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一起读历史

顾准历史笔记

顾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准历史笔记／顾准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112-3730-9

（与大师一起读历史）

Ⅰ．①顾…　Ⅱ．①顾…　Ⅲ．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Ⅳ．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1223号

顾准历史笔记

著　　者：顾　准

策  划  人：沙迎风

责任编辑：杜　星　梁永春

封面设计：张丽娜

责任校对：傅泉泽

责任印制：曹　诤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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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390千字　　　　  印　张：27.25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3730-9

定　　价：5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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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外国历史部分

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多中心的希腊史（代序）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第五章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

后记

从精神贵族到日本武士——散读外国史笔记

雅典帝国——提洛同盟——雅典民主

雅典的军事移民与雅典民主

古代民主和古代之缺乏积累

最初的希腊哲学是自然哲学——它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环境

城市运动

拜占庭帝国：其商业及其工业

罗马、日耳曼和拜占庭

日耳曼民族和西方议会政治

人民的英国史

武士的兴起

英国与日本——政治与商业，殖民主义与商业

资本主义、产业革命

商人活动和帝国的建立，疆土的开拓

古典社会的经济基础

1955年苏联历史问题论封建主义解体的道路

中国历史部分

上古至隋唐

历史讨论

评Owen Lattimore：《中国的边疆》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没有自然法的观念——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观念

《中国通史简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郭沫若自历法、干支推论中国文化西来

郭沫若考“舜”、“喾”、“俊”与“唐、场”

武王所陈纣之罪

《礼记·乐记篇》言武王伐纣后之措施

《两周金文辞大系》（一）

《两周金文辞大系》（二）

周的封建——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春秋末叶）

吕振羽描绘的从初期封建制到专制主义封建制（郡县制）的过渡

春秋时期的庄园制度与领主家臣间的誓约——吕振羽说

吕振羽论周初从农村公社转向庄园制度

吕振羽——列宁对“军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地制度的解释

周封建制中之国人、王人及野人

殷及西周的对外征服

李亚农论殷周之际社会变化中的军事组织与社会组织

李亚农描写周的奴隶制及其经过革命蜕变为封建制

李亚农论中国封建制的独特性——城市、庄园、农民、工商业、等等

李亚农关于彻、助、赋、税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般——评范文澜

郭沫若的“奴隶社会”

郭沫若对殷周奴隶制、井田及初税亩的解释

李悝——次于子产的法家

郭沫若论吴起商鞅——郭的政治主张

郭沫若论吴起商鞅——吴起商鞅改革的实在性质是什么

贾谊论法与礼

贾谊论商鞅主义

范文澜《通史》第四章“列国兼并时期——东周”

春秋时期的三纲五常

孟子驳告子

告子与孟子的辩论——生、性；理、气；内、外

福泽谕吉论君臣之义，论孔老二

郭沫若的诸子批判

郭沫若批判庄子的真理论

郭沫若谈道家的影响

关于道家哲学

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法的逻辑思想——无名论》读后感

中国古代逻辑与语言

老子的名言辩

老子推理方法的非逻辑性

老子与古算、周易

孔子翻经，其学本出于老子

荀况发现了“人”？

论韩非的《五蠹篇》

“令行禁止”见于《韩非》

韩非的“道”

形名与刑名

道义根据

“势不足化则除之”

“贤治，千世乱而一世治，势治，千世治而一世乱”

评赵主父——武灵王

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

梁启超盛称儒家哲学

梁启超论自由意志

梁启超批评法家，独宗儒家

梁启超论我国政治思想中的世界主义、民本主义（或平民主义）及社会主义——三者皆似是而非

梁启超论封建时期之贵族政治

梁启超的礼治主义的民主政治

平民主义与民权主义

梁启超论“大同”篇

梁启超论功利主义为世乱之源

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

我国经济思想常以分配论为首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税及彻不是公共基金而是君王的收入——专制主义的经济及财政

战国时代的百工

桑弘羊的经济——政治理论——《盐铁论》摘录

本农末商始于战国之末，盛于西汉

西汉的商业资本和榷酤

战国至汉代的田制

曹魏屯田与西晋的占田荫客

隋唐至近代

顾炎武论郡县与封建

顾炎武论乡宦、生员、吏胥

王夫之论专制时代的士大夫从善转向恶的过程

王夫之论正谲

以平等仁天下，则以平等戕天下

王夫之论礼与明亡之故

谭嗣同批判王夫之

王夫之的经济主张

王夫之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

王夫之的抑末论

王夫之论符瑞、封禅、方士、长生及释老

王夫之论中国史上的三变

戴东原的社会哲学——“权”，“变”

老庄释氏加“圣人”的结果

“性”与“类”

戴东原论“有理即绝情欲”

龚自珍对于2000年来中国的政治学术的描绘

梁方仲论明中叶以后的经济大势

侯外庐论18世纪的经济、政治和启蒙运动的挫折

外国历史部分

希腊城邦制度

——读希腊史笔记

多中心的希腊史（代序）

一位历史家在评论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的时候说：

希腊文明的游牧形态，希腊生活的多中心，希腊殖民地之分布于东西南北，从法西斯（Phasis，今苏联高加索巴统附近）到赫拉克里斯石柱（今直布罗陀海峡），从敖德萨（Odessa）到塞勒尼（Cyrene，今利比亚班加西附近），每一个独立的城邦的自给自足，这些希腊主义的强点同时又是它的弱点，使得文人们一直对希腊史感到绝望。就历史记载而言，文化上落后于希腊的古代文明——埃及和亚洲诸大王国，比之希腊世界那些小小共和国要幸运得多。代代相承的国王，统治着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土，为国家档案提供几乎是老一套的编年史；……又，王朝国家的疆域无论如何广阔，汉谟拉比（巴比伦王）或拉姆塞斯（埃及法老）的诏旨总是驰传于全国的：一个帝国为历史提供了描述和记忆的地理范围。但是，从亚该亚人的来到直到薛西斯（Xerxes，波斯大帝居鲁士之子）的进犯（希波战争）为止，在希腊历史和希腊文明领域内，并不存在什么能够有权要求管辖全希腊的，或甚至某个地区的最高政治权力。某种性质的团结是存在的，一种精神上的并且是越来越紧密的团结：宗教、语言、制度、风尚、观念、情绪，全都趋向于这种团结。不，还不止这些，围绕某个提佛（Thebes，旧译忒拜）某个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诸中心的周围，或在伊奥利亚（Ionia，今土耳其小亚细亚西海岸中部），在大希腊（今意大利半岛南部），在利比亚，甚至在黑海（Pontus）或者直到远西（以马萨利亚Masselia，即今法国马赛为中心的一群城市），有结成集团的，有合并的，有近邻同盟，有统一运动；但是你仍然不能通过推理从树木看到森林……(1)

这位历史家说的是迈锡尼时代后期到希波战争以前约七百年间的希腊，那么希波战争以后怎样呢？是的，领导希腊人抵抗波斯进犯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基本上是以希腊本土的这两个强大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然而，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密迩诸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边远”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远西希腊诸城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中心国家支配之下，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化王国也还有好几个。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

这种历史上少见，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更觉难于理解的现象，首先可以用希腊的城邦制度来加以解释。

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独立的主权国家疆域是很小的：

除斯巴达（Sparta）而外，阿提卡（雅典）是全希腊仅有的，领土相当广阔，却一直处在一个单一意志指导之下的国家，和阿提卡的1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本书作者）的领土相比，任何其他希腊城邦的领土是很小的，彼奥提亚诸城邦，除提佛而外；领土面积平均为70平方公里（纵横25华里——本书作者），西息温（Sicyon）140，夫利阿斯（Phlius）70，科林斯（Corinth）350，优卑亚八城平均180，甚至只有一个城邦的海岛基俄斯（Chios）只略多于300，而此岛还是最大的。

塞维阿·赛尔彼喜阿斯（Servius Sulpicius，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将军）写信给西塞罗说：“当我从亚洲回来，从埃吉纳岛（Aegina）航行到麦加拉（Megara）去的时候，我开始观察我周围的地方。在我后面，我可以见到埃吉纳岛，前面看到麦加拉，右面庇里犹斯（Pireaus，雅典的海港），左面科林斯。”(2)

在古希腊史上留下了那么多史迹，并传下了那么多学术文化遗产的就是这些小城邦。这些小小的城邦不仅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直到亚历山大事实上把它们降为一个大帝国中的自治城市以前，它们各自顽强地坚持了它们的独立，那些握有霸权的“大国”，企图控制它们，往往也确实控制了它们，然而很少有吞并掉它们的。即使某个城邦被它的强大邻邦所真正毁灭了，不久，战胜了这个邻邦的另一个霸权城邦也会来“兴灭国，继绝世”，召集流亡在外的公民把它恢复起来。

这些城邦显得具有某种个性，这种个性越是高度发展，越是强烈地被意识到，就越不愿意哪怕是部分地牺牲它。……每个城邦向它的邻邦要求它的自由和自治，要求有权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处理它自己的事务。……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界以内主权的分割，对它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防卫的意志超过了攻击的意志。事实上，领土的扩张亦即东方诸帝国内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在希腊诸城邦却出奇地微弱。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他们越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他们越是不愿意扩张，因为扩张意味着他们密切的共同生活松懈下来了。他们打算要统治邻邦，却不打算吞并邻邦，更不愿意在一个较大的联盟内放弃他们的独立。(3)

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

查考一下希腊语中关于城市、城邦、政治、政治学等名词的变化，也是很有趣味的。吴寿彭在《政治学》译注中说（以下，希腊文词汇都用拉丁字母写出）：

“波里斯”（Polis）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城堡）或卫城，同乡郊（Demos）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斯”（Acropolis），雅典人常常简称为“波里斯”。堡垒周围的市区称为“阿斯托”（Asty）。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斯”，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

……由“波里斯”衍生出几个重要名词：（一）Polites（波里德斯），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二）Politeia（波里德亚）：（甲）公民和城邦间的关系；（乙）由这种关系形成全邦的“政治生活”；（丙）把这种关系和生活厘定为全邦的政治制度，即“宪法”；（丁）有时就径指该邦的“政府”。（三）Politeoma（波里德俄马）：（甲）公民团体；（乙）较狭隘的公务团体；（丙）有时就和波里德亚相同，或为政体或为政府。

从“波里斯”滋生的词类还有形容词Politikos，作为名词……指治理城邦的人，现在还泛指各种国家的治理者即政治家。Politics，亚氏原指城邦政治的理论和技术，现在也通用为各种团体的政治学。(4)

关于希腊城邦的“波里德亚”（Politeia），亚里士多德说：

这里，我还得陈述“波里德亚”和僭主政体两个类型……“波里德亚”的通义就是混合（寡头和平民）这两种政体的制度；但在习用时，大家对混合政体倾向平民主义者称为“共和政体”，对混合政体的偏重寡头主义者则不称“共和政体”而称贵族政体……(5)

我认为，希腊人习惯于把非王政的政制，不管是贵族还是共和，称作“波里德亚”（Politeia），这就是“城市国家的政制”的意思。贵族平民（或共和或民主）之分是后来的事，开头的时候无非是贵族制度——不过那是合议制，而且，最初说不定还是平民的哩——因为始建一个殖民城邦，人数有限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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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梅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第V卷第19章，Herodotus and Thucydides：by R. W. Macan，ch. 19，vol. V，c. a. h.

(2) 阿德科克：《希腊城邦的兴起》，第IV卷第26章，（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by Adcock，ch. 26，vol. IV，c. a. h.）。

(3) 阿德科克：《希腊城邦的兴起》，第IV卷第26章，（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by Adcock，ch. 26，vol. IV，c. a. h.）。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第110页译注。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第198页。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究竟是一些什么历史条件，演变出来这样一种制度，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在探讨这个历史过程以前，有必要先把城邦这个概念弄清楚。

一、城邦的自治

前面已经说过，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这里所说的“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显然就排除了领土广阔，包含多个城市的国家。那种国家是“领土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了。领土国家因为疆域广阔，人民之间不可能有紧密的政治生活，或者换一句涉及下面将要详加讨论的“政体”问题的话来说，领土国家没法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所以，城邦首先是迥异于“领土国家”的“城市国家”。

城邦是“独立主权国家”，不过这里所说的“独立主权”的意义是相对的，因为按照希腊人的概念，甚至“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只要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议事会、执政官和法庭，它还是一个城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帝国，总不免要把它等同于我们历史上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大帝国。可是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之类的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有点像我国春秋时代齐桓、晋文的“霸业”。盟主向加盟国家征收贡赋，要他们出兵加入盟军，在不同程度上干涉加盟国家的内政，等等。不过，第一，盟主没有周“天王”那样神授的最高王权(1)；第二，至少在形式上和理论上盟主不能委派加盟城邦的执政者，虽然扶植加盟城邦内亲附自己的政派和人物总是少不了的。帝国即非郡县制的帝国，参加在某个帝国内的城邦起码还是一个自治共和国；另一方面，希波战争以后，亚历山大征服以前，一百四五十年间希腊的“帝国”亦即“霸业”，变动实在频繁，“霸权”从雅典手里转移到斯巴达手里，又从斯巴达手里转到提佛手里等，可是城邦还是这些城邦，灭亡了的是有的，例如米罗斯（Melos），但那是极少数。于是，城邦的意义也就大大超过了一个帝国内的自治共和国，以后亚历山大征服结束了城邦分立的状态，但是，城邦政治的流风余韵，在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代，一直流传不衰，还对近代西方历史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

所以，要理解希腊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国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小国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诸小国，虽然政制各异，各专征伐，然而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在周代，是周“天王”；在殷代，是有时称为“帝”的殷王朝：在夏代，是称为“元后”（相对于称为“群后”的“诸侯”国家）的夏王朝。希腊远古时代有过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迈锡尼诸王），然而从多里安人征服以后，这样的最高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存在了。其次，春秋及春秋以前，诸小国一直处在相互兼并过程中，这种兼并过程，直到秦始皇的大一统的郡县制的大帝国才告结束。在此以前，虽有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的绝望号叫，但兼并一直被认为是伟大的王业。希腊有史时代，也有过这样的兼并，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即其一例，然而兼并受到极其强烈的抵抗，以致例如斯巴达就不得不很早就从兼并转为“同盟”政策（见后第四章）。自此以后，希腊世界内部政治上的集团化，一般都采取“同盟”形态，甚至事实上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亚历山大，他之对待希腊本土诸国，表面上也只能采用同盟的方式。

二、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

我国古代的小国林立，和希腊城邦究竟还有某些相同之点，可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另一个特点，亦即使得这些蕞尔小邦顽强坚持其独立的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度，则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了。所谓直接民主制度，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举代表，组成议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即所谓代议制度）的那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

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2)

直接民主制度，可以以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公元前443—前429年）为例。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战与媾和问题，城邦粮食问题，听取负责人员的报告，握有国家的最高监督权，审查终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每个公民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的成员，每个公民都要轮流参加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多达六千人，而当时雅典的公民总数，最高的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人。当时的实际政权由“十将军委员会”掌握，将军任满离职要接受审查，有叛国行为或作战失败的要受到裁判，法庭和公民大会可以没收其财产，可以加以放逐或处死，等等。

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不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

三、公民与公民权

那么，什么是“公民”呢？从字源上来说，“公民”（Polites）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参见前面谈到的“波里斯”polis衍生出的几个重要名词）。不过，在古代希腊的任何时代、任何城邦，它绝不是指全体成年居民而言。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即使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而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能够取得公民权利的资格，在各邦的各个时期也宽严不一。比如说，古典时代的雅典，凡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参加公民军当骑兵和重装步兵的富裕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参加海军当桨手(3)的贫民阶级，领取国家发给薪饷的，也是公民。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三十僭主之治”的时期，僭主们规定雅典公民只能有五千人。“三十僭主之治”被希腊人看作政权被僭夺的时期，当时的五千人连名单也未公布，所以只能称是变态，不能算是常态。在通常状态下，希腊诸城邦的公民资格虽然有种种差异，凡是自备甲胄武器，不领薪饷地参加公民军的那部分成年希腊居民，包括已经退役的老年人在内，总是它的公民，甚至于是它的公民中的主要成分。这并不是说，无公民权的外邦人、农奴如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就没有从军义务了。他们也要从军，不过在军中参加辅助部队或任军中杂役。在战争的紧急时期，也有征召“买来的奴隶”当战舰的桨手这类事情发生，不过这终究是少数。

“公民”、“公民权”等等，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埃及、两河流域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帝国。要详细考证这种政治法律概念在希腊起源于何时何地，怎样进一步演变到古典时代那样明确的程度，即使在直接继承了希腊文明的西方，那里的史学家拥有大量文献碑铭和地下文物资料，这个任务也许也不是容易的。看起来，这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不知不觉地形成的，正如Polis一词从城堡变成城市，变成城市国家一样，“组成城市国家的人”即“Polite”，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次又一次发展它的含义，同时也加上一重又一重的限制，逐渐变成了亚里士多德下述定义中的公民和公民组成的城邦：

（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4)

亚里士多德上述定义，是从公民权利方面来界说公民的涵义的。假如我们参照希腊城邦的兵制即公民军或“民兵”制度，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两方面一起来考虑，那么我们可以构成这样一个概念，即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他们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同时有权参加城邦内议事或审判的职能，这一方面可以借此理解城邦的“主权在民”及直接民主制度的诠释，借此理解“公民是自己的主人”，“公民是轮流地统治或被统治”，或用吴寿彭的译语（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叫作“轮番为治”的意思，希腊有过以中小农公民为主的农业城邦，它们的基本人口是公民及其家属，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轮番为治”的直接民主显示出来过强大的威力。然而，我们也应该把“主人”一词，理解为公民是城邦内一切非公民——农奴、奴隶、外邦人、边区居民，甚至他们自己家里的妇女与小孩子的“主人”。希腊的奴隶制（包括农奴制）固然有其自己的历史，后面我们还要专节介绍，不过城邦及其公民的含义，本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出来奴隶和奴隶制的概念来的。

四、兵制——公民军

前面已经指出，希腊诸城邦的军队是公民军，它是战时征集，平时离营的民兵，每个战士的甲胄、武器、马匹，都是由自己出资购办，而不是由国家供给。战时在营时期，给养通常也由战士自备。战时给养自备看起来是离奇的，但是只要想到，在著名的几次大战争以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希腊诸城邦所碰到的“战争”，多半是相邻的两个城邦或几个城邦之间的局部冲突，战争不过比一比胜负借以解决某项争端，通常不致发展到有关城邦存亡的地步。那就可以设想，这种制度完全是行得通的。希波战争以后，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时及战后，战争越来越频繁，这种公民军制度也越来越行不通。开始是公民军领薪饷，以后是雇佣军逐渐取代公民军，随之而僭主政治逐渐代替“主权在民”的政体，那时希腊的城邦制度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公民军不是常备军，雇佣军才是常备军。一般来说，公民军的统帅是选举的，唯有斯巴达有常任的统帅——它的两个王(5)。在古希腊史籍中我们常常读到，著名的统帅如彼奥提亚（Boeotia）的埃帕梅农达斯（Epaminondas）在他当过将军，任期已满而未被连选为将军的时候，就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从军作战，顺便说说，古希腊的军队人数一般并不太多。亚历山大出征波斯，出发时全军不过三四万人。除此而外，战争双方各有三五千重装步兵的战役就是很大的战役了。一方面因为军队人数较少，另一方面因为希腊人重视个人勇武和体育锻炼，所以战争中的统帅都列在军阵内参加战斗，而不仅仅是“指挥员”。

古希腊的公民军制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制显然大有区别，这里不打算作详细比较。军制不同，武器供应方式也随而不同。希腊公民军武器甲胄既由从军公民自备，所以武器制造作坊是一项重要的私人企业；我国则自殷代以来，武器制造就由王家垄断，所以有“食官”的“百工”……

五、官制

“主权在民”的希腊城邦的“官制”，也具有它自己的特色。一般城邦所设行政官员，亚里士多德介绍为：（一）将军或统帅，（二）市场监理，（三）城市监护，（四）公共水源管理，（五）乡区监护，（六）司库，（七）登记民间契约或法庭判决的“注册司”，（八）执行法庭判决刑罚的“执罚员”及“典狱官”，等等(6)。这些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其中，执罚员或典狱官有青年公民帮助他们执行职务。其他行政职务，在小邦无须常任吏员，在大邦如雅典，因为政务繁忙，常任吏员不可缺少的，这些吏员就由国家奴隶充当。尤其有趣的是，雅典有常备警察，他们是国家买来的奴隶，通常是斯基泰人（居于黑海北岸南俄草原的一个民族），称为“弓手”，或称“斯基泰人”。然而，这些奴隶的待遇倒还不错，每人每天领取的“给养”相当于出席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公民所领的津贴，也可以自行觅取居住的地方……

希腊城邦行政官制的另一个特色是，全部行政官员并不组成为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之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或其他相应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相应机构直接负责。这样的做法，公民大会就要直接处理许许多多具体行政事务，不免有轻重并列、本末倒置的危险。为了补救这种缺点，于是由议事会（它由公民大会选任，或由城邦的每一个基层组织如村坊［Demos］分别推选定额人员组成）对应该提交公民大会的各项议案和报告先行预审，分别轻重缓急，也许还附加处理意见，然后提交大会。公民大会人数众多，无法进行详细讨论，通常只能就议事会提出议案加以批准或否决，所以议事会是一个实际掌握行政权的机构。

以上介绍，实际上已经超出我国传统的所谓“官制”，亦即行政机构（或者按照西方传统称之为“官僚机构”）的职掌、分工、品级、编制等问题，而涉及整个政制问题了。确实，希腊城邦政制，不许有单个政府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使得公民大会或议事会只成为“陪衬”这个行政权的“清谈”的议会，这是直接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法庭也是由公民大会选任的，法庭也得对公民大会及议事会负责，重大讼案的上诉和终审机构是公民大会本身。近代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是古代希腊所不知道的。理解希腊城邦政制的这个方面，再来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确实可以使我们对于马克思和列宁何以倡导直接民主制，何以猛烈抨击“议会清谈馆”，获得深一层的理解。

正如希腊的兵制一样，希腊的“官制”也和我国古代“官制”有原则上的区别。从远古时代起，我国专制君主下就已经有十分发达的行政机构（或“官僚机构”）了。《周礼》列举的庞大的行政机构固然是战国和汉代官制的杂凑，西周初期周王廷下面的庞大政府机构，从郭沫若考释的西周金文也可窥见一二，这种传统大概还可以推溯到殷代……

六、城邦的自给和闭关主义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有“自给生活”一语，这在理解希腊城邦制度时也是极端重要的。自给（Antarkeia，Antarky）是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一个城市国家，除非像斯巴达那样禁止贵金属流通。严格禁止奢侈，当然谈不上现代所谓的经济自给，即没有原料与市场的对外依赖。上面所谓的自给，既指通过某种经济政策保障城邦的粮食供应（如在雅典）之类的经济问题，也指限制外邦人购买地产，借以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的法权问题，恐怕也推及于城邦的一般的闭关主义：外邦人没有公民权，也不能入籍为公民，力谋使城邦成为它的“特权公民的特权公社”。变例是有的。从“放宽”一方面讲，梭伦立法允许外邦人入籍（见后），因为那时雅典力图发展它的手工业，借此吸收外国艺匠（其中有许多是埃及人）到雅典来。从“抓紧”一方面来说，斯巴达因为害怕外邦人带进来有碍于它的严峻的军营生活和军事纪律，实施排外条例，禁止外邦人无故入境。除此而外，希腊城邦如雅典允许外邦人入境，甚至允许希腊的或非希腊的蛮族外邦人世世代代在那里居住下去，然而不得入籍为公民，不得购买土地，与本国女子结婚不得视为合法婚姻，还要缴纳雅典公民不缴的人头税，等等。我们只要想到希腊诸城邦实际上一般超不过我国一个县，其中有些城邦是全希腊的经济中心，是古代的大城市，它的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吸引大量人口到那里去，我们就可以想见，这种闭关主义和自给自足，造成了公民和外邦人间怎样的严格界限，又怎样不可避免地促成奴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了。在并非经济中心的农村地区如斯巴达则有农奴制和边区居民制度，它们的存在，是这个“维持自给生活……的公民集团”性命攸关的前提条件，所以斯巴达要有十分严峻的制度来维持这种残酷的阶级统治。

然而，城邦的自给原则和闭关主义，在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的邦际交往的状况下，确实还发展出来了一套国际惯例，这就是后代国际法的萌芽。这些国际惯例中，首先是“外侨招待制度”，即规定公民根据互惠原则招待外侨的一种制度。塞尔格耶夫引公元二世纪希腊作者波吕克斯（Pollux）的话说：

招待外侨者乃是居于别邦（指本人的城邦）而对全邦（指外人的城邦）作一般性服务的人，例如，负责供给外来者的住宿，在必要时替他们找到公民大会的进程或者剧场的座位。(7)

招待者的服务是自愿的，也是荣誉的。这种招待者逐渐成为两邦政府的中间人，外交谈判通过他们进行，到城邦来的使节也先到本邦的招待所，这是后来的使馆和领事馆的萌芽形式，不过招待者不是外邦派遣的使节，而是本国公民为外国办理他们的事务，并且始终保持着私人待客的性质而已。频繁的国际交往又发展到两邦间订立等权协定，即许给一国公民在别国享有该国公民所享有的国家法和私法上的权利；它还发展成为商业条约，即规定不同城邦公民间有关商业、信贷业务、各种买卖契约的种种诉讼程序上的法规的条约；发展成为国际仲裁的惯例，仲裁者是争端双方同意的第三者，等等。

同样的原因，在希腊诸邦之间也逐渐发展出来一套关于宣战媾和、同盟条约、和平条约、交换战俘、为发还对方阵亡者尸体而协议休战等国际惯例。我们读古希腊作家留下来的史籍，比如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往往不免怀疑，那里所说的一套国际惯例是不是把古史现代化了。然而作者确实是生在希腊的古典时代，而且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一个方面军的将军，因战败撤职而从事写作的。

七、“法治”的城邦

正如自给自足和闭关主义的城邦，在国际交往上要发展出一套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萌芽来一样，城邦公民集团“轮番为治”的原则，也使得它必须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和私法来。换句话说，城邦必定是“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城邦既然是“轮番为治”的公民团体，城邦当然高于它的每一个个别公民，也高于它的一切统治者，这是城邦的“民主集体主义”——一种以公民最高主权为基础的民主集体主义，所以，它必须有规章，要按规章治理。同时，城邦既然是自给的和闭关的，它也必须有各种法律来保障这种自给的和闭关的生活，这就是说，城邦要有关于公民资格、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要有行政机构、议事机构和法庭的选任、组织、权限、责任的法律，这些是国家法，即宪法。还要有关于财产、继承、契约等的私法，以及把血族复仇的古代惯例，转化为国家负责惩处犯罪行为的刑法，于是政治和法律两者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语——柏拉图的主要政治著作之一题为《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同样性质的著作题为《政治学》。“立法者”（lawgiver）是政治家，而不是法典的技术性的编纂者。

由此又派生出另外一种重要的后果。城邦的公民是分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各种政策的制定和政务的执行，私法、刑法法典的制定，重大诉讼案件的判决，都与相互冲突的各阶级利益有关，一句话，城邦的法律反映统治城邦的阶级的意志。虽然如此，凡包括在公民团体内的各阶级，既然都有参与议事和审判的权力，这些阶级相互之间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表现为公民大会内、议事机构内、陪审法庭内的合法斗争。唯有当阶级对抗不可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时候，才会演变为政变或革命，亦即演变为法律以外的暴力斗争。至于公民团体以外的，亦即在法律上没有政治权利的那些阶级对公民团体或公民团体内某个阶级的斗争，那只有一开头就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激烈形态，这就是斯巴达的农奴暴动，雅典等城邦奴隶逃亡和奴隶暴动，等等。这也就是说，城邦制度使得公民团体以内诸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阶级，组成为各有自己政纲的政党或政派，使宪法范围内的政治斗争直接反映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的这种形态不见于专制主义的王政国家。在那里，相互对抗的各阶级利益不可能表现为各政党、各政派的政治纲领，因为那里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政党，斗争也不可能在“宪政”范围内进行，它在平时采取曲折得多也隐蔽得多的形式，到矛盾尖锐到极点的时候，就要爆发为武装起义和王朝更迭了。

八、城邦能够发展成为帝国吗？

本节一开始，我们申诉了城邦与领土国家的区别，然而必须指出，古代希腊并非没有领土国家类型的城邦。这里所说领土国家类型的城邦，并不是指若干城邦的联盟，因为联邦内诸邦是自治的，它们都具有相对的独立主权，这里指的是斯巴达，某种程度上特萨利亚（Thassaly）也是，拿斯巴达来说，它以万人左右的特权公民统治区域广阔的“边区居民”所住的区域和市邑，统治为数众多的农奴身份的黑劳士。“边区居民”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呢？修昔底德（Thucydies）告诉我们，斯巴达南边一个海岛锡西拉（Cythera），为边区居民所居住，有他们自己的城市，在这个城市范围内他们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然而，斯巴达的军政大计他们无权参与，他们的城市还有斯巴达特派的“事务官”（总督），他们要缴纳贡赋。(8)斯巴达的边区居民占地辽阔，锡西拉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以锡西拉的例子来推论，由万人左右的公民组成的斯巴达国家分明是一个领土国家，锡西拉之类边区居民城市则是这个领土国家的一个自治市。

斯巴达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城邦，西方历史家通常都赞同这种说法。它在古希腊史中是一个变例。有这样一个变例，不足以变更希腊史上城邦制度的特点，何况它的政制中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直接民主等等特点，大体上和一般希腊城邦还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古希腊的城邦，有的事实上是领土国家，那么，一般来说，强大的城邦可以通过征服建立一个帝国吗？

古希腊的史实，对这个问题基本上作了否定的答复。斯巴达的“边区居民”诚然是通过征服而臣服于它的，但是当斯巴达想进一步征服更多的地方时就碰了壁，而且，正是为了保持已经臣服于它的边区居民和农奴，才使它不得不在它的公民集团中建立那么严峻的一套制度。变例是有的，今南俄克里米亚和塔曼两半岛上的潘提卡彭（Panticapaeum）和西西里的叙拉古（Syracuse）的希腊殖民城邦后来蜕变成了王国。19世纪英国希腊史家格罗脱（Grote）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这两个地方的环境有利于僭主招募非希腊人为雇佣兵，王国是依靠雇佣兵建立起来的。我觉得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因为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的城邦，邦与邦之间，本邦公民与非本邦公民之间的界线十分森严，这种制度本身和为建立一个帝国所必要的对被征服的民族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是互不相容的。

当然，希腊史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不是最后的，最后的答复是罗马史作的——罗马帝国分明是城邦罗马在大征服中建立起来的。不过罗马史同时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城邦制度如果说还有不少长处，那么所有这些长处在它变成帝国的时候，几乎全都转化成为反面的东西，成为丑恶不堪的东西了。

九、城邦制度是从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过来的吗？

我们把什么是城邦制度在概念上略加澄清以后，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制度是从哪里演变过来的，又是怎样演变过来的？接下去，我们还要对它的发展和消亡过程，它的长处和弱点，它对后来历史的影响略加探讨。

许多著名的历史家对上述第一个问题有十分肯定的答复：城邦制度是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解释，我们就不能不问，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涉猎一下中国以外几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波斯等的历史，我们发现在那里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城邦制度的影子。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在古代东方史中，“政制”的演变倒是具有某种共同之处的。

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国史籍的语言来说，叫作“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最高统治者，即君主。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人民是他的“臣民”。这种王权起源于部落王。原始公社性质的部落的王，也许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因为那在遥远的古代，不可能见于史籍。部落王通过兼并建立起来一个王国，他自己部落内与他一起从事征服的战士成为新王国的贵族，被征服部落的人民成为新王国的臣民。随后这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征服业绩被渲染为神的业绩，在征服中建立起来的王权也被渲染为神授的王权。王权所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但唯有当“手执宝剑”的王同时又是“受命于天”的王，他才具有精神上的权威，王权才世袭得下去。王权是神授的，所以我国周代的王称为天王，他是“天子”——“天的儿子”。古代东方诸国各有不同的宗教，王权神授所用的说法五花八门、各尽其妙，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神授王权”历久不变，“神授王权”的“政体”，按黑格尔的说法叫作“东方专制主义”，其性质和城邦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既然东方各国政制演变有其通例，希腊城邦制度则是例外，那么何以同样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出发，后者直接演变成为城邦制度，前者都几乎没有任何例外地走上“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了呢？从亚里士多德起，许多西方史家对此作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斩钉截铁的解释，言辞虽不尽一致，却可以亚里士多德下引几句话为其代表：

蛮族王制（是）僭主性质（按即东方专制主义式）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9)

看起来，身为亚洲人的中国人的我们都没法“接受”亚里士多德和与他一致的一切西方史家的上述解释的。

“没法接受”，多少有点感情用事，就是我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样侮辱性的解释。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如果历史事实确实如此，感情上接受不了又有什么办法？可是，历史研究确实证明了这样的史实：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嬗过来的。于是，我们东方人在比较我们古代的专制主义政体和希腊古代城邦制度的截然区别之后，理该进一步探索：是什么环境，通过什么方式使希腊的“神授王权”演变成为城邦制度，还应该进一步探索，城邦制度怎样发展演变，它对后代历史留下了什么影响？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以下，我们就来逐步展开这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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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霸时代的政治，至尊和至强不是集于一人的。至强的是霸主，至尊的是天子即周天王。“尊王室”是霸主的霸业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口号。希腊历史上这样的王权是有过的，后面还要说到，不过，至少从公元前11世纪起，这样的全民族的“神授”的政治权威就已经不再存在了。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3) 希波战争前后，希腊战舰兼用风力和人力。当时比较旧式的战舰，每舰有五十个桨手，比较新锐的战舰称为三列桨战舰，桨手分布于高低三排坐位上，每舰备桨手一百五十人。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3页。

(5) 参看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162页。斯巴达的两个王产生于两个有势力的氏族，阿基太族（Agidae）与欧里篷提泰族（Euripontiadae）。王——巴西琉斯——统率国军（征战时由二王之一统率），审判主要有关家族法的案件并执行某些祭礼的职权。——编者注

(6) 均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29—338页。

(7) 《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编者注

(8) 参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97页。——编者注

(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9页。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一、希腊史上的所谓英雄时代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古代史研究上出现了一个“考古学”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比如说关于希腊史的研究吧，所根据的主要是古典时代及其后的希腊历史家留下来的史籍，加上长期来搜罗到的碑铭和文物。在古代希腊典籍中，最古的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Illiad）、《奥德赛》（Odyssey）和希西阿（Pesiod）的《神谱》及《劳动与时令》等诗作。其中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叙述了亚该亚人“万民之王”亚加米农（Agamamnon）远征特洛伊（Troy），也就是以木马计著名的那次战役的故事；《奥德赛》所说的则是特洛伊战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Odyssus）战后回国——他是希腊西海岸（今科孚岛附近）的伊大卡（Ithaca）岛上的巴西琉斯（Basileus，即王）——航海历险的故事。这是些文学作品，古时的希腊人虽然很认真地把他们当作可靠的历史，有时并根据《伊利亚特》中的“船舶目录”来解决各邦之间领土上的争端（因为“船舶目录”历数了当时各邦所属的领土），在19世纪的疑古空气中，它们被看作并非信史的传说。真的，古代希腊类似荷马（Homer）史诗这样的英雄传说还有不少，其中有卡德摩斯（Cadmus）在提佛播种龙牙，长出许多战士，经过互相残杀的搏斗，剩下几个人建立了提佛城的故事；有伊阿宋（Iason）驾驶亚尔古（Argos）号船远航黑海觅取金羊毛的故事，等等。古典时代的希腊悲剧作家取材于这些英雄传说，写成许多艺术价值很高的悲剧流传于世，这些戏剧毫无疑问地也丰富了这些传说。又，希腊的神是一些神人同形的形象，他们有七情六欲、喜怒悲欢，神还与人结合，生下来的后裔就是英雄传说中的英雄们。这样，神话中的神和英雄传说中的人扭合在一起，史诗的历史价值显得更为可疑。19世纪的英国希腊史家格罗脱干脆把希腊史的信史时代定在有碑铭可据的第一届奥林匹亚（Olympia）庆会（公元前776年），在此以前，历史家几乎一致把它归入传说时代，并正式称之为“英雄时代”。

英雄传说中有王，希腊语称为巴西琉斯（Basileus）。有小地区上的王，例如伊大卡岛的巴西琉斯奥德修斯，有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他是有权统辖全希腊各地诸巴西琉斯的大王。按照传说，亚加米农属于彼罗普（Pelop）家系，他拥有全希腊的“王权”，王权的根据何在弄不清楚。在《伊利亚特》中，王权的象征是彼罗普斯（Pelops）传下来的王杖，这支王杖据说是赫菲斯塔司（Hephaestus，希腊诸神中的工艺大匠）制作的，彼罗普斯把它给了阿特里阿斯（Atreus）一系，传到了亚加米农手里。希腊各邦各有自己的英雄传说，传说中无例外地都有王，例如雅典，就有传说中的西克罗普斯（Cycrops）、埃勾斯、提秀斯诸王，还有王制消亡以前最后一个王科特多斯（Codrus）。传说中有王，有许多史迹可凭，所以，希腊有王政时代，古代希腊作家全都承认，近代史家对此也毫不怀疑。然而，往上推溯，王政渊源于难以凭信的英雄传说。往下数去，到了有信史可凭的历史时代，希腊各邦的王都已被贵族阶级的专攻所取代，只剩下斯巴达的两个王一直继续到公元前3世纪，其余凡在说希腊语的人民中而有王的，都是一些落后的地方，于是，有些著名的历史家就把希腊的王解释为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中的王。他们认为，希腊的王不是东方那样“神授”的王，英雄传说中即使有神授王权的模糊的迹象，那也纯粹出于诗人的想象。希腊的王原来是氏族民主制度中的民选军事领袖，史诗中要赋予这些民选军事领袖以神话的色彩，在历史上，“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

二、考古发掘彻底更新了远古希腊史的面貌

但是，19世纪末开始的考古发掘，及其后长时期历史家和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使得远古时代的希腊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考古学有它自己的历史，这里不想来叙述这番历史。总之，考古发掘者们把英雄传说中特洛伊古城发掘出来了，把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的都城迈锡尼发掘出来了，把传说中的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的宏伟的宫殿发掘出来了。这些考古发掘的经过，发掘出来的东西的图版，对于发掘结果所作的研究，以及目前史学界一致公认的结论，可以在一般希腊史的书籍中找到，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对此介绍较详，可以参看。这里只作一些十分简略的介绍。

在克里特岛，发掘了克诺索斯古城，找到了宏大的宫殿，其上有十分“现代化”的壁画、精美的陶器瓶和人像，刻有线形文字的黏土版。

在迈锡尼（《伊利亚特》中亚加米农的王都），找到了用长三公尺以上宽一公尺的巨石垒成的城墙和“狮子门”；找到了规模宏大的陵墓，有坑冢，还有圆冢，圆冢作蜂巢形，高十八公尺，直径也是十八公尺，还有宽阔的长达三十五公尺的墓中廊道；找到了精工装饰的武器，金质面具，金质的巨型精美酒杯，等等。

在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提佛等地，也找到了故宫的废墟。从这些出版文物的图版中，给我们提供了三四千年以前爱琴文明的栩栩如生的直观印象，使我们对于这些统治者们生前怎样生活和统治，死后又有怎样豪华的“陵寝”，获得一些概念。在这些地下证据面前，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相信，这些巴西琉斯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我们不能不肯定，他们和“东方专制主义”下诸王一样，是“受命于天”，统治剥削大批劳动人民的“王”。

历史研究当然不会停留在直观印象阶段上。通过这些发掘和研究，史学界发现，希腊文明开始于克里特，从克里特传布到大陆希腊，其中心是迈锡尼。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推溯到公元前3000年，其极盛时期在公元前1600年，还在特洛伊战役前400年，特洛伊战役是实有其事的，战争的一方亚加米农，迈锡尼的王，和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大概也是实有其人的。史诗固然不是信史，然而有确凿的史实为其核心。

面貌彻底更新了的远古希腊史，内容也在逐渐丰富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些文字，以便略略了解它的内容。

三、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文明开始很早，公元前3000年，那里已进入铜器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2250—前1200年，克里特岛是一个海上帝国的中心，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扩大它的影响及于爱琴海上诸岛，和大陆的海岸……它的自然主义的美术值得最高的赞美，它享受着在许多方面就其舒适而言比古代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更“现代化”的文明。

克诺索斯的统治者领有当时最大的海军，迫使昔加拉第群岛（希腊半岛东南）称臣，并且建立了克诺索斯城在爱琴海上的霸权……从公元前17世纪起，（克里特岛）已经和希腊大陆有着频繁的往还。克里特航海者已经出现在迈锡尼、梯伦、科林斯地峡、彼奥提亚、阿提卡、特萨利亚等地……

在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已经有如下的手工业者：武器匠、木匠、铁匠、皮革匠、制壶匠、青铜器匠、镂刻匠、象牙技师、画家、雕塑家，等等。(1)

关于克里特的政制，史学界根据各方面的证据，推定在公元前1600年的第二克诺索斯时代。

社会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类似古代东方王国。……否则，便难以解释那些大建筑物，多种手工业，奢侈品以及雅致的玩意儿从何而来。……照东方的例子可以类推，奴隶劳动可能跟土人劳动一起使用来建宫殿，筑道路，开石矿，做各种工艺，以至充当海员。

正如埃及法老王那样，克诺索斯宫的统治者一身兼任祭司和军事首领之职。有一幅米诺斯后期彩色浮雕，清楚地证明了这点。这浮雕绘着一个人，高约三公尺，头戴王冠，冠上饰以一束彩色长羽毛，冠下露出长发卷，散垂于肩际，颈上有几排金项链，腕上有粗重的手镯。(2)

克诺索斯王的装饰类似埃及法老王，有的学者还推测克里特文明干脆是从埃及迁移过去的。

所谓的米诺斯文明，是在青铜时代同时开始的，它就在这个时代繁荣于克里特岛的东部和中部……埃及的影响开始于第一王朝时代（公元前3500年）……以后，在前米诺斯第二期（公元前2800—2400年），埃及成分变得如此强烈，甚至在克里特可能建立了埃及的殖民地，就我们所能知道的而言，那是在第六王朝以下的事情。也许，发生于第一王朝之初和第五王朝倾覆时期的（埃及的）动乱，赶走了相当数量的人民集团，使他们到克里特去找和平和碰运气。而克里特原是住着有血缘关系的种族的。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冒险的克里特水手向南航行——也可能被一阵风暴刮得离开他们的航程——发现了尼罗河谷的奇迹。就这样，或者出于偶然，或者由于冒险，走上克里特，到此为止从未享受过的文明道路的冲击力量来到了。(3)

克里特岛上的最初居民来自亚非草原，是有人种学上的证据的：

分析克里特岛上最早居民体型遗迹的结果证明，这个岛上最初居民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长头颅”人（亚非草原最早居民），而“宽头颅”人（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最早居民）虽然最后占了优势，可是在原来克里特的人口当中，他们却毫无代表性或仅仅占一个少数，这个人种学上的证据。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最早在爱琴群岛上任何一个岛屿上居住的人民，乃是由于亚非草原的“干燥”而迁来的移民。(4)

人种与埃及相同，文化受到埃及的强烈的影响，克里特这个海上帝国类似东方王国，看来是合乎情理的结论。

四、迈锡尼和亚该亚人

迈锡尼在希腊大陆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离科林斯不远的地方。它虽然并不滨海，但是它和科林斯湾、萨洛尼克湾、阿各斯湾三个海湾的距离几乎相等，是一个交通中心。考古发掘证明，那里的文明比希腊北部，如特萨利亚等地兴起得早得多，也证明文明是从克里特岛传播过去的。文明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传布过去的，眼前只能加以猜测：

最终使得希腊后期（考古学分期公元前16世纪）迈锡尼的大陆文明兴起的，是特别以米里雅（Miriyan）器物及其制造者为代表的，强烈的克里特因素对希腊或大陆成分的冲击。正当“希腊中期II”结束之前，亦即公元前1600年前不久，一个强有力的王朝开始于迈锡尼，它的第一代君主，也许就埋在坑冢中，更像是在第四坑冢的第一批死者之中。

……大约正好在公元前1600年，伯罗奔尼撒、希腊中部和其紧邻地区，出现了文明的第一次伟大进步……可能在迈锡尼（Mycenae）、梯伦斯、科林斯、奥科美那斯、提佛等地建立起来了克里特的殖民地；或者，我们可以相信，影响力量并不是通过殖民或征服，而是通过和平的进入，通过商业、移居、旅行之类而发生作用的。……不管怎样，公元前1600年左右，可以称为米诺斯—希腊的一种文明，在希腊大陆上，从奥塞里斯（Othrys）山到萨洛尼克（Saronic）湾，在伯罗奔尼撒以及科林斯湾北岸一带，分明占有统治地位。也可能有不止一个王国，事实上更像包括几个王国；不过它们必定是由于共同的文明，由于要在外国环境下站住脚跟——如果上面所说的道理是正确的话——的必要性而团结在一起的。(5)

公元前16世纪和前15世纪时期，正是克里特文明的黄金时代，克诺索斯城雄霸全岛，其他诸城全部被毁。就在这个时候，大陆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了强大的迈锡尼王朝国家。这是迈锡尼文明的第一时期，它来自克里特，似乎也处于克里特统治之下。

公元前14世纪，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克里特衰落了，迈锡尼兴盛起来了。前14世纪初期，迈锡尼的王宫和卫城改建得规模宏大，城市不仅是王宫所在地，而且成了政治经济中心，聚居着王廷的文武人员、工匠和奴隶。王宫建筑宽广，有好几层楼。上文所提到的巨石城垣、狮子门和豪华圆冢，都是这个时代的建筑物。有的史学家还推测，迈锡尼诸王像埃及法老一样有生前营陵的传统。迈锡尼统治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雅典）、彼奥提亚、优卑亚岛、爱琴那岛，它扩大及于特萨利亚、爱奥尼亚诸岛屿、埃托利亚（中部希腊科林斯北侧）。克里特这时也许倒转来向迈锡尼纳贡了。

这里是“非克里特”的王朝。是不是就是希腊人的王朝呢？是的。

希腊土地上的发现……表明在公元前14世纪和12世纪，在南部和中部希腊存在着富有的强大的国家，拥有高度的文明。没有理由怀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属于希腊血统，起码也是说希腊语的。……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第一，传统把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指为这个时期希腊许多地方的十分重要和强有力的人民，这是一般的证据；第二，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除少数边远地方而外，前希腊居民已经普遍地被希腊人降伏了或赶走了；在这些早期居民中，也许我们可以较有信心地提到里利吉斯（Leleges），他们有许多向东移居到爱琴海上诸岛屿，移到小亚细亚去了，以后又出现于历史中。(6)

迈锡尼王朝的崛起和克里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腊人对非希腊人的胜利。不过，公元前13世纪中期以前的迈锡尼王朝的统治者，是不是就是皮拉斯基人，因为证据缺乏，并无定论。稍后，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

另一批人即亚该亚人走上了前台，自此以后，传统开始向我们提供看来多少可信的消息，它提到了代表实在人物的姓名，记述了确凿的历史事件。

公元前1200年，我们发现亚该亚人成了克里特的统治者，同时，在希腊那么多重要地方都有亚该亚统治者，以致“亚该亚人”成了说希腊语的人的恰当的普通名词了。(7)

五、亚该亚人的扩张

亚该亚人从哪里来，又是怎样来的，其说不一，下面是一种说法：

亚该亚人总被看作希腊本地诸族人民的一支——犹如皮拉斯基人，希伦人，彼奥提亚人，德赖俄普人（Dryopiaus）和其他诸族人一样——原先住在北方兹帕尔克俄斯（Spercheus，彼奥提亚之北）河谷及其邻近诸地……

关于13世纪的希腊史，传统向我们提示出一幅无分南北的、恒常而活跃的民族移动的图画；统治家族的成员，有时因为犯了杀人大罪害怕被杀者血族的报复，或者出于自愿，或者被迫出走，然后通过婚姻或其他途径在他乡赢得了王侯之位。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传统观点，认为亚该亚人是希腊人，原来住在兹帕尔克俄斯和普纽斯（Peneus）河谷和马利亚湾（Malian Gulf）一带，他们之在南部希腊或克里特或在其他地方上升到掌权的杰出地位，那可能干脆就是这类民族移动的结果。北方希腊人比南方希腊人穷，他们生活在粗野得多的状况之下。伊塔（Oeta）山和马利亚湾以北地方的考察，没有显示出那里存在过什么可以和迈锡尼、太林斯（Tiryns）或奥科美那斯哪怕略相比拟的城市和宫殿。我们容易理解，这个地区的冒险家们会出来想要夺到一个王国，出来碰碰运气，应该是到处皆是的。我们发现，大约在公元前1223年，亚该亚人攻打了埃及。在一个（埃及）的铭文中，记载着法老门利普达（Meneptah）打退了一次利比亚人的进犯，他们得到一帮海上人民的支援，这里出现了他们的名称（Ekwash，或Akaiwasha）！

和南向的冒险一样还有东向的冒险，见于伊阿宋的“亚尔古”号的航行，从特萨利亚的爱奥尔西阿斯（Iolcius）港口出发到赫勒斯滂（Hellespont）和普罗彭提斯（Propontis，今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这次航行确实在雷姆诺斯（Lemnos）岛上建立了一个希腊殖民地。(8)

上述引文中的所谓的亚该亚人入侵埃及，据史家考证，其侵入范围也及于当时埃及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亚该亚的入侵被埃及打败了，但是侵入巴勒斯坦的那部分入侵者，一支亚该亚人、加里亚（Caria）人等民族混合的队伍就地投降了。不久，埃及衰微，退出巴勒斯坦，这部分人又兴旺起来，组织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旧约》上的“非利士人”（非利斯丁Philistine），“巴勒斯坦”是由他们得名的。非利斯丁诸国后来大概被以色列人和腓尼基消灭掉，人民被同化了。从此以后，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一带也是希腊殖民所进不去的禁区了。

亚该亚人海外扩张的势头十分猛烈。他们南进埃及、巴勒斯坦，北攻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洛伊，此次战役就是荷马史诗的主题。其实，向南侵犯还不止埃及巴勒斯坦一地。史料表明，塞浦路斯岛有非常古老的希腊殖民地，荷马《伊利亚特》的船舶目录，从军攻打特洛伊的有罗得岛、寇斯（Cos）岛（小亚细亚西南角上几个海岛）的船舶和战士，可见那里早已是希腊殖民占领的地方，不仅如此，还有史家根据同时期其他古代国家遗文的阐释，猜测亚该亚人还在小亚细亚大陆的西南部上建立过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这样，塞浦路斯、罗德诸岛的殖民，和入侵埃及、巴勒斯坦就都是和这个中心有关的了：

根据不久以前阐释的赫梯族的一部分遗文，某些学者（Forres，Glotz）提出了如下的猜测：迈锡尼的阿特鲁斯氏族；在其全盛时代，不但使希腊其余的巴西琉斯（王）称臣，而且在埃及、小亚细亚、昔加拉第群岛和地中海的西部都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大约于公元前14世纪，在小亚细亚，在旁非利亚及其附近的岛屿，形成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古称阿客雅瓦Achiyawa）。亚该亚王国和赫梯王国的关系复杂，有时和平共处，有时彼此敌视。到了公元前13世纪，自从在卡狄殊（Kadesh）败溃之后（公元前1290年），赫梯王国虽有个时期衰落了，它在地中海东南部的霸权，显然落入亚该亚人之手。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期间，亚该亚人联合其他部落（加里亚人，西利西亚人Cilicians，条克理人Teucres等），摆脱了赫梯的桎梏，侵入埃及。关于这点，埃及的碑文亦有记载，虽提及侵入埃及的海洋民族中有达那俄斯人（Danaos）——亚该亚人的别称。但是，自从上述几个民族被埃及法老拉美斯四世（Ramses IV）打败以后，“亚该亚同盟”就瓦解了，所有这些民族便分散在地中海诸岛和沿岸之间。(9)

六、亚该亚人的迈锡尼王朝

无论亚该亚人的“来到”是采取了渗透的方法还是采取了武力征服的方法，还是兼用了两种方法。亚该亚人扩张的规模是巨大的，同时，在迈锡尼有一个亚该亚人的中心王朝也是无可怀疑的。还是根据荷马《伊利亚特》中的船舶目录，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直接统率的军队来自迈锡尼大城堡、富饶的科林斯和西息温等地，而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s，注意这个地名和后来斯巴达所征服的Helots名称的某种一致性）等地则是他的兄弟麦尼劳斯（Menelaus）的王国的领域。除此而外，还有二十几个国家来的船舶和军队，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王。和《伊利亚特》亚加米农这个迈锡尼的王一样。

在希腊世界具有首要地位并行使着某种领导权，要说这是“迈锡尼帝国”也许是过甚其词。谁也不纳贡，谁都不对它负担什么军事服役的义务，除掉它自己的王国而外，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它是一个正式的政治同盟的盟主。但是彼罗普斯（Pelopids，亚加米农所属的世系）具有一种其他君王所承认的优越地位，看起来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家的财富和军事威力较大，也因为具有某种优越性——他拥有“王权”。然而理由何在，并不清楚。王权的象征是彼罗普斯传下来的王杖（据说是赫斐斯塔斯Hephaestus神制作的）。彼罗普斯把它给了阿特里阿斯（Atreus）一裔，然后传给了亚加米农。可能“万民之王”（Kreion）一词是用来指彼罗普斯家对寻常的王（巴西琉斯）的优越地位的。(10)

根据我们中国人所知中国古代王朝的状况，亚该亚人的这个迈锡尼王国，有点像周王朝的“王畿千里”，即一个对诸侯具有最高王权的中心王朝直接统辖的地区，其他王侯（根据郭沫若的金文考证，春秋时代及春秋以前周的诸侯，在其国内也可称为“王”）对它有某种程度的臣属义务。我在上面用“有点像”这几个字，用为我所知的史料十分贫乏，这只是推测。掌握了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各种史料的西方史家对此也只能作某种推测，因为这个时期的希腊史，完全缺乏信史的记载，所能资为根据的，是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物和同时代其他古代国家史料的间接证据，所以很不容易下什么肯定的判断。

不说迈锡尼王国和希腊其他诸邦的关系，迈锡尼王国这个“王畿”又是一种什么政制呢？

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宫殿、城垣、陵墓等，不征集巨额的人力、物力绝搞不起来这一点来说，迈锡尼王国的人民会有苛重的贡赋和徭役负担。人力及物力也许来自海上贸易和海上掠夺，不过从这里得来的财富集中于王家，这个王家也绝不可能是氏族民主制下的民选军事领袖。贡赋是否有一部分来自属国？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周天王确实也向诸侯征收贡赋，按我们所知的史料，例如齐桓公责备楚国不向周天王缴纳应交的一份贡赋，这份贡赋是“苞茅”，是楚国的土产，供周王朝祭祀之用的，那是一种礼仪上的贡赋。如果允许作类推的话，这种贡赋即使有，大概也是微薄的。伊伦伯格（Ehrenberg）主要根据地下资料，对于迈锡尼王国的政制作如下的判断：

迈锡尼王国可能结合了东方的祭司——君王和印欧酋长遗风两者。国王之下似乎发展起来了一个上层阶级和一种贵族政治，比起克里特来，这个阶级也许更不像廷臣，而是独立的小统治者和独立的武士。人民又怎样呢？书版（按：即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指出了一批专职人员、各类工匠和商人，其中许多是王室的仆人，另外一些是神或王的奴隶……田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也许是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结构为基础的。(11)

迈锡尼的社会制度颇有些与克里特社会制度相同的地方。但是，在迈锡尼，贵族的氏族显然有更重要的地位。考古学上的材料，多少证实了荷马史诗中的某些资料。(12)

总之，迈锡尼王国的东方特征，比克里特稀薄了一层。伊伦贝格所说的封建社会结构，是以欧洲中世纪王权及各级封建领主间的松弛的隶属关系作比喻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克里特的“集中化”，不过是在一个岛上的集中，迈锡尼王国统治的地区比克里特一个岛要广阔得不可比拟，还要加上海上文明的特征，它之向“多中心化”迈进一大步是不足为怪的。

七、议事会和公民大会

还是根据荷马的《伊利亚特》，好多后来成为希腊城邦制度特征的要素，我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或者只有一些影子。在那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披甲的王侯之间的战斗，打死了一个敌人赶紧要剥下他的甲胄，可见甲胄是珍贵的东西。普通战士在战斗中算不了什么，兵制当然不是公民军。事实上，公民军制是公元前8世纪前后重装步兵战术发明以后才形成的，而重装步兵战术的形成，显然又与城邦制度的初步形成有关。“法治”可以找到一点影子，荷马描写的阿奇里斯（Archilles）的盾上有一幅打官司的图像，审判者是“长老”，这距离陪审法庭还遥远得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军中重要决定要召开全军大会来宣布，这个大会只听取传达，不作讨论，也无权表决。又，这位“万民之王”的亚加米农为了要解决继续围城还是解围撤兵的问题，要召集首领们的会议来讨论并作出决策。从英文译本来看，这两种会议的名称就是后来用来称呼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Assembly和Council，也许希腊文也就是Agora和Bouli。据此也许可以作判断，城邦政制中的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制度，早在亚该亚的迈锡尼时代已经萌芽了。假如不是诗人把后代他所熟悉的政制撰入他所叙述的时代（这是可能的，因为史家公认，荷马史诗写成于公元前9世纪，而且写成并长期传颂于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后来才传到希腊本土的），应该承认这是氏族民主的传统，也就是伊伦贝格所说的“印欧酋长遗风”的一项内容。这种萌芽，就现存典籍来看，确实是我国古代所找不到的。但是，纵然有这种因素存在，按荷马史诗的整个气氛来说，亚该亚诸王还是“神授的王”，这符合于地下发掘出来的证据，说是民选军事领袖是未必妥当的。

八、多里安人的入侵

亚该亚人的迈锡尼王朝为时不长，从北方来的多里安人和其他民族不久就摧毁了这个全希腊的最高王权，从此希腊本土就形成了各邦分立，不相统属的局面。

多里安人是北方的希腊人，他们在色雷西亚（今希腊东北和保加利亚南部）、伊利里亚（今阿尔巴尼亚及其周围地区）人的压迫之下向南迁移，进入巴尔干希腊内陆。某些史家根据考古文物（所谓几何图形的陶瓶）的证据，认为他们最初进入希腊本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那是小股移居。公元前12世纪特洛伊战争之后，迈锡尼王朝急剧衰落了，希腊大陆上相对统一的局面从此开始逐渐破坏，多里安人的来到，最终破坏了各地的交通联系，他们直接南下占领迈锡尼王国的中心，伯罗奔尼撒本岛东北部阿尔哥斯地区，焚毁了迈锡尼、梯伦斯、科林斯的港口科腊古（Koraku），把迈锡尼旧壤一块一块割裂开来建立多里安人诸邦，其时约在公元前1050年。

在多里安人入侵前后，或者和它同时，特萨利亚人（大概也是西北希腊人）占领了历史时代的特萨利亚（奥林比斯山以南，吕都斯山以东，以拉里萨为中心的一片广阔草原），也许还有其他西北希腊人的入侵，结果，北部和中部希腊旧迈锡尼时代诸国的政治地理彻底改变了，成立了爱奥里斯诸国：特萨利亚、彼奥提亚、福西斯、洛克里斯以及当时还相对落后的埃托利亚、阿开那尼亚诸地，他们彼此也不相统属，阿提卡（雅典）一直未被侵入，密迩阿提卡的优卑亚大岛大概也未被侵入，这两个地区以后称为伊奥利亚。连同南面伯罗奔尼撒岛上的多里安人诸邦，形成历史时期希腊本土的三大集团：爱奥里斯（Aeolis）、伊奥利亚（Ionia）和多里斯（Doris）。但这是人种语言集团而不是政治集团。每一个集团各自独立，集团的界限有时也影响各国间政治上的结合，然而基本上是两回事。

伯罗奔尼撒是迈锡尼时代的王畿，是统治全希腊的迈锡尼王朝的中心地区，占领伯罗奔尼撒的多里安人，至少曾经企图在占领那里的多里安人诸邦中形成一个领袖诸国的中心王权。按照传统，征服者是英雄赫拉克利斯（Heraeles）后裔赫鲁斯（Hgllus）的三个孙子，长兄占领了阿尔哥斯（Argolis），另两个兄弟占领了拉哥尼亚（Laconia，斯巴达）和美塞尼亚（Messenia）。阿尔哥斯王国所辖地区包括迈锡尼、梯伦斯等迈锡尼王朝的大城（多里安人把那些城市都毁掉了，王国中心在阿尔哥斯城），它理当成为多里安人诸邦的盟主，然而多里安的斯巴达似乎从头到尾没有理睬这个要求，而原属迈锡尼王国的科林斯、西息温以及阿尔哥斯的埃彼道鲁斯（Epidaurus）、赫迈俄尼（Hermione）等地方又各各建成了多里安人的小邦。自此以后，虽然阿尔哥斯王国长期内一直念念不忘它的被否认的宗主权，公元前7世纪时还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国王斐登（Pheidon）想要重建霸业，却没有获得什么成就。多里安人诸邦中最强大的斯巴达实行过兼并政策，它征服了邻邦美塞尼亚，然而当它想继续征服北面的阿卡狄亚（Arcadia）的时候，它的征服政策失败了，以后它建立了拉凯戴孟同盟，长期以来一直是伯罗奔尼撒的，也是全希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这终究截然不同于统治全希腊的最高王权，并且具有城邦希腊的许多特征，后面我们还要另加介绍。

多里安人入侵所造成的希腊本土的状况就是这样。在亚该亚迈锡尼旧壤上建立起来的诸独立小国都是王国，然而凌驾于诸小国之上的最高王权从此消失，再也恢复不起来。从多里安人征服到公元前8世纪的三四百年中，考古发掘证明，那个时代没有豪华的建筑，没有精美的手工艺品，陶器的装饰也从富丽的瓶绘退化到朴素的几何图形，所以西方史家以欧洲中世纪为比喻称这个时代为“黑暗时代”。

九、希腊文明中心的东移

以上略略介绍了远古希腊的灿烂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家对它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这是考古学的伟大成就。唯有考古的发现，才使一向被看作不可凭信的英雄传说，提升到头等重要的史料的地位，而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三四百年也就成了继灿烂的远古文明之后的“黑暗时代”，不再是渺不可考的“史前时代”了。

然而这个“黑暗时代”其实并不黑暗。希腊本土也许可以说是衰落了，因为没有留下什么宏伟的建筑物和精美的工艺品；也许这不过是王朝的衰落，普通人民没有了豪华奢侈的王朝，也许过得比从前好了一些，并且还在休养生息积聚力量。更重要的是，多里安人的入侵，大大推进了迈锡尼时代早已开始的海外殖民。迈锡尼旧民，一部分屈从于被征服者的地位，一部分避难到例如伯罗奔尼撒的阿卡狄亚山区，更有一部分移居海外，到海岛上去，到小亚细亚沿岸一带去，到迈锡尼时代已经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去，或者另去开辟新的殖民地。远古的灿烂的希腊文明中心东移了。而那里正好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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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赛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三章。

(2)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三章。

(3) 瓦斯：《早期爱琴文明》，第1卷第17章（Early Aegean Civilization，by J. B. Wace，ch. 17，vol. l，c. a. h）。

(4) Toynbee，ch. 5，pp. 94-95．

(5) 瓦斯：《早期爱琴文明》，第1卷第17章。

(6) 伯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第II卷第17章（The A chaeans and The Trojan War，by J. B. Bury，ch. 17，vol. II.，c. a. h. ）。

(7) 伯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第II卷第17章（The A chaeans and The Trojan War，by J. B. Bury，ch. 17，vol. II.，c. a. h. ）。

(8) Bury，op. cit．

(9)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04-105页。

(10) Bury，op. cit．

(11) 《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和文明》，第5—6页。

(12)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02页。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一、爱琴文明是海上文明

史学界通常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称为爱琴文明，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地方同处爱琴海上，而且，这个文明确实具有海上文明的特征。克里特是一个海岛，迈锡尼虽在大陆上，“文明”是从克里特飘海过去的。希腊本土原是一个半岛，这个半岛被海湾地峡和高山分隔为彼此几乎隔绝的小区域，可是它的海岸线极长、港口多，又有爱琴海上和爱奥尼亚海上希腊两边诸岛屿，把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意大利连接起来。在海船上航行的人，前后都有肉眼可以望得见的岛屿用来指示航程，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公元前两千多年的时候，克里特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海上霸权，远古时候，希腊的冒险家们以海盗为生，他们劫掠海行中的船只，也劫掠岛屿上和大陆海滨的村镇，并以此为荣（见Thucy）。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尚未发现以前，历史家曾经认为，腓尼基（今黎巴嫩西顿、推罗一带）是第一个海上霸权，腓尼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希腊人航海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发现以后，根据各种证据，史学界现在公认，是腓尼基人向希腊人学会了航海而不是相反。闪族文明渊源于大陆，西顿、推罗（古腓尼基两个主要的城市王国）是被大陆上亚述、巴比伦等帝国逼迫得向海上去谋生存和发展的，其时已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当时的爱琴文明已经十分辉煌了。

海上劫掠和海外殖民距离并不太远。克里特文明伸向希腊本土和爱琴海上诸岛屿，也许就是海外移民的结果。亚该亚人来到希腊本土，曾经迫使原住希腊本土的克里特人、加里亚人、里利格（Lelege）人、皮拉斯基人等移居海外。他们之中有一部分留下来和亚该亚人混合了，所以他们与希腊人有血缘关系。他们的移居海外，历史上为希腊的海外移民起了打先锋的作用。亚该亚迈锡尼王国本身的海外扩张势头又很猛烈，远征特洛伊之役显然是为了开辟移民小亚细亚西北部以及进入黑海的道路，在这次战役中希腊人占领了雷姆诺斯（Lemnos）、伊姆罗兹（Imbros）、累斯博斯（Lesbos）等岛屿。战后，希腊人立即殖民于特内多斯（Tenedos）、安坦德拉斯（Antandras）、西拉（Cilla）、库梅（Cyme）、彼坦尼（Pitarie）等地，这个地区以后逐渐扩大，它实际上是一个“新亚该亚”。同样，小亚细亚西南角海外的罗陀斯（Rhodes）、寇斯（Cos）、塞米（Syme）诸岛，也许还有塞浦路斯（Cyprus），特洛伊战役前后已经有希腊人移居。前面已经指出过，有的史学家甚至猜测小亚细亚南岸中部大陆上曾经建立过一个独立的亚该亚王国。这些都属于早期海外殖民，是爱琴文明的海上文明特征的必然结果。

二、多里安人来到以后的海外移民

多里安人的来到，大大促进了原来已有相当规模的海外移民。

移民的第一个方向是小亚细亚西北角上，亦即特洛伊战后建立起来的“新亚该亚”地方。亚该亚诸王国先后倾覆的时候，迈锡尼、阿尔哥斯、斯巴达、派娄斯（Pylos）各地亚该亚王侯贵族纷纷移居此地，特洛伊战役中许多事迹是在这个地区保存下来，以后通过史诗传诵于世的。移民的第二个方向是小亚细亚西部中部，后来称为伊奥利亚诸城的地方。那里的移民的相当部分是从阿提卡（Attica，雅典）出发的。多里安人入侵的时候，阿提卡地区未受侵犯，修昔底德说：

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战争或骚动而被驱逐的时候，其中最有势力的人逃入雅典，因为雅典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他们变为公民，所以雅典的人口很快就比以前更多了。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公民，所以派遣移民到伊奥利亚去了。(1)

伊奥利亚最初移民从雅典出发是可信的，因为米利都（Miletus）四个族盟有三个和雅典的名称相同。在那个地区，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城市有米利都、佛西亚（Phocaea）、埃弗塞斯（Ephesus）、科罗封（Colophon）、厄立特利亚（Erythrae）以及基俄斯（Chios）、塞莫斯（Samos）等岛屿。

三、移民海外的有利国际条件

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显然是分散的、无计划的。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竟然没有碰到当地人民的抵抗呢？殖民于海岛比较容易，因为海岛的“土著”人数少，文明程度又低于希腊人。可是，小亚细亚大陆上居住着文明极发达，组成为强大国家的人民，例如，亚该亚人费了那么大的力量打下来的特洛伊，考古发掘证明它有整整十二层的乡村和城市彼此相叠，亚该亚人打下来的特洛伊，在它的第七层，那已是文明极先进的城市了。特洛伊既然要“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统率全希腊的军队去攻打它，其他地方的殖民又怎么能够分散进行的呢？

也许可以称为历史条件的偶合。小亚细亚内陆，远古时期有强大的赫梯王国，它的中心在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克泽尔河（古称哈利斯Halys河）的东面。赫梯王国曾经南下与埃及争霸于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方，特洛伊王国大概就是和这个王国结盟的。特洛伊以外，也还有伊奥利亚地区的当地势力存在，阻碍希腊人的殖民。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的时候，赫梯衰落了，希腊人得以攻陷特洛伊城，也许还是以此为背景的。以后，赫梯王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了，而和亚述争霸的对手有埃及和巴比伦，所以亚述注意中心在南面，并没有牢牢抓住小亚细亚。多里安人来到，希腊人广泛殖民于小亚细亚的时候，福里基亚（Phrygia）王国代赫梯王国兴起于小亚细亚，但势力不大，而且它的中心离海岸较远。海岸上散布着的是一些零星部落，其中有许多是克里特的遗民，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和希腊人种语言接近的加里亚、里利格斯等族人。希腊人只要和这些小民族打交道，没有碰到一个强大王国统一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抵抗。虽然如此，希腊人殖民于伊奥利亚地区，还是碰到了困难。伊奥利亚是一片富饶远胜于南北两端的地方，然而希腊人移民于此较晚，多里安人入侵以前，那里还无希腊人的踪迹。根据考古发掘所得证据，史家推测这是因为公元前14、13世纪那里存在着一个深受赫梯文明的影响，也许是依附于赫梯王国，以士麦拿（Smyrna）为中心的一个国家。赫梯衰亡了，它还撑持了一个时期，足以抵抗希腊人的殖民。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消失掉了，希腊人也就移民到那里去了，不过时期略晚而已。

这种有利的国际条件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西侧兴起了强大的吕底亚王国，王都萨第斯（Sardis）距海岸不过八十公里，从此希腊城市就碰到了麻烦，并逐渐演变成为规模壮阔的希波战争。不过从公元前11世纪到7世纪有四五百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足够孕育出一种新文明、新政制的了。

四、多里安人的海外移民

移民并不限于迈锡尼遗民，入侵者的多里安人也大批向外移居。这大概是一些不满意他们所分得的掠夺品的人，或者因更富于冒险性而继续泛海前进的人。这些多里安人直下克里特岛，这还可算是入侵的继续，但并不以此为止。他们还进入小亚细亚西南角、希腊人早已移居其间的罗陀斯（Rhodes）等岛屿，还在大陆上建立了奈达斯（Cnidus）、哈利加纳苏（Halicarnassus）等殖民城市。这样，希腊本土的爱奥里斯、伊奥利亚、多里斯三个集团就各自有了海外殖民地的对应部分。公元前8世纪，希腊所谓有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希腊，就已经不光是希腊本土，而是包括爱琴海上诸岛屿与小亚细亚两岸的海外殖民地在内的了。

五、筑城聚居的必要性

史家考证，认为最初希腊的海外殖民，多数是夺取当地人民原有的居民点住居其中，原有的居民成为移民团体的“依附民，常常是农奴”。然而移民团体人数不多，为了防卫当地人民的报复，或者为了防卫不时可以发生的海盗的劫掠，他们必须筑城聚居。移民团体也可能选择某个位置有利的空地，白手起家建设他们的家园，因为同样的理由，也必须聚居在一起，周围筑城以利防卫。这些初期移民，目的在于觅取新土地。他们到达新地方，总要夺取一片土地或是开辟一片土地分给各个成员，他们基本上是务农的人民。但是这片土地只能是城堡附近不大的一片，因为移民团体的所有成员，至少在最初时候只能不分贵贱聚居在城堡之内，即在城外，也只能在城垣附近。

这是殖民地和本土间的一个巨大差别。本土居民世世代代居住在分散的乡村中、筑有城垣的城堡也是有的，那是巴西琉斯（王）宫室所在，也是人民遇警避难的地方。希腊人最初称之为“波里斯”（Polis，这就是后来转义为城市国家，即城邦的那个词，参见本书前面的介绍）的就是这些城堡。城堡外面，城垣脚下，后来也聚居了一些普通人民，希腊人最初把这样的聚居之地称为“阿斯托”（Asty），即市邑，那和称为“波里斯”的城堡是有区别的——一种贵贱之间的区别。然而移民团体只好一开始就筑城聚居，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本土的“波里斯”和“阿斯托”之间的贵贱区分不再存在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城堡与普通人民原来也并非没有关系，那是躲避外敌或海盗的侵犯的避难之所。现在，他们身处异邦，他们只好一直住居在这个避难所内了。

城堡（Polis）和市邑（Asty）之间的区分，就是在这些殖民社会内也长期保留在记忆之中，产生于这些殖民社会中的荷马史诗，许多辉煌的词句用来赞美城堡，市邑是算不了什么的。然而殖民城市的现实终究取代了古老的回忆，高贵的“Polis”一词终于用来指这些城市。又因为这些筑城聚居的殖民城市，各自是一个独立社会，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国家，“Polis”也就用来指城邦，即城市国家，甚至并非城邦的一般国家了。

六、自立门户与“分裂繁殖”

一个筑城聚居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这是容易理解的。这些独立的社会各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则有许多复杂的因素，简单的语源学的解释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我们还记得，就在多里安人入侵以前，小亚细亚西北角就已经有一个事实上的“新亚该亚”。有利于希腊人殖民扩张的国际环境是：小亚细亚腹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足以阻止这种分散的无计划的殖民。使我们不得不反过来设想，假使希腊人能够把原来的“新亚该亚”和新到的移民的力量组织起来，集合起来，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同样的条件岂不是也有利于希腊人作深入腹地的征服，也不难建立一个希腊人征服者高踞于本地人民之上的大王国吗？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这条路线发展。历史的实际是，这些殖民城市遵循一条“分裂繁殖”的路线，亦即殖民城市建立安顿下来两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邻近的甚至辽远的海岛和小亚细亚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

不结集起来作深入腹地的征服，各自独立并遵循“分裂繁殖”的路线，原因必定很复杂，其中大部分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了。下面，我们想从殖民动机所决定的各个殖民地的自立门户，不相统属的强烈愿望，和经济方面这些殖民城市向工商业发展这两个方面，对它作一些极不充分的解释。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移居海外的人，总有些冒险家的气质。即使多里安人入侵时期出走的，显然也因为他们不愿屈居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去古未久的罗马人辛尼加对希腊人移居海外的动机作了下述评述，他列举了移民的各种原因，我们都可以在这些原因上附加一条冒险家气质的理由。

有的是遭敌人侵略，城池被毁坏，物品被抢光，被迫流落出走的；有的是由于内战而被驱逐出境的；有的是由于人口过多，为了减轻负担出走的；有的是由于瘟疫、地震或不幸土地遭到难以克服的天灾而离乡的；另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受到外方土地肥沃景物美妙等夸大传说的诱惑而出走的。(2)

古典时期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还给我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更加是“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的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促成了移民海外的典型例子：

拉凯戴孟（Lacedaemon）的铁拉司（Theras）是卡德谟斯（Cadmus）一族的人，他是攸利斯提阿斯（Eurystheus）和普罗克利（Procles）的舅父。当这些男孩子还是年幼的时候，他在斯巴达以摄政的身份执掌王权。但是当他的外甥长大并成了国王的时候，铁拉司既然尝过执掌最高政权味道，他便受不住再当一名臣民，于是他说他不愿再留居拉凯戴孟，而是渡海到他的亲族那里去。……铁拉司便带领着三艘三十挠船到（原来称为卡利斯诺的）岛上去……这个岛由于他的殖民者铁拉司的名字而被称为铁拉司岛……(3)

伯里的下述评论虽然是针对亚该亚人在特洛伊战争前后的移民而说的，对于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以及海外殖民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由那里出发移民新地方的所谓“二次移民”，大体上也是适合的：

当我们要找出和英雄时代的性格相称，并且确实以我们所知的那个时代的情景为基础的（移民的）动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注意到，这次战争（特洛伊之战）的实际结果是对希腊人来说开辟了小亚细亚海岸永久居住的新土地，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亚该亚贵族之中，早就感到有这样一个扩张范围的需要了。我们已经知道，富有冒险精神而又感到在故乡没有他的地位的希腊王侯们已经在靠近加里亚和吕底亚的罗陀斯和其他岛屿上定居了下来，另一些又怎样在北面的雷姆诺斯（Lemnos）已经取得了立足之地。事实上殖民早已开始，殖民不是由于在希腊发生了一般意义的人口过剩，而是由于贵族和王侯家族中发生了人口过剩。(4)

希腊人这种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其实不仅决定了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也决定了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竞争、相互敌对，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古代希腊留下来的史料表明，这些城市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重装步兵战术多半是在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Lydia）王国兴起以前，希腊人没有碰到过什么严重的外来敌人的进犯。而当国际形势变化到地中海和黑海上再也没有新的海岛和海滨可供他们殖民的时候，这些冒险家们宁愿去当“蛮邦”如埃及和波斯的雇佣兵。公元前7—6世纪，埃及的赛斯王朝的军队中有许多希腊人，公元前5世纪末，争夺波斯王位的波斯王子居鲁士（Cyrus）向巴比伦进军的军队以一支万人左右的希腊雇佣军为主力，当小居鲁士战败被杀的时候，这支雇佣军从巴比伦附近长征到达黑海的特拉布松。这个长征故事流传古代，历久不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波斯大王的军队中，有二三万人的希腊雇佣军。公元前4世纪以后，武力、文化、经济、技术各方面都冠绝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希腊人，一方面长期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5)，另一方面出去当“蛮邦”的雇佣兵，结果要由蛮邦的马其顿来结集希腊人的力量征服波斯。甚至这次征服还没有造成希腊人的民族统一，以致要由“蛮族”拉丁人的一个城邦罗马来统一地中海世界，统一地中海的“希腊社会”。不过这已经扯得太远了……

七、经济发展和发展的方向

初期移民，目的是到海外去寻找可以安家落户的新土地，目的不在商业。但是聚居于一个城市中的独立社会势必要谋求经济上的“自给”，因而除农业以外必定要发展必要的手工业，要作对外的商品交换。一旦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起来，交换范围的扩大简直是没有限制的。而古时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的状况，又十分有利于希腊人城市的工商业的发展。小亚细亚东部是赫梯的旧壤，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传播到那里为时很早，冶铁技术大概首先发源于高加索（公元前1000年时，地中海世界已进入铁器时代），包括冶金技术在内的工业技术十分发达。希腊移民，通过民族混合和其他途径，在小亚细亚广泛吸收了先进的古代巴比伦文明，有助于它们的手工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海滨的殖民城市背后有广阔的腹地，可以取得手工业原料，可以用工业品交换粮食，而且还据有发展海上贸易最有利的地位。地中海的海上贸易，早在克里特时代已经开始，迈锡尼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继起贩运其间。当希腊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来的时候，星罗棋布的希腊人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商站网，这些条件，使多数希腊殖民城市走上农工商业兼营的道路。农业是他们最初得以取得生活资料的行业，工商业发展以后，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因为无论哪个城市，某种程度的粮食自给总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有些城邦。尤其是某些海岛，后来大种葡萄，酿酒出口了。工业，有钢铁制造业、陶器、纺织、制革，其中尤以米利都最为著名。商业的扩展尤为积极，因为开通新商路，寻求新的市场和新的原料来源，是市场经济获得新发展的首要条件。

这是推动希腊殖民城市遵循“分裂繁殖”路线的第二个因素。开辟新商业，需要在新地方建立商站，这些商站是财富集中之地，必须筑垒据守，以防劫掠。这些新商站是商业殖民城市有计划派人建立的，在当地人民软弱可欺的情况下，或在当地人民文化落后，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帮助他们输出土产交换精巧工业品，交换葡萄酒、橄榄油等“珍贵物品”，得到他们欢迎的状况下，很快又形成为一个新的希腊殖民城市。派遣新移民出去的殖民母邦，并不缺乏热烈愿望出去碰碰运气的冒险家，这些人又是母邦统治阶级所不喜欢的“难领导”的顽梗不化分子，他们移居到新地方恰好可以消除母邦内的扰乱因素，“分裂繁殖”于是越来越成为希腊扩张的基本方式了。

八、“二次殖民”

这就是由希腊海外殖民城邦出发的“二次殖民”。荷格斯（Hogarth）结合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国际状况，综述二次殖民的过程如下：

最初的希腊殖民地很早就在它们紧邻地区作二次殖民了。米利都建立了爱阿苏斯（Iasos）、库梅（Cyme）和累斯博斯（Lesbos）移民于邻近的一切海岸和小岛。小亚细亚西边的爱琴海沿岸和前海（即今马尔马拉海）沿岸，加上黑海最西端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ia）、潘提卡（Pontica），在英雄时代（公元前九世纪）以前都已经被占领了。（小亚细亚）南岸……罗陀斯岛以西的地方直到西里西亚—西普里阿特（Cilician－Cypriote）集团诸城市出现以前，我们没有碰到最初的希腊殖民地，但是，看起来在旁非利亚（Pamphylia）诸城市中有过希腊人商站性质的居留地，诸如法西利斯（Phaselis）……帕加（Perga）阿斯盆都（Aspendus），按其名称来看，那里的居民还是当地人占据支配地位，西里西亚一些城市如塔尔苏斯（Tarsus）亦然。

建立在较远的腹地，距海比通常希腊城市与其港口间的距离为远的（如科罗封Colophon之距诺丁姆Notium）我们只听到梅安徒（Meander）河上和赦尔密斯（Hermus）河谷的一些。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和特拉里斯（Tralles）两城自称和任何海滨殖民地同样古老，另一个西彼洛斯（Sipylus）山下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亦然。

下一步希腊人继续殖民，目标指向（小亚细亚）南岸。库梅据说是第一个成了“异域”上殖民地的母邦，它移植了一批移民到旁非利亚旁边，但是马上丧失给蛮族人了。罗陀斯在吕西亚（Lycian）海岸中部建立了两个小商站，并和某些不知来源的多里安人联合起来殖民于西里西亚的苏利（Soli），塞莫斯（Samos）占领了西部西里西亚的乃吉达斯（Negidos）和西伦德里斯（Celenderis）。人们对这些地区所抱希望似乎仅限于此……亚述的萨尔贡（公元前8世纪后期）的一个记载，吹嘘他们的舰队在塞浦路斯海上，像鱼一样地驱逐和捕获了贾凡（Javan，按：即伊奥利亚Ionia）人的船只，把和平给了西里西亚和推罗，也许这里透露出来了阻力是够大的。

叙利亚和埃及海岸对海外来的殖民者事实上是关门的；但是我们发现公元前720年有一个希腊人（Yāwāni）统治的阿西多德（Ashdod），又在诺克拉底（Nancratis）这个各地希腊人共有的殖民地建立（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初）以前，有一个米利都的商站早已设立在康洛庇克尼尔（CanopicNile）最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了。

除掉持续不断地努力抓住埃及贸易而外，米利都这个亚洲诸殖民地最大的母邦，看来把它的注意力全都转向北面。……在那里，它预料碰不到任何认真的竞争对手……所有的海岸都敞开着大门。……攸西布伊斯（Eusebuis）相信米利都拥有海上霸权达十八年之久，这必定用来标志它的令人惊愕的扩张努力的开始的，米利都在这次扩张中，最后（根据一个很可能是过甚其词的传统说法）在小亚细亚的北岸建立了70个以上的殖民点。这次海上霸权的时间，攸西布伊斯定为公元前8世纪后半，看起来没有充分理由把它转到别的时候去。(6)

总之，到公元前8世纪前半为止，希腊本土还处在从黑暗时代开始苏醒过来的时候，小亚细亚诸殖民城市，在其邻近地域，以及远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积极的殖民扩张，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小亚细亚西岸，包括原来北端的爱奥里斯、中部的伊奥利亚、南部的多里安三个区域，殖民城市“繁殖”得越来越多；小亚细亚南岸，迤南叙利亚海滨，希腊人多次的殖民努力被亚述帝国和其他势力阻挡住了，从此以后，那里一直是希腊人进不去的禁区。而且，从推罗、西顿出发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殖民，成为希腊人在地中海上殖民势力的激烈的竞争对手。在埃及，以米利都人为主建立了一个希腊人的商站城市诺克拉底，它的存在也和埃及人的希腊雇佣军有密切关系。这个时期希腊殖民扩张的最大成就是开辟了黑海航路，从此在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的两岸，在马尔马拉海（Mar-mora，希腊人称之为Propontis，意为前海），在黑海的南北东三面海岸，逐渐布满了希腊人的殖民地。建立在今苏联的克里米亚和诺曼两半岛上，以旁提卡彭（Panticayaeum）为主的一群殖民城市，是把南俄草原上的粮食输出到希腊去的重要商业中心，对此后希腊的经济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以后，希腊人也大规模向西、向南殖民，因为殖民母邦也包括希腊本土诸国，推动殖民的因素更为复杂。

九、殖民城市和其母邦的关系

殖民城市的“分裂繁殖”规模和速度是令人惊讶的。如果米利都确实如传统史料所称的建立了70多个殖民地，即使设想这是延续二三百年殖民活动的结果，包括它自己直接建立的“子邦”和“子邦”所建立的“孙邦”在内，这个数目也是十分可观的。米利都建立的殖民地上的移民当然不会全部来自米利都，其中必定包括四面八方来的希腊人，不过这种规模可惊的移民必定也抽干了米利都的人力。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必定会使各城邦的人力感觉不足，它会促使各城邦加紧同化它们统治的非希腊血统的居民，使得殖民征服造成的依附民或农奴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并使其间的界限逐渐混灭，这对新国家内酝酿出来的新政制必定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我们虽然没有听到此期间希腊本土诸邦有什么殖民活动，但是小亚细亚的殖民扩张必定也为希腊本土“过剩人口”开辟了出路。这一点，正如海外殖民地的迅猛经济发展一样，不断对希腊本土诸邦的经济和政治发生深刻的影响；下一节我们还要略加分析。

“分裂繁殖”式的扩张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无法在为数日趋众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国家。新殖民地最初是多方面依赖母邦的，一旦它具有足够多的居民，建成一个自给的独立的社会，它就组成为一个独立于母邦之外的国家了。荷格斯说，古代希腊作家所称的米利都“握有海上霸权达十八年之久”是它的殖民活动最迅猛的时期的标志，看起来是恰当的解释。因为新殖民城市很快就成为无助于母邦的政治军事威力的独立国家，所谓米利都的海上霸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公元前7世纪开始，米利都经常受到吕底亚王国的军事侵略，直到公元前5世纪初期米利都被波斯攻陷为止，没有听到它所建立的诸殖民城邦对它的抵抗外敌侵略作过什么帮助。

事情还不止于此。殖民地还会和它的母邦打起仗来。修昔底德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之一，是雅典干涉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Korcyra）之间的战争。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过当时的“国际惯例”无疑是公元前10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邦之间的关系流传下来的，摘录修昔底德书中的片断材料，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殖民地及其母邦之间的关系。

科西拉的使节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

如果一个殖民地受到良好待遇的话，它是尊重它的母邦的，只有它遭到虐待的时候，它才对母邦疏远。派到国外去的移民不是留在母国的人的奴隶，而是他们的平辈……(7)

科林斯的使节在同一个会上说：

（科西拉人）说，他们被派遣出去的目的不是来受虐待的。我们说，我们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也不是来受侮辱的，而是要保持我们的领导权，并且要他们表示适当的礼貌。(8)

科林斯人……怨恨科西拉人……在公共节日赛会时（指在科林斯地峡举行的赛会）没有给予科林斯人以特权和荣誉（指殖民地向母国呈献的牺牲，派遣代表参加科林斯人的节日典礼等）；在祭神的时候，也没有给予科林斯人应有的便利。他们轻视他们的母邦，自称他们的金融势力可以和希腊最富裕的国家匹敌，而他们的军力大于科林斯……(9)

可见，所谓殖民地对于母邦的尊敬，不过是一些宗教礼仪上的细节，所谓母邦的领导权，也绝不是政治军事上对殖民地的支配权。殖民地在一切方面是母邦的平辈，母邦和殖民地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结成什么政治集团。政治集团的分合，完全取决于各邦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与母邦子邦关系是不相干的。母邦派遣殖民地当然不会没有实际利益可得，最大的好处是新殖民地会扩大母邦的商业，有助于母邦经济的发展。有些西方史家认为，公元前6世纪的埃弗塞斯（Ephesus）富裕到可以借钱给吕底亚王国的广植党羽谋求继位的一个王子。无论如何，小亚细亚诸城邦在几百年的经济发展中必定已经形成一批富豪世家，平民是贫穷的，有在豪富庄园中当短工的流浪汉（《奥德赛》卷十八），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大概还大大高于希腊本土的例如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六一农”（见本书第五章）。经济上繁荣富裕的一群工商业城市，好像密缝于“蛮邦”原野这大片织锦上的花边（罗马时代的作家西塞禄的描绘），然而没有结合成为军事上足以自卫的集团，也没有任何城邦足以成为团结的中心，这就是“分裂繁殖”的希腊城邦群的状况。

十、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

在以上的叙述中，盛行于希腊城邦的自治自给这两个要素，已经跃然可见了。这些自治与自给的城市国家的政体会摆脱血族基础，转而以契约为基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脱因比（Toynbee，今译汤因比）说：

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的，另一种丰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

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这时还没有由于明晰的社会意识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组织形式。……(10)

脱因比在这里用“萎缩”一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殖民城邦并不是没有“氏族”（Clan）和“族盟”（Phratries）这一类组织，而且大家知道它们的政制基本上是贵族政治。氏族、族盟、贵族，这一切好像都是部族国家原有的东西，但是稍稍考究它的内容，就知道相同的不过是名称，内容已经完全变了。

下引格尔顿乃尔（Gardener）阐释是说明雅典的氏族和族盟的。雅典位居希腊本土，格尔顿乃尔文中所说“大移民”是指古老的亚该亚人进入希腊而言，那次移民究竟是否已经把血族关系的族盟改变成为“战友关系”的族盟，不妨存疑，但是用来解释希腊人海外城邦中的族盟，似乎是十分恰当的。

在历史时代，阿提卡按照一般希腊国家共同采用的方式，把它的公民居民分配于十二个族盟或“兄弟集团”（Brotherhoods）之间。这些族盟看来起源于自愿的结合，首先由于战争中的伙伴关系组成……在大移民以后比较安定的时代，它……长期保存了下来，它的成员，在保卫生命和财产中要互相合作……

……可以肯定，氏族并不是族盟的组成部分。通例，每个氏族的成员并不全部属于同一个族盟，而是十分无规则地分布于多个族盟之中的……

所以，氏族是私人性质的宗派组合……

氏族的真正性质是不难找到的。在早期社会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离开来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贵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产的所有主最终结合成为贵族阶级，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贵族的组织……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维护名门和豪富的世裔……(11)

“原始社会萎缩”必定会使新的殖民城邦采取不同于在血族基础上长成的部族王的制度。按脱因比的说法，新制度的原则，要“以契约为基础”。

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12)

说到“以契约为基础”，我们不免想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脱因比之所以采用“以契约为基础”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有卢梭存在心中的。然而我们决不可以把古史现代化。希腊殖民城邦政体虽势必不能不以契约为基础，初期，他们还不能不采用他们所熟悉的王政形式，从王政向前演变，第一步只走到贵族的“权门政治”，达到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十一、初期殖民城邦的王政及其贵族阶级

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开始时似乎都有国王。这是因为他们在新地方建立新国家所能效法的楷模，还只能是他们所熟习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城邦开始时希腊人还居少数，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渐增加上来，和当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时候，这些城邦才彻底“希腊化”了。所以，伊奥利亚诸殖民城邦、国王或是雅典王科德洛斯后裔，或是吕西亚（Lycia）的格兰西都（Glancidae）世系，后者也许是在希腊人成分最弱的地方取得了政治权力的。有许多城邦，因为没有旧王室的世裔，城邦的创立者的世裔成了世袭的王室，埃弗塞斯（Ephesus）和厄立特利亚（Erythrae）即其实例。但是一旦这些城邦希腊化了，王政就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了贵族阶级的阶级统治了。这一点，反映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此书卷六，奥德赛飘流到斯客里亚（Scheria）岛，此岛由瑙西都斯带领一批被圆目巨人（Cecrops）侵扰的人民跨海移入，筑城聚居，建立了腓阿刻斯（Phaeakes）国家。瑙西都斯是该国的第一个国王，奥德赛到达时，已由他的儿子阿尔刻瑙斯继位了。但是“那里有一个由十二个贵人组成的议事会，做瑙西都斯的儿子阿尔刻瑙斯王的顾问。那里有一个大会集会的公共场所，腓阿刻斯的人民集合于此，但不是来投票，而是来看远方来客奥德赛的”。

新国家的贵族是些什么人呢？

在王政下面，区别于人数更多的非希腊本地人的全体希腊人，构成贵族阶级。根据6世纪米利都的历史，可以推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王政倾覆之后很久还继续存在，本地人的彻底希腊化并没有能够消除这种痕迹。

不过当自然增殖和西面希腊人的连续移入，使得希腊人贵族很快变成城邦居民中的多数的时候，他们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差别。有一些小小的集群获得了权力和特殊地位，并把它掌握在手中来对抗其余的希腊人。伊奥利亚诸城邦的最初历史，记载着那里的希腊人阶级早已分化为拥有土地的一批寡头，和无特权而又心怀不平的潜在的民主主义者了。(13)

显然，在这样的新国家中，王权是毫无基础的，国王原来就没有任何神授的权威，他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显要的一员，用不到什么革命和政变，王权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掉。我们中国人熟悉我们几千年的皇朝政治，我们从西方近代史中也知道，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王权要经过怎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震荡才最后消灭掉。当我们初读希腊史的时候，对于他们远古的王权怎么会“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这种和平消失的过程，放在海外城邦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就不是什么怪事——希腊本土诸邦王权的和平消失，原来是起源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一种时代风尚。小亚细亚是当时希腊世界最先进最文明的地方，处在逐渐“现代化”过程中的希腊本土诸邦要追随这种风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十二、贵族世裔的门阀政治

在这样的新国家中，政权掌握在组成为政治上的阶级的贵族手中。这种贵族政治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只不过因为选任执政人员的种种限制，使当权者是贵族阶级的那种贵族政治，这是希腊人称为权门政治（Dynasteia）的那种寡头政体。一批贵族门阀世世代代处在当权地位，最高政权机构是元老院或议事会，元老院或议事会成员是终身职，补缺选任并不通过什么公民大会或自由民大会选举，而是根据元老院或议事会自己的决议，从贵族门阀中挑选任命的。自由民大会或者只召集来听传达，无权议事，或者名存实亡，久不召开。一切政务都由这个元老院或议事会决定，这是一种真正贵族阶级的贵族专政。阿德科克说：

城邦据以建立起来的宪法结构是贵族政治。当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个人领导权让位给一个阶级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在海外，这个阶级有时候是亲手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的最初移民。……当王权日益缩小最后消灭的时候，古老的自由人大会也消失不见或不起什么作用了。国家是能够自由自在为之服务的人的财产。政府的主要机构是议事会，它或者是贵族的一个核心集团，或者是整个特权公民。取代了君主政体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予人以强烈的印象。凡是抱负非常，因而不愿屈从这种城邦生活体制的秩序的人，可以离开本城去建立新城邦。

贵族们并不是闲住在狭小的生活圈子中的，他们要在议事厅内学会成为议事会内的同僚。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因为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而议事会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则控制着国家，同时，在一个依靠世代相传以智慧为生的时代中，经验是聚集在其中的各个侪辈身上的。在早期希腊史上杰出的人物并不多见，并不是因为历史记载的缺乏，而是因为，只要没有新的力量来扰乱它，城邦不要那些适合于它的有秩序生活体制的大人物也是过得去的，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

希腊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宪法就是统治阶级”，国家是围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这就是贵族政治的遗产……(14)

梅因在论及王权之递嬗为贵族政治时说：

1．英雄时代的王权，部分地依靠神所赋予的特权，部分地依靠拥有出类拔萃的体力勇敢和智慧。逐渐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开始淡薄，当一系列的世袭国王中产生了柔弱无能的人，王家的权力就开始削弱，并且终于让位于贵族统治。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应用革命的术语，则我们可以说，王位是被荷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写的领袖议会所篡夺了。无论如何，在欧洲各地，这时已从国王统治时代转变到一个寡头政治时代，即使在名义上君主职能还没有绝对消失，然而王权已经缩小到只剩下一个暗影。它成为只是一个世袭将军，像在拉凯戴孟，只是一个官吏，（as King Archon at Athens）；或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祭司（as Rex Sacrificulus at Rome）。

2．在希腊，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统治阶级似乎一般都是包括由一种假定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家族，他们虽然在开始时似乎都主张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但他们的力量在实际上并不在于他们所标榜的神圣性。除非他们过早地被平民所推翻，他们都会走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种贵族政治。

在更远一些的亚洲国家，社会所遭遇的变革，在时间上，当然要比意大利和希腊所发生的这些革命早得多；这些革命在文化上的相对地位，则似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在一般性质上，它们也似乎是极端相似的。有些证据证明，后来结合在波斯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以及散居在印度半岛上的各个民族，都有其英雄时代和贵族政治地位；但是在他们那里，分别产生了军事的寡头政治和宗教的寡头政治，而国王的地位则一般没有被取而代之。同西方的事物发展过程相反，在东方，宗教因素有胜过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倾向。在国王和僧侣阶级之间，军事的和民事的贵族政治消失了、灭绝了，或者微不足道；我们所看到的最后结果，是一个君主享有大权，但是受到了祭司阶级的特权的拘束。在东方，贵族政治成为宗教的；而在西方，贵族政治成为民事的，或政治的，虽然有着这些区别，在一个英雄国王历史时代的后面跟着来了一个贵族政治的历史时代，这样一个命题是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纵然并不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对于印度—欧罗巴（Indo-European）系各国是一概可以适用的。(15)

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腊、罗马、吠陀时代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以及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欧洲。真的，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对于西方史家来说，是最现成的根据，甚至日本也部分适用。就是对于中国完全不适用——不，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

必须注意，所谓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两个贵族的“人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必须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渊源，总之，这是“法治”。而且，既然“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必然就会体现为作为阶级意志的法律高于个人的意志，法律不可能像“前王所定者为法，后王所定者为令”一样，只体现个别统治者的意志的东西了。

那么，王又怎样呢？

当形式上的王政还继续存在的时候，王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比较显要的一员，他没有实权，更没有特权，他的唯一代替不了的职务是主持祭祀大典，就是这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在海外城邦，库梅的王政至少继续到公元前8世纪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于此时之前。王政消失以后，王（巴西琉斯）的名义往往还保存着，它属于一个王室后裔，然而一切特殊地位全部取消，成了普通贵族中的一员。在米利都发现的，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一个铭文，记载某次祭典，说道“王参加了这次奉献牺牲的祭典，但是他没有比歌队中的其他人员分到更多的‘胙肉’”。这种情形，以后也见于希腊本土的雅典。公元前8世纪后，希腊的执政官九人团中，次于首席执政官是巴西琉斯（王），他的职务是祭仪执政官，他担任祭司和处理宗教事务。

这种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诸国的“世卿政治”比较一下，也是饶有兴趣的。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他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了。

十三、官制与兵制

贵族专政下的“官制”如何，从古代文献碑铭中应能找到若干具体材料，可惜我的涉猎范围十分狭隘，无法举出什么直接史料。虽然如此，阿德科克文中“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两语，还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

这种“官制”，也见于共和罗马。共和罗马元老院成员都是终身职，执政官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由“百人团民会”选出，任期很短，通常是一年。他们虽是民选的，实际上“每一位前任的高级官员最终还是参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员事实上又同样是从那些元老中选出来的”(16)。共和罗马的官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希腊殖民城邦的官制，而且说不定罗马这种官制还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可以设想有一个贵族寡头组成的议事会，它掌握全部政权，其中成员全是终身职务。行政官员任职期限有定，无论他们的选任是否通过人民大会，事实上，这种职务由议事会中的成员轮流担任，并对议事会负责，这些贵族们的执掌政权是为了保卫本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是富有的，所以他们的职务全是义务职，不向国家领取报酬。

关于兵制，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

在古希腊，继君主政权之后发生的政体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团体实际上完全由战士组成。其始，都是骑士。军事实力和战阵的重心全部寄托在骑队身上……(17)

在古代，擅长以骑兵制胜的城邦常常为寡头政体，就因为战马畜于富饶的著名家族。这些寡头城邦惯常用骑兵和邻邦作战，我们可举爱勒特里亚（Etetria）、（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lcis）、梅安徒河上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 ad Meander）以及小亚细亚其他许多城邦为例。(18)

城邦的自治和自给决定它的兵制一开始就必须是“公民军制”。贵族寡头政制时代，不论城邦居民多少，组成城邦的Polite（原意“城邦的人”，转意为“人民”）是贵族，所以它的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

十四、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殖民城邦从主要务农逐步变化为农工商业兼营，其中有一些还变成以工商业为主，并且还发生了规模壮阔的“二次殖民”，社会阶级关系自然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前引阿德科克文中也简略提到了。大体说来，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奴身份，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本土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照阿德科克的说法，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潜在民主主义者”。在希腊本土，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僭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靠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倒僭主，建立了民主政体（参见本书第五章）。在小亚细亚，外敌的侵犯打断了事变的进程，僭主上台固然依靠他们，建立民主政体却在希波战争胜利之后，僭主的倾覆，外来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豪富世家的形成，必定会发生购买奴隶的需要；贩卖贸易会成为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又是自然而然的事。“蛮族”诸部落间经常发生自相残杀的战争，“蛮族”的酋长很快就会懂得拿战争中的俘虏交换精巧的工艺品和葡萄酒、橄榄油之类的东西，希腊城邦中的豪富世家借此可以买到“家奴”，这是希腊奴隶制的开始。公元前8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诸城邦也许已经用买来的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奥德赛》中腓阿刻斯的巴西琉斯的家庭作坊有磨面的、打线的、织布的奴隶，但是，在农庄中“搬石头，起围墙，种大树”的苦工，是外来的流浪汉（也许是从希腊本土新来的贫苦移民）的雇工而不是买来的奴隶，从多种证据来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判断，在那时候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中奴隶制度还刚开始萌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奴隶制盛行于希腊，已经是希波战争以后的事情了。

十五、希腊文明的中心再次移回本土

到此为止，城邦制度基本上已经确立起来了。一个稳定的、保守的贵族议事会统治下的城邦，距离“主权在民”还有一段距离，不过，促成“主权在民”的条件也已经近在手边了。

从贵族寡头政制转向民主政治这个伟大政治变革的舞台却不在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因为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王国的兴起，以及它对小亚细亚诸城邦的军事侵略打断了那里的事变进程。这个政治变革的舞台是在希腊本土，其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即经济发展的浪潮从小亚细亚影响本土，使本土几个主要国家先是城邦化了并且集团化了，然后，同样的经济发展又引起了那里“主权在民”的政治变革。下面两节，我们将扼要介绍这个过程。

这就是说，从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细亚移回希腊本土了，古典时期希腊史上几次著名的历史事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中心都在希腊本土——公元前7世纪，希腊本土的黑暗时代结束了，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新文化新政制，开花结果都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诸城邦以后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了。

但是公元前7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新的文化。(19)据传说，荷马是基俄斯人，荷马的史诗写作于小亚细亚，最初也传诵于小亚细亚。早期的著名的希腊诗人阿基洛古（Archilochus）是佩洛斯（Paros）岛人，萨福（Sappho）和阿尔喀俄（Alcaeus）是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利尼（Mytilene）人，摆脱氏族意识的传统，抒发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立自主情绪的抒情诗，和史诗一样都发源于小亚细亚。这些诗作和公元前8世纪希腊本土彼奥提亚诗人希西阿的《劳动与时令》一样，代表“希腊文艺创作的已经很高的发展阶段”(20)。最早的希腊哲学是伊奥利亚自然哲学，有泰勒斯（Thales）为首的米利都学派，此外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生于萨摩斯，赫拉克利图（Heracleitus）是埃弗塞斯人，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人，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是阿布提拉（Abdera）人，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寇斯（Kos）人。他们虽然都生于公元前6世纪及其以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衰落的时代，然而学术上的创造发明总要有长期的积累，公元前6世纪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思想家和学者辈出，正证明了前一个时期小亚细亚这个文明中心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雅典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已经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希腊的学术文化，包括它的宗教，都具有不同于东方的色彩，这显然和它的城邦制度一样，是它的独特历史环境的产物。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两者，又是互相影响的。不过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对此，下面还要略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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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页。

(2)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3) Hero，IV，pp. 147—148．

(4) 伯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第II卷第17章。

(5) 这里用“内战”一词，其实是不适当的“现代化”。每一个希腊城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一个城邦内部民主党和寡头党之间的武装冲突才是严格意义的内战，两个城邦或两个城邦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现代国际法中的战争和平法，是从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的国际惯例中演化出来的。

(6) 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II卷第20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by D. G. garth，ch. XX，vol. II，c. a. h.）。

(7)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8页。

(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1页。

(9)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2页。

(10) Toynbee，p. 129．

(11) 格尔顿乃尔：《早期雅典》，第III卷第23章（Early Athens，by Gardener，ch. 23，vol. III c. a. h）。

(12) Toynbee，p. 132．

(13) 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II卷第20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by D. G. Hogarth，ch. 20，vol. II，c. a. h.）。

(14) 《希腊城邦的兴起》（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

(15) 梅因：《古代法》中译本，第6—7页。

(16)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31页

(17) 《政治学》，第213页。

(18) 《政治学》，第181页。

(19) 现在的希腊字母表创造于公元前8世纪。拉丁字母表是当时尚未统一的一种希腊字母表略加变化而成。俄文字母表也是以希腊字母表为基础的。

(20)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201页。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一、希腊本土政治演变的多种类型

已经指出，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直到公元前8世纪为止，希腊本土是处在“黑暗时代”之中。这个时期本土各邦的历史演变，有不少史料流传下来，其中例如雅典，因为是后来希腊文明的中心，古代希腊的作家对它远古的历史就作过不少研究，晚近还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但是，所有流传下来的史料，都分属各邦，综合的史料是没有的。尤其是要探讨希腊本土诸邦历史演变受到了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怎样的影响，影响的具体过程又如何，材料特别缺乏，多年只能根据相关的史实作一些推测而已。

无论如何，影响是有的，而且有理由推定影响是深刻的。在通观公元前8世纪以后到古典时代希腊各邦历史演变的过程之后，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影响：（一）首先见于本土的海上交通特别便利的科林斯地峡上的科林斯、麦加拉（Megara）、西息温（Sicyon）；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lcis）、爱勒特里亚（Eretria）和萨洛尼克湾中小岛埃吉纳。它们是本土的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它们的领土很小，其中最大的科林斯的领土不见得比小亚细亚那些“分裂繁殖”的殖民城邦大多少，其他都不过是一个城市及其附郭的规模。（二）除这些最早受到影响也变得最快的城邦以外，还有第二类国家，原是一片农业地区，有不相统属的小巴西琉斯各据城堡，分立割据，在黑暗时代中统一起来了，王政消失了，成立了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大城邦，或者成为若干自治城市所组成的联盟。这种类型的演变方式在希腊本土发生得最多，早期的雅典、彼奥提亚、洛克里斯（Locris）、福西斯（Phocis）、伊利斯（Elis），后期（这里所谓后期，时间下限一直可以推到公元前3世纪，甚至还要晚些，那已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以后了）的阿尔卡迪亚（Arcadia）、亚该亚（Achoea）、埃托利亚（Aetolia）都属于这一类。（三）斯巴达和特萨利亚属于另一个类型，那里一直存在着农奴阶级，“边区居民”和贵族阶级或特权公民之间的严峻界限和深刻矛盾，而且这两个国家又都是领土广阔，严格说来，它们都是领土国家。然而它们的政制在某些方面还是城邦化了的，不过它们的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使它们不可能彻底“城邦化”，而各各保持了自己的特殊面貌。（四）还有介于二三两种类型之间的国家，至少可以举出一个阿尔哥斯。它的演变过程后面也要约略提到。

希腊本土无论如何狭小，总是具有内陆纵深的地区，它的天然条件绝不可以和“缀在蛮邦原野这片织锦”上的“花边”——海外殖民城邦相比。本土诸国的城邦化多半同时又是某种程度的集团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通观希腊史，我们就会感觉到，多中心的希腊幸亏有这种集团化，才得以打退波斯人的侵犯；否则的话，成串的富裕的滨海工商业城市，等不到罗马的征服，就会听令东方大帝国的波斯任意宰割而毫无抵抗力量了。

希腊本土政制演变的一个环节，即王政的消失，公元前8世纪前后几乎都已完成。亚里士多德解释此种变革的原因是：

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由于那时贤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诸王都曾对人民积有功德，同时少数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对世人全无恩泽，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拥戴。随后，有同样才德的人增多了，他们不甘心受制于一人，要求共同参加治理，这样就产生了立宪政体。(1)

亚里士多德上面这段话是政治学，也是史论，它确实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腊人的自由精神，虽然据说他收集过一百多个希腊城邦政制史作过研究，我还宁愿从脱因比之说：立宪政体，“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渊源于小亚细亚传布到希腊本土。唯有在这种先例影响之下，贵族阶级起来消灭王政成为时代风尚，这种和平过渡才得以实现。一个著名的传统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脱因比的看法。历史时代希腊诸邦保存王制的仅有的例子是斯巴达，但是斯巴达的王的权利，在所谓来库古（Lycurgus）立法和监察委员会取得巨大权力以后，削弱到仅仅保持出征时统帅军队的程度，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普鲁塔克（Plutarch）说，当时斯巴达两王之一、色奥庞波（Theopompus）的王后，谴责他所能留给后代的王权少于他从前王留传下来的权力，色奥庞波王回答说：“不对，我留下来的比从前更多，因为从此王权可以保持得更为久远。”(2)色奥庞波这样回答，显然因为他看到时代潮流不允许古代的王制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小亚细亚殖民城邦风尚影响本土的具体过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许已经漫不可考了。

二、科林斯等国的海外殖民

王制消失的过程虽已漫不可考，本土诸国城邦化的第一个冲击因素，是东边经济发展和大规模殖民运动的影响，似乎确有证据。最先受到这种影响的第一种类型诸国，今以科林斯为例，略加介绍。

科林斯是多里安人在入侵中建立起来的小国家，被征服的迈锡尼遗民沦为农奴，它两面临海，领土面积不到800平方公里（纵横不到60华里）。它的第一代多里安国王名阿乃提斯（Aletes），历代国王的名字被保存在古代的编年史中。公元前8世纪时，王政结束，贵族政制代之兴起。当时贵族世裔，都自称是第五代国王的后裔，这些贵族世裔互相通婚，并严禁族外通婚。公元前7世纪，开始出现一种美丽的自然主义风格的科林斯陶瓶，它以精美闻名于整个希腊世界，多里安人入侵以后长期盛行的几何图纹陶瓶从此逐渐消失。此种陶瓶，据考证是在西息温（科林斯邻邦，比科林斯领土还要小得多）制造，由科林斯出口的。科林斯两面临海，从萨洛尼克湾出爱琴海；从科林斯湾西去，沿希腊本土西海岸北航到克基拉以北（现代又称为科孚岛），越过奥特朗托海峡到达意大利半岛南端的靴跟，公海的航程不过七八十公里。这样优越的海上交通条件，加以迈锡尼时代海权的遗风，它进入海外贸易为时必定很早。历史记载它最早的著名的海外活动，是贵族领头的西向移民，公元前734年，贵族世裔的阿基阿斯（Archias）成为西西里岛上叙拉古（Syracuse）城的建城者；同一贵族世裔的刻西克拉提斯（Chersicrates）率领移民开辟克基拉岛殖民地，传统说他们移居的动机是寻找更多的土地。即使我们相信传统的说法，同意商业动机并不是最初移居的目的，无论如何它是受到了东边的影响的。

……（科林斯的）诗人厄米伦斯（Enmelens，属于王裔贵族）……的时代被定为8世纪中期，如果这是可以接受的话，他的诗作残篇令人注意地指明了伊奥利亚文化的流入，这不仅因为他的诗模仿伊奥利亚史诗的方法和形式，也因为诗内表明了他对米利都发现黑海一事的兴趣。(3)

我们似乎可以据此推测，这个在多里安人入侵中建立的小王国，在海外城邦的影响之下，逐渐发展海上贸易和手工业，这使得它工商业比重逐步增大，由此推动了贵族阶级的“现代化”。他们取代了王政，建立了贵族专政的城邦，并领头殖民于海外。不过到此为止，他们内部土地贵族和被征服人民后裔的农奴之间的矛盾还未解决，“城邦化”还未完成，这一任务是由后来的“僭主”来完成的。

科林斯以外，上面列举的其他第一批工商业城邦的情况各有不同，演变过程大体类似。卡尔西斯居民都是伊奥利亚人，内部矛盾不显著，它的冶金工业发展较早，后来有铜矿城之称，它的海外殖民在历史上极为著名，它首先殖民于西西里岛上，建立了纳克索斯（Naxos）城，它还在今希腊北部萨洛尼克城南面的卡尔西狄克（Chalcidic）半岛建立了32个殖民城市，半岛即以此城得名。麦加拉、西息温两城后来也经历了一段僭主政治统治时期。麦加拉是西西里岛上麦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laea）、博斯福鲁海峡西岸拜占庭（后来东罗马帝国首都，今属土耳其，名伊斯坦布尔）及该城海峡对面的卡尔西顿（Chalcedon）的殖民母邦。埃吉纳（Aegina）这个海岛城邦以海上贸易著名，雅典兴起以前，它在爱琴海上拥有强大势力。

这里顺便要提到一个极有趣味的事情。优卑亚岛上一个小公社名为库迈的，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期在意大利今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一个希腊殖民地，也称为库迈。此地距离罗马不足200公里，它是希腊文明输入拉丁地区的前哨。史料证明，公元前6世纪伊达拉里亚（Etruria）统治拉丁地区以前，梯伯河以南完全处于希腊文明影响之下，而现在通用的拉丁字母表，基本上就是卡尔西斯的希腊字母表（当时希腊各地文字极不统一），有一点变化，但变化很小。紧邻库迈的凯彭尼昂（Campanion）地区，有些公社的希腊化十分彻底，以致后来的古物收藏家把罗拉（Nola）、阿贝拉（Abella）和法利逊（Falisan）等城市，看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卡尔西斯的城市。这是罗马文明渊源于希腊文明的强有力的具体证据，城邦罗马的政制是从希腊城邦学来的，从这里也可以得到间接的证明。

三、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三邦的僭主政治

第一类型诸国，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未受多里安人征服，埃吉纳是多里安人移居的小岛，都没有被征服人民苗裔的农奴。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三邦是多里安人征服迈锡尼的旧壤，被征服人民世世代代是多里安人的农奴。这几个小邦猛烈发展工商业，还大规模移民海外，完全可以想象，那里非贵族的自由民中会出现因工商业致富的暴发户，然而政权掌握在贵族手里，他们是被排挤在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守旧的土地贵族会因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刺激起对财富的贪欲，加紧对农奴的剥削，引起农奴的反抗，而人力的不足又会加强农奴反对运动的势头。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越来越和各阶级力量的对比相脱节，群众普遍骚动造成了某些野心家乘时崛起的机会。他们提出能够满足渴望政治变革的平民要求的政治纲领，结集一批平民武力推翻贵族，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然后像君主一样（虽然往往不称“王”，而用终身执政官，独裁将军之类的称号）一人独揽政权。然而，他们当政期间，却能够实行有利于平民和农奴的政策和某些合乎时势需要的政治经济的变革。

古代希腊的僭主政治之风最初也是从小亚细亚传过来的，而且，早期的僭主和晚期的即伯罗奔尼撒战后的僭主，在性质上和所起的历史作用上又有很大的区别，下一章，我们对此还拟作一些比较系统的说明。这里只想介绍一下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三邦僭主政治的约略经过。这三个城邦，僭主夺取政权最早的是西息温。西息温和麦加拉原有称为“泥腿子”、“穿羊皮的”、“拿棍子的”农奴阶级，大概是被征服的多里安人，古代作家把它们比之于斯巴达的黑劳士。西息温僭主奥萨哥拉（Orthagoras）出身贫贱，他上台后解放了这些农奴，对多里安人则加以侮辱，对他们的三个部族给予牧猪奴（Hyatae）、牧驴奴（Oneatae）、牧豚奴（Choireatae）等侮辱性的名称，并把非多里安人的部族名称改为“万民之主”（Archeloi），这些名称居然沿用了200年。科林斯僭主居柏塞卢（Cypselus）兴起以前，贵族巴枯氏（Baechiads）氏族执政，他们首创西向殖民，公元前8世纪末，科林斯执掌希腊的海上霸权。公元前7世纪初，阿尔哥斯的裴登王兴起，科林斯发生内讧，公元前664年，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发生海战，统治集团威望大降，居柏塞卢取代了贵族政权。居柏塞卢本身也属于统治的巴枯氏氏族，他和继位的儿子泊利安德（Periander）（希腊七贤之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放农奴，提高工商业的地位，改革货币制度，大力造船，开凿运河，修筑道路，奖励科学艺术等，使居勃来底斯（Cypleids）朝的科林斯成为当时希腊世界的第一流国家，和米利都的僭主司拉绪布卢（Thrasybulus）甚至和埃及的法老王都维持着友好的亲戚的关系。这些僭主政权最多不过持续三代，旋即被民主政治或贵族政治所取代。然而即使代替它的政治制度，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还应称作“贵族政制”，古代的秩序是再也恢复不过来的了，一切改革基本上都保持了下来，其中属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农奴平民上升成为公民、有成文法典的公布等，从此以后，执政者即使是贵族，也得对公民大会和公民选出的议事会负责了。

工商业城邦卡尔西斯，虽然没有被征服人民后代的农奴，在此期间，也出现过僭主。

四、斯巴达和拉凯戴孟同盟

也是多里安人国家的斯巴达所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斯巴达在多里安人征服时期占领了拉哥尼亚地区，在伯罗奔尼撒岛南部欧罗达（Eurotus）河谷平原，土地肥美，然而，没有良好的海港，所以，它从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入侵之初，征服者和当地居民关系如何，史料缺乏，难有定论，也许拉哥尼亚周围的“边区居民”就是最后被征服者的苗裔。他们是自由民，然而不是斯巴达的公民，他们有自己的市邑，在这些市邑中他们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但他们无权参与斯巴达军政大计。他们要向斯巴达国家缴纳贡赋，他们的市邑有时驻有斯巴达的军队，有斯巴达派来的监督，修昔底德所介绍的锡西拉岛的状况(4)，也许可以代表一般边区居民和斯巴达的关系。拿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历史来比拟，边区居民是斯巴达的“藩属”。这种关系是不是征服初期就这样确定下来的？中间有什么变化？在美塞尼亚（Messenia）征服之前，斯巴达人是不是自己耕种他们那一份土地的自由农民，我们都不知道。

公元前8世纪，正好科林斯陶瓶盛销希腊世界，西去的航路开通，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上多里安人的殖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海上贸易和商品货币经济猛烈发展的时候，斯巴达征服了它的邻邦，希腊人的国家（多半是公元前11世纪多里安人征服时代剩下来未被征服的迈锡尼故国）美塞尼亚，当地居民全被沦为农奴，这就是人所共知的黑劳士（Helots）。这个名词也许起源于美塞尼亚的一个城市黑劳士（Helos，见于荷马《伊利亚特》的船舶目录）。这次征服之后，斯巴达夺得了拉哥尼亚以外另一片广大富饶的农业地区，这片地方面积几乎和拉哥尼亚一样大。两三个世纪之内，斯巴达曾经沉溺于和平富裕的生活之中，以致特尔斐（Delphia）神庙的一次神谕中，把斯巴达的贵妇风姿和阿尔哥斯的勇武战士（关于阿尔哥斯当时的武功，见下文）同列为希腊世界的第一流事物之中，现存的诗人阿尔克曼（Alcman）抒情诗《少女之歌》残篇，也显示出那个时代斯巴达贵族家庭中少女生活之美。地下发掘所得文物，证明这个时代有出身小亚细亚的诗人居留在斯巴达并创作了优美的诗歌，地下发掘证明这个时代斯巴达还有自己生产的精美的陶器。所有这些，都和当时希腊先进的文明世界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

但是斯巴达的这种“繁荣”，并不是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而是建立在剥削、被压迫、被征服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残酷的剥削引起反抗，公元前7世纪中期，美塞尼亚发生了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斯巴达人用全力来扑灭这次革命。所谓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历时20多年，传统说，战争期间如此之长，动员规模如此之大，斯巴达的男丁悉数从军，战争结束归来时，后方的妇女和边区居民“私通”生下来的“私生子”都已经成人了。这些私生子被斯巴达人驱逐出去，移居意大利南部的塔林顿（Tarentum）。

长期残酷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斯巴达的胜利而告终。美塞尼亚再度被征服，一部分人移居海外，其余的被征服人民一直处于称为黑劳士的农奴地位。可是这一次战争大大提高了斯巴达人的警惕，为了防止“叛乱”，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从此，黑劳士永远处于严厉的监视之下，斯巴达的男人则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军营。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与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严峻的军营生活要求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商品货币经济会瓦解这种秩序，斯巴达人从此禁绝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交换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铁块……

这就是被传统所称道的来库古（Lycurgus）的立法。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末，大约和雅典的库隆暴动同时。来库古的口传约章（Rhetra）规定，斯巴达公民家庭新生的婴儿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若认为不宜让他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场（Apothetae）。强健的可能长成为良好战士的婴儿才许养育成人。青年人终年不穿鞋，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团队（Agelē）里，从事体育锻炼、运动和学习语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奉命去做苦工，并且必须绝无抗议、绝无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领受一分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他们依照斯巴达人的分地被规定10人至15人一组，向公民缴纳实物贡赋——大麦、猪肉、酒和油。公民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必须参加公餐（Syssitia），不论贫富都吃一样的东西，每人缴纳定量产物给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战士，平时都生活在按军事编制的集体里，军事操练一直不断。斯巴达人在美塞尼亚战争中发展出来的一套恒常防卫农奴“叛乱”的制度，使得斯巴达的重装步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精锐的军事力量。他们还相应地建立起来一套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的、以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进行训练的制度。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波战争中防守温泉关的斯巴达王李奥倪达部下300战士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人因患病得李奥倪达允许离军，一人闻警返阵战死，一人生还本国，受到全民蔑视，后来在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中奋勇作战，才洗雪了污名（VII，229—231）。

斯巴达的两个王统率国军（在征伐时由二王中的一王统率），审判主要有关家族法的案件，执行某些祭礼。斯巴达的最高政治机关是长老议事会，长老是由公民大会从有势力的斯巴达氏族中选举出来的。公民大会另选出五个监察委员，后来监察委员发展成为超乎议事会之上的寡头机关，他们陪同国王出征，监视王的行动；他们负责征募国军，决定一切政策，后来又掌握司法裁判权。不过监察委员还得对公民大会负责，宣战媾和等重大决定，要由公民大会通过。塞尔格耶夫说：“斯巴达的宪法，对斯巴达公民来说是民主制的，但是对附庸民族来说就是寡头制的。”(5)

斯巴达的全权公民最多的时候不过一万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就不到6000人了。军队以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为主力，边区居民从军组成辅助部队，黑劳士也要从军，任军中杂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人力不足，有黑劳士参加重装步兵，有一次，在美塞尼亚形势十分不稳的状况下，监察委员佯称要解放参战有功的黑劳士2000人，让他们戴上花冠参加祭典，同时暗中组织青年公民发动一次“特务行动”，这2000人从此就不知所终了。

这次“特务行动”终究是非常措施。以黑劳士的身份而论，他们要缴纳实物贡税，但他们有自己的家计；他们分属于各个公民；然而他们不能被出卖；不像“买来的奴隶”那样是“会说话的工具”，显然他们是农奴。对此国内史学界有过激烈的争论。后面还准备专门加以讨论。

五、拉凯戴孟同盟

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使得它成为按古希腊标准而言的领土十分广阔的国家，这已经是希腊本土政治上一种“集团化”，然而它还没有从此停止下来。

斯巴达于征服美塞尼亚之后，曾想继续兼并它的邻邦，公元前6世纪前半，斯巴达进攻在它北面的阿卡狄亚，尤其觊觎特格阿（Tegea）这块富饶的平原，战争持续了30年（约公元前590—560年），征服没有成功。当领导战争的两个王死了，新王即位时，变兼并政策为“强迫结盟”政策。又经过一两次战役，特格阿同意与斯巴达结盟。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进犯的危机已经隐约可见，斯巴达有意识地扩大它的结盟政策，开始是阿卡狄亚，其他城市陆续加盟，成立拉凯戴孟同盟（Lacedemon League，正式名称是“拉凯戴孟人和它的同盟者”Lacedemons and its Allies。拉凯戴孟是斯巴达的别称），以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的伊利斯（Elis）和科林斯地峡上诸邦也陆续加入。这是一个军事同盟，伯罗奔尼撒半岛全部，除阿尔哥斯和亚该亚（Achaea，半岛北面濒临科林斯湾的一个狭长地区）而外，诸国全部参加在这个同盟之内。加盟诸国对盟主不负担贡赋，仅在战时结成联军，联军的统帅属于斯巴达人。伯罗奔尼撒半岛历史上一直是希腊本土政治军事力量的中心，这个地区通过同盟的道路结成集团，使得它在波斯进犯面前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运动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见第六章）

六、斯巴达兼并政策的失败

同属多里安人国家的科林斯地峡诸邦，采取发展工商业，对外殖民，解放农奴的路线。僭主伯利安德（居柏塞卢之子）在位的时候，科林斯的经济文化冠绝一时，是雅典以前希腊最强大的海军国家，它对西西里的叙拉古等城邦，则几乎从头到尾一直保持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而斯巴达则在整个希腊世界忙于对外的殖民扩张和建立一种新的高度文明的时候，征服邻近的希腊人国家，并且为了镇压反抗的被征服人民使他们翻不了身起见，建立了当时的希腊世界所没有的，也是后代一切国家所未见的严峻的秩序——所谓“严峻”，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两方面而言都是适合的——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它的公民的那种不怕个人牺牲的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它的蔑视财富，放弃艺术与文化，它的平等主义的公餐制度等，博得许多古希腊思想家的赞美，柏拉图的《理想国》所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以斯巴达为其原型。但是斯巴达的这种秩序并不能一直保持下去，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其军事威力建立起的斯巴达帝国，被外面花花世界所诱惑，败坏了这种制度的根本。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累败于忒拜同盟名将埃帕梅农达斯之手，美塞尼亚获得解放，阿卡狄亚诸邦脱离拉凯戴孟同盟。斯巴达国内秩序败坏以后，虽有阿吉斯四世（AgisIV，公元前245—241年）和克利奥米尼三世（Cleomenes III，公元前235—212年）等王屡谋改革，还是一事无成。斯巴达和它的严峻秩序和希腊诸城邦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在斯巴达的历史中，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很有兴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它一度实行兼并政策，而且征服了美塞尼亚却又半途而废，改为实行同盟的政策？关于这一点，有人以希腊人爱好自由，为维护国家独立而战不怕牺牲来解释。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然而仅此一端，也还不足以解释此种现象。吕底亚王国进犯小亚细亚诸城邦，许多城邦旋即纳贡称臣；波斯军进犯希腊，希腊本土北部、中部诸国都屈服了，还派兵参加进犯的波斯军。屈服的希腊城邦固然没有沦为郡县，至少是从独立国家贬低到了藩属的地位，可见希腊诸邦在强大的军力面前并不是永不屈服的。问题是：斯巴达之对美塞尼亚和波斯之对希腊诸邦所要求的条件不一样——后者以对方降为藩属为满足，前者则彻底摧毁被征服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组织，不加利用，又不去提高这些国家原来被统治的平民的地位，从中吸收力量使之为征服者所用，或者进一步使之成为征服者统治阶层中的组成因素，虽然绝不是占重要地位的因素。斯巴达对被征服国家的各阶层人民似乎是一律加以奴役，并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起来一种森严的等级界限，世世代代不得逾越，从而征服者的统治阶级自身也必须世世代代处在永久的警惕之中，这和帝国主义政策所不可缺少的对所统治各民族“兼收并蓄”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政策，在一次征服中作出了范例以后，自然会使它的第二次征服对象上下一心，誓死抵抗，兼并政策也就再也行不通了。

斯巴达在政治上还有另一种传统，即坚定地维护立宪主义的贵族政体，它对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样感到厌恶。它的这种传统政策，使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摧毁了进入它的“帝国”范围一切城邦的民主政体，到处树立亲斯巴达的贵族政体。这是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事情，在公元前6世纪，它促成了科林斯地峡诸邦推翻僭主政体，对雅典的僭主政体的倾覆，也尽了一臂之力。大略经过，后面还要扼要介绍。

七、特萨利亚

特萨利亚是希腊本土集团化的另一个例子。它的社会结构类似斯巴达，其政体则和斯巴达迥然不同。

特萨利亚拥有希腊本土最广阔的平原，它的领土面积约十倍于雅典，居统治地位的特萨利亚人，是多里安入侵时期武力侵入的一支西北希腊部族，当地居民是操爱奥里斯方言的迈锡尼旧民，征服者在语言上被当地居民同化了，然而他们是特萨利亚的贵族。

当地居民，一部分移居海外，一部分退入平原周围的山区，以后成为特萨利亚的“边区居民”，他们享有的自由，比斯巴达的边区居民要多一些。留居平原的被征服者沦为农奴，称为“珀涅斯泰”（Penastae），其地位和斯巴达的黑劳士相同，不过所受监视要轻微一些。

征服者在特萨利亚平原周边山麓或平原中央丘陵上筑成城堡，统治周围被征服的农奴，和纳贡的边区居民。每一个城堡有一个巴西琉斯，各自独立称王，不相统属。公元前7世纪以后，王政消失，代之而兴的贵族，虽然还不时发生内讧，居然以政治家风度合作起来组成了特萨利亚“联邦”。联邦制度细节没有资料可凭，大体上是分布于特萨利亚的无数小城市分别联合成为四个瑞士自治州（Canton）那样的地区联合组织，每个州设有一个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利机构，称为Tetarch，这四个“州”又联合产生一个特萨利亚的“联邦政府”，称为Koinon，首席行政官称为Tagus，是不限资格地从诸城市中互选出来。“州”的Tetarch和联邦的Tagus的职能主要是军事上的，各城市各别独立治理它的内政。自治州的Tetarchs是常设机构，Tagus看来唯有在紧急情况下才选举出来统率“联邦”军队。所谓“内政”，其实也十分简单。因为特萨利亚除农奴制土地贵族而外没有什么工商业，独立的自由小农人数也少。镇压农奴（“珀涅斯泰”）和边区居民的反叛显然是建立“州”和“联邦”机构的主要目的，不过在有了这些机构之后，特萨利亚的军威也曾在不同时期震慑过它的邻邦。

特萨利亚的政治权力似乎基本上限于贵族，贵族又并非集合居住于一个城市，而是分散据有各自的小城市和城堡的。它的重要的城市有拉利萨（Larissa）和克拉龙（Cranon）。它的军队是贵族的骑士军，在马镫没有发明以前(6)，骑士在重装步兵面前不是决胜的兵种。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领有农奴的贵族的专政之下，内部等级森严，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公元前4世纪后期），某些特萨利亚城市的分居平民（Demos）还不许涉足于政治集合场所。所以，这个希腊本土领土最广的“大国”，在希腊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大，波斯军侵入的时候，它首举降旗，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特萨利亚的骑兵是亚历山大远征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来特萨利亚确实是一个领土国家而不是一个城邦。它的政制的某些方面确实受到了城邦的影响，例如王政的消失，贵族阶级的联合，贵族阶级内部的某种民主惯例，等等。不仅如此，根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资料，特萨利亚的主要城市拉利萨后来也有城市公民和城市公民民选行政官员的制度，这大概已是比较晚期的现象。拉利萨和克拉龙二城实际上从来是广阔的特萨利亚领土国家的政治中心，是特萨利亚各地贵族所组成联邦的都城，而不是以其本身为主体的“城市国家”。一个联邦的都城的城市管理采取某种“城市自治”的形式，而不像我国的历代皇朝把都城的城市管理交给帝国的官吏（如清代的“九门提督”），在后世的西方诸国是常例。历史地说，这是城邦制度的流风余韵，特萨利亚的拉利萨市的制度，也许是这种现象的第一个例子。

八、雅典的统一运动

后来成为希腊文明中心的雅典，兴起的时间比科林斯、斯巴达都晚，留下来的史料较多，研究得也比较详细，它的演变为城邦的过程比较典型，分别在本章与次章加以介绍。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我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然而在古希腊的条件下，这已是有内陆纵深的一个地区了。它分割成为几个小平原（马拉松平原、埃琉西斯Eleusis平原和雅典平原）和几个山区，最南端的劳里翁（Laurium）山区在古典时期有著名的银矿。后期迈锡尼时代，阿提卡密布着小巴西琉斯的城堡，其中雅典和埃琉西斯长期间彼此敌对，筑着长城互相防卫。这个地区成为希腊最杰出的城邦，第一个步骤是历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Synoe Kismos）。

统一运动的实质是阿提卡境内各独立城市（或城堡）全部撤销其独立性，把分散的政治权力集中到雅典一个城市中来。传统把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归功于有勇有谋的提秀斯王（Theseus，参看普鲁塔克：《提秀斯传》），后来史家则对之作了比较切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所谓统一运动实际是雅典以外各城市（或城堡）的贵族集中住到雅典城来，组成阿提卡的贵族议事会，统治整个阿提卡地区，而且这件事情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开始是少数几个城堡的贵族集中雅典，向雅典集中的城堡逐步增加，最后与雅典长期敌对的埃琉西斯也合并进来，统一运动才告完成。多里安人入侵时代，阿提卡地区始终未被侵入，这已为史家所公认，据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多里安人入侵也促成了阿提卡的统一运动。古希腊史家斯特累波（Strabo）说，雅典王梅朗淑（Melanthos）之子科德罗斯（Codrus）在抵御多里安人入侵的战争中阵亡(7)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据。阿提卡陆上邻邦西面是麦加拉，属多里安集团；北面是彼奥提亚，属爱奥里斯集团；历来和雅典都不友好，阿提卡境内诸城合并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是形势促成的。有的史家还认为这个过程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最后完成之时，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看来是有相当理由的。

初期雅典的政制，塞尔格耶夫介绍如下：

数百年来，统一的阿提卡的最高统治权，是属于雅典的巴西琉斯的，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的王权绝迹了。据传说，雅典最后一个巴西琉斯是科德罗斯。王权消灭之后，雅典的首脑便是从“贵族后裔”选出来的执政者，即所谓“执政官”（Archons）。初时，执政官的任期是终身的，后来就10年改选一次，及后每年改选一次。初时，只选一个执政官，但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便有“执政官九人团”的组织——（一）首席执政官（即正式的执政官），初时掌握大权，但后来权力也受限制；（二）祭仪执政官（即巴西琉斯），主要是尽祭司的职责，兼处理有关宗教崇拜的审判事宜，（三）军事执政官（即元帅），是雅典国民军的领袖，兼司邦交大事；（四）其余六个司法执政官，乃是法律的维护者，兼各种审判委员会的主席。执政官是尽社会义务而不受报酬的。……任职期满以后，执政官便入“元老院”（Areopagos），即国家最高议事会……(8)

看来，这和我们在小亚细亚殖民城邦所见到的贵族寡头政制是完全一样的。这时候的公民（Polite，即“城邦的人”）看来仅限于集中住在城内的特权贵族，住在“村场”（Demos，此字为希腊语民主政治Democracy的语根，并参见次章介绍雅典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立法一节）内的平民恐怕是不算在“城邦的人”（Polite，公民）的范围之内的。

雅典虽号称为最初伊奥利亚诸殖民城邦如米利都、埃弗塞斯等的母邦，然而初期殖民过去之后，它就不再去创建什么殖民城邦，而且，直到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以前，它的工商业也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阿提卡本来是比较广阔的一个地区，此时的雅典基本上是务农的，比之同时代的科林斯，卡尔西斯（Chalcis）诸邦的迅猛的对外殖民而言，它的人口外流似乎也是微不足道的。贵族的阶级统治，人口的日益增加，必然导致贵族对平民剥削的日益加重，这就是库隆暴动和梭伦改制的背景。另一方面，人口外流不多、人力保持于国内，也是后来雅典得以成为抗击波斯进犯的骨干力量的原因。

雅典走上统一运动和贵族统治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海外殖民城邦的影响，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毫未提到，近代有些史家论述它的原因的时候，往往归之于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多里安人入侵以后漫长的数百年间，雅典经济毫无疑问会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直到统一运动完成，贵族统治确立之时，雅典还是一个产粮的农业国家，而不是园圃的农业国家，它虽有优良的海港，但它的海外贸易还不及一个小岛埃吉纳，它的陶器工业远未发展，当时优美的科林斯瓶还在称霸希腊世界，所以它的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得自经济发展的，当远较科林斯、卡尔西斯等城为微弱。另一方面，雅典号称伊奥利亚诸海外城邦的母邦，它跟那些城邦的交往应该是比较密切的，所以，有理由推测，雅典的贵族从海外殖民城邦当政的贵族那里学到了关于各种新型国家的知识，阿提卡境内诸小城邦的贵族共同抵御外族入侵的要求，加上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原因的相互作用，使得雅典还在变成工业和商业的城市以前就组成了一个单一城市领导周围比较广阔农村地区的国家。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个城邦的务农的平民，初期还算不上是城邦的公民。史料表明，梭伦（Solon）改革以前，这些平民的处境是贫困而悲惨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引起了骚乱暴动，出现了立法者和僭主，当人民群众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就形成了希腊史上著名的雅典民主。因为这个过程在希腊各邦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当在次章内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个过程中，雅典发展了商业和手工业，它的经济力量逐渐超过了科林斯和卡尔西斯，而在民主政体下，它又拥有为数较多的务农的公民，得以招募一支较大的公民军，这又是雅典军事威力的来源。希腊本土诸城邦中，唯有雅典兼具这几个因素，它之所以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

九、阿尔哥斯和克里特

阿尔哥斯（Argos）占有迈锡尼时代的王畿（阿加米农本人的王国），它最初在多里安人诸邦中占有领袖地位。多里安人征服之初，它还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科林斯地峡上诸邦，传统还说，那个时候存在过一个阿尔哥斯“帝国”。公元前8世纪中期，阿尔哥斯的霸权衰落了，公元前7世纪阿尔哥斯在斐登王统治下武功很盛，打败过斯巴达和雅典，实行过币制改革。亚里士多德说斐登“起初为王而终于做了僭主”，大概他在国内实行过个人的专制统治。这个传统的部族王国以后也成了“主权在民”的城邦，它国内除阿尔哥斯这个城市而外，还有阿欣（Asine）、太林斯（Tiryns）等重要城市。各城市间的关系如何，已经难于稽考了。

阿尔哥斯东南有特洛真（Trozen）、赫尔米温（Henmione）、埃彼道鲁斯等小国，濒临阿尔哥斯湾或萨洛尼克湾，面积不大，都是科林斯类型的单一城市的城邦，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克里特岛为多里安人占领后很快分别建成40个城邦，据说后来还达到过100个。

十、彼奥提亚、福西斯、洛克里斯

公元前4世纪一度掌握希腊霸权的彼奥提亚（Boeotia），位居希腊中部，南邻阿提卡，以土壤肥沃著名。迈锡尼时代彼奥提亚已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建有某些迈锡尼统治下的小王国的城堡，后来的提佛、奥科美那斯等城市大概就是在它们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时代的彼奥提亚传统说是入侵者的旧裔，但是假如确实有过外族征服的话，征服也没有留下什么严格的阶级界限，按照著名的希西阿的《劳动与时令》诗作来看，自耕的自由农民在公元前8世纪就居于主要地位了。彼奥提亚的王政消灭得很早，希西阿诗中的巴西琉斯，有的史家认为也许指的是贵族。彼奥提亚原先有许多独立的小公社，它们之间很早就有同族性质的联合，还有泛彼奥提亚的宗教庆典，又因为那是希腊本土的四战之地，古典时代多次战争都会战于它境内，这种容易遭到外敌入侵的环境，促使它趋向于合并成为一个联盟。组织联盟的盟主是提佛城，为了组成彼奥提亚联盟，提佛城还对某些城市进行过战争，公元前550年，除奥科美那斯和布拉的（Plataea）两城外都加入了联盟，几十年以后这两个城市也加盟了。联盟的政治机构称彼奥塔斯（Boeotarth），加盟城邦各自保持独立。

位居彼奥提亚之东，南临科林斯湾的福西斯（Phocis），地域不大，居民分散于20个左右的小市邑中，希腊世界的宗教中心特尔斐神庙就在它境内。公元前590年，福西斯的两个市邑为了神庙周围一块土地发生了争吵，特萨利亚以这次事件为借口，干预、占领了福西斯，许多希腊城邦联合起来驱逐特萨利亚人，福西斯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在此以前，福西斯各市邑之间本来就有部族性质的联合，战争中发展成为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按其性质而言，也可以称之为福西斯联盟，不过加盟的小市邑独立性不强，未必具有独立城邦的性质，所以福西斯国家，其实是自治的市邑联合组成的领土国家。

洛克里斯（Locris）邻近福西斯和彼奥提亚，它以奥布斯（Opus）城为中心，经过雅典那样的统一运动建成为城邦。

十一、农村地区的建城运动

以上列举诸城邦，多数由旧时城堡发展成为人民聚居的城市和城邦。本土城邦的最后一种类型，是原来的农村地区建立城市，发展成为城邦，这可以称为建城运动，阿德科克称之为“狭义的统一运动”。他说：

这里那里的诸村落的共同体，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放弃村庄合居一处。这个过程是狭义的“统一运动”，我们知道这种统一运动在东部阿卡狄亚（Arcadia）怎样在起作用的。东部阿卡狄亚分为两个村居共同体的集群，每一个集群原来都拥有一个筑城的避难所，北集群的称为城（Polis），南集群称为堡（The Fort）。也许因为害怕斯巴达人的侵略，南集群联合起来组成了特格阿（Tegea）城邦，不久，北集群就组成了曼底涅亚（Mantinea）城邦。曼底涅亚统一运动的理由在于害怕南邻的军事力量，这个理由因渴望控制平原北部的水源又加强了一层。由于同样的原因赫赖亚（Heraeans）由于伊利斯人（Elis，伯罗奔尼撒西北的多里安人城邦）越来越厉害的侵略倾向被迫建立了赫赖亚城邦（亦在阿卡狄亚境内）。只要密迩别的城邦，无疑就能触动村居的共同体起而模仿，希腊西北部（指阿开那尼亚Acarnania、埃托利亚Aetolia）诸城邦，看来是从那里出现一系列科林斯的殖民地以后，才陆续形成的。(9)

古代希腊晚期，亚历山大征服以后的希腊主义时代，兴起了亚该亚同盟（以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濒临科林斯湾的亚该亚为中心），埃托利亚（在中部希腊的西侧）同盟。这两个地区都是山区，古典时期，它们都是落后地区。当滨海的先进的工商业城邦已经经过了奴隶制经济的极盛时代，因内部激烈的阶级矛盾而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的时候，自由农民居主导地位的这些山区，于是建立城市，组成同盟，起而占有希腊本土的支配地位。不过那时已是罗马征服的前夜，希腊人在政治军事上不久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十二、近邻同盟

希腊本土的“统一运动”或“同盟运动”，从来都是局部的，全希腊的组织全是宗教性质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近邻同盟”。

近邻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The League of Neighbours）以特尔斐（Delphi）神庙为中心。特尔斐神庙祀奉阿波罗（Apollo），神庙的渊源很古老，可以追溯到亚该亚人来到希腊的时候，后来成为希腊三个人种集团爱奥里斯、伊奥利亚、多里斯共同的宗教中心，特尔斐的阿波罗神谕甚至为“蛮邦君主”（如吕底亚、埃及）所信任。近邻同盟原是围绕温泉关附近地母（Demeter）神庙而设立的邻近诸邦的同盟，不清楚同盟的起源和其目标如何，反正它要求加盟诸邦在发生战争时不得切断对方的水源，不得毁灭对方的市邑。鉴于其称为“近邻”，究竟最初的加盟诸邦，在兹帕尔克俄斯（Sperchus）河上和塞费苏斯（Cephisus）河上游诸共同体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是可疑的。不过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同盟包括了北部和中部希腊的全部人民，其中有特萨利亚的四个“州”，有福西斯人、彼奥提亚人、洛克里斯人、多里斯的多里安人（残留在中部希腊的多里安人小邦），优卑亚的伊奥利亚人和历史上仅见名称没有史料参考的三个小邦多利普（Dolepes）、马里（malians）、伊纳斯（Aenians）人。不久发生了所谓第一次神圣战争，特尔斐神庙原由克利塞（Crisa，属福西斯的一个小共同体）管理，战争的结果，神庙归近邻同盟保护。近邻同盟的年会也移到特尔斐来召开。此时特萨利亚在近邻同盟中占绝对优势，福西斯也处于特萨利亚的军事占领之下。后来各邦协力驱逐特萨利亚占领军，近邻同盟的成员随之扩大，雅典、斯巴达、西息温等都成为加盟国家。扩大的近邻同盟此后还在特尔斐主办“皮提翁庆节”（Pythium Festival），有音乐竞赛，后来又增设体育竞赛，这大大提高了特尔斐神庙的地位，使它成为团结希腊人的中心地点。近邻同盟则逐渐从宗教性的联合，转为政治性的国际性的联合。这绝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只是希腊世界各主权国家通过这个同盟发生了集体性的相互接触，有助于发展出一些国际惯例而已。

十三、奥林匹克庆节

另一个纯粹宗教性的“奥林匹克庆节”更负盛名，现代的国际奥运会自称是继承了它的传统的。庆节每4年一次，第一届奥林匹克赛会早在公元前776年举行，它由伊利斯主办，最初参加的不过是近旁少数几个国家，以后逐渐扩大，到历史时代，即使很少参与希腊世界政治事务的远方诸邦，如黑海和“远西”，也都热心参加那里的竞走、角斗、战车竞赛等运动。竞赛的胜利者获得桂冠或橄榄冠，且有立像的权利，所属城邦亦引以为荣。诗人与雄辩家也参加奥林匹克赛会，公元前4世纪，显赫一时的西西里叙拉古（Syracuse）僭主自炫诗才，派人在奥林匹克赛会上朗诵他的诗作，竟备受讥嘲。为了保证赛会的举行，希腊诸国协定，赛会期间交战中诸国一律要停战若干天。这种盛大的庆节，显然大大促进了希腊的统一的文化的形成，加强希腊民族的团结，事实上它是希腊世界中主权国家的城邦制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它对后来的历史事变是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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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5页。

(2) 普鲁塔克：《来库古传》。

(3) 瓦德-吉里：《多里安城邦的兴起》，第III卷第22章（The Growth of Dorian States，by H. J. Wade-gery，ch. 22，vol. III，c. a. h.）。

(4) 参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97页。——编者注

(5)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62页。

(6) 马镫的利用，无论在中国或欧洲，都已经在中世纪了。没有马蹬的骑兵，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骑兵，威力在于“骑射”，不能作马上白刃战，所以抵不过带甲、持盾、持矛集团作战的“重装步兵”。

(7)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229页译注。

(8) 《古希腊史》，第174—175页。

(9) 《希腊城邦的兴起》（The Growth of the Greek City-states）。

第五章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第一节　总述

一、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的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变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这200年间，希腊人从小亚细亚及本土出发，殖民于东西南北。古典时代以本土为中心的地中海上的希腊世界，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希腊人的这个大移民运动，一方面在移民区域碰到了激烈的竞争者和对手，另一方面又是东方的内陆帝国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军事进犯的结果，所以，大移民固然是希腊人的海外扩张，其中一部分人民属于“避难移民”的性质。变化的第二个方面是，希腊本土结束了多里安人入侵的漫长数百年间的“黑暗时代”。本土诸邦，在此期间城邦化了，也集团化了，加以从东面来的外敌侵犯，“黑暗时代”曾经是希腊文明中心的小亚细亚，现在丧失了它的中心地位。希腊文明和希腊历史事变的中心，在此期间移回到了本土，虽然雅典中心地位的确立，还在希波战争之后。以上两个方面，前两章已经多方面涉及，然而未作系统的介绍。本章第二节，将就国际环境、大移民、海外城邦；第三节，将对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本土的状况，作比较系统的介绍。由于希腊史的多中心的特点，以上介绍与前两章虽有不少重复之处，看起来还是节省不了的。

二、希腊世界的经济变革

大移民与本土的城邦化及集团化所形成的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是由无数自治自给的蕞尔小邦组成的。各个区域的外部条件各不相同，每一个区域的各城邦的内部状况和历史演变过程也会不相同，但这个时期的有些变革，特别在经济方面，是共通于整个希腊世界的。

希腊人殖民于东西南北，每一个海外殖民地和本土的所有国家，固然各按当地的资源交通条件和它们自己的历史传统，经营多种多样的经济生活，但是，大移民更突出了希腊的海上文明的特色。

在希腊人的国民生活中，海洋所起的作用，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殖民地靠近海洋，而且只有靠着海洋才能和它们的母邦往来。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它们本身的存在，都需要有强大的船队。远在雅典掌握希腊诸海的霸权以前，科林斯、优卑亚的卡尔西斯、米利都、佛西亚、罗陀斯、叙拉古、塔林顿（Tarentum，意大利南端）和马赛，便都已有强大的商业舰队和武装舰队。（杜丹，p. 29）(1)

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达，反过来对希腊各殖民地城邦和本土诸国的经济，又产生巨大影响。它使本土诸国古老的自然经济，迅速转为商品货币经济；使海外和本土原先的工商业城邦，由于粮食和原料供给方便，而得以不受限制地扩大它们的工商业。同时，也使某些“单一经济”的殖民城邦，扩大多种经营，力谋自给自足。雅典本以粮作农业为主，大移民中及其后逐渐发展起来更加适合于其土壤条件（丘陵、沙地）的葡萄、橄榄、果园与其他园圃农业，粮食逐渐取给于进口。由于输出油和酒需要容器，因此它又迅速发展起陶器业，不久它的陶器就超过了科林斯。米利都、科林斯、卡尔西斯等老早就是工商业城邦，粮食原料供给充分了，使它们工商业的发展更加迅速。与此相反，有些殖民地建立之初，虽不过是一个商站，但因周围农业资源丰富，当它的人口因新移民的到来而日益增多时，就兼营农业。后来，它们逐渐发展成为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于是对母邦的依赖日益减少，并成了独立的城邦，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经济的迅猛发展，促成了贵金属铸币的应用。贵金属铸币的应用，反过来又影响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希腊人用贵金属条块为交换媒介，为时已久，但当时的交换媒介，除贵金属条块而外，还兼用牲畜、铜斧、铁块、铜制三脚架之类的实物，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究竟还受到一定限制。公元前8世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开始用天然的琥珀金（金银合金）制成铸币，伊奥利亚诸城邦米利都、佛西亚、埃弗塞斯继起仿制，不久，裴登王统治下的阿尔哥斯，萨洛尼克湾上的埃吉纳、优卑亚（Euboea）和雅典也自铸货币。铸币材料，改用成色较高的金或银。(2)这种打制了某种固定图像，成色重量一致的小圆片，既便利了商品交换，本身又是代表一般意义的财富。连同弥漫于希腊世界的迅猛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后果。

三、贵族阶级寡头专政面临的新形势

我们由前一章知道，公元前8世纪初期前后，无论海外或本土诸邦，政权大体上掌握在贵族阶级手里，政制是寡头专政。以小亚细亚诸邦而言，各邦执政的贵族阶级奠定了自治自给城邦的基础，发展了对外移民，然而这些成就是在相对的和平状态下获得的，现在他们面临了强大的外敌侵犯的威胁，历史记录似乎显示他们对付这种威胁是无能的。“西方希腊”也有同样的迹象。就整个希腊世界而言，一切城邦在迅猛的经济发展面前，一般都出现了下述的社会与政治新形势，保守的贵族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利害的考虑，更显得无法应付。

一、新的致富的机会和贵金属铸币的使用所促成的金钱贪欲，刺激了许多人作各种各样的冒险，或从事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一部分当政的土地贵族，利用权势取得了财富；同时也出现了贵族以外的工商业的富裕阶层，而他们是被摒除于政权之外的。这样，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各阶级实际力量的对比之间，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日益加剧。

二、经济发展和海外移民都造成了人力的不足，使得土地贵族难于掌握他们支配之下的人手。另一方面，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贵族的金钱贪欲，从而使他们加深了对平民群众的剥削。梭伦改革以前雅典的状况，可以引为典型。

（雅典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按：史家均释为须交农产品收获5/6的分成佃农），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时代为止。(3)

三、古代希腊以奴隶制著名，然而希腊的奴隶制起源于买来的奴隶（战俘，从蛮族那里贩买来的奴隶），并非起源于希腊社会内部的债务奴役。此时希腊诸诚邦的平民群众，是大移民和经济扩张所不可缺的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源。因此，上引雅典的严重情况，必定会引起社会骚动，引起暴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就不可避免了。

四、希腊诸邦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性与一致性

以上所说的是一般情况。希腊诸邦的内外环境，极不相同，各邦统治阶级对付新形势所采取政策也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各邦历史演变也就多种多样。在希腊本土，同属多里安人的国家，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在新形势下大举移民海外，发展工商业，使得它们内部发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于是兴起僭主，推翻贵族，解放农奴；斯巴达则征服美塞尼亚，扩大了农奴的数量，加强对农奴的镇压，为此建立了公民中严格的军营生活。从此以后，长期内经济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是和斯巴达无缘的。再进一步，科林斯等邦的僭主政治，在斯巴达干涉下被推翻，建成了主权在民的政体，然而斯巴达的“战士—公民”的特权公民的“民主”制度，则数百年间保持不变。又如本土特萨利亚四周高山，贵族役使农奴耕牧于广漠平原之中，希腊世界的沸腾的经济生活与剧烈的政治变革对它影响微弱。它的政制虽然也因外部变化而有所变化，实质上一仍旧贯。

与此相反，多数海外城邦处在猛烈的经济变革的旋涡中心，又有外敌的侵犯，不能不发生剧烈的政治震荡。然而东方希腊和西方希腊所碰到的外敌力量强弱悬殊，从而小亚细亚诸城邦出现了波斯儿皇帝性质的僭主，西西里则出现了战胜迦太基人的西西里帝国。

以上是希腊诸邦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性。但除少数例外（斯巴达、特萨利亚在希腊史上确属例外），希腊诸邦历史演变过程也有其一致性。公元前8—前6世纪这一段时间，各邦都处在大移民造成的经济环境之中，各邦都处在强大的外敌威胁之下。海外城邦在此期间，有的直接受到侵犯，有的与敌方发生了战争。本土诸邦，显然也已经感到波斯入侵的威胁。用历史眼光来看，本土诸邦此时期内历史演变过程，具有不少应付迫在眉睫的事变的因素。而且，此时期内许多城邦出现僭主政体，继以推翻僭主，实行民主，又显出历史过程的某种一致性，虽然这个过程并非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要推迟到下一个世纪。有许多城邦没有出现僭主，而出现了立法者，有一些没有发生这类政治震荡，“和平”地进入民主政体。从整个希腊世界的历史来看，其间是可以找到某种规律的线索的。

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经过僭主政体，或经过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过渡到民主政体，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本章第三、四两节将对此略加介绍与探讨。

第二节　国际环境、大移民和海外城邦

一、吕底亚王国的兴起与波斯帝国的征服小亚细亚

小亚细亚初期移民的二次移民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均参见第三章），当时小亚细亚腹地没有什么强大的国家，那里的希腊诸城邦得以自由自在的扩展，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紧邻伊奥利亚的内地兴起了吕底亚王国，王都在萨第斯（Sardis），距海滨不过80公里。在基格斯（Gyges）篡夺吕底亚王位以前，这个王国似乎力量不大，还不足以威胁希腊诸城邦。公元前8世纪，正是米利都开辟黑海航路，小亚细亚诸邦对外移民和海上贸易猛烈发展的时代。公元前8世纪末或公元前7世纪初，基格斯篡位，篡位后他立即进犯米利都和士麦拿，并攻陷了科罗封，显然并未久占就退出了。下一个吕底亚王阿底斯（Ardys）又进攻米利都，攻陷普赖伊尼（Priene），也未久占。公元前652年蛮族西墨里安（Cimmerians）进犯吕底亚，攻陷王都萨第斯，吕底亚一时衰落，若干年间无力进犯伊奥利亚希腊城邦。公元前7世纪末，亚述帝国被巴比伦、米地两王国灭亡，并瓜分了它的领地。吕底亚再度强盛，它的国王阿耶特斯（Alyattes）曾东犯米地王国。不久两国联姻和好。阿那特斯全力西犯，攻陷了士麦拿（Smyrna），把它夷为平地（这是小亚细亚希腊人殖民城市被毁灭的仅有的例子，这个城市大概到亚历山大征服后才恢复起来），进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和米利都（Miletus），并和米利都进行了长达11年的战争，此时正值米利都著名僭主司拉绪布卢（Thrasybulus）在位的时候。米利都以坚壁清野的方法抵抗进犯，并依靠海上运输维持城市的供给。阿耶特斯久战无功，罢兵议和，希罗多德说此后“两个国家成了密友和联盟”。约公元前560年，吕底亚王克劳苏斯（Croesus）继位，更加积极进攻小亚细亚诸希腊殖民城邦，在他统治期间把北中南大陆海滨的全部希腊城邦都降服了，降服的条件大概相当宽大，只要纳贡称臣就行，不干涉城邦的自治。这些城邦降服后，因能更加不受阻碍地和内陆贸易，似乎也安于这种环境。

然而吕底亚的极盛时代，不过是昙花一现。东边的波斯在居鲁士统治下不过几年就征服了米地王国，并继续西进灭亡了吕底亚，俘虏了克劳苏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又从吕底亚的藩属转为波斯帝国的藩属，以下的事变就紧接着希波战争史了。

二、小亚细亚希腊人的避难移民

吕底亚王国长期以来与希腊城邦时战时和，在和平时期似乎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埃弗塞斯的一个僭主还是吕底亚王的女婿。降服了小亚细亚全部希腊城邦的吕底亚末代国王克劳苏斯王廷，是希腊人常去访问之地。传说，雅典梭伦离职后曾到过萨第斯（Sardis）。波斯征服吕底亚后，对转而藩属它的希腊城邦虽有宽容，也怀疑忌。当时的波斯王廷有希腊人的宠臣，希腊名医德摩斯底斯（Democedes）曾为波斯大王的御医，波斯用兵时要依靠希腊人提供海上力量。但波斯属下的海滨城市，除希腊而外，还有腓尼基（西顿、推罗）。希腊、腓尼基之间的海上竞争，竟然也表现为两方在波斯王廷中的争宠。

小亚细亚诸城邦对吕底亚和波斯的先后降服，对它们的经济文化发展，似乎还没有极其严重的影响，这是希腊人甘心纳贡称臣的主要原因。然而也有一些希腊城邦，或某些城邦中的一部分希腊人，宁愿移居他处，不愿屈居藩属地位。克拉左美奈人有些避难雅典，把那里的陶画新风格带到了雅典，帮助雅典发展了陶业。佛西亚于吕底亚侵入时（公元前600年）大群人扬帆西去，建立了“远西”的马萨利亚（Massilia，即今马赛）殖民地，不久，马萨利亚移民于科西嘉（Corsica）岛上，当波斯王居鲁士征服时，又有一群佛西亚人避居科西嘉殖民地。罗陀斯岛希腊人建杰拉（Gela）城于西西里岛上，奈达斯（Cnidus）人跑到埃及去当雇佣兵。提奥斯（Teos）则全城人都上了船，船到色雷斯海岸建立了阿布提拉（Abdera）城（哲学家德摩克利特Democritus的故乡），另有一部分人移居黑海北岸。诸如此类的避难移民，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大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黑海、色雷斯及西方新殖民地的建立，甚至希腊本土有些城邦工艺技术和文化的提高，都从中汲取了力量。

三、僭主政体之盛行于小亚细亚

公元前7世纪起，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开始出现僭主政治。历史上最著名的有米利都的司拉绪布卢（约公元前625年）和塞莫斯的波利克拉底（Polycrates，公元前6世纪后期），但是累斯博斯（Lasbos）岛上米提利尼（Mitylene）城邦的僭主和埃弗塞斯的僭主，则比司拉绪布卢还要早得多。这一种个人专制的政体，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夺取政权而形成的。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实行一些有利平民的政策，然而政权则不向平民群众开放。就城邦政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僭主以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政制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形态。以小亚细亚的特殊环境来说，吕底亚王基格斯弑君篡位，显然为希腊人僭主政体做出了范例。公元前7世纪末，司拉绪布卢在米利都的僭政时期，长期抗击吕底亚王国的进犯，这表明了司拉绪布卢具有特出的军事才能，抗击外敌进犯的成功，显然是他得以僭窃国政的原因；公元前6世纪塞莫斯的波利克拉底的抗击波斯进犯，也属于同一原因。但是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小亚细亚诸城邦臣服于波斯的时期，各城邦又大体上都有亲波斯人的僭主。这些僭主，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金人侵宋后在中原建立的儿皇帝，很难说他们起过什么历史进步作用了。

除了个人专政的僭主而外，米提利尼（Mitylene）还有著名的彼塔卡斯（Pittacus，希腊七贤之一，梭伦的同时代人），推翻僭政，担任民选调解官（Aesymnetes，艾修尼德）凡十年，终使米提利尼从僭主政体顺利地过渡到民主政治。僭主、民选调解官和立法者这类现象，都不见于我国历史，又在雅典史上前后出现，使雅典成为希腊诸邦政治变革中的完整典型。

四、黑海两岸的希腊殖民地城邦

黑海西端，今达达尼尔、博斯普鲁两海峡两侧，马尔马拉海上诸希腊人殖民城邦，波斯进犯时都纳贡称臣，和小亚细亚其他城邦无异，东面，黑海南岸的锡诺普（Sinope，土耳其境内，现仍保持旧名），特拉布松（Trapezus，土耳其境内，现仍保持旧名），更东，有高加索境内的法西斯（Phasis）、底阿斯可里何斯（Dioscorias），因为地点偏僻，似乎没有臣服于波斯，它们一向和米利都维持繁盛的海上贸易，输出麻、木材、铁等原料。黑海北岸南俄海滨，以刻赤海峡上旁提卡彭（Panticapaeum）为首的星罗棋布于大河入海口上的一批希腊人城邦，不仅未受波斯征服的影响，甚至后来的罗马也没有直接征服其地。它们向米利都等小亚细亚工商业城邦，后来更向雅典输出南俄草原上斯切仃斯（Schytians）的粮食，也是希腊的诸种工业品和橄榄油、葡萄酒的重要市场。这些贸易大大促进了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地方的希腊人，也许有相当多的部分是避难移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他们一直保持了伊奥利亚甚至迈锡尼的古风。饶有兴趣的是，雅典盛期市内警察是国家奴隶，称为斯基泰人或称弓手。也许南俄草原上诸城邦，后来和希腊各地之间维持着相当规模的奴隶贸易。

南俄希腊人殖民地在希腊世界中处在最边远的地方，它们的文化因袭“英雄时代”的古风，对希腊文明无所贡献。19世纪末期起，俄国学者在那里作了精细的考古发掘，现在史学界所知该地状况，很大部分是考古研究的成果。(4)

黑海南岸的希腊城邦，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先后成为希腊主义诸王国和罗马的重要支撑点。其中如锡诺普，后来是从中国出发的“丝绸之路”的陆上终点，特拉布松曾经是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毁灭以后，一个力图挣扎的短命的希腊帝国的中心。两地（都在土耳其境内）迄今还保持古来的地名。

黑海南北两岸的希腊城邦的政制，大体随希腊世界的霸权所属，时而民主，时而寡头。其中显得十分特别的，是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旁提卡彭它集合附近希腊城邦建立了“博斯福鲁王国”，王国所属臣民有大批希腊化的斯基泰人，王权有时也属于希腊化的斯基泰贵族。这种情形，在后来亚历山大征服所建立的东方诸王国中是常例。

五、色雷斯

爱琴海北边色雷斯海滨，今属希腊，但古代希腊的北界在奥林匹斯山，色雷斯及其西边内陆的马其顿还是蛮族地区，马其顿居民人种语言和希腊人接近。这个地方的移民，始于公元前8世纪，优卑亚岛上卡尔西斯移植于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半岛，百年之后，科林斯在该地建立了波提底亚（Potidea）。卡尔息狄斯半岛迤西地区，与吕底亚、波斯先后侵犯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的时候，小亚细亚希腊人移植于此，提奥斯人建立阿布提拉即其一例（见前）。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带也已密布了希腊殖民地。

希腊人在该地移民，没有碰到本地居民的严重抵抗，希腊殖民地对马其顿、色雷斯的开化，起过相当的作用。这些殖民城邦并不处在海上交通要道，商业不十分发达，务农人口占相当比例。卡尔息狄斯半岛多森林，附近有著名的旁加优斯（Pangaeus）银矿，这是殖民地的重大富源。它们的政治生活似乎比较正常，文化发达，阿布提拉是德摩克利特的故乡，斯塔基拉斯（Stagirus）是亚里士多德的故乡。但整个色雷斯地区处在波斯军进犯希腊本土的行军路上，希波战争期间它们受到严重损失，也不得不屈服于波斯轭下。公元前马其顿王国勃兴，它们首先被吞并，并且成为马其顿威力的一个重大因素。

六、埃及和希腊人在塞勒尼的殖民

希腊本土南方的国际环境，又不同于它的东方。

亚该亚人在公元前14、13世纪，曾扩张于小亚细亚南岸中部和叙利亚、巴勒斯坦海滨，后来面临埃及、腓尼基、以色列和亚述帝国的遏阻，终致失败，从此这里是希腊人进不去的地方（已见第二、三、四各章）。公元前8世纪起，南面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曾经是克里特文明渊源之地的埃及王国，此时已经极度衰落。公元前10世纪起，它先后被西面的利比亚人和南面的努比亚人所征服，建立了征服者的王朝。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一度征服埃及，公元前665年萨米提卡斯（Psammetichus）依靠铜装人（穿铜甲的伊奥利亚和加里亚雇佣兵）的援助，建立了赛斯王朝（埃及的第二十六王朝）。事实上米利都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就在埃及设有设防的商站，以后还建立了巨大繁荣的希腊人殖民地诺克拉斯。公元前7至6世纪希腊雇佣兵一直是埃及王朝的重要军事因素，希腊人的雇佣兵和商业利益两者是互相支持的。约公元前630年，塞拉（Thera，西克拉底斯Cyclades的一个岛）人和克里特人之殖民于塞勒尼（今利比亚之绿山区）显然是希腊人在埃及的扩张的继续。

赛斯王朝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所征服，直到亚历山大征服为止，希腊人在埃及的活动发生了障碍，繁荣的诺克拉底逐渐湮灭了。塞勒尼殖民地继续存在了下去，但是它的经济与政治，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希腊城邦的面貌。

塞勒尼最初的希腊殖民者中没有妇女，他们的殖民受到利比亚人的欢迎，他们普遍娶利比亚妇女为妻。50年后，塞勒尼人邀请各地希腊人移居到他们那里去，应邀前去的是克里特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各邦的人，不久新来者和原居民发生龃龉，于是建立了新城邦贝尔卡（Barca）。那里袭用了当地人惯用的王政制度，但是一种适合于希腊人习惯的“立宪王政”。后来当朝国王实行政变，废弃宪治，实行专制政治。波斯军征服埃及时，当地的专制国王利用波斯力量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并成了波斯的藩属。

七、伊达拉里亚人和“大希腊”

希腊人在西方的殖民，也有严重的竞争对手。在意大利半岛上，对手是伊达拉里亚（Etruria）人，在西西里岛上和“远西”，对手是腓尼基人的迦太基帝国。地中海欧非两侧的当地居民，在公元前7至前6世纪相对说来还很落后，不足以阻挡希腊人的殖民。

希腊人称意大利南部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这是因为那里山川壮丽、平原宽阔，比希腊本部、中部及南端被海湾山岭分割成为彼此隔离的狭小地区，以及爱琴海上诸岛屿，气派远为宏大之故。这些地方的殖民城邦有克洛吞（Croton）、西巴里斯（Sybaris）、洛克里（Locri）、利吉姆（Rhegium）、厄利亚（Elea），以及最北面的丘米（Cumae）、那不勒斯（Naples，古名Neopolis）等。然而，丘米以北，希腊人又为伊达拉里亚人所阻，一直要到阿尔卑斯山（Alps）外，才有希腊人的“远西”殖民地马萨利亚移去的尼斯（Nice）、摩纳哥（Monaco，今法意边境）等城邦。

伊达拉里亚人是公元前10世纪移居到意大利梯伯河以北地区的，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之间，伊达拉里亚人的势力扩张到了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北起阿尔卑斯山麓，南迄今那不勒斯都在它们统治或影响之下，直到公元前5世纪，它才衰落，到公元前4世纪，它完全崩溃了。罗马文化受到伊达拉里亚的强烈影响，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城是伊达拉里亚人建立的。伊达拉里亚人是从哪里移到意大利的，从古希腊时代起直到现在止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大体可以断定他们来自小亚细亚沿岸，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相信他们是从基格斯（Gyges）以前的吕底亚去的。他们殖民意大利早于希腊人，传统还认为希腊人面向殖民之所以较晚，是因为伊达拉里亚人的阻挡，直到希腊人的航海技术和海上作战能力足以克服这种阻力，他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殖民才得以开始。

公元前6世纪后期，希腊城邦丘米和伊达拉里亚人发生过战争，领导丘米人作战的亚里斯托德摩斯（Aristodemus）战后成为丘米的僭主。早期罗马的国王塔魁尼阿斯（Tarquinius）被废黜后曾避居他的宫廷。西巴里斯也出现过僭主，洛里克则有过最古的立法者宙留古斯（Zalencus）的活动。

八、腓尼基和迦太基

腓尼基人很早建立他们的城市王国拜布罗斯（Byblus）、息敦（Sidon）、泰尔（Tyre，今巴嫩）。早在公元前16世纪，他们就殖民于塞浦路斯和爱琴海上诸岛屿，当时是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盛期，他们在东地中海的活动似偏重于海上商业，或做短期的黄金开采，没有做什么永久性的殖民。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积极向西地中海扩张，公元前12世纪，腓尼基人的船舶最初在西地中海出现。杜丹说：

他们在往西班牙矿区的途中，需要沿着非洲海岸的停靠港口；他们在这些港口无疑开始了与土人最初的交易，而且这些港口后来变成了经常的“商站”，即真正的殖民地。根据传说，最早的腓尼基人殖民地，从东往西，为大雷普提斯（Leptis Magna，今名雷布达）、哈德卢密塔姆（Hadrumetum，今名苏撒）、乌提卡（Utica）、希波·提阿尔希托斯（Hippo Diarhytos，今名比塞大）和希波·利基乌斯（Hippo Regius今名波那），并且当时在赫拉克里斯双柱（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在丹古尔之南拉拉士（Larash）附近已建立了利克莎斯（Lixus）。同时，泰尔人和西顿人又在马尔太岛、西西里岛南端、撒丁岛和西班牙的加的斯，获得了立足之地。(5)

腓尼基人在西方建立的最大的殖民城市是迦太基（今突尼斯首都旧址），建城时间在公元前9世纪末。当泰尔、西顿先后藩属于亚述帝国、迦勒底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而衰落的时候，迦太基起来在整个西方保护腓尼基人，所有西地中海的腓尼基殖民地或者自愿，或者通过征服和强迫，先后归属于迦太基，结集成为强大的迦太基帝国。其时在公元前6世纪，并且也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迦太基的霸权，大概首先建立于非洲沿海，次及于西班牙及科西嘉、撒丁尼亚（Sardinia）两岛，最后才到西西里岛上和希腊人争霸。

九、塞勒尼、马萨利亚和阿拉利亚

克里特岛和塞拉岛上的希腊人殖民于利比亚的塞勒尼（Cyrene）时间为公元前630年。塞勒尼殖民地建立后不久，即向西作二次殖民，正值迦太基兴起初期，沿非洲海岸向东推进，结果两方面都停止于原地，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佛西亚，于公元前600年之前，殖民于西班牙地中海滨南端的门拉卡（Maeanaca，今马拉加Malaga两侧）和西班牙一个盛产银子的古王国塔提苏斯（Tartessus）通商。这个地方深入腓尼基人的势力范围，大约在阿拉利亚战后（见后）被毁灭了。佛西亚人殖民于马萨利亚（Massilia，今法国马赛）是公元前600年的事情，这里离腓尼基迦太基在西班牙南部的传统势力范围很远，加以当时迦太基人势力微弱，无力干涉。公元前560年，佛西亚人又殖民于科西嘉岛上的阿拉利亚（Alalia），此时小亚细亚希腊人避波斯侵犯纷纷西移，传说普赖伊尼（Priene）城邦的比阿斯（Bias，希腊七贤之一）曾建议希腊人集体移居撒丁尼亚。科西嘉岛离意大利北中部伊达拉里亚人地区很近，希腊人在两岛上势力扩大，对腓尼基人的商路是很大的威胁，加以公元前6世纪中期，正是迦太基强国兴起之时，公元前535年，佛西亚舰队与迦太基伊达拉里亚联合舰队战于科西嘉的阿拉利亚，佛西亚人自诩胜利，但放弃阿拉利亚，而且从此以后，希腊人再也不涉足于科西嘉和撒丁尼亚两岛了。

阿拉利亚战后不久，佛西亚的殖民地马萨利亚和迦太基海战获胜，战后订立了一个确切的条约，条约也许以西班牙地中海上的纳奥角划分双方“势力范围”，此后长期间双方相安无事。马萨利亚二次殖民所建立的城邦，最东有今法意边境的尼斯和摩纳哥，最西南有西班牙境内的伊波利亚（Emporiae）和罗德（Rhode），移民大概不少来自小亚细亚。

十、西西里岛上的希腊殖民城邦和希腊人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上的长期冲突

希腊人移民西西里岛，始于公元前8世纪，最早的有科林斯移民的叙拉古，麦加拉的麦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leae，见前章）和纳克素斯岛移植的同名城邦，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希腊人在该岛上移民盛行，建立了克利（Zancle）、利吉姆、林地尼（Leontini）、卡塔拉（Catana）、迈利（Mglae）、机拉（Gela）、希米拉（Himera）、卡斯门尼（Casmenae）等殖民城市。也许当时腓尼基人已经涉足于西西里岛，但当时泰尔衰落，迦太基尚未兴起，希腊人没有碰到什么抵抗，当时的腓尼基人被赶到该岛的西北角，到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在那里有三个殖民城市：摩提亚（Motya）、帕诏马斯（Panormus）、索罗斯（Solus）。公元前580年，希腊人殖民于阿克累加斯（Acragas）的时候，发生了希腊人与腓尼基人的第一次冲突，腓尼基人帮助当地土著厄力密亚人（Elymians）抵抗希腊殖民者，希腊移民（来自小亚细亚南端的奈达斯和罗陀斯岛）领袖彭达斯拉斯（Pentathlus）被杀。这还是迦太基人并未干预其事的小规模冲突。公元前6世纪后期，迦太基已是强盛的帝国，它出兵到西西里岛，征服该岛西北端的腓尼基人殖民地使之归属于它。从此以后，西西里岛成为希腊与迦太基长期争夺之地。公元前5世纪初，正当希腊本土抗击波斯进犯军的时候，以叙拉古为首的西西里希腊诸城邦和迦太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决战，希腊人获得了胜利。但斗争并未结束，公元前5世纪及公元前4世纪，西方希腊人与迦太基人间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斗争还延续到罗马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发生于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历时一百多年的三次布匿（迦太基另一名称）战争（战争中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和罗马名将西庇阿Scipio兄弟），其实是西方希腊和迦太基斗争的继续。

十一、西方希腊的形成

希腊人殖民于科西嘉、撒丁尼亚两岛的失败，使西方的希腊殖民地集中于两个区域：（一）意大利南部，即所谓“大希腊”及西西里岛，虽然前者面对北面的伊达拉里亚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后者面对西南的迦太基人，但是因为它们不过相隔一个极其狭窄的墨西拿海峡，逐渐形成一个以西西里岛上叙拉古为首的一个集团；（二）马萨利亚及其东面两侧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它们和大希腊西西里集团之间陆上有伊达拉里亚人的阻隔，海上有科西嘉、撒丁尼亚两岛的阻隔，一直独立生存独立发展。以上两个集团，前者与希腊本土联系比较密切，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西西里帝国，是希腊世界三大霸权（雅典、斯巴达、西西里）之一。它的历史命运和东方希腊不同，因为亚历山大征服是向东的征服，大希腊西西里不受其影响。它们是罗马人所征服的希腊世界的第一批城邦，罗马人接受希腊文明，首先是通过它们的媒介与影响。马萨利亚集团孤悬“远西”，和希腊本部其他部分的历史事变的关系更为疏远，它列入罗马版图是在罗马征服高卢的时候，晚于东方希腊，也晚于“大希腊”和西西里。但是它存在于高卢（今法国）的地中海滨为期颇长，希腊文明通过它传播于高卢。罗马人征服高卢时，高卢南部归化罗马比高卢其他部分远为顺利，马萨利亚的传布希腊文明大概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西方希腊诸邦是“立法者”最早的活动舞台（见次章），这显然因为它们建立的初期（公元前8世纪中期及公元前7世纪初期）恰当新潮流兴起的时候，传统的负担在那里又比古老城邦远为轻微。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当西西里诸希腊城邦开始和迦太基进行剧烈斗争的时候，西面里开始出现僭主政体。公元前5世纪初期，西西里一切城邦几乎都在僭主政体统治之下。僭主政体出现，除对外战争这个因素之外，内部阶级斗争也是重要原因。所以当时也有个别城邦选出立法者兼民选调解官，一时避免了僭主政体出现。但是大希腊与西西里诸希腊城邦的僭主倾向和“帝国倾向”远胜于东方。在公元前5世纪他们与迦太基人的战争之前，已经通过征服，结成一个以叙拉古为首的“帝国”。战胜迦太基人，就是在这个“帝国”的首脑叙拉古僭主机伦（Gelon）领导之下取得的。希波战争以后，在当时希腊世界民主浪潮的影响下，大希腊与西西里诸城邦转为民主制度，以后西西里的叙拉古两度出现历史上著名的僭主岱奥尼素（Dionysius）和阿加托克利斯（Agatocles），在它被罗马灭亡的前夜，僭主亥厄兰（Hieron）已正式称王了。

第三节　雅典民主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一、库隆暴动以前雅典的状况及其周围的环境

公元前7世纪中期雅典的状况及其周围的环境，前章已有过简略的介绍，阿德科克以形象化的语言对此作了下述描绘：

在公元前7世纪的前半期，雅典是希腊的一个朦胧的角落。它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统一；埃琉西斯、马拉松（Marathon），或修尼阿姆（Sunium）的农民，已经认为自己是雅典人了。存在着一个中央政府，当这个中央政府传话出去，要征召人们入伍作战，或者征集黄牛作祭神的牺牲，人们是服从的。政府是贵族的政府，阿提卡的农民把国家大事任凭他们的长上们去处理，他们自己埋头于种田，或者忙于学种橄榄树。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海上贸易。雅典人是下船出海的，因为海道比陆上道路好走，许多学者认为造船区（Naucracies，雅典的古老地方基层组织）是存在着小规模海军的证据，而雅典的狄斐隆（Diphlon）风格的陶瓶，常常显现出某种也许是雅典船舰警戒海盗的东西。雅典本身属于卡勒利亚（Calauria）近邻同盟，即萨洛尼克湾周围诸城的一个宗教同盟，但在它外航海路上，远处有埃吉纳岛这个妒忌的商人海岛，近处有本城望得到的萨拉米，现在在麦加拉人手里，他们和这个帕拉斯（Pallas，是雅典娜女神的别称。雅典娜是雅典城的保护神）的城有邻邦的宿怨。确实，到这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足以出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威力足以赢得外面的市场。别的城邦已经从事于殖民的冒险，他们也获得了报酬。值得注意的雅典工业是陶器，但是它支配市场的日子还在后面，科林斯、西息温和卡尔西斯的陶器现在还掌握着豪华陶器的阵地。阿提卡较大部分的土地是瘠地，农民从那里难获一饱。好地多半分布在城市后面的平原上，绝大部分属于贵族，贵族的氏族名称成了这个区域许多地方的地名。贵族因拥有肥沃的土地，所以是富裕的，他们学习过某种辉煌的生活，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阿提卡陶瓶上对此的描绘，他们和绅士一样，把钱财消耗在希腊诸体育竞赛的庆节中的竞胜上，所以在奥林匹亚有时候听到雅典人的名字，在近邻诸邦的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存在着辉煌的僭主政体。雅典的土地贵族在僭主宫廷中学会了对株守家园的阿提卡农民说来是陌生的各种各样的抱负的欲望。

总之，这时候雅典已经受到近在咫尺的科林斯等的影响，然而它的经济还不发达，阶级分化还不剧烈。所以公元前630年左右发生的库隆暴功，是一次在外部影响之下的尚不成熟的僭主政变。

二、库隆暴动和德拉孔立法

库隆出身贵族，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得过锦标（公元前640年），是麦加拉僭主特阿真尼（Theagenes）的女婿。库隆利用宙斯节日民众群集的时机，企图发动政变，夺取最高政权。暴动者有麦加拉的重装步兵，却没有雅典的平民，显然是特阿真尼想通过暴动把邻邦雅典置于他自己（麦加拉僭主）女婿统治之下。库隆一党夺得了卫城，民众并不热烈拥护，当政贵族却从四方征集人民来围攻卫城。围攻历时很久，四方人民不等围攻结束，便回去了。围攻中库隆和少数随从逃跑了，暴动者因缺粮议降，执政官阿克密尼德（Alcmaeonidae）氏族的麦加克利斯（Megacles）允许降者可以免死，结果却把托庇神坛的降者杀死了(6)。暴动以失败告终，为此雅典还和麦加拉之间发生了一次胜负未决的战争。

库隆暴动虽有邻邦插手，它总反映了雅典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政的贵族阶级所能想到的是制订成文法典加以公布，借以限制不法分子，所以有《德拉孔法典》的颁布（公元前621年）。德拉孔是当时的执政官之一，他的法典以对犯罪者严峻著称，唯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是反对血族复仇制度，以及把当时已经存在的关于故杀、非故杀和自卫杀人三者加以区别的惯例，作了成文的规定。多少世代以来，唯有贵族才懂得法律，唯有他们才能接近诸神，才能伸张神的正义，现在把贵族垄断的法律和审判职能公开出来，这也可以算是一次重大的让步。但是他的法律中关于整顿财产关系的部分，看起来着重于保障债权人（贵族高利贷者）的权利，于是加深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得库隆暴动以来的社会骚动更加激烈了。

三、梭伦改革的背景

雅典内部的动荡，基本原因在于土地兼并和债务奴役。前面引述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一段话，说明雅典的土地贵族在周围富裕的工商业城市城邦及其豪华的僭主宫廷影响之下，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而在贵金属铸币逐渐通行的条件下，最有效的剥削方式之一是高利贷。雅典农民祖辈相传的那一份土地成了债务的抵押品。史家考证当时成为抵押品的土地事实上成为债权人所有，债务人只能保留一种出款赎回的权利。有的债务要以人身为担保，出现了农奴身份的“六一汉”，一种残酷的债务奴役制盛行起来了。库隆暴动到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雅典大概处于经济迅猛发展时期，雅典从麦加拉手里夺回了萨拉米，麦加拉的僭主政体垮台了，雅典商人开始到黑海、埃及和塞浦路斯去经商，这使得平民对于当时的国内秩序更加觉得不可忍受，而德拉孔的法典也许更加强了高利贷者和贵族的地位。现在真的有平民暴动和僭主出现的危险了，救治的办法是要找到一个“民选调解官”（Aesymenites）来调停对立的集团的利益，来解决“如何免除债务人的钱债，来重分土地，并根本改革现行的秩序”(7)的问题。“雅典人和因雅典的伟大而所获甚多的世世代代的人，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梭伦”（阿德科克语）。

四、梭伦改革

梭伦是贵族分子，以鼓动和领导对麦加拉的战争，夺回萨拉米闻名。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行官，并授权为仲裁者和立法者，并被视为“民选调解官”。梭伦就任以后，第一件重大的改革是“解负令”（Seisacktheia），拔除立在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作为债务抵押品的土地无偿归还原主，保障小块农地的水源；禁止人身奴役和买卖奴隶。因债务流落异邦的人，也都回来了。为了使“解负令”得以贯彻，也废除了与土地无关的工商业债务，但不禁止改革以后的工商业信用。其次是禁止输出谷物，准许输出橄榄油到国外，使雅典农业迅速过渡到集约性的果园与园圃经营，这是当时有条件输入粮食后改变阿提卡农业经济结构的带根本性的措施。后来又公布遗产自由，禁止奢侈，限制葬礼的浪费和铺张。这和孔丘提倡的厚葬和“三年之丧”恰成对照。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是承认私有财产，容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这使得人们放手创办企业，推动了经济活动。

梭伦为了发展雅典的手工业（我们记得，此时正是科林斯陶瓶独霸市场的时代），允许外邦人获得雅典的公民权。梭伦立法关于杀人罪的处理，保持了《德拉孔法典》的规定。他的法典禁止对他人包括奴隶在内的暴力伤害，从而使奴隶得到相对的人身安全。

梭伦立法，废除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财产法定资格。他的法律规定雅典公民分为富农（原称“五百斗级”）、骑士（这二级养得起马，应征为骑兵）、中农（原称为“双牛级”构成重装步兵）、贫民（构成轻装步兵，担负军中杂役）四级，全部有参加公民大会（Ecclesia）的权利。公民大会直接选出执政官，和其他执政人员如司库和执行法庭判决的“十一人”等，这些公职只有最上层阶级的公民才有被选举权。国家重要政务都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提给公民大会议案的预审工作则由新设立的“四百人议事会”担任。元老院的任务现在是保证国家法律不受破坏，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它的最初成员由梭伦选任，以后，凡执政官任期终了，经审查政绩后加入元老院，并终身任职。“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由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因为，它负责预审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它实际上执掌最高政权。元老院和议事会两者，梭伦比之为船上的两只锚。

梭伦首创了陪审法庭（Heliaea of the Thesmothetae）的新制度。“Heliaea”的原意为集会，陪审法庭的原意当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Assembly as A Court），其实际状况，不外行政官员于市集日在市场上审理讼案，而由有空暇时间的若干公民参加。但是把这种办法制度化起来，则是司法上民主化的重要措施。史家还认为，后来成为雅典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对执政官在其任期终了时实行的政绩审查，是人民这种“参与审判”的权利的推广。

五、梭伦改革的经济后果

梭伦的“解负令”规定免除一切债务，并且竟得以和平实行，在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例子。梭伦当时的地位是民选调解官，亦即民选的独裁者，具有僭主那样的专政权力。也许因为当时高利贷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已经到了岌岌不可终日的程度，这个调停于敌对阶级之间的独裁者才得以使“解负令”贯彻下去。然而“解负令”并不是平分土地，所以贵族阶级祖传的土地，亦即非因高利贷收进的抵押土地仍归贵族所有，贵族阶级的优越经济地位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所以“解负令”实际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措施。虽然如此，废除债务，连同其他的经济措施，如改革币制、改革度量衡制度、吸收外籍技工等，确实鼓励富裕阶级以其财富投入工商业，从而使无地人民获得就业于农业以外的职业的机会。它的限制谷物输出，鼓励橄榄油出口的政策，也推动小农发展集约经营的园圃农业。这些都说明雅典迅速地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从此雅典处于“东方希腊”与“西方希腊”海道中心的优越地位，以及它的天然良港庇里犹斯（Pireaus）和法勒隆（Phalerum）日益发挥其作用，不久雅典就成了希腊世界第一个工商业城邦。梭伦所奠定的雅典的经济发展路线，不是传统的“分裂繁殖”路线，不是广泛殖民于海外，而是相反地保持了人力资源于国内，使纵横不过百里的一个小区域发展成为乡郊有小康的农业人口的大工商业城市，从历史观点说来，这无疑是很大的成功。

六、梭伦改制的性质及其演变

梭伦政制，以财产多寡区分公民为若干等级，最低一级的平民，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议事会成员，行政官员一律由选举方法产生，按照希腊的政治概念，这是一种金权政治（Timocracy），而不是民主政治。所谓民主政治（Democracy）必须是平民占统治的政体，必须不论财产多寡都有资格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及行政官员，而其选任又必须用拈阄方法，这样全体公民才有可能全部有轮流任职为议事会成员或陪审法庭成员的机会，议事会成员有可能全都有成为议长委员会成员的机会。至于议长委员会，则每年由议事会改选若干次，每届任职若干天，主持全部政务。这样，在议事会全部任期内，又使所有议事会成员都有机会参加议长委员会主持政务。雅典采用这种制度，始于梭伦以后70年的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时代。至于梭伦政制给平民的，则不过是在公民大会内发言与表决、选举的权利，这种权利，充其量只能阻止上层阶级对平民的过分剥削，当上层阶级势力大时，甚至这种阻止作用也难完全达到，于是平民的权利就只剩下在那里抒发一些愤懑不平的感情而已。

但是梭伦的金权政治对于当时的雅典还不失为一次革命。我们不能忘掉改革以前的雅典是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平民不仅无权议政，而且处于债务奴役的状态。改革以后，贵族阶级固然还是当政的阶级，然而非贵族的富裕农民也成了当政阶级，从前实际上并无公民权利（不算做Polites——“城邦的人”，即公民）的平民，现在在公民大会中也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了，这显然是一种革命性质的变革。

梭伦公民资格中以“资”为根据的财产，原来仅限于土地财富，这是当时雅典社会的农业性质所决定的。稍后，工商业迅猛发展，计算财产资格时把非土地财富也包括在内，贵族权力进一步削弱。又因为计算标准改按货币不按实物，而物价则逐步高涨，结果雅典公民中因财产资格的限制而没有被选举权的逐步减少，终至寥寥可数。政制的这样逐步民主化，并非梭伦初意，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七、作为立法者的梭伦

史家考证，梭伦立法并非全部都出于他的创造。梭伦曾经商海外，周游列国。“金权政治”制度，科罗封、伊奥利亚、库梅、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实行于雅典之前，基俄斯则新近实行民主政治，这些成例，大概是梭伦立法的来源。然而梭伦政制并不是拼凑这些成例的结果，而是针对雅典的现实情况所制定的制度，其间有周详、审慎的判断，也有冒风险的创造，为希腊的城邦政制开辟了一条“主权在民”的新路。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梭伦立法为建成一个繁荣强大的雅典准备了条件，也唯有这个“最卓越的城邦”的活生生的例子，才能够把希腊世界推进到这个阶段。

梭伦法典，在财产、继承、犯罪的惩罚等方面都有革新，他的法典又以其完善、简洁、富于弹性，为后世所称道。它是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主义诸王国法典的楷模，在罗马帝国时代它通行于帝国旧希腊地区，是罗马法的“竞争对手”。法典原文保存于雅典议事会堂，并在市场上立柱公布。从此以后，雅典进入“法律”统治，亦即希腊语所称为优鲁米亚（Eunomia）时代。斯巴达实行来库古的“口传约章”（Rhctra）时间略早于梭伦立法，历史上也称为优鲁米亚。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法治传统，遂于此奠定。

八、梭伦离职

梭伦的改革，虽然调解了各敌对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发展了经济，一时形成了雅典社会的团结，积极参与了当时近邻同盟的纷争，加入近邻同盟，获得了同盟的投票权，但因贵族丧失太多，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无地平民没有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选调解官”，拥有大权，享有无上威望的梭伦，有理由无限期保持他的政权，成为雅典的僭主。何况公元前6世纪初期，是希腊世界僭主政权盛行的时期。此时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西息温僭主克利斯提尼在位，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大希腊各邦到处是僭主盛行，优卑亚岛上著名的铜城拥有大批殖民城市的邦卡尔西斯也在僭主统治下，而且梭伦的朋友们都劝他建立僭政，不要“鱼在网中，却让它跑掉了”。但是，梭伦坚决不为所动。又鉴于贵族对他责难，平民对他不满，要拥立他为僭主的朋友们对他叽嘲，他伫立海滨“好像一群猎狗包围中的狼”。最后，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的法律，他放下了政权，离开雅典到海外漫游去了。

在僭主盛行的时代，像梭伦一样的“民选调解官”，有机会建立僭政，而自动放弃政权的，还有累斯博斯岛上米提利尼的彼塔卡斯（Pittacus），他和梭伦都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九、雅典的党争

梭伦离职后，雅典长时期陷入党争之中。当时雅典党派分为“平原派”，由据有平原土地的贵族组成；“海滨派”，以工匠商人为主；“山居派”，主要为无地少地的山属平民（饶有兴味的是，长时期中三派领袖都是著名氏族出身的贵族分子，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雅典民主的极盛时期——希波战后到伯罗奔尼撒战前的“伯里克理斯民主”时代）。这三派最初联合起来驱逐了企图僭窃政权的执政官达姆斯阿斯（Damasias，公元前580年），继以麦加拉重新夺取了萨拉米，发生了雅典与麦加拉的一次战争，一个贵族分子庇色斯特拉托（Peisistratus，普鲁塔克说他是梭伦的亲戚）在此次战争中立了战功，成为“山居派”的领袖（公元前570年）。他以诡计得到公民大会的同意，建立了一支50人的个人卫队，建立了僭政（公元前560年），平原派和海滨派立即联合起来把他赶下了台。大概他下台后还留在阿提卡，同年，他和海滨派结合起来恢复了僭政。三四年后他和海滨派分裂，僭政倾覆，他被逐出雅典（公元前556年），由海滨派领袖麦加克利斯（Megacles）当政。

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后住到色雷斯海滨的卡尔息狄斯（Chalcidce）半岛（我们记得那里有许多希腊人的殖民城市）的西北，联合当地乡居人民建立了一个城市（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希腊城市安菲玻里Amphipolis），开发著名的旁加优斯（Pangaeus）银矿，积聚了一批财富，还和马其顿王、提佛人（Thebans）、阿尔哥斯人（Argives）建立了良好关系，和纳克索斯岛的一个富有的冒险家里格达米斯（Lygdamis），一个想在纳克索斯岛建立僭政的野心家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支雇佣军。这个时期，雅典本国，因库隆暴动杀害暴动者被放逐的阿克密尼德家族已经回国，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后的第十年（公元前546年）得到优卑亚岛上爱勒特里亚的帮助，在那里集合了他的部队，并在阿尔哥斯一千名军队的帮助下，进军雅典。雅典“山居派”起为内应，雅典当局征集公民军起来抵抗，结果防军溃散，各自回家，敌党逃亡，庇色斯特拉托僭政于是确立，里格达米斯也成了纳克素斯的僭主。塞莫斯著名僭主波利克拉底（Polycrates），是在庇色斯特拉托和里格达米斯帮助下才得以上台的。

十、庇色斯特拉托僭政的性质

据普鲁塔克的《梭伦传》，庇色斯特拉托建立僭政的时候，梭伦已倦游归来，他全力反对僭政，他号召雅典人起来抵抗僭政，即在庇色斯特拉托势力已经巩固的时候，他还坚持这种立场，始终不渝。但是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实际上贯彻了梭伦立法的根本精神。“山居派”的土地要求，现在可以没收逃亡贵族的土地来予以满足了，梭伦法典全部保存下去，梭伦创立的一切国家机构也照旧存在，不同的是，现在在全部机构之上高踞着一个权力无边的僭主，他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庇色斯特拉托和一般的僭主一样，不称王，他的正式职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表面上十分尊重“宪政”，他本人可以应元老院（执行最高法院职权）的传询到庭受审，自行辩护。他征收农产品的1/12或1/10的所得税，借此，他贷款给新获得土地的小农，加以在他统治下雅典有长期的和平，橄榄树普遍长成起来了。他组织“巡回审判”到村中去处理诉讼事宜，免得庄稼人浪费时间和精力上城诉讼。在他统治下，雅典油、酒出口增加，陶器业发展起来了——不仅作为容器的粗陶，雅典的精美陶器开始代替科林斯、西息温占领了国外市场。他发展海外贸易，发展造船业，城市居民增加了。他从米提利尼手里夺得了黑海入口处的息基昂（Sigeum），借以保证黑海的粮食进口和油酒及工业品的市场，并委任他的非婚生子为那里的总督。附带说说，平原派的领袖庇色斯特拉托的政敌米太雅德（Miltiades）在息基昂对面欧洲一边的一个大半岛克索尼苏斯（Chersoneses即构成达达尼尔海峡北侧的欧洲大陆的突出部分）上，建立了一个住有色雷西亚（Thracian）多龙西（Dolonci）人，并在希腊人保护下的小国家，米太雅德成为他们的僭主。这个贵族，后来在希波战争中回国参战，作出重大贡献。

庇色斯特拉托统治下的雅典开始建设城市，从商业和租税得来的财产，用来兴办巨大的公共建筑物。

公元前527年，在长期的和平统治之后，庇色斯特拉托病死，他的儿子继为僭主。后来的雅典人把庇色斯特拉托统治的20年看作太平盛世，确实雅典发达起来，强盛起来了。他的僭政是梭伦坚决反对的，但是他客观上实现了梭伦立法中许多好东西，虽然僭主政治和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

十一、僭政倾覆与克利斯提尼改革

庇色斯特拉托的儿子不孚众望。公元前514年，发生了哈摩狄阿斯（Harmodius）和阿利斯托斋吞（Aristogiton）刺死庇色斯特拉托次子希帕库斯（Hipparchus）的事件。这次刺死案件出于私仇，但是后来雅典人把这个首先起来打倒僭主政体的人尊为英雄。此事发生后，庇色斯特拉托长子希比亚（Hippias）还继续当政，然而心怀疑惧，戒备森严，大举迫害政敌。除他的雇佣兵外，不许雅典人拥有武装，成了真正的暴君。在国外，庇色斯特拉托在世时一贯实行的睦邻政策，也因国际局势的推移和他的儿子们的举措失当而未能继续下去。此时波斯帝国已经臣服了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那里的僭主都是波斯帝国的儿皇帝，而希比亚却选中了拉姆普萨卡斯（Lampsacus）的僭主，波斯大王的宠臣为女婿，这表示他现在希望依靠波斯的力量来维持他摇摇欲坠的统治。公元前510年，留居克索尼苏斯的阿克密尼德族人由麦加克利斯的儿子克利斯提尼率领，从彼奥提亚武装回国，然而未能成功。最后，斯巴达王克利奥密尼斯（Cleomenes）率领大军经麦加拉进入阿提卡，希比亚的雇佣军和他的同盟特萨利亚的骑兵败北，希比亚被逐围守雅典卫城，经过谈判，以不伤害他家被俘的子女为条件，他答应离开雅典到息基昂。于是庇色斯特拉托朝的僭主政体结束，雅典政权归于克利斯提尼手中。

克利斯提尼本身是雅典著名氏族的贵族，他的母亲是西息温著名僭主克利斯提尼的女儿，但是当时雅典贵族阶级的党“平原派”的领袖是伊萨哥拉斯（Isagoras）。僭主希比亚是由斯巴达的武力倾覆的，斯巴达的政策，一贯是推倒僭主，建立贵族政体，这一次，他们也力拥伊萨哥拉斯上台。公元前508年伊萨哥拉斯果然当选为执政官，克利斯提尼一时失败了。但当伊萨哥拉斯要把僭主时期的公民名单进行审查，并将其中僭政时期获得公民权而显然并非贵族阶级的人洗刷出去的时候，克利斯提尼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这是两个贵族分子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必然要采取的策略，但是就是这种斗争，却反映了雅典社会的阶级斗争，而克利斯提尼是站在工匠商人和平民这一边的。

克利斯提尼再度当政，并实行了他的著名改革。其间，斯巴达曾再度干涉，几经曲折，克利斯提尼在人民支持下击退了斯巴达的干涉军。伊萨哥拉斯随同斯巴达干涉军流亡国外，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顺利实施了，雅典民主进一步巩固了。

十二、克利斯提尼改革的要点

克利斯提尼在政制上的改革主要为以下三点：

一、根据地区原则划分阿提卡的基层组织。阿提卡被分成三个区域：（一）雅典城及其近郊；（二）内陆中央地带：（三）沿海地区。每个区域分为十个部分，名为三分区（Trittys）。三个区域的一个三分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并不是集合在一片毗连的地带的部落，而是跨三个区域的一种人为的集合，它唯有在公民大会表决期间才得以集合起来。这样的组织方法，既依地区原则打乱了氏族传统，又打破了从前的“山居派”、“海滨派”、“平原派”等按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结集成为党派的旧例。从此，以氏族为基础的贵族势力极大地被削弱了，旧日党争据以划分的界线也不再存在，于是僭主复辟的依靠削弱了，雅典今后的政治派别的划分也要按照新的原则了。

三分区之下的基层单位是“自治村社”（Demos），在农村地区是村落，在城市及近郊的当然按街坊划分。每个区域内的一个三分区，有的辖本区的一个村社，有的辖几个，所以全阿提克部落和三分区的数目一直保持不变，村社则逐渐增加，克利斯提尼时代有100个村社，300年后增为174个。

村社是一种经济性的、行政性的、宗教性的、军事性的，同时也是政治性的单位。招募重装步队和用抽签法选出陪审员，都在村社内举行。村社男丁，18岁由民选村长登记入公民和兵役名册，被认为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也有出席审判的权利。20岁起，他就是一个全权公民。

二、克利斯提尼的议事会人数为500人，称“五百人议事会”，以代替以前的“四百人议事会”。议事会由每个部落选出50人组成。部落内代表人数则按村社大小分配。选举方法用抽签法，每个公民一生内都有机会成为议事会成员。

议事会选出议长委员会，共50人。这50人分为10个组，每组5人，每组轮流主持日常政务35—36天，所以，在议事会的一年任期内，每个议事会成员都有一次成为主持政务的五议长之一。

每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统率本部落征集的公民军，并组成一个“十将军委员会”统率全军。以后，雅典最高政权实际上操在“十将军委员会”手中。

有资格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还限于公民中富农和骑士两级。在它以下的中农和贫民两级仍不得选任为议事会成员。

三、陶片放逐法是克利斯提尼法典中最富特色的一种制度。每年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用口头表决是否要实行陶片放逐，换句话说，决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自由，必须加以放逐的。假如指出了其人，就召集第二次公民大会，每个人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下他认为危害公民自由的那个人的名字。凡被大多数投票判决有罪的人，就要离开雅典，为期10年，但是他的财产不被没收，期满回来，他以前的一切权利也随之恢复。

陶片放逐法表明当时雅典公民绝大多数人识字，能写。此法目的原在防止阴谋夺取政权的僭主政变，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希波战后，僭主政变的威胁实际上不再存在，这个制度还维持了一个时期，不过那时已失其原意，成为党争的工具了。

十三、雅典民主的确立

雅典政制，到克利斯提尼改革为止，确实兼具“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两个特色。梭伦、克利斯提尼所建立的这种制度，虽然中间还经历一些曲折，到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征服为止，基本上没有变化。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雅典事实上已经丧失主权国家地位，沦为马其顿王国的附庸，以及后来被罗马征服，雅典沦为罗马统治下一个自治城市的时代，政制的某些方面还保持了下来。

倘使我们回顾这种政制建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历数以下各点：（一）库隆暴动，动摇了古老的贵族寡头专政；（二）德拉孔立法，贵族作出了某些让步，但那是属于贵族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企图；（三）在严重的阶级矛盾面前，雅典没有经历一次暴力革命，找到了梭伦这样一个民选调解官，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四）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客观上起了贯彻梭伦改革的作用，从此以后，贵族阶级独占政权的那种旧秩序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五）雅典人民推翻僭政，实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主从此确立了下来。回顾这个过程时可以发现一种饶有兴趣的现象，这一连串历史事变中起了某种主导作用的人物，全属于贵族阶级，甚至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也留下了几个贵族世家之间争夺政权的某种痕迹。不过这种现象，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民主政治建立初期，文化知识和政治、经济事实上是贵族阶级独占的。当经济基础和时代潮流决定历史演变趋向的时候，贵族分子有的出于个人的信念，有的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为民主政治的斗士，这是一种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其中某些人，如梭伦，具有伟大的人格，让“已经进网的鱼跑掉”，而不愿僭窃政权，则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所敬仰。

十四、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雅典民主确立于公元前6世纪之末，其间经过一个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时期。庇色斯特拉托僭政时期，正是希腊世界诸国普遍为僭主所统治的时期——小亚细亚诸邦，大希腊与西西里、希腊本土科林斯、西息温、麦加拉、卡尔西斯等经济比较繁荣的诸邦亦然，唯有斯巴达保持古老的贵族政制原则，始终保持反对僭主。雅典推翻僭主，固然有斯巴达的帮助，但斯巴达指望雅典恢复贵族寡头专政。雅典则不仅维护了梭伦改革的原则，还向民主化方面继续跨出了一大步，为希腊诸邦做出了范例。克利斯提尼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希波战争。战后雅典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米利都、科林斯，在军事实力上超过了斯巴达，不仅后来雅典同盟加盟诸国奉它为盟主，它事实上还成为全希腊的楷模，它的民主制度成为各邦效法的榜样。例如，雅典政制中最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据考证，就有米利都、阿尔哥斯、叙拉古、麦加拉四国仿行。公元前5世纪以后，希腊各邦政制还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而且也变化多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据说就搜集了150多个实例，作了比较研究写成的，现在我们读这部著作，还可以看到希腊政制的十分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大体说来，除早期和后期的僭主政制而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主权在民”与“轮番为治”总是它们的共同的特色。所以，我们说雅典民主的确立，就是希腊城邦制度的最终完成，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节　僭主、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

希腊政制演变中的僭主、立法者与民选调解官都不见于我国古代，这些概念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本节对此分别略加解释。

一、僭主——不合法的王

希腊的僭主都不称王（巴西琉斯）。他们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他们都用一些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等。僭主一词，希腊原文为“Tyrannos”，转为拉丁字的“Tyrant”，近代西方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是符合近代西方用法的。不过我国有些西方古代史的中译（如王以铸译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把此词还译为“暴君”，则与古代的意义不合。瓦德—吉里考释此词来历及其意义，颇有助于我们的了解，转录如下：

“Tyrannos”也许是一个吕底亚名词，基格斯(8)就是一个大Tyrannos，是希腊僭主的榜样。这个名词从基格斯那里转用到伊奥利亚新上台的君主，诸如埃弗塞斯的米那斯（Melas），他的女婿司拉绪布卢，后来是米利都的大僭主。它从这里传播到（科林斯）地峡上诸城邦，然后又从那里传到西面……

“Tyrannos”这个称号是新奇的，外来的，它确实并不表达什么污辱的意思，这个称号上之于诸神（Zens Tyrannos，有“至尊的宇宙”的意思），在希罗（Hero）的Ionic中，它似乎和巴西琉斯完全是同义的。但是英雄时代以来巴西琉斯这个词已经集合了敬畏之念，“Tyrannos”则具有批判的、玩世不恭的希腊文艺复兴时代(9)的色彩，僭主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志，而不依靠已经确立下来的法律。他的权力来自环境，并非得自神授。环境或者意志变了，他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他决没有忠顺的贵族阶级的基岩，也得不到这个阶级能够给予的社会认可和宗教的批准。(10)

这就是，僭主是事实上的王，然而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蕞尔小邦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所以，虽然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或非宪政的政权僭窃者。“僭主”着重地译出了“Tyrant”一词中政权篡夺者的意思，使用这个译语，显然比使用“暴君”一词要妥善一些。

二、僭主是城邦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然而两千多年来我国史家虽有直书弑君的传统，虽有正统非正统之争，都从来没有僭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其实，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来看，又何尝不是僭主？

开国帝王吹捧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不仅我国古代有，希腊罗马文明传统中也有。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威行天下，希腊的知识分子纷纷尊他为神。罗马的恺撒，死后被祀为神，这是共和罗马转为帝国罗马必不可少的宗教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然而城邦希腊的专制君主却被称为僭主，永不能获得“神授王权”的尊荣，这是城邦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

希腊城邦是一些蕞尔小邦，一个城市及郊区就是一个国家，它们不像广大的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唯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供养得起。同样，也唯有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唯有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蕞尔小邦的希腊城邦，僭主周围虽然围绕着一批雇佣卫队、顾问和战友，但规模究竟有限。深宫幽居，故示神秘，森严戒备，盛饰仪仗，都是他们所办不到的。而他们兴起的时候，又值希腊古代王权传统已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义的文艺所摧毁，贵族阶级亦即知识阶级充满着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时候，要把他们属于他们侪辈的，只因为手段高明，获得了政权的僭主尊为神祐的王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这些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只能是僭夺者和篡窃者的僭主了。

希腊僭主，也有力图建成工业的，叙拉古三次出现大僭主，头两次的机伦（公元前5世纪前期）和岱奥尼素（公元前4世纪前期）都有战胜迦太基的武功，他们力图建成王业的手段，有依靠雇佣军臣属周围城邦，以及把附近希腊城市的居民迁到叙拉古以扩大该城，并在该城地势险要的一角，建设堡垒林立、警备森严的王宫。确实，假使不通过兼并把城邦转化为领土国家，蹂躏城邦制度中的战士—公民这个因素，用强力把它转化为臣民—雇佣军制度，假如不建立宏伟森严的王都及王宫，僭主永远转化不成为奉天承运的“王”。希腊史上，做到这一点的，除西西里而外，还有一个南俄的旁提卡彭。格拉脱说，两者有一个条件是相同的，即它们周围有希腊化或半希腊化的当地人民成为雇佣军的来源，这是那里僭主传统强烈，得以从僭主转成王业的原因。其他地方，无论是早期僭主还是晚期僭主，总不过是僭主而已。

三、亚里士多德论僭主

身为亚历山大老师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对王政是竭力加以美化的，对僭主则很不恭敬。他的《政治学》中，多处论到僭主，满是讥嘲的口吻，他说，有一种僭主政体是：

单独一人统驭着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专以私利为尚，对于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第203页）

他也纵论僭主的“僭术”：

相传……僭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间计于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第155页）

（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此外，僭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僭主还要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第292页）

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第294—295页）

四、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

然而亚里士多德是奴隶主利益的拥护者，他也激烈反对平民政权（他所称的“民主政体”），力主平民有权参与议事或审判的贵族政体，因为当政需要贤人，而唯有贵族才是贤人。既然如此，他当然不会懂得初期僭主在历史上还起过巨大的作用。

公元前7至前6世纪的僭主，史称为初期僭主，以别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战乱频仍的时代中，依靠雇佣军起家的军阀，僭窃政权的那些僭主，即所谓后期僭主，他们所处环境不同，所起作用各异，大体上矛头是针对民主政体的，西西里的阿加托克利斯（Agatocles，公元前3世纪）即其一例。初期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无法忍受经济上惨遭剥削和政治上绝对无权的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的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于民的政策。上引瓦德—吉里文中所说，他们“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志”，是说得很对的。因为如果平民已经在政治上成熟了，他们就无须依靠僭主来贯彻他们的意志，他们可以自己起来革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至少利用平民意志的贵族，已经不能建立僭政，只能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中获得一己的领导权了。正是因为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一个已经统治不下去，一个还未成熟到可以统治，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于是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去。公元前7至前6世纪希腊世界的普遍状况是：继僭主政体以后，出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僭主政体所起的，正是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

上述这种历史过渡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见于小亚细亚诸邦作为吕底亚、波斯藩臣儿皇帝的那些僭主。那些城邦工商业一般比较发达，传统的负担较少，从贵族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理当较为顺利，而在外力干涉不到的地方，例如累斯博斯、米提利尼、基俄斯等岛屿，也确实是民主政体发源之地。吕底亚、波斯的进犯打断了正常的历史进程，那里普遍出现了僭主，而且是儿皇帝式的僭主，这是和希腊本土的科林斯、雅典不同的地方。然而这些僭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所采政治一般不能违背压抑贵族、加惠平民的常例。这样，上面所说僭主政体的历史过渡作用在他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了。但是“过渡作用”总限于一个短暂的时期，僭主的第二代第三代又无例外地愈来愈陷于贪婪、残暴与无能，这是“城邦的人”——公民所忍受不了的。公元前5世纪初，小亚细亚藩属波斯的城邦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事实上同时也是反对僭主统治的起义。希波战争的胜利，也使那些地方的僭主政体一扫而空了。

五、民选调解官

当城邦的阶级斗争激化，需要一个独裁者来调解敌对阶级的利益的时候，希腊有过民选调解官(11)或民选独裁者的例子，雅典的梭伦、米提利厄的彼塔卡斯是著名的两个例子。亚里士多德认为民选调解官“约略相当于公举的僭主……这种统治职位有时及于终身，有时为时若干年，或以完成某些事业为期”。吴寿彭考证：

“艾修尼德”（Aesymmites）这名称见于荷马《奥德赛》者为运动会中的裁判员，见于亚里士多德残篇者为库梅（Gyme）执政官的通称。这里所述具有特大权力的“民选总裁”制度，米利都古代……和优卑亚古代……都曾有过，哈里加那苏（Halicarnassus）的狄欧尼修（Dionysuis）《罗马掌故》……说，希腊城邦的民选总裁和罗马的“狄克推多制”（独裁制）相同，世人往往视为僭主。(12)

这里所说的类似僭主是指他们具有独裁权力，而不是指他们是“僭窃政权者”，因为他们既是民选的，就谈不上什么僭窃政权了。而且梭伦和彼塔卡斯两人有一切机会可以建立世袭的僭政，然而任期届满时都自动放下政权，更不类僭主行径。大征服以前，共和罗马时期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不止一次选出独裁官，当民主政制还富有生命力，兵制还是公民军的时候，这些独裁官也都任满离职，并未企图僭窃最高政权。所以，民选调解官和僭主一样，都是城邦制度的特殊产物，专制主义盛行的“东方”，是不可能产生这类史例的。

六、僭主和民选调解官何以不见于我国古代

然而，当我们说僭主或民选调解官是凌驾于两个敌对阶级之上的国家权力，它是城邦制度的产物的时候，事实上已经隐默地设定了一个前提，即城邦政治是一种阶级政治。说得具体一点，那就是指在通常的不需要什么僭主或民选调解官的状态下，城邦政权掌握在利益互有冲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手里，而城邦的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显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法国两个拿破仑专制主义皇朝的分析，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对于希腊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的分析。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僭主、民选调解官之类的史例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一切专制主义的“东方”，那么，上述国家学说又应该如何具体应用于我国和“东方”？

当然，我国古代和任何东方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十分深刻的。然而专制主义政治有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城邦政治：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政党或政派。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事实上，一方面皇朝残酷地剥削人民，成为人民利益的最大的敌对者，另一方面，皇帝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又每日每时在产生出来新的贵族阶级，帮助皇帝剥削与统治。这样，皇朝政权及其官僚机构自己处于敌对阶级中的一方，而又讳言阶级，严禁结党，阶级斗争就只好采取骚乱、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的形态。在这种状况下，阶级政治的城邦制度的一切现象当然不会出现，皇朝政权也就绝不是什么凌驾于敌对诸阶级之上，不使各阶级之间胜负不决的斗争弄到两败俱伤，使社会得以持续下去的一切暂时现象了。

七、立法者

立法者（Lawgiver）在希腊史上有两种意义：一是编纂法典，使之成文化，并予以公布的政治家兼法学家，旧邦如雅典的德拉孔，新邦如建城不久的西西里的卡塔拉（Catana）请卡伦达斯（Charondas）为之立法。第二种是梭伦、来库古等实现了社会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的立法者兼最高政权的执掌者。例如梭伦就在他“民选调解官”的任期内立了新法，改革了旧制，它们的历史意义，以前屡次说到，这里不再重复。

立法者这个名词，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常常使用的名词，如孟德斯鸠、卢梭，这个名词在我国和僭主、民选调解官一样是陌生的。近人麦孟华（康有为的门生，见所著《商君评传》）说：“中国……数千年来未闻有立法之事，惟求之于二千年上，其有足与来库古、梭伦相仿佛者，于齐则得一管子，于秦则得一商君。”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比拟也是可以的，但是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顾问和大臣，而不是民选的调解官；他们的立法活动，是为君主谋富国强兵，而不是为了调整阶级关系；他们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体。希腊的立法者，则把贵族政体基本上改变成了民主政体，甚至斯巴达的来库古也不算例外。何以两者间有此差别，看起来，上面的解释也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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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编者注

(2) 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金币：只有战国时代的楚，才有加上官方印记的小金块，称为郢爰。这是成色一致，但重量未必一致的金块，未必就是贵金属铸币。我国的古钱币都是铜（有时是铁）铸的刀、斧，或“孔方兄”。用银元宝已经很晚了，银元是近代从西班牙输入的。战国时代有贵金属铸币的萌芽，秦汉以后从未发展起来，这显然是商鞅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

(3)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页。

(4) 克里米亚（Cremia）诸城市从前是古代希腊人的殖民地，他们称之为刻索尼苏斯（Chersonese），后来是密司里达提帝国（Mithridate Empire）的首都所在地；再后落入罗马手里，划归拜占庭，到了拜占庭查士丁尼（Justinian）时代，它们成了重要的贸易地点。9世纪基辅和诺夫果罗德（Novgorod）为瑞典人占领，1204年那里的贸易又丢给威尼斯（Venice）。1261年，热那亚人从威尼斯手中夺得了那里的贸易。

(5) 《古代世界经济生活》中译本，第150—151页。

(6) 按古希腊风习，托庇神坛的人不能杀害，否则死者的血即沾污了土地，必定要被除；杀人者为罪责所沾污，这种罪责还延及后代。所以这次渎神罪使阿克密尼德世世代代“背上了黑锅”，这个氏族的后人长期间内是雅典的当政显要人物，伯里克理斯的母系就属于这个氏族，在政争中敌对的党派常据以攻击他们。

(7) 普鲁塔克（Plutrach）：《梭伦传》。

(8) 吕底亚美阿母乡德（Mermnadae）王朝的创业君主。他原是吕底亚旧的侍卫，串同王妃杀了旧王坎道列斯，僭位为王，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初。希罗多德生动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弑君篡位的故事，见I，7—13。

(9) 西方史家常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列为希腊的灿烂的古代，把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四五百年比拟为近代西方以前的黑暗的中世纪，把公元前7世纪继荷马、希西阿兴起的抒情诗时代比之为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

(10) 瓦德—吉里：《多里安城邦的兴起》，第III卷第22章（The Growth of the Dorian State by H. T. Wade-gery，ch. 22，vol. III，c. a. h.）。

(11) 缪灵珠所译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中，译“Aesymnites”为“民选官”（第154页）或“民选调停官”（第182页），吴寿彭所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此词为“民选总裁”。

(1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0页译注。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

第一节　概况

城邦希腊的发展和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形成，都以希腊人得以比较自由地殖民于东西南北为其先决条件。大体说来，时期愈早，这个条件愈充分，时期愈晚，困难愈大。由上章，我们已经知道，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人在东方首先是面临强大的吕底亚王国，以后又面临更强大的波斯帝国，以至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不得不作避难移民，或则屈服于吕底亚、波斯的统治。在西方，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和伊达拉里亚及迦太基之间移民竞争十分激烈。总的说来，公元前6世纪末，地中海和黑海周边可以殖民的地方或者已经分割完毕，或者因为内陆强国的阻力，新殖民城市已经没有建立的余地了。以本土为中心的希腊世界到公元前6世纪末已经定型，从此再也没有扩展，希腊城邦制度，经过长期演变，到此时也已最后形成，灿烂的希腊文明就是在这个根基上成长起来的。

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世界的扩张，绝不是和平的扩张，进入公元前5世纪以后，希腊人更面临着对外战争的考验。其实，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崛起于东方以来，战争愈来愈不可避免。只是因为希腊的小亚细亚诸城迷恋于长期来经济发展和“分裂繁殖”的传统，又因为他们本来就和当地人民混合，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意识比较浓厚，民族感情不甚强烈，一时竟然安于藩属波斯的处境。公元前5世纪后期，波斯在征服小亚细亚后继续南进，公元前540年征服巴比伦，当时屈服于巴比伦的腓尼基诸邦（推罗、西顿等）随而成为波斯的藩属。公元前525年前后，波斯又征服埃及。自此以后，小亚细亚希腊诸邦处境愈来愈恶化。公元前5世纪初发生了伊奥利亚希腊诸邦反波斯起义，成为希波战争开始的信号。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两百年间，希腊、波斯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之中。城邦希腊和希腊城邦制度在对波斯的长期斗争中经受了种种考验，在这些考验中，城邦希腊发展到它的极盛时代。然而斗争最后结局却是波斯被希腊人征服了，城邦希腊也在斗争中消亡了。这两百年的历史，显示了城邦制度的长处，也显示了它的致命弱点。不熟悉城邦制度的中国人，在比较仔细地研究了这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确实可以对城邦制度获得比较深刻的理解。

西方希腊也面临强敌。公元前6世纪以后和希腊人在西地中海激烈竞争殖民地盘的伊达拉里亚，在与公元前5世纪兴起的罗马的斗争中衰弱下去了，而罗马又要到公元前3世纪才得以完成意大利中部的征服，所以“大希腊”一时还没有北面来的威胁。但是公元前5世纪初的迦太基，经过国内剧烈的政治变革以后，建成了一个以雇佣军为基础的强大的海上帝国，正在波斯人积极西犯的时候，它第一次集合全帝国的力量组织大军登陆西西里，这就是和希波战争同时发生的希迦战争。和希波战争一样，希迦战争也持续了好几百年，西西里和“大希腊”诸城邦，在长期战争的考验中所定的道路和“东方希腊”颇不相同。结果是，西方希腊对迦太基的战争由罗马接了过去，在三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征服了迦太基帝国，附带也征服了西方希腊。西方希腊的历史，也构成了城邦希腊消亡史的一部分。

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希腊史，希腊罗马时代就留下了浩瀚的文献，该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变，后世所知史实颇为详细。我们现在打算把这两百年间的历史压缩为一章，只能简略地提到一些演变的脉络，其间波澜壮阔的史实，中文文献也有不少可以参看，我们就力从简略了。

第二节　希波战争

一、伊奥利亚起义

波斯征服吕底亚，先于征服巴比伦和埃及，已如前述。当时东方世界从事航海商业的，除希腊而外，唯有屈服于迦勒底巴比伦的腓尼基和到此为止还保持了独立的埃及，所以，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是初兴的波斯帝国唯一可以依靠的海上力量。加以波斯大帝居鲁士的帝国政策，对于他所征服诸民族，在政治上允许某种程度的自治，在宗教上和文化上则是宽容的兼收并蓄的(1)，所以伊奥利亚藩属波斯初期，它们的经济发展大概没有受到什么严重影响，只不过各城都建立了亲波斯的僭主政权，中断了正常的政治演变过程而已。公元前540年及前525年，波斯分别征服了巴比伦与埃及，从此波斯可以利用的海上力量增多了。尤其腓尼基诸邦拥有巨大的商业和武装舰队，一向是希腊海上贸易的敌人，两者同处波斯属下，大概还进行着一种向帝国争宠以扩大商业利益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则不利于希腊人，这就造成了希腊城邦的经济危机。希腊人民对于波斯的统治和波斯傀儡的僭主们的不满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终致爆发为公元前499年的伊奥利亚起义。

起义经过，希罗多德给我们讲了许多娓娓动听的故事。(2)近代史家的严谨的批判，认为他把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活动是不可凭信的。事变细节，这里概从省略。总之，起义的首领是居于伊奥利亚首位的城邦米利都，伊奥利亚诸城邦在起义中有过一时的团结，甚至雅典也派去了20条船舰。公元前498年，希腊联合舰队打败了由腓尼基人组成的波斯海军，进军前吕底亚王国首都—当时波斯小亚细亚领土的统治中心萨第斯，焚毁了这个城市及其圣殿，然而未能攻克卫城。波斯结集大军转为反攻。起义军政治上不团结，指挥不统一。公元前494年，波斯（腓尼基）舰队败希腊舰队于拉得岛，攻陷米利都，把它化为焦土。从此，在一个时期内曾是希腊文明中心，也是伊奥利亚希腊人的首府的米利都，就一蹶不振了。

二、马拉松之役

波斯镇压了伊奥利亚起义之后，两三年内，小亚细亚大陆海滨的一切希腊城邦再度逐一屈服，接着就渡过海峡，进军色雷西亚（Thracia）海岸，并派遣使者到希腊本土诸邦要求“水和土”（屈服的象征）。

有两个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初期起了特殊作用。一是因竞争离国到克索尼苏斯去当蛮族人君王的希腊显贵家族的米大雅德（参见上章第三节）。公元前493年，当波斯进犯色雷西亚时回到雅典，为祖国效命，成为马拉松之役的雅典军统帅，击败了波斯军，这是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第一个胜仗。一是僭主庇色斯特拉托的儿子希比亚，引导波斯军从海上经西克拉底斯群岛直接进犯雅典，时在公元前490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现在的“马拉松长跑”就得名于此。

马拉松之役，波斯一军登陆雅典对岸优卑亚大岛的爱勒特里亚围攻此城，雅典军拟取道西海岸的马拉松渡海趋救；波斯另一军为阻拦援军，登陆此地，两军相遇，对峙数日。雅典军统帅米太雅德于获悉爱勒特里亚被攻破，攻城波斯军行将从海道登陆雅典西海岸庇里犹斯时，立即进攻波斯军，两军兵力大体相等，波斯军死伤过半，雅典军伤亡轻微，获得全胜。雅典军战胜后全速行军转趋庇里犹斯，波斯军不敢再登陆，即由海道撤回。马拉松之役是希波战争中希腊方面第一次赢得的胜仗，这个胜仗是雅典一国独立赢得的。斯巴达领导的拉凯戴孟盟军因出发迟缓未及参战。

三、马拉松之役后雅典的海军建设

波斯军第二次进犯希腊本土，在马拉松之役后10年。在此期间，有些希腊人认为波斯军在马拉松受创后不敢再度东犯。这10年中本土诸邦间和从前一样有彼此间的争执和小规模的战争。雅典和埃吉纳争霸海上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中的一个。雅典政治家铁米斯托克列斯（Themistocles）独具远识，利用雅典和埃吉纳战争的机会劝导雅典人大举建造新式的三列桨战舰200艘，准备应付行将到来的波斯进犯。这种战舰每艘需配备桨手150人（一说170人），建舰经费利用开发劳里翁（laureum）银矿（银矿租给私人开采，每一个承包人需交一个Talent即26.2公斤的银币，并征收开采取得白银的1/24）所得国库收入（这部分国库收入本来是分配给每个公民的）开支。战舰于公元前480年大战前夕建成，为建设这些战舰，著名的庇里犹斯海港也开辟出来了。

战舰桨手，由公民中的贫民担任，战舰上的陆战队员，即是从前的陆上公民军。此后雅典霸权，全靠海军，因此贫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大为提高，这是伯里克理斯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薛西斯的进犯和希腊本土的解放

马拉松之役，是在波斯大帝国大流士（Darius）第一在位时进行的。公元前485年，大流士死去，薛西斯（Xerxes）继位。薛西斯于镇压埃及和巴比伦反波斯起义后，即着手进军希腊本土的准备。

他从庞大的波斯帝国各州征集陆军，从伊奥利亚诸希腊城邦和腓尼基、埃及征集海军。公元前480年，陆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经色雷西亚海滨，南下特萨利亚，侵入希腊本土。

强敌压境前夕，希腊本土诸邦集合于科林斯，决定消弭内战，共御侵略，订立了反波斯的军事同盟，盟主是原已存在的拉凯戴孟同盟盟主的斯巴达。但是，本土诸邦虽然多数参加了同盟，抗战坚决的，主要是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拉凯戴孟同盟诸邦，北部中部诸邦态度暧昧。拉凯戴孟诸邦地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波斯军从陆上进入半岛，有科林斯地峡天险可资防守，而且拉凯戴孟同盟成立以来已将近300年间，半岛内部长期没有内战，同盟的陆军兵力是希腊首屈一指的，对抗击波斯的胜利具有信心。不过即使如此，伯罗奔尼撒本岛上还有斯巴达的宿敌阿尔哥斯，它在战争中通波斯，守中立，没有参加科林斯同盟。倘使希腊人不首先消灭波斯舰队，波斯军可以在地峡以南守军后方登陆，伯罗奔尼撒的优越战略防御地位也就失去作用了。这样，海战在战争中就起了决定作用。希腊人唯有海战胜利，掌握制海权，战略上才有把握以伯罗奔尼撒和科林斯地峡天险为最后的基地，抗击波斯陆军。

在这样的战略形势面前，通过希腊内部的种种矛盾，和一些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战争经历了以下诸阶段：

甲，波斯军长驱直入阶段。希腊军原拟在特萨利亚的腾皮谷及其附近海面阻击波斯陆军及海军（当时的海军都靠岸航行，并必须和陆军取得联络），以拉凯戴孟同盟军为主力的希腊联军已开到此地，希腊舰队也开进附近海面，但因特萨利亚当政贵族态度暧昧，不利决战，再度退却，决定在希腊中部温泉关及其附近海上的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以陆海两军阻击波斯军。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王李奥尼达所率陆军300人凭天险抗击波斯大军，全军壮烈牺牲。海军在阿提密西安获得胜利。不过波斯舰队虽受重创，仍占优势。

乙，萨拉米（Salamis）海战扭转战争局势。温泉关及阿提密西安战役后，希腊军继续退却。此时希腊北部中部诸邦全部附敌，波斯军陷阿提卡，雅典全民登船避居萨拉米、埃吉纳两岛和南面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特洛溱（Trozen），雅典城被焚毁。希腊诸邦联合舰队，以雅典船舰为主力，在萨拉米岛海面上迎击波斯舰队，打了一场海军的决战，史称萨拉米海战，获得全胜。波斯舰队大部被歼，残余船舰返航小亚细亚，制海权落入希腊军手中。

丙，波斯军退却和希腊军追击的阶段。萨拉米海战后，率军亲征的波斯大帝恐惧失却制海权后无法渡过海峡返回小亚细亚，于是除留一军在彼奥提亚继续与希腊军对峙而外，全军后撤。波斯军是一支人数巨大、成分庞杂的波斯统治下形形色色的民族组成的队伍。按希罗多德夸大的估计，战斗部队达170万人，连同各色各样的随军人员，总计达500多万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把这个数目降为50万人，这还是一支数目大、成分杂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深入敌国，现在仓皇后撤，可以设想无法保持有组织的后勤供应，它会造成异乎寻常的混乱是势所必然的。后撤军队究竟有多少返达小亚细亚，难于推测。薛西斯及其行宫，当然是安然返回了。

薛西斯所留与希腊军对峙的一军是全军主力，有坚强的领导。这支军队在公元前480年冬季退入彼奥提亚过冬，翌年再陷阿提卡，力图诱迫雅典单独媾和。几经曲折，拉凯戴孟全军出地峡和雅典军会合，公元前479年春，在著名的布拉的（Plataea，阿提卡和彼奥提亚边境）战役中，希腊军获得全胜，波斯殿后军全军被歼。

与此同时，希腊联合舰队追击波斯舰队残余于小亚细亚海滨的密卡尔（Mycale），波斯舰船全数被焚毁。

布拉的战役希腊军统帅为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其中雅典军由亚里斯特底斯（Aristades）指挥。密卡尔战役，联合舰队统帅为斯巴达王利俄提基德（Leotychides），其中雅典舰队由桑西巴斯（Xanthippus，伯里克理斯的父亲）指挥。在此以前，亚里斯特底斯和桑西巴斯两人都曾按陶片放逐法放逐海外，大战前夕，雅典人决定流放的人一律准许回国，得以建立战功。

公元前479年，希腊本土全境解放。

五、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上希腊诸邦的解放

布拉的战役以后，下一个阶段是小亚细亚及爱琴海上希腊诸邦的解放。

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操在希腊人手里，公元前479年密卡尔战役后，小亚细亚西面爱琴海上四个大岛，累斯博斯、基俄斯、塞莫斯、罗陀斯自然而然获得了解放。希腊人的下一个目标是打通被波斯阻断的黑海航路。公元前478年，收复达达尼尔北侧，克索尼苏斯半岛上的塞斯都斯（Sestos）和拜占庭（Byzantium）。拜占庭之战，波斯率军投降，从此，黑海粮食又可源源输出。同年，希腊人还收复了塞浦路斯岛上原属希腊人诸邦，岛上的腓尼基城市未能攻克，以后还长期藩属于波斯。

色雷西亚还有强大的波斯守军。公元前476年，希腊联军在奇蒙指挥下进军该地，围攻斯特赖蒙（Strymon）河上的埃翁（Eion）城，进行了长期的围城战，全歼波斯守军。此后希腊人又围攻爱琴海上背离提洛同盟（参见下文）的纳克奈斯岛和海盗巢穴的西罗斯（Scyros）岛。至此，爱琴海全入雅典掌握。

公元前467年左右，希腊军与波斯军又会战于小亚细亚南岸中部的攸利密顿（Eurymedon）河上，在此以前，小亚细亚西岸自米利都以北的大陆滨海诸城邦，大体上均已脱离波斯获得解放，自米利都以南，波斯还驻有大军，大陆上的希腊城邦还在波斯轭下。奇蒙率三列桨战舰200艘集中于库都斯（Cuidus），不久，在攸利密顿附近海面歼灭波斯海军，俘战舰100艘，接着又俘增援军舰80艘。海战获胜后，奇蒙立即登陆攸利密顿河口，奇袭波斯陆军，波斯军溃败。

攸利密顿之役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前，整个希腊世界团结一致进行对波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自此以后，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关系，就和雅典、斯巴达争霸的内战交织在一起了。公元前449年，雅典和波斯签订的卡利亚斯（Kallias）和约，名义上是公元前480年开始的希波战争的结束，事实上，此时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进行得十分剧烈，和约的签订已经以争霸为背景了。

六、希波战争的重大历史意义

希波战争的历史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希波战争以前，古代文明世界的典型的政治形态是一种“神授的王”统治广大的领土，埃及、巴比伦、亚述、赫梯、吕底亚、福里基亚、米地（Mede）以及大卫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王国都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城市国家诚然是有的，腓尼基的拜布罗斯、泰尔、息敦都是“城市王国”，并以航海商业为生，然而在当时的“世界政治”中，它们都不过是几个大帝国争夺的目标，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历史上起什么积极主动的作用，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有别于起源于这些古老帝国文明的新文明来。希腊文明本身也渊源于这些古老的东方文明，因为它从头到尾是海上文明，一连串历史事变又促使它发展起来了一种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这种城邦制度在可称为偶然的历史条件下——小亚细亚内陆在赫梯崩溃后长时期内没有出现强大的王国——居然获得了充分发展所必要的几百年时间，它不仅在海外巩固了，希腊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给的，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城邦制度，在这几个世纪中，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6世纪波斯征服以前，事实上希腊文明已经高出于“东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是一盘散沙，使它宁愿个别屈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结起来外御强敌，并在对外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其结果，藩属帝国的那些城邦，还势必要派兵出钱，在帝国旗帜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进攻。吕底亚王国兴起后，小亚细亚诸邦先后藩属于吕底亚，有的城邦僭主还成为王国的驸马（埃弗塞斯的例子）。波斯兴起后，只有避难移民，却没有团结抗战的打算。海滨城市成了波斯藩属，波斯统治一时还伸不进来的海岛城邦，却利用这个机会，幸灾乐祸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塞莫斯利用米利都藩属于波斯在爱琴海上的扩张）。所有这些，都已经充分证明了城邦制度的致命弱点。公元前5世纪初的伊奥利亚起义，是希腊世界的一个部分团结抗敌的第一次企图，起义虽然失败，福利尼卡斯（Phrynichus）以悲剧“米利都的沦陷”在雅典上演，使观众潸然泪下，从此以后，团结抗敌逐渐成为“一盘散沙”的城邦希腊的一致要求。这种要求在不久前驱逐了僭主、贯彻发展了梭伦民主的雅典显得特别强烈。于是，虽然薛西斯动员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全部人力物力，包括腓尼基海军，也包括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甚至包括新近归附的希腊本土北部、中部的希腊诸邦的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雅典和斯巴达所领导的希腊南部诸邦联军，结果竟以彻底失败告终。这次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虽然前者的历史远不如后者的悠久。也证明了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互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统治驱迫之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希波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的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是我们研究希腊城邦制度时所不可不注意的。

然而城邦希腊并没有在希波战争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点，这种弱点，在此后105年的历史演变中，最后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邦希腊的消亡……

第三节　提洛同盟与雅典帝国

一、提洛同盟的成立

公元前480年开始的希波战争，希腊军是科林斯会议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的盟军，这个同盟的领袖是斯巴达。斯巴达成为希腊本土诸邦抗击波斯的战争领袖是必然的：雅典在10年前虽然独立赢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此时它在联军舰队中的船舰数目最大，但是它的军力和经济力量远远比不上拥有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广大地区的斯巴达，何况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冠绝一时，以它为首的拉凯戴孟陆军又是抗击波斯可以依靠的最大最强的一支军队，而拉凯戴孟同盟到此时为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斯巴达在希腊的领袖地位也确立了很久了。正因为斯巴达是反波斯同盟的盟主，所以，不仅布拉的战役的统帅是斯巴达王，阿提密西安地角和萨拉米两次海战的统帅也是斯巴达王，公元前478年远征塞斯都斯、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几次战役的统帅仍然是斯巴达王。但是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累胜之余，滋长起来了想当波斯大王式的独裁国王的野心，在受到部下抵制之后，进一步阴谋通敌，拜占庭战役中被人发觉，斯巴达的监察委员会召令回国，审判属实，判处死刑。(3)自此以后，斯巴达恐怕他们派出去的领导人会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中腐化，不再派兵派人继续参与战争，拉凯戴孟诸邦也随而退出。此时希腊对波斯战争的参加者成分有重大变化，新获得解放的海外诸邦纷纷参战，本土诸邦日趋减少，最后只剩下雅典和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等邦，战争的领导权自然落入雅典手中。形成这种新形势的关键时间是公元前478年的拜占庭战役。

此时科林斯会议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虽未正式解散，为应付新局势起见，有成立新的同盟的必要。就在拜占庭，雅典将军亚里斯特底斯与参战诸邦订立盟约，成立提洛同盟（攻守同盟，Symmachia，Alliance，或海上同盟confeodenia）。称为提洛，是因为爱琴海上的提洛（Delos）岛被选为盟国集合的地点，同盟的金库也设在该岛的神庙中。参加同盟诸盟，包括爱琴海上一切岛屿，和小亚细亚、色雷西亚海滨一切希腊城邦。达达尼尔、博斯福鲁两海峡和前海（马尔马拉海）诸邦也加入同盟，但黑海南岸迄西的小亚细亚诸邦及黑海北岸海滨诸邦不参加对波战争，不是同盟加盟国家。同盟加盟国家在同盟建立时为数还少，此后对波战争步步胜利，获得解放的希腊城邦愈来愈多，加盟国家也随而逐步增加。同盟极盛时期，小亚细亚南面海滨上某些加利亚城邦也是盟邦。根据当时遗留碑铭，同盟极盛时期加入同盟的城邦及小共同体（大概是未建立城市的希腊移民的农村或渔村）达300个，人口总额估计达1000万至1500万人。

二、雅典帝国

西方史家对于提洛同盟一开始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格拉脱认为提洛同盟开始是平权的同盟，一切盟邦均有平等地位，有一样的权利与义务。格拉脱以后的史家认为，根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同盟一开始就具有严重的雅典帝国的倾向。这表现为：第一，盟约是以雅典为一方，雅典以外一切盟国为一方订立起来的；第二，盟国有义务，或者提供一定数量的船舰及人员参加联军，或者免除此项义务而提供一定数额的钱款——实际上是一笔贡赋，而且，哪些盟邦出船出人，哪些盟邦出贡赋，一开始就交由雅典全权决定。鉴于雅典在反波斯战争中的领袖地位，它在战争中所蒙受的牺牲和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赢得的崇高地位，后说恐怕更近于事实。我们倘使考虑到提洛同盟的盟国几乎都曾屈服于波斯轭下，在波斯侵入希腊本土时，许多城邦还曾出船出人参加在进攻的波斯军内，更容易想象雅典一开始就是同盟的主人，同盟发展成为雅典帝国是必然的。不过同盟成立之初，还有定期举行于提洛岛上阿波罗（Appolo）和阿丁里斯（Artinis）(4)神庙中的同盟会议，由它来决定同盟的一般政策，决定对不服从同盟盟国的强制措施。也许同盟会议的实际义务不过是批准雅典的决定，不过同盟的形式总还存在，当时同盟金库也设在提洛岛上，司库也还由同盟会议任命而不是雅典的官职。

同盟建立于公元前479年，不过11年，纳克索斯岛首先叛离同盟。此岛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城邦，军力较大，本是“出船出兵”而不是纳贡的盟国。叛离原因，征讨降服的条件如何，均不可考。大概它被讨服后得交出它的舰队，降为纳贡的附庸。此后盟国凡有“叛离”，一律用武力征服，并丧失“独立”，同盟也就愈来愈变成帝国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唯有基俄斯和累斯博斯两岛还“保持独立”，其他盟国已悉数降为附庸，同盟会议已不召开，同盟金库已迁往雅典，金库司库已成为雅典国家的官职，盟国的讼案要到雅典来审理，同盟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雅典帝国了。

三、城邦雅典——帝国的中心

现在城邦雅典是帝国的中心了。

我们决不可以把这个帝国中心设想为郡县制帝国的帝都。所谓雅典帝国，是城邦雅典支配一大批纳贡的、在对外政策上听命于它的盟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集团。雅典本身仍然是城邦，加盟的各个盟邦也仍然是自治自给的城邦。盟邦作为独立国家，主权现在不完整了，因为它们不再能够自行决定它的对外政策。帝国中心的城邦雅典，现在有全权决定这个巨大的城邦集团的对外政策——或者正确一点说，在所谓提洛同盟中，唯有雅典有权独立决定它的对外政策，而城邦雅典的对外政策，自然而然就是整个雅典帝国的对外政策，同盟邦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唯有服从雅典决定之义务。此外，帝国内部诸邦之间必须维持和平，一切争执要服从雅典的裁决。虽然如此，加盟诸邦还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政体的类型则不免要以雅典为楷模，并非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当然是不能存在的。

雅典帝国范围内纳贡的盟邦，每年交纳一定数额的贡款之后，它们的公民不再有服兵役的义务。与此相反，城邦雅典现在除其本身的国库收入而外，还有一笔事实上它可以当作自己的国库收入来任意支配的盟邦交纳的贡赋。希波战争后，雅典跃升为希腊世界首要的商业中心，工业和农业也有很大发展，关税和其他税收为数巨大，加上这笔贡款，国库丰裕。由此，由雅典公民组成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武装部队，公民军在服役期间是领薪饷的，城邦雅典成了“战士共和国”了。又，城邦雅典既是帝国的中心，有许多帝国范围的行政事务与司法事务要由它来处理，这些事务都成了雅典城邦的事务，雅典于是发展起来了一大批有报酬的公职。

值得注意的是，城邦雅典并不是通过特权的贵族阶级或者组织行政官僚机构来履行它的领导帝国的职能的，相反，在它作为帝国中心的期间，充分发扬了城邦以往的民主传统，在帝国存在的短短时期中，雅典民主竟然达到它的极盛时代——事实上这也是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史家通称的伯里克理斯民主，就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大爆发以前的30年间。

四、城邦自治与民族统一的矛盾

读者大概早已意识到，“自治自给”、“分裂繁殖”的城邦，在外敌侵犯面前实在缺乏抵御力量，而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实在是在反对波斯战争中诞生成长起来的，是文明迅猛发展的希腊世界的民族统一的唯一可以寄托的力量。四五个世纪以来，希腊人在“自立门户”的精神下殖民于东西南北，形成了经济、文化、语言、宗教上一致的一个大民族，吸收了古代东方文明，以跃进的速度把它的文明提高到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高度。可是，在强大的东方帝国武力侵略面前，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现在它经历了希波战争的严峻考验，胜利地通过了这个考验，瞻望未来，要顺利地发展希腊文明，实现民族统一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提洛同盟—雅典帝国结集了希腊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它以鲜明的反波斯的旗帜与不断胜利的战绩，把原先爱奥里斯、多里安两个并非伊奥利亚系统的海外诸城邦都集合在一个同盟之内，最初这个同盟是巩固的。这个同盟虽然还远没有达到统一整个希腊世界的程度，这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指望它逐步发展，实现民族统一。当然，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国成立以前，希腊本土已经有了好几个结集若干城邦在一起的集团，这里有以斯巴达为首的拉凯戴孟同盟，有以提佛为首的彼奥提亚同盟，有特萨利亚以四个“州”组成的联邦。然而，后两者在反波斯战争中“米地化”(5)了，而且力量较小，一时没有“领袖群伦”的资格。斯巴达及拉凯戴孟同盟，成立了200多年，一直是公认的希腊盟主，但是它在反波斯战争中所蒙受的牺牲和所作贡献都不如雅典，战争后期，实际上不再参战，不久又因国内农奴的起义而大为削弱。拉凯戴孟同盟中主要的海权国家科林斯的殖民和商业利益偏在西方（西西里和“大希腊”），它本身在希腊本土上的安全又必须依靠斯巴达拉凯戴孟同盟，它对拉凯戴孟同盟的对外政策有巨大的影响力量，此时它在“东方希腊”有意识地采取了退让政策，对于雅典霸权并不采取敌视政策。这样，从一切方面看来，由雅典为领导力量，通过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国来实现希腊民族的统一似乎是有希望的。以后希腊，世世代代的历史家，鉴于雅典民主的进步性，鉴于古典时代希腊文明以雅典为中心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都对雅典未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而深表惋惜，确实不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事实上雅典确实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后雅典对波斯、对斯巴达政策的错误，大略经过，我们在次节内马上就要予以介绍。然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治城邦的精神和民族统一的原则之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还不妨大胆推测，当时的任何政治家，不论他的指导政策如何正确，也没有力量足以克服这个矛盾。

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各城邦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导致的倾轧不和，以至经常发生决斗性质的小战争，是其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是随着它的特殊优点即创造性而与生俱来的。如果听令这种“城邦本位主义”(6)照原样发展下去，它的优点固然可以大为发挥，经济和文化发展因经常获得刺激而大步前进，它那种弱点也无法消除，这种弱点，在强敌侵犯面前尤其是致命的，小亚细亚诸城邦长期甘居波斯轭下，并且不惜出人出兵参加波斯对希腊本土的进犯，几乎陷蓬勃发展中的希腊文明于死地，是此种弱点的集中表现。幸而城邦制度的民主精神激励了希腊人的坚决抗战，城邦希腊在严峻的考验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治独立的要求，使得城邦希腊在灭亡威胁面前战胜了强敌，却没有能够通得过胜利的考验。

城邦雅典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国内对盟邦采取的态度，有的历史家称之为“上邦政策”（塞尔格耶夫），即尽可能把盟国降为出钱买得和平，然而削弱了它的主权，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种附庸国家。与此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把它自己的公民培养成为“上马杀敌，下马议事与审判”的群众政治家。时间愈久，盟国愈感到屈辱，无法忍受。一旦有事，它们势必要提出“一切城邦都有权自治”的口号来反对雅典，这样看来，有自治城邦这个原则存在，雅典帝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

那么，可不可以设想，通过统一运动把提洛同盟组成一个联邦，或者，雅典把它的公民权慷慨地赋予一切盟国的公民，使同盟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呢？我们记得，雅典本身就是通过统一运动，把十多个很小很小的城市集合成为一个统一城邦的。我们还知道，雅典帝国成立以前，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同盟，是8个城邦组成的同盟，各城公民保留本城公民权，又另外创设一种同盟的公民权，各城公民都有双重的公民权，而同盟的执行机构是各城邦平权选举出来的。既然有此先例存在，倘使提洛同盟成立之初，雅典的政治家采取这种显明的政策，提洛同盟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提洛同盟成立于希波战争雅典胜利的顶峰，雅典人既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又对胜利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盟邦是雅典人把他们从波斯轭下“解放”出来的，雅典公民势必自视为理当获得特殊权利的解放者，在民主传统如此悠久的雅典，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违背这种群众情绪，所以平权同盟也好，通过把雅典公民权给予一切盟邦的这种统一运动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好，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这是提洛同盟成立那个短暂时期的形势。那么，也许以后这种感情会平淡下去，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应该是可能的了？

答复还是否定的。一方面，城邦雅典从帝国所得的特权日益成为既得权利，时间愈久，变更愈难。另一方面，彼奥提亚同盟也好，雅典的统一运动也好，都限于十分狭小的地域，在地理上，它们都没有超出城邦原则所允许的界限。提洛同盟如此广大，加盟城邦如此众多，在古代交通条件要在如此广大范围内实现平权同盟或统一运动是难于想象的。这里，城邦的另一个原则：公民之间的紧密的接触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作用。贝尔克尔说：

5世纪中，雅典曾经企图搞城邦的统一，它的伸展得很远的帝国曾经包括爱琴海上所有的岛屿海滨。它的政策失败了，它的失败是因为它和它的盟邦同等地受到了（自治、自给的城邦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潮的妨碍。所以不能上升到一个巨大的、非城邦的、联合在一种共同公民权中的国家的概念。在雅典这方面，它不能把它的公民权扩大到盟邦去，因为它的公民权意味着——而且，也只能够意味着——出生于雅典，完全地参与在雅典当地的生活、习性和气质之中；在盟邦这方面，即使赋予雅典的公民权，它们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些城邦的公民权，对它们来讲所意味的是恰好同样的东西。

共同的公民权会使有关系的一切人发生“一种无法忍受的一神主义”的宗教感情，因为对城邦的崇拜，事实上是一种宗教。政治上的多神主义是希腊的信条，这种信条倾覆了雅典帝国。要细心地琢磨，才能设想宗教（城邦的宗教）瓦解了雅典帝国，宗教（在所有城邦共同崇拜一个神化了的统治者意义上的宗教）又是亚历山大在希腊中的帝国的基础。(7)

第四节　伯里克理斯民主——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

一、希波战后城邦雅奥经济及社会状况的演变

希波战后，雅典是雅典帝国的中心，而且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当萨拉米海战和布拉的战役前夕，波斯军占领阿提卡全境，雅典老弱妇孺两度登船避难他乡的时候，雅典公民及其家属总计，史家估计为16—17万人，外邦人和奴隶在外——这时候，外邦人和奴隶的人口为数是不多的。战争时期，雅典公民全数在军中服役，社会地位最低的贫民阶层在舰船上当桨手，其他各等级的公民在重装步兵中和舰上战斗部队中，确实是全民皆兵。布拉的战役以后，雅典人在战胜强敌后热情奋发地重建家园，所需物质资源，可以依赖盟国的捐款，不久就有提洛同盟的贡款可资利用，恢复大概十分迅速。我们知道，就在建家园过程中，雅典重新建筑了被波斯人毁掉的城墙，还完成了战前已经开始的庇里犹斯海港的筑港和设防工程，海港周围筑城长达10公里。这样雅典就有了巩固的海军基地，也有了比从前规模大得多的商港。30年后，雅典人又筑长城把雅典和庇里犹斯海港连接起来了，从此雅典代替了米利都和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工业如陶器、造船、武器制造也首屈一指了。

城邦雅典愈来愈富裕起来了。它的商业和手工业吸引许多外邦人来到雅典，有的来自希腊其他城邦，有的来自“蛮邦”。国家把战俘当作奴隶出卖，“从奇蒙出征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时候起，出身异邦人的大量奴隶便涌入了希腊市场”(8)。奴隶在雅典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史家估计，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阶层人口大体上和希波战争前夕相仿佛，外邦人增到4万人左右，奴隶则在8万—12万人之间。公民阶层在全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一半左右。

雅典国家收入，达到按古代标准来说十分惊人的数额。它征收出入庇里犹斯港货物的关税，按货物价格征20％。它有阿提卡的劳里翁银矿和奇蒙征服的色雷西亚海滨爱昂（Eion，此城直属雅典，不是独立城邦）城附近的潘金犹斯山金矿，两矿都给国库提供了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它有提洛同盟的贡款，这笔贡款最初定为460塔兰同，实征数约达410塔兰同。每阿提卡塔兰同合26.2公斤，460塔兰同合386000英两（盎司）的银子（每一英两银子，合阿提卡货币7个德拉克玛Drachma略多一些，每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一天大体过得去的生活）。加以盟国间的讼案在雅典审理要交纳讼费，以及其他国有财产的收入，都使国库收入膨胀起来。这笔收入如何使用，现在对雅典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以至社会状况都要发生重大作用了。

二、“战士共和国”

这笔国库收入，首先用在维持在役的军人和“有报酬的公职”上面。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

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亚里斯特底斯就劝告人民，抛弃家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又按照亚里斯特底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分的粮食供应，因为贡赋、役税和盟国的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两万多人的生活……（第29页）

许多证据证明，有报酬的公职（引文所谓“从事公社事情”）并非开始于亚里斯特底斯时代（70年代），那是伯里克理斯时代（50年代）的事。用公款维持军队，也许开始于希波战争中的非常时期。那时阿提卡全境被占，雅典公民军势必仰赖盟国捐款维持，以后有了提洛同盟的贡款，用它来支付在役军队的薪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霸权中心的城邦雅典，即使不在战时，现在也不能没有一定量的“常备军”了。它要巡逻爱琴海面以警备海盗，要守卫作为海军基地的庇里犹斯海港，要守卫帝国境内的战略前哨，要维持一支随时可以出动的机动部队，包括海军和陆战队。至于战时组成的公民军，因为现在它所要进行的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小小城邦的边境冲突，而多半是跨海远征，于是除战士口粮外，也得支付定额的薪饷了。这样，雅典公民的一部分，成了终年服役的领薪饷的兵士，战时则大部分公民是领薪饷的战士，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雅典共和国是“战士的共和国”。

三、公民、武装移民、外邦人和奴隶

然而，雅典这个“战士共和国”还是十分不同于斯巴达的。雅典公民大部分还在农村中，是自耕业主。务农，被看作适合于公民身份的高尚职业，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公元前431年），拉凯戴孟同盟大军侵入雅典四郊的时候，四郊务农公民的家属避难聚居雅典和庇里犹斯城内，因为人数过多，造成了严重的瘟疫。这就是说，除住在城里的公民而外，其余的公民平时还是躬耕田间，而不像斯巴达公民那样靠农奴贡赋为生的。

雅典公民，不仅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于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份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

“武装移民”也居住在直属雅典、并非独立城邦的城市中。色雷西亚的爱昂，爱琴海上的西罗斯岛都直属雅典。后者长期来一直是海盗巢穴，雅典派军剿灭后，由它的“武装移民”占据。

雅典城里的公民，除从军的和从事公务的而外，有手工艺匠，其中大部分同时又是手工作坊的主人；有大小商人，有赶牲口的等，但是雅典人鄙视工业劳动，某种程度上也轻视商业，矿工尤其不是公民干的职业。于是，大批外邦人来到雅典这个希腊世界的经济中心经商，来开设手工作坊，来当医生和教师。外邦人是自由民，没有公民权，不得在阿提卡境内购买房屋土地，还要交纳一种特别的人头税，他们有从军的义务，他们也可以拥有奴隶。手工作坊中帮助艺匠干活的帮手、矿工、家庭仆人等都由奴隶充当。奴隶的来源，一部分是战俘，一部分是奴隶贩子从蛮邦贩来的。十分特别的，雅典市的警察和雅典的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国家奴隶，也是买来的，由国家供给饭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奴隶。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充当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因为人数少，主人对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他们终日在监工的鞭子下做工，奴隶主指望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毫不顾惜他们的生命，因为这种“财产”的“更新”是并不困难的。

雅典奴隶和其他城邦的奴隶一样，主人可以“释放”（即解除其奴籍）他们，也可以由奴隶把他按惯例成为自己合法收入的钱款存储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奴隶取得外邦人的身份，和他的前主人仍保持某种隶属关系。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归旧主人家继承。斯巴达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农奴黑劳士为基础。雅典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买来的奴隶为基础。从两者历史演变过程看，脉络是十分清楚的。古典希腊并存农奴制和奴隶制两者，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我国史学界对此有过很多争论，所以，本文后章对此将作专门的考察。

四、有报酬的公职

有报酬的公职，开始实行于50年代(9)。众所周知的有陪审员津贴和议事会成员的报酬两项。为着使雅典公民中生活无保障的阶层也确有可能参与国家大事，伯里克理斯（或说厄菲阿尔特Ephialtes）颁布了出庭陪审者履行义务的津贴。在进入法院大厦之前，授给每一个陪审员一根出庭杖和一枚证章，凭证可以领受规定的津贴两个欧布尔（Obol，以后又增加到三个欧布尔即半个德拉克玛）。我们知道，雅典法庭管辖范围及于帝国范围内各邦间的争议，每次开庭陪审员人数颇多，整个雅典经常有6000名公民充任陪审员，公民总人数约4万人左右，陪审员占公民中一个很大的比例，现代史家认为，充任陪审员的多数是已过军役年龄的老年公民，颁给陪审员津贴，事实上是对经历了长期军役的退伍老兵的一种照顾。雅典法庭审理案件范围既异常宽广，有报酬的陪审员制度又是中下阶层公民的极好的政治教育的机会。唯有当广大公民对国家大事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才不致流于形式。伯里克理斯民主，在这一方面确实是获得了很大成就的。

另一项重要的有报酬的公职是议事会。希波战争后议事会人数未变，500名议事会成员以前都是无给职，伯里克理斯时每人每日津贴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比较过得去的生活）。同时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资格，也比克利斯提尼时代放宽了，凡“双牛级”（中农）阶层的公民均可选入议事会。鉴于财产标准已从实物单位折成货币单位，加以物价的上涨，雅典公民限于财产而不得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人数已经寥寥无几。现代史家计算，根据议事会成员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定，雅典公民的1/3，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

五、雅典戏剧与观剧津贴

早在希波战争前夕，雅典戏剧已经开始繁荣。戏剧起于酒神大祭时咏唱颂歌的合唱队，后来合唱队增加一个表演的人员，跟合唱队对答台词，于是演员与合唱队之间有了“对白”。合唱和对白具有了情节，就发展成为有剧本的演唱。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参加过马拉松和萨拉米战役）把演员剧本的演唱增加到两个和两个以上，完整形态上的戏剧于此创始。希腊剧场始终是圆剧场，倚山坡而筑，露天，没有屋顶，作半圆形，规模宏大，可以容纳大量观众。剧队主办人是富裕公民，剧队经费由这些富裕公民筹措。希波战争以后，雅典戏剧进入极其繁荣的时代，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幼里披底（Euripid），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lon）的著作，传遍整个希腊世界，为罗马时代作家所模仿。他们一些主要著作流传至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引埃斯库罗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剧中普洛密修士（今译：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

（这）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10)

希腊戏剧主题多数取材于神话，虽然如此，剧情、对白、唱词往往针对现实。也有取材于当前局势的，如希波战争前，福利尼卡斯的《米利都的沦陷》，演出时观众为之潸然泪下，这显然是希波战争的政治鼓动剧了。埃斯库罗斯是一个希腊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悲剧《波斯人》是歌颂萨拉米海战胜利的。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题材全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的剧本对当权人物作肆无忌惮的讽刺，在高度言论自由的民主雅典，并不因之而有任何禁演戏剧或迫害作者的措施。史家考证，希波战争后200年间，主要在雅典，前后创作出来的戏剧剧本为数超过2000，这是真正的艺术繁荣！

戏剧是希腊人民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极重要的工具。现在世界各地希腊城邦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常常找到宏伟美丽的圆剧场遗址。剧场又是酒神祭典之地，大概由公款兴建，剧队由富裕公民出资维持，每逢庆节演剧，观众要不要买门票，现在难于稽考。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规定了一种“观剧津贴”制度，即在公共庆节演剧的时候，每个公民发给两个欧布尔的津贴，等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这当然也是国库充裕的结果。

六、公民权的严格限制

我们已经知道，从梭伦时代起，有过一个时期雅典的公民权对新移入的外邦人是开放的，这是初期雅典得以吸收外邦艺匠商人，发展它当时很不发达的经济的一个重大而有效的措施。现在，雅典繁荣富裕起来了，雅典公民是一个庞大帝国中心的城邦中“轮番为治”的集体，拥有被选任为有报酬的公职、充当武装移民移居海外、领取观剧津贴等种种特权。雅典人不免认为，这是他们先辈在严酷的希波战争中，忍受极大的牺牲，英勇奋斗争取得来的。倘使公民权还是向一切新来的外邦移民开放，新来者无异坐享其成，这是他们难于同意的。这种特权思想的产生，在一般人民中也许是难免的，然而是狭隘的。在这种心理前面，雅典公民权事实上也许已经愈来愈有限制了，不幸的是，号称贤明的热诚的民主主义者伯里克理斯，固然努力发展了雅典公民范围内的民主，都未能免于这种狭隘的城邦旧公民的本位主义。公元前445年，即在规定陪审员津贴制度后不久，伯里克理斯恢复一条旧法，规定“其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而且法律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执行得十分严格。这条法律曾引起许多曲解、欺骗和舞弊，引起许多诉讼。当时被揭发欺骗，变卖为奴者，约有5000人。

七、元老院、执政官与将军

希波战争后，雅典宪法上的变化，除以上所举几项外，最主要的有下列两项：

第一，元老院权力的被削弱。希波战时，梭伦宪法中誉为城邦两锚之一的元老院权力有所扩大。元老院由任满离职的执政官等重要行政官员组成，其成员都是终身任职，是雅典政制中保守的贵族成分。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通过公民大会改革元老院，极度削弱它的权力，仅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案件和监督宗教仪式之权。它的原来职权转给陪审法庭、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这些改革，加上陪审员和议事会成员的津贴制度，雅典政制，在公民范围之内，确实是高度民主的。

第二，希波战前，雅典十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统率军队，行政权力还在执政官掌握之中，全军由首席执政官任统帅。马拉松战役，首席执政官战死。以后战争频仍，军队统率权逐渐长期保持在战胜的将军手中，首席将军逐渐掌握全部政务，执政官变成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又执政官职务一直固守旧制，任期一年，不得连选连任。可是将才难得，随意更换统帅，难免造成军事上的惨败，于是“不得连选连任”之制不适用于将军。这样，70年代起，雅典政制一方面急剧地民主化了，一方面又有事实上可以成为终身职务的首席将军在指导全国国防、外交等重大政务，伯里克理斯就连任了首席将军15年。按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说法，“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11)。

八、公共工程——古典希腊建筑艺术的高峰

伯里克理斯时代，相当部分的国库收入用于“装饰雅典”——修建建筑史上著名的雅典娜大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饰以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从雅典城到庇里犹斯港及法勒隆（Phaletum）港的长城，也在伯里克理斯时代筑成。连同伯里克理斯时代以前庇色斯特拉托、西蒙和伯里克理斯以后雅典所建的神庙、画廊、市场、水源地及输水设备，雅典成了当时希腊世界最宏伟富丽的城市。雅典娜大庙融合多里安风格和伊奥利亚风格，直到现在，还是世界各国建筑艺术的典范。各种建筑物的外部和内部，有各式各样精美雕刻、壁画、壁像装饰，不少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文物。

主持这些建筑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建筑工程分成小批交由私人承包，现存碑铭，表明承包人有公民，有外邦人，也有奴隶。所给工价，三者并无区别（奴隶所得工价大概归奴隶主所得）。公民特权，也许只表现在有承包的优先权而已。

九、雅典——希腊文明的中心

希腊古代学术文化，首先兴起于小亚细亚，那里是史诗、抒情诗、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故乡，第三章章末已约略涉及。现在，雅典是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过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环境下，雅典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伯里克理斯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有名的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有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都来自外邦。著名的诡辩学家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哥尔基亚（Gorglas）都到过雅典，为豪富子弟当教师，收受巨额报酬。这个传统开始于伯里克理斯时代，自此以后，长期不衰。伯里克理斯的下一代，就在战乱频仍的伯罗奔尼撒内战时期，雅典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兴起为一代哲学宗师，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Stoic）都起于雅典，学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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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后，允许被迦勒底巴比伦迁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故土，还允许他们重建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及其圣殿。（见《旧约·以斯拉记》，圣经官话译本中的“古列”就是居鲁士。）

(2) 见《历史》，第V章第30—38、49—51、97—126页；第VI章第1—33页。

(3) 波桑尼阿斯被判死刑后避难神殿，监察委员们下令在神殿四周筑墙封锁，到他快要饿死的时候，才派人把他抬出来，以免玷污神殿。波桑尼阿斯叛国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雅典将军，雅典海上霸权的奠基者阿提密西安和萨拉米两次海战希腊方面海军统帅铁米斯特克列斯也有通敌嫌疑。铁米斯特克列斯闻讯潜逃，辗转到达波斯王廷，波斯大王备加优待，以梅安徒（meander）河上的马格尼西亚（原希腊城市）为其封邑，竟终老在波斯。

(4) Aritins估系Artemis之误，Artemis译为阿耳特弥斯，为希腊的月亮和狩猎女神。——编者注。

(5) 波斯帝国崛起之初，首先吞并了领土跨及小亚细亚东部的米地帝国。希腊人因为比较熟悉这个帝国，所以也把波斯人叫作米地人。波斯战争前夕，凡对波斯帝国采取屈辱的投降政策，向它献了“水和土”，以后又出人出钱参与了波斯进犯军的诸邦，被称为“米地化”了。

(6) 城邦本位主义是用我们的政治术语来描述城邦制度的根本精神。西方史家往往把这种精神描述为一种宗教现象，称之为“城邦崇拜”——指每一个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作实现公民集团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径的那种意识形态。见下引贝尔克尔（Barker）的那段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即以此种意识形态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根本前提。

(7) 贝尔克尔：《公元四世纪的伟大政治思想和理论》第VI卷第XVI章（Great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ory in the Fourth Century，by Barker，ch. X VI，vol. VI，c. a. h.）。

(8)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45页。

(9) 即伯里克理斯时代。

(10) 《德摩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

(1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后记

《希腊的城邦制度》这份笔记，是五哥最后的遗稿。遵照五哥的遗嘱，这份笔记在1974年12月我离京前已检出交给吴敬琏同志。这份笔记，在五哥生前，我还没有读过，很想读一遍，乃商得吴敬琏同志同意，于1975年春节后送到了我手里。收到后，读了一遍，随之又读了一遍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补了必要的一课（当然是远为不够的）。读后深感自己虽然学力不逮，无力续成，但抄存一份，既可供自己今后继续学习西方史时随时翻阅，同时又为后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总是一件好事。笔记共约10万字，全文于4月15日傍晚抄竣，总算完成了一项心愿，心里感到欣慰，但是也不可抑制地感到无限痛惜！

希腊史研究，不过是五哥10年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个开端。他曾对我说到过，打算用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如果天假以余年，可以期望10年之后，会能得到某种成果。可是，谁能意料得到，“横逆”的袭击，竟来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这个研究计划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夭折了！

然而，幸运的是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份笔记，虽然连这份笔记也还是一份未完稿。

我不知道他写这份笔记时原来的计划怎样。查阅他的原稿所附提纲，至少还有最后三节，即第六章的第五至第七节（第七、第八两节，后经修改，拟合写一节）没有来得及写，连第四节也还没有写完（均见目录）。

查阅他的日记，这份笔记开始动手于1974年2月12日，5月2日以后就未再续写。其间他在给我的信中曾谈到他的“迷惑”，也就是他日记中所记的“卡壳”，打算重写。我在给他的复信中，要求他即使重写，旧稿也不要毁弃，借此可以看到自己走过来的足迹。现在，查阅他的日记，部分的重写还是有的。不过，彻底重写，也许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来得及实现。

伯里克理斯时代，是城邦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顶峰，很可惜，笔记到这里戛然中断，我们已无法看到他对此将作怎样的评述。我们从笔记中还知道，原来的计划，还打算对斯巴达的农奴制（即黑劳士Helots）和雅典奴隶制并存的问题有所论述，这对于阐释马克思关于论述雅典奴隶制的原意，澄清目前流行的某些含混可能有所裨益。但是，同样很可惜，他的思想和他的躯体一起已经化为灰烬了。

他所瞩目的当然远不止这些……

现代的中国人，除了教学和少数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外，懂得西方史（包括古代希腊史等）的人，为数不多。从来的历史学家，都以叙述史实为主旨，即使有一些史论，往往也是就史论史。把西方史拿来和我国自己的历史作系统的对比研究的，虽说不是创举，也实在罕见。这份笔记，不是简单的史实的叙述，也不是就史论史式的迂腐的史论，而是作对比研究的尝试，它的可贵处也许就在这里。

我对于西方史，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原来也是茫然一无所知。近两三年来，才开始读了一些西方史。乍读之下，我不能不在古代希腊的高度文明面前震惊不已（这不是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看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它的繁荣的经济，它的高度的民主政治，它的自然哲学，它的灿烂的艺术文化……不仅在古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截然不同于我国的古代历史。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使其然的呢？

身为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宗，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97页），茫然无知，固然是一种不能忍受的难堪的羞辱；可是，如果对于西方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也就难以作历史的现实的比较，从而也就很难培养出一种鉴别能力。

研究历史，其目的无非是寻找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未来。

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数，有待于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那么，当然，这种探索就会变成完全多余和可笑的了。可惜，严酷的现实表明，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我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像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我当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的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

我瞩目于未来……

陈敏之

1975年4月16日抄毕后记

从精神贵族到日本武士——散读外国史笔记

雅典帝国——提洛同盟——雅典民主

I．伯里克理斯时代……雅典治下所有地区居民的数目达1000万至1500万人。阿提刻的居民数目，约41—42万人，当中享有全权的公民只占一小部分（约42000人），其余是妇女和未成年者（约96000人），外邦人和奴隶。后者，占不下人口之半数。

II．雅典的武力在同盟的舰队，这个舰队在伯罗奔尼撒时代计有三层舰400艘，陆战队达27000人。……公民，从18—60岁都必须服兵役。……Aristotle(1)：雅典帝国首先是个军事组织，“战士的共和国”。

III．雅典城二万以上的公民与官吏就靠盟邦的岁帑与税收维持。议事员、陪审员、骑士、箭手、市场警察，异族哨兵以及城邦的许多官吏，皆在其列。

IV．法律规定：“其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全权的公民，总共不过14000人而已。

СЕРГЕЕВ(2)：《古希腊史》，pp. 237—239

民主，事实上只能是“精神贵族”之间的民主。

打倒精神贵族的结果，就是专制主义，或者专制主义和暴民政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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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编者注

(2) 塞尔格叶夫（B. C. СЕРГЕЕВ）是前苏联著名的希腊史研究专家，曾任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其代表作《古希腊史》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古希腊通史性著作。1955年由缪灵珠翻译成中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期以来是国内仅有的几本综合性希腊史教材。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的写作主要参考的就是此书。——编者注

雅典的军事移民与雅典民主

军事移民，半农半军事性质的移民……使城邦摆脱因贫困而不满的分子，摆脱“懒散的而且因懒散而干预一切的群众”。同时，他们也是雅典在同盟地区中的威信的支柱，作为常备的驻防军，作为雅典政策、风俗和习惯的传播者……

军事移民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社会政治生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谓雅典民主政治在伯里克理斯以后……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移民出路的中断，这种说法是相当不正确的。

СЕРГЕЕВ：《古希腊史》，p. 241

比较近代的英国殖民。

雅典是原始民主，是公民大会的民主，这种民主始终要求有对外殖民的出气孔来维持。没有这个因素，就更加需要一种精神贵族的民主了。

古代民主和古代之缺乏积累

“古代人从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名副其实的积财敛宝这种广泛发展的习惯，足证他们中间有剩余产品束诸高阁，毫无用处。他们把大部分的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的消费上、艺术的作品上、宗教仪式的用品上、社会性的工程上。……”甚至城邦政治的特点，如公民的直接参加行政、分配负担、社会义务，等等，也应该在古代经济的这种自然性质上寻求解释。

СЕРГЕЕВ：《古希腊史》，pp. 260—261

这是现代民主离不开精神贵族的又一理由。

雅典的义务费、观剧津贴，等等，和罗马的Proletariat(1)如出一辙。古代城邦民主所带有的这种特点，更使人倾向于精神贵族的代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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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罗马社会中的）底层阶级。——编者注

最初的希腊哲学是自然哲学——它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环境

I　希腊哲学的历史，是从Ionia(1)自然哲学家跃登历史舞台之日开始的。……巴比伦、埃及、其他东方古国所累积的世世代代的经验，世世代代的观察，都给希腊思想家吸取了，他们或者直接认识了东方学术的成就，或者间接通过其他民族（吕底亚人，腓尼基人）而掌握了它。在西西里、南意大利、爱琴海诸岛屿及巴尔干半岛的诸希腊城邦，其哲学学说的产生就稍后于Ionia。

II　从古代东方诸国传袭得来的种种智识，都经过希腊人批判地整理过。城邦内部的斗争，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帮助了摆脱传统信念的解放。在希腊既没有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或caste(2)的祭司阶级，也没有必须遵守的教条，所以希腊人能够有相当程度的思想自由，这大有助于科学和哲学从宗教分离出来，这点是古代东方文化所不知道的。

СЕРГЕЕВ：《古希腊史》，p. 340

1．两河流域、埃及、克里特文明，到公元前6世纪的泰利斯(3)时代，已经延续了三千多年了。在希腊文明中，铁的应用，荷马时代（公元前12世纪到前8世纪）已经很普遍了。泰利斯差不多是梭伦的同时代人，和梭伦同列为七贤，也曾参加过实际政治。

2．希腊的“自由”传统，和城邦的“自由”的政治斗争（分成政派，各有纲领，堂堂正正地彼此争论、争取群众，等等。而不是宫廷政变、阴谋、杀戮），以及没有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宗教上的教条主义，这又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3．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开始，这是不同于希腊以外的任何一种古代文明的“哲学”的。在那里都是从宗教开始，或者从头到尾就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实质上不过是专制主义的思想表现形式而已。

从自然哲学开始是意义重大的。唯有从这里开始，才能产生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他们是近代文明的根基。至于宗教和史官文化，即使两者经过一千多年的糅合，它的最灿烂的果实也只止于辞章、义理和考据。

III　塞内卡的特色是：自然科学对他来说是认识神的工具和说教的基础。二者都是以他的Stoic(4)的世界观为基础的。

《古希腊史》，p.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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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奥尼亚（ionia，一译“爱奥尼亚”，古地名）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爱奥里亚人定居地。公元前6和5世纪在伊奥尼亚出现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等重要的哲学家。——编者注

(2) （印度社会的）种姓，社会等级。——编者注

(3) 又译泰勒斯，古希腊哲学家，米利都学派创始人。——编者注

(4) 斯多葛学派（或译斯多亚）是希腊化时代一个有极大影响的思想派别，被认为是自然法理论的真正奠基者，也是古希腊流行时间最长的哲学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芝诺（Zeno），由于他讲学的地方是在公共建筑下面的柱廊（stoa），希腊人称之为斯多葛（stoic）。塞内卡是罗马时代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城市运动

城市运动，比任何其他中世纪运动更明显地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的消逝和近代的开端。一个近代最大的学者，西摩勒（Schmoller）(1)曾说过：

“这项运动是一个经济革命；我认为它比任何后来的革命更为重要，甚至也比文艺复兴运动和印刷术的发明和罗盘针的发现，或比19世纪的革命和由此而产生的所有产业上的革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后来的革命，只是12到13世纪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化的从属的后果而已。”（斯塔托斯堡的繁荣和13世纪的经济革命）

说得很对：在城市兴起的过程里，我们第一次在欧洲历史上写下平民的传记。前所未知的一个新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开始流行，一种商业和工业使欧洲所能产生的财富是注定要远超过于农民组织和农业所曾能产生的财富。

Thompson(2)：《中世纪社会经济史》，p. 407

1．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城市？

2．临淄、邯郸、长安……等城市。

3．古代国家的城市一直延续到近代，这是中国式的东西。

中世纪城市和古代城市（附入前卡）

城市的起源，来自一个由商人和手艺人居住的“新”堡内，而不来自“城堡”内。后者是由伯爵或主教占据……

显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件古代的事情。事实上，郊区可追溯到罗马帝国的后期，具体说，可追溯到第三世纪侵犯和劫掠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罗马军事和警察权力的崩溃和人口的减少，一个城市已不复能充分地保卫周围城垣的一条漫长的防线，所以起而代之的，是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用拆毁的老城垣与塔楼的材料，建造了一个卫城或城堡。这个城堡即老堡，是某个当地官员的住所，同时在它的外面，平民人口也形成一个新堡或郊区……在加罗林王朝恢复秩序以后，这些地区变成不必需的了，当地居民更广大地散开居住着。但在第九世纪的侵犯与混乱时期，古代惯例又复兴起来，而老堡和郊区获得了新的用场……

《中世纪社会经济史》，p. 418

城市、贸易和资产阶级（附入前卡）

就城市的发展来说，基本的共同原则是：这些城市中心起源于同一个有原动力的和积极的因素，就是贸易。在意大利城市方面，他们和拜占庭与利凡得的海上关系所起的作用，完全像羊毛贸易在低原国家城市如根特方面，莱茵商业与汉萨贸易在布鲁日、科伦和律伯克方面所起的作用那样。……“好人”集团掌握着城市政府的政权；资产阶级和城市成为等同的名词。

《中世纪社会经济史》，p. 421

如果是一个大帝国，律伯克对瑞典，威尼斯对意大利那样的作用永远无法发挥。只有在小封建主遍布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才能掌握城市，并出头露面。Compare（对比）波斯、阿拉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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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译作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编者注

(2) 詹姆斯·W．汤普逊（1869—1942）是美国著名的中世纪史专家。汤普逊属于西方的“新生学派”，该学派对历史研究的基本主张，是把历史学的范围从传统的狭窄的政治军事史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各方面。他们提倡“用历史来解释历史”，“为历史而历史”，反对把历史分成若干必然的发展阶段。不主张以某种学说来解释历史。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出版了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译本。——编者注

拜占庭帝国：其商业及其工业

现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到，拜占庭帝国对西方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从查士丁尼时代到十字军东征时止，关于一个司法行政的伟大制度，关于希腊文学，关于商业、工业和艺术，在君士坦丁堡遗风犹存……

……使帝国军队如此强大的权力，给这城市以军饷和给以世界地位的权力，是从帝国的，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和工业的力量得来的。自从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的最有力量的和最辉煌的朝廷所在地后，东方的商品和宝物聚集在它城垣之内。君士坦丁堡不仅是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岛屿的市场；而且利凡得是它的属地，叙利亚和埃及缴纳贡赋，它的商业利益远布到中国和印度。……君士坦丁堡至少有五十万居民，甚至号称百万。……有人曾估计，帝国政府的收入在它的极盛时期达到了现代法国货币三亿法郎，等于六千万美元。（pp. 197—198）

在第六世纪的开端，东罗马帝国的工业机构包括在政府管理下的一大批排他性的贸易和工业的团体。这些团体起初为了他们成员的经济利益而自愿结合起来，后来发展成为国家的工具，按照它的利益，来管理工商业了；转变的过程，历时在百年以上才告完成。早在第四世纪初期，国家已使一个团体中的成员资格成为世袭的和强制性的。拜占庭帝国的经济组织，是一个高度社会主义的组织；但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组织，因为它的管理方法是受统治者的和他的政府的利益所支配，而基本上不是受社会的利益所支配的。工业是一项属于国家范围内的事务。(1)

至于农业，它是按照由罗马帝国传下来的大农场制度组织起来的。农奴制广泛流行着，而农奴的状况是苦不堪言的。……

构成国家收入基础的赋税是土地税、金银税（商品税）、人头税、房屋税、商业团体税、海关和港口税以及市场捐。除此以外，政府还征取的罗马的“义务服役”以及那用以供应首都粮食并配备与维持军队的各种捐税。这些税款的征收，大多出自富裕市民阶层和大商业团体。但是，因为这个阶层愈来愈穷，他们的责任也就成为空谈。收入最丰富的是土地税，但是由于大土地业主的势力，土地税的负担，大多落在小土地所有者的身上了。帝国政府所经营的规模较大的专制事业是：矿场、采石场、盐井、造币厂以及制造武器、军事设备和兵士服装的各工厂。有一时期，政府曾企图垄断丝织品的制造，但是由于不能满足政府的需要，私人工厂准予重新设立。……（pp. 210—213）

（962—968年间）土地向一小撮大地主手里集聚的长期过程，却进行得很快，尤其是在小亚细亚方面；在那里自由小农沦为租户，甚至农奴，而农业也衰落。……

上述过程，经过相当时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下列情况：由农奴耕种的大庄园制，城市人口的急剧缩减，工业和制造业的萎缩和经济的停滞。……

（东罗马帝国的）财政立法几乎完全基于财政的理由和国库的急需，而没有任何建设性的。……

帝国政府的盲目性，即自满于一种“消极”性的商业和准许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如威尼斯、阿马斐、比萨、热那亚来垄断到西欧去的运输贸易的政策，不仅剥夺了帝国臣民那原来自己可以获得的利益，而且激起西欧人贪得无厌的欲望达到一种危险的程度，这一欲望由于十字军东征而激增，并注定要在1204年毁灭帝国才能求得满足。（p. 440）

Thompson：《中世纪社会经济史》

拜占庭帝国和西欧比，就是西欧和中国比：

I　停滞。

II　有工业和商业，有城市，但是没有资产阶级。

III　没有那种在等级会议或议会中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帝国”把一切阶级都压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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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有趣的说法！

罗马、日耳曼和拜占庭

一、罗马的金融资本的繁荣，是在共和末期。那时候，将领可以到行省当执政官，可以包税，竞选是贿赂流氓无产阶级，金融资本做的是政治买卖。

然而以一个城邦的罗马来统治一个大帝国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两个三头政治和长期内战就是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证明，所以共和必须让位于帝制，只有在帝制之下，才能对行省宽大，才能把罗马公民权和拉丁公民权颁赠给行省居民，才能把这个大帝国内部各民族权利的过分不平等现象消治掉。

可是帝制——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就必定要倾覆罗马赖以繁荣的基础——战利品，包税和金融投机，竞选和对选民的贿赂，聚居城市的前公民的流氓无产阶级，等等。所以，罗马帝国的城市衰落了，大庄园制兴起了，奴隶转为隶农了，城市时代让位给乡村时代了。这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和自然经济的农业之间的矛盾的必然后果。

帝国时代的奢靡、颓唐、末世思想和基督教的兴起，便是这种矛盾、这种城市生活的再度野蛮化的反映。

以上这些变化，是和蛮族入侵相独立的现象。

二、这样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在西欧，因蛮族入侵而结束。蛮族入侵以后的西欧的封建化，以致分裂为无数的领地，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崩溃以后，政治自发地适应于经济的一种现象，虽然它和墨洛温—加罗林—萨利安—萨克森皇朝的军事组织、宫廷政变等具体史实有关。

人为地维持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并不仅仅出现于中国，在西方也有，而且是十分触目的现象，这就是拜占庭。

拜占庭开始是罗马皇帝的东都，这个东都还统治了西欧一个很长的时期。拜占庭靠过境贸易（丝）和手工业，靠它的城市经济，这是一方面。然而拜占庭是一个典型的依靠专制主义来统治农村也统治城市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下面，有资本家没有资本主义，也永远发展不起资本主义。这种情形，和中国是一样的。

三、有人说，专制主义不是西欧的东西，这是不对的。拜占庭一半承袭罗马，一半承袭希腊，两者都有城邦民主的旧传统，然而一旦成为专制主义以后，仅仅依靠内部力量（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等等）就无法打破这种专制主义。

而专制主义不打破，凌驾于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以及一切阶层之上的这个独裁权力，永远吞掉一切，窒死一切，障碍一切，在它下面，也就永远生长不起来资本主义了。

四、这样说来，蛮族的日耳曼，推翻了罗马在西欧的统治，走上了封建的道路，首先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商业和手工业的城市共和国兴盛起来，然后让伦敦、巴黎、汉萨同盟等城市兴盛起来，真正替西欧的，也是替世界的历史开辟了新的一页。那么，黑格尔颂扬日耳曼民族，也应该承认是有道理的了。

1967/2/15

日耳曼民族和西方议会政治

……我们前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如弗里曼）……认为责任制议会政府这种制度，本来是从那些来自无人之境的条顿部族的某种自治政府组织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原始的条顿人的组织，即使真的有过，也还是一切地方一切原始人类所固有的一种非常雏形的组织，同时，即使这样，等到了民族移动以后，他们也早就不存在了。蛮族的作战领袖们都是军事冒险家，而继承国家的国家法治和当时的罗马帝国一样，是一个正在被变革锤炼中的专制政体。等到这种最后产生了我们所说的议会制度的新事物真正开始的时候，最后一个蛮族的专制政体早已消灭了好几百年了。

Toynbee(1)，《历史研究》节录本，曹译，p. 17

可以类推说，把易洛魁(2)和希腊城邦相比，期间变化，已经几易沧桑了。（Morgan：《古代社会》）

又，日耳曼的玛克，其实也并不值得如此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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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顾准依据的版本应当是：《历史研究》，汤因比著，索麦维尔（D. Somervell）节录，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编者注

(2)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的代表作《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副标题为“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编者注

人民的英国史

（摘录略——编者）

封建制度内有一种趋势反复出现，即封建或半封建的武人阶级（骑士或武士）演变为地主，并且逐渐不愿服兵役。可见，认为征收田赋和封建制不相容的观点是不对的。

注意：前面说过，国王封地的“租金”。这种租想必不久就取消了。

（他们的领地，骑士却已大量使用雇工）注意，这是在13世纪。《资本论》是从14世纪开始说起的（原始积累章）。

（自耕农业所以有暂时的发展，只因为在资本积累还不足以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候，庄园组织就衰落了。pp. 103—107）这是从欧洲的观点来解释的。在中国，糊口的经济反反复复地存在了两千年之久！

专制主义的基础：一、军队；二、私有财产神圣观念的不存在。

Stuat(1)王朝时期的这种选择的可能，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德法二国虽有英国的先例，走的还是路易十四的路。甚至法国经过大革命以后，还有两个波拿巴帝国。这不仅是选择的问题，有了一个政治传统，这种传统本身还是会起作用的。拜占庭—俄国—两千年的帝国传统的中国。

（Cromwell(2)）一个因为议会传统太强而无法变成波拿巴的波拿巴。

（英国农业进步是产业革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鸟一样的自由劳动者产生的过程。然而，这些农业上的丰富遗产，对全世界又曾经作了何等的贡献！

（燃料、铁和运输）没有这些，纺织工业上的一些重要发明是不可能的。——并不是发明不可能，而是其实际应用的不可能。Das Kapital(3)着重于另一方面的分析，对此所作评价与描述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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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图亚特王朝，1371年至1714年间统治苏格兰，1603年至1714年间统治英格兰和爱尔兰。——编者注

(2)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首领。——编者注

(3) 德语，指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

武士的兴起

I　武士是住在庄园内的地主。

大小地主的一族，团结起来，拥有了部下，顺从着强大的武士集团。

武士之所以能比贵族强大……是因为当时武士虽然不劳动，但却也组织和管理了生产所致。

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王朝贵族衰落了……农奴制的地主们即武士们，逐渐成了统治者。

II　在东国（东海到关东地方）产生了武士……因为这些地方中央贵族与寺院领地较少……这里正在逐渐开化中，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

III　“前九年”和“后三年”（1088—1090，源义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使先前分散的、大小武士团集中化了。

组织近畿到西国的武士是平氏。……这里的武士对贵族的独立性是弱的，毋宁说它起着贵族的仆从的作用——平氏与宫廷勾结起来了。

平氏经过了约年的如梦般的繁荣之后就灭亡了。

IV　“源”亡“平”后，建立了镰仓幕府。

V　“守护地头”，就是要将王朝贵族的庄园，与尚未成为庄园的所谓“公领”的警察权和征收年贡权，掌握在武士阶级手中。……这是代替律令国家体系的全新的统治体系。

这实际上就是创建一个武士阶级国家的问题。

VI　源氏仅三代即灭亡，镰仓幕府却亳未动摇，在北条的指挥下，日益巩固起来。

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

VII　承久之变（1211），北条泰时攻京都兵力，集合至30万人，击破后鸟羽上皇的近畿武士军，确立了武士阶级的国家。产生了“贞永式目”——武士国家的宪法。

VIII　自此以后，出现了“公家”这一字汇，以与“武家”相对。

井上清(1)：《日本历史——国史批判》，pp. 61—70

一、按井上清所说的奴隶制，即公民、公地的班田制。无怪尚钺要把中国奴隶制下伸到唐宋之际。

二、西汉及唐，都有府兵、授田制度，但都逐渐败坏。其间也曾有走上“封建制”的可能，即六朝门阀制度。如果六朝门阀武化起来，也可以成武士制，不过六朝门阀却是“文化”的而不是“武化”的。在中国，辛亥、五四以前的制度与风尚，实际上是宋奠定的，连思想也一样。简单说来，那是高度中央集权，绝对专制主义；官僚化的地方政制；宋明理学和科举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豪强兼并＝中国式的土地制度，即地主制和小土地业主制的同时并存；高额租赋；禁兵—屯田＋募兵的兵役制；商业统制＋盐引、皇商制，以及海禁。

但是商业上要保留一些自由，所以会出现徽帮和山西票号。汉武时代的办法行不通，王安石失败了。

日本建国初期的班田制与租庸调

I　421—475，（估计）仁德—反正—允恭—安府—雄略五代天皇（赞、珍、济、兴、武五代倭王），对南宋进贡，并取得了对日本国内及南朝鲜各小国的统治权。雄略天皇即倭的武王，获得“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各军守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称号。

II　578，苏我氏灭亡了物部氏，645大化革新。

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

到隋，成长到能与中国王朝对等地来往的程度，“日出处天子敬白日没处天子”。

大化革新后灭苏我氏，确立天皇制度。（按唐始自618，隋281）。

III　公地、公民和班田制是古代天皇制的根本的组织。

“公民”，相对于“部民”、“氏人”而言。

班田制，男子得2反，女子得2/3。（相当于现在2反4亩）　（译注，每反，约等于9.918公亩）

租，以稻米缴纳，占收成的3％。

庸，21—65岁男子，一年十天到京城的劳役，或交布疋代替。

调，以绢、布及各地特产交纳。

杂徭，每年60天，自备粮食。

《国史》：“任何人都是作为公民来劳动。”

IV　京城在奈良

同上书，p. 34

井上清的东西城市性质不同论

欧洲古代的城市提味（Thavai）也好，雅典、罗马、伽太基也好，都有着很多的自由工商业者。而在这些城市中，虽然有王制和共和制等政体的不同，但独立自由的市民，都是以某种形式参与了政治，参与了公共生活的。然而，长安与奈良却完全是专制统治者的城市，是没有城市市民的公共生活的。全市市民甚至没有平等的欢乐的祭典……（城市）仅在地区与人口上得到了扩大，却并未作为“市民的城市”而发展。

同上书，p. 40

井上论基督教

在佛面前一切人都平等，这话不论哪一宗佛教也没有说过，甚至被称为“一向宗”的伟大的和尚连如也有妻妾多人。在这样的日本，新的基督教主张人类平等，男女平等，向苦痛者传福音，教人们了解一夫一妇的纯洁的家庭是可宝贵的等等，这一切就唤起了人民……Christianity（基督教）虽然也认为现实社会的痛苦最终也要在天国解决，但（它）……却有着为过去佛教所没有的，以神的正义来激烈地批判现实社会的非正义的特点……

同上书，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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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井上清（1913—2001），日本著名左翼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曾多次到中国访问，在中国讲学。——编者注

英国与日本——政治与商业，殖民主义与商业

英国在16—17世纪开始有特许公司，美洲殖民是特许公司经办的，东印度贸易也是特许公司经办的，而且这都远在17世纪英国革命之前。

其后的产业革命和自由放任主义，则以特许公司作为攻击的靶子。

日本是专制主义政府，农民运动与士族叛乱促成征韩论之类的抬头。而井上馨则是被西乡隆盛骂为三井店伙的。——这就是说，三井之类的“皇商”（中国名称）开始还上不了台盘。

莱茵的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德意志政府又是另一种情形。

彼得一世以后的俄国，又是一种情形。

英国那样的环境和内部条件是千载一遇的。它集中了岛国特点，拜占庭—威尼斯商业传统，十字军东征—地理发现及其后的欧洲殖民浪潮的若干历史条件于一个点上。资本主义没有这些凑合不能发生，英国以外的资本主义都不过是Secondary Capitalis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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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译作“次生的资本主义”——编者注。

资本主义、产业革命

一、腓尼基—Carthage（迦太基），希腊的古代传统。

中世纪，拜占庭、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的传统不绝。

二、西欧商业及手工业城市的兴起，是兴起于分裂的小封建领主的世界之内，一开始就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统治，甚至凌驾于封建领主之上（汉萨同盟）。它们或者成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基础（法国），或者直接取得了政权，建成城市公社。

三、罗马法的私有财产权、债、契约观念，帮助上述一点的成功。

四、基督教的一神教。希腊哲学，通过经院哲学家，把宗教的神秘主义的世界观的讨论和逻辑论证相结合，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萌芽。

资产阶级的有权利状态（相对于绝对专制主义下的资产阶级的无权利状态），使文化学术得以跟生产技术相结合。（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兴起和城市的兴起不可分，二个Bacon……）使生产技术的发展，不致局限在纯粹经验主义的狭隘领域之中。

五、另一方面，自腓尼基以来的商业都是海商，中世纪的人口移动和国家征服也有依靠航海的（北欧人）。

阿拉伯、中国的中世纪航海也发达，但国家经营的是求贡，私人经营的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任何保护，甚至只能在严厉的海禁下偷偷地干。广州—木骨都束的航路是伟大的，甚至不见典籍。达·伽马绕行好望角却轰动了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想抢走利凡得到印度的通道）。

15世纪末兴起的航海殖民热潮——重商主义，它对各国的影响，原始资本的积累。

路易十四的专制王朝大丞相Colbert（柯尔贝尔）(1)vs.王茂荫。

六、产业革命的可能性——技术、资本、市场、原料；政权和法律（人民的英国史产业革命条）。

七、阻碍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是萎弱无力到不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的生长的（欧洲，日本），它不过多少起一些绊脚作用，即其分散落后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集中的要求有矛盾而已。真正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生长的是专制主义。

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土耳其式的专制主义，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拿破仑的专制主义，彼得第一的沙俄专制主义，叶卡切林娜的专制主义。

考虑一下诸问题

A．西班牙的掠夺中美南美，助长西班牙专制政权的腐败

B．弗兰德斯、荷兰的世界商业和工场手工业

C．英国的称霸

D．Colbertism(2)——移植，次生

E．产业革命和大革命

F．1848—1870的德国

G．Cremia War（克里米亚战争）以后的俄国

H．Japan（日本），“兰学”闭关，明治维新……

看来，“现代化”有许多前奏曲，在某一点，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原生地，一旦证明这是真正的现代化的道路之后，它就在不同环境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走现代化的路。

而现代化一旦化成之后，在它的上层建筑方面，多少总要从巨大的差异性，逐渐走上缩小其差异的进程。（Bismarck's Prussia German Empire→Modern Deutsc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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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是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他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堪称重商主义流行时代最杰出地实践了这一经济理论的人。——编者注

(2) 柯尔贝尔主义，乃重商主义的一个变种。——编者注。

商人活动和帝国的建立，疆土的开拓

一、第一个类型，希腊城邦的商业和殖民，这些城邦对波斯帝国的抗战，然后是Alexander(1)及其继业者的帝国。

是Alexander利用商业城邦所发展起来的文化和科学建立帝国，而不是以商业为主的城邦主动地联合起来建立帝国，开拓疆土。以商业为主的城邦，所能达到的极限是建立提洛同盟。提洛同盟的结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弄得两败俱伤，大家仰望半蛮族的马其顿来做拯救者。

二、罗马是把希腊主义的帝国主义学来建立帝国的。与东方帝国不同之处，在于它长期保留罗马城邦的形式，这对其后的Venice（威尼斯）、Genoa（热那亚）、Tuscany（托斯卡纳）诸国是有影响的。征服的动力更不是商业——禁止元老经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罗马除残害生产的高利贷资本而外，绝对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者。

三、留利克王朝及其后的俄罗斯，也是商业发展文化，然后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帝国，然而商业本身不是帝国的基础，相反，帝国还要摧毁城市公社——ВЕЧЕ。

四、汉萨同盟和德意志帝国（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是离心离德的。然而汉萨同盟得以建立起来，德意志帝国不尽全力企图摧毁它，这本身却是欧洲的特征——渊源于希腊，新条件是帝国的封建分裂。

五、威尼斯、热那亚、Tuscany（托斯卡纳）诸国，也是以上两个条件的产物——城邦国家和帝国的封建分裂。不过这里的封建分裂情形不同：

甲、威尼斯是在蛮族征服后的分崩离析的意大利，和鞭长莫及的拜占庭征服的夹缝里成长的。也因为这一点，所以它居然能够成长为商业、殖民的帝国主义国家。然而正如李斯特所指出的，这样的“国家”是维持不下去，更发展不了的；

乙、Genoa（热那亚）及Tuscany（托斯卡纳）诸国，更是封建分裂的产物。

六、欧洲，所以是商业城邦——帝国——封建分裂——封建分裂中商业城邦的独立性——王权和商业城邦的结合以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寄托于民族国家而兴起。

商业成为开拓、殖民的原动力，是最末一个阶段的特征，以此类推于其前的任何阶段，都是虚妄的类比。

七、汉文帝时期的盛行黄老之术，无疑对商业资本的发达起了消极的推进作用——就其客观效果而论，黄老之术即自由放任。然而西方的自由放任学说是商人利益的哲学化的辩护词，东方的黄老之术却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术，所以它的客观效果，即商人阶级的衣锦食肉，童仆成群，是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所不能忍受的。（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其实是一种教阶制的等级体系。）

同样，商人阶级的集中财富以及商人阶级所发展出来的通过市场、操纵市场以集中财富的科学（盐铁论），给帝国的开拓准备了条件。汉武帝的事业是在这个基础上搞出来的。

然而汉武帝的开拓，其动力绝不是商人阶级。因为开拓要求“算缗”，其结果等于是商人阶级的毁灭。至于桑弘羊，则是把商人阶级所发展出来的集中财富的科学贡献给汉武帝的人物，是借商人阶级这张梯子，爬到专制主义教阶制顶峰的一个个人，而不是商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八、资本主义国家，是商人阶级、商业城邦（如伦敦）和一个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整个乡村服从城市，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的结果。

一个民族国家，多种历史和地理条件的结合，使它走这条道路，受到的阻力最小的是英国。

法国，在Colbert时代，即使退一步承认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绝对发展大于同时代的英国，也不是资本主义可以无阻碍地发展的故国。因为即使那时王权要求和城邦相结合，结合的结果产生了不伦不类的东西——开明专制、穿袍贵族之类的东西。同时，它的地理位置，注定它不能自拔于欧洲的争霸，所以Colbertism要求服从于帝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Bismark and Wilhelm II(2)和Colbertism一样。这在19世纪末期确实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因素，但在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又足以发展又足以限制资本主义的。想一想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之奉德国为圭臬，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可窥见其中消息），而不是像Hume（休谟）、Locke（洛克）和Smith（亚当·斯密）那样，是彻底的伦敦商人的代言人。

拿破仑主义是Colbertism的继续。法国资本主义登极是Louis Phillip(3)时代的事情了。

拿破仑主义在其对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有点像汉武帝主义。

九、如果说拿破仑主义是两个阶级在斗争中两败俱伤以后出现的特殊产物，中国的历次专制主义的开国王朝都有点拿破仑主义的味道。

196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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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323年），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编者注

(2) 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威廉二世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1890年命令俾斯麦辞职。

(3)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of France，1773—1850），1830年到1848年任法国国王。——编者注。

古典社会的经济基础

无论是小自耕农经济或是独立手工业生产，总有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而另一部分则在封建生产瓦解之后跟资本主义生产一起并存。但是同时，当东方式原始公社财产业已瓦解，而奴隶制度还没有来得及握有任何显著程度的生产之时，小自耕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却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以上是СЕРГЕЕВ：《古希腊史》p. 264引马克思的一段话，注明出处为俄文版（肯定是第一版）vol. 17，p. 368，“二四注”。查中文版，无法确定。恐要找俄文第一版才能从中文版找到出处。

Marx（马克思）的“古典社会”显然并不是专指奴隶制而言的。其后把他歪曲了的，首先是Engels（恩格斯）（还不是故意的），而最主要的是Stalin（斯大林）。

中国史家的奴隶社会观，十分荒唐。甚至他们把“前封建社会”（西周封建，应该仍列入古典社会范畴之内，不是Marxism（马克思主义）意义中的封建。这里的“前封建社会”，指西周及其后中国史家所称的封建而言）一律不要证据地归结为奴隶社会，说不如此就是反Marxism。真是好样的治学方法。

1955年苏联历史问题论封建主义解体的道路

封建主义解体的典型道路，实际上就是农民逐渐接近于自由的商品生产所有者状况的道路。这样的道路，使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了最好的、也最典型的条件。可是循着这条道路走的只有西欧的几个国家。不仅几乎在全亚洲，并且在欧洲的许多区域（意大利、西班牙的一部分，在农奴制度废除后“第二次农奴化”的诸国）内，封建主义的解体是沿着另一条保守的道路进行的；这条道路就是封建所有制转变成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依附农民——占有者转变成人身自由的定期租佃者，以及封建地租转变成各种过渡形态的道路。（《史学译丛》1955 No. 5，pp. 99—100）

照此说来，中国封建所有制的“转变”，确实是始于战国时代，其后有过多次的“第二次农奴化”，如北朝、元、金，等等。

中国历史部分

上古至隋唐

历史讨论

一、礼乐和宗法制

就礼乐和宗法制本身的关系来说，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为了巩固“宗周”——宗法制的周天王和诸侯这一个体系。

但是，这件事本身有它的物质原因。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殷不能“灭国受土”，即殷灭掉一个“国”（一个部落）只能俘虏，令其朝贡，而不能封自己的人当这个国的侯王。周灭殷后，大封同姓与功臣，把殷的邦畿千里及其朝贡部落，装上一个周所封的侯王，变成宗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代完成的，但经过武庚和二叔之叛，经过周公经营洛邑，经过齐鲁就国被拒和征服的斗争，在成康二代是建立起来了。

这个物质原因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史家用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变化来说明它，我缺乏文献根据，无法判断。也许，交通运输的发达，和殷旧土的文化发达，殷旧属部落之日益从“生番”变成“熟番”（考虑贵州云南在宋明以前的叛服无常，以后的置土司，再后的改土归流这个过程，可以推测，在殷周及其前的河淮流域也曾产生过的）。

史家喜欢说文字始于殷代。但我相信，早期历史的发展极缓慢，文字的发生，语言的一致化，这个过程，在殷以前若干千年中早已在进行中了。

至于中国宗法制残余残留很久的原因，另有说，见后。

二、西周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西周的制度，强烈地影响了其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的趋向。

日耳曼其实不决定西欧历史发展的趋向，决定西欧历史发展趋向的是希腊和罗马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西周文明的本质是不同的：

甲、希腊、腓尼基、迦太基的海上贸易，决定了希腊文明的个人主义、私有权和民主制。西周则是宗法、封建。这二者，从物质基础到上层建筑，整整齐齐地形成两串鲜明不同的体系。

乙、罗马这个城邦是农业城邦。罗马文明为什么不西周化？显然因为它强烈地接受了希腊文明的个人主义和民主制的传统。罗马离“大希腊”诸殖民地如是之近，罗马文明的前身Etruria（埃特鲁利亚）文明的原委我说不出来，但其接受希腊文明是毫无问题的。西方史家早就指出，农业城邦加上强烈的个人主义和民主制，这是罗马强大起来的秘密之一。

丙、日耳曼有其自己的蛮族的历史。但这个蛮族传统，在历史上只起了摧枯拉朽地破坏腐朽的帝国罗马的作用，至于后来法兰克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从其契约观念，从其忠诚信义的伦理传统，从其接受基督教文明等诸点而言，都不过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续而已。

丁、西周文明是“予一人”的专制主义。那时候，周天王还处于“组织贵族阶级统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专制主义加绝对君权”的阶段。战国的征伐兼并，秦的统一，儒、墨、法、术诸家的思想，使中国的政治走上了（一）专制主义；（二）中央集权；（三）绝对君权这个三位一体的体系。兼具这三种因索的国家，确是到秦汉才彻底完成的。扫除障碍的最后一幕是晁错请削六国，发挥这种国家威力到很高的程度的，一个是汉武帝。

戊、从此以后，中国就走不出这个圈子了。

三、从此以后，变化还是有的。魏晋到隋唐的四百年割据是变例，五代十国是变例，辽金元清的外族帝国是变例。但这些变例都不长久。落后民族入侵，把落后民族的一套东西带进来，强迫实行，不久就消失在中国这个经济—政治—文化的典章制度的汪洋大海里了。最有趣的是北魏和辽金，这三者都首先建都于漠北或代边或热辽，其都城逐步南迁。每南迁一步，异民族气味就消失一步，不久就彻底汉化，而新的蛮族大军又在北方等候着征服它了。

只有元代的末代君王还跑回了漠北，这是因为时间太短，又因为元和西北的联系太密切，例如，金帐汗国的消灭就在元灭亡之后。

四、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因素多端。《资本论》第二十四章虽然强调了劳动力自由买卖这一点，但其他条件则列举了很多很多。新大陆的发现当然是原因之一。新大陆流入的贵金属活跃了海上贸易，引起了价格革命，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地位，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削弱。不说中国的禁海政策与此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即以元以后贵金属的严重缺乏，钞法的混乱，妨碍了商品流通和赋税地租的货币化，也就可以看出这个因素多么重要了。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有许多是中国所不具备的，这确是事实。

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和私有权的传统。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所以，中国历代不少商人发过财，但对汉武帝的“告算缗”，桑弘羊的均输，或明清的禁矿，从来没有反抗过，连反抗的思想反映都没有有过。有的，不过是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的学说，这比起洛克的赤裸裸地代表伦敦商人反对君主侵犯商业利益，相差又何其远也？绝对君权的专制主义下面，可以有资产阶级，但不可以有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专制主义管不到的租界里才“萌芽”得出来，这岂不是历史的证明吗？

西方不是没有这种例子，拜占庭就是一个，见另卡。

五、总之，西周奠基的礼，经过儒、墨、法、术各家的深化，形成了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汉以后僵硬化了，于是从上面对中国经济强加一个桎梏，使中国两千年陷入循环停滞的地步。

两千年中进步是有的，很不显著：例如，北魏有露田、授田，唐有均田，与此相应的有租庸调的赋役制，这是不完全的土地国有和徭役实物租赋。宋以后，土地私有愈来愈完全，到清初还想像金的猛安谋克户那样圈地，不久只好放弃。而明的一条鞭到清的摊丁入地，也使人口税这种税制最终消灭，转入货币赋役制。

又如，宋明两代的城市经济，比汉唐发达得多。清初，城市经济发展得更快，江南已经相当商品经济化了。可以设想，如果把江南这一块独立出来，鸦片战争以后，一定很快地“维新”，和日本一样。只是这个专制大帝国把它窒死了。

六、这一套僵硬化的东西，到宋明为止，还维持了当时世界上十分先进的繁荣水平。比较起来，罗马灭亡后西欧大大落后倒退了一步，而中国没有，也许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合”的。西方不是没有同样的例子，拜占庭就维持了罗马时代的繁荣不使倒退几乎一千年。直到清朝乾嘉时代，西欧的大陆—农业国家的思想家的魁奈，还把中国作为典范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可是这套东西，到头来不适合17—19世纪的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附带说说，中国有些史家喜欢用马克思的村社自给经济来解释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困难。据我看，一切证据都足以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从来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

七、至于宗法制度之所以残留很久，在说明了以上各问题以后，其解释变得十分容易：它在意识形态上符合中央集权绝对君权的体系；它在物质生活下和小农经济这种生产关系并不矛盾。只要个人主义被排斥，这种制度的残余总是会残留下去的。

1967/2/17

评Owen Lattimore(1)：《中国的边疆》

中国古老文化的西方化——中国历史的最近将来的内容

中国历史的最近将来的内容，将不限于苏联共产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地理发展的斗争，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西方化。

Owen Lattimore：《中国的边疆》，p. 6，1944，正中，赵敏求译本

东北人口的增加

东三省人口，自1910年的1500万人，激增至日本侵占东三省之1931年的3000万人，移民最盛的时候是在1927、1928、1929年三年，每年到东三省去的人约遣一百万名。除去季节移民（收获的工人及其他）外，每年留民者逾60万人。……他们是近代铁路所促成的移民。

同上书，p. 8

中国的历史发展的方向

I　中国历史的根源只有两个地区：一个是黄河流域中部的主要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中部的次要中心……

II　……在各种势力的总和决定了发展的方向以后，汉族的地理分布就显得不均衡。他们对南方的发展颇为积极。古代的中国南部，在长江流域的中部，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的下游，变成了中国的中部，当地的原始居民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同化而形成中国南部的一部。（然而），面向北方的发展，那么不但不均衡，而且不固定地时断时续，时进时退。长城线就成为这种变动的表现，分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就可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形态，及造成这种形态的历史活动。

同上书，pp. 16—17

Hydraulic Society—Ancient China(2)

（“水力社会”——古代中国）

I　典型的中华民族……在黄河河湾地带的黄土地区获得其第一个重要的进步……（p. 19）

II　厚的黄土累积层没有石头，可以用最原始的工具来耕作，土壤的垂直剥蚀可以在黄土岩边建造冬暖夏凉的窑洞……黄土的大量孔隙使它能够迅速地吸收水分，然后又从地下升到表土来培养植物的根……当雨水或河水侵到黄土层中又回到表面上来时，它带着溶解了的天然肥料……

III　在整个农业中国中，这个地区的雨量的变动最大……（但是），可以在有水的地方把河水引到粗耕的狭小田亩中去。

较大规模的控制土壤和水的工作只有群力才能完成，共同协力挖掘较大的渠道，建筑约束洪水的堤岸，在这个原始时代的共同劳作大概是根据于共有制度。

IV　原始的土地所有权不论家庭所有、氏（？）族所有或共有，土地利用的进步使共同行动成为无可避免。因此，原有地域内社会权力的组织者，不论是酋长，氏族会议，王或是国家，可以通过它更直接更有效地执行，共同劳力，比通过土地所有权更为有效（？）。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能够决定要多少人到一个地点去取得新的土地和水，那么这个人或团体就掌握了统治这个社会的实际权力。

同上书，pp. 19—21

V　纪元前两千年在河南山西地区的殷商居民的特点，不是他们仍然保存的捕猎和畜牧，而是他们已经形成的在城市周围的高度农业。（p. 39）

中国农业是精耕农业

Wittfogel(3)在研究相当材料之后，指出一般欧洲学者的错误认识。他们以为南部农业是精耕农业，北部却是大农地的耕作。当然在耕作程度上，南方的稻田和北方的小米、小麦、豆田并不一样，然而在大体上却相同。北部农业经济的精细，是极中国社会之所能的……就连北部山地和灌溉不能达到的黄土高原，旱田也是形成经济中心、决定社会机构和分别土地主权的精耕农业的一部分。它同时又是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的目标，阻止向其他的社会和经济有利的发展的方式。在北部和在南部一样，问题的中心是种最好的土地，把最多数的人集中在生产力最高的土地上，作出大量的耕种工作，使土地和人都忙碌着。

这样，在南北两部都造成农业地区所有的许多城市。离这些集中的地点越远，人口和耕地越急剧减退，由精耕退到粗耕，过了粗耕地区就没有什么活动。以农业以外的方法利用山地的努力，比较集中地区精耕制度的高度发展，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同上书，pp. 23—24

蒙古可以同时发展农耕、畜牧、矿冶和工业

就它的潜在资源而论，蒙古可以和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洛矶山以东、Texas（得克萨斯州）以北的地区相比。它可以同时发展农耕、畜牧、矿冶和工业。……游牧经济限制了比较进步的企业……

同上书，p. 50

虽然内蒙古的大部分可以农耕，但是耕作必须从精耕改为大农田制度，并且还要混合耕作，依赖牲畜来维持。

同上书，p. 24

中国历史的形式

I　中国本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主要的关键似如下述：中国的每一个主要地区都可以支持一个进步的文明……中华民族所发展的地区，虽然地理和气候都有些分别，其中有一些比原来散布中心的黄河河湾地带还要肥沃，但其对建筑在灌溉上的精耕制度的反应极好，它们中的有一些也许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下也能同样发展，但是这个特殊的中国趋势却是第一个有充分表现的趋势，因之它在此后也容易趋于统一。

在北方，显著的差异代替了趋向统一的进化。这是因为原始的汉族已经从事农耕，他们不能一面向日渐复杂的精耕前进，而又同时继续接受大农田和混合耕作制度。事实上，这个地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那就是草原的游牧经济。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永恒的斗争……历史上屡次建立调和二者的社会或国家的努力，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II　在中国地区内，最好的耕地是灌溉的耕地。建立并维持灌溉制度所必需的水利工作，即使是富有的地主，想完全由私人经营也是不可能的，国家经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影响这种国家活动的能力，比土地所有权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势力的根源。

国家保有大量存粮，因为田赋的一部分是征收实物的。这种存粮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一个便于保卫的中心——城池。这就造成了地方区域，每一区域要有一个城和足够的土地，使它成为本地贸易和行政的单位。每一个区域存粮的一部分又集中在几个重要地区的仓库里，由政府支配，供给在各省代表中央政权的驻军的费用。

III　精耕须要专注的劳力。地主们也许有很大的田地，佃农或雇农的耕作单位却很小。为要使地租增加而工资减少，社会制度要求多量的人口，这个要求因家庭及社会赞助迅速增加生殖而能满足，这一点又由于中国机器事业之不发达，这些私人权益建筑在人力上的阶级自然反对人力以外的力量发展。

因为他们的权益建筑在农业上，他们同时也反对矿业、工业手工业除外及其他一切足以威胁这个掌握灌溉土地及人力的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活动。

IV　……冀朝鼎……说明，一个朝代统治中国，必须统治北方的一个政治及军事首都，监视不能同化的边疆，和一个可以供给首都的有丰富农产的地区……

V　盐、铁、茶、丝……

中国行政的主要工具是密集发展的耕地；而矿冶则是远离这个工具躲在山里面的活动……采矿执照只是一种财源……金属的缺乏被认为是正常的事。

VI　中国历史事件的过程……每多重复……一般的进化都受阻碍，朝代的兴亡也只是时代的重复。

最初，在有利地区集中人工，组织起来作大规模水利工作和农耕，利润（？）（Return？）乃因之增加；

其次，由于这些活动，生产达到高峰，一切平稳，统治者也集中力量于维持这种秩序，取缔一切另作别图的努力；

第三，利润渐减，因为这种社会制度着重于大家庭，而经济制度却阻止一切可以雇用多余人工的新活动……由此造成农村萧条和崩溃，少数有知识有资产的统治阶级，及多数无知识的依赖劳力为生而在劳力过剩时就没有工作、不能生活者之间的矛盾极深；

第四，农民暴动，推翻政府。

这时候，时势和民众都需要战胜者设立一个新朝代……在随这种叛变和战争以俱来的饥馑及人口减退之后，新朝代依据新的利益，开始一个新的循环的发展……

同上书，pp. 24—29

只靠雨泽的粗耕，事实上在草原的中间地带实施……是可能的。雨泽不平均，但是丰年的收成可以够备荒年之用，特别是，如果能实施混合农业，有足够的牲畜以改变其经济方式并减轻危险。但是对于中国的新社会来说，这却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偏重于灌溉，人口不集中就不能发展——人口集中可以供给大量的劳力需要，作必要的重要事业，运河也须以整个社会的共同资源去开凿并保管……由此，就要有纯粹依据季节的简单而专门化的活动。在这种季节之间，可以招集空闲的劳力，从事于运河网的维持、清理、挖深和扩充。潜在的空闲劳力愈多，维持和新兴事业的价格愈便宜，就连耕牛也不能大量利用作为辅助经济，使之大量供给牛乳和牛肉，因为牧牛所需的人工，会有从必需的劳力积藏中抽出来的趋势。

因之，这个社会的政治统治就有它自己的进化路线。它的复杂形式的发展须要鼓励劳力的积藏。因为这个原因，它终于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佃农及无土地农民的阶级，他们的经济需要造成了顺服而且低贱的劳工。这只是说政治传统自始就敌视根本精耕农业经济的任何改变，并认（为）任何本身利益使它们从事于粗耕、繁殖牲畜，使它们各自独立，取消空闲的时间，尽量从事于各种活动的过渡社会为反叛。

同上书，pp. 215—216

中国的士大夫和农民

在东三省旅行使我第一次感觉到地主和官僚的相同点和文字为官僚工具的重要，后来在编辑《太平洋季刊》时，我又对这个问题多知道一些。不知道中国文字的人不能了解中国士人和农民的隔膜。一个人必须以许多年的时间和金钱，才能取得行政及统治必需的文字学识。因此，在中国想做一个“自己造成的人物”比在西方列国困难。

同上书，p. 31，注六

典型的中国人有两种——一种职责略高于牲畜的农民和一种养着因为不服劳役而长成的长指甲的文人。文化成为一种最腐败（尤以贪污舞弊为盛）同时又最雍容多礼、知识高深的特殊阶级的专利品。农民也有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们的世界虽不广，但是千百年相传的高深农业技术和群力的合作也在他们中间形成传统的社会特性。他们能把理论付诸实行，在没有特殊领袖的情况下合作，并在上面没有压力时可以很迅速地爬上较高的组织，利用各种资源。（p. 32）

清代的统治蒙古——财富对移动性的统治

这种历史循环的最后一次是清朝，从1644—1911年。满族充分利用蒙古势力攻击汉族，保卫东三省到中国大道的防线的侧翼。那是东蒙古民族，散居在现在的热河和东三省西部的部落。在中国掠到的财物使满族能够津贴这些部落，把满族的势力伸到草原上去……其结果就是从现在东三省西部平原，经热河、察哈尔、绥远直到宁夏沙漠的一个势力范围，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内蒙古……

……在一百年内，满族以极少的战争代价，干涉居住于现外蒙大部的喀尔喀或北蒙古，与位于今日的外蒙阿尔泰区、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和青海东北的柴达木盆地的厄鲁特或西蒙古二者的战争（西蒙古部落后来又移植于今日宁夏的阿拉善旗及额济纳旗。在地理上是内蒙古的向西延长，就部族论则为西蒙之一部）……

此后，差不多所有的蒙古民族都成了满清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统治移动性的顶点是18世纪……（其重要结果是），一个固定社会的游牧附庸必须减少其游牧的移动循环，代之以比较严格的土地制度。统治者不但必须要知道每一个部落可以出多少兵，并且也要知道在哪儿征集。他必须要掌握牧场及移动性的支配权，以阻止其各个附庸间的部落战争。……它指定土地权，因为它具有统治各部落的权力。

……土地附庸制度阻止了团结……只保存了土地单位的分裂，自动地分割部落组织……统治者不让争执的双方有任何一边战胜而吞并那一方的势力，他只把土地分割使双方都成一样的王公。此外还有两个条件保证了财富对移动性的优势。中国商人很容易地控制了蒙古的对内和对外贸易，蒙古王公也很自然地参加他们的贸易，分配利润，他们以严格其部属在移动中的职务的方法，阻止蒙古商人阶级的兴起……他们只保证商人的生命、财产、信用放款、收账的安全，并且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对一切交易征税。(4)

同上书，pp. 51—53

夏商周与夷的假设

I　黄土地区居民有两部分：其初是集中于汾河河谷并发展到河南的夏，其后是和陕西三大河流——上游直达甘肃的渭、泾和洛有关的周。平原居民也有两部分：住在河南北部和河北的商，在山东、豫东、苏北和东三省南部与高丽的夷。如此，商掌握着黄河下游平原的北部，夷则自这个平原的南部伸展到淮河流域，并且以短而且易的海程，和东三省南部及高丽沿海保持原始的交通。商和夷不但土地相接，而且还同时。但在黄土地区中，夏和周之间还空了一段。

II　这些民族的交替兴起形成了中国。它的程序是：在夏统治下，夏和夷从事斗争的第一黄土高原时期；商统治下的平原时期，他们利用夷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以加强其自己的力量；周统治下的第二黄土高原时期。

同上书，pp. 205—206

中国的和欧洲的封建制度

I　周的社会一般认为是封建的。但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历史中一切封建制度一样，是不固定的……

II　欧洲的封建制度，建立在两种基础上面。一种源于退化的过程，一种则是进化的。

罗马帝国的覆亡虽然引起了野蛮制度的黑暗时代，但是罗马文明并未完全毁灭。保存了一部分城市和商贸的组织机构，并非完全荒凉的土地，几种主要的农业，和一些残余的学术。当皇权衰弱的时候，一部分中心就被地方人物或当时极复杂的军队长官所攫取。其他的则成了日耳曼、凯尔特以及其他酋长的战利品，使他们因此在部落权力之外又取得新的权力，推动并促成从部落制度进步到封建制度的发展。

它虽然封建，却散布于广大范围的不同环境、气候和时期中，农业并不普遍，城市生活也不在各地同等发展。畜牧和农业配合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依赖于劫掠的军事摊派的程度也有不同。因此，在欧洲的封建制度内，差异极多。结果是民族国家自封建制度中产生的时期先后，有很大的差别；而各个国家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分别。

III　中国的封建制度发展于一个虽非完全相同却比较单一的地理环境中，其过去的社会也颇协调。它没有从较高而腐化的社会退化和从原始社会进化的过程相混合。因之，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史中，共同特征比欧洲显著，差异的特征都不大重要。结果是其发展的过程和历史变化是均衡的……（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指出进化和发展的主要条件。

……

一个小贵族可以在很小的河谷中维持他的地位，只要这个河谷易于防卫，并且能够从事灌溉……但是大平原上事业的范围，自然会发展到没有一位封建贵族可以在他的领域四周划出一个固定而永久的疆界来。事业越大——特别是防洪工作——利益越大。……到了相当时期之后，因为它建立于公用事业的共同利益上，就取得了民族国家的形式……

IV　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是无可避免的。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持一个国家机构来创制、实施并监督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包括多数地区，并使精耕农业建立在一个有利的共同阶段上。这种阶段的最高发展，和水上运输的进步有密切关系……

主要条件是：可以由水利工作收回足够利益的精耕，个人利益附属于公共利益，以动员人工作最初的开凿及其后的维持，使用大量人工以减少“能见”的资本，并且尽量减少不能见的资本负担，着重于每平方公里的最大可能的人口密度，以求在最短期间动员最大可能数目的工人。

这些条件的每一条都牵涉到一种不可能。这许多不可能又和条件本身一样，发生相互影响。坚持精耕就必须放弃粗耕及混合农业。贱价人工的需要造成强迫工役制度，阻止了需要资本投资的机器的发展。人口集中的需要，像精耕一样，就须放弃山地以及其他不能以沟渠或水井灌溉的土地，最大可能人口的需要造成早婚和孝道，为童工制度造成道德的根据。……

封建制度，建立在比真正封建制度所能组织的较大地区上的政治国家，以及最后由官僚统治，包括相似地区的帝国，这是中国社会达到其本身需要的进步阶段。

V　中国封建制度……必须注重一种欧洲封建制度所没有的公共事业。封建贵族土地上的奴隶不能供应建立在灌溉上的经济制度的需要，并且，整个社会的劳工都要加以管制，维持公共事业——用水权必须加以分配，谷类必须积藏并发给工人，因之，即在封建制度下，对于官僚书吏作业，其需要也比欧洲迫切。

VI　书吏、宦官、士大夫……

同上书，pp. 244—249

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遵循的论理线索，基本上是Wittfogel（魏特夫）和冀朝鼎(5)的，还加上Turner（特纳）(6)的“边疆学说”。这一条线索，在说明中国古文明何以很早地转成精耕农业，何以中国没有农林牧混合的农业制度，说明戎狄—蒙古突厥这一游牧社会的起源（特别其中指出半沃洲农业是驯化野牲，发展牧畜，成为草原游牧社会的起源，说明戎狄怎样被中国人驱逐到塞北，成为匈奴的起源），颇有一些可以令人信服的论述。

我对于他的论欧洲和中国封建制度颇感兴趣，做了上面这个没有做完的摘录，结果，发现他的这部分论述是不结果实的。因为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有兴趣的是精耕—灌溉—运河和封建—郡县—统一帝国这一个长长系列的关系，他并没有把重点特别着重在封建的探讨上面。可是他这一不结果实的论述，倒也有一点可资启发之处。他说：

“封建制度，建立在比真正封建制度所能组织的较大地区上的政治国家，以及由官僚阶级统治，包括相似地区的帝国，这是中国社会达到其本身需要的进步阶段。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分别这些历史阶段，因为它们每一个阶段都由相同的经济制度在支持，因之技术方法、社会组织，以及政治机构发展的程度，并不完全一样，虽然它们都相互影响。

“中国封建制度一定在很早时期就开始发展各种机构，虽然它们在帝国代替封建制度时才达到其最高重要性。它必须注意一种欧洲封建制度所没有的公共事业……因之，即在封建制度下，对于官僚书吏作业，其需要也比欧洲迫切。”（pp. 248—249）

上面所说，仅仅能够提供一点启发，推论要由我自己来做。我据此作出下列推论：

一、周以前不论（大体可以从Owen Lattimore之说，见他论夏商周的递嬗），周的封建制度的来历有三：

甲、征服他国，保存其“社稷宗庙”，如宋为殷后；

乙、归附部落，或部落联盟，八百诸侯中以此为最多；

丙、在征服、归附诸国，以及在“蛮夷”间新建的军事移民，其中又有同姓和异姓功臣，如齐鲁等都是。东迁后的郑，也属于这一类。这一类，是星罗棋布于甲乙两类所形成的庞大版图之间，借以控制关以东的广大平原，即东方地区的。

在第三类诸侯中，初就国时，都还要经过一个筚路蓝缕的开辟阶段。这是拓殖，也是征服。

二、春秋以前，就国诸侯，即上述第三类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的开辟工作了。在这一开辟工作中，固然也采取诸侯—卿大夫—士的封建阶梯式的制度（这个制度，使一层一层的封建贵族，包干式地开辟或征服划给他的一块地方），但也已采取管仲式的富国强兵政策，即经济—政治集中控制于王权手中，以加强王权的政策。但春秋时代，两种方法——层层分封和王权集中还两者兼施（如晋之六卿），总的趋向是集中——集中于王权，或集中于准备成为王权的卿大夫手中，缩减封建的层次。

三、这一集中的彻底形成，即战国时代的列国郡县化，以至于秦的统一——统一帝国的成立。列国的统一王国，是统一帝国的准备阶段。

四、秦的统一，到汉才定型化，以后两千年基本不变。分析其间过程，那么：

甲、秦统一的基本对象是关东大平原，即楚以外的王国——韩、魏、赵、齐、燕。这个地区，除泰山—沂蒙、胶东、太行诸山区而外，大平原无割据可能。原因是，割据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治河对策，连统一的堤防也修不起来。这是大帝国形成的根本原因。

乙、假如在秦帝国形成之初，楚，即长江流域，没有卷进这个历史旋涡，不是秦楚争胜，而是楚从头就不去问鼎中原，割据自立——中国的南北对峙，或者，从头到尾中国就形成两个统一帝国的局面还是可能的。一旦“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统一帝国就必定是包括长江、黄河两者在内的大帝国——虽然有很长时期的南北割据，插在历代南北统一帝国之间。

丙、汉武的事业加强了这一条。吴楚对抗皇朝，汉代北逐匈奴、南辟疆域就不可能。一旦吴楚成了汉武事业的基础之一，这个统一帝国是南北统一的帝国，而且帝国的南向扩展一直在进展，远不如北向扩展之老是局限在长城线上的，就迥不相同了。

丁、降及唐世，因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开辟，东南财赋成了西北边防的基础。于是，运河，漕运，Owen Lattimore的所谓积谷（李密、翟让克敖仓的故事）等的超经济的经济运营，盐铁茶榷，以及其上派生的“皇商”，就一样一样堆积成为这个帝国的基础。

五、以上就是中国文明发展的脉络。这也才是中国文明的真正的脉络。比较起来，具体的田制，不过是小节而已。

北魏以至唐代的计口授田，不过是战后人口减少时的权宜之计，而且自唐初以后，实际上已成具文。

名田、限田、荫庇与编户之争，又是大迁移和大战争时代派生的暂时现象，夹杂江南蛮区开辟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编户、贡赋、帝国徭役（包括兵役）是贯彻始终的。

豪强兼并是帝国官僚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改朝换代的动力。

所以，邓拓的分析是牵强的。在方法论上，是把田制夸大为决定一切的基础。不对，不能这样做。中国的谜，必须要把精耕、灌溉、漕运、帝国、田制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得到解释。

六、这个解释，若从一个省区着眼，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例如，五代十国的吴越王国，完全可以脱离全中国而自立。如果真的长期自立下去，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许真的可以形成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然而这样一个地方发展得太晚。既然隋唐时已经是以东南之财，养西北之兵，这个地方就无法脱离大帝国，或抵抗大帝国而求得独立自存。推而至于闽、粤等地，也莫不如此。

惋惜历史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懂得中国历史局面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及其长处，它所背着的沉重的历史包袱，懂得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革命所要克服的这个历史包袱如何沉重，这是革命斗争所必要。

七、认为中国自周秦以来一直是封建社会，这种主张有两点是对的，而这两点都属于政治范畴：

甲、迄至现代，中国还留下自周秦以来历经递嬗的古代残余。这个“残余”可以上溯至周秦，这个传统，是周秦以来的传统；

乙、这个传统必须打倒，必须彻底肃清，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否则的话，中国永远将受这个曾经起过历史进步作用，然而已经僵化，已经长期成为中国停滞不前的传统的祸害。

这个传统，社会史论战中称之曰封建，或称之曰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

八、就名词本身来说，这是极可笑的。因为它把“中央集权”、“专制”和“封建”搞在一起，真正是在调和无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它在政治上是对的。因为反对方面的理由，抬出商业资本主义在唐代（何不曰汉文景之世的商业资本主义？何不抬出战国时代的商人，或郑武公，以至殷祖和之联盟的商人？）已经发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其实中国纵然早就见有商人，清代有景德、东川、松江的瓷、纺织和矿冶，可是这个大帝国依然是窒息了一切现代化经济的大帝国。乾隆时虽有十三行和盐商，然而他们是有义务报效的皇商，即或不报效，也不过过富埒王侯的生活，他们的积累，根本不是新教伦理下的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积累。

正是这一点，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是仰承皇上和总督鼻息、捐班、报效的皇商，从来不是据城市以抗神圣罗马皇帝的Tuscany（托斯卡纳）、Hansa（汉莎）的资产阶级，更不必说和教皇争论十字军讨伐方向，而且居然转移十字军讨伐方向的Venice（威尼斯）了。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所要克服的不是散漫无力的封建诸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王权可以成为他的同盟者，相反，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掀掉形成帝国的全套政治、军事、财政、田制等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毒攻毒，就必须形成全套国家机器和经济制度，现代化才能迈开大步向前走。

所以，论战双方，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敢于抵抗“马克思那里套来的公式”的人，无例外是叛卖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

九、可是，政治上正确的一方，就历史学方面来说，实实在在证明了他们对西方历史的枢要之点的无知，以致他们不得不硬把西方历史的一套公式生硬地套到中国头上来。

假如Marx（马克思）有机会详细研究中国历史，他必定会引申他的Asia（亚洲）生产方式之说。而扼杀Asia生产方式讨论的Stalin（斯大林），实在是不学无术的人。为什么他看不见，使Asia方式等同于两汉社会形态，指出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沉重历史枷锁，所能达到的政治结论，和硬把中央集权和封建连在一起的这个勉强的公式，是同样强有力的吗？

这里只有一个差异——中国的整套帝国机构及其意识形态，不同于彼得一世强化的军事封建中央集权（这称呼对俄国是适用的，而且这里，封建和中央集权并不矛盾），不同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中央政权中的藩阀因素……

然而这是学术上的仔细探讨——政治要求的是动人心魄的动员口号。这些“繁琐哲学”是有害于政治的。

十、说中国是封建的，还有另一个似非而是的根据，即下列公式：

地主士大夫＝封建贵族

反对理由多得很，其中一个还出自Marx（马克思）：中国只有普遍奴隶制，中国的大官僚要受廷杖，所以他们不是封建贵族。此外如梁启超的举中国学校科举制度（十年寒窗，一旦成名）为中国漫长皇朝时代的民主因素，孟德斯鸠的举西方君主制度为等级君主制之类。然而这都不过是皮相之谈。事实上中国的地主官僚士大夫作为一个阶级，其多变性比西欧强烈，其维持门阀毫无法律的保障而一任皇帝的喜怒，寒士成名也确实有，一旦成了举人，穷儒立即有人送土地给他（好像西方君主因为勋封臣下爵位，立即颁赐与他爵位相称的封土）等等，然而地主、官僚、士大夫确实成为一个排他性的阶级，他们和“比动物略高一等的农民”的界限异常明确。也许在官僚、士大夫之中，还要加上“名教”所排斥的吏在内，即水浒上的宋江这一类人物。廷杖并非普遍奴隶制的证明，正好像罗马被释奴隶的奴籍，不是划分阶级的依据一样。

又这个官僚地主士大夫阶级，虽然其中的个别人在皇帝面前，生杀一任皇帝个人的好恶，毫无自己的举措，如英国的Megna Charta（大宪章），然而改朝换代之际，他们的向背，往往决定新朝的命运。所以，他们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威力和地位，和封建制度下的封建贵族是十分类似的。

当然，法权上的差别不是微小的差别。正是法权上的差别，决定了欧洲封建贵族的存在，虽然阻止资本主义的成长，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Maine：古代法；英国Whig（辉格党）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以及Megna Charta（英国大宪章）起过的历史作用；French 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中王权的倾覆，部分由于封建贵族中资产阶级化分子的转向第三等级方面，等等。至于中国，只在辛亥革命前夜的咨议局中，这个阶级才起过一点作用。此外，他们截然是反动的。——日本还出过一批藩士，中国只出了曾左李这批人物。

十一、“自由放任”在中国是有过的，那只在文景之世，即统一帝国已经形成，还找不到统一帝国精力的出路，还迷恋列国时代陈规，而又以黄老之术为其意识形态外衣。

这和新教伦理的自由放任成为多么强烈的对比！

正是因为如此，黄老之术的自由放任决达不到新教伦理的合理主义的水平。何况时代太早，技术积累太少，——反过来，因为黄老之术排斥合理主义，所以，这个自由放任时代，也没有产生出一点类似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律的东西。(7)

十二、由此，让步政策之说是没有价值的。“薄赋轻徭”是王朝循环必经的一个阶段——穷，创业艰难的意识，万世不替的愿望，合起来必有这样一个阶段。不是对于“革命”的让步，而“革命”本身也是没有“哲学”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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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其幼年、青年时居中国，曾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访问过延安，50年代，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移居欧洲，1989年5月在美国逝世。——编者注

(2) Hydraulic Society或称Hydraulic Empire（水力帝国）、Hydraulic Despotism（水力专制统治），意指通过控制供水来保持对人口增长控制的社会，该术语由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所创造。许多历史上早期文明，诸如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是水力帝国。——编者注

(3) 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犹太裔。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编者注。

(4) 作者旁注：喇嘛教　汉商—官商—牧民移动权的丧失和封建义务的增大。

(5) 冀朝鼎（1903—1963），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编者注。

(6)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893年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出“边疆假说”（Frontier Thesis），这一假说认为：“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收缩，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编者注。

(7) 作者旁注：黄老之术——逻辑学。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没有自然法的观念——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观念

1．梁启超所说的儒家的“社会主义”，是君上对庶民的恩赐，而不是以“人的生而具有的权利”为根据的。

王夫之的“原君”、“原臣”，是孟子的“君视臣似草芥，臣视君若仇寇”的再版。这里，已经以君臣等级之分为前提了。

2．“迎闯王，不纳粮”也不是。因为，这是一种租赋关系的权宜的号召，不以权宜的号召，不以“人的生而具有的权利”为根据。

历代帝王，以仁政来号召的，都有类似这个口号的号召，与“权利”无关。

天朝田亩制度也不是。

3．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到《人权宣言》（法国的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传入中国，是一种十分新颖的东西。

不仅如此，一般的权利义务的观念，中国也没有，契约观念也没有。

天、天子压倒了一切人，关于个人权利的观念是没有存在余地的。

4．“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传入中国时的强烈感应，以及康梁、严复和其他许多人的回头——倒退，表明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传统是如何强有力。

这个倒退，主要动力是社会状况，严复之所以要回到先王之道，是因为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乱。

5．“大同思想”是什么性质，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其前提的吗？如果如此，则自然权利还是没有地位的。

6．中国地方太大，人口太多。不到经济上改变古老的面貌，使“自然权利”不至沦为野心家的工具，造成过了时的割据和抬轿子的选举，“自然权利”实际上是有害的。

中国已经丧失了从众多封建主的统治发展到民族国家的机会，中国已经是一个“超国家”，太大了。这个超国家，只有在飞机—原子时代和类似欧洲联邦的时代，才能完成意识形态上的现代化。

1966/12/21　注

《中国通史简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I　地下发掘，材料最丰富的是仰韶系文化。民国九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掘得石骨、骨器、陶器等多种……陶器有红白黑两彩三彩的花纹。所以仰韶文化也称为彩陶文化。遗物中还有陶鬲、陶鼎、豕骨、谷粒和人骨。据说，人骨同现代北中国的人种没有什么分别。

与仰韶同系统的文化遗物，在辽宁锦西县、甘肃宁定县、山西夏县、南满貔子窝等地，都有发现。可是太行山以东，渤海以西的大平原上，却未曾发现过。因此或可推想为，仰韶文化的种族，从西方向东发展，到渑池地方，遇着别一种族的阻碍，不能前进，渡河入山西境，北上顺长城往东，经热河中部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部。现在这些地方都有遗迹可寻。考古学家称为南方系文化或中国系文化，以别于长城的旧石器文化。

II　仰韶遗址的人骨，既和现在北中国人同类，黄帝从西方来，又是历代相传的旧说；考古家证明中国仰韶系彩陶，与巴比伦的苏撒（原文作素沙）、中亚细亚及屈里波夷等地出土的彩陶同一系统。东西交通时期，据专家推算，约在元前四千年。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可能在公元前2700（？）前后，即传说中的黄帝族对占据中原的羌族蛮族发生争夺战。所以，不妨说，仰韶系文化就是黄帝族的文化。

III　如果上述假设没有大错误的话，最初居住在中国中部的，应该是羌族和蛮族。东部属夷族，西部属黄帝族。经过长期的斗争，黄帝族成为中国的主人，其他民族，或被驱逐，或被同化。

IV　太皞……画八卦代替结绳。……类似这种原始楔形文字，在中国落后种族的苗瑶中，确曾普遍使用过。……八卦原来是夷族木楔，很有可能。后来华族发明象形文字，借它作卜筮的符号。

炎帝，据说姓姜。姜就是羌，羌本西方民族，很早迁入中原地区。相传炎帝七代后裔榆罔与黄帝在阪泉打过三次大仗，照《括地志》（唐李泰著）说，阪泉在察哈尔怀来县。如果这样，黄帝族只在边境侵略，未能侵入内地。此后两族同化，在政治上，姜姓仍很有地位。

蚩尤——蛮族书九黎最强……蚩尤驱逐炎帝族，炎帝族请黄帝援助，经过猛烈的战争，才把蚩尤杀死。……

如果这个传说，多少包含些事实，那么炎黄两族曾经长期战争，后来联盟对抗蛮族。照《国语》说，黎苗在夏商时代还很顽强。同从西方来，文化又相近的炎黄两族，协力御侮，因而两族逐渐同化，是很合乎情理的。

V　相传炎帝族受蚩尤压迫，逃避到涿鹿……黄帝攻杀蚩尤，本族仍居西部与北部（陕甘晋等地区）。这与仰韶文化分布地域，大体符合。仰韶与殷墟小屯是同一系统的文化，可见黄帝与殷商间，实有不可割断的脉络存在着。

古代文献记载黄帝子孙世系，在《国语》、《大戴记》、《山海经》等书，虽然错乱脱略，疑问很多，但如全由后人伪造，何妨谱系井然，自圆其说。子孙尊礼祖先，记述名号，年久讹误，事所常有。至于重要祖先，决不会轻易忘记。古人祭祀，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的种族信念。黄帝世系，实不能视为毫无根据。

1948年修订版，华北新华书店，ch.I.1-3

VI　禹被选作大酋长以后，建都阳翟，征伐苗黎，直到长江流域。从此苗黎不能北上侵扰。黄帝族在中原的地位，更趋于巩固。周公希望成王像禹一样，用武力横行天下，无有不服。足见禹的武功，为后世所推崇。黄帝以下，征伐苗黎当作主要事业，禹把这个事业完成了。

禹治洪水，没有实证，因而是不可确信的事实。

同上§4

《中国通史简编》1949年版，1964年4版，把“西来说”完全删去了。但仍保留（一）仰韶文化为黄帝族文化之说；（二）把华夏文化称为“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或称为“黄炎夷三族联盟”。

郭沫若自历法、干支推论中国文化西来

I　以上由甲骨文字之字形，十二岁名之发音，更参以历来之天文传说，得知古十二辰实即黄天周天之十二恒星，而此十二恒星则与古代巴比伦之十二宫颇相一致。余所依据之资料，其关于巴比伦方面者，经西方学者缜密之研究，大率已成定论；关于中国方面者，甲骨文乃根据古物，十二岁名亦非后人所能伪造……历来之天文传说，其时代虽不一致，然如参辰之为二子，由古十二辰之有二子以为互证，则其说盖自殷代以来所固有也。

由参辰为二子，又由十二辰始于子……以推之，大抵十二辰之制定必在参为春分点，辰为秋分点之时，与巴比伦十二宫之始于金牛座者约略相当。秋分点在辰星之范围内时，约在西纪前4400—前2200之间。辰本商星，十二辰不始于春分点所在之辰，而始于秋分点所在之子，殆含有尊祖之意。是则十二辰之输入或制定，即当在殷商一代。商之年代未可确知，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真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纣之灭，约在西纪前一千一二百年代(1)，盘庚迁殷则当在西纪前一千八九百年。盘庚仅当殷之中叶，其前尚有若干代之先公先王，历来之史乘如是，今干甲骨文中亦有古物之证明，则殷代之开幕至迟恐当在西纪前二千五六百年代也。(2)

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抑或商室本发源于东方，其星历知识乃由西来之商贾或牧民所输入耶？此事之证定大有待于将来之地底发掘。惟有一事于人种问题颇关重要者，则甲骨文之目字与从目之字，或目之变体如臣等字，其目形大抵均作若，于内眼角上均有所谓眼睑皱襞，此乃东方民族蒙古人神之特征，则商室殆非蒙古人种以外之种族。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pp. 64—65

郭沫若把巴比伦文化的输入归于“殷”，和他之偏向于不承认殷以前的尧、舜、夏，是互为联系的一连串观点。参见《十批判书》《关于古代社会的自我批判》一文。其实，（一）自汤至纣，最多600年是可信的，则汤代桀当在元前1700前后，包括汤之先王先公，当不过元前2500；（二）“禹”，史籍多次提到过，金文也说到的（见郭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释“秦公”铭文）。典籍与铭文如此一致的“史影”，决不能因为迄今还找不到地下证据而加以抹杀。这一点，只要看看，Homer（荷马）史诗的Troy（特洛伊）终究被发掘出来，就可相信。（三）郭另有一文，考定“帝喾”即“帝俊”，亦即“帝舜”，是商人的Jupiter（罗马神话中的宙斯神）时，这也是他推定商代以前无朝代的一个理由。他的文章内从未明确提到过这一点，这是他的谨慎之处。然而这成为他的推断的缄默的前提，那是显然可见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免把历史缩短了，或是简化了。

可不可以这样推定：

（一）中亚古文化，向东西两方移动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关于天文历法的一套东西。这就是说，中国古历与巴比伦历法的一致性，不是因为它是从巴比伦输入的，而是因为中国和巴比伦在一起，同是已经发明了这种历法的古文化的“儿子”（参考赫罗兹尼）；

（二）在中亚文明民族东移以前，中国的土著是蒙古族和马来族（苗越）。中亚文明民族东来时，在河湾，又太行迤北至燕山这一带山前地带直到辽西，立定了脚，那就是仰韶文化的遗迹所表示的；

（三）这些东来的文明民族，先与蒙古族的一部分同化，并分裂成若干氏族，散居在这一带；

（四）征服及同化一部蒙古族的史影留下得不多了，有的，只是黄帝、炎帝的传闻。和苗越等族的斗争却有过大的战役，这就是黄帝的涿鹿之战；

（五）这些东来的，与蒙古族混血的文明中的最强人的氏族，最初是有虞氏、禹和汤。传统认为他们都是黄帝的苗裔，其实是一个征服民族中若干氏族的史影；

（六）有些这样的氏族，被戎狄和苗越隔断了。如后稷，如北燕的旧境（注意，今日燕地方言，和豫北徐州这一线很相像。但冀中冀西冀南方言，那倒是土得很的。又北燕，孤悬中山以北，可是周初就受封），如吴（吴，显然不可能就是蛮族，而是这个文明民族的一部分，移植到辽远的蛮方去了。“太伯虞仲逃到吴地”的故事，如是确实的史实，那也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有这一支华夏人民在那里才有可能）；

（七）到西周为止的史籍，所记载的都是这个“文明”（华夏文明）的历史，也是这个文明扩张的历史。但是这个文明的真正猛烈的扩张，确实始于周初的克殷，建成周和大封建。这就是说，到西周，才真正把这个文明的内部统一起来，把矛头转向对外的扩张。在此以前，这个文明有一个宗主，却依然是若干个大氏族联盟互相对立的。

II　汉人种自古有西来之说，近年瑞典安特生博士（J.G.Andersson）于河南仰韶、甘肃新店等地，发现上古时代之彩陶，与发现于巴比伦之素沙（Susa赫罗兹尼书译成“苏撒”），与中央亚细亚之安瑙（Anau）、屈里波夷（Tripolji）者同一系统。其交通时期，据诸家之推算约在西纪前四千年代。余今所剔发者，于文化阶段颇相悬隔（安博士所发掘者，尚无文字之发现），然于六千年前有交通者，于四五千年前不能断言其必无交通也。

同上书，p. 87b

看起来，还是因为郭把观察（不，观察与推测的）范围过分局限了的缘故。同时，他把商的年代也太拉长了。

此外，原始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但是文化水平高到它的巫觋靠口头文学，能够知道某种历法，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又，易卦的— - -，也未始不可以作文字之用。

中国文化西来，似乎已经可以定论。

而且，中亚—西亚古文明，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大概也已经可以定论。希腊罗马文明，也是从这个根子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除希腊文明而外，从这个根子发展起来的一切文明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类型的。唯一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理由是，除希腊而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发展不出来一种工商业城邦，同时，除工商业城邦而外，任何其他状态也发展不出来雅典类型的希腊文明。Wittfogel（魏特夫）把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和水利社会联在一起，实嫌过隘。一般农业文明都必定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这种现象并不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迦南地，以色列、波斯、印度，真是俯拾即是。俄罗斯亦同。俄罗斯之所以在专制政体之下保持农奴制度，这是因为他们立国太晚就转入对外扩张。齐晋的世卿其实是俄罗斯的缩影。不过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历史后果也不同罢了。前者转入“集中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后者转入了商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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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中国通史简编》年表，武王克殷在公元前1066年——顾。

(2) 根据不足，殷之年代，自汤至于纣，竹书纪年谓496年，三统历谓629年。盘庚徙殷至纣灭，凡八代十二王，决不可能有700年。自汤至纣，凡十七代三十王，充其置也只可能有600年左右。——作者注。

郭沫若考“舜”、“喾”、“俊”与“唐、场”

I　《山海经》自大荒东经以下帝俊之名凡十五见。郭璞于首吕之“帝俊生中容”下注云，“俊亦舜字，假借音也。”而于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下则注云，“俊宜为喾，喾第二妃生后稷也”。近时王国维作“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发现《卜辞》有“高祖”，王初释为夋，谓即帝喾名夋之夋，亦即山海经之帝俊。后又改释为丐夒，字读纳告反，与喾同告音，谓即喾之本字。夋与俊均因形近而讹。说虽改变，然于帝俊与帝喾为一人，则倍有见地矣。

II　知帝俊与帝喾为一人，则帝舜与帝喾亦当为一人。礼记《祭法》：“殷人褅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鲁语》云：“殷人褅舜祖契”。

此正其明证。盖同一字，或读为喾，或读为夋，或读为舜，或读为俊，故夋遂为喾之名，而舜与喾复由后世儒家分化而为二帝也。

III　王氏以郭璞俊为舜之假僭为非，谓“大荒经自有帝舜，不应前后互异”。然而大荒经中亦有帝喾，大荒南经云“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与帝俊亦正前后互异。山海经之辑录者传闻异辞，盖以舜、俊、喾为三人也。

古说喾有四妃，上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稷氏女曰简狄生契，次妃陈丰氏女曰庆都生帝尧，次妃诹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常仪即常羲，亦即女英、女匽，余疑与简狄是一非二。挚契古音同部，亦当为一人。姜嫄实即娥皇，亦即羲和，娥嫄歌元对转也。尧母庆都殆后人所附益耳。（《卜辞》称汤为唐，疑唐尧亦即汤之转变。）

凡神话传说之性质，一人每化为数人，一事每化为数事，此乃常见之事实，殊不足怪。

IV　又山海经之帝俊，实即天帝，日月均为其子息。或诗生民言姜嫄之孕乃“履帝武敏歆”，商颂言简狄生契乃“天命玄鸟”，可知所谓帝喾或帝舜，实如希腊神话中之Zeus（宙斯），并非人王也。

《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1952/9

郭此说见于《释祖妣》一文，该文中心是要证明古代的血族群婚，所以上述一点并未充分展开。后来也未见他对此说作何论证。

郭氏作风，见得敏锐，常不深入，此亦一例。如果充分展开，则尧舜禅让之说，全部可以推翻，而可以证为“托古改制”之说。范文澜的自禅让至于家天下，为原始公社至奴隶制递变的“史影”之说，也再没有什么立足的余地。

如果采“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西方移民，形成华夏族之核心，对土著实行征服，那么一开始就是王制，不会有什么禅让了。——希腊罗马一开始也是王制，后来成为城邦民主是另有其原因的。

……

此外，郭所考证的，中国古代的“母权与父权之交替当即在殷周之际”，亦殊无根据。郭有下列一段话：

母权与父权之交替当即在殷周之际。殷末帝王已四世传子，而周公曾及武王而“诞保文武受命”，此正新旧交替时所必有之波动现象。亚血族群婚之古习大约于入周以后即逐渐废除，然如春秋诸侯娶妇必有同姓之娣姪为媵，则犹其半面之存根。盖母权已转移为男权，故男子尚可以多妻，而女子则当从一而终。且从一之制亦未甚古，如祭仲乃郑国上卿，而其妻之训女，竟有“人尽夫也”之说（左桓15传），从可知矣。

据我猜测，中国古文明的渊源，自殷代向前追溯，还可追溯一两千年（参阅赫罗兹尼）。殷代，充其量，相当于希腊的Basiluis（圣殿）时代，此时而有亚血族群婚，很难设想，而且确实也无足够史料足为佐证。

郭氏此文，也许是初读Engels《家庭……》(1)一书时“触机”之作，于是“人尽夫也”也成了他的论据。其实中国女子的从一而终，到唐代还是不严格的。

周易经传，何人所作？

I　各种怀疑论

A．欧阳修：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孔老二作。（《易童子问》）

B．皮锡瑞(2)：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疑无明文可据，然亦非尽无据也。古以系辞即为卦辞、爻辞……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今考《系辞》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物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云“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曰“系辞焉以尽其言”，据此，明是指卦爻辞谓之系辞。……“盖系辞即卦辞爻辞，乃孔子所作，今之系辞，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圣人系辞，焉以断其吉凶”乃孔子弟子作传，称孔子为圣人，非孔子作系辞而称文王周公为圣人也。……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云，“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无其辞，至孔子乃属辞以缀其下，故谓之系，此其有明文而不必疑者也”。（《易经通论》）

C．康有为：“十翼之名，史迁父受易于杨何未之闻，殆出于刘歆之说。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而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两篇，属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己所伪作之《序卦·杂卦》，附之河内女子所得之事，而以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孔子所作而与之文王、周公，以己之所作而冒之孔子，涛张为幻，可笑可骇。”（《新学伪经考》）

II　郭沫若——甲

《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谶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卦辞、爻辞……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

八卦的根底，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崇拜的孑遗。画一以像男根，分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

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三最为神秘……由一阴一阳的一划错综重叠而成三，刚好可以得出八种不同的方式……数学程度渐渐进化，三三相重……可得六十四种不同方式……

但这重卦的，系辞的，究竟是什么人，这在作易传的人已经是不明白的：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此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同上）

后人要使儒教增加神秘性，要使儒教的典籍增加神秘性……（于是）易传已经称为孔子做的了，那被传的《易经》当然不能不成于圣人……于是有（一）伏羲（淮南子要略训）（二）神农（魏志，高贵乡公纪，易博士淳于俊说）（三）夏禹说，所据为连山、归藏、周易（三重说）（《周礼　春官　太卜》）（四）文王（《史记·日者列传》：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汉书·杨雄传》：宓牺氏之作易也……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五）周公……（等之说）

III　郭沫若——乙

（一）汲冢所出《周易》及《易繇阴阳卦》，都是……战国初年的东西。

正面的证据：“中行”，提到五处，指荀林父及其后裔。是以其所引最晚时代的史实，推定作于战国。

反面的证据：

甲、非孔子所作。鲁论：“加我数年，五十以易，亦可以无大过矣”。as contra with今论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又，孔门嫡传，子思孟轲，一字不提及易。

又，《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天运篇为庄子后学所作寓言。

《天下篇》“易以道阴阳”，是古时的注文，由传写而误为正文的。

乙、非文王所作：“文王……一个半开化的民族酋长，要说他作出一部周易，在道理上是怎样也说不过去的。”

（二）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

“一般人以为……（八卦）总是很古的东西，当得是文字以前的成品。更有些人以为是由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传过来的，其实，这些见解都是皮相。”

坎——水，

坤——川——

震——省成

乾——金，玉，——

离——火——

艮、巽难释……

然“为数学的必然性所感动……选了一系列适当的字来作了八卦的名号……”

（三）卦形未见于青铜器的图像……

金文未见天地对立的表现，甚至连地字也没有……金滕和吕刑有地字……（不过）这两篇本来都是有些疑问的东西，单是有这“地”字的出现，也就可以知道它们至少是当得经过了后人的篡改。（线是作者所加，并有红笔旁注：不合我说者，格杀勿论。——编者）

（四）易经之作者为臂子弓——所据为易学传统的史记和汉书的记录。

论据：汲冢出《周易》，不过，《周易》“与其认为魏晋人的模仿作，宁该认为是《易鲧阴阳卦》的作者迎合北人而改作了的成品……”

《易》……（的）思想的来源明白地是受了老子和孔子的影响的。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易的作者……把阴阳二性的相生相克认为是变化之所以发生的宇宙的根本原理……完全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综合了。由时代与生地看来，这项思想上演进的过程，对于子弓之为作易者的认定是最为适应的。

（五）《彖传》……是把荀子的说法敷衍扩大了的。彖，系辞，文言，是荀门后学写成于秦时。

《彖传》作者是齐鲁间的儒者，时代大约是在秦汉之际。

《说卦》以下三篇（即《说卦》、《序卦》、《杂卦》）汉宣帝时才有，但不一定是汉人伪托……臂子弓把易作成而加以传授的时候，一定有过一些说明自己的假定与理念的一种传样的东西……《说卦》以下三篇，是卦下易经（汲冢有似《说卦》而异的卦下易经一篇）的别一种记录……这是秦以前的作品。但彖、象、系辞，文言却不能出于秦前。

（六）《易经》何以富于原始色彩？

子弓把种种的资料利用来作为周易的卦辞与爻辞，资料的时代本不一致，但所被利用殷周时代的繇辞特别多，故而对于那著作全体蒙上了一层原始的色彩。后世的人把《周易》当成一部很古的著作看，便是由于受了这种色彩的蒙混。

IV　郭沫若甲——质问郭沫若乙

（一）除卦辞、爻辞而外，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所谓的十翼，均出于孔门后学，这可以是定论。问题是在卦辞、爻辞这448条的《易经》是什么来历。我郭甲，断定“作者不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是一个时代”，你说是“子弓所作，却利用了殷周时代的繇辞”。如果《繇辞》都是殷周时代的，而六十四卦又是传统已有的，那么纵然退一步承认你所假定的“子弓纂周易”（显然，这只是你根据《史记》传易的世系所作的无根据的假定）确有其事，也不过是像孔老二删定《诗》而已，谈不到作者是子弓。

可是你一定说是子弓，那在你是不可少的，因为你一开始就断定八卦是从既成的文字推衍出来的。要从既成文字推衍出八卦来，必定要有一个思想家，第一，他要能从既成文字推出几卦，如乾、坤、兑、震、坎，然后要从数学的排列组合，推出非象形的艮、巽、离，还要从2^3推到2^6成六十四卦，你把此归之于某一个思想家，你而且还挑中了子弓。

我郭甲，根据“古代文化的某一项体系，一般都是长期演变而成，一个思想家充其量只能整理这个体系使之系统化，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体系来，这样一个原则”，认为你这是彻头彻尾的武断。我要提出以下这一批问题，请你回答：

第一，已经有确切可靠的证据，殷代什么事都要占卜；周礼，春官有大卜，至少，王廷和各侯国都有专职的司卜官是没有疑问的。千年间多少人专职卜筮，难道不会把八卦和六十四卦敷陈出来，非等一个思想家从现成文字中推出五个，然后从排列组合推出八个？

第二，从现成文字中推出八卦之说，是说不通的，还是我郭甲说，一像男根，析为二，像女阴，更合情理。我不分甲乙的郭沫若写过《释祖》，生殖崇拜是一切原始社会的共通现象，你郭乙怎么如此舍近就远，要从已成文字去找八卦的来源？我郭甲提出了这项论据，你要改从“已成文字推衍”之说，至少要驳斥我郭甲的理论才行，你怎么置之不理，就算过去了？

其实，史书记载，说文王演六十四卦，分明是殷周之际，经长期演变，已经编成六十四卦的体系，托之文王，以显示其为圣人所作而已。所以文王演周易是貌似不合理，其实十分合理。子弓作周易，那简直是神话了。

第三，一个思想家推衍出一个理论体系来，他要有思想材料，然后是理论推导。《易经》，即使退一步承认卦辞爻辞是已成材料，子弓引用。你既说六十四卦是一个思想家推演出来的，那么，那六十四卦的卦名一定也是他给定的了。可是六十四卦的卦名，难道你竟相信是一个思想家的创作？

假使你宗奉这样的方法论，甚至你会相信仓颉造字论了。

第四，你说卦象未见于器物图案，即使承认是事实，何能据为六十四卦非铜器时代的东西？战国秦汉之际，文物上用八卦、六十四卦图案的，你又找到了多少？

第五，孔子是否作易，本来不是问题争论的中心，因为争论的是《易经》成于何时，孔子即使与《易经》有关，也不过做过一番整理功夫而已，他不可能写出《易经》来，犹如他写不出《诗》来一样。至于彖、象、文言、系辞之类，古人早已怀疑过了。不过你非证明孔子与《易》没有关系，十分勉强。《鲁论》“易”变成“亦”，是孤证。你以此为据，推翻了反面的证据何止一条？哪一条是确切无疑的？

第六，你说文王是一个半开化民族的酋长，那是你对中国古代文化开始和繁荣时期，一贯作很“晚”的错误估量有关。已经有证据，远古文字，始作于六千年前，中国文明时代决非起于商代。而且，问题不在于文王本人的文化程度如何，问题在于殷周之际，在殷周以至诸侯朝廷上，是否已有一批太史太卜？如果有，你竟不相信他们在千百年间就搞不出一套《易经》来？

你对远古文化起源和繁盛时期估计太“晚”，你对老孔以后，战国时代的“文化爆发”，估计又太高，好像几个思想家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文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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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为恩格斯1884年所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2) 皮锡瑞（1850—1908），清末学者。湖南善化人。字鹿门，一字麓云。

武王所陈纣之罪

一、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

二、昬弃厥肆祀弗答（注：昬，乱；肆，陈；答，当也）

三、昬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弃其骨肉不接之以道），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

今尚书，有《泰誓》三篇，《牧誓》一篇。《泰誓》三篇皆伪，《牧誓》一篇，文简短；语法古朴，大概可信，或者如郭沫若说，见于彝器，是“金文”。

武王罪受，罪状三条。一是宠信妲己，牝鸡司晨；二是祭祀荒废；三是任用四方逋逃。“不迪王父母弟”，这就是说，违反了当时认为天经地义的宗法世卿制度。

《泰誓上》列举罪状有：

一、天地万物父母，人万物之灵，擅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受酗酒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二、奢侈。

《泰誓中》的罪状有：

一、播弃犁老，昵比罪人。

二、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三、朋家作仇，胁权相灭。

《泰誓下》的罪状有：

一、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

二、斩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痈四海；

三、郊社不修，宗庙不享；

四、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五、力行无度（按：这大概是和百克之说相类的）。

看起来，都羼入于儒家的，至少春秋时代史官们的伦理体系了。

如果惟《枚誓》非伪，可见商末周初的伦理体系以宗法神道为主。纣暴虐，周也好不了多少，诗，灵台之类，都不过是颂词而已，成王封康叔于卫，虽然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刑法原则是从商，恰如汉初从秦，而有约法三章是一样的。所以商的严刑峻法（弃灰于街斩手之类），奢侈剥削，都不是什么该伐的罪，要伐的，是宗法神道原则的违反。

又，也是伪书的《武成》篇，有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之说。范文澜引左传昭七年，楚芋尹无宇和楚王说的“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无宇还引《武成》“逋逃主，萃渊薮”之说。范以此为奴隶制之证。不过，（一）《左传》的著作年代，至少已在春秋末战国初。即使芋尹无宇和楚王的一场争论，见于楚藏“祷杌”，焉知无宇之说不是根据当时已传世的伪《武成》篇？（二）即使《武成》篇未伪，“逋逃主，萃渊薮”也可以解释为受“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即任用匪人，违反了宗法世卿原则，而不是指的招收逃亡奴隶。

至于无宇说的“有亡荒阅，此文王之所以得天下也”，那是孤证，而且和“四方贤上归之”相违反的。

范文澜还有一个矛盾。他相信春秋封建。芋尹无宇所争的“阍”，是奴隶，还是按封建宗法制的家臣？如果是奴隶，那么郭对，他错了。

《礼记·乐记篇》言武王伐纣后之措施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

《中国通史简编》大概根据《史记》，又加上一个封炎帝之后于焦（安徽亳县），但《乐记》里的“封尧后于祝，黄帝之后于蓟”，未提到。

又，同样的说法，见之于典籍的不少。以上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大概比较完整：

《中国通史简编》解释武王封武庚于宋的理由为“周虽然战胜，按惯例必须保存商祭祀”。按照齐桓称霸时的“存亡续绝”的例子来说，称为惯例无不可。不过这个惯例如何形成的？追溯起来，大概可以追溯出不少东西来的。

我以下的说法纯属推测。我认为，最初西来的华夏民族划分为氏族，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方面经历征服和同化土著的过程，一方面又各各据有一定的地盘，并在当时不大的“文化区”内迭相称霸。霸权可以转移，氏族灭绝则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是这个惯例的来源。另长已说过一次，这里不多说了。

“黄帝之后封于蓟”这一条却是很有兴趣的事。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这就是蓟地。到周初，黄帝之后还封于蓟，可见，这个氏族还留在老区域里。可见“河湾文化”区要扩大到燕山脚下。而蓟这个文化区，曾被现在保定石家庄间，甚至保定汤阴间的戎狄所隔断，使得和河湾区的交往长期不甚密切，成为孤岛，也是事实。

《两周金文辞大系》（一）

I　令彝

……王令周公子明保尹①三事②四方，受卿事寮③。丁亥，令矢告于周公宫。公令同卿事寮④。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舍三事令⑤，及卿事寮，及诸尹，及里君，及百工，及诸侯：侯、甸、男⑥，舍四方令。

①尹，任职之意。“明文尹”，又是加上了官衔的明文之意。

②三事，郭云，即《尚书》《立政篇》之“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之准、夫、牧。夫乃吏之坏字……事吏古本一字，吏殆事务官，准乃政务官，牧则地方官也。

③卿事寮，原文事作“”，郭考定“”“事”为一字。“卿事”典籍作卿士，即《曲礼》天官六大：大牢、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之属，其或别出大史者，盖以属于史官之职特多。

④“”，郭考定为“出”之緐（繁）文，“公令同卿事寮”，谓“周公命明公出京与卿事寮相会”。

⑤“令舍三事令”，谓明公遣矢令（矢令二字连为矢之名）宣布王命于百官。

⑥“卿事寮、诸尹、里君、百工、诸侯”，郭谓即列举“三事”之细目。郭举《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为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与本铭所列职名大体相同。其中“内服”部分，“百僚”即本铭内之“卿事寮”，“庶尹”即“诸尹”，“宗工”即“百工”，里居则“里君”之谓。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

据郭同书考定家司马和国司马一样，也由天王任命。见穆王时的“鼎”。

至于西周昭王宣王时代的征伐，都由王室出马，更是见诸典籍的。

西周运用其成周驻军的事迹，以及派遣臣下戍各地，见于昭、穆、楚时代的，不少。

评论

一、于此铭文，可见西周的中央政权，还是有强大的官僚机构的。“六大”即卿事寮，亦即卿士，掌握文化。“诸尹”，大概掌握行政。“百工”，掌握工艺。“里君”，也许就是《国语·齐语》中的“参其国”的“国”中诸卿（在管子，即“制国以为二十一卿”的五个工商之卿和十五个士卿。不过工则另有“百工”以掌，见下）的管理机构；

二、百工，特列一项。又据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西周期间，一直没有发现过诸侯的彝器。而且，《诗》、《书》中，王对臣下诸侯的赏赐、武器、车、服极多，可见当时掌握手工业，是维持天王权威的一个重要手段。

掌握文化，掌握手工业（工艺技术），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其中掌握手工业一项，又是掌握武力的重要手段。

文化普及，手工业普及，而要维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非走到绝对专制主义不可。孔老二那一套，以礼乐之教来建立他理想中的“东周”是幻想。所以，孔老二的儒，不能不转为“法术”，不能不转为宋明理学。

《国语．齐语》中管仲的方案，是西周制度的再版，或其下移。

文化和技术，在希腊是民间的。雅典这个城邦靠技术制品出口生活，被征服以后，还靠文化出口过活。所以，独立自主时期的雅典是民主的。而雅典输出的或传下来的文明，即便是通过基督教保存下来的那一部分，也不能不是“非专制主义”的。Plato（柏拉图）的“理想国”，现在被认为是可恶的，至少他也主张哲学家的统治，而不是韩非的“乘势”、“行术”、“以国之半自养”，对臣下施行“质镇固”那一套。

《两周金文辞大系》（二）

一、综观两周器物铭文，所知西周东周间世变大要

A．西周时期，确实，“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成康之世不论，其后昭王南征，至穆王、共王时期，还有征伐。夷厉时期，器物铭文多王朝的升官图，然而成周（洛阳）还确实由王室掌握，戍成周与卫的“八”、“六”还在。所以，厉王失国以后，宣王还可以凭恃老基业搞成中兴。王室威权，还未陵替。

我曾经设想过，东周王室陵替，西周大概也不见得怎样“威风凛凛”。这种看法，在读西周器物铭文后，就完全消释了。看起来，文王既凭借武力，也凭借外交（所谓绥和万邦），搞成一个三分天下有其二；灭商以前，周已经俨然是一个中央政权了。灭纣及伐武庚这两件大事，更使这个中央政权的威权达到空前的规模，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其实就是在征伐的过程中，以及在征伐胜利以后，建立和巩固这个中央政权的一系列措施，于是使周代制度，迥异往昔。

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封建。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因为没有教条的框框，论周初封建及其后果最为精辟。详录于下：

后儒多言封建为唐虞以来所有，其实非也。夏殷以前所谓诸侯，皆邃古自然发生之部落，非天子所能建立废之。《国语》谓“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可见帝舜之祖宗本为一部落之长。《尚书》称“虞宾在位”，《山海经》称帝丹朱，可见帝尧逊位后，其子孙仍为一部落之长。其他如商周部落等，在虞夏时久已存在，史之可征，皆非由封建也。皋陶谟“外薄四海，咸建五长”，禹贡“锡士姓”等语，孟子言舜封弟象于有庳，等等。盖后儒以周制比论，不能认为史实。

真封建自周公始。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不过承认旧部落而已。及“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左僖二十四年），其新封之国盖数十，而同姓子弟十居七八。盖一面承认旧有之部落，而以新封诸国参杂其间。实际上旧部落多为新建国之附庸（鲁颂官云：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任、宿、须句、颛臾，皆鲁之附庸也）间接以隶于天子。其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梁于注内引《尚书大传》、《酒诰》、《康诰》、《周语》，说法不同。并谓：吾略推定为四种。按《令彝铭文》“诸侯：侯、田、男”，加上一个荒，差不多就是梁所说的四种）。甸为王畿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中央则以朝觐、巡狩、会同等制度以保主属的关系，而诸国相互间，复有朝聘会遇等制度以常保联络。

封建制度最大之功用有二，一曰分化，二曰同化。

所谓分化者，谓将同一的精神及组织，分布于各地，使各因其环境以尽量的自由发展。“天子与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公羊传》注文），各侯国所有行政机关，大略与天子相同，所差者规模稍有广狭耳。天子不干涉侯国内政，各侯国在方百里或方数百里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权。地域小则精神易以贯注，利害切己，所以谋之者周。此种组织，本由部落时代之元后群后蜕变而来。惟彼之群后，各就本身之极觳薄的固有文化(1)徐徐堆集，譬犹半就枯瘠之老树。此之侯国，则由一有活力之文化统一体分泌出来，为有意识的播殖活动，譬犹从一大树中截枝分栽，别成一独立之新根干。故自周初施行此制之后，经数百年之蓄积滋长，乃从各地方为多元的平均发展。至春秋战国间，遂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壮观，皆食封建之赐也。

所谓同化者，谓将许多异质的低度文化，醇化于一高度文化总体之中，以形成民族意识。封建之制，有所谓卫服即附庸者，既如前述。此等附庸，其性质在“司群祀以服事诸夏”（左僖二十一），质言之，则旧部落而立于新侯国指导之下者也。不宁惟是，春秋诸名国，初受封时率皆与异族错处。故齐太公初至营丘，莱夷与之争国（《史记》），鲁则密迩淮夷徐戎，晋则“疆以戎索”（左定四），“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左庄二十八），藉谈谓“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昭十五），吴更断发纹身之裔壤也。可见殷周之际，所谓华夏民族者，其势力不出雍歧河洛一带，周家高瞻远瞩，投其亲贤与半开的蛮族丛中，使之从事开拓吸化之大业。经数百年艰难缔造，及其末叶，而太行以南大江以北尽为诸夏矣。……同姓不婚之制，亦为夷夏混界一要具。据《左传》所记，周襄王有狄后，晋文公及其异母弟夷吾、奚齐皆诸戎所出。文公自娶狄女季隗，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当时民间夷夏杂婚情况何如，虽不可知，然贵族中则既有显证。此亦同化力猛进之一原因也。

二、郭沫若20世纪三十年代埋头甲骨金文时，西周封建的设想已牢不可破。《奴隶制时代》所据铭文，主要为《大盂鼎》与《曶鼎》两者。《大盂鼎》证据，范文澜全不理睬，原因，显然是《小盂鼎》铭文载“盂”帅师犯𤞤狁（鬼方），献俘13081人，而且行了献俘礼。周王把其中很小一部分人（1700人）赐给盂，不足为西周奴隶制之证明。不过范文澜还是利用《小盂鼎》铭文，在ch.III，§7里说了一句“西周初期曾打过一次大仗，俘获鬼方13081人”。

《曶鼎》曾使我甚为迷惑，范文澜对此有解，全录如下：

曶鼎铭文记某年饥荒，小采邑三匡季率巨20人抢小采邑主匡季率臣20人抢小采邑主曶的禾20秭……东宫令匡季偿还禾20秭，如明年不偿还，则加倍罚40秭。匡季宁愿再添二田，一臣给曶，曶减免匡季30秭。这里众与臣身份区别甚分明。所谓众，就是庶民，也就是农奴。臣是在田上耕作的奴隶。……荒年时，主人要维持臣的生活，匡季被迫率臣去抢稂食，受东宫的重罚，宁愿多送出几个臣去赎罪，不愿多出禾，也不愿多出众，足见西周时耕种的人有农奴有奴隶，比较起来，主人还是要农奴。曶曾在其他一次诉讼时获胜得五夫，还用酒羊和丝给五夫，要他们安心住在邑里种田。田必须人种，人又会逃走，这就可以推知曶为什么给他们酒羊，也可以推知封建主为什么会抛弃奴隶宁愿利用农奴的原因。

这个辩解有点不够理直气壮。“买五夫效父”一案，范是在驳斥郭，把农奴（也许连同田邑）的买卖转手，指为奴隶的买卖，证据是曶“以酒、羊、丝三寽，用致兹人……必尚俾处厥邑，田厥田”。郭把“处厥邑，田厥田”分拆开来，指为另一案件，显然郭是站不住的。至于抢禾罚赔一案，不仅众不是奴隶，臣也未必是奴隶。

我还曾经发狠从《金文辞大系》摘录锡土、锡、臣仆、人鬲、民鬲的记载，范文澜倒也作了总结的：

授土……授民是将原来居住于封地上的民交给受封者，有些受封者还得到附加的民，交给时指明民的身份和数目：如给鲁国殷民六族……又如赐臣、仆（奴隶）若干家，人献或民献（殷俘——案其实不止殷俘，如《大盂鼎》，顾），庶民或庶人（农奴）若干夫或若干人。据金文所记，庶民的数目一般总比臣仆多，因为封建主剥削的对象，主要是庶民。……（两引文均见ch.3，§3）

读《两周金文辞大系》，可以知道郭沫若的本钱究竟有多少。应该承认，郭对识读甲骨文、金文，加以整理，大有贡献。这里，他的聪明，他的敢于大胆推测，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他在这方面有底子，所以，直到最近，新出器物铭文，他还喜欢考释。可是治史，他太无史识，远不如范文澜谨严。至于范的死宗儒家，则是另一问题。

对照《奴隶制时代》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应该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这件工作，也许应该在读完两汉史以后来做。

197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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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

周的封建——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春秋末叶）

I　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春秋末叶）是中国的封建时代。

II　封建社会的基础，第一是土地的分封。……土地分封给若干同姓异姓的诸侯，诸侯也本诸同一的原则，封土多时再分封与卿、大夫、士。名义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土地人民的治理权分成为无数层叠的小单位：臣对君只有一种尽忠履信的空洞的义务(1)，在他自己的封土上却享有十足的政治经济法律及自卫的权利。

第二是农业劳动的特殊组织。封建的观念使土地和庶民同为贵族所有，等于农奴。贵族把一部分土地授与庶民(2)，收取其一部分生产所得，曰私田；保留一些土地令庶民代己耕种，收取其全部所得，曰公田。公田散布于私田之中，平原上阡陌分画成形，故曰井田。山林川泽都是贵族的私产。耕田授自贵族，故不得买卖(3)。

第三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活。……只有农村的小手工业……另外在贵族的宫中也有工人商人，都仅为贵族而制造贩输，等于仆役，此之谓“工商食官”……(4)

第四是阶级和秩序……统治阶级的贵族以系统的宗法，对于庶民的治理权和充分的武力来维持此层叠的阶级制度和秩序……遂产生了……“礼”。

III　封建时代文化的前进是很明显的。西周初年，灭殷不久，商文化被摧残了，周人的学习还未成熟，一般文化比较低落。王室忙于巩固自己的威势，诸侯忙于开辟发展，整个时代在发展动荡中，是个奠基尚武的时代。

西周后半期，中原均已平定，文化的进展也趋于典章制度礼乐祭祀等尚文的方面。

IV　中叶以后，因为强大的诸侯实力渐已长成，终于在东迁（前770）以后势凌王室而过之。

进入春秋时代以后，政治上（强大的诸侯）的权（力）已远驾王朝而上，似乎是封建历史的一大变迁，但事实上足使封建制度瓦解的种种社会经济因素都还未成熟，以“礼”为中心的封建文化，以及物质文明的急进，即在此春秋时代中弥漫隆盛到一种烂熟的阶段。

V　后来封建社会虽已崩溃，这种封建文化却遗留下来，成了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孙毓棠：《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pp. 2—3，1943，云南省经委印刷厂版。

如果承认此说，则

一、中国封建文化的起源于部族习惯和农业经济，而不是一个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的割据——查理曼以后的封建。

二、中国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宗法制度，而不是梅因所说的罗马法的契约观念。

三、中国封建制度起了一种开辟、征服、同化蛮夷的作用，而不是从一个大帝国的灿烂文化后退化、乡村化的结果。

所以，中国的封建和欧洲的封建绝不是相同的东西。

……

后退时代的封建，中国出现过。一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强宗大族，二见于唐末藩镇，但从未彻底贯彻过，不久又被专制主义的统一帝国所代替了。但是每遇这个大帝国衰落的时候，这种倾向总再度出现。

不断出现这种倾向，而又不断地无法贯彻下去，这里面必定有某种经济的原因存在。这里不仅有商业这个因素（西欧这个因素也从未断绝过），而且也有不存在商业城邦这个因素。

此外，中国除专制主义皇室外，不存在教皇这样的最高权威，要有最高权威，只好要专制皇帝。不存在契约观念，不存在三级会议之类维系全国联系的东西，中国只懂一种官僚主义的专制主义中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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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契约，Maine。

(2) 作者旁注：授与？征服？

(3) 作者旁注：买卖，有条件吗？

(4) 作者旁注：？

吕振羽描绘的从初期封建制到专制主义封建制（郡县制）的过渡

I　生产力的发展：周人……发明冶铁术。……战国时代冶铁业普遍盛行，并出现了不少以冶铁为业的巨富商人。

冶铁事业的这种发展状况，表现了其时生产力的发展尺度。……

II　由劳动地租到实物地租的过渡：……吕氏春秋：“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

……管子：“相壤定籍”（籍田，即劳役地租），又说：“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也是劳役地租的形式。战国时期……荀子：“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又：“相地而衰政（征），理道之远近而敛贡”；……到秦时，便普遍成为：“小民……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汉书·食货志》）

III　庄园制没有必要了：在行使现物地租的条件下，雇役佃耕制成为可能，庄园制的组织没有必要了。所以到战国末，如韩非所说，便又出现为人“雇耕”的雇农。而在雇役佃耕制下的农民，依然是被束缚于土地之上而不许自由迁移的。（《汉书·食货志》）(1)

IV　手工业：由庄园内的工奴手工业，和前代遗留下来的奴隶制手工业，到春秋时，又出现了独立手工业者；……

独立手工业者的制造品……主要是和农民及手工业者间相互间行使交换……从自足的庄园藩篱内发展起来的独立手工业，到战国末期便把庄园的藩篱撞破了。

如闻其声，然而全无证据。殷已是一个转战千里的大国，怎能把手工业限制在庄园范围内？殷墟郑州的手工业工场，能限定它仅供宫廷？

V　商业：前代遗留下来的从事商业的奴主，西周春秋时出现的独立商人，到春秋末期，不独成为富有者，而且像范蠡、子贡、弦高之流，并到处与领主“分庭抗礼”，或过问政治。……（他们）由借债或买卖手段而成为封建土地占有者。

但当时诸侯领地组织的封锁性，特别是封建的关隘，和领主们对异地商人之明抢暗夺的劫掠行为，是当时商业上的最大障碍。因之，商人们便要求打破这种封锁性。

这就是说，统一帝国出于或合于商业资本家的要求。然而大陆商业能够走那么远吗？而且，征以隋唐以后的漕运，以及对外贸易之采取朝贡形态，中国商业从来没有达到影响政治的地步。

VI　都市：“名家万国之邑相望”……临淄……拥有二十余万人口……其他如吴、邯郸、北平、洛阳、寿春、咸阳……

庄园内相对过剩的人口，纷纷逃向都市……《战国策·齐策》说，“（临淄之）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展开了“野与市争民”的矛盾。

VII　庄园制度的衰落

战国时期，庄园制度还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所以管子乘马说：“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都市的发展，都在促进庄园制度的衰落……

到战国末，领主已成为名义上的庄园主人；庄园内的土地，实际已大多为新兴地主（即所谓豪民）所占有。所以庄园制度已名存实亡。

邑是领主采地的中心，可信。

邑是庄园，不可信。因为诸侯封国之首府有“国人”，这些国人并非农奴。比较“庄公克段于鄢”。

吕振羽把战国与春秋截然划分开来，用西方标准来套，这是武断的臆测。

VIII　郡县制度的代起：新兴地主和小土地所有者虽成为庄园内外土地主要的占有者，但他们对庄园的政治、军事都无权过问……新兴地主从农民榨取所得，只是农民所提供的赋税徭役中的一部分，领主依旧对农民征取军赋、贡纳和徭役……

早在春秋时期，由于强大诸侯领地的扩大，除去一些小领主的独立庄园外，在庄园的上端，郡县制已成了各大侯国共有的组织形式……

新的封建地主虽不尽是商人，大商人却都兼是新的封建地主。因此，他们要求……郡县制的专制主义的统一帝国。

顾炎武主张以封建代郡县，有人说这是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的。吕振羽说秦汉式的大帝国，是商人兼地主集团的要求，尤其是因为“他们要求打破障断商路，妨碍商业利益的领邑组织形式。”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ch.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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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这是不是农奴呢？

春秋时期的庄园制度与领主家臣间的誓约——吕振羽说

I　（春秋时期）大诸侯并吞小领邑，把自己的领地扩张，但并未把土地占有的等级从属性改变，而依样把其领地再分赠其亲属左右。如“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晋侯……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鲁会晋宋郑伐卫，“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晋侯“以灭耿灭霍灭魏还……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郑伯赏入陈之功……享子展，赐之……先八邑，赐子产……先六邑”（左传昭十一年，庄二十八，襄二十六，闵元年）。因此，在诸侯的国内，依样构成其等级从属的土地占有属性。

被保护或为人从属的中小领主对于上级，必须以家臣的身份遵守誓约，服从军事调遣，并须提供一定的税纳。(1)

寿县出土的“蔡侯钟”（春秋时期）铭文，就表现蔡侯对楚王的家臣身份以及其所属的君子大夫对蔡侯的家臣身份。钟铭说：“蔡侯申曰：余惟末小子，余非敢宁忘，有虔不易，辅右楚王……天命是，定均邦国……君子大夫，建我邦国。”

……又如所谓“大夫食邑”一类记载，即领有封地的中级领主，又是以诸侯大夫的身份而存在；“士食田”则是领有庄园的小领主，又是以其直属上级的武装家臣身份而存在。所谓“公食贡”，即是诸侯一级的大领主，除向其直属领地征收赋役外，同时又向所属领主征收税纳。

II　强大领主赠赐其左右的土地，则为邑或县……左右住在庄园内，一般庄园已不再住有所谓“君子”的领主及其家属左右，而只住有其代理人。在周朝国家的中央区域，进入春秋以后，由于山林川泽等公有土地，已完全为封建领主所侵占，同时由于原来自由农民的份地，实质上已成为领主用以维持农奴劳动力再生产的份地，因此，在一般庄园内外，除去还残存着由前代遗留下来的自由农民等转化而来的个体小生产者外，在一个庄园连接一个庄园所形成的农村中，便全为农奴所散布。

领主所征自农奴的主要为劳动地租及徭役。作为领主给予农奴的份地，平均为一夫百亩，约当今二十五亩……每户除一个正丁外，以其余的壮丁为“余夫”，分给的土地只当正丁的1/4，即所谓“余夫二十五亩”。因而一方面便改变了“私田”和“公田”的九一比例，演为“什一”。（《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十五年：“古者什一而藉。”（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与民，自取其一为公田）……《汉书·食货志》关于两周税说，“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另方面，由原来公社成员随身携带作战武器，演为周初的农民自备兵器、服兵役，后又一变而为增征军赋，即所谓“十六井赋戎马一匹，牛一头”，这就超过了“什一”。

《左传》哀十二年，鲁“用田赋”。《鲁语》：“季康子欲以田赋（韦注：田赋，以田出赋也。贾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赋戎马一匹，牛一头……）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人，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藉矣。”《汉书·食货志》关于两周赋说：“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

……在其他地区，也大都在春秋时期先后出现了这种情况；由于兼并战争的扩大进行和大领主财政的困难，也大都在春秋末期先后增征军赋。在周朝国家的中央区域，晋国在春秋的惠公时，“作辕田”，“作州兵”（《晋语》）。在原属殷朝邦畿区域各封邦，郑在春秋后期，较早于鲁国有“子产作丘赋”（左昭四年）；在南方，楚国的“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楯之数”（左襄二十五年），还较早于郑国。

III　大、中领主行政管理机关所在的庄园，都相继发展成为城镇；……（临淄、曲沃等）……在这种城镇内，居住着领主、领主的家属、左右、司事人员、武士以及贱奴，在官的“工、商”及独立手工业商人……独立手工业者和商人，除须向当地领主缴纳人头税（即所谓“赋里以人”或“屋粟”或“里布”）外，则过着独立的生活。

IV　由于大领主领地的扩大，原来的庄园单级管理组织，已不能适合要求，因而又演出了层叠式的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这在齐国，为所谓属→县→乡→卒→邑（其中的邑，吕振羽始终肯定它是庄园）……在晋，为郡、县、邑，楚为县、邑。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吕振羽这一段话，完全拿西方封建制度来比拟中国，其实比拟得十分不伦不类。

一、庄园制度，只有在奴隶制大庄园的基础上才发展得起来。它首先是一个奴隶耕作的大种植园，不久，因为奴隶来源断绝（还有生产力的提高，比如，农业上的轮种法的出现），于是分给份地，奴隶变为隶农—农奴，于是有公田私田之分。殷奴隶制未经证实，即有也不普遍。“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邑＝奴隶制庄园所发展成为封建庄园，完全是武断的说法。因为必有忠信的十室之邑，完全可能是从很早期的“公社”（它的具体内容缺乏材料，可以肯定它和人们所发现的日耳曼的公社必定不会完全相同），递嬗下来的自耕农民的群居之所。大夫食邑，可能就是食自耕农民的贡赋，同时又拥有邑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战国所谓汤沐邑则是无行政权司法权的）。“士食田”，吕振羽肯定认为这是“士”直接掌握庄园的根据，然而这是武断的，因为这三个字完全缺乏具体内容的说明，甚至，把它推想为求文字的流利而写成的文句（大夫食邑，士食田），不反映真正的关系，也是可以的。

二、正面的证明找不到，反面的证明则是十分强有力的。（甲）自然经济，徭役地租是庄园的特色，可是，被称为庄园的邑，那么容易地变成了“作田赋”，这是为什么？（乙）“赋里以人”，就是“工商衡虞”之人。吕振羽也承认有城市，城市中有自由工商业者，自由工商业者有税，庄园制度是这样容易产生自由工商业者的吗？

可以设想，假定我们承认“周初农民自备兵器服兵役”，其后变成增征军赋之时，出赋税的自耕农民组成邑，已是基本形态，而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不同的是：

（甲）这些邑有的隶属于私家（大夫，即世袭权贵，齐田，晋六家等），有的隶属于公室。商鞅变法，削私家而强公室是其特点，若说他可以在白地上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的。商鞅式的生产关系，子产作丘赋早已为他准备好了。

（乙）私家、公室之争，到后来成为编户与荫庇之争（魏晋），豪强兼并之争，等等。均田制所要建立的，就是这种出租赋的，直属皇室的自耕农民。

（丙）土地的自由买卖，最早见于韩非。范文澜、吕振羽辈都把战国以后的新兴地主阶级与春秋以前的领主阶级对立。可以设想，春秋时（及其以前）也许不习惯于土地买卖，但是既然出租赋的自耕农民是一种基本的形态，早晚是要出现土地买卖的。韩非所说，不过第一次见于遗留至今的册籍而已，其零星出现，应该不知早多少年。

三、吕振羽把封建君臣关系，描绘为服从“誓约”的关系。封建誓约，源出欧洲，其意识形态的根源，直接推溯到罗马时代的契约关系，其后果则是排斥专制主义，建成“等级君主制”，这些和中国文化的基调，都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文化的基调是专制主义，其大成固有待于秦汉，其源流则可远溯至商周。蔡侯辅楚王，大夫辅蔡侯，虽然还不是专制主义本身，然而只有下辅上，而没有上对下的对应的义务，则是专制主义的根本精神。吕振羽混淆二种根本不同的东西，是之谓黑白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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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

吕振羽论周初从农村公社转向庄园制度

周人原来的农村公社，一般都叫作井、田、邑，周初以之作为封赐土地的单位，即所谓“锡田”、“锡邑”……各级公社的重要公共管理机关的所在，则筑有城堡（邑）……公社内的公田收益，归入了被封赐而占有公地的人们的手中，便开始转化为劳动地租（这里引了资本论，未引史料），原来为公共事业服务的劳动转成为他们服役，便开始转化为徭役。这样，公社就开始被赋予庄园的内容。所以《周礼·地官·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这和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同样可作为《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注释。关于这种“公田”和“私田”的土地区划，由干从地势和土地肥瘠等方面的差别，不可能到处按照“井田”的图式去区划。……《周礼·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贡赋”、“税赋”怎能证明这是劳动地租呢？

孟子井田，托古改制。“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证据不足。（大司徒只说建城分地，没有劳动地租的证据。）

（因此，这种“公田”的性质，在周初行使的“封诸侯”和“锡田”、“锡邑”那一大量的普遍的现象出现以前，是有本质的区别的。）(1)在这种原先为公社，后来转变为庄园的农村，《诗·小雅·信南山》描绘说：……

（农民）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进行独立经营……周礼地宫下，闾师说“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缞。”这证明他们是进行独立经营的。……他们以自有的工具，在领主的土田即公田上劳动……地租为九一或什一，周礼地官大司徒：“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又“均人”说：“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甸用一日焉，凶扎则无力政，无财赋，不收地守、地职，不均地政。”是连同地租、徭役、贡纳而说的。(2)

大领主，特别是最高领主的周天子，占有广大面积的“公田”。……周语记虢文公的话说：“是时也，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3)周颂小雅及其他文献所述，也不符合于奴隶劳动的情况。除劳动地租而外，农人还须给领主提供徭役和贡纳（诗：“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这又正是他们和公社或自由民的区别。

但公社秩序，是在相当时期内与庄园制度并存的。这首先表现为：按公社成员的户口图籍，定期“均土地”和“养老”，慈幼、赈穷、恤贫等遗制的存留。其次为耕地不得买卖，坟地可以自由使用，山林川泽也是共有的，但由于这种公地逐渐被领主们所独占，礼记王制便以之作为历史的陈迹而追述了。

（周礼·地官·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

（礼记·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鬻，墓地不请（郑注，鬻，卖也，请，求也）。）

可见，礼记作者的时代，土地已可买卖。

榖梁传，庄二十八年：“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又另条引周礼、秩官、小司寇：“……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四询立君。”吕振羽说，这是过去时代历史残余的遗留。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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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此句文法不通，疑有脱落。

(2) 作者旁注：推不出。可以解释为仅仅是国家役政。

(3) 作者旁注：我还解不通，要找原文。

吕振羽——列宁对“军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地制度的解释

（周）封建政权代替了原来的奴主政权，和在某些地区代替了原始公社制的组织机构。这种政权，适应于新的“土地所有权的属性”，首先发挥它在“军事上诉讼上的裁决权”的作用，并从而得以“强迫被分与土地，而自行经营的人民来为他做工”（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67页）。原来在各种形态下存在的土地，现在是属于新的贵族名下了，原来提供给殷朝政府的税纳、输给公社的税物和为公共事业的劳动服务，等等，都为新的名义地主所占有了。即货殖列传：“封者食租税，岁率……”，也就是所谓爵邑之入。“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展的。”因此，公社就开始具有封建庄园的一些性质，成为既具有公社内容也具有庄园内容的两重性的东西，并展开了两者间的斗争。……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p. 124

这些都是拿西欧的框子来套东方专制主义的生产与分配关系。

与其如此，不如专门给它一个名称。而马克思是有这个名称的。

周封建制中之国人、王人及野人

受册封的，并不是单纯概念下的自然的土地，而是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如所谓“受民受疆土”（见大盂鼎铭）。所以成王封虞侯“侯于宜”，“易土：氏川三百□，氏百又□，氏小邑卅又五，氏囲百又卌……易宜庶人”，宣王封申伯于“谢邑”，也是连同谢邑原有的居民在内……同时还赐予他们以各种治事人员，甚至还赠赐一部分从事生产的西土之人或国人（即所谓“王人”）。他们都和封主及其家属住于新建的城堡内外，叫作国人，住居于田野间的原有居民则叫作野人。

据郑玄“周礼”“匠人”注所述，“国人”与野人的负担也是有区别的。郑说：“以载师职及司马法论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秩夫无公田。以诗、春秋、论浯、孟子论之，周制，邦国用殷之莇法，制公田不税夫。贡者，自治其所治田，贡其税谷；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其实，郑所谓“畿内”，就是孟子的“国中什一使自赋”之“国中”。周官地官下载师条“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远郊二十而三……”实即远郊九一。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p. 118

一、“受民受疆土”、“王人”、“国人”很合道理，是所谓邦司，“驭者以至庶人”之类，都是分封时带去的王人。郭沫若的解释实在牵强得太不像话。

二、有此一条，周的封建，如何把周的征服，变成殷周两大系统以及其他诸小部落融合起来，就得到了生动的说明。

三、而这里是既无所谓奴隶，也无所谓封建的。

殷及西周的对外征服

I　甲、殷……对被征服者，或俘获其人口，占领其土地，移殖商族的人口（如对于薄姑、方等）。

乙、或令其服从殷朝……的权力和正朔（甲骨文：示以商正），容许其内部自治（史记周本纪等的传述，也都反映了周人在伐殷前的内部自治情况。从当时作为殷属领若干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的发现，虽表现着殷商文化的一些影响和色彩，甚至杂有少数殷人文物，但基本上它们都保存自己的特点），只对国家担荷贡纳义务（进贡劳动人口及特产等），如吕方、土方、羌方、人方、井方、马方、羊方、洗方、林方、二封方、三封方、下勺、芈邶、鄘、雷、蜀、上虞、尸（即夷）、周等。

丙、这些属领，在殷的力量强大时就服从，否则就背叛（史记、殷本记所谓诸侯来朝，诸侯莫朝，正与殷的国力升降情况相适应。竹书：成汤时“氐羌来宾”。太戊时西戎来宾，九夷来宾。仲丁时“征蓝夷”，外壬时邳人侁人叛，河亶甲时彭伯克邳，征蓝夷……）

丁、古书记载，自武乙以后，殷已无力去征服和控制属领。

戊、据甲骨文的记载，每次战争出兵的数量，多为三千人、五千人到万余人。战争杀戮的人数，有一次多到三千人左右的。

己、公元前一千三百年代武丁征服鬼方，可能是殷朝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据传经过三年的战争，才把鬼方征服。

公元前一千二百年代的帝乙南征上虞，是最显著的一次远征……行军时期，长达四十日以上。

殷末，战争的重心为对于周族的讨伐。

II　（殷）以其邦畿千里之地为根据……军事势力达到东北的古营州（今河北辽宁及朝鲜），北方的河套（鬼方或朔方），西北的陕甘（羌、倞），南方的皖鄂（霍、潜、芈或所谓荆蛮等），东南的浙江（上虞），西南的四川……

近年地下发现进一步证明殷疆域的上述论证，竹书纪年等书所记，是过于保守的。

（pp. 100—102）

III　周的对外征战

甲、管蔡以武庚叛……伐奄，灭蒲姑（周公东征）。

乙、成王践奄伐徐、淮，战争历三年，毛公为统帅。

丙、又一次讨伐徐戎、淮夷，伯禽为统帅。

（此后，鲁的任务是经常戒备和征服东夷。鲁颂，宫：“保彼东方，鲁侯是常”；“戎狄是膺，荆舒是愆”；“淮夷来同，莫不率从，诸侯之功”，“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

丁、昭王两次南征荆楚，1002（昭十九年）昭王溺死汉水。

戊、穆王　十五　徐戎侵洛，明年王冲楚子伐徐，克之。

三十五　荆人入徐，毛伯迁帅师败荆人于泲。

己、厉王　三　淮夷侵洛，王命虢仲征之不克。

庚、成王　讨狁，封唐叔于晋，封韩弈（于晋北）。

辛、康王　征鬼方（犹），一次俘13081，见小盂鼎。

壬、懿王　戎迫镐，霍侵歧，周迁于槐里，封秦非子于秦，防西戎。

……

癸、宣三　讨西戎，命方叔平荆蛮，召虎平淮夷，亲征徐戎，封申甫于谢以监楚，命仲山甫守东方以监徐，江汉徐淮至是正式归入周版图。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一、比较波斯、突厥、匈奴、辽及西辽、吐蕃等对周围各民族的征服。可见殷周武功盛时，来朝者多；武功弱，就完蛋，是常规。

二、突出之点在于第一，征服之后同化得很快。这或者由于周殷两大中心民族原来是同一文化和同一种族的（甲骨文和金文可证），此外如奄、徐、荆等也许也是如此。苗、瑶等族，和本部以外的戎狄就长期同化不了。

三、第二个突出之点是周的分封。

文献记载，殷也有诸后，夏也有群后，可见周的分封也不是空前的举措。不过，周用宗法制封建，所以，虽然平王以后，周已经完蛋了，还苟延了很长时间。

四、所不可解的是，殷的邦畿千里的地方行政制度如何。邦畿以外是“诸侯”，而且多是异族的。邦畿千里是殷本土。地方不小，又未见分封，怎样统治的？

李亚农论殷周之际社会变化中的军事组织与社会组织

周族征服殷族……当时，周族是一个氏族组织的小国，而殷族要算是东方最大的帝国、最大的种族。（李亚农还说，周当时是氏族制社会部落的联盟，殷则是奴隶制社会国家……）

周初的“封诸侯，建同姓”……（是把）周族带来的氏族机构，……好像一顶不大合适的帽子，勉强地戴在奴隶制社会的头上。

周族为了统治殷族，一方面把一顶氏族机构的帽子硬戴在奴隶制社会头上，一方面又把它的野蛮军队在进行征服战争时的军事组织和殷族的奴隶制社会组织交织起来了。

在西周时代，中央的政权还很有力量，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也操在周天子手里，诸侯虽然有兵，但不能擅自作战……

关于周代的军事组织，在国语一书里，曾有过比较详细的记载。依照国语齐语篇：

“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以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

“制鄙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在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

一般社会的编制和军事的编制是交织起来了。军事编制和社会编制交织起来的结果，后来竟对于国家的强弱大小都用军事编制来衡量了。有所谓“百乘之国”，有所谓“千乘之国”，有所谓“万乘之国”。

齐语，或只能反映春秋战国的情况。周初未必如此。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这是从周初的军事组织发展出来的制度，虽已经过一些变化，相去未必甚远。

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pp. 45—48

李亚农在这里指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即周之以它的军事组织，强加于被征服的殷及其所属的各部属。可是，李亚农在指出这一点之后，不去考究这一件事本身对社会组织形态所发生的影响，却把社会组织的变化，当作与此无关的另一件独立发展的、更为基本的社会事实看待，这是他的大失败处。

欧洲的封建，就是法兰克蛮军征服前罗马土地后，为了维持其征服，使军事组织糅合社会组织而造成的制度。除此而外，不能作出别的解释。当然，庄园制度→隶农的变化，是“军事”以外的原因，然而奴隶庄园，又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啊！

所以，殷的奴隶制不可信（多半这是原始部落到家长奴隶，到个别奴隶制经济，到独立生产的纳税的小农民的邑洛的一堆大杂烩），西周奴隶制（李亚农的主张）不可信，厉王失国至宣王中兴之际转变为封建制也不可信。中国的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封同姓），确实始于成周，其后各封国内一步步发生变化，并不有待于厉王失国。这种变化，现在不可详知，也不必详究。倒是有一点，军事组织与民事组织的一致化，是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发点——重农轻末，富国强国，一切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李亚农描写周的奴隶制及其经过革命蜕变为封建制

I　汤是奴隶制。西周未征殷前是氏族末期，征服殷后把宗法制制度套到殷的奴隶制上去，结果是继承了殷的奴隶制：

周族为了统治殷族，一方面把一顶氏族机构的帽子硬戴在奴隶制社会头上，一方面又把野蛮军队在进行征服战争时的军事组织和殷族的奴隶制的社会组织交织起来了。

这一军事组织，在征服了殷族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里生产力的影响，才逐渐地发展为初期的封建制度。在两周的社会来说，只有在铁的生产工具出现之后，换言之，就是在春秋时代，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变成真正的封建社会。（p. 46）

II　西周有大奴隶庄园（诗周颂噫嘻及载芟篇）（成王和康王时代）（pp. 57—62）

但周初虽以奴隶生产为主要成分，还存在着小农。（诗豳风东山篇）（pp. 63—67）

在家长奴役制下，农民和手工业的小生产者一般地占着优势。文武灭殷之后，这些小生产者也不会消灭，所以小农经济在周初变成奴隶制社会中的一种成分，但不是主要的成分……这些小生产者在奴隶经济全盛时期，由于本身无力与奴隶劳动竞争，便纷纷走向破产……逃亡到城市里去，变成无产者。

III　破产农民……一部分集中到城市里去了。罗马帝国时代麋集到罗马的……到了八十万人之多。穆王时代，麋集到镐京的农民到底有多少，虽然没有资料，其数字恐怕也不小。

《诗经·小雅·小明》：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

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太苦。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又是西方史的比拟。《小明》决非向镐京的流亡。而且，罗马的流亡有一个条件，将军们以战利品养流亡者，争取他们的选票。周天王会这样干吗？这简直是荒唐！

（镐京暴动）的主力，很可能是那些离乡背井，流落在镐京的破产农民……而不是安居在镐京的贵族和商人。

大宪章（Magna Charta）以贵族和商人为主力。

IV　这次农民和奴隶的革命是失败了，但是，它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周初以及将来的奴隶制社会，以这次革命为转变而开始蜕变为封建制社会。（p. 88）

V　周代奴隶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就是奴隶来源的枯竭。

周全盛时代，我们只看见奴隶主们东征西讨，南侵北伐……宣王时，只有在他当政的最初几年……叫秦庄公征伐西戎，尹吉甫征伐狁……可是到他亲征姜戎的时候，就大败亏输，自己几乎被人家抓去当俘虏。

大规模奴隶生产之所以有利可图，是由于奴隶价格的低廉。价格一涨，大量使用奴隶，就变成不合算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奴隶主们被迫把广大的领地分割成许多小块，租给以前的自己的奴隶，或租给丧失了土地的农民……（p. 83）

这又是荒唐的比拟。共和末期和帝国时代的罗马，有金铸币，有高利贷的合股企业，有包税制度，有发达的对外贸易。这是一种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金融资本制度，只在这种情形下，才谈得到奴隶市场、奴隶价格；也只是因为征服停止，这种畸形的金融资本的城市经济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才转向庄园制度。

中国史上，这些东西全无痕迹。妄加比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

李亚农论中国封建制的独特性——城市、庄园、农民、工商业、等等

I　中国的封建城市……是由封建主建筑的……封建主自身就住在里面，城市不但有工商业者的市廛，而且有大小封建主的宫殿和邸宅（vs.碉堡、庄园）……封建主们是以城市为根据地来统治农村，剥削农民的……

城内生活，如此繁华，可是一走到郊外，就是……满目荒凉，芽棚遍地……（那里）并无封建主的庄园……

卿大夫们在他们有官可作的时候，是抵死也不肯离开繁华的首都的。只有在罢官退休之时，才不得已回到自己的采邑。……但（采邑为孟尝君的）薛也不是乡村，而是有“二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小城市，一样有工商业。

……当然，我们否认春秋战国时代的庄园经济，不等于否认中国封建制社会中占主要成分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II　及至汉唐，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庄园的名称，但是这种庄园和欧洲的庄园相比：

甲、汉唐的庄园并不直接生产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这仅仅是封建贵族们的别庄，是他们的游乐退休之地。如唐元载在他的庄园中蓄歌妓竟达百余人。

乙、间或也有经营其他生产的，如汉樊重在他的庄园中广植梓漆，赀至巨万。李衡则种橘千株，岁得绢数千匹……

丙、唐代庄园之经营生产的，一投地是垄断水碾之利……

在欧洲封建社会里存在过的那种庄园经济，在中国封建制社会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III　土地关系：

甲、农村中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封建诸侯和卿大夫的领地；

乙、另外一部分则属于普通的中小地主和新兴的商人阶层。苏秦曾说“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我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传）……

在封建制社会中，土地是最可靠的财富，因而在城市中发家致富的人就把他们的一部分财富转变为土地，于是新兴的商人便逐步变成了地主……反正有不少的破产者正在准备出售他们的土地。

丙、最后在农村中占领了一小部分土地的是自耕农。这些自耕农大概是在周宣王时代分得了一些土地，挣扎到春秋战国时代，还没有完全破产，幸运地残存下来的农民阶层。这种农民是有人身自由的。

李亚农编造了商与西周的奴隶制，又编造了宣王时代的革命，于是这里再编造出自耕农民的来源。

为什么不远溯到殷、西周时代就有小农呢？

丁、在农村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当然是大小封建主们的佃农，这就是孟子所指出的，须要到公田（实即封建主的私田）里去劳动，换一句话说，就是需要向大地主交纳劳役地租（后来是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的农民。这些农民是“死徙无出乡”的，也就是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

戊、在春秋战国时代，……还出现了……雇农（“齐桓公微服以巡民众，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及反。”韩非外储说右）。当时雇农的来源，主要是破了产的自耕农，间或也有没落了的公子王孙，如齐湣王的儿子法章就曾为人灌园……陈仲之也曾做过为人灌园的雇农。这些雇农在法律上当然也是有人身自由的……

IV　剥削关系

甲、赏赐了采邑的卿大夫必须向诸侯交纳贡赋，卿大夫必须把他从农民剥削来的收入的1／3作为贡赋献给诸侯。而诸侯还可以在种种借口下增加贡赋。（例：左传襄二十二，藏武仲如晋，过御叔……穆叔闻之曰：……而傲使人。令倍其赋）

乙、卿大夫们……利用增加地租的方式，从农民那里取得补偿。（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

丙、农民必须为封建主服劳役……

V　公室和卿大夫：

甲、封建诸侯当然是最大的地主。

乙、他的卿大夫的土地也往往达到数县之广。例如晋国的祁氏有田地七县，羊舌氏三县。

丙、卿大夫的采邑是世袭的。

丁、诸侯对有功的人可以赏赐土地，如晋赵简于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左传哀二年）

戊、领得采邑的人也可以自动地辞退土地，例如郑的子产（左传襄二十六），又如郑的公孙黑肱（左传，襄二十二）。

己、卿大夫也有被迫把领地退还诸侯的，如晏子。

庚、及至战国，卿大夫如果不满意于自己领地的狭小，也能够从自由农民手中买进土地，如赵括。

辛、兼并与“分公室”。

VI　军队的编制和社会的编制是一致的，农民平时要向鲁侯缴纳地租，战时须要参加到军队里去服役。(1)

VII　解释：

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左传襄十一）

译：三家在取消了鲁侯直属军队来扩大自己私有的军队编制之后，季氏便强迫那些被编入自己军队的、原属鲁侯的农民向自己交纳地租。如果不向自己而仍向鲁侯上粮纳税，就加倍征收军费。换一句话说，就是强迫农民承认土地所有权已属于自己，但农民的人身在名义上还是属于鲁侯的。孟氏则不但要农民向自己交纳地租，承认自己新霸占的土地的所有权，并且把农民中精强力壮的子弟隶属于自己，而把老弱的父兄仍归鲁候名下。至于叔孙氏则……把土地和所有的农民都隶属于自己。

VIII　参证：鲁本……有上下二军。上下两军的统率权，原则上直属鲁侯。在对外有军事行动的时候，才以临时更换的方式任命三卿为统帅。依周代的制度，侯国有三卿五大夫，三卿是司徒、司马、司空，在鲁国是由三桓世袭的……季武子为了要和其他两家瓜分鲁侯的直属领地（公室）便先从改编军队入手，将原有的二军扩充成为三军……“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桓瓜分鲁侯的直属领地是采取了化公为私的办法，扩大自己私有军队的编制的办法。……对于鲁侯所有的这种直属领地、军队、赋役，三家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吞并方式。

IX　中国封建制社会中的农民和欧洲封建制社会中的农奴是不同的。

……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农奴，虽是法律不允许屠杀的东西，但农奴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

但中国……没有这种情况。……管子：饥年荒岁卖妻鬻子者有之；又如晏子春秋中的越石父，以“冻饿之切吾身”而自鬻者有之，把这些沦为奴隶的人当作商品来买卖者有之。但在古代的文献中，却没有看见过地主买卖尚未沦为奴隶的农民的记载。

当古代的奴隶被奴隶主们抛弃或解放出来……变成隶农的时候，他们的人身是毫无问题隶属于原来的奴隶主的……但在后来封建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和封建主的关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左传襄三十，说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我其与之。

又三年又诵之：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剐之。

释曰：子产把原来在封建主的田地上耕种的农民编进了郑的国家军事组织……换句话说，子产剥夺了封建主对于农民的所有权。……施行改革的第三年，封建主发现子产的改革……加强了国家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但同时国家也担负起了阻止农民逃亡、镇压农民反抗的责任。（这就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

（由此可见），春秋时代在有些国家里面，一部分农民的人身已经不隶属于封建主。在有些国家里面，全部农民的人身都已经不隶属于封建主。秦汉而后，我们更找不到农民的人身（少数豪族的荫庇客户除外）(2)隶属于封建地主的证据。这是中国封建制社会中的农民和欧洲封建制社会中农奴不同的地方。

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

李亚农在这里描绘了春秋战国之间的一个大变动，即在诸侯国内从“分封”到“编户”的变动。初税亩、子产、李悝、商鞅，等等，其实都可以这样解释。

李亚农或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仍旧依附于奴隶—封建的老框框。其实，如果他稍微勇敢一点，敢于丢掉这个框框，他就可以得出中国专制主义本质的结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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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这是说明下一段时所说的。

(2) 作者旁注：注意：编户和荫庇的斗争！

李亚农关于彻、助、赋、税

I　金文毛公鼎上说到征收“小大楚（胥）赋”，伏生尚书大传也说：“于惟有胥（糈）赋”，这是向农民征收实物的税法。因为在奴隶制社会里面，奴隶主们的土地是用自己的奴隶耕种，用不着向一般农民征收劳役地租的。

这一段说不通。（1）奴隶主对奴隶无所谓劳役地租，也无所谓实物地租。（2）如果真是奴隶主经济，而有粮、赋，那是奴隶主国家向奴隶主租赋，然而李亚农又说“农民”。（3）倒可以反证，向农民征赋，这不是奴隶经济。

II　周族的实物税收，在氏族制时代便已开始了。诗大雅公刘：“彻田为粮”，便是氏族公社的各家族征收相当数量的谷物，作为公共事业的费用。孟子解释“彻”字，也认为是征收实物的意思。……但在周族统治中原，变成奴隶制社会以后，就实行了经常的定期的实物征收，加强了对于自耕农的剥削。

III　周初奴隶主政府的收入，主要是剥削奴隶，其次是剥削农民，再其次才是要奴隶主缴纳贡赋，这种贡赋，仍是征收实物。诗大雅崧高“王命君伯，彻申伯土疆，以峙（积）其粻（粮），式遄（速）其行”，这是征取申伯所有的土地的实物税，以积聚粮食。（p. 83）

IV　宣王……废止了实物税，采用了劳役税。同时，西周的奴隶制社会在此时已开始蜕变为封建制社会，奴隶也开始蜕变为农奴。最初向农奴征收的实物地租，亦跟着实物税之转变为劳役税而转变为劳役地租。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虽然缺乏充分的史料，但就是根据“彻申伯土田”和“实亩实籍”这两句话，也允许我们作如此推论的。

（1）前面说，实物地租是向奴隶制度下的自由农民征收的，这一下子又变成“农奴”了。（2）史料缺乏，推论无据。

V　宣王的劳役地租，一直实行到鲁宣公“初税亩”（前594年）的时候，才开始废止。税亩，即履亩而税，也是按亩收一定量的实物的意思。

……宣公之所以要废止劳役地租……必定是（因为）看见了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的提高，农民家里的农产物储藏颇富，而他没有法律根据去掠夺，所以才想到征收实物地租的办法来加强剥削。

初税亩，显然是极重要的制度变化。郭沫若甚至解释为废止公田，把原来的公田和私垦的私田一律私有化的划时代的变化。李亚农把这一点解释得无关紧要。

VI　宣公税亩之后，隔了三年，（成元年）鲁又“作丘甲”，随后楚子木在襄二十五年开始“赋甲兵”，再隔十年（前538），郑子产“作丘赋”，所谓作丘甲，赋甲兵，作丘赋，统统是军事附加税。（废除兵农制，农民不需要自备武器或不许自备武器）

既然叫作“赋”……（就是）要农民交纳货币，盖所谓赋，即周礼九赋之赋，也就是财赋或货币税收的意思。

VII　鲁哀公十二年（前483），用田赋，一般的地租也不要作实物来交纳，而跟军事附加税一样，也要赋来交纳了。

VIII　鲁哀公征收货币地租的时代，正是商业资本已经很活跃，出现了陶朱、猗顿、子贡等大商业资本家的时代。

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pp. 132—136

吕振羽不认为赋即货币地租。

李亚农此说甚危险。观夫秦以后的征收实物和漕运，到明末季才废为完全的货币赋税。李亚农不仅说赋是货币征收，而且说是货币地租，实在大胆。

李亚农对中国的封建，有一套独特的解释见另卡。上面的说明，与此有关。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般——评范文澜

I　凡是在瓦解状态中的原始公社社会，总包含着向奴隶制或向封建制发展的两个前途。由于私有制的逐渐发展，公社成员少数人变成统治阶级，大部分人以自由民身份成为被统治阶级，两者构成原始的国家。一般地说，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是由浓厚的公社残余和稀薄的封建因素（自由民纳贡赋和服兵役，即外出抢掠）混合而成的。

《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把自由民纳贡赋和服兵役称作“稀薄的封建因素”，这是绝妙的措辞。

所以说是绝妙，这是因为，“稀薄”这两个字，可以解释为，还没有分封、等级和农奴等因素。它也可以解释为，凡是已成为他所谓的原始国家，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分，虽然被统治者是自由民，那也已经是封建国家（虽然是稀薄的）了。

于是，大征服以前的罗马城邦，分散的还未产生奴隶制的希腊诸城邦，一切东方类型的专制主义国家，都属于封建的范畴了。

这样的国家，总是强的或能自保的，否则被其他国家所吞并，无立国可能。这种强的国家吞并弱的部落或较弱的和不能自保的国家，本身必然向奴隶制发展（弱的能自保的国家，则向封建制发展），但受生产的限制，发展的程度很不一样。

“吞并弱的部落或较弱的和不能自保的国家，本身必然向奴隶制发展”，此语十分武断。中古欧洲的例子，普鲁士的向东征服，俄罗斯的征服，都未发展成为奴隶制，而是走向封建—农奴，或设行省统治。

也许范仅指“原始国家”的征服而言。那么，这首先和他的“西周封建论”相矛盾。“原始国家”通过征服发展成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历史上只有一个例子：罗马。但那是有几个条件的：第一，征服是不断的，所以，奴隶市场上不断有“新货”到达，第二，征服者的残忍，这又多半和罗马法，罗马人对私有财产的观念，罗马人对战胜者权利的观念有关的。

假如缺乏第一个条件，那么老奴隶一定很快地转化为农奴和被释奴隶，如帝国罗马时代的情形。假如缺乏第二个条件，那么征服者可以在被征服的土地上通过军事殖民等方式实施分封，如佛兰克和西周。

当然还有生产性质的分别。这点范文澜提到了：

II　大抵原始国家可分为三类：

甲、以畜牧为主业的国家，水草地有局限，不能使用更多的奴隶来扩大畜牧业，土地辽阔，不容易防止逃亡；因之奴隶制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尽管这样，因自由民贡赋极微，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生产的奴隶……游牧国家奴隶制并不发达，但有些国家仍可看作奴隶制国家。

这里唯一的理由是“自由民贡赋极微”，但是，这并不是积极的证据。范文澜这里举拓跋为例。但是《蒙古秘史》不可以作参考吗？

又，被征服的游牧部落，不可以征贡赋吗？

范文澜自己的结论也是极其犹豫的：“并不发达……仍可看作。”

乙、以农业为主业的国家，奴隶制比游牧国要发达些……当奴隶主给奴隶一些土地让自谋生计的时候，奴隶就会逐渐转化为农奴……因此，农业国家的奴隶制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可以缩短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

恐怕应该这样说，凡农业国家，在征服中所获俘虏，即使用来建立奴隶制庄园，也只能存在很短时期，就会迅速转向农奴制。

而且，封建制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征服者对被征服部落与国土实行分封，这就不需要经过奴隶制，就成立了“封建”了。例如法兰克王国。

丙、手工业和商业兴盛的国家……成为典型的奴隶制国家。

第三篇，pp. 455—457

综观范文澜此段论述，似乎是在言不由衷地“服从”“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也许，他的资料和理智，都在告诉他，Oriental Di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和希腊—罗马、欧洲类型的社会不是一回事，可是在政治上不得不服从“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也许，他对于中国传统过分偏爱——《中国通史简编》全书，证明他实在可以被谥为新儒者——所以他决不愿意把中国古代文明列入似乎低一等的东方范围之内。不过，无论如何，他一定会自承他的论证实在“勉强”。原因是，他对西方历史并非完全无知。两两对比，中国历史纳入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削足适履，这点他是看得清楚的。证据之一，就是他力称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

郭沫若的“奴隶社会”

I　所谓“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的内服，其实一多半也就是所谓管家娃子。还有所谓“侯甸男卫邦伯”的外服，那是些酋长族的分家。那些各个的分家、殖民部落，自然又是一些由奴隶的等级所累积起来的金字塔了——这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所谓封建。

II　殷周两代从事农耕者谓之民，谓之众，谓之庶人，其地位比臣仆童妾等家内奴隶还要低……反复讨论过多少次，然而总得不到一致的见解……主要的原因或许由于农业奴隶和封建制下的农奴性质相近而生出来的混同吧。农业生产奴隶和手工业的生产奴隶或商业奴隶，性质不尽同。这在典型奴隶制时期的希腊已经是表明着的。注重手工业和商业的雅典，奴隶是无身体自由的，而注重农业的Sparta（斯巴达）、Helots（黑劳士）便有充分的身体自由。这是因为农业的土地发挥着更大的缧绁髡钳的作用……中国是大农业国，故殷周两代的农耕奴隶，能显得那么自由。

为什么不能由此推论，中国无奴隶制？

III　鲁公伯禽受封时有殷民六族，卫侯康叔受封时有殷民七族……西周金文中……臣民与土地同锡之例，更屡见不鲜。说者每认为这些都是农奴，“就是因为他们大半都是连同土地而被赏赐”（翦伯赞）。其实土地的束缚性很大，即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和土地都还不容易分开，但他们是可以分开的。分合是可能全凭个人意志。封建制下也可以分开的，分开是可能半凭个人意志。到了绝对分不开，全无个人选择的自由，不正好证明是奴隶制吗？在这个18世纪绝对专制主义下的俄国暴政，把农奴成千成万连同土地一道给人，那种变例是不能拿来做证明的。因为农奴在历史的反常中屡屡被横暴的领主或征服者逆化而为奴隶，在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上也正不乏其例。

那么，汉时“食邑”，也是奴隶制了？“可能全凭”，“可能半凭”……以至绝对分不开，就是奴隶制的证明，怪论！

IV　农业奴隶本有较广泛的身体自由，其与土田同被分锡正表示其自由实有条件，决不能认为农奴。

郭沫若：《古代研究自我批判》，pp. 35—37

郭沫若对殷周奴隶制、井田及初税亩的解释

I　殷是奴隶制。证据《曶鼎》

甲、殉葬——“殷代无疑是有大量奴隶存在的。但殷代的主要生产是不是在使用奴隶呢？”

乙、卜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

这“众”和“众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单从卜辞看不出来。

丙、要解决这个问题，须参考周的材料。

周颂臣工篇：“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这里也看不出身份。(1)

丁、可巧，著名的“曶鼎”，载匡季抢了曶的十秭禾，甘愿用五田、一众、三臣来赔偿。“臣”向来是奴隶的称谓，在此与“臣”同其身份的“众”可见也是奴隶了。(2)

戊、卜辞所记，都属王室（可以证明殷有官奴隶）。除官奴隶外，私人是不是也有奴隶呢？……（殷墟）有一些小型简陋的墓葬，也有殉人的遗迹……可见殷代确已有私人奴隶存在了。

己、结论：要之，殷人的王家奴隶是很多的，私家奴隶也不在少数。“当作牲畜来买卖的例子当然还找不到”，但“当作牲畜来屠杀的例子”是多到不可胜数了。

主要的生产是农业，而从事农耕的众人是畜民中的最下等。

故殷代的奴隶制是不成问题的。

（1）郭宝钧不肯以殉葬证明奴隶制。

（2）私家奴隶证据更弱。

（3）退一步，如仅有王家奴隶，恰好证明这不是奴隶制。典型的奴隶制，希腊罗马，都是私人奴隶主，并由私人奴隶制建立奴隶主政府。

（4）“王家奴隶制”必出于种族征服，而且难于成“制”。

（5）总之，殷代文献不足，无法证明是什么制。

II　西周的奴隶制

甲、伐殷以前，西周是奴隶制。没有文献证明：“青铜器……武王以前的一个也没有”。

乙、有人以为周人克殷是由于农业生产比较进步，在我看来是适得其反的。

“周有臣三千”，是说周家这个奴隶主仅有三千名奴隶而已。

（1）落后民族克文化先进的民族，是古代的常例。所以，完全可以假定，周处于公社后期，或英雄时代。

（2）有“臣”三千，臣是奴隶，军队何来？

丙、周灭殷，把殷族遗民大批化为奴隶。（史料，左定四年）（成王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又封康叔）……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彊以周叔。

这所谓“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及“怀姓九宗”都是殷之遗民或原属于殷人的种族奴隶，现在一转手又成为周人的种族奴隶……

还有大批“顽民”留在洛邑……周人对待这些种族奴隶是比较自由的，颇与古代Helots of Sparta（斯巴达的奴隶）和近东古国的国家奴隶相类，让他们耕种着原有的土地而征取地租，征取力役，很有点类似农奴。

“国家奴隶制”不是奴隶制。

丁、《矢令簋》“姜令赏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大孟鼎》“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659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郭沫若以此间接证明殷的奴隶制，当然也以此证明西周的奴隶制。他还说：

A．庶人就是农夫。（左传襄九年，“庶人力于农穑”，管子五辅篇“庶人耕农树艺”。）也就是众人。

B．“邦司”是原有的管家娃子，夷司王臣是殷人管理夷人的王家娃子。

（1）人鬲许多人都解释成奴隶。我不懂古代文献，不敢肯定其非，可是要提出一个问题。

（2）齐鲁就国，是商奄故土，是殷及东夷移民，而且是在殷降复叛之后，“诸侯”孤身去，不带武装部队或武装的周的移民，行吗？

文献中所说的锡“臣”，锡“夷司王臣”，“自驭至于庶人”，等等，若都理解为赏赐的奴隶，何以武装部队或武装移民就完全没有着落？

III　周的井田制

甲、周……一切生产资料均为王室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殷代也应该是这样）……

乙、周……施行井田制。……鲁颂宫追述成王封周公伯禽时对周公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土田附庸”便是在规整的一带方田之外附有墉垣……在中国的井田制中，还了有畎、沟、洫、浍等更周密的灌溉系统。

丙、那些方田不是给予老百姓的，而是给予诸侯和百官的。诸侯和百官得到田地，再分配给农夫耕种。……

故井田制是有二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

丁、我们依据这种情形《汉书·食货志》可以明白看出殷周两代农夫，即所谓众人或庶人，事实上只是一些耕种奴隶……一有了战争，还要“被坚执锐”、“土国城漕”，那就是所谓寓兵于农了。

（1）吕振羽说，“‘土田附庸’应解为附于土地上提供赋役的众人”（《简明中国通史》vol.I，p. 122，注27），这个解释是对的。

“土田附庸”，郭沫若另有《附庸土田之另一解》，附录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未见。

（2）作方田；诸侯、百官领方田，所有农夫都是方田中的耕作奴隶……

这和吕振羽的庄园制度同样是美妙的设想（不，郭沫若更荒谬），可惜不免是空洞的设想。

不过吕振羽证明它是封建制，而郭沫若证明它是奴隶制。

（3）可是，几十万几百万殷遗民与东夷，怎么能够无遗漏地纳入方田呢？他们不是从其故土被掳至异地出卖的奴隶，还留在老地方，能够那么整齐地无反抗地编制起来吗？

IV　西周奴隶制的崩溃和井田制的崩溃

甲、西周也是奴隶社会……我认为是不成问题的。……奴隶制是怎样走向崩溃的呢？据我看来，在井田制的崩溃中很容易找到它的关键。

乙、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臣工们……尽量榨取奴隶们的剩余劳动以开辟方田外的荒地……方田一律都是公田，在方田外所垦辟出的土地便是所谓私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真正是私有财产。公田是要给公家上一定的赋税的，私田在初却完全无税。就在这样发展的过程中，土地国有制遭受着削弱，诸侯和百官们逐渐豪富起来了。……

丙、铁作为耕器而使用……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逐渐促进了井田制的崩溃……由于私家逐渐肥于公家，下层便逐级超克上层。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了；卿大夫倒楣了，陪臣起来。在这上下层相克的阶级斗争中，下层者尽力争取民众作为自己的战斗员，故民众的身份也就逐渐改变了。故如“力于农穑”的庶人在周初是人鬲中的最下等，在家内奴隶之下的，而在春秋中叶以后便提高到家内奴隶之上了。左传襄九年楚子囊评晋国：

“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宫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

整个这一段，都建筑在方田的假设之上。方田的假设靠不住，下面的推论就全部崩溃了。

晋的“士竞于教，庶人力于农穑”，按郭说是奴隶地位的变化。可是这几句话，同样可以作为士、庶人原来就不是奴隶的证据。

同样，所引证的晋的情形，其中看不见方田，看不见方田之外的开垦，看不见斗争中士庶人上升的痕迹。

这有点像把风车当作巨人，然后与巨人搏斗而战胜之。

摘郭沫若《古代奴隶制》

没有摘完，太无聊，不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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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以周证殷，可乎？

(2) 作者旁注：以周证殷，且属孤证？

李悝——次于子产的法家

I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约当前400—前380）。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晋书·刑法志）

II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平籴）……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

III　郭沫若云：在这儿把战国初年的农民生活、田制、物价等，都叙述得非常明白。土地依然是国有（顾按：食货志曰：“除十一之税”，即郭据以为土地国有之证）。“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也显然还保存着井田制的痕迹，而“山泽邑居三分去一”，已经不是旧时规整的井田了。“一夫百亩”虽还是古代的孑遗，除经常的“十一之税”而外，还有临时的赋敛（原文：“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生活是独立的，当时的农民明显地脱离着奴隶的阶段了。

郭沫若：《十批判书》，pp. 312—313

食货志所写，是典型的小农生活，既无丝毫奴隶制的痕迹，也看不出这种小农是怎样从奴隶制蜕化而来。

这只有两种可能：或是反映东汉（班固）时代，或是反映李悝时代。郭据此以上接他的殷及西周奴隶，春秋战国是奴隶封建之交的论断，实在是毫无根据的。

郭沫若论吴起商鞅——郭的政治主张

I　吴起……充分地表示出了一位革命政治家的姿态。他的政治主张，很明显的是：

甲、抑制贵族的权势，充裕民生；

乙、节省骈枝的浪费，加强国防；

丙、采取移民的政策，疏散贵族；

丁、摒除纵横的说客，统一舆论；

戊、严厉法令的执行，集权中央。

……这些倾向差不多也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商鞅……受了吴起的精神上的影响，我看，是毫无问题的。

II　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上是儒。不仅因为他曾经师事过子夏与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张，政治上的设施，也无往而不是儒。据我看来，要他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他是把孔子的“足食足兵”，“世而后仁”，“教民即戎”，反对世卿的主张，切实地做到了的。像他对魏武侯所说的在德不在险的儆言，不全是儒家的口吻吗？

此外也还有一段话，见荀子尧问篇：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诸案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已若者亡……”

像这种君须“恭己正南面”的儒家主张，和道家的无为，法家的尚术固是两样，而和墨家的尚同也根本不同……

《青铜时代》述吴起

一、郭沫若把吴起看作完成了的儒家，其实也把商鞅看作完成了的儒家。

二、郭沫若极力称道儒家，又极力称道商鞅、荀卿之类的法家，看起来矛盾，其实，郭是把他的所谓“前期法家”看作完成了的儒家，所以，他的尚儒、尚法是一回事。

三、郭同时又极力反对韩非之类的术家，这倒是对的，因为这一派最可恶。

四、但是，商鞅、吴起之类的“上儒”，必须有“恭己正南面”的君。这样的君不可多得，所以，郭沫若对秦孝公和商鞅的君臣际遇之难得，一再低徊赞叹。

五、甚矣者，传统之难于摆脱也！

郭沫若论吴起商鞅——吴起商鞅改革的实在性质是什么

I　吴起

甲、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今，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史记·吴起列传）

乙、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而所不足者民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览贵卒）

丙、吴起……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和民）

丁、吴起……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战国策·秦策蔡泽语）

II　商鞅

甲、令民为十五，而相收司（纠伺）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乙、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丙、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

丁、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收为孥。

戊、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己、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鞅列传）

庚、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和氏篇）

辛、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史记·商鞅列传（？））

III　郭沫若论商鞅及“前期法家”

甲、战国时法家所共同的一个倾向，是强公室而抑私门，这里是含有社会变革的意义的。从春秋中叶以来私肥于公的实际漫衍而为下克乎上的斗争。有的私门已经占了胜利而化为了公家，如韩赵魏齐，有的还在演变中，如秦楚燕，而这些旧公家也逼得非采取新法不可了，都是这种意义。

乙、故商君的“坏井田，开阡陌”，在这变法中是更为重要的事项……

十二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

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

十四年，初为赋（史记·六国表）。

把旧有井田制打破，承认土地的私有而一律赋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革。因为这一变革，故地方制度也不能不变革，故有县令以下的“有秩史”等有薪俸的公家官吏出现……

丙、列传还记述有“平斗桶权衡丈尺”一事，这也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张本。

丁、“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就是解放奴籍；“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便是自由民依然可以降为奴隶。

戊、又荀子·议兵篇：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阨，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

据汉书刑法志，这是秦昭王时的“锐卒”……成了锐卒的只要打仗得到五名著甲者的首级，不仅自己解放了奴籍，而同时还可得到五家的家奴。

己、商君……用法而不用术，正是初期法家的富有进步性的地方。初期法家主张公正严明，一切秉公执法……不许执法者有一毫的私智私慧以玩弄法柄。吴起商鞅是这样，就是染上了黄老色彩的慎到也是这样……

庚、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一定是王家本位。他们的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

商鞅……“作法自毙”……正表示他的大公无私……

（商鞅）的事业确是成功了，吴起未能收之于楚的，他却已收之于秦……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

《十批判书》，pp. 315—326

郭沫若的批判中有两大错误：

第一，郭以不足的根据，判断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封建制的交替时期。其实，春秋战国之际，在政治上最大的事情，就是法家政治的兴起，而法家政治所要改革掉的东西和所改成了的东西，丝毫也不足以证明这是什么奴隶封建的递嬗，恰恰是封建政治权利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递嬗：

甲、法家消灭了私门。什么是“私门”？这就是并非郡县制的，不是把土地和人民交给有薪俸的史秩按郡县去治理，而是交给诸侯性质的功臣世家从宗室去治理。没有统一的税制，而有诸侯的贡赋。没有国家军队，而有诸侯军队。周是如此，殷制如何不可考，大概它的邦畿千里也是这样的。其结果，当王权强盛时，诸侯来宾。而王权终不可能强盛到三百年以上，结果必定变成诸侯分王室。周之于殷如此，春秋前后的兼并和周室在东迁前后的衰弱是如此，三家于晋，三桓于鲁，田氏于齐莫不如此。如果没有一套郡县、俸吏、保甲、赋税、抑宗室、赏军功等的办法，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府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有这一套办法，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下，也前后贯穿着“编户荫庇”之争，或“豪强兼并，臣户势家逃赋，农民逃亡”的斗争。因此，周的那种封建办法是不能维持久长的，同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从其本身的规律来讲，也是不能维持于久长的。

乙、西周及其以前的奴隶，没有证据。民有等第，到唐还有课户不课户的划分。“得五甲首者隶五家”，这个有军功的老兵和隶属于他的五家，分明也是有等第不同的，既然这不是奴隶，“收以为孥”的“孥”也不是一般的奴隶，正如永乐令方孝孺等家的家属入教坊，不是一般的奴隶一样。

但小农分隶领主，不直属中央政府，和直属政府的编户确有不同，说这是巨大的变化是可以的，但绝不是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化。

李亚农说，除去他的奴隶和封建制的框框，是可以用的。

第二，郭沫若极力赞扬法家，但这种赞扬我基本上不能同意：

甲、说法家的中央集权是国家本位，而不一定是王家本位，仅取“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一点来说，似乎勉强可通。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姑不取阶级分析之说，按中国古代的君权理论的传统，“受命于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一定要变成绝对君权。

诚然，商鞅还有儒者的成分，而韩非以前，以权术操纵臣下的那种绝对君权理论未建立，召王的威仪还未发挥到淋漓尽致，“民为本，社稷次之”之说，还可以公然横行，还不至于杀头。然而，有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又在君王之外，再也没有足以与君王抗衡的权力机关，其要发展到“势治”（中央集权的法制＝势治），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绝对权力，君王不用，就会造成权臣，权臣必定会篡国。战国时代，我们见三桓三家，此后的中国历史，不有王莽、赵匡胤、萧衍、陈霸先，以至其他无数成功了和未曾成功的弑逆之臣吗？所以，君王必定要用权术才能御下，才不致大权旁落。韩非是商鞅的必然的补充，用Hegel（黑格尔）术语来说，韩非是商鞅的真理。

乙、中国历史上，开始封建太早。中国历史，是由封建主义转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而不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转向封建主义的。所以，像欧洲那样，封建分裂中的城市与市民，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契机的，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因而也是无可羡慕的。

可是，即使不是拿西方来套中国，而拿中国史本身的发展来论法家，来论统一，结论和郭沫若也是不同的。

战国时代，有其罪恶的一面：“列国相争，杀人盈野。”然而战国二百年间，未闻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相反，却是一种进步发展的气象。思想学术的繁荣，更无论矣。假若战国七国分立的局面，或者三国四国分立的局面再继续五百年，一千年，中国决不会搞到秦汉以后的长期停滞。

丙、郭沫若称颂法家，又贬抑韩非与秦始皇。郭沫若拥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又要行儒术。郭沫若不懂“法家→韩非→秦始皇”的逻辑，而幻想儒家的仁能够行于专制主义的王朝，真是典型的中国人。

贾谊论法与礼

I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岂顾不用（法）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曰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苟积而民怨背，礼又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使民善者或异，或遵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累子孙数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II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侧偶也）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势所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今同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礼貌？）之矣，吏民偿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主而观之耳……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曰帷薄不修……故贵大臣……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

III　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

《汉书·贾谊传》

一、按照“孔老二”的说法，周代的统治术确实不同于商，商民“勉而无耻”，周民“有耻且格”，看起来，商代，至少到纣王时代（或者纣以前已经延续了二三代），重征伐，至少不限制商业（如果不是奖励商业的话），对于当时诸独立的诸侯国（其实，那是些独立的部族），采取高压和剥削政策，周钻了这个空子，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得以广结与国，并以其优越的文化和工业技术，形成商以外另外一个中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统一战线”灭商。

以统一战线灭商的周，在灭商屮诚然壮大了自己，还是不得不继续统一战线政策，“礼乐”或“礼义”，就是在这种文明程度不高的古代世界中，以“尊尊贵贵”的办法，奠定一个当时的中国能够接受的秩序。当然，胡萝卜之外也有大棒，卫鲁齐之封，成周之筑，关东的屯兵（卫之六，成周之六？）等等都是大棒。不过大棒是为了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这一套就是“孔老二”在其已经废弛、濒于灭亡的时候，梦寐以求恢复和再造的东西。

二、这一套的基础，在于工业、武力和文化的垄断。商也垄断了，不过商凭借垄断来实行高压政策，周则以垄断为大棒，复加之以胡萝卜。保持垄断的手段有世卿制度，有法律和典籍的神秘主义，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育政策（什么乡学、明堂之类，都是后世添进去的酱油和醋。史官和贵族秘传的文化，超越秘传的范围，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仅仅始自“孔老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力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坚决反对铸刑鼎，公布法令的“孔老二”，本人却是冲破秘传文化制度，兴办私学的首创者——至少是大规模办起私学来的第一人。

胡萝卜是垄断以外的另一种武器，不过它也是保持垄断本身的武器。世卿制度之外，再加上一个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严格身份等级，养成一种逐级对长上效忠的风气（“委质为臣”“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提倡廉耻，即贾谊所描绘的贵族有过自杀（日本的切腹，是其流风余韵）等等都是。

三、这一套，其实也是在贵族范围内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也就是说，那是贵族范围内的人权和财权的法权关系。

贵族范围内的人权财权的法权关系，是否也影响及于贵族和其所属士、庶人、皂、隶之类的关系？贵族对下面，是不是予取予求，生杀予夺的？《诗》提供了一些有关“风尚”的资料，田氏篡齐的故事，“委质为臣”的礼，“近悦远来”的箴言，似乎足以说明，小国林立，至少人民的得以“自由”（？）去就，至少使下层人民的利益也获得了某种保障。

“礼”是法权关系，好像从来没有人说过（不一定，要查荀子），这是因为中国人习惯于把法局限于刑法。……

当然，并不限于刑法。例如，贾谊评商鞅政治，就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借父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主而谇语……”“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这是一种急剧地破坏宗族财产关系，转为个人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目的，是打破宗族这个硬核，使之成为“原子式”的个人，直接隶属于专制主义的国家。这种变革，是自上而下的，是在击破先前法权关系下保障在下者的人权财权的目的下实行的。它绝不是自上而下的，目的在于保障原子式的个人的人权财权的那种变革。其结果是破坏了先前的保障，而没有任何可以代替它的新的保障。

新旧两种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两句话的意思完全变了。礼治下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天王，神权政治下的最高权威，有权要求贵族对他臣服，贵族的封地是天子授予的，他对天子相应地负有臣服、贡赋的义务，等等。专制制度下，这四句话的含义，改变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了。

贾谊论商鞅主义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辍）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仁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薄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

贾谊疏

商鞅以前，道德状态不见得好，方式不同而已。春秋一开场，就是弑隐公，242年之间，弑君36。商鞅主义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道德风尚，而在于“并心而赴时”。文帝时代这一条也没有，那是一种不求进取的黄老之术，社会风尚还是贾谊所描写的那一套，这是因为周公之道，原是以尊秩序掩盖的“原罪”，本是假的。可是，帝国加专制主义加黄老之术，那是没有目标的“权术”，所以七王之乱不可。汉代幸亏有一个汉武，要不然，文帝之后就立刻会出现八王之乱的。

帝国靠征服建立，也唯有靠征服才能维持下去。罗马也是如此。问题在于，帝国内部的个人权利如何。没有个人权利的，流于中国型的停滞。崇尚个人权利的，必流于彻底分散的封建主义，接着就有城市的兴起等……

这就是所谓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区别。

范文澜《通史》第四章“列国兼并时期——东周”

本章共分十一节。第一至七节，是政治、经济、社会史，pp. 156—190，共34页。第八至十一节，标题为《古代文化的创造》、《孔子及其所创儒家学派》、《儒家学派与儒经》、《墨子及其所创墨家学说》，pp. 190—222，共32页，分量几乎相当。这种特重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倾向，几乎贯穿全书，成为此书特点之一。而《通史》的思想，在这一章论古代思想、论儒家、论儒家以“古代思想”为其传统等篇章中，实在已经十分突出了。下面要详细摘录，分段评注，在此以前，实在不妨先下一个判断：《通史》的基本思想，是“孔老二”至戴传贤的“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现代版，是用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加以改装过了的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

I　文武之道，尊礼文化。

礼记表记篇载孔子说，夏代尊命，畏敬鬼神但不亲近，待人宽厚，少用刑罚。夏俗，蠢愚朴野不文饰。殷代尊神，教人服事鬼神，重用刑罚，轻视礼教。殷俗，掠夺不止，求胜无耻。周代尊礼，畏敬鬼神但不亲近，待人宽厚，用等级高低作赏罚。周俗，为利而能巧取，文饰不知惭愧，作恶而能隐蔽。（比较范文澜对于儒家的“批评”）

夏朝社会在氏族制度基础上开始划分了阶级……当时阶级矛盾还比较和缓，统治者还不需要着重利用鬼神和刑罚来维持自己的权力……（这是）尊命文化。

商朝进入奴隶制社会（？）统治者需要借重神……与刑来压迫大量奴隶。在那样的社会里，斗争发展了，因而产生了较高度的文化，即尊神文化。

西周进入封建制度社会，按照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差别，制定出表现等级制度的礼，每一等人各有一定的义务与权利……礼可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作用比鬼神刑罚更大。

夏人对自然界完全无能——尊命文化。

商人假借鬼神，贪暴无耻——尊神文化。

尊礼文化多少承认被统治者有些卑贱人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是极其微小的。（pp. 190—191）

II　西周的宗族制度，它的破坏，以及以此为背景的敬天保民思想。

西周宗族制度，是封建制度与氏族制度相结合的一种制度。（p. 191）

东周大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在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体会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却是负担赋税兵役的庶民。由于对祀与戎（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这里，主体是国，而且还是国君。从先秦以至五四，这个传统从来没有过变化。重视人民，以人民为主体，以民生为基础的思想，并非没有，然而十分微弱。实际上只是异端而已。罗马：保卫祭坛与炉灶。“保卫”是“戎”，所保卫的唯“祀”。“祀”中有炉灶吗？虽然“祀”可以不止国君之祀，也可以包括卿大夫之祀。）两件大事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东周在西周进步的但是简单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卓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和遗留的言论……给后来的封建文化开辟了大路，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季梁：“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六年）

虢史嚚：“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三十二年）

虞宫之奇：“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僖五年）

宋，司马子鱼：“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僖十九年）

（像这样的言论，有过充分而彻底的发挥？更不用说实行了。）

（pp. 192—193）

“民，神之主也”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秦誓（孟子所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师旷：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大誓（鲁穆叔引）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承认“革命”权：

史墨：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德，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pp. 194—195）

III　儒家学说、专制主义和宗教在中国占不了统治地位。

甲、士……唯一希望是做官食禄。但士在未出仕时，生活接近庶民或过着庶民的生活……懂得“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等治国安民的道理。……孔子学说就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pp. 201—202）

乙、孔子不认神怪，也不明确否认神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

墨家有鬼，道家无鬼，儒家居中，可以引申出无鬼论，也可以引申出有鬼神。在和有鬼论作斗争的时候，儒家常常是无鬼论者。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侵入，尽管它们在某一时期得到盛行，但总不能生根长存。从南北朝到隋唐，高度盛行的佛教也并无例外，抵抗宗教毒的力量，主要来自儒家学说，固然它本身也含有封建礼教的毒汁，两毒比较，宗教毒当然更重。因为儒学毒根一般生在统治阶级的土壤上，而统治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宗教的毒根，一般生在被压迫阶级里，要拔生长在广大劳苦群众里的毒根，费力很大，收效缓慢。

汉族受宗教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pp. 203—204）

丙、孔子主张大一统……崇拜辅相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他的理想政治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中央集权的统一思想，开始萌芽，实含有进步的定义。因为孔子要用礼乐仁义来求得统一，对战争采取反对态度，不了解兼并战争客观上正是破坏诸侯割据的旧秩序，走向大一统的必经路程。（p. 206）

IV　范文澜非墨。

墨家不反对等级，但反对儒家所说的等级。墨家主张兼爱、节葬、尚贤、尚同。……墨家反对儒家的“有命在天”，反对宿命论、天志、明鬼、非命三篇说，天欲义而恶不义，鬼神赏贤而罚暴，命是暴王所作，穷人（怠惰人）所述。

墨家反对儒家的繁饰礼乐……墨家反对不劳而食，主张节葬、非乐。

儒家主张不显谏，待国君问……墨家反对庸言庸行，主张“事上竭忠……有过训练”，“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也承认贵贱的等级……但墨子主张选择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故，要求各级贵人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庄子·天下篇》）

墨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和鬼神的赏罚上。……“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天志篇》）

墨子是庶民的空想政治……因为庶民要求得到政治上的地位是难的，所以墨子创立了带宗教色彩的政治性团体。

（pp. 218—220）

墨家学说，不可免地有其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但主观上是为庶民利益着想的。秦汉统一以后……彻底禁绝了。……后世农民准备起义，往往秘密成立宗教色彩的团体，比当初墨家的结社是发展了。……（p. 222）

郭沫若说过，先秦诸子中唯一可以发展成为宗教的学说是墨子。

范文澜对墨家有同情而无赞美，对儒家则大肆称颂，还以为儒学功绩在于杜绝了“宗教统治”的可能性。

范文澜心目中的宗教是佛教。

范文澜不懂基督教，当然更不懂共产主义思想是渊源于基督教的。墨家学说不是“出世”的，如果它演变成为宗教，决不会变成佛教式的，而一定是基督教式的。

春秋时期的三纲五常

I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左传，隐，三年）

上面这件事，春秋经无书。左传，接着上面的叙述，又作了这样的评论：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址之毛，蔟蘩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信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II　卫……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谏曰，臣闻爱子教以义方，弗纳于邪……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乐。

（《左传》隐三年）

一、这里以六顺六道对称，就事论事，也极其实事求是。抛开六逆，把六顺孤立起来，突出起来，提高起来，成为三纲（君、臣，父、子，夫、妻），再加五常，成为儒家的礼。可见，儒家，还不是单纯的史官文化，是提炼过、恶化了的史官文化。

二、君臣一纲，这里说的是君义、臣行。君义，也许可以解释为：君，举措得宜，还可以加上对臣属的照顾的意思。臣行，就是臣履行职责。这里也没有宋儒那种片面的、奴隶式的“忠”。甚至忠这个字眼，在《诗》里面未见，《左传》也少见。

孟子驳告子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注：（一）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此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于心有所不安，则当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此释“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

（二）孟子既诵其言而断之曰，彼谓不得于心而勿求诸气者，急于本而缓其末，独（犹）之可也。谓不得于言而不求诸心，则既失于外，而遂遗于内，其不可也必矣。

然凡曰可者，亦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耳。

下面，就是（一）我养我浩然之气，（二）“我知言”。

告子与孟子的辩论——生、性；理、气；内、外

对话（一）

A．生之谓性——朱注：生，谓人物之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

B．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乎？

A．然。

B．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A．然。

B．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朱注：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者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

对话（二）

A．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B．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A．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B．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注：张氏曰，上“异于”两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阙文焉。愚按，白马白人，所谓彼白而我白之也。长马长人，所谓彼长而我长之也。白马白人不异，而长马长人不同，是乃所谓义也。义不上在彼之长，而在我长之之心，则义之非外明矣。

A．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我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B．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我炙，夫物则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注：言长之耆之，皆出于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道之。（“因明”的由来）

告子说，爱情（仁）是主观的，审美的标准是主观的。至于事物的共性，则有外部的客观的区分与衡量的标准，所以，“义，外也”。

孟子的反驳有二层，第一，义不是“长者”而是“长之者”，即朱注所谓长之耆之，皆出于心，所以否定有外部的标准。第二，审美的标准也有人我共通之处（“口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我炙”）。然而“好吃”却完全是主观的，谈不到什么“外”，纯粹属于“内”。

这个争论本身，分析来有一大堆问题，暂时不去管它。倒是从这一争论，对于儒家的爱有差等，推己及人，搞出一大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可以从根本上指出它的弱点来。

爱—仁，是生（动物性），是纯粹主观的（内），是一个人和一个人不同的，而且，在社会中，这个人的“爱—仁”，可以和别人的、公众的“爱—仁”相冲突。《孟子》中拼命为舜鼓吹的，“封象于庳”——“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就是这种冲突的极好的例子。作为明君，舜不能封坏人象于庳，那会害苦了庳之民。作为慈于其弟的长兄，可以亲爱象，无论象怎样迫害他自己。这样说来，爱有差等，以孝治天下，在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这就是说，明君之道，和孝子之道不是回事，由后者推不出前者来。

儒家所以这样推，其实是把既存的社会秩序的尊卑视为神圣，必须维护，“孝”与爱有差等之说，是为了证明这个结论而硬找出理由来而已。

应该承认人的动物性，分析人的知识日进、道德日高的原因，有意识地发挥它。什么天之理，天之气，空口说白话地说人是万物之灵，无所根据地主张仁义礼智，结果无非是伪善。

《尽心》上，还有一段，说如果瞽瞍杀人，可以抓他，但是舜将“窃负而逃”，“弃天下犹弃敝踪”。朱注说，“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这是“家天下”，而不是把治理看作责任。但是孟子又在别处十分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矛盾！

福泽谕吉论君臣之义，论孔老二

I　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生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便别无他策了。

《文明论概略》，p. 35

1．“孔老二”何曾没有摆脱？他是伦常礼仪的死硬派！

2．郭沫若也大吹“君臣遭际”，见他论商鞅的文章。

II　周末，天下人都不满意王室礼法的束缚……诸侯背叛了天子，大夫挟制了诸侯，甚至陪臣执掌了国家权柄，天下四分五裂。这时……谁能帮助弱小的贵族与强大的贵族相抗衡，就能适应天下的人心，执掌一世的权柄。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这样。在这时候，唯独孔子主张尧舜的治风，提倡以抽象道德来教化天下的学说，当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从当然（时）的情况来看，孔子的事业远不如管仲之辈能善于顺应时势。……

孔孟……假若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至贬低了哲学的价值。

尊奉孔孟的人，即使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得，反而召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

同上书，pp. 51—52

感到可耻的人，就流入老庄。——李卓吾、贾宝玉。

福泽评韩愈

韩愈之上佛骨表以谏天子，俨然像个忠臣，及至贬谪潮州，仍作诗文以表忠愤之气，但是，后来又从远方向京都权门致书，卑躬屈膝地要求再度出仕，可谓是个十足的伪君子。

同上书，p. 83

威权起源的一种东方人的理论

当时不文明的社会，弱者受强者的暴力欺压，也不可能据理力争，只有一味感到恐惧而已……因此，弱者除依靠另一强者以抗御强暴而外，没有别的办法。接受这种投靠的人叫作酋长。酋长由于具有膂力和兼有少许智德，便可以抗击其他强暴，保护弱小。保护得愈好，威信也愈高，终于掌握了一种特权，或者可以把这种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孙。

同上书，p. 106

郭沫若的诸子批判

I　孔老二

1．仁：“牺牲自己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应该是所谓至善。”

“仁道……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也就是人的发现”，“恭与信就是忠，是克己复礼。宽与惠就是恕，是推己及人……敏是有勇不让，行之无倦”。

2．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然而“上智与下愚不移”。

3．注重历史，注重根据。

4．特别注重音乐。

5．礼：“把精神贯注上去，把形式普及下来，重文兼重质，使得文质彬彬，不野不史”，“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是把人文主义推重到了极端了”。

“拜下礼也，今称乎上，寿也，虽违众，我从下……他对于礼，一方面在复古，一方面也在维新”。

6．强调学，强调教，有教无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愚民政策。可不可……若仅是能够不能够，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孔子的态度无疑是开发民智的。

7．政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讴歌禅让。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前提。

孔子想制作一个东周，并不是想把西周整个复兴，而是想实现他的乌托邦，唐虞盛世。

8．结论：知命。不是宿命论（Fatalism），而是必然论（Necessitarianism）。

“孔子是生在（奴隶制崩溃的）革命潮流中的人，事实上他也正在参加着新的必然性的控制的，他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或者也就是说他探索了五十年，到这时才自觉到了自然趋势所赋予他的新使命的吧。”（《孔墨批判》）

II　老聃学派的产生的社会史根源

春秋末年，一部分有产者或士，已经有了饱食暖衣的机会，但不愿案牍劳形，或苦于寿命有限……故采取一种避世的办法以“全生葆真”，而他们的宇宙万物一体观和所谓“卫生之经”等便是替这种生活态度找理论根据的。（p. 158）

这一段说得极好。

希腊思想找First cause（第一因）and reason or logos（理性或者逻各斯），这是一种静观的出神（Ecstasy），所以要苦苦地追究宇宙的本质，知识何以可能等等问题，发展出来一种超政治的宗教哲学，和超乎日常生活的数学和逻辑学。老子的道并非Logos（逻各斯），只是全生葆真的前提而已。

郭沫若批判庄子的真理论

I　（庄子）所标榜的是超越的辩论，他“不谴是非”，而在事实上却是提出了一个第三种的是非：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1)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此）；自彼如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2)“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齐物论）

甲、因明，语源便采自这儿。

乙、但这里所谓因明只是玄学上的见解，和逻辑术是很有距离的。

丙、（庄子）要混合彼我，不分是非，在混混茫茫之中找出一个超现实的莫须有的“道”来，认之为绝对的是（是一无穷），反乎此者则为绝对的非（非一无穷），那却完全是独断。

“彼是莫得其偶”，不解。

II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

“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诙诡谲怪，道通为一。”

郭释：

指＝相对的观念（甲）

绝对的观念（乙）

非指＝绝对的观念（甲）

＝不成其为观念（乙）

马＝相对的砝码（甲）

绝对的观念（乙）

非马＝绝对的砝码（甲）

＝不成其为砝码（乙）

莛＝细草　楹＝房柱　厉＝癞子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尽管可的忽焉变为不可，然的忽焉变为不然，但总有一段相对的时期，它是“可”或“然”。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当它变成不可或不然的时候，又有可或然的东西来和它相对。

（庄子）……以天地万物一体观来混化着一切相对的差别与是非，闭着眼睛把宇宙还诸混沌，于是他以为把“物论”“齐一”了……

（庄子）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那是对的；但进一步便说“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那便是独断。……是诡辩。

《十批判书》，pp. 270—272

（一）拿绝对的流和变，来否定相对的静和定，这就抹杀了一切客观事物的分析的可能性。这就是拿貌似的辩证法，来否定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这样，一切科学分析就被辩证法的诡辩所淹没了。中国没有逻辑学的传统，没有精密科学，就是吃了这个传统的死亏。这个传统，至今还在流毒无穷。

（二）不仅是逻辑学，就是文法学也没有。

（三）庄子这两段本文的用语，就充分表明了非逻辑性。如果郭沫若的解释是对的话，这里的“指”、“非指”，“马”、“非马”全都是多义的，而且甲的甲义，便是乙的乙义，要读通它又多难？这是无视同一律和矛盾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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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莫若以明”，不解。

(2) 作者旁注：“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不解。“自知则知之”，是不是“自此……”？

郭沫若谈道家的影响

稷下的道家三派……的兴盛对于当时的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宏大……使儒家墨家都起了质变。儒家于诗书六艺之外也大谈其心性问题，企图在宇宙论方面作一枝的栖息。……魏晋以后更得到印度思想的支援，于是乎道家思想直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礼教固然吃人，运用或纵使礼教以吃人的所谓道术，事实上才是一个更加神通广大的嗜血大魔王呀。

《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结束语，《十批判书》，pp. 183—184

郭对于礼教与道术的判断，与他对韩非的批判是一致的。这一判断，也公平，也不公平。道术固然极端丑恶，“危微精一”的礼教或宇宙观，却是使道术可以得逞的前提。

关于道家哲学

（参考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ch.8）

（一）儒家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个道是道德上的善（？）。梁启超解释为“儒家以宇宙为‘未济’的，刻刻正在进行途中，故加以人工，正所以‘弘道’”，是否正确？

（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道是自然法则。梁启超说这个道是“自然法”。但自然法是一个哲学、法律、道德的概念，不是纯哲学上的自然法则的概念，两者不辨，常常弄得糊糊涂涂。

（三）道家以自然法则为根本，但不要人掌握自然法则，而要人顺从自然法则，复归于自然状态，要人完全消极地屈服于自然法则。甚至人类既已积累了一套改变自然的本领（伯乐之譬），也要他们放弃这套本领，使改变了的自然回到原始状态，同样，也要进化了的人，回复到原始化的人。

这是做不到的。梁启超对此的驳论是精辟的：

强制人复归于自然状态，这就是违背人类进化的自然法则（人类进化，显然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用人力干预这种自然法则，就是违背了道家自己的前提：“顺应自然法则”，所以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道家哲学还有一个前提，即自然界的进化现象是不存在的。(1)

（四）顺应自然法则，导致消极无为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这是一变；

顺应自然法则，导致以法（既然自然法则齐了物，所以可以用人为法来齐人）治人，变为法家的理论前提。在这里“法”既是规律，又是法律，和欧洲文字中的Law（法律）一样。

顺应自然法则，导致处世哲学上的奸巧权谋（不为天下先，后发制人），这是三变。

然而后二者，已经有人类掌握自然法则，应用自然法则的意义广。

中国古代思想，对于名词的多义，主体客体的辨析，概念的精确化，讲究很少。这既是文法学和逻辑学不发达的结果，这种习惯导致了它们的长期不发达。

196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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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梁启超自己的语言是：“人能有所为，且不能不有所为。即人之自然状态也。”这还不是“进化”，然而既有所为，就不能不进化。梁启超没有严格地用人本主义。如果他用人本主义，他就应该说，伯乐治马，是要马为人所用。即使马仅一半，比全部不为人用的马更有价值。

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法的逻辑思想——无名论》读后感

一、汪奠基本人的立场，首先值得加以分析。他的立场是无神的Hegelism（黑格尔主义），亦即自然辩证法的唯理主义。汪此书出版于1958年，正好是苏联哲学界在大大倡导“辩证逻辑”的时候，汪对这一套是理解了、掌握了的。所以，汪对老子的解释，是尽一切可能把它拉向改造过了的Logos＝自然辩证法方面去的。这一点，无疑受到杨兴顺《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的启发。问题在于，杨兴顺不过干巴巴地提出了这个命题，汪奠基则从王夫之、夏曾佑那里取来了“无名论”这个命题，渲染孔老间有名、无名的斗争，并且从“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其实是从认识论和逻辑学）两方面对老子作了比较仔细的分析和批判，所以全书比杨兴顺那本书有声有色得多。

汪书，号称研究老子思想中的逻辑问题，所以可以避免涉及老子的伦理学思想，这样，他就避开了不得不“贬”的方面，专门着重于歌颂多于批判的方面。他的写作技巧确也值得赞佩。

二、仅就逻辑学（不是辩证逻辑）方面而论，读过汪奠基的书以后，我还是认为老子无逻辑学，中国思想中无逻辑学。

《老子》中有逻辑成分，如汪奠基在本书第七章中着重分析的，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有语言就有逻辑要素，所以，哲学著作而无逻辑成分是不可思议的。所谓中国有无逻辑学，所指的当是有无成体系的逻辑学。有逻辑学，就会有如像“欧几里得”那样严密的几何学，就能够为精密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就会出现理性万能（逻辑万能）的思想，就会激荡出一神教和经验主义——进化论以及两者间的斗争，就会在人间世范围内构筑起一个政治权威干预不了进而政治权威要向之低头的理性王国。老子的书，在具体方法上，没有企图建立这样的逻辑学的任何痕迹，在精神上也绝不是独立于政治权威的。

三、证明这一点的最鲜明的证据是，老子的“道”，也和孔子一样，是服务于政治伦理哲学，服务于政治权威的。看看他的论证中，作为主体的是什么人吧。那是圣人（3、5、7、12、28、29、47、49、57、62、63、64、70、71、72、73、77、78、81各章），是士（15、41章），王（16、25章），万乘之主（26章），以道佐人主者（30章），君子（31章），侯王（32、37、39章），大丈夫（38章），王公（42章）。他对这些人教导无为之术，不敢为天下先，目的是使这些人得以持盈保泰，长生久视。

而且，老子在爱人类的道德水平上远低于墨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第65章）。他确实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但这是教训统治者的。

至于他的政治理想是复古主义，从而在社会进步问题上远远赶不上韩非，更是尽人皆知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次，也仅仅有过一次，实行过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那是文景之世。结果，并没有出现老子所期望的结果——复古、绝圣弃智、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等，却出现了一方面有点类似于近代西欧的自由放任时期的民富局面——商业资本的抬头和藩国的强大。文景之世，客观上为汉武的连年对外用兵和穷奢极侈的宫廷生活准备了基础，自此以后，中国一切是杂用王霸的儒学教化和商鞅政治的局面。本来面目的老子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老子思想在思想领域中只作为“老庄哲学”而存在，老子思想的积极方面，即汪奠基所渲染的无名论、法自然的主张，只在王夫之等不结果实的反专制主义思想中，得到了空谷足音的回响。

无为政治和守静致虚的得道之术，都从属于道的一元论。本来，老子思想中的道的一元论不是脱离内容的独立命题，内容则是无为政治和宁静致虚的得道之术。韩非袭取了他的道的一元论，歪曲他的宁静致虚之术成为“乘势驭下”的阴险权术，发展出来一种十分可憎的绝对专制主义理论，这又是老子学说的另一历史命运。这里没有说到法家。法家思想也袭取了“道的一元论”，不过没有发展到“明主贵独道之容”，只用来摧毁世卿贵族的落后势力，那还算是一种进步倾向。“法”，在中国不可能导致法治，只能导致“前主之法，后主之令”的“君主之令即法”的结局，那倒是不能归咎于法家的。

五、老子学说的上述历史命运，是历史的必然。

看起来，中国古代文明，从文武周公才进入到有完备的典章制度和系统的思想的时期。殷代甲骨文所表明的是一种巫术文化，箕子洪范是比较贫乏的，周公承灭商克殷顽民的巨大征服之后，制礼作乐，通过成康之治和宣王中兴，成为古代思想家唯一可以取法的典范，也从此成了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础。由此经春秋、战国、秦、汉，发展成为长期的专制主义，期间确实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存在。

文武周公的传统，是在征服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王畿，以此来控制众多的诸侯国家。这个王畿，以部族公民为主体，以征服初期的俘虏建成奴隶制庄园，然后演变成为农奴—采邑制。部族公民，在胜利的征服战争中高升为卿大夫的贵族和士，是不是还有独立的小农经济，就很难推想了。奴隶庄园存在的时期想来并不长，这是它本身的规律。

诸侯国家也许由两者组成——同姓和功臣分封，这是胜利者的军事殖民地，本地人即被征服者，不会是奴隶而是农奴。

周公制礼作乐，是要巩固这种封建制度，这种礼乐自天子出的制度，东迁以前，它已在崩坏中。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并非始自东迁，也许昭穆时代已经开始，厉王共和时代十分严重，宣王中兴是回光返照，平王东迁以后，已经不可收拾了。东迁以后，称霸的霸主国力所以增强，已（正）由于变法。孔子称颂文武周公，又称颂管仲，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战国时代社会制度的大变化，战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废除领主，由君主直接控制有服役纳税义务的编户之民（小农），建立起一套专制政府的官僚制度和军功授爵的赏功制度，是加强国力的唯一办法。地主经济是有的，然而那是在这种专制政治的全套制度上生长起来的。地主本身并不构成一个有其自身阶级利益的阶级，它是专制政权的衍生物，它绝不足以支配政治。

西方文化渊源所在的希腊罗马城邦，其始都有王政时代，接着都被贵族的民主政治所代替。代替共和国罗马的帝国罗马，还保留有元老院，每一个罗马皇帝，哪怕是形式，也还要得到元老院的批准。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使封建政治上下关系得以维持的意识形态是契约观念。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产生出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艺术和哲学。在中国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条件。

我还没有研究墨子，反正孔、老、法、术诸家，无论彼此间有何差异，他们的主体总是天子、圣人、明王，他们的问题总是治国安民之道。中国从来不可能有独立探索真理，崇奉理想主义，企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中国人如果要追求自我解放，出路只有一条，遁入空门。庄子如此，李卓吾如此，贾宝玉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确实是反对“礼教”的，反对帮助专制政权去“经邦济世”的。不过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反对者”的出路，总不免是贾宝玉式的。

六、所以，老子哲学的历史命运：

A．文景之世的无为政治及其后的汉武政治；

B．成为老庄哲学，接着老子本人成为道教的教祖；

C．经过韩非，蜕化为法势术的绝对专制主义的理论，是被决定了的。

王夫之、夏曾佑，向反儒、人本、科学的方向来解释老子，是很具苦心的。中国历史上，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为数很少。《老子》其实也受不起这样的抬举。因为无论《老子》对于“道”的解释有怎样正确的方面，《老子》全书气氛，全是无为、权术、反进步和神秘主义。所可惜的是，先秦显学中，要找出反对“正名定位”，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带有无神论色彩，又非直接倡导绝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家，老子而外，其余的人，即使牵强附会也找不出来！

七、研究中国思想史，王船山、顾炎武、黄梨洲这一集团，以及人们盛称的戴东原，看来十分重要。李卓吾也要注意。总之，除先秦诸子而外，宋明理学和它的对立面是第二个大题目。至于汉至五代，潮流是谶纬—佛道—神灭论，这个潮流对于近代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

八、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值得注意。

九、作为宗教的奴婢的西方哲学，并没有窒息创造。相反，信仰还鼓励了创造。

作为专制帝王的奴婢的中国哲学，窒息了创造。

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来近代文明。

中国古代逻辑与语言

I　我们研究中国逻辑史，必须重视思想语言的表述形式。因为古人名言一致，故往往以修辞统摄逻辑。

易：辨物正言，断辞则备

孔子：辞达而已

孟子：不以文害辞

子贡：出言陈辞

这都说明古人讲究逻辑语法，亦即寓逻辑思维于语言表述的形式之中。

II　无名论的辩证方法，其表述的主要形式就是基于“正言若反”的范畴判断，基于否定转化的认识关系。

三种特殊类型的判断方式：

A．“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ch.18）——甲没有了，则有乙丙；甲有了，则有相反者。

B．“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ch.19）——没有甲没有乙，则有利于丙；没有甲没有乙，则丙无有。

C．“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ch.38）——是“真甲”则以“不为甲”而有甲；是“次甲”，虽不失甲而亦无甲；“真甲”无为而亦无所为于甲；“次甲”则求为甲而有以为甲。

用这种普遍性的形式来理解，可以进而分析出老子用假言命题表达“无”的范畴判断，正是合于自然逻辑形式的方法的。因为老子相信自然的规律运动，而表述规律运动的命题，当然以假言式的命题为最适应。(1)

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pp. 49—50

弄不清楚汪奠基是诚心诚意在赞美“中国古代逻辑”（假定有这种逻辑的话）呢？还是在用委婉的词句来说明相反的意思。

1．“古人讲究逻辑语言，亦即寓逻辑思维于语言表达的形式之中”；“以修辞统摄逻辑”，这就是说，中国古代有修辞术（可是没有分析性质的、条理化的修辞学，只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修辞术），然而没有文法学；有修辞统摄之下的逻辑，然而没有逻辑学。

这样，汪奠基努力从事的“古代逻辑思想史”不得不是用一种成体系的逻辑学，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出、分析、排比、条理化其中有关逻辑的思想，进入这种逻辑体系，来观察它们的突出表现在哪里，漏洞在哪里。所以，汪奠基所拟定的题目是“先秦逻辑思想史”，而不是“先秦逻辑学史”。

逻辑思想，只要有文字，有语言，总是有的。可以没有逻辑学，然而决不会在有语言的地方找不到逻辑思想。所以，“以修辞统逻辑”适用于先秦思想家，适用于《圣经》，适用于甲骨文和金文，也适用于今天任何一个人的口头的“言辞辩说”。这么说来，说中国古代思想以“修辞统逻辑”，只不过是中国无逻辑学的委婉说法而已。

2．汪奠基指出，老子用“假言的否定判断”形式的若干种方式，分析细致。他指出，这适于表达“无”的范畴判断。

不知道这是委婉地指出，老子的范畴判断，以及由此得出的“道”这个至高范畴是神学范畴呢？还是在指出，老子的逻辑形式丰富。

其实，从严格的逻辑学来说，这种“假言否定判断”是非逻辑的——至少是没有大前提，并缺少了一系列中间环节的推论。我说推论，因为推论判断本来没有什么截然的界限。没有大前提，缺少推理过程的推论，表达出来，恰好就是一种判断。

3．委婉地反对也好，赞许也好，下面，汪奠基对此还有许多议论，留到下面再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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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这等于在说，神学命题，适于用假言的否定判断形式。

老子的名言辩

I　名

老子认为表述真知的工具是要有名，但是真知并不是空洞的名字。名的本身既不存于事物之先，亦不在于事物之中，它只是由社会的人“始制有名”。从逻辑上说，在人们思维中反映出来的是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概念，名之所以“可名”，只是对于这些概念而言的记号。思维要靠概念活动，并不是靠记号的名来求真知。

客观事物和现象本身具有的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变的……称为“常名”，但是概念的形式不是死板的，而是具有多种多样的灵活性的，表明这种灵活性的概念，老子称为“可名”……“可名”只是概念形式的假相……故曰：“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ch.16）

过去不少人误解“常名”为不可命者，实际上老子所谓“常名”，是对那些只认抽象概念的“可名”而不知“命名”为“知常”的错误逻辑所提出的新认识。能知常，则对于可名的对象必为概念的真知；不知常，则可名的名，就不免……“妄作”……亦即“名者实之宾”，老子反对不宾实的名相之名，承认思维与物质存在之统一的逻辑常名，所以说“有名万物之母”……

……老子正是用这种逻辑科学思想反驳“始制有名”的社会里，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名相论”。他说，“名杰既有，夫亦将知止”……

（但是）老子相信常名的存在，因而机械地割裂名字的概念的表述形式，并且把概念直视为本质和规律性的绝对存在，夸大“无名”之用，形成了与有名对立的思想，和反名字可名的狭隘理性，结果只有依靠道的抽象范畴，来概括一切认识法则，从而走入形上的普遍观——异名同玄，众妙之门。

II　言——“言有宗”（ch.70）、“言善信”（ch.8）

自王弼一派误解“无名”为“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以来，无数“旧注”皆谓老子反“言说相”，并认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ch.56）使“言”与“知”对立。他们不知道老子“正言若反”的基本原则，更忽视春秋末年“贵言”与“不言”的政治逻辑思想斗争。……

老子关于怎样用语言表达真知的问题来看，在道德经里有一套系统的说法。……老子论知的五个主要形式：

（甲）无知与无常（ch.71、16）

（乙）知足与知止（ch.46、32）

（丙）不知与知不知（ch.71、56）

（丁）自知与有知（ch.33、53）

（戊）知其故与知其然（ch.73、57）

如果把这五条连贯起来，就可以看到老子论知的理论是说：（1）知是无穷尽的，面对无穷尽的知，先要抱定“不我知”的无知与“知常”的求知精神，才能做到“无不克，则莫知其极”的认识（ch.56）；（2）但是在无穷尽的进程中，“知足”、“知止”的条件性限制还是必要的，否则无法明白个别的真理。必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才能知其故，知其然；（3）必以“不知”与“知不知”相结合，并以“知不知”为上，去掉“不知知”的毛病，然后才可以达到真知……故知博为博，则有不知；以言为知，则亦非真知。（ch.81）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要杜绝“虚言”或“多言数穷”的主观判断。……把无名论歪曲为“无一文字从外而入，无一文字从内而出，无一文字住此法中，无一文字共相见者”（大般若经），这是旧哲学中佛道同一的谬论，是应严厉批判的——虞愚《中国名学》，p. 16即持此旧说。(1)

III　辩——大辩若讷（ch.45），善者不辩，辩者不善（ch.81），古本作“善言不辩，辩言不善”。

所谓大辩即指运用逻辑范畴形式的“辩说”而言。若“讷”之“讷”，即《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讷”，老子注重行的思想非常突出。如谓“周行不殆”，“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强行者有志”，“勤而行之”，“行无行”等，均以行为辩的实践标准或检证方法。大辩若“讷”的讷，就是用“谨行慎行”，用“言之难”的思想态度，来坚持合于自然客观规律性的辩说之“道”以表达真理的认识。(2)

这实在太美化老子了。汪奠基已经再三指出，老子的“道”是所谓辩证逻辑范畴的“道”，是神学，而不是科学，哪来的真理的认识呢？除非汪奠基心目中还有一种数学泛神论、逻辑泛神论的真理论，亦即新实在论的真理。不过，在中国既无成体系的数学，也无条理化的逻辑学。中国的“道泛神论”决不会变成笛卡尔、Leibniz（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只会流入老庄之老的啊！

这一条批判，对于“言与知”也是适用的。基本的逻辑范畴“道”设定了，知，最终就是要知这种道。也许正因为汪奠基心中的道就是新实在论的道，所以他对老子这种道是同情的，是努力排除其虚无主义的因素，亦即排除可以释为佛道同一的因素，拼死命往新实在论这一面拉。

如果这样，那只是在做无益的美化工作。中国分明并不存在与全知全能的上帝同一的，可以作为理性主义的第一原因的“道”，理由是，中国传统只有无条理的经验主义，非逻辑的相反相成，和虚无主义的出世主义，不存在希腊思想化了的基督教。所以，这种美化，实际上是企图造作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假历史。

我从前评论过汪奠基对老子作了非历史的评价，我说过，一种思想体系，不仅应该就其本身加以评论，还应该根据它的历史命运来加以评论。老子体系的历史命运，从未走上过逻辑泛神论—数学泛神论那种理性主义，它只有黄老之老和老庄之老这两条前途，把它拉到理性主义上去，是此路不通的。

黄老之老和老庄之老，井不是对《道德经》的歪曲，这里就不去详论它了。

其次，所谓“善，不善”，与“辩，不辩”的说法……首先要知道老子说的：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ch.49）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ch.62）

尤其重要的是老子所持善的辩证说法：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ch.2）

善复为妖。（ch.58）

（所以），所谓“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清楚说明老子认为“辩”是必要的，而且联系了善与不善的评价关系。……（把）这两句话……分析地列举出来，应该这样说：

正言：善者不辩，则反言：不善者辩。

正言：辩者不善，则反言：不辩者善。

这就容易理解，老子对于辩，绝没有视为与“善”对立或违于善的反辩说思想。……老子的意思是：“既有辩亦有不辩”；辩不辩的关系，涉“善，不善”的事物评价判断。（但是，即使从汪释“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也只能译成，“善的事物，无待辩而为善。‘有待于辩’的事物，是不善的事物”。这种善与辩的关系，也过分绝对了吧？）承认辩与善为正反的辩证关系，这正是抓住了范畴概念的说法。

（Up to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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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也许确实如此。不过这跟“异名同玄，众妙之门”怎么连得起来呢？

(2) 作者旁注：根据不足。仅仅说到“行”，不知即谓以行为检证方法。

老子推理方法的非逻辑性

（汪奠基此书，多次竭力证明老子是“逻辑的”，是下面这一些论证，实际上证明了老子全部论证的非逻辑性。）

I　类推法。

在道德经里很容易见到引用极浅显的、常识的东西，作了极深刻的科学的比喻。例如对“道”这一极抽象的概念，却有很简单而具体的理解……就是依类比推论来论证的。（又如）

“江海所以能成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ch.66）

像这些推理形式都没有具体规则，严格说来，并不是什么逻辑上的发觉；所以许多超出前提的结论，概括不当，扩大类比，以至推出事物性质以外的种种非逻辑推论，如以坚强论死，以柔弱比生等……

II　归纳法。

（老子）虽然没有明白地提出什么有关定义的形式，但是从他运用的例证来看，已经告诉我们，在考虑一般法则和规律之前，应先有引起关于法则和规律思想的事实。由考察事实开始，然后再从事归结到一般原则：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老子想尔注：众甫为终始），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不过）老子在归纳法方面，主要是不完全归纳的运用，所以结论上表现草率或超出结论范围的很多。例如说：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结论超过前提。(1)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结论亦超出前提。

III　袭明——因明法与玄通法。

老子还发觉了比普通逻辑的“分析法”与“概推法”更为深刻的“微明”、“袭明”与“玄通”的思想方法……“袭明”即庄子所谓“因明”。

“微明”或“袭明”法认为思想活动，必须从精细、明白入微。开始因物制胜，由袭而明，以达直观意识的清晰为主。老子对于知识是有批判的，主“弃智”，反“智治”，谓“虽智大迷”，等等。正说明他重直观或静观的“观复”活动。道德经叙述这种认识的地方很多：

“孰能浊之静以随清”；

“致虚极，宁静笃……吾以观复”；

“为大于其细……必作于细”；

“见小曰明”；

“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将要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微明法或袭明法重在分析、观察、见小、作细。老子认为客观事物现象的本质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存在，所以思想认识，必须慎终如始，因物制胜，袭其微妙，观其会通。(2)

“玄通法”则认为思想活动，必须注意自然界事物现象的变化为无穷而亦无尽。虽然对感觉现象说有“深不可识”者，但是从“道”的范畴形式来看，特别是从“知不知为上”的精神来看，常无常有的微妙，“精之至”的朴存，都是能知的。老子说：

“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玄德深矣远矣”；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玄通法”重在“涤除玄览”，与物反观。对深远的物德，用“无不克”的精神，以求“知常观变”；用“玄同”的综合方法，以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从而获知其不知。

“微明”与“玄通”是互相为用的统一方法，是代表老子分析法与综合法的两种形式。不知微妙，就不能玄通，正如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无疑……这并不能直与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方法相比。明白地说，它承认客观对象有“易散”的部分，所以必须从精微的东西统一起来加以认识，但是并非真正用科学方法把意识的对象分解成各个部分，从而又把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综合成统一体。……

夸大的类比，把或然率极低的归纳推论归之为必然的结论，“因明与玄通”而不是“分析与综合”，你要说它们都是逻辑方法，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这些无非证明老子的体系是不合逻辑的神学体系，远远达不到“理性主义”的标准。进一步讲，正是由于这种“逻辑方法”，从老子开始长期来成为中国思想的顽强的传统（它渗透到法家、儒家，渗透到宋明理学中去了），所以中国一直并不存在什么逻辑学、文法学与数学。基督教和希腊思想中最宝贵的传统，虽然一直是西方神学和神权政治的顽强的堡垒，在中国是阙如的。

汪奠基还进一步论证，老子体系中“同一、矛盾、排中、充足理由”四律如何表现。全录于下。

IV　关于逻辑简单法则（按即同一、矛盾、排中、充足理由律）的例证

a．道德经首章说：“有无”同出异名，这就肯定了一个抽象的同一观。

道德经23章说：“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这当然是论同一性的认识。

老子是从“同出异名”的关系上来讲明同一性的存在的。……他对同一性主要还是采取客观相对的看法。(3)

b．（老子）根据异的概念，已经认识到思维不能无条件地同时有“道”与“不道”或“非道”的并存。所以矛盾法则的形式，是通过下面的表述方式进行的：

“大道废，有仁义”；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大道”与“仁义”，“乐杀人者”与“得志于天下”不能同时两皆对道概念为真。矛盾的逻辑性与现实性在老子是有分别的，(4)他的朴素的辩证思想，正是明白肯定了“现实矛盾”的存在，谓“善之为善，斯不善”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c．老子认为思想认识，必须根据一定的原则性，不能无所去取：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故去彼取此。”（ch.38）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ch.73）

这就是排中律的运用（！）

d．又如75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是完整地运用了充足理由律的说法。（以上均见注书ch.7）

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

中国式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同一、矛盾、排中律”的地位。也许这就是徐光启初见几何有所震动之故？

18世纪的欧洲人初见中国式辩证法，惊为妙绝，周易还启发了（通过Leibniz莱布尼兹）电子计算机。世界文化的每一个因素都含有积极的因素。不过对于中国人说来，这个包袱太沉重了。

Compare（对比）《矛盾论》引“祸兮、福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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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这条，却是汪奠基证为“无”的范畴概念的主要论证。

(2) 作者旁注：这是逻辑吗？这简直开宋明理学的先河：格物致知。

(3) 作者旁注：太委婉，干脆，那是否认同一性。这是中国式的辩证法。

(4) 作者旁注：这是曲为之辩。既以“客观相对的态度”来看（实际是否认）同一律，当然不会去排除矛盾。

老子与古算、周易

I　老子“正反”的逻辑思想方法，正是结合春秋时科学兴起与发展中的数学概念和周易的推演来的。

II　周官保氏列九数为六艺之一，而九数的内容，基本上是符合于“作立赋”与实行“初税亩”制的赋税力役时代的需要的。

保氏掌谏工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曰九数。（周礼，vol. 14）

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均功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上条郑注）（又，校勘记谓，夕桀二字，马注有，郑注无。也有人说是后人据《释文》所加）

九数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术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者，此汉法，增之……案今九章以勾股替旁要，则旁要，勾股之类也。（以上孔疏）

所谓田畴界域、贵贱禀赋、远近劳费、功程积实等演算题材，正是春秋时代的问题。所以郑玄释《周官》九数，直与《九章算术》的一般意义相合。代表古代数学较早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成书可能在战国年代里，但是他们提出“累思”、“精习”，理智“推断”的理论，和“御错柔正负”的方田术，“异名齐一，校其相多”的课分术等，则是述自历史早有的筹策智识。

汪自注：宋鲍浣之，明朱载堉均称《周髀》为成周旧文，刘徽、李贤注、郑玄传，亦谓《九章》因“周文遗残，各称删补”云云。

假如这样的了解不错，那么，老子的正反概念，尤其是关于“负概念”的理论对象，当然是反映这一科学思想历史的东西。这就是说，早在周髀九章里所取的同名异名，相反相用的“正负”法，和异位相从，殊形同列的“齐同”法，对于老子“有无同出而异名”的范畴思想方法，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周髀》《九章》有论“母子合分”、“盈虚相推”的推演形式，“以小推大，损之曰益，益之曰损；屈信相感，寒暑相奸”等基本论式，都与老子论得母知子，知子守母；以及论盈虚、损益、寒热、屈信等相对概念的命辞（命题），形式上极为相合。

III　无疑，今本《周髀》《九章》的成文，可能有刘徽所谓“演申”的近语，但是所有论正负、同异、奇正、多少、长短、方正、廉隅、盈虚、损益、隐显、强正、弱负、无入、无名等变易相推的策算概念和规则，绝不是什么“近语”，因为这些范畴概念，基本上与《周易》的卦象如否泰、谦丰、损益、剥复、既济、未济等是相合的，而与观象观法的“穷奇偶，备相成，本阴阳，极变化”的易数理论也是相应的。

老子从科学历史上接受了这些范畴概念的认识，并以之运用到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的认识上，概括出一个适于自然的正反辩证的思维语言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他所谓“正言若反”的思想方法。

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pp. 39—40

汪奠基是数理逻辑学家，他着重“负概念”和“正反辩证法”之渊源于古算，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以上他也谈到周易，但是他是以周易证《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中一些重要的概念并非“演申”的“近语”，在这里还没有打算研究老子和周易有什么直接关系。直接关系的讨论也有，见下：

IV　正反相推的道理，本来是古周易所发觉的。老子继承并且发展了这种推论方法。他说“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周易创用阴阳翕辟的排列法，概推一切正反相对的矛盾关系，并且从卦序来区分正反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俯仰相次，反复变易。如乾坤离坎的或对、或错、或旁通；如屯蒙需讼的或复、或综、或反易等，既自相对易，亦自相反易，察曲知全，执微会通。老子则教之以：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柔胜刚，弱胜强。”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报之，不足者补之。”

“道隐无名。”

司马迁说“易本隐以之显”。老子的思想方法，正是进一步结合“正反”的形式发挥了这种逻辑推演方法。刘师培在论易卦推演时说：

“上古之时，数学未明，即以卦爻代数学之用。易爻之分阴阳，犹代数之分正负数也。”

“系辞所谓阳爻多阴，阴爻多阳，是犹正数负数两不相等，又阴爻可进为阳，阳爻可降为阴，是犹正数之变为负数，负数之变为正数。若夫一卦之中阴阳爻相等，则其象必消，如泰否，既济未济是。”

老子说，“善数者不用筹策”正是要从筹策发挥推演与心算的作用。否则限于有形的行位关系，必有数舆无舆之感。老子时代的数学认识，虽然还是筹策的计算形式，但是已经很好地认识到量的“正反”，有绝对与相对的概念关系。这就是说，由策算不用负号的形式上，已经知道“负量”并非量的否定，因为在推演过程中，负的本身，始终是正的，同时与相反的“行列”又必须是互相对立的。所以正反关系的表现，同属于同一运算对象的性质所有，老子从科学历史的经验认识上，接受了这些朴素的辩证观点，谓“古之所谓曲则全者，诚全而归之”。……所以认识的方法，必须掌握自然的逻辑范畴——道——即自然的物质规律性的正反概念，来进行推理的活动。……

在哲学和科学上（包括逻辑），强调“负概念”的理论意义，本来是比较晚出的问题。古代中国自然哲学思想，多源于筹策和易卦的形式认识。阴阳正负的概念，开始就形成了极丰富的推理形式。所以在科学史上，我们祖国先进数学家，本来比西方几乎早过千百年即有“联立方程”与“正负术”的演算成立的——希腊Diophante(1)略有论列，但不及九章远矣，经18世纪Bizout(2)研究后，始有完整的正负术，老子范畴概念的逻辑思想，确实代表了这种先进数学的理论总结，他提出的辩证概念的“无名论”，高度概括出负概念的“无”的存在原理，建立了古代中国最早的辩证思维形式的自然逻辑范畴与逻辑理论。

（pp. 42—4）

可见，汪奠基的论证周易，还是归于数学。

不过，即以数学而论，哪怕“负概念”提出得早，系统地发展成“意义的体系”，却始终没有做到，一直要等从外国输入。而徐光启输入几何以后，还没有在中国马上产生出什么反应，一直还要等三百年，到鸦片战争以后——不，到戊戌政变以后！

还得看一看，老子的“负概念”究竟怎样应用的：

V　……《诗》有“无声无臭”，《礼》有“恭己无为”……但是，这些无的说法与老子所谓“无”的逻辑范畴并不是同值性的东西。老子所谓“无”是表明自然辩证的实质性的东西，它既具客观实践意义的“无”之用，亦具有无相生的本质联系；既归根为“朴存”，亦扩散为“形器”。是辩证思维上的否定式，亦是直言判断的逻辑负概念；既有其绝对本质的一面，亦有相互对待的一面：

（一）“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ch. 14）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ch. 40）

“大方无隅……大象无形，道隐无名。”（ch. 41）

所有这类的“无”，实际上都是绝对“有”的存在，就是所谓“道”。

（二）“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ch. 2）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ch. 11）

“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ch. 43）

像这类的“无”……乃对待之辞，决非对“有”的东西的反对，而是对只知有“有”之利的反对……老子的否定式是古代逻辑史上很重要的发现，基本上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不是赤裸裸的‘不必要’的否定……”

老子的……否定式的转化过程就是自然过程的由敝而新（ch. 22、15），由易而难（ch. 63），由细而大，由下而高，由无而有的范畴表现。

（pp. 45—47）

以上均见于汪书第四章。这一章，汪奠基的分析细致，并且作出了十分肯定的评价。我本来以为他会由此达到中国文化优越论的结论，不过他究竟还是作了合乎历史的评价的。这见于第五章。

VI　《道德经》里作为辩证范畴的“道”与论客观自然运化的规律形式，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异。（p. 51）

……（这样做，老子是把）形式性的逻辑概念，混同于朴素辩证意义的逻辑范畴形式；换句话说，把自然客观事物的矛盾，混同于主观思维的形式逻辑矛盾。（p. 56）

从一方面看，“道”完全是抽象概念一类的形式，它既不表现物质现实事物本身，亦不能离开形式逻辑推论或理论假设的思想(3)……另一方面……“道”既具有最大共性的大，又有适应于客观规律的泛兮其可左右的“法”；既具有“无为、无事、无味”的否定形式，又是“敝则新”的新旧转化运动——整个进程是“大、逝、远、反”，因此道的存在具有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可能与现实，以及动静、因果等关系性的辩证范畴(4)。……

……第一方面……只属于形式逻辑抽象概念的形式，所谓“大道”的最大共相，只有一般性关系，没有时间发展的历史，所以不适用于直接对待现实界事物……

他说，“大道泛兮”的“道”……是由多数对象构成的类……（通过思想的抽象所得的）概念形式……（他还利用）最单纯的数量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后才能展开“容乃公”的推论方法……他不知道普通概念的局限性，所以他往往专靠数量关系的单纯概念，或用“抱一”、“得一”的演绎形式，普遍地展开所谓“玄同”“玄德”的推论形式，并且以之检证客观自然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对立诸现象，有时竟以“道”的“无象之象”的抽象形容性，代替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换句话说，把概念形式的理论证明，当为对真理探索和对具体对象分析的方法同样看待。……（pp. 56—57）(5)

老子为什么会陷入这种错误呢？主要当然由于他在朴素辩证思维的认识上，并没有达到真正逻辑的自觉(6)，一方面把个别与一般混同起来……另方面，又把一般的认识过程同人们的实践活动割开了，所以自然会走入不通过个别的感性活动而跳到理性概括的空想了，譬如对“希夷微”的说法，直是把感性的现象特征，从无名的本质概念中无条件地否定了。

因此，老子朴素辩证观念的范畴概念，并不是真正就自然对象上或个别事物的过程中，抽出联系事物的关系认识(7)，而是用“绝巧弃利”、“不见而名”等方式，来排除各关系所联系的事物。这正是以机械静现形式对待唯物思想的方法。(8)

他虽然积极主张“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ch. 54），但这只是以类度类，由同到同的简单类推，绝不是从各个不同的个别事物中，取得其中的一般联系。所以他最后只有采取“不见而名”的办法，专作“道”的理性推论，只有直取“常道”的概念形式，来说明所谓合理的真义。

（pp. 58—59）

VII　老子在范畴形式方面表现了许多朴素辩证思维的优秀认识，但是因为他只限于古代直观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所以严重地混入相对主义的逻辑形式(9)，特别是走上循环论证的“唯道是从”的形而上学道路。

如果是要明白老子在范畴认识方面为什么达到了错误结果——强调统一，不自觉地排斥矛盾对立。这当然应该详细结合中国古代历史特殊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社会特征与自然科学发展来分析。本文不拟叙述这方面的问题……

道的概念意义和范畴意义在老子朴素辩证观念方面显得非常复杂而且混淆。……表面上可以从他所谓“玄同”和“玄德”两方面来看。但是这里牵涉《道德经》整个哲学认识问题。我们现在也并不拟讲这样的大问题，只讲一讲……形式性的逻辑概念混同于朴素辩证意义的逻辑范畴形式……（见VI）（p. 55）

①唯道是从，②强调统一，不自觉地排斥矛盾对立，③玄同、玄德。

汪已把玄同玄德归结为“哲学认识”的整个问题，“不拟讲这样的大问题”，其实在VI里已经从逻辑学的角度论证得很好了。汪奠基也许是从新实在论或逻辑原子主义来批判“玄同”“玄德”的，但是，从“实验哲学”的角度来批判，话也很简单，那是神学，不是科学。就因为这原因，无论汪奠基给老子戴上一个多崇高的“唯物”帽子，老子，总不能不成为老庄之老。

重要的是，“强调统一”的历史特殊发展的背景。汪奠基提到了它，但是不愿意议论到它，也许有特殊的苦衷。要知道，议论到这个问题，孔老二还有些Aristocracy（贵族统治）的味道，老子简直是Despotism（专制主义）的理论开山祖了。

汪奠基也提到“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他假如在这方面展开一下的话，对我应该是有用的。没有，可惜得很……

6/1

（补论）在VI的摘录中，已经摘录了“老子没有真正逻辑的自觉”这一段话。另在这上面，汪奠基还有一段话，说得既委婉又深刻，摘录于下：

老子曾指出，“如果不知事物的根本形成之故”，则必“致数舆无舆”。所以他很重视“握固”与“抱一”(10)，主张结合“一般”与“个别”的联系关系来看事物的自然关系。他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他的“玄同”的形而上学观点，使他始终坚持用“道”的形式，对待一切关系。相信自然推论的“玄觉”形式，而不知应从“关系项”的事实需要出发，他特别轻视感觉经验和实践检证的认识过程，只抓住一个相对的时间推移，以为“长生久视之道”都是可以“静观”“坐进”的。这就是他用个人直观、幻想依道的范畴形式，解决一切现实矛盾的错误想法。（p. 58）

这就是说，老子的“道”，不是世间事物现实关系的观察中的因果、规律等一直上溯所得的Logos（逻各斯），而是道士的静修的道，婆罗门苦行以求融合于“实体”的道。那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抓取某些现象推衍出一个彻底脱离现实生活的“道”来，从根底上说，那是彻底不合逻辑的。汪奠基说没有“真正逻辑的自觉”，实在不免过分委婉了一点。

一切用老子的道比之于Logos的人都或者看不见，或者故意歪曲这一点。汪奠基并不这样做。他委婉地指出“辩证逻辑范畴”的道，和概念形式的道的混同，这种说法是严格逻辑学的。正因为是严格逻辑学的，所以在哲学上也是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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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丢番图，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学后期的重要学者和数学家，是代数学的创始人之一，对算术理论有深入研究，他完全脱离了几何形式，在希腊数学中独树一帜。——编者注

(2) 疑为Étienne Bézout，艾蒂安·贝祖（1730—1783），法国数学家。

(3) 作者旁注：干脆一点，是Theology（神学）。

(4) 作者旁注：汪奠基都用逻辑学名辞。干脆一些，这是在说科学。

(5) 作者旁注：（见补论）。

(6) 作者旁注：说得十分委婉，什么叫作“真正逻辑的自觉”？

(7) 作者旁注：数理逻辑即关系逻辑。汪奠基在这里把关系逻辑皈依到“辩证逻辑”名下去了。也许是不得已吧。不过，辩证逻辑不是逻辑，而是Theology（神学）。

(8) 这种论断还可打问号。机械静观，还要观察事物，从经验出发，作出概括，不过概括得歪曲，并且通到第一原因和最终目的那儿去而已。“绝巧弃利”、“不见而名”，把全部经验因素全都排除掉，是一种彻底思辨的神学，哪能说是机械静观呢？此其一。其次，寻常用机械一词，是指不承认变易的那种宇宙观而言。老子的体系则相反，使他走到彻底思辨神学上去的，是他的所谓辩证法——这个传统直沿到宋明理学，在这里，《周易》起的作用很大。这不仅使中国哲学具备十分特殊的性质。它既使Leibniz（莱布尼兹）惊喜交集，也使中国从来不去认真分析事物间的关系，却常常是高度综合的。中国人实在聪明，中国人又实在太不严肃认真……

(9) 作者注：说相对主义是很对的。阴阳就是相对。汪奠基还罗列了一大堆“对反”“对成”〔用吴寿彭译Aristotle（亚里士多德语）〕的老子的逻辑形式。说这是辩证法，还不如说是相对主义的为好。

(10) 作者旁注：不过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论，不是从“一般”到“个别”的归纳。

孔子翻经，其学本出于老子

I　孔子翻经，其学本出于老子，但是又怕老子“发其复”，所以对老子说“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当时孔子为北学领袖，三千门徒，遍布东夏，老子在政治上既已退去，其势不能不取“曲则全，枉则直”的方法，著五千言以发其复，这种看法，可能是符合当时思想斗争的历史事实的。

以上为“近人如刘师培章炳麟之说”。

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p. 18

II　章刘著作：

《国故论衡》，章炳麟，章氏丛书本

《中国论理学史序言》，刘师培著，刘申叔遗书本

III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注，音盘）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庄子·天道篇》

“西藏书于周室”，恐应解为要周室的藏书来阅读研究。

“（盘）十二经以说”，也许是陈述自己对十二经的研究心得。

可不可以举为史官文化，第一次下移而成为“私学”的证据？

荀况发现了“人”？

商代“听天”到老子“顺天”，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但始终没有完成发现“人”的伟业。完成发现人的“盛业”者，要等到荀子。这自然也是因为他生在天的地位降落，人的地位提高以后，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与要求，因而更鲜明地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的他的学生韩非，就更不闻问天神，而从“人”一方面著书立说了。

罗根泽：《古代发现人的历史——诸子考索》

本来想多摘录一些的，不过摘到这里也就够了。

荀况、韩非并没有发现芸芸众生的“人”，他们发现的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予—人”。荀况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这个人就是统治芸芸众生的“予—人”，这“一个人”，是“贵独道之容”的明君，天道是体现在他身上的。

未曾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西欧的人，似乎还是未被发现的人。照罗根泽的意思，这要等文艺复兴时代。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全面误解。见《基督教》。

论韩非的《五蠹篇》

I　“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待兔）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尝累罚而不免于乱。

这里唯一可以赞成的思想是时移势易，“不可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至于说“古者”“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那是不对的，虽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思想家的共同的幻想。因为在采集和渔猎经济中，同样有“争”，而且部族之间的战争恐怕同样是十分剧烈的。

II　“仁不可以为治”——“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其义”。

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这一段，规定了所要讨论的主题，又规定了为谁来解决问题。

主体是“人主”，提出来的问题，是“人主”提的。

既然确定了问题是为“人主”提出来的，所以，孟子之类的儒者的命题：“君视臣若草芥，则臣视君若仇寇”就已经被排除掉了。换句话说，在韩非的思想中，“犯上作乱”，即革命权，是彻底地被否定了的。

韩非确实是这样主张的，仲尼和哀公的例子足以证明他的这种主张十分强固。哀公是“下主”，这个“下主”的为君的权力不允许有任何怀疑。他指出，哀公“南面君国”，有权有势，“势诚易以服人”，民“服于势”，仲尼也“服其势”，接着，又以丝毫不允许怀疑的态度，要求学者说人主，要“乘必胜之势”，求“可以王”之道，而这就是全文的主旨。

韩非如此规定主题与主体的时候，还明确指出，“人主不必及仲尼”，为治不应该务行仁义之道，这就是说，为人主者，乌龟王八蛋都可以，只要是人主，就都有势，问题只在于如何运用权势。这就把权势以外的任何东西全都排除在“政治”这个范畴之外去了。

韩非这篇文章，确实非常明确。论述的明确性，来源于主题和主体的明确性。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才不愧是奠定了中国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著作。

III　全文的逻辑联系和先后次序并不那么整齐，主题与主体并不是首先提出来加以规定，而是列到了他所要指明的五蠹之一的“籍仁义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中去了的。而且，韩非这篇文章虽说是反对五蠹，其实着重点全在第一囊上，第三蠹“带剑聚徒属，立节操以犯五官之禁”也被他包含在第一蠹中去痛加论列的，其余不过泛泛带过，并未展开。

第一蠹大体上分为五个论题：

一是仁义辩智足以亡国或削国，唯有富国强兵才足以超五帝，侔二王。

二是人性本恶，所以，治国必须“赏厚而信，罚重而必”——在《显学篇》中，还指出群众是短视的，“民智不可用”，这是对于人性本恶的补充解释。

三是承“赏厚而信，罚重而必”这个前提所作的进一步推论：“誉仁义则害功，用文学则乱法。”

四是以上推论的补充——不行仁义，君主任用的不都是小人了吗？答复是肯定的：“人主处制人之势，奚待不欺之士。”

记得在别的文献中，还读到韩非论人主权术运用的诀窍，说到能用则用，不用要杀。五蠹篇中还没有作这样的发挥。不过这本文选所选录的《扬权》篇里也已经有所补充了。

五是结论：“明主之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但是“以斩首为勇”，不是以功叙爵的意思，《定法》篇批评了商鞅的“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同”的政策。

下面摘录以上五条的原文。

IV　仁义辩智足以亡国或削国。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

韩非在这里还不够勇敢，因此陷于逻辑上的矛盾。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那是对儒者称道先王让了步，可是，他又力争上古的“轻辞天子”是因为“势薄”，当今“重争士橐”是因为权重，这就是把上古和当今的“事理”看作是一个，那么说“上古竞于道德”就和上述命题相矛盾。

韩非要是彻底一点，他就应当在理论上彻底粉碎道德这个范畴，并证明上古也不例外。他的本意是这样的，他以性恶说为基本，下面摘录的这一段，他证明，世间并非没有“乱子”，其实彻底一点，他还应进一步证明世间的“顺子”即有也不过是例外。

V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是以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法莫如一而固。

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来必冶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而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这是彻底的性恶论了。

针对如何对付“本恶的人性”，性恶论者还可以分成二派，一派重教化，一派重刑赏，或者还有主张教化与刑赏兼施的。当然，认为本恶的人性实际上是在“为善”，那在中国哲学中是从来没有的。韩非矢口不谈教化，唯重刑赏。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誉辅其赏，毁随其罚”，那就是要舆论跟着刑赏转，这一点，还成为以下三条论证的根本立脚点。这是一元论，而且一元论得十分到家！

VI　誉仁义则害功，用文学则乱法。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伊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节游学者日众，此世之所以乱也。

“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这里，逻辑上倒是极度发挥了矛盾律的。据此，韩非要求灭绝文学，扫平邪说，全国军事化，“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两千年来中国的停滞，意识形态上的根源，实在可以上溯到商鞅、韩非。篇末评注，于此当痛加评论。

VII　教化无用：“人主处制人之势，奚待不欺之士？”

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此句，译文解作“也没有叫人不欺诈的法术”）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且……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

这一段，原文次序，后段在前，我把它颠倒了。

因为后段述“人主处制人之势，奚待不欺之士”，韩非申述得更加强调。而且，这一点是“道德教化无用论”，在韩非思想中地位也特别重要。其实，韩非不仅主张道德教化无用，他还进一步主张，人主待下，干脆就是“权术”。用人，就是利用他。利用不了，会被别人利用，干脆杀了他。既然是利用，那也可以被他利用，这就是，要利用对方想利用我之处——彼此相欺，而君王手里有的是“制人之势，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在彼此相欺中处于绝对优势，总能达到利用人的目的，而不会被人利用了去。这样，岂但道德教化无用，而且应该彻底废除。

彻底废除的理由，除人主处优势，无所用于道德教化而外，还有一条，是人民愚昧，“上智之所难知”，道德教化的效果缓慢，“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这就是所摘录的第二段的意思了。——当然，第二段不仅包括道德教化，也包括Hegel（黑格尔）所谓的经验科学。无论韩非有意还是无意，无论当时的思想家其实都还不承认有所谓经验科学，韩非这一段话，同样具有窒息扼杀一切科学教育、科学发现的历史意义。因为，战国时代，墨家重技艺，还有农家。经验科学还没有像以后那样被贬低到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贬低它，当然不只是韩非思想的作用，韩非思想就中也起了一份重要作用，应该是肯定无疑的。

Ⅷ　明主之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这是结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是李斯和秦始皇的理论根据。现在可以评论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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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笔记本的迹象，可以看得出，评论是写过的，后来又撕毁了。因而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它的内容了，实在可惜！——编者

“令行禁止”见于《韩非》

I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制分》

II　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饰邪》

III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

赏罚可用则令行禁止。《八经》

IV　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难势》

V　襄子操令行禁止之法……《难一·襄子围于晋阳中》

VI　母为后而子为王，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备内》

VII　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遣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饰邪》

一、粗略地读一遍，“令行禁止”凡六见。发明权是否属于韩非，待考。

二、“令行禁止”这个命题，是从“乘势”推衍出来的，所谓“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法重”，其结果是“国博君尊”，甚至女人执政，还是可以达到“令行禁止”的地步——所谓“母为后而子为王，则令行禁止”。

三、“令行禁止”似乎有一个道德的前提：“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公义行则治。”

和“令行禁止”这种公义相对立的是：“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的这种“人臣之私义”。私义行则乱。

这种“公义”是人主的“公义”。

公私是相悖的：“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五蠹》）

韩非之论公私之分，还需要从头到尾地搜寻全书，另摘。

赏罚共则禁令不行。《外储说右下·经一》

韩非的“道”

I　《解老》有两段直接的论述。第一段是：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我把它译成现代语：

理是（事物的）方圆、短长（广袤）、粗细、坚脆的差异，规定了理，然后事物可以述说。定理（一定的可以述说的事物的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而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的事物，不可以说是恒常。恒常是无所变易的，所以是没有定理的。（反过来说）没有定理的就是恒常，所以恒常是不可道（不可述说）的。圣人观察它的玄虚，运用它的运行轨道，勉强命之曰道。所以，“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这里有逻辑上不周密之处，（一）如“分”，只能解作差异，差异可以发展成为“形名”，而不能直接就是“理”，而在韩非书中，“形名”与“理”的意思虽然含混，总还是有区别的。（二）既然可道之道，不是恒常的道，那么韩非所谓道应该是“万理之所稽”了。但是，这一段，缺少这样一个过渡。至于韩非列举事物之所以区分，不及声、色、味，那倒并不奇怪。

同在《解老》中，下面一段，梁启雄怀疑非韩非所作的，说到道是“万理之所稽”：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广雅释诂：“稽”，合也，当也，同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物斟酌焉，万事废兴焉。……

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昌……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既然道是“万物之所稽”，那么似乎道应该是Logos（逻各斯）。然而这个道又是不得不化，是无常操的东西。道变化无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术”家的本来面目，他们是借道来美化“术”的。到此为止，似乎还合乎韩非的本色。

但是韩非强调有道之君与无道之君的区别，所以，这一段中用大段华丽辞藻来申述的“得之以生，得之以死，得之以败，得之以成”的道，就显然不是韩非的本色了。就这一点来说，梁启雄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II　不问有无“极因”，不存在本体论的问题，这是诸子都一样的。韩非的道，不是Logos（逻各斯），这是当然的。

但是《解老》篇还从根本上诠释了“道”。《主道》、《扬权》则直接用到“君道”上去，并且得出了重要的政治学的结论。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主道》

这里的“形名”，原是逻辑概念，但是韩非（其他法家也同）把它用到“刑名参同，以行赏罚”上去，于是逻辑学直接过渡到刑法学，直到清季，还有“刑名师爷”。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

《主道》

这里，道成了道术。它的阴险之处，到了要从暗室里向外看，挑臣下的毛病（“以见疵”）的程度。光是挑毛病，还不够阴险的，还有更厉害的，那就是质、镇、固（《八经·主道》，见前）。

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与其宁。

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

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

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扬权》

这里，也是用华丽的辞藻，从“道曰一”，得出君主独尊（君不同于群臣）和明君贵独道之容的结论。

III　韩非全书也许还有其他对于道的诠释，不过总不会离开以上这几种意思。

哲学家们解释法、术家，总要说他们怎样尊重客观规律，怎样反对“前识”，所以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云云，其实这对于评论法术家们是隔靴搔痒。——隔靴搔痒不仅对于法术家们为然，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亦同。

这个题目，有许多话可说的，写在这里，一则思考未周，二则这是综合题目，当另作专题。

附录：韩非论质、镇、固

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节持之，曰质、镇、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贵怒（一作贵帑），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饕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小不除则大诛，忍不制则下佚，而名实当则径之（径，捷速也）。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雠。（不然而与其雠，梁启雄解为“不然，君主要和他们仇敌相对”。郭沫若解为“予其仇”，谓假手于其仇以除之），此谓除阴奸也。

《八经·起乱》

形名与刑名

形与名，在荀子学说中确实有它的逻辑学意义，韩非则干脆把它变成了“刑名”。他的全书中论刑名之处不一见，《二柄》说得比较明确：

明主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

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功大也，以为不当名之害甚于无大功（原文作“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从陶鸿庆改），故罚。

《二柄》

道义根据

《五蠹篇》只说到“法、术、势”所要追求的是“国富兵强”，只说到人口增加，财寡权重，“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根本不涉及“法、术、势”的道义根据。《奸劫弑臣》篇慷慨激昂地申述了“有术之士”是“有义之士”。

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蛭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患而喜其所以患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于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

同篇还有一段，简直是说不怕自我牺牲了：

商君……车裂于秦，而吴起……枝解于楚……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然则有术数者之为人也，固左右奸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听也。

又《孤愤》篇，据《史记》说是见囚于秦时所写，梁启超（见梁启雄《浅解》所引任公《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说：本篇言纯正法家与当涂重人不相容之故及其实况，最能表示著者反抗时代的精神，其中也慷慨激昂地说，法术之士是“逆主上”的，结局不外是“僇于吏”或“死于私剑”：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颂），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恃，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犹）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但是，韩非的道义根据和慷慨激昂都是多余的。下文是证明。

“势不足化则除之”

韩非对于位尊的大臣，主张质、镇、固，他还把它推广到君主势力所及的一切人物，凡是有本领而不为我用的，一律要“除掉”它。这叫作“势不足化则除之”（《外储说右七·经一》）。他举了下面的一些故事：

一、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两弟也，甚得齐民，家富贵而民说之，拟于公室。……（景公）反国，发廪粟以赋众贫，散府余财以赐孤寡……宫妇不御者出嫁之……已（以）与二弟争民。居二年，二弟出走。

（晏子对景公）民德归……田成氏……若君欲夺之，则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民将归君，则虽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势，而师旷、晏子不知除患。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使王良佐辔，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矣。今……下走逐兽，则虽楼季之足无时及兽矣。……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天下齐行以争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利，释车而下走者也。

二、太公望东封于齐，海上有贤者狂矞，太公望闻之，往请焉，三却马于门而狂矞不报见也，太公望诛之。当是时也，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比至，已诛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贤者也，夫子何为诛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议不巨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以旋其轸也。

三、费仲说纣曰：西伯昌贤，百姓悦之，诸侯附焉，不可不诛；不诛，必为殷祸。纣曰，子言，义主，何可诛？费仲曰，冠虽穿蔽，必戴子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义而人向之，卒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贤为其主，非可不诛也。且主而诛臣，焉有过？纣曰，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诜之不可。三说不用，故亡。

（见同文，右上说二，及左下说一）

那么，这里有什么“民本”思想？有什么以民为本的仁义或道义可言？历史传统上的罪恶是非，他也一概否定了。谁有势，谁就可以制天下，而且不妨荒淫无度。难怪秦二世要引他的话诛杀李斯了。

“贤治，千世乱而一世治，势治，千世治而一世乱”

反命题：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

反驳：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客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按所谓人所得设之势，指赏罪罚恶的“抱法处势”）……夫贤势之不相容也明矣。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弃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

夫弃隐栝之法，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入辩之，不能治三家。……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曰取乎千里，吾不以为善。……夫待古之王良以御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

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则必苦菜亭历也。此则释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末之议也。

这通篇的议论，用以辩护“法治”则可，用以辩护“势治”则不可。“抱法处势，以势行法”，可以只是“法治”。这种法治，推行到极端，势必要废除专制主义。这个道理，中国人是从来不曾懂得过的。

“法治”下当然有“势”，这就是政权，是行法之权。

可是韩非的“势治”是“术治”，他的法，势必成为张汤所谓“前王所是为法，后王所是为令”的那种“法”。韩非再三强调的“令行禁止”，是一种术治结果的概括的说法，达到这种结果的办法是：（一）彻底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的彻底程度，达到“势不足化则除之”；（二）阴险的权术，“以见疵”，“质、镇、固”；（三）“贵独道之容”，韩非引申子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要十分心狠手辣，要大权绝不假于他人。汉武可以做到这一条，他可以杀钩弋夫人而立昭帝。齐桓公做不到这一条，所以死后尸虫流于户外；其他中等的皇帝，就不得不利用阉竖，于是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盛行于晚唐，刘瑾、魏忠贤辈屡出于明季；（四）提倡君主的淫乐，提倡“万物皆备于我”，完全否认文武周公以来的敬谨的传统。于是，即使中人以上的君主，也被腐化掉了。

韩非的时代，七国并立，各国太子互质，那时的君主，倒确实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看到许多历史教训，田常代齐，三家分晋，子罕劫宋，子之“禅”燕，他所想望的势治，就他的主观愿望说，也许还有几分好心好意，他那时的条件，也允许他设想中人势冶可以得治。然而他死后不过二三十年，秦二世把统一的秦国搞翻了，以后的两千年专制主义王朝，绝没有实现他的中人势治，千世治而一乱的局面。倒是哪一个朝代难得有几个“明君”。甚至专制主义把较好的君主也弄得腐化下去了，唐玄宗即其一例。韩非学说，其实是腐化统治者的学说，是窒息创造的学说，是崇尚黑暗的学说。他的学说的黑暗面，发扬得十分彻底——专制主义的重压，把中国窒息了两千年。两千年来，中国的停滞就是韩非主义的历史后果。

［注］昭帝母钩弋夫人，以手反屈如钩故名。

后元元年（前89年），昭帝年七岁，形体壮大多智，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欲与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尚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据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如何？各各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尔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姿，不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通鉴·汉武帝》

评赵主父——武灵王

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曰：“君子终日行不离锱重也。”

邦者，人君之锱重也。主父生传其邦，此离其锱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喻老》

韩非全书，有许多历史故事。《说林》全是历史故事。其中人君的故事占大部分，使他深铭于心的故事有主父、齐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子罕劫宋、子之禅燕，等等。总之是人君失位这一类的，甚至汤武革命，也被写成桀纣失位。总之，他是彻底否认任何革命权的。关于人臣的故事，当然也不少。然而简单概括，可以说都是“臣下该死”这一类，所以，“势不足化则除之”，“疾争强谏之臣，先王不能忍也，当今之世，将安用之”。总之，是彻底的奴隶哲学。所以，“屈原沉江，位陵忧死”不见于韩非，伍子胥、大夫种则是死得活该。

韩非的“调调儿”，和司马迁正好相反。

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

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pp. 1—2

一、但是，中国人研究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着重点在于仁、义等的道德范畴与“礼、法”等的治法范畴。

二、中国人的法与礼是相通的，是“治、法”，其出发点不是“权”（right），所以中国没有法权观念。

三、“法权”，不一定像卢梭那样把它建立在民法—罗马法的契约观念上，即使像战争权、奴役权、家父权之类的权利观念也是没有的。

四、所以，中国没有自然法概念。(1)

五、中国的诉讼：司法都是属于统治方法（礼、法）范畴的，而不是属于“法权”范畴的。既然属于统治方法，所以，司法独立之说，中国人是陌生的。

六、因为没有法权观念，所以，不仅没有人的基本权利、人民主权的概念，也没有国家主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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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不，类似自然法的思想是到处都在的。问题在于，既没有法权观念，其对面的自然法概念不突出，连这样的名词都不曾有过。

梁启超盛称儒家哲学

I　仁，恕

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荀子：“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

我侪若离却人之立脚点以高谈宇宙原理物质公例，则何所不可？顾儒家所确信者，以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天之道地之道等悉以置之第二位，而惟以“人之所以道”为第一位。质言之，则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也。

（一）这是人的本位的哲学。然而是肤浅的人本哲学，所以它抵挡不住佛道，宋明理学之所以杂糅佛道以此。

（二）肤浅的，是因为缺乏本体论和认识论。

本体论，推动物理学。认识论，推动逻辑学。这两者我们都没有，这未始不是儒家哲学独尊的影响。

II　“政者正也”

孔子下政字之定义，与其所下仁字定义同一形式，曰“政者正也”。然则如何始谓之正，且何由以得其正耶？彼有“平天下矩之道”在：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此之谓絜矩之道。”（大学）

矩者，以我为标准，絜者以我量彼。荀子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非相），故絜矩者，即所谓能近取譬也；即所谓同类意识之表现也。我侪读此章，有当注意者两点：

第一，所谓絜矩者，纯以早等对待的关系而告成立。故政治决无片面的权利义务；

第二，所谓絜矩者，须人人共絜此矩，各絜此矩。故政治者乃天下人之政治，非一人之政治。

……

人类莫不有同类意识，然此意识圈以我身为中心点，随其环距之远近以为强弱浓淡……由所爱以“及其所不爱”，由所不忍以达于其所忍，是谓同类意识之扩大……

明乎此义，则知儒家之政治思想，与今世欧美最流行之数种思想，乃全异其出发点：彼辈奖励人情之析类而相嫉，我侪利导人性之合类面相亲。（重点原文）……是故所谓“国民意识，阶级意识”者，在我侪脑中殊不明了，或竟可谓始终未尝存在。然必以此点为我侪不如人处，则我之不敏，殊未敢承。

《先秦政治思想史》，ch. 3，pp. 114—120

（一）这是一种空洞的爱的哲学，它摒弃个人主义，摒弃功利主义。

其实，从爱的差等出发，必然要追究利己利人的关系。从利己利人的关系出发，必然要追究矛盾斗争和进化的规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阶级斗争、矛盾论、进化论等就成为必不可缺的东西了。空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违背客规人性，找不出矛盾进化的原委。所以，是空谈主义。

（二）既违背客观的人性，又要加以贯彻，贯彻之道就是礼。礼拘束个性、窒杀进步，千年停滞，儒家哲学不能辞其咎。

（三）窒杀进步的哲学必定是愚民哲学，所以汉武以来，把它当作专制主义统治的最好的工具。

（四）梁启超说，“奖励人情之析类而相嫉”，就是说国民意识阶级意识这种意识，“我们”不懂，“我们”没有这种意识，说这是我们的弱点，“我”不能承认，这又是以儒家哲学为武器来反对五四运动。

梁启超论自由意志

梁的原文：

（一）道家最大特色，在撇却卑下的物质文化，去追寻高尚的精神文化；在教人离开外在生活，以完成其内生活……我侪亦深信此种生活不能适用于一般人……但我侪不谓此事为不可能；盖人类之自由意志，我侪虽不敢指为万能，然确信其力之伟大实不可思议。……故将物质生活减杀至最低限度，而将精神生活发育到最高限度，人类实有此可能性。（原文重点）

（二）道家观察人生之出发点，谓

“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

……

其理想的人生，则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

谓信能如此，则：“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老子）

此种生活，不以生活为达任何目的之手段，生活便是目的。换言之，则为生活而生活——为学问而学问，为劳作而劳作。再换言之，则一切皆无所为而为。再换言之，则将生活成为艺术化。……天下之大患，在有智意之人耽溺于私欲，日欲出其智慧以扩张其欲壑无厌的物质生活，于是所产生劣等文化愈丰，而毒害社会亦愈甚。……

《先秦政治思想史》，p. 182

评论

（一）梁启超学贯中西，把道家的无为哲学（其末流是辟谷求仙），和为艺术而艺术，和自由意志结合起来了。

（二）真的，“自由意志”和苦行赎罪是不一样的，和无为哲学是相通的。

（三）客观地探究人类有无自由意志是一回事，主观地追求自由意志又是一回事。离开人的社会存在，拒绝人的社会义务，追求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亦即为艺术而艺术，亦即出世哲学。

出世哲学要绝欲，“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然而这和追求肉欲，追求无限制的私利的，同样属于彻底的利己主义。

（四）什么叫作自由？看起来魏特林的欲望与能力的平衡之说大可考虑。在这里并非没有利己主义，因为它承认欲望。但满足欲望要付出代价，也锻炼能力，两者在社会范围内的平衡，在社会平衡范围内的自由选择，这就是自由。

（五）至于“有智慧之人”企图扩张其欲壑无厌的物质生活，这只有在强盗社会才有其可能。“有智慧之人”愈多，社会共同生活的准则愈是离开强盗社会的准则，扩张的可能性愈小，终至非绝灭不可。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甲、在强盗社会内，提倡他们“出世”，不足以改变强盗社会的规律，犹如儒家言仁，不足以改变暴君虐政一样。在这里，Hegel（黑格尔）的恶是动力，比出世思想更为现实。

乙、在非强盗社会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思想必将普遍。

丙、即使在非强盗社会内，“非平衡的”私欲也是不能绝灭的。长期的矛盾，长期的斗争，而不是“出世”，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梁启超批评法家，独宗儒家

I　法家最大缺点，在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彼宗固力言君主当“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力言人君“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然问“法何自出，谁实制之”，则仍曰君主而言。……汉时酷吏杜周，逢迎时主之意，枉法陷人，有规责之者，周答曰：

“三尺安出者？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何？”（汉书·杜周传）

夫前主之立一法，必其对于彼以前之法有所废也，废之者即人主也。前主人主，后主亦人主，则曷为其不可以更有废也。然见杜周正乃宗法家言以为言也。夫人主而可以自由废法，则彼宗所谓“抱法以待，则千世治而一世乱”者，其说固根本不能成立矣。……彼宗固自言之矣，曰“国家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管子·七法篇）。“使法必行之法”在民本的国家能否有之，且未必，在君权国家之下，则断无术以解决此问题。夫无监督机关，君主可以自由废法，而不肯废法，则其人必尧舜也。夫待尧舜而法乃存，则仍是人治非法治也。

II　彼宗动以衡量尺寸比法，谓以法量度人，如尺之量度布帛，衡之量度土石。殊不知布帛土石死物也，一成而不变者也，故亦以一成不变之死物如衡尺者以量度斯足矣。人则活物也，自由意志之发动，日新而无朕，欲恃一客观的“物准”以穷其态，此必不可得之数也。……

“法之所不至者”自然之数也。恃法以为治，则法所不至之部分，或听人民自由行动，或由官吏上下其手，二者则所谓废也。而天下事理恐为法不至者转多于为法所至者，则举者一二而废者八九也。然则彼宗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者，亦空想之言也。

III　彼宗最大目的，在“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此误用自然界之理法以解人事也。“必然”之者，谓有一成不变之因果律以为之支配……夫有“必然”则无自由，有自由则无必然，两者不并立也。物理为必然法则之领土，人生为自由意志之立场。求必然于人生，盖不可得，得之则戕人生亦甚矣。此义固非唯物观大法家所能梦见也。

IV　（法家）以治者与被治者为尽然不同类之两阶级，谓治者具有高等人格，被治者具有劣等人格，殊不知良政治之实现，乃在全人类各个人格之交感共动互发而并进……此中消息，惟儒家能窥见，而法家则失之远矣。……

荀子又曰：“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王制）

……我侪则以其说为至当而不可易也。如曰不然，试看有约法之中华民国，其政象如何？借曰约法不良，则试揣度制定最良之宪法后，其政象又如何？

V　盖法治最高成绩，不外“齐一其民”，不外“壹同天下之议”，其结果则如陶之冶埴，千器万器，同肖一型。……若承认国家为一生机体，而谓组成机体之分子，可以剥夺其个性而无损于机体生存之活力，我未之前闻。

要而论之，儒家以活的动的生机的人生观为立脚点，其政治论当然归宿于仁治主义——即人治主义。法家与道家之死的静的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为立脚点，故其政治论当然归宿于法治主义，即物治主义。两家孰优孰劣，以吾侪观之，盖不烦言而决也。

《先秦政治思想史》，ch. 16

一、梁启超说，法家对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又说，没有监督机关，君权政治无法解决随意废法的问题。然而他提出来的救治之道。根本不谈民主政治，而是儒家的人治主义与贤人政府。

梁启超说，法家把治者与被治者机械地划分为两个阶级。然而他的救治之道，不是取消这两个阶级，而是“人类各个人格之交感共动互发并进”。这句话很模糊，然而不难翻译。这就是治者还是治者，被治者还是被治者，只是统治不依靠法，而靠教化。

梁启超本来激烈反对权利观念的。不论他措辞如何，总之，他是反对群氓的政治权利的。

二、道家以自然规律为法的渊源，这似乎是法的客观主义，其实不然，因为这里缺乏一个环节，即承认人的政治权利。所以，道家的法，对于多数人而言，是把人物化，用物准来齐一的。

梁启超看到这一点，反对这一点，然而他的立论根据不在承认多数人的政治权利，却强调人的自由意志。

这样强调自由意志，其实不过强调了高等阶级的自由意志，至于群氓，则是依靠风俗教化礼法来正定名分。

三、梁启超说，人为法不能穷尽一切规范，而且规范事实上随时在变化，这是对的。然而梁启超不会不懂得法治国家的一套技术：梅因所说的拟制、衡平和立法。

也许梁启超确实不懂，因为中国实在没有这个传统。中国所知道的，无非就是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著为令而已。

四、法治，若以物准为其根据，确实可以得到“齐一其民”的结果。但是，其后果不是什么剥夺个性（剥夺个性，儒家的教化主义更为厉害，因为这是思想统治。法，只能拘束行为），而是重本轻末，是千年停滞。

事实上，中国是法家和儒家分工合作。法家拘束行为，儒家统一思想，造成了千年来的死气沉沉。

五、法治，若以个人权利为基础，而且承认合法斗争（法家的法是死标准，只求合法，不能斗争。儒家的礼帮法的忙，在意识形态上否定斗争。所以有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结论），则可以保持法统，保持社会秩序，而没有以物准来治人的毛病。

保持法统，是说法律作缓慢的变化，而不连根划除，也不僵死。这就是进化。

六、梁启超对必然与自由的说法也不对。物理法则是必然的法则，不错。人生为自由意志的立场（这个立场作地盘解），这是错的。原因是，这位先生幻想他的精神生活，幻想一种为生活而生活的生活。其实，他写《先秦政治思想史》，固然是他的意志的产物，而1922年的局势和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的地位，却决定他只能写出这样一本宗儒家、反斗争，回到先王之制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来。

其他关于自由意志的评论，见另卡。

七、郭沫若宗法家，是趋附赞美秦的统一、汉武的开拓疆土等伟业的“倾向性言论”。

梁启超论我国政治思想中的世界主义、民本主义（或平民主义）及社会主义——三者皆似是而非

I　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城邦）及中世的堡聚（有堡垒的采邑？有自治权的械市？或兼称二者？）为其雏形。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

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古人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既深入人心，政治实况当然受其影响。以两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非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决算，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欧洲迄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国久已成为一体，盖此之由。

一、中国没有希腊世界内各城邦的对抗，没有希腊、波斯两大势力的对抗，很早出现了元后、天王；成为传统，为秦汉以后的大一统的皇帝开辟了道路，融化了多数少数民族成为世界上罕有的大民族，这是历史的事实。

二、然而这同时造成了历史的循环反复，原地踏步，停滞不进。

三、天朝威仪，华夏蛮夷，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

四、以上两者，使19世纪的中国，暴露在一个全地球性的世界上像一个木乃伊一样。

五、这些只应痛责，不应自负。梁启超吹牛，表示他比1894年大踏步后退了。

六、至于说欧洲大小数十国，那么，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这大小数十国自然会“联邦”化。没有经济与技术基础的统一，只可能结成一个松弛的联邦或帝国，停滞是这种联邦或帝国的必然结果。认为人家数十国对峙，认为我们早走了一步，忽略不同阶段中不同政制所造成的后果的停滞和发展的不同，这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一种阿Q式的夜郎自大。

II　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然而按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元首一人以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此种理想，我先民二千年前，夙所倡导，久已深入人心，公认为天经地义。事实上确亦日日向此大理想进行，演成政治原则，莫之敢犯。其最显著者，则欧美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制度，直至近百年来始次第扑灭，其余烬之一部分，迄今犹在，我国则此种秕制，已成二千年僵石。

欧人所谓人权，全由阶级斗争得来，其得之也艰，故其爱获之也力。我国则反是。……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残酷之斗争，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纵不必自豪，亦未足云厚也。所以能尔者，则以人类平等观念，久已成为公共信条，虽有强者，莫敢屡撄也。

自由与干涉相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争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俱在，不可诬也。其间昏主淫威，墨吏骫法，致自由失所保障者，史固不绝书，然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至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自由的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

一、梁启超说这些话是在1922年，那时候正是“打倒旧礼教，打倒孔家店”风靡全国的时候，他却认为自由平等为“先王之制”所固有，所以这是针对五四运动而说的。

二、有一点他说对了，即贵族、平民、奴隶这一套森严的阶级制度我们是没有的。然而我们有千年传统的专制主义，和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的“礼教”（孟德斯鸠所说的风俗、习惯、宗教、法律的混合品）。

梁对这个礼教一字不谈，反而说：（一）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二）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这是睁着眼睛说谎。因为“礼教”，依靠它的道德权威，把“法律”、“学理”所许可的东西，全盘抹杀了。

三、自由与平等不是靠恩赐所能得到的。欧洲的等级森严的制度，先是在希腊罗马形成了“公民权”，而后在封建制度下，虽然农奴是绝无权利的，然而公民权还保存在贵族、市民身上，使君主不成为绝对的君主，然后才能以此为基点，把自由与平等扩大开来，甚至社会主义也是从这个基点上产生的。

专制主义加上礼教，使“理论上”除一人而外都是自由平等的，其实是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平等”的。黑格尔和孟德斯鸠都说这是普遍奴隶制。就“发闾左”、“远戍”、“营造”等普遍义务来说，从“公民、私有财产”的法权观念来看，这是普遍奴隶制。然而就经济关系和一般的人身自由来说，这当然并非奴隶。中国既从来没有公民权和私有财产权的法权观念，要拿这种法权观念来断定中国是普遍奴隶制，那是错误的。

关键在于，绝对的皇权压倒了一切，无法产生欧洲式的界限森严的阶级。特权阶级是有的，但这些特权阶级只有乞求皇权的恩宠才能产生，才能存在，而不能援引某种连皇权也承认的法律（这种法律中国是没有的）来辩护自己的权利。皇权愈巩固，特权阶级愈萎靡，所以新皇朝可以均田。皇权愈衰弱，特权阶级愈嚣张，所以南北朝时有九品中正和门阀制度。新皇朝可以创设这种特权阶级，历代大封功臣子弟是常例。朝代更迭之际，皇权要找旧特权阶级的支持，一部分旧特权阶级借新皇朝巩固自己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君择臣，臣择君）。但朝代更迭是频繁的，特权阶级的盛衰兴亡也是无常的。

皇朝更迭的动力常常是农民战争，但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不是农民的胜利，只不过成为特权阶级盛衰兴亡史的一页而已。

这就是循环。欧洲史上这种循环见过两次（罗马，墨洛温）、三次（加上查理曼）或四次（加上德国的萨克森王朝，即神圣罗马帝国），俄国史上见过两次（基辅和莫斯科），中国见过二十几次。

界限森严的阶级产生界限森严的权力，产生界限森严的阶级斗争，而这种阶级斗争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生产力的发展。梁启超所说的那种自由平等，都是似是而非的，没有确切的界限，没有确切的形式。拿这些破烂货来吹牛，而最后是“以学理衡之，我侪亦不能认阶级斗争为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这既不是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教训，又以反对五四风云为其现实的目标，所以是绝对反动的。

III　民主政治。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括之，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乎？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然而）实现by the people之方法，虽在欧美今日，犹不能作圆满之解答。况我国过去之国情？——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多不适于此类方法之试验；既不能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

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

这完全是站在“孔老二”立场上迎击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之谈。

儒家的民本主义，是以“亲亲”为基础的“教化政治”，它为皇权找伦理的基础，为皇权找统治的方法。它彻底否定个人权利，以君主统治为获致“大同”的手段。在这里，政治既并非 by the people，就完全谈不到什么民主政治。

“大同”也是和“民主”无关的。“大同”，若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承认是“民本”（民为邦本，for the people），然而这里作为“本”的民的一切福利，都出乎君父的恩赐，犹之家庭中的孩子的好生活，完全出于父亲的恩赐一样。一个家庭中，子劳动以赡养父亲，子的福利还得认为是父的恩赐，子的权利不可以加以明确，一切都得由父亲做主，这样的家庭非崩溃不可。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凡保持父权的家庭都是子女仰遗产为生的大家。

凡不是by the people的，绝不可能of、for the people。专制主义，只当前朝覆亡、殷鉴不远、新朝草创、民间疾苦、印象犹深的时候，才多少不忘掉“民为邦本”之义，作出一些便民利民的措施。二代三代以后，君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而权力无限，欲其不骄奢淫逸，不可得也。所以，并非by the people的政治，而冀其能of、for the people，那是缘木求鱼。

怎样by the people，当然不能一次作出圆满的解答。然而不圆满是一回事，不解答又是一回事。梁启超说“既不能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这等于说，吃饭不能一次吃饱，干脆不要吃饭，这是一种可怜的遁词。

“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这原是1894年的口号。1922年，梁启超继续为这个口号辩护，这算是忠实于自己的历史。然而他还要说“中华民国之成立并非无源之水”而不肯正视中国缺乏民主传统，站在“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的对面，装成一个民主派的样子，实际上企图继续他的专制主义，这就是伪善了。

IV　梁启超的政治反动的证据：本章结论。

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而惟其建设（重点号原文所有）。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餍人心者以代之。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情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我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练。……

这不过是“孔老二万岁”而已！

《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章

梁启超论封建时期之贵族政治

I　（封建时期）之政治组织，虽各国不尽从同，然大率皆由少数贵族以合议制（原文所有）行之。（p. 28）

此说可疑。A．贵族执政为常例，但也有例外，布衣卿相，由来渐矣。B．合议制全无根据。

II　贵族平民两阶级，在春秋初期以前，盖划然不相逾。……乃至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礼）等语，似并法律上身份亦不平等。关于此方面真相如何虽未敢确答，要之政权恒在少数贵族之手，则征之左传中所记诸国情事，甚为明白。盖封建与宗法两制度实行之结果，必至如是也。（p. 76）

III　贵族政治，与封建同其命运。强族篡国，摧残余宗，内中惟秦国自春秋以来，始终未用贵族，卒以此致强盛(1)。故各国争效之。入后半期而特种阶级完全消灭（原文着重点），故所谓世卿者已无复痕迹，纯为布衣卿相之局。

（p. 101）

A．商鞅用事，是其正面的证据？

B．孝公卒，商鞅诛，诛之者何人？

IV　贵族政治之完全消灭，在春秋以后。其促成之者，孔墨诸哲学说兴有力焉……然而环境之孕育此变化，实匪伊朝夕……（p. 76）

问题是孔墨学说是不是当时习惯的理论化，见V。

V　春秋时楚芋尹无宇之言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昭十），其言者可信，则古代阶级可谓极复杂。虽然，其界限并不严，其地位移易似甚易。“斐豹，隶也，著在丹书”，焚书即可侪于齐民（左襄23），鲍文子，齐之执政也，曾为隶于鲁施氏（左定8），晋贵族“栾、郤、胥、厚、狐、续、庆、伯”，降在皂隶。由此观之，所谓臣仆皂隶者，其性质与古代希腊诸国之奴隶及近代美之黑奴俄之农隶等似有别，盖身份并不如彼等之固定也。（p. 74）

这是“强族篡国，摧残余宗”的结果，非可为界限不严之证。

VI　（贵族政治之局）至孔子出生前后，已次第动摇。“陪臣执国命”（论语）各国所在多有。如齐之陈氏，本羁旅之臣，卒专齐政而有齐国。即以孔子论，彼明言“我少也贱”，尝为委吏乘田，盖“庶人在官”者之流亚耳，然其后固又为鲁司寇参大政。然则政权并非由某种固定阶级永远垄断，在春秋中叶已然。

VII　（贵族政治之消灭）其主要原因，在知识之散布下逮。封建初期，政治教育与政治经验，皆少数贵族所专有；一般平民，既无了解政治之能力，复无参加政治之欲望。及其末期，则平民之量日增而其质亦渐变。第一，小宗五世则迁，迁后便与平民等……第二，当时贵族平民，互相通婚，故实际上两阶级界限颇难严辨；第三，各国因政变之结果，贵族降为平民者甚多。……“栾郤胥原，降为皂隶”；第四，外国移住民，多贵族之裔，如孔子之祖孔父，在宋为贵族，而孔子在鲁为平民……此贵族政治不能永久维持之最大原因也。（p. 77）

《先秦政治思想史》

政权、阶级这些概念，未必套得上中国历史。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史从来没有产生过公民、权利、义务、选举、合议制等制度。

贵族是有的，原因是“封”采邑，而且是世袭的。但王、侯、大夫等相互间的权利是没有明确规定的。

这是东方形态。上面所说的那些制度与概念，都产生于城邦。没有城邦政治的历史渊源，这些东西都不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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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这一点很重要。

梁启超的礼治主义的民主政治

I　儒家……政治……我侪可以名之曰“人治主义”……

儒家以为圣贤在上位，可以移易天下。……政治命脉，（殆）专系君主一人之身，故曰：“君仁莫不仁，君又莫不又，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

惟其如此，故“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

虽然，仁者不世出，而不仁者接踵皆是，如何能使在高位者必皆仁者耶？儒家对此问题，遂不能作圆满解答。故其结论落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

II　儒家之人治主义，果如此其脆薄而易破耶？……以吾观之，盖大不然。我侪既不满于此种贤人政治，宜思所以易之。易之之术，不出两途：其一，以“物治”易“人治”，如法家所主张，使人民常为机械的受治者。其二，以“多数人治”易“少数人治”，如近世所谓Democracy（民主），以民众为政治之骨干。此二途者，不待辨而知其应采第二途矣。

III　儒家深信非有健全之人民，则不能有健全之政治。故其言政治也，惟务养成多数人之政治道德、政治能力及政治习惯。……然则挟持何具以养成之耶……仁义德礼等而已。就中尤以礼为主要之工具，故亦名之曰礼治主义。……孔子……曰：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渺，使民曰徒罪远恶而不自知也。”（大戴礼察篇，小戴经解篇）

法恃政治制裁力发生功用……礼则不然，专恃社会制裁力发生功用。……礼既为社会所公认，有不守者……虽现在有势位之人，亦终被摈弃。……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此章在中外古今政治论中，实可谓最彻底之见解。

《先秦政治思想史》，pp. 132—136

民主政治与礼治政治，两者是格格不入的。

试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都是行为规则。礼治戚冶而能选举，而能民主，那是扯淡。

礼冶，是维持专制主义的秩序，绝不是养成多数人之政治能力，尤其不是养成民主政治的政治能力，尤其不是养成民主政治的政治能力。民主政治的政治能力，是迭为君臣，而不是君君臣臣。

至于法治，这里只不过说了“刑”，就犯罪学来说，用教化来预防是对的，然而这和养成政治能力有什么关系？

平民主义与民权主义

I　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权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然而按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①元首一人以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②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乃至并元首地位，亦不认为先天特权，而常以③人民所归向所安习为条件。……

①比较马克思的绝对君权与普遍奴隶制。②“公权”只有应试权，见II，梁互相矛盾。私权，就是所有权。这是事实存在，然而法理上是隶属于君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③因为缺乏人民主权观念，所以，有民本主义而无民权主义。

II　林肯……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译言为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的。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慨乎未有之闻。申言之，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我先民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p. 8）

说得很好。（1）民国以来的历史，孙中山实际上不占重要地位，他只是一个思想家，占地位的是袁世凯、蒋介石和……除此以外，就是群雄并起，令严几道之类慨叹“一线生机……先王教化”。（2）君主统治与民本主义，体现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体现得最好的是现在。

梁启超论“大同”篇

当分三段剖析之：

（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此就纯政治的组织言。所言天下，与下文之“城郭沟池以为国”相对，盖主张超国家的组织，以全世界为政治对象。所言“为公”及“选贤与能”，与下文之“大人世及以为礼”相对；盖不承认任何阶级之世袭政权，主张政府当由人民选举。所言讲信修睦，指地域团体。（近于今世所谓“国际的”而性质不同）相互间关系，主张以同情心为结合基本。

（1）既说没有一个by又说选举？不是，最多不过像东汉的举孝廉而已。这种“选”与“举”，仍以皇权为其主体的。

（2）讲信修睦，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团体。有之，是乡宦盗窃地方名义以对上，又以皇权名义以“抚”下而已。

（二）“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此就一般社会组织言。主张以家族为基础，而参以超家族的精神。除老、壮、幼、男、女、废疾等生理差别外，认人类一律平等。在此生理差别上，充分利用之以行互助。……

（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货恶弃于地，则凡可以增加生产者皆所奖励；然不必藏诸己，则资本私有非所重，不惟不肯采取剩余价值而已。力恶不出，故常认劳作为神圣；然不必为己，不以物质享乐目的渎此神圣也。此其义蕴，与今世社会主义家艳称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格言正相函，但其背影中别有一种温柔敦厚之人生观在，有一种“无所谓而为”的精神在，与所谓“唯物史观”者流乃适得其反也。

“力恶不出”“不必为己”，都是一些极端模糊的词句，是一种模糊的“邻里相助”观念，与一种模糊的“修桥铺路”、“富而好施”的观念，哪里谈得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和劳工神圣？

（四）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儒家……明知其不能骤几也，而务向此鹄的以进行。……进行之道奈何？亦曰以同类意识为之枢而已。

《先秦政治思想史》，pp. 122—124

这里又缺少一个by，所以纯属空谈。比原始基督教大不如，因为原始基督教有行动（信徒捐助、公共膳食、信徒救济，等等）。

梁启超论功利主义为世乱之源

我侪确信人生的意义，不是用算盘可以算得出来。我侪确信人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并非为求得何种效率而生活。有绝无效率的事，或效率极小的事，我侪理应做或乐意做者，还是做去。反是，虽常人所指为效率极大者（无论为常识所认的效率或为科学方法分析评定的效率），我侪有许多不能发现其与人生意义有何等关系。是故我侪于效率主义，已根本怀疑。

A．效率和价值是两回事。论效率的，并不以效率代替价值。B．反对效率，是自甘落后。

利的性质，有比效率观念更低下一层者，是为权利观念。权利观念，可谓为欧美政治思想之唯一的要素。彼都所谓人权，所谓爱国，所谓阶级斗争等种种活动，无一不导源于此……此种观念，入到我侪中国人脑中，直是无从理解。……既不能了解，而又艳羡此“时髦”学说谓他人致富强者在此，必欲采之以为我之装饰品，于是如邯郸学步，新未成而故已失，比年之蜩唐沸羹不可终日者岂不以此耶？……

质而言之，权利观念，全由彼我对抗而生，与通彼我之仁的观念绝对不相容。而权利之为物，其本质含有无限的膨胀性，从无自认为满足之一日……彼此扩张权利之结果，只有“争夺相杀，谓之人患”之一途而已。置社会组织于此观念之上而能久安，未之前闻……

欧洲识者，或痛论彼都现代文明之即将灭亡……彼欲以交争的精神建设彼之社会，我欲以交让的精神建设我之社会。彼笑我懦，我怜彼犷，既不相喻，亦各行其是而已。

由孟子观之，则今世国家所谓军政财政外交与夫富国的经济政策等，皆罪恶而已。何也，孟子以为凡从权利观念出发者，皆罪恶之源泉也。惟其如是，故孟子所认定之政治事项……先要不扰民……更要保民……于是提出其生平最得意之土地公有的主张即井田制度……

儒家认革命为正当行为……虽然，儒家所主张之革命，在为正义而革命；若夫为扩张一个人或一个价级之权利而革命，殊非儒家所许。(1)何也，儒家固以权利观念为一切罪恶之源泉也。

……

一、反对权利观念，这是问题的根本。

二、权利观念，起源于彼我对抗，这完全说对了。

三、彼此扩张权利，在梁启超视为“争夺相杀之源”，其实这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梁启超所知之法，只是刑法。基于权利观念的法治，他完全不懂。

四、很值得怀疑，何以戊戌主张，研究系领袖，对“人权宣言”抱如此敌对态度。很难设想，他能够称职批评军政、财政都为罪恶的孟子。

五、“蜩唐沸羹”，要回到先王之制，与严复同出一辙。

六、什么是正义？保持千年来不变化的口经济就是正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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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这两句话，似乎又不否认权利观念了？否则的话，否定权利观念的孟子学说，如何能与孟德斯鸠的宪政的“民国”相容？梁启超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吗？

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

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15—16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冥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易，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

《先秦政治思想史》，p. 1

1．没有宗教与形而上学，因此没有作为近代科学基础之一的逻辑学。

宗教、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对近代科学的影响，见任鸿隽译Weltham科学史(1)。

2．数学、周髀算法、河图洛书和Euclid（欧几里得）……

3．逻辑和数学的演绎体系，其对立物，Bacon（培根）的《新工具》也没有。

4．宗教、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法家之类的统治术。

5．近代实验科学与资本主义——another topic（另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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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丹皮尔（W. C. D. Dampier-Whetham）：《科学史——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的新描述》（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商务印书馆，1975. ——编者注

我国经济思想常以分配论为首位

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汉唐以降之实际政治，其为人所称道者，又大抵皆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而常以裁抑豪强兼并为职志者也。

《先秦政治思想史》，pp. 8—9

一、很中肯。

二、这一点，又跟梁启超所说的中国无国家主义，而是世界主义（同章）有关。

三、近代经济学，William Petty(1)的政治算术就是国富论。其背景为殖民、战争，其目的在国家的经济威力。

商鞅、管仲有点类似，其办法为消灭领主。

此后的裁抑豪强的伦理观念，是“富逾王侯”，即不许非王侯的人达到王侯的富。换句话说，是肯定只有王侯这一条致富之路是合法的。经济观念是肯定：除“本富”而外无富，即口经济思想。统治术的顾虑是啸聚山林，为非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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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学家。——编者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税及彻不是公共基金

而是君王的收入——专制主义的经济及财政

I　据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据之以研究此三种田制之内容如何：

（1）贡。贡者，人民使用此土地，而将土地所产之利益，输纳一部分于公家也……

（2）助。孟子……述助制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3）彻。诗：“彻田为粮”……孟子又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意谓耕者之所入九分而取其一，殆所谓彻也……

根据此种极贫乏且蒙混之史料以从事推论，大抵三代之时，原则上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使用权则耕者享之。（很难说这种判断是有证据的）国家对于耕者，征输其地力所产什之一或九之一。此所征者，纯属公法上之义务，而非私法上之酬偿……

II　其后土地私有制又换一方向以发展焉：夫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者，本属公权的意味，质言之，则土地国有而已。虽然，事实上既以君主代表国家，君与国易混为一谈，寝假而公权私权之观念亦混，于是发生一种畸形的思想，认土地为天子所有……以我所推度：土地私有制盖与封建制并进……

晏婴述当时齐国人之生活状况曰，“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此则贵族政治之所以不能不崩坏，而社会问题所以日萦于当时学者之脑而汲汲谋解决也。

《先秦政治思想史》，ch. 8

一、中国土地制度的渊源及其变化如何，要做出有根据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梁启超的解释，土地最初是公有的，使用权属私人，这是要为他的中国民本主义传统做扮饰。

但是不论如何，他总不能不承认，传统的观念是土地为天子所有。

二、有一件事情看来是十分肯定的，即，例如罗马、希腊的城邦：

甲、公民或贵族有绝对的土地所有权；

乙、没有普遍的土地税；

丙、公职人员往往不取俸给，甚至要以私人财产开支公共费用；

丁、公共基金数额小而管理严格。

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在中国，只有过王侯依靠赋税过日子，王侯的宫廷费用和公共开支是绝对不作划分的。这就是说，在经济上，在财政上，中国除家天下而外，从来没有过另外的形态。

三、家天下，也是欧洲的封建时代的形态。但是既然有过城邦的经济和财政制度，而且千年“封建”时代还借威尼斯等共和国和其后的自由城市保留了这种传统，专制主义的、家天下的制度就变成几种形式的一种，推翻它以建立近代国家就比较不困难了。

中国的家天下，真是根深蒂固。

梁启超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在这种“制度”下的民本主义，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战国时代的百工

军之所出，矛戟折，镮弦绝，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之所窃……

《战国策·齐五》

希腊军队是公民军队，装备是自己掏钱的，而百工则是自由手工业工人，并不是“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士大大之所匿，厮养之所窃”。

这一点，并非始自战国时代，由来已久。商如此，周也如此。

《尚书》和《周礼》要摘录。

桑弘羊的经济——政治理论——《盐铁论》摘录

I　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备货长财，以佐助边费……（本议第一）

II　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力耕第二）

这两条都是财政。

III　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吴邓钱布天下。（错币第四）

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小，以成私威。（禁耕第五）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

……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复古第六）

这是政治理由，此后两千年间禁矿，一直沿用这一条理论。

IV　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威罚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错币第四）

这是典型的专制主义的治术！

V　山海之利，广泽之富，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复古第六）

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禁耕第五）

这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更进一层。所强调的是，自然富源都是专制帝王私有的。“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佐助百姓”这已经是君王的最大慷慨了。

VI　文学曰……自利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纻……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已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之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孙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广者鱼大，父尊者子贵……故夫贵于朝，妻贵于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居偏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刺权第九）

桑弘羊公然辩护专卖事业的人宜贵，毫不掩饰，这是专制主义的逻辑。若有人要把盐铁论传统比拟于社会主义，应该注意这一条。

以上为财政和政治的理由。

（一）反对派对于财政理由，以弭战、息民答之。按照当时情形来说，霍光的弭战息民的主张是对的，武帝在时已经走向这条路了，虽然武帝开拓疆土，开汉民族武功于绝域，绝不可以厚非的。

（二）反对派对于政治理由的反驳，最强有力的一点是：“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禁耕第五）从历史上说，一切专制主义王朝的倾覆，不在萧墙，就在大泽中的陈胜吴广身上，这是不错的。然而反对派说“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却是不懂得专制主义的逻辑的。朐邴不可能成为三桓、六卿，然而让文景时的放任主义发展下去长期不变，“众邪群聚，私门成党”，专制主义本身的基础是会被倾覆的。——“私门成党”的政治是希腊罗马的豪富贵族政治，而不是专制主义政治。中国这个大陆国家没有条件形成希腊罗马的政治，那么“众邪群聚，私门成党”的结局就一定要成为又一度治乱循环的原因，而由乱致治的结果，则还少不了是专制主义。

反对派的错误，是在于把“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这种政策的两类不同对象混淆起来了。“下藏于民”是可以的，但只能下藏于佃民。若“下藏于民”的结果变成“众邪群聚，私门成党”，那就要颠覆反对派自身奉为圭臬的专制主义本身了。儒家本来是不懂这一条的，所以儒者是“迂儒”。

以下是关于经济的论辩。

I　大夫曰：“工不出，则农用乏；……农用乏，则谷不殖。”（本议第一）

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夫秦楚燕齐士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局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

盐冶之处，大校生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堪，责取庸代。具邑或以户门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禁耕之五）

这一点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了：（1）专卖，不足以利工，而足以害工。因为它把多种用途的铁器均一化了。（2）官营工业的劳动使用徭役劳动。（3）“以户口赋铁，贱平其准”，不是配购，就是配售。（4）官营工业，产品及原料的运输用徭役劳动。

II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

商不出，则宝货绝；宝货绝，则财用匮……（本议第一）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渔，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驾（原文作笃，依郭校本作驾）……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羸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力耕第二）

这一段，问题复杂，需要一个极漫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得出结论，盐铁论双方对此都未作出正确的结论。

“文学”的理论是重农主义的理论，但是跛行的重农主义理论，长期为我国所宗奉，还流入法国（17世纪），启发了魁奈。不过魁奈不同于“文学”，而魁奈也未得出正确的结论，到Adam Smith（亚当·斯密）手里，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III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冲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曰：……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力耕第二）

这一段，桑弘羊说的是商人的致富术，不是治国经世之道。文学的答复，则是总体分析，而且答复得很强有力。

盐铁论的经济分析并未展开。按上面摘录的三段，其中两段可以说有了结论，即：（1）农器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但铁冶专卖实在不足以帮助农业；（2）从全国国民收入来说，离开农工发展商业，确实是重末轻本，无益于国计民生。另一段，关于商业交换的发展，各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奢侈之风和对农民的剥削程度，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问题，盐铁论未及展开，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也未及展开，只形成一个治乱、俭奢、重本轻末和重末轻本的循环。

（一）中国历史上的武功（汉武、唐太宗到开元的对外开辟等）和文化，都离不开对农民剥削的加深。每一朝代的极盛时代，同时就是剥削程度上升的时代，是商工发展的时代，也是农业总产量提高的时代，可是同时也是农民生活下降的时代。

（二）这么说来，没有工商业，就没有文治武功。可是工商业对农业生产的裨益确实小，其发展确实以军需和奢侈为动力，而且工商业的发展确实没有引向资本主义。

（三）盐铁论不过是这个长期多次循环中的一次争论而已。在中国，只能产生这样的争论，发展不到Adam Smith（亚当·斯密）的阶段。因为Adam Smith（亚当·斯密）已经是英国产业革命前夜，有了航海，有了殖民地，有了广大市场，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的理论了。

本农末商始于战国之末，盛于西汉

I　我国商周时代，虽以农业为主，然于工商亦未尝卑弃。抑弃工商，提倡耕农，盖在战国中世。制为本农末工商之口号，则当在战国之末，而盛行于西汉之初……

卫文中兴，左传（闵二年）记曰“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晋文修霸，始入国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性，生也）”，且使“工商食官”(1)以倡之。（晋语四）

……

罗根泽：《诸子考索——古代经济中之本农末商学说》

晋语此段全文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这一套制度是不够清楚的。“公食贡”，那么除“公府”收支而外，还有没有国库，如果没有的话，“工商食宫”，来源何在？“皂隶食职”是说谁臣属的皂隶谁供养吗？“官宰食加”，韦注，“加，大夫之加田”，那么这个官宰是各个封邑的官宰？不过，皂隶和官宰的问题解决了，工商食官，这个“官财政”来源还未解决。

又，工食官，恐怕自商代以来就是传统的制度。车辆、武器、重器都是王家或公家独占的，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商食官”，韦注，“商，官贾也。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禀（廪也，给他一份禄米也）之”。不过国语和周礼都是后代的东西，恐怕已经窜入了战国和汉制了。

商代“王”的独占，另找证据。

战国中世以前，孟子言王政，亦曰“商旅皆欲出于王之途”，无贱商之论……(2)

商鞅相秦孝公，僻在西陲，首为富国强兵之策，重农战，抑商贾。……然《史记·商君传》本末两字，应出之史公。至荀子始曰“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如是则国富矣”，又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并见《富国篇》），又曰“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君道篇》），则有重农抑工商之说矣。

战国自中世以下，侯国并峙，战祸相寻，杀人盈城……商之为事，社会愈有变动，愈可居奇操纵，以得厚利，此战国中世以下，重农抑商之源于社会状况者也。战国久战……人寡，争思所以徕民。《商君书》“徕三晋之民”未必可信，然孟子梁惠王篇亦谓惠王忧“民不加多”。《墨子·节用上》“丈夫年二十，母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母敢不事人”，以为……“人有可备”……农有地著，安土重迁；商恃行贾，迁徙靡定，此战国中世以下，重农抑工商之源于国家政策者也。

然荀子虽有重农抑商之趋势，尚无本农末商之口号。……下逮韩非……始有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之简明口号（《诡使》《五蠹》《八说》）……然韩非说“今之学者之言也，不知务本而好作末事”，则直至韩非之时，尚有著论以提倡工商者；（可证）重农抑工商之说（尚）不甚炽。

II　（本农末商之说）披靡一世，在西汉初年。

1．自高祖以至文景，承战国楚汉久战之后，农民流亡，商贾过甚，故上自君相，下至撰言立论之士，举谋所以提倡农业，压抑商贾。（引《史记·平准书》一段，略）（《汉书·食货志》引文帝时重农之令，及晁错疏，略）

2．至武帝好大喜功，四出征讨……朝廷之上，恶商贾累积货财，不佐国家之急；文学卑县官以天下贸易（按：指盐铁国营），骚扰民间，于是殊途同归，皆为抑卑商贾之论。（以下广引“平准书及盐铁论”）

自后时过境迁，无汉初商贾之盛，商贾之祸，而此说已形成中国人传统之思想，牢固而不可拔……

同上书

此可与刘志远《汉代市井考》一文相比较。

刘文引了周官，所谓司虣司稽的职责，其管理市肆十分严酷。不过这未必是周制——有一条反证，左传记子产拒绝韩子强买——充其量是秦制。唯“三辅都尉兼领长安市，都尉乃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百官表》），可信。

又秦制，谪戌之制，“发曾有市籍者……大父母及父母曾有市籍者”云云而言，可见秦对商人的待遇已经十分苛刻。

汉法都是秦法。罗论把重农抑末归之西汉，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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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又见齐语，桓公与管仲的对话。工商食官，是传统，还是新倡？

(2) 作者旁注：按亦见李剑农。

西汉的商业资本和榷酤

I　汉初的积累和“不授人以田”——

汉初七十多年间，虽实施了发展农业的改良政策和措施，但在……“不授人以田”的基础上，“……惟富者可以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所以“富者田连阡陌”，“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贫者无立锥之地”，便以“见税什五”，去“耕豪民之田”（汉书·食货志）。

II　商人政策——

甲、刘邦……曾……压制中小商人，迫令他们弃商业农……

（贾谊论积贮疏）：使“末枝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明令中小商人即市井子孙不得做官。

乙、曹参……相齐……其治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参代萧何为汉相国……萧何为法，睹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曹参传）

丙、武帝前，关于冶铜、冶铁、煮盐、铸钱等大手工业，只在中央设考工令等管理机关，于各地特设铜官、铁官、盐官等征税机关。(1)

丁、文帝……赐邓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史记·佞幸传）

III　汉武帝的财政和商业政策

武帝的扩拓事业，是得到大商人地主支持的，为着尽量设法刮削……便任用著名的富贾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管理全国财政、税收、盐、铁、铸钱等事宜……把这些事业都拿到国家的名义下去经营……“县官作盐铁器，恶甚，价贵，或强令民买卖之。”

专制主义不用地主商人支持。比较拜占庭。

甚至这和蒋介石得到浙江财阀支持也是不同的。浙江财阀有租界支持，在当时的政争中又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后来蒋对江浙财阀也像拿破仑对待法国资产阶级一样了。

作算缗钱，派遣大批官员赴各郡，名为治缗钱。

张守节正义：“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每千钱一算，出一等，贾人倍之……一算，为二十文也。”

《史记·平准书》：“诸贾人末作贳贷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而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并见汉书·食货志）

摘自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pp. 24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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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没有专卖。

战国至汉代的田制

I　战国以来，土地早已允许买卖，土地私有制是存在的。

II　汉代并没有明确限止过土地的兼并，所以师丹说汉文帝时“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汉书·食货志）。

决不会没有兼并。只是国家财政宽裕，赋役轻微，没有“检括”的必要，所以没有发现问题而已。

III　武帝以来常常企图干涉私人的土地……从董仲舒开始就提出了限民名田的建议，以后师丹更制定和颁布了具体的制度，到了王莽便在短期内实施王田制度。……

武帝元封元年（前105年）设立十三部刺史，以六条察吏，第一条便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官典职仪）。

武帝时“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童”（史记·平准书）。

皇权强大，对富商采取“告缗”，潘役繁重，抑制兼并是必定要采取的。但商业和兼并必定还在发展中。

IV　东汉时期，豪强兼并，日益发展，但法律上仍然维持商人不得占有土地的禁令。后汉书卷110黄香传称“田令：商者不农”……刘佑作大司农还曾根据“科品”没收宦官苏康、管霸所占的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但这个科品）似乎是一种不明确的田制的规定。

两汉之间有王莽复古，位无均田。

V　东汉末年，司马朗传（魏志）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主张恢复井田。

当时也确有地方官执行限止大土地占有的政策。

但汉魏无均田制。

VI　复除即免役。

汉代有复除，但“从未见荫族的记载”。

西汉制度，“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前77年）正月注引如淳说）。东汉有光武特诏免王良（后汉书·王良传）“子孙邑中徭役”的记载，可见一般地子孙不能免役，荫族更不可能了。

VII　两汉时期贵族、官僚、豪强、大姓拥有许多宾客……他们常常依靠主人的势力横行乡里，甚至作盗贼，也有一部分出仕为官。

汉书·孙宝传：“时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

后汉书·马援传：“（援）在北地，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

后汉书·窦融传：“（宪）奴容缇骑，依倚形势，侵凌小人。”

蜀志·麋竺传：“祖业货殖，童客万人，资产巨亿。”

（客本是）战国食客之后……其中一部分显然是所谓士人。……（但）西汉时起客的地位已经开始卑微化，东汉以至三国，在长期过程中，我们可以肯定客的依附地位正在建立，可是实际的依附关系却没有确定。国家不能不容忍大族豪门的庇护，但似乎像宗族一样，法律上没有正式承认客可以复除。假使国家认为必要同时也有力量来否定这种庇护，那么主人就不能合法保有其所属的客。

可以说，汉以来，长期间存在着一种编户制度与庇护制度的斗争。

皇权削弱时，大土地私有制与庇护制度，并行发展。孙吴东晋以至整个南朝，“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原因即在于此。

Ⅷ　汉代大族豪门拥有大量宾客既不算违法，也没有合法的庇护权利。

三国时期……庇护制合法化。孙吴很早就有复客制度。……曹魏后期，也把租牛客户赏赐给公卿以下，“小人惮役多乐为之”（晋书·王恂传），这也就是复客制度。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曹魏屯田与西晋的占田荫客

I　汉末黄巾起义……许多土地在长期的军事行动中陷于荒芜。……魏志·司马朗传：“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

II　大小军阀、豪门大族广占土地，同时纷纷招徕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来耕种这些土地。

曹操兴立屯田。……晋书·食货志载邓艾济河论：

“昔破黄巾，因为屯田。”

卫凯传：凯与荀彧书：

“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竟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归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

既然卖盐所得可以买犁牛假与屯田户，可见吃盐的本土农民还是占压倒优势的。所以屯田不过是大片本土农民中星罗棋布的特殊部分。

III　曹操死后不久，屯田制度便开始破坏了。魏志·曹爽传：

“（何）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

司马父子当权后更加紧了屯田制度的破坏。……晋书·外戚王恂传：

“魏氏给公卿至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郜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容，多者数千。”

唐长孺说，租牛客户即屯田户。

司马炎称帝前一年明令废止屯田制，《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264年）：

“是岁罢屯田官以均役政，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均为令长。”

266年，又重申前令，“罢农官为郡县”。

IV　晋书·食货志：

“官品第一者占五十顷（以下每减一品减五顷，至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

“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八品二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4—7；5—5；6—3；7—2；8，9—1）。”

晋武帝一面废除屯田制并继续以客户赏人，但他不能不禁止募客。……皇帝可以放弃屯田的利益，但他不能放弃所有农民在大地主保护下不服役不纳税。

中国永远不会发生西欧式的封建制，原因即在此。

占田荫户制度……首先在承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加以限制。……

（但是，当时对于）土地，虽然有数字限制，实际上似乎不太重视。占了人口却受到处罚……（这就是说）田客限制是比较认真的。

V　当时不耕之地很多，占了土地的人任其荒芜，附属于农业的人口有些也是虚假的……（为此）政府……曾力图使地方官发动人民垦荒……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pp. 38—51

隋唐至近代

顾炎武论郡县与封建

I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薄，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郡县论）

II　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为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童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其所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日知录，卷十三，君教条）

III　夫采矿之役，自元以前岁以为常，先朝之所以闭之而不发者，以其召乱也。譬之有窖金焉，发于五达之衢，则市人聚而争之，发于堂室之内，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皆不得而争也。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箧也。（郡县论六）

IV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

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她，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孙，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非为天子也，为其私也，为其私，所以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下之公也。（郡县论五）

V　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郡县论一）

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来之敝可以复振……（同上书）

一、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所知道的办法之一是令长为世官，这就是“土司制度”，这是行不通的，专制主义不允许这样做。

二、然而专制主义的弊害则说得比较透彻了。

参照五代十国时的经济发展。

三、自然经济时代的大帝国，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一条死胡同。制度本身的逻辑，决定它要因循、疲塌、守旧、停滞、贪污、关节。到一代之敝，终不可复时，改朝换代，弄得有效率一些，紧张一些，然而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

例如，明太祖时，把功臣杀光，提拔一大批国子生，严惩贪污，这样，他做到了移民、开荒、完成鱼鳞册和黄册。不过数十年，没有况钟周忱，江南已不可问。其后二百年间，完全是吃老本而已。

顾炎武论乡宦、生员、吏胥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试科举之费犹皆派之于民，故病民之尤甚者生员也……

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也？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则不然……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上之人以是益厌之……而下之人犹日夜奔走之如鹜，竭其力而后止者何也？一得为此则免于偏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慕其功名也，保身家而已。……

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属，无不以钱鬻之。夫关节，朝廷之所必诛，两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

《亭林文集·生员论》

一、梁启超把中国的取士视为民主，顾炎武则极论生员之害。

二、说中国的专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对吗？

拿破仑不能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中国的专制皇帝更不是什么执行地主阶级意志的执政者。中国的社会制度是跟专制皇帝一个人转的，生员就是他所创造的制度。其最初的目的，是“天下英雄，均入我彀中矣”。是腐化知识分子，随着就产生了生员阶级及其荫庇制度。

王夫之论专制时代的士大夫从善转向恶的过程

……士之未遇，与民相迹，与天下之公论相习，习而欲当于人心，则其言善矣。言之善也，而人主不得不为之动，迨其已得当于人主，而人主之所好而为者不在是，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士大夫之所求合于当世者，又不在是，遂与人主之私好，士大夫怀禄结主之风尚相习，习而欲合乎时之所趋，则其行邪而言亦随之。故不患天下之无善言也，患夫天下之为善言者，行之不顾也。不患言之善而人主不动也，患夫下之动上也，以谔谔于俄顷，而下之动于上也，目荧耳易，心倾神往而不能自守也。中人者，情生其性，而性不制其情；移其情者，在上之所好，俗之所尚而已。使天下而有道，徐乐严安主父偃亦奚不可与后先而疏附哉？故文之有四友，惟文王有之也。若夫穷居而以天下为心，不求当于天下之论，遇主而以所言为守，不数变以求遂其私，此龙德也，非可轻责之天下者也。

《读通鉴论·汉武篇》

王夫之不可能得出改变制度的结论，只能以歌颂文王之四友，与夫他自己的“龙德”，这是时代的限制，未可强求的。

王夫之没有得出贾宝玉李卓吾的结论，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可惜文王的故事，十之八九是虚构。而像他这样的操守，他自己也承认，“未可轻责之天下者也”。

王夫之论正谲

正者自正也，自正而弗恤人之谲，君子道也。谲者既自谲矣，自谲而恒疑人之谲，小人道也。齐桓之威，管仲之智，为申侯辕涛途之所欺，而齐不以损……故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曹操无以保此，故枕圆枕，啖冶葛，力诎于暧昧，而以自妨其眠食，亦可哀矣夫！

《春秋世论》，卷二，僖公

曹操还烧掉了袁绍的文书哩！

以平等仁天下，则以平等戕天下

……盾奚请乎？厉公奚讼乎？必请必讼，而赫赫上帝，举无择于君臣，但杀者即听之报耶？……以平等仁天下，则以平等戕天下。

春秋左氏传博议：成10，“晋侯梦大厉”条

中国士大夫，从来没有平等思想。

中国的“自然法”是儒家的“三代之制”或“先王之制”，到礼运《大同篇》达到顶点。《大同篇》并不是平等主义的。所以，它产生不出来资本主义，也产生不出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人的自然权利为根据，在西方，它们都通过基督教思想。

王夫之论礼与明亡之故

立人之道仁，知而已矣。仁显于礼，知贞乎义(1)。故夫（夷狄）者，仁知之介然或存者有矣，介然之仁弗能显诸礼，介然之知弗能贞诸义……虽然，义以贞知(2)，知以立事，事以备功，功以免败，则其于义犹参差遇之也。若乎介然之仁，不准诸礼，而亦有以动愚贱，故（夷）虽假义，终必弃礼。弃礼以为功，是之谓夷。春秋之狄荆吴徐越杞莒者，惟其亡礼也。僭王，盗行也。亡礼（夷狄）也。……荡然蔑礼，斯以僭王矣。其僭王也，不能并其典章仪物而僭之，枵然自大，视虞夏商周之王犹其王也。介然之仁，足以聚人，介然之知，足以立事，事主人聚，抑或因介然之义以辅，其知免乎？桀纣幽厉之败，遂进而争虞夏商周之功，自信从王因自王焉。若夫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虞之韶，且恐不利其介然之仁而决去之，斯（夷）之所以为（夷），而春秋之（夷）之以不疑也。……呜呼，礼亦重矣。礼之蔑也，祸成于（夷），则欲救（夷）祸者，莫礼急也。功能驱（夷）而道不足以弘礼，其驱之也必复。悲夫，此刘基、宋濂、陶安、詹同所由功亏于管仲，而不足望周公之末尘也！

春秋家说，卷一，庄公

这么说来，明亡于清，不是中国的专制主义已经毫无进步作用，而是因为没有复“礼”。

可是这个礼又是什么呢？王夫之说得出来的有“夏之时，殷之辂，周之冕，虞之韶”。无非是木乃伊和木乃伊身上见风就化的破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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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知贞乎义，推不出。

(2) 作者旁注：义以贞知，推不出。知识和道德是两回事。

谭嗣同批判王夫之

读衡阳王子辟五行卦气诸说，慨然慕之！独怪于河图洛书太极图等，何复津津乐道？

夫河洛诚不知为何物也，要与先天图，与爻辰、卦气、纳甲、纳音，与凤角、壬遁、堪舆、星命、卜、相之属，同为虚妄而已矣。

王夫之的经济主张

I　欲望（人欲）是人类的本性，是和自然法则一致的（理欲皆自然）；束缚人类欲望的发展，就是违反本性即天理（有欲斯有理），人理是“没有绝己之意欲以徇天下”的，应该让各人尽量发挥本性，去满足其自己的欲望（人欲之备得，即天理之大同）。

II　他极力反对宦官、官僚、“故家大族”、“墨吏猾胥”以至秀才、贡生、举人等“操细民之生命”，士、医、农、工、商贾才是于社会有用的人民。

III　关于土地关系，他主张禁止超经济的封建榨取，任各人自由活动，去解决土地问题，如说：

“诚使减赋而轻之，节役而劳之，禁长吏之淫刑，惩猾吏之恫喝：则贫富代谢之不常，而无苦于有田之民；则兼并者无可乘以恣其无餍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

在噩梦篇，更进而主张：“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说是“耕者有其田”的伟大思想的萌芽。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Vol. II，pp. 951—952

这是中国古往今来思想家中独特的异卉。

甲、这是反儒家的，因为它踢开“己欲立而立人”的空洞主张，而是主张“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

乙、这是反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给宦、官、吏、“士”以“复免”的特权，以鱼肉人民的特权，故家大族是这些特权官僚的副产品，相反，他倒过来，独尊士、医、农、工、商贾……

丙、从“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出发，他主张自由竞争，甚至敢说“贫富代谢之不常，而无苦于有田之人民”。

但是他反对经济以外的兼并，而这是中国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无可避免的逻辑后果。

丁、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的经济，无非是：（一）均田与兼并的循环；（二）节用、重农；和聚敛、榷酤的循环。你说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吗？倒也是的，但是这是以皇室为中心，皇朝的兴废为转移的。在这种传统中，没有人民，没有生产的地位。说起来这是法家思想，但反对它的儒家思想，所提出的则是一套迂腐的论调，见盐铁论摘录。

王夫之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

“天地之奥区，田蚕所宜，流肥潴，聚江海，陆会所凑，河北之滑浚，山东之青济，晋之平阳，秦之泾阳三原，河南之大梁陈睢太康，东傅于颍，江北淮阳通泰，江南三吴，滨海之区，歙休良贾，移于衣冠，福广番舶之居僦，蜀都盐锦，建冒番布，丽江牦氈，金碧所自产，邕管容贵，稻畜滞积。其他千产之邑，极于瘠贫，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乡焉。此盖以流金粟，通贫弱之有无，田夫畦叟盐、鲑、布褐、伏腊酒浆所自给也，卒有旱涝，长吏请蠲赈，卒不得报，稍需日月，道殣相望；而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晨叩户而夕炊举矣。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今吏极亡赖，然朘刻单贪，卒无厚实，抑弃而不屑，乃借锄豪右，文致贪婪，则显名厚实之都矣。以故粟货凝滞，根底浅薄，腾诵焦涩，贫弱孤寡佣作称贷之涂窒，而流死道左相望也。汉法，积粟多者得拜爵免罪，比文学、孝、秀，(1)今纵鹰鸷攫猎之，曾不得比于偷惰苟且之游民，欲国无贫困，以折入于□□，势不得已。故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黄书，大正第六）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中国历代传统，都是重农抑商。桑弘羊式的盐铁榷酤均输，成为汉武武功的基础，郭沫若誉桑为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王夫之“大贾富民，国之司命”；“流金粟，通贫弱之有无，田夫畦叟盐、鲑、布褐、伏腊酒浆之所自给”，有点像孙中山的“货欲畅其流”。这种论调，明末以前究竟曾否见于士大夫言论，不得而知。然明末则王夫之、顾炎武辈都有这类议论，不可谓不是一变。

这一段议论还可以和顾炎武的郡县封建之说参照起来读。王夫之顾炎武各执一端，可惜没有贯通起来，而当时的条件也是贯通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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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文景之时，利归私家。汉武时告算缗，中人以上家率破。王夫之未免美化了汉法。

王夫之的抑末论

商贾之骄侈以罔民而夺之也，自七国始也。七国者，各君其国，各有其土，有余不足，各产其乡，迁其地而弗能为良。战争频而戈甲旌旄之用繁，赂遗丰而珠玑贝象之用亟，养游士，务声华，而游宴珍错之味侈，益之以骄奢之主，后宫之饰，狗马雁鹿袨服殊玩之日新，而非其国之所有，于是而贾人者，越国度险，罗致以给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贾人遂以无忌惮于天下。故穷耳目之玩，遂旦暮之求者，莫若奖借贾人之利，而贫寒之士亦资之以沾濡，贾人日以尊荣，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阳与而阴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权倒柄授之，而天下奚恃而不贫？且其富也不劳，则其用也不恤。相竞以奢，而殄天物以归糜烂，弗困弗辱，而愚民荣之，师师相效，乃至家无斗筲而衣丝食粲，极于道殣而不悔，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

王夫之：《读通鉴论·汉景篇》

大陆国家的商业，只能如此，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为中世纪欧洲人所憎恨的原因，为什么魁奈鉴于Ancient Regime(1)法国的奢华而向往于商鞅式的重农抑末论。

唯有贸迁于古文明国和广大的蛮族区域之间的希腊，才能产生出重视商业，重视于工业的经济学；而且隐默地以这种经济学为前提，建立起整套希腊思想来。这套思想，在Alexander（亚历山大）征服和希腊化时代，理该泯灭掉。传到罗马，罗马这个农业城邦，也理该使希腊思想泯灭掉，奇怪的是，罗马承袭这套东西，演化为罗马法，而且在一种空前绝后的承袭希腊法权体系的意识形态下实行大征服；倒转来，大征服又成为这一套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得以延续下去的条件。这是一种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例。

正因为罗马的声势煊赫，才使这一套法权体系张冠李戴地移植到西欧封建制之下。可是，即使如此，仅仅这一条，还不足以把资本主义抚育起来。必定要有岛国英国，来继承希腊时代和北欧海盗的航海传统，有统一的王权足以建立氏族国家，又有新教的贪婪然而居积的精神，有名为反对希腊思想实则继承发展希腊思想的工具主义，对使机械文明的资本主义兴发起来了。

不必惋惜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条件使中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布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可不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这种态度来学习，是什么也学不到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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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政权”或“旧制度”，指的是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编者注。

王夫之论符瑞、封禅、方士、长生及释老

汉之初为符瑞，其后为谶纬，驳懦以此诱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呜呼陋矣。武帝之淫词以求长生，方士言之，巫言之耳。儿宽儒者也，其言王道也，琅琅乎大言无惭矣，巧附会缘饰以赞封禅之举，与公孙卿之流相为表里。武音利赖其说，采儒术以文其淫诞先王之道，一同于后世缁黄之徒，而灭裂极矣。沿及于谶纬，则尤与莲教之托浮屠以鼓乱者，均出一轨。（读通鉴论·卷三）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1．五行谶纬是宗教。在没有佛时，这是一种不可少的补充。

2．“儒”吃阴阳家和宗教的饭，汉、宋（道学，理学）皆然。

王夫之论中国史上的三变

商周以上有不可考者，而据三代而言之。

其时万国各有其君，而天子特为之长。王畿之外，刑赏不听命，赋税不上供，天下虽合而固未为合也。王者以义正名而合之，此一变也。而汤之代夏，武之代殷，未尝一日无共主焉。

及乎春秋之世，齐晋秦楚，各据所属之从诸侯，以分裂天下，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从衡，赧王朝秦，而天下并无共主之号，岂复有所谓统者？(1)此一离一合之始也。汉亡而蜀汉魏吴三分，晋东渡而十六国……裂土以自帝。唐亡而……各帝制以自崇，士其士，民其民……无所统也，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

至于宋亡以迄于今，则当其治也，则中国有共主，当其乱也，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盖所谓统者绝面不续，此又一变也。……

（读通鉴论·叙论）

摘自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的确，中国史上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专制主义，源远流长，远始战国，至宋而后，连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现象都没有了，这传统实在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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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原文是反对所谓正统的。

戴东原的社会哲学——“权”，“变”

I　宋以来儒者……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见另片所全摘）

II　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同上书）

III　权所以别轻重也，凡此重彼轻，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则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察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知常而不知变，由精义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圣智者未之尽也。

古今不乏严气正性疾恶如仇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执显然共见之重轻，实不知有时权之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其是非轻重一误，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同上书）

侯外庐（一）对戴东原的事物、理、自然、必然这一套理论，称之为观照论，以别于实践论；（二）又比照他的这一套理论和他的“自然哲学的生化论”（侯称之为“生化哲学的运动论”，是错误的。因为，无论王夫之的缊生化和戴东原的生化哲学，都是阴阳家气味十足，都是把生物的繁殖规律——不是物种原始的变异理论——夸大为自然界的总的规律，和西方哲学中的运动论是不相同的。这是中国哲学传统上的一大特点），认为这种“绝对不易之则的真理论，实在和他的自然哲学生化不息的运动论相去甚远，这是观照论在体系上的大危机。所以他……忽然提出一个‘权’字来补救其体系上的危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p. 450），这个批评，实在没有打中要害。

中国的哲学传统其实并没有自然哲学而只有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戴东原的事、物、理、自然、必然这一套理论体系，根本不是自然哲学的体系——正确一点说，不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体系，而是伦理哲学体系的前半部。用这个半部来处理事物（政治和伦理）必定要变成书呆子，必须加上权变，才能应付裕如，才真正达到了“学至是，一以贯之矣，意见之偏除矣”（戴的原话）。

中国人缺乏一股傻劲，不钻牛角尖，所以没有契合本体论的一神教，不执着地探求符合一神教义的宇宙观，所以中国人的“自然”推到极点，不外五行阴阳，饮食男女。天文学始终是占星和历法，物理学不外声色臭味，哲学所探讨的，弄到底是生化不息和饮食男女。把人这个主体以外的大自然整体当作客体来探求其自然与必然之道，先秦是有的，但达到阴阳五行这个结论之后，就躺下来再也不前进一步了。

所以，戴东原的事物、自然、必然这一套，骤看起来颇为现代化，其实这是偶合。按戴东原的体系来说，在必然与同然之后，必定要加上权和变才算完整。不了解这个体系的本质，认为这是画蛇添足，或者是“弥合危机”，这是皮相之论。

老庄释氏加“圣人”的结果

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人。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

……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独执此以为君子者，“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性，于是未有不以意见为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于欲，则曰心无愧怍……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

同上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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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戴东原还是只好推崇古圣贤，他不知道，孔孟之道已经蕴含程朱结论了！

“性”与“类”

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其本……然性虽不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故论语曰：“性相近也”，此就人与人相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1)言同类者相似，则异类之不相似明矣；故诘告子“生之谓性”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

天道，阴阳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于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性》

戴东原如果生在“五四”时代，也会打倒孔家店的。像这样的思想，只是闪光不成体系，因为“五四”以前的哲学著作，都只能采取疏证“经书”的形式出现。

范文澜的通史，把“经学”作为一个题目，还跑不出“经史子集”的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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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勉勉强强达到“类”概念。然而“类”概念也可以神秘化的。

戴东原论“有理即绝情欲”

宋以来儒者……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有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中国人之论“修养”，究之不出“天理”“人欲”之窠臼。应该详作比较。

龚自珍对于2000年来中国的政治学术的描绘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1)，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阐本朝之法意，以相戒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若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有成者，谓之治，即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

《著议》，《中国近代文论选》p. 496，

胡蕴玉：《中文学史序》所引小注

比较福泽谕吉评汉学。

所谓史官文化，实际上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是荀卿的弟子，礼与法原来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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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参照：范文澜“史官文化”。

梁方仲论明中叶以后的经济大势

I　正德初年以后，即16世纪初期……发生了……以前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或虽曾发生过但不甚显著的……簇新的情况……归纳为：

第一，手工业……和农业日益分离，有若干原为农村副业的手工业已取得了独立经营的地位；又有若干家庭手工业已为作坊或工场所替代。尤其在城市中，手工业有了更多和更大的发展——这里包括企业的种类、数目和规模，也包括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等方面……

第二，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不少人已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如土地）或劳动工具，因而变成了雇佣劳动者。

第三，商人通过高利贷和贱买贵卖的方法，或采用定期收购和低价预购等方式，贷给小生产者以现金、原料和材料，使他们的生产活动归附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因而商业资本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四，农产品和手工制造品的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民经济日益卷入交换之中。

第五，货币的权力愈来愈大。

第六，市民阶层和与此相适应的经济观点、政治主张都出现了。

II　但是……当时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实际上乃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这主要是统治阶级（包括商业资本家本人在内）从加紧剥削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了消费的胃口……“世风日下”的造成，完全是“上流社会”的罪过……

明中叶以后，……国内对银矿开采已甚积极。……洪武二十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1390—1486年），（有记录的）“采纳银数”总计达9786462两。明代银课税率“十取其三”，推算银产量……在三千万两以上。成化以后，银课收入往往和金矿（或其他矿）……的收入混入记载……但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年）九年之中，诸监、使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来观察，亦可推知明中叶以后全国银产量是不会减少的……海外贸易亦有了长足的进展……我曾经作过估计，自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七十二年中……输入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

可是大量货币集中到商人手里以后，他们就往往用来“买田、造宅、置妾”……资本的积累不免受了很大的限制，由商业资本家变为工业资本家的极为少见。……（有人）认为有钱人……热衷于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这……大可商榷。……嘉靖间何良俊说……

“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增，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卿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卿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就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日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趋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何氏所说的是松江府一带农民改业的情形，如果不拘泥于其倍数和比例，则这种情形在别的地方也相当普遍……

宣德末年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论苏松人民流寓风气之盛，说“尝历询其弊，盖有七焉”。“一曰大户苞荫，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荡，四曰军囚牵引，五曰屯营隐占，六曰邻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诱”……详为摘引其（六弊）如下：

“其所谓‘大户苞荫’者：其豪势富责之家，或以私债准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强夺人子息，或全家佣作，或分房托居。赐之姓而目为义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为仆隶者有之……由是豪家之役属日增，而南亩之农夫日以减矣。其所谓‘紊匠冒合’者：苏松人匠，丛集两京。乡里之逃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冒作义男女婿，代与领牌上工……一户当匠，而冒合数户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隐蔽数人者有之……其所谓‘船居浮荡’者……流移之人挈家居于舟，以买卖办课为名……往来于南北二京，湖广、河南、淮安等处停泊……其所谓‘军囚牵引’者：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故其为事之人，充军于中外卫所者，辄诱乡里贫民为之余丁，摆站于各处河岸者，又招乡里小户为之使唤。作富户于北京者，一家有数处之开张；为民种田于河间等处者，一人有数丁之子侄。且如淮安、二卫、苏州充军者不过二名，今则填街塞巷，开铺买卖，皆军人之家属矣……其所谓‘屯营隐占’者，太仓、镇诲、金山等卫，青村、南汇、吴松江等所，棋列于苏松之境，皆为边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调伍。因有所恃，特肆豪强，遂使避役奸民转相依附。或入屯堡，而为之布种；或入军营，而给其使令；或窜名而冒顶军伍，或更姓而假作余丁……其所谓‘邻境避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导无方，禁令废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转徙。居东乡而藏于西乡者有焉，在彼具而匿于此县者有焉……太仓一城……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黄册，原该七十六里，8986户。今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1569户，核实又止有见户738户……”

……苏松农民离开本乡以后，一部分是漂浮湖海……买卖办课，另一部分走移远地……乡亲故旧改营工匠商贩……这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手工业、商业的经营也富有封建宗法的色彩。

粱方仲：《明代粮长制度》

社会是接种在东方专制主义上面的18世纪法国的Ancient Regime（旧制度）式的浮华，当时的经济思想却还是“重本抑末”，对豪强又无可奈何。

要（1）土地改革；（2）彻底取消徭税当差的制度；（3）大开海禁，“自由放任”；（4）清教徒式的“节欲”与积累，亦即要有“贫穷经济学”，才能真正有资本主义。没有这些条件，这些都成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有循环往复的农民起义。

说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阻止了资本主义那一点“芽”成长起来，完全错了。清政府基本上还是恢复Ancient Regime（旧制度），所以，可以有“十全武功”，却永远不会有资本主义。

东方专制主义到明代已经穷途末路，什么道路，在儒法道佛杂糅的理教控制下是摸索不出来的。只有“大炮”才轰得开这个铁幕！

侯外庐论18世纪的经济、政治和启蒙运动的挫折

18世纪……清朝封建统治势力……相对稳定……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则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表现。17世纪的启蒙运动虽然受了挫折，但它的政治的、社会的形式却被文学的形式所代替，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便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创作。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

一、按照侯外庐的逻辑，“资本主义、市民、农民的反抗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而“17世纪的后蒙运动这时却受了挫折”，这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了。

其实，只有丢掉侯外庐的逻辑，这就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王夫之、黄梨洲等人的反叛思想，只有在天崩地裂的时候才能产生。对于生活在专制主义下的士大夫来说，只有像亡国这样的事情才是天崩地裂。所以，王夫之等的学说只能产生于明清之交，18世纪既然相对稳定（其实是所谓乾嘉盛世），就必然要流入烦琐。戴震、章学诚等所说很多精辟的东西，但在当时却不“流行于世”就可以窥见当时风气了。

第二，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茁长，所说无据。就令18世纪的工业和矿业比明清之际有所发展，摊丁入地的赋税制度彻底肃清了前代地丁两税并存的残余，也不能说资本主义有什么成长。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已经把一切东西都窒死了，多几张织机，多几万矿工，多几家票号，只会助长专制主义的声势，丝毫也看不出资本主义有什么萌芽。——要知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不是同义语，私营工商业和资本主义也不是同义语。

二、而读史的人，读18世纪的中国史和中国思想史而能不喟然兴叹的，也实在太没有时代感了。

16—17世纪中国开始接受当时尚不发达的西方文化，17世纪中国就彻底闭关自守了。然而康熙一朝，声势尚盛，而西方势力究竟还只向东方作试探式的进攻。18世纪，印度已分成好几步归并到大英帝国旗帜之下，印尼、缅甸也完蛋了，中国却又缩回到乾嘉盛世的蜗壳中去了。18世纪的中国学术，比起宋明理学来，有了一些近代气味，然而终其极，不过提出了几句差近人意的“六经皆史”，“文辞，训诂，义理”的命题，稍微透露出一点现代化的味道，阴阳、五行、生化、道器、义理的硬壳，到底还是没有打破。而且，这些比较像样的命题，对时代的风气竟然没有产生影响，一直到19世纪理学名家的倭仁之类，还以其思想，以其政治力量左右大局，甚至连洋务运动都要被这些王八蛋窒死！这一百年，中西差距，无限地扩大，从此，中国命定要以风化的木乃伊的身份在世界上出丑了。

侯外庐对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的挫折，怎么如此无动于衷呢？

Table of Contents

外国历史部分

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多中心的希腊史（代序）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第五章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

后记

从精神贵族到日本武士——散读外国史笔记

雅典帝国——提洛同盟——雅典民主

雅典的军事移民与雅典民主

古代民主和古代之缺乏积累

最初的希腊哲学是自然哲学——它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环境

城市运动

拜占庭帝国：其商业及其工业

罗马、日耳曼和拜占庭

日耳曼民族和西方议会政治

人民的英国史

武士的兴起

英国与日本——政治与商业，殖民主义与商业

资本主义、产业革命

商人活动和帝国的建立，疆土的开拓

古典社会的经济基础

1955年苏联历史问题论封建主义解体的道路

中国历史部分

上古至隋唐

历史讨论

评Owen Lattimore：《中国的边疆》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没有自然法的观念——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观念

《中国通史简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郭沫若自历法、干支推论中国文化西来

郭沫若考“舜”、“喾”、“俊”与“唐、场”

武王所陈纣之罪

《礼记·乐记篇》言武王伐纣后之措施

《两周金文辞大系》（一）

《两周金文辞大系》（二）

周的封建——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春秋末叶）

吕振羽描绘的从初期封建制到专制主义封建制（郡县制）的过渡

春秋时期的庄园制度与领主家臣间的誓约——吕振羽说

吕振羽论周初从农村公社转向庄园制度

吕振羽——列宁对“军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地制度的解释

周封建制中之国人、王人及野人

殷及西周的对外征服

李亚农论殷周之际社会变化中的军事组织与社会组织

李亚农描写周的奴隶制及其经过革命蜕变为封建制

李亚农论中国封建制的独特性——城市、庄园、农民、工商业、等等

李亚农关于彻、助、赋、税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般——评范文澜

郭沫若的“奴隶社会”

郭沫若对殷周奴隶制、井田及初税亩的解释

李悝——次于子产的法家

郭沫若论吴起商鞅——郭的政治主张

郭沫若论吴起商鞅——吴起商鞅改革的实在性质是什么

贾谊论法与礼

贾谊论商鞅主义

范文澜《通史》第四章“列国兼并时期——东周”

春秋时期的三纲五常

孟子驳告子

告子与孟子的辩论——生、性；理、气；内、外

福泽谕吉论君臣之义，论孔老二

郭沫若的诸子批判

郭沫若批判庄子的真理论

郭沫若谈道家的影响

关于道家哲学

汪奠基《老子朴素辩证法的逻辑思想——无名论》读后感

中国古代逻辑与语言

老子的名言辩

老子推理方法的非逻辑性

老子与古算、周易

孔子翻经，其学本出于老子

荀况发现了“人”？

论韩非的《五蠹篇》

“令行禁止”见于《韩非》

韩非的“道”

形名与刑名

道义根据

“势不足化则除之”

“贤治，千世乱而一世治，势治，千世治而一世乱”

评赵主父——武灵王

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

梁启超盛称儒家哲学

梁启超论自由意志

梁启超批评法家，独宗儒家

梁启超论我国政治思想中的世界主义、民本主义（或平民主义）及社会主义——三者皆似是而非

梁启超论封建时期之贵族政治

梁启超的礼治主义的民主政治

平民主义与民权主义

梁启超论“大同”篇

梁启超论功利主义为世乱之源

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

我国经济思想常以分配论为首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税及彻不是公共基金而是君王的收入——专制主义的经济及财政

战国时代的百工

桑弘羊的经济——政治理论——《盐铁论》摘录

本农末商始于战国之末，盛于西汉

西汉的商业资本和榷酤

战国至汉代的田制

曹魏屯田与西晋的占田荫客

隋唐至近代

顾炎武论郡县与封建

顾炎武论乡宦、生员、吏胥

王夫之论专制时代的士大夫从善转向恶的过程

王夫之论正谲

以平等仁天下，则以平等戕天下

王夫之论礼与明亡之故

谭嗣同批判王夫之

王夫之的经济主张

王夫之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

王夫之的抑末论

王夫之论符瑞、封禅、方士、长生及释老

王夫之论中国史上的三变

戴东原的社会哲学——“权”，“变”

老庄释氏加“圣人”的结果

“性”与“类”

戴东原论“有理即绝情欲”

龚自珍对于2000年来中国的政治学术的描绘

梁方仲论明中叶以后的经济大势

侯外庐论18世纪的经济、政治和启蒙运动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