]
Xen.Hell
.1.3.14；Diod.13.66.4；Plut.Alc
.31.2. 普鲁塔克只提到阿尔喀比亚德在拜占庭。色诺芬提到“雅典人们”。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是塞剌墨涅斯先行抵达拜占庭，随后阿尔喀比亚德与他在拜占庭会师。没有人提及色拉叙卢斯，但是色诺芬（Xen.Hell
.1.4.10）明确提到，直到这次征战结束的时候，色拉叙卢斯都是在拜占庭的。

[27]
参见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63页。

[28]
Thuc. 8.80.3；Diod. 13.40.6.

[29]
Xen.Hell
.1.3.15—16；Diod.13.66.5.

[30]
Xen.Hell
.1.3.17.

[31]
Xen.Hell
.1.3.18—19；Diod.13.66.6.

[32]
此处这段叙述部分采信了色诺芬（Xen.Hell
.1.3.14—22），狄奥多罗斯（Diod.13.66.4—67），以及普鲁塔克（Plut.Alc
. 31.2—6），但与狄奥多罗斯详尽而有说服力的叙述是最为接近的。普鲁塔克讲述的故事差不多，只在细节上有出入。色诺芬遗漏了雅典佯装撤退这一计谋，但是对伯罗奔尼撒军队一方的战斗情况比其他古代信源都要记载得更加详细。

[33]
Xen.Hell
.1.3.13. 色诺芬同时还提到，被定罪流放的斯巴达海军统帅帕西庇达、流亡的叙拉古人赫墨克拉底（Hermocrates）及其兄弟都一同前往。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4页）认为这些流亡者成立了服务于他们自身私人目的的使团，捍卫他们自己因先前的贡献而得到的特权，但色诺芬文本提到这些流亡者的时候却说他们是“拉栖代梦人的使节”：
。如果我们把
删去，那么问题就好办多了。不然的话，这些人出现在这个使团中，还真是令人迷惑不解。

[34]
Xen.Hell
.1.4.10.

[35]
这是哈茨菲尔德的看法：《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89页。

[36]
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5页。

[37]
Xen.Hell
.1.4.1—3.

[38]
色诺芬（Xen.Hell
.1.4.5—7）告诉我们说，小居鲁士要求法那巴佐斯把雅典的使节们交给他，或者至少得把他们拘留起来，这样雅典人就无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色诺芬还说，法那巴佐斯将雅典的使节扣留了3年。阿密特（《古典时代》，第42卷，1973年，第452页，注释16）认为，如此长时间的扣押是不可能的，他是对的。阿密特认为，应当对此处的色诺芬文本作一番校订，将“3年”替换为“3个月”。就算我们接受阿密特的校订，雅典人得知小居鲁士抵达并意识到这一事件之重要性的时间，最早也不会早于407年仲夏。

[39]
Thuc.6.89.6.

[40]
Xen.Hell
.1.4.9；Diod.13.72.1. 关于涅阿波利斯人，参见GHI
89，《希腊历史铭文选辑》（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GHI
），第271—275页。

[41]
Diod.13.68.2.

[42]
Xen.Hell
.1.4.10. 色诺芬只提到了色拉叙卢斯的名字，但因为他没提到塞剌墨涅斯接受了其他任务，同时塞剌墨涅斯的将军任期已近结束，所以我们应当假定塞剌墨涅斯也回雅典了。

[43]
Xen.Hell
.1.4.8，11. 关于日期，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2页，注释5。

[44]
Xen.Hell
.1.4.11：
.

[45]
Arist.Ath. Pol
.44.4. 译注：日知、力野译本，第49页。

[46]
关于这些选举的日期，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2页，注释5。我们无从知道为何这些选举被推迟了，但是推迟选举并非此年独有之事。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94页，关于420年推迟选举。

[47]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3—294页。梅里特（Meritt）（《雅典财政文献》［Athenian Financial Documents
］，第113页）断定，赞颂马其顿的阿奇劳斯（Archelaus of Macedon）一阕铭文中提到的那位将军就是小伯利克里（Pericles the younger），那位伟大的伯利克里的儿子。这则铭文的日期被推断为407/406年（GHI
91，《希腊历史铭文选辑》，第277页，11.5—6）。密格斯（Meiggs）与刘易斯接受了梅里特的解释，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第69页）以这种解释为基础，认为小伯利克里是那年任职的将军之一。载有铭文的那石块上，就其现在的状况而言，只有名字的首字母P，在我看来，这不足以推断出任何名字来。更加审慎的做法，是不要将小伯利克里列为将军。

[48]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4—295页。

[49]
这是色诺芬的记载（Xen.Hell
.1.4.11—12）。狄奥多罗斯（Diod.13.68.2—3）与奈波斯（Nepos，Alc
.6.3）都曾提到，所有将军同时抵达，他们带着一支巨型舰队，后面跟着俘获的舰船、士兵、还有战利。普鲁塔克（Plut.Alc
.32.1—3）同样描述了阿尔喀比亚德带着数百俘获敌舰、战俘、战利品抵达比雷埃夫斯港的情形，但是普鲁塔克拒斥了萨摩司的杜力司（Duris of Samos）的夸大之辞——这位古代作家宣称自己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后代。杜力司描述说阿尔喀比亚德进入比雷埃夫斯港的情形十分辉煌，这令人难以置信。普鲁塔克指出，色诺芬、迢彭浦斯（Theopompus）与埃弗鲁斯（Ephorus）都没有提到这样的细节，他得出结论说，这不大可能是阿尔喀比亚德向雅典人炫耀其排场的时机。色诺芬很有可能（-288，289-）亲眼见证了阿尔喀比亚德抵达比雷埃夫斯港的情形，所以我们应当采信他的叙述。

[50]
Xen.Hell
.1.4.18—19.

[51]
Diod.13.69.1；Plut.Alc
.32.4.

[52]
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95、203页；以及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6页。

[53]
Thuc.8.81.2.

[54]
Xen.Hell
.1.4.20；Diod.13.69.1—3；Plut.Alc
.33.2—3.

[55]
Plut.Alc
.33.3.

[56]
关于日期，参见Plut.Alc
.34.1；以及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62页。

[57]
Xen.Hell
.1.4.12；Plut.Alc
.34.2.

[58]
关于这个节庆，参见帕克（H.W.Parke），《雅典人的节庆》（Festivals of the Athenians
），纽约州绮色佳市及伦敦，1977年，第55—72页。

[59]
Xen.Hell
.1.4.20；Plut.Alc
.34.

[60]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99页。

[61]
Plut.Alc
.34.6.

第十二章 小居鲁士、莱山德与阿尔喀比亚德失势

埃琉西斯（Eleusis）的游行发生在9月，但阿尔喀比亚德自从6月开始就赋闲在雅典，没有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这样的延迟并不难理解；阿尔喀比亚德的舰船需要照料和修葺，此外，阿尔喀比亚德的船员在历经海上沉浮数年之后，也需要休整。阿尔喀比亚德自己在重新出发之前也需要一定时间来重建自己的政治声望。可是，完成雅典人寄予其的热切希望的那个时间，已然来临。自埃琉西斯凯旋归来不久，雅典公民大会就投票决定，将由1500名重装步兵、150名骑兵和100艘三列桨战舰组成的一支大军交给阿尔喀比亚德指挥，而他的副将包括经验丰富的重装步兵将领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和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以及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刻农（Conon）。这3名副将都是按照阿尔喀比亚德本人意愿指派给他的。

[1]

10月，也就是阿尔喀比亚德回到雅典4个月之后，他领着这支强大的军队驶离比雷埃夫斯港（the Piraeus）。

[2]

这次远征的目的地是爱奥尼亚，目标再明显不过。雅典人确实已经将斯巴达人驱逐出双海峡地区，但是安纳托利亚海岸的一些重要地区和爱琴海的一些重要岛屿仍然在斯巴达人的控制之下。一些重镇，例如（-293，294-）米利都和以弗所，还有开俄斯这样的关键岛屿，以及雅典与爱奥尼亚地区之间可以作为中途跳板的一些地区——包括安德罗斯、铁诺斯（Tenos）——都仍然在敌军手中。雅典人希望能够将斯巴达人从这些地区赶走，在整个海上将他们驱逐干净，来恢复他们自己的帝国，同时说服波斯人放弃战争。

然而，雅典人迟迟没有开展行动，却给了敌军宝贵的喘息之机。410年春天，斯巴达人在库济科斯（Cyzicus）惨败之后，他们立即开始重建舰队；到了407年夏天，斯巴达人已经汇集起70艘舰船组成的一支海军来。

[3]

雅典人在小亚细亚地区的两个敌人都更换了领袖，此事对雅典来说更为不祥。408/407年同法那巴佐斯一起去找波斯大王的那些雅典使节，大约在戈尔底昂（Gordium）和波斯帝国首都苏撒之间的某地已经见到了小亚细亚西部行省节度使：大流士与王后帕里萨蒂（Parysatis）的幼子小居鲁士。

[4]

因为政策明显失败和斯巴达人的不满与埋怨，或许还因为阿尔喀比亚德叛离他们、重新投靠了雅典，前任节度使替萨斐尼失去了信誉。接下来的事件将表明，替萨斐尼计划不让希腊双雄中的任何一个赢得这场战争，这个计划并不坏，但是在408/407年，这一妙计似乎已经将雅典带到胜利的边缘，而这将威胁到波斯人收复安纳托利亚海岸的事业。所以，替萨斐尼被撤换，并不令人意外。然而，除了小居鲁士之外，有许多人看起来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职位，而小居鲁士呢，他从未有过指挥经验，无论是在小亚细亚，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只不过是大王的幼子，年纪甚至还不满17岁。

[5]

大流士的长子阿萨基司（Arsaces）也许晚至411年还在小亚细亚担任替萨斐尼的副手；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年届30；

[6]

同年，大流士的连襟希耶剌墨涅（Hieramenes）与斯巴达宣誓结盟，签订了斯巴达与波斯的第三条约。

[7]

然而，被波斯大王任命为“聚居在卡司图鲁斯（Castolus）的人”的巡抚（karanos
）而派遣到撒尔狄司（Sardis）的，却是这个初出茅庐、毫无经验的年轻人。（-294，295-）

[8]

通过这次任命，小居鲁士除了爱奥尼亚指挥权之外，还执掌了吕底亚、大斐里吉亚（Greater Phrygia）及卡帕多契亚（Cappadocia）——对于任何一位官员来说，这都是巨大的权柄与责任；对于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就更加是了。

[9]

为何大流士将如此重任交给这样一个年轻人？

答案也许藏在苏撒的宫廷政治之中。帕里萨蒂敌视她的长子阿萨基司，偏疼次子小居鲁士。

[10]

帕里萨蒂力求保证她宠爱的次子将能继位，她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有机会达成愿望的。尽管小居鲁士并非长子，但是小居鲁士是大流士继位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以这种身份声索王位，是有先例的。此外，波斯大王的配偶历来具有重大影响。薛西斯一世就是大流士一世即位后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希罗多德（Herodotus）告诉我们，薛西斯一世得到了王位而他的哥哥们没能得到，乃是由于他的母亲阿托撒（Atossa）“握有绝对的权力”。

[11]

小居鲁士的父亲是17个私生子之一，合法王储被弑后登基，并一直受到他的妻子和同父异母姐姐帕里萨蒂的提点和大力协助。

[12]

帕里萨蒂憎恶她的儿媳妇司塔黛拉（Stateira），司塔黛拉是阿萨基司的妻子，也是个意志坚强、关系网强大的女人。此种敌意加强了帕里萨蒂要确保自己最喜爱的儿子小居鲁士继位、不让阿萨基司和他那讨厌的妻子司塔黛拉染指的决心。407年，大流士派遣他的小儿子前往撒尔狄司出任巡抚，小居鲁士就替代了有权势的替萨斐尼，替萨斐尼被贬黜去执掌卡里亚行省（Caria）。

[13]

这样一来，这位年轻的王子就得到了掌大权、获大影响以便为继位赢取支持的机会。

后来，小居鲁士在大流士死后试图从他的兄弟手中夺取王位，（-295，296-） 我们因此得以了解到他对王位有所觊觎。

[14]

但是，早在此之前，他的野心已经有所显露。406年，小居鲁士处死了他的两位王族表兄弟，这两人是波斯大王的姨甥，理由是这两个人在他面前不肯将手藏进长长的袖子里——这是波斯大王在场才需要遵守的礼数。

[15]

这等行为固然可怕，两位受害者的父母——大流士的姐妹及其丈夫、大流士的连襟希耶剌墨涅——要求追究小居鲁士的责任。他们把这次谋杀叫作“肆心行为”（hybris
）。

[16]

但这种行为远不止如此。在这片土地上，绝对君权高度仰赖于繁缛礼制，对于年纪不过十几岁的小王子来说，要求这种唯有波斯大王可以享受的礼数就是一种谋逆。然而，小居鲁士没有被追究问责，这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大流士已经沉疴在身、将不久于人世，也可能是因为他母亲的权柄庇护了他。

[17]

虽然在礼节问题上并未遇到麻烦，但这位年轻人面临的其他问题依然严峻：第一，他必须对面仍旧强大的国内敌人，执行父亲的命令去协助斯巴达人并赢得对雅典的战争，同时为最终得到王位寻求有效支持。他的敌人包括：替萨斐尼，他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仍然不容小觑；

[18]

他的嫂子司塔黛拉深怀恨意，最终被帕里萨蒂毒死；

[19]

他杀死的那两名表兄弟的父母；他的长兄阿萨基司。第二，打败雅典人不会是件容易的事。雅典人在双海峡地区的胜利让他们掌控了制海权，使他们变得强大又自信。斯巴达人则一直表现出他们无法在海战中战胜雅典人的事实，同时，如果斯巴达人不能设法在海战中战胜雅典人，多少波斯金援也无法推翻雅典帝国。小居鲁士必须找到一名能够打胜仗的斯巴达海军将领（-296，297-）。最后，小居鲁士想要取得波斯王位还必须竭尽全力，这是因为阿萨基司年富力强，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捍卫自己的继位要求。自从马拉松（Marathon）战役以来，希腊人与波斯帝国陆军之间的反复冲突已经证明了希腊重装步兵方阵（hoplite phalanx
）的优越性。与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进行合作——总的来说，这就是希腊重装步兵当中最为精锐的了——提供了机会，令小居鲁士有望获得他所需要的陆军部队。

他母亲的权柄与影响力能够保护他以对抗波斯国内这些敌人；但是，至于小居鲁士的其他需求，他就必须寻找不同寻常的斯巴达人——能够在海上赢得战役的人，有能力、有意愿为了小居鲁士的目的去动用伯罗奔尼撒士兵的人。要找到一名成功的斯巴达海军将领就够难的了，要找到具备所有这些品质的斯巴达人就更难了。斯巴达的利益和波斯的利益毕竟大相径庭。尽管斯巴达人自己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的想法可能未必一致——有些人想要使他们重获自由，另一些人想要取代雅典成为他们的统治者——，但是要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按照那几项斯巴达-波斯条约的要求交给波斯，却不符合任何斯巴达人的利益。然而，去支持一名幼子篡位成为波斯大王，更加不符合斯巴达的城邦利益。小居鲁士几乎不可能说服斯巴达的两位国王、监察官、贵族议事会（gerousia
）和公民大会，让这些人按照他的利益来行使手中的权力，即便他们可以藉此赢得战争，这些人大概也不会听其差遣。要赢，小居鲁士必须找到有理由同他展开合作的某个派别或某个人，而这个派别或这个人应当有能力将斯巴达带到他这一边来。好在幸运从天而降，407年夏天，小居鲁士前往撒尔狄司的时候，一个这样的人正在等着小居鲁士。

[20]

几个月以前，407年春天的时候，新任斯巴达海军主将（navarch
）莱山德（Lysander）接替前任科剌忒司庇达（Cratesippidas），进入爱琴海执掌海军。

[21]

同叙拉古的斯巴达英雄句列普斯（Gylippus）一样，（-297，298-）莱山德也是一名次仲（mothax
），他可能是斯巴达完全公民父亲和黑劳士母亲所生的儿子，也可能来自因为贫困而失去其斯巴达完全公民地位一个中落斯巴达家庭。

[22]

无论莱山德是上述哪一种情况，他都应该是被某个富裕的斯巴达完全公民当作自己儿子的伴读来养大，接受斯巴达式教育，同时还因为某次不循常例的土地分配而得到获取斯巴达完全公民资格的条件。

[23]

他的父亲亚里斯托克里图（Aristocritus）尽管贫穷，却吹嘘自己血统高贵：他说自己是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后代，同时自己还维持着昔兰尼（Cyrenaic）国王礼庇司（Libys）的门客（Xenos
）这一荣耀的地位；也是因为如此，亚里斯托克里图用这位国王的名字给莱山德的兄弟起了名。

[24]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将重要的指挥任务交给句列普斯、莱山德、莱山德的继任者卡利科拉提达（Callicratidas）这样的次仲，说明获得这种显赫地位的并非只有莱山德一个人。

[25]

然而，要说一个原本地位边缘的人如何能够在斯巴达这样一个阶层严明的社会中得到拔擢而显赫，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已经很不寻常。

漫长的战争十分考验斯巴达统治阶级的才能，许多统治阶级成员的能力捉襟见肘，特别是在（-298，299-）海上。阿奇达慕斯战争期间我们所知的3名海军主将，其表现大体在“差强人意”和“惨烈灾祸”之间。西西里作战之后，迈蓝科利达（Melanchridas）、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闵答卢斯（Mindarus）、帕西庇达（Pasippidas）、还有刻剌忒司披耷（Cratesippidas）都在莱山德之前担任过海军主将。第一个，迈蓝科利达，他没有机会履职；第二个，阿斯提欧库斯，他所发挥的作用糟糕到让人怀疑，他是否涉嫌腐败和叛国；第三个，闵答卢斯，他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表现出了一点儿才能的人，但是却屡战屡败，直至库济科斯惨败、自己也阵亡于是役；人们都认为第四个——帕西庇达——同替萨斐尼私通，出卖斯巴达利益，于是就放逐了他；最后一个，刻剌忒司披耷，他什么成就也没取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有可能会相信，绝望中的斯巴达人终将会愿意去拔擢那些才干业经证实、身份地位可疑的人。句列普斯在西西里的辉煌胜利表明斯巴达人已经开始启用这类人。在407/406年和406/405年连续两年时间里，任命两名次仲莱山德和卡利科拉提达为海军主将，表明当前所发生的事件教斯巴达人不得不重复这类人事实验。遗憾的是，对于莱山德在担任海军主将之前的军事生涯，我们一无所知；但他肯定是以某种方式，脱颖而出。

即便如此，在任何社会或政治体系内，若不依靠某种影响力或某个庇护者的支持，几乎没有人可以脱颖而出；莱山德似乎也不例外。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莱山德是年轻的阿格西劳斯（Agesilaus）——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同父异母的弟弟——的有情人（erastes
）。

[26]

作为斯巴达教育的一部分，年满12岁的斯巴达完全公民会找一名比自己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大约20到30岁之间——作自己的有情人。

[27]

尽管普鲁塔克和色诺芬都强调这种关系中具有伦理与精神成分，但是我们无需怀疑的是，这种关系也含有肉体关系的成分。除此之外，这种关系还有政治意义。成年有情人与少年情伴之间的这种关系必定十分亲密，随着年岁渐长，这种关系将会紧密联结这两个人，甚至使得两个家族关系密切。在竞争激烈的斯巴达社会，成功获得国王的一位同父异母弟弟来作为自己的至宠（paidika
），这一事实得到确认定会提升这位有情人的地位与他对王室的影响力。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阿格西劳斯之外，斯巴达海洋中再无如此大鱼，毫无疑问，正因为（-299，300-）他是如此出类拔萃的一个可爱之人，所以莱山德才会向他大献殷勤。”

[28]

莱山德与阿格西劳斯的亲密关系差不多维持到了他去世的时候。莱山德帮助阿格劳西斯成功继位发挥了重大作用，还说服阿格劳西斯在396年发动了对波斯的大规模作战。

[29]

至于莱山德与国王阿吉斯的关系，资料就少得多且没那么清楚；但是现有资料清楚表明，阿格西劳斯的有情人莱山德对他同为王室的兄弟多有政治支持。很明显，总的来说，莱山德与阿吉斯都想要推翻雅典帝国，这点和大部分斯巴达人的想法一样；莱山德与阿吉斯还寻求建立斯巴达霸权取而代之，这就和许多斯巴达人的看法不一样了。

[30]

莱山德与阿吉斯共同塑造了战争末期的战略，对战败的雅典提出了同一个处置方案；

[31]

有种观点很常见：当莱山德脱颖而出之后，莱山德与阿吉斯就成为了政治上的同党，我们有充分理由去认可这个观点。

[32]

无疑，莱山德与阿吉斯的合作始于更早之前，莱山德深受其裨益。

如果普鲁塔克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莱山德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有意培养了与这些有影响的斯巴达人——可能还有其他人——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似乎天生就特别注意那些有权势之人——比众斯巴达完全公民通常对有权势之人施加的注意力还要更多些，他似乎天生就能愉快地为了利益目的去忍耐无节制的权威与权力”。就算在斯巴达人之中，莱山德也因其竞争心性与勃勃野心而格外引人注目。

[33]

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当他达到成就巅峰时，他无穷的野心就完全暴露了出来。萨摩司人把他们自己献给女神赫拉的重大节庆改名为“莱山德节”（Lysandreia
），向他致敬并树起了祭坛，向他吟唱凯歌，还像供奉申明一样向他奉献牺牲——莱山德认可了这些行为。

[34]

为了纪念他的羊河口（Aegospotami）大捷而树立的纪念碑被放进了德尔斐（Delphi）的神庙。保塞尼亚斯（Pausanias）描绘了其中最惊人之物：这位“海军主将的纪念碑”。建造纪念碑所需要的钱，来自（-300，301-）从雅典人那里夺取的战利；这纪念碑自身由“群雕所组成，包括双子座兄弟（the Dioscuri）、宙斯、阿波罗、阿尔忒弥斯，还有波塞冬和亚里斯托克里图的儿子莱山德。正在为莱山德加冕的是波塞冬，战胜时为其占卜的阿贾司（Agias），还有为其旗舰掌舵的贺耳蒙（Hermon）。”

[35]

然而，莱山德的野心远非荣誉之光彩可以满足；他还想要权力。根据一系列可信度和说服力都很高的古代文献脉络我们知道，莱山德试图更改斯巴达政治体制，好让自己成为国王。

[36]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正是如此勃勃的野心主导了他在斯巴达渡过的年少微时，也主导了他拔擢显耀后的生涯，同时肯定也是他407年取得海军指挥权后各种行为的原因。诚然，他的城邦需要胜利，他自己的政治前景也需要胜利，他个人的野心则迫使他表现出一些独有的品质和风格：为获取政治支持打下牢固基础，严防其他斯巴达人为获取胜利作出贡献，同时要使自己看起来绝对必需、不可取代。如果其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他绝不会牺牲前者。莱山德正是小居鲁士所需要的那种人。

407年春季，莱山德在履职之初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尽己所能，建立一支尽可能庞大的舰队，应战雅典。可以假定，他用上了阿尔喀比亚德5月在句提昂看见的备战中的那30艘舰船。

[37]

莱山德前往目的地途中曾经停留在罗德岛，他在那里募集了一些舰船；在科斯岛，他可能又募得了一些舰船。

[38]

然后，莱山德去了米利都，米利都直到那时候为止都还是斯巴达在爱琴海的主要海军基地。但莱山德没在米利都停留多久，反而去了以弗所。然后，莱山德在以弗所派人去了开俄斯，找来了其前任海军主将曾指挥的那支舰队，可能有25艘舰船。莱山德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完成舰队募集工作后，舰队规模达到了70艘三列桨战舰。

[39]

然而，莱山德的海军基地不再是米利都，而是以弗所；这一变动很有意义。单单从地理方面来看，米利都已经暴露了其作为斯巴达舰队爱琴海指挥部的缺点（-301，302-）。因为米利都位于萨摩司的雅典海军指挥部南边太远的地方，斯巴达舰队在米利都的指挥部与开俄斯岛之间、或在米利都指挥部与双海峡地区之间移师，雅典人只要足够机警，总有办法拦截。以弗所位于萨摩司北边，从战略需要来说更适合斯巴达。同样，从外交方面来看，以弗所也有重大优点：以弗所比米利都离波斯行省首府撒尔狄司更近，多年来深受波斯影响，是波斯高级官员最喜爱的度假地之一，如此，盟友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更加简单方便。

[40]

此外，从政治方面来看，以弗所同样具有优势。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说，莱山德发现以弗所这座城邦“既对他本人十分友好，又对斯巴达事业十分狂热”。

[41]

以弗所那时施行的似乎是贵族政体，在雅典治下时成功抵抗了雅典人强加的民主政权。这能够解释为何以弗所对斯巴达如此友好：斯巴达是寡头政权与贵族政权的防波堤和大本营。

[42]

成为头一个在以弗所建立起斯巴达海军指挥部的人，对于莱山德来说，政治上大有裨益：建立这个海军基地令人感激，他还可以在以弗所公民中挑选与自己共事的人，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43]

莱山德到达以弗所的时候，这座城邦的经济状况并不怎么好，但是莱山德的举措很快改变了这一点。莱山德将这里变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主要的海军军港，变成了“能与比雷埃夫斯港一较高下、提供装备和服务的港口”，与能够提供城邦所需补给、以及驻扎在这里的大批士兵和水手所需补给的大后方之间有安全的通路连结。

[44]

以弗所呢，则把一种斯巴达必需交到了莱山德手中——之前的诸位海军主将似乎并未理解的一种斯巴达必需：安全且物资充足的一个地方，海军主将能够募集并维持大批舰船和大批士兵、直到时机适宜再决定开战的一个地方。雅典人在407年迟迟不开始作战，还满足了莱山德的另一种亟需：训练（-302，303-）一支讲纪律、有效率的海军所需要的时间。407年，雅典海军不仅比斯巴达海军规模更加庞大，其技艺与士气也远胜对手。至于为何这位新任海军主将没有寻求与敌军开战，也没有在他春天到达以弗所与接下来这个冬天之间的时间里攻打雅典的盟友们，我们委实无需感到意外。莱山德需要时间，去建立自己的舰队和海军基地，去训练去鼓舞自己的士兵们。只要莱山德能够获取足量的可靠财政援助，他等得起。

解决财政问题的机遇在407年夏天就来临了：小居鲁士来到了撒尔狄司。莱山德去会见了这位波斯王子。会见的时候，王子身边陪着几位和他一起从苏撒途径戈尔底昂而来的斯巴达使节。

[45]

他们的会面可说是那种典型的历史性时刻：在这紧要关头，是置身其中的个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塑造了那些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的进程。的确，408年斯巴达决定遣使前往苏撒，已经显示了她决意要继续全力对抗雅典；接下来的任何一位海军主将也势必会继续这番事业。然而，莱山德继任者的所作所为却反映出，有一些斯巴达将领——甚至可能是绝大部分斯巴达将领——是不愿或者不能与波斯人开展有效合作、从波斯人那里得到斯巴达人从未获得过的持续、足量支持的。某些斯巴达将领会把城邦的利益和声誉作为自己的主要考虑，因此反对并阻挠斯巴达与波斯缔约，因为这会将希腊人的城邦交给波斯统治。力卡斯就是这样。

[46]

这些斯巴达将领直白、粗暴、优越、傲慢的风格和行为很可能烦扰到波斯人——希腊同胞们就常常被这种斯巴达风度激怒。然而，莱山德不用冒上述这些风险。他不仅追求斯巴达利益，也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因为要追求自己利益的缘故，他必须赢得掌控了钱袋子的波斯人的青睐，从而使自己成为斯巴达城邦事业中不可取代的人物。因为想要建立一个斯巴达帝国来取代雅典帝国，莱山德很可能确实不愿意将希腊人交给波斯人统治，但要掩饰这个想法对他来说也决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据说，莱山德习惯于“哄孩子用掷距骨（-303，304-），骗大人用誓言”。

[47]

斯巴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都太过刻板，太过骄傲，以至于很难同外邦人进行寻常的友善交流，也无法去殷勤逢迎一位波斯王子——而波斯王子见惯了如此曲意逢迎。但407年的时候，莱山德已经年近50。

[48]

他能够取得现今的职位，是因为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逢迎斯巴达的一位王室成员，他以惯于向权威低头而出名。

[49]

要说除了莱山德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斯巴达人能与小居鲁士合作得这么好，也并不为过。

波斯人也立志挫败雅典人。斯巴达人在库济科斯的悲惨败绩没有带来雅典人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波斯人并没有被这场战役说服而至少改变立场，没有加入雅典一方，也没有停止援助斯巴达人；相反，波斯人因为这场战役的缘故对雅典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措施。关于小居鲁士和他的母亲在大流士决定继续对抗雅典这一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无从得知。然而，大流士钦点帕里萨蒂最钟爱的小居鲁士接受这项指挥权、执掌史无前例的权柄——尽管这个儿子年纪很轻，但是大流士也没有选择比这个儿子更加合适的其他人选——这意味着帕里萨蒂很可能对这决策确实发挥了影响。407年上任的节度使——不管是谁——都会努力去与斯巴达人合作；但是，如果是其他人做了节度使，很可能不会被授予如此之大的权柄和如此之多的金钱；如果是其他人做了节度使，也不大可能行动是如此自由，与斯巴达人密切合作、得到斯巴达人友谊的动机又是如此强烈。一位学者指出，我们不该“忽视这种可能性，即小居鲁士这项巨大的指挥权源于帕里萨蒂的建议，属于接下来她将为王位继承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之一……若非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她帮助小居鲁士获取斯巴达人的感戴与支持——而斯巴达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军人——又是为了什么呢”。

[50]

撒尔狄司会见一开始，莱山德与斯巴达使节们就开始抱怨替萨斐尼口是心非、还交好阿尔喀比亚德，抱怨他不信守承诺、不按时按量发放军饷，也不执行波斯大王（-304，305-）帮助斯巴达人、从海上赶走雅典人的命令。

[51]

这番话很有分寸，圆滑得一点儿也不出奇：它提出了斯巴达的愤怨，但同时将这愤怨归咎这位新节度使之前那名誉扫地的前任。这番话还讨好了一番小居鲁士——听到自己和母亲的敌人被批判谴责，他自然是高兴的。

[52]

斯巴达人恳求小居鲁士全心投入战争、恳求小居鲁士不要像替萨斐尼一样，小居鲁士回应说，这正是其父亲波斯大王的命令，他自己也愿意尽己所能。小居鲁士声称，他带了500塔伦特来，如果这么一笔钱还不够的话，他会垫上梯己，如果垫上梯己还不够的话，他会打碎自己坐着的这金银宝座。

[53]

无疑，这番回应叫人高兴，但委实浮夸——看看他们接下来的对话就知道。斯巴达人向小居鲁士道谢，要求他把给划桨手的日薪提高到每天一个亚狄珈德拉克马（attic drachma）——这是斯巴达与波斯条约中规定数额的两倍，也是雅典人当前给付水平的两倍。斯巴达人认为，这样的军饷能够让那些为雅典划桨的水手叛变投奔斯巴达，这样就能速战速决，为波斯节省金钱。小居鲁士承认这主意不错，但也被迫承认说，他刚刚的措辞僭越了他所得到的命令。他得到的许可就是按照之前条约的规定，每天付3鸥帛，也就是半个德拉克马，无论斯巴达人能弄来多少艘舰船，但薪饷单价不会进一步增加。

[54]

斯巴达人暂时没有再回应，讨论无法继续；但是莱山德呢，他曲意逢迎的本事发挥了作用。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莱山德用尽办法，特别是“用他柔顺臣服的谈话态度”，赢得了年轻王子的心。

[55]

到了访问结束、斯巴达人准备启程回以弗所的时候，因为被这个年纪3倍于自己的人、世界上最佳战士的统帅极尽承奉之意，小居鲁士已经心满意足。告别宴会上，小居鲁士问他如何才能够让莱山德最高兴，这位斯巴达人回答说：“只要您为每个士兵的日薪加上一个鸥帛。”小居鲁士同意了这个请求。小居鲁士还付清了之前的军饷欠款，提前给付了下个月的军饷。（-305，306-）这样一来，斯巴达军中“士气大涨”。

[56]

我们不应该忘记，小居鲁士不过是个年轻男孩子；无疑，他感动于这番友情的慷慨，倾慕于这位谦恭的斯巴达将军。同时，小居鲁士自身的利益也要求他必须赢得斯巴达人的信任与友情、帮助他们扭转当前海战中的不利形势。此外，只有王子——还得是最受王后宠爱的那位王子——才能够在还未与苏撒通气的情况下当场决定提高斯巴达人的薪饷。

莱山德回到以弗所，他带来的金钱足够提振现役人员士气、并可望吸引新兵；但是，他手中所有，不过一个月所需而已。无论小居鲁士的措辞和意愿有多真挚，莱山德依然受缚于这位王子；莱山德要想获得更多金钱，就必须得到小居鲁士的持续恩惠，并令自己在小居鲁士那里仍然举足重轻。

[57]

这可能是莱山德从撒尔狄司回来后就要采取措施去获取爱奥尼亚贵族支持的原因之一。莱山德召集了许多城邦中最有权势的人，在以弗所开会。他敦促他们建立政治党社（hetairiai
），并向他们保证说，如果他成功将雅典帝国推翻，他就会推翻这些城邦的民主政权，并将这些城邦的控制权交给这些政治党社。这次大会的即时效果令人满意：拜这次会议所赐，爱奥尼亚贵族派热情高涨，积极支持莱山德作战，令人印象深刻。

[58]

如果普鲁塔克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莱山德还利用这次贵族大会为自己的野心建立了政治基础：他讨好爱奥尼亚贵族，鼓舞他们，同他们合作，“在他们中间播种下革命的十人治政府（decarchies
）的种子——很快，他将要在这些城邦建立这样的十人治政府”。

[59]

尽管普鲁塔克写得未免有些（-306，307-）太过“事前诸葛亮”，但我们无需质疑的一点是，莱山德已经开始在野心勃勃的爱奥尼亚民主对头们当中培植追随自己的势力。然而，此时，斯巴达人已经在他们与波斯签订的条约中放弃了对亚细亚希腊城邦的控制诉求；此时，我们也并不清楚莱山德如何信守对波斯人的这番承诺——甚至莱山德是不是仍然决意要信守对波斯人的这番承诺。

[60]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追随莱山德的这些爱奥尼亚贵族党人相信了他，并且热心于莱山德的事业。对于莱山德来说，为了斯巴达事业，甚或是更加狂热地为了自己的事业，这些人值得信赖。

撒尔狄司会见的消息和结果不久传到了雅典人那里。雅典人听说小居鲁士带着一大笔钱和波斯大王全力支持斯巴达人的命令来撒尔狄司履任，还听说他同意提高斯巴达划桨手的军饷，雅典人感到气馁。他们决定派出使节去与小居鲁士商谈，并通过替萨斐尼与小居鲁士进行接洽。

[61]

有学者认为，这主意是受到阿尔喀比亚德启发——阿尔喀比亚德这个人，一定会在在诉诸战争之前先寻求外交斡旋。

[62]

因为此时的阿尔喀比亚德正值权力巅峰，雅典人似乎不太可能在不得到阿尔喀比亚德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任何外交斡旋行动。阿尔喀比亚德新近遭到前任节度使替萨斐尼的不礼貌待遇，但尽管如此，阿尔喀比亚德也必定全心诉诸权力政治（realpolitik
）：只要替萨斐尼尚可利用，无论替萨斐尼这位前任节度使对阿尔喀比亚德有何看法，阿尔喀比亚德仍然能够依靠替萨斐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无论想到这个办法的是谁，这个人对波斯政治可说是严重无知。尽管隐瞒事实也许有利于他们达成目标，但小居鲁士和替萨斐尼是死敌，同时王子小居鲁士改变政策路线也与撒尔狄司这位前任节度无关。尽管与小居鲁士关系恶劣，但是替萨斐尼仍然试图将雅典使节引见给小居鲁士，仍然敦促小居鲁士采取既有政策：不让任何一个希腊城邦取得胜利，从而使希腊世界内耗而殆尽。小居鲁士对替萨斐尼的建议视而不见；能够这样傲慢一把，小居鲁士大概还会十分高兴，这正好展示自己是多么独立，同时好暴露自己的前任是多么无能；他拒绝会见雅典人。雅典人企图通过外交斡旋终结战争的希望在大流士和小居鲁士那里都落了空。现在，只有战斗才能带来和平了。

雅典远征的主要目标是莱山德的以弗所舰队（-307，308-），最容易想到的战略是引蛇出洞，在海上来一场战斗，一举歼灭。如果能够成功实施这个战略，裨益无穷。雅典舰队能够自由无碍来往于爱琴海与双海峡地区，还能攻打、围歼、封锁据守岛屿和陆地的军队，从而收复雅典帝国的所有岛屿、甚至还包括小亚细亚大陆上的一些国家；有了这些城邦的岁入，雅典枯竭的财政状况将有甘霖汩汩不绝。首先，如果能够再次歼灭一支斯巴达舰队，斯巴达人大概会再次提出议和，也许，雅典能够接受斯巴达人这次议和所提出的条件。次之，就算不能得到这样好的结果，雅典人仍然可能希望同波斯大王进行谈判，因为此时的波斯大王必定会因为盟友再败、援助白花而十分懊悔。再次，就算与波斯大王谈判也以失败告终，爱奥尼亚海域的雅典大捷定会强烈震慑小亚细亚那些叛离雅典的希腊城邦。在斯巴达绝望与无助的时候，收复这些还未归顺雅典意志的城邦并不难。最后，打胜仗甚至有可能将斯巴达从其最重要的那些海军基地赶走：开俄斯，甚或米利都，以弗所。雅典人的这番努力如果能够获得成功，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斯巴达人如何还能继续这场战争。

[63]

阿尔喀比亚德当然要立即启航去迎战莱山德的以弗所舰队：小居鲁士为莱山德提供了强大可靠的经济支援，令他能够提高划桨手薪金，这消息意味着时间每过一日，斯巴达无敌舰队的骇人规模就再增加一分。

[64]

阿尔喀比亚德的第一击是针对安德罗斯；他在安德罗斯抢占了一个名叫高里昂（Gaurium）的据点并在此建筑防御工事。雅典人可以从高里昂这个据点向安德罗斯城邦展开攻击。守卫这个小岛的安德罗斯人和伯罗奔尼撒驻防部队出来迎战，雅典人击溃了他们。阿尔喀比亚德为这不甚重要的胜利树立了战胜纪念碑，但他却未能夺取安德罗斯岛上的主要城邦。阿尔喀比亚德停留数日，发动了几次攻击都没有成功；接下来，阿尔喀比亚德在此地留下一支驻防部队——很明显是由刻农率领的一支部队，人数足够满足驻防需要，也足够给安德罗斯人施压——然后继续航行。

[65]

攻打安德罗斯道理上很说得通，因为安德罗斯位于（-308，309-）运粮船只从海勒斯滂前往雅典的现有通路之上——原有通路优卑亚和羑里普斯（Euripus）已经落入敌军之手。无疑，阿尔喀比亚德曾指望通过突袭来迅速轻易占领安德罗斯岛。尽管阿尔喀比亚德没有成功，但他为了这次突袭速胜所费不过寥寥几日，此地驻防所费人手与其所率领的大部队相比，也不过九牛一毛。战略上来看，侵扰安德罗斯值得一试，

[66]

但是阿尔喀比亚德在东山再起之后未能一举取得全面速胜，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后来，阿尔喀比亚德的敌人历数他在这次远征中所犯下的所有错误，没能夺取安德罗斯这件事成了其中之一。

[67]

事实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从这并非全胜的捷报传到雅典开始，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抱怨就已渐如蜩螗沸羹。

离开安德罗斯之后，阿尔喀比亚德没有立即前去以弗所；他向西南方向航行，驶去了科斯岛和罗德岛并劫掠之，得到了一些战利品来补充补给。

[68]

接着，敌军势力日益膨胀，为何阿尔喀比亚德却仍然迟疑不战，这就需要作出解释。最容易想到的理由是，雅典一直缺钱。阿尔喀比亚德远征每个月大约要花费50塔伦特，在407/406年，这对雅典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同时，我们也无从知道，雅典人给了阿尔喀比亚德多少钱。如果莱山德躲在港口、拒绝出来应战的话，阿尔喀比亚德手上的钱很可能撑不了太长时间；而莱山德完全可能这么做。

[69]

如果是这样，阿尔喀比亚德（-309，310-）就必须放弃战斗而一无所获，因为他无法在没有钱的情况下维持一支军队。明智得多的做法是一开始就募集军饷补给，以便能够持续对抗、最终撑到能够大获全胜的时候。

完成补给募集工作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向北航行，驶向萨摩司，又从萨摩司去了诺提昂。诺提昂是柯罗丰（Colophon）的港口，位于以弗所西北的海岸（参见地图3）。

[70]

柯罗丰及其港口是附近地区唯一还在雅典控制之下的城邦。诺提昂并不是萨摩司、米利都、或当前的以弗所那样的海军重镇，但从诺提昂出发前去以弗所作战却非常合适，可以很轻易地切断以弗所和开俄斯之间的斯巴达海军航线，也可以阻止斯巴达人向北航行到达海勒斯滂。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最容易想到要去的地方，也是最适合于雅典人将莱山德逼出来、决一胜负的地方。

[71]

在诺提昂，阿尔喀比亚德率领80艘舰船；此前，他留了20艘舰船在安德罗斯进行围歼战。

[72]

与此同时，莱山德舰队已经增加到90艘舰船的规模。

[73]

这样一来，斯巴达人数目上就占优了；但是莱山德仍然拒绝先启战端。作为战备的一个步骤，莱山德将自己舰队的三列桨战舰拖上岸来晾干、检修；当雅典人抢占了他们在诺提昂驻地的时候，这些三列桨战舰很可能还晾在海滩上呢。

[74]

显然，莱山德相信，时间因素是对自己有利的。在犬坟、塞斯图斯（Sestos）、库济科斯等战役之后，没有任何一位斯巴达海军将领会想要在一场直接的海上冲突中迎战雅典（-310，311-），哪怕数目上比雅典多了八、九艘船也不行。但是，时间流逝，莱山德就可以扩大舰队规模，提高舰队质量。

普鲁塔克提出，莱山德之所以情愿等下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小居鲁士慷慨捐赠所带来的较高薪金可望“令敌军的舰船空空如也。因为，大部分划桨手会投奔薪金更高的一方，而留在原来舰队的划桨手也会士气低落，带着抵触情绪，不断给海军指挥官制造麻烦”。

[75]

尽管普鲁塔克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了这一事实，但还是有许多证据证明，他所言正如空穴来风。诺提昂战役之后，雅典舰队规模应该大约达到了108艘舰船，

[76]

而当刻农前来接替阿尔喀比亚德的时候，刻农只能够为“70艘三列桨战舰而非之前的100多艘三列桨战舰”配备船员，而这100多艘战舰就是诺提昂战役之后阿尔喀比亚德所率领的舰队，规模原本比莱山德舰队要大。

[77]

战役中划桨手的阵亡不足以解释如此程度的数目剧减，因为绝大部分划桨手在战役中活了下来。

[78]

406年春天，即是次战役几个月之后，当卡利科拉提达从莱山德手中接管斯巴达舰队时，这支舰队已经扩大到140艘舰船的规模了。

[79]

斯巴达舰队规模增长了50艘舰船，而雅典舰队规模萎缩了38艘舰船，如果不是许多划桨手叛逃、改投敌军，这根本就解释不通。普鲁塔克错误地认为绝大部分叛逃行为发生在诺提昂战役之前，而非诺提昂战役之后，但普鲁塔克所叙述这个现象本身——划桨手叛逃而引起规模对比变化——并没有问题。不管怎么说，划桨手叛逃在诺提昂战役之前肯定就已经初现端倪，

[80]

所以莱山德肯定指望叛逃情况日益加剧，据此因势制定下一步计划。此外，我们也不应当认为莱山德能或者会无限期地按兵等下去，因为阿斯提欧库斯迟迟按兵不动引起众人疑心且不满，莱山德肯定敏锐地了然于心。一位只会躲在港口内的海军主将，一位只能任由雅典人在爱琴海横行无阻的海军主将，无论是小居鲁士，还是斯巴达，都会对他感到不满。无疑，莱山德是希望在开战之前取得压倒性的数目优势，但如果天赐良机就摆在眼前，他也不会错过这样的时机。（-311，312-）

是什么理由让莱山德情愿等待，就是什么理由迫使阿尔喀比亚德准备速战。在财政短缺的客观条件下，在划桨手纷纷叛逃的压力下，任何一位雅典海将都会感到压力重重而不得不努力推进战斗进度，但是阿尔喀比亚德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他自己独有的压力。普鲁塔克描述了雅典人对阿尔喀比亚德的看法，他的描述很有说服力：“看起来，如果有什么人是被自己的名誉给压垮了的话，那此人非阿尔喀比亚德莫属。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他阿尔喀比亚德是如此勇敢、如此智慧——他的成功正是来源于这品质——因此，阿尔喀比亚德一旦失败，人们就会怀疑他根本不想，根本不会相信有事情是他所做不到的。只要他想，没有不成的。”

[81]

阿尔喀比亚德曾经被授予了非凡权柄，他能够任用自己的同党，人们将一支按照他的要求量身订造的部队交给了他；而这都是因为雅典人指望他能创造奇迹。然而，阿尔喀比亚德在安德罗斯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当他来到爱奥尼亚，莱山德又拒绝应战。阿尔喀比亚德别无选择，只能在别处寻求胜绩。阿尔喀比亚德很可能是于11月的某个时候到达诺提昂的，他可能在此处停留了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最迟到406年2月，阿尔喀比亚德将舰队交给一名下属，离开诺提昂去寻找行动机会。

[82]

关于阿尔喀比亚德去了哪里，古代作家莫衷一是；他们提到的目的地有叙姆（Cyme），科拉佐门奈（Clazomenae），还有佛该亚。

[83]

尽管阿尔喀比亚德可能在上述几个地方都有停留，但是他的最终目的地应当是佛该亚；因为色拉叙布卢斯已经到达了佛该亚，正在围歼这座城邦。

[84]

色拉叙布卢斯掐着时间，他到达佛该亚的时间与阿尔喀比亚德出现在以弗所的时间恰好一致，这有力证明他们事先对此有所沟通和安排（-312，313-）。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攻打爱奥尼亚城邦本身就是阿尔喀比亚德原有计划的一部分，因为阿尔喀比亚德不辞辛苦，不惜代价，带来了大量步兵和骑兵。尽管重装步兵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曾经在海军服役，但他们是来进行海上战斗的可能性却不大，而骑兵则除了陆地作战之外毫无用处；因此，阿尔喀比亚德带来的步兵和骑兵大部队肯定都是用来进行攻击战和围歼战的。

[85]

任何雅典将领都会想到，莱山德可能会躲在港口里、拒绝出来应战。那么，要怎样才能迫使莱山德出港应战呢？一个办法是，攻打并征服爱奥尼亚北方的城邦，令斯巴达人在以弗所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如果雅典人这一战略成功实施，莱山德就很难坐视不管，不得不冒着战斗和再次失去斯巴达舰队的风险出来应对。如果莱山德坚持坐视不理，那么雅典就能够藉此收复失去的盟友和岁入，斯巴达声望将会下跌，波斯人也可能会要反思他们对斯巴达人的承诺。

[86]

佛该亚是展开这样一次战斗的绝佳地点。佛该亚是个繁华的城邦，以此为根据地，北上可攻伊濑亚海湾（the Gulf of Elaea）上的叙姆城，南下可跨过司麦纳海湾（the Gulf of Smyrna）攻打科拉佐门奈，此外，向西一射之遥，舰队即可逼视开俄斯岛北岸（参见地图3）。

阿尔喀比亚德驶去佛该亚与色拉叙布卢斯会师，但他只带了兵员运输舰，没有带三列桨战舰。莱山德舰队被封锁在以弗所，如坠瓮中，不能形成威胁；色拉叙布卢斯则带着30艘三列桨战舰。舰船数目和海军分遣部队人数当然多多益善，但一是为了安德罗斯围歼战，阿尔喀比亚德不得不留下20艘舰船，（-313，314-）二是莱山德舰队又日益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削减雅典主舰队规模就会过于危险。雅典人只有80艘舰船，而斯巴达人有90艘舰船；但是，自从舰队到达的时候开始，双方舰队的数目就是这个比值；莱山德自始至终都拒绝冒险迎战。雅典人仍然没有收复任何爱奥尼亚城邦，所以，在阿尔喀比亚德不在舰队的时候，要指望莱山德会受到什么压力而被迫出来应战，还为时过早。阿尔喀比亚德的主要考量应当是，避免让雅典人在他不在场的时候煽动一场战斗，同时，阿尔喀比亚德还下了严格的命令，命令代理他行使指挥任务的人也要极力避免发生战斗。

[87]

阿尔喀比亚德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不会发生什么糟糕麻烦事。

阿尔喀比亚德将指挥权交给一个名叫安提奥库斯（Antiochus）的人。安提奥库斯不是将军，甚至不是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rarch
），他只是一名舵手（kybernetes
）——阿尔喀比亚德自己那艘船上的掌舵人。

[88]

阿尔喀比亚德把职权交给安提奥库斯，这件事所背负的骂名，从古代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我们所知的情况而言，这样的做法在整个雅典海军史上绝无仅有，必须对此进行解释。本来，阿尔喀比亚德最容易想到的人选应当是一名富有海战经验的将军。在那些同阿尔喀比亚德一起从雅典航行而来的将军当中，刻农正是合适人选，但是刻农已经被阿尔喀比亚德留在安德罗斯进行封锁和围歼。参加这次远征的其他两名将军是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和阿德曼托斯，但是这两人应当是乘上了前往佛该亚的运兵舰，因为他们被清楚指派为陆地战斗的将军。

[89]

既然没有将军可用，接下来的常规之选应当是任命一位三列桨战舰舰长。三列桨战舰舰长中有许多人只是有钱装备一艘三列桨战舰的人而已，并没有相应的海上技能或经验，但是尽管如此，当时在诺提昂的80位战舰指挥官当中，必然有人具备海上经验，也必然有人曾经打过海战。然而，根据舰队司令的指令、带领单独一艘战舰作战，与组织整支舰队、规划战役、制定任务、在战斗中决策并下达策略命令是完全不同的。除非这名战舰指挥官曾经担任过将军，不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战舰指挥官能够（-314，315-）比舵手们（kybernetai
）在这些事情上做得更好。一般而言，舵手经验充足，熟悉海战策略，饱经战火洗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雅典取得诸多海上大捷，舵手们功不可没。

[90]

尽管舵手具有这些很好的品质，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阿尔喀比亚德没有指望接替者在他不在场时进行战斗。既然如此，当下属的军官比其他军官要更加合适，因为他不会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阿尔喀比亚德所需要的，不过是自己可以信任的一个人；安提奥库斯呢，作为阿尔喀比亚德多年来的私人舵手和同党，看起来是个极佳人选。

[91]

没有其他雅典人敢如此独辟蹊径，任命这样一个人；但阿尔喀比亚德可是雅典的全权将军（strategos autokrator
），权力与影响力正值巅峰，自行其是，毫无阻碍。

但是，阿尔喀比亚德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要么是阿尔喀比亚德严重误判了安提奥库斯的个性，要么就是这番突如其来的拔擢令安提奥库斯得意洋洋，从来没有在安提奥库斯身上表现出来过的独立与野心油然而生。安提奥库斯没有听从命令、严防死守，相反，这位新官蓄意挑起战端。

[92]

狄奥多罗斯说安提奥库斯是个鲁莽之人，“急于独力做出点成绩来”

[93]

；安提奥库斯在此情形之下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个评价。然而，从色诺芬和普鲁塔克记叙中所浮现出来的那个人物形象，却是错的。色诺芬和普鲁塔克描绘的安提奥库斯是这样的：他航行逼近敌军舰队，用言语和手势挑衅斯巴达人，自己却没有成形的战斗计划。狄奥多罗斯和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则明确提到，安提奥库斯有针对敌军整个舰队的一番战略，

[94]

但这战略具体是什么，却没有人提到。据说，他（-315，316-）心中典范是库济科斯战役，这是情理之中。

[95]

在库济科斯战役中，雅典战略灵光满满，极为成功；同时就规划、执行、战果等三个方面来看，库济科斯大捷可能是三列桨战舰时代最伟大的海战成就。此外，战役结束的时间不长，事犹历历，这场战役对公元前5世纪海军思想的深厚影响，恰如T字阵型战术理念在特拉法加尔战役（Trafalgar）、对马岛战役（Tsushima）、莱特湾战役（Leyte Gulf）对现代海军将领的深刻影响。

然而，如果安提奥库斯心里真是想着要模仿库济科斯战役，那么我们必须指出，诺提昂和以弗所之间的海域可不是适合重演这段历史的地方。库济科斯战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雅典人能够突然抵达，是因为斯巴达人不知道雅典舰队的规模，同时也是因为库济科斯附近有地方可供雅典人藏匿一部分他们的舰队。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功实施战术欺骗与战术突袭；但是在诺提昂，上述条件一个也不存在。在两军基地之间，没有岛屿也没有海角，三列桨战舰无处藏身。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相互对峙了至少一个月时间，谁都不可能不清楚对方有多少艘舰船。如果对数目仍然有所疑惧，叛逃的划桨手们自然会为莱山德及时更新情报。此外，斯巴达人同样经历了库济科斯战役。对于库济科斯战役中的战略战术，莱山德不可能不常怀于心并对类似的战略战术有所警惕。然而，安提奥库斯的计划明显含有实施战略欺骗的企图，是对阿尔喀比亚德在库济科斯的揭幕之作的模仿。

[96]

他带领舰队中最精锐的10艘舰船，自己的三列桨战舰一马当先，向以弗所驶去。他让主舰队在诺提昂待命，“直到敌军远远离开了陆地”。

[97]

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安提奥库斯要利用自己的10艘精锐舰船当诱饵，将敌军舰队引出来，让敌军舰队跟着他往诺提昂的方向去。

[98]

一旦斯巴达人到了公海，离岸边足够远了，（-316，317）雅典人要么可以切断斯巴达舰队与其海军基地之间的通路，逼斯巴达人一战，要么可以突袭并一举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溃逃的时候打败斯巴达人。安提奥库斯大概认为这么做并无风险，情况发展不外以下两种：一是莱山德一定会上当，雅典人从而有机会取得大胜，二是莱山德拒绝应战，跟他过去一直表现出来的一样。第二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莱山德不可能想要在其整个指挥任期期间都避免战斗。正常情况下，莱山德很可能会继续按兵不动，等待自己的胜算进一步增加；但是阿尔喀比亚德的离去给他带来了难得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紧迫事态。叛逃的划桨手给莱山德带来了消息，说阿尔喀比亚德已经带着陆上部队与色拉叙布卢斯会师，共同攻打佛该亚去了。这告诉莱山德，从这一刻开始，拖延战术的代价变得更加高昂，而雅典舰队则失去了经验丰富的将军、被交给了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指挥权的人。机不可失，莱山德决定“做点配得上斯巴达的事情”。

[99]

机会降临时，他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周全战备没有白费。令安提奥库斯莽然驶向以弗所的，可能是斯巴达人在之前所表现出来的迟疑忧惧给他带来的过度自信。可能是安提奥库斯行进得太快，他自己的舰船把队列里紧随其后的那艘舰船远远抛在了后面，也可能是他航行到离岸边太近的地方了；无论是哪种情况，总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措手不及。莱山德带着自己的3艘三列桨战舰，对安提奥库斯的领头舰船展开了一次闪电打击。

[100]

他迅速击沉了安提奥库斯的领头舰船，并杀死了安提奥库斯。

[101]

跟在后面的雅典三列桨战舰吓坏了，恐慌起来，转头向诺提昂方向逃跑，斯巴达的整个舰队开始过来追击他们。莱山德并不需要使用自己的整个舰队去追击9艘舰船。他肯定会发现，事情没有照着雅典人的计划发展，不管雅典人原先的计划是什么。他有理由判断，雅典舰队的其他舰船会因困惑而涣散（-317，318-），因为雅典人的将领已经阵亡，而他们的计划也失败了。既然要尽快一战，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时机呢？

事实上，雅典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得到命令，敌人不深入大海，他们就在原地按兵不动。他们期待看到的情形是，先遣舰队向自己这方向逃窜而来，远远甩开了后面的敌军，没有危险；在库济科斯，阿尔喀比亚德和他的先遣队就是这么做的。这些雅典人也许正在等待海将给他们一个信号；在库济科斯，色拉叙布卢斯就给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发了这样一个信号。

[102]

敌军还在这陷阱深处、没有追过来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信号，雅典人就有充分的时间变换好战斗阵型；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信号，因为指挥官已经阵亡了。一开始，他们看见的就是己方的先遣舰队朝自己的方向逃窜而来，后面，一支数目上完全压倒了先遣舰队的敌军舰队紧追不舍，被摧毁的威胁迫在眉睫。他们没有时间来布阵了。三列桨战舰的战舰指挥官们，群龙无首。每位指挥官都在观察到事态变化的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舰船放下水去。结果就是，雅典人“毫无阵型”，前去进行营救。

[103]

因此，接下来发生的这场战役，完全呈现一面倒的局面：雅典人被击溃，损失22艘舰船。

[104]

莱山德将仍然浮在水面上的敌军舰船集中起来，树立战胜纪念碑来纪念诺提昂大捷，然后就驶回以弗所去了。雅典人在诺提昂停留了3天，修复破损船只。接着，阿尔喀比亚德从佛该亚火速赶回了诺提昂。阿尔喀比亚德回来时，肯定带着色拉叙布卢斯的30艘三列桨战舰。这样，诺提昂的雅典舰船总数就达到了88艘；若非如此，阿尔喀比亚德也不会冒险前去以弗所，再次挑衅莱山德，寻求战端。我们不知道斯巴达人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多少艘船；战斗过程表明，斯巴达人就算有船损失的话，数目应当也很小。但是，两支海军在数目上仍然大体持平；在没有数目优势的情况下，莱山德不愿在雅典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再战一次，并就此失去已经得到的战果。所以，莱山德再次拒绝出战；阿尔喀比亚德别无他法，只能驶回萨摩司。

[105]

（-318，319-）

这次胜利应当归功于莱山德。诺提昂大捷证明莱山德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他按兵不动但高度警惕，拒绝应战直到情势利己。莱山德舰队的表现也表明他所进行的人员训练质量很高：在战斗的整个过程中，他的船员能够迅速执行命令，反应敏捷，纪律颇佳。莱山德自己也展现了极高的天分；机遇来临时，他能敏锐察觉并迅速抓住；利用机遇时，他果断又机灵，当更全面的胜利向他招手时，他将这机会利用得淋漓尽致。在战斗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决策是：当他自己击沉了安提奥库斯的船、看到其余9艘雅典舰船陷入恐慌困惑之中时，下令整个斯巴达舰队出来追击雅典人。尽管雅典人已经准备好见到信号立即行动，但时机就是一切；斯巴达人必须迅速行动起来，趁着雅典主舰队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在诺提昂赶上他们。莱山德对情势判断如此迅速，他的舰队反应又是如此敏捷，这都说明莱山德拥有杰出的海上将才。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安提奥库斯所犯下的错误——他的战略构想完全错误，战略执行如同灾难——莱山德是没法做任何事情的。对于一个从未执掌指挥权的人来说，犯下这些错误亦在情理之中；因此，人们必定要质疑，为什么阿尔喀比亚德要任命安提奥库斯。我们已经看到，阿尔喀比亚德选择安提奥库斯来替代他，貌似有一定理由；但即便我们采信这些理由，阿尔喀比亚德本身也不能逃脱指责。阿尔喀比亚德把雅典的主力舰队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而敌军舰队就近在咫尺，这种行为就是赌博；考虑到失败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失去这支主力舰队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这种行为不仅是赌博，还是不顾后果、毫无理由的豪赌。

就实际损失来说，雅典在诺提昂的战败并不特别严重，因为雅典几乎没有人员伤亡，在爱琴海仍然坐拥108艘舰船，而这比敌军舰队要多。

[106]

然而，战败诺提昂却使得雅典无法按照计划收复爱奥尼亚的失地和盟友。舰队自佛该亚撤退，结束了雅典在爱奥尼亚地区的征战，不久，刻农也不得不放弃对安德罗斯岛的围歼战。

[107]

事实上，战后不久，斯巴达人就夺取了离诺提昂不远的开俄斯岛上的特尔斐尼昂（Delphinium）和铁奥斯（Teos）。

[108]

在萨摩司的雅典士兵（-319，320-）和水手们备受打击，士气低落，而他们原本自410年以来一直信心倍增，士气高涨。

[109]

雅典的胜利之势始自库济科斯，在诺提昂，这股势头不仅被遏制，甚至被逆转了；但是比这还更为重要的影响，就是这场战役改变了雅典的政治气候。

阿尔喀比亚德迫切想要扭转这股趋势，越快越好。他想让士兵们做点儿什么能够取得较容易的成功的事情，从而可以快点儿让士兵们回复士气，得到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此外，到了这个时间点上，阿尔喀比亚德肯定又缺钱了。因此，他带着整支部队来到了叙姆。叙姆是雅典盟邦，相当繁华。

[110]

作为借口，他讹称这座城邦背信弃义以及——或许——50名叙姆重装步兵自愿加入列斯堡的反雅典暴动。

[111]

接着，阿尔喀比亚德开始劫掠城郊的土地。这次进攻完全是突袭，雅典人在城墙之外抓住了许多叙姆公民。阿尔喀比亚德认为不会有什么麻烦，就将步兵留在了密提林（Mytilene）。然而，当他带着他捉住的叙姆人准备登上舰船的时候，整个叙姆的重装步兵部队都开始从城邦之内对他发动攻击；被抓住的叙姆人立即得救，雅典人逃跑，登上了他们的舰船。这结果对阿尔喀比亚德来说糟糕透顶，万分难堪。他试图重来，于是派人去密提林召回自己的重装步兵，使其组成战斗阵型向叙姆行进（-320，321-）。但是叙姆人拒绝了阿尔喀比亚德的挑衅，阿尔喀比亚德只能在城邦周边继续打劫蹂躏一番，然后就驶去了密提林。这桩失败同诺提昂战败混在一起，给了阿尔喀比亚德政敌以更多的理由去控诉阿尔喀比亚德。

[112]

此时，亚狄珈事态的进展也打击了民众寄予阿尔喀比亚德的信心与希望，而此前正是这种信心和希望令阿尔喀比亚德民望处于巅峰。阿尔喀比亚德于10月离开雅典。不久，阿吉斯听说最精锐的雅典士兵已经由阿尔喀比亚德率领着去了亚细亚，于是，阿吉斯决定趁此机会攻打雅典。也许，阿吉斯是因为害怕而采取行动：他害怕雅典的又一次海上大捷会让斯巴达鸽派得势上台，也害怕鸽派这次提出的议和条件会给雅典带来胜利。也许，阿吉斯不过是不想错过如此良机，想趁重装步兵和骑兵的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攻打雅典。不管他是怎么想的，阿吉斯在德西利亚（Decelea）集结了一支伯罗奔尼撒和彼欧提亚重装步兵、轻装步兵、以及骑兵组成的大军，在一个深夜从德西利亚出发，向雅典城墙进发。

[113]

雅典人击退了这次进犯，庞大的进犯敌军除了在亚狄珈劫掠蹂躏一番之外别无他法，劫掠之后，敌军就解散了；

[114]

但这次进攻肯定令雅典人有些紧张。

雅典人带着这样的情绪听到了诺提昂战败的消息，听取了叙姆来的使团的投诉。对于阿尔喀比亚德的政敌来说，机会来了；其中包括阿尔喀比亚德最出名的敌人之一，特拉索的儿子特拉索布鲁斯（Thrasybulus，the son of Thraso）。

[115]

特拉索之子特拉索布鲁斯来自雅典的萨摩司兵营；我们知道，萨摩司军营里士气低落。阿尔喀比亚德没有选择三列桨战舰舰长们、却宁愿选择一名舵手，而这名舵手又带来了灾难，战舰指挥官们因此出离愤怒，他们带着愤恨责备应该为此事承担责任的那个人。无疑，战舰指挥官的怒火也会向民众蔓延，特拉索之子特拉索布鲁斯攻击阿尔喀比亚德的时候，表达的并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心声。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他将诺提昂惨败的责任推给这次远征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阿尔喀比亚德（-320，321-）像享受奢侈巡游一般指挥了这次战斗。阿尔喀比亚德把舰队指挥权交给一个除了饮醉吹牛别无所长的家伙，“然后他自己就可以自在地到处航行，一边弄钱，一边声色犬马，喝得酩酊大醉，还跑去阿卑多斯和爱奥尼亚撩扰花街柳巷，而敌军的舰队就在附近，虎视眈眈”。

[116]

从叙姆来的使节则指控说，阿尔喀比亚德“攻打无辜盟邦”。

[117]

与此同时，一些雅典人还批评阿尔喀比亚德，说他没有尝试去攻占那座城邦，肯定是收受了波斯大王的贿赂。

[118]

还有些从萨摩司过来的雅典士兵则指控阿尔喀比亚德亲近斯巴达人；毕竟，他在415年到411年之前与敌款曲私通的这段经历，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一旦衰运摧毁了阿尔喀比亚德当前的安全与信誉，这段阴魂不散的经历马上就会重新浮现出来。阿尔喀比亚德与替萨斐尼和波斯的情谊也不会被人们忘记。在替萨斐尼将阿尔喀比亚德投入监狱后，再控诉阿尔喀比亚德私通这一位波斯节度使似乎不会有人相信；所以相反，人们控诉阿尔喀比亚德与法那巴佐斯私通，而据一些人说，法那巴佐斯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让阿尔喀比亚德当上雅典的僭主。

[119]

旧有的偏见重新浮现，打得阿尔喀比亚德抬不起头来；而这一次，群情足够激愤，对阿尔喀比亚德采取行动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了。在这次公民大会上，弹劾阿尔喀比亚德的动议获得通过。动议可能是由科辽丰（Cleophon）提出来的。这次公民大会可能是在3月初的正常定期选举之前不久召开的。

[120]

（-321，322-）

雅典人投票，决议派遣刻农从安德罗斯到萨摩司去接管舰队。我们不清楚阿尔喀比亚德是等到将自己的指挥权移交给继任者刻农之后才离开，还是未及移交就已经离开。

[121]

无论是哪种情况，阿尔喀比亚德都不会再有回到雅典的意图了：在雅典，一大堆私人诉讼等着他，政敌正摩拳擦掌。

[122]

阿尔喀比亚德也不会在萨摩司再待下去了，因为那里的部队已经叛离了他。

[123]

同时，逃向斯巴达和波斯的通路也已经被堵死。无论如何，他早就预见到了危险，为自己准备好了避难之地：在海勒斯滂履职的那段岁月里，阿尔喀比亚德在伽立波里半岛（Gallipoli Peninsula）上建立了一个设防城堡；他主动逃向了那里。

[124]

阿尔喀比亚德离开雅典、不再担任雅典军队的指挥官被普遍认为是雅典的灾难。在普鲁塔克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后的雅典人为他们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扼腕叹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阿尔喀比亚德——这位“最有能耐、最有技巧的将军”——第二次见弃于雅典。甚至连克制又公正的修昔底德，也认可阿尔喀比亚德的军事天才。

[125]

大部分现当代学者都一致将阿尔喀比亚德最终见弃于雅典视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一个阶段的转折点。

[126]

然而，事实却并不能证实这个判断。在411年到408年服役于双海峡地区之前，阿尔喀比亚德从来没有在军事或海上战斗指挥方面取得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到了海勒斯滂，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不错的将领，特别是在骑兵作战方面，也证明了自己是位有才干的海军军官；但与此同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战略或战术才华。海勒斯滂的一系列作战中，最能干的指挥官（-323，324-）不是阿尔喀比亚德，而是色拉叙布卢斯。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如果有一位军事才能与阿尔喀比亚德相若、但却能够将自身需求和利益置于国家需求和利益之下的将军，雅典肯定会使用这个人。但是，无论406年的阿尔喀比亚德有着什么样的个人倾向，他的个人历史负担已经过于沉重。抛开其个性和野心不谈，阿尔喀比亚德还有成群的私敌，个个愤恨强烈，时刻等着机会来收拾他；这令阿尔喀比亚德为了得到并保持民望而不得不去追求非凡成就，不得不去作出无法兑现的诺言，只因这民望就是其安全的唯一根基。这令阿尔喀比亚德甘愿去冒别的将军所不愿去冒的险，而这冒险最终必将令雅典陷入灾祸。

此外，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阿尔喀比亚德也是其城邦的负担。在危如累卵的时刻，雅典最需要的是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给雅典带来的那种团结。然而，阿尔喀比亚德却是个分裂众人的人物：他赢得了深刻倾慕，也唤起了强烈不满；但他从未得到大多数公民同胞的持续支持。他无法赢得可靠的大多数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但却又有能力阻碍任何其他人赢得民众中的大多数，因为情形一旦恶化，雅典人总是指望着阿尔喀比亚德的魔法和承诺能够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正如阿里斯托芬的《蛙》中的一个角色在诺提昂战役之后不到一年的时候所说过的：“他们怀念他，他们憎恨他，但是他们想要他回来。”

[127]

事到如今，再猜想一番或许无用，但也有些趣味：阿尔喀比亚德离开之后，如果色拉叙布卢斯——后来，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干的政治领袖，也是一名伟大的将军——能够成功取代阿尔喀比亚德的话，事情将会如何发展？然而，阿尔喀比亚德之耻令他自己蒙羞，也令他的同党蒙羞。在406年春天的又一次选举中，色拉叙布卢斯和塞剌墨涅斯都没有当选。也许，这才是斯巴达的诺提昂之胜给雅典带来的最可怕的后果。

[1]
Xen.Hell
.1.4.21。狄奥多罗斯（Diod.13.69.3）说，雅典人选择阿尔喀比亚德想要的将军，并指出了阿德曼托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的名字。普鲁塔克在《阿尔喀比亚德传》（Plut.Alc
.35.1）中只告诉我们雅典人选择了阿尔喀比亚德想要的将军。既然刻农在安德罗斯（Andros）是同阿尔喀比亚德在一起的，而安德罗斯又是阿尔喀比亚德征战的第一站，同时，刻农还同阿尔喀比亚德一起参与了围歼战（Xen.Hell
.1.5.18；哈茨菲尔德［Hatzfeld］，《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6页），那么可以合理推测，刻农也是那些被指派给阿尔喀比亚德的将军之一。

[2]
色诺芬（Xen.Hell
.1.4.21）告诉我们，阿尔喀比亚德在到达雅典后第4个月驶离。现当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次远征发生在10月。参见，例如，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5页；罗茨（D.Lotze），《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Lysander und 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
），柏林，1965年，第19页；鲍墨莱耶（J. -F. Bommerlaer），《斯巴达的莱山德》（Lysandre de Sparte
），巴黎，1981年，第71页。

[3]
Xen.Hell
.1.5.1.

[4]
Xen.Hell
.1.4.3. 我对小居鲁士、这个时间点的波斯政治、以及莱山德的职业生涯的了解，有许多是来自于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年）。

[5]
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1页，注释2。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2页，注释4）认为，居鲁士那时也许只有15岁。

[6]
Thuc.8.108.4. 然而，此处提到的阿萨基司也可能是另一个人（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0页，注释198）。关于王子阿萨基司的年纪，参见库克（J.M.Cook），《波斯帝国》（The Persian Empire
），纽约，1983年，第222页。

[7]
Thuc.8.58.1；Xen.Hell
.2.1.8—9。

[8]
Xen.Hell
.1.4.3—4，色诺芬告诉我们说小居鲁士来“统治”
小亚细亚沿海的所有人，并认为波斯单词karanos
就等同于希腊单词kyrios
。关于这个单词的更详尽讨论，参见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0页，注释8。

[9]
关于小居鲁士的统治范围，参见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2页，注释5。

[10]
Plut.Artax
.2.2—3；Ctesias，FGrH
688 Fr.15，51. 关于家族争端，参见奥尔慕斯塔德（A.T.Olmstead），《波斯帝国史》（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芝加哥，1948年，第356—376页。同时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34—135页。关于古代波斯研究的最新成果，参见库克，《波斯帝国》。

[11]
Hdt.7.3.［译注：该句翻译使用王以铸译文，第464页。］

[12]
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1—5页。

[13]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19页，注释78。

[14]
Xen.Anab
.1.1.3. 同时散见于色诺芬《远征记》其他处。

[15]
Xen.Hell
.2.1.8—9. 现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这段文字是插入段落。如果真是插入段落，那么刘易斯所提出的观点——科泰夏司是这段文字的最初来源（《斯巴达与波斯》，第104页，注释83）——就很可能是正确的。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理据可以否认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

[16]
Xen.Hell
.2.1.8—9.

[17]
Xen.Hell
；Xen.Anab
.1.1.3.

[18]
普鲁塔克（Plut.Lys
.4.2）记载说，小居鲁士喜欢听斯巴达人说替萨斐尼的坏话；色诺芬（Xen.Hell
.1.5.8—9）说，他拒绝了其前任替萨斐尼的建议，也拒绝接待其前任任期内接待的雅典使节。大流士去世之后，是替萨斐尼告发了小居鲁士，说他谋逆新的波斯大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导致小居鲁士被逮捕，还差点因此丧命（Xen. Anab
. 1.1.2）。最后，替萨斐尼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对抗其弟小居鲁士的战争中的珍贵盟友，他得到的回报正是小居鲁士的行省（Xen.Hell
.3.1.3）。

[19]
Plut.Artax
.6.4—6，19；Ctesias FGrH
688，Fr.27，70.

[20]
Xen.Hell
.1.5.1.

[21]
Xen.Hell
.1.5.1。莱山德取得海军主将职位的时间一直饱受争议。色诺芬说斯巴达人把莱山德派遣出去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不久之前”：
。如果“
”一词指的是前一段落所描述的事情、即阿尔喀比亚德攻打安德罗斯以及阿尔喀比亚德来到萨摩司——这两件事情发生在10月末或11月初——的话，那么莱山德就应当是在407年秋天履职的。但是，色诺芬在叙述时间过渡的时候，有时不甚清晰：例如，在Xen.Hell
.3.2.21，色诺芬将399年的事情叙述完毕之后，接着叙述希腊发生在402年的事情，他使用的时间过渡词是“正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亚细亚的时候”（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4页，注释1）。贝洛赫据此提出（《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273—274页），这里的“
”一词指的是阿尔喀比亚德决定回到雅典这一事件，这件事出现在Xen.Hell
.1.4.8，可能发生在5月中旬，贝洛赫还将莱（-297，298-）山德到达的时间修订为5月上旬。将事件按此顺序排列的好处是，这样一来，莱山德与法那巴佐斯还有使节们春季会面的时间（Xen.Hell
.1.4.2）与莱山德于仲夏到达撒尔狄司的时间之间的三、四个月空白就不存在了；不然的话，照这位年轻人积极而野心勃勃的性格来看，这三、四个月时间的拖延实在说不通。

贝洛赫所订正的事件发生顺序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例如，安德鲁斯，《希腊研究期刊》，第73卷，1953年，第2页，注释1；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4页；西里，《克丽娥学刊》，第58卷，1976年，第347页；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73—74页），但是这个时序推定又造成了另一项矛盾，难以疏通。如果我们相信斯巴达海军主将职位一直是一年的固定任期的话，那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之前的海军主将似乎是在秋天或夏末履职的，这样，我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莱山德却是在春天继任履职的。对于这个问题，罗茨提出，莱山德是在正常时间被选举出来的，也就是408年的夏末，但是他一直等到句提昂（Gytheum）的舰船建造好了以后（Xen.Hell.1.4.11）才履职。西里争辩说，任期为一年的海军主将职位是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晚期才第一次被设计出来的，时间很可能是在409年，在库济科斯的败绩令斯巴达人相信海战必将旷日持久之后。西里还争辩说，海军主将的任期是从春季开始的（《克丽娥学刊》，第58卷，1976年，第348—349页）。鲍墨莱耶，他似乎并未读过西里这篇论文，也将海军主将任职时间从夏末秋初提早到春季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与军事年度（the military year）相符，而这个时间变更是在莱山德任职海军主将之前不久发生的（《斯巴达的莱山德》，第75—79页）。现有证据不足以令我们得出一个肯定答案，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从407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斯巴达海军主将履职都是在春季。

[22]
Phylarchus，FGrH
81，Fr.43；Aelian 12.43. 同时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58页，注释73；以及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73—177页。尽管这些认为莱山德社会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材料都来自较晚的时期，但我们并无理据可怀疑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参见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331页，注释2。

[23]
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74页。

[24]
Diod.14.13.6.

[25]
Aelian 12.43.

[26]
Plut.Ages
.2.1；Plut.Lys
.22.3.

[27]
Plut.Lyc
.16.6，17.1—2；Xen.Lac.Pol
.2.12—14；卡特利奇，《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27卷，1981年，第17—36页。

[28]
卡特利奇，《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27卷，1981年，第28页。

[29]
Xen.Hell
.3.3.3，3.4.2；Plut.Lys
.22.3—6，23.1—3；Plut. Ages
.3.3—5，6.1—3.

[30]
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9页，注释36；哈密尔顿（C.D.Hamilton），《斯巴达的惨胜》（Sparta's Bitter Victories
），纽约州绮色佳市与伦敦，1979年，第84—86页。

[31]
关于战略合作，参见Plut.Lys
.9.2—5；Diod.13.104.8，同时参见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第388页；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102页；以及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40页。关于对雅典的处置方案，参见Paus.3.8.6。

[32]
持有这种看法的有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27页；梅耶，《古代历史》，第5卷，第31页注释1，第40页；以及格罗茨（Glotz）与柯恩（Cohen），《希腊历史》，第2卷，第756页。

[33]
Plut.Lys
.2.1—3.

[34]
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70页。

[35]
Paus.10.9.7.

[36]
Diod.14.13.2—8；Plut.Lys
.24—26；Nepos，Lys
.3；Arist.Pol
.1306b 31—33. 绝大多数现代学者都认为，埃弗鲁斯（Ephorus）是这一系列文献的主要信源，但并非唯一信源。例如，可以参见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85—186页；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92—94页；以及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223—225页。

[37]
Xen.Hell
.1.4.11；本书第320页，注释①。

[38]
Xen.Hell
.1.5.1.

[39]
Xen.Hell
；Diod.13.70.1—2；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5页。

[40]
Plut.Lys
.3.2；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5页。

[41]
Plut.Lys
.3.2. 我们不知道以弗所人特别倾向于莱山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特别倾向于莱山德这个人，还是因为他们特别倾向于一位斯巴达指挥官。如果是因为前者，以弗所人很可能是因为莱山德将这座城邦用作其海军基地的这个决策才倾向于莱山德这个人，而不是因为莱山德之前所表现出来的什么才能。

[42]
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5页。

[43]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88页。

[44]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85页。

[45]
色诺芬（Xen.Hell
.1.5.1）只是提到说，他和“斯巴达来的使节们”一起，这句话的意思也很有可能是说从斯巴达来了新的使节，也许是被派来指导莱山德并监视莱山德与小居鲁士协商的。我采用了罗茨的观点（《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6页，注释1），罗茨的观点是，这里所提到的未加说明的使节是之前提到过两次的那些使节。

[46]
Thuc.8.43.3.

[47]
Plut.Lys
.8.4.

[48]
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3页）认为莱山德出生于454年，那么在担任海军主将期间，莱山德应当是47岁。

[49]
Plut. Lys
. 2.3.

[50]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34—135页。

[51]
Xen.Hell
.1.5.2；Plut. Lys
. 4.1.

[52]
Plut.Lys
.4.2. 即便莱山德开始还不了解波斯统治圈内的这些纷争，那些去过苏撒又同小居鲁士一起前来的斯巴达使节也会及时告诉他的。

[53]
Xen.Hell
.1.5.3.

[54]
Xen.Hell
.1.5.3—5.

[55]
Plut.Lys
.4.2.

[56]
Xen.Hell
.1.5.6—7.

[57]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86页。每艘三列桨战舰配备200人，按照每日4鸥帛计算的话，每日需要133德拉克马。莱山德的舰队拥有70艘舰船，因此每天需要9310德拉克马，每月需要279300德拉克马或大约46塔伦特［译注：原文为9210，276300］。按照这个价格计算，来自波斯大王的援助能够坚持大约一个月。然而，莱山德还计划扩大舰队规模——他也确实这么做了，所以这笔钱还撑不到第二个月。无疑，小居鲁士在动用梯己之前，还能够使用其行省岁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相信狄奥多罗斯所说（Diod.13.70.3），他说小居鲁士从他父亲那里得到命令，斯巴达人想要多少钱就给他们多少钱。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Plut.Lys
.4.6）说，小居鲁士当场付给莱山德10000波斯耷力克（darics）。1波斯耷力克大约相当于20德拉克马，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确定1波斯耷力克具体所值几何。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31页，注释136）说，这笔钱“肯定少于军饷欠款加上一个月提前给付军饷之和”。

[58]
Diod.13.70.4. 普鲁塔克（Plut.Lys
.6.3）记载到，这次大会发生在诺提昂（Notium）战役之后，但是正如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8页，注释1）指出的那样，普鲁塔克这么写主要是为了艺术效果。此处，狄奥多罗斯叙述中的事件顺序更可取。

[59]
Plut.Lys
.6.3—4.

[60]
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讨论，参见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8—19页。

[61]
Xen.Hell
.1.5.8.

[62]
阿密特（M.Amit），《格拉茨评论》（Grazer Beiträge
），第3卷，1975年，第7页。同时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31页，注释134。

[63]
古代作家没有提及阿尔喀比亚德在此的意图，也没有提及这场战斗的整体战略。关于这个问题以及诺提昂战役的其他军事问题的讨论之中，最佳一例是尤金妮雅·C·起士林（Eugenia C.Kiesling），“诺提昂战役”，耶鲁大学学年论文，1978年。这篇论文影响了我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同时参见阿密特，《格拉茨评论》，第3卷，1975年，第1—13页。

[64]
由替萨斐尼引见前去会见小居鲁士的雅典使团（Xen.Hell
.1.5.8）证明雅典人了解对在撒尔狄司发生的事情是知情的。

[65]
Xen.Hell
.1.4.22—23；Diod.13.69.4—5. 狄奥多罗斯在此处的叙述更加完整，也更为令人满意。关于战斗如何发展为诺提昂战役（-308，309-），古代记载中有两条信息脉络，一条来自色诺芬，被普鲁塔克继承，另一条来自狄奥多罗斯。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多数学者采信色诺芬路线的说辞，但他们采信色诺芬及普鲁塔克记载的理据比较疏阔，不够具有说服力。桑悌（G.de Sanctis）（《古典语文学与古典学教学评论》［Rivista di filologia e d'istruzione classica
］，第9卷，1932年，第222—229页）第一个提出，狄奥多罗斯的叙述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史家P那里演化而来，狄奥多罗斯可能借助了埃弗鲁斯史书得到这段史料。1934年，载有《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的“翡冷翠纸草文献”（the Florentine Papyrus）被发现，桑悌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参见布鲁斯［I.A.F.Bruce］，《〈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剑桥，1967年，第35—45页）。翡冷翠纸草文献第四部分留存的对诺提昂相关事宜的记载，无疑和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源自同一信源脉络。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狄奥多罗斯记载的这套说辞，并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一切古代文献而非仅仅依据色诺芬-普鲁塔克记载来重建史实。（除了布鲁斯的研究之外，还可以参见布列腾巴赫［H.Breitenbach］，《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152—171页。）狄奥多罗斯说，色拉叙布卢斯是安德罗斯雅典驻防军的统帅，这肯定是弄错了，因为同时，狄奥多罗斯又说色拉叙布卢斯这个时候是在塔索斯（Diod.13.72.1）。而几个星期以后，诺提昂战役结束以后，色拉叙布卢斯是从塔索斯启程前往萨摩司，去接替阿尔喀比亚德的。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6页，注释3。

[66]
布劳多（E.F.Bloedow）（《重审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Reexamined
］，威斯巴登，1973年，第73页）认为，攻打安德罗斯是“战略上的弥天大错”。哈茨菲尔德对此的评价更为公正。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6页。

[67]
Plut.Lys
.35.1.

[68]
Diod.13.69.5.

[69]
普鲁塔克（Plut.Lys
.35.3）为了说明雅典人的期望是过分的，强调了阿尔喀比亚德缺钱这件事。（-309，310-）“他们没有考虑阿尔喀比亚德缺钱。因为阿尔喀比亚德正与之战斗的那些人有波斯大王作他们的金主，所以阿尔喀比亚德被迫出海，丢下自己的军营，好去添点军饷和补给。”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76页，注释448）认为普鲁塔克关于财政短缺的看法“戏剧化”、“未必确实”而不予采信，并提问：阿尔喀比亚德在卡里亚行省募得的那100塔伦特去了哪里（Xen.Hell
.1.4.8）？无论上年5月阿尔喀比亚德在卡里亚行省募得了多少钱，是年6月，阿尔喀比亚德回到雅典的时候，这钱必定已经移交雅典国库。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阿尔喀比亚德10月出发的时候，这笔钱全部拨给了阿尔喀比亚德。此外，在407年，雅典也根本不大可能在该地区募得100塔伦特的巨款，因为哪怕在更加繁荣的时期，雅典也从未在该地区募得如此巨款（参见密格斯［Meiggs］，《雅典帝国》［the Athenian Empire
］，第254页）。色诺芬记载的这个数字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此外，就算阿尔喀比亚德在雅典得到了高达100塔伦特的巨款，这笔钱也仅能支撑战斗两个月。

[70]
Xen.Hell
.1.4.23；Diod.13.71.1.

[71]
阿密特，《格拉茨评论》第3卷（1975年），第8页。

[72]
Xen.Hell
.1.5.18.

[73]
Xen.Hell
.1.5.10.

[74]
Xen.Hell
.1.5.10。参见Thuc.8.44.4，在罗德岛，斯巴达人也将船只拖上了岸；在数目占优的情况下，斯巴达人按兵80日。

[75]
Plut. Lys
. 4.4.

[76]
雅典人在诺提昂损失了他们原本的80艘舰船中的22艘，余下58艘。在这些舰船之上，应当加上色拉叙布卢斯在佛该亚（Phocaea）所率领的30艘舰船，再加上刻农从安德罗斯带来的20艘舰船，总共是108艘。我从起士林的论文中得到这个数据：“诺提昂战役”，第12页。

[77]
Xen.Hell
.1.5.15，20.

[78]
Xen.Hell
.1.5.14.

[79]
Xen.Hell
.1.6.3.

[80]
Diod.13.71.3.

[81]
Plut.Alc
.35.2.

[82]
我们无法精准确定诺提昂战役的日期。我们手中所有的证据表明，诺提昂战役发生的时间最早可能早至12月，最晚可能晚至4月（参见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12页；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9—20页，第73页；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70—72页）。我个人的看法是，既然阿尔喀比亚德压力重重，那么我们推断他行动的时间时，可能宜早不宜晚。所以，我认为，诺提昂战役发生在12月末或1月初。在冬季的狂风暴雨之中进行一场海上战役殊为罕见，但是雅典人，特别是阿尔喀比亚德，所受到的压力，使他们不惜在这个通常并不适合战斗的季节加快速度，冒险一战。

[83]
色诺芬（Xen.Hell
.1.5.11）和普鲁塔克（Plut.Lys
.5.1）提到了佛该亚。狄奥多罗斯（Diod.13.71.1）提到了科拉佐门奈，但是他也提到阿尔喀比亚德攻打叙姆的事情（Diod.13.74.3—5）。普鲁塔克在阿尔喀比亚德传中（Plut.Lys
.35.8）说，阿尔喀比亚德去了卡里亚行省筹钱，但很明显，这是指阿尔喀比亚德在到达诺提昂之前的那次劫掠行径。

[84]
色拉叙布卢斯在佛该亚：Xen.Hell
.1.5.11；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09页，注释6。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4—1575页）相信，阿尔喀比亚德去了科拉佐门奈，也去了叙姆，但佛该亚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地。

[85]
如果西西里远征还没教会阿尔喀比亚德在战役中、在围歼战中必须使用骑兵来保卫步兵的话（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39—240页），411/410年的几次战役中法那巴佐斯的骑兵肯定也令阿尔喀比亚德深刻领会了这一教训。

[86]
这番假设大体是布索特提出来的（参见本书上页注释④，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4—1575页），他也作了详细解释。布劳多（《重审阿尔喀比亚德》，第75页，注释447）则对此有所怀疑：“但是，这听起来更像是布索特的战略，而不是阿尔喀比亚德的战略。没有具体的证据能够对其进行支持。”如果布劳多的“具体证据”指的是古代文献的话，那么布劳多没错；但是，古代作家根本没有提到过任何战略。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据此认为，雅典人出战时全无计划？我们是否应当据此认为，雅典人无视问题、无视机遇，而这些问题和机遇连我们都清楚看在眼里？不管怎么说，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些文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只要我们愿意利用，自当有其价值。连布劳多本人也承认，这是“公认的独创战略”，是“根据现有情况所能够作出的最可信的推论了”。接着，布劳多提问说，如果这真是阿尔喀比亚德的战略，那么为何他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的舰队。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87]
Xen.Hell
.1.5.11；Diod.13.71.1；Plut.Alc
.35.5. 我相信，色诺芬对这命令的记载是最为精准的：“不要攻打莱山德的舰船”：
；普鲁塔克的版本是，“不要打仗，就算敌人发动攻击”：
；狄奥多罗斯的版本是，“不要打仗，除非我在场”：
。其中，普鲁塔克和狄奥多罗斯记载的命令不是太过含糊，就是无法执行。

[88]
Xen.Hell
.1.5.11；Diod.13.71.1；Plut.Alc
.35.4.

[89]
Xen.Hell
.1.4.21.

[90]
关于舵手角色的一个极佳讨论，参见阿密特，《格拉茨评论》，第3卷，1975年，第9—10页。

[91]
普鲁塔克（Plut.Alc
.10.1）讲了一个故事，把安提奥库斯和阿尔喀比亚德进入公共生活联系了起来。

[92]
现存的四段古代文献——色诺芬（Xen.Hell
.1.5.12—15），狄奥多罗斯（Diod.13.71），普鲁塔克（Plut.Alc
.35.5—6；Plut.Lys
.5.1—2），以及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Hell.Oxy
.4）——对整场战役的记叙大体相同，在细节上有些许差别。色诺芬和普鲁塔克属于同一条脉络；狄奥多罗斯和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属于同一条脉络。在关于这个时期的海战的古代文献中，狄奥多罗斯-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的这条信息脉络比色诺芬-普鲁塔克的要好得多：一是细节佳，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对指挥官们的计划和意图的理解。接下来这段叙述主要依靠狄奥多罗斯和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的叙述。关于这部分古代文献所引发的问题，布鲁斯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参见布鲁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第35—45页；以及布列滕巴赫，《历史学刊》，第20卷，1971年，第152—171页。

[93]
Diod.13.71.2.

[94]
Hell.Oxy
.4.1.

[95]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12页。

[96]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239—242页。

[97]
Hell.Oxy
.4.1：

.［译注：
是一个单词。］

[98]
狄奥多罗斯说，安提奥库斯“向敌军驶去，要挑衅敌军，令他们进入海战”：
（Diod.13.71.2—3）。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的文本（Hell.Oxy
.4.1）中，在
之前有一处阙文。如何还原此处空白，有下列几种不同的意见。玛斯（Maas）建议补上
，这样一来，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就与狄奥多罗斯的记载一样了。怀德-嘉利（Wade-Gery）建议在此处空格之前补上
，这样一来，这段文字的意思就是“将他们［斯巴达舰船］引到公海上去”（布鲁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第40页；布鲁斯自己则清楚指出，
（-316，317-）指的是敌军舰船）。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92页）建议校订为
，这样一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引诱他们离开港湾”。无论采信哪一种校补意见，这段话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都不会变：安提奥库斯的策略就是要将敌军引到海上来，朝着诺提昂的方向。安提奥库斯给留在原地的主舰队所下达的命令表明，他想要将敌军舰队引诱出来，直到雅典舰队能够攻打之。

[99]
Diod.13.71.3.

[100]
Hell.Oxy
.4.2.色诺芬（Xen.Hell
.1.5.13）和普鲁塔克（Plut.Alc
.35.6）都记载为“几艘”船。狄奥多罗斯（Diod. 13.71.3）漏了细节，但提到，整个斯巴达舰队立即下水了。

[101]
Hell.Oxy
.4.2，同时参见布鲁斯的注疏：《〈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第40—41页；Plut.Lys
.35.6.

[102]
参见本书，第243页（原文页码）。

[103]
Diod.13.71.3：
. 色诺芬（Xen. Hell
. 1.5.14）说，斯巴达舰队“有阵型”
，但是雅典舰船都“四散各处”
。关于雅典人此刻所面临的困惑，参见Hell.Oxy
.4.3，同时参见布鲁斯，《〈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历史评注》，第42—43页。

[104]
这个数字来自于狄奥多罗斯（Diod. 13.71.4）和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Hell.Oxy
.4.3）。色诺芬给出的数字是15，但普鲁塔克只说是“许多”。

[105]
关于战胜纪念碑，参见Xen.Hell
.1.5.14；Plut.Alc
.35.6；Hell.Oxy
.4.4. 只有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作者提到，雅典人在诺提昂待了3天，但是狄奥多罗斯（Diod.13.71.4）记载说，阿尔喀比亚德驶向诺提昂，与舰队主力会师，然后再次去以弗所挑衅莱山德。色诺芬（Xen.Hell
.1.5.15）和普鲁塔克（Plut.Alc
.35.6）则记载说，战败的雅典舰队在战后驶去了萨摩司，（-318，319-）与阿尔喀比亚德在那里会师，然后整支雅典舰队回到以弗所，再次挑衅莱山德，并无功而返。

[106]
阿尔喀比亚德的88艘和刻农的20艘。

[107]
Xen.Hell
.1.5.18.

[108]
Xen.Hell
.1.5.15. 原文为爱昂（Eion），但是校勘家建议将其订正为“铁奥斯”，所依据的是Diod.13.76.4。参见恩德希尔（Underhill），《色诺芬〈希腊志〉注疏（附介绍及附录）》（A Commentary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 on the
Hellenica of Xenophon
），第22页。

[109]
Xen.Hell
.1.5.20.

[110]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叙姆缴纳给雅典帝国的岁赋是12塔伦特，是以弗所和绝大部分爱奥尼亚地区城邦岁赋的两倍（参见密格斯，《雅典帝国》，第540—542页）。此事的真实性一直饱受质疑，因为狄奥多罗斯的叙述（Diod.13.73.3—5）被认为是根据埃弗鲁斯史书所写的，而埃弗鲁斯正是叙姆公民，他肯定对于自己母邦的资料特别感兴趣，无论这些资料是不是真实的（参见巴尔博［G.L.Barber］，《史家埃弗鲁斯》［The Historian Ephorus
］，1935年，第86页）。不过，奈波斯（Nepos.Alc
.7.1—2）也记叙了阿尔喀比亚德攻打叙姆的事情，但他的记载和狄奥多罗斯的有很大出入。这意味着，关于此事史实的信源不止一个。（这个观点是罗伯茨［J.T.Roberts］提出来的：《雅典政府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 in Athenian Government
］，斯康星州麦迪逊市，1982年，第224页，注释67。）此外，狄奥多罗斯的记叙还包含了许多细节，这些细节从其内在来看似乎有理，因而狄奥多罗斯的这番记叙是可信的。

至于狄奥多罗斯说叙姆此时仍是雅典盟邦，人们对这一点是存在争议的。修昔底德（Thuc.8.100.3）的记载被作为证据之一：这座城邦在411年就已经叛变。就算叙姆那时真的叛变，也仍然有可能在阿尔喀比亚德来到这里之前被雅典人收复，而古代文献记载疏阔，处处阙文，其中未必留有关于这次收复的记载。同时，修昔底德那段文字也不能证明那是一次叛变。修昔底德这段记载仅仅提及，一小撮反雅典的流亡者吸收了50名来自叙姆的重装步兵加入他们的政治党社。这50名叙姆重装步兵很可能是来自于某个政治上比较弱势的派别的志愿军；而这个不大的政治派别加入了反对雅典的行动，希望在整个地区掀起燎原的叛乱。甚至完全有可能正是这些人的行动给了阿尔喀比亚德以口实，而此刻，406年，他正需要一个借口去攻打以弗所（Diod.13.73.3）。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拒斥此事的真实性，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狄奥多罗斯记叙的准确性，更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从诺提昂战役到阿尔喀比亚德在雅典遭到政治攻击的时间段里那一系列事情的发生顺序。

[111]
参见本页，注释①。

[112]
Diod.13.73.3—6.

[113]
Diod.13.72.3—4. 色诺芬或任何其他的古代作家都没有提到过这次进攻。既然这次进攻失败了，又没有对战争进程造成什么实际后果，那么漏掉不写亦情有可原。正如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16页，注释1）所说，我们不可能混淆这次大规模进攻和410年阿吉斯所进行的一次小型进犯，后者仅仅被色诺芬一人所提及（Xen.Hell
.1.1.33—34）。

[114]
Diod. 13.72.4—73.2.

[115]
Plut. Alc
. 36.1. 注意，这不是那位著名的色拉叙布卢斯。曾经征战于犬坟、阿卑多斯和库济科斯的将军色拉叙布卢斯来自斯代里亚德谟（Steiria），是吕库斯的儿子（Lycus），亦是阿尔喀比亚德的支持者。

[116]
Plut. Alc
. 36.1—2.

[117]
Diod. 13.73.6.

[118]
Nepos Alc
. 7.2.

[119]
Nepos Alc
. 7.2.。

[120]
关于阿尔喀比亚德是由正式的举手表决弹劾程序
被投票弹劾的、还是只是没有在406年再次被选举为将军，存在争议。色诺芬（Xen.Hell
.1.5.16—17）；普鲁塔克（Plut.Alc
.36.3）历来与色诺芬颇有共鸣，此处亦不例外；狄奥多罗斯（Diod.13.74.1）所记下来的故事似乎表明，阿尔喀比亚德仅仅只是没有再次被选举为将军。然而，正是普鲁塔克对莱山德的生平传记中（Plut.Lys
.5.2）提到，阿尔喀比亚德“被褫夺指挥权”，使用的是被褫夺官职的技术性词汇：
。吕西阿斯（Lys.21.7）提到，雅典人“解除了那些人的职务”
［译注：其中包括阿尔喀比亚德。］，这措辞有些不清楚；但是奈波斯（Nepos Alc
.7.3）径直说道“人们缺席褫夺了他的官职，另用人取代了他的职位”（absenti magistratum abrogarent et alium in eius locum sustituerent）［译注：该句译文引自张强译本，第83页］。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8页，注释2）争辩说，阿尔喀比亚德在萨摩司被刻农取代了指挥官职位，而刻农立即就从安德罗斯被派过来了，这意味着该任职年度（the official year）尚未结束。然而，阿尔喀比亚德是被弹劾而非未获选举的最有力证据是，在安德罗斯接替刻农职位的法诺斯替尼（Phanosthenes），他在406/405年将不再担任将军，所以此刻阿尔喀比亚德去职之时，407/406年任职年度尚未结束（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第69—70页）。似乎只有罗伯茨（《雅典政府的责任制》，第224页，注释62）注意到了这个重要的点。能够证实科辽丰在其中所发挥作用的信源来自较晚时期的古代文献（Himerius 36.16 ［Photius Bibl
. 377］）。但事实上，这个信源与此处情况不符。这条摘要（-322，323-）的文字是“科辽丰指控了阿尔喀比亚德”，但这条摘要中并没有留存罪名、日期、或理由。吉尔伯特（Gilbert）（《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城邦内幕考》［Beiträge zur innern geschichte Athens im zeitalter des peloponnesischen Krieges
］，第366页）提出，科辽丰提出的罪名有可能是叛国
，还指出，阿尔喀比亚德被革职之后立即被起诉，并无出格之处。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8页，注释2）指出，如果阿尔喀比亚德是在此时被揭发，他肯定会被判决罪名成立，如果这样的话，他的财产就会被没收；但是他的财产没有被没收。因此，布索特得出结论说，科辽丰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对阿尔喀比亚德做出这样的指控。西莫利乌斯（Himerius）或其信源可能误解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体，把这想象成了一种指控，但这并非一种指控（参见罗伯茨，《雅典政府的责任制》，第15页）。不管怎么说，将科辽丰牵扯进此事的这些证据不算太有说服力。

[121]
狄奥多罗斯（Diod.13.74.2）说他等到移交完成才离开；色诺芬（Xen.Hell
.1.5.17）说——但是说得很不清楚——他在刻农到来之前就已经离开；普鲁塔克（Plut.Alc
.35.3）和奈波斯（Nepos Alc
.7.5）说，阿尔喀比亚德听说自己被革职之后立马就逃亡了。

[122]
Diod.13.74.2—4.

[123]
Xen.Hell
.1.5.17.

[12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0页，注释1；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18—323页。

[125]
Plut.Alc
.38.2；Thuc.6.15.4.

[126]
例如，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9页；格罗茨与柯恩，《希腊历史》，第2卷，第745页；弗格森，《剑桥古代史》，第5卷，1940年，第354页。

[127]
Aristph.Frogs
1425.

第十三章 阿吉努赛战役

406年3月选举出来的将军当中，既没有色拉叙布卢斯，也没有塞剌墨涅斯，没有任何阿尔喀比亚德同党。这份将军名单中有刻农（Conon），狄奥梅冬，列昂，小伯利克里，伊拉司尼德（Erasinides），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阿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普罗托马库斯（Protomachus），色拉叙卢斯，以及阿里斯托根尼（Aristogenes）。

[1]

将这些选举置于政治派别的相互竞争之中来进行研究，再常见不过。据说，这些将军属于一个“温和的民主政体权”。换言之，这些将军所从属的那个“民主的中间党派，曾经将尼基阿斯视为自己的领袖，寡头派那种野心他们丝毫不染，流俗民主派的煽动家手段他们也点滴不沾”。

[2]

然而，这些描述于我们理解情势没什么助益。这些论调可以用在色拉叙布卢斯身上，也可以用在新选举出来的任何一位将军身上。此外，如果学者们认为用这种论调来谈及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是不恰当的，（-325，326-）那么，用这种论调来描述与塞剌墨涅斯密切协作的阿里斯托科拉忒斯也一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都是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

[3]

实际上，最能影响投票的考虑不外此二：在将要选出来的这些将军中，有经验的海战将领越多越好，阿尔喀比亚德同党越少越好——最好没有。

[4]

其实，只有考虑到上述第二种情绪，在是次选举中才有党派政治发挥作用的一席之地。

刻农开始在萨摩司指挥雅典舰队，时间不晚于406年2月，是在阿尔喀比亚德去职之后。同时，看起来，在406年7月，喀里亚斯（Callias）就任执政官、新的行政年到来之前，刻农负责了整支舰队的指挥工作。

[5]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刻农来说，他至少还拥有4个月事件来尝试收复失地，但是舰队在当时的整体情况不适合任何重大行动。士气低落，他自己手下兵员锐减。尽管刻农（-326，327-）拥有舰船超过100艘，他的兵员却只够配备其中70艘船。

[6]

兵员锐减到如此程度，原因似乎不单单是诺提昂战役（Notium）的伤亡；除了斯巴达在诺提昂的胜利之外，莱山德给划桨手日薪额外增加了1鸥帛，这必定是雅典方面兵员锐减的重要原因。在舰队中那么多的非雅典划桨手看来，当前战事攻守之势殊异，斯巴达应该迟早会赢得这场战争。在诺提昂战役之后，如是期望再加上金钱利诱，很有可能已经在雅典兵营引起了大规模哗变；而在诺提昂战役之前，单靠财帛利诱很难制造如此大规模的哗变。因此，在这一行政年余下的时间里，刻农除了在敌军领土上略施劫掠突袭之外，别无挞伐之道。

[7]

刻农军事行动尽管有限，却也具有多重作用：因为这些劫掠突袭，士气总归不至于太过低落，刻农也得以增进新募兵员的训练水平和凝聚力度；因为这些劫掠突袭，雅典方面多少能够补充些钱财补给应急，而当下的雅典既缺钱财，又缺补给；最后，作战则有纪律，有纪律则士兵逃跑不易。暂时，雅典将领刻农除了等待祖国驰援与敌军的进一步行动之外，无计可施。

在以弗所的斯巴达军营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军费充足，士气高涨。舰队规模稳步扩大，舰只数目和划桨手数目持续增加。斯巴达人已经找到了一名成功的海军将领；如果不是在斯巴达、而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城邦，这位将领都能够赢取支持来进一步完成他那有着辉煌开端的事业。然而，斯巴达政治体制不允许他这样做：根据斯巴达制度，海军主将必须在其一年任期到期之后卸任。

[8]

新任海军主将是卡利科拉提达（Callicratidas），与莱山德一样，是个身份地位边缘化的次仲（mothax
）。不过除了身份相似之外，莱山德和卡利科拉提达就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莱山德年届中年，尽管有野心，但审慎成熟，精于阿谀逢迎之类的政治技艺，对自身利益尤为清醒警觉、乃至不惜牺牲城邦利益。卡利科拉提达则是个“特别年轻的人”。

[9]

尽管卡利科拉提达好斗又胆大，但在他短短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除了献身城邦、竭力求胜外，还有何个人野心。卡利科拉提达有着“刚毅耿直、不通权变”的名声，（-327，328-）近乎天真，这是因为“他丝毫没有染上外邦人的习性”。人们将卡利科拉提达视为“最纯粹的斯巴达人”。

[10]

如同我们在莱山德的例子那里所见的一样，如果在斯巴达顶层圈子里没有一位有权势的朋友，那么任何一名次仲都不可能被擢升到海军主将这样的重要职位上来。关于卡利科拉提达的靠山是什么人，我们没有直接证据，但是现存蛛丝马迹都指向一个事实：卡利科拉提达代表了围绕在阿贾德一脉斯巴达王们（the Agiad kings）身边的那个政治派别，阿贾德世系的斯巴达王包括408年故去的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及其子泡珊尼阿斯（Pausanias）。

[11]

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享祚经年，历来支持与雅典保持和平友好关系，是《尼基阿斯和约》（the Peace of Nicias）最热心的拥护者之一。

[12]

泡珊尼阿斯则将成为莱山德死敌，成为那个“温和、传统、反对建立斯巴达帝国统治的”政治派别之领袖。这个政治派别希望将斯巴达活动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强调外交而非武力”。在国内，这个政治派别“害怕帝国主义带来金钱财帛及奢靡风气会腐化城邦，力促斯巴达城邦回归到吕库古宪法的清规戒律之中去”。

[13]

泡珊尼阿斯的保守主义倾向在他的一句言论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他在向别人解释为何斯巴达律法不容修改的时候说道：“因为，是律法高于人，而非人高于律法。”

[14]

在斯巴达城邦的两脉王族世系之间存在天然和持续的敌对关系，正因为这种敌对关系，泡珊尼阿斯不大会中意游里庞提德王族（the Eurypontids）的门徒和代言人。然而，除此之外，持有此种观点的人们不可能不害怕、不反对莱山德其人其政，因为莱山德的骤然擢升使得其权势大过之前的历任海军主将。因为卡利科拉提达很快会显示出他对莱山德整个路线方针的彻底反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卡利科拉提达之擢升是受益于阿贾德王族及团结在该王族周边的那个政治派别的。卡利科拉提达被选举为海军主将，这一事实显示，莱山德在亚细亚的行动、与小居鲁士的亲密友谊、以及那些向他个人效忠的政治党社（-328，329-）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甚至要多过他的诺提昂之胜为他带来的支持。

[15]

因为诺提昂之战发生于12月或者1月间，所以莱山德并没有采取重大行动。尽管雅典舰队数目锐减、质量衰变，尽管斯巴达舰队不仅具有数目上的优势、同时也证明了自身的勇猛无畏，莱山德仍然对刻农的小型突袭视而不见、不加干涉，他率领着斯巴达舰队躲在港口里，怡然自得。如果能够再一次取得对雅典人的胜利——此时，这支由刻农指挥的雅典舰队——那么，这次胜利很可能成为决胜之战；但是，莱山德没有试图重启战端。卡利科拉提达来到以弗所，接过舰队指挥权，时间应该是在406年4月。

[16]

即将卸任的海军主将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敌意立马就浮现了出来。莱山德将舰队移交给新任司令的时候，他告诉卡利科拉提达说他是“作为海上霸主、海上战役的获胜者来将舰队移交”。

[17]

这等吹嘘，其实有些言过其实了，卡利科拉提达立即就戳穿了他。卡利科拉提达告诉莱山德说，如果他能够带着舰队从以弗所向南边航行，经过雅典舰队把持的萨摩司，然后在米利都进行舰队指挥权移交，他才承认莱山德是海上霸主。卡利科拉提达此言不仅是对莱山德大言不惭的嘲讽，也是对莱山德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诺提昂胜利的嘲讽；同时，卡利科拉提达此言还是敌对与憎恶的公开宣言。面对对手的这番挑衅，即将卸任的海军主将莱山德只是回应说他已经不任指挥之职，然后就出发回家去了。

[18]

然而，临行之前，莱山德略施手段，务使继任司令没有好日子过。莱山德的友人和党羽即刻开始与卡利科拉提达对着干。他们不仅毫无斗志，消极怠工，还在雅典诸城邦到处散播流言，说斯巴达人用这个无知又缺乏经验的新将领替代莱山德，是犯下了一个重大又危险的错误。要说这些谣言的四散没有得到莱山德自己的首肯甚至煽动，那肯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19]

传播这些言论的人，莱山德一定曾经将他们召集起来并许以光明的前途——只要他们支持莱山德、支持莱山德的政策。

[20]

胜利在望之时顿失领袖，莱山德党人不免灰心丧气；既然新任司令卡利科拉提达对莱山德并不友好（-329，330-），其政策也危害到他们自己的利益，莱山德党人就下决心，一定不能让卡利科拉提达夺取原本属于他们自己领袖的胜利果实。

卡利科拉提达迅速迎接政治挑战，方式既勇敢，又聪明。他集合了整支斯巴达舰队——其时规模已经达到140艘舰船——并向他们做演讲。演讲本身是个聪明举动，这是因为莱山德党人在所有28000人之中，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色诺芬记载了这次简洁明了的拉戈尼亚式演说，应当在此呈现出来：“我，就我自己而言，赋闲在家也并无不满之处。如果莱山德或其他任何人认为他自己在海上事务方面比我更有才干，那么我就不会鸠占鹊巢。但是，我奉城邦之命前来指挥斯巴达舰队，故而我别无选择，只能竭尽一己所能，完成任务。你们啊，想想我所竭尽全力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想想那些对我们的城邦有害的批评与质疑吧。对此，你们清楚，我也知道。然而，请告诉我，我是应该留在这里，还是应该就此驶回祖国，向城邦报告此地所发生的事情。”

[21]

这次演说极为有效，因为卡利科拉提达震慑了莱山德党人。没有人敢于表现出一副不遵命令的样子；更没有人敢让卡利科拉提达回斯巴达去报告说他们暴动反抗。

然而，莱山德还有其他手段来妨害其继任者，这等手段所造成的困难，可比先前所说都要来得更加难以克服。莱山德没有花完小居鲁士给他的钱。一般说来，卸任司令自然应当在移交舰队时，同时将剩余军费交给新任司令，可莱山德却把钱径直还给了小居鲁士。

[22]

这种行径真是令人震惊。在新任指挥官没有从斯巴达带来军费的情况下，此等行径使得新任指挥官失去了对抗敌军所需的资源，损害了斯巴达的抗敌事业。除此之外，此等行径还揭示，莱山德不把居鲁士的赠款看作是对一名斯巴达海军将领的捐赠，而将这笔钱看成是小居鲁士对他个人的支持；“这个行为显示，莱山德自视为……王子（小居鲁士）的代理人”。

[23]

无疑，莱山德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迫使新任海军主将来找自己要钱，让小居鲁士觉得自己可靠，方便自己去讨好小居鲁士，（-330，331-），一方面则是为了减少卡利科拉提达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这两个目的都通过损害斯巴达利益来达到莱山德自己的目标。

卡利科拉提达被迫前往撒尔狄司（Sardis），向居鲁士要钱发军饷。年轻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没有立即接待卡利科拉提达，让他等了两天。这是刻意羞辱，但我们并不知道其目的为何。也许，小居鲁士是想给新来的人一个下马威，令其行为谦恭，让他明白自己依赖于波斯的军饷、从属于波斯的金主。也许，小居鲁士是刻意要激怒卡利科拉提达，制造裂痕，这样才好让小居鲁士的朋友兼同党莱山德重新攫取权力。无论小居鲁士的目的是哪个，卡利科拉提达白白等待两天的结果就是，他真的生气了，没有取得军费就离开了撒尔狄司。色诺芬记载了卡利科拉提达的临别之言：“他说，希腊人正处于最为悲惨的境地，因为他们为了财帛之利去奉承蛮人，而且，如果他能平安回来，他会尽一己所能，劝和雅典人与斯巴达人。”

[24]

多年来，斯巴达一直有这么一个政治派别，赞成与雅典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将斯巴达自诩为希腊人的解放者，对于结好蛮人、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置于波斯统治之下这样的政治安排深表不满。在此，卡利科拉提达正是为这个政治派别发声。卡利科拉提达的此番言辞在斯巴达的传统情感那里深得戚戚。因此，卡利科拉提达的这番言辞积累发酵出一番独立宣言，宣称要摆脱波斯统治；这番言辞还积累发酵为一种决心，决心在不依赖波斯金援的基础上施行不同的政策路线。

[25]

如果斯巴达人真要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路线，那么这番新政就将在精神上背离斯巴达与波斯的条约——如果细究其条款并未违反条约的话。但是，斯巴达人在卡利科拉提达党派的领导下，早已公开违背了他们与波斯人的条约：斯巴达人在库济科斯战役（Cyzicus）之后，就向雅典人提出了议和。

[26]

因此，（-331，332-）卡利科拉提达拒绝波斯援助、拒绝与波斯协作，体现了斯巴达政策风向的重大变化。

[27]

卡利科拉提达的第一步，是将斯巴达海军基地从以弗所转到米利都，他从米利都再派人回斯巴达筹钱。

[28]

海军基地易地，并非战略考量，因为海军基地在以弗所的话，对于即将攻打开俄斯和列斯堡的行动来说是更加方便的。

[29]

卡利科拉提达清楚知道，以弗所深受波斯影响，这座城邦对莱山德多有依附之情，因此，他必定很清楚，这座城邦并不适于他这样一位莱山德的政敌来开展工作。此外，在以弗所为接下来的作战筹款，并非易事。与之相反，米利都则充满了反对波斯存在的气氛，更加倾向于独立自主的行动路线。

[30]

卡利科拉提达在米利都召集了公民大会，作了一番演讲，公开呼吁大家出钱献力，公开呼吁在不靠波斯金援的情况下努力赢得战争。“得诸神庇佑”，卡利科拉提达在这番演说结束的时候说，“让我们向蛮人证明，我们不曲意逢迎他们，也能够惩戒我们的敌人”。

[31]

这番演说与呼吁成功了；连莱山德的支持者也缴纳了一笔钱——这位年轻大胆的海军主将也许会赢得他与莱山德之间的权势角力，冒犯他实在是很危险。

[32]

卡利科拉提达在米利都筹集了一笔款项，在开俄斯从斯巴达支持者那里筹集了更大一笔款项，然后开始作战。卡利科拉提达有充分理据立即开战——甚至有充分理据在斯巴达军费到账之前就开始攻打雅典舰队。在那一时刻，卡利科拉提达舰队有舰船140艘（-332，333-），数目上两倍于刻农舰队，质量上也好于刻农舰队。雅典人正在等待大批援军，一旦雅典援军到达，攻守之势殊异，斯巴达舰队将面临不利境地。卡利科拉提达攻打雅典控制之下的那些地区，再不济也可望战胜躲在港口里那支饱受惊吓的雅典舰队。如果机运青睐，卡利科拉提达甚至可能将刻农引诱出海，一举摧毁现有的雅典舰队。这等美好前景，任何海军将领都被吸引，而卡利科拉提达对此简直是无法拒绝。毕竟，他又年轻，又大胆。此外，卡利科拉提达还非难莱山德，批评他在雅典舰队封锁港口并威胁着斯巴达制海权的时候无所作为。卡利科拉提达这番话说出去，就必须有所行动，而财政状况也要求这行动须得迅速。因为，即便有了斯巴达本邦的军费，那也不足以弥补他们所失去的波斯金援。相反，如果卡利科拉提达迅速取胜的话，那么他从其他希腊人的城邦筹集军费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此外，卡利科拉提达可能还指望能够摧毁雅典海军，一举赢得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就算不能赢得整场战争的胜利，最好也要赶在雅典援军到来之前歼灭刻农舰队。由于以上种种理由，卡利科拉提达立即出战了。

卡利科拉提达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特尔斐尼昂（Delphinium），开俄斯岛上被雅典人所控制的一个要塞（参见地图3）。由于卡利科拉提达部队在数目上远远超过驻防在特尔斐尼昂的500名雅典人，雅典驻防军不战而降，在停火状态中离开了特尔斐尼昂。卡利科拉提达摧毁了特尔斐尼昂要塞，转而驶向铁奥斯，夜袭铁奥斯而夺之。

[33]

这些举动很快表明了这位年轻海军主将挑战萨摩司雅典舰队的意愿，因为卡利科拉提达所挑战的这两个地方特尔斐尼昂和铁奥斯都位于雅典海军基地的北边，斯巴达舰队必须驶过萨摩司才能到达这两个地方。然而，舰船数目极为弱势的刻农选择留在港口之内。接下来，斯巴达舰队向列斯堡岛驶去，列斯堡岛自身是雅典的战略重地，同时也是阻止斯巴达人重回海勒斯滂的关键节点。卡利科拉提达的第一个目标是梅岫姆纳（Methymna），位于列斯堡岛北岸的城邦，被一个亲雅典的政治派别所统治着，同时还有雅典驻防军500人。卡利科拉提达依靠城内叛徒，里应外合，袭而夺之，顺便在此劫掠了一番。但卡利科拉提达不允许麾下将士照他们自己所想的那样对待（-333，334-）战俘，他将战俘集合在公民市集上。卡利科拉提达的梅岫姆纳盟友催促着卡利科拉提达将战俘全体卖为奴隶，增益战利所得，但卡利科拉提达拒绝了。对待雅典驻防军，他们没有争议；这些雅典驻防军和战俘中已经是奴隶的那些人，统统被卖为奴隶。但是，卡利科拉提达释放了梅岫姆纳人，将自治权重新归还给梅岫姆纳城邦——当然，自治权是交给了一个对斯巴达友善的党派。卡利科拉提达用一个响亮宣言强调了自己的慷慨大度，还让人回想起斯巴达人从事这场战争的那个高贵口号——希腊人的自由：他说“只要我指挥，只要我有能力，就不会让一个希腊人受到奴役”。

[34]

这个宣言说出了卡利科拉提达的政策，既是说给不受雅典控制的希腊人听，也是说给仍然与雅典结盟的人听。对于不受雅典控制的希腊人，卡利科拉提达宣言是一种呼吁，对泛希腊主义的呼吁，第一步是拒绝波斯金援，第二步就是投入反抗波斯人、反抗雅典人的希腊自由之共同事业之中。对于仍旧与雅典盟好的希腊人，卡利科拉提达宣言是一种保证，为那些将要从雅典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人们提供了温和慷慨的处置之道。想要在缺少波斯金援的情况下迅速赢得战争，卡利科拉提达的此番举动与言辞是绝佳宣传。

列斯堡胜绩之后，卡利科拉提达派人捎话给刻农，要雅典的这位海将停止“戏侮海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等话语并非仅仅只是年轻主将的咆哮，而是年轻的海军主将自上任以来所布置的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卡利科拉提达这番话里似乎有两层目标。一方面，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制海权合法地属于斯巴达，刻农之所以能够在卡利科拉提达到来之前自由往来于海上，完全是因为卡利科拉提达的前任莱山德无所作为。另一方面，他说这番话还是因为他手握重兵，想藉此引出刻农舰队来与之一战。刻农何等聪明，不会轻易上当；但卡利科拉提达攻打列斯堡对雅典利益威胁又太大，不得不防。可以说，刻农已经尽量利用了他在萨摩司指挥舰队的短暂时间。刻农巩固了萨摩司的雅典舰队，训练之，装备之，进行“战备，而没有将军像他这样进行过战备”。

[35]

攻打梅岫姆纳的消息传到萨摩司，促使刻农带领整支舰队的所有70艘舰船移师列斯堡。刻农舰队赶不及（-334，335-）阻止斯巴达人夺取梅岫姆纳，只好回撤到梅岫姆纳城邦东边的阿波罗群岛去（the Hekatonnesoi Islands）（参见地图11）。

卡利科拉提达应当立即就知晓了雅典舰队的位置信息。卡利科拉提达一贯胆大，他在黎明到来之前就前去切断了刻农回撤萨摩司的路线，但是精挑细选的雅典海军、训练精良的雅典海军最终克服了突袭。雅典人逃出包围，冲向外海。到现在为止，斯巴达舰队仍然有舰船170艘，所以刻农除了逃走并平安回到密提林港口之外无计可施。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在军饷按时发放的情况下已经服役一年，在此期间，莱山德对他们进行了出色的训练。同时，因为大批技术精良、经验丰富的划桨手从雅典舰队叛逃到斯巴达舰队，斯巴达舰队的数目不断增长，质量也日益更佳，几乎可与刻农舰队比肩。因此，雅典舰队在逃向港口寻求庇护的过程中，几乎无法摆脱追逐而来的敌军舰队。卡利科拉提达舰队几乎与刻农舰队同时到达了密提林港口。由于密提林港口入口狭窄，最终只有40艘雅典舰船平安上岸，却有30艘雅典舰船在港口入口处的激战中损毁。这30艘雅典舰船的船员得以脱逃。卡利科拉提达似乎计划在上述追击与入口激战发生之前就攻打密提林，这是因为，在梅岫姆纳战役取胜之后，卡利科拉提达任命斯巴达人托剌克司（Thorax）为一支重装步兵部队的将领，命令他从陆地上行进到密提林去。

[36]

此时，卡利科拉提达命令新盟友梅岫姆纳人带领他们所有的军事力量前来襄助，同时他还从开俄斯带来了整支陆军，这样，卡利科拉提达就从陆地上和海洋上完全封锁了密提林。

[37]

刻农处境危如朝露。他被切断了补给，自己又正置身密提林，这座大城邦里充满了仇视雅典的人。刚刚发生在梅岫姆纳的事件说明，背叛无处不在，哪怕是在与雅典亲善友好大大甚于密提林的梅岫姆纳。此外（-335，336地图11，337-），刻农舰队的所有舰船，不是已经损失在战斗中，就是被封锁在港口之内；甚至没有一艘船能够突出重围，回雅典去通风报信。除非能够向雅典捎句话，不然，密提林一定会在雅典援军到来之前叛离雅典，陷落于斯巴达人之手。密提林的陷落必定会导致列斯堡岛全岛陷落，同时，更重要的是，密提林的陷落必定会导致刻农舰队之残部全体被歼。刻农冥思苦想，想出传信之计。他伺机整整4天，派遣两艘最快之舰艇，舰上配备了最佳划桨手，突破封锁，一艘驶向北方，一艘驶向南方。中午时分，敌军正在打盹之际，两艘舰艇穿破重围。斯巴达人追击向南航行的那艘雅典舰艇，在日落时分追上了它，并将其带回密提林。然而，向北航行的那艘舰艇得以脱逃，平安抵达雅典，成功传递刻农正身处险境的信息。

[38]

地图11 列斯堡与阿吉努赛

卡利科拉提达赢得了一场胜利，但这场胜利却没有奠定他所指望的决定性胜局。卡利科拉提达没能完全摧毁整支雅典舰队，也没能夺取列斯堡。原本，如果能够全歼雅典舰队、夺下列斯堡岛的话，卡利科拉提达将能够前往毫无防备的萨摩司，夺下这最后一个主要的雅典海军基地，切断粮食谷物运输线，迅速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

[39]

除非密提林叛离雅典、自投斯巴达，不然的话，卡利科拉提达将与这支雅典军队进行漫长的围歼战，与另一支雅典舰队进行又一次海上激战。卡利科拉提达的钱不足以维持其军费开销，但是他目前所取得的那些胜绩已经给小居鲁士留下强烈的印象。小居鲁士这位波斯王子有理由相信，即便没有他的金钱援助，斯巴达也可能在一名他所疏远的将领带领下很快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终胜利。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展，那对小居鲁士的个人事业可真是场灾难性打击。因此，尽管小居鲁士比较中意莱山德，但他还是尝试与卡利科拉提达亲善。小居鲁士送去了军费，以及他本人对海军主将这个人的友善表示。卡利科拉提达别无选择，只能替部下收下这笔钱，但是他拒绝了给他个人的财帛，（-337，338-）说“在他自己与居鲁士之间，没必要有什么私谊，有与全体斯巴达人订立的条约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

[40]

一方面，卡利科拉提达如此冷淡的断然回绝必定令小居鲁士深感不快，肯定会让他回忆起莱山德的独一无二以及他本人对这位前任海军主将莱山德的依赖来。另一方面，卡利科拉提达也藉此再一次表明，他和莱山德的政策路线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卡利科拉提达也苦于无力在不受波斯援助的情况下赢得战争。要赢得他想要的一切，唯一的办法只有在波斯金援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之前，迅速打败雅典人。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也是政策使然，卡利科拉提达希望能够尽快进行一场决战。

从密提林脱逃的舰船带着刻农战败和斯巴达封锁的消息，大约于6月中旬抵达雅典。

[41]

雅典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危险处境，决心搏尽全力一战。雅典人手中所有的三列桨战舰大约是40艘，刻农在巩固其舰队之后从萨摩司又派遣了30艘舰船回来。

[42]

雅典造船工人全力投入工作，30天之后，他们造出了数十艘船，舰队的舰船数目达到了110艘。

[43]

这次作战所需的建造舰队的费用和维持兵员的开支，对于已经空空如也的雅典财政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为了筹措这笔开销，雅典人不得不将雅典卫城的胜利女神诸雕像推倒，熔铸为金币。

[44]

这些金币，连同卫城神庙里现存的其他一些金银铸品一起，总量似乎是200银塔伦特左右。

[45]

这笔款项用来建造船只并对其进行战备装备是足够的了。

相对于财政问题，远征所面临的人力短缺问题更为窘迫。由刻农亲自遴选的雅典海军精锐船员14000人左右，此刻已经被封锁（-338，339-）在密提林。驰援舰队需要22000甚或更多人。在剩余可选的人当中，最佳者不过是刻农之弃将剩勇，这些人因为够不上刻农爱琴海舰队的选拔标准才被挑剩下。但即便是这些矮子里头拔出来的高个儿，也仅仅只能够装备30艘左右的舰船。为了装备其他舰船，雅典人不得不从所有社会阶层征兵——在通常情况下，无财产阶层担任划桨手，农民则作为重装步兵方阵作战，更加富裕和贵族的阶层则担任骑兵。雅典绝境的确凿证据恰恰在此：雅典人甚至将奴隶也招募入伍，作为回报许以自由和雅典公民权，一如他们之前给予普拉提阿人的（Plataea）：“他们让所有服役年龄的人都登上了船，包括奴隶和自由民。”

[46]

很明显，这样募得的船员缺乏经验，纪律性差，凝聚力也不行。此外，指挥这些船员的那些舰长也缺少经验，带领这些船员的那些舵手也技术不精，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船员不够，舰长和舵手必定也是极为短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响以来，雅典人第一次陷入了在海战中技不如人的窘迫境地。

[47]

在一个月时间里仓促乌合的这支雅典舰队，必须面对的是这样一支斯巴达舰队：他们军饷不错，训练精良，刚刚赢得一些胜绩，因而信心大增，同时，他们那年轻大胆的将领卡利科拉提达还刚刚打败了雅典最厉害的海军将领——刻农。

大约到了6月中旬的时候，这支新的雅典舰队在不少于8名将军的率领下，出发驶向萨摩司。

[48]

途中，10艘萨摩司战舰和从其他盟友城邦募集而来的大约35艘战舰加入了这支雅典舰队，使得其三列桨战舰总数达到155艘。

[49]

大规模的海战动员使得留守雅典长墙的军队只剩下一小部分，而且这一小部分军队的士兵也颇为参差，他们的年纪要么就超过了50岁，要么就还不到20岁，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不适于或不能够从事海上战斗。

[50]

说起来，这真是阿吉斯从狄西利亚（Decelea）出发，带领其重装步兵部队攻打雅典的绝佳时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阿吉斯没有行动。修昔底德（-339，340-）在批评斯巴达未能在411年攻打雅典时写道：“斯巴达人是雅典人最为便宜之敌人，不仅仅是这一次，在多次其他情形中，斯巴达人亦是如此。”

[51]

修昔底德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所想到的情形种种，当中很可能就包括了这一次。

在密提林，卡利科拉提达得到消息，知晓雅典舰队正在逼近密提林。卡利科拉提达没有坐等援军前来与被封锁在其背后港口里的刻农舰队会合，他驶出港口，前去切断自萨摩司北向而来的雅典舰队，斯巴达舰队泊于列斯堡岛东南端马里亚海角（Cape Malea）。为了给埃迢尼库斯（Eteonicus）留下50艘舰船继续封锁刻农，卡利科拉提达自己只带着120艘三列桨战舰出了海。卡利科拉提达也许是不知道敌军舰只确切数字的，但他至少有理由对自己舰队的技术优势感到自信，即便自己的舰队在数目上有几分劣势，影响应该也有限。卡利科拉提达及时到达马里亚海角晚餐，而碰巧与此同时，雅典人也正在阿吉努赛群岛（参见地图11）晚餐。

[52]

阿吉努赛群岛就在离岸不远处，距离马里亚海角大约两英里左右。卡利科拉提达又一次性格使然地立即采取了主动措施。日落之后，卡利科拉提达看到雅典点起的灯火，他决定采取夜袭，就像他之前夜袭刻农一样，指望靠突袭打败敌军。然而，风暴骤起，卡利科拉提达不得不一直等到黎明。

[53]

接下来发生的那场战役以阿吉努赛诸岛的名字命名，因为这场战斗发生在阿吉努赛群岛西岸外侧的海上。真的，如果算参战舰船的数目的话，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一场战斗，也是到那时为止在希腊人的海军之间发生的最大一场战斗。

[54]

这场战斗在雅典人那里引发的后继事件比这场战斗的战果更加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后继事件使得阿吉努赛战役成为了最应该被记住的海战之一。尽管色诺芬对阿吉努赛海战的记载相对清晰且貌似可靠，但色诺芬的记载不甚完整。一方面，色诺芬没有录述相关的地理信息，而地理因素（-340，341-）在此役的雅典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色诺芬没怎么提及战斗开始后的战斗进程。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呢，尽管在地理和细节方面略甚一筹，但可信度整体不高，兼以文辞藻缛，对于我们理解战斗经过并无助益。在记载阿吉努赛战役时，狄奥多罗斯似乎使用了埃弗鲁斯（Ephorus）史撰里最糟粕的部分，而没有追随那位严肃清醒、判断清明的佚名史家——作品留存在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上的那一位。

[55]

现当代学者试图解决这次战役中语焉不详、史实不清的部分，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不甚成功。

[56]

然而，在这些学者之中，没有一位能够详细拓展色诺芬给出的细节，透彻说明岛屿地理条件在雅典战略中所发挥的作用，充分理解战事进程中留存下来的所有线索，以及明确审视战事的走向。接下来，我自己的历史重构将试图还原一二。

战斗发生那天黎明时分，卡利科拉提达的舰队入水启航，划过了马里亚海角与停泊在阿吉努赛群岛岸边雅典舰队之间的两英里水域（参见地图11）。（-341，342-）狄奥多罗斯在这里描写了精彩绝伦的悲惨故事和异常清楚的异兆厄端，双方祭司观察到异象，都建议不要在这一天开战，但是这建议却都没有被双方将领接受。在斯巴达一方，据说是波浪盖过了牺牲的头部，预示着斯巴达海军主将将于是役阵亡。色拉叙卢斯（狄奥多罗斯一如既往地把他错写成“色拉叙布卢斯”）——狄奥多罗斯“任命”他为雅典军队在这一存亡攸关之日的主要将领——据说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其他7名雅典将军一起表演幼里披底（Euripides）的《腓尼基妇女》（Phoenissae
），而斯巴达人正在表演幼里披底的《乞援女》（Suppliants
）。这两部悲剧都是关于七将攻忒拜的故事。色拉叙卢斯和7名雅典将军将赢得“喀德慕司之胜”（Cadmeian victory）——忒拜建城者喀德慕司的胜利正是以自己阵亡为代价——，全数殉国。祭司想象力丰富，必定将其解读为这样一种预兆：雅典将会取得胜利，代价是将军集体殉国。我们知道，卡利科拉提达相信了斯巴达祭司的预言，但没有因之退却。卡利科拉提达完全愿意殉国换取斯巴达的胜利。然而，卡利科拉提达相当审慎，他提名斯巴达将领科列库斯（Clearchus）为他阵亡之后的指挥官——如果他在此役阵亡的话。

[57]

透过狄奥多罗斯在此处所有罗曼蒂克的胡编乱造，我们能够辨出一个事实。要解释为何双方意欲建立条理明晰的指挥系统，我们无需用这些梦境异兆、祭司预言家来解释，而只需要回想一下不久之前的诺提昂战事。安提奥库斯（Antiochus）在战斗甫一开始就阵亡，这一事件所引起的混乱之情想必为双方所明知；正因为此，卡利科拉提达才小心行事，避免此事重演。

斯巴达舰队以标准阵型开始了战斗，锋线并肩推进，120艘舰船铺开约2400码，大约一又三分之一英里。

[58]

这个命令（-342，343为地图12，344-）允许斯巴达人去使用“环绕巡航”战术（periplous
）——即以超过敌舰的速度对敌军阵列进行环绕巡航，攻击其舰队的侧翼或尾翼——以及“锋线突破”战术——即舰船驶入敌军舰队的两艘舰船之间，攻击其舰队的侧翼或尾翼。而这两种战术，环绕巡航与锋线突破，恰恰是雅典人在其长达数十年的海上制霸期间逐步改善而成的。如果斯巴达人知道他们并不数目占优，那他们也仍然不会有什么担心，因为斯巴达人能够取得胜利，他们依赖的是战术优势而非数目优势。

[59]

“所有斯巴达舰船并肩排成单列，准备采取锋线突破战术和环绕巡航战术——因为他们航海技艺较佳。”

[60]

事态的晚近发展令斯巴达人有能力尝试如是战术，而雅典人却失去了采用这些战术的能力，反而开始惧怕这些战术。

地图12 阿吉努赛战役

因此，既然雅典人所面对的敌军采取了如此不同寻常的阵型，所以雅典海军将领也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指挥方式，我们在希腊海军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一种指挥方式。

[61]

侧翼舰队由60艘舰船组成，排成双列，每15艘三列桨战舰构成一个分舰队，每个分舰队由固定将军指挥（参见地图12）。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和狄奥梅冬指挥左翼的锋线舰队，小伯利克里和伊拉司尼德指挥左翼的尾翼舰队。普罗托马库斯和色拉叙卢斯指挥右翼的锋线舰队，吕西阿斯和阿里斯托根尼指挥右翼的尾翼舰队。

[62]

在核心舰队处，狄奥梅冬分舰队旁边的是10艘萨摩司舰船——由他们自己的将领西珀斯（Hippeus）指挥（-344，345-）——以及10艘雅典舰船——由舰队副将（taxiarchs
）指挥。舰队副将一般是服役于舰队的重装步兵部队的重要将领。

[63]

除上述舰船之外，有3艘舰船是由职级较低的雅典海军军官“舰队长”（navarchs
）所指挥的，还有大约12艘来自于盟邦。

[64]

这些三列桨战舰与排成双列的侧翼舰队的舰船不同，它们排成单列。

[65]

色诺芬还告诉我们，为何雅典人选择了这样的阵列：“他们排成这样的阵列，是因为使用这种方式，他们就可以阻止锋线突破战术，这是因为他们的航海技术较不如人。”

[66]

色诺芬在此处的叙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舰船排成双列的侧翼舰队有望挫败敌军的锋线突破战术，但中央舰队排成单列的舰船如何能够抵御敌军的锋线突破战术？只要斯巴达人从中央舰队实现了锋线突破，他们定会在舰队侧翼、舰队尾翼肆虐欺凌。在这里，狄奥多罗斯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他说，雅典人“将阿吉努赛群岛也纳入了战斗阵型之中”。

[67]

雅典中央舰队的35艘舰船，每艘与旁边的舰船之间间隔大约20码，在水面铺开，总共宽达660码，列在阿吉努赛群岛其中之一的离岸水面上。这个岛今称异邦岛（Garipadasi），在阿吉努赛群岛最重要的两个岛之中，它的位置较为靠西边。背靠该岛，雅典中央舰队的舰船就无需担心敌人使用锋线突破战术。

[68]

（-345，346-）

侧翼舰队后面没有岛屿作为保护，其双列阵型同样是为了抵御敌军可能发动的锋线突破战术。

[69]

但是，仍然需要考察其具体阵型，看看侧翼部队是如何竭力取胜的。侧翼舰队布阵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应当是，将第二排舰船置于第一排舰船的间隔处的后方，直接威慑着意欲实施锋线突破战术的敌军。然而，对这一排兵布阵问题进行更为周密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得知，雅典对这种布阵方法进行了改进，效果惊人。雅典人将侧翼舰队的舰船松散排开在水面，两两间距达到一般情况下的两倍，后一排舰船仍然对准前一排舰船两两之间的空隙。

[70]

舰船之间空隙较大，必然引得斯巴达人想要进行锋线突破战术；雅典舰队的第二排舰船在第一排舰船的空隙后方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上前阻止进犯的舰船，这样，进犯的舰船将要面对的就是军舰两侧的金属撞角。然而，雅典侧翼舰队舰船之间的较大间隙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关键效用：双倍间隙令雅典舰队变得更长，使其能够对敌军舰队进行侧翼包抄，而不是被敌军舰队侧翼所包抄。如果按照普通间距排列舰船，那么雅典锋线上的95艘舰船——侧翼各30艘，中央舰队35艘——将直面由120艘舰船组成的斯巴达锋线；在锋线两侧，斯巴达舰队将比雅典舰队分别多出12或13艘舰船。在这种（-346，347-）情况下，斯巴达舰队完全用不着采取锋线突破战术，他们可以利用较优的航海技艺轻易攻击到雅典舰队的侧翼和尾翼。如果雅典人将船那样排列，致使斯巴达人享有那等优势，斯巴达人就不会在此役失败，也就不必经受他们所面临的那场劫难。

雅典人将舰船按照双倍间距排开，其锋线的宽度达到了普通情况下155艘舰船并肩排列的宽度，在任意一侧，雅典舰队都至少比斯巴达舰队多出16或17艘舰船的距离。

[71]

雅典人布下如是阵势，双列阵型保护着侧翼舰队，背靠海岛保护着中央舰队免受敌军锋线突破战术之袭击，锋线宽度保护着整支舰队免受敌军环绕巡航战术之袭击，如是阵势保护雅典舰队不受敌军侵害，且令雅典舰队能够对敌军造成损伤。

[72]

此外，雅典人的侧翼舰队分成8个独立的作战单位，由不同的将军指挥，具有独立行动、机动作战的能力，这使得雅典舰队能够采取攻势而不失安全保障。色诺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使得我们得以窥见具体战事是如何推进的。卡利科拉提达迎上前来，“雅典人也迎上前来，其左翼舰队向着公海一字排开”。

[73]

雅典侧翼舰队已经侧翼包围了斯巴达舰队，他们向左环状包围敌军，对斯巴达右翼舰队形成了很大威胁，这是因为如果不及时迎击，那么雅典舰队就可以从后方将其包围起来，（-347，348-）从尾翼攻击斯巴达舰队。然而，如果雅典人采取普通间距的单列阵型，那么这样的战术将使得雅典锋线出现缺口，或使得雅典舰队在左边出现缺口，暴露在斯巴达舰队的威胁之下。雅典舰队在阿吉努赛排出的这种阵型，使得他们在小伯利克里分舰队大幅度向左转向的情况下，仍然由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分舰队保持着对敌军舰队的侧翼包围之势。一旦斯巴达对薄弱环节实施袭击，伊拉司尼德所带领的尾翼舰队就会顶上迎战。事实上，雅典在此采取的战术令斯巴达无法采取主动；雅典舰队对斯巴达舰队的侧翼和尾翼所形成的威胁如此巨大、如此明显，以至于斯巴达人根本无法思及上前开战，因为这样会被完全包围。尽管我们资料不足，但仍可推测，雅典右翼舰队采取了同样的战术。就算右翼舰队没有采取左翼舰队那样的战术，其阵型排布也仍然可以在不进行大规模横扫动作的情况下包围敌军舰队，保证其自身的策略机动性。我们没有理由去推测雅典中央舰队会不顾安全、离开背靠岛屿之地；中央舰队大约会原地不动，静观其变。

卡利科拉提达指挥着斯巴达的右翼舰队，同时忒拜的瑟拉索尼达（Thrasonidas of Thebes）在左翼指挥着彼欧提亚分舰队。

[74]

雅典战舰清晰浮现于视野之时，卡利科拉提达的舵手、墨伽拉的贺耳蒙警告他的将军不要卷入战争，要避免这场战斗，“因为到现在为止，雅典的三列桨战舰较多”。

[75]

雅典锋线的宽度确实在两边的侧翼部分都对斯巴达舰队形成了包围之势，斯巴达处于险境之中，这证明贺耳蒙的劝诫是正确的，但卡利科拉提达不肯撤退。色诺芬写到，卡利科拉提达以勇敢而富于爱国之心的言辞回答了贺耳蒙的劝诫：“如果他死了，斯巴达不会陷入绝境，但如果后退，那就将陷斯巴达于羞耻之中。”

[76]

这种由吕库古传统所教化出来的老派斯巴达言辞，与这位大胆、好斗、无畏的指挥官格外相称。用这些性格特征来解释年轻海军主将的决策，似乎已经足够：“答案在于这个纯粹的人；因为其人淳古，所以他现在也不可能退却。他高贵、大胆、伟大，一贯直率，不畏艰难，为了达到目标总是迅速又斗志昂扬，这是因为正直果决的品质一直带他走过险阻困峻。”

[77]

（-348，349-）然而，即便今天的我们摒弃一切后见之明，我们也能够看到，必须严肃对待贺耳蒙谏言。在阿吉努赛战役此前的所有战役中，卡利科拉提达总是享有数目与策略及作战能力方面的优势，这也可以佐证他大胆好斗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然而，这一次，卡利科拉提达在数目上完全不占优势，雅典人选择了于己方大有裨益的作战地点。看起来，一名审慎的斯巴达海将就应该中止攻击，另择时机开战。时间总是在斯巴达一方的，他们的情势总没有雅典人那般危急。一方面，雅典人财政枯竭，几乎无力偿付这次远征所需的费用；而这笔钱用尽之后，雅典人很可能再难寻获资金来支持他们的海上舰队。另一方面，反正小居鲁士继续给钱，斯巴达等得起。此外，时间流逝肯定会使更多船员从雅典舰队叛逃至斯巴达舰队，若静待雅典船员叛逃，斯巴达就可以在数目上也超过雅典人，并选择于己更有助益的地点来开战。而雅典人呢，正如上文所说的，必需采取攻势，“即便条件不利，也必须开战”。斯巴达的命运掌控于一位决策仓促、“依着高贵个性而并不具备其前任所有的审慎品质”

[78]

的人之手，真是不幸。

不让斯巴达改日再战的不止是卡利科拉提达的个性，卡利科拉提达的政策与政治立场也不赞成改日再战。每拖延多一日，斯巴达对小居鲁士与波斯的依赖就更多一分。斯巴达对波斯方面的依赖对另一位将领莱山德来说不算什么，对卡利科拉提达来说则完全不可接受。此外，总会存在这种可能，即因为种种机缘雅典人在其任期之内不再开战。这样一来，海军主将卡利科拉提达的任期将平静终结而缺少一场决胜之战。赢得胜利的光荣和决定议和的权力将旁落他人，也许就会落入某个同莱山德观点、目标一致的人的手中。如果雅典人再次开战了——当然，这比雅典人不再开战更有可能——雅典人会选择在哪里开战？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卡利科拉提达接受了贺耳蒙的建议，终止阿吉努赛群岛的战役。接着，卡利科拉提达可能回撤到密提林，因为雅典人必定要赶着去解除围困刻农的敌军。卡利科拉提达在密提林能与埃迢尼库斯的50艘舰队会师，舰船总数将达到170艘。雅典舰队将在港口之外以155艘舰船与之一战，同时刻农的40艘舰船将威胁其舰队尾翼。雅典舰队的数量优势将（-349，350-）从35艘减少到25艘，但这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显著的数量优势衰减。如果在密提林开战的话，那么雅典人将放弃他们就岛作战的优势，但仍然能够以其他方式威胁卡利科拉提达舰队：前后包夹。诚然，刻农舰队此刻是被封锁在港口之内，但斯巴达的处境仍将不同寻常且令人不安。无论如何，这些情形假设并不特别诱人。总而言之，对于斯巴达人来说，也许在密提林一战比在阿吉努赛一战确实好上那么一点儿，但这区别不大，不明显，也不是决定性的。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卡利科拉提达在见到雅典舰队阵列、听到贺耳蒙谏言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上述可能情形。因此，在此我们认识到，卡利科拉提达的言辞并不仅仅出自年轻人的轻率就足够了。

既然决意开战，卡利科拉提达就会选择他能选择的最佳战术。雅典舰队对其舰队侧翼的包抄威胁是最为主要的，卡利科拉提达别无选择，只能迎击。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因为卡利科拉提达无法令己方锋线达到敌方锋线的长度，“他就决定，将其部下分为两支分舰队，在两侧分别作战。卡利科拉提达的如此作战方式势必引得在旁观战的人大惊，因为看起来有4支舰队在打这场海战”。

[79]

接着，战斗在两翼展开；在两侧，各有半支斯巴达舰队对抗4支雅典分舰队。卡利科拉提达的战术安排令斯巴达舰队缺少中央部分，无力对抗在岛岸边排成单列的雅典中央舰队，同时令雅典中央舰队有能力对斯巴达两支分舰队的中间间隙及间隙左近舰船进行攻击，但是如果不冒些险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来对抗如此不同寻常的雅典战略，而斯巴达舰队在两翼外侧面对的是密集的雅典侧翼舰队，侧翼危险比中心压力要来得更加迫切、更加危急。也许，卡利科拉提达是看到雅典中央舰队排成单列，觉得这部分舰队有可能处于守势，才决定将斯巴达舰队分散成两支；也许，卡利科拉提达过于关注舰队侧翼所受到的威胁，才忽视了舰队中央所面临的危险。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哪一种，卡利科拉提达都势必赌一赌，而他的决定似乎也确实是彼情彼景下他能够作出的最佳抉择。

现在，雅典舰队数目占优，位置占优，还主动出击，我们很可能会觉得雅典能够轻易并迅速制胜，但他们没有。战斗耗时良久，十分艰难。“开始的时候，战斗在紧密的阵型中进行，后来，阵型散了。”

[80]

（-350，351-）雅典舰队的侧翼包围动作必定令斯巴达舰队阵型收紧，而在阵型收紧的情况下，较优的航海技术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在战斗第一阶段，雅典中央舰队肯定是没有参与战斗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组成中央舰队的萨摩司战舰、舰队副将战舰和舰队长战舰毫发无损。

[81]

然而，雅典的中央舰队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中央舰队停泊在岛岸没有行动，但它也为侧翼舰队提供了内侧保护屏障。任何试图在雅典舰队两翼内侧进行环绕巡航战术甚或敢于冲出来挑战单独一艘敌舰的斯巴达战舰都将发现，自己的舷侧正暴露在雅典中央舰队舰船的金属撞角之下，雅典中央舰队的舰船只是暂时按兵不动。随着战事推进，按兵不动的雅典中央舰队必将具备更大的精神效用，这是因为，在激烈战事之中，斯巴达人身边竟仍然存在一支装备齐整、毫发未损的分舰队，这必定叫斯巴达人焦灼恐慌。战役接近尾声之时，斯巴达人阵型已乱，战舰必定一艘一艘或一小撮一小撮地分布在洋面上，而此时洋面上，雅典舰船数目更多，效用更佳。最终，卡利科拉提达阵亡，在一艘敌舰以金属撞角撞向其战舰时跌入大海。

[82]

很快，斯巴达左翼舰队失去控制，转头逃跑。斯巴达舰队溃退之时，萨摩司战舰和雅典中央舰队的其他战舰开始追击那些溃逃的敌舰。雅典中央舰队在战斗中未受损害，迅速歼灭了在战斗中已然精疲力尽的斯巴达人，其手段与方式在三列桨战舰海战历史上闻所未闻，导致斯巴达舰队损失舰船在整个舰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格外地高。如此交战情势同样可以解释为何雅典舰队自身毫发未损，这是因为，追击溃逃之军对追击者本身来说有何危险？

[83]

发生在右翼的战斗必定持续直至战役终结，这是因为海军主将本人所指挥的10艘拉戈尼亚战舰除1艘幸免外，全数沉没。之后，所有幸存士兵都被迫开始逃亡。因为在密提林仍有埃迢尼库斯所指挥的斯巴达舰队停泊，斯巴达幸存士兵自然想要向北逃亡，而雅典右翼舰队必定会切断此路。（-351，352-）所以，得以逃脱的斯巴达战舰悉数逃往南边，在开俄斯、佛该亚（Phocaea）、叙姆（Cyme）等地登陆。

[84]

斯巴达人失去了77艘战舰，大约占其海军力量的64%，真是令人震惊。

[85]

相比之下，在犬坟战役、阿卑多斯战役和诺提昂战役中，战败一方的平均损失不过28%左右。

[86]

在以上三场战役中，战败一方都得以冲出重围，成功登上并不太远的陆地。库济科斯战役确实是个惊人的例外，在此一役，斯巴达人失去了他们整支舰队；但是库济科斯战役恰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阿吉努赛发生的事情。在库济科斯，雅典人使用了战略性的欺诈和突袭，通过由拥有独立指挥的分舰队将敌军从陆地引开，并实施包围。这一举措保障雅典人在那次海战中取胜。接着，雅典人也在陆地上取胜，这使得雅典人能够俘获斯巴达尚未沉没的所有战舰。在阿吉努赛，雅典人再一次使用了战略性的欺诈和突袭，借助由各位指挥官独立指挥的分舰队，来实现大捷。侧翼舰队的双列阵型，能够自由游弋去包抄敌军舰队的战舰，这些方法令斯巴达人十分震惊，无法推进任何既定作战计划。雅典右翼舰队能够封锁阿吉努赛与列斯堡之间长达两英里的海峡，就此封住斯巴达人向北逃逸的去路。而雅典人的左翼舰队呢，则没有完成这一包抄任务，使得43艘斯巴达舰船得以逃脱。

雅典人失去了25艘战舰。

[87]

但是，雅典人在希腊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88]

进行阿吉努赛战役的最初目的——给刻农舰队解围——在大捷之后得以迅速实现，因为埃迢尼库斯获悉阿吉努赛战役的结果之后，立即驶向开俄斯，于是刻农得以与（-352，353-）雅典主舰队会师。

[89]

除此之外，雅典人还摧毁了由莱山德精心训练备战而来的这支斯巴达舰队，同时杀死了莱山德的继任者：才华横溢、勇敢无畏的卡利科拉提达。卡利科拉提达曾经威胁说，要在数月之内结束战争。如果雅典人在阿吉努赛战败，那么斯巴达人就将赢得战争。但是，雅典人赢得了阿吉努赛战役，重新掌握了制海权，斯巴达人因此再次提出议和。

[90]

尽管狄奥多罗斯说，色拉叙卢斯参与了指挥战役，但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胜利之道就是色拉叙卢斯所谋划出来的。

[91]

阿吉努赛战役的谋划与作战应该是集体指挥的成果，雅典人理应万分感激阿吉努赛诸将，因为他们富于创造性的杰出计划为雅典带来了胜利，也带来了存活的希望。

[1]
关于这次选举的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0页，注释3；以及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252页。这份将军名单来自色诺芬（Xen.Hell
.1.6.16—17）。除了将“色拉叙卢斯”错写为“色拉叙布卢斯”、将“列昂”换成“吕西阿斯”（Lysias）之外，狄奥多罗斯（Diod.13.74.1）给出的将军名单与此相同。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色诺芬错误地将列昂写进了这份名单（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第70页，注释124），因为在色诺芬在其对阿吉努赛战役及战后事务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列昂，但他提到了吕西阿斯。另一方面，色诺芬不仅在这份将军名单中提到了列昂，同时还提到，列昂是与刻农一起在密提林（Mytilene）被敌军封锁的几位将军之一（Xen.Hell
.1.6.16）。注疏阿里斯提德·埃留斯（Aristides Aelius）《颂雅典赋》（Panathenaikos
）（Aristid.Pan
.162.19）的古代经注家也提到了列昂的名字，因此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268页）指出，吕西阿斯也许是在阿奇斯特拉图斯死于密提林之后被选举出来接替后者的（Lys.21.8）。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那艘试图逃出密提林而被抓住的船上，有列昂（Xen.Hell
.1.6.21，同时参见恩德希尔［G.E.Underhill］，《色诺芬〈希腊志〉注疏［附导读及附录］》［A Commentary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 on the
Hellenica of Xenophon
］，牛津，1900年，第26页），同时，吕西阿斯是被选举出来替代替代列昂的。尽管我们无法完全确定到底是哪种情况，但是列昂确实可能是3月选举出来的那批将军之一。

[2]
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Die Attische Politik seit Perikles
），第85页。

[3]
Thuc.6.89.2；8.92.2.

[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1页。

[5]
在色诺芬（Xen.Hell
.1.5.18—20）的叙述中，刻农在萨摩司的雅典舰队中任指挥角色。狄奥多罗斯（Diod.13.74.1）说得更加直接、更加强调，说雅典公民大会“选他作为上级指挥”
，然后将他派遣出去，接替阿尔喀比亚德。然而，狄奥多罗斯叙述的时间顺序总是令人糊涂。狄奥多罗斯将刻农描述为10名新任将军之中具有较高指挥权的那一个，但是我们又从色诺芬的叙述中得知，在选举之前，刻农就已经被派遣到萨摩司去了，这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安德罗斯（Andros）。狄奥多罗斯所提到的“上级指挥”权限可能开始于新的行政年（406/405）；不过 ，就此种权限而言，刻农在阿吉努赛战役之前已经享有，但在阿吉努赛战役后再也没有行使过这等权限。无论如何，在407/406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刻农指挥整个雅典舰队。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78页）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相信，色拉叙布卢斯和阿德曼托斯随着阿尔喀比亚德的去职而遭到解职，他们的理据明显来源于吕西阿斯（Lys.21.7—8）。吕西阿斯原文曰：“当你解除了那些人的职务，选举了包括色拉叙卢斯在内的新十人，他们都想要乘上我的船”，

在此使用
一词，其含义等同于
（含义是，“你通过正式投票解除了他们的职务”）［译注：原文为
，但应为
］，但其含义未必只能如此。这个词的意思可能不过是：阿尔喀比亚德年（407/406年）的诸将军没有再次被选举为将军，任期结束。能够确定的是，雄辩家的意思不可能是407/406年的10名将军在406年选举之前全都被解除了职务，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刻农那时还没有被解除职务。还有一种假定是，10名将军当中只有3名被这样解除了职务，但这种假定缺乏证据支持。我们没必要去认为，除了阿尔喀比亚德之外还有哪位将军遭到解职。因此，407/406年的将军们，除了阿尔喀比亚德之外，在这一行政年结束之前都仍然保有自己的将军职位。我们知道407/406年的另一名执政官喀里亚斯的名字，是因为色诺芬的记载（Xen.Hell
.1.6.1）。梅里特（B.D.Meritt）（《美国古典语文学会会刊》，第115卷，1971年，第114页）将7月1日作为406/405年行政年的第一天。

[6]
Xen.Hell
.1.5.20.

[7]
Xen.Hell
.1.5.20.

[8]
Xen.Hell
.1.6.1.

[9]
Diod.13.76.2：
.卡利科拉提达的详细年纪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狄奥多罗斯此处的话为真，那么卡利科拉提达最多不过30出头。

[10]
Diod.13.76.2. 普鲁塔克（Plut.Lys
.5.5）所提到的对卡利科拉提达的称许大体类此，并且根据普鲁塔克，这种称许出自其政敌莱山德的友人之口。

[11]
关于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亡故及其子泡珊尼阿斯继位的记载，参见Diod.13.75。

[12]
Thuc.5.17.1；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335—336页。

[13]
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82—83页。

[14]
Plut.Mor
.230F. 如果这句话本身并非出自泡珊尼阿斯之口，那么至少，这种观点也被认为是泡珊尼阿斯的核心观点之一。

[15]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4页。

[16]
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275页；鲍墨莱耶（J.-F.Bommelaer），《斯巴达的莱山德》（Lysandre de Sparte
），巴黎，1981年，第72—73页。

[17]
Xen.Hell
.1.6.2.

[18]
Xen.Hell
.1.6.2—3.

[19]
Xen.Hell
.1.6.2—4. 普鲁塔克（Plut.Lys
.6.1）直接说“（莱山德）让这些人更加敌对卡利科拉提达了”。

[20]
参见本书，第306页（原书页码）。

[21]
Xen.Hell
.1.6.4.

[22]
Xen.Hell
.1.6.4，1.6.10；Plut.Lys
.6.1.

[23]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96页。

[24]
Xen.Hell
.1.6.6—7；Plut.Lys
.6.5—7；Plut.Mor
.222D.

[25]
再来读读格罗特对卡利科拉提达那激动人心的过誉（《希腊历史》，第8卷，第161—166页），仍然有其价值。格罗特称赞卡利科拉提达为泛希腊主义的拥趸。

[26]
第三次斯巴达—波斯条约要求，任何和约都必须同时基于对斯巴达和波斯的同等条款（Thuc.8.58.7），所以斯巴达在未与波斯商议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与雅典议和举动，本身已经是对第三次斯波条约的明确违反。同时，第三次斯-波条约还规定“盟友之船舰和波斯大王的船舰应当共同开展对敌战争”，但是这一条款指的是波斯大王自己的舰队，波斯人曾经承诺波斯大王的舰队将会到来，但实际上大王自己的舰队从未到来。事实上，斯巴达人已经接受现状，莱山德一方面与小居鲁士进行商谈，另一方面接受其金援，这两个举动完全可被视为这样一种政策心态：斯巴达人放弃考虑大王舰队，在不谈及波斯违约的情况下，再次确认斯-波同盟与协作关系。但是，对于希望斯巴达施行独立行动的斯巴达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争辩说，因为波斯舰队从未到来，所以斯-波条约可被视为作废。

[27]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24—125页）有个有趣的论点，他认为，彼欧提乌斯（Boeotius）曾经于408/407年冬天就斯巴达与波斯订立第四次条约进行谈判，但没有古代作家明确提到过这个条约。刘易斯认为，第四条约中有条款“规定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享有自治权……条件是这些城邦付清早先欠波斯大王的贡赋……大胆推测的话，第四条约中也许有条款规定，斯巴达在战后要从小亚细亚撤军。无论第四条约的具体规定是什么，这个条约的基本精神都足够宽慰爱奥尼亚诸城邦最深的恐惧，并抚慰斯巴达人的良心”。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第四条约的话，那么卡利科拉提达的举动就可被视为拒斥第四条约的举动，因为这样一个条约仍旧置斯巴达于依附地位，仍旧没有赋予希腊人以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个人认为，第四条约并不存在。第四条约如此重要，如此具有争议性，并且公众对此一定知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条约，古代作家怎么可能对此视而不见而不加录述？此外，能够证明第四条约确乎存在的证据，过于薄弱了。

[28]
Xen.Hell
.1.6.7.

[29]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88—89页。

[30]
Thuc.8.84.

[31]
Xen.Hell
.1.6.11.

[32]
Xen.Hell
.1.6.11—12. 对卡利科拉提达的这番举动理解得最好的，是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28—29页）。

[33]
Diod.13.76.3—4. 据色诺芬（Xen.Hell
.1.5.15）记载，特尔斐尼昂和爱昂（Eion）（其中，爱昂一城被绝大多数训诂家订正为铁奥斯一城）在诺提昂战役之后即被夺取。色诺芬没有记下具体日期，同时，他所说的“不久之后”可能与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卡利科拉提达的行动是一回事。如果色诺芬在此说的行动不是狄奥多罗斯所记载到的那些行动的话，那么我们也应当在此采纳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因为其叙述较为详尽，颇能服人。

[34]
Xen.Hell
.1.6.12—14；Diod.13.76.4—5.

[35]
Diod.13.77.1.

[36]
Diod.13.76.6.

[37]
前述情形完全依据色诺芬记载（Xen.Hell
.1.6.15—18）。狄奥多罗斯叙述（Diod.13.77.2—79.7）与此完全不同，尽管狄奥多罗斯记载一如既往地更加详细，但是关于这段情形的史实，我认为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是靠不住的。据狄奥多罗斯记载，刻农逃走是为了在密提林外海进行战斗。在我看来，刻农仅有70艘舰船，根本不想与170艘舰船的斯巴达舰队开战。刻农从阿波罗群岛逃走，是因为他不可能在那里抵御任何袭击，也不可能在那里抵御任何围歼战，他可能会损失他的整支舰队。如果刻农能够到达密提林的话，他是有可能支撑到雅典援军到来的。狄奥多罗斯在此处记载的其他一些细节也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38]
Xen.Hell
.1.6.19—22. 列昂似乎在被追上的那艘舰艇上，而伊拉司尼德似乎在脱逃的那艘舰艇上。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测，是因为我们知道，两位将军都与刻农同在密提林（Xen.Hell
.1.6.16），但是伊拉司尼德在一个月以后参与了阿吉努赛战役，但列昂却被吕西阿斯取代了。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9页，注释1。

[39]
如此彻底的失败将令雅典人完全失去斗志，导致他们与斯巴达人议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雅典人仍然选择坚持战斗，他们也将被迫派遣后来他们派去阿吉努赛的同一支舰队，就是那支由110艘舰船构成的、兵员质量远逊敌军的雅典舰队。一方面，如果雅典人失去了列斯堡和萨摩司，他们将无法向其盟友募得后来他们所募得的那40艘舰船并组织新舰队。另一方面，如果斯巴达人得到了列斯堡和萨摩司，他们将不必被迫派出50艘舰船去密提林监视刻农。在这样的情况下，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将在由110艘舰船组成的雅典舰队与由170艘舰船组成的斯巴达舰队之间展开，雅典船员质量较差，缺乏经验，斯巴达船员却质量较高。这样一来，他们会如何决策就不难想象了。

[40]
这个故事连同上述对话，只见于普鲁塔克的记载（Plut.Mor
.222E）。色诺芬（Xen.Hell
.1.6.18）仅仅提到“他得到了来自于居鲁士的钱”。然而，我们并无理由认为普鲁塔克的记载有问题。

[41]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0页，注释2。

[42]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0页，注释1。

[43]
Xen.Hell
.1.6.24. 狄奥多罗斯（Diod.13.97.1）说，雅典人只带了60艘舰船去萨摩司，在那里与临近岛屿的80艘舰船会师。正如布索特指出的（《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0页，注释1），这个数字过于庞大了，因此不可能。在此，我们应当采纳色诺芬的记载，而不是狄奥多罗斯的数字。

[44]
Aristoph.Frogs
720，及其注疏。注疏的依据是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FGrH
III，323a，Fr.26）以及斐洛克茹司（Philochorus）（FGrH
，328f，Fr. 144）。参见雅各比（Jacoby）：FGrH
3b，Suppl. 1.54，511.

[45]
该数字由汤普森（W.E.Thompson）估算，参见《铸币学年刊》（Numismatic Chronicle
），第10卷，1970年，第1—6页。

[46]
Xen.Hell
.1.6.24. 关于这次奴隶解放并获得公民权，参见Aristoph.Frogs
693—694，及其注疏。该条注疏提及了Hellanicus，FGrH
III，323a，Fr. 25.

[47]
色诺芬（Xen.Hell
.1.6.31）告诉我们，雅典人在阿吉努赛战役中决定排成直列是“因为他们在海事技术方面技不如人”
，同时斯巴达人决定舰队阵型是“因为他们在海事技术方面胜过敌方”
。

[48]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1—1592页。

[49]
Xen.Hell
.1.6.25. 色诺芬将其他盟邦贡献的、并非来自于萨摩司的船舰数目记载为“超过30艘”，并将雅典舰队三列桨战舰总数记载为“超过150艘”。我直接使用35艘和155艘这两个数字，想必与真实情况相去不远。

[50]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2—1593页；《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1卷，第308页。

[51]
Thuc.8.96.5.

[52]
Xen.Hell
.1.6.26—27. 狄奥多罗斯（Diod.13.97.3）说斯巴达舰队拥有船舰140艘，但是在这场战役中，还是色诺芬的记载和估算要更加可信可靠。接下来的阐述将基本基于色诺芬的叙述，并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狄奥多罗斯的记载。

[53]
Xen.Hell
.1.6.28. 狄奥多罗斯（Diod.13.97.4）在此处的叙述是出自雅典视角的。狄奥多罗斯没有提到卡利科拉提达的计划，也没有提到任何降雨情况。但是，狄奥多罗斯提到了狂风，狂风使得战斗双方不得不将战斗推迟到两军对峙以来的第二日。

[54]
Diod.13.98.5.

[55]
色诺芬叙述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解释为什么雅典人没有在侧翼被斯巴达人包抄并因此被打败。当时，斯巴达舰队排成单列，长达120艘舰船，而雅典舰队侧翼排成双列，两翼前排不过30艘舰船，中央舰列也不过30艘左右，面向敌军的作战线上排列的，只有90艘舰船。根据记载，斯巴达人策略还比雅典人更优良，如此一来，为何没有取胜就难以理解了，而色诺芬却没有论及这个问题。狄奥多罗斯指明了雅典人的困难，说雅典人利用群岛地势来铺开战线。然而，对于雅典人的这种做法斯巴达人是如何反应并回击的，狄奥多罗斯的解释不大可信；同时，狄奥多罗斯也没有具体说明雅典的战略。对于战斗开始之后的记载，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价值就更低了：一些内容与其前文抵牾，一些内容令人难以相信，还有一些内容看起来简直天方夜谭。狄奥多罗斯说参与战斗的大部分士兵是“富有经验的”“最佳”战斗人员（Diod.13.99.2），但狄奥多罗斯自己之前明明也记载到，雅典这支舰队是迫于紧急事态而临时乌合的，所募士兵包含了所有能够服役之人（Diod.13.97.1）。狄奥多罗斯记载到，色拉叙卢斯提名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rarch
）塞剌墨涅斯来指挥，但当时已经有8名将军，色拉叙卢斯何来指派任务之职权，我们完全不得而知。狄奥多罗斯记载到，卡利科拉提达撞沉了雅典将军吕西阿斯的舰船，但是卡利科拉提达当时率领着斯巴达舰队的右翼，而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吕西阿斯是在雅典舰队右翼的，他们在战斗中不在同一侧。在叙述战争前奏的时候，狄奥多罗斯文辞里充满了异兆梦境、藻丽修辞。狄奥多罗斯所记载到的卡利科拉提达在这次战役中的言行，读起来简直是史诗里那种“英烈功绩录”/“奥瑞斯提亚”（aristeia
），一点也不像历史叙述。

[56]
对这个问题最先进行通盘讨论的是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70—173页）。赫伯斯特（L.F.Herbst）（《阿吉努赛之战》［Die Schlacht bei den Arginusen
］，汉堡，1855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作出了一些贡献，尽管在好几个方面，这部作品都不如格罗特的探讨。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论述可能来自于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3—1596页），尽管布索特在其探讨中关于雅典在此役阵型的部分犯有一个根本性错误。

[57]
Diod. 13.97.4—98.1.

[58]
三列桨战舰并肩前进时的间距是多少，据我了解，古代文献和当代研究都没有相关证据。我在此处的估算基于两个计算：（1）舰船之间能够防御敌军进行锋线突破战术（dickplous
）的最大安全距离，以及（2）允许舰船本身迅速完成半周转体所需的最小距离，这样就能够对作战阵型的前一行进行舰船更换，或者变换为纵列编队。（关于这些策略的相近讨论，参见莫里森和威廉姆斯，《希腊有桨舰：从公元前900至前332年》，第314页。）第一个距离可以这样计算出来：进行锋线突破战术的舰船之顶层甲板最大宽度（从舷外支架到舷外支架的距离，16英尺），一侧舷外支架到船腹桨击水位置之间的距离乘以二（即考虑双侧船桨），两侧再分别加上2英尺（舷外支架与船腹舷缘顶端之间的距离），再加上舷缘和防卫船只内一侧的舰内船桨击水位置之间的距离。（三列桨战舰的面积尺寸等数据，来自于莫里森和威廉姆斯，《希腊有桨舰：从公元前900至前332年》，第285、289页；以及卡森［L.Casson］，《古代世界的船舰与航海技术》［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1971年，第77页。）舷外支架与舰内船桨击水位置之间的距离（-342，343为阵型图/地图12，344-）是根据勾股定理算出来的：直角边a是高度（三列桨战舰舷外支架到该船吃水线的距离，8.5英尺），斜边c是舷外支架上的桨架及其船桨翼稍之间的船桨长度。（舰内船桨长14英尺4英寸。如果我们刨除舰内长度——划桨手的手的位置到舷外支架之间的长度——是3英尺，那么船桨长度——也就是斜边c——大约长11英尺左右。）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是船舷上缘到船桨击水位置的宽度b是9英尺左右。（72.25 +X^2
=121 ；X=6.98 ，直角边b的长度X四舍五入为7英尺，再加上舷外支架到船舷上缘的距离2英尺，一共是9英尺）。因此，要进行锋线突破战术的舰船，其所需的最小距离是34英尺（16+9+9）。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加上每艘防卫舰船船桨展开的距离9英尺，因此总共是52英尺，大约17.3码。事实上，还必须留一定的余地以供偏航。这样一来，并肩三列桨战舰之间的距离应当大约是18至20码左右。三列桨战舰大约长115至120英尺，半周转体需要大约60英尺或20码的空间。在此同样需要留出余地来保障安全；两艘三列桨战舰之间的间距完全可能高达25码，但对于一般情况而言，两艘并肩排列的古希腊三列桨战舰之间的距离大约就是20码。

[59]
很明显，斯巴达人在出发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数目上处于劣势，因为卡利科拉提达舰队的旗舰船舵手（kybernetes
）贺耳蒙警告卡利科拉提达说他们最好回去，而这是由于看见雅典舰队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一方数目不占优势（Xen.Hell
.1.6.32）。

[60]
Xen.Hell
.1.6.31.

[61]
参见本书第385页，注释④。

[62]
Xen.Hell
.1.6.29—30. 狄奥多罗斯（Diod.13.98.2—3）对于雅典舰队到底排了个什么阵型不甚清楚，所提供的信息也有限。他没有提及雅典舰队排出的是单列，还是双列，也没有提及分舰队的组织方式，同时还搞错了将军的配置安排。

[63]
关于舰队副将，参见约尔丹，《古典时代雅典海军》，第130—134页。

[64]
Xen.Hell
.1.6.29.

[65]
色诺芬（Xen.Hell
.1.6.29）明确表示，舰队中心的舰船“停泊成单列”
。每一边的侧翼舰队由两个锋线分舰队和两个尾翼分舰队组成，各有舰船15艘。

[66]
Xen.Hell
.1.6.31. 使用双列三列桨战舰来挫败锋线突破战术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一份留存了斯巴达的索绪卢司（Sosylus of Sparta）之作品的纸草描述了汉尼拔（Hannibal）的一次海战（FGrH
176，Fr.1），其中提到，马赛利亚（Marseilles）的希腊人模仿美莱撒某个名叫贺剌科莱得（Heracleides of Mylasa）的人，使用了锋线突破战术，这个贺剌科莱得是在480年的月神岬战役（Artemisium）中第一个使用这种战术的人。他们“在史书中读到美莱撒的贺剌科莱得打的月神岬战役——贺剌科莱得曾是当时最为成功的舰长——学会了这样一种战术，安排舰列第一排之后还跟着第二排舰船，并留出适当间距。这样，一旦敌军冲破第一排舰列，第二排舰列上的舰船就可以在其仍未完成锋线突破的时候攻击它。这是贺剌科莱得很久以前就做过的事情，这个方法缔造了胜利”（英译依据莫里森，莫里森和威廉姆斯，《希腊有桨舰：从公元前900至前332年》，第138页）。显然，在阿吉努赛雅典诸将之中，至少有一位是熟知海军历史的。在阿吉努赛战役中，创新性的改进在于将整支舰队分为若干个作战单位，并且交给不同的将军来指挥。

[67]
Diod.13.98.3.

[68]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71页）正确地理解了雅典中央舰队的阵型与阿吉努赛群岛之间的关系。赫尔伯斯特（《阿吉努赛之战》，第30页）知道中央舰队是排成单列的，同时也知道两侧舰队是排成双列的，他还知道这一阵型安排与阿吉努赛群岛的地理条件之间有关系，但我认为，他在两个细节上是错误的。第一，赫尔伯斯特认为雅典中央舰队停泊在我所说的那个岛屿之前，但他认为这个岛屿一直向北延绵到海洋正中（参见地图12）。排成单列的舰队背靠开放水域，这与其目标（-345，346-）无异于背道而驰。赫尔伯斯特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没有考虑舰船之间的间距，也没有考虑到主岛的长度，尽管他不辞辛苦，算出了主岛周边海域的深度（第80页，注释29）。赫尔伯斯特还认为，海军舰队长所指挥的那3艘舰船位于中央舰队的后方，在其他舰船的后面。尽管
（Xen. Hell
. 1.6.29）的与格（dative）确实可以表示在这些舰船“之后”、在这些舰船“的后面”，也确实常常是这样翻译的，但是在此处，这个短语不需要这样翻译，且在此处语境之中，也不可以这样翻译。这是因为色诺芬还接着写到，来自盟邦的大约12艘舰船就在这3艘舰船的附近，这样，中央舰队同样形成了双列阵型，而这与色诺芬在开始时提到的情况相矛盾：色诺芬开始时写到，萨摩司舰船和舰队副将所带领的舰船是排成单列的。我倾向于将这个与格短语理解为在这些舰船“之外”，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这些舰船的位置看作是在舰队副将所指挥的舰船之后，在盟邦舰船之前。

[69]
该岛西岸，从其最南端到其最北端附近的那个岛礁，能够为雅典中央舰队的右侧翼提供保护，大约长900码，已然绰绰有余（参见地图12）。如果雅典中央舰队将右翼停泊在北端岛礁附近，那么左翼舰队也将享有240码左右的海岸线。右翼舰队很可能完全处于该岛北边；左翼舰队大约是紧邻中央舰队的，这样一来，大约有48艘舰船将排布到该岛南端以南。事实上，将侧翼舰队紧邻中央舰队并无必要，因为岛屿就在左近，绝无被包围之虞。看起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侧翼舰队在该岛两侧的公海双列布阵，使得中央舰队可以单独排列，且整个雅典舰队的宽度远远超过敌军舰队的宽度。

[70]
只有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4—1595页）认识到第二排舰船必然是位于第一排舰船两两之间的空隙后方，也只有他认识到这种空隙肯定比通常情况下的要大。

[71]
如果雅典舰船从中央开始排列，沿着整个岛屿的海岸线铺开锋线，即如上页注释②中所提出的那样，那么雅典人在两侧的优势可能较16或17艘舰船更大。

[72]
除了以上所论及之外，还有三项证据能够佐证雅典人确乎采取了这种阵型。第一项证据，狄奥多罗斯（Diod. 13.98.4）告诉我们，雅典人将阿吉努赛群岛也算在其阵型之内，“迫切想要将舰船队列铺得尽可能远”
（Diod.13.98.3）。上文提出的那种布阵方式完全能够满足狄奥多罗斯所说的这个目标，同时，要满足狄奥多罗斯提到的这个目的似乎也别无他法。第二项证据来自色诺芬的记载，是当斯巴达人清楚看见雅典舰队的数目优势时贺耳蒙对卡利科拉提达所作出的警告（Xen.Hell
.1.6.32）。若雅典人采取的是普通间距，那么他们就有被侧翼包抄的危险，正如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在这种情况下，贺耳蒙怎么会作出判定，认为雅典人在数目上超过他们呢？而如果形成侧翼包围之势，斯巴达人就很容易判定己方舰队在数目上处于劣势。对于这种历史重构最有力的第三项证据仍然来自于狄奥多罗斯（Diod.13.98.4）。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卡利科拉提达没法让斯巴达锋线与敌军锋线拉平，因为群岛占了太多位置”

。狄奥多罗斯模糊提及许多岛而没有明确哪一个岛，也没有明确写出雅典人到底如何布阵、如何利用岛屿地理条件，但这些都无损其叙述中所含有的一定价值。狄奥多罗斯所使用的原始材料也许含有这些具体信息，也许也缺少这些具体信息，但是显然，狄奥多罗斯自己是清楚理解了雅典战略才把海岛纳入其历史叙述之中的。

[73]
Xen.Hell
.1.6.29：
.短语“向着公海”
的意思是，雅典的左翼舰队进行侧翼包围行动时，不是横跨海峡、直接面对斯巴达人，而是呈弧形状向南边弯曲，南边有开阔的洋面。

[74]
Xen.Hell
.1.6.31；Diod.13.98.4.

[75]
Xen.Hell
.1.6.32.

[76]
Ibid.

[77]
赫尔伯斯特，《阿吉努赛之战》，第33页。

[78]
赫尔伯斯特，《阿吉努赛之战》，第34页。

[79]
Diod.13.98.4—5.

[80]
Xen.Hell
.1.6.33.

[81]
色诺芬（Xen.Hell
.1.7.30）告诉我们说这些船都渡过了这次战役，战后犹存。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5页，注释6）是唯一注意到这一事实之重要性的学者。

[82]
Xen.Hell
.1.7.30.

[83]
我感激约翰·R·黑尔（John R.Hale），他提出，狄奥多罗斯关于斯巴达人分成了两支舰队、其间没有中央舰队的论述是正确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我厘清雅典中央舰队在此役所发挥的作用。

[84]
Xen.Hell
.1.6.33. 据狄奥多罗斯（Diod.13.99.5）记载，斯巴达右翼舰队先于左翼舰队撤退，但在此处色诺芬的记载更为可信。如果卡利科拉提达所指挥的右翼舰队较左翼舰队更早逃亡，他们向南边的开俄斯、叙姆等地撤退必定会相对容易些，因为他们原本就在战场的南端。在这种情况下，拉戈尼亚分舰队就不会在这次战役中失去9艘战舰。

[85]
狄奥多罗斯（Diod.13.100.4）提供了斯巴达一方损失舰船的详细数字。色诺芬（Xen.Hell
.1.6.34）则提到，斯巴达人失去了10艘拉戈尼亚战舰中的9艘及60多艘盟邦战舰。这些数字彼此之间没有矛盾。

[86]
在犬坟战役中，斯巴达人损失了86艘战舰中的21艘，损失比例约为24%；在阿卑多斯战役中，是97艘战舰中的30艘，损失比例为31%；在诺提昂战役中，雅典人损失了80艘战舰中的22艘，损失比例为28%。

[87]
Xen.Hell
.1.6.34；Diod.13.100.3.

[88]
Diod.13.98.5.

[89]
Xen.Hell
.1.6.36—38；Diod.13.100.5—6.

[90]
Arist.Ath.Pol
.34.1.

[91]
狄奥多罗斯（Diod.13.98.3）对雅典排兵布阵与将领配置的记叙疏阔而不甚可信。狄奥多罗斯说，色拉叙卢斯在右翼舰队，这与色诺芬完整而合理的记载（Xen.Hell
.1.6.29—30）并无矛盾，且狄奥多罗斯还记叙说小伯利克里位于舰队右翼，但色诺芬记叙说他位于舰队左翼。狄奥多罗斯还编了一个完全不可信的故事，说色拉叙卢斯给他身旁的塞剌墨涅斯下了个命令，但在那次战役中，塞剌墨涅斯只任三列桨战舰舰长，而其他8名将军却都还在场。狄奥多罗斯还说8名将军沿着舰队锋线一字排开，色诺芬却认为将军们都位于侧翼舰队。尽管狄奥多罗斯论及雅典战略的地方十分有价值，但他对于命令细节不甚清楚。主将位置即便采用轮流制，色拉叙卢斯在阿吉努赛战役那日也完全可能并不担任主将一职。

第十四章 审判阿吉努赛诸将

阿吉努赛（Arginusae）胜绩理应为雅典人带来慰藉，欣喜，团结。但是它没有。阿吉努赛战役成了苦涩、分裂、众怒的起源，是雅典历史中最为耻辱不堪的一页。在大捷之后不久，参与指挥阿吉努赛战役的6名将军被雅典民众控诉并处死，而他们为雅典民众赢得了如此胜绩；其余两名参与战役的将军逃过一劫，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召他们回雅典接受详细调查的传唤，自愿选择了流放。指控这些将军的罪名是他们没有能够营救战役的幸存者，而仅仅只救回了他们的尸体。从一开始，关于指控的合法性、调查与审判的程序、裁定判决、以及处罚手段的争议就沸反盈天。我们所掌握的古代文献资料没有一样是全面、冷静、令人满意的；所有这些文献资料也都无法得到完善的综合利用，来为这个事件构建一个可靠的透彻全貌。因此，在此呈现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解读。

[1]

（-354，355-）

在阿吉努赛战役的最后一阶段，雅典舰队在海面上流移四散。战役开始时摆出的阵列已经很长，所用策略又要求侧翼舰船进行侧面包抄攻击，这进一步拉长了初始阵列。后来，右翼必定已经前行至列斯堡马里亚海角（Cape Malea on Lesbos）以西两英里的地方，封锁敌军，提防北逃。接着，一些雅典舰船将会向南方航行，追击溃散的敌军。雅典舰队左翼舰船也将向南追击败退的敌舰。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追击行动都如星流霆击，迅猛异常，因为摧毁尽可能多的敌军舰队事关重大。

[2]

雅典舰队所失去的25艘舰船中，除了13艘沉入海底以外，其余12艘舰船的残骸，

[3]

随残骸浮沉的幸存者1000多人，还有无数雅典划桨手尸体翻浮于涌浪之间，绵延至少4平方英里。

[4]

雅典人停止追击敌军之后，四散的雅典舰船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去营救幸存者，也没有打捞尸体，却急遽赶回阿吉努赛诸岛重整列队，商讨下一步。

[5]

格罗特热切为雅典民众对阿吉努赛诸将的审判举动而辩解。格罗特谴责雅典将军（-355，356-）未能立即营救幸存者，也未能在回阿吉努赛岛之前营救幸存者：

在任何一支英吉利舰队、法兰西舰队、或美利坚舰队那里，都不会发生阿吉努赛大捷之后的那种事情。司令也好，水兵也好，取得了胜利又赶走了敌军，他们都绝不会匆促赶回自己的锚地，而把无人收拾的舰船残骸丢在海面上，任其翻滚，把无法自救、只能依赖他们来脱险的同袍留在涌浪上，任其自生自灭……

如果这些将军在告捷之后没有航行驶回陆地，首先就前去营救那些倾覆不沉的舰船，那么他们必定有足够的时间履行职责，营救所有还活着的船员……任何一支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舰队司令都必定视此为不可推卸之责任。

[6]

要与雅典民众的阿吉努赛战役之痛产生切肤的共鸣，除了幸存者们的问题之外，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丧葬对于希腊人的重要性；对希腊人来说，葬得其法是一项极为紧要的宗教义务。对于许多雅典人来说，无法打捞亡魂如同无法营救生者一样令人震惊。我们如何来解读雅典将军与舰队司令如此昭然的麻木昏聩——他们无视险恶波涛之中的同袍，径直驶回阿吉努赛岛去开会？

如果能够注意到阿吉努赛战役与411年以来雅典人所从事的其他海战之间的诸多区别，那就也许能够多少理解将军与司令们的麻木昏聩。犬坟战役与阿卑多斯战役是在海勒斯滂的狭窄水域里打起来的，库济科斯战役（Cyzicus）是在阿尔塔奇海滩（Artaki Bay）的有限空间里进行的，诺提昂（Notium）战场的宽度不过是夹在斯巴达人的以弗所海军基地和雅典人的诺提昂海军基地之间的短短距离。在这些战役中，失败一方的海军能够快速回到陆地上，故而战役之后不会发生长时间、远距离的追击行动，舰队船只也不会星落四散。告捷一方的舰船能够轻易找到战后开会的处所，商定营救幸存者和打捞阵亡者尸体的有效方法，有充分时间来执行商定的计划，进而得偿所愿。在这些战役中，也没有一场是胜者在其他地方又展开战斗了的，因为在这些战役中，附近地区并无敌军。阿吉努赛诸将被控没有提前规划好（-356，357-）营救战役幸存者的方案。

[7]

可是，这样的批评似乎是不公正的。阿吉努赛诸将必定是认为，在之前战役中使用过的程序，同样适用于本次战役。如果我们确信阿吉努赛的雅典将军初始的战斗规划是要建立一种双重包围、以陷敌军舰队于诸岛和雅典舰船的封闭包围圈之内的话，适用之前数次战役的所用计划似乎并无不妥，长距离追击与舰船星落四散的情况似乎并不会出现。所有战斗都将在岛屿附近展开，营救工作应该是挺简单的。

这次战役的实际情况使得他们不能适用惯常的处理方法。敌军舰队远远逃逸，雅典人必定要予以追击。营救计划很可能不得不临危急就，但这就要求制定计划的将军信心充分，经验足够，在三列桨战舰舰长和同行将军之中已经树立起了个人威信。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在不假思索之间制定出新的营救计划，同其他舰船用旗语或其他信号语言进行沟通，这正是色拉叙布卢斯在库济科斯战役中的做法。

[8]

但是，色拉叙布卢斯在阿吉努赛战役中仅仅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指挥阿吉努赛战役的将军们都不具备色拉叙布卢斯这样的经验和威信——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来主持大局。因为阿吉努赛战役的联合指挥团体中没有一位可靠而有威信的人物，因此，雅典人不可以就此指责阿吉努赛诸将在战后麻乱中按照惯例行事，尽管这次确实不该依从惯例。

船舰都回到了阿吉努赛岛后，将军们召开会议，这时，很可能仍有时间组织营救生还者与打捞阵亡者行动，多少也能够取得一些效果。但此时的战略情势不同往常。在以往几次战役中，敌军或兔脱成功登陆，或被涤荡于海，或战事告捷——无论敌军是哪种情况，雅典人都无需再采取任何举动——然而，阿吉努赛战役的结束留下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在阿吉努赛诸岛西北不过12英里之外，仍然停泊着一支50艘舰船的斯巴达舰队，在密提林（Mytilene）封锁着刻农舰队。只要斯巴达的舰队司令埃迢尼库斯（Eteonicus）得到斯巴达主舰队战败的消息，他就一定会即时逃跑。如果埃迢尼库斯逃向开俄斯、加入阿吉努赛战役的逃亡舰只的话，那么开俄斯的斯巴达舰队规模将超过90艘三列桨战舰，与莱山德在诺提昂取得胜利的那支舰队（-357，358-）同等规模，很快，这支舰队的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消解阿吉努赛大捷的战果。这样一来，雅典将军完全有理由着急尽快前往密提林，切断埃迢尼库斯舰队的去路，并摧毁埃迢尼库斯舰队。营救生者并打捞亡魂，追击埃迢尼库斯舰队，将军们所面临的这两个任务都非常重要，但却互相冲突，争论很快爆发在商讨会议之中。狄奥梅冬力促整支舰队回去营救生者并打捞尸体。伊拉司尼德（Erasinides）曾与刻农在密提林共事，还曾逃过封锁溜回雅典通风报信。

[9]

因此，伊拉司尼德会特别注意到密提林的斯巴达舰队，还会建议整支部队立即赴敌，这自然毫不稀奇。色拉叙卢斯提出折中方案，赢得了大家的认同：舰队的一部分舰船留在此地，营救生还者、打捞阵亡者尸体，同时，舰队的其余舰船前往密提林。8名将军每人从自己的分舰队中拿出3艘舰船来，再加上原来在中心列队中占据主要位置的23艘舰船，也就是萨摩司来的10艘舰船加上载有雅典舰队副将和舰队长（navarchs
）的13艘舰船，组成营救行动组共47艘三列桨战舰。对于那12艘仍然浮在浪尖的雅典舰船残骸来说，每艘残骸差不多对应了4艘舰船营救力量。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尽管只是三列桨战舰舰长，也受命执行该项任务；同时，所有8名将军，包括狄奥梅冬，则领着余下三分之二的舰队前往密提林。

[10]

当代学者批评阿吉努赛诸将，认为他们不该径自驶离战场，将营救任务交给下属，还就此提出了将军们的一系列动因，例如，他们想要投身进一步战斗，邀名射利，而不是把自己困在营救任务这种无法提供名利的行动里；例如，天气转坏，营救危险；又例如，任务危险，失败可能性很高，将军们既怕危险，又怕完不成任务，还怕因为牵扯上营救失败的罪名而见诟于政敌，因此想要尽快摆脱这个危险的任务。

[11]

政治动机方面的指控没有什么基础。8名将军中只有4人——狄奥梅冬、伊拉司尼德、小伯利克里、色拉叙卢斯——可以被看作是“民主党”，

[12]

但他们（-358，359-）总还是不如色拉叙布卢斯更是个民主党：色拉叙布卢斯是他们所谓的政敌，那个于411年与色拉叙卢斯一起在萨摩司拯救民主政权的色拉叙布卢斯。

[13]

此外，在诸位将军之中还有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他曾与塞剌墨涅斯紧密协作，建立五千人议事会。

[14]

如果把与阿尔喀比亚德合作视为党派试金石的话，我们就必须看到，色拉叙卢斯部队与阿尔喀比亚德部队最开始的那些不快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还必须看到，色拉叙卢斯与阿尔喀比亚德合作、也同塞剌墨涅斯合作，于409年到407年之间在双海峡地区肃清敌军，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抵牾不快。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余的三列桨战舰舰长、连同海军舰队副将和舰队长一起，也都共担着风险，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分享同样的命运。我们不知道这些舰长、舰队长、副将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与那些更加有名的同袍是否持有同样的政治立场，从属于同样的政治派别。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时段的一点儿政治情势，不足以说服我们认为，阿吉努赛诸将在作决策时的主要考虑是派别政治。

我们也不知道，追逐荣誉的过分愿望和拒绝承担艰险任务的心态在此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是要充分理解阿吉努赛诸将的决定，并不需要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动机。雅典人既然要去追击敌军，那当然要派出在之前战役中表现出色的舰只和将军。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阿吉努赛战役的话，留下来进行救援行动的大部分舰船在战斗中处于中间的阵列，而中间阵列在战役中几乎没有经历什么战斗。如果有人还要提出营救和打捞行动离不开指挥官领导的话，那么将军们也完全可以回答说，他们将任务布置给了之前曾经担任最高指挥官的人来做这件事，这其中就包括了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他们早已多次证明自己的才干。

[15]

阿吉努赛诸将作出决策、分配任务，然后自己前往密提林，将营救任务留给他们所指派的军官。

[16]

（-359，360-）舰长们向船员们下达命令开始行动，但遭到据违。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士兵们“因为在战斗中受了苦，同时也因为风浪太大，据理反对去打捞尸体”。

[17]

狄奥多罗斯写作这段历史时所依据的来源很可能记载下了士兵们的具体言辞，这是因为，士兵们被漫长战斗消耗得精疲力竭，被不断升级的风暴吓得心神不宁，难免多少要粉饰一下自己的疲乏和恐惧，断言已经无人生还，而打捞尸体不应负上人命风险。也许这就是狄奥多罗斯自始至终只提及尸体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舰长们根本无法驱使士兵们行动，然后风暴渐强，海上作业已然完全无法进行下去。风暴初现恶劣端倪这一情况必定要被士兵们屡屡提及，用来为营救任务和打捞任务的失败辩护，但格罗特同时质疑了这两者：“存在强有力的可推定证据，该证据能够证明，那天的风暴并不足以令有责任心、认真勇敢的希腊海员退却。”

[18]

格罗特的举证是这样的：埃迢尼库斯得到雅典胜利消息的时候，从密提林安全驶往开俄斯，“顺风”而行。

[19]

密提林和开俄斯之间风偃浪止，这条航路距离阿吉努赛并不远，阿吉努赛岛那边又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风高浪急、连营救工作也不能开展呢？然而，格罗特在此处揭示的矛盾并不存在；事实上，有证据能够证明阿吉努赛附近的风暴是兀自出现的，并进而阻止了营救任务和打捞行动。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各自都叙述了风暴渐长的情况。色诺芬记载了战事前夜的大雨和雷暴，这令卡利科拉提达（Callicratidas）没法进行攻击；色诺芬还提到了风和“大风暴”，这令雅典人无法营救同袍，也无法在密提林攻击埃迢尼库斯。根据色诺芬的叙述，我们知道，刻农是在“敌军溜走、风偃浪止”

[20]

之后才从密提林航行至阿吉努赛会师（-360，361-）的。狄奥多罗斯则告诉我们，战斗前夜大风狂作，还提及了风暴渐长，令雅典水兵无法进行营救任务，也无法前往密提林，迫使意欲前往密提林的分舰队回到阿吉努赛；最后，狄奥多罗斯还提到，疾风狂作，尸体和船骸向阿吉努赛岛的南边和东南边漂流，一直漂到佛该亚（Phocaea）和叙姆（Cyme）。

[21]

通过这些证据，我们能够轻易复原这一系列事件的真相。那时正处于风暴季节，粗风暴雨如家常便饭。有些风暴泥于局部，几英里之内天气全然不同。战斗结束不久，西北偏北方向涌起密云疾风，逐渐加强。在疾风暴雨到来之前，雅典舰队仍然在追击敌舰，报信艇逃过追击，抵达密提林，向当时正在密提林的埃迢尼库斯通报了战况。埃迢尼库斯即时启航前往开俄斯，得渐偃渐止的清风相助，成功渡过了马里亚海角的狭窄通路，而此时，雅典人可能还在阿吉努赛岛上开会。而当雅典人出发前往密提林追击敌军时，风暴已经大到令他们不得不折返阿吉努赛岛的地步了。同时，在阿吉努赛诸岛上，风暴阴沉低霾，吓得船员们惊惶沮丧，而浪已经翻涌到不太适合三列桨战舰下海了。很快，风暴大作，讨论已无意义，营救也绝无可能。风暴自北向南而来，首先在密提林有所缓和，刻农趁机出发，前往阿吉努赛岛。刻农在阿吉努赛附近才与大部队会师，而此时大部队趁风浪渐止刚刚离岸。这样的事实重建符合所有证据。此外，毫无疑问，是这场风暴的规模与发生时间导致了战斗之后的两项任务的失败；毋庸置疑，舰长们合理执行了命令，但舰长们没有完成任务，先是士兵们违拒命令，再是风暴已然不允许继续行动了。

如若我们对事实的分析足够冷静、公正、信息完备的话，那我们就不难知道，将军们与舰长们都不应为未能营救生者、打捞死者而受到责难；但是，极少有涉事者能做到冷静和公正，而能全面获悉情况者就更加寥寥。舰长的指挥遭到士兵违拒，阿吉努赛诸将并不在场。（-361，362-）阿吉努赛诸将中的一些人定会确信这是舰长的错，他们纪律不严，没有严格管束自己的士兵。而诸如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之类担任过将军、战绩彪炳、能够在战斗中随机应变的那些舰长，则会埋怨阿吉努赛八将军，埋怨他们漫长的追击敌军之旅，埋怨他们没能在回到阿吉努赛岛之前就营救伤者归来。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之辈大概也怨恨接到的这些任务；这些任务最终是没有完成的，而这一失败很可能早已被舰长们所预见到；然而，舰长们仍然势必要为营救任务的失败承担责难。风暴止息后，不难想象，将军们在两支雅典舰队会师时得知营救任务没有完成时，该是多么的诧异、沮丧、甚或愤怒。我们也不该忘记，军官们和船员们失去了同袍，他们的悲痛之情不轻于其他任何一个雅典人。所有人都在恼怒，都认为自己无罪无辜，都准备为此责备他人。会师之时，将军和舰长必定有为此恼怒不已，互相指责。

无论情况如何，风偃浪止之后，会师后的整支雅典舰队再次起航前往密提林。还没走出多远，雅典舰队遇上刻农，他正要前来报告一个消息：埃迢尼库斯带着50艘舰船向南逃走了。这是个坏消息，但是将军们还不愿就此接受未能在海上驱逐一切敌方海军这一事实。雅典舰队继续前往密提林，在那里短暂停留，接着尾随斯巴达人的航迹前往开俄斯。但斯巴达人已经安然在港，明智地拒绝出港应战。雅典人不得不接受既有胜绩，驶回他们自己在萨摩司的营地。

[22]

将军们当然有理由为他们在阿吉努赛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这一胜利的喜悦难免被营救行动和打捞任务的失败所冲淡，也定会为无法对敌军造成致命一击——就像在库济科斯那样——这一事实所冲淡。雅典将军们没有能够将敌军舰队完全驱逐出海上，留下了足以成为一支舰队之核心的大量舰船，而这些舰船势必很快再起战端。

阿吉努赛战役诸将在萨摩司数次劫掠突袭了敌方领土，

[23]

但他们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向雅典民众写份战报。营救任务和打捞行动的失败无法（-362，363-）隐瞒，问题并不简单。第一个反应是，实事求是，如实叙述，包括向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等舰长布置营救和打捞任务、以及舰长们未能完成任务这一事实。

[24]

然而，小伯利克里和狄奥梅冬劝服将军们，不要提及营救生者和打捞死者的任务，径直怪罪天气不佳即可。

[25]

将军们接受了小伯利克里和狄奥梅冬的建议，这一点都不难理解。这是因为，一份战报，倘若要将过错归咎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的话，一定会引起争议，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受了指责，也一定会调转矛头将过错归咎于将军们。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都是了不起的雄辩家，有权势的政治家，朋友和支持者众多。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为敌实在最危险不过。

[26]

结成统一战线则要好得多，别谴责什么人，归咎于自然力量就可以了。无疑，问题和抱怨仍然是少不了的，但如若将军们和舰长们的证词一致、没有破绽的话，定然天衣无缝。

雅典人喜迎捷报，投票通过嘉许令，嘉奖阿吉努赛诸将，但与此同时，雅典民众获悉生还者没有得到营救、阵亡者没有被打捞上来，也是十分愤怒的。

[27]

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回到萨摩司后，就匆匆赶回了雅典。

[28]

无疑，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意识到他们正处于那个最危险、最脆弱的位置，一旦有需要，他们就迫切想要为自己进行辩护。没有证据表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受到指控，因为在雅典，没有人知道是他们获得了这项任务，但却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同时，也没有理由相信，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责难了将军们，甚至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公开说过什么话。

[29]

然而，不满情绪仍然出现，人们将过错归咎于将军们。当骚乱与指控的消息（-363，364-）传到萨摩司时，将军们确信，一定是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把事情说出来的。因为确信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已经背叛了攻守同盟，阿吉努赛诸将重新写信给公民大会，在这次的信里，将军们揭露说营救生者和打捞尸体的任务是交给舰长们去做的。

[30]

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这个举动“是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的原因”，因为这个举动使得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等显要政客转友为敌，成了阿吉努赛诸将“愤怨的控诉者”。

[31]

然而，麻烦无论如何逃不掉了。毕竟，有数以千计的雅典人对此约略知晓，总会把事情说出来。无疑，许多人并不明白为什么不去进行营救行动，他们迟早要问责于将军们、舰长们、甚或是所有人。无论将军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人们都会低声质疑，私下抱怨，乃至提起正式的控诉。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同意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一个事实——将军们确乎改变了初始计划。新写来的信件激怒了塞剌墨涅斯及同党，迫使他们为自己辩护。既然把没有营救行动完全归咎于风暴已经不可行，塞剌墨涅斯和同党只好将矛头指向将军们。塞剌墨涅斯等人并未否认风暴的重要性。

[32]

相反，他们声称，他们这些舰长在接到命令的时候，风暴已经强到无法出海执行命令的程度了。狄奥多罗斯还告诉我们，塞剌墨涅斯等人对自己的辩护令公民大会迁怒于阿吉努赛诸将。

[33]

所以，公民大会肯定要谴责将军们耽搁延误，不及时下达命令给舰长们；公民大会还可能指责将军们追击敌军漫长又徒劳无功，没有在回到阿吉努赛岛之前就实施营救计划，且在商议讨论中浪费了太多时间。这样的任何一种指责，产生的效果无疑不外是保护舰长、责备将军，但这些指责未必不是实情实意。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担任将军时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不是阿吉努赛诸将中的任何一位可以比拟的。（-364，365-）但是，塞剌墨涅斯等人因为政治考量而不得不担任低级职务，恼于上司驽钝不堪，怒于战场失败，同时塞剌墨涅斯等人还确信，只要他们自己亲自上阵，所有这些力不逮心和战场失败都将荡然无存。对于塞剌墨涅斯等刚刚取得一连串不间断的辉煌海上胜绩的人来说，这么想难道不是最正常不过了吗？

塞剌墨涅斯等人的自辩和对阿吉努赛诸将的控诉立时产生了作用。公民大会投票罢免了阿吉努赛8名将军的职务，命令他们回到雅典来接受控诉。

[34]

阿里斯托根尼（Aristogenes）和普罗托马库斯（Protomachus）选择自愿流放，“他们害怕民众的怒火”。

[35]

阿里斯托根尼和普罗托马库斯两人的逃跑并不意味着他们有罪，仅仅只能表明他们的神经比其他6名将军更为脆弱，又或者是他们对雅典民众更加不信任。但是，阿里斯托根尼和普罗托马库斯两人的逃跑无疑仍然多少令人对回到雅典接受审判的那6名将军产生偏见。将军们的遣返程序似乎是离任审查程序（euthynai
）——雅典的所有公职人员在其公职任期结束都必须接受的。该程序具体包括经济审计和履职调查两个部分。

[36]

第一个进行自我辩护的将军是伊拉司尼德，但是雅典民众对他的陈述并不满意。那时的头号民主派政治家、双鸥帛津贴（diobelia
）的负责人阿奇德慕斯（Archedemus）把伊拉司尼德带到民众法庭上，控诉伊拉司尼德滥用公款、指挥失误。民众法庭判决伊拉司尼德有罪，并把他投入监狱。

[37]

从所有将军中首先特别挑出伊拉司尼德这一位将军来进行审判，有些学者在这个现象中看到了其背后的政治动机。这些学者认为，攻击伊拉司尼德的做法是民主党人的策略，为的是牺牲伊拉司尼德一个（-365，366-），挽救其他人。

[38]

然而，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民主党人会想去攻击伊拉司尼德，因为伊拉司尼德几乎是阿吉努赛诸将中最有可能自命为民主派的一位。

[39]

同时，一个民主党人又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去拯救那样一些人——比如说，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四百人议事会成员之一，五千人大会的主导人物之一？如果不是上述理由，那么，之所以选择攻击伊拉司尼德，最可能的理由是伊拉司尼德自己有其独特的弱点。阿吉努赛诸将回到雅典后不久，开会商议的情况和伊拉司尼德建议整支舰队不顾生还者性命前往密提林的事情就已经广为人知。阿奇德慕斯单独攻击伊拉司尼德，很可能是因为阿奇德慕斯相信这个流言，认为只有伊拉司尼德一人是有罪的——或者至少是比其他将军罪愆更大的。或许阿奇德慕斯是要确保，一定有人要受到惩罚；或许阿奇德慕斯是希望，单独拎出伊拉司尼德可以迫使他指证其他将军。无论这些推测具有何种价值，要理解阿奇德慕斯的行动，我们其实无需去创造一些背后的政治动机。

接下来，另外5名将军来到五百人议事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这5名阿吉努赛将军似乎刚刚完成其初步自辩归来，而他们的自辩理据应当是风暴。

[40]

如果对阿吉努赛诸将返回雅典后的雅典情势作一番考察评判的话，阿吉努赛将军们就会发现，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并不是导致他们被起诉的信息源头，因此，对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继续怀有抵触和敌对情绪似乎也没有必要。如果继续抵触敌对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那么他们就没有机会重新施行之前的统一战线策略。在某个提莫克拉提斯（Timocrates）的动议下，五百人议事会投票将将军们投入牢狱，还押公民大会接受审判。

[41]

在那次公民大会上，几个雅典人——其中领头的就有塞剌墨涅斯——控诉将军们应当为生还者的阵亡承担责任。塞剌墨涅斯和一些人论称，应当迫使将军们就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营救遭遇海难的雅典船员作出解释。为了举证说明将军们是唯一应当为此负责的人群，塞剌墨涅斯念出了他们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们仅仅将此归咎于风暴而无他。

[42]

将军们已经收敛羽翼，因为他们不再认为是塞剌墨涅斯等人出卖了他们；那么，此时此刻，塞剌墨涅斯及同党为何仍然采取攻势、而不退守之前与将军们的统一战线、力争不责失任何一人呢？人们总是希望在派别政治中找寻政治动机，但是正如我们所见，政治动机（-366，367-）在此没有说服力。

[43]

我们应当来看更加基本、更加普适的人性动机。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党十分愤怒，而且惊恐。在第二次向雅典写信时，将军们将自己肩上的责任推给了舰长们，令舰长们境地危如累卵。在舰长们看来，将军们第二次写回雅典的那些信件含义虚假，同时，那些信件本身就意味着之前的同盟默契就此破裂，破裂得心照不宣，甚或几近直白。愤怒，阐明自身清白和让过失者得到应有谴责的决心，还有报复背叛同盟者的热望，一齐涌上舰长们心头，演化成了他们接下来行动的动机。除此之外，舰长们还有理由害怕，单单归咎于风暴恐怕是不足以为自己进行有效辩护的。只要事件的细节没有被人知晓，单单归咎于风暴是有可能的。然而，到了现在，雅典人已经知道，营救伤者、打捞死者的任务是交给舰长们的；雅典人也已经知道，在阿吉努赛所召开的会议、会议中各人的立场、还有会议最后的决议。雅典人听闻这些情况，或许还了解了更多，雅典法庭已经据此判决其中一名将军有罪，五百人议事会则起诉了其他的将军们。另一方面，塞剌墨涅斯和其他舰长把矛头指向将军们，成功转移了雅典人的怒火。事已至此，为了自己的信誉考虑，为了不至于令自己也被和将军们一起送上审判台，这时的塞剌墨涅斯和舰长们不太可能再给事情的整个经过编个别的版本。

塞剌墨涅斯及同党的控诉起到了很大作用。为阿吉努赛将军们辩护的声音被打断，被众人的呼喊声所淹没，将军们自己甚至没有得到法律应许的完整自辩时间。

[44]

塞剌墨涅斯等人的攻击迫使将军们改换自辩说辞。在这个时候还不说出细节，只是泛泛而谈风暴，这么做已经不大可能了。因为舰长们已经将矛头转向将军们，将军们就别无选择，只能直接指出，营救伤员、打捞死者的任务是交给舰长们去做的。将军们驶去追击敌军，将营救和打捞任务交给有能力的军官——就是曾经担任过将军的那些舰长，比如说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等人：“如果真要为了营救任务这件事情怪罪什么人的话，那也不能怪罪别人，只能怪罪那些接受这项任务的人。”尽管如此，将军们仍然拒绝怪罪舰长们——那些控诉他们有罪的舰长；相反，将军们仍然坚称“是狂风暴雨（-367，368-）阻止了营救任务”。

[45]

为了论证这一点，将军们提供了领航员和其他编入舰队的船员的证词。这样温和的自辩真是令人钦佩、信服和感动。将军们的言辞前后一致，貌似可信，富有同理心的中立听众是能够相信这些话的。将军们此前之所以不说出营救任务是交给了舰长们，是因为阻止营救任务的只有暴风雨这一个因素，他们确信营救任务交给谁这种细节与控诉是没有关联的。许多雅典人如此确信将军们的说辞，甚至提出为将军们出保释金，整个公民大会也差不多要被将军们说服了。

[46]

在那个关键时刻，夜晚降临，机运就以这样的方式干预了人间的事务。那天时间已晚，没有时间完成清点投票票数的工作。于是会议决定将行动推迟到下一次公民大会召开的时候。与此同时，五百人议事会将起草一份草案，以此草案确定审判程序。

[47]

晚间降临导致会议中断，这还不是命运的最后一次干涉。在这次公民大会召开后不久，雅典人要依例举行伊翁胞族祭（festival Apaturia），具体时间应当是406年10月中旬的某天。

[48]

举行祭典的“胞族”（phratriai
），或曰“手足”，是历史悠久、备受尊敬的宗族组织。所有亚狄珈家族都要聚集到一起庆祝伊翁胞族祭，持续3天左右。在伊翁胞族祭上，需要登记注册头一年出生的男婴，同时还要庆祝头一年缔结的婚姻和一些青年男子年及弱冠。“因此，伊翁胞族祭主要是家族祭典——关乎新生、成人、婚姻。”

[49]

一般来说，节庆的气氛是欢愉活泼甚或喧闹狂欢的，但406年的这次伊翁胞族祭并非如此。家族和胞族汇聚到一处，阿吉努赛战役伤亡造成的区别是如此明显，实在令人触景落泪。许多人肯定认为，致使他们失去手足的并非敌军屠刀，而是雅典人自己的疏忽、胆怯。雅典再次召开公民大会来讨论阿吉努赛诸将命运，这时，阿吉努赛阵亡者的许多遗属也参加了公民大会，他们身着衰絰；同时，许多遗属剪发要求（-368，369-）报复那些没能营救战役生还者的人，“请求公民大会，惩处竟敢让慷慨就义、为国捐躯之士没能得到安葬的那些人”。

[50]

色诺芬谴责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说是他们雇佣了一些人来冒充阿吉努赛阵亡者的遗属，玩弄诡计、激起民众对阿吉努赛诸将的憎恶。

[51]

一些学者接受了色诺芬对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的谴责。

[52]

但我们很有理据拒绝色诺芬的这一谴责。狄奥多罗斯认为这些缟衣素服者确实是阿吉努赛战役的遗属，且丝毫没有提及塞剌墨涅斯对这些人的行为有何影响。但狄奥多罗斯的这段叙述意义有限，一方面是因为狄奥多罗斯在此叙述简略疏阔，一方面是因为狄奥多罗斯在其史书内提到塞剌墨涅斯时态度一以贯之，十分友善。在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吕西阿斯的演说。吕西阿斯演说对塞剌墨涅斯少有褒扬之词，但关于塞剌墨涅斯与阿吉努赛事件，吕西阿斯却从来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遑论谴责。

[53]

最后，在406/405年左右，即便塞剌墨涅斯有如此诡计，也没有多少人对此有所怀疑，因为雅典民众开始憎恶那些控诉阿吉努赛诸将的人的时候，他并没有遭到检控，同时，在接下来的405年春天，塞剌墨涅斯就被选举为将军，他依然受到雅典民众的欢迎。

[54]

要进行如此欺诈，未免愚蠢又危险。一方面，真正的阵亡者遗属——无论如何总有一些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辨认出那些假扮的遗属来。另一方面，此时的雅典，群情慷慨激愤，民意瞬息万变，没人知道谁会得到民众憎恶、谁又会得到民众同情。在这样一个时刻用如此粗略的方法来激荡民情，对于塞剌墨涅斯来说，未免太过冒险。

[55]

很久以前，格罗特的论断就可以为这个事件下一个定论了：“在这个事件中，欺诈无用。人类天性中自有同情，而同情的情绪在此如此强烈、如此清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就该事件去深挖政治煽动家的诡计动机就不仅仅是多余，而简直是有意误导了。”

[56]

很明显，伊翁胞族祭的举行深深激荡了民众情绪。悲恸愤怒取代了同情理解，而在第一次公民大会中，许多雅典人原本带着同情理解的心情接受了阿吉努赛诸将的自辩。五百人议事会的一名成员（-369，370-）卡利克辛努斯（Callixeinus），利用群情与气氛的转向，提出了审判将军们的具体程序，而这种程序对将军们是最为不利的。该程序假定，所有控诉和辩护都已经在阿吉努赛战役后第一次公民大会时陈述完毕，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将不再进行关于控诉和自辩的讨论。这一审判程序使得投票——无论是投票赞成有罪判决，还是无罪裁定——必定会在当前这样一种敌对气氛中进行，这样一来，将军们及其辩护者将不再有机会通过辩护来改变民众的意见。在这次公民大会中，雅典民众将针对将军们是否对“未能营救赢得阿吉努赛海战胜利的人”负有责任这一问题进行投票，投票一个德谟、一个德谟地进行。这样设置投票议程，对于阿吉努赛诸将的辩护者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阿吉努赛诸将一旦被判有罪，他们将被处以极刑，财产将被没收，什一缴归雅典娜。这些惩罚措施几乎比得上斐林尼库斯（Phrynichus）、安提丰（Antiphon）和阿奇普托勒穆斯（Archeptolemus）因为叛国罪而受到的惩罚，而且，斐林尼库斯等人都得到了单独受审的机会，有充分时间在普通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享受到了基本程序正义。与此相反，卡利克辛努斯的提议令阿吉努赛诸将不得不在公民大会集体受审，而他们在此前的第一次公民大会上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自我辩护。尽管卡利克辛努斯所提议的审判程序在程序上是如此不公正，但其提议仍然在五百人议事会获得投票通过，并主导了第二次公民大会上的审判程序。

[57]

第二次公民大会对阿吉努赛问题的讨论开始时，很明显，群情激愤，伊翁胞族祭是其滥觞，五百人议事会所选择的审判程序是其结果。据色诺芬记载，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有这么一个人，他说自己参与了阿吉努赛战役，因为紧紧抓住了一个盆才侥幸活下来；在海上，他听到附近正在溺水的同袍对他说话，请求他告诉雅典民众“他们为国奉献，死而后已，将军们却没有营救他们”。

[58]

在此种谈话所引起的白热化气氛之中，反对主流意见、坚持自己看法就格外需要勇气，但佩先纳克斯（Peisianax）之子游里普托勒穆斯勇敢地站了出来。游里普托勒穆斯是阿尔喀比亚德的表亲，也曾经是阿尔喀比亚德最亲密的同党之一。在阿尔喀比亚德与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游说斡旋时，游里普托勒穆斯曾经担任阿尔喀比亚德的代表。同时，在407年，阿尔喀比亚德从海勒斯滂回来后，正是看见了游里普托勒穆斯，他才有勇气在比雷埃夫斯港登陆。（-370，371-）

[59]

也正因为有了游里普托勒穆斯为阿吉努赛诸将所进行的辩护，我们才有充分理据来驳斥阿吉努赛问题上的某种“党争论”。“党争论”将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视为对阿吉努赛诸将进行审判的主要原因，认为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对阿吉努赛诸将的攻击实际上是阿尔喀比亚德派别对与其敌对的民主党人的攻击。

[60]

然而，一方面，在受到控诉的阿吉努赛诸将中，小伯利克里是其亲戚，狄奥梅冬是其朋友，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在为阿吉努赛诸将辩护的主要人等中，也有游里普托勒穆斯这样与阿尔喀比亚德极其亲近的人。单单这个情况就足以说服我们抛弃“党争论”：审判阿吉努赛诸将，并非阿尔喀比亚德派别对民主党人的阴谋攻击。

游里普托勒穆斯，还有其他一些人谴责卡利克辛努斯，说他的动议非法，因此恳请动用司法核覆程序（graphe paranomon
）。根据司法核覆程序，卡利克辛努斯必须先接受司法核覆审判，被判无罪后才能继续使用其之前的这项动议。

[61]

一些人为游里普托勒穆斯的动议喝起彩来，但也有一些人尖叫着反对游里普托勒穆斯的动议，理由是阻止民众意愿得以实现，这是很糟糕的。这时，一个名叫吕西司库斯（Lysiscus）的人站了出来，动议以相同罪名控诉那些要求进行司法核覆程序的人，除非游里普托勒穆斯等人收回要求进行司法核覆程序的动议。吕西司库斯的提议得到了热烈拥护，游里普托勒穆斯等人不得不收回要求司法核覆的动议。接下来，五百人议事会的执行委员会（prytanies）中的一些人，暨公民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拒绝就诉讼案本身提交公民大会投票，理由是这样做是违法的。于是，卡利克辛努斯建议，谁不同意投票，就把谁拉出来对他进行投票。卡利克辛努斯的建议得到了热烈拥护，喝彩的声音让执行委员们感到十分害怕，不得不同意将将军们提交公民大会投票。哲学家苏格拉底碰巧是那天的执行委员之一，唯独苏格拉底有勇气坚持不肯向卡利克辛努斯的提议屈服，但苏格拉底的坚持并没有起到作用，他直接无视。审判程序继续进行。

[62]

尽管公民大会如此群情激愤，但是游里普托勒穆斯仍然不惧威胁，再次站了出来，试图为阿吉努赛诸将辩护，提出了不同于五百人议事会所提的另一个动议：依据坎诺努斯法令（Cannonus）来审判阿吉努赛诸将。坎诺努斯法令要求，被控诉犯有“误导民众”罪行的辩护者们戴着镣铐站到公民大会的会场上来；如果这些人罪名成立，就把他们扔进深井里杀死，（-371，372-）没收其财产，什一缴归雅典娜。如果公民大会仍然不喜欢这个提议，游里普托勒穆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提供给公民大会：使用针对洗劫神庙罪或叛国罪的审判程序来审判阿吉努赛诸将。受到控诉的人在民众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就不得埋葬在亚狄珈境内，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什一缴归雅典娜。游里普托勒穆斯向公民大会提出的这两种审判程序都是重罪审判程序，但却能够保证阿吉努赛诸将得到逐一单独审判，并且有一整天的时间来进行自我辩护。

[63]

显然，游里普托勒穆斯确信，雅典公民大会上激愤的群情如骤风暴雨，只是因为伊翁胞族祭而被煽动起来的暂时性情绪。只要留出时间，让民众情绪平复，双方进行充分论辩，民众就不会给阿吉努赛诸将定罪。游里普托勒穆斯为阿吉努赛诸将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辩护洋洋洒洒，颇为动人；游里普托勒穆斯拒绝归罪于舰长们，尽管他清楚地指出，营救任务是舰长们的责任；游里普托勒穆斯警告雅典民众要注意程序正义；游里普托勒穆斯还提醒雅典民众，这些受到控诉的将军们，刚刚为雅典赢得了一场重大的海战胜利。游里普托勒穆斯的这番演说几乎动摇了当时正处于愤怒和激动之中的雅典民众。一开始，根据举手投票来看，游里普托勒穆斯建议使用坎诺努斯法令来审判阿吉努赛诸将的动议得到了公民大会通过。然而，一个名叫梅内克勒斯（Menecles）的人提出了技术性反对意见，而今天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技术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就游里普托勒穆斯动议进行第二次投票的时候，还是五百人议事会原先的审判程序预案占了上风。公民大会判决所有8名将军——包括已经逃走的两人，加上伊拉司尼德及其他5人——罪名成立，此时仍然留在雅典的6名将军就被处以死刑。

[64]

狄奥多罗斯将这样的判决结果归咎于阵亡者遗属及朋友，还归咎于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

[65]

尽管最终投票结果仰赖于超过半数人的支持，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这样的判决结果产生的过程中，是遗属亲朋和塞剌墨涅斯同党起了主要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人数众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在辩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组织情况。遗属亲朋的举动无需过多解释，但是对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党，我们就必须进行一番考察研究了。如前所述，如果我们确实已经摒弃了阿吉努赛问题上的党争论、不认为党派政治是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的主要行为动机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问问，为什么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同党如此坚持要给将军们入罪。现今，我们证据有限，只能略作推测一二。之前所做的种种分析都显示，阿吉努赛战役之后的一系列事件都并非出于哪个人或哪个小团体的精心谋划，（-372，373-）相反，这一系列事件造就了某种特别的情势，群情激愤之际，必须有人得到处分；剩下的唯一问题只是究竟处分谁。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塞剌墨涅斯很可能确信，因为将军们的第二波来信，他和其他舰长们真的已经面临绝境。塞剌墨涅斯一定觉得自己与其他舰长所受到的攻讦极为不公，他们自我抗辩并转头攻击将军们，仅仅只是一种自保举动。

[66]

一旦愤怒与反恐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军们与舰长们之间原本存在的妥协与相互制衡就已经不再可能实现，反之，恐惧和怒火开始主宰情绪。我们必须看到，在游里普托勒穆斯演说辞中，尽管他使用了一种和解的论调，将营救任务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风暴而非其他，但仍然出现了如下的话语：“因此，得到命令去追击敌军的人，应当就他们未能成功追击敌军来说明情况；同时，得到命令去执行营救任务的人，应当就他们没有执行将军们的命令接受审判，因为他们没能营救起战役中的幸存者。”

[67]

舰长们没法预见，将军们是不是会被宣告无罪，舰长们也无法预见，接下来，民众的怒火是不是会冲着他们自己而来。此外，如果将军们得到单独审判的机会，那么在长长一串审判中，将军们将不断为自己进行辩护，为了自保，将军们肯定会一次又一次提起营救任务是舰长们的任务，肯定会将营救任务的失败归咎于舰长们。在雅典城邦，至少在几个星期以内，伤痛难以平缓，愤怒难以止息，实在无法预测审判的结果，这样的过程简直教人心惊肉跳。最后，正如我们所见，塞剌墨涅斯、色拉叙布卢斯及其同党大有可能对将军们在阿吉努赛战役之后的举动加以挑剔抱怨，说将军们在天色如此之晚的时候，才将如此艰难、危险、让人不快的工作任务交给舰长们，那么最终伤者没能得到营救、死者没能得到打捞，将军们也多少逃不了干系。也许，这就是使得塞剌墨涅斯及其同党迫切要求对将军们进行集体审判并成功令他们入罪的情绪和想法。

雅典并无成文宪法，所以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对阿吉努赛诸将的审判和定罪是否违宪。

[68]

然而，雅典人很快就对审判感到后悔了。卡利克辛努斯和其他4人（-373，374-）被控欺骗民众并且罪名成立。

[69]

在战后如此对待将军们，自古代开始就有人不断谴责这种做法。狄奥多罗斯从中得出了道德教训，说最终的结果似乎表达了神祇的怒火，而在战后被强加到雅典人身上的三十僭主专制就是对这个错误的惩罚。

[70]

格罗特，雅典民主政体的热切拥护者，为雅典民众辩护，说将军们正如他们被判决的那样，是有罪的。但即便是格罗特这样的雅典民主拥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审判是不当的，说因为雅典人为溺水将士而感到的深切悲痛令这次审判成了“有罪的诉讼”。

[71]

民众和政府悲恸、紧张、盛怒，盛怒之下，僭越之举与违法行为往往屡见不鲜。在专制之下，僭越与违法举动很难被注意到，也常常轻易就被忘记，因为专断独行和恣意妄为就是专制者的日常行为模式。但是，在施行宪政的温和法制国家里，僭越违法之举会被死死揪住，会被认定是不可以忘却的凌辱和暴行，因为这些僭越违法之举与这个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是如此背道而驰。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带着耻辱永远铭记泰图斯·奥茨（Titus Oates）与其所捏造的天主教阴谋案（the Popish plot），铭记杰弗里斯（Judge Jeffries）的血腥巡回审判，以及铭记处死海军上将拜恩（Admiral Byng）这件事——“为了激励其他海军将领”，如伏尔泰（Voltaire）所说；而法国人呢，则永远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革命法庭所进行的司法屠杀而深感难堪；同理，美国人回忆起在麻省发生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Salem，Massachusetts）时也倍感痛苦，一如他们回忆起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非法囚禁。与这些人一样，雅典人对审判并处决阿吉努赛诸将感到后悔，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因为这一事件与雅典对法律、公平和程序正义的一贯尊重是如此南辕北辙，而这种尊重正是雅典民主政体的特征所在。

雅典人为这个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审判导致8名将军或者被处死，或者被流放，使得他们无法参与405/404年的战争，而这一年恰恰成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年。阿吉努赛事件所引发的憎意与疑惧也使得雅典失去了塞剌墨涅斯这样经验丰富的将领——尽管塞剌墨涅斯于405/404年被选举为将军，但他没有通过新官入职审查程序（dokimasia
），因而也就不能出任将军并率部远征。

[72]

同样，色拉叙布卢斯也受到城邦内这种敌意的侵害，甚至没有能够被选举为将军。（-374，375-）而雅典城邦是多么需要所有这些能人，多么渴求他们的才干。此外，对雅典将军的这种处置方法对于405/404年选举出来的新将军委员会肯定也产生了恶劣影响。在这次审判之前，从来没有雅典将军被处死过。除去这些军事方面的考虑之外，审判和死刑将雅典民众撕裂，而且是在雅典最需要民众团结和相互信任的关键时刻。在危急关头，这些裂痕令政治领导再难沉着理智，也令政治家们易于放任激情盖过理性。

[1]
两份主要的古代文献来自于色诺芬（Xen.Hell
.1.6.33—7.35）和狄奥多罗斯（Diod.13.100—103.2）。色诺芬与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在很多地方是不同的，两个版本的叙述之间最明显的分歧是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的行动。在色诺芬的叙述里，塞剌墨涅斯是这次事件中的恶人；在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中，应该谴责的是雅典暴民，而不是塞剌墨涅斯。布索特采纳了色诺芬叙述，认为狄奥多罗斯叙述在修辞学上来看是捏造的、不可靠的。布索特一贯持有这样的观点，与其同时代的大部分学者也一贯如此（关于布索特对狄奥多罗斯的典型苛评，参见《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6页，注释4，以及第1598页，注释1）。甚至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75—210页）也是倾向于在部分采纳狄奥多罗斯叙述的基础上采纳色诺芬叙述的——尽管他用精彩动人的叙述为塞剌墨涅斯脱罪，软化并解释了民众行为，并将主要责任归咎于雅典将军们。柯罗歇（P.Cloché）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为透彻、十分有用（《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
］，第130卷，1919年，第5—68页），他以开放态度处理色诺芬叙述和狄奥多罗斯叙述，（-354，355-）择其适用者而采纳之。随着《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Hellenica Oxyrhynchia
）的发现，同时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狄奥多罗斯多次使用了《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2—122页）提出，狄奥多罗斯在记叙将军审判事件时也使用了《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安德鲁斯提到，“不用犹豫，我们应当更多采用狄奥多罗斯的叙述，至少是在其史书第13卷第101节之前的部分，因为自此之后，狄奥多罗斯叙述甚为疏阔不详，以至于我们无法自其叙述中确定其材料的初始来源”（《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20页）。安德鲁斯的论述令人信服，我也认为，我们应当在理据充分之处采纳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同时，如果色诺芬的版本更佳，我们也应当采纳之。我自己对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这两个文献来源的看法和态度类同于柯罗歇的做法，尽管我的结论同柯罗歇是不同的。

[2]
狄奥多罗斯（Diod.13.100.1）告诉我们说，雅典人追出了很长一段距离：
。

[3]
Xen.Hell
.1.6.35，7.30；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6页，注释1。

[4]
Diod.13.100.1. 我这样计算面积：假定向南追击的距离等于诸岛屿距列斯堡的距离，即两英里。两英里似乎是一个较低的估计值。幸存者的数目（1000人）同样是保守估计值。赫尔伯斯特（L.Herbst）（《阿吉努赛之战》［Die Schlacht bei den Arginusen
］，汉堡，1855年，第37页，注释51）估计幸存者数目为1200人，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6页）估计幸存者数目为2000人。值得注意的是，狄奥多罗斯在描述这次战役时始终只提到了尸体数目，而色诺芬则提到了幸存者。

[5]
色诺芬（Xen.Hell
.1.6.33；7.29）清楚记载，雅典人回到了阿吉努赛诸岛上，开了个会，此前并不涉及任何营救举动。狄奥多罗斯（Diod.13.100.1—3）则记载，这次会议是在回到阿吉努赛岛上之前召开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色诺芬是对的。正如柯罗歇所指出的（《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流移四散的雅典舰队如何能够集中起来开会进行讨论呢，只有回到阿吉努赛岛才可以。

[6]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208—209页。

[7]
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12—13页。

[8]
参见本书，第243页（原书页码）。

[9]
参见本书第375页，注释①。

[10]
色诺芬的叙述完整呈现了游里普托勒穆斯（Euryptolemus）为阿吉努赛诸将所进行的辩护（Xen.Hell
.1.7.31），也用自己的话为阿吉努赛诸将进行了一些辩护，尽管细节欠奉（Xen.Hell
.1.6.35）。狄奥多罗斯（Diod.13.100.1）记载呈现的版本较为疏阔简略，没有提及名字，也遗漏了实际行动所采取的妥协方案。狄奥多罗斯还错误地认为，这次会议召开于诸将回到阿吉努赛诸岛之前。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塞剌墨涅斯和色拉叙布卢斯并没有被赋予较其他普通舰长更高的职权（Xen.Hell
.1.7.5—6）。

[11]
对阿吉努赛诸将的这个决策批评得最强烈的是格罗特，尽管他也提不出将军们的具体动机（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86页）。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Die Attische Politik seit Perikles
］，第87页）强调了政治动机。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08页，注释4）提及他们前往密提林的愿望。

[12]
参见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65页；以及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1页。

[13]
参见本书，第173页（原书页码）。

[14]
参见本书，第184—198页（原书页码）。

[15]
阿吉努赛诸在回到雅典后受审时的自行辩护中清楚提到了这一点（Xen.Hell
.1.7.5—6）。

[16]
毫无疑问，阿吉努赛诸将确实离开了阿吉努赛岛去追击密提林敌军。将军们在面对公民大会进行自行辩护时说得非常明白（Xen.Hell
.1.7.5），以及游里普托勒穆斯在迟些时候的大会上也重申了这一点（Xen.Hell
.1.7.31）：
。这里所使用的过去时是意动用法（conative imperfect），这意味着舰队出发了，但是没有能够追上敌军。参见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21页，注释1。知道这件事的人有上千，将军们不大可能就这个问题胡说八道。

[17]
Diod.13.100.2. 狄奥多罗斯将士兵们提出异见置于返回阿吉努赛岛之前，这是错误的。然而，我们不应该拒绝狄奥多罗斯叙述所提供的这个证据。狄奥多罗斯很可能弄错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他常常如此。我认为狄奥多罗斯叙述的这件事情确有其事，但他自以为合适的这个语境是错误的。

[18]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89页。

[19]
Xen.Hell
.1.6.37：
.

[20]
Xen.Hell
.1.6.28，35，37—38.

[21]
Diod.13.97.4；100.2—4.

[22]
Xen.Hell
.1.6.38.

[23]
Diod.13.100.6.

[24]
Xen.Hell
.1.7.17—18. 我们之所以知道有这种倾向，是因为游里普托勒穆斯在为将军们辩护时的演说里提到了这一点，而不是某段连续的叙述文本里提到了这一点——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在叙述文本中寻找信息。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2—122页）让读者注意色诺芬叙述中战斗结束和将军召回之间的这道鸿沟，读者难以明白作者在此处的心思。这道文本鸿沟使得雅典民众的行动显得极为愚蠢。这道鸿沟可以使用狄奥多罗斯提供的证据来进行修补，也可以使用色诺芬在其他部分的叙述来进行修补。尽管游里普托勒穆斯的讲述带有偏见，是为了支持将军们、反对塞剌墨涅斯而作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质疑游里普托勒穆斯，质疑他所讲述的将军们的讨论过程是有问题的。将军来信的内容正是因为塞剌墨涅斯向公民大会念出而得到证实的（Xen.Hell
.1.7.4—5）。

[25]
Xen.Hell
.1.7.17—18.

[26]
Diod.13.101.3.

[27]
Diod.13.101.1.

[28]
Diod.13.101.2.

[29]
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37—39页）清楚揭示了第一次意见不合的情况，而维持统一意见、隐藏舰长职责确乎是由将军提出来的。

[30]
Diod.13.101.2.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87页）和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8页）说，将军们往家里写了私函，控诉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但古代作家们没有这么记载。同时，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6页）强调了这些通信的正式性和官方性，这是对的。

[31]
Diod.13.101.3.

[32]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85页，注释2）认为塞剌墨涅斯等人不承认风暴的作用，但是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22—23页）则揭示了塞剌墨涅斯等人承认，风暴确乎存在，强度很大，且与事件的发生相关。柯罗歇的解释令人信服。

[33]
Diod.13.101.4—5.

[34]
Xen.Hell
.1.7.1；Diod.13.101.5. 罢免阿吉努赛八将所使用的程序很可能是举手表决弹劾程序
。通过该程序罢黜的公职人员并未被定罪，但是业经遭到控诉，必须在相关机构面前进行自我辩护。参见罗伯茨（J.T.Roberts），《雅典政府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in Athenian Government
），威斯康辛州麦迪逊，1982年，第15页。在整个阿吉努赛事件中，刻农一直在密提林，因而是无罪的，所以他受命指挥整支舰队，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和菲洛克勒斯（Philocles）则被派去协助刻农指挥雅典舰队。

[35]
Xen.Hell.
1.7.1. 所引述的语句来自于Diod.13.101.5。

[36]
关于离任审查程序，参见伊涅特，《雅典政制史》，第203—205页；麦克道威尔（D.M.MacDowell），《古典时代雅典法律》（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
），纽约州绮色佳及伦敦，1978年，第170—172页；以及罗伯茨，《雅典政府的责任制》，第17—18页。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都没有直接说明此处使用的遣返程序就是离任审查程序，但是就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料看来，认为雅典当时采取了该程序是说得通的。这是因为，之后我们就将看到，伊拉司尼德第一个被起诉，罪名是滥用公款和指挥失误，而这两个罪名正好对应了离任审查程序所要审查的两个方面。然后，伊拉司尼德被带到民众法庭（Xen.Hell
.1.7.2），这正是离任审查程序的下一步做法。其他5名将军先是在议事会（boule
）作自辩申明，而离任审查程序两个调查部分各自的负责人审计员（logistai
）和调查员（euthynai
），则正巧都是从议事会中遴选产生的（Arist.Ath.Pol.
48.4—5）。

[37]
Xen.Hell.
1.7.2.

[38]
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41页。

[39]
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41页，注释12。

[40]
Xen.Hell.
1.7.3.

[41]
Xen.Hell.
1.7.3.

[42]
Xen.Hell.
1.7.4.

[43]
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85—89页；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39—40页。

[44]
Diod.13.101.6；Xen.Hell
.1.7.5.

[45]
Xen.Hell
.1.7.6.

[46]
色诺芬（Xen.Hell
.1.7.7）说：“将军们说了这些话，眼看就要说服民众了”，原文为
是过去时（imperfect），意味着劝服民众的举动仍然在进行之中，并未完成。

[47]
Xen.Hell
.1.7.7. 色诺芬说得很清楚，当时确实天色已晚，并非借口。因此，我们不应当将程序延误归咎于诸将政敌的阴谋诡计。参见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46—47页。

[48]
Xen.Hell
.1.7.8.关于具体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03页。

[49]
帕尔克（H.W.Parke），《雅典人的节庆》（Festivals of the Athenians
），纽约州绮色佳市及伦敦，1977年，第88—92页。

[50]
Diod.13.101.6.

[51]
Xen.Hell
.1.7.8.

[52]
例如，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03页。柯罗歇（《历史评论》，第130卷，1919年，第48—49页）并未径直断定塞剌墨涅斯就此有欺诈和贿赂行为，他的看法是，在遗属闹事这件事情上，塞剌墨涅斯只是敦促丧亲之人前来公民大会进行抗议。

[53]
特别是Lys.12.62—78，但同时参见Lys.12.36。

[54]
Xen.Hell
.1.7.35；Lys.13.10.

[55]
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18页。

[56]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93—194页。

[57]
Xen.Hell
.1.7.9—10. 色诺芬宣称，塞剌墨涅斯贿赂了卡利克辛努斯，让卡利克辛努斯在五百人议事会上提出那样对阿吉努赛诸将不利的审判程序来，但是色诺芬对塞剌墨涅斯的这项控罪既不真实，也无必要，就像是色诺芬之前说塞剌墨涅斯找人假扮遗属的事情一样不真实。如果无法在五百人议事会取得简单多数投票，卡利克辛努斯的动议就无法发挥作用。如果五百人议事会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青睐卡利克辛努斯的方案，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去贿赂什么人来推进这个动议呢？

[58]
Xen.Hell
.1.7.11.

[59]
Xen.Hell
.1.3.12—13；4.19.

[60]
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86页；亨德松（B.W.Henderson），《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大战》（The Great War between Athens and Sparta
），伦敦，1927年，第472页；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7卷，1974年，第116页；麦柯伊（W.J.McCoy），《美国语文学刊》（AJP
），第98期，1977年，第282—289页；罗伯茨，《雅典政府的责任制》，第66页。

[61]
麦克道威尔，《古典时代雅典法律》，第188页。

[62]
Xen.Hell
.1.7.11—16.

[63]
Xen.Hell
.1.7.16—23.

[64]
Xen.Hell
.1.7.24—34.

[65]
Diod.13.101.6—7.

[66]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在三十僭主统治之下，塞剌墨涅斯遭到克里提亚斯（Critias）控诉的时候，在自我辩护时所说的确乎就是这样一句话（Xen.Hell
.2.3.35）。

[67]
Xen.Hell
.1.7.31.

[68]
麦克道威尔，《古典时代雅典法律》，第189页。

[69]
Xen.Hell
.1.7.35；Diod.13.103.1—2. 雅典人改变心意的日期我们并不清楚，但安德鲁斯（《凤凰学刊》，第28卷，1974年，第121页）说，“从本质上来说，最有可能的情况应当是雅典民众的态度立马就有了转变”，他很可能是对的。

[70]
Diod.13.103.1—2.

[71]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209页。

[72]
Lys. 13.10.

第十五章 雅典陷落

雅典在阿吉努赛的胜利并没有全歼斯巴达舰队，但是斯巴达舰队幸存下来并集结在开俄斯的90艘舰船，却都状况糟糕。小居鲁士提供的所有钱财都已经没了，城邦也没有给予任何财政支援。士兵与水手被裁撤；夏季的天气还能为他们带来工作和食物，所以，他们在开俄斯岛上当雇工谋生。然而，天气转寒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没有食物，没有衣物，也没有鞋子。其中有些人过于绝望，因而准备叛乱，攻打开俄斯的核心城邦。斯巴达指挥官埃迢尼库斯发现了叛乱阴谋，即时解除了这些人的武装。因为受到叛乱威胁，开俄斯人同意提供他们自己的钱财来支援驻军。士兵们得到了月俸，埃迢尼库斯于是能够令士兵们重新变得忠诚而有纪律，但是在没有波斯金援的情况下，斯巴达在爱琴海地区前途渺茫。

[1]

阿吉努赛战役的失败，以及驻开俄斯部队的绝望情境，令斯巴达人不得不再一次向雅典提出议和。

[2]

如往常情形一样，我们对于斯巴达对此事如何讨论、对于党社和个人对此事有何分歧一无所知。然而，接下来的事件将表明，斯巴达的领导人反感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角色，不愿斯巴达成为仰人鼻息的小角色，去帮助波斯帝国收复沦丧的行省、继而镇压希腊人，也不愿意坐视莱山德权势日隆，于是支持了卡利科拉提达。（-376，377-）这些斯巴达人认为，与波斯合作，就算能够依照所达成的协议按时得到资助，带来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大败，造成了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性命毫无价值的损失，进而伤害了斯巴达的威信。斯巴达人在诺提昂获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成就于雅典人罕见的失误，而敌军不大可能会将自己的整支舰队再次交给一个舵手（kybernetes
）了。在阿吉努赛，雅典人甚至利用没什么经验的船员——包括释奴在内——也能够赢得战役。斯巴达将来再次取得海战胜利的前景看起来肯定极为渺茫。这些想法势必能够获得许多人甚或绝大多数斯巴达人的认同。而那些对莱山德的势力感到忧心的人就更倾向于议和了。要求召回诺提昂之役功臣的声音必定已经出现在斯巴达；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斯巴达人就仍然需要从小居鲁士那里乞得波斯金援，而小居鲁士很可能会坚持要求他的朋友莱山德出任指挥官。阿吉努赛战役之后，沮丧忧愁气氛弥漫，因此，持有以上这些看法的斯巴达人势必能够再次赢得机会，尝试议和。

斯巴达人为了议和，提出从德西利亚要塞撤军；否则就维持现状，订立和约。

[3]

这些议和条件与库济科斯战役之后提出来的议和条件相似，但是若论及当下情势，议和条件比先前更加慷慨。410年，雅典人仍然据有派娄斯，能够放弃并以此来换取德西利亚；但是在406年，雅典人根本没有任何要塞可供交换。在库济科斯战役之后，斯巴达人仍然据有拜占庭和迦克墩，还控制了黑海入口博斯普鲁斯海峡，扼住了雅典的生命线。到了406年，雅典人收复了对双海峡地区的控制权。（-377，378-）另一方面，雅典已经被迫采取绝望之举来获取阿吉努赛的胜利，财政仍然极度匮乏。如果斯巴达能够重获波斯金援，战斗时间因而继续拉长，那么雅典财政会进一步枯竭，甚至最终雅典的人力资源也会枯竭。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巴达人的议和提议肯定相当吸引人；然而，雅典人拒绝了议和。诚然，斯巴达人仍然在海勒斯滂占据阿卑多斯，据有重要的岛屿开俄斯，握有重镇以弗所、佛该亚和叙姆。这些地区的沦陷对于雅典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这些地区中没有一个能够直接威胁到雅典的经济、财政、军事安全。在失去了所有这些地区的情况下，雅典人仍然值得与斯巴达尝试议和，这是因为，争取一个真正的持久的和约，甚至在足够长的时间里终止敌对，都能够让雅典稍稍喘息，重建帝国，充实国库，恢复农业生产。

这些好处颇为诱人，那么雅典人拒绝议和，我们该如何解释？谴责雅典民众之愚蠢、领导民众的煽动家之莽撞，并非难事，也是惯用思路。亚里士多德即持这种看法，他说：“有些人迫切希望订立和约，但是暴民不听他们的，因为他们被科辽丰欺骗了。科辽丰阻止了和约的诞生；他闯进公民大会，喝得酩酊大醉，穿着自己的作战胸甲，说除非斯巴达人放弃所有城邦，不然他不会允许与斯巴达达成任何和平协议。”

[4]

就算我们采信这份看起来对我的观点最不利的事实证据，问题仍然存在：为何公民大会会将多数票投给这个据说酩酊大醉的好战之徒、民众煽动家？公民大会成员完全清楚，雅典的财政已近枯竭，人力资源也几乎流失殆尽。一想到战斗结束，斯巴达人撤退，回归田园生活，绝大部分公民大会成员肯定会受到诱惑；但是，他们却投票反对议和。无论他们有多么愚蠢，他们也必定有这么做的理由。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他们对敌人的好意有所疑虑的蛛丝马迹。我们不能忽视《尼基阿斯和约》的失效对雅典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尼基阿斯和约》刚刚盟誓通过，斯巴达人就拒绝履行条约的头号规定，不肯归还安菲玻里。雅典人竭尽全力，与当时的敌人订立了同盟条约，却发现安菲玻里没有赎回，斯巴达人还准许彼欧提亚人拆除巴那克敦（Panactum）的雅典防事（-378，379-），而此事与原来的条约根本是背道而驰。

[5]

这些事件给雅典人留下了斯巴达人不可信任的印象，而这种感觉再也没有消失过。

阿吉努赛战役之后，雅典人完全有理由担心，虽然斯巴达人战败颓倦，但是斯巴达会利用停火的机会来重建与波斯的关系，建立一支崭新的舰队，然后在雅典人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攻打他们。雅典人可以选择的替代战略是利用时机，搜剿斯巴达的幸存舰队，并寄希望于小居鲁士不会干涉，一如替萨斐尼和法那巴佐斯之前也没有干涉。雅典人肯定想到，波斯大王总有一天会厌倦这种费而无功的投入的。如果雅典人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们就得说，雅典人错了，不仅仅因为我们知道雅典人当下政策的不幸结果，而且因为雅典人本该也能看到这种政策的荒谬之处。雅典人不能保证在天时地利之际能够主动发起战端。小居鲁士仍然是节度使，看起来根本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小居鲁士甚至给不太友好的卡利科拉提达也提供有限的帮助；如果斯巴达指挥官是对他友好的莱山德，那小居鲁士帮助斯巴达的意愿该有多么高呀？斯巴达人有了波斯金援，并不忌惮重拾等待博弈，令雅典的各种资源进一步枯竭，用较高薪给吸引划桨手，并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展开战斗。雅典人只要再输一场，就必定迎来末日；然而，雅典人又无法长期拒绝出战。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按照406年议和条件去订立和约是很值得冒险一试的；但是，雅典公民大会并不这么想，战争仍然继续。

雅典拒绝和约之后不久，斯巴达人接待了来自爱琴海盟邦的一个使团。这个使团要求莱山德重新出任舰队司令。

[6]

406/405年冬天，斯巴达部队在开俄斯日益艰难，要求开俄斯人捐了一大笔钱，来保障他们的安全。赢得了战役的萨摩司雅典舰队在萨摩司横行诸岛与大陆上那些亲斯巴达的城邦，突袭劫掠（-379，380-），而这些地方都毫无还手之力。

[7]

因此，斯巴达盟邦在以弗所召开会议，要采取协商行动。来自这些盟邦的使节向斯巴达人汇报了情况，要求斯巴达人重新任命莱山德为海军主将；与使团一起来到斯巴达的还有小居鲁士的代表，他们也要求重新任命莱山德为海军主将。

[8]

因为战争还得打下去，而盟邦与波斯人的支援又必不可少，斯巴达人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无论如何，雅典拒绝议和，反对莱山德及其政策的人很可能因此丢了面子，所以大部分斯巴达人应该都会支持莱山德重新出山。然而，有个体制困难横亘于此。律法禁止任何人两次担任这么一个有权力的职务，但斯巴达人轻易绕过，任命阿拉库司（Aracus）为海军主将，任命莱山德为其副将（epistoleus
）。字面意义上来看，副将是海军主将的秘书，在海军主将死亡的情况下会承担指挥责任。这次任命是个合法的谎言，实质与表象恰恰相反。无疑，莱山德才是执掌舰队的人。

[9]

在406/405年的冬末，莱山德带着从伯罗奔尼撒募得的35艘舰船出发了。莱山德没有在米利都登陆，而是在他的旧指挥部以弗所登陆了。他下命令要求埃迢尼刻斯从开俄斯带着他的舰队前来，并带信给他说，募集他所能募得的所有盟邦舰只，并带领这些舰船一同前来。与此同时，莱山德还下令在暗滩渚（Antandrus）建造新船，并着手修复、改进以弗所舰队的舰船。

[10]

这一次变更海军基地，与莱山德上一次变更海军基地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就通达海勒斯滂的便利性而言，以弗所位置更好；莱山德在以弗所与小居鲁士取得联系更加容易；以弗所对斯巴达和莱山德都十分友好。

[11]

然而，在这个时候，以弗所还有更加深层的一项意义，那就是莱山德要放弃卡利科拉提达的政策路线，移师以弗所就是开端。莱山德首先需要的就是钱。他未及多等，就去撒尔狄司（Sardis）见小居鲁士。年轻的王子不得不向莱山德汇报说，波斯大王拨付的所有款项已经花光。事实上，小居鲁士还花费了（-380，381-）不少自己的梯已。小居鲁士向莱山德展示了他给斯巴达海军将领付钱的账目，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12]

普鲁塔克说，小居鲁士给了莱山德捐款和保证来博取欢心，说就算他的父亲波斯大王拒绝援助斯巴达，他也会利用自己个人的小金库来提供补给，在必需之时哪怕砸碎自己的金银宝座。

[13]

尽管小居鲁士言辞浮夸，但我们仍无需质疑他的真心，因为他立即就给了莱山德一大笔钱。莱山德拿着这笔钱付了自己部下的所欠军饷。

[14]

小居鲁士的承诺和忠诚是真实的。他乐见莱山德复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之间关系不错、之前也合作得好，同时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一支希腊重装步兵的可靠支持。小居鲁士在对未来的谋划中，可能是需要这样一支武装力量的，同时，他当前所卷入的波斯宫廷政治令他迫切想要拥有一位可靠的得力朋友。407/406年冬天，小居鲁士处死了他的两位表兄弟，大流士姐姐及其丈夫希耶剌墨涅（Hieramenes）的两个孩子，理由是这两个人不肯在小居鲁士面前将手缩进袖子里去，而这礼数在正常情况下是唯有波斯大王可以享受的。这场争端的根源很可能是政治性的；无疑，这对表兄弟挑战了这位非常年轻的节度使的傲慢，而他的要求可能是为了要维护自身权威。不管怎么说，处决的消息和这场争端的传言传到了波斯宫廷，传到了受害者父母的耳朵里。受害者的父母自然要控诉，而大流士也避免不了要对此进行调查。大流士托称染疾，传话到撒尔狄司，要小居鲁士回到他身边。

[15]

小居鲁士在离开之前，采取了一些步骤来保护自己。他在撒尔狄司没有可以信任的波斯人；确实，政敌党羽可能无处不在。因此，小居鲁士把莱山德召到撒尔狄司，指定莱山德代行节度使之职，把自己手中所有的钱都交给莱山德，还允许莱山德从他自己的行省收取贡赋。这样便可保护小居鲁士不受波斯阴谋戕害，但是小居鲁士知道莱山德的目标和野心，害怕他在自己去美狄亚见父亲的时候以另一种方式威胁自己的领地和财产：攻打雅典而失败，会摧毁小居鲁士依靠的这支部队，令雅典人有机可乘，夺取他的行省。因此，小居鲁士提醒莱山德说波斯财源充足，时间于他们这一方有利，（-381，382-）敦促莱山德不要挑起战事，除非莱山德的舰队在数目上大大超过雅典人的舰队。这番劝诫等于是在要求莱山德，在小居鲁士回来之前不要打仗，因为斯巴达人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都无法取得数目上的优势。小居鲁士给了莱山德一个热情的拥抱，提醒他他们之间有很好的私人情谊，然后就启程去美狄亚了。他的权柄交给了他的斯巴达朋友。

[16]

莱山德手里有了他所需要的全部钱款，没有在以弗所逗留很长时间；相反，他向南航行，驶去了米利都。途中，莱山德很可能驶过了萨摩司岛与陆地之间的狭窄水域，但是我们既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莱山德躲避侦察的努力，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雅典人拦截莱山德的企图。这支斯巴达舰队的规模应该超过了125艘舰船，也许多达150艘舰船。

[17]

然而，因为莱山德还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充分训练，这支舰队很可能并不处于其最好的状态。转年夏季，在萨摩司的雅典舰队规模达到了180艘舰船。

[18]

所以，是年春季，雅典舰队的规模应该不会比180艘少太多。雅典的战略肯定是在财源耗尽、人员叛逃、莱山德有机会改进、扩张其海军并威胁到海勒斯滂地区之前，尽力搜寻敌舰，尽快展开战斗。雅典人应该是去了某个地方突袭劫掠，但这并不是他们没能密切监视莱山德的以弗所舰队、还坐视这支舰队安全驶入公海的充分理由。指挥权分散，数名海军将领经验匮乏，以及阿吉努赛将军被审事件使得现任将军胆怯又疑惧，都造成了雅典人坐视该舰队入海之事实。

米利都自从413年叛离雅典以来，一直是斯巴达的得力盟友。斯巴达事业在此并无特别的行动需要，但莱山德的事业有。米利都曾是卡利科拉提达的基地，这位年轻的海军主将成功削弱了此地对莱山德的政治支持。卡利科拉提达的雄辩才能与政治才干说服了莱山德的友人捐钱给他的金库，与当地的民主政权取得和解，（-382，383-）而这些莱山德的旧友原本是希望在莱山德的帮助下推翻这个民主政权的。

[19]

这并非莱山德所乐见；莱山德想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团结的城邦，一个忠于斯巴达的城邦；在他想要的那个城邦里，他能够自行其是，照料自身利益。莱山德需要的那种城邦最好被一小撮人所统治，受到民众反对的威胁，于是不得不依靠莱山德来寻得鼓励与获得安全。因此，莱山德在米利都煽动了一场革命，好达到自己的目的。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普鲁塔克记载了被认为是莱山德说的最广为人知的两段话。据说，莱山德对那些对斯巴达人使用欺骗而提出批评的人说：“狮子的皮遮不住的地方，就得用狐狸皮来盖上。”在另一份古代文献中，莱山德自己夸口说，“哄孩子用掷距骨，骗大人用誓言”。

[20]

像莱山德一样起自微末的人，如果严格遵守斯巴达贵族行为的一般规范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达到莱山德为他自己所设定的那个最终目标。莱山德在米利都公开赞成派别和解，但是私下却严苛责骂自己的同党，敦促他们叛变。在酒神节庆期间，人们聚集在一起，放松了警惕，莱山德的同党就开始攻击他们的政敌。他们在一些人的家里杀死了40人，还在公民市集上杀死了300名最富有的米利都人。亲民主政权的1000名“最受尊重的公民”因害怕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流亡。这个搞谋杀和叛乱的派别摧毁了米利都的民主政权，以寡头政权取而代之。

[21]

莱山德彰显了其权势，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支持对于那些愿意为了他的利益来组建派别的人很有价值。

流亡米利都人在波斯节度使法那巴佐斯那里寻得了庇护。法那巴佐斯亲切接待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些钱，还把他们安置在吕底亚的布劳达堡垒（Blauda）。

[22]

很明显，（-383，384-）这是为了削弱莱山德的影响而支持其敌人的举动。不久，替萨斐尼帮助反莱山德的米利都人回到城邦，米利都于是成为了敌对小居鲁士与莱山德的中心。

[23]

正当法那巴佐斯准备制衡莱山德影响力的时候，替萨斐尼假扮友善，陪着小居鲁士去了美狄亚。

[24]

事实上，替萨斐尼是在监视这位年轻的王子，因为他父亲病重，继位危机似乎迫在眉睫。两位波斯要人，法那巴佐斯和替萨斐尼，都警觉地意识到了野心勃勃的波斯王子与其斯巴达同党结盟所带来的危险。

莱山德从米利都继续航程，向南驶向卡里亚（Caria）。在那里，莱山德攻打了伊阿苏（Iasus）。伊阿苏在412年被斯巴达人征服，但后来又一次倒向了雅典一方。

[25]

莱山德猛攻城墙，杀人，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并荡平了整座城邦。从伊阿苏，莱山德沿着塞拉米海湾（Ceramic Gulf）向赛德利亚（Cedreiae）驶去。赛德利亚也是雅典盟邦，莱山德使用强攻取得了这座城邦，奴役了这座城邦的人口。

[26]

这些针对希腊人城邦的恐怖行径与卡利科拉提达的泛希腊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疑，莱山德是故意为之。莱山德自复职以来的所有行径都意在表明，与他合作裨益多多，与他作对则十分危险。这种区别并不在于希腊人与蛮人之间，而在于敌友之间。从卡里亚，莱山德向西航行，横渡爱琴海。他在途中控制了一些岛屿，蹂躏了埃基纳岛（Aegina）和萨拉米斯岛（Salamis），最后在亚狄珈登陆。阿吉斯从德西利亚过来与其会师。

[27]

古代作家没有解释莱山德这次航程的目标，而一些现当代学者则认为根本没有这次航行。

[28]

无疑，莱山德很乐意有机会来耀武扬威，这样既可以恐吓雅典人，又可以与他的政治同盟阿吉斯来商定平等的合作战略。

[29]

然而，莱山德可能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战略动机。莱山德的最终目标是海勒斯滂。（-384，385-）尽管莱山德在前往米利都的途中躲开了雅典的萨摩司海军基地，但他不能保证下次向北航行的时候能够再次安全通过这里。莱山德出人意料地闯入爱琴海，抵达亚狄珈海岸，肯定把雅典人从萨摩司岛和小亚细亚海岸那边吸引过来了，这样，莱山德就能够安全航行到双海峡地区。普鲁塔克说，“当他知道雅典人在追击他的时候，他逃向了亚细亚，走的是另一条位于诸岛之间的路线”。

[30]

这很可能就是莱山德出发之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看起来，莱山德已经安全到达了罗德岛，从罗德岛他又沿着爱奥尼亚海岸航行去了海勒斯滂，“阻止商船驶出，对抗那些叛离斯巴达人的城邦”。

[31]

如果雅典人不被莱山德的迂回航行战术牵制在爱琴海的另一侧，那么斯巴达人再一次通过萨摩司肯定会很不容易。

莱山德在海勒斯滂的阿卑多斯登陆，这是海勒斯滂地区唯一仅存的斯巴达基地。莱山德的到来明显受到了该地区许多民众的热烈欢迎，因为莱山德能够从阿卑多斯及临近城邦筹集一支重装步兵部队。在斯巴达统帅托剌克司（Thorax）的指挥下，这支重装步兵部队从陆地行进到兰璞萨库（Lampsacus），同时，莱山德带着舰队从海上攻击兰璞萨库。海陆联合突袭致使该城沦陷；士兵们得到允许，尽情劫掠这座富饶的城邦，但是这座城邦的自由公民却得到许可，自行离开而未遭阻拦。

[32]

对兰璞萨库俘虏的处置与对伊阿苏、赛德利亚人民的残暴处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莱山德正在改变他的策略。他已经在南方地区展现出不惮使用恐怖手段的意愿，也许会想到，在北方地区展示温和节制会显得比较明智，希望这种暴力与温和相结合的政策能够使得双海峡地区的城邦更加易于投降。征服兰璞萨库使得斯巴达人能够去往普罗滂涕海（the Propontis）。斯巴达人从此处出发，可以袭击海岸两侧的许多城邦，同时威胁着拜占庭和迦克墩这两座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大城邦。

莱山德已经躲开雅典人并带领一支大舰队成功到达海勒斯滂的消息，必定令雅典人惊恐万分。雅典人历经万分艰难险阻、通过犬坟、阿卑多斯、库济科斯等战役在411/410年取得的那些成果，因为莱山德的这次远征失去了意义。他们自己的城邦危在旦夕，只有通过追击敌军、迫使敌军迎战，（-385，386-）摧毁莱山德舰队，把莱山德从双海峡地区驱逐出去，才能消除对雅典城邦本身的威胁。雅典人追击莱山德之路看起来是从开俄斯出发的。

[33]

但是，雅典人落后了莱山德舰队至少一、两天的航程，因为兰璞萨库沦陷的消息传来，雅典人还只追赶到海勒斯滂入海口处的伊拉乌斯（Elaeus）。雅典人连忙赶到自己在塞斯图斯（Sestos）的海军基地，接着在海勒斯滂对岸海滩上的羊河口（Aegospotami）驻军扎营。羊河口离塞斯图斯大约3英里远（参见地图13）。

[34]

理解事件发生过程的关键在于，羊河口不过是个海滩，没有像样的港口，在羊河口古镇东边不远的地方。羊河口古镇在今天土耳其的苏特鲁斯镇（Sütlüce），其希腊语名字是加莱塔（Galata）。

[35]

雅典舰队由180艘舰船组成，

[36]

因此船员大约有36000人。羊河口这样一个小镇无法为这样庞大的人群提供充足的食物、水源及其他补给。

能够获取补给的最近的地方是塞斯图斯，大约在12英里之外。所以，雅典人不得不常常将他们的部队分散开来，去获取补给，兵员为了去找食物和水，也常常四散。为什么雅典人要在如此不便的地方建立他们的海军基地？答案似乎在于战略需求压倒了后勤困难。雅典人迫切希望尽快与敌军展开大战，在他们的钱财（-386，387为地图13，388-）耗尽之前，在狡猾的敌人找着机会躲开之前。塞斯图斯确实是个良港，此处还有充足的补给；但退守塞斯图斯有两个重大战略劣势。其一，如果退守塞斯图斯，雅典人就得划大约12英里的船才能到达挑衅敌军的位置，这样一来，他们到达战场、准备开战的时候就会很疲惫、很脆弱。

[37]

其二，如果退守塞斯图斯，雅典人就将无法密切监视斯巴达舰队。雅典人已经不止一次让斯巴达人从眼皮底下溜走躲开，这很丢人。如果莱山德驶入普罗滂涕海，而雅典人从塞斯图斯是无法阻止莱山德驶入普罗滂涕海的，这样，莱山德就可以在雅典人未及阻止的时候，像取得兰璞萨库一样唾手取得其他城邦，甚至可能取得拜占庭和迦克墩。雅典将军们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尽管缺点重重，但雅典人在羊河口海滩至少能够近距离挑衅敌军，还能够防止莱山德从他们眼前潜入普罗滂涕海。

[38]

此时，雅典人似乎并无最高统帅，如同在阿吉努赛战役当中一样；他们通过开会来协调意见，取得共识，作出决策。我们所知道的参与了羊河口战役的6名雅典将军——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塞弗索多卢（Cephisodorus），刻农（Conon），米南德（Menander）、菲洛克勒斯（Philocles），泰德乌斯（Tydeus）——每日轮流担任最高统帅。

[39]

他们的首要战略是清晰的：每天清晨驶入兰璞萨库港口的河口，挑衅斯巴达人出来应战。我们不知道斯巴达舰队的规模，但是按理说，这支舰队的规模应当同雅典舰队的规模差不多。

[40]

然而，莱山德决定不上钩。他把自己的舰船按照战斗阵型排好，但是把舰船都控制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

[41]

同样的做法持续了4天，这无疑令雅典的将军们气馁烦恼。在这4天里，阿尔喀比亚德的出现使得双方对峙的紧张气氛加剧；阿尔喀比亚德是过来准备提供建议与帮助的。

地图13 羊河口战役

根据玛尔西亚·莫格隆斯基（Marcia Mogelonsky）为巴里·施特劳斯（Barry Strauss）发表于《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108卷第4期（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的论文“关于羊河口战役地形与战术的一则注解”（A Note on the Topography and Tactics of the Battle of Aegospotami）所绘制的地图改编。

这位雅典流亡者从自己在附近的一个城堡里（-388，389-）看见了情势，于是从城堡里下来，骑着马来到羊河口的军营里。

[42]

阿尔喀比亚德指出这个地点作为军事基地的不足，建议将军们移师塞斯图斯，因为塞斯图斯好歹有个城邦，有个港口，还有充足的补给，那才是雅典人能在自己愿意的任何时候展开战斗的地点。阿尔喀比亚德还声称，他与色雷斯的两位国王梅多库（Medocus）和塞乌提斯（Seuthes）有私谊，而这两个人——据阿尔喀比亚德说——同意给他一支大军，让他完成与斯巴达人的战争。

[43]

这意向看起来前景不错，对于阿尔喀比亚德能够想到这点，我们也不该感到意外。雅典最大的海战胜利是在库济科斯战役。在那场战役中，阿尔喀比亚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库济科斯战役就是通过海陆联合作战来取得胜利的。411年到407年期间在海勒斯滂的战斗已经表明，舰队需要来自陆地部队的支援。如果雅典人能够在兰璞萨库对岸拥有一支实力较强的陆军，那么，雅典人就能够强迫莱山德接受当下这一糟糕的开战时机。如果这城邦被夺走，斯巴达舰队就会因失去补给而饿死。因此，斯巴达人要么就得应战，以求出路，要么就得投降。如果斯巴达人选择战斗，他们被封锁在港口之内，几乎肯定会失败；被雅典舰队封锁，陆地上又被敌军控制，斯巴达舰队因此会被全歼，正如库济科斯战役的情况一样。

然而，雅典的将军们拒绝阿尔喀比亚德变更基地地点的建议，也拒绝接受他的军事援助。阿尔喀比亚德变更基地地点的建议并没有阿尔喀比亚德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好，因为羊河口作为基地来说尽管有很多缺陷，但雅典人也还是必须近距离监视莱山德的舰队。另一方面，军事援助意向倒是个重要的机遇，但是将军们拒绝阿尔喀比亚德的意向提议也在情理之中。第一个理由肯定是将军们不相信阿尔喀比亚德能够履行其承诺。在过去，阿尔喀比亚德作出了无数他所不能兑现的承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阿尔喀比亚德承诺要把替萨斐尼争取到雅典这一方来。阿尔喀比亚德很可能许诺带来一支大军，重获在雅典重装步兵部队的要职，然后只兑现承诺中的一小部分。（-389，390-）第二个理由，与第一个理由紧密相关的，是对其动机的质疑。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阿尔喀比亚德的条件是他要分有指挥权。

[44]

尽管这个要求遭到了质疑，可看起来完全是可信的。

[45]

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阿尔喀比亚德如此行事“是因为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他的国家做到一些伟大的事情，通过自己的成就再次赢得雅典人民对他一贯的喜爱”。

[46]

如果将军们同意了的话，那么他们的行径与411年在萨摩司的雅典部队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次，萨摩司的雅典部队在没有知会雅典的情况下就接受了阿尔喀比亚德，并将他选举为将军。

然而，阿尔喀比亚德405年在羊河口所面临的情况与411年在萨摩司很不一样。兵营并未被其朋党把持——411年的萨摩司兵营则是被色拉叙布卢斯和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控制的；相反，大部分将军似乎对他抱有敌意。阿德曼托斯是阿尔喀比亚德的旧友和同党。

[47]

但是刻农却是那个在诺提昂战役之后被派去取代阿尔喀比亚德的人，那时，阿尔喀比亚德及其同党都极为不受欢迎。同样，泰德乌斯和米南德很快也表现出了他们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敌对情绪，还有菲洛克勒斯，他已经向阿德曼托斯表露了敌意。

[48]

无论这些人之前的情感和政治倾向是什么，这些将军们至少很清楚，只要阿尔喀比亚德在场，他们就无从置喙。

[49]

除了阿德曼托斯之外，将军们也许还很害怕与这样一个争议性人物有什么牵连；如果他们与之合作、而事情就搞糟了的话，那么肯定要吃苦头。正如狄奥多罗斯说的那样，“雅典将军们认为，一旦失败，他们这些人就会受到谴责，而一旦有任何成功，那功劳和荣誉肯定会归于阿尔喀比亚德”。

[50]

因此，将军们在泰德乌斯和米南德的带领下，拒绝了阿尔喀比亚德变更地点的建议，也回绝了阿尔喀比亚德提供军事援助的意向，态度颇为粗鲁无礼。“他们是将军，而他不是”，雅典将军们如是说，然后下令阿尔喀比亚德离开军营。

[51]

几天时间过去了，而莱山德仍然拒绝应战，（-390，391-）雅典人变得轻敌和散漫起来。他们习惯了在舰船一回到羊河口的时候，就出去寻找补给。雅典人的基地位于这样一个极为不便的地点；补给短缺，获取补给很是需要花费一番力气。敌人呢，因为时间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所以他们拒绝出战，将军们对此束手无策。雅典的将军们仍然沿用他们最初的战略，而那个最初的战略现在看来已经毫无获胜的可能了，同时，士兵们肯定会认为，他们每天的行动是如此无用而没有意义。对于任何将军来说，在当前这种情势下维持士气和纪律都必定十分困难；同时，指挥权不集中，阿吉努赛审判犹在去年，将军之间难免相互猜忌，他们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到了第5天，最高统帅职务轮换到菲洛克勒斯身上，僵局终于被打破。菲洛克勒斯从岸边出发，带着由30艘舰船组成的小舰队，下令除了这些之外的其他三列桨战舰都装备好人员，跟上来。

[52]

我们不知道菲洛克勒斯的意图，但是我们可以作出三种猜测：菲洛克勒斯可能是按照前几日的管理，去兰璞萨库作惯常航行，但他蔑视敌军，粗心大意地只带走了自己的分舰队，把大部队留在了后面；菲洛克勒斯也可能是在这时才接受阿尔喀比亚德变更基地地点的建议，开始着手往塞斯图斯撤退；

[53]

菲洛克勒斯也可能是在尝试将莱山德引出来作战，如雅典人在库济科斯战役中所做的那样，也如雅典人在诺提昂战役中尝试去做的那样。

[54]

尽管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菲洛克勒斯头脑中所勾勒的是怎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其局面，评估其可能。如果说菲洛克勒斯是要进行雅典舰队的惯常航程——去兰璞萨库——的话，那么出发时只带着30艘舰船而不带大部队，没有任何好处可言。如果这确乎是菲洛克勒斯想做的事情，那我们只能说他和其他的雅典将军真是粗心大意，能力欠佳。第二个计划看起来也不大可能是菲洛克勒斯真实所想，因为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令移师塞斯图斯突然看起来更加明智。第三个谋划，如果我们仅仅将它理解为引（-391，392-）莱山德出来攻打那30艘舰船、然后再令余下舰队入水启航来攻打莱山德的话，那未免也太过愚蠢。莱山德很清楚雅典舰队的规模，不会被这种战术谋划所欺骗。

[55]

也许，我们可以综合第二种可能和第三种可能，来更好地理解这些事件。同时考虑第二种计划和第三种计划，这样一来，整个计划就是通过佯装移师塞斯图斯来引诱莱山德从兰璞萨库出来。面对30艘舰船、又是正在撤退的小舰队，斯巴达人可能并不会认为这支小舰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于是会大胆攻击之。如果菲洛克勒斯所构思的是这样一个计划的话，还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计划，因为莱山德在诺提昂战役中就是这么做的：莱山德攻打了雅典的指挥官安提奥库斯（Antiochus），而安提奥库斯正领着一支很小的舰队；莱山德击沉了安提奥库斯的船，在其舰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打败了舰队的其余部分。

[56]

菲洛克勒斯可能希望引诱莱山德出来重复他在诺提昂的辉煌胜利，然后从雅典的主舰队突袭他，这样就可展开战斗了。

要成功执行这样一个计划，就得机密行事，纪律严明，舰队的各个部分之间必须合作天衣无缝。然而，在战斗那日，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存在。后来，在羊河口战役之后，数名将军被控叛国。

[57]

莱山德呢，时刻准备用一番狐狸伎俩和誓言欺骗成年人的这个人，肯定愿意贿赂敌军当中的某个人，获取计划内容。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莱山德从雅典舰队的逃兵那里知道了菲洛克勒斯的计划。

[58]

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从那个狭窄的海峡这一侧逃到另一侧，对个逃兵来说并不困难。实现知晓雅典的战术意图肯定大有裨益，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毕竟，雅典人也不会永远待在羊河口。他们要么会整支舰队一起撤退到某个地方去，令莱山德有机会收复沿岸城邦，要么就总会尝试些计谋。莱山德所要做的，不过是耐心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密切监视敌军，维持部队纪律，做好利用任何作战良机的准备。事实上是，事先了解雅典意图并不会（-392，393-）让莱山德确切知道，雅典人是不是真按计划行动了。只要雅典人准备好出击，在莱山德一攻打菲洛克勒斯分舰队的时候就行动，雅典人的计谋完全可以成功。有无安全漏洞并不能成为羊河口战役的决定性因素，有天分的将军能否施行统一的指挥权、获得良好训练、严明纪律并有效执行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莱山德希望得到他在诺提昂战役所得到的那样一个机遇，一旦这个机遇出现了，他会立即抓住。莱山德迅速启航，切断了菲洛克勒斯前往塞斯图斯的航路。所以，莱山德攻打并击溃菲洛克勒斯分舰队之后，就追击着往雅典在羊河口的剩余舰队那边去了（参见地图13）。在羊河口的雅典人于是遭到突袭；他们没有预料到斯巴达舰队大举进发，追着菲洛克勒斯的分舰队，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基地。雅典军营一团混乱，许多舰船仍然泊于海滩，一些还没来得及装备人员，还有一些就只来得及装备一部分人员上船。莱山德很快抓住局面，向岸上派遣了埃迢尼库斯所率领的重装步兵军团，控制了雅典的部分军营。与此同时，莱山德击败了出来挑战他的每一艘雅典舰船，并用抓钩去拖走海滩上的雅典舰船。因为雅典人没有成建制的陆地部队来抵抗埃迢尼库斯，他们大部分的舰船又不能下水入海，雅典人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在短暂抵抗后，雅典人从兵营里跑出，从船舰上跑下来，往四周逃散；绝大部分雅典人最后逃到了塞斯图斯。10艘雅典舰船得以逃脱。刻农指挥着其中一艘；刻农还记得阿吉努赛诸将的遭遇，又“害怕民众的怒火”，于是，他没有回雅典，径直去了塞浦路斯，向他的朋友、僭主埃瓦哥拉斯（Evagoras）寻求庇护。其余剩下的170艘雅典三列桨战舰或被摧毁，或被俘虏。

[59]

莱山德在库济科斯胜利者的身上重演了库济科斯战役，并夺取了胜利，但是雅典人，他们不像410年的斯巴达人，并没有任何能够前去求助的盟友，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雅典的财源已经枯竭；他们再也建造不出一支舰队，来替代他们在羊河口所失去的那一支。雅典人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剩下的问题不过是在投降之前，还能撑多久，以及他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议和条件。

羊河口战役之后，莱山德回到兰璞萨库，带着他俘虏的（-393，394-）舰船和3000到4000名俘虏，还有其余战利品。

[60]

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了不起的消息捎回斯巴达。莱山德装备了他最快的舰船——那是由米利都海盗提奥蓬普（Theopompus）指挥的一艘私掠船，带着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缴获武器、最昂贵的战利品，立即出发。速度比船长地位重要，提奥蓬普在出发后第三天就到达了斯巴达，宣布了胜利的消息。

[61]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处置俘虏。雅典俘虏人数达到他们在羊河口全部部队的十分之一。为了作出决定，莱山德在兰璞萨库召开所有盟邦参加的同盟大会。莱山德晚近以来的行动表明，他有可能会残暴地处置战俘。他有可能杀掉了所有人，一如他在伊阿苏所做的那样，他也有可能将所有人卖为奴隶，一如他在赛德利亚所做的那样。然而，莱山德的残暴似乎是一种冷静务实的残暴，一直有所图谋。在米利都屠杀其政敌是为了将他自己的人安全地送上掌权者的地位，为了恐吓其他城邦里的潜在政敌。

[62]

同样，莱山德在伊阿苏和赛德利亚的恐怖行径是为了不让亚细亚的其他小城邦抵抗他。然而，杀掉或奴役雅典的俘虏们，并没有上述案例中的那些用处。在羊河口战役之后，莱山德接下来的目标是要雅典投降。谋杀或奴役数千名战役当中俘获的雅典俘虏，很可能不会促使他们的公民同胞投降。相反，这大概会激起雅典人的反抗。莱山德很快就显示出，他是乐意饶恕很多雅典人性命的，因为他要恶化雅典的饥馑状况，加速雅典投降。

[63]

我们可以猜到，只要是莱山德来作这个决定，他就会释放俘虏，放他们回家。然而，雅典俘虏的命运取决于斯巴达的同盟国，而盟友们作出处置决策时的气氛充满了愤怒与复仇之心。毕竟，伯罗奔尼撒战争早已来到第三个十年，许多盟友承受了无法复元的痛苦，许多公民丧失了性命。像是科林斯、墨伽拉（Megara）和埃基纳，她们都曾经是骄傲而富庶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土地遭到反复毁坏，（-394，395-）贸易被摧毁，内争冲突不休，人们甚至被迫离开自己出生的土地。经过战火蹂躏之后，这些城邦被永久地削弱了。如果这些控诉还不够的话，那么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则完完全全让人们丧失了谨慎，只记得复仇。暴行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就开始出现了，随着战争推进，暴行日益恐怖。尽管与战双方都有错，但是雅典在司基昂（Scione）和弥罗斯（Melos）等城邦屠杀并奴役其人口的行径早已为世人所知，更糟糕的是，胜者往往骄横，他们在迫害他人以后常常为自己寻找借口，原谅自己的行为，而在自己遭受同等磨难时，却怒不可遏。此外，晚近以来，雅典人采取了一些特别令人不快的举动。他们投票决定砍掉每个俘虏的右手，这动议是由将军菲洛克勒斯提出来的。

[64]

无疑，这个血腥的提议是在雅典逃兵不断、敌军人数坐大的情形下愤怒作出的。怒火未消的菲洛克勒斯在俘虏了一艘科林斯三列桨战舰和一艘安德罗斯（Andrian）三列桨战舰之后，甚至僭越了自己刚刚提出的那个血腥律法，下命令把两艘战舰上的所有船员都从船的两侧丢出去。

[65]

残暴景象犹历历在目，于是，斯巴达人和他们的盟友投票决定杀死所有雅典俘虏，其中包括了菲洛克勒斯。阿德曼托斯也是被生擒的雅典将军之一，他是唯一一个被饶恕的雅典人。色诺芬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当初在公民大会，阿德曼托斯是唯一一个反对菲洛克勒斯动议的人，但是色诺芬也告诉我们，阿德曼托斯被控背叛了雅典舰队。

[66]

其余雅典俘虏，大约在3500人左右，全数被处死。

[67]

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斯巴达人如何对待胜利的消息，尽管我们不难想象，斯巴达民众是怀着喜悦得到了这个意味着漫长的战争终于能够彻底胜利结束的消息。然而，色诺芬，这个几乎肯定是亲眼见证了这些的人，告诉我们，雅典人是这样接受他们大败的消息的：

报信船帕拉鲁斯号夜里到达雅典，宣布了惨败的消息，一阵哭嚎从比雷埃夫斯港传来，穿过长墙，传到城邦里，人们一个一个（-395，396-）传递着消息，所以在那一晚，没有人入睡。人们不仅为阵亡的人哭泣，更为他们自己哭泣，他们想，他们将要遭受他们曾经强加给斯巴达殖民者弥罗斯人——雅典人通过围城战征服的那些弥罗斯人——还有希斯提亚人（Histiaeans）和司基昂人、陀罗尼亚人（Toronaeans）和埃基纳人、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希腊人那样的命运了。

[68]

考虑到雅典人自己曾经犯下的暴行和莱山德对雅典俘虏的处置方法，我们很容易理解雅典人的恐惧。愤怨的邻国，如墨伽拉、科林斯、埃基纳、忒拜，很可能会敦促要求摧毁雅典整座城邦，杀死或奴役所有雅典民众，同时，羊河口战役之后的经验显示，莱山德及斯巴达人是会同意盟邦的这些要求的。因此，次日，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封锁所有港口，只留下一个港口开放，修整他们的长墙，设立守卫。雅典人决意战斗，抵抗即将到来的围歼战。

[69]

与此同时，莱山德在双海峡地区也没闲着。安定了兰璞萨库事务之后，他航行去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切断了向雅典运送粮食的所有船只的去路。那些城邦的民众迅速与莱山德达成协议，将莱山德迎入城墙之内。斯巴达人没有遭受到来自异见者的反对和抵抗，因为莱山德当前又一次采取了务实政策，而非复仇政策。也许，盟邦复仇的欲望已经被雅典俘虏的死亡所抚平；也许，盟邦也不想打那种耗时耗力的城邦围歼战；也许，莱山德更愿意在战斗时而不是战斗之后来强调自己的权威。无论是哪种情况，和约条款规定，盟邦里的雅典驻军和附近的所有雅典人都能够安全撤退，只要他们不是去其他地方，而是径直回到雅典。这成为了莱山德的普遍政策，适用于所有有雅典人存在的城邦。莱山德知道雅典的长墙能够抵抗攻击，莱山德也知道只有通过围歼战和围歼战所引发的饥馑才能迫使雅典投降。因此，莱山德希望雅典、比雷埃夫斯港以及两者之间的长墙之间尽可能多地挤满人，众口嗷嗷待哺，这样就能缩短雅典抵抗的时间。

[70]

在驶回爱琴海之前，莱山德指派（-396，397-）斯提尼劳斯（Sthenelaus）为布政司（harmost
），掌管拜占庭和迦克墩的驻军。拜占庭和迦克墩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要确保没有一艘船能通过此地前往雅典的需求，都足够用来解释为什么要在此处驻军。事实上，莱山德还发布了一道政令，任何胆敢向雅典运输谷物粮食的人都要被判死刑，尽管还是少数雅典人想办法阻截了正前往伯罗奔尼撒的一些粮食运输船，并把这些带到了比雷埃夫斯港。

[71]

莱山德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城邦派遣了布政司和驻军来加以控制，后来，莱山德以这种做法为模板，向希腊人的其他城邦——包括曾经与斯巴达敌对的城邦和曾经是斯巴达盟友的城邦——强加了这种控制手段。

[72]

在405年的斯巴达，布政司与驻军并非新鲜事物。自从420年代开始，布政司和驻军就有许多用途，但是这些用途都与作战紧密相连。羊河口战役之后，战事消弭，布政司和驻军需要新的合法性；然而，莱山德仍旧在原地保留了布政司和驻军机制，并在以前没有建立类似机制的地方安置了新的布政司和驻军。与此同时，莱山德也采取了推翻民主政权、代之以自己的支持者所构成的寡头政权的政策，一如他在米利都所做的那样。这种形式的政府往往是人数非常少、执政基础非常狭窄的寡头政体，被称为十人治政府（decarchy
），而这10个人都是从他个人的朋党当中挑选出来的。

[73]

莱山德挑选统治者并不考虑其意识形态，也不考虑其阶级属性；正如普鲁塔克告诉我们的，“他不是按照贵族出身或财富的基础来任命统治者，而是把对各项事务的控制权交到他那个政治派别的成员、以及与他个人有联系的人手中，然后，他让这些人总理刑赏事宜”。

[74]

不久，斯巴达人将会向他们所控制的城邦收取贡赋，就此完成雅典帝国统治向斯巴达帝国建立的转型，而这个新的斯巴达帝国就是由莱山德建立的。这些政策发展需要一定时间，当然不能马上完成。可以肯定的是，直到404年的某个时候，在雅典投降之后，斯巴达的监察官（ephors
）才代表斯巴达政府正式首肯这种政治安排形式，但是莱山德在羊河口战役之后已经在第一时间就开始着手打造这种战后机制的基础了。

[75]

（-397，398-）

完成了他在拜占庭和迦克墩的政策安排之后，莱山德向爱琴海驶去。他在途中很可能停经塞斯图斯，顺便夺取了雅典人的海军基地，在塞斯图斯，莱山德再次赦免了雅典驻军军人的性命，放他们回雅典。

[76]

莱山德带着20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离开了海勒斯滂，来到列斯堡。在列斯堡岛，莱山德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了密提林及其他城邦的事务。莱山德派遣埃迢尼库斯从列斯堡带着10艘舰船去了色雷斯的海岸。这一色雷斯沿岸必定是此时仍然忠于雅典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但是不久，所有这些城邦都转而投向了这位斯巴达统帅莱山德。

[77]

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整个雅典帝国都已经崩溃，所有盟邦都向莱山德打开了城门，除了萨摩司岛。在萨摩司岛，强烈的派系对立情绪和萨摩司民主党人对雅典的高度忠诚使得这里的抵抗无人可及。民主党人屠杀了他们的贵族党政敌，拒绝向斯巴达人投降。雅典人对此万分感激，甚至颁布了一道非常特别的政令：在萨摩司仍然维持自治的情况下授予萨摩司人雅典公民权。

[78]

在采取下一步措施之前，莱山德留下了一支4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围歼萨摩司岛。

[79]

在前往雅典的途中，莱山德经停了弥罗斯和埃基纳，着手将这两座城邦交给她们的本地公民，也就是被雅典人驱逐的那些人。

[80]

至少这些行动是与斯巴达人当初进入战争的那个高尚理由——自由、自治——是相互一致的。因为这些高尚的目标与莱山德的利益并无冲突，而且还能够为他带来政治上的好处，莱山德做起这些事情来才毫不迟疑。

10月初，莱山德正驶向雅典，带着目前由15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斯巴达人从陆地上派遣了一支大军，与其里应外合，震慑雅典人，劝说他们早日投降，避免长期围歼。除了阿尔戈斯以外的伯罗奔尼撒国家的整支重装步兵部队——通常情况下，他们只派出三分之二的部队——由国王泡珊尼阿斯（Pausanias）带领着，向亚狄珈行进。在城邦外的学园（the Academy）那里，他们与（-398，399-）阿吉斯带领的德西利亚驻军会师并扎营。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两位斯巴达国王第一次同时出现在战场上。

[81]

尽管前所未有的堂堂大军兵临城下，但雅典人仍然拒绝投降，决意保卫他们的城邦。色诺芬说：“雅典人，从陆地上和海洋上都被包围了，手足无措，因为他们没有船，没有钱，没有吃的。”色诺芬对雅典帝国主义民主政权素无好感。对于这个不顾一切、抵抗到底的决策，色诺芬将其道德化了。他说，雅典人看不到出路，只能忍受他们曾经强加给其他许多人的那种命运。

[82]

更可能的情况是，雅典人在恐惧中苦苦支撑，因为他们害怕投降会带来色诺芬所说的那种可怕命运，并且他们也真的有理由恐惧。如果雅典人想要个预示，那么羊河口战役之后，因为战胜国盟友的怒火而导致雅典俘虏悉数被杀就是这样一个预示。在羊河口战役之后的好几个月时间里，忒拜人、科林斯人、还有斯巴达其他盟友的公民都清楚表示过，他们想要摧毁雅典城邦，把亚狄珈变成一片荒原，杀光雅典人，或把他们卖为奴隶。

[83]

雅典人想到这样的命运，就算抵死抵抗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但事实上，雅典人的动机当中，除了恐惧，应该还有希望。盟邦的目的和利益未必就是斯巴达人的目的和利益。特别是，忒拜人已经显现出自身的野心，有时还会与斯巴达产生利益上的冲突。

[84]

忒拜乐见雅典被摧毁，乐见亚狄珈蔓草荒烟，因为忒拜是雅典的强邻，他们乐于利用这个机会，向那丢荒的土地扩张，增加自身的权势。也许，随着时间流驶，斯巴达人会意识到他们不会因为这样一个结局而得到什么好处，因而提出更加有利于雅典人的议和条件。雅典人同样应该知道，斯巴达的政策几乎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莱山德和其他一些人的目标可能是野心勃勃的“超越伯罗奔尼撒政策”，但是国王泡珊尼阿斯——和他的父亲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一样——可能青睐那种更加传统的政策：退守伯罗奔尼撒半岛，与一个友好且可靠的雅典合作。无论怎样，雅典人等下去，看看是否会有于己有利的良机出现，也没什么可冒险和失去的了。（-399，400-）他们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交还给那些在此前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四百人议事会政府掌权期间——失去这些权利的公民，试图实现国内和解。

[85]

他们也决定不要投降。

斯巴达人看到雅典人决意抵抗，泡珊尼阿斯所率领的伯罗奔尼撒大军撤退了，只留下阿吉斯的部队继续陆地上的围歼战。

[86]

与此同时，莱山德出发去围歼萨摩司，留下了足够的舰船来进行他所下令进行的封锁战。

[87]

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时间里，雅典人坚守住了，没有与敌军进行一丝一毫的交流，但是到了11月，食物开始短缺。

[88]

也许雅典人还因为斯巴达主力陆军和舰队的撤退而受到鼓舞，并相信斯巴达人准备给他们一个可以接受的和约，因为斯巴达人逼迫雅典迅速投降的指望已经落了空。

[89]

斯巴达人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泡珊尼阿斯带领的伯罗奔尼撒大军撤退和莱山德离开前往萨摩司之前不久——召开了同盟大会来讨论雅典陷落以后的命运。

[90]

肯定是忒拜、科林斯、以及满怀复仇愿望的这些城邦首先提出，要完全摧毁雅典。

[91]

在这个情形下，如果保塞尼亚斯记载无误，那么这些满怀仇恨的盟邦的要求同时得到了阿吉斯和莱山德的支持，而莱山德“在阿吉斯和他自己的倡议下，没有经过斯巴达公民大会同意，就在盟邦面前动议，要连枝带叶彻底摧毁雅典”。

[92]

无论雅典人是不是清楚同盟大会此刻的气氛和情绪，他们向正在德西利亚的阿吉斯派遣了一个使团，提出议和，加入斯巴达联盟，条件是雅典人保留他们的长墙和比雷埃夫斯港。

[93]

暗含的意思就是，雅典人放弃他们的帝国——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帝国，但是（-400，401-）这样的议和条件——雅典仍然维持自治、自卫——也实在是温和得太配不上敌人当前的情绪了。阿吉斯的回复从技术上来说是正确的，他说自己没有权力商定和约，雅典人要议和的话，必须前往斯巴达。

[94]

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阿吉斯的回复意在表明他自己并不赞成这样的议和条件。雅典人当然知道阿吉斯无法在不咨询斯巴达政府的情况下擅自商定和约。他们接近阿吉斯是为了试探一个斯巴达要人的反应，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争取他对他们的提议的支持。

阿吉斯的冰冷回绝并不能使雅典人气馁；雅典人派这些使节继续前往斯巴达，去看看什么样的和约条款是斯巴达人可以接受的。但这些使节甚至都没被允许进入城邦。相反，监察官们走出城邦，在拉戈尼亚（Laconia）边界上的塞拉西亚（Sellasia）会见了雅典使团，问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提议。监察官们听到的是与阿吉斯听到的一样的议和条件。监察官们的回答充满了粗暴的恫吓，要雅典使节“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然后，如果他们真想要个和约的话，再来的时候带个好点儿的提议。”

[95]

但是，有一点他们说得很明白，那就是，条件最少也要包括拆除长约10个斯塔迪亚（stadia
）、6000英尺的长墙。

[96]

雅典人认为这回复令人不寒而栗，因为他们害怕接受这样的议和条件就意味着他们自身被毁灭或者被奴役。然而，和谈迟迟不进行，就意味着许多人行将饿死。

[97]

在贵族议事会开会时，一个名叫阿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的人站起来，提出要雅典人接受斯巴达的议和条件，但是雅典民众并不打算接受。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恐惧；无论斯巴达人说什么，雅典人都认为，只要斯巴达人有了自如出入城邦、比雷埃夫斯港、还有长墙的权限，斯巴达人就会趁机杀死或奴役他们。因此，雅典人以该动议为罪名，将阿奇斯特拉图斯丢进监狱，并通过了科辽丰的动议，禁止任何人提出类似提议。

[98]

（-401，402-）

这样一样，没有人胆敢再讨论寻求议和，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雅典人距离饥馑又进了一步。僵局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塞剌墨涅斯站了出来。根据色诺芬的记载，塞剌墨涅斯提议说，去找莱山德，看看斯巴达人坚持要拆除长墙是要来奴役雅典人，还是仅仅是需要雅典人表达一个良好的意愿。

[99]

吕西阿斯（Lysias）的叙述版本与此不同。吕西阿斯记载说，塞剌墨涅斯承诺，如果他被授予全权去进行协商的话，他将会带回和约，同时不会放弃人质和舰船，也不会拆除长墙；他说，他发现了“城邦的另外一些好东西”，或“很有价值的事情”。大家逼迫塞剌墨涅斯说出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塞剌墨涅斯拒绝了，他只是要求雅典人务必信任他。

[100]

吕西阿斯对塞剌墨涅斯深为怨愤，我们要理解其演说，就要理解其语境。塞剌墨涅斯曾是四百人政权和那可怕的三十僭主政权的一员，演说中要把他的名誉说得越坏越好。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吕西阿斯提供的证据，但首次发表于1968年“塞剌墨涅斯纸草”却印证了吕西阿斯的一些说法。这份纸草文献将塞剌墨涅斯描述成这样：塞剌墨涅斯拒绝泄露自己的秘密是为了事先不向雅典人承认他将要对斯巴达人作出重大让步，正因为如此，公民大会才选他为全权议和代表。

[101]

那么现在，看起来比较有可能的情况是，就算吕西阿斯说得不对，塞剌墨涅斯并没有作出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承诺，但雅典人还是派遣他出使，那么色诺芬说塞剌墨涅斯出使仅仅是为了搞清莱山德和斯巴达人的意图就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只是为了弄清对方的意图，塞剌墨涅斯并不需要被授予他自己所要求和后来实际所得到的那种全权。他肯定认为，他知道些什么，而这些事情能够让他带回一个能够接受的和约。

塞剌墨涅斯启程前往萨摩司，他在那里停留了3个多（-402，403-）月，与莱山德在一起。

[102]

塞剌墨涅斯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到3月初，他解释说他消失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莱山德强行扣留了他，只同他说了阿吉斯说过的那些话：他自己无权讨论和约条件；如果塞剌墨涅斯想要得到问题的答案，那他应该前往斯巴达，去问监察官们。

[103]

如果莱山德想要雅典人尽快投降的话，他长时间扣留塞剌墨涅斯应该是无济于事的：这是因为，雅典人在他们的使节仍未结束协商、仍在寻求更好议和条件的时候，不太可能会投降；而如果雅典人的使节很快就回来了、雅典人的希望也很快就破灭了，他们反倒更加容易投降。色诺芬和吕西阿斯都不相信塞剌墨涅斯的故事，我们也不该相信他这故事。色诺芬和吕西阿斯都认为塞剌墨涅斯离开了这么久完全是自愿的，他想要借此令雅典陷入饥馑，这样，无论斯巴达人提出什么样的议和条件，雅典人都会接受。

[104]

这个解释被广泛接受。

[105]

此外，这个观点也被很多学者认可。塞剌墨涅斯花了一些时间与莱山德谋划，在雅典建立一个寡头政权，对他们两人都是有裨益的。

[106]

然而，要接受这样的解释，就要解释两个很实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拖延时间更像是为了推迟投降，而不像是为了加速投降。塞剌墨涅斯敦促雅典人议和的最快方法——如果这是他唯一目标的话——应该是，几个星期内就赶回雅典，向雅典人报告，说斯巴达人没有意愿要摧毁雅典，也没有意愿要摧毁雅典人，说斯巴达人只是对于和约条款比较坚持。

第二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经过了特别长的时间和特别痛苦的拖延，塞剌墨涅斯才从莱山德那里回来，而他所带回来的——用色诺芬和吕西阿斯或其他人的话来说——是任务的彻底失败；在这个时候，雅典人为什么还立即再次选他为全权使节，派他带领一个10人使团去斯巴达继续议和？

[107]

要说所有这一系列事情都是真的，未免轻信过度，这不大合理。最起码，我们也不应该采信吕西阿斯所说的塞剌墨涅斯作了完全不可能兑现的承诺，因为只要他这么说了最后还空手归来（-403，404-），让雅典人在他不在的这3个月时间里忍饥挨饿，我们可以肯定，雅典的公民大会定会给他好看。此外，雅典人此刻势必饥饿并且十分失望，他们怎么会相信塞剌墨涅斯被莱山德强行扣留这个故事，这一点我们很难理解。色诺芬和吕西阿斯就根本不信。然而，就算他们相信塞剌墨涅斯这番故事，接下来的发展也更加难以解释：这个人刚刚空手而归，雅典人为什么会再次任命这样的人担任使团团长，派他去斯巴达商议协定呢？

色诺芬与吕西阿斯的记载都存在偏见，并不完整，究其根本是不可信的；要理解这时的情势，我们必须尝试超越这两份古代文献。很可能的情况是，塞剌墨涅斯于12月来到雅典公民大会，要求雅典人派他去莱山德那里并授权他全权商谈和约，但只承诺说，看看莱山德和斯巴达人的意图是什么，并告诉雅典人，他发现了“很有价值的事情”，而这件事情能够帮助他取得一个可以接受的协定。雅典人应该会答应保密，原因很明显，公开此事会削弱塞剌墨涅斯随机应变、利用时机的能力。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还记得，虽然塞剌墨涅斯拥有协商议和之全权，但是雅典公民大会仍然保有通过或拒绝通过塞剌墨涅斯所议定之协议的权力。我们不知道塞剌墨涅斯不在雅典的时间是3个多月，还是比这要短。

[108]

但是，要说塞剌墨涅斯不在雅典的时间是如此之长，我们却不该感到意外。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也有许多意见分歧需要弥合。塞剌墨涅斯要劝说莱山德接受他的观点，势必经历了重重困难，而这位斯巴达统帅不会很快让步屈服，因为莱山德知道，时间每过去一天，雅典的粮食供应和雅典人民的抵抗能力就更被削弱一些。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相信莱山德强行扣留塞剌墨涅斯的这个说法。

塞剌墨涅斯与莱山德谈了什么？塞剌墨涅斯的意图是什么？塞剌墨涅斯希望用来换取可接受的和约条件的那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同样，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证据不足以给我们以十分确定的答案，但是这些证据能够给出一些有可能成立的答案。明白塞剌墨涅斯的一系列目标并不难；头三个目标对于任何雅典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除非他是个顽固的极端寡头党人：城邦与民众得以保全，公民享有自由，（-404，405-）国家享有内部的自治。无论前去议和的是谁，挽救帝国、长墙、舰队、还有雅典在外交政策上的行动自由，都已经办不到了，而我们也大可相信，塞剌墨涅斯并没有在这些议题上白费口舌。需要据理力争的是后面的其他条件。敌对的盟邦，如忒拜和科林斯，反对前面两点，莱山德自己则倾向于打造一个由其私人朋党所统治的雅典，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牢牢控制住雅典。塞剌墨涅斯的任务则是劝服莱山德，让他认为答应雅典人的要求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最为重要的目标定是挽救城邦、挽救民众。忒拜人、科林斯人、还有其他城邦的人要求摧毁雅典城邦，杀光雅典民众，我们也已经知道，莱山德开始的时候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要提醒莱山德注意到这一点并不难：摧毁雅典未见得能够有益于斯巴达，但肯定有益于忒拜，而忒拜势必会因此变成敌人而不再是盟友。在阿奇达慕斯战争期间，因为普拉提阿被摧毁、几个彼欧提亚城镇被合并，忒拜因此控制了彼欧提亚同盟，权势大为增长。

[109]

德里昂战役（Delium）的胜利增加了忒拜对自身军事权势的信心，也增加了其施行自主政策的信心。419年，忒拜人甚至深入希腊本土，控制了赫拉克利亚的斯巴达殖民地，还驱逐了斯巴达的布政司，令斯巴达人极为愤怒。

[110]

在《尼基阿斯和约》生效期间，忒拜人挑衅斯巴达人，施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拒绝接受《尼基阿斯和约》。更为糟糕的是，忒拜人还拆除了巴那克敦要塞，拒绝将巴那克敦要塞交还给雅典人，于是令斯巴达人收复派娄斯的希望落空。

[111]

不管忒拜人有什么样的理由，总之，在斯巴达自身安全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没有出现在418年曼提尼亚战役的战场上。

[112]

在德西利亚战争期间，忒拜人劫掠亚狄珈乡下，获得了最多的物质好处。

[113]

到了最后，忒拜人已经厚颜到要求取得要奉献给德尔斐的阿波罗的德西利亚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然而，忒拜人仍然万分不满，怨恨斯巴达人没有同他们分享更多的战利品。

[114]

（-405，406-）

在忒拜城邦之内，两个政治派别为了争夺政策主导权针锋相对，其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极为敌视斯巴达。

[115]

在接下来的两年之内，忒拜人将会在多个场合反对、甚或断然挑衅斯巴达的相关政策。当一些雅典人不堪斯巴达人强加给他们的雅典政权而选择流亡的时候，忒拜人给予他们庇护与支援。当斯巴达人下令雅典流亡者回国的时候，忒拜人发布政令，要求他们自己城邦的公民庇护雅典流亡者，帮助他们逃脱逮捕。

[116]

后来，雅典的流亡者推翻了斯巴达用来统治他们城邦的那个傀儡政权，使用的基地就是忒拜，而当斯巴达人纠集大军、准备镇压这些流亡者的时候，忒拜人和其他彼欧提亚人拒绝参加这支大军。

[117]

在塞剌墨涅斯前去会见莱山德的时候，忒拜还没有做出这些挑衅与敌对行为；但是在忒拜，那个反对斯巴达的派别已经存在，足够强大，几乎可以控制政策走向。要说塞剌墨涅斯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派别的影响力，并指出了他们会对斯巴达和莱山德的政策所产生的威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忒拜权势坐大，斯巴达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不少民怨，再加上这样一个政治派别很可能即将控制忒拜，这些情况都可以有力劝说莱山德，不要答应忒拜人的要求去摧毁雅典，不如留着雅典，将其置于斯巴达能够信任的政权的统治之下，作为应对忒拜发展野心的屏障。不管怎么说，这确实就是莱山德最终在决定雅典命运的同盟大会上所给出的看法。

[118]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是塞剌墨涅斯令他想到了这一点。

[119]

（-406，407-）

说服莱山德饶恕雅典城与雅典民众已经万分艰难，而塞剌墨涅斯势必接下来还会发现，要劝服莱山德，让雅典人保留高度自治、能够自行安排政体，则是难上加难。莱山德希望也需要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尤为重要的是雅典——强加忠于他个人的政府，这是他在斯巴达攫取权力之野心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莱山德中意统治集团人数很少的寡头政体，完全由他的私人朋党组成。而在另一边，塞剌墨涅斯仍然坚持寻求一个温和政权，不同于旧有的极端民主政体，将国家事务的有效参与权留给有财产的阶层，但又绝非莱山德所希望见到的那种十人治政府和统治集团人数极少的那种寡头政体。

[120]

雅典的交涉人塞剌墨涅斯该如何劝服权力与名望正达巅峰的斯巴达统帅莱山德、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呢？

一个答案可能关乎莱山德在斯巴达的政治地位的潜在脆弱性。尽管莱山德比其他任何斯巴达人都有权力、受尊敬，但是这样崇高的地位本身就会带来危险。年轻的国王泡珊尼阿斯，将用穷其一生来证明，自己是斯巴达帝国主义的敌人和斯巴达传统价值与政策的捍卫者。

[121]

泡珊尼阿斯一定会反对莱山德的政策，一定会对这样一个强大的下属所拥有的权力产生嫉妒，对他所拥有的野心产生恐惧。就算是阿吉斯，这个与莱山德合作并且比较倾向于侵略性政策的国王，同样一定会对莱山德产生嫉妒和厌恶。好些古代作家都作证，两位国王对莱山德产生了嫉妒情绪，对莱山德的权力和野心产生了恐惧。事实上，就在403年，阿吉斯和泡珊尼阿斯联手褫夺了莱山德在斯巴达派去雅典重建秩序的那支军队的职权，这一举措导致莱山德朋党四散，雅典民主政体得以重建。

[122]

这些事情发生在塞剌墨涅斯与莱山德对谈一年多以后，但是其背后的情绪必定已经开始显露。塞剌墨涅斯可以说，莱山德在斯巴达的政敌可能不会同意在雅典建立一个统治集团人数极少的寡头政权（-407，408-），因为这样一个政权会屈从奉承莱山德，一如帝国版图内的那些十人治政府。如果要坚持在雅典建立寡头政权，那么斯巴达城内政治斗争在所难免，在这场斗争中，两位国王也势必会站到莱山德的对立面去。相反，塞剌墨涅斯可以提出，接受亲莱山德的政治流亡者返回雅典，并将这些人纳入到一个温和且驯服、对斯巴达和莱山德友善、代表权广泛的政府当中去，这样一个政府民望足够，不会立即引发抵抗斯巴达的行动，也不会引发雅典内争，因而不会令他难堪。

[123]

塞剌墨涅斯与莱山德对谈的结果很可能是这样一个协定，和约当中包含一项规定，接收政治流亡者；和约当中包含一项条款，指明雅典人能够保存他们“祖先的政制”（patrios politeia
）。措辞含糊两可，应该是故意为之。这样，不同用心的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思。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条款意指完全民主政体，自462年埃斐亚提斯（Ephialtes）改革以来、中断过但时间极为短暂的雅典民主政体。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一条款会让他们想起更为古老、更为温和的民主政体，那是在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与埃斐亚提斯改革之间的雅典民主政体。还有一些人会想起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政体，或许还有那么几个人甚至会念及业已幽微的那段历史中，公元前7世纪的德拉科（Draco）律法。

[124]

无疑，塞剌墨涅斯相信，缔结和约之后，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将立即明晰这番模糊措辞的含义，而他希望自己和友人能够成为这些人当中的首领。另一方面，莱山德定会认为，既然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缔结和约之后，他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明确这番措辞的含义。

[125]

塞剌墨涅斯可能还说出了另一番理由，来劝服莱山德做出让步。这位斯巴达统帅的权势当然部分地基于斯巴达城邦对他的支持，但莱山德权势更重要的基础也许是小居鲁士给予他的财政与军事支援，还有会因为二人私谊而在未来给予他支援的承诺。然而，羊河口战役之后，小居鲁士的当下影响与未来前景都遭遇了严重问题。甚至早在羊河口战役之前，小居鲁士就因为政敌的控诉而从自己在小亚细亚的职位上被召回。

[126]

当小居鲁士回到美狄亚，回到父亲身边（-408，409-）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缠绵沉疴。我们知道，波斯大王将死于404年3月。

[127]

可以想见，那病情之严重程度已经昭然若揭，而大王染疾的消息也必定在405/404年冬季传到了希腊人那里。大流士二世驾崩，波斯王位将落入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之手，他是小居鲁士的哥哥，也是小居鲁士的死敌。这就意味着小居鲁士在小亚细亚的指挥权行将终结，他帮助莱山德的能力也就此终止。我们知道，事实也确乎如此。新的波斯君主可能回归之前的政策，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挑拨离间，甚或支持雅典反对斯巴达，而斯巴达正在快速成长为爱琴海地区新的帝国权势。事态如是发展，雅典大概仍然不会有机会取胜，但是波斯至少能够帮助雅典人继续撑一阵子，撑到获得更佳议和条件的时候。波斯人还会削弱莱山德所能发挥的作用。莱山德的个人利益在于：雅典在他手上投降，在他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投降。打败雅典的光荣一定要属于莱山德，而为此对塞剌墨涅斯所提的议和条件做出一些让步，在莱山德看来肯定并不过分。

也许，塞剌墨涅斯所说的“很有价值的事情”指的是他对波斯事务之现状的了解。

[128]

又或许，指的是他对莱山德在斯巴达政治中之脆弱地位的了解。无论如何，当塞剌墨涅斯于3月初最终回到雅典时，他带回来的，是他赢回来的重要的、甚或是攸关性命的让步。当然，雅典仍旧必须放弃她的帝国、长墙、舰队，同时必须召回先前流亡的人。然而，整个城邦及其民众将被饶恕，雅典将享有父祖政体之下的自治。如果说是这样一番磋商成果说服了雅典人，再次任命塞剌墨涅斯为使团团长，前往斯巴达，履行与斯巴达及其盟友缔结正式和约必不可少的步骤，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意外。

在斯巴达，科林斯人、忒拜人、还有许多其他城邦的人敦促要摧毁雅典。在此情形下，据说是曾经参与羊河口战斗的忒拜统帅伊里安修斯（Erianthus）提出建议，要奴役所有雅典人，荡平雅典城，把亚狄珈变成（-409，410-）一片大荒原。

[129]

然而，在同盟大会召开之前，莱山德就已经向监察官们报信，汇报了他与塞剌墨涅斯的对谈。

[130]

莱山德大约会说，自己已经改了主意，不再想要摧毁雅典，因为摧毁雅典只会牺牲斯巴达利益，坐视忒拜强大。我们可以断定，监察官们和两位国王同意他的判断，或者至少不反对他的判断，因为没有文献显示斯巴达人中间就此爆发了争论。相反，斯巴达人倒是如何为宽恕雅典想个更加清明公正的理由而争论起来了。色诺芬记载说，斯巴达人回忆了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的英勇功绩，拒绝奴役“这个当最大的危险威胁着希腊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希腊城邦”。

[131]

查士丁告诉我们，斯巴达人拒绝“破坏这希腊之眸”。

[132]

为雅典说话的浪潮逐渐平息之后，斯巴达人提出了议和的条件：拆除长墙及护卫比雷埃夫斯港的港墙；莱山德作为斯巴达统帅，现场决定雅典可以保留多少艘舰船；流亡者可以归国；雅典人离开所有城邦，只保留自己的土地；雅典由其父祖的政体所统治；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同敌共友，在陆地上和海洋上都惟斯巴达人马首是瞻。

[133]

塞剌墨涅斯及其他使节带着这个和约回到正翘首以盼和约条件的雅典。到了这个时候，雅典饿殍遍地，众人怀着恐惧围绕到使团身边，害怕斯巴达人拒绝与雅典协定、坚持要雅典无条件投降。仅仅过了几年时间，一些雅典人——他们不是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情势，就是选择性地忘记了当时的情势——谴责这份和约，说这和约是颠覆民主政权阴谋的一部分，还坚称原本可以缔结一个更好的和约。

[134]

然而，在此时此刻，绝大多数雅典人的首要考虑不是他们的政体，而是他们的城邦和性命。这时的雅典人忧虑的不是没能缔结更好的和约，而是能不能与敌人缔结和约，以及如果不能与敌人缔结和约就即将面临的饥馑、奴役、流亡。（-410，411-）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雅典人拒绝接受使团从斯巴达带回的这份和约。在塞剌墨涅斯与斯巴达人磋商的那几个月时间里——塞剌墨涅斯先是自己单枪匹马作战，接着是与同行的使节一起努力——准备议和的人与希望坚持抵抗的人在雅典展开了殊死斗争。抵抗派主要是完全民主政体的狂热信徒，如科辽丰，科辽丰知道，此时缔结的任何和约都将终结当前这个彻底民主的政权，并召回当前民主政权的死敌流亡者。这些流亡者一定会与这个极端民主派别的政治领袖作对。尽管如此，无需以任何方式去质疑他们对其所献身之事业的真心实意，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些人清楚缔结和约之后自己可能要面对的命运，这使得他们对和约的抵抗更加激烈、更加不屈不挠。

民主党人在雅典的反对派发现，他们不仅需要为缔结和约争辩，同时还需要为了缔结和约去驱逐其最强大的反对者。在塞剌墨涅斯不在雅典的某个日子里，他们捏造了个罪名控诉科辽丰，审判了他，然后把他处决了。

[135]

然而，就算最顽固的反对者已经不在，反对缔结和约的人们仍然没有放弃。一些将军，一些三列桨战舰舰长，还有一些雅典公民——其中包括斯特罗姆庇西德（Strombichides）、狄奥尼所多鲁斯（Dionysodorus）和游科拉底（Eucrates）——找到塞剌墨涅斯，抗议这和约条件。而和约的支持者们，因为害怕公民大会动摇和改变意见，所以控诉了所有他们所能够认定的和约反对者，控诉他们阴谋反对雅典民众，并把他们投入监狱。

[136]

这些举措实施得是如此之快，实在不同寻常，或许还不太合宪，因为，在塞剌墨涅斯及其他使节回到雅典之后的那一天，雅典公民大会就召开会议，考虑是否接受斯巴达的和约条件。

[137]

塞剌墨涅斯代表使团发言，表示应该接受斯巴达人的条件。就算到了这最后一刻，当结局已经无可避免，一些雅典人仍然投票反对这个动议。然而，绝大多数雅典人投了赞成票。在404年3月的那一天，27年“又短短几天之后”，如修昔底德所说，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之间的这场大战结束了。

[138]

不久，在亚狄珈历美尼奇翁月（Munychion）月的第16天，（-411，412-）也就是3月行将结束的时候，莱山德驶入了比雷埃夫斯的港口，执行和约的条款，流亡者们回到了雅典，期待雅典历史迎来新纪元。俄尔，伯罗奔尼撒人就开始着手拆除雅典人的防事。这些防御工事是雅典人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匆匆修建的。这些防御工事令雅典人享有安全与独立，组织起他们的海洋帝国，无论斯巴达人同意与否。伯罗奔尼撒盟友们自己给自己带上了花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139]

色诺芬告诉我们，“他们开始着手拆除长墙，热情澎湃，伴随着长笛少女的音乐，满怀着这就是希腊人自由之开端的想法”。

[140]

[1]
Xen.Hell
.1.2.1—5.

[2]
Arist.Ath.Pol
.34.1.

[3]
Arist.Ath.Pol
.34.1. 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我们没有理由质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参见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评注》，第424页所列出的质疑声音）。质疑的理由主要是，1）库济科斯（Cyzicus）战役之后斯巴达人所提议和条件与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阿吉努赛战役之后斯巴达人所提议和条件高度相似，2）这两次，都是科辽丰带头拒绝了议和。然而，亚里士多德清清楚楚指明，这些议和条件是与阿吉努赛战役相关的，没有容错余地。此外，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库济科斯战役之后的议和条件（Diod.13.52.3）与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阿吉努赛战役之后的议和条件并不完全一样。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库济科斯议和条件提及了双方裁撤驻军，而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阿吉努赛议和条件则仅仅提及了斯巴达从德西利亚撤离；这一点与实际情况的要求是一致的。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库济科斯议和条件提及了双方释囚，而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阿吉努赛议和条件则没有提及这个问题；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交换俘虏的协议已经在408/407年达成（Androtion，FGrH
III，324，Fr.44）。此外，科辽丰没有理由不在410至405年间拒绝每一次议和提议，一如老加图（Cato the Censor）反复要求摧毁迦太基，一如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10年里持续要求再武装并抵抗希特勒。

[4]
Arist.Ath.Pol
.34.1.

[5]
参见Thuc.5.21—46；亦可参见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9—59页。

[6]
Xen.Hell
.2.1.6；Diod.13.100.7；Plut.Lys
.7.1. 因为色诺芬与狄奥多罗斯这两位叙事史家都没有提到斯巴达提出议和，而亚里士多德又单单将此次议和提议与阿吉努赛战役联系在一起、并未说明议和与其他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此处我们所使用的时间顺序是比较明显并且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议和提议与斯巴达在以弗所的同盟会议、雅典拒绝议和、爱琴使团到达斯巴达、以及莱山德再次被派到爱琴海地区任职等一系列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参见，例如，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10—1612页；鲍墨莱耶（J.-F.Bommerlaer），《斯巴达的莱山德》（Lysandre de Sparte
），巴黎，1981年，第96—98页。

[7]
Diod.13.100.

[8]
Xen.Hell
.2.1.6—7；Diod.13.100.7—8；Plut. Lys
.7.1.

[9]
Xen.Hell
.2.1.7；Diod.13.100.8；Plut.Lys
.7.2. 色诺芬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船舰交给了莱山德”；普鲁塔克说，“事实上，他是指挥一切的”；狄奥多罗斯说，斯巴达人“要求阿拉库司在所有事情上都服从莱山德”。狄奥多罗斯有一点搞错了，他说莱山德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跟在阿拉库司身边的。

[10]
Xen.Hell
.2.1.10；Diod.13.104.3.

[11]
参见本书，第301—302页（原书页码）。

[12]
Xen.Hell
.2.1.11.

[13]
Plut.Lys
.9.1.

[14]
Xen.Hell
.2.1.12；Diod.13.104.3.

[15]
Xen.Hell
.2.1.8—9.

[16]
Xen.Hell
.2.1.13—14；Diod.13.104.4；Plut.Lys
.9.2. 色诺芬没有特别提到小居鲁士将行省职权交给莱山德，但是色诺芬提及小居鲁士将岁入交给了莱山德，这明显印证了其他史家更加详细的叙述。普鲁塔克说小居鲁士承诺莱山德说，会从腓尼基和西里西亚带回更多的舰船，但是莱山德应该不会想同一支波斯舰队分享指挥权、分享战争胜利的功劳和荣誉，所以我相信狄奥多罗斯所提供的这条独家信息是弄错了。

[17]
这其中应当包含了埃迢尼刻斯从开俄斯带来的大约90艘舰船，从伯罗奔尼撒来的35艘舰船，以及其他地区募得的20艘或20多艘舰船。

[18]
Xen.Hell
.2.1.20.

[19]
Xen.Hell
.1.6.12；Plut. Lys
.8.1.

[20]
Plut. Lys
.7.4；8.4.

[21]
Diod.13.104.5—6；Plut.Lys
.8；Polyaenus 1.45.1. 色诺芬没有提到这次事件。普鲁塔克提到莱山德第二次去撒尔狄司之前所发生的事件，但是普鲁塔克在此处所使用的结构是典型的文学和道德结构，而不是史述结构。狄奥多罗斯所描写的事件顺序相对较佳。对于时序问题的有用探讨，参见庇拉贝尔（F.Bilabel），《语文学家》（Philologus
）增刊，1920年，第95页；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76页，注释1。

[22]
Diod.13.104.6. 关于布劳达的位置，参见Strabo 12.5.2；以及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14页，注释2。因为狄奥多罗斯在其史书第13卷中多次混淆替萨斐尼与法那巴佐斯，所以也有许多学者提出，接待流亡米利都人的是替萨斐尼。然而，这次接待米利都流亡者的确乎是法那巴佐斯，因为替萨斐尼正陪着小居鲁士一同前去见波斯大王（Xen.Anab
.1.1.1—2），此刻人在美狄亚。参见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78页，注释5。

[23]
Xen.Anab
.1.1.6；9.9；7.18.2；Polyaenus 7.18.2.

[24]
Xen.Anab
.1.1.2.

[25]
Diod.13.104.7. 伊阿苏被斯巴达人征服：Thuc.8.28.3。我认可诸抄本（MSS）将“塔索斯”（Thassos
）或“塔索斯”（Thasos
）订正为“伊阿苏”（Iasos
）的做法。

[26]
Xen.Hell
.2.1.15.

[27]
罗德岛，Xen.Hell
.2.1.16；亚狄珈，Diod.13.104.8；诸岛与亚狄珈：Plut.Lys
.9.2.3。

[28]
色诺芬没有提到发生在罗德岛以西的任何事情，狄奥多罗斯则只写了一个句子。唯独普鲁塔克对此算是有所着墨。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1423—1424页）与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17页）不认为这次爱琴海航行真实存在过。

[29]
这些动机都是由莱赫提出来的，他还提出了其他动机：“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80—82页。

[30]
Plut.Lys
.9.3.

[31]
Xen.Hell
.2.1.16，18.

[32]
Xen.Hell
.2.1.18—19.

[33]
Xen.Hell
.2.1.18.

[34]
Xen.Hell
.2.1.20—21. 关于羊河口的地点，参见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111—113页；以及书末地图。提及羊河口战役的古代文献有Xen.Hell
.2.1.22—30；Diod.13.105—6；Plut.Lys
.10—11及Plut.Alc
.36—37；Frontinus 2.1.18；Polyaenus 1.45.2；Paus.9.32.9；Nepos，Alc
.8。对我们帮助最大的现当代学术著述包括：罗茨（D.Lotze），《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Lysander und 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
），柏林，1965年，第32—37页；厄尔哈特（C.Ehrhart），《凤凰学刊》，第24卷，1970年，第225—228页；施特劳斯（B.S.Strauss），《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AJP
），第104卷，1983年，第24—35页；以及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101—115页。

[35]
Plut.Alc
.36.5. 关于雅典的海军基地和羊河口古镇，参见Strabo 7.8 fr.55。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111—113页）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有帮助。鲍墨莱耶认为，该地点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苏特鲁斯镇东边，在一条名叫“大溪”（Büyük Dere）的溪流的河口，近邻该地点的南边的是苏特鲁斯河口（Sütlüce Burnu）（参见地图13）。施特劳斯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关于羊河口战役地形与战术的一则注解”［“A Note on the Topography and Tactics of the Battle of Aegospotami”
］，《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108卷，第4期，第741—745页）中——他非常慷慨地允许我提前阅读了此文——指出了这个地点的一些优势：“这里有两条溪流流过（因此，该地地名写作‘potam—i
’），海滩适于三列桨战舰停泊，确与兰璞萨库直接对峙。”此外，如果选择西南方向更远处的地点，那么雅典人就需要冒着激流和逆风划船前往兰璞萨库。“风是强烈的东北风，洋面平均流速大约为相对于岸边1节，方向向南……这甚至比海峡中心的水流速度还要快。”最后，其他可能的地点都距兰璞萨库更远，再加上前述理由，无疑，雅典舰队从任何一个其他的地点出发，都有可能会在最终遭遇敌军时已经精力竭尽。

[36]
Diod.13.105.1.

[37]
参见上页注释②。

[38]
施特劳斯（《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104卷，1983年，第28页）强调，离战场较近这一点十分重要，而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11页）则极为重视近距离监视斯巴达舰队的重要性。

[39]
施特劳斯，《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104卷，1983年，第29页，注释19。

[40]
羊河口战役之后，莱山德能够带领200艘舰船出海（Xen.Hell
.2.2.5），但是其中有些船应该是在羊河口战役中从雅典人那里俘获的完好无损的船。另一方面，如果斯巴达舰队的规模明确显著小于雅典舰队，那么雅典人也不太可能期望莱山德会接受挑战，出来应战。

[41]
Xen.Hell
.2.1.22—23.

[42]
Plut. Alc
.36.5；Xen.Hell
.2.1.25；Diod. 13.105.3；Nepos 7.8.2.

[43]
色诺芬（Xen.Hell
.2.1.25）仅仅提到了变更基地的建议。狄奥多罗斯（Diod.13.105.3）仅仅提到了提供色雷斯兵员的意向。奈波斯（Nepos 7.8）这两条建议都提到了，说阿尔喀比亚德先提议军事援助，遭到拒绝后又提出了变更基地的建议。普鲁塔克（Plut.Alc
.36.5—37.2）同样是这两条建议都提到了，但他叙述的方式和奈波斯不一样。阿尔喀比亚德建议变更基地地点遭到拒绝后就离开了，告诉其友人说，如果他不是受到了将军们的无礼对待的话，他会去逼迫斯巴达人出来应战，不然的话，斯巴达人就会失去他们的舰船——因为他的色雷斯部队可以去攻打斯巴达人的军营。无论这些事件的顺序和细节如何，没有理由认为阿尔喀比亚德不是同时提出了变更基地的建议和军事援助的意向。

[44]
Diod.13.105.3.

[45]
哈茨菲尔德，《阿尔喀比亚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之研究》，第337页。

[46]
Diod.13.105.4.

[47]
施特劳斯，《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104卷，1983年，第30页及注释23。

[48]
施特劳斯，《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104卷，1983年，第29—31页。

[49]
奈波斯（Nepos Alc
.8.4）说，特别是菲洛克勒斯有这个想法。

[50]
Diod.13.105.4.

[51]
Xen.Hell
.2.1.26；Diod.13.105.4；Plut.Alc
.37.1—2.

[52]
Diod.13.106.1. 关于战斗细节，我采信狄奥多罗斯，一如厄尔哈特、施特劳斯和鲍墨莱耶（参见本书第431页，注释①）。色诺芬（Xen.Hell
.2.1.27—29）叙述的战斗情况与狄奥多罗斯完全不同，今人不予采信是有道理的。色诺芬完全没有提到雅典主动挑起战端，但是提到了他们惯常的航程：从羊河口出发，然后回到羊河口。然而，这一次，色诺芬说，莱山德利用了雅典人缺乏纪律这一情况攻打了队形分散、纪律散漫的敌军。接着，莱山德在海滩上俘虏了差不多整支雅典舰队，根本未及一战。关于为何色诺芬所述之事不大可能是真实情况，参见厄尔哈特的简明分析：《凤凰学刊》，第24卷1970年。

[53]
这种可能性是由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34页）提出来的。

[54]
这是厄尔哈特（《凤凰学刊》，第24卷，1970年，第227页）与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110页）的观点。

[55]
施特劳斯，《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104卷，1983年，第25页，注释5。

[56]
参见本书，第316—317页（原文页码）。

[57]
阿德曼托斯、阿尔喀比亚德、还有泰德乌斯相继被控叛国。我们没有见到审判刻农的任何文献，但是刻农小心谨慎，战役之后根本不回雅典。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23页，注释1。

[58]
Diod.13.106.2.

[59]
Diod.13.106.1—6.

[60]
Xen.Hell
.2.1.30. 色诺芬或狄奥多罗斯都没有给出雅典俘虏的具体数目。普鲁塔克（Plut.Alc
.37.3）说，雅典俘虏大约3000名，保塞尼亚斯（Paus.9.32.9）认为是4000名。雅典俘虏的真实人数可能在3000至4000名之间，普鲁塔克或其信源可能四舍了，而保塞尼亚斯或其信源则可能五入了。参见施特劳斯，《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104卷，1983年，第34页。

[61]
Xen.Hell
.2.1.30；Diod.13.106.7.

[62]
参见本书，第382—383页（原文页码）。

[63]
参见本书，第396页（原文页码）。

[64]
Xen.Hell
.2.1.32；Plut.Lys
.13.1—2.

[65]
Xen.Hell
.2.1.31.

[66]
Xen.Hell
.2.1.32.

[67]
因为狄奥多罗斯仅仅只提到了处死菲洛克勒斯、而没有提到处死其他任何人的情况，在此处采信狄奥多罗斯叙述而不采信色诺芬叙述的那些学者们就怀疑，其他人是否真的有被处死；参见厄尔哈特，《凤凰学刊》，第24卷，1970年，第228页；维尔，《希腊世界与东方：第1卷，公元前5世纪［510—403］》，第389页。然而，施特劳斯（《美国古典语文学期刊》，第104卷，1983年，第132—134页）在这个问题上为色诺芬所作的辩护很有说服力。

[68]
Xen.Hell
.2.2.3.

[69]
Xen.Hell
.2.2.4.

[70]
Xen.Hell
.2.2.2.

[71]
Isoc.18.61.

[72]
Plut.Lys
.13.4.

[73]
关于十人治政府的建立，参见Diod.14.10.1—2，13.1；Plut.Lys
.13.3—5；加崴邑（E.Cavaignac），《历史研究评论》（Revue des études historiques
），第90卷，1924年，第285—316页。

[74]
Plut.Lys
.13.4.

[75]
关于斯巴达帝国建立的一个精妙讨论，参见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56—62页。

[76]
Diod.13.106.8. 后来，在雅典投降之后，莱山德甚至把塞斯图斯的当地公民都赶走，把城邦交给自己的下级军官，但是这在斯巴达政府看来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斯巴达政府把塞斯图斯交还给了她自己的人民。参见Plut.Lys
.14.2；罗茨，《斯巴达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38页；以及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44页。

[77]
Xen.Hell
.2.2.5.

[78]
密格斯（R.Meiggs）与刘易斯：GHI
，94，283.

[79]
Xen.Hell
.2.2.5—6；Diod. 13.106.8. 关于斯巴达舰队的分流和萨摩司封锁战的具体日期，参见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40—41页；科伦茨（P.Krentz），《三十僭主在雅典》（The Thirty at Athens
），纽约州绮色佳市，伦敦，1982年，第30页，注释2。

[80]
Xen.Hell
.2.2.9.

[81]
Xen.Hell
.2.2.8；Diod. 13.107.2；Plut.Lys
.14.1. 两位斯巴达国王第一次同时出现在战场上这个现象，是由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0页）所观察到的。

[82]
Xen.Hell
.2.2.10.

[83]
Xen.Hell
.2.2.19；Plut.Lys
.15.2；And.1.142，3.21；Isoc. 14.31，18.29；Justin 5.8.4.

[84]
参见本书，第405—406页（原书页码）。

[85]
Xen.Hell
.2.2.11；And.1.73—79；Lys.25.27.

[86]
Diod.13.107.3.

[87]
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45页。

[88]
色诺芬（Xen.Hell
.2.2.11）说食物已经完全分发完毕了，人们陆续饿死，但是色诺芬肯定搞错了，因为雅典人又撑了3个月才投降。关于时序问题，参见罗茨，《莱山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42页。

[89]
这是哈密尔顿的建议给我带来的启发（《斯巴达的惨胜》，第45页），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0页）也支持这种观点。

[90]
讨论此事的时间是由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52页）提出来的，而且盟友们想要在部队解散之前同斯巴达人讨论这个问题，这看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91]
参见本书第441页，注释①。

[92]
Paus.3.8.6. 哈密尔顿对保塞尼亚斯此番记叙的历史真确性作了辩护，他同时也为柏律安努斯（Polyaenus）作品当中（Polyaenus 1.45.5）与保塞尼亚斯完全相反的记叙作了辩护。参见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50—52页。

[93]
Xen. Hell
. 2.2.11.

[94]
Xen. Hell
. 2.2.12.

[95]
Xen.Hell
.2.2.13.

[96]
Xen.Hell
.2.2.15；Lys.13.8.

[97]
Xen.Hell
.2.2.14. 埃斯基涅（Aeschines 2.76）提到，斯巴达人提出了一个和约，这个和约保障雅典自治，允许雅典人保留他们的民主政体、以及莱姆诺斯岛（Lemnos）、因布罗斯岛（Imbros）和叙罗斯岛（Scyros）。因为埃斯基涅还将这些议和条件与科辽丰拒绝任何形式的和约提议联系起来，那么埃斯基涅提到的这些议和条件必定是在405年的那次议和讨论中提出来的。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3页，注释11）认为，这样一个和约提议在此刻被提出来貌似是可信的，但在我看来，在当前的情绪影响下，这种和约提议是完全不可能被提出来的。

[98]
Xen.Hell
.2.2.15；Lys.13.8. 埃斯基涅（Aeschines 2.76）甚至说，科辽丰威胁大家，要对任何提出缔结和约的人割喉。

[99]
Xen.Hell
.2.2.16.

[100]
Lys.13.9，14，12.68；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4页，注释16。我对于塞剌墨涅斯的莱山德之行的讨论是基于科伦茨那极为吸引人的观点与讨论（《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4—43页）。

[101]
这份文献是“密歇根纸草第5982号”（Michigan papyrus no.5982），由默克尔巴赫（R.Merkelbach）和尤替（H.C.Youtie）整理发表出来：《纸草学碑铭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ZPE
），第2卷，1968年，第161—169页。该文献的可靠程度曾经遭到质疑（参见安德鲁斯，《纸草学碑铭学期刊》，第6卷，1970年，第35—38页），安德鲁斯认为，该文献是一本亲塞剌墨涅斯的小册子的一部分，同时，亨利希（A.Henrichs）（《纸草学碑铭学期刊》，第3卷，1969年，第101—108页）认为，这是位依靠吕西阿斯材料写作的某位二流史家的作品，但我同意西里（《纸草学碑铭学期刊》，第11卷，1975年，第279—288页）和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4页，注释17）的看法，认为该纸草文献源于某部比较可靠的4世纪史书。

[102]
Xen.Hell
.2.2.16. 吕西阿斯（Lys.13.11）说，塞剌墨涅斯去了斯巴达，在那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塞剌墨涅斯纸草（1.41）显示，吕西阿斯弄错了，而莱山德当时是在萨摩司。

[103]
Xen.Hell
.2.2.17.

[104]
Xen.Hell
.2.2.16；Lys.13.11.

[105]
相关讨论，参见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6页，注释21。

[106]
参见，例如，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631页。

[107]
Xen.Hell
.2.2.

[108]
正如科伦茨所指出：《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6页。

[109]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3页。

[110]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76—77页。

[111]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23—24页，第56—58页。

[112]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07—108页。

[113]
Hell.Oxy
.12.4—5.

[114]
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149页。

[115]
关于这一时期忒拜政治的上佳探讨，参见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145—160页。

[116]
Diod.14.6.1—3；Plut.Lys
.27.2. 关于狄奥多罗斯所记叙的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参见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149—150页。

[117]
雅典把忒拜作为基地：Xen.Hell
.2.4.2；Diod.14.32.1；［Lys.］ frg.120；Justin 5.9.8。忒拜拒绝参战：Xen.Hell
.2.4.30。

[118]
Polyaenus 1.45.5.

[119]
斯巴达人在思考如何处置雅典的过程中，斯巴达人向特尔斐阿波罗的神谕寻求神意指示。斯巴达人得到的回应是，警告他们“勿毁希腊人之共爨”。这番回应来自于以下文献：对阿里斯提德［Aristides 341］和克劳狄乌斯·埃里阿努斯［Aelian，Varia Historia
4.6］的一条注疏，收录在帕尔克［H.W.Parke］和沃梅尔［D.E.W.Wormell］的《特尔斐神谕》［The Delphic Oracle
］，第2卷，牛津，1956年，第74页，注释171中。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53页）指出，“早在议和大会之前”，莱山德就派人去了特尔斐，得到的正是他希望得到的回应。因为莱山德一直用各种方法影响神谕（同上，第92—95页，特别是第94页，注释95），这一点广为人知，所以哈密尔顿的看法似乎是可信的。我认为，最有可能向特尔斐进行咨询、决定雅典命运的那个时间，是塞剌墨涅斯同莱山德待在萨摩司的时候。如果真是如此，塞剌墨涅斯就不得不推迟回雅典的时间，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需要等待神谕回复的到来。

[120]
麦柯伊（W.J.McCoy），《耶鲁古典学研究》（YCS
），第24卷，1975年，第131—145页，特别是第137页；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6—37页。那些坚持认为塞剌墨涅斯是在阴谋建立一个寡头政权、并因此与克里提亚斯的极端寡头党人合作的学者，必须面对以下诸项事实：塞剌墨涅斯在推翻四百人政权的时候，个人担着极大的风险；他尽快建立了一个温和政权；在担任“三十僭主”之一员的时候，他抵抗极端寡头党人在雅典建立一个真正寡头政体的企图，并因此献出了生命。

[121]
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82—83页。

[122]
Xen.Hell
.2.4.29.

[123]
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40页。

[124]
麦柯伊，《耶鲁古典学研究》，第24卷，1975年，第139—141页；福克斯（A.Fuks），《父祖的政体》（The Ancestral Constitution
），伦敦，1953年；芬利，《父祖的政体》（The Ancestral Constitution
），剑桥，1971年。

[125]
麦柯伊，《耶鲁古典学研究》，第24卷，1975年，第139页。

[126]
Xen.Hell
.1.8—9.

[127]
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2页，注释8。

[128]
这是科伦茨的观点（《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6—41页）。科伦茨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接下来的大流士之死非常重要，我也认同这一观点。科伦茨还指出，塞剌墨涅斯与莱山德相处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不是为了不让雅典人投降，而是恰恰相反：阻止雅典人投降，指望大流士之死会带来转机。我自己的观点是，塞剌墨涅斯拖延了这么久，是因为磋商艰难，也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去特尔斐咨询神意、等待神意的指示回到斯巴达。

[129]
Xen.Hell
.2.2.19；Plut.Lys
.15.2；Paus.10.9.9.

[130]
Xen.Hell
.2.2.16.

[131]
Xen.Hell
.2.2.20.

[132]
Justin 5.8.4.

[133]
Xen.Hell
.2.2.20；Diod.13.107.4，14.3.2；Plut.Lys
.14.4；Lys.13.14；Arist.Ath.Pol
.34.3. 我不认为提及莱姆诺斯、因布罗斯、叙罗斯的那个条款存在于和约当中，因为除了安多基德斯（And.3.12）之外无人提及。

[134]
Lys.13.15—16.

[135]
Xen.Hell
.1.7.35；Lys.13.12，30.10—14. 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36页，注释23。

[136]
Lys.13.13—20，47—48，84；18.5.

[137]
事件发生得如此紧凑，这样的描述是否可信？科伦茨结合吕西阿斯和色诺芬的叙述，认为这样紧凑的事件进程是可信的。参见科伦茨，《三十僭主在雅典》，第43页，注释35。

[138]
Thuc.5.26.1—3.

[139]
Plut.Lys
.15.4.

[140]
Xen.Hell
.2.2.23.

第十六章 结语

在见到雅典投降的人看来，色诺芬措辞当中的反讽昭然若揭。小亚细亚的许多希腊人城邦又一次落入波斯人手中，很快就成了替萨斐尼与小居鲁士权力斗争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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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城邦则一早已经落入莱山德手里。雅典投降后不久，斯巴达在爱琴海地区建立了海洋帝国，在雅典帝国的旧属邦身上强加执政基础极为狭隘的寡头政权、斯巴达驻军、斯巴达布政司，还有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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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为希腊人争取自由与自治的解放战争告一段落。

个中反讽还不止于此。因为战败，雅典曾一度面临如下威胁：整个城邦与所有民众被摧毁，民主政体势必要解散，权势削弱，统治其他城邦的能力被遏制，甚或外交政策的独立也要被剥夺。但是，战败并未使这一切持续多久。不到一年，雅典人重新建立了完全民主政体。不到十年，雅典人重新建设舰队，树起城墙，赢得独立，并成为致力于遏制斯巴达干涉希腊其余地区的城邦之同盟当中的重要一员。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雅典人重新得到了许多从前的属邦，权势再一次强大起来，甚至出现“雅典第二帝国”的名号。

另一方面，斯巴达人发现，胜利并非百分百的好事。（-413，414-）不过短短几年，他们就将被迫放弃自己的帝国和帝国贡赋，但在此期间流入城邦的金钱已经足够腐蚀其传统戒律与体制。斯巴达的完全公民们（Spartiates
）没有为自身争取到胜利的团结与更多的安全，相反，他们很快就面临各种图谋不轨，威胁到他们的政体和他们自己的生存。斯巴达人没有赢得盟邦的感激与尊重，相反，他们很快就不得不与从前的盟邦和从前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内与其抗衡的敌邦打了一场大战，借助了波斯的干涉才维持自身未受战争损伤。斯巴达人的霸权坚持了一段时间，而这段不长的时间仍然是得益于波斯大王的支持。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不过三个十年，他们就在一场大陆战中被忒拜人击败，其权势被永久摧毁。

这场时间漫长、牵涉甚广的战争，代价无穷无尽。各个城邦因为战争的一系列原因而导致人命损耗，情况每每不同，其中一些地区的伤亡状况是毁灭性的。尽管除雅典之外的城邦很少留下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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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伤亡状况明显是很惨重的，在希腊历史上必定尚无先例。一些城邦——如弥罗斯（Melos）和司基昂（Scione）——的男性人口被全歼。其余一些城邦，如普拉提阿（Plataea），失去了绝大多数的男性人口。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十年之后，雅典的成年男性人口大约是战争开始时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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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的伤亡比例很可能要高过其他城邦；同时，只有雅典人经受了瘟疫的折磨，那场瘟疫夺走了雅典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尽管如此，漫长战争的一系列后果——包括贫穷，营养不良，除瘟疫之外的其他疾病，还有土地丢荒，贸易中断——必定令雅典备受折磨，而其他城邦亦同样受此折磨。墨伽拉（Megara）眼见其土地丢荒，年复一年，眼见其商业活动几乎完全中止，多年没有恢复。“这场战争使得墨伽拉人口锐减，财富流失。”因为人口锐减，墨伽拉不得不加大对奴隶劳动力的依赖才能重建城邦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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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斯，城邦繁荣同样主要依赖于贸易的地方，（-414，415-）在479年尚有能力向普拉提阿派出5000名重装步兵，但是到了394年却只能派出3000名重装步兵前往尼米亚（Nemea）去保卫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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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重装步兵人数减少的部分原因——但肯定并非全部原因——应该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社会和经济变动，剥夺了富人作为重装步兵服役所需的财富，重装步兵数量因此减少了。如果说此处重装步兵人数减少的情况中只有一半是因为人口的减少而引起的，那就意味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年男性人口减少了大约20%。斯巴达人口在这场战争中也有所减少，尽管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其独特的社会与经济体制持续衰颓，而非因为战斗或大规模经济破坏所造成的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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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之残酷——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从西西里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整个希腊世界造成了伤亡。

同样，很多地区的经济被严重破坏。雅典失去其帝国后，公共财政随即不再宽裕，公元前5世纪那一系列非凡的建设计划也随之终止。农业生产经过许多年才得以恢复。墨伽拉也备受摧残，农地反复丢荒，爱琴海的岛屿遭到反复劫掠，农地同样丢荒。科林斯、墨伽拉、西叙昂（Sicyon）等高度依赖贸易的地峡城邦在30年里都无法与爱琴海地区进行贸易，同时与西方地区的贸易也大大减少了。战争之后，希腊人大量沦为雇佣兵，特别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这表明到处都是贫困。

战争的危险与苦难激化了派别斗争。修昔底德以冷峻的笔墨描写了内战的可怕后果，最开始是在柯西拉（Corcyra），接着是在希腊的其他地区，这已不必再多加赘言。色诺芬和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则表明，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推进，这类惨状开始遍及希腊，“几乎整个希腊都被（-415，416-）”民主党人和寡头党人之间的暴力而罪恶的冲突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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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沮丧，以及复仇的渴望等激情都随着战争拖延而增长，制造了一系列暴行：将俘获的敌人打残致死，丢进坑里，坐视其死于饥渴和曝晒，或投入大海，坐视其溺毙，奴役并杀戮妇孺，摧毁城邦，也杀光城邦里的所有人。这场战争诚然是“严酷的教师”，程度远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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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标准在战争与政治中崩溃，与之相伴的甚至还有家庭的有力纽带破裂，人们也不再遵守最为神圣的宗教规范。无疑，战争及其效应使得对古典时代希腊社会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的质疑进一步加深，扩大，增快，整个社会也因此被进一步撕裂。对此，一些人的反应是拒斥一切宗教信仰，代之以怀疑论甚或愤世嫉俗论的理性，而另一些人则试图回归更近古风时代、较少理性的虔敬。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希腊人城邦中民主政体的前景遭受重创。政治体系对该体系之外民众所产生的影响与该体系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在战争中的成败密切相关。雅典富有权势，又十分成功，雅典所采用的民主的政治体制对其他城邦而言堪为典范，影响力甚至深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脏。雅典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战败，政体缺陷就有了明证；雅典的错误授人以柄，被当成是民主政体的错误；人类会犯下的普通错误、以及会遭遇的不幸被视为民主政体才会产生的后果。或许，我们完全可以将418年斯巴达在曼提尼亚（Mantinea）对民主同盟的胜利视为“希腊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因为这次胜利使得希腊政治朝着寡头制而非民主制的方向发展，雅典最终战败使得这一趋势板上钉钉，再无逆转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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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最终之局面具有明显的决定性，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并未建立起稳定的均势，以替代自希波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那个不稳定的均势结构。有一类战争能够以高昂代价换得一代人得以安享的普遍和平，而伯罗奔尼撒大战却不属此类。404年缔结的和约反映了斯巴达影响力的短暂增势，远远超过其正常实力。斯巴达的诸项资源——人力，物质，以及政（-416，417-）治——都不足以维持其新近获得的帝国，甚至不足以长久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事务。斯巴达人的诸番尝试为他们自己的城邦和整个希腊世界带来了分歧与孱弱。从另一方面来说，雅典的潜力大大超过404年和约所赋予其的地位。一旦雅典有所休养，就自然会再次获得可观之权势。

404年协议既非布匿和约（Punic Peace）——不能永久摧毁雅典权势，亦非通过协商达成的协定——无法缓和敌对情绪。雅典民众与雅典的领袖很快开始计划重建帝国，夺回权势、光荣，反抗斯巴达对希腊人城邦的统治。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404年的雅典被解除了武装，但怨气并未得到和缓。要阻止雅典武装自己，就必须依靠取胜那方诸国的实力、承诺、合作、及目标一致，但取胜那方并无这些条件。忒拜之野心已经增长到要求与列强诸邦平起平坐的地步，不久，忒拜甚至提出霸权要求。斯巴达的统治尝试徒劳无功，相反，这番尝试带来的分歧与孱弱很快终结了希腊权势，使希腊人沦为域外列强之鱼肉：先是波斯干涉，再是马其顿征服。一位学者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称为“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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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合理，又有启发性。早前那个世代的人将1914至1918年的那场欧洲战争称为“大战”一样，因为他们所知的就只有这么一场大战。正如那场欧洲的“大战”一样，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悲剧事件；是历史的转折点；是进步、繁荣、信心、希望的时代之终结；亦是更为晦暗的时代之开端。

战争的无穷贻害使我们开始回顾这场战争，思考其过程与结局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职业并不要求他们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但谁能忍住不去探寻这些答案呢？具备一般好奇心的人无法不去探索这些答案，那些怀抱希望、认为历史将以理解甚或智慧来回馈其忠实学生的人就更加无法停止探索的愿望了。在我的《史论》前3卷中，我已经提出过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否曾有机会完全避免这场战争？不同的战略、不同的领袖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在《史论》本卷中，我仍然要问，为何斯巴达人在战争的最后一阶段——在西西里远征之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事情原先是否可能存在转机？（-417，418-）看起来，修昔底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清楚蕴含在其对这场战争的评论之中：雅典在西西里事件后尚能支撑如此之长的一段时间，这已经不同寻常；雅典人是因为内部分歧而“摧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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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检验过的史实证据——包括修昔底德的叙事及接续其史撰的古代作家之叙事——基本都支持这一看法。可是，修昔底德措辞简洁，其含义仍不甚明确，我们还需更精确的检验。

雅典部队在西西里被摧毁，其威望也因之破产，此后，雅典人仍然坚持甚久，这实在值得注意。修昔底德以之作为伯利克里预见精准、战略正确的证据。然而，我已经论证过：伯利克里的战略是失败的；若非其继任者背离了这一战略，雅典所拥有的资源甚至无法支撑到阿奇达慕斯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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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修昔底德在史书中的另一段文字里告诉我们，若非斯巴达人证明自己确实是“最为便宜之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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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可能早在411年就会输掉战争。修昔底德的这一说法看起来论据更为充分，因为在西西里远征之后，战争延长期更多依赖于敌手的失败，更少依赖于雅典人出色的战斗质量，当然，雅典人的战斗质量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斯巴达人能够说服波斯人作出承诺，提供一支能够打败雅典人的海军，并且持续支援斯巴达人，那么雅典人就会输掉战争，因为雅典人的财政资源无法与波斯国库匹敌，而金钱对于战争来说是关键要素。雅典人的希望依赖于分化敌手，打败敌军舰队，直到波斯人气馁而对斯巴达失去兴趣。雅典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能够坚持这一路线，当然说明雅典海军技艺精湛，英勇无畏，决心果断，但同时也说明了斯巴达人无法获得充足可靠的波斯支援。

鉴于有困难如此，加之政局变化使得波斯援助并不可靠，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可能最终从战争中获得伯利克里式的胜利，也就是说，雅典人保有自己的城墙、舰队、帝国，并持续保有下去，斯巴达人无法再挑战这一点。修昔底德的这一看法完全正确。（-418，419-）雅典人需要做的，不过是持续在海战中战胜斯巴达人，直到波斯政局发生决定性的变革。如果405年雅典人在海勒斯滂战胜莱山德，甚或只是在此役中避免失败，那么404年春季，大流士驾崩就可能成为那个决定性的时刻。大流士死后，小居鲁士势必失势，波斯对斯巴达的可靠又充分的支援很可能就无以为继。波斯新大王很可能会拒斥其对手兼兄弟的政策与同党；新大王可能会重拾旧政——那是其友人替萨斐尼的政策——，援助势弱的一方，对抗强大的一方，但不会予以任何一方以足够取胜的支援；新大王也可能对整个爱琴海地区彻底失去兴趣：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攸里梅东战役（Eurymedon）到半个世纪之后再行干涉之间，波政策斯正是如此，那时，波斯人对爱琴海地区几乎没什么兴趣。

修昔底德还认为，内争是雅典失败的主因，他的这一看法也是正确的。但是同样，对于这个看法，我们也应当更加细致地考察其含义。这并不是说，党争导致了背叛，背叛又导致了雅典战败。有人将羊河口战役（Aegospotami）的失败归咎于有人变节，我们并无理由认为修昔底德接受这种假设。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自最为典型的一次党争中生成的那个民主政权——411年寡头政变，同年温和派发动民主复辟运动，次年完全民主政权重光——打起仗来，却比西西里灾祸以来的任何一个雅典政权都要有战斗力。这些“私人争端”显然并未导致雅典失败。

我们应当如何尽可能地理解修昔底德的意图呢？也许，我们可以假定，修昔底德指的是党争与个人之见的争端两次导致了阿尔喀比亚德被流放。人们显然很难相信，如果阿尔喀比亚德留任为将军，西西里的局势还会发展到后来那般田地；而如果没有西西里的灾祸，盟邦也不太可能敢于叛离，波斯人也不太可能干预。而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雅典人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如果修昔底德的意思如上所述，我们当然得赞成他的判断。然而，他的言辞似乎指的是西西里灾祸之后那段时期，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德西利亚战争/爱奥尼亚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修昔底德的意思应当是，阿尔喀比亚德在诺提昂战役（Notium）被放逐对于雅典机运来说极为关键。如果说，潜在含义是说阿尔喀比亚德作为军事领袖的才能对于雅典取胜来说极为关键，我们则不能同意。证据表明，阿尔喀比亚德是才干可观的指挥官，特别是在某些领域，（-419，420-）如使用骑兵、海陆协同作战等方面。作为外交官，阿尔喀比亚德富有技巧，能够熟练地将治国方略与军事行动结合在一起。然而，他犯下的错误和作出的误判同样严重。在意大利和西西里，阿尔喀比亚德没能意识到，雅典这次远征的庞大规模将会削弱他的外交方针，而阿尔喀比亚德的战略恰恰取决于这一外交方针。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阿尔喀比亚德在流亡之前就构思了切实可行的替代计划，同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阿尔喀比亚德如果没有流亡的话会构思这样一个替代计划。阿尔喀比亚德最完美的时刻出现在库济科斯（Cyzicus），但正如我们所提出的，库济科斯的关键人物不是阿尔喀比亚德，而是色拉叙布卢斯。在诺提昂，阿尔喀比亚德犯下严重错误，将自己的舰队交给毫无经验的人去面对敌军主力，雅典人因此感到气愤，也是理所应当。阿尔喀比亚德并非军事天才，他不过是二流士兵中才干稍佳的一位，但他的信心与抱负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此外，无论作为士兵的阿尔喀比亚德能够作出多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也将会被他在雅典政治中发挥的分裂作用所削弱。那么，究其本质而言，阿尔喀比亚德的去职并非雅典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围绕着阿尔喀比亚德这一雅典生活中的独特人物，私敌、党争、乃至普遍的不信任确乎给城邦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并与雅典战败密切相关。阿尔喀比亚德失势最为严重的后果是，阿尔喀比亚德的友人与同党也一并失去了影响力与指挥权，在城邦最需要他们的军事与政治才干的时候。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两年，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与色拉叙布卢斯没有担任将军，因此也就没能指挥阿吉努赛战役（Arginusae）与羊河口战役。从411年到407年，塞剌墨涅斯以出色才干成功指挥了麾下舰船；色拉叙布卢斯则为雅典赢得了这场战争中最辉煌的一次海战胜利。到了407年，色拉叙布卢斯已经获得的战功和经验足够他以充分的信心和威望来指挥一支最大规模的舰队。在阿吉努赛战役中，如果色拉叙布卢斯与塞剌墨涅斯不是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而是担任将军指挥作战，很难想象雅典人还会因指挥官缺乏经验且不团结而导致的犹疑不决遭到失败。在羊河口一役，如果色拉叙布卢斯和塞剌墨涅斯任指挥官，无法想象这两位指挥官会坐视雅典舰队纪律松弛至此，也无法想象他们会犯下后来导致雅典最终败局的那些战术与战略错误。如果色拉叙布卢斯与塞剌墨涅斯的政治影响力未曾因他们与失势的阿尔喀比亚德的密切联系而被摧毁，那么他们也许可以为雅典带来稳健温和的气氛，（-420，421-）而这正是雅典迫切急需的。塞剌墨涅斯是雅典温和派领袖。色拉叙布卢斯则深受倾向于民主政体的水手们信任，无疑，这些水手的友人也信任色拉叙布卢斯。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人联合起来，就能够使雅典团结起来。然而，阿吉努赛审判这桩丑闻使这些人卷入了一场痛苦的争执，这场争执分裂了雅典，也削弱了这些人的影响力。我们不知道二人在406年的时候观点如何，但他们也许愿意接受斯巴达议和提议，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要是他们确实有意愿与斯巴达议和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他们在那时没有能力赢得政治论辩，所以雅典因此坐失议和良机。本书的研究令我们得出结论，雅典的胜利乃至生存是否有希望，取决于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能否合作领导雅典，但阿尔喀比亚德的失势却令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失去了领导职位。正是在这一至为重要的意义——而非其他——上我们可以说，是“私怨”使得阿尔喀比亚德失势，进而导致雅典战败。

修昔底德如何看待塞剌墨涅斯与色拉叙布卢斯的去职，我们无从得知；在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未完叙述带给我们的遗憾叹惋之中，有一条即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修昔底德如何看待这两人的去职。无论如何，研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今人既有后见之明、又坐拥25个世纪之历史经验，故而仍可为雅典失败找到更多理由。这些理由中的一条，便是斐林尼库斯（Phrynichus）在412年拒绝与斯巴达海军在米利都海域交战的决定，这一决定独一无二，后果影响深远。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雅典人曾有机会扑灭爱琴海地区的叛乱，这时，盟邦叛乱还未星火燎原、波及海勒斯滂地区，波斯人还未深刻卷入，斯巴达人还没有找到一位有力领袖，如后来的莱山德。为了这等机遇，即便冒一番相当的风险也是说得过去的，而事实上，这风险也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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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雅典人谴责斐林尼库斯的这一决定，并为此褫夺其职，我们对此一点也不应当感到惊讶。值得惊讶的倒是修昔底德的反应，他针对批评斐林尼库斯的人，为斐林尼库斯作了一番罕见的激烈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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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米利都失去在海上进行战斗——这可能成为决战——的机会，并非雅典坐失的唯一一次良机。我们已经看到，到了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斯巴达人两次提出议和，（-421，422-）本书指出，至少在其中的一次——阿吉努赛战役之后那次——雅典人曾有可能深思熟虑，然后接受斯巴达人的议和提议。如果雅典人经过深思熟虑接受了斯巴达人的议和提议，那么雅典人肯定能够避免在405年战败，而次年，大流士驾崩完全可能使得雅典帝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必再面临威胁。那么，雅典人为何拒绝了这次议和？要归咎于民众煽动家的影响力、雅典民主政体的愚蠢卑微和反复无常，那是很容易的。但是，421年的时候，雅典也有圆熟的民众煽动家如海珀布鲁斯（Hyperbolus），城邦的民主程度也并不比后来要低；然而，雅典人却能够与斯巴达订立和平条约，旋即还与斯巴达订立结盟条约。此外，如果我们判断无误，那么406年的议和理据比421年的议和理据还要更好。是《尼基阿斯和约》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与疑惧可以用来解释，为何雅典后来会拒绝接受一个条件更为有利的和约。

421年，雅典人放弃战争时，情势即将赋予他们巨大的优势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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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不遵守和执行和约条款时，雅典人试图通过与斯巴达人结盟并遣返俘虏来挽救局面，而俘虏是雅典最有价值的战略资产之一。雅典人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厌倦了战争，他们是如此迫切希望维持和约，以致于他们能够听取劝服，去冒一些险、放弃一些实质性的利益，换得维持和约的机会。可是，这么做的后果令人失望且愤怒。斯巴达人没有交还安菲玻里，彼欧提亚人也没有将巴那克敦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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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坚信，他们遭到了斯巴达人的蓄意欺骗，他们旋即与其他城邦结盟，令敌对关系延续。这些事件进入雅典人的记忆、铭刻在他们的脑海中。此后，大多数雅典人认为，斯巴达人是不可信任的。后来，这种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雅典人拒绝斯巴达的和约提议，即便接受和约提议于雅典人有益。421年，支持议和的人因自身迫切的议和愿望妨碍他们对事实进行客观评估，妨碍他们制定合理稳固的政策。如果这些人坚持要对方履行承诺、行胜于言，那么他们也许就能够迫使斯巴达人承担起义务，从而为和约的持久奠定基础。即便和约无法持久，至少他们（-422，423-）也无需白白牺牲雅典的利益，白白摧毁了将来谈判的基础。在那个时候，雅典人极度渴望和平，他们有着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的议和决心，但这一切对于日后谈判议和的前景、乃至取得胜者和约的前景，不啻为灾难性的侵蚀。

同时，在这场战争的漫长过程中，要取得彻底胜利并一举洗清斯巴达对雅典人帝国永恒的疑惧之情与嫉妒之心、从而永保帝国安全，雅典人也不是没有机会。这样的机会出现在418年，出现在以曼提尼亚战役结束的那次征战当中。那次，斯巴达人是真有可能失败的，尽管他们的重装步兵数目要多出敌军1000人。如果雅典人做出与当时情势相称的努力，像在埃皮道鲁斯一样派出4000名重装步兵，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只派出1000名重装步兵去曼提尼亚，那么也许，雅典人还能用自己的海军对拉戈尼亚沿岸发动突袭、利用他们在美塞尼亚的盟友从派娄斯发动突袭，从而迫使敌军的大部分部队原地留守，注意力被分散。这样一来，斯巴达人就很有可能会被击败，那么琉珂察（Leuctra）战役的后果就会提早半个世纪到来。但是，雅典人没能做到这些，部分就是由于为对抗斯巴达而结盟的这种政策，其高峰出现恰逢不赞成这种政策的政治人物权势占优。然而，公平地说，选择陆地交战且与斯巴达人在重装步兵战役中交战，对于绝大多数雅典人来说，都是令人不适的选择。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经典交锋。进入战争时，双方都希望战争以自己擅长的形式展开，期待以自己的强项和相对较低的代价获取胜利。不出几年，事态表明，双方都无法以这种方式取得胜利。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在对方最擅长的领域获得战斗能力并取得胜利。雅典在西西里失败，斯巴达人得到了与波斯结盟从而取得胜利的机会。在多次失败之后，斯巴达人打败了雅典舰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取胜。要取得真正的胜利——而非伯利克里式的和局，雅典人就必须找到在陆战中打败斯巴达人的办法。雅典自身的陆上部队永远无法独力打败斯巴达人；斯巴达同盟的分裂和421年到期的阿尔戈斯条约为雅典人提供了能够带来胜利的部队。然而，尼基阿斯及其他支持与斯巴达议和结盟的人（-423，424-）放弃了这个机会。雅典人对斯巴达行为的反应将他们赶下台，并将雅典送上了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陆战中战胜斯巴达人的正确路线，但由伯利克里制定、由尼基阿斯继承的方针却早已是雅典的天然既定方针。更加激进的政策意味着陆上作战，也意味着不能取得速胜，这种政策在民主的雅典是无法持久的，因为这个民主的城邦已经习惯于低风险、低伤亡的战争。阿尔喀比亚德一力促成的新方针陷入危机时，尼基阿斯麾下旧部再次显耀；赞同其观点的人成为将军，但这些人执行激进方针时并不大胆，也不坚定，他们躲过了灾祸，却坐视阿尔喀比亚德新方针破产。在曼提尼亚战败后，尽管真正的和平仍然虚幻——因为雅典与斯巴达继续带着疑惧和敌意看待对方——，但尼基阿斯及其同党却很高兴重回这一和平之幻境。

西西里远征的失败是这场战争中的关键转折点，令所有雅典人印象深刻持久。这次远征最后采取的形式糟糕、错误，这令修昔底德相信，任何进攻性举措都是荒唐愚蠢的，这也令修昔底德认为，伯利克里在战争开始时的海上防御战略是唯一合理的战略。然而，修昔底德自己的叙事却表明，海上防御战略连伯利克里预想的那种有限胜利都难以取得，更不用说那种能够剥夺敌军战斗力的胜利——斯巴达决心果断，因而雅典人要想取胜，只能这样来取胜。为此，雅典人必须采取攻势，面对在陆地进行重大战役的必需，并且找到方法、找准时机赢得这场战役：与阿尔戈斯、埃利斯（Elis）、曼提尼亚结盟就是方法，418年就是时机。但是，雅典人退缩了，没有为胜利献身。这样一种反应，对于认为自己凭借舰队、阔绰国库、防御城墙而无懈可击的城邦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雅典已经发展出一套令人羡慕的独特战斗方式，这种战斗方式利用这些优势，回避了一般战争的大部分危险与痛苦。这种战斗方式令雅典人能够迅速集中兵力、趁敌不备予以打击；这种战斗方式允许雅典人攻击他人而不危及自己的城邦与人口。这种战争方式的成功——进攻行动只在海上或只从海上展开，伤亡及自己的财物损失很小——使得它看起来是唯一的方式，在陆上战败并损失惨重（-424，425-）使得雅典人不愿再冒险上陆地开战。

[19]

攻势只在海上或只从海上展开。了不起的客蒙（Cimon）根据这些原则战斗，一次又一次取胜，从未失败，从未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伯利克里在指导雅典人进行所谓“雅典战争方式”的作战时，不过是将之前的趋势进行了一番逻辑提炼。

然而，客蒙采取的方针对于其大战略来说只是一种补充。他与重装步兵实力更强、不会被海洋权势打败的列强保持友好。伯利克里应当也想采取同样的方针，但是当他试图阻止战争而不得时，又重回传统战略，并更进一步，拒绝使用陆上部队，哪怕是防御也不行。这令伯利克里并无挫败敌军的希望，而只余或多或少惩罚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从而阻止他们继续战斗的希望。“雅典战争方式”

[20]

无法自如应对具有如此性格的敌军，伯利克里战略的如意算盘并不奏效。

431年，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对局势感到满意，并不希望扩张，只希望保卫既有权势，有能力将敌军逼入绝境，对于这样一个城邦来说，坚持防御、避免攻势的诱惑是巨大的。如是方针虽然可圈可点，但也存在重大隐患。其容易令思维陷入刻板定势，我们可以谓之为“防御崇拜”。

[21]

除了令人们将从前行之有效的战略运用于其并不奏效的情势之外，思维的刻板定势可能还存在其他隐患。这一思维刻板定势威慑潜在敌人、使其不敢煽动战争的能力极为有限。要成功躲在牢固防御位置施行威慑并藉此剥夺敌军的胜利前景，必须具备高度理性与强大的机变能力。斯巴达人于431年入侵亚狄珈时，他们肯定认为这并不冒险。如果雅典人拒绝战斗、甚至如果他们固执地长时间拒绝战斗，那么斯巴达人也仅仅是损失些（-425，426-）时间和精力；何况这两种情况既不可能，也不合常理。无论如何，雅典人自己的城邦和土地都是安全的。但是，如果雅典人还拥有攻打斯巴达人最脆弱之处的能力，同时如果所有人都清楚意识到这一能力，那么伯利克里的威慑战略可能会更加奏效。

一旦战争爆发，“防御崇拜”就会劝阻雅典人去做打胜仗所必须要做的事情。数年的低伤亡胜绩使得雅典人不愿接受新情势，不愿接受此种情势下不得不面对的风险与代价，在新的情势下，传统战略已经不再适用。雅典人在418年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却不得不于3年后在西西里远征中投入更多、冒更大的风险。我们很难不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曼提尼亚战役的结果也许使得审慎的传统方针失去人心，更加无畏、更加好斗的情绪却因此受到激励。在那一时刻，这种情绪不合时宜，却偏偏被运用在征战中，但这次征战的重要性却微不足道。在西西里惨祸之后，雅典人就只能尽力坚持战斗，等待斯巴达人力所不逮，等待他们因内部分歧被迫而提出某种还能接受的和约。即便到了那时，雅典人依然对斯巴达人疑心重重，对自身海军优势信心满满，他们拒绝了能够使他们避免失败的最后希望。然而，一方面，雅典海洋力量赖以依靠的国库消耗殆尽，政治分歧又使雅典人失去了他们最能干的指挥官。在另一方面，斯巴达人却在波斯的资金援助与莱山德的机警领导之下，学会了如何在海上战斗并取胜。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比起被科林斯人描述为迟缓、传统、缺乏想象力的斯巴达人来，战前被科林斯人描述为敏捷、好斗、创新的雅典人反而更难适应另一种战斗方式。也许科林斯人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中的经验表明，比起那些更加封闭的政体来，战争中的民主政体——所有事务都需经过公开辩论，都需说服多数人——在面对战争的种种必需时，也许更难调整和适应。当修昔底德将雅典失败与伯利克里去世联系起来的时候，也许这才是他内心的所想；而伯利克里，他是唯一一位能够劝服民众去以违背他们偏见与经验的方式战斗的雅典政治家。

[1]
Xen.Anab
.1.1.6—7.

[2]
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57页；Diod.14.3.4，10.1—2，13.1；Plut.Lys
.14.1。

[3]
关于雅典人口数据及其含义的精彩论述，参见施特劳斯，“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403—前386年”，第71—91页。

[4]
施特劳斯，“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403—前386年”，第89页。

[5]
勒贡（R.P.Legon），《墨伽拉》（Megara
），纽约州绮色佳市及伦敦，1981年，第256页，第258—259页，第279—282页。

[6]
关于普拉提阿：Hdt.9.28；关于尼米亚：Xen.Hell
.4.2.17。萨尔蒙（J.B.Salmon）（《富庶科林斯》［Wealthy Corinth
］，牛津，1984年，第165—169页）认为，科林斯人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没有下降。萨尔蒙用两个假定来解释为何派往尼米亚——这一战斗地点在科林斯城邦视线所及之处——的重装步兵人数下降到了3000人：一是他假定年轻人和老年人都留在科林斯，“以便在失败的情况下保卫城邦”（第166页），二是他还假定一些亲斯巴达的科林斯人“因为尼米亚而被召集过来，但拒绝出战”（第167页）。这些假定都过于牵强，因为古代信源没有提到其中任何一种可能；同时，这样两种情形如果不是前所未见，也算得上相当罕有了。

[7]
关于斯巴达人口减少的有用论述，参见卡特利奇，《斯巴达与拉戈尼亚》，第307—318页。

[8]
Thuc.3.81.1.

[9]
Thuc.3.82.2.

[10]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251页。

[11]
亨德松（B.W.Henderson），《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大战》（The Great War between Athens and Sparta
），伦敦，1927年。

[12]
Thuc.2.65.12—13.

[13]
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350—362页。

[14]
Thuc.8.96.5.

[15]
参见本书，第65—68页（原书页码）。

[16]
Thuc.8.27.5—6.

[17]
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333—349页。

[18]
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7—32页。

[19]
如446年柯罗馁亚（Coronea）战役（参见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23—124页）与424年德里昂战役（参见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280—286页）。

[20]
我从哈特（B.Liddell Hart）的《不列颠战争方式》（The British Way of Warfare
，伦敦，1932年）那里借用了这一说法。

[21]
我从今人所提的“进攻崇拜”中借用了这一说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中，“进攻崇拜”这一提法统治了欧洲的军事圈。

参考文献

译者跋语

1.希腊词汇转写

本书涉及大量拉丁化希腊词汇。经过反复试验，我决定使用如下几条原则。第一，能够确定其含义的字词，尽量使用汉语中有一定准确度的古代对应词，哪怕这一对应关系是第一次出现在汉语世界。第二，在使用音译时，尽量使用能带来联想的字词，望之称义，而不使用表面看来意义不明确的音译常用字。一方面，就自身读书经验而言，无联想的字构成的姓名、地名对阅读曾造成困难，推己及人，揣测这种阅读习惯应该并非为我独有。另一方面，谐音会意可能是音译的最高目标，其中会意目标略高于谐音。毕竟，古代语词穿越千年而至今人心灵，语义理解而非语音重复才是更重要的渠道。第三，译出单词的字数尽量地少。第四，拼法相同的不同人名，使用不同汉字译出。

附录1 希腊词汇翻译及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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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领域的历史知识

在古希腊研究的广泛领域当中，宗教、铭文学、文献学等，皆非我术业之攻。因此，我在翻译中求助于这些领域的专著。在此分享我所参考的书籍，意在邀请读者在指教我、帮助我之余，与我一同以这部历史研究为纲，学习更多领域的古希腊知识。

宗教方面，我参考了《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

[1]

历法方面，亦多半参考此书译出，具体译法已经在附表1中列出。

关于手稿、抄本和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我参考了论文“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

[2]

及“修昔底德抄本”（“Thucydides MSS Used by Poppo，Arnold，other old Editors”）。

[3]

《史论》第四卷所提到的“MSS”，指的是修昔底德战史的诸手抄本。根据谢德风译本的说明，我们知道：在7个主要抄本中，C与G属于一个系统，以C抄本（即罗梭坦抄本，Laurentianus）为首；其余A、B、E、F诸抄本属于一个系统，以B抄本（即梵蒂冈抄本，Vaticanus）为首。

[4]

按照张强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不同的抄本系统很可能是源自两个不同的祖本（archetypon）。

[5]

然而，无论是罗梭坦本，还是梵蒂冈本，尽管它们有可能从校勘学上被推定为祖本，但从技术上而言，二者皆属于抄件写本，仍是“抄本”。

[6]

在卡根教授此书中，并无对抄本进行版本学梳理的内容。因此，我从简将全书中出现的MSS及manuscript译为抄本。

3.古典著作引述：古希腊文

本书中所援引的修昔底德原文，为准确起见，古希腊文引文皆使用塔夫茨大学帕修斯电子图书馆（http：//www.perseus.tufts.edu/）所藏电子文献、牛津古典文本（OCT）进行对比验证。在原书引用、电子文献、牛津古典文本不一致时，以牛津古典文本为准。限于译者古希腊文水平，若仍有错漏之处，恳请读者谅解并指出错误，帮助译者改进。

4.古典著作引述：现代西方语文及中文译本

本书存在大量古典著作引述。其中，一部分引述以英文形式给出。在这部分英文引述中，一些由本书作者卡根教授从古希腊文直接译出，另一些由卡根教授直接援引某个西文译本，并对所援引的西文译本作出说明。在所引述的古籍已有中文译本、且中文译本与英文引述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我直接使用中译本文字并标明中译本页码。这些中文译本既是我从学之时的蒙物，亦是我的榜样。本书中涉及的此类译本包括：

亚里士多德，日知、力野译，《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1999年第5次印刷，简称“日知、力野译本”。

修昔底德，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1985年第4次印刷，简称“谢德风译本”。

奈波斯，张强译，《外族名将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版，2017年第2次印刷年简称“张强译本”。

但是，古籍译本所使用的底本不一，本书作者卡根教授自己的译文或援引的西文译本译文未必与中译本译者所依据的底本一致。例如，谢德风译本使用的英文底本为“企鹅古典”丛书中的华尔纳译本（Rex Warner），

[7]

而作为经典普及读本，对于古典学研究者来说，华尔纳译本多有删改，显然不能尽如人意。故而，在两者明显不同的情况下，我从本书作者卡根教授的英文直接译出，作普通英文原文处理。

5.古代文献引述

分为两类。

一类是古代作品独立成书的形式。引述格式如下表。

附录2.1 古代文献引述格式举例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另一类是近现代古典学家所编纂的古代文献资料辑丛。引述格式如下表。

附录2.2 近现代古典学家所编古代文献辑丛引述格式举例

（续表）

（续表）

附录2.3 古代文献引述索引

6.近现代古典学家姓名及著述

在以下列表中未列出著述名称的古典学家，是因书中仅引用其期刊论文、未有援引独立著作之故。

附录3.1 近现代古典学文献引述

（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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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古典学期刊缩写与译名对照表

附录3.2 古典学期刊刊名缩写与译名对照表

（续表）

附录3.3 现当代古典学文献引述索引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在此译者跋言中给出的，不过是驽钝之后学如我的学习过程。读者博学多识，读者中有许多专业造诣比我深很多的古典学专业师生及古代文明爱好者。因此，一方面，此说明失之冗赘，请读者谅解，另一方面，译文与说明中仍有无数错漏，请读者不吝赐教，帮助我进一步改进。

李隽旸

2016年3月22日初稿

2017年3月25日修订

[1]
［美］西蒙·普莱斯著，邢颖译，晏绍祥校，《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
张强，“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79—189页。

[3]
Karl Maurer，“Thucydides MSS Used by Poppo，Arnold，other old Editors”，http：//udallasclassics.org/maurer_files/ThucydidesMSSupdated080708.pdf，visited May 3，2016.

[4]
谢德风，“修昔底德著作版本目录”，［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3页。

[5]
张强，“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第181页。

[6]
张强，“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第189页。

[7]
谢德风，“译者序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第37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典帝国的覆亡/（美）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李隽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685-9

Ⅰ.①雅… Ⅱ.①唐…②李… Ⅲ.①雅典（古国）—古代史—研究 Ⅳ.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545号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by Donald Kagan，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87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943号

雅典帝国的覆亡

著　　者 （美）唐纳德·卡根

译　　者 李隽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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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6.5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685-9/K·488

定　　价 128.00元

出 版 人 王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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