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

增订版说明

第1篇 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

第一章 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

第二章 苏联援助下的国民革命

第三章 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第四章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

第五章 中苏两国的战时合作与冲突

第六章 中国内战与中苏国共关系

第2篇 同志加兄弟（1949～1960）

第一章 同盟条约的签订及中苏利益冲突

第二章 朝鲜战争与中苏同盟的实质性进展

第三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第四章 苏联的经济援助与中共的政治支持

第五章 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和限制

第六章 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

第七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

第八章 军事合作、炮击金门与中苏对外政策分歧

第九章 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

第3篇 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

第一章 中苏分歧公开化与短暂的缓和

第二章 两党关系破裂与两国关系恶化

第三章 中苏同盟关系的彻底瓦解

第四章 国际共运分裂与中苏走向对抗

第4篇 走向“正常化”（1979～1991）

第一章 “正常化”问题的缘起

第二章 开启“正常化”进程

第三章 双边关系逐步改善

第四章 走向“正常化”的转折

第五章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跋 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

附录一 参考文献

档案和文献

专著

论文

口述和回忆

报刊

附录二 译名对照表

序 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

——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

李凤林[1]

一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2]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这个时期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其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不同甚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应过于强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致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启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了，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彻底打击“苏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侧重打击“苏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全球态势上是苏攻美守，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撞。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邓小平同志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的设计上都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即：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作这样一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10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二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这段过程中，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是。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中俄美在进入21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三

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使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由于双方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这使两国关系置于更现实的基础之上，两国相互心理要求和预期更为适度，两国关系的稳定也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对比中苏和中俄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基本启示。

第一，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中苏两党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实力对比上相差悬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正因为中苏之间实力悬殊太大，彼此关系不对等、不均衡，苏联以大党大国自居，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将双方关系定位在领导和被领导上，当彼此利益出现不一致时，就发生了不尊重对方利益，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种种事件。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说中苏分歧“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3]

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战略、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两党分歧导致两国分歧，从理论分野发展到组织分裂，最终酿成战略对抗关系。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错位，大大伤害了两国关系和人民的友谊。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我们自己则很少宣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是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的利益服从苏联利益。”[4]

第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引发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但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收回”失地而改写了历史。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苏共中央领导在1964年后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科研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中边界史。其实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尽管确定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现在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

四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0周年。这10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紧扣时代脉搏，经受住了考验。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俄两国共同致力于推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利益共同点增多，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果。国家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经济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中俄战略协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两国领导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决断顺应了时代潮流，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是保证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历史抉择，完全正确，富有远见。

目前，中俄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形势的发展和两国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双方都要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处理遇到的问题，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中苏关系的历史就是中俄关系今后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物。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才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正所谓，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志华等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新著《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恰逢其时。

是为序。

[1] 中国原驻苏联大使。

[2] 中国学者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林军：《中苏关系（196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1998；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徐晓天、李春隆、徐振泽：《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等。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

[4] 刘爱华：《关于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68页。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序

陈兼[1]

几年前，《中苏关系史纲》一书出版，我在书付印前有“先读为快”之幸运，当时便为其大手笔所感叹并折服。现在，《中苏关系史纲》将要再版，除由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根据新披露的档案史料对各自所著章节做增订外，又由牛军重写了第四篇：走向“正常化”。日前，接到志华兄的电邮，以不容商量之口吻，要我为再版本作序。我认识志华已近三十年了，深知他的秉性。虽然我自知学识浅薄，绝没有为这么一本大书作序的资格，但面对这位老友的强硬指令，知道争辩推托是没有用的，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中苏关系史纲》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学术专著，这首先是因为这个课题极为重要。中苏关系的演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发展以及整个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进，都有着紧密关联并交互影响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整个冷战时期，没有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如同中苏关系那样大起大落的变化。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缔结战略同盟关系时，两国之间的“兄弟团结”曾被称为“永恒的”与“牢不可破的”。但后来，随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严重争端，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亦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走向破裂。此后，两国间的敌意不断加深，终于导致了1969年的流血边界冲突。此后，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全面对抗一直是构成冷战国际关系全部总和的一个基本要素。不仅冷战对峙双方的力量对比因之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连冷战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对抗的基本特征，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到了80年代末，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全球冷战则几乎在同时走到了尽头。

从中苏关系发展同中国国内情势演变的关系来看，中苏两国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模式为楷模，建立了由国家指令占据统治地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也打上苏联影响的深刻烙印。50年代末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裂痕，逐步卷入了一场互相给对方扣帽子、抓辫子的“大论战”。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也很快便涉及在社会主义国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大问题。那场“史无前例的”的“大革命”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同“反修防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入7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起步和发展，又是同对于苏联模式的扬弃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这段历史既十分重要又有着峰回路转的曲折过程，实在是写历史的好题材，因此，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在国际学术界，多年来相关论著不少，但真正有深度并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佳作并不多。大体来说，人们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受到了两方面的大因素的制约。首先，受到中苏两国档案开放情况的制约，也囿于学者本身语言能力等方面的不足，绝大多数学者很难，也很少从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及其他第一手资料入手从事研究。近年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学术潮流的兴起，一些国外年轻学者（如吕德良、拉钦科等）开始从多边档案研究入手对冷战时期中苏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写出了有分量的专著。[2]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样的杰出个案仍属少数。第二，由于中苏关系演或同现实国际政治变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的视野和方法也受到了现实政治发展的严重影响。再加上长期以来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属于政治学学科，他们的学术关注重心之所在，往往是为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各种时髦理论之间的论辩提出个案层面的“注脚”，其结果，则是所产生的论著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显得极为粗浅，一些论者中甚至出现了连基本史实都搞不清楚的现象。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曾经是“禁区”。例如，关于中苏同盟的形成、发展及破裂，在官方体系的“大叙事”中早已有一定之规，很难“越雷池一步”。同时，对大多数学者来说，长期以来也存在着看不到第一手资料的障碍。近年来，随着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及许多省市及地方档案馆资料文献的解密与开放，以及各种文稿、年谱等文献汇编的出版，从事第一手资料研究的条件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问题在于，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开放仍然相当有限，学术利用也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与此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演变本身的历史魅力（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在这个题目上又出现了大量抄来抄去、以讹传讹的编撰类书籍，充斥于市，搞得人们良莠不分，甚至将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往往缺乏可读性）挤到边缘去了（有时甚至完全挤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及增订再版，便显得尤为可贵。这本书围绕着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同时又具有原创性并写出了新意。本书作者的研究和写作首先是以极为广泛而扎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为基础的。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存有的档案资料。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诸如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上海、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省市区地方档案馆的材料，并利用了台湾“国史馆”及其他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文献资料，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资料。他们还曾在俄罗斯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属于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从事过深入的档案收集与研究，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威尔逊中心、胡佛研究所等从事过深入研究。此外，他们还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在国内外学者中，他们所做的访谈也许是无人能比的（例如，他们曾同毛泽东的三代俄文翻译——师哲、李越然、阎明复——进行过多次甚至反复的访谈）。由于他们的访谈活动是在广泛而深入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带有批判性意识，常常成为一种档案资料与亲身经历之间通过他们而进行的一种“对话”。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许多当事人在接受访谈后将自己保存的笔记和相关文献提供给他们使用。这种情形，在中外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这是一本扎扎实实地写出来的书，所以，其论述信实可靠。同时，本书作者还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在此，谨列举我觉得应当引起读者注意的若干片段。

关于1949年以前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长期以来，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一再讲述的关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错误干预而他本人则不断予以抵制的故事，对中外学者的相关历史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外学者往往强调双方存在的诸多分歧与矛盾，似乎后来的中苏分裂早在1949年前的中共与苏联关系历史中便已事先“命定”。本书的论述则表明，1949年之前，中共同莫斯科的关系发展中固然有过种种曲折，但就其基本轨迹而言，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支持和援助，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若是没有来自苏联的帮助，中共要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并最终获得内战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即便并非全然不可能，至少也要困难得多。

关于中苏同盟的建立，从来便是中外学界关注的重点。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提出了“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两个月，他又以日理万机之身亲自访问苏联，从头至尾（加上途中时间），历时达三个月之久，以求同苏联结成同盟。书中对斯大林的种种盘算以及毛泽东的应对之策的描述可谓有声有色。中苏两国最后能够缔约，既有冷战兴起以及中苏两国各自需求的大背景，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折冲樽俎的结果。中苏两国之间建立起战略互信和合作的转折点是朝鲜战争。双方在经历了中国做出参战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曲折后，苏联在战时对中国提供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由此而展开了此后10年间中苏两国全面合作的篇章。

关于50年代的中苏同盟关系，中外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并受到了中苏分裂后许多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而形成的“污名化”解释的影响。本书作者则提出，中苏同盟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转变所起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而当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也是竭尽全力和敞开胸怀的，甚至到了苏联有什么，只要中方提出要求，苏联就给什么的地步。苏联领导人也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主观意图。例如，在常常被人们当作莫斯科“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典型案例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苏联领导人思考的出发点是，这不仅将会加强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中的战略地位，也有助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现代化，从而使得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在苏共二十大这个一直被视为中苏同盟关系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的问题上，本书作者通过对中苏双方第一手资料的研读发现，毛泽东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比之中外学者已成定论的看法其实要积极得多。他对于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批判，是到后来才变得越来越严厉的。而从根本上来看，使得中苏两国走上分裂之路并难以逆转的起点，并不是北京和莫斯科在苏共二十大及“和平共处”等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而是由中国本身从“反右”到“大跃进”的一系列国内政策上的激烈转变所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作用又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

关于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起始、发展及影响，本书作者既将论述的视野放大到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十分注意这同当时中国国内情势变化之间的联系。其中，关于毛泽东对于“苏联威胁”问题的强调和中国国家安全大战略的相应转变的论述，以及关于中苏边界谈判进程何以会举步维艰的描述及分析，都是中外学者在以往关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中较少或完全没有涉及的。同时，对于中苏对抗以及中美缓和这样已经在中外学界有过大量讨论的问题，本书作者通过对于一系列关键性细节的叙述，将这个全球冷战过程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的过程极为清晰地呈现给读者。

在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演变的各个时段中，最难写的，也许是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曲折过程这一部分了。同其他部分相比较，这一段发生得最晚，学者可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也最少（或根本就没有）。再版本的这一部分，是由牛军重写的。他不仅将这一段中苏关系发展的复杂线索理清楚了，更要紧的是，他也在改革开放兴起对中苏关系的基本影响、1982年前后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中苏关系何以会最终实现正常化以及邓小平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等重要问题上，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基本看法。这也是本书再版本同初版本相比较，改进最大的地方。

本书的结论部分篇幅不长，但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在结构上所存在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极有见地。一方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由共产党所领导，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国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然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从界定并追求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又必须抓住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帜。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结盟问题上所面临的根本性质的结构性矛盾，并难以找到从体制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和手段。当这种情况又同社会主义国家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传承和记忆纠缠在一起时，便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结盟关系变得更为困难。

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在本书作者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中，还透露出一种关于“有意义问题”的独特界定。对于本书作者来说，他们所研究的，是一个他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以“宏大革命”为特征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它的动力之所在，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处在那个“革命时代”的巨大遗产的影响之下，并往往是由那些遗产所界定的。其实，在本书作者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问题的设计和提出，以及研究路径的确定上，便时时处处都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后革命”意识的影响。这四位作者都出生在1950年代前半期，对于他们来说，关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且也是一种对于自身“知识关怀”的回应。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书的出版，应该具有超出关于中苏关系史这一个案研究的远为深广的意义了。

写到这里，我想应该更有理由重复几年前我为本书初版本所写的推荐语：“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本书作者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1]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

[2] 参见Lorenz Lüthi（吕德良），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Sergey Radchenko（拉钦科），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Washington，DC and Stanford，CA：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增订版说明

这里介绍一下本书增订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中苏关系史无疑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最令学者感兴趣的领域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留给当代人记忆最深的一段往事，所以，研究者和关注者甚多。

2007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以下简称《史纳》，各卷撰稿人依次为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和栾景河。这部著作是在中国前驻苏大使李凤林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完成的，李大使不仅时常与作者座谈，还对初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并亲自写了序。该书问世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均引起较大反响，很多报纸、杂志进行了专版介绍和评论，不少网站还对全书做了连载。出版不到一年，就连续印刷四次。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了《史纲》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某些篇章显得简单、粗糙。

为了听取更多和更为专业的意见，2008年7月26日，我们邀请了一批专家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召开的圆桌会议，专门评论《史纲》。他们是章百家、陈兼、张曙光、冯绍雷、牛军、余伟民、戴超武、王栋，会议由《冷战国际史研究》主编李丹慧主持，我和奎松列席。大家非常认真，讨论也很热烈。除了对一些观点进行阐述和争论外，主要讨论了书中的问题和缺陷。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书名叫史纲似有不妥，其形式不是简单而全面的叙事，而是带有专题性的深入研究；缺少对学术史的总体阐述，以及对本书结构的说明；对中苏经济、文化关系的描述和分析显得薄弱；对1917～1949年中苏关系的叙述应再加强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的内容；对于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概念应有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等；第四卷只写过程，鲜有分析，与前三卷风格不同，因而需要做根本的修改。会上，我提出了出增订本的设想。但后来因为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抓紧落实。

接着发生的几件事，使我感到必须尽快出版增订本。

第一，2008年10月，《史纲》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9年9月又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 社会科学）”一等奖。有人告诉我，如此一来，该书的发行量不仅会迅速增加，还可能被很多学校列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因此，我们就应该尽快消除书中的缺陷和问题，拿出新的版本。

第二，《史纲》出版后的两三年，有很多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档案文献和研究著作出版，中国的档案文献主要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2008年）、《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2008年）、《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2009年）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2010年）等，俄文又出版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54～1964）》的第三卷（Фурсенко А. А. . ре∂.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3.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9～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作为研究著作，美国学界连续出版了两本书，即吕德良的《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Lorenz M.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和拉钦科的《天有二日：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它们都颇受关注。此外，我们承担的另一个上海市重大课题——俄国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整理和翻译工作也初步完成。这些情况的出现，不仅使我们的增订工作显得更为必要，而且也为此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史纲》一书的出版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我们四位作者就曾被请到中南海瀛台，讨论中苏关系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看来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于是，从2009年10月《史纲》的增订工作就正式展开了。经过一年的努力，现在呈献给读者的便是《史纲》的增订本。针对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修改。

（一）关于书名，考虑到本书的继承性和出版程序，保留了原名，另增加了副标题：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同时，将以前的“卷”改为“篇”，篇下设章、节，以便在形式上更接近“史纲”。

（二）关于学术史，在各个重大事件和专题的论述当中，尽量增加一些对于学术史的说明。同时请我的老朋友——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陈兼撰写增订版序言，重点讲述国内外学者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学术关怀，以及《史纲》在国际学界的地位。

（三）第一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除注意利用报纸杂志的资料外，增加了一些俄国原始档案；在论述上加强了苏联与国民政府关系这一主线，使其与另一条主线——苏联与中共的交往并行，突出说明了辛亥革命以来，由于中俄两国均接连发生激烈变革，导致中俄（苏）关系呈现多变与复杂的特点，而无论两国政权怎样更迭变化，双方基于国家安全和维护本国利益考量的政策出发点基本未变；为加强一些专题的研究，增加了三个小节——“解决两国悬案的谈判”、“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干预”和“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条约谈判”，从而扩充了中苏政府之间关系以及中苏关系之国际背景的内容。本篇还着重考察了苏联、共产国际推动中国革命，造成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分裂，又从分裂走向合作，再从合作走向分裂的历史过程中独特的影响和作用。

（四）第二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利用了最新出版或披露的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也参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由此引起对一些问题的阐述有所修正，例如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前中国主张出兵朝鲜而未能如愿的原因的解释；“共同舰队”问题提出和争论的过程以及苏联的意图；中苏在炮击金门事件中发生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赫鲁晓夫撕毁核援助协定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造成的影响；等等。在叙述内容上有重大改动，删去原来有关贷款的一章（放在经济援助一节中作简要论述），增加了“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一章，重点讨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矛盾，毛泽东对美苏缓和及苏联立场的反感，以及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激烈争吵，等等。此外，对于本篇的结构和章节顺序也做了一些调整，以更符合史纲的形式。

（五）第三篇的增订：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此篇利用了最新解密的中国、俄国和美国的档案文献，如中国外交部档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草稿和苏中边界谈判记录，以及美中高层会谈备忘录等；同时参考了中外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和口述历史文献。在对新材料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调整研究思路，对一些问题做出新的阐述和界定，如重新评估毛泽东为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所拟定的底线；考察19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三个关键年份，明确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时间等。一方面，除增补一些新的材料和阐释评说外，还在第一、三、四章中分别增加了一个小节：“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使得本篇所勾勒的中苏关系面貌显得更加完整。其中第四章新增的小节，通过对1971年7、10月和1972年2月基辛格、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的解读，重点考察了中美在抗衡苏联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与默契，其不仅充实了中美《上海公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内涵，描绘了中美成为准盟友的历史图景，也为读者理解本书第四篇的研究做了重要铺垫。

（六）第四篇重写。考虑到原作者另有重任，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书稿的增订，而牛军不仅对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分裂的过程早有深入研究，且近年来一直关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是承担第四篇写作的极合适人选。牛军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论述，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档案尚未解密，俄国开放的档案文献也很有限，但是作者尽其所能，全面收集并充分利用了已经公开的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文件，及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同时又大量使用了双方当事人的回忆、日记等。所以，对于这段不易描述清楚的历史过程，作者的叙述不仅连贯、通畅，而且显得生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上，作者的抽象、分析和归纳也非常到位。在讲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研究1979～1991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其中包括两国关系的历史结构、国内政治和中美苏三角关系三个基本要素；论证了中国的政策目标是通过正常化谋求安全战略利益，包括解除苏联威胁和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证明了这项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演变过程；初步分析了中国政策形成的国内政治因素，包括国家战略、内部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解决过程；对苏联政策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也做了初步分析。正如牛军本人在文中数次提到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最终还需要历史档案公布后进行的验证、充实和深化。我也同意，历史研究的要求即是如此。

总体说来，我对增订本是很满意的。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说这本书的学术水平有多高，而是说它确实反映了我们这一代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追求。我和丹慧、奎松、牛军，是在90年代中期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走到一起的。十几年来，我们手挽手并肩奋斗，在中国拉起了一支年轻的冷战国际史研究队伍。我们四人都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情有独钟，他们三人是从中国外交的角度入手，而我是从苏联外交的层面介入。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开会、出访，互通材料，讨论问题，饮酒畅谈，也时有争论。人生如此，好不痛快。如今这本著作也可以看作我们多年学术合作的结晶。

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以为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充分利用了十几年来俄国、中国（含台湾）及美国解密或出版的档案文献，同时也大量使用了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史料。就中俄双方史料的收集和利用而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虽不敢说做到穷尽，但我们确已付出了最大努力，相对来讲可以说是最全面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在跟踪俄国档案文献解密和披露的情况，竭尽全力在官方和民间寻找中国的相关史料，并推动档案的开放。史料是第一位的，而且多多益善。唯有如此，我们的历史叙事才会立于可靠的基石之上。

第二，在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视角和观点，对许多人们熟知的历史事件做出了新的阐释。这些看法不一定都正确，但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感受和认知水平。历史的确是当代人的历史，我们这一代历史研究者就必须有自己的解读。中苏关系史研究不同一般历史研究，其政治性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会显得比较强，但学者做的是学术研究，必须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唯有如此，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才会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才对得起历史。

第三，本书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跨度为1917～1991年，涵盖了中苏之间74年交往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在迄今国内外的同类学术著作中即使不算仅有，也是很少见到的。把一个事件、一种现象放在历史长程中去观察，感觉和收获会是不同的。全书把握了一条主线，即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变化：1949年以前，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与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并行交错，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两条线索合并。但此后中苏关系从结盟到蜜月，从合作到分歧，从破裂到冲突，一直都是两党的关系主导一切。直到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恢复，双方才逐步认识到国际关系不能以党代政，国家关系应该是主线。所谓“正常化”，其真正的含义就在于此。从这一点出发，本书对结构安排也有考虑，即前32年只写一篇，而后42年写了三篇，这种架构可以更明确地反映历史的阶段性变化，并突出中苏两党关系的主导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变换。

第四，我们几人都是学历史出身的，对国际关系理论均无专门研究。不过，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是一对兄弟，互相渗透，互相启发。研究历史自然离不开理论思维和理论升华。本书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例如，建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分析框架，把国家关系的历史结构、国内政治状况和中美苏三角态势作为三个基本要素，这在同行的研究中还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再如对中苏同盟破裂根本原因的分析，试图突破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作为主要理论取向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利益/权力”的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结构性”问题：社会主义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在结构上是不成熟、不合理的，其表现是党际关系指导着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主权和平等受制于“国际主义”等。在冷战的环境下，这种结构就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脆弱和动荡。

当然，尽管经过努力，本书仍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曙光讲的加强中苏经济关系研究，绍雷提出的中苏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后果，陈兼所说的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以及中苏争夺第三世界的问题等，本书都未能做更多的论述。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也是研究中苏关系的应有内容。无奈，上述问题都是我们几位作者在过去的研究中较少触及的，非我辈不努力，实乃力所不及。或许，以后增订再版还有机会，而我更希望有后来者跟上，把中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沈志华

2010年9月

第1篇 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

撰稿 杨奎松

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国人中最早真正向俄国人求助的，是孙中山。由于高唱“以俄为师”，孙中山改造了国民党，并且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的军队，把它的国民革命从南到北推进到了中国当时的大多数省份。蒋介石继承下来的国民党虽然最终与苏联分道扬镳，但是，国民党曾经依赖于苏联的帮助，并且受到过俄式革命的激进影响，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坚定地在中国推行俄国经验和俄国逻辑的革命党。在莫斯科直接指挥下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数万人，苏联的种种帮助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件之一。

无论国共，它们在和苏联的关系上都历经曲折。但也正是这重重曲折，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的历史，并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值得回味和思索的故事。

第一章 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日益严重地陷于一种半殖民的被列强欺凌压迫的状态之中。为了改变国家的这种状况，中国的志士仁人曾经努力向西方学习和取经。但是，一直到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止，中国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且由于军阀割据和战争不断，使得这个国家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当国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再度寄希望于美国等国家能够主持公道的时候，巴黎和会的不公正判决，终于使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以社会主义为走向的革命的俄罗斯。随着苏俄红军逐渐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日渐巩固，俄国人也开始把他们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中国来。他们一面按照资本主义世界惯行的方式，通过外交的手段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一面却又坚持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着手在中国各派激进势力当中寻找同盟者。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选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

第一节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把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彼得堡上空飞扬的红旗，使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心惊肉跳。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传遍了各国舆论界，也感染了自俄国二月革命以来一直为俄国前途忧心忡忡的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

在此之前，早在1911年就推翻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众多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党人在1917年2月发动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统治，充满了喜悦之情。但是，表现在中国报纸上的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从4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二月革命后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1]进而，关于俄国“党派分歧，政令不一。职工与兵卒飞扬跋扈”；俄国前敌兵士醉心于平等自由及社会党均产主义，多藐视命令及弃械潜归者；布尔什维克运动罢工，俄国内又大起风潮之类的报道，开始频繁出现于各报端。一些人甚至为此焦心如焚，声称不能“隔岸观火，漠然无动于衷”。[2]

然而，俄国革命的进程毕竟不因中国各报力主“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过于激烈”，而有所改变。[3]由“激烈派”布尔什维克所导演的新的“政变”，终于以急遽剧烈的方式发生了。面对近邻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明显地感到难以接受，他们纷纷声称：二月革命“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吾人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孰料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且布尔什维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此“杀人流血之惨剧”。“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4]一时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失望的情绪。

中国人开始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抱以某种期望，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最早表示欢迎俄国平民革命胜利的，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鉴于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以及劳农政府高度重视工农利益的特点，率先发表了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言论。到1918年5月27日，中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其6月17日社论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孙中山并且致电列宁，对其社会革命的胜利表示极大的敬意。[5]到7月6日，改良派主办的《晨钟报》，也开始承认列宁政府施政方针“合乎民心”了。就连一贯崇尚英美政治，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的《太平洋》杂志的作者，也开始预言：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了。[6]

到1918年底，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主战胜专制，从奥匈帝国，到德意志帝国，到沙皇政府，纷纷倒台，另一方面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拔地而起，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在欧洲大陆震荡澎湃，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挑战。中国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自十月革命后一直借助于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欧俄社会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这时公开认为：“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7]

1919年，欧洲汹涌的赤潮滚滚而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开始大声告诫国人：“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担心中国今天“知识程度”、“经济程度”极幼稚的人，也不能不于五里雾中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甚至就连北洋军阀皖系政客组织的俱乐部——安福系的头子，也吵吵嚷嚷地要发起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会”了。[8]

前同盟会员冯自由对这种状况有过一番描述。他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睡眼惺忪”几个字，未必恰当。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确如瞿秋白所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社会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9]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俄国革命和俄式社会主义的诱惑与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恰好适应了国人对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强烈渴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与压迫。推翻清朝统治，包括建立共和，都没有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契机。恰恰相反，日渐兴起的军阀割据和争权夺利的内讧与战争，进一步使中国陷于严重的分裂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北京政府，更不得不依赖于列强而谋生存。而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近邻日本，则抓紧机会向中国下手。它不仅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租借的胶东半岛，而且接连逼迫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与其签订丧权辱国的秘密条约，试图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面对日本政府不断攫取中国权益的严酷现实，众多知识分子在无法指望北京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指望欧美列强出来主持公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最终取得战胜国资格，再加上美国总统威尔逊高唱民族自决，自然深得国人的欢心。于是乎，“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一时间充斥于报纸杂志之中。当在美国总统主导下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正式召开之际，充满了美国人必定会为中国人主持公道的幻想的中国众多报刊的记者和社会名流，甚至齐集巴黎，静候和会公正裁判逼日本将胶东半岛交还给同为战胜国的中国的喜讯。然而，大大出乎国人意料的是，基于列强妥协的需要，即使是威尔逊本人，也不能不在和会上放弃了对中国政府这一要求的支持，听任日本继续霸占中国的胶东半岛。消息传来，不仅举国鼓噪，大批青年学生涌上街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众多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既不能指望本国政府，又不能指望欧美各国政府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开始另寻救国的道路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正是众多知识精英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一种尝试。

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热潮，并没有轻易地把国人引向俄式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头脑中泛滥起来的，其实还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所谓“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它们并不带有任何革命的色彩。但是，来自俄国革命的影响，或者说是对俄国社会主义某种观念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参与讨论中国社会根本改造出路问题的人们，都不能不承认，当今最具伟力的是“劳工”，最神圣和光荣的是“劳动”。许多人开始宣传：劳动者是万物的创造者，而资本家、官僚、军阀等，则是可耻的掠夺者。社会所以会存在贫富不均，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10]

五四运动期间，一直不被世人看好，并且一直受到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苏俄政府，已经牢牢地在其欧洲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向其亚洲方向推进了。而为了取得其东方邻国中国的同情与支持，苏俄政府也乘机于1919年7月25日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它公开宣告：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部进发，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而是为了“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同时也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为此，苏维埃政府愿意将“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包括无偿交还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店”；放弃领事裁判权；等等。[11]

1919年9月，由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人员主办的《星期评论》杂志，首次向国人披露了这一消息。苏俄政府根本区别于欧美列强政府的这一外交行动，毫无疑问会引发国人对苏俄政府的重视和好感。随着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迅速进入西伯利亚及其远东地区，它终于可以正式将这一宣言的文本提交给中国的北京政府了。虽然，眼睛盯着协约国政府的北京当局，对此采取了不理睬和不表态的做法，但中国各界表现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各民众团体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不仅认为“俄国此次的举动，是世界有史以来为全人类图幸福的空前创举”，而且力主承认苏俄，与苏俄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便“与俄国国民提携，致力于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12]不难看出，苏俄的对华宣言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举扭转了国人对苏俄革命的恐惧，不少人迅速开始把目光从过去瞩目欧美，转向了苏俄。

维经斯基（Voitinsky）

苏俄这时的基本政策是鼓励和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这是因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的范围，至少是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取得共同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才可能得到巩固。因此，还在1919年，苏俄就利用革命后所掌握的国家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莫斯科成立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以此来推动欧洲革命。随着苏俄红军的势力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也开始重视亚洲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还在1919年夏，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就任命维连斯基为外交人员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任命加蓬则为副全权代表，给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帮助其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13]据此，维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为全权代表，于1920年4月前往中国。维经斯基不仅带来了大量新的宣传材料，出钱资助相关的宣传出版事宜，并且很快通过前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联络起中国南北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出版了诸如《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宣传刊物。几乎与此同时，俄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通过陈独秀等人，着手在中国组织具有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建立起了一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支机构。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一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有系统地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甚至开始按照俄国的方法，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14]对于这些已不满足于新村主义或工读主义等改良主张，开始转向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走上赞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鉴于陈独秀等全盘接受了俄国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主张，许多倾向于社会主义，但反对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退出了“社会主义者同盟”；许多赞同革命，但反对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与陈独秀等分道扬镳。即使激进如青年毛泽东者，这时在解释他下决心做出这一选择时也明确讲：走俄国人的路，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5]

1920年11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等拟定发布了明确标志中国共产党俄国色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在思想上与各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6]当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正式发行。该刊说得更加直截了当，称：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17]紧接着，1921年3月，中共召开会议，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正式分手。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的56名决定按照俄国革命办法推进中国革命的中共党员，推举了13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的中共革命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共产国际四大部分代表合影，中间就座的有陈独秀、拉狄克、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1922年）

第三节 中苏交涉一波三折

共产党在俄国的胜利，从一开始就遭到欧美日本等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要想在各国政府的干涉和封锁下生存下去，对外就不能不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对外输出革命，是共产党人基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所设计的最可靠也是最简便的一种成就自身胜利的方式。因为，只要周边国家的工人、士兵或者贫民能够加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去，就可能极大地促进共产党人世界革命理想的实现，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牵制各国政府对苏俄的联合进攻。而采取外交手段，则是借助于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以阻遏资本主义列强结成反苏的统一战线，确保在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之前，苏俄能够取得休养生息甚至是增强国力的必要条件。很显然，随着苏俄红军开始推进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除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要向中国输出革命以外，苏俄政府也不可避免地要争取取得中国政府的承认，以便使中苏两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从而确保中国不会加入日本对苏俄武装干涉的行列中去。而因为红军当时还无力与入侵到远东地区的日本交战，俄共（布）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想出了一个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的策略，试图以在俄国的远东地区，包括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地区、滨海地区、库页岛、堪察加以及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地区为远东共和国的领土，宣称对外独立和对内民主，以区别于共产党独大的苏俄政府，使日本等国再没有武装干涉的口实。

1920年2月18日，俄共（布）中央电告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在远东地区建立“缓冲国”，并为此成立了俄共（布）中央远东局。4月6日，俄共（布）远东局以外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布了所谓“独立宣言”，宣告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俄国的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的重要使命，就是要设法使日本从俄国远东地区撤出其武装干涉的军队。为此，它必须同中国搞好关系，不仅要恢复通商贸易，而且要解决各种悬案，争取同中国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为了达成这一外交目的，1920年5月，刚刚宣告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尽快建立互利关系，并建议召开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三方会议，以解决苏俄对华宣言中提出的各项问题。随即，远东共和国政府派出国防部副部长优林为使华全权代表，组团来华。6月10日，优林一行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恰克图，12日以远东共和国全权代表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要求发给入境签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18]

中国最初从沙皇俄国的崩溃和列强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中，是得到了好处的。和其他列强一样，俄国在中国也拥有特殊权益。其中对中国主权威胁最大者有三，一是租界，二是中东铁路，三是外蒙古。

俄国租界不多，主要是在汉口、天津和哈尔滨三市。俄国十月革命后，乘着在华俄人新旧两派对立冲突，及旧俄使领地位逐渐被取消，三地租界到1920年，都先后被中国当局接管了，俄国人的治外法权也相应被取消了。

1898年，俄国租借旅顺港和大连港，同年投资兴建由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经中国黑龙江的满洲里及绥芬河，直通辽宁大连、旅顺的铁路，此即所谓中东铁路。后因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被转让给日本，改称南满铁路，俄国管辖下的中东铁路只剩下长春以北的路线及其沿路附属地。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东北当局也乘中东路俄人中新旧两派冲突之机，接管了铁路守备权和铁路沿线属地的行政管理权。

外蒙古，依照1727年中俄布连斯界约（又称恰克图界约）规定，属中国主权范围。但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沙俄的支持下，外蒙古于11月30日宣告独立，成立了“大蒙古国”。1915年6月7日，中俄蒙签订《恰克图协定》，两天后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改行自治，中国不得向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和进行移民，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亲华、亲俄两派发生纷争，中国北京政府乘机下令废除了《恰克图协定》，派兵进驻库伦，取消了外蒙古的自治地位。[19]

由于所有这些利益的取得，都得益于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协约国一方，故得到了协约国驻华公使团的支持或默认，因此，北京政府必须仰公使团之鼻息，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个时候，各国都还没有公开承认苏俄政府和远东共和国，日本驻华公使，连同法国公使等，都对优林北京之行深为戒惧，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皖系段祺瑞掌权的北京政府原本就不稳固，又恰处直皖战争前夕，它自然只能按照公使团的意旨加以拒绝。6月2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西北筹边使署，强调现时协约各国对俄正在接洽通商，尚未到与之发生政治关系地步，故不便准其来京，唯可就近接洽商务等不关政治事宜。[20]

然而，不到一个月之后，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亲英美的直系推翻了亲日本的皖系政权，再加上日本7月17日也先一步与远东共和国政府接触，在事实上承认了其地位，故新成立的北京政府外交部也准许优林以商务委员名义入境并来北京。于是7月26日，优林转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的身份致电北京政府外交总长，8月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批准发给优林一行来京签证。8日，优林一行自恰克图乘汽车起程，经库伦（今乌兰巴托）于26日到达北京。

在此之前，因为身为协约国一员，支持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北京政府一直继续承认旧俄驻华使领的地位。这个时候，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已告失败，各国政策松动，就连日本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新上台的直系北京政府当然对继续维持旧俄驻华使领地位不感兴趣了。它先是在7月间停付了旧俄公使赖以继续存在的俄国庚款。9月23日则进一步发布大总统令和外交部电，通令各省长官，不再承认旧俄使领待遇。前俄国在中国的一切使领馆及其在各地的租界、中东铁路用地，以及俄侨犯罪或诉讼等，均应由中国地方当局妥为接管。[21]这一行动显示新的北京政府已经断绝了与旧俄的关系，做好了与远东共和国代表乃至与苏俄代表接触和谈判的准备。

不过，由于协约国均未承认远东共和国，故北京政府对与优林交涉的态度也仍旧是十分谨慎的。外交部严格限制了与优林谈判的范围和级别，明确提出具体商谈内容可以西伯利亚一向虐待华侨各案为主，“表面上以商务为范围，实际上则中俄有边境特别关系，不能不兼及政治问题，如以前劳农政府宣言内所许我国一切利益，不妨互换意见，以为日后俄正式政府成立一谈判之根据。”[22]

优林来京之后即公开宣告：“凡俄国在华（概言之在全远东）之利益，莫斯科政府均将其委托于敝政府手中”，故“鄙人此行是以取消前日一切帝国条约，而另行依据公平之道，与贵国订立新条约”为目的的。[23]基于这样一种目的，优林坚持要与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进行会晤和商谈，但这不仅超出了北京政府原有的意图，也引起了各国驻京公使的反对，故优林到京将近两月时间，都无法与中国政府的代表开始正式商谈。一直拖到11月30日，优林做出让步后，才得以与外交部委派的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开始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谈。

双方的第一次商谈就没有能够取得进展。优林要谈废除帝俄时代中俄间数十种不平等条约及协定和双方建立邦交、设立领事馆问题，刘镜人要求优林承诺在中国领土范围内不为任何政治行为之鼓吹，同时赔偿华侨因俄国革命和遭受虐待所受损失。优林要求中国方面将进入中国东北中东铁路区域内的俄国1.3万白卫军全部遣送赤塔，中方则以筹车困难和白卫军一旦被逼潜逃，徒增中方无谓之困难为由婉拒。优林随即亦对中方所提华侨被迫害问题提出种种质疑，要求指明人名、地点、时间，且向中方提出了在华俄侨所受迫害问题。谈判至此宣告停顿。

但是，由于远东共和国这时对华外交姿态很低，而东北地方当局急谋解决经贸问题，故与远东共和国政府围绕着一些具体事务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商谈。如1921年1月9日，东北当局与该国代表就议订了《中东铁路与俄国贝加尔路临时交通办法》。3月7日，双方又续签《中华民国黑龙江省与远东共和国开通边界条件》12条和《会订东赤两路开通车辆条件》13条。远东共和国还得以在哈尔滨设立了代表处，委任了全权代表。

3月31日，优林再函颜惠庆，促请再开谈判，并提出附件，再度声明“前俄帝国在中东铁路所享之约权，均由远东共和国接收”；同时则称：涉及中国与旧俄关系的约权改变，“应由远东共和国、劳农俄国及中华民国三方面，共同研究修正，以适合互助之原则。”[24]随后，北京政府更意外得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声明，否认优林有代表劳农共和国之资格。苏俄两政府之间的这一不相协调，反而使北京政府外交部一下子有了与优林商谈，以求得日后与苏俄政府谈判资本的兴趣。

4月2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公开承认优林一行为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并很快同意与之商议两国通商问题。5月13日，颜惠庆总长亲自与优林进行会谈，双方具体讨论了通商草约和中东铁路问题。几天后，优林回国出任外交部长，北京政府外交部则任命了驻远东共和国代表，以加强两国联系。然而，这一交涉契机，却因突发外蒙古问题而丧失。

1920年间，因不满外蒙古取消自治，一直在干涉苏俄的日本军部策动沙俄旧部谢苗诺夫，并提供军械和顾问，令其攻略外蒙古。谢苗诺夫随即派属下恩琴率部队进袭库伦，恩琴部最终在1921年2月攻陷了库伦，赶走了中国驻军。与此同时，在俄国共产党扶持下成立的蒙古人民党也武装起来，参加到驱逐中国军队的作战中，并且在3月19日宣布成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随即邀请苏俄红军入蒙参战。苏俄政府早在1919年7月就发表宣言，承认“蒙古是一个自由国家”，反对外国干涉蒙古内政，故得此邀请后，苏俄红军马上联合远东共和国军队开入外蒙古帮助“剿匪”。7月6日，苏军攻占了库伦，12日，帮助蒙古人民党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月5日，该政府更宣布成立蒙古独立国。[25]

由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放弃对外蒙古拥有主权，故远东共和国参与到此一行动之中，显然为双方的进一步商谈设置了障碍。1921年7月，优林以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身份再度来华，试图全面解决通商、合办中东铁路和关于外蒙古三大问题，一直谈到10月，未能取得新的进展。中国方面反复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而得到的只是优林的口头承诺，即“远东政府承认中国对于蒙古之主权，并可撤去现在蒙古之俄国军队”。[26]

1921年底，直奉两派为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而开始交恶，北京政府与远东共和国的接触再告中断。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取得胜利，日本干涉军也于1922年10月25日全部撤出苏俄远东地区，远东共和国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1月14日，远东共和国人民会议宣布撤销远东共和国，归并于苏俄。自此，远东共和国的一切外交机关和组织亦告撤销，所有与中国政府商谈的问题，全部由苏俄外交代表接手了。

第四节 解决两国悬案的谈判

北京政府与苏俄政府之间的直接交涉，开始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该宣言签署于1920年9月27日，直接即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照会重申遵守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宣言所阐明的各项原则，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等，但与前一宣言不同的是，新的宣言要求另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27]北京政府对苏俄此一照会在1921年2月5日做出了答复，但并不愿意马上开始与苏俄政府就相互承认问题进行谈判，同样只同意苏俄派代表来谈商务问题。经过反复交涉，直到12月12日，苏俄政府商务代表团团长裴克斯一行才最终来到了北京。四天后，颜惠庆与裴克斯进行了首次会晤。双方随后虽未正式开始谈判，却已接连数度就外蒙古问题进行了交涉，中方再三说明了苏俄红军必须退出并交还库伦的要求。事实上，苏俄政府已于此前的11月5日与它所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了《俄蒙修好条约》，在事实上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北京政府听闻此讯极为不满，裴克斯却再三声明：“俄之对蒙，绝无侵略之意”，“俟蒙境对于俄国之危险组织完全消灭，俄军自当完全撤退。”包括“中国在中东路一带之主权，苏维埃政府（亦）完全承认之，故谈判开幕以后，俄国将竭力使问题圆满解决，以保路区以内俄国工人之利益。”[28]

由于中俄交涉之际，恰逢华盛顿会议召开，同时直奉战事将起，北京政府对同裴克斯的谈判自然无法认真对待，对解决蒙事亦无法十分用心。一直拖到1922年4月，北京政府才证实苏俄确与外蒙古签订有修好条约，遂不得不向苏俄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但这时因为直奉之战奉系战败，退回关外，张作霖身为蒙疆经略使，这时又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独占着长城以外的东北、热河、绥远和察哈尔，公开声言满蒙问题须由奉天主持，拒绝由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出面来与苏俄交涉满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裴克斯又坚持非举行中蒙会议，苏俄不能撤兵，致使双方几无商谈之可能，其外交使命自然无法继续下去。

1922年6月29日，苏俄外交人员委员部再函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提出将派曾负责布列斯特对德和约谈判的著名外交家越飞为驻北京全权代表。8月12日，越飞一行抵达北京，三天后中苏双方开始正式接谈。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明告越飞：“贵国方面如能迅予办理”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和归还中东铁路一切权益事宜，“则为中俄间亲善之最好机会，且其他各问题亦必易于解决也。”但是，越飞得到的指示是：对于蒙古问题，可以承认中国的主权，但“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以获得某些特权。[29]因此，越飞对中方的要求是，中东铁路主权可归还中国，但该路系由俄国出资建造，俄方只能同意中方拥有部分管理权。俄方不同意中方单方面废除中俄蒙三方签订的《恰克图协定》，外蒙古应恢复自治地位，在中方能够确保外蒙古地区不会被沙俄旧部利用来攻击苏俄的情况下，苏俄红军即可撤出。

由于中方一时无法接受越飞的要求，交涉很快搁浅。不久，越飞告病，尽管中方再三提议尽快就驻蒙俄军撤离问题展开谈判，但直到1923年7月越飞最终奉调回国，双方也未能展开正式交涉，只是由苏俄代理代表达夫谦与中方新任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的王正廷进行过几次会谈。

1923年9月2日，苏联政府（1922年底苏俄已改国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新任全权代表、前副外交人民委员、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签署者加拉罕抵达北京。15日，加拉罕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蒙古应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若何侵并计划。”[30]但中苏双方代表随后多次接触和会谈，仍因相互承认问题而无法展开正式交涉。加拉罕坚持先恢复两国间正常关系，承认其外交全权代表身份，再谈其他；王正廷却坚持先由中俄交涉事宜督办公署谈妥其他一切问题，再来考虑恢复两国正常关系问题。

1923年12月，加拉罕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重新发布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的译文，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加拉罕此举再度引起争议。

中苏会谈需要解决的历史悬案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要求苏联撤兵及废弃苏蒙协定，苏方坚持暂时难以做到，因担心白党再度利用外蒙古为进攻苏联的据点。一个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要求根据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无条件收回，苏方却改变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的态度，重新认定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归苏联所有，要求中国折价赎回。这自然会给中国方面出尔反尔之感。

由于1924年2月英国和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的国际地位得到改善，国内除少数人认为北京政府的态度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必要之举外，舆论多持批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甚至为此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对苏联“立为无条件之宣告承认”。部分学生甚至还为此上街游行示威，以示对北京政府的抗议。

受此压力，北京政府2月中旬被迫接受加拉罕的提议，即先相互承认，再开中苏会议解决两国间各悬案，但要求先行议定“大纲协定”。对此，加拉罕表示同意。据此，双方正式开始了谈判的过程。

北京政府派出谈判的全权代表是负责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督办王正廷。王正廷首先提出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随后加拉罕对王案进行修改补充，提出了修正案。到3月1日，双方意见已渐趋接近。关于中东路问题，议定由中国赎回自办，苏方索价7000万元，中方估价3000万强；接收后铁路管理层，苏方承认中方主权，双方共管，全路21个区长，15个副区长，俄人完全保持地位，局长为俄人，有实权，督办为华人，有监督权；中方主张中俄各半；接收外蒙古问题，苏方主张外蒙古问题由中蒙商量解决，苏方尊重，在中国政府能担保外蒙地方不再容留俄国白党，苏军可以无条件撤退；中方要求废除苏蒙协定，并不承认有容留白党谋乱之事，承认接收后自会竭力维持外蒙古秩序。[31]双方约定，协定签字，中国即承认苏联。

3月14日，王正廷、加拉罕草签《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及附件7种。次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审议王正廷、加拉罕草签之各项文件时，遭到外交总长顾维钧等人的反对。顾认为对协定草案规定废除沙俄与中国以及与其他列强签署的一切有关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没有提到废除苏俄与外蒙古“独立”政府所签条约，等于“默认了苏俄与外蒙古的条约”；草案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条件，苏联军队将立即从外蒙古撤军，给人印象“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草案规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亦即包括废除《辛丑条约》，却又规定要由苏联来决定庚子赔款的用途，苏联等于没有放弃庚子赔款。顾对草案规定在中国的东正教会产业必须交苏联政府，对有关中东路赎价等内容也持有异议。[32]国务会议因此要求王正廷再促加拉罕修改。

中国方面的态度反复，引起了加拉罕的强烈不满，双方几度交涉无效，谈判遂告破裂。而由此引发的国内各种批评之声，一时甚嚣尘上，教授、学生，包括各省军人，亦纷纷公开发出抗议之声。迫于这一巨大压力，北京政府外交部3月底不得不由顾维钧亲自约见加拉罕，重启中苏谈判。在10天之内，双方谈判20次，最终取得了加拉罕在庚款使用和取消在华特权问题上的部分让步。

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外交部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文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及附件8种。大纲规定：协定签字后两国即恢复使领关系，并在一个月内举行中苏会议，迅速商定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中国与帝俄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等概行废止；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完全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在两国各自境内不准存在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各种机关团体及其举动；中东铁路所有关系国家及地方主权之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中方并有权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财产，中东铁路由双方共管，理事会及监事会由两国各选派理事五人组成，理事长即督办和监事会长为华人；局长一人，由俄人充任，副局长二人，俄华各一，以下处长一华一俄，平衡任用；苏联政府放弃前俄国政府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权及特许，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取消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33]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之日，亦即中苏两国宣告正式相互承认和建交之时。然而，由于各国公使团的干涉，北京政府一时竟不敢接受苏联互派大使的意见，反复劝说苏联如同其他列强一样与中国只互派公使，直到7月中旬这些问题才渐次得到解决。31日，加拉罕作为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向中华民国大总统递交了国书。而对移交旧俄公使馆给苏联政府的问题，也受到负责看管旧俄公使馆的北京公使团的抵制，反复交涉无效，直至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强烈不满，经由美国公使调停，到9月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与此同时，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已宣布“自治”，不承认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甚至指其为丧权辱国，考虑到中东铁路等事宜必须取得张作霖的认可，加拉罕不得不再派代表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进行局部交涉。双方最终在9月20日达成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简称“奉俄协定”），规定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由奉苏会商解决，苏联这才实现了接管中东铁路的目的。该协定达成后虽遭到直系北京政府的抗议，但当月就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再度受到奉系控制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即于1925年3月宣布核准追认“奉俄协定”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附件。

不过，《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二条所规定的“一个月内举行会议，按照后例各条之规定，商定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也因种种情况而未能顺利召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一个月后冯玉祥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奉系入关，受到奉系支持的段祺瑞再度出山，就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苏联政府因为已经达到了与中国建交的外交目的，这时又看好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南方孙中山的国民党，认为他们才是最可靠的联合对象，因而也不急于同北京政府举行中苏会议，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直到1925年8月26日，双方才开始举行会议。但加拉罕很快即回国述职，直到12月1日返华后，会议才正式进行。如此断断续续了一年时间，双方一直争执不下，谈不出结果。1926年7月国民党广州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直系北京政府与援助广州政府的苏联日渐交恶，加拉罕9月离任回国，中苏会议也因此中止。

第五节 孙中山革命化的推动力

就在苏俄政府开始与中国北京政府谋求外交接触和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几乎同时，俄国共产党及其共产国际也在中国积极物色能够承担起掀起反帝运动的民族主义组织和力量。莫斯科把推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视为工作重心，是基于其革命阶段性的理论，即相信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第一位的任务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其革命的主要动力，还不可能是已经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业工人阶级，而只能是受到外国资本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莫斯科在广泛接触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后，逐渐把这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比较活跃，并且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视为最主要的争取对象。

中国国民党自兴中会、同盟会起，就始终坚持革命的方向，并以孙中山为领袖。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中心问题。但是，由于孙中山的主要活动及其骨干多在海外，他虽然成功地促成了辛亥革命，并成为中国近代共和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又连续依靠其个人的威望推动或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革命等，其革命的过程却总是屡起屡仆，受尽磨难。为了增强其革命成功的把握，特别是阻遏列强政府对北京政府的支持，孙中山也通过各种办法试图取得日本、美国等国的帮助，结果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以革命为号召，并且通过革命取得了成功的苏俄政府的诞生，不仅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而且也促使孙转而向苏联求援。

莫斯科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结合，开始于1923年。在此之前，俄共（布）派来中国的代表，如维经斯基等人，都先后会见过孙中山。1920年夏天，在俄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局[34]派刘江专程回国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讨论了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的军事可能性问题。孙中山明确提出，他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即将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35]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和大元帅府参军的李章达，很快被派往苏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代表他本人，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的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36]而1922年夏天，当孙中山再一次遭遇失败退回上海之际，他意外地收到了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的来信，希望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经过共产国际代表，这时也在协助越飞工作的马林等人居中联络，孙中山和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于上海达成了一项重要文件，即《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并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在外蒙古；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37]

孙中山这时指望“依赖”苏联援助的是一项结合“长远计划”（包括组建尽可能集中的领导机构和加强国民党党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组织自己的军队，如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等）和“应急计划”（包括迅速提供资金和运送武器到南方帮助国民党夺回广东等）的宏大工程。很显然，俄共（布）中央十分看好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3月8日，莫斯科正式决定同意帮助还从没有自己军队的孙中山，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同时向孙提供约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为孙中山派遣军政人员充当顾问。[38]当然，对于这支军队，莫斯科暂时还只能提供8000支日式步枪和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及其相关的军事物资和教练人员。[39]为了组建这支新的军队，孙中山特别派遣他最信任的军事干部蒋介石，组成代表团，于8月中旬动身前往莫斯科具体商谈合作事宜。

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并组建军队的计划，在蒋介石具体汇报了国民党人的具体设想和实际的要求后，很快就被苏联军方否定了。这是因为孙计划分别在外蒙古的库伦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两个军事基地。而苏联当局中的许多人这时正试图促成外蒙古的独立，自然不会允许孙中山国民党把库伦当成自己国家的土地，辟为军事基地，并创建军队。而对乌鲁木齐，苏联政府固然承认其为中国领土，但是孙中山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的提议，却是建立在先在苏联中亚地区建立军队，然后再打回中国境内，占领乌鲁木齐的基础上的。这显然也是苏联军方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苏联方面最终同意的，只是帮助国民党在莫斯科和广州同时训练军事干部。尤其是鉴于广州这时已经夺回，莫斯科相信可以派遣专家和从海上运送装备给国民党人，在广州建立自己的军事学校来培养干部和组建军队。然而，俄国人给蒋介石的最重要的建议却是：“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40]

蒋介石此行没有达成他最为期待的目标，这使他对苏联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他在回国后不久就明确讲：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就中国革命而言，“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41]但是，蒋介石对苏联红军的就近考察，也使他得到很多启发，并坚定了他要创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的想法。

随着10月上旬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及部分军事顾问来到孙中山所在的广州，苏联与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合作的过程。如同苏联军事领导人在莫斯科向蒋介石所提建议一样，鲍罗廷到广州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建议孙中山要把政治工作，即建立一个革命的党，并使之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全国性政党的工作，放到首要的位置上来。显然，孙中山很信服鲍罗廷的设想和主张，他不仅给了鲍罗廷以国民党组织员的头衔，授权他组织相关人员草拟各种必要的规范党的组织和使命的政策文件，而且开始依照苏联共产党人的经验，全面推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了。随同鲍罗廷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则在孙中山的授权下，也开始着手创办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军事学校——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则被孙中山提名为这个学校的首任校长。

[1] 参见《晨钟报》1917年4月4日；《民国日报》1917年4月14日等。

[2]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5月6、19日，6月29日，9月14日。

[3] 周春岳：《调和之革命》，《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17年6月15日；记者：《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第1卷第3号，1917年5月15日。

[4] 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年1月29日；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社论），《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5] 《政治周报》第5期，第11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20页。

[6] 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太平洋》第1卷第10号，1918年7月15日。

[7] 罗家伦：《今日世界新潮》、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1日；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8] 见《李大钊选集》，第110、117页；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参见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蔼人：《社会改革与劳工报酬》，《南洋》第4期，1919年8月15日；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期，1918年10月。

[9]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3～25页。

[10] 一湖：《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晨报》1919年5月1日。

[11] 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43～47页。但是，该宣言8月26日在苏俄报纸上发表时，被删去了有关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内容。

[12] 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14日。

[13]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8～39页。

[14] 参见记者《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劳动者》第2号，1920年10月10日；张赤：《打破现状才能进步》，《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9日；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号，1921年。

[15] 《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4日，《新民学会资料》，第148页。

[16]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47～551页。

[17] 无懈：《夺取政权》；C.T：《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第5号，1921年6月7日。

[18] 《晨报》1920年7月2日，第3版。

[19] 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213～215页。

[20]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9年，第52页。

[21] 唯俄国在中国各地的租界及其对俄侨的司法管辖权，因驻京外交团反对，在事实上未能按照原定方案接管。见《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9年，第206～208页。

[22]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9年，第89页。

[23] 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78页。

[24]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10年，第179页。

[25]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216～217页。

[26]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国10年，第549～551页。

[27] 原文称：“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参加。”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92～93页。

[28]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1日，第6版。

[2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15页。

[30] 《京报》1923年9月18日，第2版。

[31] 转见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215～218页。

[3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4～338页。

[33] 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423～434页。

[34] 该局1920年7月成立，直接隶属俄共（布），其俄文名称是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и РКП （б），直译成中文即俄国共产华员局。

[35]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45页。

[36] 关于李章达前往苏联之事，周谷先生记述称：“俄国革命一起……孙中山拟派人前往俄国留学，特嘱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国教师每日到廖仲恺家教他们俄文。只有李章达后来去了俄国学习”。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

[37]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3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26页。

[39] 《越飞给马林转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

[40] 参见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23～26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0～312页。

[41] 蒋介石：《与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第二章 苏联援助下的国民革命

苏联的援助，给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以前所未有的壮大和成功。尽管，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不满和磨擦，但是，孙中山看得很清楚，苏联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孙中山没有料到，他的强势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对国民党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则使莫斯科必欲引导国民党前进方向的努力和国民党内部的反抗形成尖锐的冲突。孙中山逝世后发生在国民党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大大加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彻底分裂。

第一节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了容纳共产党，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动，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主张以列宁主义为宗旨，以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张本，强调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通过下层无产的劳动阶级对整个上层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根本铲除造成社会分配贫富不均的私有制度。[1]因此，中共一大所通过的党纲，也开章明义地说明了它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即剥夺资本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它坚决主张不能与资产阶级妥协与合作。[2]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明显地对这个还只有五十几人的小组织的前景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苏俄如果不能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在中国将一事无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起来，不可能有多少前途。[3]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过决议承认自己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同意将自己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4]次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赞同党内合作原则的决议。随后，400余中共党员和相当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还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就被授予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如孙中山一接受陈独秀入党，就指定其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5]进而，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6]鲍罗廷来后，在他所负责的各项工作中，共产党人更是积极参与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就占到了将近25%。[7]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8]同时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9]特别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更显示出孙中山这时对两党间这种合作方式以及对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态度。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促使中共党团员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党团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中共广州党组织报告，在广州的中共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国民党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中共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中共党员总是忙于大量国民党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1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10]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11]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12]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认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必然趋于妥协，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削弱国民党右翼势力，不仅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而且要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和一致的缺点，以利于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必须将阶级斗争引人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13]

恰在此时，围绕着中苏建交谈判及其外蒙古等权益问题，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矛盾。一些共产党员为强调北京政府拖延承认苏联的无理性，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提出外蒙古理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权利。而一些国民党人对此大加反对，发表文章评论，不仅批评以北京政府为谈判对象，而且激烈抨击共产党人身为国民党员，却“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14]孙中山对此也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15]

中共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内的蹿升，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国民党各地组织发展的权柄，原本就受到众多因改组而倍感失落的国民党老党员的强烈不满。中共5月扩大会议之后对国民党态度的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一面却和国民党所反对的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就更让那些不满的国民党人抓住口实了。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当即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16]

国共两党之间的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问题而发生的磨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署的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解决类似磨擦，化解了此一危机，但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的倾向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由于紧接着发生的广州商团反叛事件，和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运抵黄埔，国民党内对苏联的怀疑迅速得以缓和。这一次苏联运来了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兵这时才只有3个连，因此，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这样一来，广州的商团武装当然不是对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后，到北伐战争开始，苏联又接连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人。这些武器弹药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枝，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17]事实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18]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兵变，一举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电邀孙中山等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孙中山在鲍罗廷的推动下，欣然应允，并立即停止北伐准备，动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发作而致病重。

孙中山对此番与苏联合作的满意和对今后国民党依赖苏联援助的重视，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显露无遗。他在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甚至还专门留下了致苏联政府的遗书，内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19]

第二节 苏联干涉与三二〇事变

孙中山的突然去世，使苏联方面加速中国革命进程的意图受到了意外的挫折。但是，由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在北方的突然崛起，迅速激起了莫斯科直接援助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的强烈愿望。十分明显，就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而言，苏联这时最担心的敌人还是日本。由于在直、皖、奉几派军阀势力当中，直系与日本的关系最差，因此苏联方面曾极力试图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达成妥协。不料吴对苏联并不买账，因此，莫斯科只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孙中山的身上。因为，无论是奉系张作霖，还是皖系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中国对苏政策都可能因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变得强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的北京兵变，让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看到了一线新的希望。

1925年初，加拉罕通过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等，利用关系，首先开始做驻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工作，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胡同意苏联方面派军事顾问团到第二军进行工作。不料4月10日胡景翼突然去世，致使计划告吹。[20]好在这时，鲍罗廷也成功地与冯玉祥取得了联系，并使冯看到了与苏联合作的好处，表示愿意与苏联携手，并接受苏联的援助。这让加拉罕深受鼓舞。他在4月28日向准备派往冯玉祥部队的苏联军事顾问说明对冯策略时，明确肯定：“冯军为中国北方国民解放运动之柱石，应造成冯军之战斗力使之强固持久”。莫斯科得此消息后，当即拨出步枪18000支，机枪90挺，大炮24门及相当数量的弹药，并提供飞机10架等，经外蒙古之库伦迅速运送给驻张家口的冯军。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更是多次讨论了进一步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000多万卢布大规模援助计划的可能性。[21]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已明显超过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援助。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加拉罕所说的：“盖奉张之胜利即守旧派之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尤以日本为最）之胜利，深足为苏联之危害。即不将奉张破坏，亦宜削弱之。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22]

1925年10月10日，江浙军阀孙传芳联合皖、赣、苏、闽数省组成五省联军起兵反奉，直系军阀吴佩孚随即出山，通电受14省拥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南方各省讨奉军一时蜂起，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这时也四处活动。其代表不仅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加拉罕还通过各种关系暗中疏通了奉系郭松龄的妻子，策反了这位在奉军颇有实力的年轻将军。如果冯玉祥这个时候能够登高一呼，起来夺取北京和直隶省，向张作霖开战，郭松龄乘机造反，应当不愁张作霖不倒。为此，在苏联外交人员的推动下，北京城里中共和国民党也掀起了阵阵群众示威狂澜，中共中央并且发出了“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的号召。[23]

就在加拉罕等人在北京施展神通，广泛联合和组织反奉统一战线的时候，广州这边鲍罗廷也施展手段，利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右翼势力刺杀了左翼领袖廖仲恺的混乱局面，成功地排除了国民党内具有右倾倾向的实权派领袖许崇智和胡汉民，而把汪精卫和蒋介石推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高位。随即，在1926年1月，以汪、蒋为核心，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尽管，由于此前突然发生了近半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齐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开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党籍，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的严重事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不得不主动提出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在三分之一的办法，来争取其他动摇的中委和监委不倒向“西山会议派”，但是，国民党二大之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实权地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强了。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里共产党员占据着三分之一的席位以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8个部1个处里，中共党员则占据了77%的领导职务。而在国民革命军当中，共产党员已达百人之多，第一、二、三、四、六军各军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和9个团里7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同时，苏联顾问这时是国民党几乎所有军事部门实际上的领导人，中共在广东还掌握了2000工人武装纠察队和6000农民自卫军，领导着大约10万有组织的工人和60万参加了农会的农民。可见，中共的力量仍旧对那些强烈地担心国民党未来命运的国民党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不过，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实权掌握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的手中。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蒋在几乎所有苏联军事顾问的眼里，都是坚定的左派，并且是广州最革命的一分子。[24]因此，这个时候的广州国民党，理当不会发生严重问题。却不料，国民党二大刚刚开过不久，就发生了带有明显排斥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性质的三二〇事变。

三二〇事变的直接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蒋介石这时的北伐主张受到了苏联顾问的坚决反对，造成了双方之间的对立。北伐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也是完成孙中山遗愿的最主要的途径。但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最初是由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拟出初步计划，并分别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蒋这时已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且在上升的势头上，雄心正大，因此对北伐由衷表示拥护，并很快拟订了一个全面的北伐计划书。[25]按照他的设想，1927年8月就应“克复武汉”。因此，从1926年1月初开始，他就在极力推动北伐的实行。无论在春酌演说中，还是在二大军事报告中，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对此，鲍罗廷最初也曾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但蒋无论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间，即在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编就国民革命军之际，他最为信赖的加伦将军奉调回国了。1926年1月，支持北伐，对他帮助最大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也突然辞职回国了。接任军事总顾问不久，全面接替加伦和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竟然对北伐大加阻拦。显然，蒋介石并不了解，季山嘉的态度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意见。是因为莫斯科正在全力策划反奉战争，担心广州国民党发动北伐，会使南方军阀腹背受敌，从而使反奉战争半途而废。因此，刚一听说国民党有北伐计划，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就明确告诉其在中国的代表称：“我们强烈谴责北伐。”[26]

其二，是熟悉蒋介石性格的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即因季山嘉等人的排挤，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而季山嘉又是一个刚愎自用、相当自负的军人，不仅不把中国将军们放在眼里，而且对蒋介石也常常是语多讥讽。双方为北伐问题发生矛盾之后，沟通起来更加困难。而季山嘉依旧我行我素，不仅毫不在乎蒋介石的感受，而且时常大谈政治，声称中国军队若不加改造，即使军事胜利，也只能是造成新的军阀统治，并暗喻蒋可能成为中国的凯末尔。在这种情况下，季山嘉有意将蒋介石手下第一军中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一军，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怀疑季山嘉有夺其兵、削其权的企图。蒋以请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军委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等职，并要求前往苏联考察相要挟，也没有得到汪精卫的特别同情。相反，对于他要求辞退季山嘉的强硬提议，汪精卫则极力为季山嘉辩解。所有这一切都只能越来越加深蒋介石的怀疑与恐惧。当他意外得知共产党员的海军局长李之龙在没有得到他的命令的情况下，就将中山舰开往黄埔，马上就开始怀疑汪精卫和季山嘉有绑架他去苏联的阴谋。在反复犹豫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利用他所掌握的第一军发动政变的做法。

3月20日凌晨，蒋介石突然指挥军队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逮捕了李之龙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党员约50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寓所，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苏联顾问卫队的枪械，同时占领了中山舰。随后，蒋要求召开政治委员会，决议令季山嘉等人回国，撤换第一军中全部党代表。[27]对此，正好率领苏联方面的代表团来广州考察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包办太多，因此明确主张答应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这样一来，汪精卫变得有口也说不清了，只好以生病为由，隐匿不出。而蒋介石也更便于利用其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推动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整理党务案》，除明文规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外，更进一步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非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与行动；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国民党员未受准脱党之前不得加入中共；等等。[28]

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不仅使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变变得合法，而且使蒋蹿升为国民党头号军事政治强人，集各种权力于一身。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则是，再没有人能够反对他进行北伐了。当然，这个时候，由于冯玉祥和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也已失败，张作霖的部队大举开进北京，重握权柄，莫斯科方面也不再会反对国民党的北伐了。但无论如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展开北伐，至少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第三节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

严格说来，苏联并不反对国民党用军事手段来统一中国。事实上，还在1923年6月下旬，莫斯科就已经选派了第一批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一年后，他们正式开始在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员的工作，从队列训练，到单兵教练，到战术和射击训练，顾问们都亲自演练和教授。而第二批军事顾问由巴甫洛夫将军率领，多达50多人，因此成立了军事顾问团，来华的政治顾问被陆续分派到广州政府去协助财政、民事等各部门进行工作，军事顾问则被直接派到各支军队里去。由于巴甫洛夫到后不久即溺水身亡，苏联方面1924年8月又派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来华任军事总顾问。在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及其随后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都按照苏联红军的方式，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与此同时，根据他们的考察和推荐，国民党还选派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军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苏联的军事院校进一步深造。国民党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就是在黄埔军校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支军队，孙中山和国民党就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地方军阀了。不仅如此，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挥下，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成功，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更是很快从原来的广州一隅之地，逐渐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两省的地方军阀反而都归依到国民党的旗帜之下，随着1925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逐渐成为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时候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订出来的。

还在1925年9月，加伦就明确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来，“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他并为此提交了具体的北伐计划书，全面估计了北伐的可能性和胜利的把握性。按照他的计算：北伐军不仅能够顺利地进抵长江，占领汉口，而且“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总之，成功“无可争议”。[29]由此可知，随着蒋介石取得权力，北伐计划重新启动。1926年5月鲍罗廷和加伦又都先后回到广州，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自然又变得积极起来了。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正式开始。北伐军从军一级到师一级，几乎都派有苏联顾问协助指挥和严格贯彻加伦制订的作战计划。总顾问加伦不仅亲临前线，而且多次乘飞机飞到敌军阵地上空了解战场情况。而加伦依靠的则是一个全部由苏联军官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参谋部，和既负责前线侦察，也直接参与轰炸敌军的由苏联飞行人员组成的飞行小组。[30]正是依照加伦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北伐军迅速夺取了湖南和湖北，进而占领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对此，蒋介石即使在转向反苏反共之后，亦始终念念不忘加伦在北伐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指挥才能。[31]

北伐战争的胜利，还得益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参与和支持，而冯也早在1925年就开始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他的部下了。5月初，第一批苏联教官组就到了张家口，在国民军第一军工作。一个月后，另一组顾问被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工作。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将与奉系军阀展开决战，苏联政府甚至特别派遣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担任过西南战线司令员，有着突出战绩，战后就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叶戈罗夫担任驻华武官，以便就近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尽管此举并没有能够使冯军取胜，苏联政府还是积极欢迎冯玉祥去莫斯科，并再度给予了冯玉祥大量的军事援助，从而使冯的国民军在一度崩溃后又迅速崛起。到1926年7月，苏联向国民军提供的步枪就有55857支，各种炮60门，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还有各种子弹炮弹数千万发。北伐战争开始后，苏联在10月间还向国民军提供了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和3架飞机、10支火焰喷射器等。[32]正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和在苏联顾问的全力帮助下，冯军随后从陕西进占河南，直接威胁奉系军阀所控制的河北和山东，并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战争目标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

第四节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

北伐在军事上的顺利进展，让莫斯科很快开始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真理报》接连发表文章，称赞国民革命军“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33]斯大林也公开表示：如果说在欧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义和暴动，那么在中国这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34]

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乐观情绪的影响，在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35]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此之前，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36]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37]然而，共产国际决议案的到来，使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中共中央这时通过决议声称：我们过去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在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革命就必须超越这个限制，不仅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权，而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38]他们因此开始相信：“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39]

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地在上海“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以便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新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对中国革命局势的判断总是慢半拍的联共（布）中央，突然于3月下旬接连开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热情大泼冷水。他们接连致电提出：（1）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避免在上海发生类似汉口那样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危险；（2）注意利用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冲突，不要仓促出面与军队对抗，并且应当隐蔽发展以保护自己；（3）应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不要将武器交出去，但要准备在力量对比不利时将武器隐藏起来。[40]

斯大林这时正因为其中国政策的“右倾”受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尖锐批评。蒋介石破裂与中共关系的危险，恰好为托洛茨基等人的批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实。因此，斯大林这个时候既要高唱激进主张，又不能马上改变既定的政策。因此，他的解释和观点就是：“国民党是一种联盟，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革命议会，如果我们拥有多数，右派又顺从我们，为什么要搞政变？为什么要驱逐右派？”“目前我们需要右派，他们中有领导军队进行反帝斗争的有才干的人。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他在4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留下了一句名言：“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41]

然而，还没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准备，蒋介石等已经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缴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8日，以蒋为首的国民党人公开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这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进而还开始实施血腥的“清党”措施了。

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下的广东、福建、广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公开归附国民党的西南诸省，先后都站到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的一边，江西朱培德则夹在宁汉中间，两边摇摆。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左翼国民党人，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两省区。两省原本就因工农运动造成经济危机，外交关系紧张，如今航运及陆路均遭封锁，财政更加困难，统战关系，乃至军队和工农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起来。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长沙许克祥部相继发动的武装叛乱，更进一步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对湖北部分地区，特别是湖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从而更加凸显了武汉国民党地位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这时突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不仅捕杀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文件。此举对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武汉政府甚至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在武汉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得不力谋妥协，以求缓和危险局势。然而，斯大林等却清楚地意识到破裂在所难免，为避免被托洛茨基等坐实“妥协”政策失败的口实，斯大林突然异乎寻常地要求中共采取更加激烈的彻底的革命方针。其随后发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但是，它同时强硬提出：（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促进；（2）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4）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42]

莫斯科“五月指示”并没有提出破裂的方针，甚至依旧坚称保持国共统一战线是必须的，这不能不严重地束缚了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的手脚。指示中的各点，或者因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即等于破裂，因而无法提出；或者因为在如此形势下短时期不可能实行，因而在实际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阁了。对此，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实在心有不甘，他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希望能够取得汪精卫的谅解，然后渐次推行。作为一种讨价还价，汪精卫提出了1500万元的贷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却又不能接受汪精卫的要求，只同意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43]这个时候笼络住武汉政府旗下的各军队的唯一办法，就要看能否拿到足够的金钱。既然莫斯科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汪精卫自然也无法按照莫斯科的意愿行事。

1927年6月22日，武汉国民党人唯一还可以寄予期望的冯玉祥，公开转向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实行分离的政策。紧接着，湖南籍将领唐生智、何键等公开站到同情许克祥等人的一边，指责工农运动，并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继续容纳共产党人表示不满。

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终于意识到破裂的形势已不可逆转了。它因此明令共产党员不能再留在国民政府里面，必须退出政府以示抗议。但它同时仍旧要求乘乱排除国民党中央的权威，自下而上地自行召集国民党新一届代表大会，以根本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

面对这种情况，汪精卫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1]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4～5页。

[2]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557页。

[3]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0～101、62、75页。

[4] 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第890页。

[5] 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见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

[6]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7] 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

[8]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

[9]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

[10]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8、17页。关于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262、266、275、277页。

[11] 《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9、785页。

[12] 《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pp.864-866。

[13] 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会议“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233、237，243-244，253页。

[14] 有关争论可参见1924年3～4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施存统、李春蕃、沈玄庐等人的文章。并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0～301页。

[15] 转见《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4月5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521～522页。

[16]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310～312页。

[17] 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第153～154页。

[18] 已知除1923年5月莫斯科正式批准的200万卢布援款外，为帮助建立黄埔军校莫斯科出资270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财政建立中央银行提供贷款1000万中国元。参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48～209页；《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39页。

[19]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130～2133页。

[20] 见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第56～57页。

[21] 苏共中央政治局1925年10月正式批准给予冯玉祥的首批军火价值为最初提出的计划的四分之一。见格里高里也夫等编《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新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3期。

[22] 《任德江为对于冯玉祥联络情形及种种之观察致苏联革命军事会议会长福伦资函并抄送沃罗宁》，1925年5月22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37～539页。

[23]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全国民众》，1925年12月1日；《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192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28～531页。

[24] C. Martin Wilbur，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第608～609页；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367～372页。

[25] 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第222～224页。

[26] 《拉斯科尼科夫给维经斯基的信（节录）》，1925年12月4日，《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9期。

[27] 《张万和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

[2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33～234页。

[29] 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第222～224页。

[30] A. 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第219～227页。

[31] 武汉“分共”后，蒋介石一直想要留下加伦，或礼送加伦回国。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亦几度向苏联方面提出希望能够再请加伦做军事总顾问。

[32] 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第10页。

[33] 《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社论），《真理报》1926年12月5日；盖利奥：《中国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转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249、256页。

[34] 转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第1辑，第266～267页。

[35] 转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第1辑，第278～284页。

[36]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37]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84～391、402、404页。

[38]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23页。

[39]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37～344、395～398页。

[40]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8页；T.曼达梁：《中共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516～518页。

[41] 《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演》，1927年4月6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第123～124页。

[42] 转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特字第85号）记录》，1927年6月2日；转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98～299页。

[43]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3号（特字第91号）记录》，1927年6月27日；均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352、364页。

第三章 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开始于1927年，结束于1936年。这是中共与苏联在历史上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段时间，也是中共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的历史契机。

在此之前，中共基本上是依赖于莫斯科的财政援助来开展自己的活动的。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等组织，分别向中共、中共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等，按月提供固定的经费。[1]这种经费支持，随着中共组织的壮大也不断增加，1921年一年提供党的活动经费仅在1.5万中国元左右，到1931年每月已超过1.5万美元；加上工会、团、农会、济难会所得到的经费，和因为各种会议、成立各种临时性组织，特别是为应付各种紧急事件或暴动等，所提供的专项经费，其数目之大，影响到这个时期中共对莫斯科依赖之重，可想而知。不过，在1930年以后，即随着中共红军渐成气候，苏区根据地逐渐扩大，中共中央对莫斯科在财政方面的依赖也在逐渐减少。[2]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全部撤出上海，退往江西苏区，这种财政援助也随之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在财政上被迫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进而会改变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

新的改变还表现在中共工作重心的转换上。自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国内忧外患频频发生，其中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试图夺取中东铁路及其相关权益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中苏两国政府关系的高度紧张，直至绝交。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到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但是，在1930年以前，莫斯科指导下的中共革命几乎完全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革命斗争策略，在经历了一系列惨重的失败之后，莫斯科调整了这一方针，中共革命的重心转向了农村，并且从群众暴动转向了军事斗争。如此一来，俄国人指导的权威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按照俄国模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让俄国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抵抗住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崛起，或可谓一种必然。

第一节 中共武装暴动与中苏绝交

随着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人相继与共产党分裂，俄国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中国的军队里和大街上的奇特情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莫斯科显然没有放弃把它的人留在中国的努力。是把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看成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还是看成1917年十月革命前7月发动的暂时失利，这个时候甚至成了共产党人区别革命和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斯大林不承认他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他公开宣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只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至多经过比俄国当年7月到10月更长一点的时间，革命就可以“重新走到大街上”来。[3]因此，武汉国民党人刚刚宣布和平“分共”举措，共产党人就在加伦的建议下，齐集南昌，于8月1日发动了武装起义，另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对抗。共产国际新来的年轻代表，也迅速于8月7日在汉口召集了中共临时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暴动的方针。

从八一南昌暴动，到9月9日鄂南暴动，到湖南秋收暴动，从11月1日暴动到广东海陆丰暴动，再到12月11日广州暴动，中共中央这时在共产国际代表和暴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寄希望于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轰轰烈烈的暴动局面，就连俄国人自己也误以为革命成功即将到来了。广州暴动之际，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充当了共产党人的军事顾问，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暴动者的红旗，到处招摇过市，仿佛革命胜利已经成了定局。[4]结果，广州暴动只坚持了两天时间，就被国民党军队所镇压，多名苏联外交人员也和成百上千的暴动者一起，被残酷杀害，甚至一度曝尸广州街头。

苏联外交人员公开支持共产党人暴动的做法，使国民党人痛下决心，公开宣布与苏联绝交。只不过，因为这个时候北京政府仍旧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存在着，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取得各国的承认，这一绝交行动还只能生效于国民革命军有效控制的地区。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还没有完全中断，它驻北京的使馆和驻北方个别城市，如驻哈尔滨的领事馆还存在着。

但是，眼见南京国民党推翻北京政府已指日可待，莫斯科很清楚，其对华政策的失败已显而易见。对于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莫斯科一直坚持把责任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结果。然而，撤换了陈独秀，代之以瞿秋白等人，政策从统战走向暴动，革命还是连遭重挫。特别是广州暴动的惨重失败和苏联外交人员的被杀，让莫斯科的领导人深受刺激，下决心对中共领导层从组织上来一番根本性改造。

1928年初，莫斯科不惜花钱花力，运用各种办法，通过地下渠道，将他们选中的工人成分占一半以上的所谓中共代表，从中国各地集中到上海和东北边境地区，然后把他们分批偷渡到苏联，再送到莫斯科郊区，在苏联的领土上，召开了一次由苏联人亲自安排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国人起草或在他们帮助指导下完成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全都是严格地按照俄国人的意志行事的。会议不仅撤换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代之以老工人向忠发，而且另组了一个50%以上都是工人党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莫斯科唯一正确意识到的一个策略性问题，就是他们明白地批评了瞿秋白，指出前一阶段的暴动政策很大程度表现出了一种“盲动主义”倾向。但是，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情况毫无了解的这些俄国人，还是一样很难了解中国共产革命正在呈现的一些重要特点，比如，各地发展不平衡，农村武装割据以及工农红军等。他们一方面反对盲动，一方面继续坚持“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5]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工人领袖向忠发的上台，完全没有可能表现出多少无产阶级的远见卓识，甚至也并不因其工人身份就与莫斯科的代表有良好的互动。恰恰相反，向忠发依旧不能不依靠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等人进行组织宣传工作。李立三的盲动主义倾向甚至比瞿秋白还要强很多，他不仅力主在全国发动总暴动，而且声称中国革命必定引发列强干涉，苏联必须出兵中国东北，以推动世界革命的总决战。面对中共中央一意孤行，停止党、团、工会等一切组织活动，组成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必欲组织全国总暴动的情况，共产国际派驻在中国上海的远东局代表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向忠发却力挺李立三，与远东局代表大吵大闹，并且上书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出面支持。[6]这种情况使莫斯科的领导人极为尴尬，他们虽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李立三，却再也不相信中国土生土长的工人干部了。为了确保莫斯科的指示能够被最好地执行，他们只能指定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苏学生来充当中共和青年团的最高领导人。他们显然相信，最有经验和最正确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早在1921年，苏联就开始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挑选适合的人员去苏联留学。最早一批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彭述之、卜士奇等，就被选派进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的，有刘伯坚、朱德、任卓宣、王若飞、赵世炎、熊雄、穆青、傅烈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等人。1924年以后，有李富春、傅钟、李卓然、邓小平等。随着1925年中山大学建立起来，前前后后来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达到2000人之多，其中相当部分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其中较有名的一批留苏学生，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凯丰、夏曦、杨尚昆、陈昌浩、李竹声、盛忠亮、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孙冶方等人。国共关系破裂后，为了使大批长期在国内拋头露面的共产党人不被杀害，莫斯科又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秘密送到苏联来，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学习，这其中包括有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吴亮平等人。而这期间在苏联专门学习军事的学生数量也相当多，著名的有刘伯承、王一飞、聂荣臻、傅钟、朱瑞、伍修权、左权、师哲、周保中等。在中共党内有如此之多的留苏学生存在，莫斯科要挑选百分之百地服从其指挥的干部来担任党的领导人，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国共关系破裂后短短几年时间，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就被彻底地改造了。党的干部队伍从最初的工人化，迅速开始向“百分之百地布尔什维克化”转变。经过六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被推上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岗位。由此开始，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和莫斯科的意志，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标准。

第二节 中东路事件与“保卫苏联”

关于这个时期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这种特殊的性质，实际上还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当中，就有过相当明显的表现了。

1928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期北伐，奉系军队开始大举回撤。而就在张作霖返回奉天（沈阳）的途中，对张作霖不选择满洲独立，始终坚持问鼎北京心怀不满的驻东北的日本军官，组织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于6月4日炸死了张作霖。但是，子承父位的张学良并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这种诡诈手段，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最终于年底大胆实行了东北易帜的行动，使东北地区从此真正统一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

东北易帜自然不会根本改变东北处于日本严重威胁之下的特殊形势和地位。直接向日本要求收回中国对南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和中国对旅顺港的各项权益，一时也没有可能。但是，张学良显然想要达到这一目的。1929年，藉着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便尝试着首先从苏联在北满地区所占有的特殊权益着手，来实施其收回东北权益的计划。

年初，东北当局首先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苏联方面虽经驻沈阳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100多万元，但没有做出更激烈的反应。4月，东北当局再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与中国人担任。对于这种情况，张学良等显然产生了不正确的估计。

5月27日，张学良借口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从事共产主义秘密宣传活动，突然派军警搜查了该领事馆，拘捕了大批人员。其中主要是前来领事馆集会的中东铁路沿线各站及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以及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团体和部门的俄方负责人。[7]此举虽然带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但其就此夺取中东路权的意图非常明显。

3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哈尔滨领事馆被袭一事提出抗议，并宣布“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8]

但苏联此举对张学良并无威胁作用，再加上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亦加以推动，很快，张学良就于7月10日以东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的名义，宣称因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关于不得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等项规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当日及次日，东北当局贸然派出军警人员，查封了苏联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机构，派白俄接收机务处、车务处，强令解散了路局苏联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团等，进而逮捕驱逐苏方管理人员200余人，包括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正、副局长。[9]

苏联对这一事件，最初还是表示出愿意和平解决的态度。在其7月13日的最后通牒里，仍提议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铁路一切问题。但是，南京国民政府16日的复照态度强硬，宣称此举纯粹是因为近年屡次发觉苏联方面有煽动中国人民破坏中国国家社会，反对中国政府之各种有组织之宣传及工作，致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适当之措置。此次东北当局之举措，亦纯以防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为目的。

鉴于中方不理会苏联从速释放被押苏方人员和取消不合法之行动的要求，苏联政府于17日强硬宣布与中国全面绝交。进而，苏联驻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等地领事馆纷纷撤离回国，中东铁路苏联职员亦相继辞职或离职。苏联并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统辖苏联远东地区所有武装力量，以加伦为统帅，开始对东北当局以武力相威胁，包括拘留中国侨商上千人，扣留中国轮船多艘，并派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等。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原以为此举可以得到反共的列强的支持，却不料各国政府均对中方用武力解决中外权益纠纷的做法表示异议。[10]这样一来，苏联方面的态度更加强硬，不仅大规模拘押在苏华侨以为报复，而且大举兴兵骚扰中国东北边境。由于张学良对苏联动武毫无准备，转而力谋妥协，南京政府却坚决反对退让。国民党接连在各地组织群众性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示威游行，蒋介石更公开发表宣言，宣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11]

中苏两国打了3个月口水战之后，10月12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同江战役。苏军凌晨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800余人、步兵3000余人，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700余人。[12]战至午后3时，苏军夺取了同江县城，中方守军被迫退守富锦。由于苏军随后很快后撤，南京方面坚信苏联短期内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态度上依旧不做妥协。结果，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分东西两路再度大举进攻。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并轰炸了牡丹江。东路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札兰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黑龙江守军韩光弟旅全军覆灭，旅长及团长均告阵亡；梁忠甲旅则因突围不成被迫投降。仅西路两旅守军被俘者，就已上万人，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更是难计其数。[13]东北西线守军由满洲里、漠河一线，被迫退守海拉尔以东及兴安岭、博克图一线。张学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护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粮。

东北边防军两度失败，损失惨重，张学良被迫不顾南京方面的反对，单独与苏联订立了城下之盟。此举虽令南京不满，蒋介石终因顾虑到关内逐渐形成气候的反蒋风潮，而不得不曲予承认。这一事件虽属中方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人民遭殃，国家尽失颜面，而且还严重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从而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大胆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对于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14]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15]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16]对于苏联红军大举入境打击东北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则明确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的结果。据此，他们提出：“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甚至没有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17]

当然，由于中东路事件最终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结束，因此，中共和红军的“武装保卫苏联”也还主要停留在示威游行以及宣传的口号上，没有具体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第三节 苏联的翻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共中央之所以会在中东路事件上采取“拥护苏联”的态度，根本上在于当时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观念。这就是，坚信当今的世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祖国，因而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本营。换言之，各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与苏联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保卫苏联，也就是保卫中国革命。由此可知，这个时期的苏联，不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也是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楷模。不仅党要按照联共（布）党的形式来组织，就连各国革命也要按照俄国革命的形式，称之为苏维埃革命。

中共打出“苏维埃”革命的旗号，是在1927年9月中旬。当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起草了一个《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宣布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了，共产党现在不仅必须“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8]

“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会议”。它之成为特有名词，是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的双重性质，很适合于共产党人用来领导工人对政府的斗争，因此在1917年新的革命高潮出现时，再度出现并成为与上层立宪议会乃至于和政府相抗衡的一种革命斗争机关。最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利用它领导了反政府的暴动，并在革命胜利后用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于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把苏维埃这一革命形式具体应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最早是在广东的海陆丰。由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胜利后，即曾将那里的政权以苏维埃来相称。但是，这显然是和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的那个决议所要求的不相一致。因为，决议中明确规定：“当（广州、长沙）这些中心地点[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以免失掉苏维埃政权所应具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意”。[19]因此，真正让共产党人相信中国的苏维埃革命阶段已经到来的，是广州暴动。正是在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了。连政府组织形式也是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组成的，如苏兆征为政府主席（因本人未到，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为工农红军总司令，黄平为人民内务、外交委员，杨殷为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周文雍为人民劳动委员，彭湃为人民土地委员，陈郁为人民司法委员，何来为人民经济委员，张太雷为人民海陆军委员，等等。

广州暴动的迅速失败，使中共计划在中心城市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转瞬即逝。再度夺取中心城市已在两年半之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乘着湖南军阀何键率部参与中原大战之机，就虚占领了长沙城，并且再度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但是，这次的占领，也仅仅维持了将近两天就被迫撤出了，新的苏维埃政府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实际上，把自己建立的革命政权称之为“苏维埃”，这个时候在中共的农村根据地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把苏维埃与中心城市及其产业工人阶级相联系，不肯把这种自发地建立在农村中的苏维埃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因此，各个根据地迟迟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还在1930年初，鉴于各地农村苏维埃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远东局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就已经提出要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而中共中央对此却不予重视，2月发出的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通告，特别在“苏维埃”三个字的后面加上了“区域”两个字，以强调这些代表只是代表那些有着苏维埃形式的根据地。远东局对此提出异议后，中共中央才一度加以修正，改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却还是特意加上了“准备委员会”的字样，以示这一会议并没有选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资格。而当5月19日会议于上海秘密召开时，中共中央因为担心“准备委员会”仍会引起与会者的异议，故还是改回叫“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对此，远东局尖锐地提出了批评。但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坚定地认为：苏维埃必须建立在对全国有很大意义的区域里，至少也要建立在诸如湖北沙市、宜昌那样大小的重要城市之中，而不能建立在农村里面。

7月10日，共产国际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提出不仅要把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列为目前党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而且这个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应当直接建立在苏区里面。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只是加速了以向忠发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暴动，以夺取中心城市的时间表而已。直到莫斯科直接出面干预中共中央的这种盲动计划，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10月间，共产国际最终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特点做出了不同于中共中央所理解的一种全新的解释。按照共产国际的新说法，中国革命虽然也不出苏维埃革命的范畴，但其具体形式将区别于俄国革命，即它将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靠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全国政权。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相反的道路，即“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说，瓦解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20]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根本上扭转了中共中央以往对苏维埃革命中工人阶级成分和中心城市作用的那种迷信态度。在进一步通过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更加熟悉也更加服从莫斯科的指示的留苏学生推上领导岗位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很快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从1931年2月起，超过60%的干部和工人骨干被分派到各个农村根据地去了，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

这一年的11月7日，作为全国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苏区的首府瑞金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以苏维埃为特征的这样一种政权形式和国家形式，由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第四节 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军事失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旨在取代中华民国，并以中华民国的领土为领土的，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能够存在，毕竟也还是要以占据一定的区域为前提的。然而，这种情况不免给原本就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困境中的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这是因为，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能够在华中、华南几省交界处存在，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偏远农村和山区，不仅交通阻隔，而且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便于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再加上民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各省军阀分别割据一方的分裂状态，各自着力于巩固所占地区的城市和交通要道，难以把其统治伸入到偏远的几省交界处，这更使红军在几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成为可能。

当然，由于红军及其根据地所在区域，仍属中国心脏地区，对国民党的统治和整个国家交通大动脉和主要中心城市均有严重威胁。而且红军出于政治的目的和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必然要不断地向外扩张，因此中央政府一旦获得机会，还是会组织中央军连同地方军阀势力一并出兵“清剿”。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建立之前，红军始终以保存实力为原则，战术灵活，一向坚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方针，从来不固守一地，因此国民政府连续三次“围剿”都毫无收获，甚至被红军吸引到根据地的山林之中，分割包围，大败而归。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所谓苏区、根据地等，不可避免地成了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一种象征和证明。这样一来，中共中央就再难简单地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攻守问题了。尤其是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灵活和流动的可能性，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观念牢牢地束缚起来了。尽管，在应对第四次“围剿”时，中央红军还是取得了作战的胜利，但除了中央苏区以外，中共在南方的其他根据地，特别是规模与中央根据地相当的鄂豫皖根据地，均已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中央根据地已经被彻底地孤立起来。

就在中央苏区处于严重危机的关头，莫斯科向中共派出了它的军事顾问弗雷德。由于这位军事顾问是一位苏联将军，万一被捕可能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因此，他只能留在上海外国租界里遥控指挥，而另外派遣了一位在苏联军校学习过的年轻的德国人奥托·布莱恩，化名李德，秘密潜入中央苏区，协助弗雷德指挥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

严格地说，莫斯科对中国红军军事行动的态度尚没有受到太多政治的观念束缚。他们在1933年初谈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时候，特别告诫中共中央称：“不要过分估计你们在最近战略上的成功”，“我们还不能十分有力的进攻驻扎的敌人”，因此，必须“注意保持红军的机动灵活，不能不惜重大牺牲地让红军固守领土，应该事先考虑可能的退却路线，并作好准备”，“要避免与敌人的大部队发生不利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使敌人士气沮丧，精疲力竭的策略，充分运用游击战争的方式”。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反对像鄂豫皖红军那样，放弃原有的根据地，主动转入四川等地。他们甚至表示：“扩大四川、陕南以及可能发展到新疆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意义重大。”[21]但是，莫斯科的军事指挥原则并不能完全变成苏联军事顾问和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的军事指导思想。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最主要的努力，就是把他在苏联军校里学来的正规化思想贯彻到工作中来。尤其是，身为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无论如何不能听任苏维埃的国土在自己的手里被敌人占领。这种正规化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与红军历来所习惯的游击战观念形成了冲突，特别是对红军传统的作战思维和作战方式造成了冲击。当1934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发动之后，背负着保卫国土重任的李德，只能用他熟悉的正规战的作战知识来对付国民党军的正规战。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只能本着节节抵抗、不让寸土的方针，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而国民党军也吸取了过去与红军作战失利的教训，注意齐头并进，加强部队之间的协同与保护，并且采取了碉堡政策，步步为营。如此一来，红军作战不仅丧失了机动灵活的特点，而且在其并不擅长的阵地战中，武器和人员大量被损耗。

还在1934年春天，眼看军事形势变得对孤悬南方的中央苏区十分不利，莫斯科就已经指示中共临时中央考虑及时转移的问题了。进入这一年的7月，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7个县的范围，形势极端危险，红军已经无法继续就地坚持下去了。弗雷德先是命令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福州北上赣东北，会合红十军组成十军团，挺进浙皖赣边界，开辟苏区，试图以此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缓中央苏区所受到的压力；而后，又命令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在湘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试图以此来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落脚湘南山地，进而接通川陕根据地创造条件。为确保数万红军和中央机关突围成功，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严密封锁消息，一面仍旧摆出一副死拼到底的架势，一面秘密进行各项准备。

1934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普通的夜晚，8.7万红军和苏区党政工作人员，在统一号令之下，撤出了瑞金及其附近地区，极其秘密地先向南再向西离开了中央苏区。随着这些曾经掌握着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们，和挑在担子上、驮在马背上的政府、银行、医院、印厂等渐渐远去，这个完全按照苏联的政权形式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此在中国的地图上不复存在了。

[1] 除此之外，1926年以后还增加了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的对口财政支持。

[2]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

[3] 转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81页。

[4] 参见《晨报》1927年12月13日；《聂荣臻回忆录》，第82页；黄平《往事回忆》，第48页。

[5]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6]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14～216页。

[7] 《沈阳张学良电行政院谭院长外交部王部长电》（1929年5月29日），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1-01，1063～1066。

[8]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536页。

[9] 转见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第376～377页。

[10] 《华盛顿伍朝枢致南京外交部电》（1929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0624.20/5050.02-03，1842。

[11] 《蒋为俄事再发宣言》，《大公报》1929年8月18日，第3版。

[12] 亦有说当天东北海军被击沉者为三舰，后又损失两舰。另报载东北边防军海军司令沈鸿烈当时报称：此役“我陆军死伤五百余，海军亦相等”。见《沈鸿烈等奋战克同江》，《大公报》1929年10月17日，第3版。

[13] 据北宁路局局长高纪毅对记者称，自中东路事件爆发至此役，东北公私损失已超过5000万元。而据苏方几年前披露的情况，仅10～11月间，苏军俘虏的中方中高级军官就有1334人，初级军官3097人，士兵14090人。见科里沃舍耶夫主编《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军事行动、军事冲突中损失揭秘》，第65～66页，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第190页。

[14]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

[15] 《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

[16] 《评陈独秀的信件》，1929年11月18日。

[17]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94～599页。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1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1页。

[20]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52页。

[21]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军事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28日；《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军事计划与任务的指示》，1933年4月14日。

第四章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

在莫斯科支持的中共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日本军人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极大地打乱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既定方针。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把始终视日本为最危险敌人的苏联，拖入到随时可能与日本开战的危机之中，这迫使苏联不得不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则带来了更加不可预测的危机局面，迫使苏联政府不能不放弃前此援助各国革命的做法，转而通过外交向西方各民主国家示好，以便取得集体安全的相互承诺，抑制德国狂热的反苏分子挑起对苏战争。正是在这种种危机的压迫之下，苏联政府改变了以往的孤立政策，开始主动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包括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了。外交的需要，自然会影响到依赖于苏联而存在的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与推行，包括推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中苏关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阴谋炸坏铁路，栽赃东北军，然后一举夺取奉天，进而开始夺取整个东北三省。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宣言认为，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第二是为了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第三是要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以瓜分中国。[1]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清楚地反映出这场事变丝毫没有使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有丝毫的改变。不仅如此，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显然对利用这一机会来推倒国民党统治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日本海军的进攻，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相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2]

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他们公开发表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3]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4]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根本上仍旧是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5]但是，这样一种方针在实践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中共这时在东北的武装首先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日本正在一步步吞并东北三省，东北军主力虽然退出了东北，但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留在东北各地的武装大多采取了抵抗的态度。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方针，中共武装不仅必须同时面对日本和国民党两大敌人，而且还必须把抗日的国民党武装视为首要敌人来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中共东北抗日游击队，遭到严重挫折。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提出在满洲要实行与关内不同的政策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提议，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在东北不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应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致抗日。[6]只是在这一新的指示精神的影响之下，中共在东北的抗日武装才渐渐地开始有所发展，从最初的十几个游击队，逐渐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并成为当时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但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且很快扶植起一个伪满洲国，这使苏联的处境变得异常微妙。毫无疑问，苏联方面确信日本占据中国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序幕”。[7]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重心在其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交通线过长，防御力量较弱，十分容易受到攻击，因此，苏方的态度是除非迫不得已，绝不主动挑起与日本之间的冲突。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苏联方面始终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就是证明。也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大胆支持关内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力图帮助中共推翻国民党，从而达到根本牵制日本北进的目的；对关外各种抗日力量，包括中共的抗日武装，却绝不给予支持。大批战败的中国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均被缴械后送至其中亚地区，然后通过新疆遣返回国。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几度主动出境联系苏军，要求援助，也都遭到拒绝。1933年冯玉祥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在察哈尔地区组成抗日同盟军，向苏联求援，同样被苏联拒之门外，使得这支武装也很快归于瓦解。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中苏两国政府之间依旧互不信任，苏联方面也并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但由于日本入侵东北，对两国的安全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出于牵制日本的考虑，中苏两国在1932年底正式宣告复交。这种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因为日本威胁的加剧，苏联的对外方针其实已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动了。

第二节 苏联外交转向的连锁效应

就在苏联高度警惕日本侵略阴谋的几乎同时，1933年1月30日，高唱反苏反共的德国纳粹党魁希特勒取得了国家政权，并很快开始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制度。鉴于在欧洲除了苏联外最大的共产党——德国共产党轻易遭到禁止，且毫无还手能力，斯大林显然开始意识到单纯凭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已不足以阻遏德国法西斯迈向反苏战争的步伐了。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崛起远比日本在远东的威胁对苏联严峻得多，联共（布）中央迅速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

首先，注意到日本这时与美国关系紧张，日苏之间容易引起外交和军事争端的主要只是中东铁路，因此，为了减少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危险，保持远东的平静，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933年5月2日公开向日本提议让售中东铁路，并于6月26日在东京与伪满洲国的代表开始进行正式会谈。

其次，为了尽可能地安抚中国政府，并且确保中国不会成为制造麻烦的策源地，苏联政府于8月6日正式通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很快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开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谈判。

再次，苏联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孤立状态，于1933年12月正式决定提出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主张在国际范围内签订区域性的防止侵略的相互保护协定。很快，苏联一改过去抵制的态度，主动加入了国际联盟。

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共产国际的方针。

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也遭到禁止，社会党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率先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基于这种形势，从1933年3月起，共产国际也一改过去极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做法，开始尝试着与各国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以共同争取世界和平。1934年7月，新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今后，共产国际将只“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根本改变“那些不顾各国、各党和各个组织的特点”的千篇一律的革命纲领和革命口号。[8]

共产国际政策的这种调整，最终促成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1935年7～8月间的正式召开。大会正式宣告了以争取和平和捍卫苏联为中心思想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依据这样一种中心思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4年7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第一次提出：在坚持“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旗帜下，还应该提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的口号。[9]8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来制定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敌人的策略。9月16日，中共代表团明确将此种策略确定为“反日反蒋”，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10]11月14日，中共代表团进一步解释这一策略的主旨称：“必须估计到这一件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底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底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的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底每一个任何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底势力。”“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支持这种战争，直至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一部分。[11]

从利用矛盾的角度出发，把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看作“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的一种斗争手段，把同反蒋派别的关系看成一种统战关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了中共的苏维埃革命的政策。1935年6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即提出了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则进一步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实行“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主张联合除了蒋介石以外的一切党派团体、军官士兵，乃至于“国民党、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主张大家选派代表，共同加入统一的抗日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一致“抗日反蒋”。[12]据此，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重申了“抗日反蒋”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和“为领土完整而战”等一系列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13]

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提出的统一战线新政策，因为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没有电讯联络，未能及时传达到中共中央。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再以华文报纸的方式加强宣传，同时并经常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残存的组织发布指示，因此，这一政策转变的消息，还是或多或少地传递了出来。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代表团8月间派出的代表张浩（原名林育英），化装成商人，经过外蒙古等地，辗转抵达了中共在中国这时唯一的一个根据地——陕北苏区。而恰好长征到川康地区的中共中央，因为与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分裂，单独北上，于偶然间发现了这一根据地，已于10月抵达了陕北苏区。这样，中共中央在损失了90%以上的部队和根据地，只剩几千士兵、几百干部，正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意外地得到了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政治指示，立即恢复了政治上的活力。这是因为，中共此前的劣势与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放弃统一战线，自我孤立的极端政策造成的。面对国民党军的持续不断的围追堵截，继续前此僵化的苏维埃革命策略，势必会重演南方根据地失败的悲剧。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到来，无疑给了中共极大的政治灵活性，从而增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

第三节 中苏军事同盟的秘密交涉

就在苏联逐渐调整其外交政策的同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也在采取相应的步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中共南方根据地被一一摧毁，红军已经不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构成重要威胁，蒋介石也不再特别担心苏联利用中国红军来威胁国民党的政权了，因此，1934年秋，即夺取中央苏区的几乎同时，他就试探性地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以了解苏联对他的态度。[14]蒋廷黻此行得到了苏联方面的肯定，莫斯科并且表示出愿意与南京政府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的意愿，故蒋介石对借助于苏联来牵制日本侵华明显地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进入1935年，蒋介石一直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日本军队发动了华北事变，不仅先后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甚至开始威逼国民党和中央军退出平津与河北地区，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试图将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意图。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蒋介石的高度紧张。

7月4日，蒋派孔祥熙秘密拜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首次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15]三个月后，即10月18日晚，因为日本方面进一步提出要求中方屈从日本旨意的所谓“广田三原则”，蒋介石亲自秘密会见了鲍格莫洛夫，明确提出希望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16]将近两个月后，苏联政府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17]

12月19日，在得知了苏联方面的态度后，蒋介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20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18]仅两天后，即21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蒋即派其亲信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转道柏林，准备转往莫斯科，专门负责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

但是，蒋介石对于和苏联订立军事互助协定，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他坚持“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具体到当前的情况，蒋介石要求苏联必须支持在他的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劝告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蒋首先把邓文仪派回莫斯科，寻找中共代表团就此进行谈判，而让陈立夫等暂时留在柏林，等待谈判的结果再定行止。

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从1月13日开始，一直谈到23日。双方最终达成了某种妥协，即同意派潘汉年回国，联系并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以便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对此，蒋介石也予以同意。然而，就在潘汉年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即22日，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就军事协定和共产党问题，进行了一次会谈。鲍格莫洛夫明确转告蒋介石说，苏联政府已经研究过蒋介石关于希望苏联出面帮助劝说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的建议。苏联方面的答复是，国民党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当然，苏联同意国共两党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19]苏方拒绝出面压迫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态度，让蒋介石颇感沮丧和不安。很显然，他相信，只有苏联出面施压，迫使中共同意放弃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服从于国民政府，才能确保在未来中苏合作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苏联乘机援助中共的情况。苏联拒绝出面调停国共两党关系，意味着苏联方面不愿承担今后只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义务，这难免会给中苏可能形成的军事互助关系埋下隐患。在反复说明自己的理由，却得不到鲍格莫洛夫积极回应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迅速电告邓文仪，要他暂时中止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

蒋介石中止了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接触和谈判，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因此，他一面抓紧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与之进行谈判，一面也还在等候苏联方面对他的建议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没有派遣陈立夫马上去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问题，却也没有将陈立夫召回国来。

不料，陈立夫经欧洲转赴苏联商谈两国军事互助的消息，已经在国民党高层传播开来。一些反对中苏合作，担心因此会影响到既定的“剿共”方针的少数军政领导人，对此忧心忡忡。湖南军阀何键就是此等人的代表之一。他因此想到了向日本通报这一消息的办法。于是，3月中旬末，日本在上海的报纸，包括日本同盟社，均公开报道了陈立夫秘密赴苏试图签订密约的消息。[20]而此时又传出了苏联和外蒙古当局公开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消息，中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与苏联结盟的设想，只好被暂时搁在一边。陈立夫等也因此被从欧洲召回了。

第四节 中共从“反蒋”到“联蒋”

苏联政府既然开始尝试着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接触，并且有意商谈军事互助问题，可想而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七大刚刚批准的中共中央的“抗日反蒋”方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尚无电报往来，再加上中共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不够敏感，因此，一直到1936年7月，关于改变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解决。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建立起一台大功率的电台，并且发出了第一份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共中央特别着重报告了他们在这半年时间里成功策反国民党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情况。报告指出，已与张学良约定，一旦得到苏联的同意和帮助，就在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争取将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结为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鉴于两广事变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亦急于提前实施这一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共产国际予以批准并提供援助。

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很快就上报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去了。十分明显，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大规模内战的局面中去，莫斯科所希望的举国抗日，以牵制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的目的，将不可能实现。因此，这一计划马上就受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否定。7月23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任务，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寻找机会，寻找途径和寻找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方法，使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联合起来抗日。”[21]

8月15日，季米特洛夫起草并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电，尖锐批评了继续坚持“抗日反蒋”的做法，明确提出，在中国目前应当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苏区应准备加入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全国议会，并在自己的区域内实行民主制度。[22]据此，中共中央亦不得不很快修正自己的策略方针。他们很快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转而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谈判对手，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同时，他们召开会议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承认此前“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23]

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策略方针，但它不能改变蒋介石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必须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统一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共产党必须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政权和军队必须改制和改编，接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领导。而蒋介石的这种条件与共产国际和中共这时的愿望，几有天壤之别。好在中共中央对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有比较实际的估计，因此，他们并没有坚持过高的要求，明确表示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论与行动，红军则准备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同全国军队一同“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代表并愿意参加由国民党人“占主要领导的地位”的“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24]而其核心的要求仅仅在于：“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25]

不过，莫斯科这个时候并不那样悲观。不仅如此，他们坚持中共中央必须要坚持较高的要价，以确保党和红军在国共两党妥协中能够保持有利的地位，绝不能屈从于国民党的主导之下。为此，当中共中央汇报了部队在陕北甘北地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之后，斯大林很快即批准通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的援助。正是莫斯科的这一援助计划，催生了1936年10月的“宁夏战役”。红军三大主力齐集甘北，准备西渡黄河，北上绥远，直趋外蒙边境，接取苏联援助。

战役进行过程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跟进迅速，红四方面军未能守住渡河点，致使两万多红军渡河后，大部滞留河东，受到国民党追军围攻，无法实施原定接取计划。再加上11月上旬绥远抗战爆发，经过绥远地区向红军提供援助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莫斯科也将运送物资的地点转到了新疆。在这种情况下，留在甘北河东的数万红军和中共中央既不能西渡，也不能留在甘北几县荒芜之地听任国民党军“进剿”。为解决自身生存问题，中共中央一方面不得不要求已经西渡的两万红军尽量留在河西，以牵制沿河两岸的国民党军队；一方面为解决部队生存问题，不得不考虑通过突围的办法，转去内地，在转战中解决数万人的粮食和过冬被服。

得知红军将要离开陕甘，与红军已经有了十分密切的统战关系的张学良，立即陷入极端被动之中。张学良所率东北军连同家属有数十万人，自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已数年之久，全都仰赖张学良能够带领他们返回家乡。而张学良却一方面寄希望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一方面寄希望于与日本有严重利害冲突的苏联。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在日本步步入侵的威胁下，自顾尚且不暇，哪里有帮助张学良夺回东北失地的可能？苏联也因1927年4月初奉张查抄苏联大使馆，和张学良本人1929年查抄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武力夺取中东铁路，对张耿耿于怀，拒绝与张学良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所部调往陕甘，与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愿意帮助张联苏抗日，他自然对此寄予强烈的希望。如今，中共中央和红军一旦突围远去，张学良联苏的希望也将化为泡影。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不得不出面要求中共中央暂时不要离开，然后亲赴洛阳见蒋要求抗日。在苦谏蒋介石毫无效果的情况下，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乘蒋介石亲来西安督阵“剿共”之机，破釜沉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前来指挥“剿共”作战的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26]

西安事变的发生，给国共关系带来了一线新的转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一开始就认识到事变发展的这两种可能性，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但是，在逼蒋抗日的努力接连遭到失败之后，中共中央显然对继续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的可能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事变一开始，它就采取了除蒋的策略，试图“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同时争取蒋之部下及南京英美派等同情事变，以便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进而成立全国的“革命的国防政府”。[27]

对于西安事变本身，莫斯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确的反对态度。塔斯社的言论，很快就被陕北的中共中央从广播中所得知。尽管他们相信这更多的还是苏联政府对外公开宣传的一种外交手段，但是莫斯科的这种态度还是多少对中共中央进一步策略产生了影响。12月18日，在再度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时，中共中央就已经放弃了要求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同意保蒋安全和自由了。[28]在第二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多数已经开始认识到，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也是不妥的。[29]再度收到的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观点，那就是，事变除了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30]根据这样一种方针，事变后即前往西安的周恩来全力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展开了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谈判。最终，在双方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这场危机得以成功化解，国共两党也因此再度走上了合作之路。

[1] 《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96～398页。

[2]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

[4]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9～640页。

[6]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1～45页。

[7] 参见《真理报》1931年11月6日、1932年5月1日。

[8] 参见《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季米特洛夫在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的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7月2日。

[9] 王明：《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1934年7月19日。

[10] 《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11] 《中共代表团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11月14日。

[12] 《王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国际新闻通讯》第15卷第60期，第1488～1491页。

[13] 《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

[14] 蒋廷黻口述《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斯托尼亚科夫与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4年10月16日，《近代史资料》第79号，第210～214页。

[15]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7月4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8～219页。

[16]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19～222页。

[17]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1935年12月14日；《斯托莫尼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1935年12月28日；均见《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9页。

[18] 《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4～225页。

[19] 《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近代史资料》第79辑，第227页。

[20] 参见鹿锡俊《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9月；《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198页。

[21]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

[2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3]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9～90页。

[24] 《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936年9月22日。

[25] 《洛、毛关于应迅速争取开始国共主要代表谈判问题致朱、张等电》，1936年11月8日。

[26]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之谜》，第284～295、311～312页。

[27]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

[28]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18日。

[29] 见张培森《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人民日报》1988年8月15日，第2版。

[30]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交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该指示实际形成于国际来电之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26～128页。

第五章 中苏两国的战时合作与冲突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是苏联的援助，给了中国早期的抗战一股重要的支撑力量。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党与党和国与国关系的矛盾状态之中。支持由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就难免要部分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帮助，在事实上又不免要损害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国民政府。苏联既不能不要求中共顾及统一战线，又不能不对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行为表示异议，结果是既不能让国民党满意，也不能让共产党信服。这种情况的后果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很快就在中苏两国和中苏两党中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第一节 苏联在中国抗战初期的援助

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让蒋介石对苏联的印象有所改观，中苏两国政府间的接触明显地频繁起来了。1937年3月11日，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再度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议签订中苏互助协定，李维诺夫则希望缔结有中、苏、美、英、日等国参加，而以中苏为核心的太平洋地区公约。[1]4月初，苏联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了苏联方面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物资的意向。蒋介石不仅就苏联在西安事变时期所持态度向苏联政府表示了谢意，并且保证会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两国关系。[2]注意到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苏联方面也在互助条约问题上改变了态度，提出：两国政府应首先开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苏联也愿意重新考虑缔结苏中两国互助协定的问题。[3]因此，中苏两国随后即开始了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具体商谈。两国并于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的8月21日签订了这一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在冲突期间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一方。[4]

根据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苏联很快就断绝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战略物资。而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法国，都继续与日本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故在中国抗战开始之初，真正站在中国一方公开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对于日本的侵略，苏联在其国内报纸上采取了毫无保留的谴责态度。当日本通知有关国家撤退其驻南京使馆，以免遭日机轰炸时，苏联政府甚至通过其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声称苏联使馆决不撤出南京，日方必须对其轰炸可能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切责任。苏联远东军司令加伦元帅甚至发表宣言称：对于日本公然侵华，苏联在相当时刻“非挺身而出公然援助中国不可”。[5]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在一切国际场合，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尝试通过集体制裁和共同援助的方式，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七七事变一爆发，中国政府就指派军事委员会沈德燮去莫斯科商洽用苏联贷款购买苏联军火的问题。之后，蒋介石又指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去莫斯科参加谈判。双方迅速签订了第一、二笔贷款协定和购买军火的订单。中苏两国商定，从10月底开始，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5000万美元贷款，年息3%，用于向苏联购买军火物资（公开声称为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中国用茶、皮革、棉花、丝绸、桐油、兽毛以及锑、锡、钨等矿产分5年偿还贷款。第二笔贷款则从1938年7月开始计算，贷款额仍为5000万美元，用途及还款方式与第一笔贷款相同。第三笔贷款则从1939年7月开始算起，贷款额为1.5亿美元，用途、年息与还款方式与前相同。

根据中苏两国商定的军火订单，苏联从9月下旬即开始起运第一批军事物资。这包括重轰炸机62架，驱逐机101架，驱逐兼轰炸机62架，以及坦克82辆，反坦克炮200门和若干高射炮、机关枪、炸弹等。据苏联方面公布的情况，在整个抗战前期，即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援华的军火数量是：飞机900余架，大炮1140门，坦克82辆，机关枪近万挺，步枪5万支，汽车和拖拉机2000多辆，航空炸弹3.16万枚，炮弹200万发，手榴弹200万颗，子弹1.8亿发等。[6]而为了运输这些军事装备，苏联帮助中国修建了一条从苏联萨雷一奥泽克（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并且帮助开辟了从苏联阿拉木图至中国兰州的航空线。同时，苏联还利用轮船，通过英法殖民地港口，从海路向中国运送过弹药和火炮等。

除了军事物资的援助以外，苏联这时还大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帮助中国对日作战。从1937年11月底开始，苏联方面先后派遣了М.И.德拉特文、А.И.切列潘诺夫、К.M.卡恰诺夫和В.И.崔可夫等，以驻华武官身份来华就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到1941年初，苏联在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达到140人之多。针对国民党军队自身的特点，苏联军事顾问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并直接参与了许多重大战役，如台儿庄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宜昌战役的组织和指挥。而在1937年12月开始来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包括两个轰炸机中队和4个驱逐机中队，总共700多名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则直接参加了武汉、岳阳、杭州、南昌、南宁、广州和台北等地空战，执行轰炸任务或配合陆军作战。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驱逐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200多人，牺牲在中国对日作战的过程中。而在此期间，苏联专家帮助培训的飞行员、领航员和其他各种航空技术人员，则达到8354人之多。[7]

苏联对中国的大力援助，当然不可能瞒过日本人。这也正是日本军队内部始终存在着“南进”还是“北上”的战略方向争论的原因之一。十分明显，苏联对中国援助，以及苏联陈兵中国东北中苏边境的现实，都对日本侵华和南下占领东南亚地区，具有极大的牵制作用。但是，经过两度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之后，日本最终放弃了北上征服苏联的战争设想。这两次军事冲突就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

张鼓峰事件发生在1938年夏天。张鼓峰位于中国与朝鲜交界的图们江东岸，原是吉林省珲春县境内一个海拔约150米的高地。因为站在该高地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波俄特平原，因此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驻朝日军第十九师团当时负责防守。1938年7月上中旬，苏联远东方面军为达到以图们江划线的目的，派兵在该高地西侧构筑工事，与日军近距离对峙，并最终与日军发生了军事冲突。日军因为正集中兵力在中国进行夺取武汉的作战，在东北的兵力有限，只集结了7000余人和火炮37门，苏军则出动兵力1.5万人，集中了火炮237门、坦克285辆、飞机250架参战。作战的结果，日军自然惨遭失败，被迫提议停止战斗，把防线撤退到图们江西岸，放弃了图们江东岸的张鼓峰及其周边地区。

诺门坎事件，发生在1939年5～9月间。诺门坎位于外蒙古东部与黑龙江省交界的哈勒欣河以东，当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即以哈勒欣河为界，视河西为外蒙古，河东为“满洲国”领土。但是，外蒙古边防军则一直坚持视哈勒欣河以东地区的诺门坎地区为其领土。1939年5月，外蒙古边防骑兵巡逻诺门坎地区时，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双方发生冲突。5月28日，日军出动了一个步兵联队向诺门坎地区进攻，遭到苏军两个骑兵团、一个机步营和摩托化步兵师部分兵力的猛烈抵抗，激战两日后被迫后撤。6月23日，日本关东军出动飞机袭击苏蒙军集结地塔木斯克，进而于7月初再度展开地面作战。这次日军出动了第二十三师团3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大队和坦克第一师团主力，渡过了哈勒欣河，企图围歼哈勒欣河以东苏联红军及外蒙古的边防军。苏蒙军则以坦克第十一旅、摩托化装甲第七旅、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一个团和外蒙军一个装甲营为基本部队，在炮兵和航空兵的火力支援下，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攻防战。最终日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再度被迫后撤。7月23日，日军集中80余门火炮，又一次发动进攻，仍未得逞。8月4日，不甘失败的日军组建第六军，在荻州立兵中将指挥下，集中了第二十三师团主力、第七师团一部、第八边防队及临时配属的部队总共7万多人、500门火炮和182辆坦克、300余架飞机，准备与苏蒙军长期对峙。苏蒙军这时也进一步调集兵力，组成了第一集团军级集群，由朱可夫任司令，下辖摩步第三十六师，步兵第五十七、第八十二师，坦克第十一、第六旅，摩托化装甲车第七、第A、第九旅，步机枪第五旅，骑兵第八师，空降兵第二一二旅，外蒙古骑兵第六师，以及炮兵部队和其他临时配属的部队，共5.7万人，以及498辆坦克、385辆装甲汽车、542门火炮和迫击炮、2255挺机枪、515架战斗机和5.5万吨弹药等。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周密准备之后，苏蒙军于8月20日分三路发起进攻，经过4天战斗，几乎全歼日军第二十三师团主力。9月9日，日本驻苏联大使向苏联提出停战要求。由于这时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于9月1日侵入波兰，苏方按照与德国所订密约，也要割占波兰一部，故苏联方面对停战亦求之不得。双方很快按照苏联此时的实际控制线达成了协议。9个月后，苏联更进一步与日本就外蒙古与伪满洲国举行了划界谈判，这一段边界线由哈勒欣河向黑龙江境内推进了将近40公里，面积有2000多平方公里被划入了外蒙古。[8]但是，苏联的援助并没有能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真正感到满意。这是因为，蒋介石最期待的，既不是互不侵犯条约，甚至也不是苏联提供援助，而是双方能够签订军事互助协定。即当中日战争爆发时，苏联能够出兵，帮助中国作战。由于对日本大举入侵缺少预见，从1937年4月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提议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始终没有全力去推动这一谈判。等到中日战争突然爆发，它虽然接二连三地再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进行互助条约的谈判，却已经无法得到苏联方面的响应了。[9]上海抵抗失败，南京也很快陷落后，蒋介石试图再度重提军事互助条约问题，称如果苏联不能出兵援助，中国难免失败。国民党代表则同时向中共中央的代表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帮助劝说苏联出兵助战。尽管中共中央无法满足国民党人的这一愿望，蒋介石直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也还是没有放弃谋求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的努力。当然，莫斯科最终也没有改变不单独介入中日战争的态度。[10]

第二节 中苏两党关系的困扰

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让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甚满意的同时，也使中共中央感受到不小的困扰。这当然不是因为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劝说莫斯科出兵所带来的，而是中共所领导的隶属国民政府之下的政府和军队，几乎无法从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当中分一杯羹。据说，从苏联运来的武器，中共军队得到的，只有120挺机关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

刚刚进入抗日战争时的中共军队，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处于困难阶段。不过4万人的武装，要想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对抗中生存下来，仅仅靠国民政府提供的每月几十万元的经费，毫无疑问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指望苏联能够越过国民政府向共产党人输送武器弹药，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会造成共产党人情感上的一些困扰，也可以想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真的把“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11]因为，莫斯科固然不能直接输送武器给中共，但它还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向中共提供了相当数额的经费援助的。

抗战爆发之初，莫斯科提供的最醒目的一笔援助是斯大林批准的，用于帮助中共购买武器弹药的50万美元。[12]在此之后，193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回国时，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30万美元。[13]还可以知道的是，1940年2月，斯大林根据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又一次决定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14]而当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后，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再度批准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15]实际上，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其他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还在继续着。莫斯科的援助固然已大不同于1920～1930年代中期对中共按月提供经费的情况，但它继续在努力从财政上支持中共，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此期间莫斯科对中共更大的一种扶植，还是在政治方面。在抗战初期，莫斯科从两个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个方面是，面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16]另一个方面是，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17]显然，这种方针对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何既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又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某种指导性的作用，使中共党内过分重视和依赖国民党，或过分强调自身独立性而不惜与国民党发生磨擦冲突的倾向，都相应地得到了抑制。

这个时候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中共自身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余地并不很大。这种情况自然也就极大地影响着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组织构成，以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定的问题。此前在南方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推荐，最后由莫斯科来决定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出现1931年1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策划和主导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算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之后不过半年多时间，鉴于中共中央连遭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更是将六届四中全会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再行改造，另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总书记调换为只有二十几岁的留苏学生博古。直到临时中央被迫退进中央苏区之后，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另外的指示，偌大的根据地，众多的红军，乃至于十几万人的党组织，包括大批年长而成熟的军政领导人，仍旧不能不继续听任少数只懂得一些书本知识的年轻的留苏学生来领导和指挥。尽管在博古中央的领导下，红军作战失利，根据地全部损失，中共高层军政领导人在没有莫斯科的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于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改换了最高领导人，却也只是用另一位年纪略长一些的留苏学生洛甫，来取代了太过年轻的博古。由此不难了解，莫斯科的权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中共的体制是高度统一和集权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内外战争的环境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能力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战爆发后，莫斯科因为担心中共领导层不能迅速适应如此复杂的政治、战争形势，因而特地把以王明为首，在莫斯科经受了多年政策熏陶的一批高层干部派回国内，让他们在中共中央内部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自然很容易取得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拥戴，进而取代洛甫而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然而，就在逐渐显露出来的中共内部权力角逐好像有利于王明等人之际，莫斯科却既没有支持王明，也没有支持洛甫，而是选中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19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18]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毛泽东成为中共党最高领导人。这件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9]只不过，让莫斯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努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试图密切国共两党关系，在战争中不断丧城失地的蒋介石却因为害怕中共乘机坐大而坚持不买中共的账，一心想要限制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与扩大。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国共两党关系就开始进入一种持续磨擦和冲突的过程中。季米特洛夫虽然极力劝告毛泽东保持冷静和缓和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同样不肯为此牺牲中共已经争得的利益。这种情况很快就使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共两党之间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和华中敌后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磨擦和重大军事冲突。两党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为了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地域不清、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想出了划界的办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要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一部地区，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新四军不得超过两个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力量。[20]这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几省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部队数量已经扩大到将近50万人，这远不是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以及8师5团所能容纳的。因此，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拖到10月19日，眼见中共不予理睬，国民党方面再度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明令中共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同时并以停发一切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具《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于中共抗命不遵时得以实施军事行动。

蒋介石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突然对中共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蒋日之间可能有所勾结。在反复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不得要领之后，毛泽东断定蒋突然让出旧黄河以北地区，多半是要“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的一种险恶阴谋。[21]为了应付此种严重局面，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准备以15万精兵先发制人，打到国民党进剿军的后方河南与甘肃等地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22]由于此举势必要闹到国共关系破裂，政治上不利，处置不当，会“遗将来无穷之祸”，故毛泽东不能不于11月4日亲自写信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求指示。而季米特洛夫对此自然坚决反对。出于对莫斯科意见的尊重，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原先的计划，重新设法与国民党再行周旋。不料，1941年1月，仅仅因为没有按期北移和选取的路线有违国民党方面的规定，国民党人就一举全歼了皖南新四军军部7000余人，并且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缔了新四军的番号。不难想象，国民党此举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会有多大的刺激。面对皖南事变，苏联方面虽然对国民党的做法采取了尖锐批评的态度，却并未停止原定的军事援助，并且继续要求中共保持克制和维护两党关系不致破裂。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毛泽东要开始与莫斯科离心离德了。

第三节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

就在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之际，苏联与日本的关系也正处在十分微妙的时期。自从诺门坎事件之后，日本关东军已经将其在满洲的步兵师团增加到12个，总兵力达到了35万人，并且还准备进一步扩大编制和用更好的装备来加强自己。这意味着，日本关东军仍旧随时可能威胁苏联的远东和外蒙古地区。但相比之下，苏联这个时候更加担心来自西线的德国的威胁。这不仅是因为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工业和能源重心都在西部，而且是因为德国在占领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鼓作气，迅速征服了英法等国的军队，并迫使苏联周边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成为其仆从国。十分明显，在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之后，德国除了直接进攻英伦三岛之外，剩下的就是征服苏联了。面对希特勒的节节胜利，设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够约束德军掉头东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调整对日政策，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德国，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外交选择了。

调整对日政策，就是要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的最初提议，来自日本方面。由于日本这时急于获取南太平洋国家的橡胶等战略物资，因此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意图，需要确保苏联不会威胁满洲。故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在1940年7月就曾代表日本政府向苏联提议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但因为当时双方在库页岛问题上存在争议，因此谈判未能取得结果。到1941年4月，日本外相在与德国沟通之后，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要求。4月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23]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无疑是苏联为祸水西引而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外交策略的一种延续。苏德条约牺牲的是波兰、芬兰等弱小国家，苏日条约牺牲的则是正在孤军奋战中的中国。特别是苏联公开承认伪满洲国，更是对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中国抗日运动的一种沉重打击。原本就对苏联援助有所不满，且一直怀疑中共坐大有苏联背景的蒋介石，得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的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此两星期来心中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乃为此俄倭协以谋我条约之隐机乎？呜呼！”[24]而恰在这时，赴美国求援的宋子文发来美国总统已批准借款1.25亿美元，并“内定军火贷款借中国部分五万万元”的消息，[25]至此蒋介石国民党自然要开始转向美国而与苏联渐行渐远了。

虽然《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方面再三向中国政府解释其援华政策不变，但仅仅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德国就于6月22日单方面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突然袭击。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一时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再也无暇顾及中国了。除少数苏联顾问继续留在中国以外，多数苏联援华人员，包括苏联在中国西北设立的航空站以及守护萨雷—奥泽克—兰州公路的苏方人员，均迅速撤回苏联了。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国民党政府迅速与美国合作，中苏两国关系也因此疏远，以至逐渐恶化。

苏联与国民党关系恶化的同时，它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这时也陷入历史的最低谷。因为莫斯科要应付来自德国的威胁，尽管1941年1月爆发了皖南事变，中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莫斯科还是极力劝阻毛泽东不要采取过激的措施破裂两党关系。由于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没有可能在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作战。再加上1940年秋冬，在八路军总部的坚持下发动了对华北日军的大规模破袭战（又称为“百团大战”），战争的结果，日军转而发动了对中共在华北的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作战，导致八路军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况中。这就更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强硬态度来对付蒋介石了。但是，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加深了毛泽东对莫斯科的不信任感和疏离感，他对莫斯科的指示自然也开始逐渐抱以将信将疑的态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睱的局面，也就成为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契机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很快就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对此，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八路军目前只能做战略的配合，不能做战术的配合。八路军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的亦不消极的熬时间的游击战争，具体行动上只能通过破袭战和情报战的方式来帮助苏联。毛泽东请周恩来转告对此颇为焦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称：“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炸药亦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26]

毛泽东对保卫苏联的这种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莫斯科的强烈不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心知肚明。因此，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不过三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首先召开会议，名为讨论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红军和根据地失败的历史原因，实则把矛头指向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与宠信的曾留学苏联的领导人。这场历史大讨论的结果，迅速使王明、博古等人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尽管王明一度抓住季米特洛夫10月7日不满毛泽东对保卫苏联消极态度的来电，大做文章，批评毛在统战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由于毛泽东身居领袖地位，并且通过历史大讨论进一步确立了其正确的形象，因此，王明的反击只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之中。

对王明、博古等人历史错误的检讨和批评，使共产国际的威信降低到历史最低点。这样一来，莫斯科就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轻易地从组织上干涉中共中央的内部事务了。当然，毛泽东很清楚，仅仅在中央高层内部将党内的“国际派”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还不够，因为绝大多数党的干部，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普通党员，对那些在莫斯科受过专业训练，熟读马列，“言必称希腊（苏联）”的留苏学生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仍旧或多或少充满了敬畏感。如果不能使全党改变这种心态，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必须要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仍旧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因此，进人1942年，毛泽东很快就发起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其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向全党灌输一种思想，即要使全党相信，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本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正确权威。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年之后，由于苏联急需美英帮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及适应战后大国合作的需要，为了向美英各国证明自己与各国共产党毫无关系，斯大林于1943年5月21日解散了共产国际。而为了让各盟国政府相信其诚意，苏联外交官还特别向所驻国领导人就此一行动做出了具体的说明和保证。如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就向蒋介石保证说，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不会再援助任何外国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样，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给予任何援助。[27]

共产国际的解散，彻底终止了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必须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的历史，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政治正确性。毛公开指出：共产国际所以解散，就是因为它已经“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作为各国革命统一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存在，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更加民族化。[28]

没有共产国际的束缚，中国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但是，随着整风运动造成的思想批判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党内同志之间的相互怀疑与不信任。这种情况终于导致了由社会部主导的、带有“逼供信”性质的审干运动，使大批党员干部无端地受到整肃。尽管共产国际已经宣告解散，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是亲自致电毛泽东，对中共的这种做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29]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莫斯科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极度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其实早在1940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曾经有所表露。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长期生活在农村，党员的成分中农民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这一点，深感担心。而随着毛泽东在保卫苏联以及对待党内留苏学生干部等问题上表现出让莫斯科难以接受的态度，自然就更加促使联共（布）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是否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心态，甚至日渐流露在一些公开的外交场合之中。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哈里曼说：“中国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30]在随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谈话当中，莫洛托夫也对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几乎同样的评价。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除了季米特洛夫个人和早先派驻延安的联络员以外，莫斯科几乎没有尝试去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建立任何更直接的联系方式。

第四节 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干预

新疆这块占中国国土面积约1/6的土地，与苏联有20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因而和东北、外蒙古一样，苏联长期以来试图加以影响和控制。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主席金树仁被赶走，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盛世才成为新疆临时督办，统掌大权。苏联注意到盛世才依靠一两万汉族军队难以控制整个新疆，急需得到苏联支持，因而决定援助盛世才。根据双方签订的秘密协定，苏方出动红军，化装成中国军队，帮助盛世才消灭了他在新疆的死对头张培元的部队，打败了另一股军阀武装马仲英部，并且出动飞机、坦克，帮助盛世才平定了南疆维吾尔族的叛乱。盛世才亦投桃报李，在1934年公开宣布在新疆实行以“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所谓“六大政策”。苏联从此不仅长期驻军新疆，而且在新疆各地派有专家、顾问、教官、医生等，提供贷款，帮助新疆制订“三年计划”发展经济，自然它同时也获取了探矿、采油、修路、经商、办厂等种种独占的特殊权益。

但是，盛世才到底是个中国的政客，其投靠苏联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巩固自身极其不稳固的统治地位。1941年6月，盛世才的靠山苏联遭到德军全面进攻，首都莫斯科被围，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国民政府受到美国的援助，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在向莫斯科提出新疆独立，加盟苏联的要求[31]被拒绝后，他亲苏的态度迅速发生了改变。1942年5月10日，盛世才致函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尖锐指责在新苏联总领事、军事总顾问及其在新其他苏联人员。7月7日，他则上书蒋介石，声言：过去多受蒙蔽，“现已澈底觉悟，苏联国家确实离开马克斯主义，走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尤有甚者，即挂着马克斯主义假招牌，以援助落后国家与民族为名，暗中进行其侵略伎俩，其用心较之其他帝国主义者尤为毒辣！……是以职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斯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32]

得知盛世才向蒋介石靠拢的情况后，苏联大使受命于7月9日拜会了蒋介石，向蒋说明了苏、新间出现分歧的情况，同时递交了莫洛托夫答复盛世才长信的复印件。有意向蒋透露了盛世才如何极力投靠共产党，甚至有意在新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加入苏联的言行。[33]蒋介石当即意识到这是统一新疆的重要机遇。他找人将此信译成中文，交予幕僚研究对策。唐纵等研究后很快得出结论称：（1）苏联与盛世才关系决裂；（2）苏联仍未放弃新疆之经营，且将有新发展；（3）苏联通知我中央，希图取得我国之谅解，与遏盛世才与中央接近。[34]何应钦等则明确提议：目前应“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植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俟机再确实控制之。”[35]

为利用盛世才赶走苏联及中共在新人员，以便中央人员全面进人新疆，蒋介石除几度派要员前往新疆与盛世才会商外，还于8月29日派宋美龄代表自己亲往新疆安抚盛世才。双方最终商定：“（1）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钳制在哈密俄军；（2）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3）肃清新疆共党；（4）着俄国军退出新疆等。”[36]

宋美龄一行离开迪化后半个多月，盛世才就开始分别向苏联在新人员和中共驻新人员下手。除了用各种方法逼迫驻新苏军及专家、顾问等并要求其在3个月之内撤回苏联外，他特别针对国民党所忌恨的共产党人，制造了“阴谋暴动案”的罪名，将中共在新疆的干部及养病人员和家属128人分别软禁了起来。第二年9月27日，更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在新疆的领导人秘密杀害了。

1942年，国民党开始在迪化成立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训练了数千本地工作人员。年底，它更公开号召内地青年“献身边疆，开发大西北”，以一人支边可公费携带5名以内的家属同伴和补以边疆津贴的物质诱惑，计划动员上万党务、政府、经济、军事、金融、文教、情报和外交等各方面的人才入新。1943年1月16日，国民党在新疆正式成立了新疆省党部。同年4月，国民政府还成功地把美、英领事馆引入到新疆迪化来。至此，苏联方面也下决心与盛世才全面破裂关系了。5月3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受命正式通知盛世才，苏方将断绝与新疆的一切关系，同时开始撤退苏联驻新一切人员，包括驻哈密的红八团及飞行队，飞机制造厂和独山子油田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其相关设备。

1943年，国民党中央军也进入新疆来了。它先是进入了甘肃河西走廊，控制了内地通往新疆的通道。然后是用各种不同名目分派小股部队入新。到1944年春，即在苏军全部撤出哈密后，国民政府则正式将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移驻到新疆哈密。但这种情况对于只有不足两万兵力的盛世才，却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而苏联与新疆贸易关系的断绝，和苏方频频越界滋扰和擅改界标的做法，也极大地造成了新疆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与困难，让盛世才难以招架。[37]

盛世才反苏原本是想要取得蒋介石的信任，继续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多管齐下插手新疆的结果，反而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地位。因此，盛世才1944年再度制造所谓“阴谋暴动案”，把重庆派来的大批干部投入监狱，试图重新向苏联示好。然而，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再也不可能相信盛世才了。

还在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专门讨论了采取措施推翻盛世才对新疆的统治的办法，决定以“民族复兴小组”的名义，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培养革命力量。为此，苏联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内务人民委员部伊格纳托夫将军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来联络反叛武装，训练和装备各类反叛人员，并走私输送武器弹药入新。同时，它还通过驻新各领事馆，透过地下工作人员，在少数民族各界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统一的“解放组织”。阿山地区哈萨克牧民反叛武装乌斯满部，就最早得到了苏联和外蒙古政府的承认与支持，不仅得到了武器装备的援助，而且还在苏联飞机及苏蒙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迅速成长为一支上千人的武装，整个阿山地区均处于锋镝遍地的状态。与之交界的塔城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反叛的牧民迅速蜂起，到处与新疆政府军为敌。紧邻苏联的伊犁地区，由于交通及苏联在伊宁设有领事馆的原因，更成了苏联援助新疆反叛势力的重心所在。

事实上，由于国民党中央势力大举进入，盛世才这时已经失去了对新疆的控制力，因此，1944年9月被免除了省主席和警备司令等职务，调离新疆。但是，苏联并没有因此停止在新疆策划武装反叛的计划。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长期以来一直想要兼并位于新疆以北、外蒙古西北和苏联东西伯利亚以南交汇处的唐努乌梁海地区。该地区在1727年经清王朝与沙皇俄国签订的《布连斯奇界约》划定属于清帝国统治范围。但I860～1869年，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先后迫使清朝三度签订新的界约，把唐努乌梁海西部的阿穆哈河地区划给了俄国。此后，因辛亥革命，外蒙古宣布独立，影响到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各旗也宣布独立。沙俄乘机占领了该地区。1918年北京政府虽乘俄国十月革命之乱，一度将唐努乌梁海地区重新纳入其管辖之下，但苏联红军很快在清剿白俄军队的名义下占领了该地区。1921年唐努乌梁海在苏联的策动下再度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后改为“图瓦人民共和国”）。苏联表示承认，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多年之后，到了1944年，斯大林显然认为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了。8月，图瓦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非常大会通过宣言，“请求”苏联接纳该国为加盟共和国。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接受其“请求”。“图瓦人民共和国”遂改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隶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

此举虽然发生在战争期间，但为不致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弹，苏联政府利用已经准备好的新疆反叛武装，先是在阿山由苏联侨民于10月7日组织了“巩哈暴动”，调动伊宁守军前往增援，紧接着于П月7日在伊宁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暴动。苏联驻伊宁领事指挥伊宁当地的维吾尔族“解放组织”与苏军小股武装相配合，实施了这一行动。随后，苏方为扩大事变的规模与影响，还迅速派出了以柯兹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和多支部队入境参加了这一事变。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按照原定的方案，正式宣告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伊斯兰教传经师艾力汗·吐烈被推举为政府主席，苏联顾问为莫合森。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宣言，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军人领导下成立起来的“民族军”，在苏军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分几路很快占领了阿山、伊犁和喀什三区中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这一事变从一开始就是以反对汉族压迫为宣传口号的，因此反叛者强烈的民族情绪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驱逐甚至是杀害汉人的现象。[38]

到1945年7月，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已全部被“民族军”占领。关内抗战刚一宣告胜利，9月间，“民族军”便一举夺取了距离迪化仅260余公里的交通枢纽乌苏，并夺取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独山子油矿，从而使国民党军的各种机动车辆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新疆首府迪化已成为“民族军”的囊中之物。

第五节 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条约谈判

1944年6月初，美英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由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率领盟国远征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开辟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从此，美英苏盟国军队从东、西、南三面开始围攻德国，整个欧洲战场上盟国已经开始了粉碎法西斯德国的最后决战，欧洲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鉴于欧洲战场日益接近胜利，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跳岛作战，打得日本军队步步后退，美国军队逐渐开始接近日本本岛了。但是，1944年春天，日本军队在中国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即所谓“一号战役”，又称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八个月里，接连丢了河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日军甚至眼看着就要逼近陪都重庆了。这种情况表明，即使美国军队可以开始进攻日本本岛，如果没有外国军队的帮助，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仍可能长时间坚持作战。为此，美国不能不寄希望于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能够掉转头来参加对日作战。

为了成功说服苏联参战，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5年2月初在苏联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共同讨论包括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联合国问题等战后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会议特别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即所谓“雅尔塔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可以获得：

（1）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2）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帝俄的权益，包括：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丙、中苏成立一合营公司，共同经营由苏联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3）千岛群岛交予苏联。

苏联方面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两至三个月内，苏军将参加对日作战，同时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条约；美国总统承诺，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上述妥协。[3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时候新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正在苏军的支持下与中国政府派去的军队激烈战斗，但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很显然，新疆是盟国公认的中国领土，中国是盟国最主要的成员，苏联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无论如何不能公开化。而且，在苏联少数民族聚集的中亚十几个伊斯兰教势力极强的加盟共和国边上，成立一个泛突厥主义国家，也不利于苏联中亚地区的社会稳定。因此，对于斯大林一系列关于战后苏联在中国权益问题的要求来说，新疆问题实际上成了他用来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一个重要筹码。

1945年3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即在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谈话中透露了苏联政府战后对中国的要求，即（1）外蒙古不能归还中国；（2）东北铁路共管；（3）旅顺无条件长期租借给苏联。由于罗斯福没有提到雅尔塔协定，蒋初时还不明白“美国提议以旅顺长期租借于俄国其用意何在”。只是愤怒已极，一度强硬表示：“宁可被俄强权占领，而决不能由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甚至他要魏答复美国政府：“租借地名称为我整个民族全体人民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国之历史。”[40]

但是，4月29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半正式地向蒋说明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即（1）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划归苏联；（2）朝鲜独立；（3）旅顺口租与苏联；（4）大连港为自由港；（5）中东路及南满铁路之股权中苏各享其半，苏联对各该铁路并应享有特殊利益；（6）外蒙之现状不变。[41]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一面要求在美之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赞助中国政府实现“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再有任何特权之设置”的目标；一面邀约苏联驻华大使，当面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完整及行政独立”，称东三省铁路、商港均可“与苏联以便利”，苏联希望使用旅顺军港，中方同意两国“共同使用”，唯明确表示：绝“不能再用租借名义”租予苏联。[42]

随后，在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与蒋介石的谈话过程中，大使一上来就依照雅尔塔密约所提，归纳了苏联政府关于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在大连港享有优势权益、组织合营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及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等五点要求。大使并明言：此五点是苏联政府同意进行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谈判的“先决条件”。[43]

在美苏两国政府的压力和催促下，6月30日，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抵到莫斯科，开始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雅尔塔密约中提出的条件进行双边会谈。

7月2日，斯大林与宋子文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双方在谈判一开始就围绕着外蒙古问题发生了争论。宋子文强调当前外蒙古问题在中国占据重要地位，坚持这次条约不要涉及这一问题。斯大林则半带威胁口吻地宣称：“蒙古人民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最好让外蒙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会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的不安定因素——外蒙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这对中国更加不利。”但对苏联所要求的在东三省的其他特殊权益问题，宋子文没有表达反对的意见。双方只是在年限上进行了一些讨价还价。宋子文表示中方希望苏联使用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的期限最好限定为20～25年，斯大林则认为建造基地等所费甚多，苏联希望定为40～45年。[44]

宋子文在会谈后多次电蒋，主张：（1）旅顺军港中苏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归中国；（2）大连中苏共管；（3）中东、南满铁路权利均分。对外蒙独立问题，绝不能同意，至多可允许其高度自治及苏联驻兵。如斯大林坚持我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则可考虑中止交涉。[45]但蒋介石估计：“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餍其所欲，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则统一或可大功告成也。故蒋7月7日电示宋子文：作最大之牺牲，示最大之诚意，“允外蒙战后独立”，但“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46]

尽管如此，宋子文在7月7日的会谈中仍旧再度与斯大林就外蒙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宋子文坚持：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地位问题的规定仅为“维持外蒙现状”，中国可以同意维持现状，“不可能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则宣称：“维持现状可以理解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且苏联“无法容忍蒙古问题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如果中国依然固执己见，那么我们之间的谈判也就无法得出任何结果”。但宋仍强硬坚持：“中国无法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双方争辩至最后，不欢而散。[47]

对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态度有所不同。宋子文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显然不愿经自己之手，将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出去。但蒋介石更为关心的还是战后中国的统一与政权的稳固问题，毕竟，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实际管辖过长城以外的东北和西北各省区，而要实现对这些地方的统治恰恰都必须要得到苏联的帮助。因此，宋子文与斯大林第二次正式会谈结束后，蒋介石马上就给斯大林发去了一封电报，并要求宋子文将电报内容“不带任何说明地、准确无误地转达给斯大林大元帅”。

他在电报中写道：“在仔细考虑两国的共同利益之后，中国同意把旅顺口变成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同时宣布大连为自由港，确定以上两种情况期限均为20年。为了使中国在满洲真正有效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和行政管理权，旅顺口和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将属于中国。中东和南满铁路是中国的财产，而两条铁路的主要干线将由两国共同经营，期限为20年。”我们真诚地希望苏联尽自己所能，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新疆沿中苏边界线地区的暴乱活动，以便尽快恢复中苏之间的交通线路和贸易活动。我们要求苏联给予中国的任何帮助——政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只提供给中央政府，以使中共能统一于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同意”，可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外蒙古的归属问题。[48]

由于蒋介石已经做出决定，宋子文别无选择。但他仍旧告诉斯大林：苏联应了解，割让任何一部分中国领土，都可能引起中国举国舆情之强烈反弹。我之所以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就是因为我深知中国人对本国领土主权有着异常强烈的本能意识，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等于背离了这种民族本能意识，实际上就是置社会舆论于不顾，从而也必将使政府难以获得巩固的地位。但斯大林并不理会宋子文的抱怨，他对蒋介石的让步很满意，明确表示：“关于满洲，我们已经发过相关声明，即我们完全承认中国对满洲拥有主权。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他们”。对于苏联对旅顺口、大连和中东、南满铁路使用期限问题，他也愿意让步到30年。谈及新疆问题，斯大林信誓旦旦地表示说：他并不清楚那里的情况，更不相信叛乱者的武器来自苏联。他甚至声称：如果新疆的叛乱者果真想要独立并动用了武器的话，“那就理应予以清除。”

斯大林明确表示难以接受的只有两条，一是蒋电中对旅顺口管理权的要求。他坚持：“旅顺口本身的行政领导一定应当是苏联人。”二是对蒋电中声称中东、南满铁路是中国财产这一点表示反感，强调“这些铁路都是由俄国人修建的，都用的是俄国人的金钱”。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将这些铁路立即便交由中方管理”。当然，他最终还是同意接受“两国共同经营”两条铁路的建议。[49]

随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旅顺港和大连港的问题上。蒋介石要求：“（1）旅顺军港由中苏两国在同盟期间共同使用，对于纯粹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则属于中国。又为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在同盟期间内，组设一中苏两国军。（2）大连必须为纯粹自由港，其行政权必须属于中国，至于仓库运输等事，可用商业方式酌定办法。”[50]而苏方则坚持，只把旅顺港区提供给苏军是不够用的，大连也必须纳入旅顺港的军事区范围内，即必须连同大连及其接壤地区一并交予苏方管理。且依据雅尔塔密约规定苏联恢复租借旅顺港并应在大连享有优先权的条文，不仅旅顺，大连也理当归苏方管理。[51]

由于谈判过程中斯大林前往德国出席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中苏谈判被延后到8月7日才恢复举行。双方不仅在旅顺、大连管理权问题上继续争辩，而且还围绕着中方提供的外蒙古与中国边界地图发生了新的争执，宋子文尤其对莫斯科1944年将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苏联耿耿于怀，因而强调应该按照中国使用的地图重定边界，而苏联方面坚持必须按照双方目前实际控制哨所确定边界，反对从过去的地图出发。

然而，8月6日、9日两日，美国接连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9日当天苏军大举出兵中国东北，10日，日本天皇公开向盟国乞降，鉴于苏军很快就会全面占领中国东北，蒋介石国民政府已经没有向苏联讨价还价的时间了。

8月11日，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整个局势已经大变”，大连管理权问题“准兄等权宜决定，中勿遥制”。13日，蒋再电宋称：“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52]但蒋对外蒙独立后中蒙边界分歧过大仍有疑虑，故不惜透过随团前往莫斯科参与谈判的蒋经国以个人关系送信给斯大林，仍希望双方能就中蒙边界商定一基准之协定，以免日后徒增纷扰。[53]

13日，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连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外蒙古边界问题仍无进展，只能基本上接受苏联方面的要求。王世杰14日晨电告蒋称：“宋院长及职深夜与史太林续商一切，均经解决，定今日签字。外蒙以现有边疆为界，路局局长一人苏籍，副局长一人华籍，董事长一人华籍，且有两票权。旅顺置中苏军事委员会。”他解释说：“外蒙问题，职等反复谈判，迄无结果，不胜惶恐。但……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54]

第六节 苏军大举进兵中国东北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条约附带4项协定，即《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根据上述条约与协定，依照国民政府的要求，苏联政府做出了公开承诺，即“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据此，中方承认外蒙古经公民投票可以独立，且“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对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改称中长铁路），则宣布由中苏共同经营，唯路权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对于大连港，中方同意其设为国际自由港，唯中方同意另订协定，将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中国并同意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上述有关中长铁路、大连港和旅顺港之协定，有效期均为30年。[55]

就在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举行谈判之际，中共中央刚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注意到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结束，美国大使赫尔利这时表现出强硬的反共态度，战后国共两党冲突难免，会议重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公开告诫：“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但是，毛泽东坚信：只要情况允许，苏联必定会援助中共。战后“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因为，苏联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司令，共产国际没有了，但是总司令依然存在。故毛泽东明显主张：“准备廿、卅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一来配合苏军收复东北，二来得到技术条件。他兴奋地表示：“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础”。由于东北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56]显而易见，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中央虽然知道苏联正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但是，他们并不相信这种外交协定真的会束缚住苏联援助中共的手脚。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哈尔滨

1945年8月8日夜，因为注意到美国军队进攻的速度，特别是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了原子弹，苏联军队没有等到中苏条约正式签订，就向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了全面进攻。这时日本关东军还有31个师团、13个旅团，总共97万人，加上伪满军、伪蒙军，总兵力超过了100万人，并且拥有5000余门火炮和将近2000架飞机。而苏蒙军队则有三个方面军137万人，再加上空军、海军等30余万人，各种炮将近3万门，坦克、自行火炮5000余辆，战斗机5000多架，其兵力和装备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由于东北三省的面积达到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比利时6个欧洲国家面积的总和，陆战区南北长1500公里，东西长1200公里，苏军要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发起进攻，进攻任务纵深达600～800公里，完成任务时间规定不超过3周，因此其指挥、联络，特别是部队协同与燃料等后勤供应的难度之大，亦可想而知。

1945年8月，大连人民欢迎苏军入城

与日本关东军作战的难度，还在于关东军的防御工事体系十分强大。日本关东军从1934年起就开始在中苏边境构筑工事，到战前已构筑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筑垒地域和8000多个各种永备工事。筑垒面积正面达50～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包括有3～7个抵抗枢纽部。每一个抵抗枢纽部由3～6个支撑点组成，相互间均建立有火力联系。所有筑垒都是以当时最新工事构成，有钢筋水泥的炮兵和机枪永备火力点、钢帽堡、装甲观察所、土木质火力点、步兵掩体、反坦克壕和铁丝网，地下网四通八达，把各抵抗枢纽部连为一体。仅虎头筑垒地域，日军4个步兵中队、4个炮兵中队，不过1400人，就抗击了在航空兵支援下的苏军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的进攻。一直打到8月26日，苏军才消灭全部守军。在东宁筑垒地域，日军同样用2个步兵大队、2个步兵炮兵中队，不过2000人，抗击了苏军2个军的进攻。苏军曾经出动500架次轰炸机，并以40门大炮轮番轰炸，倾泻弹药7000吨，竟始终不能攻克。直到8月26日日军奉命投降，苏军才占领该地。整个作战日军伤亡仅150人。在海拉尔筑垒地域，日军以1个旅团4600人固守。苏军进攻兵力逐次增加到2个步兵师、2个机炮旅、4个炮兵团，并有飞机、坦克的支援，最终也未能攻下。日军伤亡1600人，苏军伤亡达到2000多人。[57]正是由于日军筑垒地域的顽强抵抗，苏军不仅付出了很大伤亡，而且凡遇到筑垒抵抗之处，均推进困难。

1946年1月22日宋美龄到长春代蒋介石为苏联红军授勋。图为宋美龄走出机舱

当然，尽管日军的筑垒防御对苏军构成了极大的阻碍，但是，火力强大，并且在欧战中身经百战的苏军还是占据了极大的军事优势。到日本8月14日正式宣告投降之日，苏军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关东军的抵抗，俘虏了日伪军60余万人，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1]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1937年3月11日，《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86～187页。

[2]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7年4月3日，《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88～190页。

[3]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与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话记录》，1937年4月12日，《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90～191页。

[4]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105～1106页。

[5] 转见天津《大公报》1937年11月20日，第2版。

[6] A.M.杜宾斯基：《1937～1945年的苏中关系》，第85页。

[7] A.M.杜宾斯基：《1937～1945年的苏中关系》，第100～102页。

[8] 参见《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475 ～494页。

[9] 已知陈立夫7月19日、王宠惠7月23日相继受命向苏联大使提出希望马上开始互助条约的谈判的要求。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于7月31日复电鲍格莫洛夫明确指示不宜进行互助条约的谈判。8月2日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转达了莫斯科的这一态度。转见《近代史资料》第80号，第198、200、204、206页。

[10] 1938年8月底，蒋介石和孙科在与苏联大使的两次谈话当中，都反复提到了希望和苏联缔结军事联盟关系的条约的问题。苏联方面于9月8日再度复电表示，除非英美参战或国际联盟责成太平洋地区各国参战，否则苏联无法单独参战。因为那样只会使日本的侵略合法化，并使列强怀疑苏联有赤化中国的野心。转见《近代史资料》第84号，第121～127页。

[11] 转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286页。

[12] 《季米特洛夫日记》，第107页。

[13]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190、296～297页。

[14]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 son Modem History（RPSDMH），495/74/291.

[15] 《季米特洛夫日记》，第107页。

[16]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处记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7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26～27页。

[17]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333页。

[18] 转见《王稼祥选集》，第138～142页。

[19] 转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20] 《中央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7～230页。

[21] 《毛、朱、王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

[22] 《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2日。

[23] 《国际条约集（1934 ～1944）》，第304页。

[24] 《困勉记》卷65，1941年4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25] 《宋子文致蒋委员长电》，1941年4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外交023-48650。

[26] 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20页。

[2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FRUS），1944，Vol.6，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pp.504-505.

[28] 《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29] 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还可参见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30] 转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一分册，第353～354页。

[31] 参见《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1942年7月3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ХХ веке，Т.Ⅳ，К.1，с.700-702，转见SD20340。

[32] 《盛世才第一次上蒋委员长书》，《苏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6页。

[33] 《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1942年7月3日；《潘友新与蒋介石会谈纪要》，1942年7月9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ХХ веке，Т.Ⅳ，К.1，с.700-702，702-703，转见SD20340，SD20341。

[34]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89～290页；赵明：《新疆历史人物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内幕》，《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35] 《国民政府收复新疆主权方略与盛世才离新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1945年7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438～440页。

[36]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九），第4907页。

[37]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第497页。

[38] 曹国芳：《苏联与三区革命前夕新疆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局势》，《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新疆政策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王欣登：《苏新关系与“三区革命”新论》，《伊犁教育学院学报》第16卷第1、2期，2003年3、6月。

[39] 《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全国人民委员长史达林于雅尔达签订秘密协定全文》，1945年2月11日，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41页。

[40] 蒋介石日记，1945年3月18日，4月3、5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下同。

[41] 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29、30日，5月1日条；《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王世杰致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知赫尔利大使所谈关于苏联对东北及外蒙等问题之态度电》，1945年5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46～547页。

[42] 《蒋主席致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嘱面陈杜鲁门总统请其坚持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电》，1945年5月23日；《蒋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商谈关于请苏助我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等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6月3日；《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嘱对美表示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电》，1945年6月11日；《蒋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讨论有关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之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6月12日；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47、550-551，557、559～561页。

[43] 《蒋主席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讨论有关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之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6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补编》第三编（二），第559、562页。

[44] 《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纪录》，1945年7月2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3卷，第580～591页，转见SD12021。

[45] 《行政院长宋子文呈蒋主席拟具打开外蒙问题僵局三项办法请核示电》，1945年7月3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呈蒋主席如史达林坚持外蒙必须独立是否即中止交涉电》，1945年7月4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呈蒋主席报告对东北问题之意见请示可否电》，1945年7月6日；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91～593、594页。

[46]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5、6日条；《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必须以东北、新疆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及苏联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为我国允许外蒙战后独立之交换条件电》，1945年7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596页。

[47] 《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纪录》，1945年7月7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3卷，第600～603页，转见SD12024。

[48] 《蒋介石致宋子文转斯大林电》，1945年7月9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ХХ веке，Т.Ⅳ，К.2，с.100～101，转见SD12032。

[49] 参见《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纪录》，1945年7月9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3卷，第623～630页，转见SD12033；《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四次谈话纪录》，1945年7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10～615页。

[50] 《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指示解决外蒙、旅顺、大连及中共等问题之意见电》，1945年7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21页。

[51] 《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纪录》，1945年7月11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ХХ веке，Т.Ⅳ，К.2，с.124-131，转见SD12038；《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五次谈话纪录》，1945年7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30～631页。

[52] 《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告以大连自由港问题准予权宜决定电》，1945年8月11日；《蒋主席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告以对外蒙古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宜处置之权电》，1945年8月13日；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46、649页。

[53] 《蒋主席电宋子文院长外蒙独立问题之意见》，1945年8月12日，《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中苏关系卷）》，第47页。

[54] 《外交部长王世杰呈蒋主席报告苏方决不同意外蒙先定界而后承认独立电》，1945年8月13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呈蒋主席报告外蒙疆界路局局长人选及旅顺置军事委员会等问题均已解决电》，1945年8月14日；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50～651页。

[5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52～668页。

[56]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57] 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第302～306页。

第六章 中国内战与中苏国共关系

战后的中国，充满了变数，美苏的影响对中国战后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作用。由于渴望在美苏之间保持长久的和平，因此，斯大林格外重视不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制造麻烦。为此，当中共中央力图利用抗日战争结束时的天时地利，取得更多利益的时候，斯大林却出面进行了干预，坚持要让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实际上，斯大林是希望中共放弃武装，走法国人的路，通过议会斗争来争取自己的前途。但是，毛泽东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行事。他去了重庆，却没有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事实上，莫斯科也很快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苏联要想确保不让美国的势力进入被它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中共军队引入东北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共之间的战争很快从关内延展到关外。尽管斯大林一直对中共的力量表示怀疑，最终他却不能不承认，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相反，没有按照他的意见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第一节 斯大林推动国共重庆和谈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公开致电毛泽东，邀请毛赴重庆共商战后“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应当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和在越南17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2]

这个时候的中共军队，遍布华北、华中乃至于华东沿海敌后地区，接受日军投降，接收各重要城市及其各主要交通线十分便利。而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在鲁、苏、皖敌后，和部分在山西，邻近华北地区以外，其中央军的主力几乎都在云、桂、贵、川西南几省，距离沿海及各大城市还远在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这个时候突然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中共中央看来，无疑“完全是欺骗”。[3]故中共中央当即以朱德名义提出六项条件，公开声明！除非“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除非得到我们的同意，否则“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接受日伪投降及其相关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这之后，毛泽东才复电蒋介石，声称：“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4]

与此同时，为了利用先机之利夺取华北、华东各大城市，毛泽东除命令各地尽快接收中小城镇及其邻近的交通线以外，并下令靠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周围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展开部署，预先派人入城潜伏，争取抢先占领这些城市。但就在中共中央紧急部署夺取中心城市的同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通过美军在华最高指挥官魏德迈调动美机美舰向内地赶运西南地区的中央军，一面继续致电毛泽东，要求毛“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惠然一行，共订大计”。[5]

8月20日，就在蒋介石再电毛泽东，邀请其赴重庆谈判之时，斯大林也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明中国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否则一旦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族将会毁灭一半。[6]

斯大林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表态，使一心想要用强硬态度对抗美国和蒋介石禁止中共就近接收日伪所占地区之举的毛泽东深为不满。但是，没有苏联的支持，又没有合法地位，要得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要强攻。而以现有的装备，不仅不能攻坚克敌，就是占了城市，也守不住。何况，中共中央必须要搞好与苏联的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还要设法乘苏军占领东北之际把自己的军队开进去，如此才有可能背靠苏联，并根本改变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因此，毛泽东不得不迅速改变前令，要求各地停止做夺取中心城市的部署。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做出姿态，先派周恩来去重庆，以便转圜。但三天后，蒋又电毛泽东，仍坚持“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惠然偕临”，并表示“已准备飞机迎迓”。[7]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有电来，担保毛泽东赴渝之安全。[8]至此，毛泽东不能不于24日复电蒋介石，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9]

对于苏联力劝国共和谈的做法，中共中央在8月22日有过一种估计。它告诉全党称：“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10]次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理解苏联的做法。他指出，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苏联与美英等国家之间明显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分歧，但是大战刚过，不能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苏联在中国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必然要爆发，世界和平即不能取得。因此，苏美之间已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正如苏联在欧洲可以援助保加利亚却不能援助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希腊一样，中国关内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苏联不帮助我们可能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11]

毛泽东的上述判断，应当说是准确的。早在1944年，斯大林与丘吉尔就欧洲战后美英与苏联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一个所谓“百分比协定”，规定苏联可以对近邻的东欧国家，包括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等施以影响，而苏联则承认包括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在内的欧洲其他地方的国家属于美英的势力范围。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苏联援助保加利亚共产党却不援助希腊共产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对于不在自己势力范围以内的共产党力量，斯大林这时的基本策略是要求他们“走法国式的道路”，即放弃武装，转入和平的议会斗争。法国在战争结束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民兵拥有占据优势的力量，但因为英美只承认戴高乐将军组建的政府，因此苏联方面坚持法共必须与之合作。在苏联的力推之下，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出面发表广播并发出指示，要求法共领导下的武装按照戴高乐政府的要求编入正规军，并把各地的权力交给戴高乐指派的地方官员。这样做的结果是，法共在1945年10月的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并且有四名成员加入政府之中担任部长。[12]斯大林对这种情况非常满意，至少在这个时候，他相信，这不仅可以维持战后国际和平局面，而且可以用来交换美英对苏联主控东欧各国的支持。

很显然，斯大林相信，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中国也应该照此办理，即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内的中国其他地区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只需要确保它势力范围以内的权益，绝不在长城以内制造麻烦；美国也不要把手伸到长城以外来。为了取得美国的合作，斯大林不希望看到长城以内的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主张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他出面劝告毛泽东停止武装斗争，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和平，随后赞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到中国直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但自己不参加，也不同意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列入调处范围，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干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和谈才得以顺利举行。只不过，毛泽东不是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中国也不同于欧洲可以沿着长城截然分为两部。毛泽东去了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但是他不仅坚持不同意放弃自己的军队和由共产党掌管的根据地，并且要求有权接收长城内外更多的地区。因此，重庆谈判并没有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按照法国的模式，在中国开启一扇和平的大门。

第二节 中共夺取东北与苏联的帮助

在战争结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达成，苏联得到其在雅尔塔密约中所要求的各项利益之后，斯大林也践诺开始帮助推动新疆分裂势力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进行和谈。9月14日，苏联代总领事在拜会受命前往迪化处理伊宁事变的政府代表张治中时，明确保证，苏联将帮助和平解决新疆冲突问题。隔日，苏联驻华大使正式转达苏联政府的意见，愿意对新疆事件进行调解。双方的谈判在苏联担任调解人的情况下从1945年10月中旬开始，前后持续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民族军”内部对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存在严重分歧，因而使谈判几起几落，几度都是苏联出面压制了独立派，并且把独立派的首领艾力汗·吐烈等人强行秘密押解送出新疆，这才最终在1946年6月6日达成了和平协定。“民族军”被统一编组并划定了驻地，新疆省政府进行改组，吸收“民族军”方面的代表。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以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的身份兼任新疆省主席，“民族军”方面的阿合买提江和维吾尔族知识人士包尔汉分任副主席。在省政府委员会里，“民族军”的代表占47%，喀什、阿克苏、吐鲁番等地专员、县长均由阿合实提江提名任命。不过，“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虽然解散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却由“民族军”自治，中央军不得进入，而“民族军”及其青年组织，却可以在全疆到处活动和宣传。[13]

几乎与新疆和谈同步，关内的国共和谈也在美国的调处下开始了。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到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关系。由于有美国的压力和苏联的支持，国共两党很快达成妥协，在关内实现了停战，并且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宪草和整军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1946年初，中国呈现一种和平民主的新气象，大有成就和平前途的可能。但事实上，由于蒋介石坚持按照中苏条约，只有国民政府军队有权进人关外东北地区接收主权，不承认已经先期进入到东北的中共军队的存在，使得国共两党1月10日正式达成的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在内，这就使关内的停战与和平也不免成为一纸画饼。

苏联支持中国关内由美国主导实现和平，其前提是美国不得染指关外事务。可是，苏联从一开始就遇到两大难题。一是中共与苏联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使苏军无法拒绝帮助中共。还在苏军占领东北后不久，中共在关内的军队就已经利用苏军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情和需要中国军队帮助维持秩序，开始陆续进入东北地区。苏军也专门派人赴延安，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赴东北，以便就近联络。二是美国并不承认雅尔塔协定有过关于美国不得进入东北地区的任何规定，坚持东北必须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仅如此，原本并无在中国作战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战争结束一个月后，突然以帮助遣返日军俘虏的名义，在靠近东北地区的华北沿海地区大批登陆，进而更直接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挺进。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苏军高度紧张，因此急忙联络中共代表，要求中共在最短时间内，不惜放弃关内各根据地，集中主力到关外去，以便在苏军帮助下阻止美蒋军队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因此很快组织了十几万军队赶赴东北，很快就在东北建立起来一支数量庞大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况已经使国共内战扩展到了东北地区。

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初就任命熊式辉为主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和以杜聿明为司令的东北保安司令部，着手接收东北主权。并且还将东北分为九省，分别任命了九省的省主席和哈尔滨、大连两市的市长。但是，由于美军9月下旬在中国华北大批登陆，中苏之间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的交涉迅速复杂化起来。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进入东北的军队全面封锁了陆海空进入东北的各个通道。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冒着破裂与苏联关系的危险，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并转而向美国政府状告苏联违约；[14]同时命令国民党军全力向中共军队防守的山海关进攻，力求以武力打通进入东北的陆路交通。

苏军原定12月1日从中国东北撤退完毕。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拒绝继续接收，使苏联在外交上一时陷于困境。因此，苏军为应付外交和撤军的需要，不得不一度做出让步，表示愿意延缓撤军一至两个月，承诺等到中央军开到并足以维持秩序后，苏军再行撤退。为此，苏军很快逼迫已经进入各大城市中的中共军队退出30里外，以免再被国民党方面抓住把柄。据此，苏联方面与国民政府再度达成协议，苏军撤退的最后期限，将延期到1946年2月1日。之后，东北行营很快于12月22日接收了长春，于27日接收了沈阳，于1946年元旦接收了哈尔滨，于1月间先后接收了辽北、松江和嫩江各省。国民党军也迅速攻克山海关，进而夺取了绥中、兴城、锦西，于1945年11月26日进占锦州，于1946年1月12日接防新民，于15日开入沈阳铁西地区。

苏联红军在东北发行的军票

但是，苏联方面外交退让，目的未变。这就是，坚持中国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决不能允许美国染指。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访问莫斯科，试图与苏联达成某种妥协。斯大林的态度很简单：决不允许第三者进入东北。然而，蒋经国却坚持东北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只是在经济关系中可以同意苏联保持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国民党坚持要把美国人和美国资本引人到东北地区来，对此，斯大林显然难以接受。他提出，因为苏联在对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同时鉴于在东北的重要产业实际上均为日资产业，故苏联方面将视其为战利品，一半应用于赔偿苏联的损失，另一半可用于赔偿中国方面的损失。他建议，东北所有重要企业全部都应实行垄断性的中苏合营，否则苏军将视其为战利品而自行处理。[15]

实际上，早在1945年9月下旬，苏方意识到美国人可能会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占领东北的苏军就已经开始有组织地以战利品的名义，大量拆卸东北军工企业的机器设备，并将东北银行的现金、有价证券和贵重金属，几乎全部提走了。1946年1月15日，东北行营负责接收抚顺煤矿的张莘夫一行人接收不成反被杀害。2月11日，美英又公布雅尔塔协定密约，显示苏方攫取中国东北权益之计划。此种消息不断传来，终于引发了2月16日全国性的反苏大游行。鉴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而国民党反苏意图明显，苏联方面终于破罐破摔，再也不管什么外交问题，明确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将陆续开始撤退，沈阳以南一切地区将不再向国民党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希望中共军队通过“大打”能够最大限度地夺取东北。

由于苏军突然从南满开始撤退，中共武装迅速接收了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通化、通辽、辽源等地，致使南满大部分工业区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蒋介石一时颇为紧张。他这时才开始找到马歇尔，表示愿意承认东北也存在国共冲突，要求迅速派停战小组前往东北，阻止共产党进一步进入苏撤区。

1945年9月苏联红军将缴获的大批日本枪械转交给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

就在东北停战谈判迁延不决之际，苏联方面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苏军代表一再询问中共东北局：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容许国民党派5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据此，中共中央也态度强硬地提出：“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16]

当然，注意到自己在东北的军队实力尚不足以控制全东北，中共中央于3月20日提出了以长春为限，国共两党分别在南满及北满驻兵的战略设想，并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中共军队并据此开始与苏军配合，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接防吉林市以东等地区，并部署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及其沿线地区；同时，准备在铁岭、昌图及四平等处分别抗击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再度声言，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所谓“民主联军”和“民选政府”，“决不能承认”，从而再度堵死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可能。这时，苏军也再度告知中共东北局，美国利用蒋接管东北来反苏，蒋则利用美反苏反共，苏联不想直接涉足东北，故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之悬而不决，造成美蒋之被动。而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以便届时就近夺取三市。[17]据此，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四平、本溪全力阻击国民党军队的推进，进而于19日完全占领了东北政治中心长春市，并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当然，由于国民党这时开入东北的军队以中央军为主力，且全为美式装备，多曾参加过入缅作战，作战力和火力均较强，而中共武装多半临时组成，又被迫要打自己所不熟悉的防御战，因此历经一个月左右时间，本溪、四平两处防守均被攻破，长春也很快陷落。仅仅是因为一时战线过长，中共又在南满组织作战，形成极大牵制，国民党军未能乘胜追过松花江，中共武装才得以确保在背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北满根据地来。

当然，蒋介石在东北的一意孤行，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长春陷落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中共在山东等地报复作战一打响，国民党也乘机发起围攻中共中原根据地的作战，原本已经实现了停战的关内地区，重又陷入内战之中，并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了。

第三节 冷战后的苏联对华政策

1946年6月，中国内战大规模爆发，苏联报刊公开指责国民党“悄悄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把自己的军队开去进攻八路军”，谴责中国内战是美国挑起和支持的，其态度鲜明地站到了中共一边。[18]同年9月，在东北苏军已经全部撤回苏联4个月后，斯大林以书面的形式发表谈话，敦促美国迅速从中国撤军。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也发表了相应的声明，以为配合。紧接着，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订立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规定双方领土一律向对方开放，双方的商船有驶往对方国家所有开放口岸、地方及领水的自由；双方国家的公司、团体、法人均可在对方国家居住、旅行，从事经商、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以及慈善事业等，并可购置和保有房地产业，享有与对方国家公民、团体、法人同等的权利；双方商品在对方国家行销，税收与当地商品同等待遇；等等。[19]该条约形式上两国权利平等，但因为中国与美国的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种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对美国有利，而于中国并无太多实际利益。不难想象，国民党对美国和苏联所表现出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并且将东北不加分别地纳入对美国全面开放的清单之中，这不能不对苏联当局形成强烈的刺激。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之际，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斯大林破天荒地复电毛、朱表示谢意，这清楚地反映出苏联这时已经越来越公开地厌恶国民党了。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函中明确主张美国应当向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提供帮助，以反对极权统治。6月，美国通过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开始将欧洲国家区分成可以给予援助的自由国家和不可以给予援助的极权国家。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有效地协调欧洲各国共产党的统一行动和阻止美国插手东欧事务，下决心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宣告了以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对抗帝国主义阵营的强硬态度。[20]美苏两国的这种做法，把战后在美苏之间已经逐渐出现的隔阂与冲突，全面扩大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和斗争。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由此形成。

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自然进一步促成了苏联和中共关系的接近。冷战局面形成不久，国民党胡宗南部袭击并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考虑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安全问题，莫斯科特地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如果需要，苏联方面愿意派出专机接运中共领导人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斯大林开始通过派驻在毛泽东身边的苏联医生阿洛夫与毛泽东保持密切的电报联系。毛泽东随后即提出了秘密访问苏联的要求，联共（布）中央一度表示赞同，并提议经过哈尔滨，再由苏联方面派机迎接。但在7月1日，考虑到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局势和国共内战形势，斯大林又转而提议“暂时推迟毛泽东赴苏之行为宜”。[21]而仅仅几个月后，中共就在军事上转入了攻势，国民党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就连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也报告说，中共军队在内战中已经掌握主动权，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武器装备，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据中共领导人的乐观估计，战争再进行一年半至两年即可结束。[22]据此，斯大林在1948年2月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苏联曾经认为中国不具备起义成功的条件，必须同国民党寻求某种妥协。中国同志口头上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但在实际上保留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事实证明，中国同志才是正确的。[23]一个月后，斯大林做出决定：“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24]

为了援助中共，特别是帮助中共巩固在东北的根据地，苏联方面不仅与中共东北当局积极进行贸易往来，提供专家和技术人员修复铁路和桥梁，而且将苏军缴获的大量日本关东军和在朝鲜得到的武器弹药转交给中共方面。鉴于东北地区哈尔滨以南的铁路、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几乎全部被毁，对解放军的转运构成极大困难，1948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致函斯大林，请求帮助。斯大林接到来函后马上签署文件，满足了林彪的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也迅速下达指令，委派前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率领专家组于6月中旬赶到哈尔滨。截至1948年12月5日，在专家组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00名熟练工人的帮助指导下，中共东北铁路总局组织力量，成功接收和修复了东北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多公里，和9000多米的大中型桥梁120座，修复机车885台，从而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组织辽沈战役创造了重要的交通条件。[25]

但是，苏联依旧非常顾虑关内关外的这一道分水岭。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观念里，苏联在关外无论怎样支持中共，即使为美国人所侦知，如同苏联在东欧国家曾经和正在采取的各种政策一样，都不在美国的干涉范围以内。而在关内，中共如此顺利地开展推翻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却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涉。显然，如果刚刚撤离中国的美国军队再度大规模进占中国，打着反共的旗号参加对中共的作战，苏联势必会面临美军长期占据中国、威胁苏联的危险局面。因此，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面秘密地积极援助中共，一面却指派驻华外交官员主动向国民党官员，包括向美国驻华外交官提议，调处国共内战。

1948年2月，前驻华武官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并正式承担起了为调处国共内战而进行的外交游说活动。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里，罗申多次向国民政府表示，苏联愿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他甚至表示，这是因为苏联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而他同时也透露出苏联坚持提议调处的担心所在，即不希望看到因为国共内战而使苏联受到威胁。他声称：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他的建议，苏联可能不得不沿着中苏边界来建立缓冲区，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26]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策略考虑，一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在1948年频繁地进行电报往还，一次又一次地商量、推迟、再商量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问题，毛泽东则再三说明他准备去莫斯科请求有关建国的各种具体的政策策略问题；一方面苏联驻华大使却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官员频频接触，提议调停国共内战。到1949年初，眼见中共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最精锐的军队，大踏步地把战线推进到了长江沿岸，半壁江山已握在手中，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具体商谈有关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各种问题。而苏联大使却令人吃惊地在包括美国等各国外交官都拒绝离开南京的情况下，跟着南撤的国民政府退往广州。罗申此举的目的，当不难想见。

正如1949年4月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明的那样，目前最危险的，是美国军队可能对中国的内战进行武装干涉，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开往南方的情况下从华北进行登陆。因此，目前不仅不要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断绝关系，而且应当积极保持同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这些国家站到敌对的一边，坚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不要裁减军队，不要太过迅速地接近南方邻国的边界，要抽出精良的部队充实港口地区，加强那里的防守，以防万一。[27]

第四节 两党领导人互访和新中国的建立

1949年1月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经过旅顺口，辗转石家庄，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西柏坡村。派米高扬冒险来仍处在内战中的中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斯大林始终对毛泽东秘密访苏感到不放心。因为他生怕一旦走漏风声，苏联政府将会因违反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关于只支持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而使美英和国民党找到借口撕毁协议，这将极大地影响到苏联根据协议和条约得到的库页岛、千岛群岛和旅顺港等种种权益。但是，眼看新中国即将诞生，确有许多问题要事先有所沟通，何况屡次推迟毛泽东访苏，难免会引起毛内心不快，故派米高扬秘密访华，既可直接商谈新中国建国问题，又可以平息毛泽东的不快。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急于访问莫斯科，就是因为看到战争进展迅速，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他有许多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和请教。如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以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以及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向苏联借款以及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关于同英法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问题，等。毛泽东明确表示：为了使中国党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需要与苏联党进行协商。[28]

实际上，由于中苏两党之间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存在隔阂，因此，它们之间需要协商的远不止这些问题。还在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来中国之前，两党之间还一度发生过某种误会。

还在1948年秋冬，由于战争形势极端不利于国民党，国民党内主张和谈的声浪就日渐高涨起来。对此，毛泽东明确认为不能接受。为此，他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了蒋介石等43名最著名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为战争罪犯，首先将其置于人民公敌的地位。30日，他进一步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开号召，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决不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并警告说，凡是试图劝和的人，都“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1949年1月6～8日，他又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提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29]

没有想到，正当毛泽东全力以赴地试图打破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之际，斯大林于1949年1月10日突然发来一封电报，通知他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各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苏联方面“打算这样来答复：苏联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是赞成中国停止战争和实现和平的。但是在其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想使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一方也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举措，并征得另一方对苏联进调停的同意。”他并建议毛泽东在得到国民政府的提议时这样表示：“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赞成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30]

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使毛泽东再度想起了1945年8月莫斯科要求他去重庆谈判时的情况，因此，他明显地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搞“南北朝”的想法，让共产党在长江以北停下来，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鉴于此，毛泽东复电斯大林，建议苏联直接拒绝国民党的提议，并强调：“我们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手段，只会弊大于利。”[31]

直到斯大林进一步发来补充电报，详细说明了他强调不让战犯参加谈判和不允许外国参与调解，就是要既接过和平的旗帜，同时又要使谈判无法进行，毛泽东这才多少有所释怀。

1949年1月底2月初米高扬访华，图为毛泽东、师哲、米高扬和阿洛夫在西柏坡

同样，像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条约所涉及的旅顺港、中长铁路、外蒙古，以及新疆等种种涉及中国主权和权益的问题，也都是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中苏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为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解放的真正领导者，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希望外蒙古能够回归中国。但是，相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因为中国没有海军，东北还迫切需要苏联的直接帮助，因此，中共中央并不十分在意马上废除中苏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问题的有关协定的问题。当米高扬按照斯大林电报的要求，主动提出，因为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就废除苏军租驻旅顺港的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走军队更为合适的话，那么苏军可以马上撤出。对此，毛泽东明确讲，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

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从左至右：伊·瓦·科瓦廖夫、周恩来、师哲、米高扬、叶·尼·科瓦廖夫（翻译）

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长期郁积在内心并影响着两党关系的最大的症结，还是莫斯科对他的不信任。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之后，毛泽东差不多花了两天时间向米高扬介绍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他详细说明了他是如何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如何使党、军队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他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遭受打击的。而他成为领袖后，又是如何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毛泽东显然希望苏联人认识到，他们过去对自己的看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当然，中苏两党领导人更多谈到的，还是如何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新中国和恢复经济的问题。毛泽东特别感谢此前从苏联无偿得到的武器援助，任弼时则希望通过建立中苏经济联合体、贷款和由苏联办租让企业等形式，帮助中国开发矿藏，创办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各种武器制造业。刘少奇则提出希望苏联能够通过传授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提供相关的书面资料，向中国各经济部门派遣顾问和技术人员等办法，帮助中国尽快地恢复生产和走向社会主义。最后，毛泽东提出：“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那里获得这种援助是可能的。我们需要为期3年（1949～1951年），为数3亿美元的贷款”。[32]

米高扬的访华，进一步消除了两党之间以往的隔阂，加强了两党之间的理解和相互关系。特别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显然对米高扬所转达的斯大林的各项意见基本满意，并且坚定了走苏联道路和与苏联结盟的决心。在紧接着于3月5～13日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准备向苏联“一边倒”的态度。4月3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表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声明，公开表态站在苏联阵营的一边。6月30日，毛泽东更亲自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3]

就在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前四天，即6月26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行秘密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的访问。刘少奇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份有关中国革命和对未来新中国内外政策设想的详细报告。[34]斯大林对报告十分重视，并做了53处加重号和批注，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对报告的赞赏态度。在随后的会谈当中，斯大林明确表态，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予以承认，并同意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年息1%，平均每年拨付6000万美元，以机器、设备等材料和商品的形式提供，5年内付清，中国在10年内还清。同时，根据中共的要求，苏联同意帮助新中国建立海军和空军部队，培养海空军干部和技术人员，并且为解决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等地不断遭受国民党飞机轰炸的问题，紧急帮助中共组建防空部队，提供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包括两个苏联的飞行中队进驻上海，担任防空任务。而为了满足中共对于各种专家的需求，苏联方面很快批准并集中了220名各种专家，与刘少奇等一道返回中国。[35]

由于中共在中国内陆地区已经占尽军事优势，边远的新疆反而成了一个真空地带。自1948年下半年起，新疆就已经出现了既不愿看到共产党统治新疆，又不愿看到苏联在新疆得势的各种势力。其中，除了一些武装分子，如与“民族军”对立的乌斯满等人以外，最具威胁的是以新疆省新一任省主席麦斯武德为首的一批上层政治人物。据苏联情报，他们密谋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想要争取美国及中东国家的外交承认，试图以此来取得伊斯兰各国民众的援助，阻止新疆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斯大林在见到刘少奇的当天，就专门提出，应该马上占领新疆，为便利中共军队的向新疆推进，苏联可以提供歼击机和交通工具协助作战。他甚至向中方传授经验，称控制新疆关键要增加在疆汉人的比例，从现在的不到5%至少增加到30%。[36]刘少奇随即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因此做出了年内占领新疆的重要决策。

刘少奇此行，听到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当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到抗战结束时的情景时，斯大林特别插话问道：“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他并且在宴会上公开讲：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中国学习。“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37]

由上不难看出，1949年间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互访，成功地改善了自抗战中期以来充满了猜疑和隔阂的中苏两党关系，为中共建立新中国，取得苏联的承认和援助，奠定了重要的外交的和党的关系的基础。

[1] 《蒋主席邀毛泽东来渝共商国事电》，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23页。

[2] FRUS，1945，Vol.7，501.

[3] 《中央关于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宣传给徐冰等同志的指示》，1945年8月16日。

[4] 《毛泽东复蒋主席电文》，1945年8月16日；《朱德电蒋委员长提出六项要求》，1945年8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23～27页。

[5] 《蒋主席再电毛泽东昭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并促速来渝文》，1945年8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27～28页。

[6] 转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78页。

[7] 《蒋主席三电毛泽东盼与周恩来同来渝商谈文》，1945年8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28～29页。

[8] 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08页。

[9] 《毛泽东复蒋主席告即日赴渝电》，1945年8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30页。

[10] 《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

[11] 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399～400页。

[12] 转见张月明、姜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4卷，第30～37页。

[13] 参见《张治中回忆录》，第446～453页。

[14] 《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8～149页。

[15]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第87～91页。

[16] 《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关于与张治中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1946年3月17日。

[17] 《彭关于苏军撤退日期致李黄并告中央电》，1946年4月3日。

[18] 转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辑，第567～568页。

[19]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29～1451页。

[20] 参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1] 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安·梅·列多夫斯基等：《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7～8页。

[22] 转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1948～1949）》，《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23] 转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313页。

[24] Brian Murray，“Stalin，the Cold War，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A Multi-Archival Myster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1995，No.12

[25]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313页。

[26] 参见 Brian Murray，“Stalin，the Cold War，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A Multi-Archival Mystery”；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314～315页。

[27] 《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67～169、187～188页。

[28] 《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2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1382～1384页；《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4页。

[30] 《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7～18页。

[31] 《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9页。

[32] 《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42～52页。

[3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6～1478页。

[34] 《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17页。

[35] 有关刘少奇访苏的详细经过情形及其结果，可参见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302～402页。

[36]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谈话纪要》，1949年6月27日，见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100页。

[37]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12页。

第2篇 同志加兄弟（1949～1960）

撰稿 沈志华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实际上仅存在了十余年的时间，而真正的“蜜月期”到1958年初就大体结束了。尽管新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联盟的形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但这个条约在给苏联带来东方战线安全保证的同时，也使斯大林隐约感到了苦恼和威胁。

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毅然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不仅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在1950年代中期把中苏关系和对华友好政策推上新台阶，提高到对外战略的重要层面，而新中国的国防和建设事业也要求中共全面学习苏联，并依赖于苏联的经济援助。

然而，就在中苏同盟关系进入“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时期不久，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影响的扩大和经济力量的增强，中共逐步具备了挑战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地位的条件和实力——这一点因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在东欧各国引发的动荡而加强，特别是时代特征和国际局势的认识与苏共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中苏两党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开始暴露，并不断加深。由此，中苏两党之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第一章 同盟条约的签订及中苏利益冲突

新中国建立后在外交方面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毛泽东在莫斯科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反复协商和谈判，终于如愿以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已经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1]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如何以法律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条约中保证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2]

第一节 毛泽东坚持重新签订一个条约

还在1949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6～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中苏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但到底要搞一个什么样的条约，双方都没有明确说出各自的根本目标。斯大林表示要同毛泽东亲自谈。于是，毛泽东在出访前一个月反复告诉苏联人，他希望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替代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3]

尽管斯大林对中方的一再试探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但他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的第一次会谈中，当毛泽东刚说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便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4]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

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文书。1949年10月1日

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说，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5]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斯科）似无必要”。[6]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他首先有意表现出对会谈结果很不满意，按照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毛泽东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提出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再次会谈，继续讨论中苏条约和协定的一系列问题。[7]

毛泽东访苏（1950年）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大失所望。[8]这一次他真的动了气。在毛泽东看来，中苏条约问题“事关重大”，并“将决定中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斯大林却采取如此怠慢和回避的态度。毛赌气地决定不再露面，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9]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也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两人较劲大约一个星期，斯大林终于让步了。其原因一是毛泽东闭门不出，造成外界议论纷纷，都传言他被斯大林软禁了，二是毛泽东有意向苏方透露，中国最近准备与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谈判建交问题。斯大林不愿承担与中国关系破裂的风险，于是，一方面同意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一方面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表示苏联同意签署新的中苏条约。[10]毛泽东当即安排周恩来赴苏主持具体谈判。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11]

第二节 苏联对中苏新条约的精心设计

斯大林做出让步是有准备的。在毛泽东等待周恩来到莫斯科商谈签约的时候，苏联却在精心地准备新条约和一系列有关协定的文本。此前，斯大林坚持的原则是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必须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其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了废除1945年条约的原则以后，苏方最初设想的新条约和协定的各种草案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其真实意图还在于维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标。

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草案第一稿，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在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同时，继续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9日，苏联外交部呈报了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2]这里，苏联外交部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1945年关于大连和旅顺协定的有效性，至于中长铁路问题，转由苏联交通部去专门处理。

基于斯大林以前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1月10日的第三稿将第七条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13]这个表述有一个矛盾：既然已确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期满，即二十多年后再重新修订？显然，这里体现的还是斯大林最初讲的原则：条约形式不变，实际内容可以修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草案，在第四稿中把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14]

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确定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的写法是：“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个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15]

关于中长铁路协定，根据苏联外交部确定的原则和法律专家的建议，维辛斯基在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草案，其中提出“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建议，在中苏条约签字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16]接着，苏联交通部19日提出了关于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协定的具体修改建议和草案文本。除维持原协定条款外，新草案增加的规定有：把1945年协定没有包括的位于南线（哈尔滨一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企业列入铁路资产组成；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大连港虽不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但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交通部长贝舍夫在报告的结尾特别强调说，要把在1945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资产组成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17]

1月21日，副外长葛罗米柯等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1）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重申1945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2）关于从1950年2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3）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4）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18]十分明显，在不得不放弃旅顺港的同时，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连港了。

1月22日，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12个草案呈报给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19]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些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唯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其原因就在于，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两个涉及双方实际利益的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

至此，苏联方面已经为中苏第二回合谈判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30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大连港，要求其行政领导人由苏联任命，下属企业由中苏共同经营。关于旅顺口，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2～3年内撤退完毕。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的协定，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第三节 斯大林被迫再次做出重大让步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关于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但可以共同经营。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20]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关于旅顺撤军问题，由于中方希望苏军继续留驻一段时间，斯大林便顺势提出对日和约签订后再撤军。关于大连问题，中方答应下属企业双方共同经营，苏联则没有提到行政主管的任命事宜。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条约草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并拟定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21]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22]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

莫斯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方提出了与苏方设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提交给苏方。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加以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针对会谈中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此外，中方提出了三个苏方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23]

中方的草案不仅几乎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就连1月22日会谈时达成的原则，也做了重要修改。中国的态度和主张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目前尚无可靠的史料可以说明，但莫斯科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感到非常意外，立即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仅目前可以看到的对中方草案俄文本的修改稿就有四份。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划掉了，还打了许多叹号和问号，字里行间渗透着他的恼怒和愤慨。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苏方于1月28日交回的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24]

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本身，中方几乎没做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25]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1950年1月26日周恩来向苏方提交了中方关于大连、旅顺和长春铁路的协议草案，斯大林亲笔在草案俄文译本上做了大量删改。图为俄国档案复印件

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了，争论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做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为了对等，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中方的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10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经请示毛泽东后，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26]

根据俄国档案材料，2月11～13日，双方代表进入了一轮新的谈判。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将“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27]会谈还涉及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周恩来要求签字仪式在2月14日18时举行，并提出贸易协定、航空协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关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28]

2月14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通知说，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29]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中苏两国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由于苏方的要求，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议定书和《补充协定》没有公布。[30]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总算化解了，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方面。

第四节 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

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其结果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之一——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也就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港和旅顺港的控制，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斯大林能够在旅顺港问题上主动做出让步，是因为他知道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海军。[31]而在中长铁路和大连港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一方面有迫于国际形势压力而不得已的原因，一方面恐怕还有更深层考虑。[32]

第一，作为构成苏联在远东战略目标的另一个要素，蒙古问题在中苏谈判中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块心病；但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解决中长铁路等问题的交换条件的。

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协定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谈外蒙古问题。斯大林不明所以，神态十分紧张，生怕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再出枝节。[33]然而，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动提出新政权承认外蒙古于1945年宣布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解决这一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周恩来随后便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中方起草的照会文本，其主要内容是将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照会与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同时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34]这时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同意中方提出的协定草案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缔结。对此，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如果要建立中苏同盟，莫斯科就必须在外蒙古问题和东北问题之间做出选择。两天后，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的方案。

第二，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前途始终放心不下。而苏联掌握的情报充分表明，美国在千方百计离间中苏关系，并策动新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1949年11月17日苏联就得到消息说，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此后，莫斯科又不断收到类似的情报。[35]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在中苏谈判期间，美国政府经过内部争论决定采取拉拢中国、离间中苏的策略。为此，杜鲁门以总统名义发表公开声明，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国务卿艾奇逊则发表长篇演讲，讲述俄国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还声称台湾不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内。[36]除了频频向中共示好，白宫还想方设法散布传言，甚至制造谣言，诸如“苏联要求对中国的战略要地实行控制”，毛泽东已被斯大林“软禁”，“朱德有足够的权威和领导才能约束刘少奇和亲克里姆林宫集团”，“中国正在被莫斯科出卖”，中苏条约“将给中国人民套上‘莫斯科制作’的镣铐”等，“以期达到最佳的宣传目的”。[37]斯大林对此万分焦急，他立即向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38]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39]斯大林当然清楚，与失去太平洋的出海口和在东北的经济利益相比，失去中国将是对苏联远东安全更大的威胁。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阴谋得逞。

第三，斯大林很可能还有一个更为精密和深远的考虑，使得他可以在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利益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苏联一直坚持的以三八线为界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的进攻性战略，目的就是控制朝鲜半岛的港口。

如果斯大林必须接受毛泽东缔结同盟条约的条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斯大林必须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远东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那么在莫斯科的地图上，只有控制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事实是，就在中方提出的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择时，美国国务卿的演讲和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一封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机会和途径。1月12日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线时排除了南朝鲜；19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金日成强烈要求面见斯大林商谈朝鲜的统一问题。[40]冷战在欧洲形成以后，斯大林不愿看到在远东出现一场可能引发苏美直接冲突的战争，所以曾一再拒绝金日成使用武力统一朝鲜的请求。[41]然而，就在1月30日，即接受中方草案两天以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亲自复电平壤，明确表示愿意同金日成直接进行商谈。[42]

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很可能是这样的：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苏联无疑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及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而艾奇逊的声明则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而苏联在议定书中提出补充的内容则是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这样，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斯大林早就知道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及其港口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1945年9月苏联外交部就提出，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州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州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43]只是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44]

第四，说到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原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一股对毛泽东的怨气。在毛泽东的逼迫下，莫斯科不得不两次做出让步，这是斯大林在他登上权力宝座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事情。这不仅使他对毛泽东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诚意表示怀疑，甚至产生了报复的念头。[45]斯大林1月30日答应金日成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实际上是在两个方面背弃了他对毛泽东的承诺。一是毛泽东多次说过，他支持朝鲜的统一和解放，但条件是等中国首先完成了统一的事业。这一点，至少到1949年底还得到了斯大林的承诺。10月2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去电，希望苏联设法说服金日成不要急于采取行动。11月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意见，并答应劝说朝鲜人。[46]斯大林早就答应刘少奇为中共解放台湾提供飞机和军舰，见到毛泽东后，又再次做出保证。[47]二是毛泽东希望新中国建立初期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于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时，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求和平：“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斯大林回答说：“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10年或20～25年，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48]然而，在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下决心违背他的诺言。斯大林1月30日给平壤的电报意味着毛泽东既不可能先于朝鲜统一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可能为中国的经济恢复寻求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这也许就是斯大林要毛泽东为他争得的中苏同盟条约付出的代价。至少，事情的结果就是如此。[49]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国家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有缜密的通盘考虑。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通过对中苏条约谈判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满足了中国的基本要求，但同时因双方利益冲突，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也有所加强，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决定出兵帮助朝鲜，才落实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1] 笔者有关中苏同盟起源及其政治基础的讨论，见《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研究，还可以参阅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3] 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二章；Ле∂овскuǔ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

[4]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5]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8页。

[6]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35页。

[7]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с.89.

[8] 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8页。

[9] Юдин П.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ена и Сталин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5-106.

[10]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毛文稿》）第1册，第206、212页；参见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11] 《汪东兴日记》，第173页。

[12]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8-19.

[13]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20-25.

[14]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26-29、30-34.

[15]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4.

[16]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5-7.

[17]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4-13.

[18]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20-28.

[19]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41-50.

[20]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

[21] 《汪东兴日记》，第194页。

[22] АВПРФ，ф. 07，оп.23а，п.18，д.235，л.38-40.这个结论与以往中国史书不同，详见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23]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38-55.

[24]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74-79.

[25]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17-22.

[26]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8-13，29-34、50-55.

[27] 《补充协定》原件及中方的修改意见参见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64-69。

[28]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64-69、70-74、75-76.

[29]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43页。

[30] 《毛文稿》第1册，第262～263页。中国直到最近才正式公布这个协定，见《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第139～140页。

[31] 其实，斯大林十分重视租借旅顺港的问题。在1945年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谈判开始后，斯大林亲自调阅了1898年3月北京条约补充协议所附的关于俄国租借辽东半岛的原地图的复制图，以及红军总司令部标注有租借区和中立区分界线的地图。见АВПРФ，ф.6，оп.7，п.36，пор.509，л.18。

[32] 关于苏联在中苏条约后期谈判中改变态度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

[33]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50页。

[34]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16.

[35]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99-102；оп.43，п.315，д.142，л.53-54、59.

[36] 详见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

[3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0，Vol.6，Far East and Pacific，Washington D.C.：GPO，1976，pp.294-296.

[38] 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9，л.1-7.

[39]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54～456页。

[4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第19～34页；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3，д.11，л.87-91。

[41] АПРФ，ф.3，оп.65，д.776，л.33-38.

[42]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3，д.11，л.92.

[43] АВПРФ，ф.0430，оп.2，п. 18，д.5，л.1-7；АВПРФ，ф.04311，оп.1，п.52，д.8，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8，1993，pp.9-11。

[44] 其实，想到用朝鲜港口取代旅顺港的并非只有苏联人。1945年4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在与美国海军上将李海会谈时，对雅尔塔传出苏联将租用旅顺和大连的消息非常敏感，表示中国很难接受这种要求。李海指出，一旦苏联强行进驻这两个港口，中国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顾维钧立即表示，如果苏联真想在太平洋拥有一个不冻港，那么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建造的三个海港，“创建一个更为合适的海上走廊”，因为那里的港口都与中国东北的铁路相连，而且与苏联的海参崴也很接近。见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Leahy，Wednesday，April 11，1945，V. K.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7，No.5，Butler Library，The Columbia University，pp. 4-6。

[45]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表面上很热情，但私下里对毛泽东从未有过好感的评论。见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343。

[46] АПРФ，ф. 45，оп.1，д.332，л.47-48；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以下简称《中苏关系文件》）第1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第113页。

[47] 详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48]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49] 当然，说到斯大林的动机，也还有一种可能性，即他不愿意一再阻止金日成要求统一的革命行动，以免重犯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所犯的错误，从而在社会主义阵营留下不好的名声。从已经确认的史实来看，上述几种推测从逻辑上都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章 朝鲜战争与中苏同盟的实质性进展

朝鲜战争是战后国际关系演变中最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之一。在此期间，中苏同盟也显示出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经济各方面的功能。[1]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朝鲜，不仅挽救了平壤，也为莫斯科的错误决策弥补了漏洞，为社会主义阵营守住了东方大门。因此，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全面援助。可以说，中苏同盟保证了战争的不败结局，而战争则巩固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第一节 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

尽管一直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时，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心派兵赴朝参战。早在7月2日，即美国正式宣布参战不久，周恩来在会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就指出，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同时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2]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十三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并限期完成各项准备工作。[3]对于中方三番五次提出参战的暗示，以及金日成正式提出的要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显然，斯大林不愿意看到战后朝鲜成为中国可以控制的地区。直到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并很快歼灭了朝鲜人民军主力后，在金日成急切地请求苏联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才把挽救朝鲜的责任推给了毛泽东。[4]

接到10月1日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当机立断，于第二天凌晨电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时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复电，告知中国志愿军将于10月15日出动。[5]但这封电报尚未发出，当天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商讨时，出现了意见分歧。于是毛泽东一面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行讨论，一面召见罗申，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国目前出兵有困难。[6]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是意见分歧。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倾向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但毛泽东力主出兵，并鼓动彭德怀出任主帅。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坚持下，5日下午，会议决定出兵援朝。[7]虽然10月8日已下令组成志愿军，但毛泽东仍不放心。考虑到中国的困难，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和林彪去面见斯大林，请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并给予空军支援。

10月11日在斯大林的黑海休养地举行了中苏领导人会谈。斯大林解释了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并劝中国立即出兵。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的困难，要求苏联供应武器装备，并提供空军支援。斯大林表示，苏联可以保证武器和装备，但空军尚未准备好，需等待2～3个月。经过反复讨论，双方最后商定，放弃北朝鲜，中国也暂不出兵，通知金日成撤过鸭绿江，保存有生力量。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接到电报后，毛泽东于1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经过毛泽东的一再劝说，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决定19日出兵。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告知会议决定，但要求苏联答应以租借方式提供武器装备，并保证在两个月到两个半月内出动空军。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同时，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正式通知了苏联。[8]

10月15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彭德怀告诉他，中国已做出最后决定，预定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同日，毛泽东致电高岗和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出动日期提前。但16日得到莫斯科的消息，斯大林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急召彭、高二人进京商谈。在18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19日晚，中国志愿军从安东和辑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9]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表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盟友，斯大林对此大喜过望。[10]

第二节 中苏在军事战略上的协调和统一

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估计战争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所以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容易进行协调并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这些共同看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解放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内部分歧。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提出，第三次战役可考虑放在明年2～3月间再打。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须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11]

然而，毛泽东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实际上，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早已达成了默契。12月5日苏联就表示出应“趁热打铁”的倾向性意见。[13]就在这一天，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及英、印等国还不断向中国探询停战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拟定了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为此，周恩来召见罗申，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停战谈判的条件，并说，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并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同时，苏联还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其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1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他认为，如果中国军队不打这一仗，“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15]然而，第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志愿军已无力再战。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而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由于志愿军的困难处境并没有丝毫减少，占领汉城后，彭德怀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于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16]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的命令，朝鲜方面和在华苏联顾问都表示强烈反对。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新任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也极力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永则立即与彭德怀进行会面，并发生了严重争吵，他们还直接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告彭德怀的状。分歧意见反映到中苏两国最高层后，毛泽东和斯大林一致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17]于是，化解了彭德怀与金日成之间的一场冲突。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考虑的只是暂时休整，而并没有放弃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朝鲜的战略意图。因此，周恩来拒绝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1951年1月13日通过的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停火建议，结果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陷入被动局面。[18]

当1951年夏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立即停火的主张。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19]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毛泽东当日给高岗和金日成回电，又提出希望苏联出面与美国联系，试探停战问题。斯大林亦表示同意。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经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希望斯大林亲自领导谈判。[20]后来，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

1952年下半年，板门店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21]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同日，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些情况。第三天斯大林便复电称：“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还亲自对金日成进行说服工作，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不妥协立场。[22]

总之，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斯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协调的步骤和统一的立场。

第三节 斯大林对志愿军的军事援助

斯大林当然明白，中国不仅是在为朝鲜作战，更主要的是在为苏联作战，为社会主义阵营作战。因此，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向这位勇敢的盟友提供了大量援助。

苏联给予志愿军最直接的军事援助，首先是出动空军掩护后方运输线。尽管在中国出兵前斯大林对此出尔反尔，但在中国志愿军与联合国军正式开战4天之后，10月29日，苏联顾问便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23]11月1日，驻守在沈阳地区的苏联米格-15飞机在安东一新义州地区首次投入战斗，一举击落两架美国飞机。[24]不久，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一五一和第三二四这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的第六十四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此时，第六十四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25]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1951年3月初，斯大林进一步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同意别洛夫指挥的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可以为守护机场的部队提供高射炮及炮弹。3月15日，斯大林通知：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26]尽管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破坏，苏联空军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六十四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27]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保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已经形成了一条令美国飞行员胆寒的“米格走廊”。[28]

第六十四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六十四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飞行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六十四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而加重了第六十四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29]此外，1952年3月11日，当中国认为有美国飞机侵入中国东北撒布细菌时，毛泽东请求斯大林，除担负朝鲜上空与敌作战任务的苏联空军部队外，再派遣一个航空师进驻沈阳地区，负责拦击敌机。斯大林第二天便表示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机师到中国。[30]

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在战斗中，苏联空军的歼击机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击落了212架敌机。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31]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总共只有1500多吨。[32]战争期间，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前，苏联对中国军队要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1950年10月28日，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1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说，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将在10日内交付中国500辆新车，年内再交付1000辆。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满足。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他在1951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将在两个月内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只收取运费。[33]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实现了全面改装，其中完全按照苏军编制装备或组建的有：106个陆军师中的56个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37毫米）独立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至于海军，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中苏第一个海军协定，即《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签字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尽管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都是新式的和先进的，有的甚至是二战时美国租借物资中的剩余装备，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毕竟都是现代化武器，而苏联是当时唯一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34]

无论如何，苏联的军事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战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第四节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

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经济实力不足，由于多年战争的破坏，新中国的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既要应付战争，又要恢复经济，的确是困难重重。斯大林及时提供的经济援助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确有雪中送炭的作用。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其中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35]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1950～1953年中苏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值68394万卢布，三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36]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在恢复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37]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38]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给予了全面的援助。[39]

为了帮助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苏联还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技术资料，这主要是通过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两种途径实现的。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还提出“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1950～1953年，苏联向中国提供图书资料12万套册（中国提供苏联的只有2.5万套册），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复制成本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都能收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40]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是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41]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42]按这个统计，不包括1950年，苏联来华高级专家已达1210人。这些专家满怀热情来到中国，不仅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给中国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崭新气象，而且他们那种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也感染和教育了中国干部和工人，他们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一整套现代工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而且通过言传身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43]

此外，苏联还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44]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仅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派往苏联留学的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学生287名。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45]

毫无疑问，与后来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规模相比，斯大林提供的援助还是有限的。但同样不容置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援助的结果，不仅使中国得以支撑一场战争，而且对于新中国整个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3年3月，在朝鲜战争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娴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和服从的地位，因而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一种潜在的矛盾。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46]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了，中苏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 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То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London：Hurst & Company，2002；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2]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с.35-37.这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根据对外政策档案馆档案整理的资料，笔者保存有复印件。

[3]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91～92页。

[4]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第561～567、571页；笔者2000年9月12日采访柴成文（中国驻朝鲜武官）记录。笔者关于中国出兵问题的新研究见《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

[5] 《毛文稿》第1册，第538、539～540页。

[6]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0页；《朝鲜战争文件》，第576～577页。

[7]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1～403页；《聂荣臻回忆录》，第735页。

[8]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95～498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5～406页；《毛文稿》第1册，第556、558～560页；《朝鲜战争文件》，第581～584、588～593、597～598页；Ле∂овскuǔ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10。

[9] 《毛文稿》第1册，第559～560、564，567～568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06～40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87页。

[10] 《朝鲜战争文件》，第600～601页。

[11]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1页；《聂荣臻回忆录》，第740页。

[12] 《毛文稿》第1册，第722页。

[13] 《朝鲜战争文件》，第635～636页。

[14] 《朝鲜战争文件》，第639～646页。

[15] 《毛文稿》第1册，第741～742页。

[16] 参见《彭德怀军事文选》，第383页。

[17] 《彭德怀自述》，第349～350页；王亚志：《聂荣臻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两次谈话》，《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1期；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笔者采访柴成文记录；1951年1月10～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会谈记录。

[18] 详见沈志华《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

[19] 《聂荣臻回忆录》，第741～742页。

[20] 《朝鲜战争文件》，第786、804～805、808～809、828～831、838～839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22～128页。

[21] 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 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с.104.

[22]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89～290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第280页；《朝鲜战争文件》，第1186、1214～1221页。

[23]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427页。

[24] 《朝鲜战争文件》，第613～614页。

[25] Орлов А. 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35.

[26] 《朝鲜战争文件》，第622、706～709、721页。

[27] ЦАМОРФ （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ф.16иак，оп.178612，д.88，л.21；ф.35，оп.173543，д.73，л.52；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第141、205页。

[28] Орлов А. 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с.131.

[29] Орлов А. 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с.142-143.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页。

[31] Орлов А. 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с.145；Jon 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in William J. Williams ed.，A Revolutionary War：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1993，pp.149-150.

[32] 《聂荣臻回忆录》，第757～758页。

[33] 《朝鲜战争文件》，第607～608、625～626、694-695，769～771页。

[34] 以上材料均是笔者根据2001年6～9月多次对王亚志的访问记录整理而成。王亚志在1950年代曾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和彭德怀的参谋，后调国防科委工作。

[35]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第14～15页。

[36] 《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86～387页。

[37] 《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66、268、270页。

[38]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25页。

[39] 《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59～364页。

[40] Фuлаm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65，с.7-8、102.

[41] 《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86～388页。

[42] Фuлаmов Л.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11.

[43] 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116～140页。

[44] Фuлаm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9.

[45] 参见《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第787-791页；Фuлаm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11。

[46] 笔者对中苏在停战问题上政治分歧的论述，详见《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3期。

第三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1954～1955年中苏关系平稳发展，很快进入了蜜月时期。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并提出了斯大林问题，这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之一。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乃至冷战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而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对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认识及评价无疑也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认为，在二十大会议上，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共还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1]这种似乎已经盖棺论定的说法长期以来没有在中国官方史学中得到修正，以至于很多研究者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2]然而，目前已经披露的史料表明，做出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轻率。

第一节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实质

首先要搞清楚苏共二十大路线究竟是什么。苏共二十大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确实提出了一些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

在国际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鉴于当前时代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即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和平竞赛的方式。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3]

在国内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采取一切措施积极发展农业；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对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没有根本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这些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能坦白讲出的问题。

在党内方面，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但全面发挥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是赫鲁晓夫10月25日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冗长和充满激情的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为众所周知，为了评判和对比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再声明，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而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许许多多的错误，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第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道德缺陷，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4]

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苏共二十大确实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从而构成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所谓非斯大林现象。所有这些，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从斯大林去世后就在莫斯科新领导层内逐步形成的共识。

冷战打破了战后初期大国合作的局面，并迫使斯大林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则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推至极限。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了机会。劝说中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显示，也是克里姆林宫新主人集体做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步尝试。[5]一年以后接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提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6]这种表述不仅在观点上，甚至在话语上，已经与斯大林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大相径庭了。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的斗争，马林科夫公开发表的惊人言论受到指责，并成为其被罢黜的理由之一，[7]但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和思维逻辑是苏联新领导人普遍接受的。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同意从那里撤退苏联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起义采取冷漠态度，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出裁减军队并单独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作条约，如此等等。在1956年1月30日主席团会议研究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草稿时，最集中讨论的就是议会道路、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过一番争论，所有人一致赞同：报告的宗旨就是和平。[8]

战争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随着战线推进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战败国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国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抱怨，社会开始思考。但是在冷战的阴影下，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苏联党内和社会生活再次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压的乌云之中，一切又恢复到战前的状态。[9]1953年的苏维埃国家已经处于社会大爆炸的前夕。人们不仅要在恐惧和惊慌中煎熬，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搞了30多年，直到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甚至还低于（面粉、大米、肉类及油脂）1913年的水平。[10]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开始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并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发展方针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中央新领导人的共识。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所有这些措施，无论最初是谁提出的，其结果都是为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11]

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招来出席晚宴的只有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少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再次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做出的对党和国家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12]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形成一个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13]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

可以看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内苏共新领导人的措施反映了变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点，对苏联，对中国，对整个社会主义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由来

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最大震动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月13日，重掌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大权的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尔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5月9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14]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请楚的。6月22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

7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然而，笔锋一转，决议把本来应由斯大林承担的这一切罪过都转嫁到了贝利亚头上。[15]鉴于当时斯大林在苏联的崇高威望，这样做并不完全令人意外。

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提议十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16]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年3月14日苏共中央接到报告，苏联检察院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2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17]

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并考虑为无辜受害者平反的问题。到1955年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18]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做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19]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竟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随即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进行调查。[20]

在1956年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前国家安全部特大要案侦查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经过激烈的讨论，赫鲁晓夫最后提出，“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21]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22]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问题，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此前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的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23]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认为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但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24]经过争论，会议决定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是否公布这些材料。[25]

2月13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26]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27]

直到大会召开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28]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29]

这个过程告诉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党世界的影响却是复杂的。

第三节 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要搞清苏共二十大究竟对中苏关系造成了什么影响，历史研究者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国当时的国内外政策究竟有多少区别？二十大路线与中共八大路线到底有多大分歧？

首先是和平过渡问题。对于二十大的提法，毛泽东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共自认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作，是中共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但重要的是，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30]中共与苏共联手劝说胡志明接受17度线、指示马来亚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以及周恩来与尼赫鲁联名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做出不输出革命的保证等，都说明当时中共是赞同和平过渡方针的。[31]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产生了广泛共鸣。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2月21日在外交部一次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32]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他在3月4日的一次专业会议上说：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33]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34]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自然不便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

至于国内经济方针，毛泽东当时对“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就是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苏联驻华使馆对《论十大关系》进行分析后做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35]当然，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在这方面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经济建设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56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用那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得更快些。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36]总之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何谈“根本的分歧”和“严重的分裂”？

以往的历史叙事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非常不满。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确形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冲击波，中共对此也确有不同意见，但是要说到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几乎没有人怀疑，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37]赫鲁晓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击政治对手，为个人争夺统治地位，还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扰，为进一步改变传统政策打开通道，抑或纯粹为形势所迫而身不由己，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断。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斯大林问题如此迅速而无限制地扩散和传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还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观察，苏共的做法也确实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和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带来了诸多困难和阻力。

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有些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极端的意见认为，三十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还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38]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39]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主要结果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应同样十分强烈。在刚刚被纳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片赞扬声，而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却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东欧各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迫不及待地公开发表文章赞扬和吹捧苏共的新精神，阿尔巴尼亚表面上赞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则表示了不满和否定的倾向，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表现是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头丧气，其他几个国家则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40]至于亚洲国家各党，则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都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41]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当时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42]究其原因，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出，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对这一点，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当时的观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43]

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体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虽然保留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观点，但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并特意强调“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中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是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就是严重的错误”。[44]接着，很多人因发表了超出二十大规定的讨论范围的言论而被扣上反苏反共的罪名关进监狱。[45]笔者对50年代由苏联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反苏鼓动和宣传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的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1953年是最高峰，为1229件，1954年就猛降到151件，1955年为71件，1956年反而有所上升（93件），到1957年又猛增到1056件。[46]难怪有人认为，“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47]

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48]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49]

中共领导人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首先是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36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只供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于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露出去”。[50]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3月11～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51]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提到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展开讲。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谈论的是斯大林在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会议决定，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52]

所谓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53]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消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54]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1）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2）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3）“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4）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人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这里显然是有误会的。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援引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55]

如果说在报纸上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则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三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谈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具体地列出任何正确的地方。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斯大林如何不信任中共和他本人，特别是在他访苏期间。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七个问题。看过谈话记录，给人的感觉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6]

4月6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做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57]在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58]

1956年9月毛泽东与米高扬在中共八大上

直到是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道：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所做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59]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60]

总之，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分歧，由此可以断定，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以后的情况表明，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了。当然，中苏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见分歧，主要反映在“和平过渡”和批判“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上。如果谈到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潜在影响，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61]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逐渐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特别是在苏共陷入思想混乱之际，包括苏共党员在内的不少共产党人感到，也许中共和毛泽东本人更有能力和资格来指导当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历史过程来看，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大概埋藏在这里。

[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5～63页。

[2] 如见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第239～240页。特别是“全盘否定”的说法，仍为官方所使用。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9～360页注释。

[3] 本段及下段，见《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22、23、25、26日。

[4]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附录。该中文译自苏联1989年首次公布的俄文本。

[5] 参见沈志华编《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150～175页。

[6] Правда，13 Марта 1954г.

[7] 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 Г. М. Маленков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1，с.31.

[8] Фурсенко А. А. （ ре∂акmо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88-95.苏共十九大撤销政治局，设立了主席团。

[9] 关于战后苏联社会状况的详细史料可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2、23、25、26、28、30卷。

[1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694页。

[11] 关于1953年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争先提出经济改革措施的情况，详见Зубкова Е. 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с.109-111；Пuхоя Р. 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с.8-11。

[12] 有关史料见Ме∂ве∂ев Ж. А. 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0，№1，Пихоя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70～377页，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3] Наумов В. 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с. 19.

[14]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80～409页；Наумов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с.20-22、27-28。

[15]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47～72页。

[16] Аǔ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Х Х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167-168.

[17] Арmuзов А. u m. ∂. сосmавumелu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как это было，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омах，Том 1，Март 1953-февраль 1956，Москва：МФД，2000. с. с.196、201.

[18] 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 4，с. 27；《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第62～63页。

[19] Аǔ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169-172.

[20] Фурсенко，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с. 79、171-172、912；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г.，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с. 200.

[21] Аǔ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c.175-177.

[22] Правда，4 февраля 1956г.

[23] Аǔ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185-230.关于在苏联遭到政治镇压的具体人数尚有争议，见郑异凡《论斯大林镇压问题研究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马龙闪：《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吴恩远：《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这个数字很难说得十分准确。不过，在笔者看来，即使受害者人数少了一些，也无法改变“大清洗”和斯大林罪行的性质。

[24] Аǔ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234-237.

[25] Аǔ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238.

[26] Аǔ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239-240.

[27] Аǔ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241-243.

[28] Аǔ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120-133、134-150.

[29] 参见Аксютин Ю. В.，ПыжиковА. 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Х Х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и，2002，№2c.114；Наумов В. П.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15。

[30]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应该注意到，苏联强调的是全面缓和，而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更注重的是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

[31]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万家安《〈苏中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与马共路线》，《东方文荟》2006年8月6日；《华玲会谈前的〈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东方日报》2005年10月23日；任东来《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看法和政策的演变》，《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3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013页；程中原：《张闻天传》，第631页。

[3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4、579、648页；中卷，第84～85页。《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第12页。

[34]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7日。

[35] 《中苏关系文件》第11卷，第2690～2708页。

[36]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第二章第三节及第五章。

[37]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第97～99页；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第44～45页。

[38]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2，с.114-118；Пыжиков А. Х Х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8，c.78一81.第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托洛茨基的亲属致信苏共二十大主席团，请求为托洛茨基及其他在20年代受到镇压的反对派成员恢复名誉。见Аǔ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609、610。

[39] Аǔмерлш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559-573；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с.119.

[40] 详细材料见Аǔмермα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22、28-29、31-32、611-612、613-621、625、704-705；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54期，1956年3月16日，第223页；第58期，3月20日，第340～341页；第59期，3月21日，第426～427页；第117期，5月8日，第494～497页。

[41] 《中苏关系文件》第11卷，第2626～2637页。

[42] Аксютин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с.114.

[43] 《内部参考》第1861期，1956年4月8日，第385～390页。

[44] 《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

[45] 详见Пыжиков Х Х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с.82。

[46] 参见Козлова В. А.，Мироненко С. В.，Эдельман О. В. Россия Х Х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й и пропаганде，аннотиро ванный каталог，март 1953-1991.，Москва，1999。

[47]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第54～62页。

[48] 《内部参考》第29期，1956年2月20日，第177～179、184～188，190～195、195～197，200～202页。

[49] 《内部参考》1956年2月25日至4月4日各期。

[50]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17页；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第4～5页；黎之：《文坛风云录》，第52页。据韦君宜回忆，她本人就听过两次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达。见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5～26页。

[5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1页。

[5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第3～24页。

[53] 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毛泽东的修改部分见《毛文稿》第6册，第59～67页。

[54] 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立即在党团员中和党外人士中，广泛地进行切实的学习和讨论，并且随时将学习的情形和讨论中的问题报告中央宣传部”。见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0，第43～46页。

[55] 《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

[56] РГАНИ （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ф.5，оп.30，д.163，л.88-99；《中苏关系文件》第11卷，第2587～2594页。

[5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63页。

[58] 《中苏关系文件》第11卷，第2641～2647页。

[59] 《毛文稿》第6册，第204、138页。

[6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2页。

[61] 加拿大学者吕德良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摧毁了苏联赖以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基础。”见Lorenz M.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46。

第四章 苏联的经济援助与中共的政治支持

赫鲁晓夫执政以后的中苏关系确实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就推动双边关系而言，在这一时期苏联发挥了更为主动的作用，而中国方面的响应也非常积极。对于苏联而言，赫鲁晓夫资历尚浅，文化水平不高，又缺乏统筹全局的工作经验，无论是稳固其在苏联党内的领导地位，还是保证苏共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指挥，都离不开中共的政治支持。对中国而言，历史上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剥削，现代化发展起步很晚，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导致科学技术滞后，经济水平低下，中共如想迅速发展经济，提高国力，只能依赖苏联的帮助。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苏同盟关系中，这种互补性显得十分突出。如果说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友好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那么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合作则突出地表现为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及中国对苏联的政治支持。这也是此期双边关系急速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节 赫鲁晓夫增加对华经济援助

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和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此莫斯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赫鲁晓夫在其登上权力宝座的过程中便开始注意调整对华政策，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经济上加强对华援助。

赫鲁晓夫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督促苏联有关部门尽快确定和落实对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的援建项目。在1952年8～9月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答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具体项目需待苏方有关部门审查两个月后再行协商。[1]由于中方提出的项目庞大而繁杂，要求的设计和供货期限又短，特别是原始资料和基本数据准备不足，以及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进展十分困难。[2]直到1953年5月15日双方才签署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决定在1953年至1959年，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91个企业，同时完成1953年4月以前苏联援建的50个企业，共为141个企业。李富春后来就此报告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上述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3]

然而，签署协定并不等于援助项目的实施，因为还有许多细节没有落实，苏方需要对援建项目逐一进行实地考察。[4]特别是中方在协定签字后又不断对设计任务书提出一些重大的补充和修改意见，还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具体谈判。[5]按照原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在1953年9月应该已进入实施阶段，但中苏协定的执行还遥遥无期。1954年初，毛泽东要陈云立下“军令状”，要求国家计委从2月25日起用一个月的时间拿出“一五”计划的初稿。国家计委要求延长时间，毛泽东只给了五天宽限。4月15日，经陈云整理的计划初稿交给了毛泽东。[6]

即使到这时，中苏之间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无法确定，中国不得不走“上层路线”，于是给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表现的机会。1954年4月上旬，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会见了赫鲁晓夫，请他催促加快援建中国项目的谈判步伐。第二天，当时负责苏共中央工作的赫鲁晓夫便召见了苏方主管谈判的米高扬和科瓦利，详细询问谈判的进展情况。赫鲁晓夫“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并要求提出难以完成这些项目的全部理由。在讨论过程中，尽管科瓦利一再提请注意，对于如此庞大的援建项目，苏联本身的能力有限，赫鲁晓夫却总是“毫不客气和毫无根据地拒绝听取”。科瓦利的印象是，这位第一书记看到的只是外交意义，他决心从政治上解决对苏联来说非常复杂的、在技术上还没有解决的经济问题。最后，赫鲁晓夫指示要加快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步伐，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尽快审理与中国的各项协议草案。此后，谈判气氛以及苏联各部委对谈判的态度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很多草案得以顺利通过，根据米高扬的建议，熟悉中国情况的费德林也代表外交部参与了有关经济协议的起草工作。[7]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视察旅顺海军基地

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赫鲁晓夫的反应也十分积极。1954年7月，中国提出：在苏联根据1953年5月15日协定帮助中国建设的企业的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范围和期限方面，有一些修正和补充，还请求苏联再帮助建设一些新的企业。赫鲁晓夫立即给予答复：“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不仅将协定设计工作和设备供应的总值增加了3.5亿～4亿卢布，而且主动建议在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一些企业里，用苏联新改进的几种军事技术代替原协定的规定。[8]此外，赫鲁晓夫为向中国国庆献厚礼，还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一批新的援助项目，如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新建15个工业企业；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一乌鲁木齐一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以及决定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并无偿地将基地归还给中国等。[9]这在当时多少有些超出了党中央的工作范围，1955年1月马林科夫正式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实际上主管了全面工作。[10]

苏联红军撤离旅顺口（1954年）

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计划，苏联从1954年开始大量派遣技术顾问和专家来华工作。据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的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年比1953年增加两倍多，1955年比1954年可能还要多些”。[11]笔者曾对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做过详细研究和分析，结论是：从1949年8月刘少奇携第一批苏联专家回国，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12年中在中国工作的各方面顾问和专家总计约18000人，其中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前约5000人，但其中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比例很大（约2000人），1954年10月到1958年底约11000人，1959～1960年只有不足2000人。[12]这个统计分析证明，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变化，确实可以看作中苏关系的晴雨表。一些具体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据苏方统计，仅在1954～1957年为工业项目来华的苏联专家就有近5000人，其中1954年983人，1955年963人，1956年1936人，1957年952人。[13]据苏联外交部的报告，除协议期满回国者不计，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为3113人。[14]另有统计数字显示，1955年来华技术专家猛然增长（46%），以后两年又分别递增80%和62%，1957年人数最多，此后大量减少。[15]显然，1956年和1957年是苏联专家在华人数的最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完成“一五”计划最后和最关键的时期。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及相关帮助也是十分可观的。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订的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50年至1959年，苏联无偿地（只收取复印费）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共计：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整套技术文件2970套，整套部门技术文件11404套，其中1955～1959年分别为25896套、3359套、9837套、2678套、10022套，均占总数的70%～90%。[16]此外，1954～1957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4261个教学大纲、4587项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以及按优惠出口价格为中国设计和制造的221个仪器、设施、设备样品。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予了中国。[17]

正是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才得以全面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总产值）以每年递增11.3%的速度发展，以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以限额以上的694个（至1957年为992个）建设项目为骨干，全面展开基本建设。[18]到1957年止，苏联和东欧各国帮助建设的项目，全部和部分投产的分别为68个和27个。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一五”计划期间各基础工业部门（煤炭和化学工业除外）和国防工业新增的生产能力中，有70%～80%，有的行业甚至100%是苏联援建的。而且，苏联帮助新建和扩建的都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引进的成套设备在当时也都是比较先进的，有的甚至在苏联是最先进的。[19]

如此规模的援助，对于苏联当时的经济实力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有俄国学者算过这样一笔账：根据俄国档案记载的数字，苏联援华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亿卢布，其中设备出口值84亿卢布，技术援助出口值10亿卢布。这笔约占1959年苏联国民收入7%的资金，当时可以修建268万套公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困扰已久的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20]

莫斯科中国电影周（1956年）

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中国领导人心中是有数的。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但那只是就经济建设的方式和方法而言，丝毫没有涉及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后，确实在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甚至有对苏联专家不尊重的表现。对此，苏联方面也有所察觉。[21]中共中央立即出面纠正这种偏差。中宣部于1956年6月20日召开了一次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强调指出，“学习苏联是完全必要的，一定要学”，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出现问题，“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而不应把责任完全推到苏联同志身上”。7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陆定一的报告，要求凡聘有苏联专家的单位，“参照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进行一次研究，如有问题应迅速加以解决”。[22]1957年2月25日国务院也向全国批转了外国专家局的报告，强调“向苏联学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决不应当产生任何轻视苏联经验的错误思想”。[23]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更进一步向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合作发展。

第二节 中共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

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24]此时，不仅东欧各国仰望着北京，莫斯科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党的意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拥护，苏共中央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25]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2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27]

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事件，无疑是非斯大林化的直接后果。东欧各国领导人对苏联都很忠诚，但他们大多是斯大林扶植起来的，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和二十大的新方针不能理解。而在1948～1952年被斯大林打压下去的东欧本土派领导人，虽然民族情绪强烈，但完全支持对斯大林的批判，赞同莫斯科的新路线。这就是东欧出现动乱的背景，也是苏联处理东欧问题感到棘手的原因。由于事发突然，最初对波匈事件的处理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完成的，而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的意见则起了主导作用。这主要反映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以及对事件的善后处理上。[28]

刘少奇一行应邀于10月23日到达莫斯科时，波兰危机已经化险为夷，但波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缓解。根据中共领导人讨论的意见，刘少奇的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波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29]离京前，刘少奇还在机场会见了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部长马热茨，表达了中共对波兰改革的钦佩之意，并强调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做的努力。[30]赫鲁晓夫见到中共代表团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帮助劝说波兰人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对由于错误情报误导而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当即表态同意。[31]在24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首先表示同意苏共中央最终对波兰采取的缓和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并婉转地批评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倾向。[32]刘少奇还答应亲自去华沙帮助苏联做工作，但后来哥穆尔卡因不了解中共的意图，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33]为此，毛泽东在27日紧急接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毛泽东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同时也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团结，波兰应表现出宽容态度。[34]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党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35]

就在刘少奇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苏联出兵匈牙利，一夜之间平息了布达佩斯的动乱，但匈苏关系也因此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中国由于一时不明情况，没有发表意见。几天之后，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撤军，而赫鲁晓夫担心在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引起连锁反应，十分为难。10月29日毛泽东在电话里指示刘少奇，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建议苏共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中共再三劝说，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建议。于是，中苏在30日共同起草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36]

但此时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莫斯科接到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37]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宣布结束一党制，并承认已经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38]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苏共领导人和中共代表团都感到左右为难。30日晚，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撤军和镇压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而他本人倾向于进行镇压。中共代表团当即要求举行中苏领导人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发言，劝说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由于刚刚签署了宣言，宣布苏联不干涉别国内政，现在又要出兵镇压，苏联领导人都表示非常为难。赫鲁晓夫请刘少奇连夜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说明中共的立场。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讨论了整整一天，最后决定出兵镇压。会后赫鲁晓夫赶到机场，向即将起程回国的刘少奇传达了苏共的决定。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醒赫鲁晓夫注意，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39]莫斯科时间11月4日晨6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40]

波匈事件平息后，为了调解苏联与波兰、匈牙利新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周恩来应赫鲁晓夫的邀请，率中共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之间进行了近一个月的穿梭外交。[41]周恩来在各地的演讲或发言中，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在中苏、中波、中匈联合声明及中、苏、匈会谈公报中，也都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的原则，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42]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体现了这个原则。一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个原则。尽管对中共的批评有点耿耿于怀，但赫鲁晓夫还是对中共协助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43]

第三节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政治支持

东欧的喧闹刚刚过去，苏联国内又爆发了更大的危机，毛泽东再次向赫鲁晓夫伸出了救援之手。

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层内部逐步形成了两个派别集团。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构成了赫鲁晓夫的反对派，并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而赫鲁晓夫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主席团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这些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到1957年夏天，双方的矛盾因主席团改选日期临近而开始激化，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继续贯彻二十大路线。6月18日，在违背赫鲁晓夫意愿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大多数委员坚持要求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而剥夺了本应是赫鲁晓夫的权力。会议对赫鲁晓夫提出大量指责，并以7比4的票数通过了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面对这预先策划的突然打击，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采取了拖延战术。赫鲁晓夫一方面在第二天继续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检讨自己，一方面布置国防部长朱可夫、克格勃主席谢罗夫紧急动用军用运输机，将一批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这些经过专门挑选的约200名中央委员要求参加主席团会议，并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的改选问题，朱可夫甚至扬言可能会动用武力来迫使主席团就范。面对突变的形势，莫洛托夫等人被迫让步，中央委员会非常全会于6月22日开幕。在持续8天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在12次全体会议上，有60人发言，其他出席者均提交了书面发言或声明，一致谴责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行为”。会议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他们开除出苏共中央。[44]

赫鲁晓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遇到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在苏共基层讨论中央全会决议的过程中，相当一批党员和群众在会议发言中表现出惊慌和怀疑的情绪，他们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事，很多党组织都把这看作争夺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少地方在开会时争吵激烈，气氛紧张。有人要求让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在广播或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还当场宣布，宁愿被关进监狱和开除党籍，也不同意中央的决议。还有一些单位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党所规定的范围，如提出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必修课程的考试，对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政策表示强烈不满等，甚至发生了砸汽车和跳楼自杀的事件。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有些州党委不得不建议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进行干预。[45]

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观看苏联马戏团来华演出后到场与演员见面（1956年）

赫鲁晓夫很清楚，为了巩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他在莫斯科的举动需要得到各国党的支持，其中特别是中国党和毛泽东的支持。中央全会结束后，7月3日，苏联立即向各共产党国家使节介绍了全会的情况，又专门向中国使馆进行了个别通报。[46]同时，苏联驻华使馆还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约见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时只表态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情况可以转告；又说，对一些老同志犯了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47]7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会议决议和新闻公报，同时刊出的还有一些党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公开表态。[48]但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大部分党没有表示自己的立场，这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在当天的一次宴会上，《真理报》总编辑急切地询问中国记者，中国报纸发表了什么没有。当时中国的反应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斯科一些学生的说法很说明问题：对于苏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不发表意见，我们也不发表意见；现在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对的”。[49]

此时莫斯科对中共的态度还一无所知，赫鲁晓夫显得非常焦急，于是派米高扬立即飞往中国，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5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米高扬，谈了整整8个小时。米高扬详细介绍了情况后，毛泽东发表了几点意见：莫洛托夫的错误在于思想守旧，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苏共这样解决问题很好，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共原来有些人认为最好把莫洛托夫等人留在中央委员会，现在看来只能如此处理；肃反问题主要是取得教训，不可太追究个人责任，要注意团结。毛泽东最后表示，这次事件对中共也有些震动，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会议，决定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50]米高扬回国后汇报说，开始中共反对采取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的严厉措施，但最后“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会的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主席团会议因此一致认为，米高扬对中国的访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51]

此后不到半个月，苏共领导层又发生了一次巨大震动，赫鲁晓夫再次向毛泽东寻求支持。10月28日《人民日报》透露了一条简短的消息：据塔斯社莫斯科26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朱可夫元帅及其随行人员是应邀到阿尔巴尼亚访问后于26日当天回到莫斯科的。[52]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里面大有名堂。

目前已经解密的俄国档案证实，这的确是赫鲁晓夫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在6月“反党集团”事件中，朱可夫凭借其在军队中的影响，拯救赫鲁晓夫于危难之中。但也正是朱可夫的一句话——“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都不能从原地移动”，令赫鲁晓夫对日后朱可夫可能造成的威胁十分担忧。莫洛托夫等人下台后两个月，赫鲁晓夫就开始了他的秘密计划。他先派朱可夫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进行长期访问，然后在主席团、书记处和部分军事将领中进行个别串联，准备攻击朱可夫的材料。一切就绪后，10月17～19日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善苏联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而朱可夫的“罪行”就是削弱军队的政治工作，企图以军压党。22～23日又召开了国防部和莫斯科军区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和军队最高指挥官及政工人员都出席了会议。朱可夫对此一无所知，经历近半个月的外出访问，26日14时下飞机后，他就赶往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当朱可夫刚刚汇报完他的巴尔干之行，会议议程便直接转为批判朱可夫在军队中无视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的错误。朱可夫惊魂未定，会议即讨论和通过了罢免其国防部长职务的决议，接替这一职务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53]

朱可夫是苏联著名将领，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作为六月事件中赫鲁晓夫的“救星”，他刚刚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还荣获了第四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朱可夫的倒台确实出人意料。很多苏联人听到朱可夫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的消息时，还以为他将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在六月事件中名誉扫地的布尔加宁。[54]就在四个月前，苏共领导集团刚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现在又出现一次重大人事变更，赫鲁晓夫非常心虚。为了稳定局面，赫鲁晓夫不仅需要得到党内和国内的拥护，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各国，首先是中国的支持。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任何耽搁，26日主席团会议一结束，中国使馆便接到了米高扬的情况通报。毛泽东的反应也很迅速，于29日召见了尤金大使。毛泽东对尤金说：他对苏共中央关于撤换朱可夫的决定十分满意，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党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毛泽东还说，他认为，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中央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55]听到这个消息，赫鲁晓夫心里的大石头才算落了地。

据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回忆，自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党内两派都频繁与中国使馆接触，寻求中国党的理解和支持。[56]从后来的情况看，毛泽东的观点和立场，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党内传统派更为接近，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赫鲁晓夫呢？不可否认，对上述事件的表态，都是接受了既成事实，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中共与赫鲁晓夫在原则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毛泽东雪中送炭，赫鲁晓夫投桃报李，中苏关系在1957年确实处在一种相互支援、团结协作的亲密气氛中。作为回报，情绪激动的赫鲁晓夫立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援助。中苏同盟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 详见《中苏关系文件》第9卷，第2152～2183页。

[2] Коваль К.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9，№5，с.107-108.科瓦利是苏联对外贸易部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部长。他的记忆有误：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这次会谈是在1952年9月，而不是1953年初。

[3] 《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9～18页；《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59～364页。

[4] 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8；《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21～22页。

[5] 《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18～20页。

[6]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51页。

[7] Ковал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с.108-111.

[8] 《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24～25页。后来苏联追加的5.2亿军事贷款很可能与此有关。关于1950年代苏联对华贷款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9] 赫鲁晓夫的努力过程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182～192页。

[10] 1958年赫鲁晓夫接替布尔加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11] 《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390、396、437页。

[12] 详细计算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406～408页。

[13]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24.

[14] 《中苏关系文件》第11卷，第2810～2813页。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还要多。1956年6月28日结束的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报告说，预计到年底全国将有苏联专家3500人，其他国家专家200余人。见辽宁省档案馆，ZE1/2/138，第7～14页。

[15]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0，с.60.

[16]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101-102.以上数字为笔者根据统计表计算所得，1959年的数字是按1958年1月协定计算的。

[17]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16，24.

[18] 董志凯：《中共八大对“一五”经济工作的分析》，《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0辑，第160页。

[19] 《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第55～56、54页。

[20] 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O. A. Westa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60.

[21] 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258～262页。

[22]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57～1992）》，第1164页。

[23] 福建省档案馆，136/9/294，第4～5页。

[24] 《内部参考》第1817期，1956年3月5日，第17～19页。

[25] 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第101页；《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

[26] 《中苏关系文件》第11卷，第2838～2839页。

[27]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599～600页。

[28] 笔者对波匈事件的过程做了详细考察，见《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9]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4～45页。

[30] Andrzej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Dzis”，1996r.，nr10.，c.128-130.

[31]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李海文整理，《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3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804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3页。

[32]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2～53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14页。

[33] 笔者2004年4月17日采访骆亦粟得知，这个情况是后来刘少奇自己说的。骆亦粟当时在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11月2日赫鲁晓夫与铁托会谈时，也提到他曾劝说刘少奇去华沙，但中国人一直没有得到签证，毛泽东为此很生气。见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179页。

[34] 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c. 124-126.

[35] Leszek 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17，1997，pp.81-82.

[36]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43页；Волков В. К.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8，с.457-463。公开发表的宣言文本见1956年10月31日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以及1956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

[3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312～314页。

[38] Волков u m. ∂.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470-471.

[39]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6～1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4～605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805～806页；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457-463、479-484。

[40] 对苏联第二次出兵过程的详细描述见：Y. I. Malashenko，“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Memoirs of an Eyewitness，”in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pp.244-266。

[41] 详见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

[4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15页。

[43]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361-363.

[44] Наумов В. П.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с.10-31；Пихоя Р. 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с.3-14.有关档案文献见Ковалева Н. и т.д. сост. Молотов，Маленков，Каганович.1957，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1998。

[45]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оттепель”，Москва：ОЛМА-ПРЕСС，2002，с.66-67；Отклик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решения июньского（1957.）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Архи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2000，№1，с.10-20；《内部参考》第2255期，1957年7月12日，第32～33页。

[46]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9页。

[47] 阎明复：《代序》，《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1～2页。

[48] 《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49] 《内部参考》第2255期，1957年7月12日，第32页。

[50]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7年7月5日。

[51]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259.

[52]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8日。

[53]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269-279.关于朱可夫事件的详细过程，见Наумов В. П.“Дело”маршала Г. К. Жукова，1957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0，№5，с.87-108；№6，с.71-91；2001，№1，с.79-99。在10月28～2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朱可夫被撤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54]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435页。

[55] 《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863～2868页。

[56]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50～51页。

第五章 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和限制

这里要讨论的是中苏关系史中一个比较特殊和敏感的问题：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1]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个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从苏联的核政策、中国的核发展以及中苏关系三个角度进行了考察。在近年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中，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有关苏联核历史的论著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有突出的地位。[2]不过，其中很少谈到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或政策。[3]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历史的论著和回忆录已经发表了不少，但主要篇幅都是讲中国如何在苏联背信弃义后自力更生试制了原子弹，而较少论及在此之前苏联是如何帮助中国的。[4]同时，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中，专门讨论核武器问题的论著也不多见。[5]

第一节 赫鲁晓夫开启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斯大林或许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当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这一要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6]由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8月29日，[7]而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正像有些学者怀疑的，中共代表团看到的并非像他们理解的那样是有关苏联核试验的影片。[8]

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斯大林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毛泽东了解核武器的威力，并表示苏联有能力为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苏联外交部在起草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时，有意地、暗示性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9]虽然对原子弹的威力的确有了感性认识，但毛泽东想到的不是依赖苏联的核保护。回国后，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0]

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核保护，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在1952年底，即以物理学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11]而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的任务就是组织原子能科学研究、铀加工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12]这一建议足以表明，苏联无意向中国透露核技术的秘密。1953年3月，经周恩来出面联系，苏联虽同意让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观被列为保密范围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但实际上，代表团“只接触到了几名完全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13]没有技术来源，国家财力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14]

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国再次提出了研制核武器的问题。据周恩来秘书的回忆，早在1952年与科学家竺可桢和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分别谈话中，周恩来就感到，发展原子能科学，必须要苏联的帮助。[15]1954年4月22日国家计委第二机械工业计划局局长孙泱等致信李富春、贾拓夫，并随信附上钱三强关于原子武器的原理、性能、制造条件等问题的报告。信中建议，加强对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政治领导，同时开始准备技术力量；把铀及石墨的勘探提到工作日程；在适当时机，提出国际技术援助的要求，尽可能争取在“二五”计划着手建立原子反应堆。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是值得考虑的，这几年的准备工作也是需要的。”[16]于是，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趁机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不过，赫鲁晓夫最后答应，可以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17]

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初反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苏联的既定政策是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而不提供核技术。核工业体系是一条门类繁多又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也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科技系统，特别是核武器装料的提取，十分艰难和昂贵。原子弹有铀弹和钚弹两种，对核装料都有很高的要求，铀-235的纯度要求在90%以上，钚-239的纯度要求在93%以上；天然铀含有铀-235、铀-238和铀-234三种同位素，铀-235只占其中的0.711%；铀属于稀有矿种，而一般说来，含铀量在0.05%以上的矿藏才有开采价值；从含铀量0.05%的矿石到用作原子弹核装料丰度在90%以上的铀-235，是一个需要经过多道工序进行生产加工的复杂过程。[18]其提炼工序之繁多，成品提炼比例之微小，工厂设备之昂贵和技术难度之大，都是耗资巨大的因素。对此，苏联人当然是有体会的。[19]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上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

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地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年6月14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巴鲁克提出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方案。[20]从此，美苏之间开始了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本人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考虑。1954年4月1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21]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其结果推动了苏联与西方进行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谈判的步伐，到9月莫斯科的态度已经大有改变。[22]况且，此时由于中共军队进攻浙江沿海岛屿而出现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在这个时候，中国提出想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苏联提供帮助，莫斯科当然不会答应。

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开展的结果，无疑将为核武器研制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原子弹是爆炸的反应堆，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所不同的是，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而原子弹则是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爆炸。至少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不久，10月23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23]

莫斯科答应提供核技术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及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他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24]很快，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便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25]3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开始研究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26]毛泽东终于向他梦寐以求的核大国迈出了第一步。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中国为此欢欣鼓舞，1月31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27]作为核合作的内容之一，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开采的铀矿石，除满足中国本身的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28]

4月27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12.5～25MeV（百万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还要无偿提供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29]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30]是年10月，中国在北京西南远郊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31]12月，以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院长诺维科夫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有7位科学家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在华总顾问及诺维科夫举行会谈，讨论了《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32]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各国的原子能和平利用，1956年3月20日，苏联召集人民民主国家代表在莫斯科讨论建立东方原子能研究院的问题，中国派遣刘杰、钱三强等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会议。26日，以苏联为首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决定》。[33]作为研究所的发起国，其建设费用和日常开销绝大部分由苏联（50%）和中国（20%）承担。这个位于莫斯科郊外小镇杜布纳的研究所，主要是进行核物理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建立仅半年，苏联就投资5.2亿多卢布，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680MeV）及物理实验室。[34]研究所的章程规定，其“科研成果将分别寄送参与研究的各个会员国”。[35]杜布纳研究所的建立，是苏联在核能研究方面向中国提供帮助的重要步骤，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人才的基础。几年后，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汇报说：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具有苏联较新、较高的科学技术设备，较完备科学情报（包括西方各国），也有些杰出的科学人才，科学技术条件也比苏联其他大学和研究机关全面。其主要研究方面包括高能物理实验、核结构、核反应、中子物理、理论物理等，并且正在进行多电核高能实验和最新的螺旋线式强聚焦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和设计。因此，建议国内有关部门多派专业技术人员去参加科研工作并从中学习。[36]中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很多都在该所进行过研究，如王淦昌、周光召等，他们普遍感到收获很大。[37]

1956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诺维科夫代表团回国后，中国便趁热打铁，向苏联提出核工业援助的要求，并很快得到了苏方的支持。[38]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39]11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苏联领导人表现得极其热情，彭真甚至认为给予了破格接待，理由之一就是，赫鲁晓夫专门邀请代表团全体人员到克里姆林宫，观看苏联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试验的“秘密电影”。[40]

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还派遣了称职的专家。1957年5月，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物理研究所工作。沃尔比约夫是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有很深厚的科学功底。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并编制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沃尔比约夫与钱三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同周恩来也有过亲密接触。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沃尔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1959年11月他离开这里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6000人。[41]孟戈非后来回忆说，不仅在技术问题上，而且在反应堆、核动力的研究体制建设方面，沃尔比约夫对中国都给予了很大帮助。[42]苏联能派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可见是诚心帮助中国的。

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研究的领导，顺利完成苏联援助的试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工作，1955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刘伟任局长，专门负责建设新的核科研基地；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领导原子能事业。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刘杰）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直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43]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限令是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44]在同年5月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所确定的57个重点学科中，原子能研究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45]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46]

不过，由于苏联在原子能设备出口价格方面始终让中国摸不到底，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核工业的建设项目。聂荣臻和宋任穷于1957年1月9日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二五”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而把浓缩铀生产的建设推迟到“三五”计划再考虑。[47]尽管如此，1957年3月，三机部在制定“二五”计划时，还是要求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48]

总之，1955年初苏联向中国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扇窗口，而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也正是以此为起点的。

第二节 苏联对中国核援助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原子弹的技术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步跨越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具有各种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短短几年内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然而，尽管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对中国提供了大力援助，苏联对于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要求却反应冷淡。[49]与此同时，对中国提出的导弹研制方面提供援助的要求，也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原子弹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问题了。1955年11月，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受彭德怀和聂荣臻委托，与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在哈尔滨会见，就研制导弹问题向他征询意见，并引见了哈军工的火箭专业教授。随后任新民等三位教授联名提出了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建议。正在住院治病的彭德怀接到报告后，随即约钱学森、陈赓来医院晤谈。1956年元旦，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再次与陈赓、钱学森商议，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1月12日，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资料。由于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没有表态。1月20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讨论了研究和制造导弹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彭德怀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2月2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4月12日，遵照聂荣臻的批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对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初步目标有：研究制造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600公里的地对地导弹，射程15公里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周恩来在会议上指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是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五院）成立，下设10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50]

中国要实现这些宏伟设想和目标，在当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然而，与核能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导弹研究更带有纯军事色彩，又与原子弹运载有直接关联，苏联在这方面自然要谨慎行事。况且，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毫不拖延地停止进行。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定，随后由其他国家加入这个协定；或者通过上述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自己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定。[51]

1957年1月14日，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在3月8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会议上，副外长佐林进一步解释了苏联的建议。3月22日，苏联使馆向中国递交了有关提案的备忘录：关于限制核武器问题，苏联的建议是，到1959年，实行全面禁止包括运载火箭在内的核武器的生产，并销毁现有的原子弹和氢弹，并为此建立起国际监督机制。备忘录还提到，苏联认为，“关于裁军公约所涉及的中国所承担的义务的问题，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之下进行研究”。[52]尽管如此，这个建议如果是认真的，那么必然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要北京支持苏联的裁军建议，就必须给予中国核援助，而一旦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取得进展，又会影响苏联主张的限制核武器谈判的结果。莫斯科确实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

就在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签字的当天，1956年8月17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应聂荣臻的请求，写信给布尔加宁，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方面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并提出中国将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进行谈判。[53]9月13日苏共中央复电中共中央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苏联将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人才的培养，派专家到中国工作和授课，并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54]这个回答与中国的要求相差太远，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55]

面对苏联的如此态度，1956年10月12日，聂荣臻召集航空委员会委员和导弹专家开会，共同商议导弹武器发展中的困难及解决办法。聂荣臻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苏联帮助要搞，不帮助也要搞。因此，不要等谈判，一方面准备谈判，一方面积极进行我们自己的筹建工作。”[56]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形成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于15日上报周恩来、彭德怀，建议在继续与苏联谈判的同时，自力更生，积极筹建。[57]两天以后，中共中央以聂荣臻代拟的电稿复电苏共中央。复电说：为了尽快培养导弹方面的干部，除按照苏共中央来电的意见派去50名留学生外，还打算将一批目前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到同导弹技术直接有关的专业去学习。同时，准备在中国几个主要高等学校增设有关导弹技术的专业，希望苏联政府供给教学资料和教具、样品，并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教学工作。复电还要求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58]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

对于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拟与苏方进行谈判，以解决在“二五”计划期间苏联究竟对中国的原子弹、导弹和飞机生产给予何种援助的问题，半年后才有了一些结果。莫斯科态度松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在处理波匈事件中得到了中共的帮助。[59]

1957年3月30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教学组织工作，并在相关学校讲授有关（火箭）喷气技术的课程；按照喷气技术课程制订和提交教育计划和大纲；苏联有关高等学校在1957～1958年教学年度，接收50名中国大学生；提交两枚供教学用的P-1导弹样品及技术说明书。中国政府将偿付苏方给予技术援助的有关费用，并保证承担保密义务。[60]但这仍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况且该协定执行得也不顺利。

作为执行协定的条件，苏方还提出一些要求。1957年5月11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北京副代表加里宁少将会见聂荣臻时，转达了苏联为了在喷气技术方面帮助中国而需要了解的问题：（1）中国在喷气技术方面的具体方针；（2）中国已有多少训练出来的干部和以后还可能训练多少干部；（3）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规模、期限和设备，要求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范围；（4）中国可用来生产火箭技术的工业潜力，以及生产火箭武器所必需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业保证来源；（5）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火箭武器时的保密条件和应有的制度。苏联方面也希望知道中国方面授权何人在莫斯科就火箭技术问题进行商谈。6月18日，聂荣臻和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再次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正式请求，阿尔希波夫答应请示政府后给予答复。29日苏方把皮球踢了回来，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来电称：苏方回复，中方对阿尔希波夫和加里宁今年5月提出有关火箭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答复。苏方希望以书面形式尽快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在苏方得到对问题的书面答复后，再考虑邀请中国专家组来苏具体商谈。[61]看起来，随着美苏禁止核试验、限制核扩散谈判的进展，苏联在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问题上是难以前进的。

此时，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负责人聂荣臻已经有些不耐烦了。1957年7月11日，他再次写报告给周恩来指出，“中国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现在尚未定案，特别是对于制造浓缩铀后，下一步安排问题很不明确”。为此，聂提出暂缓执行1956年的原子能协定，并希望政府出面与苏方交涉，想以此对苏方施加压力。7月14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退外交部办。[62]令聂荣臻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苏联的反应十分迅速，20日阿尔希波夫便提出愿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约定时间面谈。22日聂荣臻来到阿尔希波夫的寓所。阿尔希波夫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对聂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问题，苏联政府表示支持。“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并表示将圆满答复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委托聂荣臻负责筹组代表团。[63]8月6日，周恩来致函布尔加宁明确提出：“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和更好地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我们考虑在我原子能工业建成后，需要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掷工具，请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商谈。”[64]14日布尔加宁收到使馆递交的周恩来信函时，当面表示“原则上无问题”，“日内可予答复”。[65]10天后，苏联驻华代办交给中国一份照会，同意中国派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建立原子工业和生产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以及航空技术等问题”；同时，还递交了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正式邀请函。[66]

苏联态度的突然转变，显然与毛泽东在苏共六月事变后公开表态支持赫鲁晓夫有关。在苏联答复同意后，中国派出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的代表团，还聘请了21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共40多人，于9月7日抵莫斯科。谈判从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等5个组同时进行。苏方分别以国防部副部长、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副部长、无线电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为组长。尽管在谈判中苏联方面还是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和热情，苏方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甚至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聂荣臻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开会时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中国得到这些援助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国防物质基础在“二五”计划末将跃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水平。[67]消息传到国内，29日上午，周恩来委托彭德怀、李富春召集国防工业负责人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了宋任穷的汇报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提出的援助项目都是中国国防所必需的，因此积极表示赞成，并同意照苏联提出的协定签字，签订后再从各方面继续具体商谈。[68]10月5日，周恩来致函驻苏大使刘晓，并告聂荣臻：中央同意由聂荣臻代表政府签订苏方所建议的协定。[69]

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共5章22条。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70]鉴于协定对核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都未做具体规定，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年和1960年。[71]

《国防新技术协定》和《补充协定》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72]

第三节 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苏联对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是正常的和顺利的。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从而显著改善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技术装备和条件。同时，在建造过程中培养的人才，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提取的数据，不仅为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进步提供了前提，也间接地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奠定基础。得到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73]此外，苏联还根据协定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聂荣臻认为，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加快了中国的前进步伐。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消化资料、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74]于是，1958年8月，二机部党组在呈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首肯。[75]

在原子弹研制方面，苏联不仅提供设备、图纸和技术资料，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特别是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培训中国技术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面，苏联专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原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回忆说：“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76]如上所述，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建设方面，中苏两国政府共签订了六个合作与援助协定，其中关于铀矿普查勘探两个（1954、1956年），核物理科学研究一个（1955年），核工业建设两个（1956、1958年），核武器研制一个（1957年）。中方专家认为：这六个协定，包括核科学基础研究、铀资源普查勘探、铀矿开采与提取、铀转化、铀浓缩、核燃料元件和核部件制造、钚生产反应堆与铀钚分离后处理、核爆炸试验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的核科技工业建设从一开始就能齐头并进，全面展开。[77]

就原子弹的制造程序而言，共有六类工厂（场），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这些企业或基地于1957年底开始陆续进入设计（苏联专家负责初步和主工艺设计，中方负责施工和辅助设计）和施工阶段，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铺开。如开采矿石的铀矿场（湖南郴县、大浦和江西上饶），粉碎矿石和初步提炼天然铀的水冶厂（湖南衡阳），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厂（包头核元件厂等），制造浓缩铀的核扩散厂（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制造原子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0基地），以及核试验场（21基地）等。[78]同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和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移交中国，标志着中国正在“向原子能时代跃进”。[79]随后一年，核燃料生产与核爆炸研制两个系统齐头并进，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在导弹研制方面，苏联一方面继续提供技术资料和样品，一方面帮助中国训练导弹部队。1957年11月26日苏联国防部通知，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苏方将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80]12月20日，装有P-2型导弹及其器材的3770次国际列车，缓缓驶进满洲里火车站。列车由10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有苏军官兵，共102人。车上载有两枚P-2型地对地训练导弹，1个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45件。24日，当列车顺利到达炮兵教导大队驻地时，彭德怀亲手解开了系在P-2型导弹上的红绸带，满含深情地对在场官兵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81]几天以后，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82]

1958年1月11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训练班开学。P-2型导弹虽说已从苏军的战斗序列中退出现役，但对中国军人来说，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钱学森鼓励学员说：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参加训练的学员共533人，另有见习人员150名，分成23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三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培训。到1959年7月24日训练结束，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1357名，为中国导弹部队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教员和管理干部。[83]在此期间，1958年9月，在空军建制下正式成立了导弹学校，负责培训全军所需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等导弹兵器的工程技术和指挥干部。学校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设立编制，并由12名苏联专家授课。[84]

经过与苏联专家的协商和谈判，1958年10月6日，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代号为543部队。11月27日和29日，苏联提供的4套萨姆-2地对空导弹运到北京，前来指导的苏联专家共95人同时到达。负责组建导弹部队的张伯华回忆说：苏联专家组来后，我们一起研究了教学大纲、计划，按专业进行编班。12月21日，改装训练正式开始。参加这期训练的干部共464人。理论训练分17个专业进行，兵器和操作训练分成四类，其中实战部队由苏军导弹营负责对口包教。1959年4月经过实弹打靶考核后，在靶场举行了兵器装备交接仪式。[85]1959年10月7日，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率部在北京上空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型高空侦察机一架，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苏联顾问对此也十分高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后来总结说：这一仗完全是按苏联专家教的办法打的。[86]

不过，苏联的核援助并非是无保留的。据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回忆，他们给中国人讲课的内容是有严格规定的，根据上级的要求，只能讲苏联1951年试验成功的那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和技术资料，“苏联领导人不允许把比1951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尽管如此，作为科学家，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还是尽职尽责的。开始，专家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资料——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的专家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苏联专家认为，在莫斯科允许和专家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87]当然，这种界限有时是很难掌握的，一些被派到机密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由于害怕泄露秘密而感到困苦和不安。据1957年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份被派到中国的顾问，从未被告知哪些东西可以透漏，哪些东西不该透漏。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注定要陷入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的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88]孟戈非详细地回忆了与原子能研究所苏联专家组组长沃尔比约夫的一次谈话，这位资深而诚恳的老专家既要严格保守苏联核潜艇的秘密，又要如实回答中国技术专家的请教，谈话双方确实都苦费了一番心思。[89]

问题的确不是出在专家本身，而是苏联的政策规定。如铀浓缩技术，苏联当时已掌握了十分省电的离心机，而给中方的仍然是耗电量极大的扩散机。又如后处理技术，苏联给中方的是已经落后的沉淀法，而当时欧美都已采用先进的萃取法。再如，核武器技术传授，苏方限定专家只能讲以钚为装料的原子弹，而根本未涉及铀装料的技术问题。[90]聂荣臻后来的判断是不错的：在尖端武器方面，“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91]

其实，苏联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并实行这种“内外有别”的原则的。举出这些事例只是要说明，赫鲁晓夫后来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92]但无论如何，对中国的核援助是苏联对华援助的顶峰。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政治合作也达到了最高水平，能够表明这一点的，就是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

[1] 在严格的意义上，核武器仅指核弹头，从广义讲，这个概念包括了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导弹（亦称火箭、飞弹），当时在中国也称为尖端武器或国防新技术。

[2]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Yuri Smirnov and Vladisla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Issue4，Fall1994，pp.14-18；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56，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Mark Kramer，“Documenting the Early Soviet Nuclear Weapons Program，”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266-271；John Gaddis et al.ed.，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笔者所见，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有Viktor M.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12，№4，December 1999，pp.1-53；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 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 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НИИХ СП6ГУ，2000。

[4] 最重要的有《聂荣臻回忆录》；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本书编写组《聂荣臻传》；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等。研究中国核问题的英文论著不计其数，在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和薛理泰的专著（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其中一节简要论述了中苏核关系。

[5] 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可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该文第一次将中国发展核武器与苏联的关系做了比较完整的描述和客观的分析，其缺陷是只依据中方的史料，故对有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语焉不详。

[6] 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71；《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10页。

[7] 关于苏联第一次核爆试验的情形参见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6，с.224-225；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pp.213-219。

[8] 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71.后来俄国的核武器专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见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3。

[9]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16-19.双方最后签字的文本用语与此相同（《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有学者认为，这一保证的条款，即“尽其全力”，是周恩来提出的，并且是在经过激烈争吵后，苏方才被迫同意的。（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5）这种说法不对，因为前引内容出现在苏联外交部1月9日起草的条约第二稿草案中，而那时周恩来还未起程来莫斯科。参见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10] 《叶子龙回忆录》，第185～186页。

[11] ЦХСД，ф.5，оп.30，д.7，л.18-20，转引自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 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с110。

[12] 参见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15-216。

[1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90页；维克托·乌索夫（В.Усов）：《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俄）《新闻时报》2003年8月6日。笔者是在国际互联网中文网站（http：//www.scol.com.cn）上看到此文的，俄文网站（www.news2.ru/）已经检索不到2003年的内容了。另见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9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第658页。

[14] 笔者2001年6～8月采访王亚志的记录。

[15] 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657～658页。

[16]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第218～219页。

[17]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572～5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78页。关于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前者说是赫鲁晓夫当时主动提出的，毛泽东答应考虑；后者说是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看来需要有关档案解密才能知道细节。

[18]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李鹰翔，原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主编之一。

[19] 据俄国的解密档案，按当时价格计算，1947～1949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145亿卢布，而在1951～1955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648亿卢布。（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2-244）而中国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仅62.99亿元（《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107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工业投资实际完成额也只有250.26亿元（《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第2页），按1961年的汇率计算，分别约合22.5亿和56.4亿卢布，远远低于苏联研制核武器的经费。

[20] 参见Larry Gerber，“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1982，Vol.6，№1，pp.69-95；Батюк В. План Баруха и СССР//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с.85-98。

[21] TsKhSD，f.5，op.3，d.126，ll.39-41，转引自Smirnov，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pp.14-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65～488页。

[22] 详见科拉尔·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第165～170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7页。

[24]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13～14页；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p.38-39。

[25] 参见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562页。

[26] 《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16～19、13～14页。

[27] 《新华月报》，1955年2月28日；《人民日报》1955年1月28日、2月1日。

[2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1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23页；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p.73-87。

[29]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5日；《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

[30] ЦХСД，ф.4，оп.9，д.1347，p.571，л.121-123；《中苏关系文件》第10卷，第2552～2553页。

[31]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50～1985）》，1987年，未刊，第15～17页。

[3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9～530页。

[3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9页。

[34] 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p.157；《人民日报》1956年9月22日；《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0页。

[35] 联合原子能研究所章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本篇以下简称“外档”），109-00752-01，第4～31页。

[36] 本书编写组《陈赓传》，第510～511页。

[37] 《人民日报》1957年4月18日。

[38]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

[39]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1页。

[40] 外档，109-01101-01，第 228～230、46～49页。

[41] 沈志华2002年9月采访孟戈非记录。孟戈非1950年代曾任科学院物理所负责人。Негин Е.，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как СССР делился с Китаем своими атомными секретами//Итоги，октября1996，с.43-44。根据中国的资料，到1960年上半年，原子能所的职工队伍由1954年底原物理所的170人（科技人员不足100人），发展到4345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员1884人。见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8页。

[42] 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第24～30页。

[43]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14～16页。

[44] 《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0～21页。

[45]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第30～31页。

[46] 《周恩来年谱1弘9 ～1976»上卷，第605页。

[47]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02页。

[48]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9页。

[49] 在苏联援建的试验性工业核反应堆及相应的科研所还在建设的过程中，1957年中方就反复表示：非常感谢苏联对建设研究所给予的援助，但在目前阶段上，中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掌握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方法，而是提取生产原子弹所需的物质。苏方对此迟迟未予理睬。见《阿尔希波夫的回忆》，1989年初递交苏共中央。这份材料是阿尔希波夫1995年交给阎明复的，同时交付的还有阿尔希波夫主持起草的《苏中冲突大事记》和《苏中冲突的原因与过程（1958～1985年）》。感谢阎明复为笔者提供了这些珍贵的史料。另参见《陈赓传》，第505页。

[50] 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第28～29页；张愈：《在彭总身边保健的日子里》，《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聂荣臻传》，第544～546、548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第575、577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12页；采访王亚志记录。后来为了减少层次，提高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经聂荣臻提议，1957年3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五局，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

[51]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8日。

[52] 外档，109-00786-09，第59～63页。参见Morton Halperin，“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1957-1960，”Morton Halperin 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67，p.118。

[53] 《聂荣臻传》，第569页。

[54]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88页。

[55] 《聂荣臻传》，第569页；《聂荣臻回忆录》，第800～801页。

[56] 《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95页；《聂荣臻传》，第570～571页。

[57]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91～592页；《聂荣臻传》，第571～572页。

[58]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92～593页。早在6月，聂荣臻就提请国务院将一部分留苏学生转学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名学生去苏联学习上述专业。见《聂荣臻传》，第569页。

[59] 作为当事人，聂荣臻就有此感受，见《聂荣臻回忆录》，第803页。

[60]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05页。

[61]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08、612～613页。

[62] 外档，109-00792-02，第15～16页。此前研究者都引用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14页）的说法，断定聂荣臻的报告是7月18日写的。笔者认为，外交部的档案应更为可靠。

[63]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15页；《聂荣臻传》，第575页。

[6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7页。几天后，中国正式提出要修改1956年的原子能协定，以前所定设备请暂缓交付。见外档，109-00792-02，第17页。

[65] 外档，109-01726-02，第58～59页。

[66] 外档，109-00787-04，第8～10页。

[67] 《聂荣臻传》，第575～579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19～620页。

[68]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2页。

[6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80页。

[70]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3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43页；东方鹤：《张爱萍传》，第728页；《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72～174页；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p.62。在这次谈判中，中方的主要要求中只有一项没有得到满足，即苏联拒绝提供有关核动力潜艇的任何技术资料。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71]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1～22页。

[72]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9页。

[73]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号126，第1～12页。

[74] 《聂荣臻回忆录》，第803～804页；《聂荣臻传》，第579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71页。

[75] 杨连堂：《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6页。

[76] 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第25页。俄国学者提供的数字是，帮助中国进行核武器研制的苏联科学家共640人。见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

[77]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

[78] 2001年8月10日沈志华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曾任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总工程师。《聂荣臻传》，第554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59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2～27页。

[79]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1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28日。移交典礼后，放映了一部国产新影片，名字就是“向原子能时代跃进”。

[80]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7～628页。

[81]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党史博览》2002年第9期，第11～12页。

[82]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32页。

[83]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第11、14页。

[84] 王定烈：《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的建立》，《空军回忆史料》，第481～485页。

[85] 张伯华：《组建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的回忆》，《空军回忆史料》，第489～493页。

[86] 岳振华：《击落美制U-2飞机作战追记》，《百年潮》2002年第6期，第17～22页；2002年3月2日笔者采访恽前程记录。恽前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87] Негин Е.，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с.44-45.

[88] TsKhSD，f.5，op.49，roll.8862，no.41（April-December1957），p.146，转引自D.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p.123。

[89] 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第24～29页。

[90]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

[91]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42页。

[92]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2～414页。

第六章 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独领风骚

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甚至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会。很多人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1]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最近披露的档案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以及在会议上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意，都是中共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准备和召开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第一节 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

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鉴于情报局浓厚的斯大林色彩，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二十大期间开会决定予以解散，同时讨论了国际共运今后的活动问题。米高扬建议成立一些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可以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和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2]3月29日赫鲁晓夫向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诺维奇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四个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赫鲁晓夫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3]

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他在会谈中说，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4]当然，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局和创办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是大家的共识。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通报中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5]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在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此，经过相互协商后决定，结束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停止出版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公报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6]

所谓“新的有效方式”，当然就不再是建立情报局或联络局一类的机构。对此，6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的决议说：“苏共中央认为，这种联系的形式可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定期召开会议，就他们工作中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对具体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党的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如果某个党为了交换意见、为了交流现有的经验，希望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集体的讨论，并就这些问题同相关国家的共产党协调行动，都可以提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代表会议。会议召开的地点可以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会议不需要一定都通过决议，但是可以提出得到与会所有代表都同意的建议。”至于联合刊物的问题，苏共中央认为，为了“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道路和经验，推广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刊物还是要办，但“这一期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构，不必接受他们的指示”。[7]显然，毛泽东提出的“开会解决问题”的建议，原则上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认可。

接着，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于6月22～26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问题。[8]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也进一步强调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9]然而，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中断。

东欧的风暴过去以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就更显得有必要了。这时，由于在波匈事件中发挥了特别的影响和作用，中共此时对于参与世界共产党事务就感到更有责任，其表现也更加积极主动了。1957年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帮助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善后事宜，在此期间，先后与苏共和南共商谈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10]1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特意找到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米丘诺.维奇，向他介绍了中共关于召开共产党国家代表会议的想法。周首先提出，应当组织一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会议，目的是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团结，消除妨碍合作和团结的因素。会议可以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周恩来希望知道，铁托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是否有益，以及预定的时间是否合适。周提出，如果铁托同意召开并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对于大使的提问，周恩来回答说：召开这次会议的倡议是中国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整个这件事起源于毛泽东本人。周解释说，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共产党人之间的新组织，会议也不会做出任何强加于与会者的决议。虽然不是很坚决，但周表明，如果南斯拉夫不参加，会议就不会举行。米丘诺维奇对周恩来如此直率的谈话感到非常意外，并感觉到中共对苏联以前的做法持批评态度。[11]此前，周恩来与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通电话，要求他临时拜访铁托，并指定由伍修权大使亲自担任翻译。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彭真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南共中央要专门讨论。他个人的意见是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会议。[12]南共的态度令中共进退两难，因为事前并未向苏共提到会议召集人的问题，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彭真只是含糊地向赫鲁晓夫通报说，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各国共产党会议。[13]中共为何会想到拋开苏共，而与南共联手召集会议？就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看，对此还无法做出确定的解释。不过，铁托的态度很可能使中共感到这次会议目前还不宜召开。

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第一是中共，第二是南共，而如今这两家的意见已大体一致，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1957年2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商议。会议提出，可以先分别与南共和中共协商如何召开会议的问题。2月7日主席团批准的赫鲁晓夫给中共中央的信函表示，苏共同意中共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认为应该由中共筹备和出面主持这次会议，并希望把有关筹备情况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信中还说，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会议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比较适宜。[14]

莫斯科来信提出由中共出面召集会议的建议，着实令中共吃惊。按说，苏共并不知道中共曾建议由中南两党召集会议的情况，而来信却说“根据已经获悉的协议”，应该由中共中央主持会议的筹备工作。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颇感疑惑，并追问缘由。当事人断定，可能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彭真的通话被监听了。[15]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毛泽东只得答复说：中共中央不准备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会议应由苏共中央筹备召开。但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会议应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召开，建议不要匆忙地开会。[16]莫斯科只好耐心等待。

是年6月，苏共中央再次催促中共同意召开会议，并建议在7月就先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同时提出，会议可以遵照南共的意见，不规定日程，由参加者自己来决定会议的性质和程序。这次，中共中央表示可以召开这样的会议了，并建议为开好这个会，应事先经过商量，可以先提出一个文件草稿，发给各兄弟党征求意见。草案要讨论、修改，一致同意后再开会。[17]然而，就在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时，苏共内部发生了六月事件。工作只得再次中断。

赫鲁晓夫对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中共的意见在莫斯科就更有分量了。7月9日，苏联代办阿布拉希莫夫约见刘少奇，转达了苏共中央关于尽快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的回答是：开这样的会应该取得大家一致同意的结果，要事先和各兄弟党商量，搞出一个共同的看法一致的文件来。[18]中共的答复给赫鲁晓夫吃了颗定心丸，苏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只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其他党的意见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8月19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致函毛泽东，正式邀请他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同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若干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19]对此，毛泽东欣然接受。中共有意在9月初就向各兄弟党透露出毛泽东将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暗示将在庆典期间召开重要会议，并且希望各党“也派遣自己的第一号人物来莫斯科”。[20]10月6、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访苏代表团的问题。[21]

10月25日，苏联大使尤金送来了赫鲁晓夫给毛泽东的私人邀请信及苏共起草的会议宣言草案。尤金称，这份宣言草案已事先送给南共中央征求意见，南共领导人不同意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草案翻译后，毛泽东指定胡乔木动手修改，并指示，在文字上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草案原稿，但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22]10月29日晚，毛泽东会见尤金大使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苏共中央送来的文件。总的来说，草案需要大量删减，只保留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中共还有一些个别意见。第一，关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主张要同时提出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第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应该更一般性，不应当仅仅突出地提出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第三，关于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希望在宣言中就不要指名道姓了。至于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形成问题，中共提出三个方案。一是经过事先充分讨论后通过并发表宣言，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宣言也要通过。毛泽东倾向于这个方案，并说：这样“天下不会大乱”。二是经事先讨论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只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三是仅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声明。[23]

11月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尤金10月30日电告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会议做出决议，接受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即使南斯拉夫人不签字，也要发表共同宣言。同时，也可以搞一个中苏两党的声明。最后，会议要求苏斯洛夫等人考虑中共的意见，于第二天提交修改后的宣言草案。[24]当天，毛泽东率领一个庞大的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第二节 中苏携手领导社会主义阵营

召开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一点是中共和苏共一致追求的，那就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为此，中苏两党共同付出了努力。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莫斯科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赴苏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25]苏共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对中共更是尊重有加，从大会宣言的起草，对中共代表团（特别是毛本人）的活动安排，直到毛泽东的起居习惯，赫鲁晓夫都是亲自过问，并给予了特殊的关照，尽量满足中方的要求。[26]

从实际情况看，莫斯科会议的整个过程，主要就是一件事：起草《莫斯科宣言》。从11月3日中苏两党开始交换意见，到10日基本达成一致，然后又交给各国党代表团讨论，成立起草委员会修改，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19日）完成定稿，报告并签字。正如毛泽东所说，重要的问题是与大家商量搞出一个会议文件，“开会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27]在这一过程中，中苏两党确实做到了反复协商，寻求统一，分头工作，共同领导。

11月3日晚，中苏两党举行会谈讨论起草文件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苏方正在根据中共的意见修改宣言草案。毛泽东建议由中苏共同研究和修改宣言，并提出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以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试探性地提到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仍然表示不赞成，认为还是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人。[28]11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分别由邓小平和苏斯洛夫领头开始会商。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的草稿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29]8日中午，中苏双方代表再次会商，就宣言草案交换了意见。双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和平过渡的问题上，分歧依然没有解决，决定各自再行考虑，10日继续会谈。[30]

毛泽东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前排邓小平、毛泽东、宋庆龄、乌兰夫，后排右一为翻译李越然

为了说服苏共，毛泽东决定主要做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工作。11月7～9日，毛泽东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会谈一次，与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会谈两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指出，在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是否坚持十月革命的普遍原则，是否坚持和平过渡和革命战争两种可能性，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不宜过分强调和平过渡。这几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可以在宣言上提出两种可能性。其实，西欧各党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法共倾向于武装斗争，意共更强调议会斗争，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为此还在莫斯科吵了起来。英共则认为，在英国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上台，这对和平过渡更有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强调武装斗争的问题，而中共提出的两种可能性的说法，则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31]

11月10日中苏两党再次会商。估计到苏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维护团结，又坚持原则，中共提交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书面的意见提纲，作为备忘录留存，而在宣言草案中，同意照顾苏联的观点。双方经过磋商，终于就全部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以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的名义将草案提交各国代表团讨论。[32]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还商定，建议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不列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4日召开的会议，以免增加他们国内工作的困难。经与各党交换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议之后，再召开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文件，即《和平宣言》委托苏联和波兰党的代表起草。[33]

与苏共的草案相比，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按照中共的意见，有两点重要修改：第一，指出了过渡的两种可能性，并强调哪一种过渡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各国的具体条件。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时，同时提出应在议会外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34]至于中共的书面意见提纲，当时只提供给了苏共，既没有在大会上公开，也没有提交给任何其他党的代表团。直到1963年中苏大论战时，这个文件才公布于众。实际上，中共《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在原则上与宣言的提法没有分歧，只是又增加了两点：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争取同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但不能模糊同社会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原则界限。[35]中共代表团坚持反对在宣言中按苏共的说法表述，主要是不愿以此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方针，而忽视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武装夺取政权。后来，因为各国党在起草委员会上再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毛泽东不得不妥协，但在起草委员会上中共代表团还是声明：“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36]宣言中提出两种可能性，这是求同，中苏两党分别强调不同的道路，这是存异。但恰恰是这种做法，为以后中苏论战埋下了伏笔。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私下会谈中，说得最多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以苏联为首”。中共意识到，苏联不仅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也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且长期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领。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维护苏共的威望，坚持以苏联为首。尽管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不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娄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统一。

波匈事件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提法，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大使用了，苏共本身也在考虑，为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提到苏联的领导作用，甚至放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表述。[37]因此，在苏共最初起草的宣言中，按照苏共主席团的建议删去了所有提及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用语。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里提到“以苏联为首”，苏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38]

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在讨论宣言时曾明确表示反对，其他很多党的代表内心也不赞成，只是保持了沉默而已。[39]所以，毛泽东除了劝告苏共接受这个口号外，还要说服其他各国共产党。在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就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而“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40]然而，各方的意见并没有平息。11月11日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了不少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41]于是，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中苏两党提交的宣言草案。15日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休会时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决定立即去波兰代表团住所，同哥穆尔卡当面交换意见。[42]在会谈中，哥穆尔卡态度强硬地说，在共同的文件中只能包括大家都同意的东西，而目前文件中还有些东西是波兰不能同意的，如果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波兰就不准备参加会议了。毛泽东好言相劝说：大家都做些让步，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苏联党有了很大进步，让苏共当召集人的意见是中共提出的，召集人并不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毛泽东怎么劝说，哥穆尔卡坚持反对在原则上确定苏共为以后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波兰人后来退了一步，提出是否可以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不再坚持了，最后表示：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支持他们。[43]会谈后，毛泽东连夜约见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等人，转告哥穆尔卡的意见，并讨论了第二天如何开会的问题。[44]

11月16日上午，起草委员会再次开会，完成了宣言的起草工作。下午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带头发言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毛泽东断言：“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45]在毛泽东具有影响力的表态之后，各国代表团均发言表示拥护宣言，哥穆尔卡也发了言。会议决定基本通过草案，交起草委会做最后的修正。[46]在后来发表的宣言中，保留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而没有再提“会议召集人”的问题。这显然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反复强调以苏联为首，自然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他的说法，特别是11月18日的即席讲演，也给人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第一，每个阵营必须要有一个头，他用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的力量最强，所以“这个头就是苏联”，而中国只是政治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三，苏联当这个头是需要帮助的，中国还有句俗语：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笆篱三个桩。“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47]按照这个逻辑，目前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担负起这个责任，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为首者就理当更换了。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谁当家长并不重要，关键是由谁当家，听谁的话。这一点很快就表现出来了。

莫斯科会议上出现的其他分歧意见和矛盾，也都在宣言中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了。如意共对“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说法不满意，于是就在宣言中加了一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它自己判断。”再如，苏共坚持还要办一个共产党的国际刊物，有些党不同意，最后达成口头协议，将来刊物办起来，只刊登相同意见，不刊登分歧意见，不搞批评和争论。[48]经过中苏两党的共同努力，确实搞出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同文件，达到了求同存异的目的。但是，其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莫斯科宣言》没有任何约束力，文件虽经大家签字，但模棱两可的用语处处可见，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这就难怪会议之后各党依然各行其是，而后来发生争执时，中苏又都援引宣言的观点来指责对方。

第三节 毛泽东的即席发言语惊四座

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确实是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不仅苏联对其接待规格与众不同，而且毛泽东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立即就成为关注的中心。不过，最令研究者感兴趣并引起争议的，是毛泽东在11月18日大会上的长篇即席发言。他在发言中不时讲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话语，使得听众惊诧不已。

毛泽东一开场就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众人传诵的著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围绕这个命题，毛泽东讲了十件大事，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直到解除叙利亚危机、苏联卫星上天、英国退出亚洲和非洲、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北非。总之，国际形势已经大为不同了。

毛泽东访苏（1957年11月）

“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49]在11月8日与英共代表的谈话时，毛泽东也讲了这十件大事，并得出结论说：“我总有一个印象：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边，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边。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永远落在后边了”。[50]11月17日对中国留学生讲话时，毛泽东说得更为简明：“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51]

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这在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说明苏联的科技水平，特别是在导弹发射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头。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的聚会，也显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盛况。但是，就此断定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变化，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赫鲁晓夫在私下交谈时，已经多次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就目前来看，苏联在军事和一些其他科技项目里是领先的，但美国潜力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他们的科技力量非常雄厚。[52]哥穆尔卡与毛泽东谈话时也提出，“自从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他们是落后了，但假如有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那就看错了。我想他们早晚也会有像火箭这样的成就的。”哥穆尔卡指出，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政策。他认为“采取的政策不应使紧张局势更趋尖锐化”。[53]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本意，就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

毛泽东的另一个惊人之语是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在讲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突然插了一段关于莫洛托夫集团的话：“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54]

毛泽东的本意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是支持赫鲁晓夫的，自然也有劝告苏共要懂得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的意思。但是，第一，毛泽东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批评，这就很让人怀疑他的动机。第二，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而且用别人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把苏共领导中“两个不同集团”等同起来——至少通过翻译后人们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更让人坐不住了。据米丘诺维奇描述的现场情况是：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55]这大概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结果。说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这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56]

在毛泽东18日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核战争及其后果的一番论述。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的一片寂静”，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57]参加会议的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舍穆勒·米库尼斯回忆当时的印象是：毛泽东热衷的话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老是翻来覆去地讲。他认为大战不可避免，对此人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我甚至敢斗胆地讲，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安排生活和思考问题的，俨然是大战已经开始了。[58]

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攻击中国的核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而全文是在1992年发表的。[59]其实毛泽东不过是重复了他说过多次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既不要怕，又要认真对付。至于谈到核战争的后果，这里也不过是“极而言之”，从最坏处考虑。毛泽东的话惊吓了东欧一些小国领导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苏共在论战中以此为由指责中国好战和蓄意挑动核战争，无疑是有意歪曲了。苏共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11月14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夏皮罗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认为，如果打起原子战争和氢武器战争，世界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吗？”赫鲁晓夫答：“自然，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人类将要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并不会从地面上消失，社会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60]

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理解，问题是他采取即席演说这种随意的方式，来讲一个在欧洲人看来是如此严肃和敏感的话题，再加上仓促的翻译，就难免引起误解和怀疑。不过，毛泽东之所以用如此刺激的语言来阐述他的思想，也是有其用意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介绍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十二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一个是社会党问题。毛泽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错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这里还有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还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61]而支持世界革命，自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问题。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个解释，他说：苏共二十大“只讲和平不讲战争，这是很不好的。只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讲战争来了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莫斯科就是讲这个”。[62]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与赫鲁晓夫的根本分歧所在。

作为结果，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蕴藏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并不在于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任何一个同盟里这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求同存异的确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式。但是，莫斯科会议所反映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植根于他们对时代特点的理解完全不同。苏共认为，战后的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战胜帝国主义靠的是已经显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战争；中共则认为，目前整个世界仍然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因此消灭帝国主义的最后手段必然是革命和战争。这种理念的分歧和对立，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并由此而涉及各方面的政策和方针。所以，莫斯科会议胜利闭幕半年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便一个接一个地显露出来。

[1]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5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4页。

[2]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06-107、927.

[3]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34～37页。

[4] 毛主席同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11月15日。

[5]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933.

[6] 《人民日报》1956年4月19日，关于情报局解散过程的研究，详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4，с131-152。

[7] РГАНИ，ф.3，оп.12，д.68，л.52-53，Фурсенко А. А.（гла.ред.）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1954-1964，Том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с.346-347.

[8]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143，947.

[9] Аǔ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352-368.《真理报》1956年7月2日和《人民日报》7月6日刊登了这个决议。

[10]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11]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267～27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14页。

[12]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1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13] 关于彭真的通报，当事人的回忆不尽相同。李越然（彭真的翻译）回忆说，彭真只讲了东欧的局势已经稳定的情况，赫鲁晓夫提出重新组织共产党国际机构的问题，彭真表示会向中共中央报告。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09页。阎明复（周恩来的翻译）回忆彭真通报的内容是：“铁托当时表示同意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要求不规定议事的日程，也不要作出约束性的决定。”（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莫斯科当时从彭真那里得知的情况是：“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拟定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6，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Том1，с.991）依此判断，彭真当时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全部告诉赫鲁晓夫。

[14]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224，990-991.

[15]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一），《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第10页。笔者在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彭真与铁托会晤的文件，可见此事极为隐秘。

[16]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17]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页。

[18] 《刘少奇年谱1898～1966》下卷，第405页。

[19]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第209页。

[20]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416页。

[2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84页。

[22] 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3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7～8页。有的材料说，苏共的草案是10月28日交给中共的。（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27～128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4页）笔者为此询问阎明复，阎回答，他是查阅了中央档案馆的记录的。此外，杨身为中办主任，又亲自处理了这件事。故笔者以为，他们的回忆更加准确。

[23] 《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863～2868页。另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4～727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9页。

[24]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279-280，1021-1022.

[25]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6～97页。

[26] 详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第十章第三节。

[27]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

[2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8、733页。

[29]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0～1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7～99页。

[30] 《杨尚昆日记》，第289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0～11页。

[3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33～734页；毛泽东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与波立特、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06～107、133～134页。

[32]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0～11；《杨尚昆日记》，第290页。

[33]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1页；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281，1022。

[34]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

[35]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96～99页。

[36]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9～140页。

[37]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42.

[38]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1～132页。

[39]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1～132页。

[40] 《毛文稿》第6册，第625～628页。

[41] 《杨尚昆日记》，第292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8～99页。

[42]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1～12页；《杨尚昆日记》，第293页。

[43]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15日。

[44] 《杨尚昆日记》，第293页。

[45] 《毛文稿》第6册，第628～630页。

[46] 《杨尚昆日记》，第293页。哥穆尔卡在17日大会的发言中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见《毛文稿》第6册，第639页。

[47] 《毛文稿》第6册，第639～640页。

[48]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5、149～150页。1958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来信征求中共对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意见，苏共建议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党联合刊物，只进行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交流各党经验。2月27日中共回信表示赞同。（《毛文稿》第7册，第97～98页）《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于1958～1991年期间，在布拉格用34种语言出版，并在145个国家发行。

[49] 《毛文稿》第6册，第630～638页。

[50] 毛泽东与波立特和高兰谈话记录，1957年11月8日。

[5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757页。

[52]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9～10页。

[53]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1月6日。

[54] 《毛文稿》第6册，第643页。但七年后，即1999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未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这段话。

[55]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453～454页。

[56] 《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75页。

[57]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394～395页。

[58]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第157～159页。

[59] 《人民日报》1963年9月1日；《毛文稿》第6册，第635～636页。

[60]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0日。

[61]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0～153页。

[62] 吉林省档案馆，1/1-14/126，第16～35页。

第七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

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有过提及和评论，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1]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2]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3]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4]不过，这些论述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学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历史更为关注，并早已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5]但是，从中苏关系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著很少见到，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6]

那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苏联做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应该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回答。

第一节 中国的实际目标是赶超苏联

毛泽东说过，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7]看起来，他不仅早已有“大跃进”的想法，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当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提倡“以苏联为首”的时候，又一再谦称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个小国，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在赫鲁晓夫提出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以后，毛泽东再也憋不住了，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国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8]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躁起来。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9]于是，一场名为超英赶美、实则赶超苏联的经济“大跃进”运动便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开始了。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主题是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保守。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他认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10]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吨～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毛还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4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11]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毛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做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12]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说道：“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3]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他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14]6月23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的小组长座谈会上，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15]

赶超苏联自然不只是一个钢产量，更主要的是加快改变生产关系，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做《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瞬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16]在毛泽东看来，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7]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11月在郑州，毛泽东对比中苏的情况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斯大林只完成了第一个过渡，即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至于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苏联只是在吹，“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18]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19]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20]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21]

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22]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节 苏联的支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23]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24]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25]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源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26]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27]

虽然对一些具体做法和指标表示怀疑，但总体上苏联对总路线和“大跃进”是持肯定态度的。[28]7月26日苏联使馆在一份长篇报告中说：“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尽管报告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29]甚至赫鲁晓夫也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30]

苏联帮助建设的洛阳邙山工地（1958年）

对于“大跃进”，除了宣传报道，苏联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当时几乎所有苏联的经济区都承担了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接受中国订单的企业数以千计，帮助中国进行设计的有上百个单位。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对于一些重要建设项目，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准备提前完成订货。[31]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已经超过了前期投产的项目。据国家计委统计，苏联援建的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而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仅按照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两个协议的规定，苏联还要帮助中国建设125个企业。[32]

但是，随着“大跃进”的浪潮不断高涨，特别是在人民公社运动也融入这股浪潮以后，苏联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33]

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从一开始就显得很谨慎。最初，苏联社会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苏联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应“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34]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都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35]苏联国内的干部和群众也有极大兴趣。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36]9月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在一个专门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同时，应“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37]

经过仔细的研究，苏共中央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但鉴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不宜就此发表意见。政治局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其最后的结论是：“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38]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39]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苏联领导人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国国庆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而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的演说竟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40]

尽管如此，人民公社运动还是对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还没有找到这条道路。[41]有些东欧国家开始学习中国“大跃进”的经验，甚至效仿人民公社对本国集体农庄进行改造。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人民公社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胚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波特赛说：“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中共“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蒙古劳动者月刊》载文提及建立人民公社时写道：“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应该坚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应该这样”。越南《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表明，越南正在和将要模仿中国推行“小规模地方工业”，并广泛运用中国“试验田”和“密植”的经验。朝鲜则在“千里马”运动中大量合并农业合作社，并仿照中国建起了群众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保加利亚甚至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42]就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而言，似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承认，北京已经走在了莫斯科的前头。这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担心和恐慌。

当时在苏共中央工作的杰留辛回忆说：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43]为了给人们“打预防针”，免得大家都对中国“盲目效仿”，赫鲁晓夫感到不能再沉默了。[44]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对来访的哥穆尔卡说：“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的事业下同心协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才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得到执行。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依靠自己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是困难的”。[45]这个批评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在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又指出：“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原则，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46]这明摆着是在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的人民公社。苏联的影响发生了作用。1月17日胡志明在回答西方记者的问题时说：目前，我们不准备建立“人民公社”。日夫科夫在1月19日的经济发展报告提纲中解释说，保加利亚农业合作社的扩大，是“按苏联的例子”进行的。[47]

特别是在7月18日访问波兰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当听众提到如何看待中国的公社时，赫鲁晓夫没有正面回答，却对苏联在1920年代曾经出现的公社大发了一通议论。赫鲁晓夫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赫鲁晓夫总结说，公社的道路走不通，苏联才建起了集体农庄。[48]如果只是这样说说，就算了，而且波兰报纸在发表时也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但7月21日的《真理报》偏偏予以全文发表，看来赫鲁晓夫是有意要同毛泽东唱对台戏。[49]正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公开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第三节 毛泽东在庐山向赫鲁晓夫宣战

1958年8月初毛泽东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50]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在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道，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51]在这种情绪下，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隐晦的批评，毛泽东轻松地说，“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52]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对于1958年形势，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虽然出了一些乱子，但成绩是伟大的。[53]而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薄一波和陈毅，则更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54]显然，中共党内对于1958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个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又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55]就在这时，7月28日，《真理报》发表的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时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容忍了。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毛泽东气愤地宣布：他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9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56]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毛泽东这时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国庆10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57]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发表向赫鲁晓夫宣战的文章，《人民日报》也没有刊登赫鲁晓夫关于公社的那个讲话，中苏之间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论战并未开启似乎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做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首先，中共不宜在一个没有公开受到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苏共完全可以辩解说那是在做自我批评。[58]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59]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毕竟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最终认可。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面对196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饥荒，面对千百万逃荒要饭、饿死街头的农民，毛泽东哪里还有心情和勇气与赫鲁晓夫辩论！

毛泽东的性格同铁托一样，既桀骜不驯，又固执己见，他如何会向赫鲁晓夫低头？如果说在对内政策的分歧方面，中共确有难言之隐，无法公开与苏共争辩是非；那么，在对外政策的分歧中，毛泽东则感到真理在握，信心十足，完全可以振振有词地指责莫斯科了。

[1]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8-219.

[2]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48～549页。

[3] 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18-223.

[4]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72-78.陈兼最近又撰文专门讨论了“大跃进”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关系。见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

[5] 详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罗平汉：《关于人民公社建立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6] 参见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7]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4、715页。

[8] 详见沈志华《思考与选择》第十章第三节。

[9] 《叶子龙回忆录》，第187、213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5～376页；吉林省档案馆，1/1-14/68，第17～23页；《毛文稿》第7册，第117页。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3～695页。

[12] 吉林省档案馆，1/1-14/59，第6～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1、695～696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293、311～312页。

[13] 吉林省档案馆，1/1-14/126，第1～12页。

[14] 《毛文稿》第7册，第278、27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9～700页。

[15] 福建省档案馆，101/12/223，第15～17页。

[1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页。

[1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0页。

[18] 吉林省档案馆，1/1-14/71，第6～11页。

[19] 吉林省档案馆，1/1-14/71，第25～28页。

[20]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66页。

[21] 《内部参考》第2638期，1958年11月20日，第11页。

[22] 吉林省档案馆，1/1-14/72，第1～6页。

[23] 《内部参考》第2540期，1958年7月26日，第11～14页。

[24] 《内部参考》第2575期，1958年9月5日，第8～9页。

[25] 《内部参考》第2581期，1958年9月12日，第3～4页。

[26] 《人民日报》1958年9月6日。

[27] 《内部参考》第2625期，1958年11月5日，第23～24页。

[28] 《内部参考》第2774期，1959年5月17日，第15页；第2803期，6月20日，第12～14页。

[29] 《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3004～3079。

[30]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2日。

[31] 《人民日报》1958年6月20日。

[32] 《人民日报》1959年4月22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449页。

[33] 在这一点，中央情报局一年后的判断是正确的：“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的出现，是导致中苏关系不睦的基本要素”，“是中国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道路同苏联当前和经验严重分歧的缩影”。见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IA，“The Commune，The‘Great Leap Forward’，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ugust-December 1958），”15 June 1960，Esau Ⅷ-60，www.foia.cia.gov/cpe.asp。

[34] 《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3124～3127页。

[35] 北京市档案馆，100/1/465，第69～70页；上海市档案馆，C38/2/157，第9、11～12页。

[36] 《内部参考》第2588期，1958年9月20日，第17页。

[37] 《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3124～3127页。

[38]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2-3，1993，с.40.

[39]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46～3417页。

[40] 《内部参考》第2654期，1958年12月9日，第24～26页；《人民日报》1958年11月8日。

[41]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页。

[42]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IA，“The Commune，The‘Great Leap Forward’，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ugust-December 1958），”15 June 1960，Esau Ⅷ-60，www.foia.cia.gov/cpe.asp；《人民日报》1958年11月8日、27日。

[43] 杰留辛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上的发言，丁明整理。

[44]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0～205页。

[45]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IA，“The Commune，The‘Great Leap Forward’，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ugust-December1958），”15 June 1960，Esau Ⅷ-60，www.foia.cia.gov/cpe.asp.

[46] 《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

[47] 《人民日报》1959年1月29日、21日。

[48] 《内部参考》第2831期，1959年7月26日，第19页。

[49]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1～232页。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月后，在苏联外交部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背景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朋友虽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苏联人还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头脑发热”，是违背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则的。见《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023～3026页。

[50] 《叶子龙回忆录》，第215页。

[51] 长春市档案馆，1/1-11/60，第175～181页。

[5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91～192页。

[53]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6，第52～64页。

[54] 参见胡长水《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记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讲话》，《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70～74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172～318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38～239页；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62、272。

[55] 《毛文稿》第8册，第366、367、387～388页。

[56] 《毛文稿》第8册，第390～391、462～463、504、506～507页。

[57] 《毛文稿》第8册，第527～528页。

[58] 事实上，赫鲁晓夫也一再表示，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苏共与中共没有分歧。见《人民日报》1959年2月1日、2月7日。

[59] 公社的问题自不必说，就是“大跃进”一词也并非中国人的创造，早在1930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1950年代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的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告诉笔者：在工业化时期，苏联人最熟悉的口号之一就是“大跃进”。

第八章 军事合作、炮击金门与中苏对外政策分歧

中苏同盟最早是从军事合作开始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所有这些，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而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出兵朝鲜，也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其结果对于保障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东线安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8年发生的几个引起中苏关系变化的重大事件，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炮击金门等，也反映在军事合作方面。[1]但与1950年代初期不同，这些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恰恰表明，中苏之间的合作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双方在军事战略和策略上的不同考虑，也有因处事不当引起的感情冲动和相互猜疑，但最主要的，是中苏在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上出现了分歧，而双方又都不愿意调整自己的方针，以维持同盟，保证他们共同的根本利益。

第一节 中苏军事合作的愿望及矛盾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作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的军事力量，华沙条约的宗旨虽然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其作用不可忽视。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不过苏联确曾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2]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在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就表示，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他还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3]这个声明非正式地把中国在中苏同盟条约中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期间，也做了类似的保证。[4]

彭德怀在参加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双方都希望在1950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中苏军事合作具体化。赫鲁晓夫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承认华沙条约对亚洲和中国安全的重大作用，认为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合作，是必要的。至于合作的具体方式，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有助于加强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方针，中苏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对具体的战略和策略认识却有分歧。彭德怀出国前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指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朱可夫在与彭德怀会谈时指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双方各执己见，赫鲁晓夫表示还可以再讨论。[5]到1957年毛泽东访苏，中国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私下谈话时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进攻，你们不要还击，可以先撤退，一直撤到乌拉尔，那时中国会帮助你们的。这番言论令赫鲁晓夫目瞪口呆，完全不知所云。[6]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双方继续合作的愿望。

莫斯科会议把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推上了顶峰，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7]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确有把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推向扩展和深入的趋势。会议结束不久，12月14日，中国大使刘晓奉命通知苏联外交部：“为了加强中苏两国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合作，中国政府建议建立中苏两国国防工业联席会议，由双方各派代表若干人参加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或两次。”中方随后递交的备忘录，列出了联席会议的十项职责：“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二、讨论诸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各种武器生产方式一类的问题；三、讨论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及援助的步骤、期限和数量；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或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便进行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提高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九、研究在武器生产方面提供技术资料的保证问题；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8]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苏联是如何对中国建议做出回应的，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一致行动。

1958年1月27日，尤金大使转告周恩来说，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9]2月1日，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参赞，告知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去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10]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临时代办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场。[11]3月31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12]4月4日，苏联向美国和英国政府首脑提交了备忘录，强调苏联已单方宣布终止核试验，并要求迅速达成协议。[13]同日，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呼吁中国政府支持这一倡议。[14]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联的倡议，并发表社论表示支持。9日，周恩来即在一次外交场合说，苏联政府“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和平创议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1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15]同时，中国也向苏联通报了调整对日政策的打算。5月9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对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说，中国将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加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张闻天要求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16]此外，2月28日尤金大使向毛泽东面交了苏共中央关于举行东西方国家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17]

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1958年2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2月28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18]3月9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朱德还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此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朱德赞扬，“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由苏联负责。至于经济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首领——苏联来做。”[19]5月20～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共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20]

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和谐友好的气氛中，苏联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要求却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愤怒谴责。

第二节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风波

凡是研究冷战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21]由于毛泽东在此期间大发雷霆，第一次对苏联现任领导人和现行政策提出严厉指责，很多人认为这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22]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23]然而，由于缺乏史料，有关“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一直没有说清楚。[24]现在的研究条件比较成熟了：主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与尤金两次，与赫鲁晓夫四次）均已找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会议记录也已披露，此外还有中俄双方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问世。事件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梳理清楚了。

到1957年底，中国国防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新装备的核潜艇的作用问题。中苏各自的需要驱使他们共同谋求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几年来中苏友好合作的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基础。看来，提出中苏在海军方面的合作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于是，便有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

1958年10月，由苏联自行设计和制造并装备了Р-11ФМ洲际火箭的АБ611型潜艇结束了航行和战斗性能的一系列试验，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25]随之而来的便是外出潜艇与基地的通信和联络问题，那时还没有通信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在此之前，苏联海军已经研究了建立长波电台问题，并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信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是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26]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1954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1957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洽商，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27]于是，1958年1月6日，苏联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28]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和远程接收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做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152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主张，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出钱自己办，平时可向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来人，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会议确定将苏联的建议交海军和总参通信兵部研究，并提出意见。23日军委再次开会，确定不同苏联合办长波电台。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29]

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察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为了不影响勘察设计工作的进行，彭德怀建议，同意苏方来人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30]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6月12日，彭德怀正式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又一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建议由两国政府出面就此签订一项协定。28日，苏联海军通信部专家小组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苏方仍然坚持由中苏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费用可以各承担一半。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7月21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讨论的精神，再次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了由中国自行建设的原则：“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31]

“长波电台”问题未了，又出现了“共同舰队”的问题。中苏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解决了中国陆军和空军发展新式武器的问题，海军自然不甘落后。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肖劲光在私下谈话时向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32]回到北京后，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于1958年4月向彭德怀和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提供的5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于是，在彭德怀和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并要求最好“在1958年内就开始供给我们建造能够装载火箭、导弹的潜水艇、快艇的设计资料和蓝图”。[33]这里没有提到核潜艇的问题。

此时，中国研制核潜艇设想尚未成形。6月27日聂荣臻在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将原子能动力运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做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研究。根据现有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并组成以海军副司令罗舜初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划。报告还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潜艇问题，二机部刘杰同志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第二天，即致信赫鲁晓夫寻求海军技术援助的当天，周恩来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退聂办。”7月初，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聂荣臻关于研制核潜艇的报告。7月19日，罗舜初等报告了具体设想和安排，还提出为缩短研制时间，请苏联给予技术援助的要求。22日，聂荣臻批示同意。[34]从中国的文献资料看，尤金回到北京之前，中国只是请求苏联给予导弹潜艇的技术援助，并没有正式向苏联提出研制核潜艇的问题。不过，这样的想法中国还是有的，而且苏联也从非正式渠道得知了这个情况。否则，在毛泽东与尤金的正式会谈中就不会提到核潜艇的援助问题。

7月1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建设海军方面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非常简单：“这将触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希望在高级别交换意见”。会议委托米高扬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函，“就陆军和海军问题交换意见”。[35]所谓高级会晤无疑就是后面提到的方案：让苏联大使转达主席团的意见，并邀请周恩来和彭德怀来莫斯科商议此事。据阿尔希波夫回忆，主席团会议“未提出共同舰队这一特殊任务”。在此之前，苏联只是对中国提出的在华南地区建立长波电台的想法感兴趣，因为通过这样的电台，苏联也可以与其太平洋舰队保持联系。苏联的想法是，愿意支付50%的费用，以换取该电台10年的使用权。主席团会议之后，赫鲁晓夫召见了尤金，指示他：同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触时，可以问问能否共同建设和使用长波电台，再询问一下苏联的潜艇是否可以进入中国的港口并停泊。[36]

回到北京后，7月21日，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尤金。根据中方的记录，尤金首先说明，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接着，尤金谈了中东局势、南斯拉夫、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及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等四个问题，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尤金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抓住共同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37]目前尚未看到有关这次会谈俄国的档案，不过，参加会谈的苏联参赞魏列夏金在回忆录中讲到，尤金当时是这样说的：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建立现代化海军，莫斯科研究后认为，建造核潜艇对于苏联来说也是新事物，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技术也不成熟，且建造核潜艇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因此，在目前苏中两国共同建立一支现代化海军舰队，也许是适宜的，中国的海域可以为这支舰队在太平洋地区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在魏列夏金的记述中，尤金没有使用“共同舰队”这个说法，他反复说的是“共同建立海军舰队”。[38]

第二天上午11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谈话。会谈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根据中方的谈话记录，毛泽东重申了不搞共同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提供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他指责苏联看不起中国人，帮助中国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毛泽东的谈话还表示了对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不满。尤金在谈话中感到事态严重，便主动提出，他希望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39]尤金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所以提出请周恩来、彭德怀到莫斯科去。[40]魏列夏金的回忆录补充了许多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被删节的内容，还有一些苏方对毛泽东讲话的解读，值得注意。根据俄文记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如果苏联的建议是在中国建立共同舰队（这是在俄文记述中第一次出现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的提法），我们不能同意，因为这有点像租借。我们只同意舰队由你们帮助建立，而由我们指挥。一旦爆发战争，中国将把一切港口和机场提供给苏联使用，但我们不同意和平时期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毛泽东还提到长波电台问题，他建议电台由中国自行建立，苏联提供帮助，所有权归中国，可以向苏联提供电台侦测的结果。至于毛对苏联人的指责，俄文记述还谈道：斯大林一直不相信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国共决战时不让中共发动进攻，而要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米高扬在西柏坡以及后来都是用教训的口气同中国人谈话；毛泽东访苏期间，贝利亚在中国使馆安装了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罗申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以及苏联报刊一直不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等。此外，彭德怀也插话，讲述了在签订中苏远东防空协定时，苏方利用中方代表不懂俄文而骗取签字的错误做法。尽管毛泽东一再声称，这些现象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之间在一切最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分歧只是次要的，但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天”，“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了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策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尤金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苏联领导人丝毫没有暗示要同中国建立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关系，安东诺夫则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误会。鉴于谈话内容涉及的问题至关重要，尤金提议最好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私下会晤。正是感到问题严重，尽管毛泽东强调要将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赫鲁晓夫，但尤金在整理谈话记录时，还是特意删去了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潜艇问题不能得到真正解决则不举行会晤”这句话。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时发出。[41]尤金还转达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意思：“由于发生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他本人愿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莫斯科。但是，现在他因健康状况无法成行。”[42]

正如尤金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所预料的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赫鲁晓夫在与尤金通电话时相当激动地喊道：莫名其妙！毛泽东是怎么啦？赫鲁晓夫认为确实需要他本人当面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但因当时为解决中东冲突的出访行程已定，无法立即与毛泽东会谈。[43]接到驻华使馆7月23日发来的电报，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即开会商议，并表示了这样几个意思：（1）苏共中央曾为尤金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但尤金“在谈话时没有交给中国朋友”；（2）“我们本身在斯大林时期就反对租借”，例如米高扬就提过意见，但失败了；（3）我们赞成会晤，但情况不允许；（4）“你们怎样才能同意呢？”如果对苏联的建议不满意，希望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5）如果讲求实效的话，那就是（苏联）海军方面提出的请求；（6）关于顾问的问题，我们愿意撤除，并已经给你们写过信，也可以减少数量。[44]考虑到赫鲁晓夫一时无法前往中国，会议决定再为尤金准备一个备忘录，“以便其与中国朋友举行会谈”。[45]

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请求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7月24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约见了尤金。尤金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认为苏方在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方面似乎提出了某种政治条件表示很奇怪。刘少奇问，苏共中央是否提出帮助中国建立舰队要以舰队归苏中两国共同所有为条件。尤金十分明确地回答说：苏联方面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连一点暗示的迹象也没有。接着，周恩来对长波电台问题提出质问，尤金仍然表示，苏方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政治性条件。刘少奇说，照他的理解，苏联方面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了。尤金回答说，上次会晤他在通报情况时已谈过此事。于是，刘少奇对此表示赞同，并再次提出，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中国的海军舰队，但正像毛泽东所说，如果苏联不能给予这种帮助，那么，中国可以收回或者推迟提出这一请求。最后，尤金通报说，赫鲁晓夫近期不能来华访问了。[46]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当他确信中东危机已经缓和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之行，秘密赶到北京。[47]

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的影子”。苏联的要求，只是希望其海军舰队可以利用中国的海域对付美国人。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听过赫鲁晓夫的解释后，毛泽东发了几句牢骚，便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还约定，以后“永远不再提这样的问题”了。关于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虽然后面毛泽东又大谈苏联专家问题，并继续批评苏联，但是引起他大发雷霆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48]

上述史料说明，苏联最初的建议没有建立共同舰队的意思，就是希望将来其远离本土的潜艇舰队可以在中国的港口停泊休整，共同建设长波电台也是为此目的，并认为这是一个“讲求实效”的办法。尤金转述苏联的想法时，将其演绎为“共同建立海军舰队”。毛泽东把这种说法归纳为“共同舰队”，并没有歪曲尤金谈话的意思，但的确因此而误解了赫鲁晓夫的本意。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尤金越讲越乱，无法自圆其说。于是，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要学斯大林的老样子，在中国搞“合作社”，从而感到中国的主权受到威胁，中国人的感情受到伤害。

苏联确实一直都想利用中国的海军基地，但是说赫鲁晓夫想通过建立联合舰队控制中国，侵犯中国的主权，未免言过其实，也不符合事实。赫鲁晓夫当时认为，“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而且长波电台和修理基地对中国海军也是需要的，再说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中国舰队也可以使用苏联的基地。“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在接到尤金的电报后，赫鲁晓夫还认为“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49]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中国人的民族感情。[50]

平心而论，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并无恶意，而是过于看重了在中苏军事同盟中采取统一行动的方式了。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共同使用海军基地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是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毛泽东的反应则显得过于敏感了。虽然在一个长期遭受外国侵略和凌辱的国家，从民族感情上讲，对于苏联这样的建议产生受到伤害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苏联的盟国，尤其是作为一国领袖，对一个刚刚提出的具体建议表现得如此激动，怒不可遏，却是难以理解的。这固然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同盟关系中的相互地位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中毛泽东本人的心态。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

退一步讲，即使苏联人的建议确有不妥，也不过是提出一个想法，是可以商议的。[51]事实上，所有问题最后都是按照中国的意愿解决的。

关于长波电台问题。8月3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3）苏联需要使用该电台的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同年11月，双方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提供设备器材和派遣专家的合同。1959年9月В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8人专家组来到中国，与中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开始投入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工程设计。1960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设计方案后，施工部队开始进入施工现场。[52]

关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赫鲁晓夫回国后，于9月8日致电周恩来，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派代表团进行商谈。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除了认为尚不成熟的核潜艇技术，苏联几乎满足了中国的所有要求：向中国出售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Р-11ФМ型弹道导弹4枚、П-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呐、无线电、导航器材共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53]

其实，毛泽东把憋在心中的怨气发泄出去后，已经平静多了，还对赫鲁晓夫本人大加赞扬。赫鲁晓夫也对这次访问的结果十分满意，认为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54]赫鲁晓夫回国后立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通报了访问的情况，会议认为：“这次访问是有益的，会谈是真诚的。”[55]如此看来，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的争吵及其所反映的矛盾实质，在后来双方的政治大论战中被夸大了，甚至歪曲了，其结果也影响到研究者对事情的判断。

然而，赫鲁晓夫刚刚离开北京，就发生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万炮齐轰金门。这才是引发中苏在对外政策方面出现严重分歧的真正原因。

第三节 炮击金门引发的严重分歧

通过梳理史料和思考，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采取这次军事行动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仅仅通过炮轰的方式来封锁金门，造成一种气势和压力，迫使蒋介石主动放弃金门，从而实现收复全部沿海岛屿的既定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56]要实现这一目的，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蒋军缺少斗志，无心守岛，否则只能使战争升级，采取空中轰炸和强行登陆的办法，而这是毛泽东不愿意也不准备实施的；第二，美国置若罔闻，无意干涉，否则中国采取的行动非但无法达到目的，反而会引火烧身，造成严重后果。然而，对于这两点，毛泽东实在没有把握。因此，对于这次战役的真正目的，毛泽东除了在政治局常委这样极小的范围内有所透露外，是无法明言的。其结果，甚至直接指挥战役的中国军事领导人都摸不清毛泽东的意图，[57]也就难怪苏联人会胡乱猜疑了。[58]

1958年1月中旬，福州军区司令部讨论了关于空军进入福建及对金马作战的方案。他们认为，空军入闽对于保卫国防、打击蒋军都是十分有利的，但考虑到国际政治反应，应避免刺激敌人，空军拟不主动轰炸、不出海作战、不接触美机为好。如果对金门和马祖作战，则采用空军、海军及地面炮火轰击和封锁的办法，不用陆军登陆，即可能迫使蒋军撤离。[59]3月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托邓小平带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讨论结果和军委意见：“拟在7、8月开始行动”，“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8日毛泽东批复同意，但最后行动时间待定。[60]7月15日中东危机爆发，毛泽东立即有所反应。17日，正在准备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的彭德怀向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东局势，空军要尽快入闽，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总参立即拟订部队行动计划。[61]未等军方拿出具体方案，7月18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军队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打10万至20万发，以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打两三个月；空军两个师同时或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彭德怀于当晚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做出安排，炮兵准备于25日轰击金门蒋军舰艇，封锁港口，断其海上交通，空军27日转场。7月19日总参召开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62]

对于毛泽东突然做此决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利用中东危机、美国无暇东顾的时机，发动一次军事攻势，迫使蒋军退出金马。至于美国对此会做出何种举动，中国应该如何应付，自己的盟友苏联又会有何反应，毛泽东显然还没来得及认真考虑。命令下达后，毛泽东冷静地思考了几天，7月27日突然决定暂时停止炮击金门的行动。从毛泽东信中所说“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一句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对采取这次行动会导致敌方做何反应有所顾虑。[63]从后面发生的事情看，还有一种可能是毛泽东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制约美国的干涉意图，让敌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做出反应。

毛泽东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美国对炮击行动做出激烈反应。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特别注意避免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如对攻击大陈岛、一江山岛时机的考虑，以及下令让蒋军安全撤出大陈岛。[64]1958年炮击金门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是美国的反应。很可能就在这时，毛泽东想到了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中苏同盟的力量，而尤金大使7月21日提出的关于中苏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建议，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毛泽东为苏联人提出的一个有待商讨的建议如此大动肝火，态度粗暴，不仅令苏联使馆和赫鲁晓夫本人如堕五里云雾，也让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理解。显然，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或个人脾气秉性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毛泽东的行为，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尽管赫鲁晓夫当时是这样猜测的。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样做是借题发挥，别有用意。笔者详细阅读了7月21日至8月3日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及赫鲁晓夫的全部谈话记录，并由此断定，毛泽东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赫鲁晓夫本人引到北京，并与他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

7月22日与尤金的第二次谈话是毛泽东约定的。在滔滔不绝接连几个小时的讲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指责了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言行，令听者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最后，毛泽东把态度缓和下来说：“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我也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他来，我们还可以发表个声明，吓唬一下帝国主义”。[65]显然，毛泽东说这些话都不是没有目的的。在7月31日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毛泽东不经意地提到：“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赫鲁晓夫答道：“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他们会被吓着。”[66]8月3日联合公报所强调的，恰恰是会谈中没有讨论的问题：“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67]

为了表示与中国的团结一致，在会谈公报刚刚签字后，莫斯科时间8月3日上午10时，苏联电台便中断了预定的节目，开始广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随后又反复播报会谈公报。据驻苏使馆报告，连日来苏联各大报对中苏会谈反应热烈，以大量篇幅发表消息、社论，各单位纷纷组织读报、座谈和群众大会。在大规模的宣传中，苏联舆论强调这次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公报充分显示了中苏之间“坚如磐石”的团结，甚至转引了越南报纸的说法：社会主义阵营是“以中苏为首”、“以中苏为核心”的。同时，报道还突出了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和不怕战争的精神。[68]

对于毛泽东来讲，苏联的这些举动正中下怀。[69]其实，毛泽东如此做法，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不出所料，公报发表后，在北京的各国使馆都猜测，“两国军方可能会采取某些行动”。[70]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一行动乃为九年来俄共与毛匪双方勾结之最重要”的会议，并告蒋经国，中共“进犯台湾之期在即”。[71]杜勒斯则认为，会谈公报是中苏在合伙试探美国是否会在苏联拥有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表现出软弱。[72]炮击开始后杜勒斯进一步判断，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73]蒋介石也认为，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时做出的“郑重决定”。[74]在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时，让对手感受到中苏同盟的存在和中苏团结的力量，这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反应。

就在公报签署的前一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和军方领导人开会，具体部署炮击金门作战。[75]然而，赫鲁晓夫却像傻子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实际上，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向他提到台湾和金门问题。[76]事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不无得意地谈道：“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77]时隔一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解释自己的决定时又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78]

面对毛泽东的“突然袭击”，莫斯科当然十分恼火。时任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的贾丕才在危机中曾随同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79]当时赫鲁晓夫不便公开暴露盟友之间的矛盾，但他心中的恶气终于在一年后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发泄出来。赫鲁晓夫不仅表示反对中国处理沿海岛屿问题的做法，而且埋怨毛泽东事先没有告知这一情况。尽管毛泽东进行了辩解，赫鲁晓夫仍然赌气地说：“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他一再强调，苏联很不了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80]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因为莫斯科当时承担着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责任。当中国面临危机时，国际主义的理念和义务要求苏联必须出面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利益。

炮击行动开始后，苏联的反应很平静。8月24日赫鲁晓夫曾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只讲了中东问题，而丝毫没有提到在远东发生的事情。[81]显然，他不知道炮击行动为什么会发生，将有什么后果，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26日中国外交部主动通报的情况非常简单：“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无论如何要解放这些领土，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美国对于我们的打击行动持有何种立场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参与这一地区的冲突。”[82]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当然是在安慰莫斯科。直到31日，《真理报》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美蒋“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83]莫斯科迟迟不以官方名义对危机做出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苏联人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84]况且，美国当时也没有什么激烈反应。直到8月底，美国只是对局势表示关切，谴责中国的“侵略性”行为，声明美国对保卫台湾的义务，而没有表明是否帮助蒋军防守金马。[85]

然而，几天后美国的公开表态就令苏联紧张起来，也让中国人感到不安。8月29日，陆军部长布鲁克在汉城对记者说，如果中国人“低估或误解了”总统或杜勒斯的声明，“将要因此而后悔”。9月1日他又在结束访台时发表讲话：“如果共产党进攻金门、马祖而以为这仅将导致一场有限战争的话，那他们实在是在冒极大的危险。”[86]其实，毛泽东应该已经感觉到依靠武力是无法取得金马的——只用炮击吓不走蒋介石，采用空军轰炸和陆军强攻，又会导致战争升级，引来美国人。8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对外宣传应该避免对登陆金门问题做肯定或否定的表示。[87]9月3日毛泽东责成中央军委起草的《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再次指出，炮击金门“是一种持久的斗争”，并规定：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炮击也要有节奏，打打看看；海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不准主动攻击美军。[88]同一天，毛泽东下令炮击暂停三天。4日晨，电台广播了中国政府声明，宣布12浬领海线。[89]在当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美舰入侵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同时准备与美国恢复谈判，还要开展宣传攻势，但不要说过头话。[90]

显然，毛泽东变得谨慎了，并且已经准备好退路。宣布扩大领海权，不过是最后一次警告美国不得为蒋军护航。但是白宫并没有放弃已经做出的决定。[91]9月4日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布美国“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并且已经做好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时立即“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92]台湾报纸也跟着鼓噪：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93]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这一下轮到莫斯科着急了。9月5日赫鲁晓夫打电话给驻华使馆，说他准备派葛罗米柯秘密去北京，通报苏联对台海局势的看法。苏联政府正在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希望就此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94]6日葛罗米柯到达北京，分别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中方表示既不会占领金门，也不会解放台湾，总之，不会拖苏联下水。苏方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立场和策略。双方交换了周恩来9月6日声明和赫鲁晓夫9月7日信件的文本，并赞同对方的做法。[95]葛罗米柯于9月7日回国，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即讨论了中方的意见，认为都是“正确的和认真的”。经过修改，赫鲁晓夫的信件于7日晚交给美国，同时在电台播出。[96]赫鲁晓夫在信中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郑重声明：侵犯中国也就是侵犯苏联，苏联将尽力维护中苏两国的安全。[97]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声明，宣布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从危机前后的发展过程看，毛泽东的确没有想过甚至力图避免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一旦美国参与进来，中国也会想方设法化解危机。但在表面上，中国一定不能示弱。[98]这当然就需要显示中苏同盟的力量，就需要苏联给予援助。不过，毛泽东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威慑力量，这种威慑即使不能制止美国参与，至少可以防止事态扩大。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莫斯科似乎已经忘却了对中国“擅自”采取军事行动的不满。然而，随着危机的继续，中苏之间的分歧开始扩大。

周恩来的声明和赫鲁晓夫的信函并没有使危机平息下来。由于美国军舰按原计划进行护航，9月8日国共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炮战，蒋舰被击沉、击伤各1艘，美舰不战而退。[99]同一天，美台海军在台湾南部举行联合两栖登陆作战演习。[100]在澄海空战中，蒋军以损失1架战机的代价击落米格飞机5架，击伤2架。[101]11日，因蒋军炮击厦门大学和美舰再次护航，解放军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炮击金门。[102]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演说，宣布美国无法接受让其撤军的建议，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决不后退。[103]军事冲突显示出加剧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试图打通另外的渠道。9月8日和10日，周恩来两次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曹聚仁，请他转告台方，最好主动从金马撤军，国共可以再次谈判；还答应只要不让美军护航，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准许蒋舰向金门运送给养。[104]9月10日，周恩来批准了中方为中美大使级会谈起草的协议声明（草案），其重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必须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如果蒋军主动撤走，则不予追击。此后一定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105]13日，为了缓和局面，毛泽东指示炮击改为“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106]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毛泽东在中方代表王炳南临行前当面指示他，会谈时多用劝说的方法，不要用板门店谈判那样过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107]但会谈一开始便陷入争吵，王炳南为表示诚意，在休息后宣读了中方的协议草案。美方拒不接受，并于18日提出自己的方案：先停火，再讨论。中方提出指责后，美方表示，只要事实上停火即可，中方亦不能接受。[108]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针对美国的停火方案，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要求美国先行从台湾海峡撤军的主张。9月18日周恩来接见安东诺夫，向他详细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策略。周在说明了中方的反建议后指出，中方停止开炮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撤走。如果美国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双方才可能真正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台湾地区有争议问题的谈判。鉴于多数亚非国家的立场与中国存在分歧，周恩来表示，希望中立国敦促美国对蒋军撤出金门做出保证，以此作为对其停火方案的支持。周还说，为了强化关于美军撤离台湾地区的要求，中国打算加强针对金马的炮击力度，如果蒋军胆敢轰炸中国大陆，将给予全力反击。可以预计，到那时蒋介石会要求美军直接参战，而美国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总之，“我们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109]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方案非常赞赏，认为这个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110]然而，莫斯科的想法却不一样。

9月6日以后，苏联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报道有了明显增加，大量发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公众对中国支持的言论。[111]18日安东诺夫交来另一封语气更加强硬的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共中央对此十分满意（只改动了两处用词），认为它是一份“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信件的全文。[112]对于苏联的做法，就连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都认为，“不论这些声明中宣传的成分有多少”，“目前的危机已使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做了最强硬的支持共产党中国的表态”。“北平似乎并没打算在台湾问题上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立场无疑较以前得到苏联更多的支持”。[113]美国人显然被表面现象蒙蔽了。实际上，中国的强硬态度只是为迫使蒋军撤离金门所做的最后努力，而苏联政府在表示对中国支持的同时，还另有一番考虑。中苏同仇敌忾的外表，掩盖了他们内在的分歧。

9月16日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接见中国大使刘晓，除对台海紧张局势表示不安外，还提出一个建议：为打破美蒋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优势，苏联打算向这一地区派遣一支空军部队，帮助中国制止美蒋的侵略阴谋。周恩来召集众人商议后于23日致函毛泽东，拟对苏联的建议表示欢迎，只是图-16轰炸机何时进驻及指挥权问题，还需双方另行商定。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中苏合作采取何种形式为妥，苏联空军是以志愿军、雇佣军还是正规军的形式参战？几天以后，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回信，婉言谢绝了苏联的建议。[114]10月4日赫鲁晓夫又来信，提出向中国提供导弹部队问题。毛泽东考虑的方针是：“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115]赫鲁晓夫的建议并非只是说说而已，9月25日苏联军方报纸报道说：我们的战士已经做好准备，一旦需要即可提供援助消灭侵略者。[116]但在中国人看来，莫斯科似乎是不怀好意。事隔两个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苏联要派导弹部队和空军到福建前线，我们没有同意，因为他们说这些部队要由他们自己指挥。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的沿海，控制福建，就像美军驻扎在台湾一样，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们。[117]刘晓在回忆中说得比较客气，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想把台湾问题纳入苏美争霸全球的战略范围，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118]

无论如何，中国的拒绝令赫鲁晓夫十分不满，他后来抱怨说：战役开始前，中国人要我们提供武器援助和空中掩护，后来我们打算派航空师去，他们反应却非常激烈，暗示这个建议使他们受到了侮辱和伤害，他们不需要这种援助。其实我们除了想帮助朋友加兄弟外，没有别的目的。[119]炮击金门前十几天，周恩来确实致函赫鲁晓夫，说台湾已经向美国要求供应F-100型超音速战斗机，因此急需苏联提供米格-19C型歼击机30架、C-5型导弹32000发等武器装备，并要求一个月内运到中国。[120]苏联的建议大概就是针对这件事提出的。中国拒绝了苏联空军和导弹部队的援助后，米格-19飞机和导弹于10月份运抵中国。[121]不久，苏联又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提前试制图-16轰炸机的要求，同意向中国发放制造许可证。[122]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按照中国的要求提供了援助。[123]不过，从苏联两次主动要求派苏联部队参战的情况看，莫斯科未必没有自己的考虑，至少莫斯科希望把控制危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除了对援助的方式有不同意见，中苏在如何利用外交手段消除危机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分歧。中国主张通过中美及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解决问题，苏联却反复呼吁由联合国或多边国际会议处理危机。在9月7日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对周恩来一天前提到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倡议表态，却暗示可以召开多国会议，通过“共同努力”消除远东危机。葛罗米柯18日在联大的发言，也完全没有提及业已开始的中美会谈。而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中，只是在谈到“没有积极成果”时，才提到这次会谈。[124]17日《人民日报》以《各国舆论注视中美会谈》为题的报道，提到了华沙、开罗、雅加达、仰光。在这串名单中，引人注意的是没有莫斯科。[125]中国政府一向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希望在国际范围进行讨论。18日，外交部转发了中联部的一个通知，其中特别提到，关于台湾问题，“防止向联合国呼吁，如有人提出，中国绝不接受；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内政”。[126]外交部长陈毅20日发表声明，借批评美国公开表达了这种意愿：“中国政府对于正在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寄予希望的，杜勒斯却扬言要把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提交联合国。而人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被无理剥夺了的，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对于中美谈判究竟有多少诚意。”[127]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为了在苏联的参与下尽快消除危机，还是决定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并委托苏联使馆通知中国，苏联政府将给各国首脑发信，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苏联政府还打算就此事与联大主席联系，希望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理解和支持。[128]安东诺夫于当天向周恩来递交了苏联政府的新建议，周则详细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核心意思就是：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海问题，并坚持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129]28日，副外长张闻天起草了给苏联的书面答复，说明中国不怕事情拖下去，认为“苏联除公开表示支持我国以外，似乎不必忙于提出什么具体建议，对于各方面希望苏联出面斡旋的要求，也应该表示不急”。至于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现在提出还为时过早，其内容也还值得研究。[130]未等中国政府做出答复，30日安东诺夫又送来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第三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召开十国首脑会议。周恩来当时就再次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初步看法，请他转告赫鲁晓夫。[131]10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安东诺夫详细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此外还建议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至于莫斯科的建议，周恩来明确说，苏联政府不应发出第三封信和提出召开十国会议，最好还是继续要求美国撤军。安东诺夫提醒说，赫鲁晓夫信件的基本思想是避免爆发大战，特别是原子战争。周恩来则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了。[132]苏联不得不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周恩来的估计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这时已经决定放弃收复金、马的初衷。[133]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渐趋于缓和了。但此时中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响尾蛇导弹事件。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5枚美国最新研制的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中国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为美国的罪证在北京展出。[134]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正在研制空对空导弹的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一再拖延。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伤害了我们的感情。[135]

通过考察台海危机从爆发到消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出现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确定基本方针时，苏联主张缓和，而中国强调紧张；第二，在协调双方的具体措施时，苏联主张一致行动，而中国强调“自行其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苏联有义务承担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何况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从这一点讲，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与其说是要控制中国，不如说是要控制局势，是希望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抗美国、稳定局势，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的发挥，也给中苏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1958年台海危机给赫鲁晓夫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这一点由于危机期间出现的核恐吓及核保护问题而显得尤为尖锐。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终于做出了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

第四节 赫鲁晓夫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对于中国在台海危机期间的种种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了。尽管苏联两次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但是赫鲁晓夫这样做，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之意，其逻辑的结果也预示了苏联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此外，据阿尔希波夫的回忆，中国对苏联禁止核试验及防止核扩散方针的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8年苏联要求中国支持苏联提出的禁止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中国一直未予答复。1959年苏联又询问中国对不扩散核武器的态度，中方的回答是：我们期待着苏联履行双方关于原子能工业及为生产“最终产品”供应相关设备的协议。[136]

应该说，苏联做出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决定，如同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援助一样，赫鲁晓夫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37]1958年4月24日，赫鲁晓夫亲笔写信给周恩来说，关于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和样品的问题，苏联政府已委托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具体办理，最近期间内即可提供。[138]但台海危机后，赫鲁晓夫有些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核援助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在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赫鲁晓夫决定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139]

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定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即样品）和图纸资料。苏联先是要求必须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仓库盖好后，苏联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起运的命令。[140]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及技术资料早在半年前就装在2～3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事情一直拖到1959年年中，在中方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一再催问下，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丘林直接给苏共中央挂了电话。[141]最后，赫鲁晓夫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142]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并于6月26日交给周恩来。信中首先介绍了苏联与西方就禁止核试验举行的日内瓦会谈的情况，随后指出：“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争取禁止核试验的努力获得成功，而且事情也正在向着有可能签订普遍永久禁止核试验的协定的方向发展。”而就在此时，中方提出“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的要求，“如果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苏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将苏联专家的力量集中在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工业（包括生产裂变物质）上，这将成为生产核武器的基础”，而“中国要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需要两年”，到那时“才需要成批生产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苏共中央来信最后表示：“如果，我们终于能够签订普遍永久禁止试验核弹头的协定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武器的试验，就会使西方国家有理由废除禁止试验的协定，宣布苏联破坏了这个协定。”此外，“一旦发生战争的话，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143]尽管摆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尽管采取了拐弯抹角的说法，但苏共中央的意图还是十分明显的：暂时不能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两年以后再说；如果那时签订了普遍和永久禁止核试验协定，中国就不要制造原子弹了；作为替代，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一切又回到了1954年的起点。

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使中国领导人十分气愤，同时也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后来，中国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名为“596”工程，充分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对苏联的“义愤之情”。[144]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45]周恩来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146]

看到苏联在国防技术援助方面态度的变化，中国有关机构不得不抓紧时机，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执行已经签订的其他合同。1959年9月23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政府按照协定在1960年内向中国供应总值约为1.65亿卢布的国防新技术装备物资和试制这些装备所需要的原材料、样品以及有关技术资料。[147]12月29日，聂荣臻同陈毅联名致电刘晓大使，要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在1960年内，请苏联政府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1）按照1957年10月15日协定，供应两种新型号导弹及全套技术资料。（2）派遣必要数量的苏联专家来华，在试制这两种导弹方面提供技术援助。（3）按材料清单成套供应试制这两种导弹用的全套零部件和原材料，以及试制所需的专用设备。1960年1月4日，中国要求苏联按协议规定，尽快提出援建“航空及火箭科学研究院”的换文草案，并派遣选址专家小组来华。1月20日，聂荣臻请求延长25名导弹试验靶场专家的工作期限并增聘8名苏联军事专家，3月28日又要求供应两发8Ж38火箭和进行点火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派遣9名专家帮助训练操作人员和进行实弹射击的技术指导工作。[148]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冷淡，特别是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苏联的方针渐渐确定下来。据1960年2月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苏联对中国有关核武器方面的一切要求，都做出了明显拖延或拒绝的反应。[149]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减少专家（特别是尖端技术专家）的派遣。作为对1959年11月和1960年1月中国两次要求增派38名军事专家的回答，苏联只同意派遣26名，而其他不予派遣的12名专家都是有关尖端技术方面的：核武器专家3名（核燃料、光辐射理论和基础物理、测量穿透辐射参数的电子物理仪器）、各型导弹控制系统设计专家5名、导弹控制电用计算机和设计专家2名、遥测设计专家2名。对于答应派遣的26名专家，则一直拖延，最后也没派来。3月2日，苏联国防部通知中国，关于导弹试验靶场的专家聘用问题，建议缩短延聘期限和减少增聘人数。4月，苏方违反上年8月已达成的协议，以“某些专家在苏军中人数极少”为由拒派以下专家：负责特种技术的科委专家组组长、火箭武器各系统弹道空气动力和牢固度计算专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反应堆的物理热工专家、五院导弹控制系统的模拟技术专家、五院微波参数放大器和分子放大器专家。6月，苏方拒绝了哈军工关于延聘专家和改派地面发射装置设计专家的要求，说“要操纵、结构的可以派，要设计的没有”。[150]

其次，对于已经在华工作的专家加强了管制，禁止他们提供较新的和关键性的资料和建议。1959年12月21日，一份交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中苏科技交流中涉及的秘密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那些“参与秘密工作的重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后，常常违反苏联的保密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年1月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建议，“为确保在苏联科学家和高校工作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保守国家机密”，应专门做出一个决议。于是，2月25日安德罗波夫、苏共科学和大中学部部长基里林以及国防工业部部长谢尔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在苏联科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确保保守国家机密》的决议文稿，并于3月16日在书记处会议上得到通过。决议规定，“要严格遵守所确定的了解秘密和绝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让外国专家了解超出事先所达成的协议范围的秘密材料，以及现有的关于准许接触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151]

对于苏联对华核援助态度的变化，聂荣臻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苏方执行协定的态度，1958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定条文办事，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还是积极热情、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协定已定的问题，往往节外生枝，寻找借口，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推说由两国政府重行商谈，但一经我政府正式提出，则又一声不吭、置之不理。对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的项目、提前交付的设备，也拒不支持。协定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总之，苏方的态度是：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和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的就卡得越紧；聘请仿制专家比较容易，聘请基建设计专家则较困难，聘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152]1960年6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突然全部回国，随后便停止了研究设备和六氟化铀的供应。[153]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其中6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也突然撤走。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退专家以后，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154]

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确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短期难以全部估计的严重损失。按照中苏协定，苏方应援助中方建设的核工业项目共30个。据1960年9月的统计，全部建成的项目只有7个。在工程设计方面，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的项目16个，但其中有些文件资料不完整，技术上还有存疑，图纸出现差错的也不少。其余14个未完成工程设计的项目，中方设计人员未能掌握其核心技术，大多数不得不从头开始设计。在设备供应方面，有13项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6项只供应了少部分（其中一般设备多，关键设备少，有些尚未配套），1项完全没有供给。由于有些关键设备和新技术材料未到货，使一些工程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迫使中方不得不组织力量从头研制和生产。总的说来，由于苏方撤走专家，中断工程设计，停止供应设备材料，使正在建设中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苏方毁约停援，缺少某些配套的设备仪表或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投产的时间。[155]尽管如此，客观地讲，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还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应该说，苏联在1960年停止提供技术、设备和撤退专家的举动，可以减慢但已经无法阻止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步伐了。当然，后来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和迅速进展，关键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奋发图强的决心、中国经济体制集中使用资源的优势以及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一点，毛泽东在接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报告时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56]

[1] 国内外学术界对这几个事件，特别是台海危机，非常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比较重要的专门研究，可参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苏格：《炮击金门的决策及其影响》，《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1998年6月）；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宫力：《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第36～75页；赵学功：《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牛军：《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不过，这些论著讨论的内容都是中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从中苏关系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很少见，笔者只看过美国学者盛慕真用精神分析法进行探究的文章。见Michael M. Sheng，“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Modern China，Vol.34，No.4，October 2008。

[2] 美国学者克雷默引证捷克斯洛伐克档案文献说明了这一点，见Mark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1955-1964，”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Gong，1996。

[3] 《人民日报》1955年5月14日。

[4] Mark Kramer，“The War 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1955～1964”.

[5]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9～1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95页。

[6]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с.332-333；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395～397页。《阿尔希波夫的回忆》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只是谈话的时间阿尔希波夫的记忆误为1958年夏天了。查那次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所有谈话，均无此内容。

[7] 对此，彭德怀告诉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有些问题正在讨论中，有些是苏方的想法，也有些是猜测。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60～61页。

[8] 外档，109-01097-10，第150～155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877页。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21～122页。1月16日苏联外交部已向中国使馆透露了这一建议。见外档，109-01813-01，第1～2页。

[10] 外档，109-01813-01，第3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925～2928页。

[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24～125页。

[12] Yuri Smirnov and Vladisla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WIHP Bulletin，Issues 4，1994，p.16.

[13] Morton Halperin，“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1957-1960”，Morton Halperin 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67，p.136.

[14] 《赫鲁晓夫言论（1958年1～4月）》第8集，第522页。

[1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36～137页。

[16] 《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989～2994页。

[17] 外档，109-00828-12，第83～85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930～2940页。

[18] 《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930～2940页。关于赫鲁晓夫与刘晓谈话的详细内容，目前在中俄双方的史料中均未有反映。

[19] 《中苏关系文件》第12卷，第2941～2947页；另参见第3080～3098页。

[20] 《人民日报》1958年5月26日。

[21] “共同舰队”，俄文原文是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译为“联合舰队”的。

[22] 毛泽东1966年3月28日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见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4页。

[2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6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7、728页。

[24] 直到1997年在北京召开“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时，七个国家二十多位冷战史专家还在围绕这两次事件进行激烈讨论，问题仍未搞清楚。

[25] РГАЭ，ф.9452，оп.1，д.44，л.124，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247-248，245.

[26]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64～165页；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с.88-89。

[27]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00～201页。

[28]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海军·回忆史料》，第509页。

[29]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80～681页；《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1893～1976）》，第907页。

[30] 《毛文稿》第7册，第265～266页。

[31]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12～113页；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第508～50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

[32]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75～182页。

[33]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83～18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49页；外档，109-00838-03。

[34] 《聂荣臻传》，第553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43～644页；罗小明：《中共中央何时批准发展核潜艇》，《党史博览》2010年第5期，第40～41页。笔者与罗小明谈话时得知，他的材料来源于其父罗舜初个人保存的笔记和文件。

[35]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38-39，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16、1038.

[36] 见《阿尔希波夫的回忆》。

[37]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57～160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445页。

[38] 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с.119-120.

[39]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这些内容都是经过节选后公开发表的，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2～333页。

[40]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60～162页。这段内容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被删去了。

[41] 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121-128.魏列夏金回忆的内容与中文的会议记录基本吻合，只是简单一些。

[42] 见《阿尔希波夫的回忆》。

[43]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с.334；Зубок В.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101-102；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127.

[44]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3-43об，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26，1041-1042.

[45] РГАНИ，ф.3，оп.14，д.228，л.1，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с.889.

[46] 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127-12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54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435页。

[47] Зубок В.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102；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129.

[48] Зубок В.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111-128；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129.

[49]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64～165页；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с.87-88。

[50]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 стории，1993，№2，с.88-90；Зубок，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110.

[51]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毛泽东究竟为什么对苏联的建议如此大动肝火？仅仅是感情上受到刺激吗？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面会给出一种解释。

[52]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第509～512页；《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01～202页。

[53] 侯向之：《忆〈二·四协定〉的签订》，《海军·回忆史料》，第413～415页；《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181～182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65页。

[54] 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第314～315页。作者当时是赫鲁晓夫访华的随员。

[55]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4-45，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26-327.

[56] 详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94～195页；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第47～48页；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第4～21页。笔者的观点与前者一样，只是依据和思路略有不同。

[57] 参见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

[58] 这一点，当时似乎只有蒋介石看得最清楚。炮击行动发生的第三天，蒋便在日记中写道：中共使用的是困扰的方法，其“不敢正式攻击金马之企图甚明”。见蒋介石日记，1958年8月25日。

[59] 沈卫平：《“8.23”炮击金门》，第93～100页。

[60]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74～675页。

[61]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1页。

[6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5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2页。

[63] 《毛文稿》第7册，第326～327页。

[64] 《毛文稿》第4册，第533、627页。

[65]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9～332页；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126-127。在中国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没有关于“发表声明”的内容。

[66] Зубок В.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111-126.中方的会议记录没有上述内容，但中方当事人的回忆完全印证了俄国档案的记录内容。见阎明复、朱瑞真《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第38～55页。

[67] 《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

[68]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58年8月4、5、6日，外档，109-01812-05。

[69] 苏联报刊的倾向与当时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径完全一致。中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在宣传公报时，“应强调中苏两国团结一致、全面合作的意义和重要性”。见外档，107-00152-03，第27～29页。

[70]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99-202.

[71] 蒋介石日记，1958年8月3日。

[72]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August12，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Washington D. C.：GPO，1996，pp.50-51.

[7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Eisenhower，September 3，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125-126.

[74] 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6日。

[75] 《邓小平年谱1904～1974》，第1448页。

[76]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见《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7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页。

[78]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55页。

[79]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1974年7月6日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转引自Michael Share，“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Cold War History，Vol.3，No.2，January 2003，p.9。

[80] 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7-98。中苏分裂以后，苏联有人著书称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公开的两面派手法”。见Агеенко К. 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Москва：Вопниздат，1975，с.145。

[81] 《人民日报》1958年8月25日。

[82] ЦХСД，Ф.5，оп.49，Д.131，p.8892，л.196-198.

[83] 《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

[84] 从8月29日到9月3日，《真理报》总共刊登了11条有关台海局势的消息，且多是外国报纸的评论。见《内部参考》第2576期，1958年9月6日，第16页。

[85] 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

[86] 《人民日报》1958年8月31日、9月3日；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年）》，台北，“国史馆”，1993，第618～619页。

[87] 外档，110-00421-01，第1～2页。

[88] 《毛文稿》第7册，第37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59～860页。

[8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5～166页。

[90]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78～79页。

[91] 有关美国内部讨论的详细情况参见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第207～213页；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第125～128页。

[92] 《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

[93] 《中央日报》1958年9月4日。

[94] 外档，109-00833-04，第94～103页；另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p.224-225。

[95] 《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第168～170页；Капица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1996，с.61-63；阎明复：《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百年潮》2006年第5期，第16～18页；另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8～181页。

[9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7页；外档，109-01211-04，第30～31页。

[97]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98] 虽然在内部已经确定放弃攻占金门的目标，但在9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宣传提纲中，仍然保留了这样的口号：“一定要解放金门、马祖”，“一定要解放台湾”。见福建省档案馆，101/5/1079。

[9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9页；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第27～28页。

[10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年）》，第722～723页；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

[10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ember 8，1958，FRUS，1958-1960，Vol.19，China，pp.154-155.台湾方面夸大了战果，说是击落7架。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8，第67页；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提交“战后中华民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8月。

[102]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701页。

[103]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5日。

[10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8页。9月底台湾方面接到了曹聚仁关于要求国共和谈的信，西方电台也传言台湾与中共开始和谈。蒋介石则“甚叹共匪对中美离间之伎俩奇妙而毒辣”。见蒋介石日记，1958年9月30日。

[105] 外档，111-00146-01，第13～18页。当天，中方将草案交与苏联使馆。见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4。

[106] 《毛文稿》第7册，第416页。

[107]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72～73页。

[108] 外档，111-00146-02，第22～25页；111-00146-03，第36～41页。

[109]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36-241；外档，109-00833-01，第4～20页。

[110]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3页。

[111] 《内部参考》第2581期，1958年9月12日，第4～6页；第2584期，1958年9月16日，第28页。

[112] 外档，109-00833-01，第4～20页；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2-243。信件全文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

[113] Intelligence Report，No.7799，Peiping’s Present Outlook on the Taiwan Strait Situation，September 18，1958，MF2510409-0135，Ma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14]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62～65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467～468页。

[115] 《毛文稿》第7册，第449页。

[116] 《红星报》1958年9月25日，转引自Агеенко К. 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с.145。

[11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187页。

[118]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71页。

[119]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с.80-81.

[120] 外档，109-00838-03，第6～7页。

[121] 外档，109-00829-16，第89～96页。

[12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86页；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37、1046。

[123] 即使在中苏分裂后，中国也承认苏联在台海危机期间给予的支持。见《人民日报》1963年9月1日。

[124]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20、21日。

[125]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7日。

[126] 外档，110-00421-01，第3～4页。

[127] 《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

[128]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34、1044-1045；Том 2，с.891-893.

[129]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55-263.

[130] 外档，109-00833-02，第56～57页。

[131] 外档，109-00833-02，第58～71页。

[132] 外档，109-00833-02，第72～81页。参见Верещагин Б. Н. В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ае，с.14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77～878页。

[133]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36～437页。

[134] 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10月3、15日。

[135]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93，№2，с.81-83；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с.334-335；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66～268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3～415页。

[136] 见阿尔希波夫《苏中冲突大事记》和《阿尔希波夫的回忆》。

[137] 1960年春外贸部长李强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时，苏方代表团成员曾表露过这样的看法：按协议应该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但就是有人（指赫鲁晓夫）不同意，没有办法。笔者采访宿世芳记录，2001年10月29日。宿世芳当时在驻苏使馆商赞处工作。

[138] 外档，109-00838-03，第9页。

[139]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第268页。

[140]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

[141] НегинЕ.，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с.44-45.

[142]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412～413页。

[143] 外档，109-02563-01，第1～3页。

[144] 刘柏罗：《从手榴弹到原子弹——我的军工生涯》，第11页；林中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第167页。

[145] 宋任穷：《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的周总理》，第69页。

[14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43～1744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663页。

[14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56页。

[148]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02～703、705、708、715页。

[149]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12页。

[150] 关于苏联军事专家问题，1963年5月；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15页。

[151] ЦХСД，ф.4，оп.16，д.767，л.18，转引自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с.106-107，122-123。

[152]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42页。

[153]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109页。

[154]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3页。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个人行为，许多苏联专家在临走时给中国同事留下了许多重要资料。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371～403页。

[155] 李鹰翔2010年3月12日给笔者的信；《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3～34页。

[156]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00页。

第九章 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

1959年夏秋，中国与印度之间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这一事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近些年来，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出版，中印冲突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次事件不仅成为中印关系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中苏关系公开恶化的起点。[1]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时人们注意到，1958年发生的炮击金门事件反映出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及所采取的政策出现了不同趋向，而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苏联的消极反应则表明中苏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和选择。其结果，毛泽东因莫斯科对中共倡导的共产主义试验表现出冷淡和否定态度而大发雷霆，提出要向赫鲁晓夫宣战，赫鲁晓夫则因迁怒于毛泽东在台海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决定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援助。然而，这两件事最终并没有直接导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令人意外的是，此后一个月发生的中印冲突，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涉及中苏关系，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无伤害，却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最后竟导致中苏领导人面对面地激烈争吵。这次争吵，充分反映出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方面的全面分歧，中苏关系由此开始恶化。

第一节 中印冲突与苏联的中立声明

朝鲜停战以后，中印关系迅速发展起来。通过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换文，还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以后，苏联与印度也开始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印度似乎已经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然而，1959年发生的西藏风波却使中印关系骤然紧张起来。1958年春天，四川省康巴地区部分藏民反对改革，并发动叛乱。叛乱分子和难民大批涌向西藏，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1959年初，西藏地区出现了混乱局面，叛乱分子截断公路，积极同国外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并号召成立西藏独立国。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物不仅没有积极应对危机，反而与叛乱者暗中往来。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武装暴动，叛乱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在拉萨的机关。17日达赖喇嘛出走。19日夜间，叛乱者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20日上午10时，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平叛，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23日，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周恩来28日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人民解放军部队于4月8日由拉萨挥师南下，至21日晨，一举荡平西藏山南叛匪，完全控制了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所有边境要点。到11月，叛乱的主要力量被歼灭，西藏全境基本稳定。[2]

中国国务院令发布和达赖进入印度以后，印度政府的做法开始引起中国的反感。3月30日，尼赫鲁发表讲话，表示“同情西藏人民”，否认噶伦堡是叛乱指挥中心。31日尼赫鲁接见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团。[3]4月3日印度通知中国使馆，达赖已于3月31日抵达中印边界，并事前要求印度准予政治避难。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尼赫鲁还在人民院宣布，达赖在印度期间将得到受尊敬的待遇。[4]4月5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达赖是自己来到印度的，在印度不会进行政治活动；又说，印度“深切关心西藏的自治和允许西藏以其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治”。9日尼赫鲁谈西藏问题三原则：保护印度的边界和安全；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保持西藏自治。在13日的一次集会讲演中，尼赫鲁指责中国没有遵守给予西藏自治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那里发生了武装干涉。18日，达赖一行到达印度政府为其提供的住地，印度外交部向记者散发了用英文写作的“达赖喇嘛声明”。声明说：“西藏人一向有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1951年“十七条协议”也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的。声明还称：“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的。”24日，尼赫鲁到穆索里单独会见达赖，并与其长谈。[5]

这时，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击。4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要求《人民日报》写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毛泽东指出，现在英国、美国、印度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6]18日印度官员散发达赖声明，毛泽东在第二天指示：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22日，毛又指出：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7]25日，起草社论的胡乔木对吴冷西讲：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能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8]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不仅引起了印度的恐慌，也让苏联感到突然。直到1958年底苏联外交部南亚司仍然认为，“印度对华政策是印度全盘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印度和中国在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方法和态度上存在着分歧，但这并没有对两国的合作造成严重阻碍”。[9]西藏问题初起，苏联一方面公开支持平定西藏叛乱，一方面表示非常关心，希望知道中方的态度，还劝告不要让达赖跑掉，以免引起后患。[10]得知“中国朋友们打算暂不公布他们掌握的印度干预西藏事件的事实”，目前主要任务是中立和争取印度后，莫斯科稍有放心。3月31日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在对事实的描述和结论方面，与中国的说法基本一致。[11]但自中国开展针对印度的宣传攻势后，苏联的态度有所变化。虽然在西藏问题上继续支持和配合中国，但是凡涉及印度的问题，则一概保持沉默。如谈到叛乱的原因时，从不摘引有关“外国反对派”的字样，有关达赖的消息也很少报道。对此，苏联外交部解释说，把叛乱镇压下去就算了，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宣传，以免影响中印关系。[12]苏共中央确定的原则是：“支持中国的正义事业，但不要恶化与尼赫鲁的关系。”[13]

为了保持与印度的关系，防止尼赫鲁倒向帝国主义方面，苏联在此期间极力向印度示好：提供15亿卢布贷款；帮助建设一系列重要企业；外交、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以至于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苏联的这些做法与中国对印度的步调“甚不调和”。[14]另一方面，苏联也开始劝导中国人。5月4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对来访的张闻天说，最近尼赫鲁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似乎比较清醒了，并暗示说，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应无端地使中印关系趋向尖锐。言语中透露了莫斯科的考虑：担心中印关系紧张不利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15]5月6日，苏驻印文化参赞向中方转述了印度官方私下表示的立场，说印方的担心如下：西藏自治地位的丧失使其不能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印度就边界问题一再提出向中国提出意见，而中国迄今没有明确表示；印藏贸易将断绝并直接影响印度经济；尼赫鲁要求访问西藏，中国开始没有表示，后来加以拒绝。印方希望苏联能为消除中印误会和改善中印关系做些事情。[16]5月8日尤金向陈毅外长递交了一些有关印度想要平息冲突的情报材料，并说，尼赫鲁的处境很困难，由于受到国内外的压力，他是动摇的，但也在设法找出路。中印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分歧加深，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首先是被美帝国主义加以利用。陈毅表示感谢，并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主要是争取达赖，争取尼赫鲁，孤立叛国集团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但是不批评不行，反华行动会越闹越凶。[17]

到7月下旬，苏联驻印大使告诉中方，印度政府为避免发生尖锐冲突，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使馆还转述了一位接近尼赫鲁的议员的话：“整个西藏问题正在消失中”。[18]然而，就在莫斯科感到冲突即将过去时，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逼近。

西藏问题给印度政府带来的只是麻烦，而真正令其不安和恐慌的是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1700余公里未定的边界线。印度独立以后，坚持认为1914年英国殖民者单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部边界线。新中国政府成立后曾表示，尽管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均未承认过麦线，但中国方面不会越过此线，并愿在此基础上商谈和确定中印东部边界线。由于这一地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故双方虽主张不合，却也未发生实际争端。从中方来看，除少数地区（如山南）有藏军驻守外，边界地带实际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1959年4月，追剿叛匪的中国军队进驻山南边防要地，在完成剿匪任务的同时封锁边境，控制了麦线以北的边界地区，但从未越线南下。[19]

西藏局势动荡引起了印度的担心，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提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议问题。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回信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建议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目前应维持现状。3月23日尼赫鲁再函，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这条线是在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由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三方划定的。[20]中方在内部讨论时提出，中印边界问题近来争议较多，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1959年边界工作任务是为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做好准备。除对争议地区进行必要的交涉，加强边防，防止新的侵占外，必须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全面部署和大力加强边界的调查和勘察工作，并分别拟出解决方案。中印边界是重点，鉴于一时尚难勘察完毕，无法很快提出一个系统详尽的解决方案，应先就目前几个争执地点进行调查研究，拟出谈判方案，以应需要。[21]然而，未等中方答复，印度便开始单方面行动。4月印度军队在东段边界向北推进，并越过麦线建立边境哨卡。5月5日，周恩来于昆明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建议令“西藏和南疆军区抓紧目前时机和气候条件，在我国边境线上比如在数公里以内控制有利地形，先机增设哨所，但在增设哨所以后，责成部队仍继续停止巡逻。如印军入侵，我当劝其撤走，避免武装冲突”。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8月9日印军再次越线建卡，占据了朗久地区一个叫马及墩的小村子。25日，中国军队行至马及墩，与印军遭遇，随即发生枪战。双方战斗约1小时，印军被击毙2人后退回朗久，8月27日又撤出朗久，退往麦线以南。[22]

朗久事件发生后，印度再次掀起反华高潮，在政治、外交、舆论等多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中方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尼赫鲁改变了过去的温和态度，数次在人民院和联邦院指责中国“侵入”印度东北边境地区是一种“明显的侵略事件”，中国没有实现其对缅甸和印度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保证，并强调只有接受麦线才可能进行边界谈判。8月31日，人民党议员辛格呼吁印度政府派飞机轰炸中国修建的穿越拉达克东部地区的公路。9月4日，拉达克大喇嘛巴库拉要求政府立即“采取反侵略措施”。印度各大报纸更是推波助澜，不仅谴责中国对印度的“侵略”，而且挑拨中国与不丹和锡金的关系，声称印度有责任保证其保护国的安全。很多报纸攻击中国发动“冷战”，“加剧国际紧张局势”。[23]西方报纸也纷纷指责中国军队侵犯印度领土，并威胁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安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积极策划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24]

面对国际上喧嚣的反华浪潮，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印关系问题。会议的结论是：第一，中印边界从来没有划定，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第二，这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印度军队越过麦线侵占中国领土引起的，而不是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第三，中国建议维持现状，双方按兵不动，准备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25]第二天，章汉夫副外长向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介绍了中印边界情况和中国的立场。[26]1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做报告，着重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报告说，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边界纠纷，掀起新的反华运动，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友好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27]对于印度和西方的反华叫嚣，毛泽东早有准备，并不感到棘手，而让中共感到意外和非常不满的是，莫斯科竟然宣布中立，甚至也对中国提出指责。

8月29日，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向苏联大使通报了边界冲突情况及中方的看法。[28]9月6日，外交部正式向苏联使馆通报情况，并告知：中国政府将要发布文件和材料，说明这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印边界状况。[29]8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将恶化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导致印度改变对外政策，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苏美首脑互访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30]9日上午，安东诺夫又向陈毅面交了一份塔斯社声明的文稿，并说该声明将在10日发表。声明的矛头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报纸”的，指责最近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喧嚣是为了离间中印关系，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特别是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扰乱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互访。在强调苏联与中国的“兄弟友谊”及同印度的“友好合作”后，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并希望中印两国政府会考虑到双方利益而“解决所产生的误会”。陈毅当即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意见已经在几天前告诉苏方，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并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当天下午6时20分（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0分），中国电台广播了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随后，章汉夫向苏联使馆递交了周信的副本，并转告陈毅的意见：希望苏联能注意到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停止发表塔斯社声明。然而，莫斯科时间当晚7时，苏联还是按照原稿播发了塔斯社声明。[31]

与塔斯社声明10日见报的同时，中国按照既定部署，于10～12日开始刊出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印度及西方发动反华浪潮的情况和中印两国政府的文件，并于11日在《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登了塔斯社声明。[32]苏联则继续搞平衡政策：12日和13日各大报同时摘要刊登了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重要文件，中国的文件在前，字数稍多，一般都不加标题，或标以“消除紧张”、“用友好方式消除误解”等字样。与此同时，12日赫鲁晓夫接见了印度驻苏大使，13日发表了关于苏联贷款15亿卢布给印度的协定公报。中国驻苏使馆的看法是：边界事件发生后，苏联的态度更加“暧昧不明”；声明虽以“兄弟”和“朋友”的称呼表明了苏联与中、印关系的区别，但对其间的是非问题没有表态，“缺乏鲜明的原则立场”；苏联既要支持中国，“又深怕得罪印度”，“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苏美首脑会见在即，苏联为创造和缓气氛，希望大事化小，避免再生枝节。[33]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表现极为不满，在9月13日给苏共中央的回信中，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责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陈毅在转交这封信时说：“声明对中国非常不利”，而在印度、美国和英国，许多人非常高兴并欢迎这份声明。[34]

苏联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采取中立态度，也主要是处于策略的考虑。据悉，美国政府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并问他需要多大援助。[35]印度国内局势的确很不稳定，尼赫鲁受到四面攻击，“早已招架不住，步步退让”。[36]此外，如印共总书记高士所说，“印中关系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敌人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人们在选举中不再投印共的票。[37]因此苏方认为，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绝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38]应该说，莫斯科采取中立态度，至少在此时还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本质上，正如赫鲁晓夫自己所说，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归根结底还是倾向中国的。当时驻苏使馆看到塔斯社的声明，也有类似感觉。[39]何况，如前所述，在中印冲突期间，苏联一直向中方提供情报。即使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责信后，也还在一段时间内坚持这种做法。[40]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后来写的备忘录道出了莫斯科的真实看法：“边境冲突由印度人引起，但中国朋友在处理问题时缺乏灵活性”。[41]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是很平常的做法。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也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无论是开战、停战，还是在整个和谈进程中，苏联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扮演了中立者和调停人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相当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苏联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在于中苏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特别是这种分歧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印冲突的问题本身。

表面的分歧是处理与尼赫鲁关系的方针。对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看法，中苏领导人之间没有原则的区别。毛泽东也曾多次讲，尼赫鲁“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42]

分歧在于如何对待“中间派”。中国领导人认为，“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对尼赫鲁的政策是“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43]而在中国人眼里，莫斯科过高估计了印度在国际斗争中的作用，生怕得罪尼赫鲁，“唯恐‘触犯’印度”。[44]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45]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批判尼赫鲁的错误立场，苏联采取容忍的态度，就是丧失了原则。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没有站出来支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明显袒护资本主义的印度，就是丧失了立场。从中国使馆和外交部的分析看，中国人未必不理解莫斯科的两难处境，只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苏联的短处，而这些指责又是可以理直气壮拿到桌面上来说的。

暗中的分歧是对待美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苏联一直坚持的看法是：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加强，西方统治集团的某些阶层对国际争端采取了较现实的态度，这是一种新的趋势。美苏首脑互访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事件”。“苏美关系如果稳定地进入和平共处的轨道，将对整个国际局势发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世界和平也将更加得到巩固”。[46]莫斯科及时向北京通报了赫鲁晓夫访美的有关情况，赫鲁晓夫还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并送交了美苏首脑往来信件，而中国对此也公开表示赞同。[47]其实，苏联人看得很清楚，中国的表态都是表面上的。例如，8月5日《人民日报》就美苏领导人即将互访的消息发表社论，表示欢迎，但也谈道：“美国政府究竟具有多大诚意……还有待于今后的实际行动”。[48]莫斯科也不会不注意到，9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赫鲁晓夫头天到达华盛顿的消息和祝贺文章《苏联和平外交的新胜利》，而在第6版则刊出了两篇与此气氛极不协调的报道：“联大第十四届会议开幕，各种迹象表明美国仍准备在会上搞‘冷战’”；“美国竟一口拒绝苏联建议，硬说不必要召集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开会”。这不啻在贬低美苏首脑会谈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内部讨论时的确认为，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6月20日），并就中印冲突发表中立性的声明，都是为了“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这“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49]但是这种考虑和判断很难向莫斯科明言，而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在公开场合又只能表示支持。毛泽东真正感到无法容忍的是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却又难以启齿，只能拿苏联的中立声明当作靶子。

赫鲁晓夫访美之后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大典。当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兴高采烈地走下飞机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中国领导人的“大批判”。

第二节 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激烈争吵

毛泽东早就对赫鲁晓夫不满了，但是一直没有爆发出来。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尽管苏联在中印冲突期间扮演了和事老的角色，但毛泽东并没有为此动气。在9月11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强调，现在应该跟苏联讲团结，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50]但是，赫鲁晓夫在华盛顿的一通表演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最看不惯的就是赫鲁晓夫对美国那种奴颜婢膝的样子，赫鲁晓夫在那里越是得意地表演，毛泽东就越是生气：这不仅在全世界面前给共产党人丢脸，而且完全把中国拋除在国际事务之外。

赫鲁晓夫在美国四处演说，一路风光。对于这次访问的效果，他充满信心，并在9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指出，目前已经具备国际关系向好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完全消灭冷战的必要条件。《真理报》也评论说：赫鲁晓夫访美意义重大，苏美关系晴雨表初报晴天。[51]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皮洛夫回忆说，当时赫鲁晓夫真诚地相信，苏美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他仅跑了一趟美国，就“把一切都摆平了”。[52]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莫斯科，又带着胜利者的心情来到北京。岂知，迎接他的却是另一番场景。

9月30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机场上没有苏联老大哥以往常见的热烈的群众欢迎队伍，也没有听到人们熟悉的歌曲《莫斯科—北京》。苏联人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和政府官员彬彬有礼而远非亲切热情的接待，这同几天前赫鲁晓夫访美之行的礼遇不啻天壤之别。[53]本来中方没有在机场安排欢迎仪式，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准备致欢迎词。但赫鲁晓夫临时通知中方，他要在机场讲话。由于事情匆忙，准备不及，赫鲁晓夫讲话刚开始，扩音设备就出了故障。赫鲁晓夫不得不一再提高嗓门，讲完了他那长达15分钟的讲话，而毛泽东则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望着远方。赫鲁晓夫的秘书当场就表示，这是故意怠慢苏联领导人。[54]无论中方是否有意为之，客人讲话的内容是主人不愿听到的：“美国之行和在那里进行的会谈是有益的，无疑应当导致苏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55]

当晚，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出席了盛大的国庆宴会。中方事先看到了赫鲁晓夫的讲演稿，并发现其中有影射中国领导人的内容。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临时决定原来准备由他本人发表的致辞，改由周恩来代念。[56]赫鲁晓夫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果然有许多让毛泽东听来极不舒服的内容：“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现在问题是这样：或者和平共处，或者进行战争而遭到毁灭性的后果。”特别是下面这句：“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57]听了这些话，毛泽东焉能不怒？！第二天的会见更引起毛泽东的不快。10月1日早晨，赫鲁晓夫到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准备根据中苏同盟条约像保卫自己一样保卫中国。毛泽东坚持说，中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大国，需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用来自卫。赫鲁晓夫提出这个话题，显然是为了解释苏联6月20日来信的决定。对此，毛泽东不便发作，只好说：帮不帮由你们考虑决定，技术上能帮我们一下更好，不帮也没什么关系。接着，毛泽东从另一个方面对赫鲁晓夫提出了责难。毛指出，苏共二十大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未必合理，“就算你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问题，但斯大林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中国革命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问题不应由单方面决定，而应共同决定”。赫鲁晓夫立刻激动起来，马上反驳说：“斯大林个人崇拜是民族现象，是在我们国家形成的，我们应该做出评价”。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批判斯大林的决定是轻率的、主观主义的”。会见不欢而散。[58]

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到第三天终于演变成一场暴风骤雨。10月2日，赫鲁晓夫带着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进行正式会谈。[59]会谈一开始就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毛泽东最不愿听的话题。在请译员口头翻译了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节录后，赫说：“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一个思想是，台湾问题不能永远消除，但可以推迟解决。艾森豪威尔口信中的中心思想是：不要有战争。我们不想那里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毛立即应对：“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毛把台海危机的责任推到了美国人身上，因为是他们“试图中断谈判”。赫解释说，美国人认为谈判一直没有结果，“中国人甚至不愿意释放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赫鲁晓夫提议，或者驱逐出境，或者用来交换，总之，“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毛泽东（面带愠色）回答：“当然，放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就是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赫不高兴地说：“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这个问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不利影响”。毛反唇相讥：“这就是说，它搞乱了美国人的生活。”赫鲁晓夫也不示弱：“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内部讲，“我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但对外界只能说“我们将支持中国”。结果，美国就会宣布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战争气氛。毛厉声质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赫毫不退让：“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但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他接着指责中国在炮击金门前未同苏联沟通，而“盟国之间在所有问题上交换看法是正常的”，又抱怨对中国的台湾政策完全不能理解。随后，毛与赫为此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只好宣布休息。

会谈重新开始后，赫鲁晓夫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中印冲突的问题上，指责中国的做法使尼赫鲁“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又断言“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毛立即插话：“尼赫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接着把矛头指向了塔斯社声明。赫鲁晓夫有些发火了：“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赫继续批评中国，认为放走达赖喇嘛就是一个错误，这给印度制造了麻烦。尽管毛泽东做了解释，赫鲁晓夫仍然肯定地说：“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毛泽东针锋相对：“不对，是尼赫鲁的错。”赫鲁晓夫转而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时开枪打死了人。毛泽东立即反驳说，是印度人越过边界并首先开枪。周恩来质问：“你们更相信哪一方的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赫又把矛头对向陈毅说，作为外交部长，“他不应该信口开河”，并说：“我们贯彻的是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陈毅（非常气愤和恼怒地）说：“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接着，周恩来、林彪、彭真相继发言，与赫鲁晓夫展开辩论。赫鲁晓夫愤怒地嚷道：“我们在这里只有3个人，你们有9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这时，毛泽东出来打圆场，赫鲁晓夫却不松口，又埋怨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情况，周恩来则指出苏联抢先发表塔斯社声明。苏斯洛夫也试图缓和气氛，说：“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不管这个问题了。”毛泽东（带有怒气地）追问：“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苏斯洛夫承认中国政府的决定也起了作用，赫鲁晓夫却又重提印度边防军人被击毙的事，会谈的空气立即再次紧张起来。周恩来、陈毅、朱德、彭真、王稼祥、林彪纷纷发言，指责苏联的声明，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则百般辩解，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又为中国的西藏政策展开辩论。会场上唇枪舌剑，乱作一团。

混乱中，毛泽东把问题引向了中苏关系，他说：“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中印边界冲突犯了错误，达赖喇嘛逃跑犯了错误，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机会主义。请接受吧。”赫鲁晓夫回答：“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有原则的共产党路线。”在周恩来和林彪再次发言后，赫鲁晓夫终于忍耐不住，说出了他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赫举例说，毛泽东在1958年7月与尤金谈话中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给我们上课，我们也听了这一课。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批评你们。说什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随后又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似乎要结束讨论，便心平气和地说：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停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一些分歧不会成为我们友谊的障碍？赫鲁晓夫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观点。气氛刚有缓和，赫鲁晓夫与陈毅又争吵起来，而且语言相当激烈。赫：陈毅同志，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你就不要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陈毅：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脾气。赫：你不要以为你是元帅就啐唾沫，你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也不是能被唾沫啐倒的人。这时，毛泽东、王稼祥、苏斯洛夫纷纷发言劝解。周恩来又通报了中国正在准备与印度谈判解决争端的情况，会场的气氛总算缓和下来了。最后，毛泽东提出谈谈老挝问题，双方终于找到了一个意见一致的话题。会谈就此结束。

回到住所，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他把代表团所有的人都叫到院子里，开始用最刻薄的语言讽刺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他说：“我在美国花了多大力气来捍卫他们的利益，没有想到连句好听的话都没听到！”第二天，赫鲁晓夫怒气未消，便通知中方，国内有急事，他必须取消在中国各地访问的计划，提前回国。[60]10月4日，如同赫鲁晓夫下飞机的场面一样，毛泽东默默地送走了苏联代表团。[61]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回莫斯科，却绕道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又去了新西伯利亚，还公开发表演说，影射中国“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62]

中苏领导人这次几个小时的会谈，除了你来我往的互相攻击，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取得起码的谅解。如此面对面地争吵，其言辞之尖锐，情绪之激昂，.气氛之紧张，在以往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交往的历史上从未有闻，甚至在两大阵营敌对国家的首脑会谈中也不曾见过。这种场面之所以能够出现，表明中苏关系此时已经发展到这种状况：（1）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对于中共的崛起，早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就已露出端倪，甚至大有超过苏共的势头，那时赫鲁晓夫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但这两年赫鲁晓夫的自信有所增强，苏共二十一大已经开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而在美国受到的热烈欢迎，以及轰动一时的成功，更使他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并自以为他的大洋彼岸之行在美苏关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就使得赫鲁晓夫感到再难以承受中共的批评和说教，何况他兴致勃勃来到北京的目的是要说服中国人。（2）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而双方都坚持己见，不肯让步。自1958年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发生了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最占理的问题，如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冲突。至于其他问题，或者稍有涉及，如停止对华核援助和美苏首脑会谈，或者完全回避，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实，这些分歧都反映出中苏两党在主要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已经站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只是有些问题仅能各自内部讨论，不便公开争论而已。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争论的内容——双方都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于争论的形式——双方都没有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尖刻的言辞和激动的情绪表明双方已经撕破了脸皮，伤害了感情。

第三节 中苏在国际战略上尖锐对立

虽说这次会面不欢而散，但从大局考虑，双方都知道中苏关系不能破裂，应暂时放弃争论，求同存异。10月4日送走赫鲁晓夫后，毛泽东立即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讨论中说，中苏两党在对美国和对印度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会议的结论是：目前应该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63]14日毛泽东接见苏联代办安东诺夫时，对赫鲁晓夫访美这一外交做法和全面裁军的建议表示赞同，并说即使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关于中印冲突，毛说：那是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关于台湾问题，毛说，炮击金门和苏联在柏林表现的强硬立场一样，给美国带来了麻烦。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64]

中苏领导人争吵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也引起了苏共高层的紧张，很多人认为不应与中国把关系闹僵。[65]10月15日苏共中央召开主席团会议，做出的决议与中共完全一样。会议认为，应该消除与中国关系的“紧张状态”，“不进行辩论活动”；“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不提供使问题尖锐化的理由”。会议还提出了销毁中苏领导人会谈记录的问题。不过，会议也提到“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是有缺陷的”，斯大林的路线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而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继续进行民主化”。[66]30日，赫鲁晓夫做《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报告，其中没有提到苏共和中共的分歧。[67]

从内部的讨论情况看，中苏双方都有和解的愿望，但又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张，只是暂时不再争论而已。这种心态，加上已经受到伤害的情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再来一场暴风雨是难免的。不幸的是，尚未愈合的伤口，很快就崩裂了。

问题还是由中印边界冲突引起的。10月20～21日，中印双方的巡逻部队在西段边界空喀山口再次遭遇并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有伤亡。[68]周恩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尼赫鲁也一再表示他不认为背后有任何“重大企图”，不能肯定是有人“蓄意”制造的。[69]1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毛建议：中印边界维持现状，双方从边境线各后退20公里，形成一个非武装区，然后两国总理会谈解决问题。在毛看来，“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对中国的威胁“来自东方”，而不是印度。[70]然而，毛泽东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空喀山口事件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应：印度右派报纸和党派纷纷发表反华言论，并在各地及中国使馆门前组织集会和示威活动，有的要求与中国断交，有的要求西藏独立，还有的提议让印度边防军“自由行动”。[71]由于受到极大压力，尼赫鲁拒绝了中国关于双方军队各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的建议。[72]中印关系由此急剧恶化。

事件发生后，莫斯科采取了更加明显的偏袒印度的做法，而尼赫鲁则对苏联所采取的立场给予高度评价。[73]10月24日中国报纸刊出有关空喀山口事件的报道及对印度的抗议后，苏联报纸均保持沉默。29日《真理报》等各大报以“中印边境冲突”为标题，摘要发表了中印两国的有关声明。值得注意的是，对印度的声明给予了详细报道，而对中国的声明则只做了简单的摘引。[74]第47期《新时代》（11月）刊登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述评文章，支持尼赫鲁关于不放弃不结盟政策的讲话，呼吁和平解决中印争端，却没有提到中国关于化解冲突的建议。[75]在印度发表11月16日尼赫鲁致周恩来的复信后，苏联一改过去在公布中方文件的同时刊登印方文件的做法，于21日在电台广播了尼赫鲁的信，22日又在《消息报》摘要刊出，而未等中方对此信的答复。与此同时，对于几天来中国报纸大量刊载的各国对周恩来建议的支持以及印度右派报刊的反应，苏联报纸则毫无反映。中国驻苏使馆认为，这一做法可能表露了苏联对印度反建议的兴趣。而苏联在刊登周恩来12月17日致尼赫鲁的信时，又没有摘登或报道周恩来对印方关于解决边境问题无理主张的反驳内容。[76]

苏联领导人及外交官的讲话则间接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和批评。10月27日新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莫斯科意味深长地对中国大使刘晓说：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其中很重要的是和平共处。[77]11月7日赫鲁晓夫公开对印度《新世纪》周报记者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是可悲的和愚蠢的，并且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边界在哪里。赫鲁晓夫还表示愿意协助寻求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78]更有甚者，苏联驻印使馆人员在与中方接触中，明显表示出对印度的同情和对中国的埋怨。他们避开边界问题的是非不谈，一再强调如中方不采取措施，“再过几个月尼赫鲁将被右派搞垮”。在一般谈话中都称尼赫鲁为国大党中的进步分子，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79]由此，中国驻苏使馆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官方拒绝了中国的新建议后，苏联继续采取中立调和的立场，急于看到互相让步，和平解决争端；对中方的建议一直不表态，也不刊登相关的材料；对印度顾虑颇多，及时刊登尼赫鲁的讲话，积极准备对印度经济援助。其结果，助长了印度右派的气焰，为挑拨中苏关系提供了借口。[80]

然而，此时中国领导人关切的焦点已经不在中印冲突以及苏联对此的态度了。如果说周恩来一直忙于处理中印边界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注意力则还在美苏缓和及首脑会谈的问题上。1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专门讨论美国的缓和策略及苏联的立场。会前，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找一些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缓和的讲话。看过林克挑选的三篇讲稿后，毛同林克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让他据此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写一个批注。随后，毛便指示将批注连同三篇讲话全文印发给到会者。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毛还说，美国不是只讲和平，还有战争的一面，目的就是要分化中苏。[81]12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对杜勒斯的讲话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问题的。美国的目的就是“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就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毛接着指出：我们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射赫鲁晓夫。[82]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提倡的美苏接近及缓和表明，他已经掉入了美国的陷阱，并且与美国和反动派一道来打击中国。不过，此时毛主张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美国，对苏联则要进一步观察。

于是，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与苏联团结的态度。在11月6日与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中，总书记邓小平强调：统一和团结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任何帝国主义我们也不害怕”。“帝国主义很想破坏我们两国的团结，但这是徒劳的”。双方谈话的气氛显得十分友好。[83]11月1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我们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斗争。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主要是中苏两国之间，中苏两党之间，意见分歧只有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指头。我们不要忘记大局，不要忘记九个指头是一致的，不要忘记以团结为重。[84]

11月30日至12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接着又开了两天常委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对赫鲁晓夫的看法，说明了中共的对苏方针。根据毛在会前写的讲话提纲及当事人的会议记录，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1）帝国主义对付社会主义用的是两手策略，即武力威胁与和平演变，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2）赫鲁晓夫就是机会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他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容易上当受骗。（3）1959年3月以来，苏联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中国将在长时期内被孤立，但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4）赫鲁晓夫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5）赫鲁晓夫有两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及世界各国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怕学生超过先生。（6）赫鲁晓夫也不全部是错的，他在国际上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国内也还是要搞社会主义。（7）中苏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意见分歧，只是暂时现象。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8）赫鲁晓夫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脱口而出，我们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为系统，还要等等看，应该相信赫鲁晓夫的错误到后来是会被纠正的，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85]

然而，莫斯科的态度很快就让毛泽东感到失望了。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反而继续推行苏共的既定方针。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应该是中国。

1959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向中央全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对中共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了尖锐而全面的批评。报告首先针对中国“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被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从而“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接着他批评人民公社运动“试图要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1959年初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证明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报告还批评了毛泽东一向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其结果导致了“文化领域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活跃”和右派的反革命进攻。报告还指出，自195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受到骄傲和急躁情绪的感染，“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命题以及好战的情绪都表明了这一点。炮击金门，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和文化往来都说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很不成熟。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印冲突。报告赞扬尼赫鲁“有充分的远见，清楚地看到了同中国、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对印度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却因西藏问题把攻击的“火力集中对准印度和尼赫鲁本人”，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印度的革命”，其结果导致了中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共中央竭力促使和平调解冲突，但“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应有理解”。“中国的同志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们在同印度关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苏共中央在调解印中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报告指出，为了协调对外政策，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并“提醒中国朋友们注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动派用来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轨道去的可能性”。但中国领导人的“反应令人难过”，他们坚持自己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报告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把和平共处看作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与苏共的看法不同，中共否认“需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普遍和平而斗争”，否认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经济的政治的优势力量战胜资本主义。报告还认为，“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报告最后提出，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持与中国党的友谊，但方法是“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应该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在原则上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具体做法是“加大力度宣传列宁对外政策的方针和苏联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措施，坚定地捍卫我们关于国际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问题的观点”。[86]苏斯洛夫的报告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在北京会晤之后，特别是中印边界冲突再次爆发之后的立场和观点，其采取的态度与中共针锋相对，而分析的思路则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如出一辙。尽管中共领导人当时并不知道苏斯洛夫报告的内容，但是苏联在此期间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充分表明了这种态度。

为了进一步推动缓和的局面，1959年12月8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关于裁军的备忘录，建议苏联无条件地单方面裁军100万～150万人。[87]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决心“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奋斗”，并做了具体部署。[88]西方国家似乎也在为此努力。21日美、英、法和德四国政府首脑为期三天的会议在巴黎结束，会议公报说，四国首脑在会议中“就共同关心的各项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表示一致同意与赫鲁晓夫举行一次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同日，东西方十国裁军委员会中的五个西方国家外长也在巴黎开了会，并发表公报说，他们决定向委员会中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在明年3月15日前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89]25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复信，表示愿意在巴黎举行最高级会议，并写道：“我们始终认为，正是通过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亲自会晤，才能最有效地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90]

据中国驻苏使馆观察，赫鲁晓夫访美以后，在苏联领导人讲话和报刊宣传中，对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政策做了许多具体阐述和新的发挥。主要包括：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中，主张执行比较现实和明智的政策的趋势已渐占上风；经常强调艾森豪威尔的和平诚意，认为他对目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表现出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勇气和毅力；认为国际关系已进入了新的全面缓和的发展时期，现在已有一切可能使国际关系的发展出现根本转折，结束冷战、和平共处开始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强调苏联和平共处政策中的灵活性，认为一定的合理的让步和妥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总的世界和平的利益，应该而且也可以在合理的明智的基础上共处，互相谅解和互相照顾，利用一切可能，哪怕是最小的可能，避免紧张和战争的发生。[91]这些做法与毛泽东的期望越来越远，在他看来，要制止莫斯科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中共必须考虑采取新的措施了。

1960年1月4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集中研究国际问题。会议期间，驻苏使馆报告，1月9日苏共中央做出并公布了“关于目前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说，苏共“以新的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学说”，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了向共产主义过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及和平共处等问题，“对现代条件下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提出了新的提法”。[92]外交部苏欧司也整理了一份材料上报。材料说，苏联不仅在中印冲突中继续持中立和调和的立场，而且在报纸上全面鼓吹和平共处，普遍宣传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认为目前“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来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的理想。[93]1月14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了关于裁军问题的长篇报告，驻苏使馆当天即摘要报告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内容：国际局势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和缓，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对东西方就召开高级会议问题达成协议表示满意；欢迎艾森豪威尔访苏，相信戴维营会谈的气氛将继续下去；强调苏法传统友谊，表扬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宣布接受访问印度的邀请，赞扬尼赫鲁对加强苏印关系的贡献；重申苏联主张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提出苏联再度单方面裁减120万人的建议，并强调这一措施的巨大和平意义。[94]这些情况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引发了他在会议最后一天（1月17日）对中苏关系的长篇大论。

毛泽东首先指出，赫鲁晓夫访美、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议，有好的一面，但给帝国主义“擦粉”不好，赫鲁晓夫不善于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做革命工作，讲话没有分寸。谈到中苏关系时毛指出：苏联多次整我们，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联盟、西藏叛乱，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但这一手不灵了。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十月革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影响他。时间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过十年他不想受影响也得受。赫鲁晓夫要插手印度和印尼，对中苏双方都不利。和平过渡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至于是否成系统，我们还不做结论。但是，要写文章进行批判，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这时邓小平插话说，列宁诞辰90周年快到了，对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毛肯定地说，对这些原则性问题，我们应公开表示意见。虽然赫鲁晓夫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帮助他，估计中苏是可以团结的。[95]两天以后，中共中央便发出通知，决定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北京将举办报告会，并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同时要求各地召开报告会和发表文章，大力宣传列宁关于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尽管通知中强调不要批评苏联和兄弟党，但此举的矛头所指是一目了然的。[96]

至此，中苏两党几乎同时确定了完全相同的处理双边关系的方针：努力保持中苏友谊和团结，但必须通过公开表达各自主张和立场的方式影响对方，规劝对方，希望对方能改正错误，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中苏在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各自表述的局面就自然生成了。接着，双方开始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各抒己见，甚至展开激烈争论，终于导致中苏分歧的全面公开化。这就是中苏两党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斗争的开始。由此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的所谓领导权之争，主要或首先不是争夺领袖地位，而是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争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因为只有证明自己的路线、纲领、方针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而对方则恰恰相反，才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正统地位和实际领导权。

纵观上述历史过程可以发现，1959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及1960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并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他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以及在战争、和平、革命等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在此基础上，中苏对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印度（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台湾（反动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矛盾爆发的前提在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当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力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把各共产党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到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上。于是，分歧便显露出来，争论就在所难免。

这种分歧和争论之所以发生在1959～1960年，首先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发展壮大起来，苏联也度过了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自我感觉都特别好，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政策”继续下去了。至于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苏美缓和。赫鲁晓夫认定中国对印度采取的鲁莽和偏激的政策，其目的和后果就是破坏苏美首脑会谈，干扰缓和的进程。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印冲突只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问题的要害在苏联对美的缓和政策，莫斯科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和妥协的立场，也是为了保证美苏首脑会谈的顺利进行。只是出于需要一致对敌这个共同的考虑，中苏都避开了直接指责对方的对美政策，而在对印政策上大做文章。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感到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时，便开始在公开场合，在列宁主义这同一面大旗下，各自表述对战争、和平、革命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以证明自己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和正统性，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对其领导权的认可。中苏分歧的公开化由此发端，并成为后来政治大论战的预演。

[1] 在讨论中印冲突对中苏关系影响的论文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有：M. Y. 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i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51-257；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79页；Chen Jian，“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ume 8，Issue 3（Summer 2006），pp.54-1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送审稿）》第5卷，1991年，未刊，第200～202页；外档，105-00650-01，第18～25页；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资料》，1959年3月29日，未刊；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第71～73页；Chen Jian，“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pp.55-99；ЦХСД，ф.5，оп.49，д.238，p.8929，л.42-48。

[3] 外档，105-00650-01，第12～17页。

[4] 《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至1960年4月）》（以下简称《中印往来文件汇编》），未刊，第55页。

[5] 外档，105-00650-01，第12～17页；105-00658-02，第41～75、74～181页。

[6]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22页。

[7]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7～11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19页。

[8]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26页。

[9] РГАНИ，ф.5，оп.30，д.302，л.40-49.

[10] 外档，109-01354-04，第54页；《人民日报》1959年4月1日。

[11] ЦХСД，ф.5，оп.49，д.238，p.8929，л.42-48.

[12] 外档，109-01354-02，第7～12页；《内部参考》第2763期，1959年5月1日，第22～23页。

[13] TsKhSD，f.5，op.30，d.302，1.75，转引自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251。

[14] 外档，109-01354-04，第62～63页；《内部参考》第2930期，1959年12月9日，第14～15页；外档，105-00946-04，第38～40页。

[15] 外档，109-01354-04，第55～56页。

[16] 外档，109-01354-04，第60～61页。

[17] 外档，105-00657-03，第9～21页。

[18] 外档，105-00659-03，第164页。

[19] 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第62～69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86～88页。

[20] 《中印往来文件汇编》，第172～183页。周恩来对尼赫鲁3月23日来信的答复，即9月26日函，见该书第184～190页。关于西姆拉会议的中方档案，现存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根据中国档案记载，中方派遣专员陈贻范（Ivan Chen）参加了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会议草签了一个有关中印边界的条约。但是，4月28日中国外交部训令陈贻范，通知英方所签条约无效。直到7月3日会议结束，中方没有同意签约，并拒绝继续参加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详见唐屹等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五册·西藏卷（一）》，第1～55页。

[21] 广西档案馆，X50-3-6，第99～120页。

[22]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00～101、112～115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第95～96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15～316页。有关印度在东段地区的管辖状况及麦克马洪线走向的地图，见外档，105-00944-02，第53～60页。

[23] 外档，105-00944-03，第61～72页。

[24] 外档，109-01941-04，第38页；109-01354-04，第69页。

[25]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11～212页。

[26] 外档，109-00870-01，第32～39页。

[2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52～253页。

[28]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197～3199页。

[29]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10页。

[30]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28页。

[3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28～229页；外档，109-00873-12，第76～7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13～214页。苏联声明的全文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11日。

[32] 详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10、11、12日。

[33] 外档，105-00946-04，第36～37、38～41页。

[34]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11，п.443，л.181，转引自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2；TsKhSD，f.5，op.30，d.246，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251。

[35]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46～3417页。据印度财政部公布的资料，从独立到1959年11月3日，印度共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美国援助达113.3亿卢比，特别是1958～1959年美国政府机构提供的援助剧增，占历年总额的43.7%。（外档，105-01001-04，第26～28页）仅1959年3月和5月，美国就向印度提供了12.09亿卢比的贷款。（外档，105-00946-01，第1～2页）

[36] 外档，105-00944-07，第85～86页。

[37]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250～3256页。

[38] 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

[39]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3，с.69；外档，105-00946-04，第36-37页。

[40] 外档，109-01354-04，第69页。

[41] РГАНИ，ф.5，оп.30，д.303，л.82.

[42] 《毛文稿》第8册，第247 ～249、269页。

[43] 《毛文稿》第8册，第26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24～225页。

[44] 外档，105-00946-04，第36～37、41页。

[4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27页。

[46] 《内部参考》第2866期，1959年9月9日，第19～23页。

[47]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3-294；外档，111-00874-02，第7～20页；《毛文稿》第8册，第459～460页。

[48] 8月14日苏联在报纸摘发这篇社论时，略去了上述内容。见外档，109-01353-05，第214～241页。

[49]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19页。

[50]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04页。

[51]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0日。

[52] Шепилов Д. 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 Т. Шепило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0，с.30.

[53] Капица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с.68；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第196页。

[54] 阎明复、朱瑞真：《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的前前后后》，第31～32页。

[55] 《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

[56] 阎明复、朱瑞真：《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的前前后后》，第33～34页。

[57] 《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

[58] Капица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с.68；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4页。

[59] 以下会谈内容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Зубок В.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94-106。

[60] 见《阿尔希波夫的回忆》。

[61] 《人民日报》1959年10月5日。

[62] 《阿尔希波夫的回忆》；《赫鲁晓夫言论（1959）》第4册，1959年12月，未刊，第714～715页。

[63]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27～228页。

[64]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89-96.

[65] 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第201页。

[66]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389-390.

[67]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3，с.55.

[68] 关于空喀山口事件，中方的说法见外档，109-00870-03，第47～52页；《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4日。印方的说法见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16页。

[69] 《中印往来文件汇编》，第212～213页；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第71页。

[7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65～266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23～1024页。

[71] 外档，105-00408-01，第7、8页。

[72] 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40页；《中印往来文件汇编》，第214～219页。

[73]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250～3256、3269～3271页。

[74] 外档，109-01354-02，第30、31页；109-01354-03，第41页。

[75] 外档，105-00946-04，第42页。

[76] 外档，105-00946-04，第45、49页。

[77] 外档，109-00882-01，第3页。

[78] 《内部参考》第2906期，1959年11月11日，第26页；第2912期，11月18日，第16～17页；第2914期，11月20日，第12页。

[79] 外档，105-00946-04，第48页。

[80] 外档，105-00946-04，第46～47页。

[8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65～266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1～1142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22～1023页。

[8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1144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27页。

[83]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107-110，CWIHP Bulletin，Issue10，March 1998，pp.169-170.

[84]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0页。

[8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28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0～235页；《毛文稿》第8册，第599～603、604页。

[86] 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288～3324页。

[87] ЦХСД，ф.2.，оп.1，д.416，л.1-9；沈志华整理和编辑《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251～259页。英译文见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1996/1997，pp.418-420。

[88] ЦХСД，ф.2，оп.1，д.416，л.10，《苏联历史文件》第15卷，第264页。英译文见CWHI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1996/1997，p.420。

[89] 《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3日。

[90] 《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6日。

[91] 外档，109-02064-02，第37～41页。

[92] 外档，109-02078-01，第1～4页。

[93] 外档，109-02064-02，第42～48页。

[94] 外档，109-02077-04，第37～39页。赫鲁晓夫报告全文见《人民日报》1960年1月16日。

[95] 关于毛的这个讲话，笔者看到了三个大同小异的记录：《林克日记》（手稿），未刊，第122～126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第7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49～1050页。

[96]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11-14-272，第2页。

第3篇 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

撰稿 李丹慧

1960～1979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就是，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同盟关系由瓦解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已发生变化，两国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一时期有三个关键性转捩点。其一，1962年：中共在内部将中苏两党两国的斗争定性为敌我性质，为两党关系的破裂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二，1964年：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中苏同盟关系至此破裂。其三，1969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事件爆发，两国关系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两国关系转入军事对峙和政治对抗阶段，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第一章 中苏分歧公开化与短暂的缓和

作为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文本，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确认，苏共二十大“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1]这时，因苏共二十大召开而出现在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两个表现，似乎已经消失：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赫鲁晓夫在波匈事件爆发后便亦步亦趋地接受了毛泽东“三七开”的说法；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尽管中共坚持保留意见——其实只是一些枝节或提法问题，但最后还是与苏共达成了妥协。无论如何，在这份国际文件中全面肯定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即苏共二十大，这即在事实上接受了苏联共产党对内对外纲领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遵循的共同准则。对于在这次大会上意气风发、斡旋调度、纵横捭阖的毛泽东来说，会议最终的成果却是形成了一个以苏联的方针政策，即以赫鲁晓夫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纲领。这个结果实在让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和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心有不甘。与此同时，由于苏共也尽量吸收中共的看法，以致宣言中多处出现“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文句。莫斯科宣言实质上就是一种中苏互相妥协的产物，而这种妥协埋下了日后中苏两党分歧公开、走向分裂的伏笔。[2]

随着1958～1959年中苏两党在中共对外政策（炮击金门、中印冲突）和对内政策（“大跃进”、人民公社）方面分歧的产生与发展，谁的理论思想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统，谁的方针政策代表国际共运的正确方向，谁能成为这个运动的领袖的问题，愈益突出起来。以1957年莫斯科宣言为起点，中苏两党开始发生向“左”与向“右”的分化。苏联从苏共二十一大以来，宣传的论点进一步“右”转，更加强调战争可以避免，强调和平共处及和平过渡。中共则夹带着“大跃进”的激情，认识继续“左”转，愈益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强调武装斗争、非和平过渡及与帝国主义无法和平共处。双方事实上不过都是在重申并强化宣言中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一部分内容，分歧逐步扩大。1959年10月两党领导人大伤感情的争吵发生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前提却都是要对方承认错误。两党都表示要团结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而问题在于究竟是苏共代表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还是中共代表这个基础；是遵循苏共确定的条件实现团结，还是遵循中共确定的条件实现团结。由于这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共同的规律，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而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就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问题只在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公开，究竟谁先正式迈出这一步。

第一节 对外方针分歧引发理论争论

1959年底1960年初，中苏两党在继续把中苏团结确定为基本政策时，都提出了实行这一政策的指导方针，即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团结，但对于这个原则却各有说辞。

1959年12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原则地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3]是月初，刘少奇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4]毛泽东则于4～6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谈到，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后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5]翌年1月，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至于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团结，估计是可以团结的。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要向他们做工作。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十月革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影响他。虽然赫鲁晓夫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帮助他，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做工作。[6]

中苏两党不约而同地确定的这种方针，显然是一种有条件的团结方针。两党都在强调自己的立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对方应该向自己趋同。毛泽东更表明了中共要影响苏共，要帮助赫鲁晓夫，做他的工作的意图。在这种思路指导下，1960年伊始，中国即以对印外交政策和列宁诞辰纪念为切入点，开始了团结进程中与苏联的两轮较量。

其一，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

1960年1月19日，在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度之前，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请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希望苏联领导人访印时不要表示过问此事的意向。苏共中央的回复却是，在此问题上，苏联今后将继续坚持“严守中立”的立场。中方对此表示惊讶，周恩来向契尔沃年科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尽管契尔沃年科随后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转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仍然坚持认为，取消该词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7]在中国看来，塔斯社1959年9月发表的对中印边界冲突保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已经反映了苏联的这种立场，声明的发表，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8]经过10月初两党领导人的那场激烈争吵，苏联方面要想抚平双方感情的创伤，维护团结，就应该修正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苏联方面对中印冲突的立场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即不给美国干预冲突以口实、防止把奉行中立立场的尼赫鲁政府推向帝国主义集团。莫斯科认为，如果苏联公开宣布在中印争端中单方面、直接地支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加入其中，因为据苏方获得的消息，美国政府正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已经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问他需要多大援助。另外，印共领导也不止一次地请求中国采取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以免给印共带来损失，尤其会影响到由共产党人执政达28个月之久的喀拉拉邦的形势；何况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绝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高士，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9]而中国关于苏联发表“中立”性声明就是公开了中苏分歧的这种指责，有一些强词夺理的成分。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可以说反映了中苏两国方针的不同，但也可以解释为是在做表面文章。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政府无论在开战、停战问题上，还是在整个和平谈判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得非常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10]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莫斯科采取了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是苏共领导人不赞成中共对待印度的外交方针。说苏共因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苏两党的意见分歧，根据不足。但是，事隔数月后，中国要求苏联在外交政策上与自己步调一致的态度更为强硬了，开始对苏联的这种中立立场进行挑战性的回应。

1960年1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通告说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苏军裁减120万人。时隔一日，周恩来即在外交部关于苏联就裁军问题同中国接洽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说：拟于赫鲁晓夫本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向各国议会提出裁军号召的建议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一方面赞成裁军，另一方面正式声明没有中国自己参加，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13日毛泽东让伍修权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赫鲁晓夫中方的意见时，却只谈中共中央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步骤，没有通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后一个意图。2月1日，毛泽东在就派代表参加华约国会议一事给赫鲁晓夫的复信中，仅表示相信这次会议必将为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揭露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扩军备战阴谋，以及鼓舞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做出新的贡献，而对于中方要继续声明自己承担义务是有条件的这种意思，依然没有透露半分。[11]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审定了与会中国代表康生的发言稿。[12]

2月4日，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康生在会上的发言强调指出：国际局势出现某些和缓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美国统治集团被迫做出某些和平表示，是要以所谓‘和平取胜的战略’来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坏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所谓‘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发言特别重申：“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13]这是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在苏联国内继续高度评价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成果，说其是“打开苏美关系的转折点”，“开辟了国际形势的新时期”，“世界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赫鲁晓夫热衷于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苏共外交方针的局面下，[14]中国方面这种不合作、不捧场的态度和举措，对于莫斯科来说，不啻是一次新的打击，由此引发赫鲁晓夫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15]

赫鲁晓夫的这一不冷静反应对于中国来说，其严重性在于，他将矛头指向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个人。这即触及了中共和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促使中国迅速采取最直接的报复行动，由《人民日报》于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对此，苏联方面做出的回应是，同日，在参加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16]不过，苏联方面没有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上述谈话和苏共中央的口头声明。[17]

如果说康生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言中宣布这一立场，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表态，外部世界尚难悉其详，那么这次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公开中方的立场，确能引起外界注目。苏联由此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内容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18]不过事实上，中国的这一步骤，原则上还不能说就是公开了与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道理同上，它也可以是同盟国之间选择的一种策略，就保护自己阵营的利益而言，中国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不承担义务的说法，毕竟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因此，苏联方面的指责，同样牵强。

中苏这一轮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主要还不是关于国际共运共同纲领的争执，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对赫鲁晓夫出访印度时明确苏联袒护尼赫鲁的态度的忧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要出一下1959年塔斯社声明令中国陷于尴尬境地的那口恶气。中国要求苏联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以及苏联在中国举措的刺激下再次于阵营内部会议上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实际都是一种干涉他国内政的表现。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与阵营中各国自身利益的矛盾在这场较量中凸显出来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冲突只是要刺激一下赫鲁晓夫，提醒他不要在向资产阶级分子尼赫鲁示好时，忘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战友和盟友。而要真正达到帮助赫鲁晓夫、使他回归中国认为的正确路线的目的，还是要进行一场思想斗争，所谓真理不辩不明。由此，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日——4月22日，被中共认为是挽救赫鲁晓夫的最佳时机。

其二，意识形态论争中的较量。

1月19日，即周恩来通告苏方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有理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规定：（1）4月21日党中央在北京主办纪念会，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做报告。各省市自治区4月22日举行纪念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处书记做报告。中央的纪念会将邀请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来宾参加，各省市自治区的纪念会应邀请当地兄弟国家的外交人员和专家参加。（2）《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报纸和理论刊物，应在4月22日前后陆续刊载文章，论述列宁思想。内容可包括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劳动、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不断革命、群众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方面的理论。通知特别要求：这些文章在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阐述列宁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时，应以刘少奇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为依据，并严格遵守1959年2月8日《中央关于不得在报刊上批评兄弟国家的理论著作和影片的通知》的规定。[19]

此项通知导向的核心在于，要以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的文章为范本。此文是刘少奇应《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之约于1959年9月14日写成的纪念文章，它全面评说了建国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赞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强调指出，“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文章还特别提出：“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这篇文章实际是在回应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对内政策的批评，透露出一股反驳、辩论的劲头。该文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之前曾送毛泽东审阅，刘少奇在送审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毛泽东批语说：“看过，很好。”[20]这里所谓的外国同志虽未具体言明，但文章批驳的对象是苏联已明确无疑。因此，尽管通知规定不得在报刊上出现批评兄弟国家的言论，其真正意图却还是要在国内掀起一波全面批判苏联纲领路线方针的活动。一方面仍然不指名道姓，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给赫鲁晓夫造成压力，促使其向中国的观点靠拢。

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对中国政策和毛泽东的臧否，被看作一次反华动作，直接促发中共要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抓紧实施拖住赫鲁晓夫转向修正主义的步骤。2月22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行为应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在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要根据列宁的观点，加紧撰写文章，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主张。[21]4月中旬列宁90周年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5、16、18、20日，紧锣密鼓地分别讨论了即将发表的由陈伯达起草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和胡乔木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等三篇文章。毛泽东在10日和16日亲自审读和修改了第一篇文章。[22]至此，中共中央原定的通过宣传列宁思想隐晦批驳苏共理论的纪念列宁诞辰的形式，变成了主旨在于反击的行动，辩论的内容更为集中，矛头直指苏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中国的舆论宣传阵地，一时弥漫出些许火药的味道。

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该文对铁托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指责，赫鲁晓夫同样可以对号入座。其中所专门批驳的铁托的“新时代”理论，即世界已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合作、经济竞赛等问题，以及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认识，事实上还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上首先提出来的。全文笔锋犀利，并且使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辞，诸如“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23]等等。这篇颇具分量的理论宏文，实际已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挑战。

中共中央此篇打头文章问世之后，对于中国方面的发难，莫斯科一时慌了手脚，应该如何应对，苏联领导层内部议论纷纷，或表示应纠正中共的错误；或要求划清界限，坚决回击；或建议“不要着急！他们正盼着我们卷入论战。要有耐心，不要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反应！”即如雨果的名言：“喊得最响最凶，往往表明立场软弱。”[24]后一种意见显然暂时占了上风，苏联方面只以继续宣传自己纲领的方式作为回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于4月16日和17日重新刊登即将出版的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佩洛夫领导的写作组新编撰的列宁传记，同时配发按语，强调符合苏共现阶段纲领的列宁的理论思想；并于17日和18日发表文章，赞扬苏共二十大在“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贡献。

不过，苏联的“高姿态”还没有持续几天，赫鲁晓夫就失去了耐性，决定直接应战。4月21日，苏共中央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布消息，对中国的宣传立场进行了批评。[25]随后，在4月22日列宁诞辰日的当天，中苏两国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中苏两党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各自引经据典，以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形象，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不指名地批驳对方的种种认识。只是由于时差，中国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

22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文章强调指出：中国确信自己“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但是列宁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材以一个致命的痛击”。文章特别引证说：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文章重申“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并列举了一长串中国认为的美国的好战言行，质问说：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之流所说的“自由中的和平”吗？尽管这篇文章把首先巩固和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团结作为第三个伟大任务加以专门论说，但其主旨是反驳赫鲁晓夫对中国国内政策的批评，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以及确立样板模式的问题上，与苏联叫板；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的，欧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将创造消除战争的现实可能，使战争不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观点，以及苏联国内称艾森豪威尔希望和平、不愿战争的舆论导向，提出了挑战。

同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万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林彪，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应邀参加并同坐在主席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大会实况。4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发表了陆的报告。这篇报告实际重复了前两篇文章的一系列论点，讥笑“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斥责“现代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诬蔑为‘教条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卑鄙手法”。报告还突出宣扬了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说“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日上午，《真理报》发表社论，论说苏联共产党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宣传苏联的实践实现了列宁的思想。[26]傍晚6时，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举行万人集会，纪念列宁90诞辰。苏共中央领导人阿里斯托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米高扬等出席。列宁的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在会上发表讲话，[27]强调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讲话指出：早在赫鲁晓夫以前，列宁就曾经推行和大力支持过和平共处的主张，“今天为了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重复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一旧的真理是不够的。”“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只看问题的这一面。必须要看到阻止战争的巨大力量的出现。也不应当看不见这样一点，即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讲话引证了列宁关于“将来有一天战争的破坏性会如此巨大，以致战争会完全成为不可能”的观点，评说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有生命力的政策”。库西宁的讲话实际明确回应了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对中国不断“重复”“旧的真理”的“教条主义”认识方法提出了批评。不过在应战的同时，库西宁还是表示苏联政府正在奉行一种“坚持原则、但是有妥协余地”的政策，摆出了息事宁人的姿态。[28]

对于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两党的这次争执，中苏两国都采取了保留性的宣传措施。中国方面没有转发库西宁的报告，只在23日和24日介绍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纪念活动时简要报道了苏共纪念集会的情况，直到27日才在《人民日报》第6版的报道中简短摘录了《真理报》4月22日社论，其中没有苏共自我宣传的内容。苏联报界则在转载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纪念文章时，没有采用一篇中共的文章。双方好像都不想扩大这场争执，不想加重分歧，尤其不想为对方的理论认识提供市场。

但是实际上，自1959年初以来，中苏两党两国通过报刊或会议，公开讲述各自在重大理论和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双方的分歧，西方也已从这种公开的舆论宣传中看出了端倪。只是进入1960年后，中苏两党在列宁诞辰日前后的这一轮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较量，使得这种分歧更加引人注目。[29]不过，这毕竟还是一场背靠背的、不指名的论争。在这场各自寻章摘句、为我所用地引经据典，一个针对修正主义者，一个针对教条主义者的较量中，中共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鉴于铁托实际已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成了“死老虎”，而赫鲁晓夫正在鲜活地宣传着苏共那套异于中共的理论思想，并以此指导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理论家们事实上一开始就把赫鲁晓夫与铁托画上了等号。苏共则被动应战，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威，防止东欧国家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因相信中国而逐渐背离苏联。毕竟在他们看来，中国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了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30]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目的似乎在于辨清谁的对内对外政策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要表明谁有资格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主导地位，谁将在国际共运中担当主角，引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尽管赫鲁晓夫曾警告试图挑拨中苏关系的人：“不要在没有裂缝的地方去找裂缝”，你们将看不到这种裂缝，“正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31]但是这轮较量之后，中苏两党的分歧事实上已经初步公开化了。即如共运中有的党所认为的，反修正主义不只是反南斯拉夫，这三篇文章一发表，“似乎世界上已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32]中苏双方在报纸杂志等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上一番暗藏杀机的较量，使得西方世界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耳朵。只不过，对于西方世界来说，“龙和熊意见不一致”的含义并不明确，它仍然可能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分歧。[33]

中共通过与苏共的两轮较量，迈出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促使苏共向中共政策趋同的第一步之后，一次事件的发生，使得中苏两党实现团结的天平向中国方面倾斜，毛泽东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共思想理论靠拢的可能性。

第二节 U-2飞机事件中的中苏互动

事实上，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向莫斯科提出挑战，应该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提醒赫鲁晓夫，不要在即将到来的解决柏林问题的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上，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妥协。结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帮了毛泽东这个忙。

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火箭部队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地区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飞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承认，他是在美国政府知道的情况下驾机进入苏联领空，用特殊的无线电技术装置和摄影装置搜集战略情报的。[34]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5月5日的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通报了这一情况，激烈地谴责美国军用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行为，并不无警告意味地向旁听会议的西方大使透露说，苏联的陆军和海军已经开始装备火箭武器，因此成立了火箭部队总司令部。[35]

其实，美国飞机带着间谍目的深入苏联领空并非鲜见之事，它们侵犯苏联的堪察加、楚科特加、库页岛、波罗的海沿岸、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等地区，仅1953～1956年就有一百多次。1958年6月27日，美国一架四引擎的军用飞机还深入苏联领空达170公里；两个多月后，美国军用间谍飞机再度深入苏联领空。[36]而苏军击落美机的事件却偏偏发生在与中共进行笔墨之争和四国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之时，的确令一直鼓吹与西方缓和的赫鲁晓夫一时陷入了尴尬境地。他既想继续推行自己既定的外交政策，又要顾及国内传统势力借此事做文章，动摇其在苏共党内的地位；既想避免就此与美国发生冲突，断送掉已营造多时的缓和氛围，又要考虑抵消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难移的中共舆论声势的影响，维护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和地位。两相权衡，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中国，以及同中国息息相通的本国保守集团的压力下，转而对美国采取强硬措施。

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5月5日一开始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到9日被迫承认，表示这种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和包括进行“广泛空中观测”在内的计划进行的，这种观测包括采用“渗入”苏联领空的办法，再到12日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致苏联政府照会，再次声称进行这种飞行是美国的既定政策，[37]态度一直十分蛮横。这种情况不啻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进一步激起了他的愤怒。苏联方面开始重新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5月11～14日举行的苏军党的基层书记会议上提出：当战争威胁还存在，全面彻底裁军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38]

5月16日，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议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法国内阁会议厅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挑衅行动和美国政府坚持对苏联采取挑衅政策的做法，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对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和奉行这种政策，并且严惩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罪犯。他表示：“除了把政府首脑会议大约推迟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回复说，侵犯苏联领空的飞行“已经停止了，而且将不恢复”；但是，这种飞行不恢复的期限只限于他担任总统的期间。[39]实际回绝了赫鲁晓夫的其他要求。

会议就此流产后，赫鲁晓夫亮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18日，他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发表声明还击艾森豪威尔，指斥说：帝国主义者习惯于像古时候俄国商人的那种做法，用芥末往狗腿子嘴唇上涂，而那些狗腿子说“谢谢”，并且深深施礼。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侮辱，我们有自己的尊严，是代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人采取任何挑衅活动都不能吓倒苏联，要我们屈膝是不可能的。对于16日艾森豪威尔的答复，赫鲁晓夫指出：可见美国总统所答应的不是放弃侵略政策，而只是在1961年1月以前暂时“停止”飞行。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虚言搪塞和他所“赐予”的1961年1月之前停止在苏联上空飞行的“恩惠”，苏联人民、我国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社会舆论将不会了解我们。在这个声明中，赫鲁晓夫一方面不无威胁地警告说：飞机能不能在苏联领空飞行，“这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要十分肯定地决定——我们将击落这种飞机，将给飞机起飞的基地、给那些建立这种基地和实际使用这种基地的人以毁灭性打击”；一方面也注意留有余地，表示再过6～8个月，如果他们不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那么，我们将同我们的伙伴重新会晤，以便讨论和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40]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从16日晚电台广播赫鲁晓夫的声明之时起，就掀起了支持政府立场、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浪潮。17日一天当中，莫斯科一百多万人分别举行了五千多次集会，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政策。苏联各战斗部队也举行集会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远东军区还有军官表示：“我们根本不能同把背信弃义和进行强盗活动作为政策的国家首脑进行谈判。对我们所有军人来说，结论非常清楚：要更加做好战斗准备。”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各主要报纸则纷纷发表文章，揭露美国的对苏侵略方针，故意葬送四国首脑会议，指出：为了要使和平共处成为政治现实，就必须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他们反对苏联的强盗政策。现在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管他们如何巧妙地回避，都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艾森豪威尔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样代表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代表着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制度。等等。[41]

艾森豪威尔的霸道行为，使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大大地作了一场秀。不过就中苏关系而言，这场秀中更引人注目的却是中国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场中苏互动式的作秀，乃至引起西方世界的猜疑，认为北京最近的大叫大骂和好战态度可能是在巧妙地配合克里姆林宫。[42]其实对于中国来说，配合只是表象，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旨是要促进赫鲁晓夫转而向中国的目标靠拢。

事实上，随着195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中苏之间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国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展开，中国在不指名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同时，也在愈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和革命起义，争取获得更多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反对并干扰苏联的缓和方针。出人意料的是，在上述《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等三篇文章发表不久，美国方面就适时地送来了中国可资利用的“炮弹”。毕竟在中国看来，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中共论点的完全正确，“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43]

5月初，当坐在苏联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旁听席上的西方各国驻苏使节，面无表情地倾听赫鲁晓夫通报苏联击落美国U-2间谍飞机的经过时，中国大使则是眉飞色舞、得意扬扬，深信这件事终于向赫鲁晓夫证明了他的错误，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强硬态度。[44]消息随即传回北京，与此前对苏联纪念列宁诞辰活动做低调报道大相径庭的是，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一轮新的大规模宣传战蓄势待发。

5月9日，《人民日报》即以《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为题发表社论，指出，U-2飞机事件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继续。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衅”，“也就是对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挑衅。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和人民对美国当局的抗议和谴责”。这大概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先发出的支持苏联对抗美国的声音。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5月7～14日连续五次会见应邀来访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团，谴责美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介绍中国的反帝斗争经验及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会见中，毛还在外国客人高唱中国歌曲《东方红》时打着拍子，而后鼓动说：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地方的民族民主运动。[45]如此频繁地公开谈话，使得16日的美国报纸评论说：毛泽东在十天中发表了五次讲话来迎接重要的最高级会议，这对一位通常每年只发表两三次政策讲话的领袖来说，显然是太喜欢讲话了。“毛在口头上的攻击使巴黎前景暗淡”。[46]

在第五次讲话，即5月14日四国首脑会议召开前夕在武汉接见日本和拉丁美洲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虽然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47]却又同时强调：事实仍然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是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在谈起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情况时，他指出：苏联人做得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国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应当存有幻想。毛泽东还影射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后曾说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旧事，讥讽和提醒说：“过去，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同日，新华社、北京广播电台摘要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之后，西方媒体，如共同社、美联社、美国《新闻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在15日和16日纷纷就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述。[48]《人民日报》也于16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措辞激烈地提出反对向美国人让步的警告，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

可以说，作为国际共运旗手地位最强竞争者的毛泽东就此事件的公开亮相，以及中国方面的舆论压力，对赫鲁晓夫决定在四国首脑会议上做强势表态，采取强硬的反美对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赫鲁晓夫开始重拾已经放弃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等词语。一时间，莫斯科的时钟好像被拨成北京时间了。

随着毛泽东态度的明朗化及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领导层明显兴奋起来。5月16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于会见在那里等候毛泽东接见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之后，当晚与陈毅进见毛泽东，商谈了中苏团结等事项。[49]翌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后者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通报苏联对召开这次首脑会议的立场时，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同志5月16日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我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去了巴黎，他应当去”。邓并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的侵略行动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我们共同的立场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阐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确的立场。邓表示，5月18日中国报刊将全文发表赫鲁晓夫的声明；中共中央已决定在国内开展支持这一声明的运动。邓还请契尔沃年科转达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热情问候，说：美国人联合它的队伍以反对我们，但他们的联合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个团结是建立在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的。[50]同日下午，毛泽东向杨尚昆就赫鲁晓夫在巴黎提出强硬声明事再次发表了议论。与此同时，穿梭于武汉和北京之间，商议并传达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近的国际形势等问题。[51]这时，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在巴黎的强硬姿态与中国的反帝方针非常接近，他似乎已经站到了与中共中央的思想和目标相统一的基础上了。

从巴黎这次会议召开到5月17日宣告失败，中国国内的宣传声势也与苏联同步展开。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宣称欢迎四国首脑会议召开的同时，强调中国“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衷心地希望通过四国首脑会议，在揭露美国战争政策和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责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重申东风日盛、西风日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不可能放弃它的侵略政策。5月18～25日，《人民日报》还连续摘要报道苏联各主要报纸的评述文章，报道赫鲁晓夫16日的声明和莫斯科及各地群众集会情况，并于头版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等。

当中国反美舆论宣传文章铺天盖地之时，5月19日下午，毛泽东在途经株洲时进一步指示坐镇北京的邓小平，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并明确要求北京的集会要在20日即举行。[52]于是，翌日，首都3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空前浩大的示威和集会。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警告说：对苏联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挑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每一次挑衅，都一定要受到加倍的回击。契尔沃年科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当帝国主义更加公开地张牙舞爪的时候，各国人民都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警觉地注视和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的阴谋，准备随时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毁灭性的反击。他最后并高呼：“苏中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打倒战争挑拨者，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示威集会情况，同时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此后，到5月23日止，中国各地城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已达5300多万人。[53]

在短短几天中，毛泽东导演的这幕声援苏联、反帝反美的戏剧，无论规模还是声势，都极大地超过了当事国苏联。以此，中苏互动的结果是，毛泽东的风头盛过了赫鲁晓夫，以至于西方媒体评论说，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毛泽东把他的手指戳进了赫鲁晓夫的肋骨，会议召开时，赫鲁晓夫席位的背后巍然出现了毛颀长的身影；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中国路线战胜了赫鲁晓夫的路线，U-2飞机事件大大加强了毛的地位。莫斯科和北京对待世界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问题的明显分歧现已消除，中苏裂缝弥合了。西方舆论甚至预测有可能形成强硬的莫斯科—北京轴心。[54]总之，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破产等事情，显示出中国对1960年世界事态的分析比苏联高明，每次都是中国的态度占了上风。

一次飞机事件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突然加剧，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振奋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精神，使他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国政策趋同的可能性，尤其看到了中国压力所起的作用。这个时期新华社《内部参考》较多选发外电关于中国影响的评述，实际就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好恶倾向，表明中央领导层及毛泽东本人十分看重中国意识形态压力和种种举措，对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所产生的作用。只不过，一波宣传运动高潮尚未完全过去，毛泽东已冷静地看到了事态的另一面，做出了以下两种评估。

一是认为赫鲁晓夫转而采取强硬立场，有被迫的成分在内。5月21日，毛泽东向金日成指出：赫鲁晓夫“一时指挥欢迎艾森豪威尔，一会儿又指挥不要欢迎。搞得神魂颠倒。5月1号打下了美国飞机，活捉了驾驶员。2号艾森豪威尔说‘U-2’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这就逼使老大哥再无考虑的余地了，这才下了决心，到巴黎去不是开会，而是去揭露，事先有照会。”即如毛泽东认为“说得很好”的中国驻英代办宦乡5月28日对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的国际形势的分析：19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这种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间谍飞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55]

一是看到赫鲁晓夫还有逐步转变的可能性，实际对中苏关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分析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56]

总之，毛泽东这时一方面敏感地觉察到了赫鲁晓夫的三心二意，一方面仍然认为此人还有挽救的余地。由此，他摆出了准备重新拿起意识形态争论武器的架势，开始批评1959年11月罗马欧洲资本主义国家17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是修正主义的会议，强调“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毛泽东说：“难道你们十七国党已经得到政权了吗？一点政权没有，就急急忙忙宣布连根铲除战争，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资本家高兴，起了欺骗作用”。毛泽东再批和平过渡理论，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民族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叛变革命的，对这类人寄有很多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他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到底还要不要。“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57]毛泽东的这种态度，直接促成了此后中共中央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中国要继续向苏联加压，再拉赫鲁晓夫一把，至少拖住他右转的步伐。于是有了中苏两党在第二战场的角逐，分歧终于公开化了。

第三节 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斗争

既然当年中共接受了12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莫斯科宣言》，接受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签字的、更多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64国《和平宣言》，[58]事实上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国际共运的指导原则，随着苏共与中共思想、方针上相悖的距离逐步拉大，而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并且都要争取对方向自己趋同，中共将争论的触角伸向国际组织就是早晚之事。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运中大多数国家和政党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中共尤其需要争取更多的追随者，以提高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在中共看来，对于亚非拉国家中那些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和那些赞成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团体来说，中国激进的口号和纲领比苏联谨慎的缓和策略更具有吸引力。这样，借着U-2飞机事件所造成的反帝反美声势，中国开始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开辟与苏联进行角逐的第二战场，全方位对苏共进行批评和帮助，压其在中共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双方新的团结。

1960年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

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六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6月1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苏联团长格里申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了中方的这种指责，并且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掺杂感情色彩。翌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摘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4日，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中方仍然声明对其中某些错误论点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理事会讨论。[59]刘宁一并表示，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60]

6月5日，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做了会议第一项议程报告。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则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做了呼应，都谈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61]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总报告的论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工作纲领。苏共其实是在把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40余人举行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中共领导人说明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希望他们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各自的党中央。邓小平开始在会上阐述中共中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对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苏联代表团来说，中共中央的举措无异于以“托洛茨基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于是，格里申勉强听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之后，即表示反对，并且拒绝邓小平的解释，拒绝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带头退场，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座谈会中断。[62]

苏方这种不容争执的态度，使得中国根据自己意见修改报告草案的最后努力落空了。中国方面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根据这一方针，6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并发表讲话。他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63]翌日的《人民日报》即几乎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专刊。

为了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成员宣传中方的观点，6月8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理事大会上发言时，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表明了与会议总报告不同的认识。刘长胜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不赞成那种不区别战争的性质而笼统地提“赞成不赞成战争，反对不反对战争”的错误论调，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正义的战争也“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一些根本原则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走入歧途。他提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要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揭穿帝国主义的丑恶的原形，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为热战。对于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刘长胜在表示赞同后说：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建议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依靠这种建议，就能根绝“战争危险”，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才能出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着，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刘长胜的讲话，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注意，他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亚非拉国家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刘的讲话。[64]

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中方代表还劝告各国工会代表“和平之路没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资本家乞求和平”；“同帝国主义分子坐在一个桌子旁边仅仅是为了揭露他们”，而同他们谈论和平，就意味着“美化他们，把他们打扮成和平使者”。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理事会休会和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经过中方代表的力争，书记处放弃了休会的建议，苏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此后又经中方代表的反复争执，终于达成了中方认为的“比我们设想要好的决议”。会议结束后，刘宁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样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把世界工联理事会这个表决机器的指挥棒打翻，在工会会议上还是第一次。报告认为，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次会议虽然是工会会议，但是将产生深远的影响。[65]

短短几日，中国利用世界工会会议在北京举行之机，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在世界国际组织中继续同苏联的论争，努力获得热衷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加强对苏联的压力，争取赫鲁晓夫改变方向，向中国的立场趋同。即如后来彭真所指出的：“为了保卫列宁主义，为了将来到马克思那里作鉴定，我们不得不斗争。我们向世界工联谈话不是没有考虑的，不要估计我党中央冒失，找他们谈是为了拖住他。老实讲，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雄心，当时听说他们搞党纲，不要他走的太远，为此才写三篇文章，几个月后才找工联谈话。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攻，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把他们拖住了。这以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66]

可以说，中国通过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的论坛，首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了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两党的分歧。

苏联方面就此提出批评说，中国在世界工联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在苏联看来，中国工会代表对苏共的批评是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一系列委员会的工作中进行的，而“出席会议的有许多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苏联方面认为，中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击。于是中共领导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分裂”步骤，他们不仅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而且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许多委员会里，批评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这些行动实质上是在公开号召世界工联开展斗争，反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67]

应该说，苏方的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即曾报告说，中国在1960年6月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在世界工会联合会这类组织中公开游说自己的主张，反对苏联。[68]至此，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由党内到党外完全公开化了。

中国工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活动及其获得众多国际组织成员支持的情况，无疑将赫鲁晓夫推入了两难的境地，使他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或者向中国的立场靠拢，或者背负起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制造分裂的罪名。

莫斯科显然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试图避免此类尴尬局面的出现。此次会议之后，被激怒了的赫鲁晓夫开始了反戈一击的行动。

其一，苏联方面针对中国代表在会上的种种做法，竭力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运中使用缺乏党性的派别活动的手段，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期间中国的举措就是一种拉帮结派的表现。[69]

其二，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国的舆论反击。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之际，苏联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直接涉及与中国论战的文章，批评中国教条、“左倾”的错误。这些文章的依据就在于，列宁在他的这篇关于“左派幼稚病”的文章中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如6月10日，有舆论宣传称：“目前的左翼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局势微不足道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又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则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倾的。”[70]

其三，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对于苏联方面来说，刘宁一曾明确表示不把中苏双方对会议总报告的分歧带到公开的会议上去，但是6月5日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党员负责人座谈会，发表不同于会议总报告的意见；尤其是在事先不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率先在大会上公开这种分歧，并且积极向其他工会代表、工会活动家进行鼓动、宣传，这种行为不啻是一次突然袭击。对此，彭真后来在与苏方会谈时就这次座谈会问题表示：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会议参加者的名单。米高扬当即就反驳说：你们邀请他们出席同志式的晚餐，而不是会议。他同时还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国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特别的观点。你们不该这么做，这些问题应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央级的会议上进行讨论。[71]可以说，中国这次在国际组织会议上主动出击的方针，直接导致了此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经历了6月初的被动与尴尬，赫鲁晓夫决定要把主动权重新抓回到自己的手里。于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72]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更为激烈地展开了。

第四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抗争

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召开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人发函，建议利用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对此，除中共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都表示同意。[73]这时的毛泽东已从U-2事件后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中看到了中共压力的作用，精神振奋的他很难按照苏共的部署行事，他要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进一步宣传推广中共的理论观点及方针政策，确立起中共的领导地位。

6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王庄约见康生等人讨论苏共的意见，提议改期在11月7日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理由为6月、7月我们有事，不能参加。如果苏方同意，中共则于8月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两党共同起草文件。[74]两天后，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6月2日来函。10日，他复函苏共中央说：收到你们6月2日和6月7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两个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并提出：在罗党三大召开时，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根据商谈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做任何决定。毛泽东随即正式建议：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扩大为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共同讨论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像上次莫斯科会议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签署发表共同宣言。会议召开前成立起草委员会，准备宣言草案。[75]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历史似乎重演了当年毛泽东一再推迟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时间的那一幕。

但是，苏共中央在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与中共商定的意见时，表示在布加勒斯特会晤时除不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各党对此均表示同意。[76]这实际就为以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如果没有6月初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苏共向中共意见靠拢之势，或许还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阶段，至少中苏两党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寻找到一个缩小分歧的结合点。但是，中共不仅要在国际共运政党的讲台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且还要在世界国际组织的论坛上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前述中国方面在开辟第二战场时实际对苏联构成的突然袭击之势，改变了事态的走向。

中国工会代表团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苏联的斗争“打翻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指挥棒”之后，中国方面即注意到了莫斯科的宣传攻势，对苏方可能进行报复这一点已有了思想准备。正在上海的毛泽东读到了一份报告，其通报说6月10日和12日，苏联报刊连续发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40周年的文章，这是当前新的重大动态。报告认为，这两篇文章标志着苏联要从前一时期的辩解转入对中国进行反击，企图缩小中共的影响。他们给中国戴上“现代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压一压与中国有共同点的其他兄弟党。苏联这样做意味着在一个时期内将会与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论争，也有可能出现露骨的公开批评，其目的就是要在其内部和外部，缩小我国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的影响，弥补前一时期威信上的损失。[77]

6月16日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参加罗党三大，其担负的使命就是对赫鲁晓夫进行劝说。所谓劝，即在于说服苏方修正自己的错误。途经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等人与彭真举行了长达八九个小时的会谈。赫鲁晓夫的意图其实也是一个“劝”字，希望通过会谈，让中共承认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错误，避免双方的争吵延续至布加勒斯特。由此，会谈开始后苏方首先提出的就是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问题，指出中国的措施极端危险，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苏方责问彭真等人：“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接着便又是提出时代、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等当代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总路线等中国内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等。中共代表团则除了做出回答外，重提斯大林、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的有关问题。[78]两党的互相劝说变成一次交锋，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此时在赫鲁晓夫看来，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当成共同纲领，认为它已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中共领导人却断言，在国际共运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并以此为借口，试图推翻莫斯科会议两个宣言的重要原则，这就不仅是对苏共，而且是在同所有兄弟党相对抗了。[79]于是苏方表示，到布加勒斯特可以继续会谈，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负责人都在那边，可以利用此机会集体交谈一下。[80]

至此，中共代表团已明确估计到赫鲁晓夫有可能利用参加罗共三大的机会，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扩大争论，争取宣传与舆论优势。为了证实这种估计，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向苏共联络部等有关方面了解情况。摸底的结果表明，该部正在积极准备，并已通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苏共干部中也有要开兄弟党会议的传闻。代表团根据这些迹象判断，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开会的可能性很大，中共须按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由于这件事还需中央做最后判断和下决心，刘晓受命即日乘飞机回国，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请示应对方略。而中共中央考虑的结果则是：还得顶，无非毁灭。[81]

罗党三大开幕后的第二天，6月21日，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中影射攻击中共，说：对于那些教条主义，“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82]苏共代表团并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分析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时发生的事件，对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83]这就在兄弟党内部彻底公开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亮出了回击中共的架势。翌日，赫鲁晓夫试图做缓和与中共争执的最后一次努力，再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指出中共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展开的行动是派别活动；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但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苏共。面对赫鲁晓夫继续提出的一系列指责，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84]会谈成了双方的又一次激烈交锋。

事态发展至此，对于中共代表团来说，赫鲁晓夫要利用即将召开的兄弟党会议组织对中共的批判，已是必然之势。因此，客观地说，苏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对中共的反击，已不能算作突然袭击。出乎中共预料的实际只是绝大多数党的代表团支持苏共，并且跟随其攻击中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仅获得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明确维护。6月24～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称布加勒斯特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以及关于国际共运战略策略问题的错误观点。苏方承认，这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会上，各兄弟党意见一致。[85]

会议期间，面对苏共代表团带头围攻的紧张气势，彭真以光荣孤立、舌战群儒的姿态奋力反击。在这场对中共的“同志式的帮助”中，[86]中苏两党可谓是短兵相接。在24日的会议上，当赫鲁晓夫谈及这次会议就是要看是谁脱离了莫斯科宣言，要“对对表”时，彭真表示，听了赫鲁晓夫的发言，理解了这次会议的性质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并随即反驳说，违背莫斯科宣言的不是中共，而是苏共，应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对表”；同时还回应批判中共最激烈的保共领导人，反问保共机关报把艾森豪威尔叫爷爷是不是符合莫斯科宣言的精神。26日51国兄弟党会议即将结束时，面对赫鲁晓夫在总结讲话中对中共的全面批驳，彭真予以反击，并指责其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完全破坏了国际准则。[87]争论中双方的用语都很尖刻，颇伤和气。不过，根据参加会议的苏共代表所言，会上，中共代表完全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彭真发了三次言，却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多次重复——按他的话——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待的那些话，指责苏共中央通知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却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通知。[88]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一些兄弟党提出了发表公报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支持。这时，不论幕后是否有苏共的操纵，赫鲁晓夫都已把中共推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要么在公报上签字，要么就背负起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罪名，可谓报了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陷入类似被动境地的一箭之仇。会议并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可以说，赫鲁晓夫又刻意借此把国际共运中兄弟党大聚会的倡导权从毛泽东手里夺了回来。

中共中央此时还不能“毁灭”，不愿意成为各兄弟党的对立面，不想同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僵，“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故指示中共代表团6月24日在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会议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又布置他们于26日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声明一面指名批评赫鲁晓夫，说他破坏了会谈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在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共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一面表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从中苏两党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89]

只是，由于会谈公报表面上是经兄弟党一致提议的产物，中共关于苏共在该问题上进行突然袭击的指控，实际也就背上了牵强和不公之名。毕竟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世界性的兄弟党会议，不能一党说了算，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也不能由两个主要大党包打天下，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掉其他党的建议。

会议结束后，6月28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同时，重新全文刊登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以示公报观点与宣言之间的差距。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借强调宣言“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等论述之名，阐扬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认识，批评布加勒斯特公报。毛泽东还提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议论虽针对反帝而发，但字里行间已溢出一股与苏共的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与气势。在他看来，“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90]

中共表面上签署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实际继续与苏共叫板的姿态，激怒了赫鲁晓夫，使他迈出了不理智的步伐，决定利用经济手段，压中国屈服。

第五节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在华专家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中国政府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此项决定，苏联政府拒绝，[91]以此，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呈现分裂的趋势。

此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7月13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了导致赫鲁晓夫决心撤退在华专家的直接原因。首先，中共违反与苏共关于不在两党之外暴露双方分歧的约定，“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其次，中共采取宗派主义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拉拢他们“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再次，中国领导人企图利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最后，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举行的中苏两党代表团莫斯科会谈及赫鲁晓夫与彭真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中，面对苏共关于中共搞派别活动的批判，“中国同志对所提出问题的实质不做正面回答，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同时又怀疑我党原则立场的正确性”。

对于“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问题，科兹洛夫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是“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问题涉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时，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报告接着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了总结，认为这次会议“对国际共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更明确地揭露了中国同志们的错误立场，第二，各兄弟党表现出一致意见”。[92]

不过，点燃赫鲁晓夫愤怒炸药的导火索事实上还是上述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表现，及其在会议结束后所摆出的强硬姿态。赫鲁晓夫于会下和会上精心组织的对中共的批判完全没有收到他所期望的效果，不仅中共不肯“低头认错”，而且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竟然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起来顶撞苏联老大哥，使赫鲁晓夫陷入尴尬境地。[93]面对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共通过发表社论宣示批判会议公报的立场，公开与苏共叫板的举措，赫鲁晓夫于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要挟或惩罚中国人。科兹洛夫当然不能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赫鲁晓夫的沮丧和气急败坏，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在对布加勒斯特会议进行总结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莫名其妙地提出了在华苏联专家问题，说：“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在那里遭受批评，似乎他们的观点保守，他们的许多建议被束之高阁。此外，我们对这样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国人开始用他们错误的立场、精神影响苏联专家，这自然引起了我们专家的愤怒，他们已向莫斯科通报了这种情况。”因此，苏联政府“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决定从中国召回全部苏联专家。[94]殊不知苏共中央决定采取的这个措施与科兹洛夫正在谈论的主题——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恰恰是自相矛盾的。

就这样，1960年7月16日上午，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要求面见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因陈毅不在北京，下午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接见了他。苏达利柯夫递交了关于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照会提出：“近来，中国方面开始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种路线同条约义务和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都是不相容的。”照会在列举了一系列中国方面不信任、不尊重苏联专家，调唆他们反对苏联党和政府的事实之后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声明，中国方面的上述行为是对苏联不友好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同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相矛盾的”。“中国方面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已使得苏联专家不能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受托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其中包括军事专家和顾问，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召返回祖国”。“苏联政府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会正确地理解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95]

向章汉夫递交照会后，苏达利柯夫向莫斯科通报说：他有这样一种印象，“对于章汉夫来说，照会完全是出乎意外的。章汉夫和递交照会时在场的中国外交部其他工作人员，怀着焦急不安和张皇失措的心情听完了照会的内容”。[96]章汉夫确实感到事情很严重，所以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办公室报告了情况，并说照会全文正在抓紧翻译，晚上即可送出。[97]

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反应。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几段话：“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98]周恩来后来则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全面撤退专家，“这是把党的原则上不同的意见、理论思想上的一些争论引到两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来了，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违背原则的事情”。[99]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感到愤怒，并认为苏联的指责毫无道理，但还是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7月31日，章汉夫会见苏达利柯夫，并递交了中国的复照。复照指出：“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政府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损害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复照于驳斥苏方照会所提出的种种指责之后声明：“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不论从法律上、道义上、政治上说，都是无法辩解的。被召回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在华工作合同尚未期满。现在突然把他们撤走，这显然破坏了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有关协定和合同，必然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造成一些损失，并且带来一些困难。这种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一般国际关系中也是罕见”。何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明确规定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的神圣义务。因此，这就更加重了苏联政府这种行为的严重性”。“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如果苏联政府的回答仍然坚持将全部苏联专家召回，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政府的意见。”[100]

中国当然知道照会不过是一种外交程序，不会有任何作用。所以，未等苏联答复，8月1日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安排专家撤退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我们应当肯定，在我国的苏联专家绝大多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热情帮助的，对我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了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我们必须做好专家的撤退工作。各部门、各地区和各聘有苏联专家的基层单位，对即将返国的专家和家属应当尽一切可能热情送别，充分表达我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谢意，善始善终地搞好和他们的友谊团结。应当把这次送别工作看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这几千人就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的宣传员和中苏人民友好团结的活生生的见证者。因此，各部门、各地区和各基层单位都应当指定主要负责同志一人挂帅，配备必要的助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把这项工作做好。”为此，国务院还详细规定了十点注意事项。[101]

鉴于中方在安排送别苏联专家的工作中向他们宣读了苏联和中国的照会，[102]8月4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指责中方各聘有苏联专家的部门向专家宣读照会是不合法的、不寻常的和不友好的，代替了苏联机关的职权，想在专家中散布对召令的怀疑，其结果只能使事情复杂化；苏方照会是绝密文件，宣读出去容易泄露，被外国间谍利用；苏方对此很气愤，提请中方注意并请有关部门停止这一行动。陈毅反驳说：撤退专家是苏方单方面制造的政治性事件，是震动全中国、全世界的大事。苏方毫不顾及对兄弟国家的条约、合同义务，使中国遭受严重损失是小事，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伤痕是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你们不突然撤退专家，那就根本不会有读照会一事。专家是当事人，我们宣读照会是为了把真相告诉他们，即苏方要撤退专家，我们极不愿意，我们很需要他们，但挽留无效，别无其他目的。将来两党会谈、兄弟党会谈时还要谈，这样的大事是瞒不住的。总有一天，中苏政府要被迫交代这件事情。你们不责备自己单方面决定撤退专家这种决然的、不留余地的行动，反而责备我们读两个照会。你们对我们这种必要的解释工作如此指责，而对自己方面那些引起了严重后果的行动却无动于衷，我感到奇怪。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你们片面决定停刊友好杂志，继之又片面发动撤专家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不知道你们的第三个行动是什么，望你先打一“招呼”，以免突然。有些事，我一直不愿讲，例如，你们大使和代办在北京都由部长、总理、少奇同志、毛主席接见，而我驻苏大使在莫斯科见副部长就很困难，只能见一些司长、副司长，中苏友好竟下降到如此程度！谁接见，这是小事，但说明有不愉快的事。虽然我们痛心，但友好还要维持。两国间根本没有根本性利害冲突，我们应比弟兄还亲，强大的帝国主义还摆在两国面前，如果真的有了战争，中苏还要一起应付。我们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方面、在国际问题上有些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在撤退专家问题上，我们还等待着苏联政府的回答。[103]

8月26日，契尔沃年科向章汉夫递交了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即对中国照会的复照。在这份篇幅更长的照会中，苏联把召回专家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中方在专家中宣传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企图使他们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立起来”。同样，向苏联专家宣读照会，也是“打算在他们之间散布某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的怀疑”。因此可以断定，“中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走上了挑拨（专家）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恶劣道路”。照会仍坚持中国有关方面对苏联专家采取了“带有很大成见、偏见和不信任的态度”，轻视和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建议，从而使这些专家感到委屈，并提出离开中国。因此，苏联召回专家一事中国方面应负完全责任。契尔沃年科表示，中苏之间出现的分歧问题一定要解决，“这是我们两国、两党、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章汉夫说：中苏之间存在的原则性分歧，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中苏是盟邦，必须团结。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革命利益，我们必须团结。中国党、政府、人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坚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04]

如前所述，苏联撤退专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所谓对专家本人的态度及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恶化只是借口而已。这一点，即使是苏联专家本人都看得出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曾为在华苏联专家做了三个小时的报告，特别谈到了苏共中央1960年7月全体会议所做的决议，以及科兹洛夫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化学专家克洛奇科回忆说：契尔沃年科的报告表明，苏联照会之所以言辞激烈，苏联专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苏联对中国国内和对外政策不满，借撤回技术援助向中国施压。[105]当然，苏联照会中提到的某些事实是存在的，许多苏联专家在“大跃进”运动中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本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照会的说辞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种官方行为，坚持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造成的。后来苏联官方还不断重复这种说法。[106]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中共领导人也对莫斯科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恰恰相反，针对一些机构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尊重专家、不听从专家意见的情况，有关政府部门一再发出指示和通知，努力改善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107]其实，1960年夏天之前，苏联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书记处的所有讲话中，没有一次提及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问题，尽管此前从中国不断地传出消息说：专家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普遍存在不遵守苏联生产技术规则的现象，以及对苏联的技术和经验提出了怀疑，等等。[108]这也表明，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全面撤退专家来压服或惩罚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才产生的，而中国在专家工作中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国方面对于苏联可能要进行报复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想到赫鲁晓夫真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绝情和不顾信义。中苏双方通过不断往来的政府照会，一面互相指责，推卸责任，一面强调各自的维护两国团结的立场。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撤退专家的进程丝毫没有停顿。到8月底，在华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全部撤退完毕。[109]不过，中苏之间关于这一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的争论还未结束。

9月21日，罗贵波副外长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第二个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拒绝接受苏联的指责，并列举详细事实反驳了苏方的指责。照会指出，苏联政府说召回专家的决定是根据他们的意愿做出的，但在华专家从未有人向中国政府或有关单位提出过类似的要求，苏联使馆也从未反映过这方面的意见。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中方在专家中宣传了同苏共立场相矛盾的观点，而是苏联政府想利用召回专家的做法向中国施加压力。“事实无容置辩地说明，苏联政府对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法律上、道义上和政治上所负的全部责任，不管大使馆来照如何辩解，都是无法逃避和推脱的”。[110]苏达利柯夫表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需做仔细研究。使馆全体工作人员都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友好。现在邓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可以在更高级水平交换意见。”[111]

11月6日，苏联使馆递交了关于撤退专家的第三次照会。照会进一步列举事实重复以前对中国的指责，认为苏联专家是被迫撤离中国的，并希望中国方面对于召回苏联专家的真正原因做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对这个问题采取合理和客观的态度将有助于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双方在递交照会的会谈中，继续进行了长时间争论，都谈到这件事伤害了两国的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但都为自己的政府辩护，要对方对此承担责任。[112]此后，中苏双方均表现出和解的意向，并在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了高层会谈。[113]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10日，外交部向陈毅和周恩来提出了对苏联第三次照会的处理意见。意见说，对苏联照会的复照已报总理审批，尚未发出。“考虑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后出现的新情况”，外交部主张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暂时不予答复，将来有必要时再复。“理由是：（1）对苏方第三次来照我代表团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已经给予了驳斥；（2）如现在再予驳斥和当前两党两国关系的气氛不太吻合；（3）第三次复照主要是谈是非问题和责任问题，估计苏方是不会承认错误和承担这一责任的，如果我们发出第三次复照，苏方还会来第四次照会，如此纠缠下去，在目前亦无必要。至于因撤退专家引起的后果问题可以在将来的谈判中解决。同时，我暂不复照并不等于问题的了结，将来有必要时还可再去复照，主动在我。”[114]

至此，中苏之间关于撤退专家的争论暂时平息了，直到三年后在中苏政治大论战的高潮中才翻出老账，旧话重提。至于说到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过去似乎估计过高。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官方过分强调了苏联撤退专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中的作用。实际上，从1957年起，在经济援助领域的苏联专家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如果说专家撤离造成的困难，那么主要也是在军事工业系统，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的是国防工业，[115]在这方面聘请的苏联专家也最多。根据苏联驻华使馆1960年年度工作报告中引用的数字，截至1960年7月1日，在中国的44座城市和34个部委系统中，有1292名苏联专家，其中在各部委工作的经济专家共计944人（一机部467人，二机部252人，冶金部101人，水电部60人，化工部37人，地质部和地质总局27人）。需要强调的是，在从事经济建设的1150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国防企业或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部委（如一机部、二机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农机部、建设部、轻工部、农业部、农垦部以及铁路运输和通信等部门，都分别只有1～7名苏联专家工作，在水产部、粮食部、纺织部等系统，则已经没有苏联专家了。[116]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苏联专家的撤离有一定影响，但造成1960年代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而与苏联撤退专家没有直接关系。

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退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却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益处。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苏联的外事机构。召回专家的想法首先在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受到了冷遇。远东司认为这样做会被中国人看作施加政治压力。于是，他们打算将关于这件事的几页公文束之高阁。一位副司长将照会草稿连同所有与此相关的文件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指望过上一段时间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然而，他们等到的却是上级领导的催问和呵斥，于是保险柜不得不打开。当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接到撤退专家的通知时，也感到非常“震惊”。他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退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如果必须结束援助中国的工作，至少也应让专家留下来直到合同期满为止。[117]在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在感情冲动下形成的外交政策。[118]曾任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就在国内正式发表意见，反对苏联撤走专家。[119]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贾丕才回忆说：一些头脑清醒的活动家曾试图让人们注意，赫鲁晓夫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曾批评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回专家，而现在他本人又这样做，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嘲弄。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120]

正如有些俄国学者批评的：撤退专家并非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121]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曾经评论说：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辞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了无法恢复的地步。[122]不管怎样，到1960年底，在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一名苏联专家了。[123]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由这些专家维系和传递的中苏友谊也随之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人们的思考和回忆。

可以说，中国方面对于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这一极端行为的反应始终是比较克制的。毕竟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对苏政策趋向硬还是软的选择的困境：一方面，赫鲁晓夫挥舞经济武器对中国施压的行为，要求一贯不畏强权的中共领导人起而对抗压力；一方面，周边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险恶的状况，又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正如周恩来所言：这场斗争“比对帝国主义斗争跟民族主义斗争麻烦，这个就是轻是不行，重要重得适当”。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是：既要“硬着头皮顶住”，又要“留有余地”。[124]于是，一种稳定中苏关系的“暂栖身”策略出台了。而中国在处理苏联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问题上所表现的冷静与温和，实际就是这种对苏让步方针的结果。

第六节 经济困难背景下的短暂缓和

1959年初以后，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恶化。东南面：1959年2月，美国支持老挝亲美派内阁关于不再受日内瓦协议约束的声明，扬言可向老挝派出军事使团；年末，印尼扩大排华活动；翌年初，美国在加强介入南越的同时，又通过南越和泰国加紧对柬埔寨施压，侵犯柬的领土和领空。南面：在1959年初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叛乱后，中印之间爆发边界冲突。东北面：1960年初日本岸信介政府与美国重签军事同盟条约《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美国试图组织由日本、韩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组成的东北亚军事集团。[125]同期，国际上还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周恩来说是“西风总还要反扑。现在的特点是从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126]毛泽东则指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反华的风潮是从几个方面来的，一是美帝，二是印度尼赫鲁，三是南斯拉夫铁托，四是兄弟党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27]总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了。

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随着三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呈现捉襟见肘之态。超越实际的跃进行为所导致的恶果已经显现。进人1960年后，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尽管是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决定，实际在认识上却并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1961年计划的方针仍然是在“八字”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结果是这一年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除粮食等少数产品略有增加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城乡居民的粮食、食油、猪肉、棉布等的消费量持续减少，更加剧了吃穿用的紧张。[128]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不断加剧。

与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的困难雪上加霜相应的是，中国由于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较差，而进口计划完成进度较快，造成国家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导致对外欠账增加，其中对苏欠账截至1960年12月31日，已达12.81亿元，按1961年新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88亿卢布。[129]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滑坡，令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130]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国方面不得不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60年10月31日通过苏联大使转递一份声明，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分期5年偿还对苏债务；重修已签订的1961年以及而后数年供应苏联货物（包括设备）的合同；撤销中苏互相供货的合同草案；暂停生产苏联订购的设备等。[131]

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对苏欠款欠货，严峻的现实，使得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对苏政策时，不得不权衡利弊，顾及眼前利益。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和赞同的一种认识：“国际问题的解决决定于做好国内工作。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132]周恩来则指出：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团结高于一切”，“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133]

由此，毛泽东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依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赫鲁晓夫仍是半修正主义，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苏共注意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苏共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134]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最终目的是争取两党两国重新团结起来。[135]

这时，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国家利益的分量更重一些，落实24字方针的重点实际被放在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也非与苏联改善关系不行，中苏关系改善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就会减弱。稳定同苏联的关系，争取改善与加强这一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要促进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搞好中苏友好团结工作，是今后的方针，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关于中苏争执的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共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136]

于是，中共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妥协、让步的色彩。

苏联方面注意到，从8月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的势头。周恩来8月1日在瑞士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开了这个头，他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主张亚太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整个地区建成没有核武器的地区。[137]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这种新的宣传动态，介绍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中国报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论，并特别建议苏共中央将刘宁一不久前在东京第六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的讲话与其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比较，指出，两个月前刘宁一与格里申会谈时还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时的他却在强调“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实行和平共处”。[138]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强硬论点也开始有所松动，8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表示：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139]此后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中共在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会谈中，尽管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从会谈的结果看，中国方面的妥协、让步方针，也是十分明显的。

是年9月初，中苏两党决定，在莫斯科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双方先举行会谈。据此，9月17～22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5次会谈，双方发言时间共17个小时，表面上仍然纠缠于一些历史旧账，相互指责；实际都在侦察，相互摸底。[140]接着，10月1～22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展开工作，为11月份的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做准备。邓小平再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对苏共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等两个文件进行了讨论，围绕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41]

讨论中，苏共代表团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起草委员会有破裂之虞。而中共代表团的与会方针是一定要在筹备会上达成协议，使81国兄弟党会议能够开成开好，以中苏团结为核心，形成国际共运团结的新局面，并在这一形势下逐步改善中苏关系。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代表团要利用这次会议抓团结旗帜，对苏联采取和缓方针，策略要灵活些。因此，有必要主动做出一些让步，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苏方还是想达成协议的，只要我们灵活些，就不会形成僵局。他们于是决定：主动向苏方透一点底，使他们知道我方愿意在互谅互让、顾全大局之下，和苏方共同努力，使筹备会议达成协议。在谈判中，我方也可以暗示苏方哪些可以协商互相让步，达成协议，哪些可以达成折中方案。对于赫鲁晓夫，到一定程度时要主动采取和缓态度，对他略让些步，给赫鲁晓夫面子，让他也做出让步。[142]

而这时的26国起草委员会，已不是对苏一边倒的局面，日本、朝鲜、印尼、越南以及阿尔巴尼亚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党，基本与中共意见一致，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被孤立的形势已不复存在。[143]特别是赫鲁晓夫在第十五届联大上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裁军等问题与美国代表激烈冲突，苏美关系已降至冰点。[144]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与中国恶化关系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此前他使出撤专家的经济杀手锏，初衷只在于磨去中国的棱角。当中共摆出一副灵活身段时，赫鲁晓夫有了面子，自然也愿意以退为进，力求搞出一个可以通过的文件。

这样，经过激烈的辩论，如邓小平所言，起草委员会就草案的95%达成了一致意见，[145]只留下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等几个问题，到11月举行大会时解决。[146]

此时在中国国内，一方面是舆论导向、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有了更多的灵活性。《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开始强调靠发动战争推进革命是根本不可设想的。如果这样，就要引起世界大战。反帝反战力量团结起来，就有可能制止或推迟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革命不能输出，要靠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陈毅则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国际共运只能以苏联党为中心，不能以别的党为中心。铁托想做中心，是不行的。中国也不能够做这个中心。根据陈毅的谈话，中苏之间的分歧已不是原则性的根本分歧，中苏两党“总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具体政策不一定一样”，“所谓的分歧就指这些”。中共“永远站在苏联方面”。[147]一方面则是对苏联在国际活动中的一些做法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外交部指示各驻外机构，于外交场合谈到赫鲁晓夫等兄弟国家领导人在十五届联大的发言和苏联关于裁军等问题的建议时，既不要故意表示冷淡而假人以口实，也不要对他们过分捧场而给人增加幻想。对于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等错误观点，不主动评论；如有人对我攻击必须顶回，但要留有余地；区别对待，不做无条件的反对，而做有条件的支持。[148]

到世界兄弟党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方面这种缓和与苏联关系的姿态表现得更加明确了。11月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抵达莫斯科，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实际重复了苏共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11月7日毛泽东还亲自出席了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149]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会议前夕，苏共却向与会代表团散发了一份批评中共的6万余字的信件，这就挑起了争论。[150]

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其间，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争。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共代表团须坚持的三条原则：修改关于战争的论点，不写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不写派别活动问题，否则中共拒绝签署会议宣言。在26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要求从草案中删除的三点则是：关于派别活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义，以及民族主义。[151]

这些问题中，最关键的实际还是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中共此时已认识到，在国际文件中，不能对某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全面肯定，奉为共同准则，1957年宣言起草时中共在这点上的让步，现在看来是犯了错误，所以要予以纠正。而赫鲁晓夫则认为当年的莫斯科宣言对二十大的意义肯定得不够，因此苏共二十一大可以不写，但这次的文件必须写入：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的正确分析，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152]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而声明中对此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二十大的决议是错误的，意味着1960年莫斯科声明要谴责二十大。对此，各兄弟党会不理解；敌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去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至于派别活动，苏方解释说是针对所有党包括苏共而言；民族主义的指责，矛头则是对着南斯拉夫的。[153]双方各不相让，会议一时僵持不下。

为了推动会议的进程，刘少奇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主张中方可以多做一些合理的让步，争取互相让步，以达成折中协议，并明确示意赫鲁晓夫，81国党的会议开成功了，也就是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折，因为有了共同的基础。经过反复磋商，中苏两党最终达成妥协：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取消派别活动的提法；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问题上加进了中共的观点；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说法也缓和了许多。[154]刘少奇并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先不要公开吵架，而是先经过中苏两党内部协商，然后跟主要兄弟党协商，之后才拿到群众会上去。[155]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与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人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2月1日，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在签字仪式上，赫鲁晓夫激动地和中共领导人拥抱了好几次。[156]

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1960年）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莫斯科声明的签署，似乎是中共主张大获胜利，逼得苏共不能不退让，显示了中国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证明了_际共运的大事，没有中国、中共的同意，是难以办通的。[157]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赫鲁晓夫在被迫承认中共对国际共运的决策拥有真正发言权的同时，也把国际文件中再次高度肯定苏共二十大同莫斯科是国际共运的中心这一点明确联系到了一起。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声明是一份调和的文件，中苏双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强调和宣传，实际上却是中共做出的让步更大，而且是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做的实质性妥协的基础上，再做妥协。尽管声明只是重复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性质却是在重申二十大方针政策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意义，巩固苏共纲领作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地位。

莫斯科声明指出了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声明明确阐述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立场，在评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的同时，强调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已经形成，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声明提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和各国的民族利益，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强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同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它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声明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仍然是整个国际共运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158]

可以说，这个声明的核心贯穿的是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而其特别重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主旨在于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进而为重新塑造苏共是国际共运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12月7日，《真理报》即以《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为题发表社论，宣称：这次会议仿效1957年会议的榜样，再次指出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会议对国际共运中心的这一崇高评价，将更加鼓舞苏共为共同的斗争做出新的努力。会议的声明是整个国际共运的纲领性文件。[159]赫鲁晓夫这时实际已认可了“以苏共为首”的提法，莫斯科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开始明确以中心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共运舞台上了。

其实在声明签字前的11月末，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曾说，这次莫斯科会议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再版、连续，就是对中国党进行斗争的一个会议，反华的会议。中央还拟订了一个《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提出，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运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毛泽东阅后批示：原则同意。[160]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发表，中共似乎容忍了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这种态度，显然增强了莫斯科对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运团结前景的信心。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应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在苏联进行了六天访问。此时不论是刘少奇本人还是中国其他领导人，都进一步呈现了一种向苏共观点趋同的姿态。

12月7日，莫斯科12000多人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由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依靠当代维护和平事业的强大力量的联合斗争，在我们的时代是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刘并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共同强调了中苏两党、两国对于国际共运共同事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两党两国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61]

而在中国国内，尽管舆论宣传并未停止支持和鼓动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162]但是中共的方针已表现出明显的让步倾向。12月18日，陈毅在中宣部国际宣传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一种新的宣传基调。他指出：莫斯科声明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帝国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内部，发展自己，增强自己。这样说，并没有机会主义，这是中央的方针。大家要向前看，不要纠缠于莫斯科会议之前的争论，向后看。陈毅说：前一段我们挺身而出，舌战群儒，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站起来讲话谁能站起来讲话。现在争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应挺身而出，加强团结，成为团结的核心。毛主席一向能照顾大局，照顾团结，能吃亏。但又能坚持原则。他强调斗争要有一定限度，要受团结约束。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要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声明就是团结的新基础。陈毅在讲话中全面总结、批评了过去宣传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说：你们不要以为声明不符合你们的口径，其实你们过去的宣传，如在战争可不可以避免、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平共处、联合国的作用、裁军、大国首脑会议等问题上，也有不符合中央、主席口径的东西。陈毅还要求宣传毛泽东思想时，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163]

与此同时，两党两国间充满了一股浓浓的亲密友好气氛。12月9日，刘少奇率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人民日报》、《真理报》同时发表社论，赞扬中苏之间“伟大的友谊”。[164]26日，毛泽东会见契尔沃年科，后者转达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给契尔沃年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表示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并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的最热情的感谢。谈话中，毛泽东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是件好事。”毛还谈到，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并对苏方邀请他访苏的建议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这次谈话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契尔沃年科送到了汽车旁。[165]

显然，中国这时面临的困难局面，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更为务实的角度去考虑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确立对苏让步方针。而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能够放手去具体实施这种让步政策，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与苏共等多数党达成妥协，避免了国际共运的过早分裂。[166]

进入1961年后，中共的外交政策，以陈毅的话说就是，“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即，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陈毅还高度评价莫斯科声明“又是个新的里程碑”，提出：“莫斯科声明之后，不是斗的阶段，我们应该服从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点我们要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我们和苏联穿的是连裆裤，是分不开的，弟兄还是弟兄，应该有这种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感觉。把苏联共产党搞臭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没好处”。“这回中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决心很大，情况比较清楚，方法很好，所以能够达成莫斯科会议声明这样一个协议”。“要当中心是可以的，要人家推举。不能自己封，人家推举我们还要谦让”。“我们要当中心，不能口里面去讲，只能讲兄弟党是平等地位，大家协商一致”。“他反帝我们推他向前，拥托他向前，他来扛大旗，我们来扛二旗，别争。情绪要转过来”。[167]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应该说，这次莫斯科81国会议开得很好，成绩伟大，基本上把反华的风潮打下了”。“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要同81个国家的党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168]彭真则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继续肯定莫斯科声明说：“声明是个好文件，不能一律像我中央的语言，赫鲁晓夫说自己活着也要让人家活着。看文章不要光看枝节、语气，要看本质，看主流”。“有人说，内容这样说可以那样说也可以，妙处就在这里”。“81国的文件，把我们一党的主张变成81国的主张”，“没有两面解释的东西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有的同志对声明上有二十大的字样不满意，二十大如果不要，把苏联搞臭了，有何好处？苏联脸上无光我们脸上也无光，二十大搞掉，不仅苏联会出乱子，而且东欧几个国家也会出乱子。还是不出乱子好。上次也写了二十大，而且字句改了，写了各国党都有贡献，不光是忠诚”。“现在，我们应按声明办事，不能翘尾巴”。他还给过去的争论定了性：“15个月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吵了几十天几十分钟就解决了？原因是谁也离不开谁，两个刺猬都在冷风中取暖，谁都有刺，但还送有暖气，分裂还分裂不了。我们从未这样设想”。彭真强调说：“我们对苏联的问题，是世界头号的问题，左右都不好，要严肃谨慎。”[169]陈毅于招待苏联经贸代表团的宴会上谈及莫斯科声明时更进一步赞扬说：“这个声明显示了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声明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的团结。”[170]

总之，如果说1960年初以来中共采取种种举措，竭力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共方针趋同，而赫鲁晓夫也从某种程度上向中共观点靠拢的话，那么到1960年末以后，情况却发生逆转，中共方针开始向苏共纲领趋同，中苏两党观点出现新的接近迹象。这种认识的统一之势，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

由此，1960年夏季以来逐渐显露的中苏关系缓和的迹象，以莫斯科会议为转折点，至1961年后期止，上升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主色调。

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没有发表一篇涉及两党分歧问题的文章。[171]

在政治、外交领域，当1961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时，中苏双方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1961年1月初，苏联驻华使馆向中方通报苏联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的计划，表示：尽管今年不是逢五逢十，但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周年。苏联要广泛庆祝，其规模比一般非整数的节日广泛，和整数时差不多。这合乎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同时也合乎社会人士的意见。除莫斯科市在2月14日举行庆祝大会外，各设有苏中友协分会的加盟共和国首都和中心城市，都将举行这种大会；工厂、学校、科研机关、集体农庄还要举行友谊晚会。对此，中方答复说，中苏两党和两党领导人都认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谊，这次的广泛庆祝，正合乎这个精神，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由此，与苏方的动作相呼应，2月13日，中国首都各界人民举行了盛大集会，庆祝中苏条约的签订。[172]

1961年7月，陈毅与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会晤

从1960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在苏阿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克制、调和的态度。[173]1961年初，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上，中苏两国进行配合，中国方面表示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在复西哈努克信中所指出的，这次日内瓦会议的目的“应该是帮助老挝人民保证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实现老挝的和平、团结和中立”。赫鲁晓夫于7月会见访问莫斯科的陈毅时表态说，完全同意中国在老挝问题上的意见。赫鲁晓夫并指出：在最近相当一个时期内他本人确实没有细致地过问老挝问题，他一直是依靠陈总和葛罗米柯的，至于陈总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他是知道的。赫鲁晓夫表示，今天陈总提出合作上的问题这很好，他一定要加以过问。[174]

是年夏末秋初，中国政府声援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行动。中国对苏联即将发表恢复核试验性爆炸以捍卫世界和平的声明一事迅速做出反应，在发表支持性声明和转载苏联声明的问题上，还刻意寻求与莫斯科同步。在获悉苏联政府将发表该项声明后，8月30日周恩来即与陈毅商量拟定了中国政府予以支持的声明，并报毛泽东批准；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对所拟声明稿无修改；8月31日凌晨1时周恩来审改完声明稿并批送中央传阅，2时许通知外交部请陈毅于是日上午接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通报中国将采取的支持行动；陈毅随即受中共中央委托，口头通知苏达利柯夫说：中共中央支持苏联关于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决定。我们准备在苏联发表声明之后，立即发表一个声明，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对此事加以详细的解释。中方认为，苏联这一措施是由帝国主义扩军备战而引起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周恩来还在确认苏方声明发表的时间后，指示将中国政府声明播出的时间由9月1日改为8月31日晚，认为如果苏联于31日晨3时广播其声明，上午9时左右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已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时左右，过了《人民日报》的发行时间，故中方于是日晚播出，应是基本与苏联同步。另外，陈毅表示，苏联的声明9月1日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的声明将在同一天见报，力求在见报时间上也与苏联相一致。9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政府声明，同时发表了苏联政府声明全文。[175]与此同时，在柏林危机期间，中国也表态支持苏联，支持华约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的立场。[176]

作为回报，苏联则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施以援手。根据莫斯科得到的消息，泰国和马来亚试图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所谓西藏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苏方表示由苏联代表来对此相关提案进行反击，希望中方尽可能多地提供有关西藏情况和西藏社会改革情况的材料，以便苏联代表不仅能从政治上对西藏问题加以解释，还能利用具体材料反击泰国、马来亚等国对中国的污蔑。对此，陈毅答复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新材料。[177]

中苏之间的这种密切配合，即如邓小平所言，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178]苏联方面则高兴地指出：你们的这些措施再一次说明我们两党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的支持性措施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赫鲁晓夫也在一次有关德国、柏林问题的会议上评估说，他很满意苏中两党关系目前发展的状况。[179]

在军事、国防科技的合作方面，1961年1月，赫鲁晓夫致函中国，提出苏联政府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21ф型歼击机方面实现技术援助。其后，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并签订有关在中国生产这种新型歼击机的技术援助协定和帮助中国生产伊尔-14运输机的协定。[180]中国政府还应苏方请求，允许苏联飞机一架一次性飞越中国领空，空运物资援助老挝中立派。[181]3～8月，中国陆续向苏联递交提供武器和新式技术装备的申请清单，苏联政府指示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采取措施满足中方的这些请求。[182]其间，5月份，中国海军舰队与苏联太平洋舰队的电台恢复联络；中苏双方在6月初商谈1961年对苏新技术和军事物资订货问题后不久，8月末，苏达利柯夫即向陈毅通报，苏联同意供应中国一批军事物资；他还奉苏联政府的指示答复说，苏联方面准备就中方提出的有关1961年对苏新技术和军事物资订货问题举行谈判，签订政府之间的协定、合同，并在1961年交货。这一期间中国向苏联提出的1961年军事订货，总计2430万卢布（新币）。[183]

事实上，中苏政治、外交上相互配合的成果，为两国的军事、国防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所谓投桃报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给苏联的政治支持，换得了苏联对中国军事物资需求的满足。反之亦然，莫斯科以为北京提供军事物资为资本，获取中国在政治、外交上的进一步支持。

在经济贸易、科技合作方面，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克服困难。中国接受了50万吨蔗糖。[184]同期，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面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一份备忘录，通知说，根据中国方面的建议，苏联方面同意首先在北京就苏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各项协定举行初步谈判，并就1961年的贸易换货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在莫斯科继续举行并结束这项谈判。为此，苏联将分别派出以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为首的和以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为首的两个代表团访华。3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华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和经济科技代表团，陈毅并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185]一个多月后，中国政府经济、科技代表团与苏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186]对此，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表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187]在这次中苏两国政府的贸易谈判中，虽然发生过一些争论，但是在主要问题上，最后都按照中方的意见达成了协议。对于中国来说，谈判结果是圆满的。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也十分隆重，大大超过了接待一般政府专业代表团的规格。[188]苏联方面还对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欠交、1961年由于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困难的情况，表示合作和谅解。[189]苏方还提出帮助中国100万吨麦子的问题。[190]6月，中苏签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10万吨小麦、10万吨面粉和10万吨黑麦的协议（作为偿还，1962年中国方面向苏联供应15万吨稻米）。[191]中国驻苏代办向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财政部国家印币局提出了请苏联协助印制10元券的人民币30亿元，于当年底交货的要求，苏方原则上予以接受。由于交货时间紧，印制水纹需要最高级纸张，以及图案复杂费工夫等，苏方在全面仔细研究后表示，将在当年完成16亿元的印制任务，其余部分，可在明年上半年完成。[192]是年，苏联向中国贷款3.296亿卢布。[193]中苏两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也成效显著，科技新成就得到进一步交流。[194]

上述种种情况，使中苏两国似乎看到了双方之间进行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则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得到妥善解决。[195]

只是此时中共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196]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虽然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决出胜负后得到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中苏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的。[197]

但是，对苏让步绝非毛泽东的真实心愿，向赫鲁晓夫做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对他来说无异于吞下了一枚苦果，必欲吐之而后快。两次莫斯科会议事实上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198]毛泽东的抱负已容不下苏共二十大的纲领。中共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中追求话语特权、显示自身威力的态度，以及要当中心、扛大旗二旗的议论，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怀由此，中苏关系缓和短暂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刘少奇“就像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永远也看不到中苏两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分离”[199]的话说过没有多久，“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奇迹就展现在了西方世界的面前。

[1]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

[2]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结果的最新研究，可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3]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288页。

[4]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474页。

[5]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1、233页。

[6] 林克日记（手稿），笔者收藏，第124～126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第7页。

[7] 《周恩来年谱（1949 ～1976）》中卷，第280、281、283～284页。

[8]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с.292；Mark Kramer，“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年1月）论文。以后，邓小平又在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上和1963年7月中苏两党的会谈中明确提出，1959年9月9日的塔斯社声明第一次将中苏分歧公布于世。参见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84，pp.21-22；《中苏关系文件》第15卷，第3839页。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中国方面公开提出了这一指责。参见《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1页。

[9] Кулшс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2；《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90、3389页；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

[10] 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治合作，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3期。

[11] 《毛文稿》第9册，第8、21～2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78页。

[12]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33～334页。

[13] 《人民日报》1960年2月6日。

[14] 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33～334页。

[15] 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50～252页。

[16]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3页。考虑到莫斯科与中国的时差，以及口头声明的这种方式，苏方此举应是对中方公开康生讲话的回应。6日早晨《人民日报》发行时还是莫斯科前一日的夜里，肯定早于6日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而康生一行是在7日晚离莫斯科返京的。见《人民日报》1960年2月9日。

[17]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3页。

[18] 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

[19]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11/14/272，第14页。

[20]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464页；《毛文稿》第8册，第527页。

[21]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51～253页。

[22] 《杨尚昆日记》（上），第483～495页；《毛文稿》第9册，第139～142页。

[23] 《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

[24] Капица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1996，с.71.

[25] Капица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с.71.

[26] 转见普罗祖缅希科夫《苏中领导人眼中的1960年》，闻一译，《中共党史资料》第65辑，第205页。

[27] 《人民日报》1960年4月24日。

[28]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6，1960，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 1960-63，Box 1367，Folder：661.93/6-1660，National Archives，US；新华社编《内部参考》第3041号，1960年4月24日，第20、21页；第3044号，1960年4月28日，第29～30页。

[29] 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的发表和苏共中央库西宁的报告，不仅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苏联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到极大震动，他们第一次知道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为是翻译出现了错误。详见《内部参考》第3040、3041、3042、3043、3044、3046、3059、3062号；Долинин А.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мая 1995г.。

[30]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51页。

[31] 《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

[32] 《杨尚昆日记》（上），第607～609页。

[33] 《内部参考》第3042号，1960年4月26日，第28、27页；第3046号，1960年4月30日，第30～31页。

[34] 张金发：《中苏共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背离》，第94页；《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19日，8月21日。

[35]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44页。

[36] 《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日。

[37]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9日。

[38]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44～545页。

[39] 《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20日。

[40]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9日。

[41] 转见《人民日报》1960年5月18、19、21日。

[42] 《内部参考》第3067号，1960年5月28日，第17页。

[4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3页。

[44] 《内部参考》第3059号，1960年5月17日，第27页。

[45] 《内部参考》第3061号，1960年5月19日，第23页。

[46] 《内部参考》第3067号，1960年5月28日，第17、16页。

[47]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48] 《内部参考》第3067号，1960年5月28日，第17页；《内部参考》第3060号，1960年5月18日，第21～23页；第3061号，1960年5月19日，第23～24页；第3063号，1960年5月21日，第12～13页；第3067号，1960年5月28日，第16～18页。

[4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19、320页。

[50]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34～3342页。

[51] 《杨尚昆日记》（上），第503页；《周恩来年谱1949 ～1976》中卷，第319、320页。

[52] 《杨尚昆日记》（上），第503页。

[53] 《人民日报》1960年5月25日。

[54] 《内部参考》第3061号，1960年5月19日，第24、23页；第3063号，5月21日，第12页；第3067号，5月28日，第20页。

[55]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文稿》第9册，第200～201页。

[56]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70、271～272页。

[57]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记录，1960年5月28日。

[58] 《毛文稿》第9册，第244页。

[59] 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次会议的总报告文本。

[60]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54页。

[61] 参见《人民日报》1960年6月6、7日。

[62] 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76页（书中所记在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由刘宁一致辞说明中共的基本观点，应有误）；《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487～488页。

[63]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页。

[64] 《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

[65] 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81页。

[66] 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3～14页。

[67]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53～3356页；《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苏中领导人眼中的1960年》，第205页；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第174页。

[68] Sino-Soviet Relations，9 August 1960，Fiche 64，Item 255，NIE 100-3-60，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Authority and Control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8 August 1961，Fiche 84，Item 318，NIE 10-61，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69]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49、3353～3357页。

[70]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pp.18-19.

[71] 《中苏关系文件》第14卷，第3494～3495页。

[72] 《杨尚昆日记》（上），第544～545页。

[7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第284号，1960年6月2日，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23，Фурсенко А. А.（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443，1075-1076；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3～234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95-3396页。

[74] 《杨尚昆日记》（上），第509页。

[75] 《毛文稿》第9册，第204～205页；《杨尚昆日记》（上），第510页。

[76]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96页。

[77] 《毛文稿》第9册，第211～212页。

[78]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5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页。

[79]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60页。

[80]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3～84页。

[81]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3～84页；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3页。

[82]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15页；阎明复：《随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2期，第35页。

[83]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第17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522页。

[84]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2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57～3358页。

[85]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96页。

[86]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3～75页。

[87] 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第77页；阎明复：《1960年中苏关系大转折》，未刊，2007年1月20日；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40～341页。

[88]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402页。

[89]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43～1544页；《杨尚昆日记》上，第514～515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5、100～103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5～86页。

[90] 《毛文稿》第9册，第226～227页。

[9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5～236页。

[92]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395、3396页。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另一个文件讲述了1959年以来中共加紧与各国共产党接触，试图“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活动。见1960年9月10日关于中共与兄弟党关系的资料，ЦХСД，ф.5，оп.49，Д.327，л.218-233。

[93] 详见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第71～86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6～300页。

[94]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408页。与此相比，赫鲁晓夫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和拆除设备的行为，更具有单纯惩罚的性质。参见Mark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1955-1964，”paper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entitled“The Cold War in Asia”（CWIHP and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January 1996），pp.13-14。

[95] 外档，109-00924-01，第11～16页。这一照会最早公布，是以英文发表在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49-250）上的，不过文件日期标明是7月18日。考虑到该档案是译自德国档案馆收藏的俄文文本，所以这里标明的时间并不是苏联政府向中国递交照会的时间，而是苏联将照会分发给各国共产党中央的时间。此外，刘晓在回忆录（《出使苏联八年》，第89～90页）中几次把这一时间说成是6月16日，则显然属记忆错误。

[96] АВПРФ，Ф.0100，оп.53，д.11，п.454，л.240，转引自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5。

[97] 外档，109-00924-01，第9～10页。

[98] 《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第10页。

[99]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45～1546页。

[100] 外档，109-00924-02，第11～32页。

[10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43/208，第1～8张；外档，109-00927-01，第1～5页。

[102] 肖向荣报告了8月4日上午各单位分别向军事专家宣读照会的情况：当时接受听的102人，拒绝听的11人，在外地来不及赶到的71人。多数人表示，这是两国两党的事，可经党和政府解决，并说中苏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苏联使馆得知此事后，立即打电话通知外地专家拒绝听，并分别召集各组专家开会。外档，109-02085-07，第25～26页。

[103] 外档，109-02085-07，第4～8页。

[104] 外档，109-00925-01，第1～20页。

[105] Mikhail A. Klochko，Translated by Andrew MacAndrew，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Inc.，Publisher，1964，pp.181-183.

[106] 如苏斯洛夫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就指出，苏联政府多次要求中国政府为苏联专家的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但中国政府的答复只是更加不友好和更加侮辱地对待专家，把他们看作“保守分子”，并千方百计地诋毁苏联的经验和技术。（《中苏关系文件》第16卷，第4216页）还有苏联著作指出，破坏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绝不是地方行政部门的专横妄为，而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意识贯彻实施的方针的结果，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的总的政治路线。（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1977，с.269）为了印证这种说法，照会对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现象进行了夸大其词的渲染。

[107] 吉林省档案馆，1/1～13/51，第6～11页；辽宁省档案馆，ZE1/2/413，第61、80～82页；福建省档案馆，136/12/235，第14～15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12/21，第16～17页。

[108]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НИИХ СП6ГУ，2000，с.149-150.

[109] 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1960年/479，第1～5张；国际联运局1960年/139，第34～36张。

[110] 外档，109-00925-02，第24～42页。

[111] 外档，109-02085-04，第18～19页。

[112] 外档，109-00926-01，第10～22、1～9页。

[113] АПРФ，ф.З，оп.65，д.610，л.100-120.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有关情况，详见后文。

[114] 外档，109-00926-02，第54～55页。

[115] 根据1956年1月15日李富春交给赫鲁晓夫的关于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ЦХСД，ф.5，оп.30，д.164，л.3-52），1950年代下半期，中国领导人确定的优先需要苏联援助的部门是国防工业和原子能工业。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在中国修建的104个国防企业中，由苏联设计和援建的有30个，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上马的国防工程项目141个，所拟定的让苏联帮助设计的104个，占74%。参见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с.90、94-96。

[116]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с.128-129.

[117] 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размышления，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8，с.67-68.美国学者陶伯曼1993年8月对契尔沃年科本人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见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 Versu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CWIHP Bulletin，Issues8-9，Winter1996/1997，pp.243-244。

[118] 在笔者参加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北京）上，原在苏共中央有关中国事务部门工作的杰柳辛和库利克教授也都讲到过这种情况。关于苏联干部反对中苏分裂的情况，还可见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第201页。

[119] 沈志华采访李越然记录。

[120]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85页。

[121] Кулu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97.

[122] 罗伊·麦德维杰夫、若莱斯·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第83页。

[123] Зазерская Т.Г.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с.159.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聘请和派遣专家的工作有所恢复（《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64页），但人数很少。来华苏联专家1961年9人，1962年10人。见Фuлаm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65，с.49。

[12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46～1547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9，第21页。

[125]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43、63、33、50、70～72，75～76、25、13页。

[1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77页。

[12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4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第28、30～40页。

[12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84～887、892～893，899页。

[12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512～515页；Сла∂ковскuǔ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с.253-254。

[130] 《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131] Сла∂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с.253-254.

[132] 《杨尚昆日记》（上），第518～519页；《毛文稿》第9册，第292页。

[13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32页。

[134] 《毛文稿》第9册，第291～29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0～341、344～345、342页。

[135]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7页。

[136]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3～105页；《周恩来年谱1949 ～1976》中卷，第340页。

[13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37页。

[138]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430～3433页。

[13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3页。

[140]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4页；CWIHP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72-173；《杨尚昆日记》（上），第547～548页。

[14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7～238页。

[142]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99～100、97～99页。

[143] 《杨尚昆日记》（上），第568、569页。

[144] 《毛文稿》第9册，第310～311页；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第210页。

[145] 《中苏关系文件》第14卷，第3476～3479页。

[146] 《杨尚昆日记》（上），第571～573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7～238页。

[147]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27/224，第77、79～85、113、119～126页。

[148] 吉林省档案馆，77/6/1，第144～145页。

[149] 《人民日报》1960年11月6、8日。

[150]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7～18页。

[151] 《周恩来年谱1949～1979》中卷，第370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4卷，第3476～3479页。

[152] 《杨尚昆日记》（上），第610～611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82～184页。

[153] 《中苏关系文件》第14卷，第3476～3479页；《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85～686页。

[154]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1～102、96～97页；《杨尚昆日记》（上），第624～626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19～20页。

[155]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22页。

[156]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第20页；《杨尚昆日记》（上），第627、628～629页；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6页。

[157] 《杨尚昆日记》（上），第624～627页。

[158]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159]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16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72～373页。

[161]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162] 《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8日、12月27日等。

[163] 福建省档案馆，101/2/544，第18～24页。

[164]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0、11日。

[165] 《中苏关系文件》第14卷，第3512～3525页。

[166] 陈毅后来在谈到1960年莫斯科会议中共代表团的让步方针时曾说：中央、毛主席决定的，我们党的代表团的这些同志执行得很好。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32页。

[167] 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62、34、40、68、32、72、36页。

[168]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第33、39页。

[169] 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4～17、19、21、24页。

[170] 《人民日报》1961年2月10日。

[171] CWIHP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175.

[172] 外档，109-02251-03，第38、39、46页；109-02242-11，第18页；109-02241-01，第7页。

[173] 关于该问题的情况，详见下一节。

[174] 外档，109-02241-01，第2页；109-03756-03，第13～14页。

[175] 外档，109-02245-01，第12～17页；109-02245-01，第1～2页。

[17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31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311页；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0。

[177] 外档，109-02245-01，第2～3页。

[178] 《中苏关系文件》第14卷，第3542～3548页。

[179] 外档，109-02245-01，第2页；109-02999-012，第91页。

[18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89～390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第546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766页。

[18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9页。

[182]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08.

[183] 外档，109-02258-01，第8页；109-02241-01，第21、29页；109-02245-01，第3页。

[184]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94、397、400页。

[185] 外档，109-02241-01，第4、8页。

[18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2页；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第602～603页。

[187] 《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188] 外档，109-02264-04，第45页。

[189] 《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190] 外档，109-02999-012，第95页。

[191] Сла∂ковскuǔ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с.275.

[192] 外档，109-02250-03，第156～157页。

[193] Сла∂ковскuǔ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с.277-278.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的详细研究，参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94] 《人民日报》1961年6月23日、10月7日。

[195]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0页。

[196] 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34、35页。

[197] 参见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98] 《毛文稿》第9册，第281～282页。

[199]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9日。

第二章 两党关系破裂与两国关系恶化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这次会议对中共触动最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支持过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被拒绝与会并遭到指名批评，一是中共认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的苏共纲领获得通过。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劳党入手，开始准备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友好、缓和的局面由此结束。进入1962年后，中苏关系中大事不断，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影响了两党两国继续务实地寻求具体的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但是，促使中共迈出破裂与苏共关系步伐的关键，还不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而是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估计的变化，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以及中国党在世界左派队伍壮大的新形势下，强化了对做国际共运领袖目标的追求。中苏两党一场意识形态大论战，从思想和感情上斩断了这对兄弟之间保存的最后一丝情谊。

第一节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明争暗斗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同处巴尔干半岛，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是在南共的一手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发生冲突，铁托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恩维尔·霍查及时转变立场，积极追随斯大林，加入了对铁托的讨伐行列。[1]此后，苏阿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阿尔巴尼亚是成员国之一。苏联在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建立的海军基地，成为华约组织在地中海上的最重要的据点。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随着苏联调整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一贯敌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开始严重不满赫鲁晓夫与铁托进行政治调情。1961年2月，阿劳党四大召开，阿领导人在苏共代表团与会的情况下，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赫鲁晓夫则于3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指责阿方对发罗拉海军基地苏军的态度不好。苏阿关系急转直下，斗争日益尖锐，赫鲁晓夫相继做出了停止对阿无偿经济援助和撤出发罗拉基地苏联海军的决定。[2]同苏联关系恶化的阿尔巴尼亚转而与中共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迅速团结到了一起。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阿劳动党成为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中阿关系趋向密切。

但是这时，巩固与苏联的团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共不能为过度维护阿劳党而牺牲刚刚用让步妥协换来的中苏关系缓和的新局面。因此，中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一方面是“不要中苏关系好了使阿尔巴尼亚感到冷落”，“要照顾到跟阿尔巴尼亚的团结”；一方面是“也不要去包了，苏联压阿尔巴尼亚，我们就全部把阿尔巴尼亚包过来”。“不要把文章作绝了。但是也不要去批评它不策略”。[3]对苏阿矛盾始终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苏阿争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实际上一直在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做劝说工作，竭力调和苏阿矛盾。既劝阿同苏联搞好关系，表示中国不插手对阿军援较好，应后发制人，要针锋相对地斗争，也要留有余地；又致函苏共中央，认为苏联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退舰队“不适当”，“极不利于共同对敌斗争”，希望苏共中央改变这一决定，苏阿关系应通过协商途径得到解决。[4]

与此同时，中苏两党之间的信息交流稳步进行。1961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由赫鲁晓夫报告新的苏共纲领草案。2月，契尔沃年科大使向刘少奇通报了这次全会的情况。[5]接着，陈毅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在7月21日参加日内瓦老挝问题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做短暂停留，与苏共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契尔沃年科则在24日，苏联公布苏共新党纲草案一周之前，将厚达112页的俄文党纲草案连同中文译文一并交给了彭真和杨尚昆。[6]

这个新纲领将苏共二十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进一步系统化，并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在中共看来，这份文件可以说是苏共“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了。[7]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听说赫鲁晓夫要搞新党纲后，为了拖住他不要在修正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曾通过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向苏共二十大的纲领发起过一轮攻击。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仅没有“挽救”赫鲁晓夫，反而是中共自己先搁置分歧、做出了让步。面对这个将会被拿来指导国际共运的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中共中央开始酝酿重开与苏共的意识形态斗争，只不过其切入的形式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维护。

8月，在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会议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的刘晓受中央委托发表口头声明，反对苏方拒绝阿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做法，呼吁改变此项决定，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及指责。[8]中苏两党关系缓和的脆弱基础被触动。不过这只是碰碰而已，属于正常的矛盾冲突，中共对苏的既定方针并没有就此改变。故而，尽管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新的苏共纲领持否定态度，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前却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看法。

9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约见陈毅，提出：中国报刊没有对苏共纲领草案做出评论，这在外交使团里被看作中共领导人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立场。陈毅当即反驳说：“这是无聊的谎言，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已经全文发表了纲领草案，并出版发行了单独的小册子。”陈进而解释道：“中共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即将发表贺词，而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更好地学习这份严肃而重要的文件。召集记者写几篇关于纲领的文章——这并不是难事儿，瞬间就能够办到，但是，没有经过分析和思考而仓促写出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对于苏共党纲草案我们可能有的只是支持。此外，还应该考虑到，目前，中共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发展农业上，中国领导人几乎长期住在各省里，我们简直是没有时间处理其他重要的事情”。[9]

陈毅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托词，其实在8月23日至9月16日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着重研究工业、粮食等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与会者及理论家们，也曾多次讨论苏共的新纲领。[10]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提出，无疑是公开打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苏共已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只不过，这时的中共中央仍然希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在毛泽东的认识中，依然是只要不妨害原则的坚定性，一切策略的灵活性都是必要的，一定的妥协都是许可的。[11]

为了既表示原则的坚定性，又维持策略的灵活性，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实际采取了一种迂回战略，即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会议期间及其后，只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认识和立场，对苏共纲领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苏共对阿进行政治制裁，以显示对阿劳党的支持，间接表明中共对苏共纲领的态度。而赫鲁晓夫似乎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借攻击阿劳党代表团之名，行批评中共之实。结果一个是“挺阿射苏”，一个是“打阿射华”，手段不尽相同，反映了此时中苏两党的初衷还都是想将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一场明争暗斗开始了。

9月末，邓小平在会见契尔沃年科大使时，为调和苏阿关系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表示：苏阿双方“都不应该把事情做绝，应为调解留下某种余地”，说“中共和苏共之间也有大量争论，好在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没把事情做绝”。但是，契尔沃年科通报的阿尔巴尼亚的一系列行动已经危害到华约成员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利益的情况，以及苏共破例不邀请阿劳党参加会议的做法，[12]已预示苏阿关系发展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赴苏前夕，周恩来在会见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时谈道：这次我们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是去祝贺，我们的贺词除致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这样强调对敌斗争有好处。[13]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赫鲁晓夫谈到斯大林时不仅措辞激烈，而且还用了一些粗鲁的形容语，如“斯大林是个坏蛋”，是个“白痴”、“傻瓜”、“刽子手”等。周恩来专注、耐心地听完这番谈话后并没有反驳，只是绵里藏针地说：“我们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对斯大林有很大的意见。这些很大的意见是与他对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的评价有关的。在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错误归咎于他，而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党的错误。我们把所犯的一切错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去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问题。”[14]通过这次谈话，中共代表团应该对二十二大可能要对斯大林做进一步否定，有了精神准备。

10月17～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7、18两日，赫鲁晓夫先后做了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的报告，阐述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严厉批判斯大林，并点名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15]19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贺词。他在讲话中指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16]周恩来的讲话赢得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而主席台上赫鲁晓夫等人没有鼓掌，受到全场注目，赫鲁晓夫为此“面红耳赤，表情沉重”。[17]

1961年10月15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亲临机场欢迎

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扩大会议，由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对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18]其具体内容目前尚未见有材料详尽披露，但据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采取的迂回、暗中斗争的举措，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灵活、克制、软中带硬的斗争方针。

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由《人民日报》同时摘要报道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全文发表周恩来的致词，既表示中共对苏共报告的重视，又申明中方强调团结的立场；[19]在莫斯科，21日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墓并献花圈，上面分别写道：“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和“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以此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斯大林的攻击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周恩来在22日与苏共主席团负责人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只正面阐述中共对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苏共党内反党集团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有限地批评苏共对阿劳党的做法，而不直接批评苏共纲领，不就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做面对面的争论。周恩来在分别会见胡志明、黎笋、金日成等兄弟党领导人时，也只是批评赫鲁晓夫对阿党的做法，不评述二十二大的报告和新党纲。[20]总之，注意避免为此与苏共发生正面冲突。

与此同时，苏共方面也试图缓和中苏两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中，苏共一方面表示：二十大后，中共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又保证苏共领导层重视维护苏中友谊和苏中两党的团结。赫鲁晓夫还利用22日的休会时间，邀请中共代表团共进午餐，两个小时中不谈政治问题，摆出息事宁人的姿态。会议期间，苏方虽然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但在用语上还是注意分寸并留有余地。[21]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纲领路线毕竟与中共的立场观点差距太大，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后，对中共的指责声不断，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以示表态。中共采取的这种回应措施，其主旨还是要在回避正面尖锐冲突的同时，表示中共依然坚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23日，周恩来以要回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由向苏方提出提前回国的要求，并指定彭真为代理团长。赫鲁晓夫对此虽心中不快，却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22]

10月24日，周恩来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到机场迎接，以此政治色彩浓厚的行为，向苏方表明中共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和态度。苏达利柯夫临时代办就此事向莫斯科通报说，与此前类似的迎送惯例不同的是，这次苏联大使馆的代表没有被安置在机场的政府休息厅里，而是被礼貌地送到只有中国外交部官员余湛所在的房间中。迎接周恩来的仪式异常隆重。周恩来显然没有料到毛泽东会亲往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看到毛泽东时感到吃惊，毛泽东极其热情地向他问好。在同到机场的苏联官员打招呼后，毛泽东没有说任何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话，只有刘少奇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苏达利柯夫评价说：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少在人民中间露面，几乎没有迎接和欢送过任何人。他能够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被人们认为是打算显示对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行为的支持，这给周提前回国的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23]

不过，周恩来回国后，中共代表团虽然在会上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但在参观活动中，继续避免涉及两党的政策分歧，主要还是讲友好团结。彭真认为向群众讲话应和会议讲话不同，气氛要和缓一些。[24]

10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0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而赫鲁晓夫随即在27日的大会总结发言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对在大会上公开提出阿苏关系问题表示不安。据我们的理解，他主要的是担心苏阿关系的现状可能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对中国朋友们的不安具有同感，珍视他们对巩固团结的关心。如果中国同志们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谁会比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促进这一任务的解决。[25]

其后，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词中就和平共处、帝国主义性质等问题不点名地与中共进行辩论，驳斥中共领导人的指责，以批评“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顽固的莫洛托夫分子”影射攻击中共。[26]大会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并在通过的《关于弗·伊·列宁墓的决定》中提出：“在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27]针对这种情况，10月30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还是决定对此默声抗议，不写文章。[28]彭真也在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指示刘晓说：尽管两党争论很激烈，但两国关系还要保持友好，应多做一些友好工作，不要把形势弄得太紧张，使得没有回旋余地。中苏关系还在变化中，改善关系的因素仍然存在着，因为两国都有此需要。[29]

尽管这一阶段中共代表团对外采取了克制的斗争策略，但是在国内，还是开始了集中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纲领的活动，这也成了中苏关系重新紧张的起点。

11月9～10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做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具有原则上的性质，在中苏两党的思想斗争中出现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并将把这种立场坚持到底，哪怕这需要5年、10年甚至更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会听命于苏联，它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成社会主义。”[30]翌日，毛泽东则在关于中国在国外得到拥护的通讯报道上批语说：“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31]

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在中国中下层干部中传达之后，阿尔巴尼亚问题、苏共纲领问题等情况迅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传播开来，激起了广泛的反苏情绪，人们对二十二大引起的许多重大问题议论纷纷，群情激愤。[32]而由于《人民日报》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霍查反击苏共的报告等材料，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特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对此提出指责。[33]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面临瓦解的危机，这是中共领导人此时还不想见到的。因此，中共中央、外交部相继发出一系列指示、通知，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

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阿关系问题的指示，要求对于霍查的报告，“目前，我们暂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处理兄弟国家、兄弟党可能进行的责难和挑衅方面，应掌握五项原则，包括：对苏阿关系问题，要维护阿党的正确立场和观点，要明确是非，不要含糊其辞；在谈话中要紧握团结的旗帜，区别对象，注意策略，有理有节，适可而止。应限于口谈不要见之文字，更不要走到街上，形成群众式争论；等等。[34]11月25日中央又批转东北局的有关通知，指出：要使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问题，继续高举中苏团结的旗帜，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强调要避免发生一切可能被人利用来破坏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事情。该通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在各种公共场所特别是沿国境线地区、国际列车、国境车站和港口附近，应控制和避免议论这类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各级干部和各方人士有关苏共二十二大的反映，一律集中到各级党委宣传部以绝密电报向上级宣传部上报；各地报刊不要针对二十二大有关问题发表影射性言论；对外国专家和留学生的议论可多听少说，表示意见时，应以周恩来在二十二大的致词、吴玉章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有关提法为依据；等等。[35]次日，外交部也发出有关苏共二十二大问题在对外接触中应注意的事项的通知，规定各驻外机构和外事机构在对外接触中严格按照周恩来致词的口径答复兄弟党提出的问题，如有人挑起争论，应坚决站稳立场予以回击，但也不必纠缠；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探询，要以中苏两党团结牢不可破予以答复；等等。[36]

12月，苏联宣布同阿尔巴尼亚断交后，中国在继续对阿提供政治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在国内发出通知，重申11月26日外交部通知中的有关精神，并强调要求中央、国务院、地方各机构组织，在对外接触中不要主动谈论苏阿关系问题。[37]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报刊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38]3月1日，契尔沃年科又与邓小平会见，转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改善苏阿关系及苏中两党团结、搁置争论等问题。邓小平阅信后建议说：在改善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这类问题上大党应该采取主动。对于大党和大国来说，不存在威信问题。邓小平认为苏共中央提出苏中团结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党应该努力利用现有的可能克服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困难，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两党在多数问题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可以加强团结。邓小平说：“你们的信号召团结——这很好”。“对于我们而言”，“很清楚，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农业。”契尔沃年科则表示相信，苏中两党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无论多大，也不能阻碍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只要有了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们就能回到真诚信任和友好的形势之中去。其后，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苏共中央2月来信中提出的问题，统一思想。这一建议因苏共中央要求国际会议召开的先决条件是阿领导人放弃自己的立场而被搁置。[39]

总之，随着中共越来越深地介入苏阿冲突，中苏关系重新出现恶化的迹象，但是中国这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还放在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上，两党都表示了珍惜关系缓和局面的意图。中苏双方暂时搁置或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维持关系稳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不过，1962年春夏之交，在中苏边界西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生的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及冲击伊犁州党政机关的“伊塔事件”，[40]严重干扰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向。

第二节 伊塔事件与两国关系趋向恶化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基本状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与苏联的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加上民族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使得伊犁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之下。而这种影响得以持续深入、控制得以不断加强的重要原因则在于，苏联在那里拥有由其侨民构筑起的相当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1950年代初时，苏联在新疆拥有的12万左右的侨民主要集中在伊犁地区。他们与当地的哈萨克、维吾尔等族群众有着族源关系。1954年4月，苏联政府为了解决二战结束后国内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其后至1950年代末期，在中苏双方的协商、配合下，于每年春季开始的遣侨工作基本正常进行。[41]

但是，1960年中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后，苏联政府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加紧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发展侨民，同时积极插手遣侨事务。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发展苏侨的步伐，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

1960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做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苏联领事指使、收买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给领馆职员布置任务，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孜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公民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伊犁苏联侨民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分会也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登记活动。[42]

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侨协会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43]

1961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联，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44]该市苏协的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竟然宣称：“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45]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也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裕；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不能干涉。[46]

1950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而到1960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1961年9月3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传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47]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据统计，1954～1959年遣返苏侨86890人，随返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而1960～1962年遣返苏侨8559人，随返的中国公民竟达20907人。[48]其中还未包括那些持有苏联各种证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国人。由此可见，当时苏方非法发展苏侨的情况十分严重。

第二，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

1960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49]

同时，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并长期留在中国工作，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问题时却设法刁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做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苏联总领事曾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的数量很大，他们不愿意退籍。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苏领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50]

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逃跑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则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51]

第三，苏联方面开始利用苏中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去苏。

1960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吾尔语广播1950年曾自动撤销，但到1961年上半年又重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录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方的维吾尔语广播电台相近，很容易为新疆地区的民众收听。[52]

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1961年至1962年，来自苏联的信件、邮包猛增。特别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53]第四，1962年4～5月，苏联方面直接参与了煽动并接应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期间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及伊犁地区苏侨协会向中国边民滥发苏侨证。图为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公安局查封的苏方发出的出生证样本

1961年冬和1962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等人先后6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4743人次。尤其是1962年4月，季托夫在塔城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并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其后，当地居民的外逃情绪得到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氛围，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4月中旬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带走大小牲畜23万头，大车1500多辆。[54]

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人员。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夜晚用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并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登记和分发钱粮后很快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苏方还散布“关口子”等谣言，传令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55]

1962年中国边民逃苏时所轧出的马车路，路直通苏联霍尔果斯边卡南第一个暸望台以南60～100米的口子。图上马车路的位置距该瞭望台约2公里

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初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积极劝阻，制止外逃。4月29日自治区党委发出《迅速制止边境地区群众非法越境的宣传教育要点》，各边境地区反复进行“要点”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使很多群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不再外逃。与此同时，伊犁州还采取政治教育与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民兵进行武装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在中苏边境执行巡逻任务，依法惩处少数组织逃跑、造谣惑众、扰乱治安的为首分子，遏止了越境事态的蔓延。[56]

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29日晚，在一些人（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要求去苏联的群众冲、砸了伊犁州人委和区党委。在“五二九”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到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携带邮袋回国。[57]

边民外逃带走了大量牲畜、车辆，以及造成60万亩耕地荒芜的情况，加上政府机关、企业被捣毁，粮食、物资等被抢劫，伊塔事件造成的损失达1亿元以上。[58]

1962年5月4日苏方为便于中国边民外逃，在中苏边界中国霍城县空特拜地区切断铁丝网所开的口子

5月30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59]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1962年4～8月，增设边防站58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8月底，沿边地区的社会秩序也基本稳定下来。[60]

鉴于边民祖国观念严重混乱和淡薄的情况，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开始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61]

与此同时，中苏双方互发照会、提交备忘录，进行外交交涉。在这场“笔墨官司”中，中国政府连续指控苏联搞颠覆、武装叛乱，步步进逼，调门愈提愈高。中共中央则进一步确定了“利用外逃事件，挤走苏联驻华领事馆，把苏联搞颠覆活动的领馆、苏侨协会、商务处的祸根从根铲除”，有步骤地“分期分批搞”，让苏方的机构“自己走”的方针。[62]

第一步在新疆实施，以使新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而不再是别人的新疆。5月，中国方面查封了苏联在新疆伊犁、塔城、昭苏、乌苏、特克斯等地的苏联侨民协会。是月，中方就新疆边民外逃事同苏方交涉时指出其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的非法活动，苏方关闭了这两个领事馆。10月，根据中方的要求，苏方又关闭了设在乌鲁木齐的商务代表处和新疆其他两个口岸的商务机构。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第二步在东北等地进行。9～12月，查封了东北、内蒙古地区的苏侨协会的总会、分会、小组和侨民代表处；关闭了设在苏联外贝加尔（满洲里对面）和格罗捷阔渥（绥芬河对面）的商务机构。苏联方面随之关闭了驻哈尔滨和上海的两个总领事馆，以及设在满洲里、集宁、广州、上海、大连等中国口岸的商务机构。结果是中苏之间的领事关系中断，苏联在中国“就剩光杆大使馆”了。[63]

此外，中国政府还进一步严格苏联侨民身份的界限，规定：新疆少数民族中凡同时持有苏联护照和新疆公安机关颁发的外侨居留证的人才是合法苏侨，只有苏领馆所发护照，无新疆公安机关外侨居留证的人，其苏侨身份不能被承认，其所持护照为非法证件，须予没收；同时开始清理在华苏侨。5月30日，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根据中央对苏联侨民问题的指示精神，目前在处理苏联侨民申请出境问题的时候，“应当放宽尺度，简化手续”。“苏联侨民要求回归苏联的，应当迅速批准，尽快使其离境。”通知要求各地在对现有苏侨人数加以核实，对未处理的申请出境案件做一清理，先迅速处理一批。为了加快这一过程，通知特别规定：“苏联侨民要求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都可以批准，尽快使其离境。对这种人，过去要先经过苏联领事馆同意，才由我方签发出境证件。今后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就可以签发出境证。领馆同意与否是侨民本人的事，我们可以不去过问”。“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我留学生带回的苏籍妻子，如果要求回苏联的，可以批准。但她们的丈夫要随走的，不能同意。”等等。关于苏侨离境的时间，通知要求大体以批准后一个月为限期，不可过长，而且到期不走的须予以督促。[64]此时，苏联方面声称还要开口子，搞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苏哈萨克斯坦报纸、电台大事宣传说，哈萨克人都是苏联人，是一家，反对汉族统治，应成立独立国家；新疆外逃人员的首领还组织了维吾尔共和国筹备委员会。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方面认为，搞颠覆活动已成为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65]因此可以说，中国这时的加速遣侨行动的方针与前述1954年和1955年的有关方针相比，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其初衷不再是配合苏联的计划，支持苏联的建设，而是要全面清理在华苏侨，以期尽快铲除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地区的社会基础，所谓“遣侨这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要把修正主义在我区的腿子拔掉，我们就要想办法挤其出境”，[66]彻底肃清苏联的影响。

此后至1963年，根据中国外交部与苏方达成的协议，新疆方面简化手续，进行遣返苏侨的收尾工作，其中1963年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全部遣送完苏侨，对坚决不走的苏侨严加管理。这两年伊犁地区共遣返苏侨7419人，中国籍家属37528人。[67]1964年伊犁地区分四批遣返俄罗斯四教派分子100户、559名之后，全疆的苏侨不过500多人，[68]苏联在新疆的社会基础表面上被清理干净了。但是，苏联侨民的遣返实际上形成了一条返国苏侨与其留在中国新疆境内的亲属、社会关系进行联系的渠道，随着这种沟通的日趋频繁，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返国苏侨与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剪不断的关系，事实上，成为新疆地区社会心理动荡的一种新的潜在性因素。[69]

1963年初，新疆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1963年秋至1964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70]新疆的外事工作开始逐渐走上了“进一步突出备战，突出反修，以针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帮助苏联人民革命为中心”的道路。[71]

伊塔事件的发生虽然与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加深加剧有关，迄今却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苏共决策层直接策划了这次事件。但不管怎样，事件的结果是严重影响了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中共决策层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而这个期间中共党内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时出现的一种否定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发展道路的倾向，则进一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迈出了与苏联决裂的步子。

第三节 毛泽东考虑全面调整对苏方针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造成的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迫使毛泽东在考虑对苏政策时不得不以眼前利益为重，先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再解决与赫鲁晓夫的原则性分歧。因此，中共中央不仅在莫斯科会议上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在苏共新纲领出台后，继续采取容忍态度，搁置争执，谋求稳定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这种妥协已大大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使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压抑之中。即如他在苏共二十二大后所谈到的：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不过，在毛泽东看来，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办的好事是基本的，只是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72]这种认识实际预示了毛泽东进行经济调整、总结经验教训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是毛泽东承认错误的心理底线，如果触动或越过这一底线，必将引起他的不满。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将调整工作深入下去，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五年、十年后“再来总结经验”，“做出结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刘并重提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列举过的湖南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73]

此时中共党内出现的这一类认识，显然已经含有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路线的意思。这实际上呼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跃进”运动的目的是要显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快于苏联，发展道路优于苏联；人民公社制度则是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这两项发明创造是不容从根本上否定的，否则就触动了他实行政治、经济调整的大前提，越过了他总结经验教训的心理底线。毛泽东开始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看作严重的阶级斗争，形成了“党内出现新的右倾思想”的概念，[74]警觉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毕竟中国不可能铁板一块，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只有马列主义。[75]于是，他在会上提出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的意见。[76]这种情况，事实上也促使他开始改变对外政策调整中的缓和思路，考虑中止对苏让步方针。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毛泽东同志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主要的是要把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摆在国内问题方面”。[77]王稼祥则于2月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致函周恩来等人，其后又起草报告、文章，详细阐述了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些文件中，王稼祥一方面继续1960年末与苏妥协期间中共领导人关于时代、战争等问题的反思，强调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等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指出，中国不赞成片面强调世界战争已经命定地可以避免，但也不认为世界战争注定地不可避免，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中国不认为武装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中国赞成运用裁军的口号；等等。另一方面，王稼祥还就对外斗争中的策略问题提出建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中国“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在支持别国反帝斗争和民族独立、民族革命运动方面，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民族的敌人；等等。王稼祥认为避免中美战争、改善中国国际处境的根本一环在于避免中苏破裂。为此，他建议同苏共发展对等的统一战线的关系，有斗争、有团结，维护中苏同盟；在中苏关系上应当纠正“左”的错误，那种断言紧张比缓和好，紧张能够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只会加剧中苏分歧和矛盾；等等。[78]

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王稼祥的反思性认识，是在苏共进一步滑向修正主义之后，继续向赫鲁晓夫的观点靠拢；其关于中国在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上有“左”的错误的检讨，无疑越过了毛泽东的对苏政策的认识限度。毕竟对于毛泽东来说，以妥协让步改善和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以策略的灵活性为先的应对方针，它并不是纠正“左”的错误的结果，当然也更非对马列主义原则的放弃。

7月初，在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和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之前，王稼祥根据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确定的一系列缓和方针，提出了中国代表团的与会方案并主持起草了讲稿。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完全同意了这种方案。其后，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个“一不反对美帝，二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大会，具体实践了1960年末刘少奇与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同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进行交谈，就关于裁军等问题的认识达成妥协，然后召开兄弟党会议进行协商，最后由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公开会议上发表讲话。[79]王力并在未向国内请示的情况下，同意了会议起草的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王稼祥与中央书记处的方案其实不过是在维持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对外政策中的缓和基调，可是毛泽东却转而批评说，这样做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80]

此后，在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国际国内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81]中共中央实际根据毛泽东的思路，提出了对整个国际形势的新看法，认为帝国主义每况愈下，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天天更加反动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更加原形毕露，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马列主义左派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天天增加，毛泽东思想一天一天成为革命人民的旗帜。这更明确显示代表帝国主义的是美国，代表修正主义的是赫鲁晓夫，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整个形势还是东风压倒西风。[82]毛泽东则根据其对国内形势的新的认识，把中央一些同志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把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批判为“翻案风”，指责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这不是压我？他进而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其目的即在于防止修正主义。[83]王稼祥关于对外工作的主张，也随之被会议批评为是“三和一少”的错误。[84]

应该说，彭德怀于此时提出平反的要求，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警惕苏共势力向中共党内渗透的敏感神经。毛泽东早就把彭德怀看作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者，[85]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拾1959年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即“通苏联”的责难，[86]说彭德怀和高岗“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87]这种旧调重弹的结果不啻于火上浇油，加深了毛泽东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88]相互勾结的认识，促使他将所谓“黑暗风”同“翻案风”和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紧密联系到了一起，把党内对于政策失误的反省当作了当年庐山会议上所谓的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阴谋推翻”他的领导，试图让莫斯科控制中国那一幕的重演。[89]

这种思维逻辑直接影响到处理与苏联关系问题的检讨，使他做出了调整对苏方针的决定，将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的思路恢复为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的基调。按照这种调子，王稼祥和王力重新考虑中国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起草了参加8月初在东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和阻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方案，即对苏联及修正主义国家和党的代表要针锋相对，就是要吵架。随后，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在会上同苏联等国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论争。[90]这一行为被毛泽东称为“7月犯错误，8月改。”[91]

在8月26日～9月2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9月24～27日举行的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诉遭到了声势很大的批判，被上纲上线为配合“三尼”（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反华，利用中国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是“里通外国”，“国际反动别动队”，是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的阴谋。[92]会议并继续批判“三和一少”的思想，明确将它与“黑暗风”联系到一起，认为之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是只打小算盘，不打大算盘，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93]其间，经毛泽东批准，部分与会成员还以中央外事小组的名义，开会批评王稼祥提出的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妥协方案，以及由他主持起草的、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信函、报告等一系列文件。[94]

9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着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95]全会公报特别发表了毛泽东那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著名论述，并强调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运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96]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至此也发展成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97]

这样，从1961年5～6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在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总结教训，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基本遏止了工农业不断滑坡的势头。但是，中共中央在总结政策失误的过程中触动了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的前提，突破了他承受失误的心理底线。由此，经过北戴河会议，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止，国内政治风向再次发生逆转，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中断了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进程。随着毛泽东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的“三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其1960年以来形成的务实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开始转变。国内政治的变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98]

中共中央这时开始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继续贯彻实行这条总路线”。[99]这就将视野投向了外交上的路线斗争，其实也就是重新突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即党际关系的层面，改变了中国1956年时所倡导并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00]的外交基调。中苏两党新一轮意识形态论战呼之欲出，关系破裂的前景已轮廓初显。

不久，中苏两国在外交上展开了新的斗争，从客观上加快了中共对苏方针向斗争层面转化的速度。

第四节 中苏在外交领域的新一轮较量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足一个月，国际上同时发生两件大事：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中苏两党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由配合到斗争，重新开始进行较量。

在加勒比海危机过程中的斗争

1961年4月猪湾事件之后，苏联开始加强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其后，考虑到对付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干涉活动，保护古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以及应对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西德、英国设置导弹，以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的态势，赫鲁晓夫征得古巴革命统一组织领袖、总理卡斯特罗的同意，于1962年6月开始，不断将有核弹头的中程和近程导弹秘密运往古巴，由苏军设置并操纵。美国政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10月22日下令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苏美关系一度紧张至极，加勒比海笼罩在核战争的危险之中。这时，对于中国来说，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帝的前哨阵地，赫鲁晓夫用导弹武器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无疑有利于世界反帝斗争和古巴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10月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同时，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101]

但是，徘徊在核战争边缘的苏美两国很快就不敢也不愿意再将这场危险的赌博继续下去，双方开始以积极的态度谋求缓和。10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提出了处理危机的条件：苏联撤走其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设施，美国则撤走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设施。毕竟在赫鲁晓夫看来，土耳其同苏联毗邻，苏土两国的哨兵举目可见。美国有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向苏联提出撤除进攻性武器的要求，苏联同样也拥有这种理由和权利。[102]同日，罗伯特·肯尼迪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传达了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所提要求的答复：作为交换，美国政府除撤销海上、空中的封锁外，还保证不入侵古巴；同意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但这项决定不能公开宣布。因为，在土部署导弹是北约的专门决定，现在由美国总统单方面宣布撤除，将破坏北约的整体结构，影响到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并将严重分裂北约。赫鲁晓夫与肯尼迪随即就此达成协议。28日，赫鲁晓夫下令停止古巴基地上的工程，把导弹装箱运回苏联，并答应由联合国代表“核查拆除情况”；美国则在4～5个月内撤走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103]加勒比海的风暴平息下来了。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他不仅取得了华盛顿不侵犯古巴的承诺，而且还拔掉了土耳其美军导弹基地这枚钉子，破坏了美国对苏的军事包围态势。因此，加勒比海危机的处理“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也是他的“一次个人胜利”。他“把世界引向原子战争的边缘而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不发一枪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没有给美帝国主义吓倒，而是完成了一件革命的壮举”。[104]

但是，由于苏美对有关土耳其的协定严加保密，中国并不知道有这场交易。在中共中央看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就是“在肯尼迪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拿导弹、核武器作赌注，做投机生意”，一旦肯尼迪用核战争进行威胁，“他们就仓皇失措，步步退让，完全陷入被动”。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古巴事件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105]

赫鲁晓夫退却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国的宣传机器立即全速投入运转，《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通信；[106]大报小报纷纷展开关于加勒比海形势的讨论，有的重要文章甚至把古巴形势比作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隐喻苏联用牺牲古巴主权的办法，换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107]城市贴满支持古巴的标语；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和苏联领导人关系破裂的电视演说小册子，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畅销读物；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中国领导人纷纷出面在各种集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在出席11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45周年纪念大会时，用“良师的口吻”当面指责苏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示威活动自11月3日到6日从无间断，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以至于在京苏联外交官向国内通报说：中国舆论宣传的注意力全部投入关于古巴问题的争论中了。[108]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转而批判说：苏联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其“真实目的，不是援助古巴人民，而是用侵犯古巴主权的办法来控制古巴革命；不是援助古巴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企图把古巴作为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棋子”。“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对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是极为不利的”。[109]赫鲁晓夫则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借反对教条主义、斥责阿尔巴尼亚之名，指责中国围绕古巴危机的所作所为是想挑拨苏联同美国发生冲突，而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冲突意味着引起世界热核战争。[110]他后来还曾评论说，中国人一直在公开地大吵大嚷，并且在卡斯特罗耳边嘀咕：“记住，你不能相信帝国主义者会恪守他们所作的诺言！”换句话说，中国人利用这个事件在古巴人面前向我们脸上抹灰。[111]

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冷战年代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核战争的前景有从纯理论问题转变成现实的危险，其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结果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惊恐不已，这不啻于一针清醒剂，使他们对核讹诈手段的运用转而采取谨慎的态度。而双方在危机处理中达成的妥协，也在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创造出了某种信任的因素，使他们看到了在核不扩散、停止核试验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前景。这一动向，恰恰又触动了中国维护主权的敏感神经。

此前，苏联政府于8月25日递交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说美国向苏联建议签订一项防止核扩散协定，其中规定：核大国不把核武器及其所需要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无核国家则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苏联政府对这一建议“给了肯定的回答”。[112]此时的中国正在加紧制造原子弹，其研制工作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13]故而中国政府于9月3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这一建议，它“是个大阴谋”，旨在“束缚中国的手脚”和“挑拨中苏关系”。[114]随后，二机部（核工业部）便在11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目标。[115]中国政府并在10月20日答复苏联的备忘录中声明：“如果帝国主义没有真正全面禁止核武器，中国绝对不会承担不生产核武器的国际义务”，如果苏联代替中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话，“中国政府将保留自己对此发表相应声明的权利”。[116]

加勒比海危机过去后，中国加快了核试验的步伐，10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呈送的二机部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同时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1月3日，周恩来做出批示：“很好，照办。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7日，中央专委会正式成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开始进入突飞猛进时期。[117]中国的“独特立场”无疑使赫鲁晓夫在继续与肯尼迪就禁止核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达成协议的进程中，陷入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在苏联方面看来，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可靠地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中苏关于核扩散问题分歧的实质即在于，社会主义各国在反帝斗争中“是单干”，“还是共同行动”。[118]中国方面则认为是“美赫勾结，限制我们搞原子科学”。[119]在美国没有做到禁止核武器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应加强拥有核武器的优势。你们有原子弹，好，我们再有一点不是更好吗？有了优势，才能制止核战争。[120]

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斗争

当加勒比海涛澜汹涌之时，喜马拉雅山麓也是风高云密，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执。

事实上，自1959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边界冲突以来，苏联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却在利用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巴边界谈判挑拨印中关系，除了给尼赫鲁政府以大量经济援助外，[121]还在军售方面尽力满足印度的要求。从1960年10月到1962年5月，苏联向印度交付及印度向苏联订购飞机94架，其中安-12运输机32架、米格直升机26架、米格-21战斗机12架、伊尔-14运输机24架，喷气引擎6台。[122]1962年夏，当中印边境局势再度趋向紧张之时，苏联不仅向印度提供大型运输机，而且还在尼赫鲁已公开说明向苏联购买战斗机的用途是对付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下，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于8月接待访苏的印度专家代表团，向印度出售米格-21战斗机。[123]

面对周恩来就此事向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诘问，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是卖给了印度米格-21型飞机，也卖给了生产这种飞机的许可证。但是用军事术语来表达，就是这并不会改变中印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印的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是不可比较的。何况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光靠直升机和运输机就发动战争和取胜的。而且中国人也知道，从建设工厂到生产出飞机来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我们认为卖给印度飞机对我们有利。我们不卖，英美帝国主义就要卖。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影响在印度增加了。当刘晓大使提出苏联卖给中国米格-21飞机，但某些设备和器材至今没有全部交付，却又把飞机卖给印度的问题时，赫鲁晓夫托词周旋道：米格-21飞机目前尚未交给印度，仅是达成了协议。[124]

10月20日中国军队开始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还击印度军队。[125]边界冲突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后，苏联继续向印度交付飞机，提供山地作战的被服、帐篷等，并帮助印度设厂制造飞机、坦克。[126]在中国方面看来，苏联出售给印度米格-21飞机等装备，会被其用来对付中国，同时卖给印度飞机这件事本身就形成了对印度的鼓励。同时，印度使用苏制米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有时还用苏制运输机运送军需，这对守卫在中印边界线上的中国战士来说是有影响的。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士兵看到了苏联飞机，印象很不好。[127]中国军人在中印边境地区打下三架飞机，其中有一架就是苏联直升机。[128]

在苏美关系因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一事陷入紧张之后，赫鲁晓夫试图以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对苏联的支持。10月13日，他在接见刘晓大使时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此前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对契尔沃年科大使发表的意见，提出：“我和我的同志们”“也完全懂得所谓麦克马洪线并不是中印的国界。这是未被任何人承认的一条对英帝国主义有好处的线。”[129]赫鲁晓夫在翌日为刘晓饯行的宴会上进一步表态说：在中印边界争端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苏联将同中国站在一起。[130]此后，苏联一度实践了这一承诺，10月25日，《真理报》以《为了各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的和平》为题发表社论，明确放弃以往的立场，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且指称“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

但是，加勒比海危机在苏美达成的妥协中很快平息，苏联也随之改变了调门。《真理报》11月5日发表题为《谈判是解决冲突的途径》的社论，主张中印双方停火，但未像10月25日的社论那样，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条件并以此作为开始谈判解决问题的基础；也没有再重复麦克马洪线是无效的那种断言。西方外交观察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评论说：“人们认为苏联现在在印度问题上保持中立”，“《真理报》暗示结束对中国立场的支持”。[131]事隔一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即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苏联对中印问题的态度，说明修正主义干了什么坏事”。它支持中国“是表面现象，是在古巴形势需要的情况下的支持”。“31日古巴问题上投降，反过来就不讲麦克马洪线，不讲支持我三点建议，本质的东西又出来了”，“出卖背叛我们，支持尼赫鲁”。康生也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批判赫鲁晓夫“是实用主义者”，“可以瞬息万变，他的话不要相信”，11月5日《真理报》社论就已经变了。[132]中共中央认为，通过在外交、宣传上揭露印度的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尼赫鲁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使现代修正主义者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133]

中国就苏联与美妥协之事大做文章，掀起反对美帝国主义，实际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浪潮的做法，无疑惹恼了赫鲁晓夫，使他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在苏联内部摆明了同情印度、指责中国的立场。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中国声明单方面停火、撤回军队的“步骤是明智的”，但是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把自己的军队撤退到这一冲突发生的那条线上了。不从这些军队当初所在的阵地前进，岂不更好？”“没有什么边界性质的争端不可以在双方都有愿望的情况下不使用武器加以解决”。“只有理智才能制止流血，国家领导人应该有这种理智”。[134]

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外交上配合与斗争的变化情况，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外战略和外交方针的不同，即如章汉夫指出的：“整个外交方针是对立的，外交上对苏工作怎能不充满斗争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此时对苏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中苏两国两年来战略方针上的矛盾、两国关系中的矛盾，定性为“敌我性质”，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根本路线的不同，矛盾的性质“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只是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个国家关系的性质变了”，苏联现在在领土、独立、主权问题上颠覆中国；苏联已是“坏兄弟、修大哥”。中苏关系已成为一种“统战关系”。赫鲁晓夫也不再是“半修正主义者”，在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他已被说成是“叛徒”、“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敌对人民的”。只因为他“是苏联的国家首领”，所以要注意“投鼠忌器”，对他“带点统战性质”，在宣传上先“不提赫的名字”。[135]中共的对苏方针也因此发生重要变化，虽然表面上仍然说是1960年确定的24字方针，即坚持原则、团结、斗争，后发制人、反对分裂、留有余地，但是强调的侧重面已很不相同，更加突出斗争的一面，要求采取“攻势”，强调“临阵要斗”，要“敢于斗”，中苏斗争应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而不是“防御、消极、被动”的。[136]在处于僵持状态的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共要用革命的、马列主义的两手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两手政策，并且要不怕走向边缘。[137]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继续“左”转，中国领导人指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讲“从现在起，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社会主义彻底变化和胜利的伟大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是历史上比任何过去都不能比拟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进行同过去不同的斗争。有些同志对当代形势认识不足，主张“三和一少”，这同没有很好了解主席的这一讲话有关。[138]他们认为：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揭露出来了，阶级斗争更加激烈”，“逐渐走向摊牌，走向根本解决矛盾的道路”；“这些矛盾的解决，只能靠革命的办法”，“用妥协的办法是不能解决”的；由此转而提出要“三斗一多”，只是仍然强调“要留有余地”。[139]

事实上，中苏两党此时外交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形势，与1958年和1959年中苏之间外交上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相比较，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中苏两国在领土、独立、主权等国家利益上的冲突，除伊塔事件的影响较大外，中印边界问题等斗争的形式和程度，与那时相比，也无太大的差别，但是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定性却有了质的变化。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除了前述中国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促使中国外交政策向“左”的方向转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国际共运中左派队伍的出现。中国党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多的呼应者，国际共运中新的左派势力的形成，使得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由此，中共中央最终完全改变了对苏方针的基调，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

第五节 左派队伍形成与大论战的开始

实际上，195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的发展，国际共运中赞同中共认识的左派也逐渐形成。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当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时，只有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的党不赞成这种做法。到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时，发展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0个国家的党支持中共，反对修正主义。而苏共二十二大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有的党的“革命派”通过斗争将“修正主义派”领袖逐出领导机构；有的党因右派将左派开除而分裂成为两个党；有的党左派和右派共存；有的非党组织左，进而成为新的共产党；有的党则是领导层右，基层党员左。总之，左派党的成员已不止11个，除了亚洲的左派党之外，拉丁美洲左派队伍正在很快发展，西欧和北美等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左派人物和组织。一支左派队伍出现了。这成为国际共运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140]

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亚洲左派党的旗帜更加鲜明，而且历来变化很小的欧洲党，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意共左派和法共左派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响应一两年前中共《列宁主义万岁》之文，形成“三呼万岁”的局面，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另外，左派队伍在反修斗争中由于缺乏理论武器，许多党来向中共索要刊物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文章。[141]

左派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向中共取经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与毛泽东领导中共进行的反修斗争分不开的。中共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高举革命旗帜，反对和平主义；高举团结旗帜，反对分裂主义；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反对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斗争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党左派的发展。由此，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愈来愈高，“要革命的就要到北京来”。“毛泽东思想日益成为一切马列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和团结的中心”，成为“国际运动中广大人民的旗帜”。[142]

1962年9月，美国《现代史料》发表了两篇文章：《1962年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文中指出：“北京已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代替者。”毛泽东思想“作用很大，影响很大，不能忽视。毛泽东主义已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共产党集团升起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吸引力的新的领导中心”。这样的估计实际呼应了中共党内的有关认识，同时也引起了中共理论家的强烈共鸣。周恩来9月26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即提到：“现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143]康生则在年末批评中共党内“对主席领导思想，发生某种动摇”，“对主席著作估计不够”的情况，指称“这是十分危险的”，“应当引起很大注意”。[144]

在国际共运这种新形势、新动态的影响下，到1962年末，中国党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意识大大膨胀，开始集中并明确地提出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谁是真正的领袖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现代修正主义争当领袖，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自居。但真正的领袖不是几个人吹起来的，真正的领袖是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将新的问题提高到新的阶段，为世界人民信服，并为事实证明是胜利的学说。列宁并没有当领袖，但实际上成了国际共运领袖。列宁之后，斯大林应运而生。现在，责任落在了我们身上，“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今天真正能发展马列主义的是我们毛主席。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自封领袖篡夺领袖是不行的，没有人能赶上毛主席”。“世界革命领导的中心转移到我国”，“马列主义的旗帜，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就丢开了，从莫斯科宣言开始，是我们把马列主义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而且还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145]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领导人首次在196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且确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那就是集中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在这两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始终掌握领导权”。“要认真接受莫斯科裁军大会的教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降低马列主义的原则，迎合修正主义，以至脱离左派，加强右派，增加中间派的动摇”。[146]

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目标明确后，中国领导人着手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以求在“三分天下”，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各占一部分”的世界大势中，[147]把毛泽东推向世界革命领袖的位置。

其一，开始以积极、主动、进攻性姿态展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已把对赫鲁晓夫是“应该斗争”，还是要“三和一少”与之“讲和”的问题，提高到了是“要不要马列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的党的问题”的高度，提出：“不斗争只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要马列主义就要斗争。我们历来主张团结，但没有斗争，不可能有团结，放弃马列主义原则，是达不到团结的。”他们并且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进一步与国内问题紧密联系到一起，所谓“反修正主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其性质是：“要马克思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赫走。”[148]

其二，“积极支持左派的发展，巩固壮大马列主义队伍”。具体言之就是：一方面，加强和左派党的联系，不要怕人家说中国党“干涉内政”、“分裂他们党”和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亚非拉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亚非拉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保证左派的领导。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扩充左派力量，坚持做好左派工作，“这是保卫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核心部分，是我们的真正希望所在”，“这个工作的好坏是关系世界命运的重大问题”。[149]

其三，要克服左派运动中没有理论、纲领的缺陷。世界革命要求中共有马列主义纲领，在国际舞台上打出鲜明的旗帜。[150]对于中共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理论已为时七年，但是，有哪一个国家实践了这一理论呢？目前的国际局势，既不是世界大战的前夜，也不是修正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只能说是“冷战”和“热战”、斗争和谈判互相交织的“僵持共处”的局面。因此，修正主义的政策已经破产了。[151]中共领导人这时给苏共的新党纲戴上了“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帽子，指出，这个纲领“政治上是反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经济上是取消思想教育的福利主义”；“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全民国家、全民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苏联要把这个纲领强加给兄弟党，作为国际共同纲领，中共就要反对。而“批判他的纲领，我们工作做得不够”。[152]要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彻底地、系统地批驳修正主义的谬论。[153]至此，中共中央实际已在酝酿着要拿出自己的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了。

总之，就是根据毛泽东此时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革命的促进派，利用当前有利形势，掌握主动，抓紧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展开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的思想，中国党“以我为中心开展工作”，在国际活动中，“冲破修正主义的圈子，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独立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154]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11月5～1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11月20～24日）、意大利共产党十大（1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12月4～13日）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1963年1月15～21日）相继举行。中共中央联络部分管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保、匈、捷、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分管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赵毅敏率团出席意共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库西宁、科兹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分别率苏共代表团参加五党会议。各党会议上又形成了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以及对中共的直接攻击或影射批判。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在苏共组织并指挥之下，对中国党进行的有计划地的围攻，“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155]

各党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一直参加会议到底，不退场，不作抗议表示”的与会方针和“在目前形势下，公开展开争论，是有益无害的”思路，[156]另一方面，针锋相对地回应一些党的攻击和批判，其间由于苏共代表未指名攻击中国，中共代表团也不点苏联的名；[157]一方面，把这种国际会议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提高中共威信、争取并团结左派力量的重要时机，充分利用来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如在意共十大上，除中、苏、南之外，30个与会外国代表团中，不反华的党已达半数；赵毅敏的发言迎来了热烈的掌声。[158]在保、匈、捷三党大会期间，有的党公开发言支持中国，一些左派党代表还不避嫌地与中共代表接触，到中国大使馆聚会，或公开在会议休息室围坐议论。[159]

面对中国通过古巴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斗争，“更加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160]左派队伍得到发展的局面，赫鲁晓夫在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称：“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显露出来。不看到这一点就是害怕正视事实，回避现实，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我们时代所肩负的全部责任。”[161]试图以此稳住阵脚，抑制共运各党对苏共的离异趋势。

这时，尽管欧洲五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以及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共“明显的恶毒的攻击”，[162]实质上都没有超过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的情势，中共中央却把它看作“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确提出：公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它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阐明我党的观点和主张，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于提高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觉悟”，“揭露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推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163]

不过，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实现根本性好转，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国际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主要还是应靠“国内工作的支持，要把国内工作搞好，这是基础”。[164]由此，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国际斗争的方针应该是：“善于利用僵持状态，争取相对的缓和局势，赢得时间，加速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世界革命力量”；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三者有主有从，必须把反帝斗争放在第一位”，“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服从于反帝斗争”。会议认为，建立反修统一战线的提法是错误的，要尽量推迟大分裂。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依然是：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积极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帝国主义，揭露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165]是年1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对苏留有余地的方针。翌年初，中共中央又要求在对国际共运左派之外的宣传中，“尽可能避免指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实在避免不了时，可以指出其错误，“但是不要给他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总之就是给赫鲁晓夫、苏共留有余地，不直接点名，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166]

但是，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已是斗争而不是缓和，着重强调的是“以斗争求团结”，“只有不怕紧张，才能争取缓和”；[167]具体步骤也是以真正马列主义代表的身份，积极主动地投入国际共运中的路线斗争，扩大左派队伍，实际摆出了与苏共争夺领导权的架势。如此一来，避免与苏共关系破裂、推迟国际共运分裂的设想，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

由于中国领导人把争夺国际斗争领导权的途径确定在了反对美帝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上面，通过反帝斗争进一步揭露修正主义，事实上也就把反帝反修两个目标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所谓的“主从”关系已为相辅相成的关系所取代。这样，中共中央1950年代确立的建立反美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国际政治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一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至此，实际上已调整为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

1962年末和翌年初，毛泽东写就《七律·冬云》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吟诵“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字里行间满溢出一股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中苏两党关系朝着分手的方向无可挽回地发展下去，大论战的气息已扑面而至了。

为了回应欧洲五党会议提出的挑战，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定稿并确定标题[168]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正式揭开了国际共运中公开论战的序幕。此后至翌年3月8日，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导下，[169]中国方面又陆续发表了6篇文章，回答各国党的批评和攻击。这7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评苏共，但其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苏共领导集团。即如3月7、8两日毛泽东、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中共领导人所指出的，文章在阐述我们观点时还是针对苏共的观点。这样做既鼓舞了左派，也争取了中间派，促使许多党独立思考究竟对世界形势怎么估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对我们来讲，公开论战好处很大，形式上是防御性的，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170]

1963年2月10日，莫斯科在发表《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指名批驳《人民日报》1月27日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社论的同时，打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和停止公开论战的旗帜。[171]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停止论战举行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3月30日，苏共中央又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的问题。不过，既然两次莫斯科会议实际已将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纲领确立为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赫鲁晓夫自然也不会真想就一条新的总路线的问题，引起共运中各党的大讨论，给中共提供争夺领导权的机会。因此，苏共中央信中所说的总路线，仍然是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确立的共同路线。正如其在信中指出的，“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因此，“我们深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赫鲁晓夫所能接受的，只是在筹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就最近几年来实际生活丰富了这条路线的新的东西交换意见。[172]苏共中央这时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只是要将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为“总路线”罢了。由于共同纲领经过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讨论，为各国党，包括中共所接受，因此，它转化为总路线，当然也是合理并且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中国党此时已不能再接受把苏共的纲领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即如前述，中共中央此时已认定赫鲁晓夫由半修正主义沦落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苏共已是修正主义政党，苏联也已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国际共运的责任已落在了中共、毛泽东的身上。于是，当赫鲁晓夫送来这一契机时，中共中央迅速抓住，于6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173]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纲领大相径庭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设想，正式迈出了夺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步伐。应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实在是赫鲁晓夫始料不及的。

7月5～20日，由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由苏斯洛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会谈。双方就国际共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各自阐释自己的论点，指责对方的立场观点，[174]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评价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函，对中共进行了指名批判。[175]

至此，中苏两党谁都不愿也不能再做出实质性让步。对于苏共而言，让步的结果就是让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它只有继续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才能巩固由列宁传下来的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而对于中共来说，让步则意味着向修正主义投降，放弃掌握国际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它只有占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言人的位置，才能成为国际共运的旗手。因此，当意识形态的斗争承载了太多政治斗争的内涵时，两党之间也就没有了妥协的余地。

于是，从是年7月中旬到10月末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莫斯科方面仅在中央一级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攻击中共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700余篇。这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反对中国党的文章。后来，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停止论战。但是在他说这话后的半个月里，又有38篇反华社论和文章等在苏共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0月底至11月下旬，各种刊物则发表此类社论和文章65篇。[176]中国方面围绕苏共中央公开信，从9月6日到12月12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紧锣密鼓地连续发表6篇重头评论文章，全面否定苏共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前六评。其他各类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也是铺天盖地。中苏两党以这种形式，正式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国党在论战中斗志昂扬，已无意也无法再刹住对苏共口诛笔伐的气势。

1964年1月初，刘少奇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说，现在不能够停止公开论战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许多左派兄弟党正在兴头上，已经尝到公开论战的好处，正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苏共。我们要像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毛泽东指出，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这样，2月4日至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继续发表三篇长文（七、八、九评），从标题上就鲜明地突出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甚至把赫鲁晓夫称为“假共产主义”。7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应将反修斗争做通盘考虑。针对其他常委关于以后不要再批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党，首恶必批、胁从不问的议论，他明确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177]中共中央领导人随之在8月指出：目前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已进入新阶段，应该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78]中共将批判的投枪直接掷向苏共最高领导人后，两党实际也就彻底撕破了脸皮。

应该说，在共产主义体系以一党权威为权力基础的政治模式，以及共产国际时代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各国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的力量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也必然遇到挑战。中苏两党这场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表现形式，以捍卫和夺取国际共运领导权为实质内容的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时对共同纲领、总路线的需要，则是与各党根据各自国情制定斗争策略路线的需要相矛盾的。由于国际共运确立领导中心的运行机制决定了这条总路线要以领导中心的方针政策为核心，其结果势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以一党的纲领路线涵盖众党的利益、目标和任务。鉴于各国党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不同，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各异，要使各党派一致接受一条以一党理论为基础的共同纲领和总路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场论战的大前提就错了。中苏两党都没有理由自认为可以代表共运各党的利益和要求，进而争相把自己的纲领路线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以苏共还是以中共为核心，其结果都是要用自己的方针政策约束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而要求国际共运中的各党服从苏联或是中国的利益。

至于论战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导致两党口诛笔伐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对时代的认识，其他观点只是这个问题的延伸。而对时代问题分歧的根源，即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相差至少二三十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当苏联在世界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中国还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而帝国主义的对华遏制政策，进一步令中国领导人低估或者不愿意承认二战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出现后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等诸种因素对时代的影响，依然坚持列宁几十年前所创立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学说，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仍旧是战争与革命。这种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认识基础，决定了中共的对外、对内政策要与苏共的有所不同。当双方把论战的目光聚焦于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时，谁真正具备领导国际共运的资格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两党分手的大局由此而确定。

总之，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中苏两党关系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破裂，组织关系的中断只是时间问题了。当论战的气势日趋激烈时，两国关系也愈益紧张起来。此时，既然中国领导人已经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性质，两党关系破裂后，两国关系发展的趋向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苏联为依托的国家军事防御战略是否还可靠？中共中央内部是否已有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否巩固？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毛泽东新的思考，中苏关系的历史进程随之出现了新的转折。

[1]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4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6页；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第316号，1961年2月24日，《中苏关系文件》第14卷，第3528～3529页。

[3] 吉林省档案馆，1/1～17，第249卷，第71页。

[4]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34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06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7～528页。

[5]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第491～492页；Кулм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07。

[6]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0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47页；《杨尚昆日记》（下），第52页。

[7]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62～563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4、83页。

[8]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4～245页。

[9]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3.

[10] 《杨尚昆日记》（下），第62～63、64、66、68、页。

[11] 林克日记（手稿），第150～151页。

[12] CWIHP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74-17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45页。

[1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0页。

[14] 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彭卓吾译，《党的文献》1993第5期，第93～94页。

[15]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4～245页；《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61～563页。

[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0～441页。

[17]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610页；《杨尚昆日记》下，第79页。不过也有俄方材料称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人赞同周的立场，谁也不与周交谈。参见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6。

[18] 《杨尚昆日记》（下），第79页。

[19]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0日。

[2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1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610～1611页。

[2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5页；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6；《杨尚昆日记》（下），第79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6页。

[22]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3页；《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4日。

[23]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6；《杨尚昆日记》（下），第81页。

[24]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4-315；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3页。

[25]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1日。

[26]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4-315.

[27]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8～529页；《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68页。

[28] 《杨尚昆日记》（下），第83页。

[29]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14页。

[3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42页；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6-317。

[31] 《毛文稿》第9册，第600页。

[32] 吉林省档案馆，1/1～17/183，第10～14页。

[33]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205页。

[34]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64，第66～68页。

[35] 吉林省档案馆，1/1～17/183，第10～14页。

[36] 吉林省档案馆，77/7/1，第42页。

[37] 吉林省档案馆，1/1～17/183，第1页。

[3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6页。

[39] CWIHP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17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6页。

[40] 指1962年4～5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的6万多边民大规模逃往苏联，以及5月29日边民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中共伊犁区党委、进行打砸抢的事件。对此事件起因的考察，详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41] 据有关材料，从1954年遣返苏侨工作开始至1958年止，全新疆共遣返苏侨9.9万多人。当时留在中国的苏侨大约还有3万人，其中新疆2万人。见伊犁州档案馆，11/1/80，第7页；吉林省档案馆，77/4/61，第79～80页。关于新疆苏联侨民问题，详见李丹慧《对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4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43/208，第48～49页；《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0～41页。

[43]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5～116页。

[44]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27、24页。

[45]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1页。

[46] 伊犁州档案馆，11/1/97，第75～76页。

[47] 伊犁州档案馆，11/1/97，第191～192、195页。

[48]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4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43/208，第49～50页。

[5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3/43/8，第5～6页。

[51]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52页。

[52]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6页；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7页。

[53]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6～117页。

[54]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8、108、119、106页；《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4、7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7页。

[55]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9～120、107、113页；《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6～47页。

[56]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7～10页。

[57]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10～11、17页；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08～110、120页。

[5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7页。

[59]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2页。

[60]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32页。

[61] 伊犁州档案馆，11/1/120，第228、231页。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104～105页。

[6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8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104～105页。

[64] 吉林省档案馆，1/1～18/248，第4～5页；伊犁州档案馆，11/2/21，第46页。

[65]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101页。

[66] 伊犁州档案馆，11/1/120，第234页。

[67] 伊犁州档案馆，11/1/118，第9～11页；《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68] 伊犁州档案馆，11/1/131，第253、263页。1965年，新疆又遣送了去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正教教徒、俄罗斯四教教徒及俄罗斯族苏人67户、333人。到1966年全新疆还有外侨361人，其中苏侨201人。这些不走的苏侨、“半家户”，不仅人数寥寥，而且实际上处于受监控之中。见伊犁州档案馆，11/2/22，第33、36页。

[69] 关于返国苏侨的作用情况，参见李丹慧《对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历史研究》2003第3期。

[70] 富文等主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上），第243～244页；《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29～30页。

[71] 伊犁州档案馆，11/2/20，第31～37页。

[7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16页。

[73]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1、337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46、1024、1023页。

[7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03页；王力：《现场历史》，第22页。

[75] 毛泽东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记录，1962年1月3日。

[7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45页。

[77]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18页。

[78]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560～561、563～564、556～557页；《王稼祥选集》，第446～460、444～445页。

[79] 王力：《现场历史》，第21、22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

[80]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490页。

[8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92页。

[82]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46页。

[8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77、114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92页。

[84]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491页。

[8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44页。

[8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2～233页。

[8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91页。

[88] 《毛文稿》第10册，第199页。

[89] 《毛文稿》第8册，第390～392、523、600页。

[90] 王力：《现场历史》，第23页。

[91]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490～491页。

[9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93、1094页。

[93] 《毛文稿》第10册，第188～189页。

[94] 王力：《现场历史》，第24页。

[9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00、1145页。

[96] 《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97] 王力：《现场历史》，第24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10页。

[98] 参见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99] 《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100]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日。

[101]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3页。

[102] 《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9日。

[103] Doberynin’s Cable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27 October 1962，CWIHP Bulletin，Issue 5，Spring 1995，pp.79-80；长春市档案馆，1/1-15/53，第48页；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第70～71页；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第225～227页。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俄国档案文献，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

[104]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09页。

[105]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6，第3～4页。

[106] 《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9日。

[107] 《人民日报》1962年11月5日。

[108] M. Y. 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51-257.

[109]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6，第4页。

[110]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0日。

[111]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08页。

[112]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1～532页。

[1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31/161，第38页。

[114]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2页。

[115] 东方鹤：《张爱萍传》下卷，第748页。

[116]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2页。

[117]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第432～43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12～513页。

[118]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2～533页。

[119]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

[120]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94～95页。

[121] 外档，109-03197-01，第3页。

[122]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9页。

[123] 《人民日报》1962年8月18日；徐焰：《中印边界之战历史真相》，第243页。

[124] 外档，109-03809-06，第26、30、29页。

[12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04页。

[126]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9页。

[127] 外档，109-03809-06，第2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02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91页。

[128]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9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

[129] 外档，109-03809-06，第25页。

[130]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9页。

[131] 《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1日；《内部参考》第3429号，1962年11月9日，第13页。

[132]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5、90～91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91页。

[133] 长春市档案馆，1/1～15/38，第59页。

[134]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0日。

[135]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3、106、107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92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212页；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6页。

[136]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110、112、111页。

[137]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2、24页。

[138]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46～47页。

[139]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189、190、202 ～204页。“三斗一多”，这时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要斗，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支持要多。

[140] 吉林省档案馆，50/1 ～18/148，第48、51～56、65页；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0～21页。11个左派成员国的组成有所变化，苏共二十二大后澳大利亚党由左变右，但古巴作为左派党又加入进来。

[141]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0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56、65页。

[142]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65、88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201页；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1页。

[143] 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38页。

[144]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90页。

[145]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204、203、212、195页。

[146]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4页。

[147]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19、18页。

[148]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5、94页。

[149]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4～25、28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201页。

[150]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64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110页。

[151]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49页；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1～22页。

[152]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0～81页。

[153]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8页。

[154]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8页。

[155] 赵毅敏：《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下旬保、匈、捷、德、意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情况》（2001年4月19日笔者采访赵老时，赵老提供了这一材料），第1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3页；长春市档案馆，1/1～15/38，第66页。

[156] 福建省档案馆，101/2/1129，第35页。

[157] 长春市档案馆，1/1～15/38，第66页。

[158] 长春市档案馆，1/1～15/38，第72、70～71页。

[159] 赵毅敏：《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下旬保、匈、捷、德、意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情况》，第9页。

[160]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6，第5页。

[161]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0日。

[16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31页；吉林省档案馆，1/1～19/263，第1页。

[163] 吉林省档案馆，1/1～19/263，第1～2页。

[164] 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92页。

[165]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5、24、26～27页。

[166]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30～531页；吉林省档案馆，1/1～19/263，第3页。

[167] 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6、25页。

[168]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4～517页。

[169] 《毛文稿》第10册，第231、245、246～254、260～26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25页。

[170]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52～554页。

[171]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3日。

[17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0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62～463、476页。

[173] 《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174] 《中苏关系文件》第15卷，第3823～3977页；第16卷，第3982 ～4018页。

[175] 《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176] 《人民日报》1963年10月31日、12月11日等。

[17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660～662、799～800页。

[17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5页。

第三章 中苏同盟关系的彻底瓦解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造成了两党关系实质上已经破裂的现实。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事实上以党际关系为基础的模式，决定了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必将走向破裂。这种状况，使得1964年中期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有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着，它们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为他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因素。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毛泽东于考虑将中国集中反帝的外交战略调整为反帝反修外交战略的同时，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一是对国家军事防御战略做出调整，由单一对美转变为双向的对美对苏；二是对内酝酿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由此，苏联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中国则被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双方都开始加强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卫措施。敌友角色的这种质的变换，彻底扭转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

第一节 苏联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1]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

1960年8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边境冲突后，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不断发生。1963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种提法引起苏联方面的密切关注，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2]随着中苏边界摩擦事件的增多，以及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立场的趋向强硬，苏联的回应带有了军事色彩：一方面，从1963年起，莫斯科不仅适度增强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力量，而且还加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自是年开始重新进驻蒙古布防。[3]7月，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其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在蒙古的铁路两侧及其以东边境省份活动，为苏军的进驻勘察阵地。[4]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9月视察东北中苏边境时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赫鲁晓夫集团在中苏边境增加了军事力量。据我边防哨所观察，有些地段的苏联边防军大约增加了一倍，哨所也有增加。增加的部队，发现有从苏土（耳其）边境调来的。[5]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将华沙条约组织的职责由欧洲东扩至亚洲，关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1963年7月10日，赫鲁晓夫致函哥穆尔卡等华约成员国领导人，谈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加入华约的请求，苏共中央对此持肯定态度。时隔数日，他又表示，苏共中央建议在7月26～27日召开的华约成员国首脑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蒙古的这一申请。[6]苏联方面加强与蒙古关系的种种举措，已经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军事防卫意图。尽管赫鲁晓夫接受蒙古加入华约的建议因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是，中国方面很有可能从罗马尼亚方面获得了这个信息。

9～10月，中央军委中苏、中蒙边防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修改中苏边防斗争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解决边防斗争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会议明确中央确定的“不进不退、不主动惹事、后发制人”的边防斗争方针，并提出：我们在军事上要有所警惕和准备。修正主义是什么坏事也能干得出来的，我们要估计到修正主义可能搞各种阴谋破坏，甚至做出冒险的行动。对于修正主义可能挑起的边境军事冲突，我们要有必要的警惕，做到有备无患。[7]

同时，中蒙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泽登巴尔不仅在8月份亲自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批评中国，而且还于9月4日在莫斯科对记者发表谈话，点名指责中国。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裂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决议，蒙古国内的反华宣传出现了空前的高潮。[8]

1964年2～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9]与此同时，苏联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10]据中方观察，在中苏西段边界，自7月份以来，苏方前沿兵力增加，边防设施增加，各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频繁，高级官员不断到苏中边境地区活动。[11]可以说，这一年已成为两国边界地区局势紧张程度逐步升级的一个转折点。

这样，进入1964年后，上述苏蒙关系的新动向、苏军在蒙古调动的迹象、中蒙关系破裂的前景，以及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谈道：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12]5月15日～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毛泽东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13]5月2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14]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15]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是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16]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防御战略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其重点防御方向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17]林彪关于“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意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仍然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是到1964年，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中提出：还有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我考虑很久了。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18]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19]

尽管毛泽东上述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林彪当时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考虑问题，故而在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20]林、毛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对苏安全战略的再思考。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21]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材料中毛首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讨论了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等问题。在谈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时，毛泽东说：“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22]事隔一日，7月12日，参加这次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就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发表了答记者问。次日，日本三个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强调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毛泽东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并提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在支持归还日本北方领土要求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8月1日，日报还发表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声明说，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23]

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评毛泽东同一批日本社会党人的谈话》，严厉驳斥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这次谈话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不敢大声谈论的目的和立场”，“中国领导人现在甚至不想掩饰自己的扩张野心了”，苏联“面对着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露骨的扩张计划”，毛泽东的论点实际就是“要求重新分配领土”。文章还提出警告：“重划世界地图的任何企图”都“可能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并表示“最坚决地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扩张主义观点”，苏联的边界是由各族人民在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苏联“各族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24]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的机会，以尖刻的口气回应毛泽东说：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进行厮杀。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25]

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6]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是年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27]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加强对中苏西段边界防卫工作的关注。当时身处“反修前哨”的伊犁军区在总结加强军事情报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出：要“以反修斗争为中心，配合反帝，以苏联为重点，兼顾蒙古，以掌握当面动向和搜集整理基本情况、战备资料为主要内容，随时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力求提早察觉敌人的企图，保障边防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报告将所属各军分区搜集研究掌握动向情况的任务明确为以掌握北疆中苏边境苏军军事动向、边防设施、工事构筑、外逃分子回窜破坏和可能的挑衅活动为重点，指出目前急需整理的战备资料，主要是中苏，次之为中蒙边境资料，并将对外军作战的研究确定为军区所属各单位的主要工作之一，而且强调研究对象以苏军为主，要求各单位应特别注意对苏军攻防和遭遇战斗行动特点进行研究。报告所附的1964年军事情报调研要点有八条，包括苏、蒙的军事动向、军事实力、兵力部署、后勤补给，苏、蒙在中苏、中蒙边境西段地区的做法、演习情况，苏、蒙境内主要军事目标及边境兵要资料，苏蒙军事关系等。[28]新疆军区也向总参呈报了“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文件。[29]

10月，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未果。[30]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终于进入了不可摆脱的螺旋。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了一起。换言之，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1965年初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的默契。[31]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北方的苏联。4～5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局面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32]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

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以及对苏安全战略的再认识，不仅不断坚定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毛泽东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在他看来，防止中国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一场政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第二节 反修与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

毛泽东高举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当然是认为自己的思想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中共的方针路线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为此，中国应当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中共应当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但是；他这时更加关注的还是修正主义在中共党内的影响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毕竟，就意识形态的评判而言，修正主义的敌意比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他的认识中，修正主义颠覆的危险要比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得多。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国内政治风向发生逆转后，把国内问题同国际修正主义问题挂钩，成为毛泽东观察和分析党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思路。在毛泽东对“三风”现象和“三和一少”思想展开严肃批判，大力强调阶级斗争，告诫全党要警惕国家变色之后，1963年初，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中央讨论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仍然认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以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主，对于国防和发展尖端军事技术总体上应当收缩。此项发展战略的主旨在于继续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获得中共中央多数人的支持。[33]这种情况无疑加重了毛泽东的忧虑：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尽管他最终对此发展方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34]但这种着眼于经济利益和建设的趋势，显然是同他的政治发展战略大相径庭的。

于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总题目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于此前后写的许多批语，以及由他口授、陈伯达整理、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继续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和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指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并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35]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时，直接给“三和一少”定性说：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36]

进入1964年后，毛泽东关于内忧问题的考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方面，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估计更加具体化了。根据毛泽东的认识，苏联之所以产生修正主义，在国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物，是贵族工人和富裕农民的产物，在国际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产物。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已经是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37]而中国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3500万，在工厂、农村、机关，有那么少数人就赞成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搞了15年社会主义革命，结果还有一些人民公社在敌人手中，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则为资产阶级所掌握。[38]另一方面，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分子的估计更加严重化了。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建设社会主义15年了，还有国民党。[39]因此，中国也有修正主义因素，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40]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必须迫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转向防修斗争。而实现这种战略上的转移，就需要渲染一定的氛围，制造必要的舆论和创造有利的条件。是年，在毛泽东关于从外患转为内忧的认识及其向党内的描述中，国内修正主义的表现是具体的，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方向是明确的，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所显示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已经找到，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目标也越来越集中了。总之，从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阶级斗争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毛泽东的思路清晰，步骤分明。

第一，将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表现进一步具体化，向全党讲明，修正主义在党和政府中的确是存在的。1月，毛泽东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41]春节期间，他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则明确指出：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就是农工部、联络部和统战部；[42]并于4月接见日共代表袴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43]在5～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的判断；刘少奇也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44]

第二，明确把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大方向，让全党知道，反修防修任务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上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决策层宣布：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的防修反修问题。[45]

第三，描述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后果，使全党明白，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存在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同样会使无产阶级丧失国家政权。毛泽东在2月会见金日成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道：如果让彭德怀一类的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有些人不作声，但是等待时机，所以要提高警惕。”[46]此后不久，他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47]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毛泽东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48]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议论，不仅是出于对外部威胁的考虑，更主要的还在于要提防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国内发动政变。7月14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最后一篇论战文章“九评”即强调指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第四，做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的铺垫，找到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毛泽东一方面继续领导与苏联的公开论战，组织撰写并审阅、批准发表七、八、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明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群众中为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做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其中“九评”所介绍的，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15条理论、政策，事实上已为日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勾勒出了雏形。另一方面，毛泽东向全党、全国明确，在国内开展这场政治斗争必须依靠党内外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搞经济建设需要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那样开展群众运动，政治上的反修斗争只在党内进行也是不行的，1959年党内反右倾开展不久便开始进行甄别，有人随即出来翻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能够制约党内反对意见的真正力量在于发动广大群众。事实上，此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广泛动员党内外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尝试。

第五，让广大群众看清这场斗争的最终目标。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毛泽东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49]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毛泽东开始透露出其矛头所向。当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时，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50]1965年1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51]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真正危险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月14日发出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更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2]斗争的最终目标越来越集中和明朗化。[53]

至此，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投入一石而激起千重浪——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但是，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作为假想敌的形象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时，中苏之间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却有希望达成协议，苏方做出的让步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缓和因子。由此，中苏边界谈判的成败、影响问题，悄悄地浮出于中苏关系的暗流。

第三节 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流产

在中苏之间7600公里长的边界上，实际存在着三条界线，即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54]中俄国界形成的过程及中苏边界三条线并存的状况，潜在性地构成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三笔领土账：其一，中国在与俄国签订的19个条约中被迫割让的15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二，中苏国界三条线并存的复杂状况造成的3.5万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其三，沙俄通过武力非法占有的17.1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和江东六十四屯。这几笔账客观上的长期存在，成为影响中苏两国关系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着手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确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其中规定，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国界，应按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55]这实际上改变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此类旧条约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方针，而采取了事实上予以承认的态度。此方针对于解决中国与其他邻国，包括与苏联的疆界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正式对外宣布承认不平等的中俄界约和涉及边界条款的中俄条约，但在事实上已经遵照国际法的有关原则，承认了这些界约和条约，接受了中国原有领土的法律地位。条约线是中国政府基本确认并遵守的中苏边界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之间的第一笔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账”已经销账了。

在19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政府也未提出过与苏联之间还存在有几笔领土账的问题。对于中苏领土争议问题和边界纠纷，中共中央始终坚持谨慎、宽容和谦让的宗旨，以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方针；苏联方面采取的也是讲友好、讲团结的态度。[56]1958年中国开始调查中苏边界问题之后，尽管中苏两党分歧加深，冲突不断，但是在强调继续加强同苏联团结合作的总方针的指导下，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的舆论宣传氛围中，有关中苏边界的历史和现实的调研工作仍然平和地进行着。中苏国境上蜿蜒着一条和睦的边界线。

事实上，如果在中苏同盟继续牢固、两党两国关系继续友好的道路走下去，中国政府随着边界调查摸底的深入，俟条件成熟后，应该可以找到与苏方各自都能接受的结合点，达成某种共识，进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由分歧加深到实际破裂，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事务的发展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57]

1960年4月，周恩来出访尼泊尔，在2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提问“苏联与中国是否也有几段边界没有划定”时，周恩来回答说：“在地图上有些不大的差别，很容易和平解决。”[58]但是不到两个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了激烈冲突，7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苏联专家，8月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发生了中国牧民大规模越界，遭到苏联边防军武装驱赶的事件。[59]中苏边界纠纷升级为一场冲突。8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递交就此事件指责中方破坏苏联国界的照会，罗贵波声明说：“你们认为中国公民和牲畜所在的领土是苏联的领土，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60]22日，罗贵波在对苏联驻华大使馆所作的口头声明中，进一步使用了“争议地区”的术语，提出：“我们请求苏联方面立刻采取有效措施将自己的边防部队从上述有争议地区撤出去，不要对我方的畜牧业工作人员进行武力威胁”，“因为这个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61]

不过，随着中苏关系进入短暂的缓和期，对于处理与苏联之间的边界纠纷和磨擦，中国方面的态度还是积极并平和的。8月22日和9月21日，中国政府曾两次主动向苏方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62]此时，中苏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仍是围绕着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进行，虽然外交部已组织编写了有关中苏国界条约及其相互关系的文件，具体罗列了这些界约与中国的失地情况，[63]但是，周恩来在10月国务院的会议上仍然强调指出：“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64]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被中共认为是修正主义性质的新党纲后，中苏两党以批判和维护阿尔巴尼亚党的形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苏之间的边界斗争也随之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日益在两国边界事务中反映出来。有的中苏边界省份的地方领导机构开始指令中国渔民在有争议的岛屿上捕鱼，并让他们告诫苏联边防军人：这些岛屿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65]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根据以后中国政府的声明，1960年至1964年9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1674起。[66]而据苏共领导人日后的指责则是，1962～1963年期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1962年中国方面破坏边界近5000次，到1963年，闯入苏联领土的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中国军人。自1963年5月起，在苏中边界东段，中国边防军和个别中国公民向苏联边防军进行挑衅。这一年发生的苏中边界事件就有175起。[67]

1963年3月初，《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公开声明，中苏之间还存在有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这一论题的提出表明，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转变为在意识形态上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4～5月间，面对渐趋紧张的边界局势，中苏两国政府互发照会，商定于翌年2月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边界谈判。[68]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69]而苏共中央则在翌年2月召开的全会上申明，苏联政府倡议就苏中边界某些地段明确划分一事进行磋商的出发点是，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苏中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只是需要确定其中某些地段。[70]至此，中国的边界谈判思路中包括两项议程：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平等条约的论争和有争议领土的具体事务的磋商，已是明确无疑；而苏联的谈判设想依然是就事论事，即讨论边界走向中的某些个别问题。

这样，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如火如荼、两国边界摩擦和边防斗争趋向紧张的形势下，1964年2月25日，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以苏联边防军司令员济里亚诺夫上将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北京饭店举行首次会晤。苏联方面提出，关于“某些地段的苏中国界线的走向问题”的磋商开始了；中国方面则表示，“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71]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第一次边界谈判启动伊始，即显露出两国谈判思路上的原则性分歧。此后至8月15日止，双方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10余次团长会议，30多次顾问专家会议。[72]

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活动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谈判方针到具体做法，都要请示周恩来，重要问题还须请示毛泽东。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是：肯定沙皇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以分清历史是非；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条约割去的领土不要求收回，但条约规定属于中国而被沙俄和苏联占去和划去的领土原则上要无条件归还中国，个别地方归还有困难，可通过平等协商进行适当调整。[73]而毛泽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底线则为，历史上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必须提出，只要苏方承认这一点，那么，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中方可以都不要了。[74]这一底牌的把握，在毛泽东来说，应该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先就边界问题与苏方开始谈判，缓解边境紧张局势，以保证他计划之中的那场政治大革命顺利启动；与此同时，根据苏联难以认同“不平等条约”定义的估计，挟意识形态大论战的政治激情，坚持对苏方针以斗争为主的基调，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原则条件，辨明历史大是大非，以对国人有所交待并充分暴露赫鲁晓夫的反华嘴脸。

不出毛泽东所料，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法反应极大。苏联政府指示代表团：如果中方将提出更广泛的领土要求，或者将尝试对现存的苏中边界条约提出异议，并将其作为不平等条约的话，那么，代表团应该驳回这些要求，同时向他们表明这些要求是毫无根据的。[75]毕竟，就莫斯科来说，从成熟的法制观念出发，如果这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那么该项成果将是不牢靠的。尤为重要的是，接受了中方的这一立场，就意味着中国拥有在未来重新审理两国边界问题的权利，由此，一旦两国关系恶化，这将成为中国要求收回被割让领土的法律依据。这不啻于授人以柄。

此时作为谈判对手的中苏双方，不仅都带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敌对情绪，而且也继续担当着意识形态辩护士的角色。2月26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苏双方围绕中俄界约的性质和谈判的基础问题进行了交锋。中国代表团坚持认为，与当时的中苏边界有关的19个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强调列宁时期就宣布废除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并表示，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为巩固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仍然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东部和西部所有边界线的走向，界约规定属于谁的就归谁所有，解决存在于边界两个地段的所有问题，缔结关于边界线的新条约。苏联代表团则主张在条约线的基础上，以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为依据，就某些地段苏中边界线的走向问题，共同讨论和制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文件；表示坚决不接受“不平等条约”的论断；强调说：自签署这些条约之日起，在漫长的时期内，边界线已经被牢固地确定和保留下来，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过重新划界的要求；指出：苏联是旧俄条约和协议的法律继承人，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旧中国条约和协议的法律继承人；呼吁中国代表团研究具体问题，而不要展开政治辩论；同时声明说，苏联代表团将研究关于共同重新划分所有边界线和签署有关边界的新条约的问题。[76]

在3月5日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苏双方进一步阐述了各自的立场。中方代表提出了沙俄侵占中国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问题，表示中国政府不要求收回；特别强调说，中苏之间仅存在一条边界线，即条约线，苏方应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这一历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彻底解决中苏边界东、西段的所有问题，而非仅确定某个单独地段的边界走向；会谈结果应签署一个新的条约。苏方则明确提出“三条线”论，即条约线不是唯一基础，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也是谈判的基础；否认15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问题；认为此次谈判的任务是明确某些边界地段的走向；会谈结果应是签署一个“描述确定地段边界线走向的双方议定书”。[77]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虽然按照所收到的莫斯科关于“不能把事情演变成政治辩论”的指示行事，[78]却还是为中国方面15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问题的声明而震惊。他们认为，在外交谈判中，苏方代表还是第一次正式地听说这样的话。济里亚诺夫当即表示，苏联代表团受命在条约线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形成线和实际控制线来准确界定中苏国界线某些地段的走向问题，不能同意中国代表团关于“不平等条约”的提法。[79]在苏方看来，中国方面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一，苏方如果承认只存在一条由条约确定的边界线，那么，沙俄政府和苏维埃政府时期形成的边界线及实际控制线内的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自然是中国的了。其二，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即成为无效条约。苏方由此认为，北京赋予了自己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那么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俄国领土归还给中国。这是苏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并由此得出结论：北京采取的是让双边关系保持永久性对抗、中苏边界线保持军事对抗的方针。[80]

3月16日和27日，第三、四次全体会议举行，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愈加浓烈。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另一项指责：苏联在苏维埃时期“蚕食”边界线中国一方的土地。曾涌泉指出：苏联违反条约所确定的国界线，不恰当地利用中国人民对苏联的信任和友谊，以及利用长期以来中国在7000多公里的中苏边界线上总共只有200多名边防军人的情况，将很多中国领土占为己有。他激愤地斥责说：“不要求你们归还面积为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已经是非常的宽宏大量了。除了这些领土之外，我们再也不会容许你们侵占一寸中国的土地了”。“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是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他并在第四次会议结束发言时说：纵使苏方不同意在中国提出的条件下妥善解决边界问题，中国“也要恢复”自己“对于被占领土的历史权利”。[81]言词已然带有了威胁的成分。

对苏方来说，中国代表的言论表现出极端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作风，苏方仿佛从中看到了包含在“不平等条约”论题中的圈套。苏联专家预测说，今后，北京就会宣布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否认自己的“宽宏大量”，即便是依照中方的条件解决了问题，他们也还是会利用政治定义对“不平等条约”的论题做出新的解释，以要求归还“被侵占的领土”。而曾的威胁性话语，更令苏方认定，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论题，可能就是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觊觎。[82]

但另一方面，曾涌泉又在第三次会议上建议双方交换按各自理解标出边界线的地图，随之在第四次会议上宣读了交换边界线地图的具体意见。[83]一时间，中国代表团好像停止了在历史长河中的遨游，回到了现实问题之中。此后，中苏代表团在4月18日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互换了地图。[84]双方将所标的边界线加以对比，显示出了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85]此前只是中国单方面看法的争议地区问题，第一次摆上了谈判桌，成为谈判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86]尽管这必然使磋商对话又转变成一场尖锐的辩论，但是交换地图一事本身是谈判进程中促进边界局势乃至双边关系恢复稳定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步骤。毕竟在整个20世纪，到1964年中苏双方开始边界谈判为止，两国还不曾有过这种交换活动。它令双方代表团关注的目光从“不平等条约”的抽象问题转向了争议地区的具体问题，显露出了使谈判走出死胡同的可能性，从而为实际解决边界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87]至此，谈判的进程出现了两个层面，即非理性地指控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战层面和理智、务实地渴望解决具体问题的层面。

中方的这种举措正符合苏方的愿望及方针，莫斯科迅速对此务实迹象做出回应，表示原则上同意中方以条约线为谈判基础来进行全面谈判和彻底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88]做出了向中方的谈判方针靠拢的重要让步。5月初，济里亚诺夫飞返莫斯科，汇报代表团的意见：必须在分析研究边界全线走向问题上，以及在根据边界条约准确界定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5月9日，莫斯科即做出了“准确界定边界全线并在目前生效的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边界条约”的指示。[89]此后，谈判呈现某种良性发展的趋向。5月末，双方代表团各自成立了工作小组，着手讨论边界线的走向问题。中国方面将“不平等条约”等政治立场上的争论暂时搁置一边，转入了比较务实的工作小组会晤。[90]

根据所交换的地图，中苏双方首先从东段边界线入手进行讨论，并就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即同意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包括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对满洲里附近的陆地边界线，以及黑龙江、吉林两省同苏联的全部陆地边界线，基本达成协议，稍有调整。双方只是同意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总之，整个东段边界除个别岛屿归属未定外，基本上达成协议。[91]苏方并已起草了除黑瞎子岛之外的整个东段边界线的协议，准备签署。[92]如此，中苏东段边界问题实际上基本解决了。对西段边界，双方只是初步陈述了各自的论据，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故未形成共同见解。[93]这样，苏方让步举措，打破了谈判的僵滞局面。

就中苏东段边界来说，苏联方面做出这种让步的基础在于，其国内有关文件已有明文规定，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94]此时，苏联政府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现状而推翻此项认识，这就在解决边界具体问题上，迈出了迎合中国的一步，尽管这一让步在中国方面看来是苏方在我攻势下，已开始节节退却”。[95]由于中苏双方在边界磋商问题上暂时搁置原则分歧，苏方做出了重大让步，谈判取得了初步成果，出现了签署边界协议、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的可能性。于是，谈判桌上乐观、缓和之气氤氲。7月1日，中方工作小组组长、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的建议。随后，苏联代表团及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便去了北戴河。[96]

但是就在这时，7月10日，毛泽东向佐佐木更三等日本社会党人士发表了前述关于算领土账的著名谈话，引起苏方和国际重大反响。20天过后，当谈判重新开始时，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已重新武装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头脑。在7月30日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再度转入积极攻势，摆出了控诉的架势。谈判充满政治斗争的气氛，苏方认为的所谓150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的“大清单”问题贯穿会谈始终。[97]“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成为焦点。

8月15日，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苏方在毛泽东谈话的刺激下立场也转趋强硬，一方面要求谈判改到莫斯科去继续进行；一方面改变先将黑瞎子岛的归属挂起来的态度，以解决该岛问题为解决东段边界其他岛屿等归属问题的先决条件。[98]谈判至此难以再维持下去。

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曾涌泉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又增加提出了第三笔领土账唐努乌梁海的问题，指出：1944年，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你们背着中国人民将面积为17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纳入了苏联的疆域。难道你们以为中国人民忘记了这个重要问题吗？！他警告说：你们现在在边界调集了军队吧？你们是不是在预谋进行侵占新的领土的军事冲突？坦率地说，假如你们敢于走这一步，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奉劝你们悬崖勒马，不要使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如果你们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拒绝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的话，那么，不排除我们可能会考虑采取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不排除我们将会尝试恢复我们的历史权利。你们认为我们有要求收复澳门和香港的权利。我们也有要求收复被沙俄侵占去的领土的权利。[99]其时，尽管中国代表团仍然希望在这次谈判中就此前已达成的协议草签文件，苏联代表团却已失去了迎合的兴趣，坚持将磋商移师莫斯科。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100]

中国方面态度的突然转变，彻底激怒了莫斯科。当苏联代表团开始着手苏中西段边界谈判的筹备工作时，[101]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在配发的长篇编辑部文章中抨击中国领导人的立场。赫鲁晓夫则于9月15日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之机，强势回应毛泽东的谈话。莫斯科摆出的这种强硬姿态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使他开始担忧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102]至此，中苏双方继续进行磋商的条件显然已不再存在。10月13日，中国方面最后通报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的时间“不适当”。[103]次日，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领导人更迭，两国边界谈判搁浅。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7月10日的谈话客观上起到了影响谈判进程的作用，一度使中苏两国关系陷入了紧张之中。事实上，当5～6月中苏边界谈判沿着具体审理边界线的道路逐渐推进，双方已就东段边界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一致意见时，中国方面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搁置不平等条约问题，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签订协议，基本解决中苏东段边界问题；二是僵持在现有立场上，但将谈判继续维持下去；[104]三是施加压力，在出现签订具体协议的可能时，让苏方承认“不平等条约”问题。毛泽东选择了第三种方略。

9、10月份，毛泽东在向外宾解释此事时说，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105]事实上，中苏双方的谈判工作小组就解决东段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草案的情况，已预示了签署合理的边界条约、形成合理的边界状态的前景。如此，已似无必要让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借日本人谈日苏领土争端之机提出算中苏领土账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据此进一步把第三笔领土账唐努乌梁海问题也摆到桌面上，继续加大压力，以此刺激赫鲁晓夫使之精神紧张的做法，实际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所说的目的，其直接结果是破坏了磋商的缓和气氛，使初见合理边界状态的谈判成果流产了。因此，毛泽东的这种解释，很可能是为缓解苏方对其谈话的强硬反应而做的权宜说辞。

考察毛泽东设立“只要承认不平等条约，争议地区皆可放弃”的谈判底线的本意，其实只是要同苏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以此减轻边境冲突的紧张度，而并不要求谈成。[106]为了保证他的反修防修政治大革命的顺利启动，赫鲁晓夫这个靶子不能倒，不能造成中苏一团和气的局面，尤其不能让苏方在谈判的旗帜下，制造改进中苏关系的假象，以欺骗人民。[107]就此角度评估，毛泽东所确定的这个谈判门槛看似很低，实则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对于以国际法原则成熟处理领土纠纷的苏联政府来说，必定是无法接受的条件。中国的谈判代表团及其领导人没有真正领会这一底线的内涵，致使毛泽东对边界谈判第二阶段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曾涌泉在“文革”开始后即被揭发为是刘少奇的人而被打倒），于是决定以对外谈算领土账的方式，于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另外就是，既然苏联方面坚持不认同“不平等条约”的说法，那么，中国方面也无须急于同苏联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让谈判持续进行，以通过示意边界军事冲突的前景，保持对苏联某种程度的压力，进而维持中苏关系一定的紧张度，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激发起群众对所谓的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代理人的义愤及投入这场运动的政治热情。

这个时期中苏边界摩擦不断升级，边界问题的提出，是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加深、斗争加剧、关系恶化的结果。而中苏边界谈判的开始，使中苏关系的内核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一个转折，即中苏关系到这时，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两国之间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由此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军事冲突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苏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国家关系所依据的准则中，过去以国际主义、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为主，这时，国家利益的分量加重了。

但是，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破裂，主要的还应该是意识形态斗争作用的结果。中苏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导致中国在确定谈判立场时重翻已经按照国际法承认了的旧界约的老账，既表示不要求苏方归还被沙俄割占的中国领土，又坚持要对方接受不平等条约的提法，以进攻、好战的姿态，争所谓的正义、原则。这种做法突出反映了意识形态斗争对边界事务的影响。

事实上，在中苏领土旧账问题上对国人有所交待的更为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加强国际法的教育和宣传，以此疏导民情，而不是坚持要分清历史是非，胶着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胜负高下。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角度考虑，根据周恩来曾有的思路，不纠缠历史旧账，以求和缓的目的搁置政治争议，务实地争取及早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不仅有利于平息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而且还有利于边境省份经济的发展、边民生活的安定，以及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坚持要求苏方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带有威胁意味地表示苏方如果不接受中方的立场，中方就将考虑改变对边界问题的态度，换言之，就是要明确地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而且不排除诉诸武力的可能，这只能引起对方的猜忌，促成中苏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如前所述，苏联正是在中国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后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合作，并且于1964年边界谈判破裂后，以中国有收复国土的意向为由，开始加紧向远东地区增兵的。由此，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

不过这次谈判虽然最终流产，但双方毕竟相互交换了地图，具体讨论了边界走向等问题。苏联方面并做出让步，同意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额尔古纳河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解决岛屿、洲渚的归属问题。这实际上解决了东段边界大多数边界线走向的具体问题，为后来中苏两国签署相关文件奠定了基础。1991年5月16日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订，确定了中苏国界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线的走向，[108]其内容实际与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双方工作小组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基本相同。其中也没有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字样。[109]只是遗憾的是，这一协定的签署由于人为的原因晚了近三十年，其间还发生了中苏边界流血冲突和珍宝岛的局部战争。

应该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无果而终后，10月中旬中国以时间不适当为由推辞赴莫斯科继续磋商边界问题，并不意味着实现这次谈判曾经形成的协议草案的希望就此完全破灭。赫鲁晓夫的下台以及苏共新领导集团的履任，似乎为中苏关系的转变带来了某种机遇。但是，毛泽东试图借此机会推动苏联新领导人改弦更张，周恩来衔命赴苏会谈以失败告终，中苏同盟彻底瓦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达成两国东段边界协议的前景已是渺若烟云。

第四节 周恩来访苏与两党会谈破裂

1964年10月16日零时，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奉莫斯科之命，紧急约见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通报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并递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该通知表明苏共将继续遵循二十大至二十二大的路线，也即维持赫鲁晓夫原有方针不变的立场，而且还特别指出，苏共今后要为国际共运的一致性而斗争。[110]伍修权随即通过杨尚昆向毛泽东等人做了汇报。是日上午发行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苏方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111]

对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实际应该在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结束后即已获悉。从15日起，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根据中共领导人的分析，赫鲁晓夫的被迫辞职应与中苏两党的大论战有关，中共发表的“九评”，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打中要害，使之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决定，不过是证实了毛泽东在3月份做出的赫鲁晓夫可能要垮台的预见。根据毛泽东的估计，苏共新领导集团今后会有一些改变，但不会很快，也不会大幅度地变。变化的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目前这种可能性小。第二种是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也不大。第三种则属于中间状态，即仍然搞修正主义路线，不过在做法和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据此，毛泽东最初确定的方针是静观其变，“一肯二看”，即对苏共中央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表示肯定和赞赏。[112]

于是，在收到苏共中央的通知后，毛泽东迅速做出指示，由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人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并指出，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据此拟定的贺电，表达了开展大论战以来所没有过的比较热情、有所赞赏的态度。贺电当日即递交契尔沃年科，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人民日报》次日（17日）于头版的位置予以发表。[113]

与苏共此时停止反华宣传相对应，[114]中共从10月16日起也停止发表与苏共论战的文章，以及兄弟党左派批判赫鲁晓夫的文章，并表达了准备主动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意向，摆出了一种对苏友好的姿态。[115]

面对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以及其间显露出的一些提法、做法有所变化的迹象，[116]毛泽东在静观10天后，决定要采取行动了。10月27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部署说，可以考虑主动向苏方提出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并且打破常例，在此非逢五逢十的纪念日里，派出以周恩来和贺龙为首的有分量的党政代表团。我们现在的方针应该是“一推二看”，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转变。[117]

根据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在10月28日至30日三天时间里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向契尔沃年科大使提出，中共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去苏联祝贺十月革命节，顺便同苏共党政负责人进行接触，[118]率先打破大论战以来中苏两党之间的僵局，为实现两党新的交流提供台阶。其二，进一步通报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119]明确代表团的高规格，以及团长人选为苏方能够接受的相对温和务实的人物。其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先提出邀请12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派代表赴莫斯科的建议，并在正式向苏方提出此建议和对方尚未做出回应之前，先后向各党通报消息。[120]由此亮出一种召集人的姿态，既向其他兄弟党显示中共是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主动方，为树立中共是国际共运团结维护者的形象做铺垫，又为改善中共在莫斯科势单力薄的不利处境创造条件。

在苏共中央10月31日表示接受中方的提议后，11月1～4日，毛泽东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他的“一推二看”的方针，说明中国党政代表团莫斯科之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共可能往哪个方向走，这叫做火力侦察。中共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我们现在需要积累资本”。[121]毛泽东决策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方针进一步明朗化，其底线是，中共不会为缓和与苏共的关系而做出原则性让步，谈判的基调是“推”苏共向中共的立场趋同；方法为通过“推”进行摸底，观察苏共中央有无转变立场的可能性。总之，目标就是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要求苏共重新审视并否定二十大，以彻底清除苏共的“命根子”[122]——二十大在国际共运中的法定地位，扭转中共在共运中的被动局面。毕竟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做出的实质性让步，导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大会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声明高度评价苏共二十大，造成了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成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事实，从而令中共在与苏共的竞争中陷入了被动境地。如果这一争取莫斯科改弦易辙的目的能够达到，那么，以苏共纲领为本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也就自然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将使世界革命政党的斗争能够顺利地沿着中共认为的正确路线发展，而且也为中苏两党达成新的团结扫清了障碍。即便此目标无法实现，中共也可通过率先主动与苏共接触之举，争取人心，积累资本，将国际共运分裂的责任抛给苏共，为取得共运领导权做准备。这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团结诉求，没有给周恩来的谈判留出任何调和的余地。

此后，随着十月革命节的临近，中国方面通过各种讲话和文章，集中渲染了毛泽东“把推放在第一位”的基调。[123]

此时苏共党内对于苏中关系的走向持有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是赫鲁晓夫的一些言论和举动给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随着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类似的对苏中关系产生相当危害的不良因素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共领导人有可能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充分利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所创造的客观条件，来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在苏共领导人的心中，赫鲁晓夫是苏中关系缓和的最大障碍。[124]莫斯科的权力长廊里明显地飘忽着必须采取主动措施来改善苏中关系的思想，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假如需要，他们可以为赫鲁晓夫的粗鲁道歉，进而与中共达成恢复友谊的协定。这不仅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利于新领导班子地位的巩固，可以获得全社会的广泛支持。[125]只是，在苏共新领导人忙于立足、尚未顾及向中共摇动橄榄枝时，中共中央抢先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在树立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形象上，占得了先机。

面对中国方面的提议，苏共中央以积极的态度予以响应，于10月30、31日，相继做出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的决议，以及同意邀请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的决定；同时通报说，苏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应当“循序渐进地改善苏中关系”。[126]对于苏共领导人说来，中共的建议及其友好姿态，令他们对即将举行的苏中两党会谈寄予厚望，毕竟自大论战开始后，两党的会谈如同聋子对话，各自朗读自己的长篇大论，各说各的，不做正面接触。而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共停止论战并迈出寻求接触的步伐，以及由态度调和并且务实的周恩来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使得苏中双方可以面对面地直接进行交流，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因此，苏共领导人极力希望将谈判纳入建设性的轨道，通过正面交流，将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找出双方分歧的症结所在，[127]尽力争取取得良好的会谈成果，奠定改善关系的基础。为此，两天之后，契尔沃年科进一步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传达了苏方的五点意见，[128]表明苏共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一轮会谈，更为理智、细致地调和苏中两党的分歧，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务实地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以达成新的和解。可以说，这是一种搁置争议、实际地解决具体问题的建设性会谈方针。

莫斯科时间11月5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7日，中国代表团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席间，马利诺夫斯基喝多了酒，说了一句带有挑衅性的反美祝酒词，得罪了美国驻苏大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走向马利诺夫斯基，为他“精彩的反帝祝酒词”表示祝贺。[129]不想这位元帅又借着酒劲儿对周恩来说，希望中国人“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我们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由于美国记者就在旁边聆听两人的谈话，周恩来忍受了这种挑衅性的话题，走向另一边。这时其他几位苏联元帅走了过来，中方翻译听到了马利诺夫斯基继续说的话：“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接着他又同贺龙谈话。马利诺夫斯基在谈到毛泽东时使用了俄文中带有污辱性的脏话。其间，苏联元帅扎哈罗夫还说了一句：“任何蔬菜都是有时令的”。[130]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听说此情后极为气愤，当即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使馆后，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认为，这绝非偶然事件，是令中国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中国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11月7日夜，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报告此事的经过，并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给予指示。[131]

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中国代表团的电报时说，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毛泽东指示邓小平起草复电，同意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答复；要抓住此事件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怕大吵大闹、闹僵不欢而散；坚持中共原来的立场，除非苏共承认错误或经过协商取得协议，中共才能停止公开论战。随即以特急电发给中国代表团。[132]显然，毛泽东要充分利用此次事件做文章，使之成为向苏方施加压力，推动苏共改弦更张，向中国方针靠拢的砝码。

中国代表团接到电报时，正值苏共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回拜并共进午餐，周恩来即借机正式就此事件向苏方提出了抗议。周特别强调说，这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具有这种想法，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些人的想法。周诘问苏方是否希望中共也像苏共解除赫鲁晓夫职务那样对待毛泽东，指责苏联元帅关于“任何蔬菜都有时令”的话可以理解为教唆撤换毛泽东，正告苏共领导人：如果有人制订了这样的计划，那么这是徒劳无益的企图和妄想！它只能恶化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周同时提示苏方，不要像帝国主义者那样，把中苏两党之向的原则分歧归结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领导人之间个人的争论，以及他们的个人性格和素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苏双方还能继续会谈什么呢？[133]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立即摆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对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表示愤慨和道歉，一方面反复加以表白和澄清，指出，苏共中央把中国派代表团访苏看作克服现有分歧、改善双方关系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或候补成员，他没有参加关于苏中两党接触的讨论；正式声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酒后失言，而“时令蔬菜”的话也只是针对赫鲁晓夫而发。他们一再表示苏共邀请中共代表团的决定是坦诚的，动机是非常好的，希望中共能够信任和尊重苏共领导人的意见，双方能够以诚相见，不要因为此事而妨碍两党为改善关系所共同做出的努力。周恩来则说马利诺夫斯基实际是酒后吐真言，他保留中国代表团以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134]

尽管周恩来最后表态要认真对待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并提议为中苏两党的团结干杯，[135]试图为接下来的正式会谈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给苏共新领导人扣上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帽子，确定要抓住这个“辫子”，不惜闹僵地采取攻势，周恩来其实已没有什么再做弥合、补救的机会了。

11月9日晚，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周恩来一开始即利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向苏方施加压力，劝告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这样，双方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周宣称不存在改善关系的新的条件，因为苏共继续实行以前的总路线。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相提并论的。[136]这种颐指气使地干涉苏共内部事务的表现，一时激怒了苏共领导人，他们态度强硬地表示，苏共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苏共纲领并非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反映了苏共全党的意愿，代表着苏联全体人民的意志。他们提请中方注意：此次会谈的重点不是重新讨论中共的总路线问题，虽然对于中共路线中的很多问题苏共也并不赞成，并声明：如果每个来苏联访问的代表团都要求重新讨论党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就会走入死胡同，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利益，苏中双方都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们还强调：苏共中央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以来所确定的路线纲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退让。米高扬甚至明确表态说：“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是由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问题上，我们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致的差别。”苏方坚持要求双方先停止公开争论，召开各国党的会议，在新的气氛中，寻求途径，来一步一步地实现共同愿望。[137]

苏共领导人显然还没有弄明白，中共要求重新审视路线问题，就是要在“推”的过程中，摸清苏方让步的底线。而双方在举行国际会议问题上的胶着，则反映了两党对于国际共运形势的估计。对于苏共而言，情况与赫鲁晓夫在位时的判断相同，中共要求推迟召开兄弟党会议，是为了拉拢并增加自己的支持者；而在中共看来，苏共继续坚持开会，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通过反华决议。[138]毛泽东绝不可能令自己和中共陷入这种被动局面。

由此，在11月11日两党长达6个多小时的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明确通报了中方的立场：坚决不参加将在12月召开的所谓“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在苏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他并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奉劝苏共领导人悬崖勒马，不要走绝路；关于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同苏联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不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也不发表新闻。[139]

11月12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为了打破僵局，勃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可以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恩来表示将报告中共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我们的门是开着的。中苏两国都必须努力创造新的环境，寻找新的途径。[140]其态度有所松动。

只是，根据苏联方面的记载，中国代表团千方百计地回避就苏方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进行讨论，回避探讨巩固反帝统一战线的具体措施。当苏方要求中国代表就中止论战等具体建议表态时，周恩来正式声明说，代表团没有同苏共谈判的全权，其使命“就是建立联系并研究局势”。[141]因此，周恩来态度的缓和，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意义不大。

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在北京指挥着中国代表团，周恩来本人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空间。毛的采取攻势的“推”的方针，使得谈判进程只能在非理性的政治论战的层面徘徊，而难于进入理智并务实地寻找共同点、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中国代表团关于重新讨论并改变作为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苏共纲领的要求，以及拒不考虑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态度，使谈判无果而终。其实在这里，无结果或许就是毛泽东所要寻求的结果，即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142]毕竟毛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既试探出了莫斯科恢复苏中关系的底线，摸清了苏共领导人捍卫自己原则的进退尺度；又向世人呈现了主动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姿态，并且通过代表团在莫斯科与其他党的交谈，继续阐释赫鲁晓夫在位时做出的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决定未经各党协商一致，因而是非法的，[143]以此拆筹备该会议的苏共新领导人的台，同时将其推上了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审判台。

事实上，如果说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两党会谈为双方的和解提供了机会，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双方具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基础，特别是促使倡导斗争哲学的毛泽东让步的基础还依然存在。这对于中共而言，导致1960～1961年中苏关系实现缓和的那种国内条件和国际共运环境已不复存在。到1964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已完全好转；同时，国际共运左派队伍的持续壮大，使中共推举毛泽东担当共运旗手的意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已无必要和可能再权衡利弊，对苏共做出让步。对于苏共来说则是，新领导人执政伊始，地位尚不稳固；但其坚持原有纲领和路线的方针得到了全国的支持。[144]这使得苏共中央不能在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问题上轻举妄动。

其二，中苏双方都有做出让步的打算和诚意，谈判立场存在调和的余地。就中共言之，毛泽东已决心清除当年起草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时做出妥协所造成的遗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通过与苏共的大论战而初步形成，一场防修反修的政治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为此，他必须要求苏共新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决裂，否则中苏两党不可能实现新的团结。其定下的“推”苏共丢掉赫鲁晓夫包袱的谈判立场，没有退让的底线，故也不是真正寻求和解的方针。对苏共新领导集团而言，虽然准备务实地讨论具体问题，为两党关系的改善留出了让步的空间，但是中国代表团的要求不仅令其完全不可能接受，而且还激发出了自卫的热情，摆出了不放弃苏共原则立场的强势姿态。毕竟苏共中央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尤其不能否定为两次莫斯科会议所肯定的二十大，不能将共运领袖的地位拱手相让。

总之，中苏双方，特别是中国，已不可能再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1960～1961年那种“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145]的条件，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样，在北京时间11月14日下午2时40分周恩来一行抵达首都机场时，看到的是毛泽东亲自在那里迎候，刘少奇等党政军民各界领导人100余人，以及数千名群众到场迎接，其场面和气氛与一年多以前（1963年7月）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会谈归来时十分相似，依然是一次显示中共团结和力量的政治示威。《人民日报》发表的中苏两党举行会见的消息，除双方参加会见的人员名单外，无任何实质性内容，标志了两党谈判的破裂。[146]毛泽东以这种方式，宣示了他与苏共决裂的决心。

与此同时，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刚离开莫斯科不久，由苏共中央委员鲁米扬采夫主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1月号即开始发行，上面以《共产党报刊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为题，发表了22个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主张召开国际会议的言论，并刊载了大量指名攻击中共的文章、讲话等材料。该期杂志还以附页的形式登载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贝尔纳反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声明，指责这次核试验是“污染大气”等。[147]苏共领导集团借这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刊物的阵地，宣告了苏中两党此次缓和关系尝试的失败。

周恩来一下飞机，即随毛泽东前往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晤谈。毛在进一步询问情况后部署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毛指示撰写评述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说明赫鲁晓夫路线的破产。对于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人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趋向，毛以宋代词人晏殊的词句做了总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148]

苏共中央则于11月16日举行全体会议，一方面在对领导集团进行调整时，不仅全部保留赫鲁晓夫的原班人马，而且补选上来的人，也都是赫鲁晓夫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并且是在赫当政时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的，[149]以此显示苏共原定路线的不可动摇性；一方面缓和对中共的态度，勃列日涅夫在特别通报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情况时提出：今后在同中国，无论是党的接触还是国家的接触方面都要采取灵活的政策。会议对与中共论争的节奏做出了新的部署：在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仍会继续进行争论。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共需要的已不再是好斗，而是成熟、审时度势和智慧。[150]

但是，中国方面的回应开始了。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21、22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列举赫鲁晓夫所做的12件坏事，证实其下台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由此吹响了与苏共进行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真理报》于12月6日发表编辑部文章《全民的国家》以为因应，影射中共批判“全民国家”是为了维护“个人迷信”，苏中两党的争论具有国际意义，苏联绝不回到斯大林时期。[151]

中苏之间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休战结束了，两党关系重蹈覆辙，回归政治论战的格局。虽然中国对苏方针、部署的原则转向在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上采取高姿态，高举发展两国关系的旗帜，但在党际关系上，依旧是要不断揭露和批判苏共新领导集团。[152]中共实际完全放弃了再与苏共言和的努力，中苏同盟关系彻底破裂，国际共运正式分裂的景象也就在眼前了。

[1]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4页。

[2] A.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211页。

[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32页。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因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必要保持常备军。苏军于50年代分批撤出。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页。

[4] 孙一先：《在大漠那——一边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第83页。

[5] 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84～88页。

[6] 《中苏关系文件》第15卷，第3865～3866、3978～3979页；第16卷，第3980～3981页。

[7] 吉林省档案馆，1/19 ～1/243，第72、19页。

[8]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第81页。

[9]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249页。

[10]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第2辑，第294页。

[11] 伊犁州档案馆，11/1/129，第111～113页。

[12] 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64年2月27日。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00页；《周恩来年谱19的～1976》中卷，第643页。

[14]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778页。

[15]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69页。

[16] 黄瑶、张明哲编《罗瑞卿传》，第472页。

[17] 1998年6月笔者与中国军方学者的谈话记录。

[18] 福建省档案馆，101/12/120，第73～76页。

[1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4页。

[20] 《罗瑞卿传》，第476～477页。

[21] 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4页。

[22]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35/116，第37～46页。

[23] 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1964年7月13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1964年8月1日；Dennis J. Doolin，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Documents & Analysis，Hoover Institution Studies：7，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1965，pp.44-46，42-44。日本新瀉大学的真水康树教授专门帮笔者查阅并复印了日本报纸对这两次会谈的报道文章，由此订正了笔者以前撰文所引用的俄国学者有关叙述的错误。笔者在此特向真水教授致谢。

[24] Doolin，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pp.47-57；外档，105-00295-04，第25～32页。

[25] 《真理报》1964年9月16、20日，转引自S. N.冈察洛夫、李丹慧《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第113～114页。

[26] 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

[27] 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第54页；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第51页。

[28] 伊犁州档案馆，11/1/129，第135～141页。

[29] 笔者1998年8月曾在新疆军区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见有1964年初中期新疆军区司令部向总参呈报的“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条。不过，笔者未能获准查阅具体材料。

[30]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19页。

[31]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2] 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第55页；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第51页。

[3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94～1195页。

[34] 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年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第5～6页。

[35]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61～563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109页。

[36] 毛泽东同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记录，1963年5月22日。

[37] 毛泽东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记录，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谈话记录，1964年5月15日。

[38] 毛泽东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谈话记录，1964年9月4日；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谈话记录，1964年7月13日；毛泽东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16日。

[39] 毛泽东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谈话记录，1964年9月4日。

[40] 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谈话记录，1964年7月13日。

[41] 《毛文稿》第11册，第14～15页。

[42] 指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只讲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不讲阶级斗争关系。见毛泽东接见斯特朗、柯弗兰、爱泼斯坦等人谈话记录，1964年1月17日；邓力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谈话记录，1999年11月。

[43] 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第二次谈话记录，1964年4月10日。

[44] 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第457页。

[45]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733页。

[46] 毛泽东同金日成第二次谈话记录，1964年2月29日。

[4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778～779页。

[48] 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 ～1989）》，第248、250页。

[49] 《罗瑞卿传》，第471～472页。

[50]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4页。

[51] 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谈话记录，1965年1月9日。

[52]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5页。

[53] 据协助毛泽东起草文件的陈伯达说，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整刘少奇了。见王力《现场历史》，第147页。

[54] 条约线指中俄历史上签订条约划定的界线，苏图线即苏联方面根据其所说的历史形成线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所标的边界线，实际控制线即苏方实际控制的界线。实际控制线在有些地区同条约线或苏图线一致，而在有的地段则不仅大大越过了条约线，而且还越过了苏图线，实际占据了一些中国的领土。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没有越过条约线，但在有些地区越过了苏图线。

[55] 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办法》，提交“195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04年）论文，第8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309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37～238页。国际法的原则和惯例是：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于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继承或不继承，但是对于划定两国边界的条约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同对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不能单方面宣布取消或修改边界。

[56] 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68～81页。

[57]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1950年代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及中苏边界状况等问题，详见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1辑，第71～102页。

[5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14页；《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59] 《中苏关系文件》第16卷，第4019～4050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9页。

[60] 《中苏关系文件》第13卷，第3427～3429页。

[61] 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Изограф，2001，с.80.

[62]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9页。

[63] 伊犁州档案馆，11/1/133，第58～69页。

[64] 《人民日报》1969年10月9日。

[65] 《中苏关系文件》第16卷，第4050页。

[66] 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指出：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1960年至1964年9月苏方挑起边境事件的数字据此推算而出。

[67] 《中苏关系文件》第16卷，第4050、4217页；第15卷，第3906页。

[6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4页。

[69]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210、212页。

[70] 《中苏关系文件》第16卷，第4217页。

[71] Галв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88-89。

[72] 马叙生：《踏勘边界、谈判交锋——找回失落的国界线〈之二〉》，《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104；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Москва：ИДВРАН，1996，с.383。

[73] 马叙生：《踏勘边界》，第43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54页。

[74] 参见2006年3月24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李凤林大使记录。

[75] Мясников В. С.，Сmеn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1，с.201，202.

[76]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50-351；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111-112；马叙生：《踏勘边界》，第43页。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77]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51-354；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90-91；马叙生：《踏勘边界》，第43页。

[78]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53.

[79]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91-92.

[80]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93.

[81]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57，359；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92.

[82]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57，359.

[83]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58，362.

[84]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96；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68.

[85]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68.

[86] 马叙生：《踏勘边界》，第43页。

[87]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94、96；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62-363.

[88] 外档，109-02706-03，第16页。

[89]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114.

[90] Мясников В. С.，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с202，203；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74-376；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122；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Китай：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Владивосток：Уссури，1999，с98-99.

[91]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5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5页。

[92]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114.

[93] 马叙生：《踏勘边界》，第43页。

[94] 1960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苏联国界保卫条例》第五条就明文规定：“苏联国界在可通航的国境河流上，按主航道中心线或水流最深处划分。”1926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在“黑龙江”一节中也明确写道，哈巴罗夫斯克以上的黑龙江为国境河流，而且同中国的边界是沿航道中心线划分的。见《人民日报》1969年10月9日，第2版。

[95] 外档，109-02706-03，第16页。

[96]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77；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веке，с.101.

[97]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79.

[98]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86-387.

[99] 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с.105，107-108；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84-385.

[100]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87.

[101]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87.

[102] 有关此情况的叙述，见前“苏联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一节。

[103]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387.

[104] 如1969年开始的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即持续了近十年。

[105] 毛泽东会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

[106] 关于此问题，近日何方先生提供了一则口述材料，即当年他曾听胡乔木说，毛泽东的意图只是进行谈判，只关注谈判的持续，而并无要谈出结果的意思。

[107] 外档，109-02715-01，第18页。

[108]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96页。

[109] Г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Китай，с.342-358.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达成协议草案时，只有黑瞎子岛一处暂时挂起，留待日后解决。而1991年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签订时，悬而未决的地区除黑瞎子岛外，又增加了阿巴该图洲渚，即有两块争议地区的边界走向未协商一致，有待继续谈判解决。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第725页；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Китай，с.345，346。

[110] 外档，109-02708-03，第1～3页；РГАНИ，ф.5，оп.49，д.716，л.360-361；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第14～16页；外档，109-02708-03，第3页。

[111] 外档，109-02708-03，第1～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29～930页（该记述的时间为“14日深夜”和“第二天一清早”，应有误）；《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6日，第1版。

[11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33、836～839，841页。另外，契尔沃年科10月16日向伍修权通报消息时，伍修权的表现给契尔沃年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方面似乎在此之前便已通过某种渠道了解了他所要通报的实质性内容。见РГАНИ，ф.5，оп.49，д.716，л.360-361。

[113]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第19～20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39页。贺电提出，中国对于伟大的苏联“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并“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

[114] 外档，109-02708-01，第96～97页；109-02708-02，第116页。

[115] 查1964年10月16～31日的《人民日报》，已无此类文章发表。契尔沃年科向国内通报说，近日彭真在一个北京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中国领导人打算主动改变同苏联的关系，周恩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也表述了此意思。见Армизов А. Н и ∂р.（сосm.）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1964，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7，с.330-334；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0页。

[116] 尽管苏共中央摆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姿态，《真理报》文章、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在一些提法上，还是陆续显露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似乎是向左转的迹象。如强调帝国主义威胁和平，苏联要加强国防力量；提高反帝反殖、支援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调子等等。此外，苏联方面于基本停止反华宣传的同时，也不再提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具体时间。（《人民日报》1964年11月6日，第5版；10月30日，第3版；《内部参考》第3669号，第19～21页；外档，109-02708-01，第94～97页；109-02708-02，第116页）对于中国方面来说，这些新动向似乎表明，苏共新领导人的大政方针中还含有某种不确定因素，其为中苏关系的变化，勾勒出了某种不确定的前景。

[11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1～842页。

[118] 外档，109-02678-01，第5页。

[119] 外档，109-02678-01，第7～8页；Армизов А. Н. и ∂р.（сосм.），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30～334。

[120]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2～843页；外档，109-02678-01，第7～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81～682页。

[121] 外档，109-02678-03，第20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8～850页。

[122] 中共在1960年代初时即已认为苏共把二十大当作了自己的命根子。《新情况》1961年10月19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3043-01，第6页。

[123] 讲话与文章见《毛文稿》第11册，第218～219、216～217页；《人民日报》1964年11月7日，第3、1版；1964年11月8日，第1版。

[124]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Неуавшаяся попыт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я. 1964-1965 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5，с.19-24.

[125] Фурсенко А. А.（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861-862；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с.89-91.

[126]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6-17，15-16；外档，109-02678-03，第20～22页。

[127]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9-24.

[128] 外档，109-02678-10，第76～79页。

[129] 外档，203-00295-03，第27、29页；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48～149页。

[130]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9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5～1786页；Армuзов А. Н. u ∂р.（сосm.）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48-356；2007年9月24日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

[131]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第2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62页。

[13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62～865页。

[133] Арmuзов А. Н. u ∂р.（сосm.）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48-356.

[134] 外档，203-00295-03，第30页；Арmuзов А. Н. u ∂р.（сосm.）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48-356。

[135] Арmuзов А. Н. u ∂р.（сосm.）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48-356.

[136] 外档，203-00295-03，第27～3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1页；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9-24。

[137]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9-24；Арmuзов А. Н. u ∂р.（сосm.）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62-41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1787页。

[138] 《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第2版；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85页。

[139]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1787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74～877页；外档，203-00295-03，第32页。

[140]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第29页；Арmuзов А. Н. u ∂р.（сосm.）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62-419。

[141] Арmuзов А. Н. u ∂р.（сосm.）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62-419.

[14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83页。

[143]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1787页。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与多个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有的会谈长达3个小时（如与罗马尼亚）。外档，203-00295-03，第28～33页。

[144] 截至11月中旬，除俄罗斯等5个加盟共和国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其他加盟共和国报纸均未做直接表态；虽然有一些加盟共和国发表社论，对苏共中央新任领导表示支持，但是也有加盟共和国的报纸只提人民一心一意地相信党，而不提信任中央。（外档，109-02708-02，第124～125页）苏联大部分州、市党员的拥护新领导集团的立场；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社论，都提到了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Арmuзов А. Н. u ∂р. ＜сосm.＞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271-273，273-280；外档，109-02708-02，第124页）这种状况表明，在苏共党内、苏联国内，地方与中央存在有矛盾的迹象；同时也表明，在党内、国内，尚不存在否定苏共二十大的基础。

[145] 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第580页。

[146] 外档，203-00294-05，第17～18页；《人民日报》1964年11月14日，第1版；15日，第1版；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81页。

[147] 《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1日，第3版；《苏联大事记（1964～1966）》，第19～20页。

[148]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78～883页。

[149] 外档，109-02708-02，第112～114页；203-00295-03，第90页。

[150] Арmuзов А. Н. u ∂р.（сосm.）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62-419；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9-24.

[151] 见《内部参考》第3684号，1964年12月8日，第24～26页。

[152] 外档，109-02715-01，第15页。

第四章 国际共运分裂与中苏走向对抗

进人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三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的冲突。斗争的中心，前者涉及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中苏两党关系藕断丝连，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两党组织关系中断。后者则关系到谁能掌握对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中国不能容忍苏联控制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因此在援越问题上实际排斥苏联，双方在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等问题上矛盾冲突不断。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调整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加强援越特别是武器援助，使得苏越关系趋向紧密，苏越结盟的前景使中国南部处于一种新的不安全的状态中。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渲染出浓重的反苏氛围。而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破裂后，随着边界问题的愈益政治化，领土纠纷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导因，成为两党两国领导人决策中的一个砝码，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趋向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中苏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从谨慎、克制，逐渐发展到主动反击、军事对峙。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敌对状态。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第一节 莫斯科三月会议与国际共运分裂

虽然在毛泽东看来，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站在左派方面的只有很少数几个党、十几个党，[2]但是，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展开，国际共运中几乎所有的党里都有毛泽东的追随者。由于毛泽东在处理党际关系时，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联合，依靠左派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支持世界革命，中共实际已成为另一个政治中心。加之左派队伍不断壮大，粗具阵营的规模，国际共运由此呈现分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已下定了另立门户的决心。对他来说，既然苏共是修正主义政’党，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也已经变修，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同流合污了，那么国际共运的内涵实际也已发生变化，中国党应该转而率领左派党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革命斗争，开辟国际共运的新天地，确立起中共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以此，正式向赫鲁晓夫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提出挑战，并且将分裂的责任推给赫鲁晓夫承担，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了。

于是，中共中央在1964年2月29日答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提出的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时，不同意在当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主张先举行阿尔巴尼亚等17个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做进一步准备；后又在5月7日复函苏共中央，反对其3月7日信函中提出的扩大筹备会议的成员，即由1960年莫斯科声明起草委员会的26国党共同参加的意见。[3]

对此，苏共中央6月15日复函指责说：你们提出的反对召开会议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你们断言，国际会议以及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只会“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而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复函强调：生活完全证明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动，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中共中央长久推迟会议的建议，令人不能接受。复函认为中共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在于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集团，指望在此期间增加支持者的数量，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的条件。复函并批评中共中央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分歧的课题，表示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要求在国际共运中占有特殊地位。[4]

不管中共拖延举行国际会议的真正目的是否在于为获取更多同盟者争取时间，苏共的评论起码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如果按照苏共中央的思路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以中苏两党所拥有的支持度来讲，其结果必然是继续以苏共纲领为国际共运各党所共同遵循的总路线。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会议必将重演各党代表谴责中共的历史，甚至采取集体措施，把中共开除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5]这种情况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既然他已做出了另立门户的抉择，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策略，即我们现在要采取激将法，激他开，激他承担公开分裂的责任。[6]随即，毛泽东部署中共中央予以答复。而在7月28日回复苏共中央之前，他不仅多次修改复函，而且还在信的结尾处特别加写了两段话：“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7]赫鲁晓夫这个人脾气暴躁，一触即跳。果然，事隔一天，如毛泽东所估计的，7月30日苏共中央即做出回应，复函强调指出：1957年莫斯科会议已一致通过决议，委托苏共在与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知中共中央：考虑到绝大多数兄弟党已经明确表示的意志，将于12月15日召开26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会议。复函强硬地表示：即使26个党中任何一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在毛泽东的激将下，赫鲁晓夫摆出了决心开会的架势。尽管苏共继续声明召开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对谁进行谴责，把谁革除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而是找出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寻找克服分歧的途径，但是对于中共来说，目前的问题已不是要克服分歧，而是应该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党从国际共运中清除出去。于是，中共中央旋即回函，坚决拒绝苏共的意见。毛泽东并在8月19日召集会议，再次讨论此事。面对与会者表达的即使只剩下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两个党，中共也绝不参加26党筹备会的态度，毛泽东说，我党采取这样坚决的立场，可以使左派兄弟党更加坚定。若欲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8]

就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处于僵局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如前所述，毛泽东率先提出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建议，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试图利用苏方这次政权更迭的机会，一方面推动勃列日涅夫等人彻底否定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一方面以主动寻求新的团结的姿态，摆脱中共与国际共运分裂的干系。但是，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及中共在会谈中所坚持的要苏共改弦易辙的立场，使这次谋求改善关系的两党会谈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就毛泽东而言，这次对苏共领导集团进行的以推其向中共方针靠拢为目的的火力侦察，与其说是尝试寻求达成新的和解，不如说是在为中共继续沿着传统的国际共运轨道前进做最后的努力。即如果苏共新领导人能够拋弃赫鲁晓夫的包袱，使国际共运出现以中共纲领为指导的前景，则中共将留在共运内，引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沿着毛泽东认为的正确路线前进；否则，中共将退出国际共运，另起炉灶，领导亚非拉人民从事世界革命运动。

面对苏中两党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坚决反对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及其筹备会议的强硬立场，以及会谈破裂后中方舆论宣传中所传达的封死这次会议的信息，[9]勃列日涅夫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当年赫鲁晓夫曾经遭遇的两难境地：如果因担心再次触动中国而决定取消开会，那么苏共作为国际共运首领的形象就会大失光彩；可倘若继续召集会议，便要冒中共大发雷霆，联合一些党共同抵制会议，令国际共运陷于分裂的风险。由此，解决的办法似乎只能是继续召集会议，同时降低调子，向中国暗示苏中两党的分歧既非致命，也非不可弥合。于是，苏共领导人决定将原定12月15日举行的26党起草委员会会议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同时建议把会议改为协商会晤，会晤的性质和任务更改为各党代表团不再担负起草委员会的职能，不从事起草未来国际会议的文件草案，不确定未来会议召开的期限。会晤的目的是相互协商，呼吁参加1960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集体努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随后，苏共先同保、匈、波、德、捷东欧五党在华沙讨论通过了三月会晤的新方案，随后又征得澳大利亚等十国兄弟党代表的同意。古巴、意大利、英国三国党同意与会。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声明，他们对于此次会晤“没有看到任何不好”，但还是不能参加。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也表示不同意参加会议。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则没有表示希望参加会晤。苏共中央并向参加过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所有兄弟党的领导人通报了有关情况。[10]总之，苏共作为国际会议的召集人，避免国际共运的分裂，回避为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制定纲领的惯例，以平等协商的态度征求各兄弟党意见的表面文章，还是做足了。

但是，当11月27日契尔沃年科大使向中国外交部刘晓副部长转递苏共中央11月24日致中共中央函，通报推迟会议的决定时，却不啻是在向中共下达最后通牒。针对苏方关于举行会议不是苏共中央坚持，而是苏共中央在同兄弟党协商后表达他们的意见的说法，刘晓和参加会见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以论战的激情予以驳斥，指责苏共新领导继续强加于人，继承了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的政策。[11]毛泽东则在翌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态说，他们要开就开，让他们去开，我们正盼他们开，让他们掉到深渊，自掘坟墓。[12]

1965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苏联总理柯西金

1965年2月初，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前后两次在北京逗留。周恩来同柯西金举行会谈，双方为避免国际共运的分裂做了最后的努力。而毛泽东在2月11日会见柯西金时说：我们周总理同你谈过，他劝说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赞成你们开，但我们不参加；并劝苏方不要再将会议改期，不要把起草委员会会议改为协商会晤，说：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你们索性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毛泽东并提出要反修正主义、教条主义一万年。针对柯西金关于中苏两党如果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的看法，他表示，可以从一万年减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毛泽东的实际态度是：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13]毛泽东这个表态，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就是要继续坚持让所有兄弟党无条件接受中共1963年6月提出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25条建议，直接向莫斯科显示了要与苏共在国际共运领导权问题上一争高低的决心，从而最终打消了苏共缓和同中共关系的幻想。

3月1～5日，在美国将侵越战争升级的背景下，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举行，被邀请与会的26个兄弟党中，有19个党到会，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拒绝参加。[14]会晤中各党之间存在分歧，有的要求苏联立即和共产党中国和解，有的申斥苏联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15]在讨论起草公报时，关于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意共代表主张只应提为未来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英共代表则坚持说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最重要条件是苏中两党举行会晤和关系正常化。意共代表并对公报提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保留意见，认为这些文件的某些原则已经过时。与会者主张，为了讨论新的会议的召开问题，应先进行预备会议，参加者是参加过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81国党的代表。[16]

不过，会晤最终还是一致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会晤公报。在对当前形势看法和反帝斗争问题上，与会者一致表示声援越南人民和越南劳动党，声援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会晤公报号召各国共产党人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的“迫切任务”上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团结反帝”、“共同行动”。公报指出：“在为共同目标而斗争中，即使在政治路线和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存在分歧，也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统一行动”；并宣称“主张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会晤并制定了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提案，规定：通过集体努力改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双方会晤和多方会晤以及其他的政党之间相互联系的形式，停止相互攻击和非同志式的公开论战。[17]

这次会晤对于新的苏共领导人来说，最基本的成果就是参加会议的共产党都表示决心为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基础上加强国际共运的统一和团结，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18]通过这种表态，苏共看到了保住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的前景。而对于中共来说，这次会晤则产生了影响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形象和地位的几点不利的因素：其一，会晤选择于美国加紧侵略越南步伐之时召开，形成了支援越南抵抗美国的共同文件，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采取一致行动援越抗美。苏共由此率先在最直接现实的援越行动中打出了反帝、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旗帜。这就把中共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要么响应苏共的号召，服从苏共的领导；要么继续与苏共论战，把中苏两党分歧置于国际共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之上，使自己的反帝旗手的形象大打折扣。其二，会晤不再承担起草委员会的任务，而是制定了加强团结的提案和具体办法。莫斯科借此既造成了国际共运总路线继续以苏共纲领为核心的事实，又渲染了苏共的平等协商作风，进而将促进国际共运团结的旗帜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中共由此陷入被动，实际背负起了违背自己所接受的共同纲领、分裂国际共运的名声。这种状况，使中共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给莫斯科三月会晤戴上了“非法的”、“分裂会议”的帽子，并部署撰写文章进行批判，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与苏共新的意识形态上的激烈斗争。

3月4日下午，在会晤于3月3日公开发表反对美帝侵越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不到24小时，以及苏联政府同越南政府讨论实际步骤之时，莫斯科亚非拉国家留学生和苏联学生在美国驻苏大使馆附近举行反对美帝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与维持秩序的苏联军警和马队发生冲突，一些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1人，被打伤30余人，重伤住院者9人。中国驻苏大使馆于5日向苏联外交部发出抗议照会，《人民日报》迅即报道此事件并全文发表了照会。[19]消息传至中国国内，各地群众纷纷要求对苏联镇压留学生事件采取抗议行动；中共则借这次事件，攻击苏联是假反帝，是在迫害参加反美斗争学生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向美帝国主义赔礼道歉。[20]由此，迅速掀起了一波反苏浪潮。

接着，在会晤结束的3月5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发出了对此次会议如何表态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对外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表示：其一，这个会议就是赫鲁晓夫原定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尽管改换了名称，它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其二，这个会议是非法的，中共决不承认。苏共片面召开这个会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21]

3月10日，《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开发表。[22]3月1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重要步骤》的编辑部文章，高度评价三月莫斯科协商会晤的成果。德、波、捷、匈、保、蒙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法、意、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在3月11～17日纷纷发表社论、文章，肯定这次会晤及会晤公报。[23]

面对苏共掀起的加强共运团结的宣传声浪，中国加紧了继续反击的步伐。3月11～1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提出：苏共领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软硬兼施，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会议。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景象。它是一个分裂的小小的会议。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强调：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最大限度地把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24]毛泽东并于19日在武汉会见爱泼斯坦等外国专家和一些亚洲兄弟党代表，就这篇文章征求意见时，赞成他们提出的，文章还可以多讲一些团结的话，把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要更多地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亚非拉美人民的革命团结的意见，指示文章修改时突出强调一下团结问题。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篇文章。[25]中央办公厅等则于3月12日联合发出通知说：即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评论莫斯科分裂会议的文章，是中共中央指名批评苏共新领导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要求中国驻外机构、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部队组织学习和讨论。[26]

3月23日，《人民日报》以《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强调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章集中揭露苏共领导所谓“三假三真”的面目，即“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并将出席会议的代表分成几类，评论说：参加分裂会议的19个单位也是矛盾百出，四分五裂。文章奉劝苏共新领导，“何必要把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呢？为什么不可以改弦更张呢”？文章明确提出了实现国际共运新团结的条件，那就是：公开宣布一切关于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都是错误的、非法的，公开承认非法地召开分裂会议是错误的；公开地、郑重地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向全世界人民承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都是错误的；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阿尔巴尼亚、日本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公开保证今后决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不解决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去掉这些设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什么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兄弟党国际会议，全部是空谈。与此同时，中国广播电台用多种语言，包括俄语播出了这篇文章。[27]中国党的矛头所向已不再是国际共运不能以苏共纲领为各党共同遵循的准则，而是直指其内政，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大政方针是错误的。苏共只有自己打自己的脸，才能换来共运团结的新前途。

这样，当莫斯科把三月会晤看作对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事业的重大贡献，希望借此重树苏共对国际共运的绝对权威时，中共的强硬态度，及其对苏共新领导集团的猛烈攻击，也不啻于在下“最后通牒”。三天之后，苏斯洛夫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协商会晤总结报告中，谴责这篇文章说：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要求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的词句，指责它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这只能被看作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苏斯洛夫表示，苏共中央、全党和全体人民坚决反对中共的这种蛮横态度。全会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总结的决议》，指出：会晤是在加强国际共运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苏联共产党同意会晤参加者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在当今形势下，特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恢复它的队伍的统一。[28]只是，苏共及其支持者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共开出的恢复统一的条件；特别是会晤既然主张新的国际会议预备会要由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的81国党代表参加，其结果就必然是只要中共等党不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就无法举行，只能无限期地拖延，等待中共的同意。这其实已造成了决定召开世界兄弟党大会的不是苏共，而是中共的既成事实。故而，会晤关于重新整合队伍的呼吁和规定注定了只能是一纸空文。

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分裂的标志。从这以后，以中共为首的左派队伍同以苏共为首的队伍展开了新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国际共运也再也没有出现过世界近百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统一大会的盛况。一年以后，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两党彻底分道扬镳。此后，中苏之间的联系再也没有党际关系的痕迹了。这种情况就一般国际关系而言，可以说是回归正常；但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和国际共运运行机制的角度看，便显得十分“不正常”了。总之，事实正如西方媒体所评论的，“共产党人可以高喊‘团结，团结’，但是现在并没有团结，也没有团结的前景”。[29]

到1965年4月，中国的外交路线进一步向极左方向调整，强调对外总路线的内容首先是反帝，其次是支持世界革命，第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合作。[30]反帝和支持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目标。由于苏联方面向三月会晤的参加者散布说，中国阻挠苏联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苏斯洛夫也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中国拒绝在援助越南时采取共同行动，千方百计地贬低苏联对越援助的意义，并且尽力妨碍这一援助，[31]中苏两匿又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冲突。对于越南来说，联合反对美帝侵略越南应是国际共运的头等大事，而中国却仍然强调与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认为顺利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是“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32]由此，随着苏联援越力度的增强，越南党虽然为了获得双方援助而对中苏两党的对峙采取骑墙态度，既向苏方表示同意举行三月会晤，又拒绝参加会晤，其对中国的离心力却还是增强了。中国不能听任苏联将反帝大旗从自己手中夺走，听任其取得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听任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失去中国南部的这个保护屏障，于是，中苏两国在围绕莫斯科三月会晤进行意识形态论争的同时，又在援越抗美的舞台上展开了新的斗争。

第二节 双方共同援越抗美中的矛盾冲突

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即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33]是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34]同时加强援越，准备增调空军师、高射炮师到昆明、南宁等地，并充实援越第一线的兵力。中越双方还开始磋商实施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并签订了军援协议。[35]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苏联对越南的抗美、统一斗争采取的却是一种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将对越南的支持尽可能限制在舆论方面，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较少。这种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外援主要依赖中国的局面，致使河内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虽然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维系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越南平衡与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向中国一方倾斜，苏联在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的地位大大降低。[36]

面对自己在越南地位和影响的弱化，以及美国扩大对越战争的趋势和越南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越政策。毕竟东南亚地区对于苏联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苏联要向该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加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与中国关系逐渐恶化的前景下，苏联既不能容许越南被美国吞食掉，也不能听任其彻底投入中国的怀抱。由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改“脱身”为“插手”，发表声明，承诺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37]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

中国随即开始十分关注苏联大规模援越对苏越关系及中越关系的潜在性影响，援越抗美的思路中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这时在中国看来，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不但不比赫鲁晓夫好，而且比赫鲁晓夫更坏”。[38]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39]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毛泽东准备发动肃清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大革命的现实，实际也将两国携起手来合作援越的道路封死。1965年初莫斯科三月会晤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团结反帝、共同行动之后，4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即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议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搁置分歧，采取联合行动。中国方面于7月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40]

1966年2月底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因此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41]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绝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42]

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由此而生。1965～1969年中苏之间在援越抗美问题上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有时甚至进行激烈的斗争。这种情况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苏在实现苏联援越军事行动计划上的矛盾冲突

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结束后，苏联制订了一个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此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43]

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2月25日的口头声明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中国的答复指出，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因此，中国方面不能同意苏联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答复并指责说：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总之，在中国政府看来，就中苏关系目前的状况，苏联的这些要求是另有所图，实际将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莫斯科则利用中方的答复进行攻击，大做中国阻止苏联援越的文章。苏联领导人于莫斯科三月会晤时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理由，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说成是企图“控制越南和中国”。苏方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过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44]

对此，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驳斥苏方，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有预谋的反华行动。[45]

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无疑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越南方面在传达苏联的这个要求时，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46]

中苏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因此，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的一条重要通道。[47]其间，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纠葛过程复杂，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中苏之间在援越中的矛盾冲突。

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向周恩来谈道：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毛泽东在2月11日会见柯西金时也指出，中国将协助把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尽速运往越南。此后，中苏两国政府于3月3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中国方面随即把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放在优先地位，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项工作。[48]4月，苏联援助越南的首批地对空导弹装备，包括13列火车、403个车皮、282名专家及部分旅团指挥器材（大部为旧货），相当于两个火力营、两个技术营、一个指挥营，开始经中国过境运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必须及时、安全地将这批装备和人员运抵越南，并由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亲往广西凭祥检查部署工作。4月14日至5月20日，中越苏三方在凭祥进行了此批物资过境的交接手续。6月，范文同等人在莫斯科与苏方达成有关军事援助的意向后来华，罗瑞卿在同文进勇会谈时阐明了中国对运送苏联军援物资的立场：你们向苏联要装备，理直气壮。但要有重点，逼它海运。要我们运也可以，但不许它搞阴谋。什么提供空中走廊、机场、港口等，过去、现在、今后我们都不干。罗瑞卿表示：关于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免费运输。他们的专家过境，我们也会招待的。此后不久，刘少奇于7月3日与阮维桢会谈时指出：苏联和东欧的援越物资，今后应主要从海上运输。中央援越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提出：苏联援越物资，大部分应要求苏方海上运输。凡过去与我达成协议由我负责转运的物资，我们负责。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海上运输遇空袭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视情况临时商定。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罗瑞卿指示说：空运物资也可答应，因为其不同于开辟空中走廊和拨给机场。[49]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于26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1965年下半年苏联及东欧等国过境中国的物资计划为14.85万吨，其中军事物资5.5万吨，一般物资7.5万吨。双方商定，优先安排运输军事物资。[50]根据中国的材料，1965年3月，中国方面根据苏方提出的货单向越南运送了150车皮以上的物资；4～10月，苏方计划有40列车左右的军用物资过境。5月26日，苏越双方又在莫斯科达成由苏联向越南提供一批补充物资的协议，要求中国转运。1965～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中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严格按照协议，全部、及时、安全地转运了苏联的援越武器。[51]但是，苏共中央于1%5年7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方没有及时转运苏联给越南的补充物资。对此，中共中央7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予以驳斥。此后，苏联方面继续提出：中国当局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保证，从苏方一开始向越南运送军用物资时起就制造困难。在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了关于增加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加速运送这些装备的协议后，中国行政当局的代表阻挠运输苏给越的物资。[52]其实，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在援助国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征求受援国越南的意见，然后协调好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再同援助国达成相应的协议。1965年8月，苏方向中方递交了补充供应越南军事技术物资过境的申请。中国方面依照惯例通知越南外交部此事后，连续催请越方答复，但直至11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对于10月7日苏方提出的尽快签协议的要求，中方回复说：在搞清苏联的这批军事技术物资“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么期限内收到”之前，中国方面将不接受苏联给越南的军用物资。据此，中方向苏方代表声明，拒绝让一系列载有苏军援物资的运输车辆从中国过境，其中涉及10辆军机修理车以及40门高射炮的转运。[53]

不过时隔不久，中国方面对于特殊问题还是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后于10月12日约见苏驻华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车和高射炮两项物资的运输问题与苏方单独办理换文，以便尽早将其运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补充协议的签订。随后，中方又多次催询，苏方却迟迟不复。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有意“拖延签订”协议，并拒绝接受转运上述物资。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5日复函澄清说，事实明摆着，这两项物资不能及时转运，责任完全在苏方，进而回击苏联是“无事生非，蓄意诽谤”，存心颠倒黑白，目的在于制造口实，做反华文章。[54]

另外，在运送苏联过境物资时，中国方面坚持按协议办事，不愿意迁就苏联，改变自己的运输计划。苏联方面则强调非常时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办事，可以做特殊处理。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打乱了中方的计划，而且使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无法衔接，是破坏协议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援越物资的正常运输。[55]

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1966年初正式通知中国：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56]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6月19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1967年2月28日越南政府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57]

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1969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1～3月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500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月初，苏方代表为通告发出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后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语气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情绪。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1969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为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58]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联东欧国家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到越南的。

1965年7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59]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援越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2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60]

至1966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20余艘船连续不断地向越南运送物资。截至是年7月18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11万余吨。[61]1967年4月，范文同向周恩来转达了苏方希望中国承担更多海运任务的建议：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1万吨增至3万吨；中国开辟2个或3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方表示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62]

1970年代初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帮助河内抢运物资到越南南方，为以后北越统一南越的战争做准备，中苏双方在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问题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虽然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63]只是这时越南由于倚重苏联的军事援助，与莫斯科的关系愈益密切了。

当中苏两国在中国的南部边疆，通过援越抗美暗中进行争夺越南盟友的较量时，苏联开始加强援助蒙古，继续增强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构建了对中国北部核心区域的军事压力态势。随着中苏边境斗争局势的日趋紧张，两国关系一度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第三节 珍宝岛冲突与中苏军事对抗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平缓，尤其便于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64]

这一情况加之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65]月末，毛泽东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表示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我们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66]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公开给苏联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67]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做出了革命理念、社会心理及逻辑上的铺垫。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68]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军人穿便衣，偕同大量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翌年1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69]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采取克制态度，维持现状，中国部队不进入有争议岛屿，只与苏方进行外交政治斗争，争取不使边境冲突升级，不与苏联进行武力对抗。二是维持棍棒武斗的形式，避免交火。三是准备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并不惜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乃至热战。在“文革”极左思潮营造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毛泽东选取了第三种方案，以武力反击苏联。余下的问题只在于时机和地点的选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事实上，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从忍让到反击的发展过程。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订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70]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而最终选择于1969年3月初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地区对苏实施军事打击，可以说有以下几种考虑。

其一，时间的选择。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71]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就毛泽东的思考来说，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

其二，地点的选择。一方面，珍宝岛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已被划归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该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另一方面，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岛屿，[72]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因此，选择在珍宝岛作战最为有利。

其三，对苏联反应的估计。中国方面做出此时对苏实施军事打击的决定，应该还建立在一种对局势的估计之上，即认为苏联不会这时因此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如珍宝岛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73]

其四，不排除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继续干扰苏联在国际共运中行使领导权。1969年3月17～22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筹备会议即将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延期至6月5日召开，并为6月的会议起草了《在目前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一切反帝团体的一致行动》的文件。[74]毛泽东就是要破坏这个会议，给苏联造成麻烦。

1969年中国边防军战士在珍宝岛

这样，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毛泽东同意予以反击，并批准了总参报告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也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75]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击战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

1969年珍宝岛冲突苏联颁发的表彰证

终于，3月2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两国之间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15日，双方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激烈战斗。17日，苏军再次出动坦克和步兵上岛，试图拖回被炸毁的坦克，在中方炮火的猛烈攻击下，被迫撤走。三次战斗，双方均有伤亡。[76]

珍宝岛事件之后，莫斯科迅速采取回应步骤：第一，抢先提出抗议，3月2日事件发生之后，苏联即向中国提出了“抗议照会”。第二，召开记者招待会，3月7日，苏联外交部新闻司长和边防军总部副司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具体描述了3月2日冲突的情况。第三，发动示威，苏联领导人号召群众举行针对中国的示威游行活动。第四，向西方投诉，3月11日，苏联驻西德大使拜会西德总理，通报苏中边界武装冲突的情况。第五，准备采取“集体行动”，在3月17日举行的华约成员国高峰会议上，苏联要求就谴责中国侵略苏联的问题达成协议，要求东欧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即派兵到发生冲突的苏中边境地区，用集体行动对付中国。第六，进行核威胁，3月15日晚，莫斯科电台谈到中苏边界事件时说：“苏联的核导弹是强大的，可能造成千千万万人的悲惨命运。”随后的几天，莫斯科电台的晚间节目都大谈苏联的核力量如何强大，中国核力量如何“不济”。[77]第七，提出亚安体系的构想，5月29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谴责中国在亚洲制造麻烦，点名要一些东南亚国家建立“集体安全”。接着，在6月5～17日召开的莫斯科75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指出：中共领导人“已由对和平共处的批评转为策划武装冲突，采取破坏和平事业的政策”；警告说：“想用武器作为语言来同苏联谈话的企图必将受到坚决反击”；并首次提出了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意见，[78]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遏制中国在亚洲扩张势力。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其中心意图是用这次事件做文章。其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79]《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则以《打倒新沙皇！》为题发表社论，将苏联领导集团与老沙皇画上了等号。

其二，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毛泽东还说，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80]毛泽东并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81]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认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82]

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83]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84]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它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85]

反苏战备教材（1969年12月）

其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九大政治报告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美帝、苏修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86]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

其四，与此同时，对苏方提出的协商要求不予回应，实际为毛泽东把文章做大准备时间。3月21日，柯西金试图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毛泽东或周恩来联系，遭到中国接线员的拒绝。22日凌晨，中国外交部苏东司负责人通知苏方说：从两国当前关系来说，通过电话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可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87]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恢复于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中方没有做出回应。4月11日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提出15日就在莫斯科开始“协商”，并在第二天公布了照会。14日中国政府告诉苏联政府：“我们是要答复你们的，请你们稍安毋躁。”直到5月24日，中国政府才做出回应，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88]其后，苏联方面再于7月26日提出举行苏中高级会谈的建议。[89]中国方面没有做出回应。

中国对苏联的请求长时间不予理睬，以及中共九大号召打倒苏修、要准备打仗的做法，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而且令苏共领导人满腹疑团，不知中国的动机、目的究竟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使苏共领导人忧心忡忡，因而开始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迫使中国接受谈判。

一方面，苏联加强了对中国实施核威胁。《真理报》8月28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提出：“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几天后，《消息报》又发表在卫国战争时期任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的扎哈罗夫元帅的文章，说“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同时，莫斯科还试图征得美国方面的认可，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代表询问美国方面，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90]西方国家报刊也不断传出消息，说苏情报人员向美国试探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可能性。[91]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实施军事报复。苏军决策层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在苏中东段边界增援兵力基本到位以后，避开苏军运输力量较弱的东段边界，选择便于其机械化部队运动，后勤补给线短并通畅，而中方防守兵力相对薄弱，且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苏中西段边界的新疆方向，进行军事报复行动。8月13日，苏联出动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武装部队300余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对正在巡逻的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发动突然袭击。中国边防军寡不敌众，除一人被俘外，其余全部阵亡。[92]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方面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边疆居民和驻边疆部队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团结，共同对敌。[93]中国的战备工作也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高潮阶段。[94]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毕竟，中国在珍宝岛边界冲突之后大做文章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大于军事意义。如此，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同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这对中国更为有利。于是，中国接受了苏方关于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

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95]会谈中，周恩来指出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的问题，表示如果苏方这么做，就是侵略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96]柯西金则提出了如下建议：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及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研究互派大使；等等。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97]

两国总理口头协议的达成，以及苏方表露的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使中国领导人隐约摸到了莫斯科不想使事态扩大的思考脉络，暂时松了一口气，态度又强硬起来。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用手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98]对于柯西金提出的改善关系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

而苏联方面也通过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摸到了中国的脉搏，感觉到了中国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深刻担忧。面对中国态度不稳定的情况，莫斯科决定继续利用核威胁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9月16日，伦敦《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99]该文突出报道了克里姆林宫的两个动向：讨论轰炸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可能性问题；计划建立一个能够呼应莫斯科“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共替代领导机构。文章指出，后一点由于不久前苏联对捷克的入侵，使这种威胁变得非常现实。[100]

莫斯科的这一信息发出后，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事隔两天，9月18日，周恩来即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日柯西金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专项协定。[101]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做出了苏联不会大规模进攻中国、不会对华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虽然此函没有确认机场会谈达成的四点措施的协议，没有提争议地区和双方武装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但柯西金还是通报说，苏联方面已指示边防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使用武力。同时，中苏双方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102]

然而，机场会谈的口头协议和柯西金在秘密信函中做出的承诺，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尤其无法清除其对华实施核打击和扶植反毛政权的威胁在中国领导人心中投下的阴影。面对即将来临的谈判，以及党内关于苏方利用和谈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疑虑，毛泽东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出了过火反应。由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先向莫斯科出示橄榄枝，以期暂缓紧张局势。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时指出：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是不希望打的。[103]由此通过朝鲜方面向苏联发出希望缓和中苏边境冲突的信息。10月6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复函柯西金，强调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五项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并指出：中苏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将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提供有利条件。[104]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又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在苏联的突袭中陷入被动。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7日，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人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105]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箭在弦上，两国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成为一纸空文。

正是在这种严峻情势下，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做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集中力量对抗苏联。19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

第四节 中美化敌为友联合抗衡苏联

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最终做出联美抗苏的战略抉择，通过做大珍宝岛事件的文章，即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走到战争的边缘，又向其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中国更主要的敌人。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上，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苏联势力的扩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从1969年6月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形，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106]这样，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转机。

1970年初，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通过多次会谈，中美之间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已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107]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

中美双方1971～1972年的高层会晤，表现出了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浓厚兴趣。在这一问题上，两国可以说是共同利益颇多，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周恩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不仅对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其内容翔实，包括苏共二十大与中苏分裂、1957年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撤走专家、苏联击落U-2飞机事件、苏共二十二大、中印关系、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中苏边界争端、边界谈判、苏联在苏中边界增兵、中国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帽子、中苏珍宝岛事件、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中苏贸易恢复情况、苏联害怕中美接近、苏联在南斯拉夫的颠覆活动、苏联与他国领土争端等多条线索；双方还围绕苏联问题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探讨，在互通情报、于南亚次大陆问题上共同对抗印度和苏联等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默契，确定了具体的合作意向。尼克松甚至表示，如果中国成为第二号超级大国，那么，美国就可以削减军备了。[108]以此描绘出了中美联手、成为准盟友的蓝图。

在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周恩来十分注意了解苏联的情况，中美双方互相交换有关苏联的信息，主要是美方进行通报，诸如美苏峰会、欧安会、美苏贸易扩大、解决中东问题、苏联关注中美关系并警惕中美勾结问题、美苏军控协议、苏联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反应、柏林问题、苏联在世界裁军会议上的建议，以及中东局势等，范围宽广，内容繁多。美方表示，尽管目前美国所拥有的信息交流渠道相当不完备，但是，仍然会把有关情况通告中国。周恩来则强调，重要的是双方交换看法并一起寻找共同点。[109]这实际标示了新的中美合作关系的开始。中美信息交流中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核问题、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在1971年7月和10月的中美高层会晤中，基辛格表示，在核问题方面，美国的着力点主要放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上。美方将向中方通报美苏之间谈判的任何信息，以减轻中方对此的忧虑。基辛格说一旦中美之间建立起通信关系，美方将会把任何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条款告诉中方。基辛格介绍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拒绝“授权每个国家对正在策划挑起进攻的任何国家进行攻击”条款的情况，以及有关在军备控制领域里同中国签订防止意外战争协议的愿望。当基辛格告知美国准备于10月28日至11月10日在阿留申群岛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时，周恩来即以苏联在北冰洋的一块陆地上进行防御性反弹道导弹试验的消息相交换。基辛格访华后，美方继续将其与苏联接触的所有情况通报给中国政府。[110]中美之间保持了联络的通畅与及时。

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向周恩来通报情况成为会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诸如：苏联近年来以令人警惕的速度发展核武器，为保持核均衡，美国决不能在核竞赛中落后，否则美国为北约国家提供的保护将一钱不值；将派遣基辛格专程到北京通报是年6月尼克松赴莫斯科与苏方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等等。周恩来则以中国情报回告尼克松：发现当美国军舰驶向印度洋时，苏联也非常迅速地把核潜艇从海参崴派往印度洋，而且一旦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其动作就非常快。他们甚至首次跨越可以看作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内海的轻津海峡，致使日本极为紧张和不满。尼克松称赞说：“你们的情报非常不错”。[111]

其二，关于裁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尤为关心的是苏联的裁军建议对中国有何影响。1971年10月22日，他专门就苏联不久前在联大提出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一事询问基辛格，该项建议是否包括像中国这样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周认为苏方的提议是针对中国的核裁军立场而来的，并希望得知基辛格对此的看法。基辛格答曰，由于难以在情况不同、邻国不同的条件下对军事需求做比较，因此该建议实际操作困难，意义不大。[112]

其三，关于影响中国利益的问题。基辛格承诺说，如果美方能够找到可行的途径，将会尽力与中方商讨由别的大国提出的可能影响中国利益的任何建议，而美方将会非常认真地考虑中方的看法。[113]

其四，苏联在中苏边界的军力部署情况。尼克松曾向周恩来通报苏军在中苏边界的部署情况，说美方有非常可靠的情报，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的军事力量要比对抗西欧联盟所部署的多。对此，如总理已经知道的，我已经要求基辛格博士为总理所指定有必要知道的中方人士提供一个涉及非常机密的情报简报，其中包含我们认为完全可信的关于苏联针对中国所部署的军队的位置和核武器部署情况。[114]

其五，苏联对美中关系的反应。根据基辛格的介绍，葛罗米柯在中东的时候曾与他谈论美中关系，葛罗米柯虽然表示苏联不会反对美中之间关系的改善，但是反对美国同中国勾结。这件事情任何人都不知道。[115]

其六，中苏边界谈判问题。周恩来曾向基辛格了解苏联是否向美方提到中苏之间正在进行的边界谈判，苏方是否提到任何有关领土要求的事情？基辛格回答说：他们非常模糊地提到领土要求。我拒绝同他讨论领土要求问题。[116]

由此可见，中美双方实际在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后，即已就交换与苏联有关的情报问题达成了共识和默契，其后双方迅速予以落实这一合作意向，开辟联络渠道，率先在情报信息领域开始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情报有不少属于核心机密，[117]反映了中美两国通过高层会谈和峰会所建立起来的信任程度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预示了双方能够开始进行深度合作的前景。这些具体情节，大大充实了中美在上海公报中所声明的，主旨在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立场[118]的内涵。

通过会谈，中美双方不仅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等情况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1970年代初，南亚次大陆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渗透，试图向印度洋拓展势力。1970年末，以拉赫曼为首的人民同盟在东巴基斯坦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东巴要求独立的呼声空前高涨，印度乘机插手，东巴局势失控，大批难民涌入印度。在苏联的支持和策动下，印度借口东巴动乱威胁印度安全，于翌年11月出兵东巴，将巴基斯坦肢解。[119]苏联在这一地区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为越战所累的美国陷入被动之中。由此，在美国方面看来，正在进行的美中高层接触，应该在整个世界的大框架中探讨问题，当双方把目光投向次大陆时，不能只讨论像南亚、印度这样的地区危机，而不考虑苏联对该地区的政策。印度本身对中国不是个威胁，但一个由苏联支持的印度对中国却是一个即时的威胁。假如印度的北部邻居苏联支持印度，中国旨在对付印度的军事行动将会受到严重挑战。当美国为了袒护巴基斯坦而对印度采取强硬态度时，不只是对印度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对苏联发出警告。[120]这样，双方对于南亚问题的应对同苏联问题紧密相连，中美之间在印巴冲突危机的处理上，达成了维护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及其背后的苏联的共识及合作，迈出了联合抗衡苏联的第一步。

由于巴基斯坦是中美接近、实现关系缓和的一条重要渠道，中美两国一直都与叶海亚·汗总统保持着良好关系。中国不仅援助武器装备，而且还培训巴的军队。美国则更多是给巴以经济援助。中美双方都表示要感谢叶海亚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不能过河拆桥。所以，实际在印巴战争之前，中美两国已经在同时支持和援助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和苏联。到1971年7月、10月和1972年2月周恩来与基辛格、尼克松会谈时，中美双方进一步就南亚局势达成一致，确立联手合作意向，开始具体商讨共同行动的步骤。[121]第一，确定了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东巴问题，反对印度在东巴的军事行动，反对印度侵略的共同立场。[122]第二，确定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撤回到本国境内后，再考虑承认孟加拉国，以及美方一旦做出承认的决定，即于实施前向中方通报的共同立场。第三，商定美方根据印度撤军情况决定承认孟加拉国的时间，并通过已建立.的巴黎渠道，通报中方关于承认的时间安排。周恩来表示不介意尼克松说中美行动相似，表明中方同意在承认孟加拉问题上与美国采取共同行动。只是中方解释说，中国将会晚一点承认孟加拉国，原因在于联合国尚未就中印克什米尔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另外，伊斯兰国家都还没有承认孟加拉国，中国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123]

中美双方经过紧张磋商后所确立的危机处理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两国迈出了联手阻止苏联分割弱小的中国邻国的步伐；一方面也表明，在苏联为了扩展实力，与美国竞争，投下更大赌注的局面下，中国决定助美国一臂之力。以此，一些记者向基辛格提出了是否“会形成一个对抗印度一苏联的美国一中国一巴基斯坦轴心”的问题，尼克松竟然也口不择言地说：美中对南亚政策的一致非常重要，“当然，我说的这种一致并非狼狈为奸，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在没有完全通报你们的情况下采取任何针对印巴的行动，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要比我们的大”。[124]“狼狈为奸”一词的使用确实不当，但也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由此可见在尼克松的心中，美中合作对抗苏印的分量和价值。

正是由于中美双方在1971～1972年的高层会谈和峰会中达成了如此详细、广泛、深入的共识、默契与合作意向，才会有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伊始中美双方即能顺利无阻碍地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战略构想的结果。1973年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套定位导航系统（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125]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此后不久，美国国防部特别小组即着手进行中苏冲突的个案研究，设想由于中国威胁对苏联的海参崴实施核打击，苏联发动了一次摧毁中国核能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核设施之后，苏联军队开始从蒙古和苏联的中亚地区进行地面会合作战，并威胁要进攻中国的东北。中国向美国方面寻求帮助。美国准备使用携带核弹头的部署在关岛的В-52战略轰炸机、从中国空军基地起飞的战斗机，以及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北极星导弹。该小组并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如打击中国境内被苏联控制的机场、苏联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核能力，以及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等。[126]中美军事合作的构架，至此实际已经确立。

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认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就可以“搞一条横线”，即把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127]从而对外明确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翌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128]其后，邓小平于出席4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完整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剥削人家，“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打倒它”。这是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思想的主旨，即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129]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重申“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还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等内容，进而赋予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思想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事实上，这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130]

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确立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目标之后，中苏两国在进行政治和军事对峙的同时，仍然都希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由此，双方一方面着手恢复正常的联系渠道，1970年10～11月，双方根据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协议重新互派了大使，恢复了年度贸易谈判，两国领导人政务载波电话联系也恢复了；[131]一方面开始举行新的边界谈判，以把握和控制边界问题这个导致军事冲突的最敏感因素。

这样，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两国第二次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132]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133]两国代表团就涉及中苏边界的中俄历史条约的平等性问题、争议地区问题等，开始了新的斗争。到1978年夏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结束，双方共进行了15轮会谈，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34]但是谈判毕竟持续未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两国边界上也没有再发生武装冲突。

事实上，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长期没有进展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由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中苏双边关系已转入中美苏三角外交的轨道，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战略利益因素，三国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构成了一种战略三角关系。其间，美国试图既通过联合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随时摆出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姿态制约中国，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令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将苏联这股祸水”引向东方。[135]苏联也试图通过对中国打出和谈的旗帜，争取时机，稳定东欧局势，巩固并扩展其在中东及亚洲的地盘，增加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资本；同时，坐在谈判桌前向美国打中国牌，以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中国响应苏联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除了谋求解决中苏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外，更重要的则是利用谈判桌对美国打苏联牌，以利用苏美矛盾，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谈判期间，在中国代表团于双方会晤后的每次讨论中，周恩来最先询问的不是谈判的情况，而是美国方面有何反应，[136]以至于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坚持其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是要随着与帝国主义战略关系的推进而加大对苏联的压力，是将苏中关系当作某种政治交易所，在这个政治交易所里，中国方面可以根据整个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赌注。[137]

其实，中美两国通过进行军事合作，构筑起了一种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实际上，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顾虑，削弱了中国向美国打苏联牌的分量，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刺激苏越联盟的巩固。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总之，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50年代的亚洲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1960年代，中苏两党分裂，两国同盟关系破裂。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调整外交战略，开始联合美国抗衡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际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中苏签订同盟条约后的第二次转型。

[1] 《人民日报》1966年3月24日。

[2]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28日。

[3] 《人民日报》1964年5月9日。

[4] 《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

[5] 《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6]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0页。

[7]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6～807页；《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

[8]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08～809、812～813页；《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9]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此后，《人民日报》开始陆续转载兄弟党评述赫鲁晓夫下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质疑举行国际会议的文章、讲话等。

[10]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04～4305、4306页。

[11] 外档，102-00142-03，第12～17页。

[12]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10页。

[13]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16～917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05～4306页。

[14]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2～263页。

[15]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2日。

[16]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10～4311页。

[17]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06～4307、4309～4310、432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44页。

[18]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00～4327页。

[19]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0日，3月23、7日。

[20] 吉林省档案馆，77/11，第1卷，第13～15页；《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

[21] 吉林省档案馆，77/11，第1卷，第12页。

[22] 《苏联大事记（1964～1966）》，第66页；《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

[23]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1日。

[24] 《毛文稿》第11册，第346～350页。

[25]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23～93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7页。

[26] 长春市档案馆，1/1～18，第31卷，第53页。

[27]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11、4317页。

[28]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18、4317、4323、4324页。

[29]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2日。

[30] 外档，109-03974-07，第69～70页。

[31] 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36～37页；《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13页。

[32]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

[33] 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见毛泽东接见越南文进勇等人谈话记录，1964年6月24日。

[34] 《人民日报》1964年8月6日。

[35] 毛泽东接见黎笋谈话记录，1964年8月13日；Ilya V. 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Ivan R. Dee，1996，p.16。

[36] 关于1961～1964年中苏对越援助情况，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26～191页。

[37] Ilya V. 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20.

[38] 长春市档案馆，1/1～18/42，第96页。

[39] Odd Arne Westad，Chen Jian，Stein Tønnesson，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CWIHP Working Paper，No.22.

[40] 《毛文稿》第11册，第394～395页。

[41] 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28、29日。

[42] 毛泽东与越劳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在这次接见中谈道：“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嘛！”

[43] 本段及下段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3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7页。

[44] 《中苏关系文件》第17卷，第4314页。

[45] 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36～39页。

[46] Westad etc.ed.，77 Conversations，CWIHP Working Paper，No.22.

[47] 中国方面规定，这些国家经由中国运送的援越物资，均免收运杂费，对内由铁路向外交部结算。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665。

[48] 吉林省档案馆，77/11/7，第37～38页；1/1～21/135，第7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7页。

[49] 2000年1月李丹慧采访有关人士记录。

[50] 此批过境物资中另有越南的贸易进口物资1.85万吨。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409，第2、7、3页。

[5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8页；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40页；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50页；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2页。

[5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8页；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2页。

[53] 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6、3、2页。

[54] 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3、6页。

[55] 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4页。

[56] 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6年/680。

[57]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76页。

[58] Christian F. Ostermann，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of 1969：New Evidence from the SED Archives，Appendix：Document No.2，3，“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年1月）论文。

[59] 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409，第3页。

[60] 吉林省档案馆，1/1-21/135，第4～5页。

[61] ЦХСД，Ф.5，оп.58，Д.262，л.38-41.

[62] Westad etc.ed.，77 Conversations，CWIHP Working Paper，No.22.

[63]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64] 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第51～52页。

[65] 《周恩来年谱（1949 ～1976）》下卷，第21页。

[66] 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28日。

[67] 1968年6月周恩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雄等人时即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见Westad etc.ed.，77 Conversations，CWIHP Working Paper，No.22，p.138。

[68] 《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69]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4～6页。

[70]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318页。

[71] 中共中央在1967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参见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1967年11月5日。

[72] 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4页。

[73] 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第16页。

[74] 《苏联大事记（1967～1970）》，第198页。

[75]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319、320页；笔者自存有关当事人回忆录。

[76]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情况介绍》，《战备教育材料》，第3～5、7～9页；笔者自存有关当事人回忆录；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第15～16页。

[77] 齐辛：《珍宝岛事件真相（增编本）》，第35～45页。

[78]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55～556页。

[79] 《人民日报》1969年3月4、13日。

[80]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

[81]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缅怀毛泽东》（下），第644、645页。

[82]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72、87页。

[8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6、288～289页。

[84] 《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85] 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

[8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87]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73页。

[88] 《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89]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74页；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第19页。

[90] 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第20页。

[9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5页。

[92]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下册，第25页；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第146～147页；《人民日报》1969年8月14日，第1版。

[93]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365页。

[94] 参见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第214～216页。

[95]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126页。

[9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75页。

[97]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117、118；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192.

[98] Елизавем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с.119.

[99] 在西方，人们认为路易斯是被授权非正式反映莫斯科在最棘手问题上的意见的人。

[100] 贡恰罗夫等：《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第22页。

[101] Елизавем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с.57.

[102]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275～276页。

[103] 毛泽东与崔庸健谈话记录，1969年10月1日。

[10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7页。

[10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9页。

[106] 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NSDM）17，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fense，DCI，Chairman of JCS，June26，1969；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667～670页；塔德·肖尔茨：《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第149～16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48～349页。

[107] 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Canada）Limeted，1979，p.783.

[10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2，1972，2：10-6p.ш.，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President’s Office Files，Box 87，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以下凡馆藏相同者只留Box号码，其余从略，不另注。

[10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0，1971，12：10-6p.m.，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NSC Files，Box 1032，Files for the President-China Material，Polo I，Record，July1971 HAK visit to PRC.；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1，1972，5：58-6：55p.m.，Box 87.

[11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0，1971，12：10-6p.m.，Box 10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0，1971，11：20-11：50p.m.，Box 10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2，1971，4：15-8：28p.m.，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NSC Files，Box 1034，Files for the President-China Material，Polo Ⅱ，HAK China Trip，Transcripts of Meetings；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3，1971，9：05-10：05p.m.，Box 10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2，1972，2：10-6p.m.，Box 87.

[11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2，1972，2：10-6p.m.，Box 8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3，1972，2-6p.m.，Box87.斜体字为原件所有，下同。

[1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2，1971，4：15-8：28p.m.，Box 1034.中国主张核裁军不论国家大小，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参与。

[11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0，1971，12：10-6p.m.，Box 1032.

[11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1，1972，5：58-6：55p.m.，Box 8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2，1972，2：10-6p.m.，Box 87.

[11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2，1971，4：15-8：28p.m.，Box 1034.

[11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2，1971，4：15-8：28p.m.，Box 1034.

[11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2，1971，4：15-8：28p.m.，Box 1034.

[118] 《公报》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119]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110～111页。

[12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1，1972，5：58-6：55p.m.，Box 8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2，1972，2：10-6p.m.，Box 87.

[12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3，1972，2-6p.m.，Box 8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2，1971，4：15-8：28p.m.，Box 1034.

[12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0，1971，12：10-6p.m.，Box 10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ly 11，1971，10：35-11：55a.m.，Box 1032.

[123] 以上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3，1972，2-6p.m.，Box 87。

[124] Memorandum，July 16，1971，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NSC Files，Box 1036/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2，1972，2：10-6p.m.，Box 87.

[125] NSDM 204，Henry Kissi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Defense，Commerce Memorandum，February 6，1973，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此份档案1994年5月解密，但其中一些涉及武器装备的内容，如飞机型号、装备的技术标准或水平等，均予抹黑。

[126] 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From Phil Odeen，June 8，1973，NSSM 16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127]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与大平正芳谈话记录，1974年1月5日。

[128]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129] 《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130]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13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2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211～212页。

[132] Елизавем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с.113-115.但中方材料则说，柯西金在会谈中同意了这个概念。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42页。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47页）不过，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实际在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就已经解决了。

[13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207页。

[134] 《人民日报》1969年10月9日；Далш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 н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81，№10，с.77-82；李汇川：《中苏边界谈判的症结何在？》，《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1期，第14～15页。

[135] 毛泽东与基辛格谈话记录，1975年10月21日。

[136] 2000年9月29日沈志华、张玥等采访王荩卿记录。

[137] Дальн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с.87.

第4篇 走向“正常化”（1979～1991）

撰稿 牛军

中苏关系正常化完全不同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后者是双方是否承认对方政府为国家的代表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没有中断过。所谓的“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和如何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取决于中苏双方对两国关系准则的探索和共识的建立。

正常化作为一个过程，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有三个，即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中苏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结构，从中可以大致梳理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发展脉络和归宿。要分析和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起因、动力、背景和主要特征，就必须完整地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结构、两国的国内政局和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这种复杂的结构导致中苏关系正常化同时也是双方在全球和地区等层次进行战略博弈的过程，其结果不仅仅是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而且对全球和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影响。

第一章 “正常化”问题的缘起

1980年代初，中苏关系经过结盟、合作到对抗与冲突之后，再次回到寻求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原点，不过历史条件已经与以往大为不同。一般地说，中苏两国并无所谓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为它们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没有中断过。所谓的“正常化”，主要是为两国关系维持常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在从同盟到对抗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处于中间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否和如何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取决于中苏双方对两国关系准则的探索和共识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常化”就是探索和逐步建立共识的过程和结果。这完全不同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即双方是否承认对方政府为国家的代表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概念出现在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中，是双方关系破裂后被两国领导人提出作为追求的目标。在以党际关系为中心和主要基础的同盟关系破裂后，双边关系无法被规范和军事冲突的发生，在逻辑上导致双方必须考虑两国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依据什么准则才能维持两国关系的基本正常。另一方面，恶化的双边关系同历史遗留问题和两国内外政策等纠结在一起，既造成了解决有关问题的迫切性，也加剧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并导致探索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在对抗和冲突中逐步和缓慢地前行。

第一节 “正常化”的由来

多数论著均将1979年春中苏双方围绕终止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或双方围绕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的一次有关对华政策的谈话所展开的决策与相应的外交活动等，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历史进程的开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两国提出关系正常化建议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两国领导人开始模糊地意识到需要将国家关系同党际关系有所区隔并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则要更早一些。大致梳理清楚这个过程对理解后来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如果回溯中国领导人的有关思考和论述，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是在1956年秋波匈事件期间。当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在表示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的声明中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兄弟般的友好和团结，并且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共同的经济高涨的愿望。”[1]从当时特殊的背景和中国后来处理中苏关系的实践看，中国领导人这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他们还是将国家间关系放在社会主义阵营和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框架中思考的。换句话说，在他们心目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外交的一个原则，至少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这次表述毕竟不是特指中苏关系，而且当时的中苏国家关系同20世纪70年代是根本不同的。

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谈中提出的。不过由于无法看到双方会谈的记录，所以无法确认是谁首先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据苏联方面的翻译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的回忆，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谈中提出，苏共领导人认为“采取一切措施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2]中方的资料则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中披露，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3]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正常化”最终要看公布的会谈记录，不过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说都同意保持国家间的正常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会谈中两国总理都同意派代表举行边界谈判、恢复贸易关系和恢复互派大使。

目前还无法知道苏联最高当局最终是如何评价这次会谈的，只有间接的资料表明，柯西金本人表达过希望从更积极一些的意义上评价中国方面的立场。[4]中国方面披露的资料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此次会谈的意义给予比较重要的评价。周恩来在两天后报告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对报告的肯定表明，他同意周恩来的判断。周恩来随后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决定，于9月18日致信柯西金，提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并准备根据苏方的回应再决定发表政府声明。[5]可以说这次两国总理会谈至少引起两国领导人开始共同思考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尽管对“正常化”的理解可能并不一致，也不清晰。当然，两国总理当时的共识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法成为实际行动的。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回函中仅提出“使边境局势正常化”。[6]中国则实施针对设想中的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全面备战。尽管如此，两国总理会谈提出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概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在边界军事冲突的压力下，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探寻如何区别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以便在无法解决两党意识形态冲突的背景下，尽可能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

两国总理会谈提出“正常化”问题，同中苏边界军事冲突造成的危机形势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从逻辑上推论，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情况下，如何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区别，以免两党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严重破坏国家间关系思考与努力，应该是从中苏之间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就开始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争论发生的初期，都曾经为维持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做过努力。在这方面，与苏联领导人相比，很可能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开始得更早一些，更深入一些，做出的努力也更多一些，尽管有过剧烈起伏和变化。因为一旦意识形态的争论给国家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中国遭受的损失会大大超过苏联。这是由中苏两国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当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援助。

在1960年初，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的破裂时间”，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并力图做到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有所区别。[7]当年7月16日，苏联对中国实行制裁，宣布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这实际上是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扩展到国家关系。中方在交涉中表达了希望维护两国关系的愿望，陈毅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坦率说明，苏联撤回专家受损害大的是中国。此后中国方面向苏联政府提出，就两国经济贸易领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举行政府间谈判。这是中方为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冲击国家关系所做的第一次尝试。从结果看，1961年间中苏经贸关系有所发展，双方就中国偿还贸易欠款的期限和部分欠款的利息等达成了协议。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一些新的经济合作协定和为期5年的科技合作协定。[8]

中苏在两党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处理国家关系的另一轮尝试是1964年2月至8月举行的边界问题谈判。尽管这一时期中苏两党关系严重恶化，两国代表团仍然在谈判中就中苏边界东段4280公里边界线中的4200公里部分基本上按照中方的主张达成了协议，并草签或谈妥了部分工作小组协议。[9]后来由于两国国内政局出现剧烈动荡，谈判在8月结束后未能继续进行。[10]

根据有关著作的描述，1965年，中苏国家关系伴随两党关系破裂也进入全面破裂时期。当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往返两次路过北京，其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从不同渠道披露的资料看，这些会谈涉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合作、支持非洲新独立国家，以及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谈话中展示的思维，包含着将两党关系与国家关系分开的逻辑。从目前能看到的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片段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希望为“改进国家关系”而留有余地。[11]此次会谈后不久，中苏两党关系全面破裂，国家关系随即严重恶化。不过如果没有双方都曾尝试过在党际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维持国家关系的过程，就不会有后来1969年9月两国总理机场会谈提出关系“正常化”，以及根据这个概念提出稳定国家间关系的具体主张。苏联领导人曾经根据此次会谈后中苏关系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认为，中苏国家关系“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声称苏联方面将“争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12]

总而言之，“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概念是出现在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中，并在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后，被两国领导人提出作为追求的目标的。当时，双方提出这种诉求都有策略方面的考虑，但正是在敌对的环境中双方开始共同建构“正常化”这个范畴，并且在双方的理解中，这个范畴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正常化”因此成为后来中苏关系从缓和到和解再到正常化的一个起点和动力。从历史过程看，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中苏两国的对外政策话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几乎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所谓“政治正确”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常化”反映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方向和最具实质意义的诉求。

第二节 对抗中的交集

如第三篇所述，由于1969年春夏的边界军事冲突，中苏关系进人紧张的敌对状态。这种局面虽然因为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一度有所缓解，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善。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判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相视为威胁。尤其是中国方面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一方面，将苏联定性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威胁。毛泽东在1973年2月到1974年1月相继提出的所谓“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也被称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13]另一方面，中国实现了与美国的历史性和解，这一外交战略的转变导致冷战格局中出现了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国的对苏政策更加紧密地同冷战纠结在一起，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更愿意从全球均势而不是双边关系的角度考虑中苏关系的强烈倾向。

这个时期在中国对苏政策的话语中，继续保持着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性论述。苏联领导人的谈话透露，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代表就曾向苏联提出，两国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4]1973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报告在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部分突出地强调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危险性，即便如此，报告仍然将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列入其中。报告正式说明：“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15]这是第一次将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写进中共党的最高文件中。鉴于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这部分表述可以被视为中国对苏政策的重要指针之一。这段表述在当时看来，可能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政治和道义的立场，但后来的发展证明，它被写进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表明经过两党关系破裂、同盟解体和边界军事冲突后，中国领导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未来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基于一般的国家关系准则，不可能再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状态，他们就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准则提出了明确而且是坚定的表述，这个表述的精神实质被载入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中。

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这段论述的特别之处是它认为，目前的中苏关系与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国领导人认为中苏关系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五项原则之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所谓共同“理想”和“精神”。尤其是中共十大是在“文革”的炙热气氛中召开的，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会有这段文字？它背后所反映的中国领导人对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外交问题有怎样的思考等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的分析。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有关历史档案的解密。

这个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压力，包括在中苏边界部署50个师和在蒙古驻扎8万部队；部署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升级，包括先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SS-20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在内的20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等。苏联还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先后同越南、阿富汗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这些行动都包含有针对中国的意图。

离间美国、日本等国同中国的关系，防止美、日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阻止中国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苏联分别在1972年和1979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同牵制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关。从时间上看，第一次谈判是1972年5月，即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第二次谈判是1979年6月，即中美建交后六个月。同时苏联不断向美国和日本等国施加压力，苏联舆论也不断抨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恫吓日本不要积极发展中日合作，等等。

其二，苏联领导人也一再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他们显然也意识到了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与20世纪50年代结盟时期有所不同的基础上，不过他们还多少有些指望能使两国关系更密切一些。在197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明确宣布：苏联“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恢复。”[16]在此前后，苏联方面多次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应采取措施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中方拒绝了苏方的建议，要求苏联方面首先履行1969年9月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

很可能是因为苏联领导人抱有希望，以为中苏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正常化”之后，还可以“更进一步”。他们利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和9月毛泽东逝世的机会，向中国发起一轮改善中苏关系的攻势。特别是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苏联很快便未加评论地播发了简单的消息，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唁电，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苏联方面改善关系的尝试。9月13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人为毛泽东逝世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苏联主要媒体播发了这一消息。[17]苏联媒体此后一段时间没有发表批评中国的评论。勃列日涅夫后来的一次讲话表明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苏联领导人之所以试图利用中国主要领导人逝世的时机缓和两国关系，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中国对外政策也可能随之发生对苏联有利的变化。勃列日涅夫当时就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复杂的时期。这种状况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领导当前的立场。”[18]所以他们有意利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机会，做出缓和中苏关系的姿态。

苏联领导人的试探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愿意看到的回应，中共中央表示拒绝接受苏共中央的唁电，并同时退回了其他一些当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追随苏联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唁电。中国新领导人在几乎每一个外交场合都重申，将坚持执行毛泽东在世时的对外政策，包括将苏联视为新的战争策源地，以及继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称：“苏美两家是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19]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论述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篇文章是在中国政局转换的时刻，从理论上肯定毛泽东后期对外政策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并表示新的领导人将坚定地贯彻这些政策。[20]如前所述，“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提出起，就同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有直接的关系。很可能是对中国新领导人的反应感到绝望，苏联领导人从1977年春开始恢复对中国的指责，苏联媒体也重新展开对中国的抨击。

1978年11月3日，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在鼓励越南谋求地区霸权，特别是在越南发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1月25日，越南建立了柬埔寨傀儡政府，随即发动入侵柬埔寨的战争，1979年1月7日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苏越之间建立的相互利用的战略关系明显包含针对中国的意图，必然引起中国的警惕和反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决定了它不可能允许一个敌对国家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本国的边境地区。中越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以及两国在地区层次上的矛盾，特别是越南入侵柬埔寨，都因为有苏联在背后支持越南对抗中国这一因素而迅速激化，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发起对越作战，对越南实行惩罚性的军事打击，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并鼓励其他国家勇于反对苏联的扩张政策。

1979年2月17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等地区，向越南发起军事进攻。中国政府公开声明，军事打击越南就是为了打击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因为“苏越大小霸权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侵略扩张，这是当前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遭到破坏、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受到威胁的根源所在”。[21]苏联一方面指责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增加在中苏边界地区的军事活动，如进行军事演习等，中苏间的敌对气氛明显增加。

从历史的长过程看，这个阶段的中苏对抗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苏对抗的确是一种“反常现象”，两国希望建立正常的睦邻关系才是自然的诉求。正因为如此，中苏关系中才呈现这样奇特的现象，即当两个国家处于最尖锐对抗的时刻，双方却已经基本建构起了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平共处”，而且双方对此范畴的共识在向增加的方向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在双方的外交话语系统中都是无可争议的“政治正确”，所以双方才能在对抗时期都将这一范畴作为攻击对方和谋取道义优势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三节 缓和的开端

在中国结束了对越作战，中苏关系几乎是立即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围绕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存废，两国政府终于展开了正式谈判，尽管级别并不很高。这次交往并没有具体成果，但的确是极大地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并为国家间谈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有益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它是中苏两国结束对抗和走向缓和的开端。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50年4月11日生效，有效期30年，即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根据规定，双方应于有效期满前一年就条约的存废进行谈判。从目前能看到的资料看，双方此前都在考虑条约的存废，并试图利用这个机会缓和紧张关系，甚至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行积极的探索。

那种认为苏联方面既不希望中止条约，也没有预计到中方可能提出中止条约的看法，可能有些简单化了，更有可能的是苏联方面不愿主动提出中止该条约。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1月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就我们的意志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22]苏联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一方面为缓和中苏关系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将中苏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的责任推给中方。

中方的反应要复杂得多，这主要同中国的内外局势都处在变动时期有关。一方面，中国这时在积极努力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如果延长与苏联的同盟条约，将与中国的对外政策背道而驰。例如，在1978年7月重新开始的中日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中，中日双方分歧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条约中是否增加反霸条款。加上反霸条款是当时中国方面的坚定主张，也是两年多以前导致谈判中断的主要原因，新一轮谈判仍然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根据中方参加谈判的外交官回忆，为促使日方接受中方的立场，在8月9日的两国外长会谈中，黄华已经向园田直外相表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期将予以废除，园田直外相“顿时笑逐颜开”。[23]邓小平在8月10日会见园田直时也告诉后者，中方到时“会正式宣布废除”中苏条约。[24]显然，中止中苏条约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既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也有外交利益的具体需要。

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内正处于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对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的检讨和思考也很活跃，其中也涉及了中苏关系。加之中国于1979年1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2月进行了对越作战并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外交上正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客观上看这是很有利于处理对苏关系的。

目前能看到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外交官的相关回忆。从这些回忆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国内对如何处理中苏条约有过比较多的讨论，尤其是中国驻苏联使馆内部经过讨论认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使中苏军事同盟关系已经过时，但从对越作战中苏联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看，条约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从全局考虑，最稳妥的办法是签订新的条约来代替旧的，如此解除军事同盟关系同时避免大的震动，有利于稳定周边环境和加强中国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的地位。具体做法是中苏就国家关系举行谈判，争取签订一个新的国家关系文件。马叙生衔命回国汇报使馆的建议后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外交部的想法同使馆的建议是吻合的。[2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这些回忆和传记尚不足以勾勒出中国决策的全貌。

很可能是在经过这些讨论后，外交部提交了《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请示》，于3月24日获邓小平批准。4月初，邓小平做出明确指示，不再延长名存实亡的中苏条约，但应为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中苏关系举行谈判，签订相应文件。[26]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不延长中苏条约的照会。照会指出，中苏条约曾为促进中苏友好和维护地区和平发挥过历史作用，但现在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及中苏分裂导致条约已经名存实亡，中国政府决定中止条约，并建议双方就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签订相应的文件。为避免引起较大的震动，黄华告诉谢尔巴科夫中方将不公布照会，由新华社播发一条短消息。[27]同一天，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延长”。[28]

苏联在接获中方照会后，第二天即发表声明，指责中方“在有计划地执行一条使苏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遭到破坏的路线”，并称中方要为中止条约“承担全部责任”。[29]随后苏联主要媒体又掀起一波谴责中国的宣传浪潮。但到4月7日，也就是中方宣布终止条约仅三天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幼平，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复照，宣布苏联同意举行谈判，并希望中方告知其主张谈判的题目和希望达成的目标。[30]苏联态度的这种变化不是没有轨迹可循的，苏联政府没有预计到中国会中止条约的可能性很低，而且苏联抱有举行谈判的愿望。实际上在1971年1月和1973年6月，苏联政府曾经先后提出双方签署《互不使用武力条约》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等建议。中国领导人对此予以拒绝，并认为能履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可以保证不使用武力。1978年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致函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中苏双方就两国关系的准则发表原则性声明，并为此举行“足够高级别的代表会谈”；[31]同时还提出派议会代表团互访。这些建议均为中方所拒绝。此时既然中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取签订新的协议在苏联方面也是不可回避的了，甚至有可能是求之不得的机会。

5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约见苏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递交了中方有关谈判内容和宗旨的备忘录，包括确定两国关系准则；消除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根据谈判结果签订相应的文件，以及举行中苏边界谈判。[32]中方提出的方案反映了政府职能部门倾向以制定两国关系准则为中心，就中苏关系正常化展开谈判。6月4日苏方回复表示同意举行谈判，并建议7月和8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苏方的主张是通过谈判制定两国关系原则的文件，并提出文件应包括的主要内容。[33]

中方接受了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建议。与以往谈判的姿态相比，中方没有以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先决条件。这一点与同意首先在莫斯科举行谈判一起，显示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已经有所变化。不久前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回复中，中方曾坚持一贯的立场，即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是否举行谈判，取决于苏方是否先执行1969年中苏总理机场会谈的谅解，签订缓和边界紧张局势和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包括苏军从蒙古撤军等。[34]到这时为止，可以说双方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其谈判立场至少也是在逐渐接近。中方的谈判原则很可能还是要争取解决两国国家关系准则问题，并争取能达成有关的协议。这同当时苏方的原则有较大的重合之处。

中国的一些简介资料透露了中方的准备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8月间谈判方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6月24日，中国政府任命驻苏大使王幼平为谈判代表团团长。随后组建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办公室，并组成政府代表团。代表团需要完成的文件包括《关于两国关系的协议草案》、《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草案》、《关于两国事务来往的有关设想和意见》以及谈判方案等。此前外交部门的讨论和代表团的工作情况表明，外交部门是按照争取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达成协议的初衷进行准备的。8月间，外交部上报《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方案的请示》。目前还不清楚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邓小平的批示是“以在政治局讨论为好”。[35]显然，邓小平对外交部的谈判方案是不满意的，至少也是认为报告的内容还需要认真讨论。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苏谈判问题，主要领导人均出席。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做主旨发言。根据参会人回忆，邓小平在发言中提出，中方谈判的核心目标是解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即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具体原则是要求苏联从蒙古撤军和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苏双方都承诺：不在对方邻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利用邻国威胁对方。谈判策略则是不急于求成，如何把握灵活性的尺度视谈判进展的具体情况而定。[36]现在还无法了解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但是根据邓小平的政治地位和后来中国政策的发展可以基本断定，邓小平的谈话表明中国决策层决定将谈判方针从确定国家关系准则和签署协议转向消除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决心继续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成为后来中国指导并控制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进程的战略方针，因此需要分析它产生的背景。

如前所述，中国外交部门显然试图通过中止中苏条约的时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并争取取得成果。中国决策层对展开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也是支持的，因为他们同样认为缓和与改善中苏关系符合中国国家战略转变的需要。但是他们最终的决定是以消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首要条件，以及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避免因为中苏过快接近而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他们相信，毕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才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战略利益，包括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认为苏联不仅在威胁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也还不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37]

值得重视的是，8月27日上午，邓小平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会谈；28日下午，邓小平同蒙代尔签署了未来两年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的协议，他对此协议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会有更积极的前景。[38]中美关系的这一进展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以及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苏副外长级谈判开始前，邓小平通过同尼克松的会谈，向美国公开了中国指导谈判的原则。他告诉后者，中苏谈判的前提是消除中苏关系的障碍，即“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不只是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他还介绍了中方将在谈判中提出的具体要求。[39]邓小平这样做的原因显然包括不希望中苏谈判给中美战略合作带来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其中的一段谈话非常能说明中国领导人此时此刻对中国外交的战略性思考。他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个战略“对于打破苏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40]在这种战略认识指导下处理中苏关系，必定有其特点和限度。邓小平要求苏联首先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也可以在毛泽东后期处理中苏关系的思路中找到线索。毛泽东在1973年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就说过，苏联要改善中苏关系，首要的条件就是要从中苏边界地区撤军，“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当时邓小平在被打倒后刚被平反和被任命为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这次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还进一步要求苏联承认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如果说这个阶段中国对苏政策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在考虑国家关系时有意放弃意识形态争论是最主要的变化。

中苏副外长级谈判从10月17日开始正式在莫斯科举行。苏方按照原定计划，首先提出苏中《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的草案，并要求进行讨论。中方则提出《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要求苏方首先应消除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包括将苏联在中国毗邻地区的军事力量减少到1964年以前的水平；撤走在蒙古的驻军和军事设施；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此外还应先解决边界问题，以及扩大经贸交流等。中方代表的观点是，过去虽然存在中苏同盟条约，却未能阻止中苏之间发生冲突和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因此苏联有必要首先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的威胁，从而证明签订新的协议是有意义的事情。苏方则提出，苏联并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以及中苏谈判不应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不能涉及第三方，意即不能涉及苏联在蒙古驻军和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双方谈判立场的巨大差距表明，此时并不具备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条件。在随后的谈判中，双方各执己见，经过六次正式会谈也未能取得任何共识。12月3日，在第六次正式会谈结束后，双方同意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新的会谈。

1979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31日，中国副外长张海峰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并推迟两国副外长会谈。198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正式宣布，苏联入侵中国的邻国阿富汗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新的障碍，不宜继续中苏谈判。[41]中苏国家间谈判就此中断。但是无论如何，这次谈判的气氛比较缓和，实际上极大地缓解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表明双方如果有意愿，是可以就国家关系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而且实际情况也是在这次谈判之后，两国开始了双边交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1956年11月1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24期，第103页。

[2] 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当代世界》1998年第7期，第45页。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0～321页；另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35页。王泰平主编的另一部书的有关部分中没有写这句话。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75页。

[4] 里沙特·沙拉福特吉诺维奇·库达舍夫：《回忆中苏关系》，第45页。

[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2～323页。

[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3页。

[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13页。

[8]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36、240～243页。

[9]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4～255页。

[10] 关于这一点，李丹慧有不同的解释，见《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一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46～167页。

[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6、708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913～921页；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20～921、923-924，931～932页。

[12]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第13页。

[13]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7页。

[14]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第34页。

[15]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

[16]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71年3月30日，第14页；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2年3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第34页。

[17] 《参考资料》1976年9月16日（下），第49～50页。

[18] 勃列日涅夫：《在招待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的宴会上的讲话》，1977年5月3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146页。

[19]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

[20]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21] 人民日报评论员：《越南当局的霸权主义逻辑》，《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

[22] 转引自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第62页。

[23] 汪培柱：《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收入郑言《外交纪实》（3），第237页。汪回忆会谈日期是8月8日有误。另黄华的回忆没有提到他当时谈过有关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32页。

[24]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32页。

[25]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3～34页；另参阅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第247页。

[26]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209页。

[27]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6页。

[28] 《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议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79年4月3日，《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79》，第164页。

[29] 《参考资料》1979年4月5日（下），第2页。

[30]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6页。

[31] 转引自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2～943页。

[32] 马叙生：《结盟和对抗都不好——80年代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2000年第12期，第36页。

[33]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6页。

[34]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第943页。

[3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46页。

[36]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4页。

[37]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7页。

[38] 《邓小平在美国副总统蒙代尔举行的告别宴会上的讲话》，1979年8月28日，《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第306页。

[3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57页。

[40]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

[41] 《人民日报》1980年1月21日。

第二章 开启“正常化”进程

为改善中苏关系举行的两国副外长级谈判陷入停顿后，中苏之间交往的大门却在逐步开启，两国间各层级的人员交往在增加，双方一些事务性谈判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这些为不久后出现历史机遇时，双方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其中有关对华政策部分被认为是苏联改善对华关系的最积极的表态。中国领导人则在夏季决定，争取有条件地大幅改善中苏关系，决心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0月5日，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开始在北京举行，第一轮持续到21日，其间共举行了六次会谈。这轮会谈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因为双方在这一轮会谈中分别清楚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也表明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都希望保持这个谈判平台，作为推动正常化进程的正式渠道。双方在政治磋商过程中的言行反映出中苏在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原则区别。中方是站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坚决地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获得既定战略利益的目标，即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双方拥有基本的战略互信的基础上。

苏方则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与改善双边关系，从而缓解在亚洲方向面临的压力，因此并不希望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做根本性调整，不想减轻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它很可能只要双边关系有所改善即可。苏方对正常化的定义很可能就是双方谈出一个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准则，然后签署一个有关这个准则的外交文件。双方的这种分歧在政治磋商中充分展现，并使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到1988年6月止双方共进行了12轮谈判，是典型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

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中苏副外长级谈判陷入停顿，但是中苏之间交往的大门逐步开启，两国间各层级的人员交往开始增加，如著名汉学家、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齐赫文斯基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等，都曾访问北京，同中国有关研究机构和部门进行交流。另外，苏联科学院一些学者还访问了中国东北地区。中方也做出了类似的安排。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同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来往也在增加。这些交流对双方加深了解和制定政策是大有裨益的。至少可以肯定，在中国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校全面恢复“文革”时期被摧毁的苏联问题研究的时刻，双方这些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实际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为不久后出现历史机遇时，双方能够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行动，做了有益的准备。此外，中苏之间的事务性谈判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到1982年2～3月间，敏感的国际舆论界普遍注意到，中苏之间的交往明显增加，双方都在为改善双边关系进行试探，而且苏联方面更积极和主动。[1]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的一次授勋大会上阐述苏联对亚洲政策时，主要谈到对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政策，其中有关对华政策的部分被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是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最积极的表态。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有关苏联方面有意通过调整对华政策来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并非空穴来风。这里有必要全文照录中国内部发行的《参考资料》刊登的原文，因为这最有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最早看到的文本，中苏双方的互动应该是以这个文本为根据开始的。勃列日涅夫讲话如下：

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想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相呼应当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

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苏中边界地区加强互相信任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

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来也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的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和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既涉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的措施。[2]

通观这篇讲话，第一部分强调了苏联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关注的是中国实行何种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而不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实际上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就将中国列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中，只是集中批评中国的对外政策。[3]至于苏联方面为什么将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是需要更深入分析的问题之一。对比苏方以往的言行，勃列日涅夫这段讲话的实质用心是要说明，苏联不再像毛泽东等资深中国领导人逝世前后那样，指望并推动中国内部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他们不再将中苏关系的改善寄托于中国的内部变化之上。苏联领导人宣布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表示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实际上是承认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已经基本稳定；另一方面也是给苏联自己的对华政策调整提供合法性，以便同毛泽东逝世后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免去来自苏联内部的干扰。

第二部分关于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针对中美之间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的谈判。1979年4月，苏方曾经就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发表评论，谴责美国搞“两个中国”政策，同时指责中国政府丧失原则立场。[4]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台关系问题上，中国此时也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尖刻的攻击。例如，昔日的战友阿尔巴尼亚即声称，中国政府在美台关系问题上的做法是“欺骗人民”。[5]勃列日涅夫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期专门阐述苏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应该承认是抓住了事态的转机。这部分表述是向中国政府转达，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和最麻烦的台湾问题上，苏联的立场是值得考虑的，对中国有可能是有帮助的。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显然在有意利用苏联释放的信息，以改善同美国谈判的地位；同时他们也在提防苏联利用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遇到的麻烦，谋求在谈判中的优势。这段话很可能是导致邓小平决定在中美关系稳定后才迈开改善中苏关系的步伐的关键因素。

第三部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也是在回应中方长期的关切，表明苏方的意图和愿意就此问题随时展开谈判。3月24日，很可能是为了强调苏方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是真诚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时，重申了勃列日涅夫谈话中关于中苏边界谈判的主张，并称他作为苏方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团长，“已准备好现在就进行边界问题的会谈”。[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谈话成为当天《参考资料》下午版的头条消息，反映了当时中国方面对此类信息的重视程度。

第四部分是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原则，勃列日涅夫坚持苏联的既定立场，即不附带先决条件和不涉及第三方，只谈中苏双边关系的问题，不接受中方的实质性立场，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孤立等政策。从谈话中还可以看出，苏联的确希望缓和与改善中苏国家关系。苏方已经不坚持将谈判的目标锁定在就两国关系的准则达成协议，而是改为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可以是双边关系各个领域的，既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这一改变清楚地表明，苏方希望通过更为灵活的谈判方式，争取早日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它在国家关系问题上也变得比较务实，不再像过去那样咄咄逼人和急于求成，也愿意接受在非政治方面如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达成协议和恢复合作关系，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空谈“正常化”问题。这对后来中苏谈判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和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表明苏联方面认为，在双方无法就战略层面的问题达成协议和共识时，中苏国家关系应该而且仍然可以缓和与发展。这就是所谓苏联对华政策展现出的“务实”的一面。在有关对华政策谈话的整个部分，勃列日涅夫都没有像以往一样提到“正常化”三个字。

不过要是认真分析“三二四”讲话第四部分的内容，也可算是似曾相识。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曾提出苏联愿意将中苏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而且还可以把“这种意愿变为关于互不侵犯，关于解决边界问题，关于在互利基础上改善关系的十分具体和建设性的建议”。[7]因此对这次旧话重提，更重要的还是要分析苏联对华政策出现变化的背景，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理解这篇讲话和他们是否比过去更愿意改善中苏关系。

勃列日涅夫发表上述谈话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并给予积极评价，同时敦促中国政府认真对待苏联这一新的表态。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苏联领导人希望中国方面加以注意，勃列日涅夫的谈话是苏联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从未如此认真地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角度分析苏联的对外政策。

首先，苏联此时调整对华政策很可能是被苏联对外政策改变所带动的一个结果，所以首先需要从勃列日涅夫去世前苏联对外政策调整中去寻找根源。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依恃在经济和军事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终于能够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标志着美国不论情愿与否，都已经将苏联视为平等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在各个领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苏联的立场和意愿。为了通过军备竞赛进一步取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苏联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之后，继续投入巨大的资源，更加努力地增强自己的核打击力量。结果是苏联在这种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中不仅未能取得对美国的优势，反而造成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军事工业大量地吞噬国家的资源，直到灾难降临。

苏联对外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加强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侵略。客观地说，苏联当时在缓和欧洲局势方面是取得了重要进展的。但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苏联试图利用在欧洲取得的有利地位，转而谋求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扩张。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失败导致苏联领导人相信，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已经决定性地下降，它已经没有意愿和能力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地区进行干预，这对苏联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对世界政治局势的上述估计推动苏联领导人选择了扩张性的对外政策。这个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大肆干涉，直到1979年12月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其扩张达到了顶点。当然事实也证明，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苏联在战略核力量领域的竞争和在第三世界的干涉与侵略，导致它同美国的关系持续紧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苏缓和的可能不复存在。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的对华政策是它全球性扩张政策的延伸和反映，苏联企图同时取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战略对手的全面优势，其结果是强化了中苏关系中的对抗因素，苏联不得不两线作战，在亚洲的印度支那地区和阿富汗承受着尤为直接和巨大的压力。从历史的演变看，苏联扩张战略的溃败差不多就是从亚洲地区开始的。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末期已经感受到苏联过度扩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是苏联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增长已经接近停滞，例如1980年的经济增长只达到3%。长时间的扩张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导致苏联军事力量急剧膨胀，例如苏联军队人数到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440万，比赫鲁晓夫时期最高人数多出100万。这种情况使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1980年的军费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14%，1979年对重工业的投资占当年全部工业投资的89.2%，而苏联的重工业同军事工业关系特别密切。[8]另一方面则是畸形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导致各类民用品严重短缺，甚至出现公众“排队买食品的时间比生产食品的时间还要长”。[9]勃列日涅夫后期，在苏联军事力量空前膨胀的同时，国内竟然出现了“短缺经济”的状况。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在国内发出要认真解决经济问题（甚至包括食品短缺）的政治呼吁。1979年7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试图进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改革。姑且不论这项计划本身是否真能改善苏联的经济状况，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的行动几乎完全破坏了苏联经济改革的外部环境，西方国家宣布对苏联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和禁运，苏联在政治上也非常孤立，它的国际环境严重地恶化。1980年12月，苏共中央公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草案，其中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都低于过去几个五年计划。显然，苏联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同时又缺乏调整政策的基本外部环境。

虽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均面临严峻的局面，苏联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并没有打算彻底放弃其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在他们看来，苏联在世界上正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即各方面都具备了使苏联发动“历史性进攻”的条件，“当代强大的革命力量已经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侵略者及新老殖民主义黑暗势力进行无法阻挡的历史性进攻”。[10]所以，苏联领导人在其内外政策面临挑战时，只不过企图通过有限地调整对外政策来大致改善苏联两面受敌的战略处境，同时减轻国内经济面临的压力。正是这种逻辑促使苏联采取了两个重要的外交行动。一是1982年3月16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宣布，苏联单方面暂停在欧洲部署SS-20中程导弹，并停止用SS-20导弹更换已部署的SS-4和SS-5型导弹。他说，应该“注意苏联和美国之间关于限制和减少战略核武器协议问题对世界的命运，对于减少世界战火的威胁的意义”。[11]另一个重要行动是勃列日涅夫在一周后（24日）选择在中亚地区发表上述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

从上述背景中可以大致看出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有两个特征。首先是他的讲话内容表明，苏联的对华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它打算根本改变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和放弃在这一地区谋求战略优势的企图；其次是在政策的优先次序上，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性低于保持欧洲战略武器优势的重要性。例如，有关暂停在欧洲部署战略武器的谈话发表在先，而且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全国工会会议上，苏联领导人通常会在这样的场合发表比较重要的对外政策谈话。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发表在后，是在中亚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府。如果比较了解苏共政治文化的某些特点，通常可以从这种安排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领导人此次调整对华政策的行动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处位置并不是很高，不是苏联政府的优先考虑，很可能更多地是为了大致缓解苏联面临的安全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争取改变正在形成中的不利的战略地位。但是它并不准备为此根本放弃扩张政策，因此也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当然，这种政策调整也不是因为国内政策发生了什么足够重大的变化。这两个特点大致决定了苏联当时不可能接受中方提出的消除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要求，因此其政策调整很难成为导致中苏关系出现突破性发展的主要因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分析了以勃列日涅夫“三二四”有关讲话为标志的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国内外宏观背景。不论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还是从目前已经出现的研究成果看，仅有这种宏观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根据这种宏观分析还不足以对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原因、特点和变化程度等做出细致准确的判断。最新的研究表明，苏联的外交决策体制中，存在着复杂的机构之间和人员之间的矛盾，这些机构或人员同勃列日涅夫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或亲或疏的关系。[12]在苏联的体制中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三二四”讲话并不是经过体制内有关机构系统的讨论并达成共识后才发表的。当然，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发掘新的档案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只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更为合理地界定和评价这次苏联对华政策调整的含义和限度，更全面地理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而更合理地评价中国随后进行的有关政策的调整。

第二节 打开“正常化”之门

中国方面对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的直接反应可以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官方出版的年谱类文献中得到部分印证。

根据《邓小平年谱》和钱其琛的回忆录记载，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发表的当天即3月24日或第二天即25日，邓小平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13]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的回忆提供的情况是，外交部内部先讨论了讲话，然后黄华本人第二天（很可能是25日下午）当面向邓小平汇报了外交部讨论的结论并请求指示。邓小平当时即指示：外交部应立即做出反应，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千里之外。[14]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于3月26日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15]黄华认为这是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方面的“初步回应”。

确定邓小平主导中国回应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这涉及如何全面理解中国决策系统对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反应。如果按照钱其琛的回忆，外交职能部门在邓小平发出指示前似乎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没有反应或无所作为。黄华的回忆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外交部内部的讨论情况，而邓小平是在听取外交部领导人的汇报后才做出决定的。由于都是当事人回忆，何者符合实际情况，需要进一步考证。根据黄华回忆，外交部分析认为，苏联调整对华政策是迫于客观形势，包括苏联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处于不利地位，美苏军备竞赛导致军事对峙更加激烈，以及苏联国内经济困难，等等。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只是示好的姿态，很难根据这个讲话了解苏联的真实意图。不过讲话还是包含了积极的成分。他们建议以此为契机缓和中苏关系，使之逐步走上正常化。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二是增强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回旋余地。[16]

如果未来公布的档案能支持黄华的回忆，甚至提供更多的细节，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外交职能部门如同1979年中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期的看法一样，在推动缓和中苏关系和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方面是比较积极的，对外交行动的事务性层次有比较周到的考虑。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决定做出的回应则是初步的，而且很可能是试探性的和留有余地的。作为需要总揽全局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心中很可能有不同于他人的轻重缓急的战略排序。4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他请后者转告勃列日涅夫，中国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苏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例如从柬埔寨、阿富汗问题上做起，或者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做起。没有这样的实际行动，中国不赞成。[17]这是后来中方提出的所谓消除“三大障碍”问题的最初表述，意即在中国决策层正式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之前，邓小平已经有了自己比较明确的看法，并且向苏方转达过。

这里有必要分析中国决策系统中的上述特点，即政府职能部门和最高决策之间在缓和中苏关系并争取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上有共识，但在思路和做法上是有差别的。前者不论基于什么原因，显然更关注的是国家关系层面的各种问题；后者关注的重点则是根本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和战略地位，关系正常化与否以及何时实现等，要为国家的安全战略服务，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服务，要取决于中国本身面临的战略性问题能否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的谈话已经表明了中国最高决策者这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灵活度，即三大障碍问题可以一个一个逐步解决。如果只是按照谈话中的先后顺序的排列，可以大致推断邓小平这时首先关心的是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当然这个推断准确与否取决于这个间接资料本身的可靠程度。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顺序的表达即使是有意的，其意义也比较有限。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外交部门的分析大致反映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中苏关系的讨论和形成的基本倾向和特点，即应该采取措施来缓和与改善中苏关系，同时对苏联很不信任，对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调整对苏政策，总的看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种倾向和特点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背景。

如同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许多阶段一样，这一时期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而不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开始相继发生变化。简而言之，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重视已经长期执行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一些主要问题的重大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客观上至少也需要相辅相成，对外政策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对于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同样也是根本性的。根据中国领导人长期一贯的思维逻辑和论述框架，如果他们不能合理和有说服力地论证诸如“时代”、“形势”、“格局”、“力量对比”、“外交基本方针”等认知结构中的基本概念，并提出和有效地执行相应的政策，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也无法确定并得到广泛支持，至少也会比后来看到的要困难得多。

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主要是由国内政策重大变化而引起的对外政策转变，通常都是滞后的，而且并不会立刻反映在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要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一样，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必须清除此前极左外交的影响，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新的政策。实际情况表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是缓慢实现的，落后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剧烈变化，相关认知框架的变化更为缓慢，而对苏政策的转变可能是其中最为滞后的。

中国极左外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一种教条、僵化甚至极端的态度；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基本估计和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否认或不重视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在政策上“四面出击”和四面树敌。[18]当时在这种框架中勾画出来的世界基本图景，必然是极度紧张和充满战争危险的。特别是对国际紧张局势的认知同国内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紧张环境互相促进，互相强化，造就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即保持高度的警惕和紧张的战争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世界战争或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上述战略及其赖以产生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导致中国领导人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改变对苏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在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定对中国领导人改变对外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根据中国战略思维的基本特点，其影响至少包括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第一是需要回答是否会有相对比较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问题。

早在1975年初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适当调整了对爆发世界大战的估计，认为“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意即有可能推迟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此一调整得到毛泽东同意。邓小平当时据此说明，“五年以内打不起来”。[19]不过很难证明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达到何种程度，不少资料表明，他们仍然认为中国面临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安全威胁。事实上，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以及随后中国政府的主要媒体发表的评论看，中国领导人明确地表示，他们相信存在着大规模战争的危险。1979年2月对越作战期间，由于获得了比较准确的情报和苏军的确没有采取任何敌对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一度对苏联威胁的估计有所缓和。但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他们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迅速强化。

随之而来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认为存在战争危险和严重的安全威胁，那么中国能否通过制定和执行恰当的战略和政策，塑造一个适应中国发展战略的安全环境和对外关系结构。中苏关系紧张和对苏联威胁的严重担心，是中国决策层在20世纪70年代断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大规模外敌入侵不可避免，甚至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等的重要原因。那时中国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战备，就是为了应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当时差不多都对苏联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怀着深刻的警惕。

观念的相对稳定决定了人们的认识经常落后于现实。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的思路是，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通过执行适当的对外政策，为中国赢得一段发展经济的和平时期。结果是这个时期中国外交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却趋向严峻，认为苏联威胁至少是没有减轻，中国甚至面临苏联入侵的威胁。正是因为仍然认为苏联威胁很严重很危险，所以中国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时期制定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在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和加紧经济建设。其中的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对苏联。[20]中国继对越作战之后，又采取了一些重大的行动，包括参加美国主导的对苏联的制裁，如不出席莫斯科奥运会等；1981年夏季在华北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及为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做出更为坚决和巨大的努力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担心达到何种程度，以及他们确实在认真准备应付苏联的威胁。

显然，中共中央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虽然带动了对苏政策变化，但远不能说这个变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重大的。中国领导人为了确保工作重心顺利地转移，甚至有可能宁愿用更多的外交和其他资源来防范所谓的苏联威胁，以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历史进程的戏剧性也许正在于此。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很可能同样导致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滞后。从历史上看，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决定“一边倒”向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宁愿选择苏联式的发展模式。1949年夏季，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之所以能够为中苏同盟奠定基础，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决心要“走俄国人的路”。很多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上。实际上在四十多天的访问中，刘少奇只同斯大林会晤了六七次，其余很多时间是在参访苏联政府和企业等。人们能看到的，是他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和贷款，无法直接看到的，是他已经装在脑子里的苏联发展模式，但这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因为后来新中国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开始国家重建的。其影响，包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至深且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进程看，中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与1949年正相反，实际上是从否定苏联模式而开始了改革的长征。这既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当时一些重要事件造成的。从目前能够获得的资料看，1978年夏季中国派出的大批出访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访问团。该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5日考察了西欧五个国家，随后撰写了详细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此后，邓小平本人又专门听取了谷牧汇报，并做出指示。在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中国领导人再次讨论了如何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21]会议讨论的详情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而言，最有意义的是会议确定的向西方学习的方向，这几乎是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推行现代化战略的时候，很难从积极的方面对中苏关系予以重视。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重新肯定向西方学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它的确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处理中苏关系的关注程度不高，但另一方面也清除了改变对苏政策的一个巨大障碍，为改善中苏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逻辑。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中国以往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甚至否定。由于毛泽东后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同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必然导致重新评价论战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伴随着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国报刊逐步开始公开讨论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并批评对待社会发展道路的教条主义的态度。这场讨论的主要倾向是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普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并不能垄断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同样其他国家也不能垄断，并用它来确定其他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各项政策，给其他国家贴上属于什么“主义”的标签。这种认识自然会延伸到中苏关系领域，并从根本上否定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合法性。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胡耀邦就曾经说过：“应该把（苏联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分开”。他认为，说苏联搞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不充分。据当事人回忆，胡耀邦的观点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22]

显然，当中国领导人以开放的姿态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时，他们已经为终止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提出了合理的逻辑。而且随着对“文革”的否定，他们也逐渐停止了对所谓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些基本的变化对改变对苏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将意识形态争论作为中苏关系的内容，当然意识形态争论更不可能再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障碍。由此可以推断，勃列日涅夫在“三二四”讲话中表示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对中国对苏政策的调整应该不会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从两个关键的方向上，决定了中国对苏政策转变的进程和时间表。总的看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显然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但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在一个时期里没有花足够的精力考虑中苏关系问题。与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情况相比，尤其如此。从实际情况看，经常从美中苏战略三角的认知出发思考有关问题，是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制定对苏政策和处理对苏关系的主要特点，至少也是主要特点之一。很可能的是，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后中美关系出现的动荡才是中国领导人考虑调整对苏联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而且他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也直接影响着对苏政策调整的幅度。

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威胁认知的变化，与中国同美国特别是与苏联关系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20世纪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双方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等方面有共同利益。随后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将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1978年春，卡特政府终于下决心迈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美建交谈判，尽管国内事务的议程已经极为紧张，邓小平仍然亲自过问每一轮谈判情况，并做出具体指示。由于中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尖锐对立，谈判显得异常艰难。邓小平在谈判的关键阶段下决心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他在1978年11月27日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说，最重要是不要错过时机。[23]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三次会见美方代表伍德科克，亲自参加讨论双方争执不下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和中美建交草案等。由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中美双方最终签署了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从历史的进程看，如果没有共同对抗苏联扩张威胁的需要，中美在当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迅速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困难的。不过，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未能消除中美双边关系中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矛盾。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4月美国国会提出并由美国行政当局批准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中国领导人对这个法案的看法是相当严峻的，认为它的出台相当于“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24]邓小平曾因此警告美方下不为例。

里根在1981年1月入主白宫后即宣布，将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声称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包括出售高性能的FX系列战斗机。这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波动。里根政府的行动使中国领导人断定，中美关系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决定采取逐步升级的对抗措施，遏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25]中国政府相继取消了军事领导人的访美计划，并公开谴责里根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亲自向美国发出严厉的警告。[26]这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好具体准备，不惜采取使中美关系降级的行动。除台湾问题外，中美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是矛盾冲突层出不穷。

中美建交后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等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决策层在1981年初下定决心，与美国拉开距离，并适度调整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1981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荷兰驻华大使，告诫荷兰政府如果它坚持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将不惜将两国外交关系降格。中方将这一决定通知美方。有间接的文献披露，中国领导人在准备同美国摊牌的同时，也在估量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邓小平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战略地位已经改善，“如果中美关系倒退，苏联也只能凶到那么个程度吗！”[27]意即苏联对中国安全威胁的程度在下降，导致中国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倚重程度亦随之下降，所以中国可以比较坚决地反击里根政府的倒行逆施。

1月11日，邓小平审阅了外交部有关《里根政府加强与台湾关系和我对策的请示》。目前无法读到报告的具体内容，它很有可能并不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想法。他批示在“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一次”，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事，是台湾官方人士将参加里根就职典礼，外交部应就此提出交涉，并拟出对案”。[28]有间接的证据证明，邓小平当天即召见了外交部负责人，专门讨论应对里根政府采取何种反击措施。分析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表达的逻辑，大致有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是必须坚决反击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否则中国的地位和形象都会受到损害。第二，要准备不惜使中美关系倒退到1972年以前，但具体步骤要妥当，要有准备。第三，要经过曲折以后保持正常和稳定的中美关系。[29]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讨论情况和结论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看，与邓小平11日的谈话不会有什么不同。

经中方交涉，里根政府取消了台湾官方代表出席里根就职仪式的安排。2月27日，由于荷兰政府不顾中方警告，坚持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中方宣布召回驻荷兰大使，并要求荷兰召回驻华大使。5月5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将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中国政府这种做法是典型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通过打击荷兰向里根政府示警。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同里根政府展开正式的外交交涉。

邓小平决心通过强硬反击的方式来争取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他认为苏联的威胁已经不是那么严重了。至于他的根据大致应该有两种：一是认为苏联本身的威胁并不是那么严重；二是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应对威胁的能力已经有所改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些都需要档案进一步解密才能解释清楚。不过这种逻辑会影响到对中苏关系的思考，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1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时，邓小平提出有必要认真议一议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和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30]不少外交官的回忆认为，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同美国拉开一些距离的问题。这大概可以说明邓小平提出考虑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的本意，就是要调整美中苏三角关系。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分析，中国领导人的确花了不少时间讨论对外政策，不过其中涉及对苏政策的内容反映出他们的看法还是比较复杂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有必要缓和中苏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不能走得太快，否则有可能得不偿失。2月1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外政策问题，邓小平发言指出，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是建立反霸统一战线，这个格局不要变。中苏可以谈贸易，谈边界问题，但没有大的新情况出现（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的国家关系谈判就不能恢复。他认为这是大原则，不这样就会损害中国外交的大格局。[31]

客观地说，由于中国与苏联长时间处于尖锐对抗，美国在战略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即美国与苏联和与中国的关系都好于中苏关系。只要中国提出改善战略地位，就有必要考虑改善中苏关系。但是，从美中苏战略三角思考有关问题在中国对外政策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中苏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牵制，而不是相反。邓小平在初步了解美方的情况后，于6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即一定要使用“边缘政策”，不怕倒退，准备倒退，这样美国才会谨慎，中国才能争取到好的结果，即保持乃至发展中美关系。[32]总之，中国选择用“边缘政策”与里根政府对抗，目的包括了最终导致一个稳定甚至向前发展的中美关系。

从1981年夏季到1982年夏季，中美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谈判。正当中美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急剧升级，双方在进行意志较量的最紧张时刻，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三二四”讲话。邓小平要求立即做出回应，其动机可能包括了利用缓和中苏关系的姿态向美国施加压力。钱其琛在回忆中介绍了邓小平上述决定的重要背景，认为中方立即做出积极反应，是因为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会谈“取得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从实际情况看，这时中美之间还没有就谈判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取得进展，钱其琛的回忆可能在时间上有些大而化之了。不过他的回忆揭示了中国领导人此后即在当年夏季，决定采取重大步骤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相信，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33]如上所述，这一思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虽然有心利用中苏关系缓和来加强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但他们并不打算让苏联利用中国在中美关系中遇到的麻烦，在缓和中苏关系的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此外，如果回顾中国以往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的历史，就应该看到这一思路还有另一层重要含义，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认知方面的重要变化。

毛泽东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决定与苏联结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应付与美国的对抗。1969年秋季毛泽东下决心缓和中美关系，是因为极为担心他认定的苏联威胁，他甚至有可能认为，紧张的中苏关系是缓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在1978年末下决心完成与美国的建交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相信，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有必要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34]他在1979年1月访美期间，在公开场合反复谴责苏联的对外政策，并呼吁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历史表明，中国领导人很长时间里都相信，在美苏冷战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非杨即墨”，很难做到左右逢源，不可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领导人考虑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也是从根本上逐步改变他们以往在冷战影响下形成的战略思维方式的开端。

1982年5月，中美开始就美国售台武器等问题举行谈判。在夏季中美谈判进入收官阶段期间，邓小平在自己家里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改善中苏关系问题。根据参加会议的钱其琛回忆，邓小平在此次会议中提出，要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条件的。他由此将同齐奥塞斯库所谈的三点归纳为苏联应主动解决的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方案获得与会者的同意。邓小平还提出，由外交部派遣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直接向苏联方面转达中方的意图。[35]这次会议可以确定是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开始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标志。

邓小平显然在用新的思维考虑如何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8月17日，中美代表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公报中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承诺对台军售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最后解决。[36]后来的事实表明，尽管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但要发展与台湾的关系毕竟还是受到极大的限制。

“八一七”公报的签署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中国在处理中苏关系方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在8月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签订前一周，中美关系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于洪亮衔命前往莫斯科，随身携带外交部起草的说帖。综合黄华和钱其琛的回忆，可知说帖是经过邓小平亲自核准，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中方认为时机已到，已经可以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实际的事情了；第二，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做起；双方还应考虑为苏军撤出蒙古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同时中方也在阿富汗问题上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37]这是中方第一次正式直接向苏方提出解决三大障碍问题。如果回忆中的文字属实，可以看出中方对三大障碍的关切是有轻重缓急的，而且对每一个问题都留下了讨论的余地。例如，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代替苏联从边境地区撤军，这样的表述更接近建立边界信任措施，其中表达的缓和与善意是显而易见的。阿富汗问题的表述也有同样的意味。

于洪亮到达莫斯科后，即要求在中国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伊利切夫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陪同下会见了于洪亮，后者几乎一字不差地将说帖的内容当面背诵一遍。伊利切夫等表示，要待请示后才能答复。于洪亮此后前往波兰，在回程经过莫斯科时，再次会见伊利切夫，后者表示已经向上峰汇报此前的谈话内容，苏方会做出正式答复。苏联方面的决策过程尚不清楚，但结果是积极的。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递交一份备忘录作为正式答复，表示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谈判，以便“消除任何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邓小平在听取有关的报告后决定，重开中断了两年多的中苏谈判。中苏双方很快便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10月5日，谈判在北京举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此开始。

从间接公布的邓小平于9月18日下午在专列上同金日成单独会谈的资料中，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决策的内容，其中大致包含了四个方面：第一，此次中苏接触的目的是要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第二，中方提出解除三大障碍是因为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了威胁，苏联可以先做一件来表示诚意；第三，中苏谈判将是长期的，双方已经决定展开副外长级谈判，但谈到实质性问题不会容易解决；第四，中方处于有利地位，苏联比中国更急于谈出成果，因为它“日子不好过”。[38]这段谈话表明，中国领导人一方面确定了此次中苏谈判的目标就是实现正常化；另一方面这时对谈判仍然是不急于求成，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处于比苏联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条件从正常化进程中获得实质性的战略利益。这一认识导致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控制。例如在中苏谈判开始前，中国对外友协曾经请示派代表团参加苏中友好协会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即被邓小平否决。原因很可能是他不想在谈判前给对方造成中方急于改善关系的印象。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时期同时处理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实践，对中共十二大确定新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说明这一点对理解后来中国政策的发展是必要的。这些外交实践证明，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冷战的美苏两极尖锐对抗中，中国是可以左右逢源，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正常或缓和的关系，而且这对中国很可能更为有利。

对美和对苏外交对中共十二大确立新的对外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对苏联政策方面，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说：“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其次是提出并逐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将其正式写进十二大政治报告，从此决定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调。[39]这项政策显然包含着中国领导人对以往三十年同时处理与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基本经验。

这里所谓的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其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认识冷战和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等，包括与苏联结盟和对抗、与美国对抗和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与美国建交前后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要经验。中国领导人从决定缓和中苏关系起，显然已经不打算继续在冷战中扮演过去那样的积极角色，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有可能在两极格局中争取到一个超然的能够自主行动的地位。中共十二大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阶段上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节 政治磋商陷入僵局

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从1982年10月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到1988年6月止共进行了12轮谈判，可以说是典型的马拉松式谈判。

中苏副部长级特使的政治磋商第一轮于10月5日在北京举行，持续到21日，期间共举行了六次会谈。第一轮会谈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因为双方在这一轮会谈中分别清楚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也表明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都希望保持这个谈判平台，作为推动正常化进程的正式渠道。这一方面对双方了解对方的意愿和态度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双方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调控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甚至有时利用来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

中方的特使是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苏方特使是当时主管非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后者有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等中国资深外交官谈判十多年的经验，对中苏关系涉及的具体问题及其复杂程度有较深刻的了解。同时作为职业外交官，在沾染了官僚作风后似乎缺少了对重要的新信息的足够敏感，要么就是过于谨小慎微，因此在重要的外交行动中绝不越雷池一步。

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方在谈判前按照邓小平不要转弯太急和不急于求成的指示，确定了磋商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是“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值得重视的是，中方在要求苏联采取实际措施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方案，即邓小平所谓“先从一件事做起”，就是指的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40]中方为第一轮政治磋商拟订的谈判方针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界碑，它标志着中方实现正常化的政策最终形成。这项政策完整地说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第一，中苏关系正常化应该以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为目标；第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战略利益就是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和解决在地缘安全领域面临的麻烦，这可以分步骤实现，可以优先解决的是印度支那地区问题，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三，由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在中苏关系中中国的战略地位优于苏联，中国在正常化问题上不急于求成。

苏联方面的决策过程目前还不得而知。尤其需要搞清楚的是，前述邓小平在4月同齐奥塞斯库的谈话和在9月同金日成的谈话是否在政治磋商开始前已经被转达给苏联领导人。由于罗马尼亚和朝鲜都是苏联阵营的国家，同苏联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很难想象邓小平的那些讲话不被齐奥塞斯库和金日成转达给苏方，尤其是齐奥塞斯库一直在为中国领导人向两个超级大国传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一直对他很信任，谈话很少无的放矢。当然这都需要档案来证明，如果档案证明苏联领导人已经了解邓小平的谈话内容，那么可以大致断定他们对谈判也抱定了不急于求成的态度。从伊利切夫在磋商中的立场和态度看，苏方的指导思想基本没有超出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的范围。

从双方在政治磋商过程中的言行分析，可以看出中苏在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原则区别。中方是站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坚决地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作为谋求战略利益的过程，务必要达成获得既定战略利益的目标，即逐步地根本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只能建立在双方拥有基本的战略互信的基础上。

苏方则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并改善双边关系，从而缓解在亚洲方向面临的压力，因此并不希望对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做根本性调整，不想减轻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它很可能只要双边关系有所改善即可。苏方对正常化的定义很可能就是双方谈出一个作为双边关系基础的准则，然后签署一个有关这个准则的外交文件。双方的这种分歧在政治磋商中充分展现，并使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根据钱其琛的回忆，10月5日第一轮磋商开始后，钱其琛即将中方的发言集中在消除三大障碍上，强调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以便消除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他在谈判中明确说明了中方要求的优先次序，指出一下完全消除中苏之间的所有障碍是有困难的，中方认为可以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因为它对维护地区和平至关重要；其次是因为它比较切实可行，苏联只是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已。由于目前无法获知中方内部讨论的内容，所以对中方为什么在第一轮磋商中提出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苏联应采取的第一步，目前只能依据上述钱其琛的回忆来分析了，但这样的分析很可能是不充分的，还有待档案进一步解密。

伊利切夫的发言则是坚持苏方一再阐述过的原则，即第一，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能有“先决条件”；第二，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应当损害“第三国利益”；第三，重申苏联“从不威胁中国”。他反复重申苏联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继续以往的做法，建议共同制定中苏国家关系的基础文件，也可以先就改善和发展两国在经贸、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等达成协议。

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磋商过程中两位特使针锋相对，气氛有时非常紧张。不过双方显然都保持着继续磋商的意愿，所以在正式谈判之外的气氛相对轻松，中方特意安排了游览活动，以便进行私下沟通。钱其琛利用招待伊利切夫游览休闲的机会，向后者说明中方确有意愿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告诉伊利切夫，于洪亮于8月转达的口信中有重要的新内容，这表明了中方希望认真地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些事情。例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中方的措词包含着双方承担义务后撤军的含义；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方的措词是只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不涉及苏越关系的其他方面；等等。伊利切夫除了重申苏联的立场，未作其他回应。[41]

第一轮政治磋商共谈判了六次，最后一次于21日结束。此轮磋商结束后，10月24日，中方基于对谈判以及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示重视的考虑，由外交部长黄华出面会见了伊利切夫。后者借此机会继续阐述苏方的一套老生常谈，黄华则照例一一予以驳斥，并再次要求苏联为消除那些障碍做一两件实事。[42]尽管谈判中双方在阐述各自立场和反驳对方时都是唇枪舌剑，而且双方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中方对谈判的评价显然是正面的，认为能够在坦率的气氛中深入地交换意见，增进对彼此立场的了解，是一个积极的进展。

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结果依然是照例的争论和无实质性进展。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第八轮政治磋商为止，双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仍然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同时中苏任何一方都没有因为政治磋商旷日持久且毫无进展便提出中断谈判，在维持政治磋商这个对话平台的过程中，双方都展现了坚忍不拔的政治毅力。由于中苏在全球战略、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三个层次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立场，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能够长期持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国领导人的确都有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

中苏政治磋商持续数年无结果，双方都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导致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国家关系谈判，这在中苏双方都是有深层原因的。苏方从政治磋商一开始就不准备讨论涉及安全战略层次的那些问题，中方提出要消除的三大障碍，几乎每一个都涉及苏联对外政策或者说是东亚政策的全局，只要其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调整（这实际上还需要国内政策的重大改变），苏联的确是连一步都迈不出来。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在政治磋商开始后，还在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到1984年，苏联在东亚的军事力量空前地加强了。苏军在这个地区部署了140枚SS-20导弹和100多架可运载核武器的逆火式轰炸机；苏军有4艘航空母舰，其中2艘部署在太平洋地区，苏军太平洋舰队还增加了导弹潜艇和核动力潜艇。苏方一再解释他们没有威胁中国的意图，但是如此增强的苏联军事力量至少也是无助于消除中国的被威胁感。

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无自身调整全球战略的支持，也无国内政策改变的动因，甚至还受到国内政局变化的严重牵制，这主要是指苏联最高领导人因健康原因频繁更迭。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此时中苏第一轮政治磋商结束不久。从苏联对华政策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留下了一堆疑问。根据钱其琛了解的情况，“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他怎么可能集中精力认真考虑对华政策问题。就算前述9月邓小平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转达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是否有时间和精力了解和思考，都值得怀疑。由此推断勃列日涅夫“三二四”讲话后苏联对华政策陷入停滞，其可能性是很高的。实际情况也是中国方面不断采取主动行动，力图打破僵局。

中国方面如上所述，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决定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同决定“与美国拉开距离”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美中苏战略三角的思维框架有直接的关系。问题是尽管美苏冷战在这个时期有加剧的趋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中国改善中苏关系而受到影响。中国领导人这时的确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所谓“与美国拉开距离”，包含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在战略上防止被美国所利用，等等。但是，在经历了一段动荡后，中美关系从1983年秋季开始稳定并得到改善。1984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互访。这以后中美关系不仅逐步稳定下来，而且在某些领域的合作甚至出现了跃进式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清楚地表明，中国提出的“与美国拉开距离”是有其内在的限度的。它主要是指在安全战略上使中国尽可能地避免被美国利用，避免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不再重视和不想发展中美关系，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更何况，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是建立在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上的，但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的内容迅速丰富起来，大大超出了战略合作的范围，在经贸、科技、文化等广泛的领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导致中美关系的基础正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稳固。

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开始全面发展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牵制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的确是需要专门探讨的。例如中国总理赵紫阳在1984年1月访问美国期间，直接告诉里根总统，中国在同苏联对话，但是中苏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善。他在接受美国五大电视网记者联合采访时说，中国在美苏之间不会采取等距离的政策。[43]2月22日，邓小平接见了布热津斯基率领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在后者询问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否有变化时，邓小平说有变化主要是美国对台湾政策引起的，中苏作为邻国会“改善和发展一些关系”，“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变化”，除非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上迈出一步。[44]由此可以大致看出，中美关系的每一次向前发展，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在同苏联谈判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牵制了中苏关系的改善速度，甚至降低了中国领导人大幅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中国领导人从中得出的结论除了应该继续改善中苏关系以外，很可能也包含着有必要保持甚至向苏联提出比较高的条件。何况苏联的对外政策仍然被中国定义为是霸权主义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重大的外交任务，他们仍然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军事部署等视为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总之，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但中国调整对苏政策的确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即在处理对美关系中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较多的筹码，尽管这未必是中国领导人的初衷。中国调整对苏联政策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这也是1984年以来中美关系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使中国处理对苏关系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中共十二大开始推行的新对外政策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中国领导人不会体会不到，他们认识的逐步转变是后来中国对苏政策大幅调整的重要条件。

[1] 参阅《参考资料》1982年3月12日（上），第9～10页；13日（上），第5页；15日（上），第5页；16日（下），第4～5页。

[2] 《参考资料》，1982年3月25日（下），第9～10页。

[3] 勃列日涅夫：《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81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言论选集》，第55～56页。

[4] 《参考资料》1979年4月12日（下），第18～19页。

[5] 《参考资料》1982年3月29日（下），第34～35页。

[6] 《参考资料》1982年3月26日（下），第1页。

[7]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34页。

[8]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0卷，第27、32页。

[9] 参阅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第52页。

[10] 转引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0卷，第23～25页。

[11]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十七大的讲话全文》，1982年3月18日，《参考资料》1982年3月18日（上），第10～11页。

[12] 这方面的新近研究可参阅拉钦科《苏联外交机构的干部更替与对华政策（1985～1986）》，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第525～537页。

[1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06页；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14]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8页。

[15] 《人民日报》1982年3月27日。

[16]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7～358页。

[1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15页。

[18] 可参阅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23～24页。

[1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191页。

[20]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240页。

[21] 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5～6页；谷牧：《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酝酿和起步》，《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第21～25页。

[22] 马叙生：《结盟与对抗均不可取》，第61页。

[2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1页。

[2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08页。

[25] 参阅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231～238页。

[26] 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

[27]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133页。

[2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05页。

[29]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134页。

[3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08页。

[3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1页。

[3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48页；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第135页。

[33]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4页。

[34]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5页。

[35]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页。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人民日报》1982年8月18日。

[37]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59页；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8页

[3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1页。

[39] 这项政策最初是胡耀邦于1982年9月1日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提出。赵紫阳在1984年5月1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和1986年3月25日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全面阐述了这项政策，并在后一个报告中正式完整地使用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表述。

[40]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页。

[41]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16页。

[42]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0页。

[43] 参阅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第161～162页。

[4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62页。

第三章 双边关系逐步改善

中苏关系并没有因为政治磋商陷入僵局便裹足不前。在这个过程中，两国的政局变化对它们各自的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在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过程中，中方显然做出了远比苏方更为主动和积极的努力。这部分地是因为中国的决策层团结和决心坚定，以及国内改革方向明确且政局稳定。苏联方面则正相反，苏联最高领导人相继辞世，导致国内政局复杂化，各项政策停滞不前。所以这个时期中方的努力成为中苏关系缓和与改善的主要动力。这个时期中苏间在政治、经贸、文化科技和较高层级的人员往来都不断扩大，各领域关系的持续改善和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造成了日益稳固的基础，也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第一节 “葬礼外交”

中苏政治磋商陷入僵局后，中苏关系并没有因此便停滞不前。在缓和与改善两国关系的过程中，中方显然做出了远比苏方更为主动和积极的努力。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中国决策层决心坚定以及国内政局稳定。实际情况是，在苏联国内政局因最高领导人相继辞世变得复杂化的时期，中方的努力成为中苏关系缓和与改善的主要动力。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政府宣布勃列日涅夫逝世。中方很快做出重要决定，利用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机会，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利用一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逝世的机会试图打开国家关系的政治僵局，在中苏之间是有先例的。如前所述，在1976年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逝世时，苏联曾经通过吊唁活动尝试改善中苏关系，当时未获任何积极成果。此次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共中央首先发出唁电，并送了花圈。外交部建议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和外交部长黄华前往苏联使馆吊唁，向苏方表示深切哀悼，并表达希望中苏两国逐步实现正常化的愿望。[1]同毛泽东去世时苏方的吊唁活动相比，中方的规格基本相同，在表态上更积极一些。外交部的建议获中国决策层批准并付诸实施。苏方对中方的行动表示欢迎，苏联媒体也做了积极的报道。

中方的第一轮行动是带有试探性的。很可能是双方之间出现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领导人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苏联宣布11月12～15日为哀悼日，15日为勃列日涅夫举行国葬。中国领导人决定派遣外交部长黄华率领代表团，专程前往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国葬。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部苏欧司司长马叙生、副司长王荩卿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李凤林。根据黄华的回忆，外交部在代表团行前上呈此次参加莫斯科国葬的工作方针。它们包括：第一，以改善中苏关系为主调，不主动谈分歧，不直接提三大障碍，不搞正式会谈；第二，对勃列日涅夫只评价其正面作用，肯定他生前多次表达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态度；第三，强调中国真诚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主张以务实的态度和方式逐步正常化；第四，吊唁时强调中苏传统友谊；第五，祝贺苏联新领导人就职，并转达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问候；第六，不涉及两党关系，不参加苏联阵营国家的多边活动。[2]外交部的建议获中共中央批准。

为确保中国代表团能及时参加勃列日涅夫的国葬，中国为代表团准备了11月14日前往莫斯科的专机，这反映了中方对此次外交行动的重视程度。13日晚，黄华在离京之前专门打电话给邓小平，在报告行程安排和准备工作的同时，请求进一步指示。邓小平在电话中对原定方针做了补充和修改，其内容包括：代表团要进一步阐述中国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主动拜会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并进行坦率的对话；会见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时，要表达希望新领导人用新的努力来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还提出，为了使苏联公众了解和重视中国代表团此行的意义，要用外交部长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直接播出中方的立场。[3]当然，代表团的任何行动也就不可能脱离北京确定的界限了。

现在还无法完全解读邓小平做出上述指示是基于何种考虑，从字面含义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即邓小平的谈话凸显了他对消除三大障碍的重视和对以往方针的坚持。他显然希望黄华此行能更为准确和清楚地表达中方的原则立场，避免礼节性的活动模糊了焦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再次证明了邓小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战略问题的关注和坚持，他断不能允许任何外交程序和事务性的交往导致正常化进程的失焦。这个事实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上述黄华所说的中共中央批准的外交部的建议，并未经邓小平本人直接定夺；第二种可能是经过第一轮吊唁活动的试探，邓小平决定利用参加葬礼的机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14日清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邓小平随后不久又做出进一步的决定。根据钱其琛的回忆，邓小平指示新华社要发一个简短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既不能简单地批评，也不能只说好话。[4]如果钱其琛的回忆准确的话，可以说这一指示同外交部的建议相比，显然是增加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方恶化中苏关系的批评。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以黄华名义发表的谈话稿，并于当天播发。这份谈话稿在反映外交部建议的词时，对中苏关系做了大略的回顾，其中隐含了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方恶化中苏关系的批评，以及希望苏联新领导人做出新的努力来改善中苏关系。与外交部建议的另一处不同是，谈话稿明确提出了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5]

黄华到达莫斯科机场时即被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告知，中共中央有特急电报，他到使馆后看到了特急电报和新华社播发的谈话稿全文。黄华立即理解了谈话稿的内容与外交部建议的区别之处。至于特急电，则是指示黄华应根据谈话稿的精神表态，此外还对原定方针做了两处修改。一是黄华以外长身份主动要求拜见葛罗米柯，争取举行一次外长级政治会谈，意即利用这一机会，直接将中苏政治谈判的层级从副外长级升至外长级。二是在会见安德罗波夫时，要明确表达出中方对苏联新领导人是寄予希望的，意即表示中方愿意同苏联新领导人打交道。[6]以这个急电为标志，中方“葬礼外交”的指导方针最终形成，它为黄华在莫斯科的外交行动确定了基调，表明中方希望通过“葬礼外交”，为改善中苏关系取得更积极的成果。

根据中方的有关回忆和报道可以大致断定，中方的“葬礼外交”得到苏方积极的回应。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是“热情友好”的。苏联媒体对中方的言行作了比较多的报道，这有利于使苏联公众了解中方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和行动，从而改善中国在苏联公众中的形象。安德罗波夫接见参加葬礼的各国来宾时，对黄华的礼遇也是突出的，使黄华有时间利用这次礼节性的会面，转达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不知因何缘故，虽然有中共中央的指示，黄华后来未能单独见到安德罗波夫，因此这次礼节性会面显得特别有意义，苏方曾经找黄华认真逐句地核对了中方的谈话内容。苏方的这些行动很可能部分地反映了苏共新领导人对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视，同时也是对中方“葬礼外交”的试探性回应。

黄华在莫斯科期间取得的最重要进展，是在11月16日下午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正式会谈，这是二十年来中苏外长第一次政治性会谈。根据黄华回忆，他一度对会谈可能打破僵局产生过希望，尽管代表团事先预计会谈不大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由此可见葛罗米柯表现出的积极态度。黄华在会谈中重申了苏联需要消除三大障碍，他并没有表达苏联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而是期待葛罗米柯在苏方从中苏边界撤军方面有所表示。但是，葛罗米柯一方面明确排除讨论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并没有表示苏联有从中苏边界撤军的意愿，虽然他说苏联可以做所有取决于苏联的事情来推动正常化。他强调中苏可以从那些没有争议的问题做起，如发展贸易、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黄华认为这些双边往来可以逐步安排，但对实现关系正常化来说意义不会很大。[7]会谈最终未能取得中方界定的那种实质性进展，但为推动中苏关系改善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气氛。

这里需要指出，比照黄华和钱其琛等人的回忆，他们陈述的事实在反映中方政策变化方面是有一些差别的。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方在于洪亮于1982年8月访问莫斯科时转达的口信中，已经对苏方消除三大障碍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这一点有所表达，即“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从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做起”。[8]钱其琛在第一次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就向苏方明确且足够详细地提出，苏方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他在私下向苏方详细解释说，从这个问题入手至关重要，因为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破坏了那里的和平与安宁，也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另外苏联劝越南撤军不涉及苏联撤军问题，故对苏方比较现实可行。他说这是实现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但没有说苏方如此做了，中方便会做出何种回应。按照钱其琛回忆中的用词，这一建议应该是中方谈判代表团拟订的方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当然是得到了决策层首肯的。[9]

在黄华有关于洪亮转达口信的回忆中，并没有上述有关建议苏方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的内容。而且黄华在回忆“葬礼外交”时说，他在同葛罗米柯会谈时，对苏方如何消除三大障碍并没有指出具体的设想，他本人则期待苏联在撤退中苏边境驻军方面有所表示。[10]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团成员马叙生的回忆为黄华的说法提供了佐证，他说葛罗米柯与黄华都强调了中苏关系的重要性，黄华表示三大障碍中“任何一个如能得到解决，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马叙生认为这是中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首次表现的松动姿态”。[11]马叙生长期参加中苏谈判，他的判断有参考价值。这里的问题是，他认为中方首次表现出松动姿态指的是“任何一个如能得到解决”这句，还是“就能使关系向前迈进一步”这句。毕竟在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中方在要求苏方可以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先做一件事时，并没有说明中方因此会做出何种回应。从中方当事人这些回忆中至少可以看出，中方在1982年10月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中提出苏联可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个建议，很可能并不是在战略层次进行全面衡量后做出的决定，澄清这点对理解中国政策的调整是有意义的。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那些回忆出现如此大的差别，需要档案进一步开放才有可能解答清楚。

第二节 政治关系缓慢改善

不论如何评价中方“葬礼外交”的影响，中苏双方领导人在这次外交行动中展现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是确定无疑的。中国最高决策者直接参与了“葬礼外交”决策的全过程，甚至在一些重要行动中亲历亲为。苏联新领导人同样高度关注改善中苏关系的这次机会。葛罗米柯在与黄华会谈前面见了安德罗波夫并直接获得了后者的指示。他本人告诉黄华，他是代表安德罗波夫表示，苏联主张改善中苏关系。双方虽然没有在消弭战略层次的分歧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但都清楚地了解了对方决策层的确有诚意来改善两国关系。这种互信的形成对改善中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在这次外交活动之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的政策开始逐步发生变化。

苏联新领导人确实在采取一些措施，试图逐步消除中方的战略疑虑，尽管那是远远不够的。这首先表现在安全领域，苏方虽然没有采取行动消除三大障碍，但也没有采取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甚至还有一些象征性的措施。

1983年春季，美苏就在欧洲地区削减中程导弹部署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国际舆论注意到，中国正关注着美苏在谈判中的立场，因为中国会担心如果美苏达成协议，苏联有可能把从欧洲削减下来的中程导弹转移部署到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从而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12]同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美苏一旦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苏联将削减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并加以销毁，而不会转移到其他地区。他明确说这样中国就没有理由担心了。[13]中国领导人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长期认为“大国妥协，牺牲中国”几乎是不会改变的规律。客观地说，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的这种疑虑是有积极作用的。实际上中方对安德罗波夫的这部分谈话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和苏联过去坚持要把欧洲削减的导弹移到东亚的态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14]当然，从这一评价的用语本身也可以看出，中方的肯定是有限的。

上述安德罗波夫谈话包括了两部分内容。除了关于美苏削减在欧洲地区部署的中程导弹谈判问题外，他还专门谈到中苏关系，认为中苏关系“出现了某种积极的趋势”，而且双方在“进一步扩大贸易、安排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在文化、体育联系以及其他联系方面还可以做许多事情”。关于三大障碍问题，安德罗波夫说：“在对待某些国际问题上，对同某些国家的关系的态度上，我们同中国之间还有不小的分歧。但是，我们坚定地认为苏中关系的安排不应当给第三国带来损害。”[15]

《人民日报》8月28日摘要转载了安德罗波夫的谈话，这是一个非常的举动，表明中方对安德罗波夫谈话的重视。但是其中没有转载安德罗波夫谈话涉及三大障碍的部分，只是将其概括为：“安德罗波夫在谈话中对中苏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只字未提，却仍然坚持所谓的在确定中苏关系时应‘不损害第三国’的立场”。[16]邓小平在27日会见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对安德罗波夫的这部分谈话几乎持完全否定态度，他说安德罗波夫说中苏谈判不涉及“第三国”这一句，就是“拒绝了中苏谈判的基础”。[17]

不过中国领导人很快释放出了不同的信息。9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欢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肯定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是“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这是值得欢迎的”。他同时指出“正常化道路上还存在一些障碍”。[18]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公开地回应安德罗波夫的谈话，塔斯社和苏联各大报均报道了李先念的这一讲话内容。中方的这一正式表态很可能是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即将访华释放的信息。

贾丕才于9月8～16日访华，公开的理由是为即将开始的中苏第三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做准备，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首次邀请苏联副外长正式访华，尽管贾丕才本人已经以其他各种身份多次访华。从贾丕才在北京的活动和离华时发表的言论看，他访华的目的是代表安德罗波夫政府探讨推动中苏政治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不仅限于第三次副外长级政治磋商。目前还不能获知贾丕才访华双方会谈的详情，但从公开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一些变化。例如，中国外交部说，贾丕才访华将谈双方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参考资料》在这期间刊登了长篇综合报道，称苏联对新疆地区广播中的反华内容大大减少，并有不少对中国情况的“客观”报道。[19]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期间，中方未在苏联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一事上采取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的立场。贾丕才在离华时发表谈话说，会谈是务实的，“中苏两国的关系还存在着障碍，这是不能回避的”。[20]显然，这次访问至少是增加了双方对对方改善中苏关系意愿的信心。例如，邓小平在9月24日同金日成谈话时，对他一个月前对上述安德罗波夫谈话的评价做了重大修正。他说安德罗波夫对三大障碍涉及“第三国”的表述已经有变化，即从“不要涉及第三国”改为“不要损害第三国的利益”。[21]

苏联对华政策的这些微妙变化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反映了苏联新领导人面对日益被动的战略处境，有意尝试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外政策。如前所述，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苏联推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已经走到尽头，确实难以为继了。美国则正相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经济全面回升，军备不断加强，处境获得很大的改善。1983年3月23日，里根向美国公众作题为《和平和国家安全》的电视演讲，提出了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所谓“战略防御计划”，从而向苏联发起了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攻势。6月15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经里根批准，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全面阐述了里根政府的对苏联政策，其核心就是要用各种方式重新确立对苏联的战略优势。[22]里根政府随后开始在各个领域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宣布如果苏联不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中做出让步，美国将于当年底开始在西欧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安德罗波夫政府曾经提出所谓的“同等裁减建议”，即苏联把部署在欧洲的SS-20型中程导弹减少到162枚，结果被里根政府拒绝。11月14日，美国开始在英国部署第一批陆基巡航导弹。23日，苏联宣布退出谈判。美国随即开始在西欧大规模增加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对苏联来说尤为严重的是美国的主要盟国对里根政府的政策表达了几乎是一致的支持。

里根政府的行动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欧洲，几乎摧毁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推行欧洲缓和政策所取得的那些进展。加之苏联推行过度的扩张政策，造成它在国际社会中处境孤立。面对这种局面，安德罗波夫政府试图在一些领域做出妥协来改善苏联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其中包括改善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及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在军事安全领域开始有所松动，对中方做出上述和解的表示，是苏联调整对华政策的一种反映。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两国政治交往的层级不断升高，这种变化反映了两国关系改善的程度。在勃列日涅夫葬礼期间，中苏举行外长级正式会谈之后，中苏开始酝酿更高层级别的交往，具体考虑是中方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但此次访问尚未成行，苏联国内政局因为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逝世而出现新的变化。中方此次较早获悉安德罗波夫病重的消息，并很快在安德罗波夫逝世期间采取重要的外交行动，派遣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前往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这一决定已经再次升高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层级。

万里参加葬礼期间，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这是二十年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副总理级的会谈。这期间，苏联新领导人契尔年科明确表达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苏方曾经通过中国驻苏联使馆询问万里，是否有意同契尔年科会晤。在代表团起程前，邓小平曾指示不要主动要求同苏联新领导人会谈，如苏方提出这类建议，可应邀参加并听取意见。同黄华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时中国领导人的积极态度相比，这次的决定显得比较谨慎。

根据中方代表团成员回忆，在苏方提出上述建议后，万里回复说中方的态度是“客随主便”。苏方对这句“客随主便”的理解是，中方无意同契尔年科会面，因而未做进一步安排。[23]如果回忆的情况属实，那么可以说中苏更高层级的交往本来是有可能提前一年多时间的。之所以未能如此，原因则在于中方的决策和执行中的判断和尺度掌握，这种相对慎重的决定一方面可能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情况不甚了解，后者曾经参与处理过欧洲事务，从未访问过亚洲国家，中国领导人同他没有什么交往，并认为他比较平庸且身体欠佳，“属过渡性人物，不可能有大的作为”。[24]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中苏正常化进程的看法。中国总理一个月前刚刚访问美国，中美正在就里根总统4月访华进行磋商和安排，这种情况下适当控制中苏关系升温的速度，是有理由的选择。当然这些都需要依据更多公开的历史文献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找到答案。

1984年12月陈云在中南海会见阿尔希波夫

1984年12月21～2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从现有的资料看，阿尔希波夫访华是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开始策划的，而且可能是苏方主动提出的。根据阎明复回忆，阿尔希波夫本人曾经告诉他，苏联方面最初提出，阿尔希波夫以苏联驻华使馆客人的名义访华，征询中方是否同意接待。中国外交部的答复是，希望阿尔希波夫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而不是苏联驻华使馆的客人访华。[25]中方邀请阿尔希波夫的决策过程尚无法完全了解，最终发出正式邀请是万里在莫斯科期间。当时阿尔希波夫多次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向中方表达他希望访问中国的强烈意愿。万里则是在同阿尔希波夫会谈时，正式提出邀请阿尔希波夫访华的。[26]实际上，万里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安排为苏联新领导人上台后继续推动阿尔希波夫访华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毕竟是中国副总理首先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同中国很多资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对改善中苏之间的气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双方并未就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取得任何共识，但是同意共同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向前发展。12月28日，中苏双方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等三个重要文件，并同意进一步谈判签署长期经济贸易协定。阿尔希波夫访华本身就表明两国政治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三个协定的签订则为恢复中苏之间的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奠定了基础。

1984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举行了正式会晤。有间接的资料说明，中苏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正式会晤就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建议。[27]当时是吴学谦首先去苏联代表团驻地访问葛罗米柯，然后葛罗米柯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访。双方会晤大致是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毕竟开始了两国外长在第三地正式会晤的进程。从这次会见后，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会晤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交往机制。后来的发展证明，在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这个机制对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83年开始，中国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的轨道。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政治交往的级别越来越高。中国同这些国家议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也得到恢复和加强。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86年，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和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相继访华，使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全面改善的局面。这些变化固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和这些东欧国家共同做出了积极努力，不过，由于这些东欧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盟友，苏联同这些国家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苏联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放松对这些国家改善对华关系的控制，也是这些东欧国家改变对华政策和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原因。很有可能的是，苏联甚至希望利用这些东欧国家改善对华关系来影响中国的对苏政策。[28]

第三节 恢复经贸科技文化合作

1982年夏季以后中苏政治关系的进展虽然缓慢，但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气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落实，同苏联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内在需求。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中苏在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1983年中苏第二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双方达成协议，恢复互派留学生，并于当年秋季互派了10名留学生、研究生到对方大学学习。[29]这多少有些象征意义，但大门毕竟就这样打开了。此后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两国各有14所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1984年12月阿尔希波夫访华后，由于双方签署了三个重要协议，中国国务院所属的几十个部委和一些省市分别同苏联的相应机构建立了联系，双方开始通过这些渠道进行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两国的各类机构如工、青、妇和其他民间团体也按照协议展开交流，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1985年7月，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1986～1990年换货和支付协定，以及在中国建设、改建工业和其他一些项目的合作协定。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再次访华，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两国在经济、贸易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

两国经贸关系有明显的恢复和增长。据统计，1982年两国的贸易额为6亿瑞士法郎。从1983年起，中苏的经济贸易关系明显开始加强，贸易关系回升也比较快，到198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46亿瑞士法郎。[30]1986年3月，阿尔希波夫第二次访华，参加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双方在这次会议中签署了《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另外阿尔希波夫在访问期间还同中方签订了《中苏两国关于互相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议定书》。这些协定的签署促进了中苏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苏经贸关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东北地区同苏联东部边疆地区之间的地方贸易的恢复与发展。1982年10月，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开始时，双方就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就边境贸易问题举行过会谈。从1983年开始，中苏边境地区的贸易开始迅速地发展。4月10日，中国边疆省份如内蒙古自治区就与苏联的毗邻地区签订了两个有关恢复两国边境地区贸易的协定。当年中苏在中亚毗邻地区开放了两个边境口岸，以利于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根据中方的统计，1988年中苏边境贸易的总额达到8亿瑞士法郎，约占两国贸易总额的1/8。

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以及东北边疆地区落实改革开放政策必然导致的打开中苏边境贸易的强烈要求，促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支持发展中苏边境贸易。胡耀邦在1984年8月到黑河考察时说，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往来不必等待两国政治谈判的结果，黑河要同深圳在对外开放方面“比翼齐飞”。[31]在苏联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苏联远东地区的地方领导人积极主张发展同中国的边境贸易，认为这有利于解决苏联远东地区的物资紧缺问题。[32]中苏边境地区的经贸发展对两国中央政府的政策和中苏政治关系总体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总体上看，1983年以后中苏两国的政治关系在缓慢改善，例如两国的高层互访达到了副总理层级，形成了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正式会晤的机制，等等。但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的交流及人员往来等，都获得了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双方关系的发展势头强劲，政治与战略安全领域的僵局不仅没能阻碍经贸领域合作的发展，倒是经贸领域持续加强的合作凸显了政治关系的滞后和这种滞后的不合理性，并在实际上为解决两国间的政治难题创造了条件。其实随着中苏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越来越像一个人为制造的假命题，越来越凸显了它是为解决中苏关系中一些战略问题而设定的目标，而客观地看中苏关系发展的进程，“正常化”作为政治问题很有可能被逐步边缘化。

[1] 《亲历与见闻一黄华回忆录》，第360页。

[2]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1页。

[3]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1～362页。

[4]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0页。

[5] 《人民日报》1982年11月15日。

[6]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3～364页。

[7]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8～369页。

[8] 钱其深：《外交十记》，第8页。

[9]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11～13页。

[10]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367页。

[11]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6页。

[12] 《纽约时报》1983年3月2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83年3月4日（下），第4页。

[13] 《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问》，塔斯社1983年8月26日电，转引自《参考资料》1983年8月27日（下），第3页。

[14] 《人民日报》1983年9月17日。

[15] 《参考资料》1983年8月27日（下），第4页。

[16] 《人民日报》1983年8月28日。

[1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26页。

[18] 《人民日报》1983年9月3日。

[19] 《参考资料》1983年9月9日（下），第6～9页。

[20] 《人民日报》1983年9月17日。

[2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36页。

[22] 参阅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第879～880页。

[23] 汤世稼：《随万里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中苏关系杂忆》，《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41页。

[24]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5页。

[25] 阎明复：《忆阿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96～97页。

[26] 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第36页。

[27] 参阅周晓沛《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百年潮》2007年第12期，第16页。

[28] 参阅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5），第311～312页；王俊逸（Péter Vàtmos）《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中国与东中欧关系》，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第482～506页。

[29] 《参考资料》1983年9月6日（上），第6页。

[30] 数字引自周晓沛《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第16页。

[31]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第272 ～273页。

[32] 参阅魏丽莎（Elizabeth Wishnick）《1980年代早期苏联对中国政策延续和变化的压力》，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第507～524页。

第四章 走向“正常化”的转折

1985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季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首先，中国领导人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这凸显了中国领导人贯彻安定南疆战略的决心，以及他们对苏联威胁的认知趋向缓和。其次是邓小平将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作为正常化的标志。这些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中苏关系正常化政策的重点已经转向追求地缘政治的目标，具体地说就是明确地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为根本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条件。

戈尔巴乔夫上台导致苏联内外政策出现巨大变化。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在涉及对外政策部分中的不少内容与中苏关系有关，这些内容回应了中国方面关切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其中反映苏联领导人思考中苏关系的深度和高度最为关键的一句是：“首先我们是邻国，我们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因此就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表达了对中苏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认识。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基本的动力，也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命运。

中苏高层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认知的逐步接近，最终导致双方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终于达成协议，从而清除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最后的障碍。

第一节 打破政治僵局

1985年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关键性的一年，其标志是当年秋季中国领导人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做出重大的决定。从目前中国公布的一些间接的历史文献中可大致看出，邓小平有可能是在1985年春开始考虑有关问题的。是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出，在消除三大障碍的问题上，苏联可以先做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条。他说：“苏联人比较容易做而无任何损失的是，让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出去。”[1]从目前可以看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文献中可知，这是他首次亲自表达苏联可以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如前所述，中方在副外长级政治磋商的首轮会谈中即提出这个建议，不过后来中方在两国不同层级的交往中，对这个问题曾有过一些不同表述。这表明最初提出该建议未必是最终的决定，或者未必有明确的战略优先考虑。包括邓小平本人在谈到三大障碍时，曾经将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大规模驻军放在首位，而且在谈到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可以分几步走时，并没有提出确定的顺序。[2]此次邓小平本人亲自提出这一问题，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在发生变化。当然，这些依据间接文献的分析都需要档案公布后才能最终证实。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能有重大的改善，并且认为，只要双方都愿意，这是完全可能的”。[3]中方很快就做出回应，派遣副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中国领导人在代表团行前已经决定，李鹏争取在适当场合会见戈尔巴乔夫。根据李鹏日记记载，3月12日晚，他在从机场到下榻旅店的途中，向前来迎接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罗高寿表明，如能见到苏联领导人，他将有信息转达。值得一提的是，李鹏到莫斯科后，拒绝了当时也到莫斯科的美国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的会谈约请。

3月14日下午，李鹏会见了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会谈中说，中苏关系改善不能只局限在经济，要谈政治，提高对话的级别。李鹏则表示中苏不可能成为盟友，但可以成为好邻居、好朋友。中方参加会谈的人回忆说，戈尔巴乔夫还说希望中苏关系能获得“重大改善”。根据李鹏日记的记载，双方此次会谈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共识。[4]客观地看，如果与其前任相比，戈尔巴乔夫此次谈话的内容并无特别之处，不过接见李鹏这一行动表明，他将继续遵循安德罗波夫时期的比较积极的对华政策。

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前述邓小平4月与希思的谈话可以看作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回应。不过，邓小平在发表这番谈话的前一天，还在同到访的比利时首相弗里德·马尔滕斯谈到苏联对欧洲的威胁。邓小平在与希思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消除三大障碍可以有先后，但都要消除，因为那样做“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5]中国领导人当时很有可能认为，苏联还没有改变扩张政策。可以说，在推动中国领导人调整对苏政策方面，苏联政局变化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而且也是有限的。

中国领导人终于迈出新的一步是在当年秋天。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后者给苏联新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带口信，进一步提出在三大障碍中苏联只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具有可信性的谅解，他本人或胡耀邦总书记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他说他甚至可以破例，到莫斯科去与戈尔巴乔夫会见。[6]邓小平的这个口信还显示了中国有关政策的两个重要变化，即将正常化进程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直接挂钩；以及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访苏作为对苏联协助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的回报，以增加促使苏联做出决定的压力，也可以说是增加对戈尔巴乔夫改变政策的诱惑力。在时隔三十年后实现中苏首脑峰会，对任何有欲望成为伟人的政治家来说都是值得向往的，对戈尔巴乔夫这样个性的人恐怕尤其如此。

中方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一方面凸显了中国领导人贯彻安定南疆战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逻辑上分析也表明，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基本确定，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中国直接面临的安全威胁，至少他们不认为苏联有入侵中国的意图，所以他们不再视苏联威胁为中国的首要安全关切。这种看法何时开始成形值得分析。

在贾丕才1983年9月访华期间，国际舆论便分析指出，贾丕才曾经向中方提出双方可谈判解决双方军队从边境地区各自后撤的问题。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安德罗波夫在贾丕才访华前发表的有关谈话即提出，可以同中方谈判“共同制订和实施在苏中边界地区的信任措施”。[7]当时一些分析家也注意到，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在谈话中表示：“苏联在蒙古暂时驻军”并不是通向改善中苏关系之路上的障碍。[8]这被认为是苏联政策的一种反映，即蒙古并不反对苏联从中蒙边境地区撤军。

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建议很可能是为了改善中苏关系，选择性地回应中方的部分关切，因为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脱离接触这类信任措施最初是中方在1969年9月两国总理机场会晤中提出的。当时周恩来建议：“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柯西金当场表示赞成，但后来柯西金在回函中唯独未就此建议做出书面承诺，甚至连说明都没有。[9]这一次是中方并不打算松动立场。《人民日报》在贾丕才离开北京的当天即发表评论，要求苏联撤出在亚洲部署的SS-20导弹。评论指出，中方所说的撤退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当然也包括导弹在内”，因为这些导弹“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了威胁”。[10]中方这时提出苏联销毁在亚洲部署的导弹，显然是为了贯彻反苏国际统一战线，配合美方在欧洲中导谈判中的立场。至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到底是何种程度的威胁，并不那么重要。

此外，邓小平将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作为正常化的标志，从以往的情况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为苏联消除三大障碍开出的具体回报。这时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间不长，在国内和党内的政治地位并未稳固，可以设想中方提出这样的建议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值得向往的，因为如果能如此大幅改善中苏关系，有利于巩固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权力。总而言之，按照邓小平的这个口信，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即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越南可以做到，邓小平本人甚至以访问莫斯科作为条件，敦促苏联新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这一明显而且巨大的变化表明，中国领导人有意更加积极地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达到结束印度支那地区冲突的目的。

中国政策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需要深究。从消极的方面看，在中苏关系持续改善的情况下，中国方面的确已经有必要突出“正常化”的政治含义，以避免关系到中国战略利益的三大障碍问题被边缘化。当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也是一个因素。不过导致中国领导人决心进一步调整对苏政策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在中国的内部，主要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新发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涉及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飞跃式的变化。这些思考自1978年以来从未中断，积累到1985年夏季出现了重大的转折。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主题的思想。[11]这是中国领导人在认识“时代”问题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彻底否定了中共在所谓“时代”问题上长期坚持的主要观点。与此相联系的是，继1983年军队精简机构之后，中国决策层大致从1984年春夏开始，酝酿实施规模达百万人之众的大裁军。是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宣布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并为此阐述了不可能爆发大战争的观点。[12]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百万裁军方案和精简后的军队改革和编制。这样内容和规模的会议，不大可能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3月才开始筹备的。这次会议做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决定：（1）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考虑其轻重缓急，意即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总的比重将进一步下调；（2）对解放军进行精简，即实行百万人规模的大幅裁军；（3）在对外政策方面，彻底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确定不再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为基础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

会议期间，邓小平明确地概括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思考和结论，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这次会议的决定，对中国的对苏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在6月4日与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经过几年仔细观察和思考，中国决策层已经完成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句话可以被合理地延伸为，苏联的威胁也并不像以往被认为的那么严重。第二个转变是放弃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不在所谓“美中苏战略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13]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它可以被看作中国退出冷战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其实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实行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纠结在为所谓两个目标服务的矛盾中，用当时人的话讲就是“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战略目标”。[14]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以反苏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并希望在建立多元世界政治秩序的认知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明确承认，毛泽东后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有缺陷”。[15]

另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是，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大致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划，即争取经过七十年的努力，在21世纪中期使中国的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说中国“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16]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很有可能是促使邓小平本人下决心根本改变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关键性动力。以上所述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认知变化，必然会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思考，后来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迄今还无法得到足够的历史文献来更深入完整地分析和呈现这个过程。

除了上述中国内部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印度支那形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中美关系这个时期的变化与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1982年夏季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后，中美关系并没有立即稳定下来，双方在诸如第二个纺织贸易协议、湖广铁路债券案、胡娜政治庇护事件、美台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发生纠纷和冲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3年秋季。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中苏关系有所进展，很难说与同时发生的中美关系动荡没有关系。

1984年初到5月，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中国领导人利用中美高层互访的时机，促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进一步明确的承诺，从而为中美关系进一步扩展创造了更宽松的政治环境。美国总统里根5月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双方的军事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根据前述钱其琛回忆的逻辑，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会使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正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可以更加主动和自信地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不过，中美关系对中国处理中苏关系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方面，中国领导人相信，中美关系逐步趋于稳定并开始向更为全面的领域快速发展，为中国处理中苏关系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他们相信已经有条件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中苏关系。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对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形成了牵制，至少中国领导人认为可以更加从容不迫地与苏联打交道。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更为坚定地要从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获得战略利益，因为当时从苏联那里确实也得不到其他什么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东西，何况过于积极地快速改善中苏关系，还要冒损害中美关系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一再向美方解释，中苏关系不可能再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状况，中国不会再同苏联结盟，也不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政策，而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会继续同美国合作。顺便指出，牵制中苏关系使之不要发展太快，本来也是里根政府决定调整对华政策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5年夏，中国对外政策转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反映在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上。从目前公开的文献看，这一政策调整可能是以“安定南疆”为主要目的，争取尽快结束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和恢复印度支那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这同中国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是协调一致的，中国不可能在全力以赴地追求现代化目标时，继续无限期地接受印度支那的战争状态并使自己卷入其中。“安定南疆”的战略思考会直接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三大障碍问题的态度，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向戈尔巴乔夫转达的口信凸显了中方要尽快彻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愿望，毕竟中国同越南的边境军事冲突仍在持续，这不仅在干扰中国的发展战略，而且柬埔寨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长期被拖在其中会损害自身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政策调整并不是一相情愿的，印度支那地区形势在1985年夏季的确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越南因为深陷侵略柬埔寨的战争，给国内经济和其他方面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越南领导人已经显露出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意向。当时国际舆论对越南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做了相当悲观的分析，甚至认为越南由于入侵柬埔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从黎笋去世后越共中央很快开始在党内检讨和批评黎笋在世时的经济政策这一情况看，越共内部很有可能已经存在严重的不满和矛盾。正是在柬埔寨陷入绝境与中苏关系缓和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越南领导人不得不开始考虑并公开表示希望缓和同中国的关系。

1985年3月25日，越南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点建议。这一方案看起来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在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这个关键问题上，文字表述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17]当时有关国家对越南的这个声明普遍持否定的评价，认为越南的立场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声明发表在契尔年科逝世两周以后，越南这样做很难说不包括向莫斯科的新主人做姿态的目的，这也是分析这个声明的价值所在。6月下旬，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访问莫斯科，以便同苏联新领导人加强联系。在莫斯科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戈尔巴乔夫竟然在致辞中说，苏联和越南都希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认为这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黎笋不论是否情愿，也在致辞中表示，要恢复中越的“传统友好关系和正常的睦邻关系”。[18]6月28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苏越领导人在会谈中“涉及到了中苏关系问题”，他们相信“苏中以及越中关系的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宗旨”。[19]在黎笋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苏越联合宣言》，其中专门有一部分谈到同中国的关系，即“双方认为，苏联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将符合加强亚洲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目的”。[20]目前还无法看到有关的历史文献，因此也无法分析和判断苏联在越南领导人就中越关系做这种表态方面起了何种作用，不过可以推断，戈尔巴乔夫要求越南领导人在对华政策上与苏联保持步调一致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黎笋访苏期间出现苏越向改善对华关系的方向协调对华政策，这很可能是推动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转达口信的直接原因。

上述情况表明，邓小平10月9日的口信不能说是简单的谈判策略，更不大可能是一时兴起。至少他本人是有可能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包含着战略思考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已经将关注的焦点从解除所谓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转向集中力量解决印度支那地区的问题。这是中国对苏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它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苏关系时，重点已经从消除苏联的威胁转向通过改善中苏关系，维护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彻底打消越南在该地区扩张的意图，并为根除印度支那地区的紧张局势创造有利的条件。可以设想，如果在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利用苏联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印度支那地区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将获得实质性的改善。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主要追求已经窄化到实实在在的地区战略利益。

客观地看，中国之所以利用中苏关系正常化来推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也是因为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遇到相当复杂而且困难的局面。在如何安排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政治前途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来自越南和苏联。中国这种直接挂钩的做法反映了对自己战略利益的评估，结果是在决定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中苏关系正常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取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度，而柬埔寨问题的确不是苏联能够完全控制的。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到什么程度就是可以接受的，即可以为中苏领导人峰会扫清道路，仍然保留着可以操作的空间，也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评估。例如，如何评估中苏政治关系取得大幅进展的紧迫程度；如何评估苏联在促使越南撤军问题上的能力；以及随着时空的变化，中方愿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的让步的程度；等等。后来中苏政治谈判之所以持续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苏一时难以在越南撤出柬埔寨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主要原因，至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节 莫斯科改变政策

根据《邓小平年谱》的相关记载，齐奥塞斯库于1985年10月22日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戈尔巴乔夫表示会认真考虑。[21]但从这个时期的中苏交往看，这一情况很可能没有立即反馈到中国。另一种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表态被中方认为是不清楚的。11月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邓小平的谈话，其中包括分先后解决三大障碍的内容。[22]很可能是因为中国方面这种公开和直截了当的反应，两天后中方即接到苏方通知说，收到邓小平的口信了。[23]随后不久苏方又提出，双方可以立即在远东某地举行中苏峰会。苏方对邓小平口信的反应和实际上继续坚持不解决三大障碍的立场等均表明，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好为中苏关系正常化采取实质性的步骤。

1985年12月下旬，李鹏访问欧洲途经莫斯科回国。李鹏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其会见。李鹏事前并无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计划，故临时请示北京并获批准。根据李鹏的日记，戈尔巴乔夫首先表示他收到了邓小平托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并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然后他阐述了苏联的对华政策，李鹏概括为两点：一是苏联继续争取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二是苏联希望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站在一条战线上”，意即结成统一战线。李鹏在答复中陈述了中方的立场，包括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可能与苏联搞统一战线，中国需要与西方国家友好相处，以及当前中苏关系中最关键的是解决柬埔寨问题，“只要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一切都好谈”。[24]显然，双方这次仍然未能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

有间接的证据表明，导致戈尔巴乔夫无法为改善中苏关系做出重大决定的原因同他在苏联国内面临的巨大困难有关。他与李鹏的会谈内容大致反映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局势的特点。根据中方参加会见的人士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主要谈了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国内改革两个问题，而且他“用了很长时间谈苏当时的形势和改革”，尤其是改革面临的国内阻力。[25]根据其谈话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戈尔巴乔夫试图利用这次会谈向中方清楚地表明，他对改善中苏关系是真心诚意的（不排除他也很向往亲自实现两国峰会），不过实际上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思考和处理国内问题，从逻辑上看也就是苏联国内还不具备改变对华政策的必要条件。

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谈到改善中苏关系时，除了继续表达将追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外，并没有在中方关切的实质性问题上做出改变。苏共二十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该次大会的情况。在涉及中苏关系方面，与会的李鹏认为苏联“只走了一小步”，还没有下决心按照中国的条件解决印度支那问题。[26]根据钱其琛的回忆，中苏政治谈判直到这时也未能在三大障碍上取得所谓实质性进展。不过苏共二十七大为苏联调整对华政策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即戈尔巴乔夫巩固了其权力地位，他试图推行的改革也获得了必要的支持。这一关键性的变化对后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演变是至关重要的。

苏共二十七大后不久，印度支那局势一度迅速变化，最突出的标志是越南提出了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的时间表。1986年3月4日，波兰《晚快报》刊载了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阮颐年对记者的谈话。他说：“越南军队将在1990年前撤出柬埔寨，即使那时波尔布特集团的残余分子还在”，“这甚至还可以发生得更早一些”。[27]这是自从越军入侵柬埔寨以来，越南方面第一次非正式地公开表示，要在1990年前撤出柬埔寨，并且不以彻底清除红色高棉作为从柬埔寨撤军的绝对条件。3月10日，越南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国反越的敌对政策备忘录》，指责中国无视越南已经提出“将于1990年全部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有一个政治解决办法的话还可以早些撤军”这一事实。[28]越南方面以这种方式正式宣布了一个明确的撤军时间表。柬埔寨韩桑林政权的外交部副部长贡昆本也很快表示，最多用两年时间找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29]越南政策的变化同苏共二十七大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种关联，是值得深入分析的，这有助于全面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对华政策，甚至他的全部对外政策。目前的难处在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文献。

越南政策的变化引起各方的重视和积极评价。民柬联合政府的三方代表不久即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经讨论后一致同意，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提出，越南可以同民柬联合政府直接谈判撤军问题，越军可以分两阶段撤军，在越军第一阶段撤军完成后即可同越南扶持的金边政权谈判，越军全部撤出后将组成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意即在有关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排除将越南扶持的金边政权包括在联合政府中。[30]民柬联合政府三方在北京做出这样重大突破性的决定，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3月18日，胡耀邦在民柬联合政府提出八点建议的当天就会见了民柬三方领导人。他在会见中表示，民柬的建议“不仅代表了整个柬埔寨民族的利益，而且是一个为消除东南亚的战争热点、求得东南亚局势的和平与稳定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它也充分照顾到了越南人民的利益，是一个非常宽厚的建议”。[31]胡耀邦会见民柬三方领导人并发表上述谈话，无疑是代表中国政府公开表态支持民柬联合政府的八点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12月29日的《参考资料》刊登了记者马胜荣的年终专稿，分析了民柬八点建议出台的背景，指出红色高棉一方面是考虑军事上不能很快取得优势，另一方面是担心西哈努克和宋双两派同东盟联合，使红色高棉被排除在政治解决进程之外，所以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让步，才有了八点建议出台。[32]这篇专稿多少透露了中国对柬埔寨局势的看法。对于中国的作用还要依靠历史档案进一步开放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

胡耀邦在此次会谈中的谈话也涉及中越关系，他说中国对越南没有“坏心眼”，“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可以恢复中越传统友谊”。[33]这部分谈话可以解读为中国政府愿意按照八点建议的原则，参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包括同越南方面接触，以及在未来改善同越南的关系。4月22日，中国政府利用中国同老挝建交25周年的机会，开始主动寻求改善同老挝政府的关系。此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和改善，到1988年6月，中老恢复互派大使，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可以说从1986年春开始，印度支那局势开始向缓和的方向逐步移动。

上述变化构成了苏联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和重要的背景。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其涉及对外政策的不少内容与中苏关系有关。戈尔巴乔夫宣布：关于从蒙古撤军问题，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联军队撤出蒙古的问题”；关于中苏关系，苏联在各个领域发展同中国的合作，理解与尊重中国的国内政策，也愿意谈判解决黑龙江地区的边界遗留问题，“而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关于撤退中苏边境苏联军事力量问题，“苏联认为彻底削减亚洲的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并使之达到合理的限度具有重大意义”，“苏联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旨在相应地降低陆军水平的具体步骤”；关于柬埔寨问题，苏联承认高棉人民遭受极大的牺牲，但同东南亚问题一样，“这里的许多事情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关于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愿意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使驻在这个国家的苏联军队回国”。[34]

以上内容被戈尔巴乔夫分别置于苏联亚太政策的各个部分，它们回应了中国方面关切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其中反映苏联领导人思考中苏关系的深度和高度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是：“首先我们是邻国，我们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因此就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表达了对中苏关系带有根本性的认识。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最基本的动力，也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命运。本篇开始阐述的历史结构的全部原因，即在于中苏两国人民命中注定了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他们除了找到和平相处的办法，没有别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不同的利益考虑不论在哪个层次上，其实都是阶段性的，从历史的长河看甚至是短暂的。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发表后不久，苏联开始履行从蒙古和阿富汗逐步撤军的承诺，唯独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苏联的政策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明显透露出不愿意再支持越南打这场毫无前途的战争，苏联不仅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而且也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不过苏联并不准备按照中方的要求向越南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专门论述，也是在这个基调上说应由中越之间加以解决。这是苏联在权衡各种利弊后的选择。一方面苏联还不想而且实际上很可能也很难做到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因为苏联未必能完全支配越南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因为了解中方对柬埔寨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希望因无所表示而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在当年4月的中苏第八轮副外长级政治磋商期间，苏方就提出可以将柬埔寨问题作为一种地区冲突，与中方讨论解决办法。[35]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循着相同的逻辑，将解决柬埔寨问题作为地区冲突，推给印支地区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去解决。

中国领导人这时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诚意改善中苏关系；同时，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模糊了双方矛盾的焦点，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已经改变了的地缘战略关切。简单地说，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关切中，首要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的“苏联大军压境”，而是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彻底消除印支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有利于中国实现其在印支地区的战略利益。恰逢此时，越共总书记黎笋逝世，这当然会加强中方的立场。8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奉命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告诉他中方并不满意戈尔巴乔夫忽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而这正是邓小平通过齐奥塞斯库转话的核心。[36]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表示，如果苏联在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就可以会见戈尔巴乔夫。[37]几乎与此同时，民柬联合政府再次在北京举行内阁会议，三方领导人并正式访问中国。这次会议发表的宣言称；民柬方面将坚持八点建议，直到越南接受以民柬的建议为基础进行政治谈判。中国政府立即表示支持民柬的立场。[38]

可以说到1986年夏季，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双方在除了柬埔寨问题之外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在取得共识。特别是苏联方面，在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上，已经开始着手清除其中的两个。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固然并不都是因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需要，它毕竟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都有比中国更为复杂的战略利益和战略考虑。但是，苏联的言行无疑有利于增加双方的战略互信，有利于消除中国领导人对所谓“苏联威胁”的疑虑。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增强势必推动其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改善中苏关系，甚至有可能更愿意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中苏双方建立起战略互信是这个时期中苏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实质性内容，也是此后中苏关系能够迅速改善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基础。以越南侵略柬埔寨为例，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判断是，越南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张是苏联包围和威胁中国的一个战略步骤。如果能够确定苏联并无此意图，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将是一个单纯的地区问题，合乎逻辑的推断是中国的处理方式有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第三节 清除最后的障碍

1987年间中苏关系的最主要进展是双方于2月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轮边界谈判。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谈话发表后，中方即决定同意恢复边界谈判。1986年8月13日，吴学谦在会见费多托夫时提议，双方恢复中断了九年的边界谈判。中苏两国外长9月在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达成协议，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边界谈判。谈判如期举行，中方团长是副外长钱其琛，苏方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苏联方面也表示对边界谈判持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当时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的贾丕才在苏联中央电视台上发表谈话，说中苏在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上存在分歧，现在若能解决边界问题将是“非常重要的”。[39]谈判开始后，气氛友善务实，双方都没有纠缠历史上的恩恩怨怨。通过这次谈判，双方达成重要共识：从东段开始解决问题；根据条约和国际法准则具体讨论边界走向；1964年边界谈判中工作小组达成的协议继续有效。此后边界谈判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协议，并就西段边界划界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40]

在柬埔寨问题上，苏联的政策在5月间显示出变化的迹象。首先是5月13日，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中苏第十轮政治磋商结束后发表谈话。他在重复戈尔巴乔夫关于将柬埔寨问题当作地区问题（而非双边问题）同中国一起讨论的同时，表示苏联“准备尽可能地协助解决柬埔寨局势问题”。他也说明苏联的条件是柬埔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不能有红色高棉，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意愿。[41]在此前一天，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刚刚访问北京的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后者曾被中国领导人要求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5月23日，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记者提问时，集中阐述了他的外交新思维。在这个大题目下，他首次将柬埔寨问题放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范围内加以论述，认为双方都应关心解决该问题，而且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42]

苏联领导人的这些表态同中方存在明显的互动，戈尔巴乔夫的此番谈话有可能是对中方的回应。5月上旬，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访华。中国总理赵紫阳在7日会见他时，请他向戈尔巴乔夫转达口信：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撤军，越军撤出后柬埔寨的内政由柬埔寨人自己解决，中国不支持任何一派单独掌权，希望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联合政府。[43]中国领导人在这里明确表态不支持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这是对苏联和国际社会的关切的积极回应。邓小平在会见日夫科夫时说，两党过去的恩怨“一风吹，一切向前看”。[44]5月11日，邓小平委托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向越南方面转达中方的建议，包括：（1）柬埔寨的内政和某个人犯的错误都不能成为侵柬的理由，越南必须首先从柬埔寨撤军，结束那里的战争；（2）越军撤出后，柬埔寨问题由柬四方协商解决；（3）中国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不希望红色高棉掌权；（4）只有解决了柬埔寨问题，中越关系才能正常化。[45]至此，中方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可能做出的妥协已经相当明确。

除了与中方互动外，苏联政策的变化也有更深刻的背景，它很可能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带动的结果。苏共二十七大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地位日益巩固，他同时提出了以“新思维”命名的系统和明确的改革思想，其中包括对世界政治的新认识和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考。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同时也开始对外交部进行人事调整，这个调整在1986年基本完成。作为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反映，1987年美苏关系即出现缓和与持续的改善，包括美苏领导人互访在内的接连不断的峰会、美苏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中导条约、美苏等国达成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美苏在讨论地区冲突时也在讨论解决柬埔寨问题等。另一方面，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引起并加剧苏越关系中已有的矛盾，苏联媒体开始公开表达对越南的不满。8月上旬，《真理报》、《消息报》都刊登了批评越南没有有效利用苏联援助和苏越贸易中不佳状况的评论。[46]苏联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已经具有改变对柬埔寨问题政策的足够动力。

不过，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已经表明了苏联亚太政策的优先次序，即解决苏军撤出阿富汗要先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理由很简单，阿富汗问题对苏联的影响大大高于柬埔寨问题，也是苏联可以单独做出决定的问题。所以，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虽然不断表明态度，但真正采取实际行动则要迟缓得多。越南方面当时继续坚持将越南撤军同不允许红色高棉参加越南撤军后的柬埔寨政府挂钩。苏联在此问题上显然还无法或者还不愿意劝说越南做出让步。[47]11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再次表示只要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采取行动，他愿前往苏联任何地方会见戈尔巴乔夫。27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赞比亚领导人卡翁达时说，他注意到邓小平同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他本人期待在北京、莫斯科或任何地方同邓小平会见，但中方不应预设“先决条件”。[48]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回应中方举行中苏峰会的建议。

直到1988年4月苏、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之后，苏联才开始采取实际行动。美国这时也表现出同中国积极配合的姿态，向苏联施加压力。5月24日，里根在前往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发表谈话，要求越南提出“迅速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而苏联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美国近年来一直在同苏联讨论此问题，这次还会继续讨论。[49]

5月23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越南外长阮基石时表示：“苏准备同有关各方一起为解决围绕柬埔寨形成的局势做出贡献。”[50]两天后越南方面宣布，于6月开始从柬埔寨撤出5万军队，剩下的军队将由金边政权指挥，并于1990年底前全部撤出。罗高寿第二天即发表讲话，将越南部分撤军的决定同即将举行的中苏第十二轮政治磋商联系起来，说柬埔寨问题“将在议程上处于明显的地位”。[51]5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越南部分撤军是“重大的建设性的贡献”，苏联准备同所有相关国家一起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设性办法。[52]

根据钱其琛回忆，苏联方面当时公开表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为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了榜样，外国军队应该撤出柬埔寨。很可能是因为苏联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中方认为根本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6月上旬的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了中国外长钱其琛，主动提出希望双方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53]6月13～20日，第十二轮中苏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宣布不再有新一轮政治磋商。经过十二轮谈判，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已经解决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的大部分问题，这一机制的确已无存在必要，双方同意由专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副部长级磋商代替它，以利于清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后障碍。这一决定极有象征意义，它表明中苏之间只剩下这一个问题了。

在这次联大会议期间，中方很可能也感受到有关各方不仅坚持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也坚决反对红色高棉在越军撤出后控制柬埔寨政权。7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柬埔寨局势发表四点声明：“越南尽早从柬埔寨全部撤军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随着越南撤军，中方“赞成在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下建立柬埔寨四方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成立后，柬各派的军队应当冻结，不参与政治，不干预大选，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和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自由选举”；“对越南撤军、维持柬埔寨和平和进行自由选举都要有切实有效的国际监督”，中国“愿意同其它国家一道对柬埔寨的独立、中立和不结盟地位作出国际保证”。[54]7月2日，李鹏在担任总理后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专门谈到中苏关系与柬埔寨问题，他重申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贯原则和一天前外交部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的立场。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苏外长能否会晤，取决于副外长级商谈的结果。[55]至此中方非常清楚地表明，不支持红色高棉在越南撤军后控制柬埔寨政府，也不会支持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参加柬埔寨联合政府。

8月27～31日，中苏举行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第一轮副外长级会谈。从事后双方披露的情况看，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中方表达出来的满意度低于苏方。9月1日，钱其琛会见罗高寿时说，双方“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有分歧”。[56]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了同样的表示。中方的这种表态可能是在继续施加压力，谈判取得的进展可能比公开宣示的要大些。2日，罗高寿发表谈话时说，苏方希望越南“明年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样做肯定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57]从罗高寿的谈话中可以大致推断，在越南撤军问题上，中苏的分歧包括越南全部撤军的时间表，即中方希望越南撤军早于1990年。根据李鹏日记记载，7月间越南方面已经向中方表示，越南撤军时间可早于1989年底开始。[58]苏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有意愿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罗高寿第二天向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通报了中苏会谈的情况，他有可能向越方转达了中方在越南撤军时间上的立场以及苏联的态度。[59]当然，越南方面当时还没有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

中苏副外长级商谈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将柬埔寨问题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解决。[60]这一进展是有意义的，因为越南方面一直坚持将撤军同阻止红色高棉参加联合政府挂钩，并且苏联坚持越军撤出后只建立一个西哈努克领导的临时机构而非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使金边政权还能作为政府存在，同时保持排除红色高棉进入未来政府的机会。罗高寿的谈话表明，尽管中苏双方不大可能会就上述问题立刻达成一致，但将越南撤军与柬埔寨未来的内部问题分开解决，显然是有利于进一步寻找突破点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当时在此问题上已经或可能会轻易做出让步。例如在9月24日，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武志公访苏发表的联合公报称，越南撤军同消除红色高棉控制柬埔寨政权的威胁是“相互联系的关键问题”。[61]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谈话。他在中苏关系部分表达了两个重要的内容。其一是苏联“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最高级会晤”，前不久的中苏副外长级商谈扩大了双方对柬埔寨问题的相互了解；其二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中越之间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这“是对改善亚洲局势发挥重要的作用”。[62]这一谈话表明，苏联一方面希望加快实现中苏峰会的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推动中越直接谈判来打破僵局。此前苏联曾经一再表示希望中越关系正常化，此次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中越直接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是苏联政策的一项重要发展，它表明苏联的确在为摆脱柬埔寨问题上的困境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可能是中方对戈尔巴乔夫谈话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原因之一。[63]戈尔巴乔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谈话发表不久，中方即同意接受邀请，派外长钱其琛访问莫斯科。苏外交部于28日发布了两国外长将进行互访的消息，而且是钱其琛首先访问莫斯科。

根据李鹏日记记载，在10月9日召开的高层会议上，中方决定将越南撤军作为钱其琛访苏争取达成的目标，并决定如越南承诺1989年撤军，即可同意举行中苏首脑会晤。换句话说，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角度看，有关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内部的政治问题，将不是中苏外长会谈的重点，甚至不是中苏首脑会谈的障碍了。11月8日，中方在高层会议上已经确定中苏首脑会晤的具体形式了。[64]12月1～3日，钱其琛访问莫斯科。根据他的回忆，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65]这些变化表明，中方对中苏首脑会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到中苏外长会谈前已经大体定局了。至于这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如何判断形势，以致他们表现出愿意加快中苏首脑会晤的进程，可能涉及更广泛的问题，这有待历史文献的进一步公开才能分析清楚。

1988年1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举行会谈

这次中苏外长会谈有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关于中苏首脑会谈的安排。根据钱其琛回忆，戈尔巴乔夫在同钱其琛的会见中，主动表示希望到北京访问，钱其琛则当面转达了中方希望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的邀请。双方同意将峰会时间定在1989年上半年。在外长会谈中，双方还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苏方按照戈尔巴乔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谈话的方针，再次建议中方直接同越南谈判，促使越南方面接受中苏达成的关于越南最迟于1989年底撤军的方案，以及加快政治解决的进程。[66]这表明苏联不希望继续因为柬埔寨问题而拖延中苏首脑会晤，不过它的确还需要顾及与越南的关系，而且实际上苏联也很难为越南做出最终的决定。此次外长会谈的结果是双方以《共同记录》的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包括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是1989年6月到12月底之间。[67]

根据中方当事人回忆，中苏外长会谈结束不久，越南外交部于12月14日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越南第一副外长丁儒廉请中国驻越大使李世淳于15日上午10时前往越南外交部商谈两国关系问题。李世淳按照国内指示于15日访问越南外交部，丁儒廉面交了越南外长阮基石给钱其琛的一封信，信中提出1989年3月前在北京举行两国外长会晤。中方经研究于23日答复越方，建议越方在近期内派一位副外长到北京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内部磋商。中越之间直接展开秘密谈判从此提上日程。[68]以上的分析表明，苏联极有可能是越南此次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的幕后推手。中方的积极回应当然也同中苏外长会谈取得的进展和中苏建立的互信程度有关。中越直接会谈无疑有助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也缓解了苏联在柬埔寨问题上面临的中方压力。1989年1月6日，越南外交部宣布，越南军队至迟到是年9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1月中旬，丁儒廉秘密访问北京。其间越方明确承诺，根据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协议，越军将于1989年9月底全部撤出柬埔寨，中方则表示接受这一时间表。[69]双方在政治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不过事实表明这对中苏首脑会晤已经没有实质性影响。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中国

2月2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北京。此次中苏外长会谈是为两国首脑会晤做进一步准备，包括确认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具体时间、未来双边关系的准则、就边界谈判和边界军事互信措施等交换意见，等等。2月4日，邓小平会见了谢瓦尔德纳泽，后者向邓小平面交戈尔巴乔夫的亲笔信。戈氏的亲笔信表达了苏方对促成峰会的渴望，信中说，中苏关系正处于实现正常化的“重要关头”，双方可以为解决分歧找到办法，等等。[70]

此次中苏外长的实质性谈判仍然是柬埔寨问题，中方继续利用举行中苏峰会向苏方施加压力，争取苏联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更多的承诺。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双方在2月6日同时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18日访华。从有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的内容看，中苏双方在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仍然存在分歧。后来的发展表明，即使中苏之间完全达成共识，也未必就能使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变得很顺利，这是由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

[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4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9页在登载该谈话内容时，删去了这一部分。

[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2页。

[3] 《参考资料》1985年3月12日（下），第15页。

[4]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10页；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第309页。

[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39、1041页。

[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85～1086页。

[7] 《参考资料》1983年8月27日（下），第4页。

[8] 《参考资料》1983年9月9日（下），第4～5页。

[9] 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75页。

[10] 《人民日报》1983年9月17日。

[11]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12] 邓小平：《裁减军队，提高军队素质》，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军事文选》第3卷，第266～267页。

[13]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9页。

[14] 江培柱：《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第236页。

[1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76页。

[16]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另参阅《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57、1059页。

[17] 《参考资料》1985年3月；26日（上），第53页。

[18] 《参考资料》1985年6月29日（下），第18、20页。

[19] 《参考资料》1985年6月29日（下），第13页。

[20] 《参考资料》1985年6月30日（下），第22页。

[2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86页。该页注释提供了这一信息。

[22] “An Interview with Deng Xiaoping，”Time，November 4，1985，p.40.

[23]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3页。

[24]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15～16页。

[25]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第308～309页。

[26]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第16页。

[27] 《参考资料》1986年3月5日，第42～43页。

[28] 《参考资料》1985年3月15日，第11页。

[29] 《参考资料》1985年3月15日，第12页。

[30]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3页。

[31] 《人民日报》1986年3月19日。

[32] 《参考资料》1986年12月29日，第72～73页。

[33] 《人民日报》1986年3月19日。

[34] 《参考资料》1986年7月30日，第30～38页。

[35] 参阅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293页。

[36] 《人民日报》1986年8月14日；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5页。

[37]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7～168页。

[38]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3页。

[39] 参阅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5），第312页。

[40]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5～27页；参阅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28页。

[41] 《参考资料》1987年5月14日，第16～17页。

[42] 《参考资料》1987年5月24日，第79页。

[43] 转引自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5页。

[44] 《人民日报》1987年8月8日。

[45] 《人民日报》1987年5月12日；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6～207页。

[46] 《人民日报》1987年8月8日。

[47] 见戈尔巴乔夫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文灵1987年5月18日谈话和阮文灵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宴会上的讲话，《参考资料》1987年5月19日，第556页；5月20日，第23页。另见1987年5月21日《苏越联合声明》，《参考资料》1987年5月22日，第45页。

[48] 《参考资料》1987年11月28日。

[49] 《人民日报》1988年5月26日。

[50] 《参考资料》1988年5月24日，第51页。

[51] 《参考资料》1988年5月27日，第5页。

[52] 《参考资料》1988年5月30日，第31页。

[53]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7页。

[54] 《人民日报》1988年7月2日。

[55] 《人民日报》1988年7月4日。

[56] 《人民日报》1988年9月2日。

[57] 《参考资料》1988年9月3日，第6页；4日，第5页。

[58]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27页。

[59] 《参考资料》1988年9月4日，第3页。

[60] 《参考资料》1988年9月3日，第6页；4日，第5页。

[61] 《参考资料》1988年9月25日，第28页。

[62] 《参考资料》1988年9月17日，第21～22页。

[63] 《人民日报》1988年9月23日。

[64]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第27页。

[65]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9页。

[66]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1～32页。

[67]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2页。

[68] 李家忠：《亲历上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始末》，《湘潮》2010年第4期，第36～37页。

[69] 参阅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第205页。

[70] 参阅田增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297页。

第五章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1989年5月15～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党政最高领导赵紫阳、李鹏和杨尚昆等都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5月16日同邓小平举行会谈，邓小平在会谈开始即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了。1991年，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苏联最终解体，中苏关系也从此走入历史。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

1989年5月15～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党政最高领导赵紫阳、李鹏和杨尚昆等都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对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这些活动标志着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全面恢复正常。

198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会谈

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是5月16日同邓小平举行会谈。由于邓小平在中国决策层和在处理中苏关系过程中的最高决策者地位，中方已经确定将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作为最高级会谈，邓小平在会谈开始即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了。根据中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登载的部分内容，邓小平在会见中谈话的核心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认为中苏之间以往的意识形态争论并无多少实质意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尊严和安全。换言之，未来的中苏关系应该建立在彼此互相尊重和互不威胁的基础上。他表示相信，中苏关系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双方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他在会谈中并没有提出与邓小平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承认邓小平主导了这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谈。[2]

5月18日，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共18项条款，其中第二款说明：“双方一致认为，中苏两国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第三款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这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并在苏联解体后实现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等奠定了基础。《公报》的其他部分对中苏关系所涉及的各个主要领域均做出具体的规范，从排列顺序看，通过合作最终解决柬埔寨问题仍然是双方议程中的首要问题。[3]这种状况反映出大国关系中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性，有了战略互信也就有了处理有关事务的基础和前提，至于是否有立即可见的结果有时并不特别重要。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很快就体现出来。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苏联没有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制裁。在后来苏联国内政局出现大动荡时，中国领导人则明确表示，中国希望苏联政局稳定，并且不打算评论苏联的内部事务。双方基于历史经验和《中苏联合公报》的原则所采取的互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立场，有利于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在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两年里，两国全面恢复了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安全、文化和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交往也持续不断，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进行了重要的访问。

1990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参加苏联对外友协在莫斯科友谊宫举办的招待会

1990年4月23～26日，中国总理李鹏正式访问苏联。从李鹏访问期间双方签署的六项文件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六项文件是《中苏关于经济、科学技术长期合作发展纲要》、《中苏关于和平利用与研究宇宙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中苏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核电站和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备忘录》、《中国向苏联提供日用消费品政府贷款的协定》、《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和《中苏外交部磋商议定书》等。

1991年5月15～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应邀访问苏联。这是戈尔巴乔夫访华满两年后，中苏之间又一次峰会，也是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同苏联最高领导人会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中国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视和对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承诺。

此时苏联国内政局正严重动荡，江泽民主席在访问中表示，中国作为苏联的邻国，希望苏联政局稳定，否则对各方都不利。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重申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两国存在不同观点和处理国内事务的不同做法等并不妨碍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声明，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方面的差异不应妨碍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合作”。[4]中苏第二个联合公报对稳定当时的中苏关系和随后不久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正常关系等均有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两国代表团举行了大规模会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外长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将中苏边界谈判达成的一致意见用条约形式确定下来。如果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就能从此一协定中判断出这次峰会的重大意义。它表明正常稳定的中苏关系是可以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足够的动力和基础，不论这些问题有多么复杂。

第二节 向中俄关系过渡

江泽民访苏三个月后，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此后不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随后纷纷效法，相继宣布独立。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外，其他原苏联11国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四天后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最终解体。由于苏联不存在了，中苏关系也从此走入历史。

苏联解体对世界政治格局造成重大的冲击，在如此剧烈变化的时期，能否建立正常的中俄关系，并使中俄关系的发展适应变化的国际新环境，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布局、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在多元化的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等，是相当重要的问题。从俄罗斯方面看，这个脱胎于苏联的新国家具有复杂的多面性，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亲西方倾向，叶利钦政府基于观念和政治利益的考虑，急于密切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对中国最初表现出戒备、不信任、不重视。另一方面，俄罗斯面临内部政治转型的极大困难和混乱，在外部则面临混乱的周边环境。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后，俄罗斯需要时间逐步调整和稳定与它们的关系。内忧外患的局面使俄罗斯客观上需要保持稳定的中俄关系。

中国在苏联解体后第三天，派出以经贸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等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建立联系。12月27日，中国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三天后，中国同俄罗斯签署了两国会谈纪要，双方确认1989年以来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所确定的各项原则应成为发展中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5]

不论基于何种原因，中国政府的确在积极地推动中俄关系发展，通过外交努力促使叶利钦新政府很快表示，愿意继承中苏关系的一切积极成果，保持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继续履行苏联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包括1989年和1991年两个《中苏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并同意尽快批准中苏东段国界协定。1992年1月31日，李鹏总理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这次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中，双方就发展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叶利钦表示俄罗斯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保证尽快审批中俄已经签订的东部边界条约，并希望继续发展中俄经济关系。

1992年2月，中国人大和俄罗斯议会分别批准了中俄东段边境条约。双方随后不久恢复了边境地区裁军和建立信任措施的会谈。5月，俄罗斯副总理绍欣访华，双方就设立定期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工作达成了协议。6月，中俄联合边境勘察委员会开始运作。当年，中俄国防部长也进行了互访。当年3月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访华期间，中方正式邀请叶利钦总统访华，俄方接受了邀请。

1992年12月18～19日，叶利钦总统访华，中俄发表了《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双方确认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尊重对方人民选择各自发展道路的自由，以及在处理双边关系中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不参与针对对方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不与任何第三国签署任何有损对方主权和安全的条约和协议，等等。俄方明确保证，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6]《中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苏关系已经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中俄关系也从此开始了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年）并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的进程。

历史的进程证明，中俄关系同中苏关系相比不论有多少不同，没有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过渡就不可能如此平稳顺畅，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为迅速建立正常的中俄关系奠定了基础。

[1]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5页。

[2]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В двух томах，Том 2，Москва：Новости，1995，Глава 39. Москва и Пекин：закрывают прошлое，открывают будущее.感谢沈志华提供的中译文。

[3]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4] 参阅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08页。

[5] 参阅《中国当代外交史》，第481页。

[6] 《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9日。

跋 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

沈志华

本书讨论的中苏关系史，实际上可以大体分为两个时期：从1917年到1949年的32年，是苏联与旧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关系，从1949年到1991年的42年，是苏联与新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关系。以后，苏联解体，所谓中苏关系作为一段历史便结束了。

作为同盟关系，尽管1945年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第一个同盟条约，但实际上有其名而无其实。中苏之间真正的同盟关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斯大林与毛泽东签订的第二个同盟条约建立起来的。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形式上的同盟依照条约规定存在了30年，而实际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同盟，从盛极一时到土崩瓦解不过只有几年的时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同盟何以如此短命？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更直接影响和改变了整个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1950年代初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于是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19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中苏关系历史的讨论，是国际冷战史，尤其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多年来一直是各国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大量解密并开放，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涉及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层出不穷，硕果累累。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尽管说法各有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1]最近，美国连续出版了两部讨论中苏同盟破裂过程及其原因的著作，在英语世界颇引人注意。[2]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一篇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考察中苏分裂原因的论文，把这一讨论更推进了一步。[3]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把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大体归结为两个方面：或者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学术争论也主要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然而，笔者在对中苏分裂整个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之后发现，无论意识形态分歧，还是国家利益冲突，都是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或开始走向分裂以后出现的，而不是导致中苏同盟瓦解的内在的和根本的原因。这一看法，是受了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和推断中苏关系发展前景时所犯的错误的启发。

2004年10月，笔者及本书的其他三位作者受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冷战时期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特殊的学术会议，并因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这些被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称为“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的文件，是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4]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中苏分裂前夕美国人对中苏关系状况和前途的判断，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判断几乎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例。危机前，中情局在1958年5月的报告中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5]事实是，三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作为威慑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6]危机爆发后，中情局的判断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中苏双方都认为世界的和平有赖于彼此在政策上更为紧密的合作”，“他们可能已经就未来军事合作的性质和范围达成了新的协议”，总之，“我们相信，中苏在对台政策上所持立场基本一致”。[7]事实上，中苏对台湾海峡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并且不断扩大。这一分歧成为后来中苏分裂的主要事由之一。[8]危机结束后，到1959年7月，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9]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而这又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估计到的。

再看核武器的问题。中情局在1958～1959年的估计是：“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他们却有可能向中共提供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达台湾的地对地导弹。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导弹的核弹头可以安置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10]而实际情况是，苏联被迫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核技术和核设施援助，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把核按钮交给苏联人掌握。同样，莫斯科也不会为了中苏的共同利益冒险使用核武器。[11]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在中情局的预测中，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1958年夏季毛泽东因“共同舰队”问题发难及台海危机爆发前，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12]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13]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而中情局的报告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14]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五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尽管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但还是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后果的程度”。[15]

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但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16]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熟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中苏同盟破裂问题的讨论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核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印边界冲突等，也有从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家利益的冲突，乃至领导人个人性格的差异等。对于这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本书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重点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以及这种关系的政治结构，以便发现影响中苏同盟关系，并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最终解体的内在因素。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从本书的历史叙事看，中苏同盟破裂的大致过程如下：中苏关系恶化的起点是1958～1959年双方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为了证明各自方针政策的合理性，中苏之间先后采取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展开了理论观点上的争辩；争论没有结果，双方各持己见，导致两党关系破裂；两党关系紧张直接造成国家关系紧张，随着双方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国家利益冲突便凸显出来，以至最后兵戎相见。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答：一是中苏之间发生政策性分歧的基础何在，这种分歧是不是根本性的，是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二是这种分歧为何没有得到消除，为什么一定要导致分裂？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释，从根本上讲，1950～1960年代中国和苏联还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苏联已经进入战后国际体系，甚至参与构建了这个体系，而新中国则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苏联党已经是成熟的执政党，而中国党才刚刚掌握政权，还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思维和意识。由于这种时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往往出现差异，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从根本上讲也是对立的。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这就是中苏分歧的根源所在。

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展开论述。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一种稳定性，后者则呈现一种非稳定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无阻，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乃至出现法国退出北约这样的重大事件。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破裂。用前引中情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表现则完全不同，那里明显地缺乏一种妥协机制。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于拋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大军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会恶语相向，乃至血染沙场。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与同盟相始终。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实现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呢？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即使铁托没有因政治局委员茹约维奇向苏联驻南大使透露党内秘密而决定不再向苏联官员提供经济情报，斯大林也会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即使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同样会指责苏联在其他方面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即使赫鲁晓夫认可了人民公社的原则，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进一步举措也会迫使莫斯科感到无法容忍；即使赫鲁晓夫听从众人的规劝而收回撤退在华专家的命令，也无法扭转中苏分裂的必然趋势。此外，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遵行的是领袖外交，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凸显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稳定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和理念有关，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也不包含地域的外延，其适用范围在全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由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的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况且，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南斯拉夫指责苏联侵犯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于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革命成功的先驱性，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也就无从谈起。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1956年10月危机中的地位：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中国人常常指责苏联侵犯了中国主权，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责中国人侵犯了越南的主权；中共批评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批评中共是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同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这些结构性的弊病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出现分歧就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矛盾和分歧，也无法争辩和认定其中的是非曲直，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分歧和矛盾，其结果当然就是兄弟分家。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无疑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不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比较，中苏关系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两个大国，一个领导着欧洲各国共产党，一个指挥着亚洲革命运动，如果他们像以前那样继续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隐患，即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张。

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上升为同一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理解和阐释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但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2010年9月修改于香港

[1] 在近年来有关中苏分裂原因的研究中，除笔者的系列文章外，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O. A.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Mercy Kuo，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1953-1960；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Делюсин Л. Подоплека недавнего конфликта//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1999，№7、8；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牛大勇、沈志华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

[2] Lorenz M. Luthi，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a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

[3] 王栋：《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

[4] 会后，情报委员会出版了这批档案部分影印件的汇编本及光盘：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NIC 2004-05，October 2004。研究者也可以在网上查阅这些文件（http：\\bookstore，gpo.gov）。

[5] NIE13-58，Tracking the Dragon，p.124.

[6] 参见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当然需要指出，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目的是想迫使蒋军主动撤离，而非直接夺取这个岛屿。

[7] SNIE 100-9-58，26 August 1958，Tracking the Dragon，p.16.

[8] 详见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

[9] NIE 13-59，28 July 1959，p.4.此文件Tracking the Dragon一书尚未收入，笔者存有复印件。

[10] NIE 13-58，13 May 1958，Tracking the Dragon，pp.123，137；NIE 13-59，28 July 1959，p.3.

[11] 参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沈志华《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2] NIE 13-58，13 May 1958，Tracking the Dragon，p.124.

[13] NIE 13-2-59，10 February 1959，p.2.此文件Tracking the Dragon一书尚未收入，笔者存有复印件。

[14] NIE 13-59，28 July 1959，р.3.

[15] NIE 100-3-60，9 August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p.218，227.

[16] NIE 100-3-60，9 August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p.220-221，224-232.

附录一 参考文献

档案和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长春市档案馆

福建省档案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台北“国史馆”

吉林省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伊犁自治州档案馆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现改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现改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8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

《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6

《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29》，新华通讯社，1980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中俄关系史料——一般交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3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988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

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1988，未刊

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李大钊文集编辑组编《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五、七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瞿秋白文集编辑组编《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8

人民出版社编《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张仲实、曹葆华校译，人民出版社，195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2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藏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沈志华编《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会谈》，《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沈志华编《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条约》，《中共党史资料》总67辑，1998年9月

沈志华编《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沈志华编《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1953～1959）》，《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4年

沈志华编《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资料》总82、83辑，2002年

沈志华编《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党的文献》2002年第1、2期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

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1994

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2001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62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伊犁自治州公安局史志办编印《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1988

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

Аǔмермахер К.（ ре∂акmор）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 е личност и Ст алина на ХХ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 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

Арmuзов А. Н. u ∂р.（сосм）Никит а Хрущев，1964，Ст 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е документ ы，Москва：МФД，2007

Визит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 аря ЦК КПСС，Председат еля Призизиума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 а СССР，М. С Горбачев в Кит 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15-18 мая 1989，Москва，1989

Реабилит ация：как эт о было，Документ 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 ериалы，Март 1953-Февраль 1956，Том 1，Москва：МФД，2000

Фурсенко А. А.（ ре∂.）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 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 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

Фурсенко А. А.（ ре∂.）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2，Пост 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

Фурсенко А. А.（ ре∂.）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3. Пост ановления. 1959-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

Dennis J. Doolin，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Documents & Analysis，Hoover Institution Studies：7，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19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 6，Far East and Pacific，Washington D. C.：GPO，197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 19，China，Washington D. C.：GPO，1996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Admiral L. Leahy，Wednesday，April 11，1945，V. K. Wellington Koo Papers，box 77，No. 5，Butler Library，The Columbia University

Odd Arne Westad，Chen Jian，Stein Tønnesson，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专著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

A.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77

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三联书店，1982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料室编《苏联大事记（1964～1966）》，1975，未刊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料室编《苏联大事记（1967～1970）》，1978，未刊

本书编写组：《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本书编写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9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

东方鹤：《张爱萍传》下卷，人民出版社，2000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赵敏善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费德林等：《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彭卓吾译，东方出版社，2004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富文等主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黄瑶、张明哲编《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南出版社，1998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人民出版社，2007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李明斌：《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

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白洁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刘同舜等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000

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黄河出版社，1998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罗伊·麦德维杰夫、若莱斯·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邹子婴、宋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

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89

蒲国良：《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齐辛：《珍宝岛事件真相（增编本）》，香港，集思图书公司，1969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8年）》，台北，“国史馆”，1993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

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华艺出版社，1998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沈志华：《中靠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0

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苏起：《论中苏共关系正常化（1979～1989）》，台北，三民书局，1992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塔德·肖尔茨：《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邓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陶文剑：《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0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79～1994）》，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

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徐焰：《中印边界之战历史真相》，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张金发：《中苏共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背离》，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8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张友坤、钱进等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张月明、姜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

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赵文清等编著《边境贸易实务》，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郑言：《外交纪实》（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

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苏联百科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等编《中苏经济合作研讨会论文集1990》，未刊，北京，199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0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1999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 ай в Х Х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2001

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Белые пят на и болевые т очки в ист ории совет скокит айских от ношений，Москва，1992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 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 ы и форми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 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икт-Пет ербург，2000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 ское общест во：полит 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 ь（1945-195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0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 ско-кит 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 ат ьями ут вердили，Москва，1996

Мясников В. С.，Сп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 ая：Ист 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2001

Сла∂ковскuǔ М. И. Ист ория т 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 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 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1977

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Кит ай：воет 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 ах и факт ах，Владивосг ок：Уссури，1999

С. Martin Wilbur，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1920-1927，Harvard，1974

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Canada）Limeted，1979

Ilya V. 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Ivan R. Dee，1996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Luthi，Lorenz M.，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Mercy A. Kuo，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1953-1960，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01

Mikhail A. Klochko，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Inc.，Publisher，1964

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84，Harlow：Longman Group Limited，1985

Sergey Radchenko，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1962-196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Netherlands，1991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 & London：W. W. North & Company，2003

论文

c.贡恰罗夫、В.乌索夫：《苏联与中国的军事对抗》，马贵凡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S.N.冈察洛夫、李丹慧：《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

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年

储峰：《两次台海危机中的中苏关系》，《近代中国与文物》2009年第1期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

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宫力：《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侯晓佳：《炮击金门的决策与曲折进程》，《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期

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俄罗斯研究》2000年第1期

李丹慧：《对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李丹慧：《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

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李丹慧：《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1辑

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李丹慧：《也谈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

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办法》，“195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04年）论文

林蕴晖：《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罗平汉：《关于人民公社建立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牛军：《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

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普罗祖缅希科夫：《苏中领导人眼中的1960年》，闻一译，《中共党史资料》第65期

任东来：《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看法和政策的演变》，《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

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2期

沈志华：《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以中俄解密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

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沈志华：《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解密档案》，《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

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沈志华：《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

沈志华：《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

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

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1辑

沈志华：《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

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

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苏格：《炮击金门的决策及其影响》，《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1998年6月

万家安：《〈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与马共路线》，《东方文荟》2006年8月6日

万家安：《华玲会谈前的〈苏共与中共联合书面意见〉》，《东方日报》2005年10月23日

王真：《50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

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6期

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刑和明：《1956年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转变及启示》，《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

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

杨奎松：《1958年炮击金门与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转折》，“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武夷山，2002年8月）论文

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

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张志辉：《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9期

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

赵学功：《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Х Х съезде//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2

Аксютин Ю. В.，Пыжиков А. 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Х Х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и，2002，№2

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Хрущев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21 Февраля 1996

Дальнее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 н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81，№10

Делюсин Л. П. Некоторы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ачале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北京，1997年10月）论文

Зубкова Е.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1953）//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9，№3，№4，№6

Ле∂овскuǔ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3

Ле∂овскuǔ А. 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

Наумов В. П.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

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на Х Х съезде КПС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

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репрессий//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4

Пихоя Р. 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 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北京，1997年10月）论文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Неуавшаяся попыт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я.1964-1965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6，№5

Пыжиков А. ХХ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2000，№8

Пыжиков А. Истоки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а：Молодёжь после Х Х съезда КПСС//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3，№12

Пыжиков А.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годы“оттепели”//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3，№6

Пыжиков А. 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4

Пыжиков А. В. Советско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хрущевских рефор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2

Реǔ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3

Фuлаm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65

Chen Jian，“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8，No.3，Summer 2006

Jim Hershberg，“Anatomy of a Controversy：Anatoly F. Doberynin’s Meeting Wish Robert F. Kennedy，”Saturday，27 October 1962，CWIHP Bulletin，1995，No.5

M.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1955-1964，”“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年1月）论文

M. Y. 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D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

Mark Kramer，“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年1月）论文

Michael M. Sheng，“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Modern China，Vol.34，No.4，October 2008

S.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W. Taubman，“Khrushchev Versu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CWIHD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

口述和回忆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东方出版社，1990

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年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

邓力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谈话记录，1999年11月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章嘉琳等译校，东方出版社，1988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新华出版社，1981

李丹慧、张玥等采访荣植记录，2000年11月30日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2000年12月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新华出版社，2008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马叙生：《梳理中苏边界变迁史——找回失落的国界线》，《世界知识》2001年第11、12期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

齐赫文斯基：《回到天安们——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马贵凡等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1998年3月

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2002年6月5日

沈志华采访柴成文记录，2000年9月12日

沈志华采访李越然记录，1998年8月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师哲口述《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师秋朗笔录，人民出版社，2001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彭卓吾译，《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李丹慧、沈志华整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王幼平：《回忆1979年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达洲等译，三联书店，1980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

阎明复、朱瑞真：《随周恩来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

阎明复、朱瑞真：《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阎明复：《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百年潮》2006年第5期

阎明复：《1960年莫斯科会议补记》，《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

阎明复：《1960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亲历记》，《百年潮》2007年第6期

阎明复：《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补记（二）》，《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3期

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阎明复：《随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7年第2期

阎明复：《忆周总理1964年访苏》，《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5辑，1998年2月

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 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 ношения，1998

Б. Н. В ст аром и новом Кит ае，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ипломат а，Москва：Инст ит 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ет ока，1999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В двух т омах，Том 2，Москва：Новосг и，1995

Долинин А.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 чики кит 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 г.

Елuзавеmu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 у//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г ока，1992，№5，1993，№1

М. 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 а，Москва：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1996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 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г ока，1991，№6

Коваль К.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 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 ория，1989，№5

Сu∂uхменов В. Ст 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 с//Новое время，1993，№2-3

Фе∂оmов В. П. Полвека вмест е с Кит аем：Воспоминание，записи，размышление дипломат а，Москва，2005

报刊

《朝日新闻》，1964年

《晨报》，1919年

《大公报》，1929～1937年

《读卖新闻》，1964年

《共产党》，1920～1921年

《国民公报》，1919年

《劳动界》，1920年

《每日新闻》，1964年

《民国日报》（上海），1917～1927年

《人民日报》，1949～1991年

《太平洋》，1917～1919年

《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79～1989年

《新潮》，1919年

《新青年》，1918～1924年

《言治》季刊，1918年

《真理报》（Правда），1949～1989年

附录二 译名对照表

阿巴索夫，Abdul Kerim Abasoff

阿布拉希莫夫，П. А. Абрасимов，P. A. Abrasimov

阿尔希波夫，И. В. Архипов，I.V.Arkhipov

阿合买提江，Ahmet Jan Kasim，Ahmadjan Qasim

阿里斯托夫，А. Б. Аристов，A. B. Aristov

阿里耶夫，Г. Алиев，G. Aliev

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

艾力汗·吐烈，Ali Han Ture

艾奇逊，Dean Acheson

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

安德罗波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Iu. V. Andropov

安东诺夫，С. Ф. Антонов，S. F. Antonov

安井郁，Yasui Kaoru

岸信介，Nobusuke Kishi

昂纳克，Erich Honecker

包尔汗，Burhan Shahidi

鲍格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Bogomolov

鲍罗廷，М. М. Бородин，M. M. Borodin

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L. P. Beria

贝舍夫，Б. П. Бещев，B. P. Beshev

彼得鲁舍夫斯基，Петрушевский，Petrushevskii

彼得洛夫，А. А. Петров，A. A. Petrov

别尔乌辛，М. Г. Первухин，M. G. Pervukhin

别洛夫，Белов，Belov

波波维奇，V. Popović

波立特，Harry Pollitt

波诺马廖夫，А. Д. Пономарёв，A. D. Ponomariov

波斯佩洛夫，Поспелов，P. N. Pospelov

勃列日涅夫，Л И. Брежнев，L. I. Brezhnev

布勃诺夫，А. С. Бубнов，A. S. Bubnov

布尔加宁，H. А. Бурганин，N. A. Bulganin

布拉，Marcell Boula（Boulad）

崔可夫，В. И. Чуйков，V. I. Chikov

崔庸健，Choi Yong-kon

大平正芳，Masayoshi Ohira

德查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

德拉特文，М. И. Дратвин，M. I. Dratvin

丁儒廉，Dinh Nho Liem

杜勒斯，Allen Dulles

杜鲁方诺夫，Труфанов，Trufanov

杜鲁门，Harry Truman

多勃雷宁，А. Ф. Добрынин，Anatoly Dobrynin

多列士，Maurice Thorez

多洛雷斯，Ibarruri Dolores

恩琴，Унгерн，Ungern

范文同 Pham Van Dong

费德林，H. Т. Федоренко，N. T. Fedorenko

费多托夫，В. П. Федотов，V. P. Fedotov

弗雷德（曼弗雷德），Манфред Штерн，Manfred Stern

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K. E. Voroshilov

戈尔巴乔夫，M. C. Горбачев M. S. Gorbachev

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格里申，В. В. Гришин，V. V. Grishchin

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A. A. Gromyko

宫本显治，Kenji Miyamoto

贡昆本，Kong Korm

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

韩桑林，Heng Samrin

赫尔利，Patrick Hurley

赫鲁晓夫，Н. С. Хрущёв，，N. S. Khrushchev

胡志明，Ho Chi Minh

华莱士，Mike Wallace

霍查，Enver Hoxha

基里林，Кирилпн，Kirilin

基里洛克，S. Kiryluk，С. Кирылюк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季诺维也夫，Г. Е. Зиновьев，G. E. Zinov’ev

季山嘉（古比雪夫），Кисанька（Куйбышев），Kisan’ka（Kuibyshev）

季托夫（迪道夫），Г. С. Тиков，G. S. Tikov

加拉罕，Л. М. Карахан，L. M. Karakhan

加伦（布留赫尔），В. К. Блюхер，V. K. Bliukher

加蓬，Гапон，Gapon

贾玉才，М. С. Капица，M. C. Kapitsa

金日成，Kim Il Sung

卡达尔·亚诺什，Janos Kadar

卡德尔，Edvard Kardelj

卡冈诺维奇，Л. М. Каганович，L. M. Kaganovich

卡恰诺夫，К. М. Качанов，K. M. Kachanov

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卡特，Jimmy Carter

卡翁达，Kenneth Kaunda

柯克，Alan Kirk

柯西金，А. Н. Косыгин，A. N. Kosygin

柯兹洛夫，Козлов，Kozlov

科济列夫，А. В. Козырев，A. V. Kozyrev

科瓦利，К. И. Коваль，K. I. Koval’

科瓦廖夫，И. В. Ковалёв，I. V. Kovalev

科兹洛夫，Ф. Р. Козлов，F. R. Kozlov

克鲁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P. A. Kropotkin

肯尼迪，John Kennedy

库达舍夫，Р. Ш. Кудашев，R. Sh. Kudashev

库尔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I. F. Kurdiukov

库尔恰托夫，И. Курчатов，，I. Kurchatov

库里申科，Кулишенко，Kulishenko

库梅金，П. Кумыкин，P. Kumykin

库西宁，О. В. Куусинен，O. V. Kuusinen

袴田里见，Hakamada Satomi

拉赫曼诺夫，Рахманов，Rakhmanov

拉祖瓦耶夫，В. Н. Разуваев，V. H. Razuvaev

黎笋，Le Duan

李德（奥托·布莱恩），Otto Braun

李奇微，Matthew Ridgway

李维诺夫，М. М. Литвинов，M. M. Litvinov

里根，Ronald Reagan

列宁，В. И. Ленин，V. I. Lenin

鲁米扬采夫，Лумиянцев，Lymiiantsev

路易斯，Victor Louis

罗多斯，Б. В. Родос，B. V. Rodos

罗高寿，А. Рогачев，A. Rogachev

罗申，Н. Рощин，N. Roshchin

罗斯福，F. D. Roosevelt

罗易，M. N. Roy

马尔采夫，А. Ф. Мальцев，A. F. Mal’tsev

马尔滕斯，Wilfried Martens

马克思，Karl Marx

马利诺夫斯基，P.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R. Ia. Malinovskii

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G. M. Malenkov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麦德维杰夫，Медведев，Medvedev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麦斯武德，Masud Sabri

蒙代尔，Walter F. Mondale

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A. I. Mikoyan

米丘诺维奇，Veljko Micunovic

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V. M. Molotov

尼古拉耶夫，Л. Николаев，L. V. Nikolaev

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

尼克松，Richard Nixon

诺维科夫，И. И. Новиков，I. I. Novikov

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

潘友新（帕纽什金），A. C. Панюшкин，A. S. Paniushkin

裴克斯，Пайкис，Paikis

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

齐赫文斯基，C. Л. Тихвинский，S. L. Tikhvinskii

契尔年科，К. У. Черненко，К. U. Chernenko

契尔沃年科，С. В Червоненко，S. V. Chervonenko

切列潘诺夫，А. И. Черепанов，A. I. Cherepanov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日夫科夫，Zhivko Zhivkov

阮基石，Nguyen Co Thach

阮颐年，Nguyen Dy Nien

萨布罗夫，М. З. Сабуров M. Z. Saburov

赛扬，Louis Seillan（Seilhan）

沙鲁诺夫，Шалунов，Shalunov

沙图诺夫斯卡娅，О. Г. Шатуновская，O. G. Shatunovskaya

绍欣，A. H. Шохин，A. N. Shokhin

什特科夫，Т. Ф. Штыков，T. F. Shtykov

斯大林，Й. В. Сталин，J. V. Stalin

斯拉夫斯基，Е. П. Славский，E. P. Slavskii

斯特朗，A. L. Strong

苏达利柯夫，Н. Г. Судариков，N. G. Sudarikov

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M. A. Suslov

铁托，Josip Broz Tito

土井多贺子，Takako Doi

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L. D. Trotskii

维经斯基，Г. Н. Войтинский，G. N. Voitinskii

维连斯基（威廉斯基），Виленский-Сибиряков，Vilenskii-Sibiriakov

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A. Ia. Vyshinskii

魏列夏金，Б. Н. Верещагин，B. N. Vereshagin

文进勇，Van Tien Dung

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

乌斯满，Uthman Batur

伍德科克，Leonaed Fried Woodcock

武元甲，Vo Nguyen Giap

武志公，Vu Chi Cong

希思，Edward Heath

谢尔巴科夫，И. С. Щербаков，I. S. Sherbakov

谢尔宾，СербиН，Serbin

谢罗夫，И. А. Серов，I. A. Serov

谢苗诺夫，Семёнов，Semionov

谢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D. T. Shepilov

谢瓦尔德纳泽，Е. Шеварднадзе，E. Shevardnadze

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

耶斯佩森，Knude Jespersen

叶海亚·汗，Yahya Khan

叶利钦，Б. Н. Ельцин，B. N. Yeltsin

叶利扎维金，Елизаветин，Elizavetin

伊格纳托夫，Игнатов，Ignatov

伊利切夫，Иличев，Ilichev

伊林，Ильин，Il’in

优林，Юлин，Iulin

尤金，П. Ф. Юдин，P. F. Iudin

雨果，Victor Hugo

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

越飞，А. А. Иоффе，A. A. Ioffe

泽登巴尔，Tsedenbal Umzhagin

扎哈罗夫，М. В. Захаров，M. V. Zakharov

佐林，В. А. Зорин，V. A. Zorin

佐佐木更三，Kouzou Sasak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沈志华主编.—增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013.4重印）

ISBN 978-7-5097-1983-1

Ⅰ.①中… Ⅱ.①沈… Ⅲ.①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17～1991 Ⅳ.①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6841号

中苏关系史纲（增订版）

——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主编/沈志华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近代史编缉室（010）59367256 责任编辑/徐思彦

电子信箱/jxd@ssap.cn 责任校对/刘伟雷 程霞

项目统筹/徐思彦 责任印制/岳阳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7.5

版次/2011年1月第1版 字数/702千字

印次/2013年4月第3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1983-1

定价/7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