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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纸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11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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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你的幸福曲线

著者：乔纳森·劳赫

电子书定价：62.99元

THE HAPPINESS CURVE

Copyright © 2018 by Jonathan Ra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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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精准规划幸福人生

我们很多人都自认为知道“幸福”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曾有过真实的“幸福”的体验；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如何获取“幸福”、追求“幸福”，如何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幸福”、持续“幸福”。其实，“幸福”虽然是一种非理性的人类情感，却可以用理性的方式去分析、思考、追求甚至规划。

人类关于“幸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 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但直到近代，随着现代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建立，人们才逐渐掌握系统化的“幸福”逻辑。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被誉为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他在书⁽¹⁾中列出了决定“幸福”的7大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个人价值观。而幸福经济学领域的另一位卓越人物约翰·海利威尔（John F. Helliwell）也在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海利威尔和同事们分析了庞大的调查数据后发现，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幸福”可以用6大因素来解释，即社会支持——在遇到困难时有人可依靠；慷慨——为人慷慨且周围人也慷慨大度时，人们会更幸福；信任——腐败和不信任对生活满意度有害；自由——有充分的自由来做重要的人生决定；良好的人均收入；健康的平均寿命。

从这些研究中不难看出，社会性的支持、人际间的交往，是对个人的幸福感有着近乎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在这样的研究理论支撑下，追求幸福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变成了一个社会化的命题。

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使得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多年，未来还会延长更多。本书的作者，全球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劳赫，通过前瞻性的研究和敏锐的洞察，运用丰富的数据分析和实际案例支撑，解答了有关“中年危机”的诸多困惑，并结合自身的经历，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利用中年困境引导自身建立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继而找到重生之路，重拾幸福。他认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年轻时的乐观心态会逐渐衰减，45岁左右慢慢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低谷状态；50岁开始，人们的精神状态逐渐再次回归到幸福的状态。

人们可以通过精准的规划，提高在“衰老”之路上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2008年初，泰康集团管理层一起到美国参观了很多养老社区。参观期间，埃里克斯（Erics）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埃里克斯是华盛顿郊区一个大型养老社区的创始人。他和他的儿子带领我们参观时，很多老人跟他打招呼：“埃里克斯，你好，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当时，他的脸上洋溢的幸福和满足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一定要让中国的老年人过上这样的生活。后来，我们又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参观了很多医院、养老社区。

有一个场景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一位老先生在跑步机上跑步。他已经满头白发了居然还在跑步，这让我感到很诧异。我问老先生多大了，他说95岁。还有一群老奶奶在跳芭蕾，我问了其中一位老太太有多大，她说87岁。当时，我们所有人既羡慕，又觉得这种生活距离自己有些遥远。

后来，我们开始进军养老领域，开创了“幸福有约”，把保险和医养服务结合起来，希望帮助更多老人体验到全新的养老生活，从幸福曲线的低点回归。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机能逐渐退化，骨子里会更害怕被抛弃、被边缘化。因此，养老最核心的目标应是排解孤独，让长辈们有社会价值感。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的养老社区建立了大量自发成立的涵盖艺术、学术、音乐等不同领域的俱乐部。长辈们积极、认真地筹建并运营这些组织，不仅仅是为了消遣，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方式。正如本书作者所写的那样，长辈们对社会互动会更小心，更珍视，以确保高质量的情感交互。

我们的社区还有以老年医学为中枢，整合健康管理、急症转诊、长期护理、预防保健及康复治疗的医养康护体系，为老人筑起“急救—慢病管理—康复”的三重防线。

我们的社区不仅为长辈们提供一个“活力养老”“文化养老”“科技养老”的支撑环境，让他们从烦琐的家务中解脱，尽情与同龄人往来，发挥爱好与所长，重新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围绕人的生命周期、终极需求来提供服务，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人们对社会支持、信任、自由的需求，让每个人都没有后顾之忧。长辈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证了幸福曲线最有违直觉的可能答案：退休后也同样能获得幸福感，甚至可能比45岁中年时更快乐。

人们创造财富为的是什么？是健康、幸福、和谐，这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认为人生有4个阶段：童年的纯真，少年的狂野，青年的潇洒，老年的神闲。这跟《你的幸福曲线》这本书中提到的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人生旅程》（The Voyage of Life）系列的四幅画的主旨十分契合。

中国现在有两亿多的老年人口，其中65岁以上的约有1.3亿，如何帮助中老年人缓解对未来的焦虑，改变旧的生活方式，重拾潇洒和神闲，帮助他们精准规划幸福生活？不仅本书作者在寻找答案，我们也在寻找答案。

希望所有人在人生的赛道上都能规划好未来，让晚年更幸福。

陈东升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测一测
关于人生的幸福曲线，你了解多少？

1. 以下说法哪一项是错误的？

A. 人的基础幸福感水平由环境等因素决定，不受遗传影响

B. 人在很大程度上遗传了父母的人格结构

C. 人的基础幸福感水平是可以遗传的

D. 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人格结构密切相关

2. 已知幸福公式H=S+C+V+T，其中H代表长期的幸福水平，S代表幸福设定点，C代表生活环境，V代表可控因素，T代表时间。那么，随着进入中年，哪一项对人的影响最可能减弱？

A. 幸福设定点

B. 生活环境

C. 可控因素

D. 时间

3. 很多人会放弃通过向上交易来改善命运的机会，这往往是以下哪种原因导致的？

A. 反馈效应

B. 同辈效应

C. 禀赋偏差

D. 坏消息效应

4. 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衰老带给人的优势？

A. 让人感到的压力减小

B. 让人更多地感到满足，较少感到悔恨

C. 让人较少抑郁

D. 让人不再拘泥于各种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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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答案。

引　言
追求幸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技能

卡尔（Karl），45岁，有博士文凭，事业成功，在美国某大城市的一家非营利机构工作。总体来说，他对生活感到满意。他有两个孩子，婚姻虽不完美，但还不错。他为人亲切友善，优雅，有风度。他中等身材，一头棕发，属于走在大街上没人会注意的类型。唯一特别的可能就是他喜欢戴帽檐非常小的软呢帽。总的来说，卡尔是个好人。

像很多人一样，卡尔20多岁时的生活充满了刺激。研究生毕业后，他去了纽约。对在美国中西部长大的男孩来说，他在那段时期像遭遇了旋风。回忆起那段时光，卡尔用的形容是“放任”“自由”“充满活力”“整晚在外面混，四处留情”。

30多岁时，卡尔变得有责任感了，不再飘忽不定。博士毕业后，他开始找工作，也和他那迷人善变的女朋友分手了。分手很痛苦，他说“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下一任女友则踏实、庄重。33岁时，卡尔在政府机关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他34岁结了婚，36岁有了第一个孩子，39岁有了第二个孩子。在感到身负责任之后，卡尔适应得很好：“我在很长时间里并不排斥责任感。那种感觉很有趣，就像一个成熟的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后来，卡尔的生活又开始出现了改变。倒不是外部环境发生了改变，一切都还好，是其他方面似乎出了问题。他已经实现了成年人的所有目标，但“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生活不再有说服力，于是开始想‘哦，生活，不过如此，这简直就是劳役’”。

卡尔没时间陷入中年危机。4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刚出生的宝宝了。“实际情况不允许我想东想西。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工作或回家换尿片，然后再去工作。工作越来越令我感到不满意。”之后，他申请了职位更高的管理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彻底换了工作，开始在一家非营利机构任职。放弃世界上最稳定的铁饭碗之一确实比较冒险，但卡尔觉得自己需要改变一下。

“这有些帮助，但老实说，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是自己去欧洲住一段时间。”卡尔当然不是在逃避，他不是那种人。“这更像是偷得半日闲。”

卡尔并不感到抑郁，至少没有临床或医学意义上的抑郁。他充满生气，从很多方面看都很不错，他在为自己的梦想而生活。可虽然不抑郁，他却感到不满意，而且对自己的不满意感到不满。他说自己感到害怕。

为了写这本书，我给几十个人发了问卷，以便了解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包括目前的生活和早期的生活。我让他们对自己每10年的生活从0～10进行评分，并用几个词或短语来形容每个10年。卡尔描述自己40岁的词是“困惑”“寻找”“恐惧”。

我问卡尔：“你为什么恐惧？”

卡尔停顿了一下，吸了口气。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他的人生糟透了，那么还可以理解，但是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甚至得到的比想要的更多，或者比他认为自己想要的更多。

“我疯了吗？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些想法？我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成功的A型人格者⁽²⁾，但我感到很迷茫，觉得自己好像漂在海里，不知道码头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是否能到岸边……”卡尔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问卡尔是否考虑过医学方式，如药物等，他答道，医学方式在某些时候有必要或有效果，但现在不合适，尤其是他并不需要服用药物。他说的很对，因为在和我交谈时，他完全没有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的迹象。

“你和谁谈过这些？”

卡尔停顿了片刻说：“我和一个好朋友谈起过，其他就没有别人了。当然，还有你。”

“没和你妻子说吗？”

“我不知道她能理解多少，”卡尔说他不想引起紧张和慌乱，“那样，事情就会变得很糟。”

“其他朋友呢？”

“他们会觉得我太自以为是。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平民家庭。如果听我说这些，他们会对我说：‘天啊，你已经得到了一切，还有什么不满的？’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的家人得了癌症。中年危机几乎就是个笑料，谁想提起它，让别人笑话？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也不合理。我在挨饿吗？没有。我穿着高档衣服，坐在漂亮的办公室里工作。跟几乎所有在职的人相比，我的工作更自由。我有漂亮的房子，身体很健康。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是因为……”但“因为”之后就没下文了。

再来认识另外一个人：多米尼克（Dominic）。

多米尼克比卡尔稍微年长一点，今年50岁。除此之外，两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的工作领域相关，社交圈有重叠，在工作中结识，都出身平民。他们20多岁时都过得很精彩、刺激，不过，多米尼克不如卡尔那么放任自我。他年纪轻轻就结了婚，取得了两所在世界上最具盛名的学校的学位，之后就职于美国国会。

像卡尔一样，多米尼克30多岁时也变得有责任感、稳定可靠了。他说那段时期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时期，和卡尔不同，他换了职业，“着陆”在自己不喜欢的职业领域。他从事的是压力巨大的商业工作，虽然薪水高，但每周要工作70个小时。

“我越来越觉得眼前的目标同令我振奋或让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没有关系。我工作非常努力，得心应手，但感觉不好。”

过了40岁没多久，多米尼克的状况就糟糕到了极点。他发现，如果不接受让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任务，他就找不到客户。所以，跟40岁出头的卡尔一样，他跳槽去了非营利机构。

“我很喜欢这些新客户，也很喜欢我的同事。我的玩世不恭彻底消散了。”多米尼克在事业上的状态很好。

但是，他依然感到不满。

“40多岁时，我和妻子发现，事情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发展。我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我的身份很大程度依托于工作，这可能不会改变了。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我都很成功。我实现了所有的抱负。但当注意到我的一个朋友获得了麦克阿瑟奖（美国文化界的最高奖），另一个朋友当上了美国联邦法官，我开始感到不满。我看到同龄人身居高位，而我的职业道路永远不会带给我这样的结果。在40岁出头的年纪上，我气得咬牙切齿。”

我让多米尼克总结他的40多岁，他用的形容词是“压力重重”，对生活满意度的打分很低。当我让他评价他50岁的生活时，他用的词是“感恩”，生活满意度评分为9分。

“为什么？”我问。

“在快50岁的时候，我对做过的事情和所拥有的一切产生了感恩之心。”他发现自己开始珍视在农场度过的童年、稳定的人际关系和有价值的工作。“我认识到生命、婚姻和工作都是极其珍贵的资产，我充满了感恩。尽管我尝试过，但幸好我没有完全把它们毁掉。”

“是啊，”我说，“但是为什么？又是什么让你重生感恩之心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精神层面的改变，我在精神上成熟了。对生活的看法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那么自私。我开始明白‘最好’是‘好’的敌人。虽然生活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但依然很好。我认为这就是对当下的感恩。当然，无论以什么客观标准来看，事情都没有任何改变，比如我依然要处理一大堆问题，孩子也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依然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工作不像以前那么吸引我了。外界环境并没有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减少期望或增加感恩之心的结果。”

他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想，自己既减少了期望，又增加了感恩之心。”

多米尼克说不清哪里发生了改变，使他变得更懂得感恩。他只知道让他不得安宁的失望感消失了。他想到的最接近的解释是，在多年用竞争、成就和分数来定义成功之后，他找到了让自己感到满意的新方向。

“比如什么？”我问。

多米尼克说，有一天，他正在家中工作，11岁的女儿突然说要帮他染脚指甲。“我说，不行，我不想染脚指甲。”过了一会儿，多少有些让他自己吃惊的是，他改变了主意。“所以现在我正顶着大脚趾上的‘笑脸’到处走。”

诸如此类。

“人生旅程”的真相

在我和卡尔、多米尼克进行交谈的近两个世纪前，也就是1828年11月，一位处于事业巅峰的27岁的年轻人，即“美国风景画之父”托马斯·科尔，写信给朋友诉说他的不满。科尔出身于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当时正享受着人生的第一次成功——他被选为美国国家设计学院的创始成员。但是，他在信中写道，他不想只画树叶和美丽的风景，他希望画有教育意义的东西。

“我希望自己可以创作出能影响观看者心灵的画，就像伟大的诗歌一样，希望我的画能启发人们的想象力，产生令人愉快的道德影响。”

1839年，将近40岁的科尔接受了一项任务，创作《人生旅程》系列作品，这个系列包括四幅画。

“我满怀热情地创作，”科尔写道，“希望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他的希望没有落空。

《人生旅程》最早于1840年展出，得到了评论家和公众的盛赞。事实证明，这是科尔最受欢迎、影响最持久的作品，他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即用艺术讲述令人鼓舞的故事。

这些画作非常大，加上画框，有2米多长，1.5米宽。单是尺寸就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它们非常精细。贴近观看，画中的树好像长着真的树叶，岩石好像有真的裂缝；画作色彩丰富，并采用了大胆的对比色，简直可以说是变幻无穷。在电脑生成图片和电子游戏出现之前，科尔创造了一个拟真的秘境——他在这个世界里讲述故事。

“航行”开始于第一幅画《童年》（Childhood）。画中的景色充满了希望和欢乐。画面左侧峻峭的山洞里流淌出一条河。河面上一条镀金的船在慢慢行驶着，乘客是一名快乐的婴儿，从黑暗的世界来到黎明般的伊甸园让他感觉很欣喜。孩童后面的人握着舵柄，守候在近旁，好像关切的父母——那是守护天使。在科尔看来，婴儿期是无忧无虑、天真美好的时期。船头装饰着金色的天使人像，手里举着沙漏。正如我们所知，这是时间的航行。

第二幅画《青年》（Youth）是四幅画中最明亮、最快活、最漂亮的，画中的景色如梦幻般美好：河水平静，河岸上树木葱郁、青草茂盛，天空蔚蓝，万里无云。婴儿已经长成了青年，有了成年人的模样，面颊依然光滑。现在，青年自己掌舵，但守护天使依然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河岸上，虽然青年看不到天使，但招呼一声就很容易被天使听到。天使向前伸着手，做出鼓励的姿势。

前方召唤远航者的是空中城堡。“云堆积成的建筑，”正如科尔在对这些画的评注中所描述的那样，“云的城堡悬在遥远的蓝天里，高耸的穹顶之上还有穹顶”。空中的泰姬陵像积云，远航者渴望抵达那里。但是我们从高于地平线的视角可以看出，远航者到不了那里。河水转向远离城堡的方向，载着小船驶向渐渐消失在远处树林中的水域和岩石。通向城堡的根本不是河流，而是一条蜿蜒的土路，土路消失在地平线上朦胧的群山里：这是一条没人走的路。或许远航者没有注意到这条路，或许他曾停下来疑惑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但他的命运注定逃脱不了这条河和沙漏。

科尔对这幅画有这样一段评注：“辉煌如云宫般的穹顶似有似无，你越盯着它看，就会发现它越发高远。它象征着青年的白日梦——对荣誉和名望的渴求。晦暗不明的道路暗示心浮气躁的年轻人忘记了自己已开始在生命之河上航行，会被河水无法抗拒的力量裹挟……”

无论从技法还是故事性的角度来看，《青年》都是一幅杰作，在描绘青年时期无尽的期望方面，这或许是西方最伟大的视觉艺术作品了。画中“震荡”着希望和渴望的气氛。

在第三幅《中年》（Manhood）中，景色和故事变得很不一样。如科尔所说，远航者现在成了“中年人”。在现代人看来，他可能40岁出头，长着络腮胡，身体健壮，但像祈祷一样双手紧握。画中云和地平线的色彩都是暗沉的。风暴和云笼罩着嶙峋、阴沉的大地。在苍白的光线中，光秃秃的悬崖“吊”在头顶。河水涨高了，汹涌地冲进暗黑的山涧，打着转，泛着泡沫，湍急地流向大海。我们透过迷雾和雨水，可以依稀看到大海。船在湍流中颠簸。船舵已经折断，远航者没法控制方向，只能把命运交付给守护天使。天使虽然依然对他很关切，但他现在处于远航者身后很远的地方，在透过云层向下注视。远航者已经看不见天使的身影，无论他怎么呼喊，天使都听不见了。远航者只能靠自己。他双手手指紧扣，祈祷救助，眼睛里透露出恐惧。

“烦恼是中年期的特点，”科尔告诉我们，“童年时，我们没有忧虑。正值青年时，我们不会感到绝望。只有当生活经历让我们认识了世界的现实时，我们才会把之前戴着的金色面纱揭掉，感到深切而持久的悲哀。画面中阴郁、暗淡的调子，相互冲突的元素，被暴风雨撕扯的树，都具有比喻意义……”从较高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画中远处平静的大海，但远航者只能隐约瞥见，河水没有把他带向那里，而是带向了无法平息的湍流，那似乎是一条大瀑布形成的一团水雾。

第四幅画，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幅：《老年》（Old Age）。同样是灰暗的色彩，但色调又一次改变了。天空依然阴沉，但风暴即将过去，光线穿过层层云雾。破旧不堪的船没有了装饰船头的雕像，也没有了舵柄，船舵和沙漏似乎也不见了。现在记录时间和设定航线都失去了必要性，因为船已经驶出河口处险峻的悬崖，进入了平静无垠的大海。远航者谢顶了，胡子变花白了。他像婴儿一样坐在船里，而不像青年和中年时那样站立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左脸，面容平静，既不欢快，也不惊奇，更没有恐惧。他的手举起，做出打招呼的姿势——因为在他旁边，守护天使在召唤他。“守护天使一直在无形中陪伴着远航者，现在远航者已是一位老者。在天使的指引下，他向上望着云层中的一处开口，那里洒下一片明亮温暖的光……生命之河流入大海，这是所有生命的归宿。”

这就是人的生命阶段。生命始于幸福，终于幸福，但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前一种幸福是快乐的、兴奋的，后一种幸福是平静的、顺其自然的。人在青年时和老年时都看到了令人充满希望的幻影，但青年时看到的是空中城堡，老年时看到的是守护天使。相比起来，人在中年时只看到了荒凉的岩石和湍急的河水。

科尔完成这四幅杰作后不久，它们就被私人购买并收藏了起来，这让雄心勃勃的科尔很失望。由于迫切地想展示这些作品，他在1842年又画了一个系列，几乎和第一次的一模一样。这四幅画被反复展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风景画和画中的象征意义也令他声名显赫。

不幸的是，科尔的生命很短暂，1848年，他死于胸膜炎，去世时只有47岁。同年，纽约市举办了他的身后回顾展，吸引了近50万参观者，这相当于当时纽约市一半的人口。之后，第二个系列的《人生旅程》也被私人收藏，后来又重新出现，在一家医院里被展示。但在那里，这些画作没有得到呵护。1916年，一位不具名的杰出艺术家号召收购这四幅画，为它更换衬里，进行清洁，重新装框，并“收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或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博物馆，妥善保存”。

1971年，美国国家美术馆收购了1842年那个系列的《人生旅程》，让其能够接受无数人的欣赏，而参观者中就有我本人。

为什么没有成就感

1980年冬，我上大二，放假的时候我和朋友在华盛顿观光。那时，我第一次参观了美国国家美术馆。过道里临时挂着托马斯·科尔的正在进行修复的作品，他那四幅描绘人生旅程的巨作映入我们的眼帘。像很多人一样，最先吸引我驻足的是画的尺寸，接下来是它们直观的故事性。除此之外，那天我唯一记住的另一件作品是一幅伦勃朗的风景画。我在科尔的画前停留了很长时间，当时就想：他画中的故事将会是我的故事吗？

就像科尔描述的一样，我的童年天真烂漫，青年时期也确实豪情万丈。在快20岁的时候，我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想扬名立万，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明确的志向。我因为缺乏天赋而放弃了成为音乐家的想法，在参观展览不久前加入了大学校报社。我喜欢阅读和写作，觉得也许这就是我未来的方向，但当作家很难，我猜想我更有可能成为一名律师，就像我父亲那样。我觉得自己正在向上争取一些东西，当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年轻人总是充满了雄心壮志，我也一样。至于老年时的平和，似乎很有道理，但离我太远，还无法引起我的兴趣。

中年看起来也很远，但从某些方面看，又显得非常近。即使还不到20岁，我也已经能意识到了中年会比较艰难。我父亲经常加班加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母亲患有抑郁症。在我12岁时，他们的婚姻破裂了，父亲独自抚养3个孩子。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某一天听说父亲失去了他最重要的客户，结果失去了一半的法律业务——当时，他四十四五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走出了科尔所描绘的备受呵护的童年。几年后，当我看到《中年》那幅画时，我想象父亲乘着那艘小船，被困在激流和礁石中。他要努力守护破碎的家庭，重建失败的业务，一切只能靠他自己，没有舵柄，也没有守护天使。

我认为《中年》所表现的并不是我将会走的道路。我的人生中当然会有危机和困难，会遭遇失望和失败，或许还会有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就像我父亲遇到的那样，但是，20岁的我认为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糕的了。那时，我没有目标，没有钱，没有爱情（或者说没有合适的对象），没有显而易见的天赋，只有学习和暑期工作。差不多就是在参观美国国家美术馆那天，我发誓要记住自己一开始的惨样，感恩未来获得的任何福气。我确定自己到中年时一定会有所成就，我将会心怀感恩。

快要40岁时，我取得的成就超出了我的期望。我做了17年记者，很成功；我和爱人相处3年了，很幸福。然而，在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在华盛顿写了一篇充满困惑的日记：

今天早上我在计算自己遇到了多少幸运的事。近来一直缠着我的不安感令我很困惑。我对自己的生活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我生活得太安逸了，我不是莫扎特，没有听众。我整天忙着为《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等刊物写文章，根据心情的不同，我有时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有时娓娓道来。

今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做了一些梳理。

20岁时，我梦想成为一名作家或学者，但认为自己最终会成为一名律师。我想，如果能在重要杂志上发表一篇作品就已经很幸运了。如今，我在很多重要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也经常给它们写文章，还上过一些杂志的封面。很多跟我同时代的最好的非虚构类作家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我的作品甚至被收入了著名的《诺顿读本》（The Norton Reader）。

20岁时，我痛恨自己的身体，有个姑娘曾说我看起来像是刚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出来的。当时，我的体重大约50千克。如今，我的体重是62千克左右，增加的都是肌肉。

20岁时，我没有太多钱。如今，我有60万美元，包括一套公寓。几年后我很可能身家百万。

20岁时，我认为自己不可能谈恋爱，不可能有亲密关系，没有人愿意和我接吻。如今，我和我的爱人已经在一起3年多了，我们生活很幸福。

我会严厉批评自己工作不够努力，没有取得本应该取得的地位。不过，我对自己为什么没有在情感上承认显而易见的事情而感到奇怪：20年里取得的成就，任何一件都不同寻常，都值得骄傲，而且我依然年轻。我居然厌倦了这些积极的变化，这简直不可理喻。我为什么没有成就感？

我感到困惑不解。就在前一个月，我作为演讲嘉宾回到我的母校，实现了20岁时的另一个抱负。

“此行非常棒，”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受到了VIP般的接待，他们甚至带着一些敬畏。人们想知道我是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的。我觉得自己依然是那个满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高山，来到了山的另一边。在母校的日子还历历在目，我记得自己曾梦想在重要出版物上发表一篇文章。事实上，我一直渴望实现的就是当下的成就。”

我为什么没有成就感？因为我正进入人生幸福曲线的低谷。

重新认识“人生中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人到中年感到不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哪怕没什么可不满的。我不知道自己进入了调整时期，不仅人类有这个时期，黑猩猩和猩猩也有。2000年，我刚步入40岁时，学者们所说的生活满意度U型曲线的证据才开始浮现。4年后，第一项记录这种现象的重要研究发表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中年往往是最令人不安、压力最大、最不快乐的时期。当然，中年人的压力可能来自高强度的工作、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不过，与我们的常识不一致的地方是：当我们把压力、过度劳累和生活中的变故剔除之后，中年人的幸福感其实是在上升的。时间的流逝影响了我们对满意度和感恩的感受，更准确地说，时间的流逝影响了我们感到满足和感恩的“容易度”。

青年是兴奋、有刺激感的时期，但巨大的期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这些情感使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很高，但非常不稳定。接下来是巩固和实现的阶段，同时失望情绪会增加，乐观情绪会减少。这种下降是渐进的、缓慢的，不断累积，最后会跌入低谷。这种下降常常会持续很多年，导致人们不能尽情享受自己的成就，而是质疑和否认它们，在最应该感到满足的时期，我们却体会不到成就感。

低谷其实是一个转折，情感的方向由此开始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们重新校准了自己的期望，大脑的结构也改变了，所有这些都导致中年后期幸福感上升，到晚年时我们会感到无比幸福。

我说的是平均现象，并非每个人都如此。就像我在本书中经常会提到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我的情况符合这种模式，而且是报复性地反弹。

到45岁时，我有几本书得以出版，获得过新闻奖，作品被收录到著名的选集中，做过数不清的演讲，上过很多媒体——所有这些都证明我在自己的行业里很成功。我身体健康，财力殷实，和爱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客观上看，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然而，我完全不理会这些成就，一心惦记着我没有得到的。

早晨的状况更糟糕，因为这时还没有日常事务来分散我的注意力。一睁开眼睛，我的脑袋里就会出现挑剔的声音：我在浪费生命……这些年我没有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我应该搬到别处去，做别的事情……为什么我没有上星期日的访谈节目？为什么我没有主管一家企业或其他公司？

特别令我困惑的是，很多烦人的自我谴责十分荒谬，例如，上星期日的访谈节目和运营一家企业从来都不是我渴望的事情。就好像我实现了自己的很多目标，于是大脑某些乖张的部分就赶紧“伪造”出一些新目标。同样，尽管努力压制，但我就是不由自主地拿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为什么我没有做到别人做到的事情？看看人家，再看看我自己，真可悲啊！

任何理由都能引发不满，无论是真实的理由还是编造的理由。我开始觉得它就像寄生在我大脑里的寄生蜂，以它制造的不满为食。

我非常清楚，如果20岁的我知道自己45岁时所获得的成就，哪怕只是其中部分成就，我都会欣喜若狂，满怀感恩。所以不知感恩令我感到羞愧，不满令我感到难为情。我没有和爱人说起这些，对此尽量闭口不谈。我曾和一个朋友说过，他的建议是吃百忧解⁽³⁾。但我感到的是不满，而不是抑郁。起床，享受喜欢做的事情，努力工作，欣赏音乐、享受爱情或者招待朋友——这些事情依然能带给我快乐。

我当然听说过中年危机，但我的情况似乎不太符合它所指的概念。从定义上看，危机应该是剧烈的。它会迅速达到最高点，把其他问题推到一边，需要人们立即回应它。根据我们的刻板印象，中年危机会导致行为混乱或自我放纵。但这些都不符合我的情况。我幻想过在没有其他计划，甚至没有其他想法的情况下，立即辞去杂志社的工作，但我从来没有鲁莽行事。相反，我厌恶风险，保持低调。光阴荏苒，40岁变成了45岁，接下来是46岁、47岁。我逐渐意识到，我的不满和危机正相反。它是持久的，伴随着我的生活，成了我的新常态。

我相信自己会坚持工作，不会发生任何戏剧性的事情。这在某些方面令我安心，但也会引起躁动不安的期望。如果我变成了一个长期不满的人怎么办？渐渐地，我的意志开始消沉。我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自己不喜欢的人。我觉得自己被不知感恩的状况限制住了。

后来，这层迷雾莫名其妙地消散了，就像它莫名其妙地降临一样。含蓄地说，它发生的时机很奇怪。

在我快50岁时，母亲去世了。之后，和我关系亲密的父亲得了一种恶性的神经系统综合征，也去世了。50岁时，我失去了杂志社的工作，成为美国报刊行业大劫难的一名受害者。我创办了一家公司，为作家提供创意，但失败了。我陷入了生活的“湍流”之中，又被抛向了中年的“峭壁”。但我脑袋里的声音却变得不那么吵闹、不那么持续了。和别人进行比较，总想到自己的不足，这样的强迫性习惯也消失了。这种改变很微妙，是渐进式的，我起初不太敢承认它，担心这只是幻觉，或者会稍纵即逝。编造各种理由让自己感到不满足的那部分“我”似乎安静下来了。

当时，我不可能知道现在我所认识到的事情。就像科尔的中年远航者一样，我任凭时间摆布。

中年是令人煎熬的时期，这众所周知。托马斯·科尔显然知道这一点。而但丁在14世纪早期就认识到了，他的“地狱之行”始于中年，这绝不是巧合：

在人生的中途

我发现自己已迷失了正路，

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

啊！

要说明这座森林多么荒寂、艰险、难行

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

只要一想起它，

我就觉得害怕。

但丁用幽暗的森林来比喻中年，这和科尔说的激流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荒寂、艰险、难行”的。然而，像科尔和但丁这样有才华的人，对年龄和幸福却也知之不多。在本书中，我会重走托马斯·科尔的远航者的路线，但我可以借助一张地图，上面有经济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

这本书涉及经济学对幸福的新观点，还涉及生活满意度。事实上，生活满意度与我们的物质条件和成就的联系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密切。本书还描述了缓慢的情绪重启，它使中年以后的日子变得非常令人满意。本书解释了为什么进化使人们具有这种重启功能，还探讨了成年人发展的全新阶段——这已经开始影响人们对退休、教育和人类潜能的思考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将介绍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发现了一种负反馈循环。这种负反馈循环造成了中年时毫无理由的不幸福感。我还会介绍一些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他们发现，在人生下坡路的不远处有令人惊喜的回报在等着人们，其中既有个人的回报，也有社会的回报。我还会提到一些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等，他们建立了新学科，证明年老虽然使身体变得虚弱，但会使人们更快乐、更善良。另外，书中还提到了几位社会思想家和改革家，他们探索和描绘了成年发展的全新阶段。

如果这些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发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出一些调整。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我们对衰老和幸福的很多认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年时感到不满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危机”，而是健康且自然的过渡。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更明智地对待人生幸福曲线了。尽管我们没有办法绕过曲线低谷，但可以想办法顺利通过。

我们还可以帮助他人顺利通过人生低谷。我花了数年时间探究人生幸福曲线的科学，以及有关衰老与幸福的证据，但我一直并不理解，直到我意识到它们不是关于我一个人的，而是关于所有人的。人生幸福曲线似乎是我们的烙印，它改变了我们年老时的社会责任，让我们不再野心勃勃、争强好胜，而是变得更有同情心，更注重情感。

如何应对人生幸福曲线也是一个社会课题，因为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做出良好的应对，我们需要社会的帮助。社会需要重新认识中年和老年，并抛弃一些关于中老年人的陈腐观念，如认为他们脾气古怪，经常愁眉苦脸等。社会应该支持和接纳那些进入中年低谷的人，而不是孤立、羞辱他们。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某个人处在这样的低谷里，我没有魔法让你们立即解脱，世上也并不存在这样的魔法，但我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建议，也要告诉你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

首先，中年消沉（不是“危机”）完全是正常的、自然的，就像换牙或青春期。它是健康的、有时是令人痛苦的过渡，它的作用是开启新的人生阶段。你会感到不满足，但你不必为此过于担忧。

其次，中年后的振作不是心情的短暂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满足感的来源、对自我的认识都会发生改变。这通常会给老年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满足感，哪怕我们身体虚弱，疾病缠身也一样。

再次，通过延长预期寿命，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使我们的人生上升期延长了10多年，未来还会延长更多。因此，最令人满意、最亲社会的人生阶段有望增加20年。有些社会学家把这个新的人生阶段称为“成年期加演”。无论被称作什么，它都是一种幸运，而人类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了解和利用这种幸运，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先辈们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幸运的是，我们所需的知识更新很迅速，通常它始于违反常情，或者说不合逻辑的幸福视角。

经济状况与幸福感

卡萝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有一头光滑顺直的棕色头发，身材苗条，看起来不像50多岁的人。她经常跑步，一跑就是10多千米。她讲话的风格直接坦率，生活态度积极进取。即使是第一次见面，听说她是经济学家也不会让你感到吃惊，不过，你可能会对她是哪种经济学家感到吃惊。

格雷厄姆和我年龄相仿，我们是在40岁出头时认识的。我们就职于同一个智库，后来开始一起出去消遣。我当时正处在中年期的不满情绪中，但不愿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一起吃了一段时间的午餐后，我们的交谈开始变得比较私密了。我这才得知她在40岁时过得并不顺利。她有3个孩子，丈夫刚接受委派负责两个地区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后来，她的母亲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她的父亲患上了肺气肿。她同丈夫的婚姻变得岌岌可危。后来，他们离婚了。

“我很受伤。”格雷厄姆说。她和前夫争争吵吵，7年后才相安无事。我记得在那段日子里她很沮丧和失落，她说创伤后应激障碍依然对她有些影响。“我总是半夜醒来，以为随时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然而她挺过来了，努力在工作中做出最好的成绩，包括出版了一部优秀的作品《这个世界幸福吗》（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

在认识格雷厄姆时，我认为人类的幸福，包括我自己的幸福，反映了我们过得怎么样，或者至少应该反映我们过得怎么样。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知觉和现实，应该齐头并进。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没资格不满，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格雷厄姆或其他人。然而，当她开始向我讲解她的研究内容后，我逐渐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就像托马斯·科尔笔下的远航者受制于反复无常的河水，河流蜿蜒曲折，而远航者会无缘无故地折返回来一样。

为了理解幸福曲线，我们应该认识到幸福是不理性的、不可预测的，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客观情况。这是多年来经济学界竭尽所能想要忽视的发现，最近一些“新潮”经济学家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其中就包括格雷厄姆。

1962年，格雷厄姆出生于秘鲁利马，那是个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地方。她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医生，母亲则是个不折不扣的秘鲁人。她的父母共生育了6个孩子，格雷厄姆是最小的。在举家搬到美国之前，她不会说英语，而那时，她已经4岁了。某一天，她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从很多方面看，我既是秘鲁人，也是美国人。”小时候，她看到了极端的贫穷和极端的富有：“这种对比无比鲜明。”她对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发展课题的兴趣从未消退。

格雷厄姆的20多岁充满了冒险和发现，就像很多人在20多岁时一样。大学毕业后，她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做研究助理，她喜欢这份工作，之后还取得了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格雷厄姆的毕业论文写的是秘鲁的穷人如何应对恶性通货膨胀。她不走寻常路，没有追求终身制的学术职位，而是担任各种研究员，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合作，到越南、蒙古等地游历，了解如何帮助经济与社会发生迅猛变化的国家的穷人。她走访贫民窟，试图解决婴儿营养不良的问题。

“我做的正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我有时也会害怕。我记得在登上前往非洲的飞机时，我心里想：‘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对非洲几乎一无所知。’”

30岁出头时，格雷厄姆结婚了，不久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又出版了一本书，即《安全网、政治与穷人：市场经济的过渡期》（Safety Nets, Politics, and the Poor: Transitions to Market Economies）。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北美贸易协定的形成和其他国际贸易谈判的进行，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思潮出现了。激进主义分子要求经济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类不平等的问题上，因为经济发展似乎往往会加剧人与人的不平等。此时，格雷厄姆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秘鲁穷人的社会与经济流动性的数据。她发现，贫困地区的经济流动性大得惊人，秘鲁的比美国的大。这一发现引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我想知道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们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说全球化对穷人有害，为什么我们不去问问穷人呢？”

格雷厄姆提出了如下的问题：“和10年前相比，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怎么样？”由于掌握了人们实际经济状况的数据，因此她可以对客观结果和主观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事实证明，经济状况改善最多，也就是在收入阶梯上前进最多的人，其中大约一半说，他们的经济状况比以前更糟了。”同样奇怪的是反向的发现，当然，结果非常不一致：“经济状况根本没有改善的人——主要是农村的穷人，他们的收入没有改变，但他们认为自己的状况变好了或者没有变化。”

格雷厄姆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些发现：也许秘鲁人比较怪异，或者秘鲁的情况比较不一样。后来，她又获取了俄罗斯的数据，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70%向上流动最多的人说他们的状况比以前差。更多的数据、更多的国家表现出了相同的模式。例如，格雷厄姆研究了1990—2005年的中国，这是中国经济爆炸性增长的时期。人均寿命超过了75岁，比1980年的67岁有了明显的增长。2015年，她和周绍杰（音译）、张君义（音译）两位同事在《中国人的幸福与健康》（Happiness and Health in China）一文中写道：“……在同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他们的生活满意度陡然下降，后来又恢复了一些。生活满意度的降低伴随着自杀率和心理疾病发病率的上升。”

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同样令人奇怪的现象。英国杰出的“幸福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2005年出版的《幸福的社会》（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一书中说：“所有证据都显示，如今的人们普遍没有50年前幸福，然而同一时期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倍多。这个悖论也适用于美国、英国和日本。”他还写到，在美国，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既没有使自认为“非常幸福”的人变多，也没有显著减少“不太幸福”的人的数量。

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上，你对生活的感受不一定反映别人认为你应有的感受，至少从经济学的物质标准来看是这样。而且，这种关系经常是逆向的，即使在调整了如人口统计和健康等非经济变量的影响之后也是一样。

格雷厄姆告诉我：“发展快速的经济体中的民众没有发展较慢的经济体中的民众幸福。快速的变化会让人觉得非常不快乐。”其结果就是她所说的“幸福的农民与悲惨的富翁之悖论”。

20世纪90年代，格雷厄姆发现了这个悖论，她的发现似乎很离奇。传统经济学认为，收入增加当然会使人更幸福、更满足，使社会更稳定。“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格雷厄姆说，“但是我开始到处探寻，发现了当时非常非常少见的幸福经济学文献。”她因此找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

伊斯特林悖论

某年暮春的一天，我给身在加州的伊斯特林打了电话。就像我遇到的几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谦逊而亲切。不过，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似乎有些不公平，因为他发现了新的经济学分支。

多年来，如果我们要总结出现代经济学的一条座右铭，那就是：看人们做什么，不看他们说什么；看他们如何行动，不看他们感受如何。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严谨的科学，这意味着它会用现实世界无可动摇的事实“说话”。在任何指定的月份里，你会知道人们买了多少辆汽车，有多少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对受过传统教育的经济学家来说，了解消费者的感受似乎不重要，除非消费者的情绪引起了需求的变化。你怎么能确切地知道人们的感受？你可以问他们，但把问题的措辞变一变，你就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此外，人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和感受，即使知道，他们可能也不会实话实说。想要了解人们的偏好和需求，哪怕是推断主观心理状态，一种较好的方法就是观察人们显露出来的偏好。

美国人会告诉你，相比汉堡，他们更喜欢热狗，但销售统计数据不会说谎，数据显示美国人更喜欢汉堡。每一天人们都在交易商品和服务，获得更多他们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会揭示出他们的优先级选项。在运转良好的市场中，根据定义，满意度应该上升。

四十五六岁时，理查德·伊斯特林正在研究人口统计学数据。他发现人口统计学家非常重视主观证言，心理学家也是。在伊斯特林看来，主流经济学排斥人们对自己心理状态和幸福感的描述显得“相当荒谬”。1970年的某一天，在斯坦福大学的高等研究中心吃午餐时，一位社会学家提到了幸福调查。伊斯特林觉得这个调查会很有趣。

后来，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即《经济增长会改善人类命运吗？一些实验证据》（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他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富人一般比穷人更幸福吗？”“富国和穷国相比而言如何，如发达国家是否更幸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国家收入增长时，人民是否会更幸福，即经济增长能改善人类的命运吗？”你可能会想，经济学早应该认真对待过这些基础问题了，但事实是并没有。

“‘幸福’这个词间或被用在经济学文献中，但用得很不严谨，”伊斯特林写道，“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尝试研究实际的证据。”

伊斯特林收集了1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这些国家的人们被问了几个有关幸福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如何描述自己日常的幸福程度：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其他问题被称为“坎特里尔阶梯测试”——它是以20世纪中期美国杰出的民意研究者阿尔伯特·哈德利·坎特里尔（Albert Hadley Cantril）的名字命名的。坎特里尔设计了一个11级的梯子，人们可以用适当的梯级来代表自己的生活现状。民意测验这样写道：“梯子顶端代表你有可能过上的最好的生活，底端代表最糟糕的生活。”尽管直接询问人们的幸福感很简单，但“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吸引力，”伊斯特林写道，“如果对人们的幸福程度感兴趣，即他们的主观满意度，那为什么不让每个人设定自己的标准，来判定自己所处的位置？”

查看这些结果之后，伊斯特林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有些国家，“收入与幸福是正相关的”。如在美国，收入最高的人群比收入最低的人群感到非常幸福的可能性高近一倍。经济状况与幸福的相关性似乎并不令人吃惊，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伊斯特林查看的每一份调查中。

如果富有的人比贫穷的人更幸福，那么富有的国家也应该比贫穷的国家更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伊斯特林写道：“根据国家内部经济状况与幸福的关系，人们会认为富国和穷国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幸福差异，但国际数据并没有证实这一点。”知道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富裕程度，并不能由此判断这个国家中人民的相对满意度。

其他一些情况同样令人困惑。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收入显著增长。直至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也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共同富裕的黄金时期。但是，“高收入并没有系统性地带来幸福感的提升”。

如何解释这种看似不一致的结果？或许它们只是看起来不一致。伊斯特林提出的假设是：人们会依据自己在周围人中的相对位置来决定自己的幸福程度。于是伊斯特林写道：“个体收入的增加会提升他的幸福感，但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那他的幸福感就不会改变。”毕竟，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花很多精力拿自己和遥远地区的人进行比较，他们只会和自己的朋友、同事、同胞进行比较。

伊斯特林用身高进行类比：你是否觉得自己个子高，取决于周围的人有多高。如果你长高了，但你周围的所有人也都长了相同的高度，那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变高了；如果其他人长高了，你没长，你就会觉得自己变矮了，当然，你的身高并没有缩减。如果每个人都忙着致富，结果就可能导致人人都互相攀比，使社会陷入幸福经济学家所说的“享乐跑步机”⁽⁴⁾。

这种现象即伊斯特林悖论，它有可能带来经济学的革命。它挑战了显示出来的偏好与实质性标准研究的霸主地位。如果经济学家对改善人们的生活很关心，不只是物质，也包括更深层的、品位方面的生活，那么显示出来的偏好所描绘的就是不全面的，甚至具有误导性。为了填补这个缺口，经济学家需要采纳主观的标准。他们需要了解人们的感受和背后的原因，甚至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经济学。

然而回到现实世界，伊斯特林的革命性论文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经济学家依然怀疑调查数据。“幸福”到底是什么？让人们自己去界定它，就像坎特里尔阶梯测试，让不同的人对问题做出不同的解释。无论如何，经济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接纳如此具有挑战性的观点。伊斯特林的发现暗示物质财富并不能反映幸福程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非线性的。但如果这是真的，人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条信息？人们好像不应该停止赚钱，公司也不应该放弃创造利润。如果人们变得不理性或神经质，出手应对的应该是心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或许，我们对伊斯特林1974年发表的论文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不会感到奇怪，最多只是把它当成有趣的谈资。以如今的视角来看，后来的经济学家延续了伊斯特林值得敬佩的研究工作。但是在那个时候，有太多的问题他无法做出回答。伊斯特林悖论几十年来始终是个奇闻，直到后继的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它。

如何评估幸福

伊斯特林提出的最根本性的问题被证明是最不棘手的。人们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不同的人是否有相同的定义？从理论上说，这对哲学家提出了挑战，而且在继续引发热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数量比伊斯特林能够读到的多得多。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幸福的表述惊人的一致。数据显示，与哲学家不同，普通人在谈论幸福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研究者已经发现，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估很接近他们的朋友和独立观察者做出的评估，甚至与大脑中的电活动也是一致的。卡萝尔·格雷厄姆曾告诉我：“从幸福的基本决定因素来看，标准模式太一致了。我们所知的所有因素都始终很稳定。”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反复出现，比如某种差异，很多事情都取决于它。幸福有几种含义。其中一种含义可以指一个人当下的心情：觉得自己有多快乐。这很可能取决于一个人星期五下班后是和朋友们喝酒，还是堵在路上吸汽车尾气。这种短期的心理状态被称为情感幸福（affective happiness），它与情感有关，也就是我们短暂的情绪。研究者通过提出如下的问题来测量情感幸福：“你昨天是否多次微笑？”“现在你觉得压力有多大？”

评估幸福的第二个含义的问题非常与众不同：“你对生活有多满意？”“跟你想象自己有可能过的最好的生活相比，现在的生活如何？”尽管有很多变化，但核心的问题是：“从整体上看，你认为自己生活得有多幸福或多不幸福？”这类问题问的不是个人的心情，而是让个人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评价。这些问题涉及评价幸福（evaluative happiness，这个名称很恰当），等同于主观幸福感。

情感幸福和评价幸福彼此有一些关联（持续的抑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无益），但关联性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大。正如数据显示，人们可以本能地理解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并毫无困难地区分它们。询问人们前一天的幸福情况，也就是他们的心情如何，他们会说周末时更快乐；问他们生活是否幸福，这类“周末效应”则会消失。我在40多岁的时候，生活满意度很低，比我认为应有的水平低得多，但我的心情通常没有问题。这也是我认为自己不需要治疗的部分原因。我没有情绪障碍，有的是满足障碍。

我在和伊斯特林交谈时，他特地强调情感幸福和评价幸福的区别最早出现在他于1974年发表的文章中，而格雷厄姆等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后者。他们想知道：如果金钱不一定能提高生活满意度，那什么能？

结果同样非常一致，以至于如今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些基本原则可以被认定为事实。通过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查看世界各国的数据，格雷厄姆在2011年出版的书《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中写道：“无论研究哪个地区的人们的幸福，我都会发现非常简单的模式：稳定的婚姻、良好的健康状况和足够的收入（不是太多）有利于幸福。失业、离婚和经济不稳定对幸福非常有害。”

我来解释一下：从金钱开始；金钱很重要。我父母过去常说：“我富过，也穷过，还是富比较好。”吃了上顿没下顿、无家可归一定很悲惨。然而金钱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是线性的。

“收入对个体的幸福很重要，但过了某个点之后，其他事情，比如他人的收入也会开始变得重要。”格雷厄姆在2015年与周绍杰、张君义合写的文章中这样说。

“他人的收入”为什么重要？答案并不是在吹捧人类的慷慨。一旦收入达到让人非常舒服的水平，人们会开始和邻居、朋友进行比较，设定相应的期望。这样不好。莱亚德在评估文献时写道：“这些研究证据显示，他人收入的增加会损害你的幸福感。”

在肯尼亚做的一项实验就是很好的例证，实验结果令人吃惊，也有点令人沮丧。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探讨了这项实验，题目是《你的收益是我的痛》（Your Gain Is My Pain）。一个名叫“直接给予”的非营利组织在60个穷苦的肯尼亚村庄里随机挑选了一些家庭，无条件给予他们一次性拨款，金额为400美元或1 500美元。无论哪种金额，对村民来说都是一大笔横财，因为这些地区普通家庭的总财产都不超过400美元。

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内斯·豪斯霍费尔（Johannes Haushofer）、詹姆斯·赖辛格（James Reisinger）和内罗毕行为经济学卜萨拉中心（Busara Center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的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通过分析结果发现，获得拨款的家庭生活满意度提高了。然而，从整体来看，获得拨款的家庭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被没有获得拨款的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大幅下降所抵消了。学者们写道：“消极效应的强度不容忽视，因为它是同样数量的财富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4倍多。”换句话说，一个人金钱增加带给另一个人的不满是带给这个人满足的4倍，至少对贫穷的肯尼亚村民来说是这样（但意外之财带来的大多数的积极效应和所有的消极效应在大约一年后都逐渐消失了，因为村民适应了新现状）。

另外，由于幸福是主观的，因此感知和现实一样重要。设想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在贫穷的村庄里，有个“调皮鬼”想加剧穷人和富人的幸福差距，于是它决定把每个人的纳税申报表公布在网上，使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搜索到。事实上，2001年，挪威就做了这样的事情。2016年，微软公司一位名叫里卡多·佩雷斯-特鲁利亚（Ricardo Perez-Truglia）的研究者查看了2001年前后的幸福情况，他用非常巧妙的统计控制，隔离了有可能的透明效应。结果同样不容乐观。首先，他发现，很多人上网查朋友和熟人的收入情况。人们窥探的热情非常高，对收入的搜索量达到YouTube搜索量的五分之一。其次，一旦人们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多年来形成的稳定的幸福差异就被打破了，幸福不平等感猛然加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幸福差距增加了29%，生活满意度差距增加了21%。

“这些发现说明，披露程度的改变对挪威人的幸福感影响巨大。”佩雷斯-特鲁利亚直截了当地写道。

需要注意的是，挪威发生的改变并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真的改变了，改变的只是人们对不平等的了解程度。主观幸福感不取决于绝对的物质财富，甚至也不取决于我们相对于他人的位置，而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当然，其他人怎么看我们同样很重要。2014年挪威官方不再允许个人匿名搜索纳税记录。当人们意识到朋友和邻居会知道他们在窥探时，有关收入的搜索量锐减了近90%，人们把精力转而用在查看谁在窥探自己上。

因此，伊斯特林最初的猜想似乎得到了证实：超过某个点之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不一定会增加国民幸福总值，尤其是如果不平等也加剧了——无论是真实的不平等还是感知到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光有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是不够的。如果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没有得到平等分配，经济增长其实会增加人们的沮丧和愤怒——即使从绝对数值来看，中产阶级增加了也一样。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梯级之间的距离会变得更大，上面一级的人离自己更远了，这让人心生怨恨。同样，上面的人会看向他的上一级，也看到自己被拉得更远。正如挪威人所发现的，增加不平等的可见性会使效应加剧。

这两种现象在美国都存在。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加剧，不平等的可见性也在增加，正如社会学家指出的，经济精英越发脱离大众，进入自己的世界，他们有独立的学校、社区，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品位。假设你是旧金山的一名老师（在当地属于中等收入群体）或一位出租车司机（在当地属于普通收入群体），如果每天早上你看到看起来像青少年一样的年轻百万富翁们在范尼斯大街（Van Ness Avenue）排队等谷歌公司通勤巴士，你所感受到的生活状态的差距会比收入差距更大。不平等的加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感知到的，都会毒害经济发展，甚至对很多生活得还不错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看到其他人生活得更好。这似乎就是美国目前的情况。

影响幸福的6大因素

以下是幸福经济学最基本的发现：决定幸福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人类是超级社会化的生物。超过某个点之后，我们更关心金钱对自己在同辈中排名的影响作用，而不是金钱能够买到什么。

那么其他因素是什么？大多数如你所料。莱亚德在他的书中列出了7大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个人价值观。除了健康和收入，其他因素都与人际关系的品质有关。

幸福经济学领域的另一位卓越人物约翰·海利威尔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强调即时的快乐或痛苦与深层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区别——生活满意度对幸福感来说更重要。他认为，深层的满意度并非来自感觉良好，而来自做好事：培养和保持品德高尚的习惯，平衡自己的生活，建立、加深同他人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得到了证实。海利威尔和他的同事经常挖掘被称为“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庞大数据库。世界价值观调查涉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的成千上万人，研究者了解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个人信息以及社会与经济环境。当海利威尔和其他研究者分析这些数据时，他们发现，四分之三的幸福可以用以下6大因素来解释：

◎社会支持，在遇到困难时有人可依靠；

◎慷慨，为人慷慨且周围人也慷慨大度时，人们会更幸福；

◎信任，腐败和不信任对生活满意度有害；

◎自由，有充分的自由来做重要的人生决定；

◎良好的人均收入；

◎健康的平均寿命。

看着这个清单，你会注意到，6项因素中有4项与社会互动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支持，它与“关系商品”（relational goods）一起构成了幸福的主要部分。就像2015年《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所阐明的，生活满意度和人际关系的密切联系出现在几乎所有对生活满意度数据的实证分析中，而与空间和时间差异无关。心理学实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研究显示，如果必须做出选择，你应该选更多的社会联系，而不是更健康。因为健康差一些但社会联系较多会让你更幸福。收入也很重要，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收入高并不一定幸福，尤其是当别人像你一样富有或比你更富有时。

意大利两位经济学家斯特芬诺·巴托里尼（Stefano Bartolini）和弗朗西斯科·萨拉齐诺（Francesco Sarracino）查看了27个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国民收入增长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只维持了短短几年，之后人们会适应他们的收入增长。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影响最终会彻底消失。相比起来，群体成员关系变得更密切，以及社会联系其他方面的改善，虽然短时间内仅使满意度稍有提高，但从长远来看，生活满意度因此提高了很多。社会联系效应是逐渐累积的、持久的。

不要努力挣更多的钱，因为这样做只能让你保持原来的满意度，应该培养信任、感情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支持，因为它们会使你的幸福越攒越多。

反过来，社会联系对减轻财务危机造成的痛苦会有很大帮助。信任和相互支持程度高的国家比社会关系薄弱的国家能更好地度过经济大萧条。困难中相互团结能减轻严重的社会或经济衰退造成的影响，很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此记忆犹新。真正的财富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

对很多人来说，最亲密、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婚姻。伴侣是你最先求助的人，他们可以成为你的医生、护士、咨询师和治疗师。伴侣是你的伙伴，你们一起养育孩子，迎接生活挑战。婚姻会使你的亲戚和熟人网络扩大一倍，并使你建立起最重要的联系形式——家庭。难怪一般来说，婚姻非常有利于幸福，尤其是婚姻之初，而离婚则糟糕透顶。根据一项估计，从统计学上讲，补偿失去的婚姻所需的金钱大约每年额外增加10万美元。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还亲身体会到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确实如数据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我生活在弗吉尼亚州北部郊区的一个联排别墅社区，附近住着中等收入群体、普通收入群体，有当地人，也有移民。那里的街道毫无特色可言，毗邻带状发展区，当地的房价不算高。我曾住过的最富有的地方是阿德利宫。夏天的傍晚，你会看到老老少少即兴在草坪和露天平台上聚会，分享饮料和食物，大人们在聊天，孩子们在周围自由玩耍。人们会互相照看孩子和房子，因此这里几乎没有犯罪行为。星期五回到家，邻居的孩子会拥抱你，邻居家的狗会舔你，你会了解到每个人的近况，房价远远不能反映这一切价值。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失业会造成财务上的问题，因此它被算作影响幸福的经济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依然是社会联系和社会地位。确实，有工作就可以支付各种账单，工作也会丰富我们的社交网络，使我们具有使命感，提升我们作为负担家计者和社区成员的地位。难怪统计显示，失业的成本大约为每年6万美元，比美国工资中位数还高——虽然不像婚姻破裂的成本那么高，但依然很高。

那么，为人父母与幸福的关系如何？这比较复杂。为人父母是人类的核心任务。我依然记得多年前，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孩子时，他说：“因为这是镇子里‘唯一的游戏’。”好吧，在我看来，它不是“唯一的游戏”，却也是非常重要的游戏。有了孩子你才知道自己爱的极限和愤怒的极限，这是现代学者证实的一条古老的常识。

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心理学家阿瑟·斯通（Arthur Stone）查看了170万美国人的数据后发现，父母们更强烈的情绪波动“并没有贯穿到他们对生活的评价中，他们的生活满意度通常比没有孩子的人低”。养育孩子的成功经历回想起来会被看成是令人满足的成就，但大量研究发现，为人父母初始阶段的生活满意度并不会增加，反而会降低。新手父母尤其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父母称孩子出生后的头两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且常常是急剧下降。

“人们没有谈到的黑暗面是养育幼儿带给婚姻的艰巨挑战。”一位朋友对我说，在生了两个孩子后，她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不过她的婚姻保住了，现在她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她说：“我有两个非常棒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我觉得自己在养育孩子方面赢了。”那些指望用为人父母来解决不满足感的人常常会发现，虽然确实有回报，但获得它要到若干年之后。

另外一个因素是性别，它的重要性可能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大。2015年的《世界幸福报告》显示，女性的生活满意度略高于男性，但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小。我为本书进行的访谈和调查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如果我在40岁时知道了幸福的悖论，就不会为自己的不知感恩而困惑不已。20岁时，我以为40岁的自己会和20岁的自己进行比较，但其实没有。我拿自己和其他40多岁、状况差不多的人进行比较，其中很多人有稳定而持久的婚姻（通常结婚时间更长），积累了财富（通常更多），获得了专业地位（通常地位更高）。我确实比大多数人过得好，但他们不是我的比较对象。我一直在向上进行比较，这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正如莱亚德所写的：“幸福的一个秘密是不要和比你成功的人比较——要向下比，而不要向上比。”

不幸的是，这条建议虽然很合理，但难以遵从。其难度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态度，还取决于我们的年龄。

40多岁对卡萝尔·格雷厄姆来说很艰难，有时是创伤性的，但也富有成果。后来，峰回路转了。幸福经济学的“荒年”结束了，她的学科研究开始在主流学术中流行起来，新闻媒体也喜欢这个话题。

“50岁时，我的研究突然广受关注，”格雷厄姆对我说，“一想到这种方法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就感到无比满足。它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年轻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做法比我能想到的还要酷得多。”和青春期的孩子相处也给她带了很多乐趣，他们一起弹吉他，一起跑步。

我问：“你变了吗？”

格雷厄姆想了一会儿。她的儿子在青春期恋爱时爱得神魂颠倒，分手时彻底垮掉了。她说：“当你长大了，你会把一件糟糕的事情和你经历的其他事情进行比较，这会带给你非常不同的视角。你会变得更明智。以前困扰你的事情现在不会再困扰你了。”比如如何看待对她的研究工作的负面评价：“如果这发生在我40多岁时，我会想，‘哦，太糟糕了。’现在我不会那么在意了。能够写我想写的东西已经让我很满足，我觉得不需要再证明什么。我认为这更多是内在的，所以不再在乎其他人如何评判我。”

格雷厄姆已经走过了幸福曲线的转弯处，她也为幸福曲线的发现做出了贡献。2001年，她和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斯特凡诺·佩蒂纳托（Stefano Pettinato）共同出版了《福与难：新市场经济的机会与不安》（Happiness and Hardship: Opportunity and Insecurity in New Market Economies）。书中的一张图表显示，在拉丁美洲，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从20岁开始下降，大约48岁时开始上升。

“在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中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格雷厄姆和佩蒂纳托写道，“尽管幸福曲线底部的来临时间在不同国家会或早或晚一些。”后来他们转向了下一个观点。这看起来有些令人奇怪，因为他们偏离了比较重要的主题。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也会感到奇怪，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

毫无证据的“发现”

没有人去寻找幸福曲线，因为没有人期望自己能找到它。

中年时会经历艰难的情感历程，年老时会变得平静，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中年危机”这个观点相对而言却很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当时出生于加拿大的精神分析师埃里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ques）在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的文章的标题中杜撰了这个词。文章的标题为《死亡与中年危机》（Death and the Middle Crisis）。可能并不那么令人吃惊的是，杰奎斯当时快50岁了。

“我注意到在40岁至45岁间，杰出人物的创造性工作会出现明显的危机，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人生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杰奎斯在文章中写道。他将敏锐的洞察力与精神分析师特有的大胆猜想结合起来，并将观察结果扩展为一般性理论。他写道：“中年危机不只是发生在创意天才身上的一种反应，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中年危机。”

杰奎斯假设，中年危机开始于三十四五岁，原本抽象且遥远的死亡此时变得具体而个人化。“个人停止成长，开始衰老。”个人需要面对新的外部环境。成年期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个人已经成家立业（严重不适应社会的人除外）。父母老了，孩子即将成年。死亡渐渐临近的想法再也无法被压制，人们无法逃避。“这是中年阶段的重要特点。”

接下来是弗洛伊德式术语的狂轰滥炸，杰奎斯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中年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做什么或成为什么样的人。“个人想实现的愿望实现不了，渴望成为某种人成不了，想要拥有的东西无法拥有。迫近的挫败感特别强烈。”

50多年之后，相关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关于杰奎斯的观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可探讨的内容也很多。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探讨这个主题。可以说，流行文化利用了杰奎斯的基本理念，至少是他精辟的措辞，且很快把它变成了陈词滥调。

但是，心理学家找不到证明杰奎斯的观点的证据。有些人在中年时确实过得很难，但这不是一个多么特别、多么有趣的发现。当心理学家寻找人们在中年时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时，他们什么都没发现。

“客观地说，学者们没有发现很不一样的方面。”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家兼人力发展学教授伊莱恩·韦辛顿（Elaine Wethington）这样告诉我。2000年，她在《压力在即：美国人与“中年危机”》（Expecting Stress: Americans and the“Midlife Crisis”）一文中写道，她发现在自己随机调查的人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在意识到衰老、体力下降，或被困在不受欢迎的岗位上时，他们的个人目标和生活方式会突然改变”。男性和女性出现中年危机的可能性差不多。

韦辛顿还写道：“然而，对成年期心理痛苦的流行病学研究并没有发现中年是特别痛苦的时期，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如此。”人们常说他们陷入了中年危机，但韦辛顿猜测，这是因为他们常常在40岁左右遇到困难。“有人相信存在中年危机，从他们的个人经历来看，这个词很有道理。他们感到自己在漫长的中年期的某个阶段，确实遇到了危机。”不管中年危机这个词在科学上是否正确，作为一种思考生活的方法，它对人们还是有用的。“如果我们相信中年危机真的存在，它就真的存在，并且会产生影响。”韦辛顿对我说。但它更像是一种民间智慧或社会传统看法，而不是严谨的科学。

心理学领域的其他人对中年危机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趣。威斯康星大学老年研究所主任卡萝尔·里夫（Carol Ryff）告诉我：“我们在数据中基本上没有发现相关的证据。”像很多心理学家一样，她认为将中年危机推广到整个生命过程或全人类没有意义，因为特定的人的人生历程和轨迹更有趣、更重要。“在最终的分析中，当谈论这些宏观的、通用的理论时，你讨论的不是真实的人。”她说，“不要认为某件事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或者都不会发生，这样对每个人才会很有帮助。最好以特征显著的方式来思考，比如某种理论是针对谁的，在什么情况下成立。”

这很符合心理学家的工作描述，心理学家研究的是个体的情绪和发展，是小群体中的个体，通常在实验室条件下或受控制的环境中进行。在小群体和特定的情况下，个体所处的环境和人格决定了他会怎么做。对幸福或不幸，隔离出一种统计原因的影响，似乎无关紧要，因为人类不是统计数字，并不能通过概括性的风险因素来认识我们的生活。当然，中年时的压力源是真实的，任何同时照顾父母和孩子的人都可以作证。但是它并非可预测的、可定义的“中年综合征”。因此到21世纪头十年，主流心理学认定，中年危机的概念既没有依据，也没有意义。

时至今日，很多人认为中年危机的话题已经结束了。2011年，罗宾·尼克松（Robin Nixon）在美国生活科学网上发表了《中年危机是彻底的谎言》（The Midlife Crisis Is a Total Myth）一文。2015年，著名的心理学家苏珊·克劳斯·惠特伯恩（Susan Krauss Whitbourne），在美国今日心理学网上发表了《担心中年危机吗？不用担心。没有这回事》（Worried About a Midlife Crisis? Don't. There's No Such Thing）一文。惠特伯恩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断言：没有证据证明中年危机是一种普遍的经历（这是真的），它通常根本不是危机（这也是真的）。她对年龄段包含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和60多岁的近500人进行了研究（按心理学标准来看，样本相当大了），没有发现中年危机存在的证据。

不过，对中年和幸福的不同的思考方式，则需要其他思想者去发现。

2015年，我第一次见到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时，他61岁，身材略高，头发灰白，秃顶。奥斯瓦尔德有运动员般的修长体型，这得益于他每天步行两个小时的习惯。他身姿笔直，举止含蓄，声音柔和，谈话中充满敏锐的分析。他就职于英国华威大学，这是一所不在意礼节的学校。他穿着一套深蓝色带紫色和橙色条纹的西装，搭配一条米色领带，穿着一双棕色的鞋子，戴着一顶帽檐很小的软呢帽。奥斯瓦尔德告诉我说他喜欢衣着盛装。他的办公室里有几把椅子，有很多书，还有一块白板，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等式——显然是作秀，因为奥斯瓦尔德告诉我，他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家里进行的。交谈过程中，他时不时爆发出笑声。

1953年，奥斯瓦尔德出生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他的父亲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精神病学家，他们举家搬到爱丁堡，后来又搬到澳大利亚，对奥斯瓦尔德寄予厚望。奥斯瓦尔德超越了父亲的期望。他和初恋女友结了婚，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使他小有名气。他有两个孩子，现在都20多岁了。“往轻了说，我是被迫学经济学的。”奥斯瓦尔德说道。

20世纪70年代，奥斯瓦尔德看到英国经济状况惨淡，对普通人很不利。“我之所以学经济学，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失业、通货膨胀严重，局势动荡，”他说，接着笑着补充道，“我决心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的英国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是，对失业者来说，失业是否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现在看来这种争论很奇怪。也许失业是人们自愿的，因为他们更喜欢休闲，而不是工作；或者失业也许没那么糟糕。“英国右翼人士认为，人民或多或少地选择了失业，因为他们没什么技能，政府为他们提供救济金，选择失业对他们来说是合理的做法。”奥斯瓦尔德说，“在100多年里，这个问题曾经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把失业视作一种平衡，还是绝对的人类灾难？”

奥斯瓦尔德认为它可能是绝对的人类灾难，这个怀疑引导他进入了劳动经济学领域，也就是研究工作和工资的经济学。不过，奥斯瓦尔德的研究注重的是工作和工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97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关于基于他人收入来评价自己收入的“相对关系”，当时这一现象不如今天这么广为人知。他注意到，工会执着于相对收入：使工会成员的收入等于或高于其他人的收入。

“我凭直觉认为这是驱使人类进步的动力。”在那时，奥斯瓦尔德对主观因素的兴趣使他和他的研究显得很反常。但他不在乎。他曾经对自己说，现在依然对年轻的学者这样说：“如果每个人都喜欢你的研究，那你就可以确定它不重要了。我有一个很顽固的特点，即我确信自己知道什么重要。”

同样不同寻常的是，奥斯瓦尔德认为数据胜过理论，尽管这在今天已经不稀奇了。“我们在牛津大学的传统中成长，潜移默化地认为数据不重要。”他接受的教育使他认为有才智的经济学家从事的是数学研究，而不是卑贱的实证工作。现在他把那种观点称为“危险且糟糕的东西”。后来，奥斯瓦尔德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展示了他的数学模型，但对方的回应很冷漠。

“他们说：‘不错，安德鲁，但证据在哪儿？’这太有教育意义了，也非常令人痛苦。‘证据在哪儿’是什么意思？”奥斯瓦尔德困惑不已，他重塑了自己的思维。“我意识到真正有才智的人会运用证据。”他成了一个“大数据”分析者，若干年后这个术语才出现。

也许对大数据、逆向思维和主观幸福感感兴趣的学者，会不可避免地认为幸福经济学非常有吸引力。“我关心失业对人有什么影响。我发现了巨大的数据集——关于人们对幸福的看法的数据。找出其中的模式似乎理所当然。”而此时，伊斯特林开创性的研究依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但这个行业对主观幸福感完全缺乏兴趣反倒让这个主题更加吸引人。“我知道没人喜欢这个主题，可能永远都没有发表的机会。但是它对我太有吸引力了。这个问题显然是最重要的。我们试图理解人类的幸福。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可能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

正如乔舒亚·沃尔夫·申克（Joshua Wolf Shenk）在《二元的力量：关系如何驱动创造力》（Powers of Two: How Relationships Drive Creativity）中所写，很多伟大的创意都来自二人组合，差异很大的两个人互相补充，成了一种超级思想者或超级创造者。比如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再比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他们是政治上的伙伴，融合了个人自由和宪法秩序。尽管二人组中每个成员都很有才华，但他们的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化学反应，因此取得了更加非凡的成就。

大约就在发现关于幸福的大数据集时，奥斯瓦尔德遇到了他自己的创意“反应物”——戴维·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 flower）。

“他是个天才，”奥斯瓦尔德说，“一个数据天才。”

幸福曲线的发现

在我见过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后不久，同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来到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系，经过老旧的走廊，遇到了布兰奇弗劳尔。布兰奇弗劳尔招呼我进入他的办公室，他63岁，体格魁伟，一头蓬乱的棕色头发，已有些灰白。他双手厚实，握手时他的手能把我的手整个“吞掉”。他性格开朗，充满活力。那天他穿着印花衬衫、卡其色短裤和凉鞋，看起来像那种无论什么季节都穿着夏装的人。在他杂乱的办公室里，沙发很显眼，他斜靠在沙发里完成了大部分交谈，更显眼的是办公桌上并排摆放的3台电脑显示屏。

我还没来得及提问题，布兰奇弗劳尔就说到，在我到来的半小时前，他打开了一个自己之前从未查看过的数据集。他迅速进行了分析，发现了生活满意度与年龄之间典型的“U型”关系。我瞟了眼电脑显示器上的一行行数字，他又说：“是不是相当酷？我从来没有查看过它，但它就在那儿！”

这个数据集涉及全球37个国家及地区，大多数是像美国和丹麦这样的发达国家，但也有少量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如拉脱维亚和土耳其。在调查中，人们被问及：“如果从整体上来评价你的生活，你觉得自己有多幸福或多不幸福？”

我让布兰奇弗劳尔演示如何处理这些数字。“美国的数据只有1 200条。”他瞥了一眼数据后说。因为不足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所以他选择了西欧一些国家的数据。他的手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光标在屏幕间跳动，他拉动数据页面，指定等式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每到一处，布兰奇弗劳尔都显得不耐烦：“东西在哪儿？”“哦，快点！”“我在自言自语，这是最好的方法！”

在我看来，布兰奇弗劳尔可能用几分钟时间做了其他分析师几个小时做的事情。最后，电脑屏幕上果然出现了一条U形的曲线，曲线底部在五十三四岁。然后我们查看了东欧国家的数据分析结果，也出现了U形的曲线，底部在中年后期，之后上升得没有像西欧国家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U形的曲线，底部在50岁初。他又调整了各种统计控制参数，但结果很少发生改变。

接下来布兰奇弗劳尔开始分析压力和焦虑因子，拽上来一组涉及英国305 000人的数据集。数据显示英国人的生活满意度轨迹也呈U形，底部在49岁，大约在相同的年龄，焦虑和压力也达到顶峰。

我们抬起头透口气时，布兰奇弗劳尔说：“我分析过成百上千的数据文件。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你刚才看到的。你会得出这类图形。我知道一些人不承认，但它们就摆在眼前。”

布兰奇弗劳尔并非一开始就是数据天才。他小时候生活在英国南部海岸的布莱顿市。家里没人上过大学，年幼时，他看起来也不像是家族中第一个能读大学的人。13岁时，老师把他的父母叫到学校，因为他在最差的班里垫底。高中时，他对学习开始感兴趣，学得还不错，甚至参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但他去了莱斯特大学——英国一所中等水平的大学。他在那里主修经济学，学习不刻苦，但不费什么劲就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接下来是“嬉皮”的时期，布兰奇弗劳尔从事过各种奇怪的工作，如保镖、摇滚乐队的主唱等。后来他挣了点儿钱，辞去工作，开始旅游，曾经徒步走到阿富汗。“我有一段时间不务正业。”他说。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布兰奇弗劳尔发现经济学很吸引他，尤其是统计学。后来，他在一所类似于社区大学的英国学校教基础经济学，但他发现这份工作毫无前途，于是“灵光一闪”，在28岁时开始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这回他弥补了之前损失的时间，读完硕士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又取得了博士学位。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失业和罢工使很多年轻人怀才不遇。他的毕业论文就像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的论文一样，是关于工会和工资的，他也倾向于以数据说话，关注日常世界。“我称之为‘游走四方的经济学’。”他对我说，“我喜欢经济学，但我很想搞懂年轻人失业的问题。”

后来，布兰奇弗劳尔遇见了奥斯瓦尔德，这可能是注定的。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伦敦见面了。很快两人就决定合作，没想到两人合作写的论文多得数不过来。“他和我一起写的论文可能有几百篇，”布兰奇弗劳尔说，“我们完全互补。我分析数据，他完成初稿。”他们的很多论文是有关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包括1988年的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使他们在“逆潮流”方面达到了新高度，这相当于对传统经济学表示不屑。他们写道：“这篇论文中没有数学模型……也没有任何经济计量分析。”这种咄咄逼人的否认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反感，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饶有兴味地说：“在他们看来，我们很自以为是。”

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俩和另一位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Clark）在达特茅斯学院开始了一些活动，主要聚焦于理查德·伊斯特林的几乎被遗忘的幸福主题。

最先对幸福感兴趣的是奥斯瓦尔德，而当时布兰奇弗劳尔对幸福这一主题却漠不关心。“他试图让我相信我们会在幸福的数据中有所发现。我说，‘是的，是的。’当查看这些数据时，你会发现像工资数据中一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定性。”对玩大数据的人来说，稳定的、反复出现的模式意味着新发现。于是在1993年，奥斯瓦尔德、克拉克和其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有关幸福经济学的会议。“我们在学校大力宣传这个会议，”奥斯瓦尔德回忆道，“我们摆了100把椅子，结果没人来。”寥寥几位出席的演讲人递交的论文如果说和幸福有关系的话，关系也非常含糊。

业界的冷漠当然只会让“逆向思维二人组”对这个主题更加感兴趣，他们痴迷地钻研数据集，寻找模式。他们测试的因素之一是年龄。之所以查看这个因素，不是因为他们期望从中发现些什么，而是因为通过数据能明显发现相同的模式不断出现。在奥斯瓦尔德和克拉克199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失业是否会造成不幸福的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存在与年龄相关的U型幸福曲线”。在1996年的论文中，奥斯瓦尔德、克拉克和一位名叫彼得·沃尔（Peter Warr）的心理学家发现工作满意度也呈“与年龄相关的U型曲线”。

在当时，这个结果看起来很奇怪。没有很好的理论来解释它，也没有可证实的方法，因此研究者们对这些结果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奥斯瓦尔德告诉我：“我们继续做了下去。我们只是陷入了研究的迷雾中，那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年龄与幸福的关系依旧，不只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格雷厄姆分析不同的国家和数据集，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

2004年，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有了充足的数据和信心，他们断言，年龄本身就是幸福的一个决定因素。在《英国与美国随时间而改变的幸福感》（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一文中，他们提出婚姻对幸福非常有利，失业则非常有害，英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处于停滞状态，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但美国黑人的幸福感提升了），而且相对收入很重要。他们还提出年龄本身对生活满意度具有独立的影响：“年龄与幸福的关系很有趣，呈U型曲线。”他们说，调整了一些关键变量，如婚姻状态、教育情况和就业情况后，英国和美国的数据都显示出了年龄效应，而且对男性和女性都适用。它似乎不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或经济情况发生改变的结果，因为跨代间出现了相同的模式。“系统性因素似乎在发挥作用，”他们写道，“我们在心理学文献中找不到解释。”

2004年的这篇论文公开宣称，有些事情会随着年龄而发生，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4年后，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在《社会科学与医学》杂志（Social Science & Medicine）上发表了有关年龄与幸福的代表作——《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幸福感呈U型吗？》（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它基于几十个国家，包含数十万人的巨大数据集，其中仅欧洲和美国就超过50万人，两位作者得出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发现幸福感大约在中年时最低，”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写道，“这种规律性很有趣。男性和女性的U型曲线类似，大西洋两岸的情况也类似（不过，欧洲男性相比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点到来的时间稍晚）。”十几个国家没有表现出U型模式，但它们多数是样本很小的发展中国家。个体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形成统计学上的“噪声”，如果样本太小，很难从这些“噪声”中发现模式。例如，一个只有3个人的小样本，其中1个人恰好在25岁失业，另一个人在45岁时再婚，婚姻幸福，而第三个人也许在65岁时被诊断出癌症。那么，在这个极小的样本中，年龄本身的任何效应都会被抹杀。

到2008年，有20多篇发现U型曲线的论文可供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引用。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他们决定查看心理健康因素。如果中年时生活满意度低，那么这就暗示着此时抑郁水平会比较高。他们选取了大约100万份16～70岁英国人的数据，也确实发现了“倒U型”——40岁中期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最大。2012年，他们深化研究，查看了27个欧洲国家抗抑郁药的处方数据。结果显示，40岁中期人们服用抗抑郁药的可能性达到峰值。在接下来一年里，他们分析了美国两个州（新罕布什尔州和新墨西哥州）心理健康药物的使用数据，结果显示，“45～49岁时使用药物的可能性最大，数据中再次显现出‘中年峰值’”。

2010年，英国新闻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发表了《人生的U型转弯》（The U-Bend of Life）一文，使这一现象被更多人所知。除了引用了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的研究成果之外，文章还展示了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阿瑟·斯通（Arthur Stone）和约瑟夫·施瓦茨（Joseph E. Schwartz）、琼·布罗德里克（Joan E. Broderick）、安格斯·迪顿所写的论文中的一张图。这篇论文是《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年龄分布概览》（A Snapshot of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论文利用了对30多万美国人进行的盖洛普调查，发现U型曲线的底部位于40岁晚期和50岁早期。即使没有对结果进行统计调整，肉眼也能看出其中的规律。

我们稍后会探讨这个发现。现在，我们可以说研究者发现了被之前的研究遗漏的问题。成年早期过后，生活满意度会逐渐降低，中年时降到谷底，然后逐渐反弹。奥斯瓦尔德对这些数据的潜在重要性并不讳言。在我们第一次交谈中，他最先告诉我的事情是：“我认为这是人类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在我们死后还会再流传几百年。”

“幸福曲线”学说面临的挑战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些发现。U型曲线存在一个值得详细探讨的潜在问题，因为它将研究推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U型曲线是一种大数据现象，布兰奇弗劳尔、格雷厄姆、奥斯瓦尔德和其他研究者通过分析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的数据集获得了这样的发现。人口数量巨大，因此研究者可以用强大的统计学技术发现其中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还没有这类大型国际性幸福调查的数据，当时埃里奥特·杰奎斯提出了他的中年危机假设。数据不是人，因此心理学家不信服。他们认为，如果你想了解人们过得怎么样，他们的满意度如何波动，你需要采用小得多的样本，区分不同的个体，通常需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你不应该或者看似不应该对人类体验进行大数据分析。

U型曲线学说还面临着一个挑战。如果你在1975年问100万不同年龄的美国人的生活满意度如何，你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数据集——但它只是1975年美国人生活满意度的一张统计学快照。假设1975年30多岁的人和60多岁的人比45岁的人觉得更幸福，那只能说明这三代人在生活中有不同的境遇。或许45岁的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经济大萧条，艰难的经济局势给他们留下了心理伤疤，使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普遍不太积极。这不是假设的情况，当初经济大萧条让我父亲变得悲观，在金钱方面缺乏安全感，喜欢囤积东西。

为了证明U型曲线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统计学家所说的“同辈效应”，你需要比较不同年份出生的人，但他们要具有相同的代际经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或者你需要追踪个体的整个人生过程——这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而且很多人会退出或消失，追踪剩下的人会耗费巨大的财力。即使追踪研究一年也相当困难。因为少数研究者找到并分析了终身数据，但U型曲线并不是始终如一的结果。

2002年，华威大学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尼克·鲍德他威（Nick Powdthavee）想申请读奥斯瓦尔德的博士生。鲍德他威是泰国移民，他想研究“佛教经济学”。而奥斯瓦尔德引导他研究有关南非幸福的数据集。他当然也发现了U型曲线。在我见到鲍德他威时，他快40岁了，已经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幸福经济学的书。我和他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地下咖啡馆见面，他告诉我：“我总能看到它。几乎在我分析的每个数据集中都存在U型曲线。”当时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后来回到了华威大学。

但是，南非的数据依然只是快照。鲍德他威想得到动态的图像。于是他、奥斯瓦尔德和另一位学者特伦斯·程（Terence Cheng）设法找到了对人们进行追踪研究的3个国家（澳大利亚、英国和德国）的4个数据集，他们采用统计技术对每个数据集进行了分析，这样就能查看他们所说的生活满意度“个体内的改变”。他们在4个数据集中都发现了U型曲线模式，底部出现在40岁的不同时期。这证明了随着个体衰老，人们确实会经历U型曲线模式。虽然不是所有个体，但这足以证明随着年老，U型曲线模式是个体真实的经历。鲍德他威补充道：“它的确存在，从根本上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它有多重要呢？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的影响？是外部压力的结果，还是先天设定好的？带着这些问题，奥斯瓦尔德出于直觉给美国比较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韦斯（Alexander Weiss）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来自黑猩猩的启示

有时候，职业生涯和重要发现只是命运的“捉弄”。亚历山大·韦斯在夜晚的视力很差。他就职于爱丁堡大学。说得更明白一点，他通过研究动物心理来更好地了解人类心理。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研究的是海葵和猫鲨，攻读博士学位时想研究蛾子的心理，但夜盲症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寻找替代的研究课题时，一位导师邀请他加入某项对黑猩猩的研究。

如果你是人，那么5项基本的人格特质对你的人格和幸福水平会有很大影响，而这5项人格特质又受基因的影响。这种理论通常被称为“大五人格”，通过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这5种特质来描述人格。积极乐观的特质往往聚集在一起，互相加强，形成积极乐观的人格。

韦斯和他的同侪称之为“共活力”（covitality）。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遗传了父母的人格结构和基础的幸福感水平：人类的主观幸福感（广义的幸福）不仅和人格结构密切相关，而且两者都是可遗传的（约50%）。但是生物学成分到底有多重要？人类的近亲有助于帮我们寻找答案。

韦斯和两位合作者决定研究动物园里的黑猩猩。韦斯研究发现，黑猩猩的“人格”与幸福感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也可以很好地映射人类外倾性和低神经质的特质，而且这个因素具有很强的遗传性，与幸福感密切相关。这个结果以及其他类似的结果反映了人类的模式，说明生物因素在幸福感和有助于提升幸福感的人格特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我们谈论对灵长类的研究时，韦斯说：“那启发了我，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黑猩猩和其他猿类来更多地了解人类的人格与幸福感。”

在研究灵长类心理和“人格”的过程中，韦斯完成了两件有益的事。

第一，他和合作者设计出评估黑猩猩和猩猩的幸福感的方法。猿类当然不会说它们感到的幸福程度，但它们能表达很多情绪，了解它们情绪的饲养员可以担任可靠的报告者。例如，评估猿类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它们从社交互动中获得了多少快乐、它们是否成功地实现了目标，多位评估者会给出一致的回答，而且他们的回答符合衡量特质的客观指标，如身体健康状况。因此韦斯发现自己掌握了很多有关猿类的感受的信息。

第二，韦斯发现年龄对黑猩猩的“人格”有重要影响，就像对人类的影响一样。他写道：“人类人格发展的特点是变得更内向，好胜心减弱，情绪不容易激动，行为控制力会变得更好。黑猩猩基本上也会发生这种变化。”发现年龄对黑猩猩“人格”的影响很有启发性，因为这说明一些人格发展以及人格结构是高等灵长类动物先天的生物特点。韦斯对我说：“黑猩猩不需要出去找工作。我们的情况非常不一样，但基本轨迹是相同的。如果根据黑猩猩和猩猩50～65岁的寿命进行调整，你会发现年龄引起的差异很大，与人类的情况非常像。”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人类和猿类情绪发展的其他相似点。

一天，韦斯突然收到了奥斯瓦尔德的电子邮件，之前他从未听说过这位经济学家。“电子邮件的大意是，‘我看到你对黑猩猩和猩猩进行的幸福研究。我的研究发现年龄与幸福存在U型关系，我想了解你在对猿类的研究中是否查看过这种模式’。”他没有查看过，后来两人决定见面详谈。不久之后，韦斯开始分析336只黑猩猩和172只猩猩的数据，它们大多数来自美国和日本，也有一些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这些猿类生活在动物园、研究中心或庇护所里）。结果显而易见。韦斯说：“在对猿类的研究中，我们找到了证明U型曲线的有力证据。”猿类的幸福感在相当于人类45～50岁时降到最低。

相应的论文发表于2012年的《美国科学院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奥斯瓦尔德、韦斯和其他几位合作者（包括一些灵长类动物学家）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明人类幸福感的曲线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尽管它的部分原因在于人类生活和社会，但根源在于我们和类人猿共有的生物机制。”

这篇论文引起了轰动。黑猩猩竟然也有中年危机！韦斯对我说：“当时这有些令人无法接受。”没有人比奥斯瓦尔德更吃惊，他没想到自己不着边际的直觉竟然应验了。直到第三个数据集的结果出来，他才敢相信。若干年后，当我们见面时，那段记忆他依然历历在目。“我记得有三四次我坐在办公桌旁，心想即使我死后，它依然会流传。它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人类根本性的特点。”

奥斯瓦尔德是一位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他说有人复制了猿类的结果，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我问他认为这有多普遍，他回答：“我打赌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人类现象。”至于“普遍”，他指的是这种倾向具有普遍性，但不是每个人都必定会有痛苦的中年。“我认为所有人的基本过程都是一样的。我可能错了，我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但证据显示如此。”

正是猿类的研究使我注意到幸福曲线。一切都说明我40岁的不满和环境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和“我”，和有意识、有理性的自我无关。猿类似乎能搞定这些。作为人类，我没有做出糟糕的决定，或者让自己消沉或沉沦。我甚至不需要搞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进化出于某种原因让我们在中年时感受到不满，那我们也许不会知道为什么。大自然为我们设定了固有的生理和心理过程，很少让我们洞察这些过程的原理。

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总想辞去好端端的工作，这种白日梦很荒谬，但就是控制不住。

“随便说一下，我肯定经历过U型曲线。”奥斯瓦尔德对我说，好像是事后的领悟。在40多岁时，他的婚姻破裂了。在那时，对幸福的研究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我意识到后半生会过得不怎么样。我认为方方面面都变糟了。”

布兰奇弗劳尔也经历了自己的中年困境。“我的人生愿望是什么？我想出名。我成了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教授，我们写了《工资曲线》（The Wage Curve，他和奥斯瓦尔德有关劳动力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当时我只有40岁。我们都觉得：哦！比我预想的来得早！我以为那是中年危机。我想要做点别的事情。”我问他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被困住了。布兰奇弗劳尔“咯咯”地笑着说没有，但他的妻子觉得被他困住了。他应对压力的方法是买雪上摩托车和船，加倍努力工作。

“很多人的应对方法是一直工作。我会把时间用在工作和陪孩子上，没给婚姻更多时间。”像奥斯瓦尔德一样，他的婚姻破裂了，还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说那个时期可以用“痛苦”来总结。

大约在奥斯瓦尔德刚刚50岁的时候，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事实证明她特别适合他。奥斯瓦尔德对人生的看法改变了，对未来变得乐观起来。他告诉我：“你会对自己更宽容，开始注意自己做得很好的方面。你没必要执着于所有糟糕的事情。”

布兰奇弗劳尔也经历了类似的转折。他告诉我，在50岁初期“生活变好了”。经过折磨人的7年，他从离婚中走了出来。他的癌症缓解了。他再婚了，生活幸福，重获健康，成为著名报纸的专栏作家和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他变得更放松。“我越来越不愿意成为一个乏味的学者，我没有什么要证明的。”他的爱好是钓鱼，他以经济学家的严谨谈论这个爱好。“大约傍晚太阳下山时我去钓鱼。风和日丽的天气更适合钓鱼，但这种天气里会有虫子，所以你要进行权衡。”

是不是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两人各自的再婚改善了他们的心态？或者他们的心态改善了第二次婚姻？反思与他们的交谈，我发现，我和他们都不明白幸福曲线的斜率是如何改变的，以及生活与选择的改变如何相互作用。没有数据能解开这些谜题。不过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两个幸福的人，他们的生活都已经转过了那个弯。

在第一次和奥斯瓦尔德交谈时，我提到自己40岁出头，我的满足感似乎在上升。他感叹道：“等着看你60岁的时候吧！”

不同的生活满意度模式

不是每个人在45岁时都会感到不幸福，或者在之后感到幸福。我将在本章探讨幸福曲线的意义和变化幅度。幸福曲线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一种趋势。

两者存在天壤之别，这种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幸福曲线在现实中的影响是微妙的、不可预测的、奇怪的。就像《人生旅程》中的河流是规律的，转弯处被标明，但是，没有哪两位远航者会经历相同的旅程。

心理学家认为中年危机这个概念只是谎言。苏珊·克劳斯·惠特伯恩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中写道：“中年时人们会感到不快乐，他们当然可以去买辆跑车（或者幻想买辆跑车）。但是，他们是否因为年龄而这样做或是否与年龄直接相关，这值得怀疑。无论是否以危机的形式出现，任何年龄都有可能发生改变，就像我们都会努力取得成就一样。”她的话很对。我遇到过很多经历U型幸福曲线的人，也同样遇到过很多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呈现其他形状的人。

上升线

我曾给近300位中年人发放了问卷，让他们给自己每十年的生活满意度打分并进行描述⁽⁵⁾。除了U型曲线，我遇到的最常见的生活满意度轨迹是上升线。有这种曲线模式的人通常成年早期不幸福或生活很动荡，他们乐得把那段日子抛在身后。

以乔（Joe）为例。我们交谈时，他57岁，他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的分每十年都提高一些：20岁时4分，30岁时5分，40岁时6分，50岁时7分。他出生在美国南部，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他高中毕业后就工作了，没有上过大学，一开始当卡车司机，后来当焊接工。他犯过一些错误，曾有过一段糟糕的婚姻。他23岁结婚，不到30岁离了婚。他酗酒，还吸毒。离婚迫使他重新开始。面对一大堆未支付的账单，他不得不搬去和父母同住，这让他觉得很丢人。30岁时他遇到了与他合得来的一位女士，他们结婚了，有了一个儿子。与此同时，他在一家钢铁厂找了一份开起重机的工作，现在依然在那里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他喜欢这份工作，他知道收入不错且稳定的蓝领工作越来越少了。然而他真正的价值感支柱是他的家庭：“我们那时候的很多小孩长大后想成为消防员、警察或宇航员，我只想成为父亲。”

中年时，乔说：“我没有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榜样。”为人父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我问他对未来怎么看，他说他预计自己60岁时满意度分数能达到8分，“到那时我可能还会有一些孙辈。我希望住在海边或湖边。越老生活似乎变得越好。我每天都有收获，它们在不断累积。”

V型曲线

V型曲线比U型曲线和上升线少见，幸亏如此，因为它标志着破坏性的失败或严重的危机，而不是长期的情绪低迷。我很熟悉的托尼（Tony）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相识，托尼当时22岁，长着一张娃娃脸，脾气很好。他刚从美国南部的一座城市搬到华盛顿特区。他为人随和，积极乐观，很有才华，是那种我从来不会为之担心的人。但他在46岁时消失了。我到处打听，但听到的传言是他辞去了工作，搬去佛罗里达州了。我曾疑惑是否还能收到他的消息。后来，当他再次出现时我才了解到，他的中年一败涂地。

当初托尼晋升得很快。他当过服务员，曾与他人合租一间公寓。20多岁时，他成了一档艺术栏目的记者。30岁时，他当上了一家著名媒体的视频编辑，管理着比他富有经验的作者。后来，他跟着爱人去了亚洲，成了自由撰稿人，博客写得很成功，还获过奖。当我再次和他取得联系时，他告诉我：“我的30多岁棒极了，非常成功。我大踏步地前进。”但是他总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内心有个声音在不断批评他，说他在不劳而获，说他的成功不会长久。搬到郊区让他感到很无聊，没有热情，生活变得平淡乏味。后来他出轨了，随后爱人和他分手了。与此同时，他觉得工作没有了意义。“我遇到了‘存在主义危机’，我问自己，尽管我的工作在别人看来很好，但它是否有价值。我用颓废来逃避这一切。”

事实证明，托尼犯了严重的错误。他酗酒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工作。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解雇补偿金，但这却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我用这笔钱静静地坐在家里喝酒。我这样喝了差不多6个月，终于把自己弄病了。我已经到了不得不离开的地步。尽管酒精让我头昏脑涨，但很显然，如果什么都不做，我很可能挺不过那年冬天。”幸运的是，他振作了起来，他给佛罗里达州的一个亲戚打了电话，登上飞机，去医院进行了治疗。之后，他又进行了数周的强化康复治疗。

在同他失联一年后，我听了他的经历，让我震惊不已。我急切地问他是否已经脱离困境。他回答说自己目前的财务状况不稳定，但他不酗酒了。他不确定未来会怎样，但愿意试着乐观一些：“我觉得自己能保持不再犯错。”

当托尼的生活开始下滑时，看起来很像是典型的中年萎靡，就是引起长期不满的那种状况，而不是严重的危机。事实上，如果托尼当初妥善处理他的不安和不满，他会像大多数人一样，比较平稳地走过来。当U型曲线恶化，就会变成V型曲线，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痛苦，有时会导致错误，使生活满意度永远无法彻底恢复。

艾伦（Alan）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和托尼不同，他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他65岁，身材瘦高，举止庄重，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在大学取得了会计学位。在越南服役后，他从事过政府部门的一些白领工作，不断为职业发展积累能量，一直持续到30多岁。艾伦喜欢忙忙碌碌，喜欢承担责任，他升到了管理岗位。然而刚到40岁时，他认识了一些品行不端的人。后来，他因犯严重的错误而受到法律的惩罚，入狱一年。

他充分利用了坐牢这段时间，在监狱的法律图书馆里学习，还担任过办事员。从监狱里出来，他设法找到了一份数据录入的工作，工作了几年后被解雇了。“我又失业了，”他回忆道，“现在我有案底，很难达到之前的水平了，因为在某些时候，你不得不提起这件事。”

在那之后，艾伦找到了一份邮件收发员的工作，虽然与管理职位相去甚远，但起码稳定。虽然65岁了，但他依然不能退休。他说自己和“千禧一代”（1982—2000年出生的人）一起工作，而他们根本不在乎能不能把工作做好。他生自己的气，因为40多岁时他犯了人生大错。他觉得特别懊悔，再也没能重新加入白领的行列，向上进入他年轻时的社会阶层，且永远不可能了。“总有事情会提醒你，你爬得好高，然后‘呯’的一声坠落下来！过后，你觉得很难再和自己以前了解的那些人混在一起，很难回去了。”

为了写这本书，我采访了几十个人，试图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如何随时间改变。我认识到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幸福没有单一、标准的轨迹，而是形形色色的。到目前为止，我自己的道路遵循着U型曲线，也许正符合卡萝尔·格雷厄姆的一个图形。但托尼的轨迹、艾伦的V型曲线以及乔的上升线同样很常见。

尽管U型幸福曲线对我们不一定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它会影响所有人，即使我们的人生经历更接近上升线或V型。怎么会这样？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审视人生河流的形状。

年龄与幸福曲线

在我写这章时，布兰奇弗劳尔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写着“这是英国最新的资料”。在衡量主观幸福感方面，英国做得最彻底，英国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进行调查。邮件中有2014—2015年的统计结果。超过30万不同年龄的人接受了调查：“总的说来，你对现在的生活有多满意？”将生活满意度高或非常高的人占相应年龄段人数的百分比绘制成图，结果如图3-1。

图3-1　生活满意度评价为“高”和“非常高”的百分比（英国，2014年）

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显而易见，生活满意度从年轻到中年是下降的，在50岁出头时达到谷底，之后上升，70岁时达到顶峰，之后基本持平（稍有下降），直到高龄（80岁及以上）。调查还询问了人们前一天的快乐和焦虑程度，测量了对生活的情感，而不是满意度。这些指标也表现出相同的模式，焦虑和不快乐在50岁出头时达到顶峰，在60多岁时回落。即便没有博士学位，你也能看懂这张图。事实上，当心理学家说他们看不出U型曲线时，布兰奇弗劳尔不耐烦地说：“看懂很难吗？”

这种模式让我们看到不同年龄的人幸福感的有趣之处。2014年，平均来说，英国中年人的幸福感比不上年轻人或老年人。但是关于年龄本身，它能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另一个问题。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用水果和蔬菜解释了这种差别（碰巧，当时我们在分享一盘蔬菜）。几年前，他在翻查一个大型数据集时，发现吃蔬菜和水果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引人注目的关系”。这成了他与布兰奇弗劳尔、萨拉·斯图尔特-布朗（Sarah Stewart-Brown）合著的论文的素材。你也许认为，有关饮食与幸福的关系的研究很多，因为每个人对这两个主题都很关心，但奥斯瓦尔德说，其实他们只能从很少的研究中寻找两者的关系。他们发现，“随着每天水果和蔬菜摄入量的增加，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会以近似‘剂量-反应’的方式上升”，直到达到每天7份水果、蔬菜的摄入量，这大约是每个人能够摄取水果和蔬菜的最大量了。

但是，需要注意，吃大量蔬菜的人可能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不吃蔬菜的人。他们收入更高，生活方式更健康（抽烟少，锻炼多），看起来可能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一开始就比较幸福。我们有各种理由认为，饮食与幸福之间的联系来自对两者都有影响的其他某种因素。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不是吃大量蔬菜的人是否更幸福，而是吃蔬菜本身是否与幸福、心理健康有关。对蔬菜、水果进行的研究所获得的有趣发现提供了肯定的回答。

奥斯瓦尔德和他的合作者在分析中调整了各种各样会影响幸福的因素，例如年龄、收入、婚姻、工作、种族、锻炼、吸烟、宗教、体重，甚至其他食物的摄取，比如鱼、肉，还有酒精。事实上，他们运用统计技术对相似事物进行了跨维度的比较，大型数据集为他们提供了便利。如果对收入、教育或吃鱼数量进行调整，吃水果和蔬菜的影响消失了，那说明收入、教育或吃鱼数量是真正重要的因素。然而，“即使调整了诸如人口、社会和经济变量，模式依然很稳定”。他们发现了所谓的“水果-蔬菜梯度”，它对幸福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很显著。

他们的结果并不能证明吃更多的蔬菜和水果会让你更幸福。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吃惊，但在社会科学中确立因果关系是很困难的。“水果-蔬菜梯度”没有揭示出真正的联系——两个变量之间某种独立的关系，这是需要解释的地方。

年龄当然不同于饮食，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它。如果某人发明了一种方法，能够让人变年轻，因此逃避中年的无聊，无疑很多人会想得到它，但这似乎很遥远。最让奥斯瓦尔德、布兰奇弗劳尔和我感兴趣的，也是我曾经苦苦思索的问题是，年龄本身是否对幸福感有明显的影响。

答案同样是肯定的。过滤掉人们的生活环境后，幸福曲线的上升趋势比之前更明显、更一致。以下的例子来自卡萝尔·格雷厄姆和她的同事米连娜·尼科洛娃（Milena Nikolova）的分析，她们分析了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这项调查涵盖全球160多个国家，覆盖了世界99%的人口。图3-2显示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与他们所能想象的最好生活之间的比较（使用最广泛的生活满意度衡量标准之一）。

图3-2　不同年龄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未经调整的世界样本，2010—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如果说存在某种明显的趋势的话，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变得更幸福，大约在退休年龄时幸福感达到顶峰。但是当格雷厄姆和尼科洛娃对收入、性别、教育、工作、婚姻、健康等进行调整后，也就是过滤掉其他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年龄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看起来如图3-3。

图3-3　不同年龄的平均生活满意度（调整后的世界样本，2010—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U型曲线出现了——当格雷厄姆和尼科洛娃过滤掉其他因素，年龄本身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曲线如此平滑，令人警惕。人的真实反应是不稳定的。相比起来，U型曲线是一种统计投射或预测：如果除了年龄，其他可测量的方面都一样（现实世界中显然不可能），人们的幸福感如何？在第一次意识到这种情况时，我的反应是：那又怎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大堆变量的集合，我们关心的是它们汇总起来的结果——我们真实的幸福感，而不是“如果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情重要，我们的幸福感会如何”。如果20岁时我想知道自己40岁时会有多幸福或不幸福，我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婚姻幸福，是否有足够的食物以及自己的健康状况，等等。了解年龄对幸福的独立影响并不能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真实生活，就像了解投球对棒球的影响并不能让我们知道谁会取胜一样。

其实关键在于理解幸福曲线的真正含义，那就是：中年时你很可能对生活很满意，但实际上更难。

借用托马斯·科尔关于人生河流的比喻，我会说：中年时的幸福曲线就像是对自己不利的深层逆流。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划过去，或许我们的负载减轻了，划船技术改善了，或者肌肉更强壮了，把船改造得更好了，又或者像乔一样，在比较年轻的时候，遭遇了更糟糕的逆流，而中年时的河流似乎变得比较驯服。如果有一件或更多这类的事情发生，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中年时充满挑战的河水，而是会想：为什么每个人在这段河水中前行都觉得很难？

或许也有人不这么想。

成年早期经历对幸福感的影响

十几岁和二十几岁时，我很挣扎，后来拥有了幸福的生活。我很健康，事业有成，有很多朋友。当我成为一名记者时，我感到放松和兴奋，充满活力。我鞭策自己，也冒了一些险，比如辞去了好工作，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书。在书最终出版之前，我失败了两次。我的生活一直比较顺遂。因此，30多岁当幸福曲线开始下降，水流发生改变时，我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对抗潜流对我来说显得更加困难，前方的河流似乎更长，而目的地很远很远。我的生活环境使我对不利的改变特别敏感。

我认为，成年早期没有经历过重大困境的人，到中年时常常会表现出这种敏感。乔给自己40岁的幸福感打6分，比较低。但是考虑到经历了动荡、不幸福的20多岁，好一些但仍然困难的30多岁和40多岁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而托尼的生活轨迹跟我的比较像。年轻时他发展得很快，不断取得成功，但他对将近40岁时袭来的倦怠感很敏感。我猜测不是幸福曲线本身造成了他40岁中期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他做了一些糟糕的决定，酗酒、自怨自艾，且在失控前没有寻求帮助。但我认为幸福曲线的下降确实造成了他的萎靡，使他陷入了麻烦。

当然，如果底层逆流比较微弱，影响则不大。这是统计学上一个有趣的问题。生活中一切进展顺利，没有意外的动荡，这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但通常不明显。在全世界幸福曲线的图表中，你也许注意到了，最幸福的部分和最不幸福的部分在评分系统中相差不到1分。

但是这1分其实差得相当多了。大多数人的幸福水平只限于评分系统中上部很窄的波动幅度。80%的人评分在7～9分，低于6分很少见，低于6分足以暗示强烈的痛苦（几乎没有出现过10分，人们喜欢留出改进的空间）。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幸福感一般比美国低，因此世界的平均评分为5～6分，比美国低两三分。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地区，1分甚至0.5分的下降都很显著。

有多显著？使经济学家得以提取出特定变量对幸福的影响的统计操作，同样可以帮助他们估计这些影响的程度。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在2008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的论文中，他们发现20～45岁，生活满意度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和失业的数据相当——失业是最糟糕的事件之一。他们写道：“这暗示了对幸福的巨大影响。”在另一篇论文中，他们在分析了20多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中年时服用抗抑郁药的可能性几乎会翻一番。最近，奥斯瓦尔德、尼克·鲍德他威和特伦斯·程做了一项纵向研究——关于年龄对幸福的影响，个体有怎样的体验。他们发现，从20岁到大约45岁，对幸福的影响大部分来自重大事件，比如离婚和失业。我们不一定能感受到这种影响，或者即使感觉到了，也不一定会陷入困扰。但是它解释了为什么人生的底层逆流虽然微弱，不足以使我患上抑郁症，但足以天天烦扰我，且持续了十多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应对得很轻松。我的成年早期令人嫉妒，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失败或创伤，我的低谷更像是毫无根据的酸楚。但是如果你已经抑郁了，情绪不满，或者正在困境中挣扎，那么消极的底层逆流会放大其他问题。

“真实的幸福”公式

为了写这本书，我采访过经历更悲惨的人。其中一个是南希（Nancy）。以前我不认识她，她通过邮件感谢我写了有关幸福曲线的文章。她写道：“42岁时我陷入了无法解释但很严重的恐惧之中，读了你的文章后我感觉好多了。”在后来的采访中，她告诉我，她一直患有抑郁症，这是她家的遗传病。她的曾祖母曾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她的外祖母也住过院，她的母亲是个“怪人”。像很多人一样，她的20多岁充满乐趣和刺激。在一个令人向往的城市里，她得到了一份“办公室工作”，后来重返校园，无忧无虑地进行探索和发现。

“但是抑郁症一直存在。”她说，将近30岁时她开始服用抗抑郁药，这改变了她的生活，但抑郁症依然没有被消灭，只是减轻了。30岁出头时，她当了母亲，但这给她带来了压力和焦虑。到40岁时，慢性抑郁症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到40岁时，情况变得更糟了。”她告诉我，“大概几年前，早晨醒来时我要么悲伤，要么愤怒。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让我感到不解的是这与我的生活没关系。”我问她是否能找到消沉的原因，她回答说不能。她的生活中什么都没发生，没出现任何问题。“还是原来的那些问题。我的工作非常适合我，就是收入低一些。”后来她的孩子长大了，到了比较容易照管的年龄，她的婚姻尚可。这本应该减轻她的情绪压力，但她说：“我觉得自己变得更难过了。”

和我一样，她不仅感觉糟糕，而且这种感觉也让她感觉很不好，但与我不同的是，她一开始就有抑郁症。如果其他方面大致相同，进入幸福曲线的低谷会让原本糟糕的情况恶化。

那么，就幸福与年龄而言，这些研究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美国最杰出的心理学家之一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⁶⁾在《真实的幸福》（Authentic Happiness）一书中提出了幸福公式：

H=S+C+V

H（Happiness）代表长期的幸福水平，S（Set range）代表幸福设定点，C（Circumstances）代表生活环境，V（Voluntary control）代表可控因素。

他的公式很简洁，凭直觉看很正确，指引我们思考如何能变得更幸福。幸福设定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基本上是由基因和人格决定的。我们可以改变生活环境和自己的行为、情绪模式，使自己过得更幸福。那当然好，但幸福曲线暗示这个公式遗漏了一个条件，公式应该是这样的：

H=S+C+V+T

其中T（Time）代表时间，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衰老进程。你是25岁、45岁，还是65岁，这虽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你从中能很容易地看出幸福（H）变得很复杂。如果随着你进入中年，生活环境（C）和可控因素（V）向着有助于你更幸福的方向变化，那么时间（T）可能对你没有影响。

72岁、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佩里（Perry）感受到了令人烦扰的中年不满，但环境的改善淹没了这种不满。年轻时，他在越南两次负伤，婚姻以离婚收场，后来还丢掉了警察工作。20多岁和30岁出头时，他的境况急转直下。35岁左右他遇到了一个“好女人”，并在一家船舶公司当上了安全员，境况开始转好。他的生活满意度评分从30岁出头的3分上升到40岁时的7分，随着时来运转，他给自己60岁的评分是8分，70岁是9分。

相比起来，南希的生活环境和可控因素基本保持稳定，但在她40多岁时，时间的消极作用导致幸福设定点的抑郁效应恶化，结果她感到很痛苦。如果不同的因素向不同方向发展会怎样？要视情况而定。这就是为什么个体差异非常大，尽管幸福曲线的“底层逆流”很强劲。

在我修改后的等式中，4个条件中有2个（S和T）是不受个人控制的。一个条件（V）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另一个条件（C）一部分在我们的控制中，一部分不受我们的控制。我们的人生挑战之一就是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因此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宿命论（“你对幸福无能为力，它根植于你的人格中”）或斯多葛哲学（“控制你的情绪和态度，因为剩下的不取决于你”），当然也不是说只要有积极的思维，我们想多幸福就能多幸福。它显然不支持“中年情绪危机”或“崩溃不可避免”这种初级论调。

我认为它揭示的情况很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但没有得到科学和社会足够的或适当的重视，本书后面的内容会逐步解释这个观点。时间很重要。我们无法使它倒流，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年龄，但我们可以认识到时间效应，从个体和社会两方面来适应，让自己更幸福。我们可以更明智地对待《人生旅程》中的核心——沙漏。在前三幅画中，沙漏就在远航者的视野中，但他没有注意到它。婴儿太小，不会注意到时间；年轻人盯着空中的城堡；中年人望着天空。在第四幅画中，沙漏不见了，被奋力的划船动作打翻了，远航者已经抵达终点。一路上，远航者忽视了眼前的东西，或许他应该更多地关注时间。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曲线

时间在无情地流逝，不可阻挡，时钟敲击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然而，为了理解幸福曲线，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区分。衰老是一个比较微妙的相对现象。

首先，人们的衰老速度看起来不同。参加高中或大学同学聚会时，人们会在心里和别人比一比谁老得更快。有些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10岁或年轻10岁。有些50岁的人比他们年轻时更有活力，更健康；有些人受背痛和膝盖痛的折磨，失去了往昔的活力。

其次，我们认为自己有多老的想法不只取决于我们的身体，也取决于我们的预期寿命，以及周围人的寿命和活力。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医疗水平不高，营养状况较差，人们活得很辛苦，平均预期寿命比较低。在这样的国家里，50岁的人显然比美国同样50岁的人看起来老很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在美国，50岁是“新的40岁”。在中国，平均寿命从1960年的40多岁增长到如今的70多岁，仅仅两代人就增长了30多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成就之一。当然，这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降低。然而，在中国，如今的43岁和1960年时的43岁不可同日而语。与时间不同，衰老是一个社会概念。

当我说“时间很重要”或使用幸福公式中的字母T时，我其实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事物。哪一个“时间”影响了幸福曲线？是随时代和文化而改变的相对概念“衰老”，还是绝对概念“时间”？答案是两者都是。

在人类的灵长类近亲中发现，幸福与年龄的关系说明时间本身（按时间计算的年龄，而非社会年龄）很重要。毕竟黑猩猩会自然地衰老，但它们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不会庆祝生日，没有退休这回事。在所有物种中，只有人类从出生开始数年份，并用不同的方式标定年龄的增长；只有人类在头脑中装着预期寿命的统计数据，用它来计算自己还能活多少年；只有人类痴迷于和别人比较老得快还是慢。这就是为什么和平均寿命80岁的社会相比，在平均寿命60岁的社会里，50岁显得老得多。

由此，我们认为一个人所生活的地方会改变年龄和幸福的相互作用。我们提到的黑猩猩和猩猩生活在两个半球，三个不同的国家，有些生活在动物园里，有些生活在庇护所里，但它们的幸福曲线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这合乎情理：假定它们被关着，受到不错的对待，那么它们没有理由关心自己在哪个国家。如果日本的猿类出现中年问题，而澳大利亚的猿类没有，这会令人吃惊。人类的情况则不同。图3-4是根据卡萝尔·格雷厄姆和米连娜·尼科洛娃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进行分析得出的。

图3-4　不同年龄的生活满意度（调整后的世界样本，2010—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图中最低那条曲线是世界平均的幸福曲线，这里将它同美国、丹麦的幸福曲线进行了对比。整体模式相同，但在曲线的每个阶段，美国人的幸福满意度比世界整体水平更高。这并不令人吃惊：美国社会相对稳定、人民富裕，是理想的居住地。图中最上面那条曲线代表的丹麦，该国的居民幸福满意度更高。总体来说，斯堪的纳维亚是全世界非常幸福的地区。根据2016年的《世界幸福报告》，世界上最幸福的8个国家，有6个位于该地区（分别是丹麦、芬兰、冰岛、荷兰、挪威和瑞典）。

事实证明，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年龄-幸福”曲线模式。不同国家幸福曲线的底部位于不同的年龄，它们可以显示出生命较早与较晚阶段之间非常不同的关系。图3-5是4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曲线，同样来自格雷厄姆和尼科洛娃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分析。

图3-5　生活满意度与年龄的关系（调整后，2010—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在每条曲线上，星星代表曲线的底部，也是转折点，生活满意度在此触底反弹；圆点代表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寿命。在这个数据集中，美国和英国看起来相似，鉴于它们有相似的文化和经济，这并不令人吃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模式也相似，但整体的生活满意度比较低，可能是因为该区域的人们的生活不易。这三个国家的幸福曲线中，转折点都开始于40多岁。

德国是相当幸福的国家，根据2016年的《世界幸福报告》，德国排名第16，但德国的幸福设定点似乎有些不同，因为其幸福曲线直到50岁中期才触底。平均来说，德国人幸福感下降的年数比上升的年数多。我们不需要万分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较高的幸福感抵消了比较不利的幸福曲线。

你更愿意生活在整体幸福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还是上升的年数比较多的地方？

事实证明，幸福感和幸福曲线是有联系的。不久前，卡萝尔·格雷厄姆和胡利娅·鲁伊斯·波苏埃洛（Julia Ruiz Pozuelo）查看了46个国家的数据，2005—2014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对大量人口进行了调查（额外的数据密度有助于产生统计学上更可靠的结果），除了两个国家，她们在其他所有国家中都发现了U型曲线。她们进一步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类：最幸福组、中间组和最不幸福组。最后，她们查看了每一组国家的转折点，也就是人们开始感觉变好的年龄——在此之后，人生之河的潜流开始推进他们的生活，而不是和他们对着干。她们发现在最幸福组的国家，转折点出现得最早（47岁）；在最不幸福组的国家，转折点出现得最晚（62岁）。换句话说，她们发现一种“富者更富”的现象：幸福国家里的人们不仅生活满意度较高，而且满意度上升的年数更多，因为他们较早度过了中年的最低点。图3-6显示了这种关系的原理。

图3-6　生活满意度与年龄（调整后，2005—2012年）

来源：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布鲁金斯学会

这种模式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国家。当格雷厄姆和鲁伊斯·波苏埃洛查看世界样本时，她们发现越幸福的人，幸福曲线会越早开始上升，因此其享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的年数会比较多（如果其他方面差不多的话）。原因尚不清楚，但是结果似乎既不符合逻辑，又不公平，就像很多有关幸福的事情一样：对最不需要帮助的人和国家，“逆流”最早给予了帮助。

在不同地区，幸福与年龄有着不同的关系，此外，调查结果还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一部分原因在于生物机制和遗传。如果幸福曲线某种程度上不是先天注定的，则不会出现在那么多数据集和地区中，包括猿类。但是它又不完全是生物学或遗传的结果，因为基因不会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但模式在不同国家发生了改变。幸福曲线一定既和时间有关，也和衰老有关。那么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这其中存在的某种复杂的东西是什么？

对幸福的预期是否理性

安东尼（Anthony）46岁了，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到顶了。他最重要的个人成长和最令人激动的日子已经过去，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很可能错了。我打赌他最好的岁月还没到来。但是他没意识到这一点。幸福曲线造成的不满似乎毫无来由，这样诱使我们放弃向更好的方向前进，就好像情况要转向了。这是一条阴险的诡计，安东尼中计了。

他是一位专业人士，我在一些社交场合见过他。他填写了生活满意度问卷，我注意到一条从20多岁开始向下的曲线。这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当看到他用“顶峰”来形容他的40多岁时，我决定问一问他。

他告诉我，他在20多岁时独立了，学到的知识飞速增加。他的学业非常顺利，有杰出的导师，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并订了婚。30多岁时，他开始面临一些典型的现实状况。他所在领域的工作不好找，他和妻子搬了两次家，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其中一次搬家过程中，他的父亲和他妻子的父亲相继都去世了。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重重。安东尼说：“在那之后的一年里，我活得像个机器人。”悲痛了一年后，安东尼恢复了正常状态，但这种“正常状态”与之前的大不一样。“父亲的去世对我有长久的影响。我把它形容为‘童年的死亡’。”

他和妻子的事业都改善了。在35岁左右，安东尼和妻子又都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但是在40岁出头时，他开始产生了停滞感。“现实令我感到痛苦，显然我的人生已经到顶了。考虑到我的智商和创造力，我已经达到了极限，很难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了。这么说吧：很明显我已经做得尽可能好了。所以我有一段时期感到沮丧，大概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在我采访安东尼时，他的沮丧期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他给自己当下的生活满意度打8分，和30多岁时的分数相同。他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但在我听来，他只是适应了“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这个想法。他已经认命了，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工作领域内最杰出的人之一，他还忍受着身体机能的衰退。他在服用降胆固醇的药物，但身体没有很快康复。一天，他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写到他这个年龄的某个人因倒在健身器材上身故了。他想：这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此他觉得自己已经到顶了。“我肯定已经过了年龄的中间点，身体上也是，脑力衰退已经明显开始了。”

我问他能否想象重新获得20多岁时的满足感和精神状态。他肯定地答道：“不能。那是成长非常快的时期。我认为昨日不会重现，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安东尼并非不幸福，但他要努力适应自认为会越来越无望的前途。他觉得自己获得外在成就和内在满足感的能力在减退。这并不是说情况很糟糕，而是情况不可能好转了。他的言谈中透露出来的不是幸福的缺失，而是乐观的缺失。

如果我能在采访完年轻的德国经济学家汉内斯·施万特（Hannes Schwandt）后再和安东尼交谈，我就可以把以下的话说给他听了。“正是因为安东尼变得越来越不乐观，觉得自己已经到顶了，所以他的悲观很可能是错位的，他的情绪顶点还没有到来。”如果施万特是对的，安东尼应该属于最有可能获得惊喜的人。

按照新闻界的礼仪，汉内斯·施万特可能是我采访过的最不讲究形式的人之一。某年春天的一天，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见他。我和爱人在社会科学楼的大堂里等他，他蹦跳着下楼，活力四射地欢迎我们，然后不由分说地带我们参观校园。他带我们参观实验室，时不时查看自己的手机。他的语速快到几乎让人跟不上（他说的是英语，不是他的母语）。我们最后来到他小小的办公室，他和另一位研究者共用这间办公室。其间，不断有学生进来寻问。施万特身高1.8米左右，秃顶，体形修长，容貌出众，双手强劲有力。他30岁出头，还没有被任命为教授，但已经取得了大多数博士后梦寐以求的成功。

施万特出生于德国汉堡，在慕尼黑求学，一开始从事企业经济学的研究生项目，但很快厌倦了。他喜欢数学，但他更感兴趣的是改善社会，而不是获得更多利润。数学模型的专横令他沮丧。“我在花哨的模型上投入大量时间，但对现实生活知之甚少。我们有宏观经济学和有关失业的课程，但我完全不了解失业。我跟教授说，也许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失业的历史，他说没有模型就无法思考。”

施万特考虑彻底放弃经济学，当读到理查德·莱亚德的一篇文章时，他的命运改变了。理查德·莱亚德是幸福经济学的先驱，施万特认为他的方法很有道理。读了理查德的文章后，施万特认为经济学把幸福留给其他学科研究简直太奇怪了。毕竟人们很少做出理性的选择，更不用说能提升他们幸福感的选择了。“我们很可能在做不利于自己的选择，”施万特说，“显露出来的偏好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一点。”

如果人们的选择错误只是随机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实验显示，人们的不理性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系统性偏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兼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及其同事杰克·尼奇（Jack Knetsch）、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在1990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人们愿意出3美元买一个杯子，如果把杯子送给他们，几分钟后别人要出7美元才能从他们手里买到这个杯子，就好像他们占有这个杯子并增加了杯子的价值。人们厌恶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即使能得到新的更好的选择也一样。既然人们总是表现出“禀赋偏差”（endowment bias），那么他们也会放弃通过向上交易来改善命运的机会，至少根据传统经济学家的定义是向上的。事实证明，人类被这种偏差困住了。

2007年，施万特刚读博，他当时就开始疑惑：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期是否理性，而生活满意度是幸福感的核心。“对于人们的预期可能并不理性，我持开放的态度，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主题。”

根据导师的建议，施万特开始钻研一项德国研究的数据，1991—2004年，这项研究追踪了同一组人近15年。除了追踪研究被试，还涉及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这样就可以进行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比较。最不寻常的是，这项研究不仅询问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而且让他们预期自己5年后的生活满意度。通过比较预期和后来的现实，施万特可以得知人们对未来满意度的预测是否准确。

结果令他震惊，不只因为其中存在模式，而且因为它不仅同时适用于男性和女性，也同时适用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冷战期间，他们的人生经历非常不同），还同时适用于个体和群体。即使在查看重要事件的数据时（比如对人们生活具有破坏性的经济衰退），模式依然存在。正如他后来所写：“这种模式具有不受时间影响的稳定性，在群体内、个体内，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都能观察到。”这个模式非常显著（事实上，不用统计操纵，肉眼就能看出来），以至于一开始施万特以为自己的编码有误，其实他没错。“我想，这一定很重要。”

一开始，他知道这很重要，但并不确定，尽管他有大体的想法。他注意到了幸福曲线，因为无法解释，所以他特别感兴趣。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回归到比较主流的有关健康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上。毕竟当时他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鼓励。“这是我读博士期间的第一个项目。我记得自己把这项研究结果展示给一群宏观经济学家后，他们都嘲笑我。他们觉得我做这项研究很荒谬。他们问我，为什么会有人关心预期的生活满意度。”

但有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他的研究并不荒谬，他就是安德鲁·奥斯瓦尔德。他们在一次会议上结识，原本简短的早餐变成了两个小时的交谈。施万特回忆道：“他说：‘哇，这非常重要。’”于是施万特继续对期望和现实进行比较，并于2016年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上发表了《未实现的抱负可以解释幸福的U型曲线》（Unmet Aspirations a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Age V-Snape in Wellbeing）一文。

下图4-1就是奥斯瓦尔德在施万特的论文中发现的，令他很兴奋。

图4-1　不同年龄目前的生活满意度与预期的生活满意度

来源：汉内斯·施万特

这张图表明了什么？调查者让17～90岁的德国人给自己目前和未来的生活满意度打分，0分代表彻底不满，10分代表完全满意。三角形表示不同年龄的真实满意度。正方形表示他们5年后预期的生活满意度。三角形和正方形连成了两条曲线，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预期与现实了。例如，25岁的人预测他们30岁时的生活满意度大约为7.5分，但当他们真的到30岁时，他们的满意度只有7分。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没有预期的那么幸福，也就是说，他们感到失望。当三角形组成的线比正方形组成的线低时，人们对自己的满意状态感到失望。当三角形组成的线比正方形组成的线高时，人们会感到惊喜。

我们可以从图中可以发现，三角形组成的线（目前的生活满意度）呈U形（一直到老年，当被试生病和去世时，数据会变得稀疏、凌乱）。正如预期，曲线底部出现在50岁左右。这并不令人吃惊。

我们还可以看出，年轻人普遍高估未来的生活满意度。他们犯了一个巨大的预测错误，这绝不是随机的。“这是很明显的错误。”施万特在文章中评论道。年轻人在20多岁时对未来的生活满意度平均会高估大约10%。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度乐观会消失。或许因为他们过去经常感到失望，或许因为他们感到人生中大多数爱冒险、身体健康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的期望降低了。期望没有降到0分，而是从7.5分降到了6.5分，尽管下降得很明显，但不是灾难性的。人们没有变得抑郁，而是现实了。

看一看50岁后发生了什么。U型曲线开始向上倾斜。与此同时，预期的下降趋势基本结束。预期的差距越来越小，然后开始逆转。在中年晚期及之后，与之前的预期相反，生活满意度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但是预期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因此在接下来的整整20年里，每一年带来的不是更多的遗憾和失望，而是惊喜。人生的潜流依然存在，但转向了。人生早期带来很多痛苦的预测错误在后半程变了方向。

反馈效应

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预期差距和它的逆转，一眼就能被看出来。然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汉内斯·施万特通过数学方法寻找并不那么明显的关系。结果，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具有特殊的自我指涉的特点，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包括我）在中年时会有令自己惑到苦恼的困惑感和陷入困境的感觉。

这项研究没有要求人们给自己未来的生活状况打分，也没有提出诸如“你预测5年后的收入是多少？”“你有多健康？”“工作好不好？”等关于客观情况的问题。相反，它要求人们做出主观的判断：5年后对生活的满意度，他们后来真实的感受如何。感受可以自我运转。失望和遗憾会使我们感到不满。不满会增加失望和遗憾。

结果很容易用数学方法来建模，施万特写出了一个等式，它非常符合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施万特称之为反馈效应（feedback effect），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时候本该没有不满的人却感到不满，然后又对不满的情绪感到不满。向我展示了一些等式后，施万特解释说：

“假设你处于感受到中年不满的阶段，情况真的很糟糕，生活中面临很多挑战或者很多事情在恶化，你感到沮丧、抑郁，但至少你的沮丧和抑郁是有原因的。你很清楚自己为什么感觉糟糕，这就像一个有结尾的故事。你可能还和其他人诉说过自己的问题，或者别人知道你为什么感到不满。但是假设你各方面都不错，却感到不满。你没法说‘我因为这个或那个感到不满’，你只能说‘我感到不满，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让你更加痛苦，会使你犯更大的预测错误。所以情况虽然没变，但你感到沮丧。你的沮丧让你感到不满，你的生活满意度会降低，这让你感觉更加糟糕。你进入了向下的循环。如果客观的生活状况其实挺好，那么这种反馈效应会更强烈，因为你会对自己感到失望这个事实更加失望。”

施万特在论文中写道：“数学模型显示，这种机制甚至能够解释生活状况没有随时间发生改变的数据。”换句话说，数学模型证明向下的循环可以独立于真实的生活状况而出现。没有经历重大危机或动荡，生活很好的人，常常也会受到反馈效应的折磨。“期望未实现而产生的遗憾增加了预期满意度与真实满意度之间的差距，会导致更深的失望和更低的生活满意度。”以此描述我在45岁左右的感受非常恰当。那是一种令人沮丧、令人困惑的状态。

施万特的模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在排除了生活环境的影响之后，还会出现幸福曲线，也就是为什么年龄本身独立于其他条件，始终与中年时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相比较而言，有时候受客观环境影响最小的人会在反馈循环中陷得越深。

人们可以对这种无缘的失望不予理会，可以把它看成是无病呻吟。当我有这样的感受时，我就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抱怨，因为我享有这么多好运和优势。我的不满降低了我的自尊，使我不喜欢自己。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感到厌倦乏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从道德或客观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好意思是合理的（人人都讨厌爱抱怨的人，尤其当抱怨者就是自己时），却引起了更多的不满和失望。从童年起我们就知道，不懂感恩的行为令人羞愧，这对我们不利，而施万特发现的“失望循环”使它变本加厉。细数自己的福气和幸运是很值得做的事情，我快40岁时就是这样做的。对此我很高兴。但是当知道了施万特的等式后，我对这种做法为什么不管用不再感到奇怪。我不知不觉地向自己解释为什么应该知足，这让我更有理由琢磨自己的满意度和应该有的满意度之间的差距。

你明白反馈效应的特点了吧。中年萎靡可以毫无缘由。这个事实本身非常令人苦恼。我想到了我的朋友西蒙（Simon）。他在45岁左右经历了人生中的起起落落。他的生活模式没有特别之处：20多岁朝气蓬勃，30多岁时向着目标前进，40多岁动荡混乱，包括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困苦。至少在他所在的领域，他现在获得了成功和杰出的地位，成了受主要媒体关注的人物。

“在很大程度上，我已经做了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他知足吗？“不，我感到精疲力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了不起的笨蛋，搞得一塌糊涂，却能侥幸逃脱。我曾经想过逃到巴西去，改名换姓，当个饭店职员。”

他的不满令他很困惑，很苦恼，不只是情绪层面，而是深入灵魂。他告诉我：“我认为这一定源自内在。我把人生看成是一项需要战胜的挑战，而不是一次好玩的历险活动。如果潜入内心深处，我会说什么都无法满足我。也许我存在深层的心理问题。”

“我有问题。”这是反馈效应的陷阱式说辞。

缩小期望差距让你更幸福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人们过了成年早期之后会发生什么：期望差距逐渐缩小。你也许会认为这是好事：当摆脱了不切实际的乐观，失望会减少。那么为什么幸福曲线显示中年时生活满意度在下降？因为反馈效应。不过施万特认为，这也与他所谓的“驼峰形遗憾函数”有关。他告诉我：“生活满意度取决于当下的境况减去遗憾——过往生活中所有错失的机会带来的遗憾。”简单来说就是，他认为失望感是累积而成的。

施万特解释说：“年轻时，你不会感到多遗憾，因为即使一开始情况不太好，你会想还有时间。你不会很在意。”就像一个人25岁时，即使遇到令人失望的一年，但他感觉这就像道路上的一段小颠簸，相信明年会更好！

但是，如果第二年还令人失望，那生活满意度会怎样（记住，我们说的是主观的内心世界，不是现实状况）？生活顺利，但不像自己预期的那样满意。接下来的一年又一年还是如此。一段时间后，你认识到人生似乎永远都是失望。这会导致几种效应。首先，你对未来满意度的期望降低了，而且会很快降低，因此你会辛苦地重新校准自己对幸福的预期。其次，在完成重新校准之前，你会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打击。施万特告诉我：“一方面，你对自己的过往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你对未来的期望破灭了。所以在中年时，过去和未来同时给你施加痛苦。”

这非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46岁的安东尼虽然不抑郁，却确信自己已经“到顶”了。他发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基本都得到了，但这并没有带给他预期的幸福，他接受了这一事实，这暗示着未来他会更不满意，就像他面临体力和脑力的衰退一样。他估计未来的状况，对未来生活满意度的似乎得出符合逻辑的预期：最好的已经过去了。他无法凭直觉想到什么时候自己的现实开始比预期好，而那就是循环改变方向的时候。当失望变成惊喜，当不断增长的生活满意度和感恩彼此加强时，正反馈会替代负反馈。

因此，重新校准期望与现实有了令人感到幸福的结果。但唯一的出路是“挺过去”。记住，过程通常并不会造成伤害，但是一种苦差。我们应对着或多或少的满足感，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当我问贾斯珀（Jasper），他对生活的感受时，他说：“我认命了。”我们在社区的健身房相识。他看过我写的有关幸福曲线的文章，我们开始攀谈，他刚到40岁，感到自己正慢慢滑向幸福曲线的谷底。20多岁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他的事业蓬勃发展，他用“有趣，未来的导向”来形容那段时期。但是到30多岁时，他意识到律师行业是份苦差，而且他没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好丈夫，他和妻子不能要孩子。他做出了调整：离开了竞争激烈的律师行业，重新回到学校，并学着接受没有孩子的现实。现在他40岁出头，管理着一家家庭牙科诊所，但他希望这是暂时的。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的职业——教授和写作他最关心的事情。

我想不明白的是，既然有那么多展望，他为什么会认命呢？

他说：“当我们到40岁时，大多数人遭遇的现实和25岁时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大相径庭。当然部分原因是我们成熟了，我们对自己、自己的弱点、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的真切认识加深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和自省。我并非不感激人生经历带来的智慧。但有时候我希望可以对未来怀有更简单、更天真的乐观展望，即使我现在知道这种展望需要无视生活中的现实。”

贾斯珀正在告别汉内斯·施万特所说的预测错误，也就是托马斯·科尔描绘的“空中城堡”。贾斯珀怀念过去的高期望，即使他知道它们误导了他。客观地说，他在使自己的生活更接近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主观上，他对未来生活满意度的乐观情绪减弱了，这种减弱本身就会带来遗憾。

思考汉内斯·施万特的预期差距时，我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预测错误？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但我们需要从经济学、大数据、施万特的世界转向心理学：心理的构建和组织。

出生于以色列的塔利·沙罗特（Tali Sharot）是伦敦大学的认知神经学家，她管理着一个情感大脑实验室——研究情绪如何影响认知和行为的研究中心。她有一项很出名的研究成果——“乐观的偏见”（optimism bias）（她以此为书名写过一本书）。她发现，积极的预测错误不是生物学上的错误，而似乎是被设定在大脑中。尽管它们误导我们，有时还让我们陷入绝望，但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它们。她告诉我：“除非我们对自己说，‘哦，今天会是很棒的一天，我会把事情做得很好’，否则我们很难从床上爬起来。”2011年，她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这样描述乐观的偏见：

（学生）对起薪和工作机会的预期都超出他们的实际所得。人们会低估完成一个项目所需的时间和需要投入的成本。大多数人会高估度假能带来的快乐，我们预期接下来一个月会发生的好事比实际发生的更多（比如收到礼物或看电影）。采用多种方法和多个领域的研究都显示，大多数人（大约80%）都存在乐观的偏见。“乐观的错误”似乎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不同性别、种族、民族和年龄的人中都存在这种现象。

人们认为自己的寿命和健康状况超出平均水平，会低估离婚的可能性，高估事业成功的可能性，等等。人们预测未来会发生好事，就像沙罗特和几位合著者在2007年《自然》杂志上所写：“即使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期望时也一样。”

如果你给人们提供准确的信息，会发生什么？他们会纠正有偏差的想法吗？在实验中，沙罗特和一些同事问被试未来5年发生各种坏事的可能性（比如遭遇抢劫或罹患癌症）。把被试的回答记录下来后，实验者会告诉被试真实的概率，然后再次问被试这些事件是否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事实证明，相对于消极的信息，人们更擅长吸收积极的信息。沙罗特称之为“好消息／坏消息效应”。如果你对人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并进行同样的实验，你会看到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似乎在不同的脑区被编码——坏不只是好的反面。而且，沙罗特和她的同事发现，将磁能对准特定的脑区可以消除乐观的偏见。这说明我们天生重视积极的事情，屏蔽消极的事情。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人们对情感的预期中，也出现在人们基本的认知功能中。

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是这样，但也存在例外。一些轻度抑郁的人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他们会像没有抑郁症的人一样接受积极的信息，但对消极信息更敏感，因此更现实。“他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沙罗特在2012年的《乐观的科学》（The Science of Optimism）中写道，“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产生不现实的乐观精神的神经机制，所有人可能都会轻度抑郁。”事实上，天生乐观的生物似乎不只是人类。一些实验发现，鸟类、老鼠和其他物种也是乐观的。

为什么大自然让我们偏向乐观，但我们却不断感到失望？或许因为现实主义对我们有害。“希望使我们安心，能够减轻压力，改善身体健康状况，”沙罗特在《乐观的科学》中写道，“这可能是乐观精神最令人吃惊的好处。在其他方面都一样的情况下，乐观的人更健康，活得更长。”事实上，“乐观主义不仅与成功有关，它会带来成功”。乐观精神鼓舞企业家创办企业，尽管成功的概率很小。“我尝试创办企业。我相信自己能成功。它失败了，但我依然很高兴自己不是很现实，所以才会去尝试。”

作为总体性观念，乐观的偏见已经得到了证明。我们不确定的是乐观的偏见是否与年龄有关。这令人很好奇，一些迹象显示它与年龄有关，似乎在中年时乐观的偏见会进入低潮期。沙罗特在《乐观的科学》中写道：

不同年龄的群体在善于吸收好消息方面保持相对稳定，9岁时他们很容易接纳好消息，45岁和75岁时依然如此。但是人们吸收坏消息的能力呈倒U型曲线。从孩提时起，我们会逐渐获得根据坏消息来调整自己想法的能力（比如认识到我们喜欢的东西对自己有害，例如糖果）。这种能力似乎在40岁时达到顶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减退。

换句话说，中年人比其他年龄的人更有可能受到所谓的“抑郁性现实主义”的影响，更容易接受艰难困顿的教训。

我问沙罗特：“为什么抑郁性现实主义在中年时更普遍？”

“不清楚。”她答道。也许大脑随着年龄增长会发生改变，也许因为中年时压力比较大，压力和焦虑减少了乐观的偏见。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会从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当然，对问题的解释可能包括以上所有内容，甚至更多。年轻人乐观地拥抱世界，冒险，挑战极限，这可能对我们这个物种有利。成熟之后的重新校准同样有益。

研究并没有暗示中年人是抑郁的。他们依然存在乐观的偏见，只是明显减少了。他们接受了抑郁性现实主义的观念。贾斯珀对此一定会表示赞同。

我的日记和行为都证明，当我在贾斯珀的年纪时，衰减的乐观精神也让我很烦恼。我的30多岁过得很顺利。没有孩子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不需要也不想更换职业。我没有健康和财务问题，没有遭遇任何失败。我认为自己只是暂时沮丧，很快就会过去，毕竟它来得毫无缘由。最终引起我关注并让我确信这不正常的是45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一件大好事。当时我已经开始接受自己低调的新闻风格对评委缺乏吸引力的现实，所以获得相当于杂志界的普利策奖的美国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让我充满了自豪、感恩和成就感。这持续了大约一两周。

然后，不满情绪好像有自己的思想，又慢慢地渗透回来了，那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很快，一切又回到我从未得过奖的时候一样。和以往一样，我发现自己每天早上醒来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听到一段不受欢迎的内心独白，不停说我没什么成就，这让我心烦。在这种时候我开始正视现实：那挥之不去的失望感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显然成了我的一个人格特点，总在“猎取”令人不满的事情，如果手头没有真正令人满意的东西，它就会捏造出一些虚假的不满意之事。面对持续的、不理性的失望，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感恩和知足的能力。我认为那就是施万特的反馈效应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我想知道为什么最真实的成就都无法让我回心转意？其实，我有所不知的是问题不在我身上，而在于我的“象”。

“象”与“骑象人”

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⁷⁾一开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深感厌恶。如今，他是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关于直觉，他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之一。直觉是无意识情感的总和，它影响着人类的推理和认知。海特出生于1963年，高中四年级时存在主义的抑郁折磨着他（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他向哲学寻求答案，但他发现心理学更有趣。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他为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劳工统计局编写电脑程序。不知怎么的，他的各种兴趣一起推动他转向对道德直觉的实证研究。为了写论文，他选择了一种几乎没有被正式研究过的直觉类型：厌恶。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道德评判、情感与文化，或吃掉你的狗有错吗？》（Moral Jadgrnent, Affect, and Calture, or Is It Wrong to Eat Your Dog?）。

在随后很有价值的实验中，海特发现，像厌恶这样的本能情感对理性的影响远远大于理性对情感的影响。他喜欢把理性比作新闻秘书，由理性的头脑推动，以证明我们凭直觉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告诉我：“我在道德心理学中获得的核心见解是：留心你的直觉，理性就会随之而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海特把理性思维比作骑在大象背上的骑手。这个比喻现在很有名。他指出，从历史上看，人们通常用马和骑手来比喻情感和理性。骑手指挥马，没有遇到蛇，马也没有惊跑。那个比喻和海特的发现（包括他施于自身的自然实验中获得的发现）有冲突。他回忆道：“在单身的时候，我会约会。我在约会中犯了很大的错误。我知道自己犯错了，我知道自己还会继续犯错，即使我知道那样做是错的。我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知道错误背后的心理学，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显然，如果他和前述实验中的被试在“骑”着什么，那一定不是“被驯服的马”。“大象很聪明，身形巨大。我就像骑着大象的小男孩。如果大象没有自己的想法，小男孩可以戳它，让它走这边或那边。”但是如果大象有自己的想法，它会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骑象人”只能对大象的方向找出合理的解释或仅仅沮丧地看着。

对海特来说，“大象”代表自动的、无意识的思维过程；“骑象人”代表有意识的、受控的思维过程。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不同，这种无意识的思维过程不是内疚、禁忌和童年创伤组成的“污水坑”。它更像是一个认识捷径系统，使我们能应对日常生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能力从头思考每一个决定。恶心就会呕吐！我们不需要决定是否要触碰或吃可能有危险的、我们不熟悉的东西，这省了麻烦。和有意识控制的过程不同，自动过程会不请自来。当你疲惫时，它们也不会减慢速度，它们不需要你付出意志力或注意力。你意识不到这个过程，只会意识到输出，例如意识到某人很有魅力。海特说：“这种意识会突然出现，尽管经过大量的神经计算才得出了‘有魅力’这个结果。”

45岁获得新闻奖的时候，作为“骑象人”的我很高兴。我对“大象”说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话：这太棒了！这是我一生的成就，是对我整个职业生涯的证明。别闷闷不乐了！高兴起来！一直高兴下去！

那么为什么“大象”没有一直高兴下去呢？我向海特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反问我有没有看过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当然看过。”我说。

“电影里谁驾驶着太空飞船？”

“计算机HAL。”

“HAL的目的是什么？”

“完成使命。”

“HAL关心机组成员是否快乐吗？”

“嗯……不关心。”

海特说“大象”的使命不是让我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心满意足。“它的使命是让我们能传宗接代：成功地完成生命在地球上的使命。‘大象’特别关心你的声望，它是进化的进程为了完成使命而创造出来的。幸福不是使命的目标。”

正如我们看到的，“大象”存在乐观的偏见，它也倾向于失望。在海特的《象与骑象人》一书中，他列举了“大象”破坏“骑象人”享受成功的各种努力。其中一个就是“进步原则”（progress principle）。我们设定有很多生活目标：地位、友谊、好伴侣，积累资源养育孩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但是成功的精神奖赏，即一剂鼓励性的多巴胺，通常不是在我们实现自己设定的一些重大人生目标时出现，而是在我们采取一些短期的积极行动时出现。

“这是强化的技巧，在行为发生几秒钟后，而不是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后，强化的效果最好，”海特写道，“‘大象’每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一步就会感到开心。”换句话说，“追求目标，重要的是旅程，而不是目的地。设定你想实现的任何目标。大多数快乐来自过程，来自迈向目标的每一步。最后成功的时刻往往并不比长途旅行结束时卸下沉重的背包更令人激动”。这就是进步原则：“快乐来自朝着目标前进，而不是实现目标。”对我来说（或对我的多巴胺系统来说），赢得奖项并不像卸下沉重的背包那样，它持续的时间短得惊人。这只是我前进道路上又多迈出的一步。

向着什么目标？如果达到了，我的“大象”会渴望更多的多巴胺，要求我向着新目标前进，尽管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就是“调适原则”（adaptation principle）。

“我们不只是习惯，而是重新进行调整，”海特写道，“我们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目标世界，每实现一个目标接着就换成另一个目标。获得一系列成功后，我们的目标会提高。经历重大失败后，我们会降低目标。”不幸的是，“骑象人”不知道这个秘密。“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有可能适应它，但事先你不知道自己能适应。我们不擅长‘情感预测’，也就是预测未来会有什么感受。我们会高估情绪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平均来说，在一年内，彩票中奖者和截瘫患者都会恢复到他们的基线幸福水平。”

从“大象”的视角来看，这种不断的重新校准具有适应意义，使我们能跟上环境中的变化。而“骑象人”想感恩他取得的成就，因此重新校准不太有利。海特还写道：

当我们把调适原则和人们的幸福水平感具有很强的遗传性这一发现结合起来，会得出惊人的可能性：长期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并不是很重要。如果结论正确，那我们都会被困在所谓的“享乐跑步机”上……我们会不停地奋斗，一直做有助于我们成为人生赢家的事情。我们想要的总比已有的更多，我们跑啊、跑啊，就像跑轮上的仓鼠。

除此之外，对于我在前面介绍的享乐跑步机，海特这样描述它：

“大象”，受到自然选择的塑造，努力在人生这场游戏中获胜，它的部分策略是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获得他人的羡慕，提高相对等级。“大象”关心的是声望，不是幸福，它始终参照别人来判断什么是享有声望。“大象”会追求进化目标，即使在其他地方可以找到更多幸福。如果每个人都追求相同的、数量有限的声望，那所有人都会陷入虚无和游戏，一场永恒的军备竞赛，而财富的增加不会带来幸福感的提升。

我承认，在赢得大奖之后，我因自己的声望得到提高获得了一些快乐，我现在依然感到快乐。但是我的“大象”总往上看，不往下看，很快适应了成功，并重新校准，它想获得更多成就。回想起我的困境，我对海特说，“大象”优先考虑的事情似乎是让我们不开心。他不赞同，“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痛苦，而是为了激励我们取得成功。知足不能推动人追求成功。知足意味着你可以停止了”。

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始终不满意或失望。正如海特强调的，关键在于不要试图说服“大象”，让它感到满意，就像我40多岁时做的那样，相反，应该为它提供它想要的东西和“骑象人”想要的东西比较一致的环境。那会是一种充满“可持续满意”成分的环境，比如高度信任的社会环境，良好的健康状况和充足的收入，对生活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最重要的是支持性的牢固的社会关系。

我问海特，“大象”的比喻是否影响了他的生活方式，他回答：“当然！我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看成是一台机器、一个项目或一座需要建造的城市，而更多的是看成给自己适当的经历和接触，让时间去发挥作用。生活就是要训练和教育‘大象’和‘骑象人’，让它们能同心协力。”

别把中年看作人生的危机

记忆中的生活，就像一幅伟大的画作，会随着光线而改变。在脑海里，我又回到了20岁，我第一次在美国国家美术馆观看托马斯·科尔的四幅画的时刻。对年轻时的我来说，科尔画作中天真烂漫的童年很真实，青年时的凌云壮志也是如此。站在成熟的小丘上，我想扬名立万，不过，我还没有明确的抱负。

我没有先见之明，也不可能知道最近的科学发现。我的事业会一帆风顺，会找到真爱并结婚，尽管和我预想的不一样。我拥有一切值得感恩的东西。但空中的城堡呢？也许那闪闪发光、难以捉摸的宫殿不是我们期望达到的客观目标——物质野心和社会野心，但幸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主观目标。

毕竟，《人生旅程》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就是远航者独自一人，没有其他人，没有城市，没有社会。对此，其中一种解释是科尔不了解社会交往的重要性；另一种解释是他描绘的不是生活情境，而是心理——内心世界，在那里，所有人最终都是独自一人。或许他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河流将逐渐地远离满足，内心深处充满湍流和峭壁。

科尔富于幻想，他所处的时代距当下已经很远，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他在画中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我能说的是（更准确的说法是，我能看到的是）20岁的我搞错了。

年轻时，我确信自己到中年时在客观上会更好。这个预测很准。我的状况改善了，但我也做出了另一个预测：我的生活满意度会伴随着我的成就而提高。这个预测与实际不符。虽然我心存感恩，但同我认为自己应有的感恩相差甚远。乐观差距的缩小、向上的社会比较、“享乐跑步机”和我的“大象”的其他花招，使我无法获得满足：随着岁月的流逝，所有这些共同引发了我无法靠意志力摆脱的失望感。这令我感到失望。40多岁的我陷入了负反馈循环。

如果科尔今天绘制《人生旅程》，他需要添加第五幅画：成年和老年之间那段时光（我还会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要探讨一下幸福曲线上最有趣的部分（也是令人不快的部分）：中间的中年部分——施万特描绘的曲线开始在那里聚合、交叉。预期的差距在缩小，但还没有闭合。失望会很快结束，但看起来依然没完没了。“现实主义”已经到来，但还没有扎根。这里是幸福曲线的底部，一块危险的区域。

重要的是，不要把这段未结束的过渡期看成是危机，至少不要一直这么对待。施万特、沙罗特、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戴维·布兰奇弗劳尔和卡萝尔·格雷厄姆的研究的整体观点是，曲线并不意味着幸福感的中断。改变是逐渐积累的，随着年轻时乐观的偏见的减少，失望会逐渐增加。事实上，就像施万特的数学模型所展示的，负反馈意味着，即使根本没有客观的干扰或情绪上的诱发因素，我们依然会感到越来越失望。因此，中年危机的概念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相反，要理解在这个过渡阶段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们的感受会千差万别，可以从我采访的三个人那里找找答案：兰迪（Randg）、玛丽·安（Mary Ann）和玛格丽特（Margaret）。

44岁的兰迪曾经一帆风顺，所以他的失望感特别强烈。他的情感设定点很健康，他的外在条件很舒适，他的个人选择很明智，但他的感受任由时间摆布，变得很不稳定。他实现了职业目标，婚姻幸福，儿子争气，但因为多种因素，实现各种目标并没有给他带来满足感。根据统计数据，他在“下坡路”上已经走了几年，也许接下来的几年依然不能好转，他的生活接近幸福曲线底部了，现在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失望感似乎永无尽头。

我让他描述自己的40岁，他的回答是“疲惫”“认命”。我问他为什么会认命，他说，“我干同样的工作已经十多年了。我所在的领域在裁员，当下正经历改变，我现在觉得自己能改变的事情很少，它们基本上已经注定了。在20多岁时，我觉得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尝试新事物。现在，我觉得如果自己想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有漂亮的房子，养一个孩子，给他攒钱上大学，和家人一起度假，我必须继续干工资虽高但并不喜欢的工作。这就是认命的意思。没有什么尝试的空间了。”

“你是否曾幻想逃走？”

“当然。去墨西哥度假，在优美的湖上划独木舟，欣赏日落。我想把家搬到墨西哥，晚上看星星。”他有时也幻想提前退休。“我还能这样再干20年吗？我还要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吗？我摇摇头。不，我不想这样。于是我试着想象我还能做其他什么事情。”

我问：“你有中年危机吗？”

“我处于中年，但在我看来危机应该来得快，去得也快。也许有更适合的词来描述这种长期的状态。”他说他想象几年后的生活满意度会上升：从6分升到7分。但是很快他就承认这种乐观在某种程度上是硬“挤”出来的。“我努力保持乐观，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继续生活下去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无论如何，我有相当强大的内心来处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听起来与其说是乐观，倒不如说是“顽强地坚持下去”。

和兰迪交谈时，我想到了汉内斯·施万特说的话：一方面，你对自己的过往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你对未来的期望破灭了。所以在中年期你的过去和未来同时对你施加了痛苦。

兰迪并不痛苦。当看到他同他深情的妻子及充满活力的儿子互动时，我知道他并没有临床意义上的抑郁。当他说他知道自己很幸运时，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但是他正处于令人厌倦的人生关键时刻：过去充满不断累积的失望，未来还在远处。

玛丽·安的情况则与兰迪不同。玛丽·安今年44岁，是一名专业人士。中年时她遭遇了人生的一场灾难。然而她似乎改变了，很快地变得更现实，有了接纳的态度。那些问题较少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发生这些改变。

与我采访的大多数人不同，玛丽·安认可“中年危机”这种说法。我们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原因。她母亲被诊断出癌症；很快玛丽·安自己也被诊断为患了癌症，但这次是误诊；后来她又被诊断出患有另一种癌症，这次不是误诊。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也被诊断出得了一种很难治疗的怪病；她的公公后来去世了。

“我遭遇了中年危机，”她告诉我，“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表明，在我40多岁时，中年危机突然降临。我突然意识到了死亡。这让我觉得自己老了，我觉得未来的成就不会比以前的成就多了。这些都是中年危机的特征。从某些方面看，我简直就是中年危机的教科书。”

然而玛丽·安的情感很复杂。她用“焦虑”“反思”“感激”来描述自己的40多岁。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后她还会有感激之情？她和她的丈夫已经恢复了健康，痛苦的经历使她重新设定了自己的期望。

“一旦渡过难关，天气好的时候，我有时会坐在室外想：我的天啊，我的生活很美好。确实如此！”在坎特里尔阶梯测试中，她给自己目前生活的评分为7分，虽然比20多岁和30多岁时的8分低，但也不算糟。在她看来，未来不太可能出现她曾经历过的那种激动人心的生活，但她似乎正在接受这种现实。

“我并没有老到认为不会发生惊喜的地步。我并不排除发生重大改变的可能性，我只是不期待了。”这样好吗？她再一次给出了喜忧参半的回答：“没人喜欢平淡，但我不会为此气恼。我老了，不会再为这种小事烦恼了。”

玛丽·安其实一点都不老，她所说的“老了”不是指客观年龄，而是指她在幸福曲线上的主观位置。施万特指出，中年时的艰难困苦，比如健康危机，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自己的失望，减轻情感痛苦，保护自己不受负反馈循环的影响。我并不是说玛丽·安的苦难有可取之处，但死亡和痛苦会使不现实的乐观精神蒸发，否则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把它们过滤掉。家庭危机似乎让她在幸福曲线上走了捷径，更快达到了曲线靠后成熟的现实主义阶段。她和兰迪同龄，但她的生活满意度年龄似乎比兰迪提前了10年。

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听起来既沉闷又令人沮丧，但也请鼓起勇气吧。把不切实际的乐观精神耗尽虽然是件苦差事，却能给生活注入一缕清新的阳光。

以玛格丽特为例。她是澳大利亚人，快50岁了，已经过了幸福曲线的转弯处。她的40多岁充满了不确定、不安定，她从事过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她的50岁如何呢？她用“勤奋”和“安定”来描述自己的50多岁。通过进一步探问我了解到，她所说的“安定”不仅指她安顿下来，也指她感到满足。她的工作依然不是那么适合她，但也相当不错，她满足了。

“工作足够好。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工作虽然不是最理想的，但依然令人满意。”与此同时，一些她在年轻时觉得没价值的事情也开始带给她满足感。比如首饰损坏了，她会参加珠宝制作课程；她还学习了编织和缝纫。“做这些事情让我感到放松，神清气爽，就像我好好休息了一番。它们使用的是大脑的其他部分，我觉得更平衡了。”她说自己从没有这么快乐过。我可以感觉到这些“不重要的课程”给予她的快乐所给她带来的那种吃惊。她用“觉醒”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当下的生活。

玛格丽特已经过了施万特的图上的交叉处的时期，她的期望降低，变得现实，而生活满意度惊人得高。回到托马斯·科尔的画中，她已经划出了湍流。

和贾斯珀、兰迪、玛格丽特以及很多其他人交谈之后，我意识到没有合适的词来形容中年期丰富而矛盾的情感。临床上的词汇，比如“抑郁”“焦虑”，并不合适；戏剧性的词，比如“危机”，也不合适。“莫名的不安”这个词相当合适，但它是一维的，过于简单，有待充实。

兰迪提到了“认命”，类似玛丽·安的“接受”，接近玛格丽特的“满足”。在兰迪的言谈中我听到的是哀叹自己不再那么乐观，但在玛格丽特的言谈中则是放下野心的如释重负（这是乐观精神的负担，也就是乔纳森·海特所说的“沉重的背包”）。我在玛丽·安的话中听到了悲哀，但也有轻松的意味。被采访者的中年感受太复杂、太丰富，我没法装进任何标准的情感框架。

虽然我为本书做的调查研究不够科学，但我认为它们揭示了中年时特有的丰富而矛盾的情感。在让受访者给自己每十年的生活满意度打分和进行描述时，他们对20多岁（“有趣”“令人兴奋”“充满希望”“忙碌”“不确定”“很冒险”“雄心勃勃”“自由”）和六七十岁（“快乐”“满足”“满意”）的描述都很明确。但在描述中年阶段的那十年时，他们混用了积极的、消极和中性的词汇。

在幸福曲线的底部，你似乎无法简单地说清楚生活的构成，因为期望、现实、人格、选择和年龄都向你冲过来，而且它们还相互作用。虽然错综复杂，但我们总会发现：没有人看到河流的转弯处。记住，中年时所减少的乐观精神是对未来生活满意度乐观的表现。幸福曲线的持续下降使我们习惯了失望，因此我们自然不会预想到有转机。

电影《非洲女王号》（The African Queen）接近影片结尾有一个著名的场景：主角们的船陷入了沼泽，高高的芦苇遮挡了他们的视线，连只有几米远的开阔水域也看不到，结果他们放弃了，没有继续前进——幸福曲线耍着阴险诡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河水的转变处自己藏了起来。有时，我们瞥它一眼亦能获益，但它却时常躲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在《中年》这幅画中，科尔似乎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平静的海洋并不遥远，透过峭壁的间隙就能看到，但是忧心忡忡的远航者望着天空，被高高的岩石包围着，以致看不到平静的海洋。

《人生旅程》遗漏的第五幅画会是什么呢？

科尔透过中年期的湍流，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死亡，就像一片平静的水域。在《老年》这幅画中，船已经停了，不再前进，未来不在这个世界里，而在另一个世界中。科尔完全有理由这样看待中年以后的人生。在他那个时代，童年期的高死亡率意味着很多人活不到成年，美国年轻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仅60岁左右。科尔自己在47岁就去世了。从他的视角来看，中年期之后，除了死亡所剩不多。他无法预见到更健康、更长寿的社会：在死亡之前，远航者会享受10年、20年（甚至30年）充满活力和幸福的生活——这是科尔没有画的场景。

如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至少对发达国家的公民来说如此，他们享有良好的医疗和高收入。如今，美国年轻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大约为80岁。从理论上看，我们应该能看到科尔看不到的东西。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那些觉得被卡在不断变窄的期望区间的人做了错误的预测——年轻时错误预测的镜像。也就是说，20多岁时太乐观，50多岁时太悲观。这也是中年生活如此艰难的原因之一：一次次失望的沉重打击使我们在预测上犯了最严重的错误。

幸运的是，中年时忧郁的“现实主义”其实并不现实。生活会变得更好，且好得多。

对衰老的错误认知

劳拉·卡斯滕森（Laura Carstensen），20岁出头时，住在一家医院的骨科病房，她身上有21处骨折。她之前的生活乱七八糟，未来似乎也没什么前途。但世事难料，没人想到她最终竟然成了一名世界一流的老龄化与幸福研究专家。住院4个月使她走上了科学的职业道路，最终找到了幸福曲线最有违直觉的可能的答案：衰老会让我们变得更幸福。

卡斯滕森有一头棕色的直发，长度披肩，夹杂着缕缕灰白。我们见面那天，她穿着一条黑色长裤，一件红色皮夹克，戴着一对环形耳环和一条由金色同心圆组成的项链。她的面孔比较宽，面容友善，尽管身份显赫，但在交谈时她毫无戒心，对他人有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我在斯坦福大学采访她，她管理着长寿中心，很难想象她在青春期时曾非常叛逆。

1953年，卡斯滕森出生于费城，她的父母养育了5个孩子。尽管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位教授，母亲是位艺术家，但她讨厌上学，对学习不感兴趣。她说：“那是一个人人都反抗的时代。当时正在打越战，我们抗议一切能抗议的事情。”她17岁就结婚了。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一种抗议，不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我知道，离开家的唯一办法就是上大学或结婚，”她说，“我不想上大学。”

结婚后，她做过服务员、话务员。19岁时她的婚姻开始出现问题，之后她又生了个儿子，希望孩子能修复她和丈夫的婚姻关系，但没有用。后来，她提出离婚，但被拒绝了。她离开了丈夫，带着刚刚学步的儿子搬回父母家。更糟的是，一周后她和朋友听完音乐会开车回家，车冲出了路堤。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身体支离破碎。“我在医院住了4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骨科病房，”她说，“我的肺被刺穿了，暂时失明，那场车祸太可怕了。”

她和三名老年女性住在同一间病房里，感到非常无聊。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的父亲埃德温（Edwin），提了个建议：旁听大学课程。父亲让她选一名讲课的老师，他替她上课，带着录音机。这样她躺在床上可以想听什么课就听什么课。她选择了心理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她说只是对人感兴趣。

随着课程的展开，老师讲到了社会心理学，是一门思考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的学科。这激起了卡斯滕森的好奇心，她开始观察自己受到的对待和老年病人受到的对待有什么不同。她想知道衰老有多少是生物学年龄的反映，有多少是社会方式的反映。

随着身体逐渐康复，她也对社会心理学着迷了。她上了大学，后来读了研究生，开始了学术职业生涯。她的父亲埃德温一直引导她。埃德温是一位生物物理学家，他研究的主题包括“组织中的有限振幅超声波”和“碎石术中的空穴现象”等。卡斯滕森告诉我，她父亲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明、最有好奇心的人。她说：“他绝不会相信事物的表面意义。他总说在科学探索中，没有什么比发现自己错了更重要。”随着职业生涯的开启，很快发生了一件事，使她想到了父亲的怀疑论名言：她的第一项重要研究毫无意义。

卡斯滕森开始研究养老院里老年人的社会互动，期望发现互动最少的老年人最不快乐。毕竟社交是情绪健康的核心。但是她错了。“我发现互动最少的人心理状况最好。”

她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开始研究衰老时，就像当时所有人一样，我以为研究衰老就是研究机体衰退，研究人们如何土崩瓦解。我在教科书上读到过抑郁症的患病率在老年时会大幅增加，如果你活得足够长，最终你会变得抑郁。老年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病，对此我从未质疑过。我把它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前提。”但是抑郁症的患病率并没有持续增长，至少没有明显增长，除非所处的环境令人抑郁。从情绪方面来讲，事实正相反，老年人的情绪会变得越来越好。

尽管当时她不可能知道这些，但看似错误的结果最终使她明白，为什么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是真的：衰老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感知，使我们变得更快乐，虽然身体在背叛我们。

我父亲过去经常表达他对衰老的恐惧，尤其害怕“老态龙钟”。他和他那一代人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孤独地渐渐老朽，或者在气味难闻的养老院里终老，他们对晚年生活一点都不向往。中年时，我的父亲经历了离婚的痛苦和压力，独自抚养孩子，独自打理法律业务。在那些年里，他容易发怒，总是忧心忡忡。他经历了不幸且短暂的第二次婚姻。在快60岁时，他紧绷的性格舒展了，他的生活态度变轻松了。对于这种改变，我想没有人比他更吃惊。60岁退休后他又活了20年，这是他最幸福的岁月（尽管最后阶段身体不太好）。在退休前，他还经常会怒气冲冲，后来怒气消失了，这对他自己和家庭来说都是件好事。在他55岁左右时，我问他他的愤怒去哪儿了。他想了一会说：“我不再为5美分的小事发5美元的大火。”

在我自己的调查中，我听到过与我父亲的故事类似的各种变体版本。在这些故事中，受访者们在六七十岁时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满足感，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一方面，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描述中年时期的词汇表中充满了“矛盾”“高风险”的词，到了六七十岁则成了诸如“快乐”“满足”“满意”。另一方面，像“挑战”“雄心”这类词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压力。受访者给自己六七十岁的生活满意度打分最高，80岁时稍有降低。我的调查方法不够准确，但不需要放大镜我也能看出，六七十岁的人对生活非常满意。

一个冬季下雪的早晨，我去拜访94岁的邻居诺拉（Nora），之前我们只是泛泛之交。那天我坐在她旁边，询问她的生活满意度。她是那种一直开开心心的人，但也有自己的艰难困苦：她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电和自来水；她的丈夫在52岁时就去世了；她很难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后来她又失去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孙辈，并在家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姐姐。诺拉因膝盖骨受损而步履蹒跚，她还患有癌症，不过幸运的是，病情最近得到了控制。打桥牌的时候她注意到自己的头脑不再敏锐了。她告诉我，就在几周前她发现自己犯了以前从不会犯的错误。她94岁了，失去了很多朋友，包括两桌桥牌牌友。她不宅，但走不远，活动一小时就需要坐下来休息。

这些就是我父亲最担心的老年时会遭遇的挣扎和能力丧失，但诺拉的评价很明确：她对一切都百分之百满意。她对生活满意度评分为10分。她说自己长寿的关键在于遗传了好基因。那么她知足的关键是什么？“享受每一天，随遇而安，接纳。我认为应该接纳一切，只管接纳，不要担忧。”她的生活并不是没有艰难困苦，但就像她告诉我的，“不要太介意”。

我要说的是，诺拉的接纳在我看来并不是被动或屈从，而是对某个关键时刻、某天的体会和品位。客观上看，她的生活比以前缓慢、空虚了，但主观上看却丰富了，也令她满意。在采访她的时候，我在想：等我到她这个年龄，我是否能如此平静？幸运的是，大量科学研究显示我的机会很大。

我并非承诺所有人在80多岁时都会幸福无比。本书要强调的是：因人而异。就像不一定所有人中年时都会消沉萎靡一样，老年时的幸福感也不一定会提升。我说的是趋势。河流的潜流一直在，但没有哪两次航行是相同的。

老年人的优势

在人生的后几十年里，暗流狂涌，而相关的证据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探讨过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心理学家的观点不同。经济学家研究大数据集，发现幸福曲线不断上升；心理学家研究个体的生活，没有发现存在中年危机的证据。只要我们想着经济学家研究的是“深层逆流”，心理学家研究的是特定的个体，我认为两种观点并不矛盾。这两种观点都适用于中年期。至于中年之后的几十年，经济学和心理学达成了一致，来自大数据和个体的两种证据都显示出相同的结果。在查看研究文献时，我发现，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研究都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我父亲对衰老的看法是错误的，衰老并不是情绪和身体不断恶化的过程。

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相关的研究。

大约50岁之后，压力会减小。很多人发现了这一点，包括我。我发现，人在20多岁时压力很大，30多岁时压力会增加，40多岁时压力更大，而50多岁时压力降低，低于20多岁的水平，然后持续下降。“忙碌”和“工作”这两个词也符合类似的规律，这意味着一部分人会从职场中退出，但不是全部。压力在退休前的10年甚至更长时间就开始下降，且是显著下降。

在和阿瑟·斯通的对话中，我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阿瑟·斯通研究的是幸福曲线。他学的是临床心理学，多年来研究压力、痛苦、疲劳及其他日常挑战对身心的影响。他说盖洛普咨询公司调查了150万美国人，想了解他们前一天是否感受到很大压力，这种规律“极其明显”。一半或一半以上18～50岁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前一天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从50岁到70岁，数据大约下降了20%，下降趋势呈线性。感到压力巨大的人从50%减少到20%，主要是有健康问题的人。效应非常显著。下降的坡度和规律性同样惊人。在科学研究中这样的模式很少出现。”

于是，他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另外两位同事斯蒂芬·施奈德（Stefan Schneider）、琼·布罗德里克，查看了其他两个非常标准的数据集。结果相同。斯通告诉我：“虽然数据集更杂乱，但50～70岁的压力水平同样下降了。”

为了解释压力如此急剧下降的原因，他们调整了约20个变量，几乎是能想到的所有可以解释压力减小的因素（健康状况、孩子、婚姻等）。模式没有改变。事实上，它变得更明显了，好像年龄本身就能减小压力，或许某种未知的变量减小了压力。无论哪种情况，斯通自己的非正式调查获得了与之一致的发现。他问人们是否愿意回到20岁。“让他吃惊的是，除了一个人，其他五六十岁的人都说‘不愿意，我就想留在现在的年龄’。”

人们的情绪调节能力改善了。“年轻人会为情绪调节而苦恼。”劳拉·卡斯滕森说，她总结着自己和其他人的研究。在年轻时我们的情绪有时高涨，有时低落。极端的情绪令人激动，但正如斯通的非正式调查所显示的，很多经历过那段戏剧性岁月的人宁愿不再重温它们。

托马斯·科尔在描绘青春时，把远航者置于伊甸园般的环境里：河水平静，草木葱茏，天空湛蓝。科尔无法在一幅画中表现年轻人情绪不定的天气，就像远航者有时会遭遇雷暴，有时会遭遇狂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人生阅历的增加。

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伊莱恩·韦辛顿告诉我：“通常人们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见识也增长了，这似乎让他们的情绪变得平稳。‘我不会再为那种事苦恼了。’”另一部分原因似乎与年龄本身，甚至与生物学有关，我很快会探讨这些原因。无论什么原因，情绪平稳使我父亲变得轻松、安心，这种情况很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会为5美分的小事产生5美元的反应。

老年人较少感到懊悔。在讽刺老年人的漫画中，我们通常会看到坏脾气的老头。我不否认老年人也会像年轻人一样抱怨。但是如果说与年轻人的抱怨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老年人对苦楚的刻板印象与事实正相反。

几年前，一群德国心理学家决定研究处于成年期两端的人懊悔的情况。德国汉堡大学-埃普多夫医院的斯蒂芬妮·布拉森（Stefanie Brassen）主持了这项研究，他们召集了三组被试：第一组是平均年龄25岁、情绪健康的年轻人；第二组是平均年龄66岁、情绪健康的老年人；第三组是平均年龄66岁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他们需要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很像一个游戏：他们会看到8个神秘的正方形（“盒子”），然后要依次“打开”它们。其中7个正方形后面是金块，做游戏的人可以把它们收起来，但有1个正方形后面是“魔鬼”，金块和“魔鬼”是随机分配的。选中“魔鬼”的被试会失去之前得到的所有金块。因此，在每1轮游戏中，被试必须决定是否要停止：是落袋为安，还是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继续玩？

我们都知道，失去一切会令人非常沮丧。在这个游戏中，研究人员会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观察“失去一切者”的大脑。他们还会测量被试的身体反应。布拉森和她的同事在2012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这项研究——《不要愤怒地回顾！在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衰老过程中对失去的机会的反应》（Don't Look Back in Anger! Responsiveness to Missed Chances in Successful and Nonsuccessful Aging），标题很能引起共鸣。他们的报告称，当在游戏中失去一切时，情绪健康的老年人比情绪健康的年轻人表现出较少的懊悔。相比起来，抑郁的老年人像年轻人一样容易感到懊悔。如何解释这个发现？实验者提出的理论是，健康的衰老有助于人们接受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这是抑郁症患者无法实现的积极改变。

老年人不容易抑郁。对于抑郁本身的认识同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一样，也是错误的。2002年，精神病学家丹·布莱泽（Dan G. Blazer）调查了文献后提出，相比中年人，老年人患抑郁症更不常见，发生率非常低：在任一年份中，只有1%～4%的老年人患有抑郁症（抑郁症在超高龄的老年人中则比较普遍，达到13%）。回忆一下奥斯瓦尔德和布兰奇弗劳尔的发现，在欧洲（和美国的两个州），服用抗抑郁药最多的是40多岁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应对抑郁和逆境的能力也会提高。杰出的幸福经济学家约翰·海利威尔对我说：“中年是各种压力汇聚的时期，有证据显示，随着生活压力的减轻，主观幸福感会提升。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能够把坏事放下，珍惜好事。”

压力减轻；放下生活中的不如意；能够更好地调节情绪；应对能力提高——回想起来，我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了这些改变。他虽然保持着天生的悲观，很喜欢在光明中发现黑暗面，但是在这方面他多少变得有些不寻常。大多数人会感受到这种积极效应。

积极效应的影响

我在前面章节中介绍过，中年时不现实的乐观精神的减少造成了持续的不满，但这为后来的惊喜奠定了基础。我刚才提到的关于情绪调节的证据有助于解释这种转变：阅历的增长和神经系统的发展出人意料地提高了我们的复原力，使我们变得不容易感受到压力和懊悔，即使面对充满压力和令人遗憾的情境。不过这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大量证据证实还存在着认知因素。这就是卡斯滕森和其他研究者所说的积极效应。相对于消极信息，老年人会记住更多积极的信息，这反过来支持了积极情绪。

我在上一章介绍过的认知神经学家塔利·沙罗特对这种效应进行了研究。2014年，在论文《更新的乐观偏见在老年时会增加》（Optianistic Update Bias Increase in Older Age）中，她和其他4位学者写道：“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记住的表情积极的面孔比表情消极的面孔更多；对消极事件的自传体记忆比较不敏感；金钱损失的可能性激起的消极反应较少。”

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了解到的，老年人不像年轻人那样对消极信息念念不忘。2012年，卡斯滕森和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安德鲁·里德（Andrew E. Reed）在《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与年龄相关的积极效应背后的理论》（The Theory Behind the Age-Related Positively Effect）的文章中指出，积极效应出现在工作记忆、短时记忆和自传体记忆中，“甚至也出现在错误的记忆中”。面对各种输入，如单词表、情绪化面孔、令人难过或感人的图片、与健康相关的信息等，老年人会倾向于积极的输入。他们对自己在生活中的选择有更积极的记忆，也就是说较少感到懊悔。另外，人们对他人也会变得更正向。

20世纪90年代一项研究中，卡斯滕森和心理学家罗伯特·利文森（Robert Levenson）、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把一些夫妻发生冲突时的交流时刻用隐藏的摄像机录了下来。这些夫妻中有的婚姻很幸福，有的不太幸福。科学家的观察和被试的报告都显示：和中年夫妻相比，老年夫妻表达中的愤怒、厌恶、好战性和抱怨比较少。研究者对整体的婚姻满意度进行了控制，这样他们就可以比较同等品质的婚姻，结果依然如此。在冲突比较激烈时，老年夫妻也比年轻夫妻更有可能表达爱意。

随着此类证据的增加，专家越来越倾向于一个影响范围和力度惊人的结论。正如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社会学家杨·克莱尔·杨（Yang Claire Yang）所说：“幸福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

虽然积极效应不足以使我们每一天都快乐，但足以成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2013年，安吉丽娜·萨廷（Angelina R. Sutin）和其他5位同事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发现，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类似拥有大学文凭（而非高中文凭）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而教育是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他们发现“尽管随着衰老，老年人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衰退，失去一些亲朋好友，但他们的幸福感不会变，甚至会提高”。2013年，法国的一项研究追踪了近900名70多岁的老年人，在控制了教育、性别、健康状况等变量后，研究者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平均生活满意度会呈线性增长。卡斯滕森和7位同事在2011年的论文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直到70岁，我们才会迎来情感生活的顶峰”。

70岁！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震惊了。显然，感到震惊的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卡斯滕森和其他的同事在2011年的文章中写道：“年轻人总认为老年是充满悲哀和丧失的时期，但实验证据与之相反。老年人对‘典型的’老年人也有这些悲观的看法。”

这是“我没事，你有问题”综合征。即使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的老年人也常常认为，大多数他们这个年龄的老年人不幸福。2006年，希瑟·莱西（Heather P. Lacey）、迪伦·史密斯（Dylan M. Smith）和彼得·于贝尔（Peter A. Ubel）直接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让两组人估计自己和普通人分别在30岁和70岁时的幸福感。这两个组分别是年轻组（平均年龄31岁）和老年组（平均年龄68岁）。果然，老年人比年轻人感觉更幸福。但是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他们都认为幸福感会随着年龄降低。每个人都高估了年轻人的幸福感，低估了老年人的幸福感。

如果你认为这个颠倒的假定和汉内斯·施万特的发现如出一辙，那你就对了。施万特发现，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期很不准。即使在惊喜中幸福地过了几十年，很多老年人依然相信他们的幸福只是暂时的。我采访的一位84岁的老年人依然能打网球，充满热情和乐趣地工作，但在展望未来5年后的生活时，她依然感到悲观。她告诉我：“我的天啊，我会非常老，我无法想象那将有多可怕。”

作家埃莉诺·库尼（Eleanor Cooney）曾说：“没有‘幸运的老年’这回事，因为从定义上来看，老年就意味着你的运气用完了。有些人的运气用得比别人狠，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活得足够长，每个人的运气都会用光。”这听上去很对。身体磨损，能力丧失，患上慢性病，最后死去。但是年龄、健康和幸福感的相互作用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

“成功的衰老”

我父亲77岁时，患上了震颤，医生说这种病没什么损害。但我的父亲开始变得沮丧。后来震颤加重，两年后医生提出了新的诊断：帕金森病。这种病既可怕又顽固，而抑郁是帕金森病的常见症状。幸运的是，医生说帕金森病进展很慢，并说我父亲一直都会保持不错的活力，而且有相应的治疗药物。但事实证明药物对我父亲不管用，我父亲的病发展得很快，根本不像那位医生预测的那样，后来一位神经科医生给我父亲的诊断是多系统萎缩症，这种病比帕金森病发展更快、更致命。

然而，尽管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的抑郁症状却减轻了。他经常抱怨，说自己讨厌生病，但不知为何，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每天的心情都非常好。在去世前一周，他很衰弱，走不了几步，但有一天早上他欢快地问：“今天我们要去哪儿？”他还准备去当地的艺术博物馆。

人类的复原力很神奇，它不只在绝境中才出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老年精神病学家迪利普·杰斯特（Dilip Jeste）在若干年前发现，他研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老年时病情会好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药物依从性⁽⁸⁾更强，精神病较少复发，较少需要疾病干预。这很令人吃惊，因为它有违传统医学对疾病进程的看法。杰斯特想知道这些发现是否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独有，于是他和一群同事对200多名60岁以上的老年非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电话调查，让他们从0到10分评价自己的衰老状况。“成功的衰老”的说法并不准确，但它很好地反映了生活满意度。事实证明，通过让人们给自己的评分，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他们老年时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人们显然知道怎样才算成功的衰老。

杰斯特告诉我：“真令人吃惊，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存在各种程度的身体问题。根据客观的身体健康评分标准，我认为他们的分数应该在3～5分。”但是他们的平均分数超过8分，大多数人在7至10分之间，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给自己打分也越来越高。

后来，杰斯特重新进行了这项实验，规模更大，被试也是随机的，这就避免了偏性样本（非随机样本）。杰斯特和10位同事对1 300人进行了访谈，评估他们的健康状况、焦虑和抑郁水平、记忆及认知功能等。结果与之前相同。被试的年龄在50～99岁，平均年龄77岁。2013年，发表于《美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中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伴随着身体和认识的衰退，但“与我们的假设相反，年龄越大，自我评定的成功得分越高”。

50多岁时人们给自己的打分为7.5分左右，60多岁时为8分出头，分数不断提高，甚至到90多岁还在提高。除了极端情况，疾病和残疾似乎并不重要，但也有研究者发现了相反的案例：一位患有转移性恶性肿瘤患者给自己打9分。难道其他因素，比如教育水平、财务状况和种族等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是否定的。成功的老年人比较长寿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即使越来越多地受到残疾的困扰，他们自我评定的“成功的衰老”分数却在提高。老年，甚至耄耋之年，不一定是运气耗尽的时候。

我并不是说老年或人生中任何时期，变得衰弱会让人幸福。不过，尽管变得衰弱了，大多数人依然很幸福。我看到的最有趣的研究之一，是德国一项对健康、衰老和幸福进行的研究。研究者包括乌特·昆兹曼（Ute Kunzmann）、托德·利特尔（Todd D. Little）和雅基·史密斯（Jacqui Smith），研究结果发表在2000年的《心理学与衰老》（Psychology and Aging）中。他们研究了70～103岁的老年人，发现健康状况变差使他们的积极情绪降低了。这合乎情理。但在老年人适应了健康状况后，再测量衰老本身的潜在影响时，研究者发现，衰老与更积极（较少消极）关联更大。研究者写道：“令人吃惊的是，不仅糟糕的健康状况抑制了衰老的影响，而且衰老也抑制了糟糕的健康状况的影响。”说得更直白一点，衰老似乎保护人们免受糟糕的健康状况给情绪造成的不良影响。

面对如此有违直觉的结果，人们提出了合乎逻辑的问题：积极效应是否真的是一种衰老效应？衰老的保护作用是否来自老年人对现实的理解力减退了？但我父亲不是这样，即使他的神经系统衰退得很严重，他的头脑依然敏锐。卡斯滕森及其同事发现头脑越敏锐的老年人具有越强的积极效应，通常认知受损也会损害积极性。2012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心理学家马拉·马瑟（Mara Mather）在《老年大脑的情绪悖论》（The Emotion Paradox in the Aging Brain）一文中提出，尽管大脑随着衰老会发生很多改变，且大多数改变会使智力降低，但情绪加工的衰退却不明显。此外，尽管老年人比较容易分心，但消极的情绪刺激很少会让他们分心。马瑟写道，在感知消极刺激上，老年人并不比年轻人差，差别在于接下来的加工阶段：老年人的认知系统更关注积极的方面。

随着衰老，我们失去的显然不是情绪的敏锐性，而是我们的生活不再容易被烦恼和失败所破坏。

那么，也许积极情绪的产生是因为老年人失去了情绪的尖锐性。他们是否变得情感麻木，所以既不会感到沮丧，也不会感到快乐？错。卡斯滕森和她的同事发现，老年人感受到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同年轻人一样强烈。但老年人感受到消极情绪的次数减少了，持续时间也缩短了。老年人生命中的暴风雨仍然很猛烈，但不经常发生，持续的时间也不长。而且，当暴风雨来临时，老年人也更善于掌控。

所以令人困惑的是，衰老对生活满意度竟会产生积极影响，心理学家称之为“衰老悖论”。“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能让人快乐，”卡斯滕森告诉我，“比如拥有光明而长久的未来；掌控一些事情；有人关注你，认为你是房间里最好看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我们以为会带来快乐的事情会越来越少，但矛盾的是，我们更快乐了。”

衰老有助于提高社交质量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了一些幸福的悖论：幸福的农民和悲惨的富翁，享乐跑步机等。衰老悖论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这表明我们对情感轨迹的标准假设反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并没有同步发展，它们是相反的。为什么？

“这出乎我的意料。”卡斯滕森说。她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早期。她的研究不符合预测：老年被试似乎对交新朋友不感兴趣，他们的社交圈子在缩小，但很快乐。她担心自己在做无用功。“我做了一项又一项研究，试图发现老年人可怜的社交生活中是否存在病态。但所有研究都没有任何发现。我觉得自己当不上终身教授了。”

她没有找到答案，是答案“找到”了她。“我和被试交谈，”她回忆道，“我记得有一天和两姐妹交谈。她们住在老年公寓里。她们说自己的朋友们纷纷去世了，认识的人越来越少。我说，‘这里有很多人，你们可以去结识他们。’他们转过来对我说，‘我们没有时间结交那些人’。”

“我突然想到，这些年来，当我问这些问题时，很多人跟我说这样的话，比如‘你为什么不交新朋友？’‘你为什么不想探索？’‘你为什么不想开阔视野？’他们也总会谈到时间。”

“我意识到，他们说的不是一天中的某段‘时间’，因为他们似乎有的是时间。他们谈论的是另一种意义的‘时间’——有生之年。”

“突然我明白了。我不可能在80岁交上新的老朋友。这不可能。朋友的数量没有意义。”卡斯滕森说有个老人曾如此对他说。

如果这些老年人的社交生活不是消失了，而是减少了呢？如果衰老造成了情感优先级的改变，会怎样？卡斯滕森告诉我：“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对自己真正关心和爱的人很感兴趣，但对于只能坐在他们面前的人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如他们年轻时那么感兴趣。这是选择理论。老年人具有完好的情感能力，但他们在对投入什么事和为谁投入的决定上更加用心了。”

换句话说，也许我们在生活中的基本目标和选择并非与时间无关，而会随着时间改变。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还有我们的感受，甚至知觉。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一系列实验中，卡斯滕森和其他研究者开始检验这个推测。他们召集不同年龄的人，让他们想象：如果有30分钟空闲时间，他们想见谁：他们喜欢的作者、家人或挚友，还是最近认识的和自己有很多共同点的人？“我们发现，老年人压倒性地选择家人或挚友。年轻人的选择则呈随机分布。”

后来，研究者又问这些人，如果要横穿美国，临行前只剩下30分钟了，在这段时间里会选择见谁。这次，年轻人的回答变得很像老年人了，他们对挚友和家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偏爱。研究者又问，如果得知自己还有20年的生命，他们会怎么选择。这次，老年人的回答变得像更年轻人的，选择见陌生人和作家的老年人与选择见挚友和家人的老年人一样多。

卡斯滕森发现，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美国人也出现了类似的效应：年轻人暂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当下，放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上，而不是放在长期目标上。她还研究了感染艾滋病病毒和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恋人群。未感染者的选择优先级特征和其他年轻人类似，但感染艾滋病毒并出现症状的同性恋人群的选择优先级特征与老年人类似，感染了病毒但没有症状的人介于两者之间（回想一下，玛丽·安的健康危机似乎加速了她通过幸福曲线底部的过程）。

1999年，卡斯滕森和德里克·伊萨科维茨（Derek M. Isaacowitz）、苏珊·查尔斯（Susan T. Charles）在《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把时间当回事：社会情感选择理论》（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fivity），它解释了衰老悖论，这已得到普遍承认。作者提出，监控时间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年轻人寻找新信息和新朋友，积累知识和熟人，以此来缓冲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文章中写道：

然而当时间有限时，短期目标，比如社会联系、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具有了最高的优先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焦点从将来转向当下。此时，个体会寻找和他们关系亲密的社交对象，交往中会有更复杂的情感体验。

我在我父亲身上就看到了这种改变。从初中开始，他和一群朋友在一年聚会好几次，分享他们挑选的书籍、文章和诗歌。他们把聚会称为“大声读出来”。这群人保持了70年的联系，事实上，它对我父亲和其他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它成为我父亲的“扩展家庭”，即使当疾病耗尽了他的体力，当旅行变得有危险时，他依然会去参加聚会。随着这些老朋友变得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珍惜彼此，曾经的快乐之源变成了意义之源。

与“老年人总停留在过去”的刻板印象不同，他们比其他年龄的人更关注当下。“老年人大多以当下为中心，不像年轻人那样关心遥远的未来。”卡斯滕森和同事写道。当剩余的时间不多时，“老年人会小心地引导社会互动，以确保高质量的情感”。例如，老年夫妇更有可能感恩婚姻中好的方面，忽视令人烦恼的方面。

衰老可改善人生价值观

◎活在当下，顺其自然；

◎品味积极的事情，避免对消极的事情念念不忘；

◎接纳，不过度反应；

◎设定现实的目标；

◎重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人和关系。

这些读起来就像现代心理学和古代智慧对于获得满足感而应有的态度。你不一定希望年轻人或中年人太以当下为中心，因为年轻人需要有野心，社会需要企业家。但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社会情感选择理论有助于解释晚年时生活满意度惊人的上升。卡斯滕森的理论意味着衰老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

我问卡斯滕森，人们通常是否会意识到自己随着年老会重新调整价值观。“是的，”她说，“如果你问他们，他们的优先级是否在改变，他们绝对回答‘是’。”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个潜意识的维度，它不仅会改变我们设定目标的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目标引导认知加工，”卡斯滕森说，“在认知心理学，这是最接近定律的观点。如果随着衰老，目标发生了系统性的改变，那我们会看到人们关注和记忆的信息类型也会改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关注欢乐的面孔而非消极或悲伤的面孔，为什么老年人更关注积极的记忆，以及为什么老年人的大脑对消极刺激的神经反应较少，也较少对消极信息进行编码。“这种效应影响巨大。”卡斯滕森告诉我。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老年时幸福曲线会形成向上的良性循环。我们越来越重视情感上有意义的目标，有意识地把目标和优先考虑的事情集中在对满足感影响最大的事情上，遗憾和失望所产生的困扰减少了。与此同时，目标的改变还将我们无意识的注意力引向积极的事情。我们越来越喜欢自己所看到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自己喜欢的事情。优先级和知觉的改变互相强化。

因此，我们找到了一个有可能解释衰老悖论的方法。当身体背叛我们时，我们的生活满意度怎么可能提高呢？卡斯滕森在2009年出版的书《光明而长久的未来》（A Long Bright Future）中，给出了这样的解答：“老年也有苦难和失望，但到那个时候，老年人眼里更多的是生活中的甜蜜，而不是苦涩。”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们的价值观改变得比身体快。

我采访的一些老年人虽然身体能力受限或身体虚弱，但他们对晚年的生活很满足，不过他们对这种满足缺乏理解和认识。就像处于幸福曲线谷底的人一样，当曲线开始上升时，大多数人更善于描述他们的主观状态，而不善于解释它。

詹姆斯（James）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律师，现在基本上退休了。83岁时他不得不推掉一些工作，他没法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会犯错。“我不能那样工作，我不相信自己。”旅行、摄影和公益项目填补了他生活的一些空白。他很享受和一群朋友在一起，他们称自己为“同船人”，他们每周都见面，组织一些项目。尽管已经80多岁了，他依然是一个追求职业成就的人。“我喜欢每天接到很多电话，”他说，“在地铁上我不喜欢有人给我让座，我不喜欢身体衰退。我的职业交往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多。”

然而当詹姆斯做坎特里尔阶梯测试时，他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了9分，接近满分。他告诉我，尽管经历了一些丧失，但他觉得生活只是不同了，而不是变糟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理智胜过了衰老带来的无能感。”什么意思？“我不喜欢‘衰老’这个说法。我认为衰老就是某种失能，理智上我知道这一点，但我在情感上不承认它。我不觉得这些失能对我的情感造成了太大问题。它们就像必经道路上的沙坑，不是让生活变得悲惨的障碍。”

我的朋友罗伯特（Robert）今年79岁，已经放弃滑雪了，他很快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挚爱——帆船运动。“我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照顾自己的身体。”他告诉我。然而他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9分，比以前的分数更高。经过中年期的挣扎和混乱后，他从事着兼职工作，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他学会了放松，不再觉得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完成。我问他心情这么好是不是令他吃惊，他肯定地答道：“老实说，我从没想过自己能活这么久。”对他来说，每一天都是惊喜。

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你的里程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不是说每个94岁老年人“对每件事都百分之百满意”，或者健康问题不会造成任何情绪影响，也不是说变得虚弱很有趣；我是说，劳拉·卡斯滕森对衰老的看法是对的，“社会在这方面的认识错了，个体的认识也错了”。

在富裕的现代国家里衰老，不同于在过去或在贫困地区中衰老。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近10岁：从不到70岁增长到快80岁。这是巨大的进步。全球范围内，寿命的增加甚至更惊人：从50岁出头增加到70岁出头，增加了近20年。对很多人来说，这就好像有人在寿命的60岁处“切了个开口”，加入了积极、健康的十余年。

然而，职场、退休计划和物质环境仍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好像我们只有到60多岁时才健康快乐一样。尽管如今的退休年龄是五六十岁，但大多数人还可以富有成效地工作很多年。流行文化告诉我们：年轻人充满活力，快乐积极，青春期是人生中最好的时期；中年时会遇到“危机”；老年时身体功能和情绪都会变差。事实上，青春期往往是挑战极端情绪的时期，中年是艰难但富有成效的调整时期，老年通常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

卡斯滕森会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衰老的预期与现实相一致。她相信，如果我们知道幸福与年龄的真实轨迹，就不会把老年看成负担，而是“礼物”：前所未有地、无条件地给予自己更多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与所爱的人在一起，追逐梦想。

我问卡斯滕森，如果如今颠倒的刻板印象被纠正过来，文化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她答道，在社会层面上，我们应该把老年人纳入进来，发挥他们的才能，把他们变成“资产”而不是“负累”，把他们带回社会生活的中心；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应该让年轻人知道有关人生轨迹的不同观点。“你越老，身体会出现越多问题，但你会拥有更多知识。你也会发现自己可以更自由地关注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去追求相关的目标，而不是追求别人认为对你重要的目标。”

卡斯滕森陶醉于这样的前景。她告诉我：“我认为这也许会让人们想要衰老！”

衰老促使我们调整优先级

中年时，时间、衰老和幸福“作对”，后来它们交换了角色。它们改变了我们的优先级，重塑了我们的价值观。在任何阶段它们都不告诉我们其有悖常情的计划，这让我们措手不及。

为什么会那样？我将在下一章中详细探讨。现在我可以说，它们似乎在玩一种深奥的游戏。因为似乎并非只有人类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优先级的排序。

2016年，德国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朱莉娅·费舍尔（Julia Fischer）、苏黎世大学心理学家亚历山德拉·弗罗因德（Alexandra M. Freund）和其他三位同事对巴巴利猕猴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猴子年老时对社会互动依然充满了兴趣（年轻的猴子会继续寻找年长的伙伴），但它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伙伴身上。也就是说，猕猴变得对朋友越来越挑剔，似乎会在稳定的关系上投入更多时间。而人类老年人也表现出相同类型的社交选择性。

尽管这一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无法作为证据，但它与类人猿的幸福曲线的发现是一致的。它暗示，随着衰老，先天的生物机制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但是独特的人类心理和自我意识也发挥了作用，正如卡斯滕森的研究，她通过操纵老年人的时间视野，“诱导”老年人像年轻人一样的对优先级进行排序，反之亦然。就像幸福曲线本身一样，衰老悖论也是生物学和心理学、人格和人类文化、绝对时间和相对衰老相互作用的结果。究竟它们之间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哪一个方面占主导地位，还有待我们去发现。

尽管如此，时间并不仅仅是中立的背景，行为在其中发生，也不只是一块白板，事件会在上面留下印记。衰老不仅仅是年龄的累积，身体衰退，或我们可能会经历的状况和环境发展，它们一起产生作用时，时间和衰老是独立的“表演者”，有自己的轨道，会在我们的生活和心理中划出轨迹。这些轨迹不一定是透明的，甚至我们在经历它们时，都无法理解。

20多岁时，劳拉·卡斯滕森在读研究生，是一位离异的单身母亲。她能通过下一次测试吗？能找到工作吗？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三年后进入了斯坦福大学——前景光明的人生轨迹。但是当她30多岁争取终身教职时，有人告诉她，她的研究与心理学无关。她虽然取得了终身教职，但成功没有给她带来解脱，而是更多的焦虑。

“对我来说，40多岁是最糟糕的时期，”她回忆道，“我设法忘记那段时光。我感觉一切都可能土崩瓦解。那时我知道自己很优秀。我在出书，能获得拨款。我在职业上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认可，但是这还不够好。我感觉自己需要跨越的横杆非常高，可能发生的损失非常大。我不断感到巨大的压力，一种需要证明自己的压力。我觉得人们在不断评判我，好像是他们在决定我是否足够好。”

50多岁时，她的幸福曲线开始上升。“我想，等你50多岁时会穿越迷雾。”她说。我们交谈时，她63岁，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我问她：“你不是依然要接受评价，申请拨款，应付批评和同事的竞争吗？你不是依然承受着这些压力吗？”卡斯滕森用四个字回答我：“我不在乎。”

“不在乎”不意味着她忽视其他人的意见和需求，绝不是这样，而是意味着她不再把每天看作对自己成就的一次次严峻的“全民公投”。她说：“在人生这个阶段，我可以在理智上听取批评，但它们不会像我年轻时那样，能在情感上伤害我。”她补充道：“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现在我感觉到了，早些年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达到顶峰了？”我问道。

“我就在顶峰上，”她答道，“我不担心衰老。我只担心身体的变化，但也没有那么担心。”

“从情感角度看，你不期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吗？”

“我认为情感上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了。”

也许她错了。

重新定位自己的幸福观

2015年初，杰出的博主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关闭了自己的网站“每日食谱”，当时他51岁。

安德鲁·苏利文开始写“每日食谱”时37岁。当时这种形式很新颖。人们创办自行出版的在线杂志，将观点、新闻和链接融合在一起，偶尔也会有一些奇怪的报道。有些著名的记者采用了这种形式，但苏利文将它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毕业于牛津大学，之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了记者职业，30岁之前就成了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编辑。即使以华盛顿少年得志者的标准来看，他也是个明星。然而，让他有机会重新塑造自己和自己职业的都是博客。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与读者联系，他不仅建立了一个读者群，还建立了一个社区，从而开发和推进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新生媒介。

他成功了。“每日食谱”成了美国和世界很多地区的人们的必读内容。他开创了一种商业模式，在传统新闻业陷入严重亏损之际，成功地实现了盈利，并有了一些非常忠实的追随者。后来，苏利文却停更了。

我问他为什么关闭自己的网站，他列举了经营企业、不停地写作、编辑、发电子邮件和追随潮流所带来的身心压力——要接触的人实在太多，还要处理大量的数据。他列举了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因素。他指出，压力确实会导致成功人士在中年时感到倦怠。

但是苏利文不只是累了。他人生的“河流”转弯了。他的价值观已经改变，写博客不符合他的新价值观了。“我沉浸在虚拟现实中，”他告诉我，“以至于忽视了真正的现实，忽视了朋友和家人。”

我问他放弃影响力和关注度的感受，毕竟，正如他提醒我的，在美国没有人在自己最成功的时候急流勇退。他的回答道：“我40多岁时不再那么雄心勃勃了。”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世俗的野心，我越来越认为它干扰了我真正想过的生活。”

我继续追问：“如果人们猜测你发生了某种状况怎么办？”“我不介意。我不是完全没有了野心、虚荣和自负。但是和我20多岁时比，它们少多了。”

我问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他说，“但我确信自己不会再追逐闪闪发光的奖牌。我想这会让我快乐。”

我第一次见到苏利文时，他28岁。到他关闭博客，我们已经相识20多年了。我从没见他如此快乐。

提出中年危机的埃里奥特·杰奎斯认为这不仅是一段危险时期，而且也是充满机会的时期。“这本质上是一段充满痛苦和沮丧的炼狱时期。”他写道。但它也能带来相应的回报。“生命的延续感会得到加强。这种收获来自深化认识、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它能够培养真正的价值观——智慧、坚韧和勇气；它能加深人们爱的能力和洞察力，让人满怀希望，享受生活。”他将中年危机描述为“持续数年的过渡过程”。在为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开始认为杰奎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出错了（他使用“危机”这个词来表示通常是渐进的、平淡无奇的事情），但他把中年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观点是正确的。

当我采访人们，了解他们的中年过渡及之后的生活时，我反复听到了像安德鲁·苏利文这样的反思，这体现了个人价值观的重新定位，人们放下野心，开始重视人际情感。我开始相信，我听到的感受和主题不仅仅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惨痛教训，或者是大脑的一系列随机变化。这种过渡具有方向性：你甚至可以称之为目标。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的，幸福曲线的上升具有情感流向，那就是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不过它也具有关系流向，即向着群体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社会性过程，尽管我们很少以这种方式来体验它。

我遇到的最戏剧性的例子或许是保罗（Paul）。他今年50岁，是一位教授。不久前我在新英格兰一所大学做演讲时认识了他。我没有期望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他看起来只是个普通人，是那种你会愉快地同他握手，然后把他忘掉的人。不过，当他提到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投入的，甚至有些强迫症的攀岩者，且曾在两次攀岩事故中摔断过腿时，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还没见过哪个人在摔断一条腿后会继续攀岩，甚至再次摔断另一条腿，所以我开始问他一些关于生活的问题。他讲了自己的故事，结果证明这是一次案例研究——幸福曲线的逆转如何改变我们看待他人的方式。

保罗头几十年的故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20多岁时他发展得很快。他用“激烈”“雄心勃勃”“永生不死”来描述自己的20多岁。

“我24岁时和高中女友结婚了。我感觉生活就是一场大冒险。我对户外运动非常感兴趣。我开始攀岩，不是消遣性的，而是一不做二不休。”30多岁时他折腾了一段时间，打了些零工，后来开始了专业的攀岩，并因此而获得了教授职位。“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期。我四处奔波，全力投入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他在攀岩这件事上采取的也是破釜沉舟的态度。他会把目光投向不太可能完成的路线，在征服它之前绝不休息，而不是等到下个赛季再重新开始。保罗努力成为完美的攀岩者、完美的教授、完美的丈夫、完美的父亲、完美的足球教练。每个人都认为他很成功，是个赢家。但是在40多岁的时候，他认识到，即使征服了社会的峭壁，有些事情依然出了问题。

“我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我强迫性地在意别人怎么说我，开始质疑我的道德中心，我的身份。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获得了终身教职，有美丽的妻子和漂亮的孩子们，但我却感觉自己生活在黑暗里。”

由于感到不安、不确定，他请了一个学期的假，接受心理咨询，但情况越来越糟糕。“当你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时，它会开始自行发展。我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了，我会挑剔自己。和家人一起围着餐桌吃晚饭时，我会希望回去工作，但我没法工作。和他们在一个房间里时，我会崩溃。我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真的感觉墙壁好像在向我塌过来。”

“那是一段可怕的时期。我最大的孩子在上六年级到七年级。他看到了我的挣扎，这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以为他的父亲做事稳定可靠，我的朋友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当他们发现我需要休息，我需要让自己心平气和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我记得这种深切的孤独感，从存在的意义上看，它令人恐惧。我感到如临深渊。”

是焦虑，还是抑郁？两者都有一些，保罗答道。然而精神病学的术语并不能解释一切。“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不喜欢自己。我不信任自己。我认为自己不是个好人。我很拼，但最终会通过别人怎么看我来衡量自己。”他觉得学生对他的一次差评就是一种谴责，一种失败。

在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下，保罗艰难地恢复了。他恢复了自己的生活，现在他试着对自己宽容一些。他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但是在表面之下，这场危机为他带来了更大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

“过去驱使我的是自我中心主义，”他说，“现在我真正改变了，我不再由自我目标驱动了。”

保罗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印第安文学。以前的一个学生建议保罗走访南达科他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为学生们探索与服务相关的学习机会。他去了一周。

“从我到达那里的一刻起到我离开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比我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都更有目的和意义。这听起来毫无新意，就是陈词滥调。但当我把一颗铆钉放在我修理的房子的钉孔里时，我觉得这颗铆钉很有意义。”

他从南达科他“带回”一个问题：他是否能保持目标感？他是否能把它“编织”到日常生活里？他知道自己容易把事情做过头，所以必须小心。“我必须退后一步问自己，我是否把它浪漫化了？我的热情是否会因为高强度而熄灭？我为过去47年来自己的状态感到羞愧。是的，我是一位和蔼、富有同情心的老师，我为家庭尽心尽力，尽管因为攀岩而忽略过家人。但是这次旅行真正激发了我的责任感，让我觉得应该帮助那些生活不如我的人。我一直以来都很了解这一点，但踏上那片土地，认识那些人，见到非营利组织的其他人，他们非常聪明，才华横溢，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切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开始从帮助他人，特别是帮助这些人的角度，思考如何让我的整个人生更有意义。”

如今，他每年有6个星期会在美国和中美洲的保留地度过。他为与他合作的美国原住民社区开发了教育项目和口述历史项目，成了与美国原住民合作的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他依然攀岩，但一年只攀几次。让他摔断腿的路线不再吸引他。“那些事情已经不是我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了。”

听着他的故事，我在想，走访保留区虽然具有蜕变性，但很偶然。也许探访越南的孤儿院或给低收入孩子上一周课就能引发他的价值观的改变。当然真正的改变在于保罗的内心。于是我问他：“你觉得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终于可以更好地宽恕和信任自己了，由此产生了掌控感和力量感。“我可以原谅自己。当我不得不和妻子坐在门廊上，说我需要休息的时候，如果我再说自己没有压力，那是撒谎。我认为处理这些事情和正确看待它们的能力增加了我的生活满意度，明白一切都会好起来。即使事情变得令人担忧，我想自己现在拥有了应对的工具。”

第二件事似乎更重要：尽管保罗总是有强烈的目标导向，但他的目标向外转移了，从心理学家所说的自我中心转向了其他方向。“过去，我努力帮助别人，”保罗说，“但是在那天结束时，我那样做是因为它是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在保留区，我感到谦卑。是的，我需要有自我价值感才能在那里工作，才能认为自己会有所作为。但是我必须谦卑，才能倾听他们，试着去理解。”在描述自身的改变时，他用的一个短语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看起来很贴切——他觉得“对他人的自我有更深切的认同感”。

保罗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分很高。在坎特里尔阶梯测试中他给自己打了9分，比20多岁时的7分、30多岁时的6分和40多岁时的5分都高。他发现在50多岁时，他的“时间视野”变得更狭窄，但“人的视野”更宽阔了。他不再那么雄心勃勃，勾掉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生活目标，但他觉得自己更有能力了。

“我对自己的50多岁很乐观。现在一切都很好，我积累着各种智慧，1年也好，30年也好，或者无论多久之后，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的孩子们可以说，‘我的爸爸很好，不是因为他完成了X、Y和Z，而是因为他关心X、Y和Z’。”

保罗经历了崩溃、恢复、蜕变，他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价值观发生了令人痛苦的、突然的改变。这种改变通常是渐进式的，不易被人察觉。

戴维（David）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今年54岁，是一位企业家，经过10年痛苦甚至有时绝望的奋斗，他的创业公司终于成功了。20多岁时他漂泊不定，毫无头绪；30多岁时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出了名；40多岁的他事业达到巅峰，他却不顾一切地追逐自己的创业梦想，结果在经济和情感上陷入困境。他每一天都在挣扎，面对新问题。从职业角度来说，他感到茫然。与此同时，他的婚姻破裂了。心理治疗有所帮助，但他没有和朋友谈起这些。“如果一个人太沮丧，别人听后也会变得沮丧。所以我不得不在表面上强撑着。”

到50岁时，戴维的公司业务开始稳定。50岁中期，他的公司已经很成功了，后来他又结婚了，婚姻幸福。但是他发现自己变了。“我觉得自己的‘冒牌者综合征’消失了，我的掌控感更强了。”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认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很高，尽管他说自己的情感没有完全跟上（记住，生活评价不同于日常的情绪状态）。

我问他：“你的价值观变了吗？”“当然！我从帮助别人取得成功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戴维从事了很多指导、传授工作。“不管是否能从中获得名利，我都喜欢帮助人们去实现很酷的东西。”他注意到自己不再那么在意年轻时自己所执着的那些成就。我们交谈时，他刚刚从加州回来。多少有些令他自己吃惊的是，他取消了所有在硅谷的商务聚会，而是去和初中时的朋友聚会，他觉得后一件事似乎更重要。

在40多岁时，戴维不仅经历了事业上的过渡，也完成了个人的过渡，虽然没有保罗那么富有戏剧性。大多数过渡比较平静，但同样具有发展上的重要意义。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克里斯蒂娜（Christine），她经历了一些中年期的挑战。她母亲的去世让她很受打击，一系列的工作失败迫使她重新开始，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在某一刻，她发现自己差点没有了家庭医疗保险，并差点花光了积蓄。在50多岁的时候，工作变换使她失去了许多人在三四十岁时获得的职业地位，然而，因为要养两个孩子和照顾丈夫，她除了继续前进之外没有空闲做任何事情。尽管有这些压力，53岁时她对生活满意度的评分最高。我问她发生了什么改变从而提升了她的幸福感，她谈到了自己的改变，说自己获得了掌控感。

“我可以掌控生活。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是什么，优势是什么，现在我可以扬长避短，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她说，“我不再觉得自己有拯救世界的责任。”

年轻的时候，她曾想象自己担任重要的角色，对世界问题产生影响。20多岁时，她加入了和平运动，计划推动结束核战争。她的这些理想崩塌了吗？不尽然。“我没法拯救世界，”她说，“我只能拯救自己这小小一角。”她的激情有了新的方向——在一个野生鸟类康复中心做志愿者。“如果我能让猛禽康复，那么这就是具体的、聚焦性的拯救，是有意义的。”她的雄心和理想主义依旧在，只是她把它们缩小了，以适应她的可控范围。她在抽象、概况的事情上的投入减少了，增加了对明确、具体事情的投入。

尽管有些人，在幸福曲线的底部经历了存在主义危机和戏剧性的内心事件，但很多人的转折是缓慢的、平凡的，并不引人注目，通常只有自己能模糊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至关重要的和循序渐进的道路都会将我们引向同一个方向：走向他人，走向智慧。

智慧的6种特征

在就幸福曲线采访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时，他迫切地想谈一谈数据及其多方面的影响。他是个经验主义者，比较不愿意谈理论。他建议我给一个他觉得很有趣的人打电话，就是前一章提到的迪利普·杰斯特。

2014年我第一次见到杰斯特时，他69岁。他在印度长大，说话时带着抑扬顿挫的马拉地口音，人很谦逊，身材矮小。我们在圣迭戈见面，当时正是夏季，他却穿着一件宽松的蓝色夹克和一件毛衣，他告诉我，他总是觉得冷。服饰和身材使他看起来符合他的年龄，但他的动作和走路姿势显得很年轻。在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穿过校园去他的实验室的途中，我几乎跟不上他。他的头脑同样很敏捷。

他生于1944年，父亲是一位律师，他有4个兄弟姐妹，在靠近孟买的一个小镇上长大。7年级时，为了学习英语，他搬到了浦那（Pune）。在那里，他发现了美国领事馆的图书馆，便开始贪婪地阅读书籍。其中一本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它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悬疑故事一般，”他回忆道，“但不是始于谋杀，而是始于梦。”

年轻的杰斯特想象：解开头脑之谜将是他一生的工作。他决定学习精神病学，开始在印度接受医学训练，后来在美国一些著名机构——康奈尔大学、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华盛顿大学，接受训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来到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依然在那里，并有了一长串头衔。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牌匾、证书和奖状。杰斯特成了美国精神病学的中流砥柱。2012年，作为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也是第一位获得该职位的亚裔美国人），他指导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第一次重大修订。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老年精神病学和“成功的衰老”。在上一章中，我提到了他的发现，那就是人们在生命最后的几十年里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即便他们变得更加虚弱。他也是一位大脑研究者，他在研究上投入了很多时间和金钱，用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观察被试大脑回路的放电情况。我拜访他的那天，他正在做一项实验，研究老年人的大脑如何“加工”同情。

我一直在说杰斯特的科学成就，因为他有非常不同的一面——从根本上挑战主流精神病学。他是他称之为积极精神病学的学说传道者，而这也是积极心理医学的延伸。这是一个新观点。精神病学专家认为自己应该治疗精神疾病，如果他们改善了抑郁症或焦虑症，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正如杰斯特所说，如果精神病学专家把人的幸福感评分从-5分提高到0分，他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但他认为精神病学能够，也应该做得更多：它应该使健康的人更幸福，更有复原力，提高幸福感，及预防精神问题。

积极精神病学尚未在精神病学领域中流行起来，部分原因是提升幸福感不在医学的课程体系内，治疗疾病才是医学的应有之义。然而，杰斯特研究的是不同的课程。他在印度长大，浸润在印度传统文化中，尤其是浸润在印度古典文学中。“这是一种文化。我在印度长大，我读印度古籍，其中充满了智慧。”

在职业生涯早期，有个谜题令杰斯特困惑不已：即使身体衰退了，为什么生活满意度会随着人们衰老而提高？这种趋势太强了，绝不是偶然。“我在想，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否与他们的智慧增长有关，尽管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差。所以问题就是：什么是智慧？”

杰斯特认为他可以通过结合两种不同的传统形成智慧的神经科学。第一步是用严格的科学方式定义智慧；第二步是测量它；第三步是了解哪部分大脑与之有关，由此探索智慧是否具有生理基础；第四步是希望最终能知道如何培养和提升智慧。

传统医学界对此表示怀疑（现在依然怀疑）。杰斯特记得同事们曾对他说：“做什么都行，就是别提‘智慧’这个词。没人会当回事。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概念，它是一个哲学概念，不是神经学概念。”他把怀疑视作挑战。

在开始研究时，他找不到任何把智慧和神经生物学结合在一起论述的文章。到2010年，他自己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顶级期刊发表了他的论文，其中充斥着这样的句子：“大脑的两个区域被认为共同负责着智慧的各个方面——前额叶皮质（尤其是背外侧、腹侧和前扣带回）和边缘纹状体。”他发现，这些脑区受损会使人做出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明智之举，但智力不受影响。

但是智慧的各个方面都是什么？杰斯特和同事一起梳理了有关智慧的文本：古代的与现代的，东方的与西方的，传统的与科学的。我问他有什么收获，他回答：“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智慧的概念惊人地相似。”现代学术上的定义反复提到如下特征：

◎同情和亲社会态度，反映了人们对共同利益的关注；

◎务实的人生知识；

◎运用实际知识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能力；

◎能够应对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情况，并能看到多种观点；

◎情绪稳定，能控制自己的情感；

◎反思能力，能够不带感情地进行自我理解。

与西方现代资料相比，印度古典文学更强调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对物质的渴求。但是杰斯特和伊普西特·瓦希亚（Ipsit V. Vahia）在2008年发表于《精神病学》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将印度古籍中智慧的概念化与现代科学文献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相似点，比如丰富的人生知识、情绪调节能力、对共同利益的贡献（同情／牺牲）以及洞察力（注重谦逊）。”

杰斯特告诉我：“在世界各地，我们对于什么是明智者都有隐含性的概念。”当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主题。然而跨时代、跨文化的一致性足以说明，智慧不是一个可随意贴的标签，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含义。杰斯特认为，智慧的普遍性存在说明它对智人很重要，是天生的，或者至少部分是天生的。

“智慧的概念普遍存在，”他告诉我，“因此它一定具有生物学基础。我认为大脑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让老年人心情更好，改善他们的某些方面。”没人认为大脑中存在“智慧器官”，但是，杰斯特相信，通过了解智慧的工作原理以及它如何被嵌入到大脑回路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认识。

如果智慧具有生物学基础，那么它应该也具有进化的基础。假设它的进化是为了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好，那么为什么它会持续到老年？而且在老年时，智慧往往会增长，包括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老年女性。在生物学中，有一种被称为“祖母效应”的观点认为，绝经后的女性通过为孩子和孙辈的幸福付出来改善家族的未来。除人类以外，这种现象只出现在另外两个物种上：短鳍领航鲸和逆戟鲸。

海洋生物学家在对逆戟鲸的研究中发现，鲸群中如果有绝经后的母亲和祖母，会极大地提高年幼雄鲸的生存率，甚至（尤其是）当它们已经成年并在繁殖自己的后代时。人类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智慧在任何年龄段都是有益的，”杰斯特说，“但老年时它变得尤其重要。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年轻人有生育能力，所以即使他们不聪明也没有太大影响。但是老年人需要找到其他方法为种族的生存做出贡献，那就是通过祖母效应。”

或许智慧的生物学和神经学有待书写。到目前为止，杰斯特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给出答案。

智慧的7种性质

在见到迪利普·杰斯特之前，我绝对想不到智慧这个概念还会有科学意义，更不用说智慧是可量化的。但是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就像莫妮卡·阿德特（Monika Ardelt）所证明的。

我到佛罗里达大学拜访了阿德特，她是学校的社会学教授。她的办公室布满了即时贴、漫画、照片和儿童画。书架上横七竖八地塞满了书。她的言谈精确而有条理。1960年，阿德特出生于德国的威斯巴登市，她在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智慧的吸引力。“我有一个叔叔，他很吸引我，”她说，“他说话不多。他的头发全白了，微笑着坐在那里听别人说闲话。他散发出一种积极的气质。和他在一起就能让我平静，让我感到愉悦。这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其他人都不像他这样。他是接纳与平静的典范。”

不到30岁时，她来到美国读研究生，在寻找毕业论文的主题时，她偶然发现了“成年人发展”与“成功的衰老”。

“我一直对智慧着迷，”她告诉我，“但我认为它不是科学研究的主题。”

有一天她在图书馆查看一个数据集时，偶然看到了1990年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编辑的一本书《智慧：其本质、起源和发展》（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这本书引导她查看了1980年的一篇开创性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心理学家维维安·克莱顿（Vivian Clayton）和詹姆斯·比伦（James Birren）。该篇论文提出，智慧是三个领域的优势的合成，彼此互相加强：第一个是认知领域，涉及知识、推理、理解、学习；第二个是情感领域，涉及情绪和共情，即有关自己和他人的感受；第三个是反思领域，涉及自我理解与冷静客观，使我们能获得对自己和他人的洞察。

这个“三部分范式”假设智慧是一套可测量的心理成分，可以拿来分析。这恰好与佛教的智慧概念相吻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杰斯特所强调的智慧具有跨时代和跨文化的趋同性。

阿德特曾疑惑：是否能从标准心理测试的成百上千个问题中挑选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够有效地识别出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明智的人和行为。后来，她开发了一份包含39个问题的问卷，之后她和其他人将问卷简化到12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被同伴或访谈者认为比较明智的人在阿德特的测试中得分比较高。这样我们可以对人们的智慧进行比较，还可以找出智慧三个领域中比较强的方面。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智慧测试，各种测试得出了一致的结果。在科学中，任何可以量化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因此智慧是真实的。

我做了阿德特的39个问题的智慧测试。像阿德特强调的那样，我尽最大努力对自己诚实。有些问题显然与智慧有关，比如“我总是尽量全面地看问题”；有些问题比较隐晦，比如“当人们和我说话时，我会希望他们赶紧走”。我的得分在中等偏上水平。我认为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资格进入最高水平。我在反思领域的分数很高，我擅长看到很多观点，能够客观地思考问题；但是我在有关共情和同情的问题上答得不好（“当别人需要安慰时，我常常不会那样做”）。我不是那种会本能地去帮助别人的人，也不能凭直觉知道如何帮助他人。除了需要改善的一些方面之外，我在共情上的缺点也拖累了我的智慧分数，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自己的智慧不是关于“我”的。

那么杰斯特在大脑测绘和阿德特在测试的这种性质是什么？学者们在细节上存在着分歧，但在重要观点上达成了坚定的共识。

1. 智慧是对各种特质的“经营”。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特质，但它的魔力在于整合这些特质，使它们互相支持，互相充实。一个拥有大量知识或智力超群，却没有太多同理心或同情心的人，可能很聪明、很内行，但也可能善于操纵，很狡猾，因此不够智慧；同情心泛滥但缺乏反思的人可能很慷慨、善良，但冲动、不切实际，因此不够智慧；经常进行反思但知识缺乏的人可能深思熟虑，但幼稚无知，因此也不够智慧。《星际迷航》（Star Trek）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最聪明的角色斯波克（Vulcan Spock）缺乏麦考伊博士（Dr. McCoy）那种本能的同理心，也缺乏柯克船长（Captain Kirk）那种务实的决断力。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智慧的，而三巨头的互动（有时比较激烈）产生了智慧。

由于智慧依赖于这种互动，因此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即使在个体内部，智慧也会因情境、时间的不同而改变。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伊戈尔·格罗斯曼（Igor Grossmann）发现，个体内部在理性上的差异比个体之间的差异更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置身于多样的人群和不同的观点中：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最智慧的反应可能并不来自表面上看起来最聪明的人。

格罗斯曼的实验还说明，明智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习得或被诱导出来的，其做法如，让人们用第三人称谈论情况（就好像它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用第一人称（好像它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这似乎是个好消息，因此我想学校是否应该花更多时间教学生如何冷静思考，而不是如何通过标准化考试。

2. 智慧不是知识或专业技能。你可能会认为思维处理速度最快的人在思考时具有更多的认知能力，因此会更聪明，但大量的研究发现，原始的智能和智慧根本无法相互映射，至少这种映射是不可靠的。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格罗斯曼和4位同事提出智能和智慧之间没有联系。事实上，在一些维度，比如对群体间冲突的推理上，他们提出认知能力和智慧呈负相关。其他很多研究提出了类似的结论。

类似地，专业知识和技能本身并不能保证某人有智慧。“智慧意味着睿智的人知道某些重要的事情，”阿德特说，“因此这是知识。但是睿智的人不一定要知道量子物理的最新发展。睿智的人了解生活。他们特别了解人际知识和人物内心，人际知识涉及如何和他人交往，如何理解他人；人物内心指的是理解自己。”

这并不是说聪明或懂量子物理学对智慧有害，也不是说变蠢能让你更智慧。关键在于变得更智慧不等于变得更聪明或更有知识。在某个层面上，我们都知道阿德特、格罗斯曼和《星际迷航》是对的，智慧不同于智力，它比智力更复杂、更宝贵。那么，为什么如今我们对人的最高赞美常常是某人“非常聪明”？

3. 智慧是平衡的。智慧平衡了多方面的优势，因此没有一个方面占主导，每个方面相辅相成，且必须平衡。智慧的一个特征会出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情绪平衡。智慧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平静、平和，它意味着一个人善于控制情绪，因此他在刺激性的情况下也不太会失控（就像我父亲说的，不要对“5美分的小事”产生“5美元的反应”）。如果你是睿智的，用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话说就是，当周围的人都失去理智时，你能更好地保持头脑清醒。

另一种平衡也是智慧的特征：在不确定、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保持情绪和智力的平衡。这很有挑战性，因为人类天生就追求确定性和清晰度，甚至会通过忽略重要的细微差别来获得确定性。“人类解决歧义的强烈愿望根深蒂固，涉及多个方面，而且常常是危险的。”杰米·霍姆斯（Jamie Holmes）在他的书《胡说：无知的力量》（Nonsense: The Power of Not Knowing）中写道，“在有压力的时候，心理压力迫使我们否认或摈弃不一致的证据，使我们感受到并不存在的确定性和清晰度。”杰斯特认为，能够在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良好的判断是智慧的核心特性之一。

4. 智慧是反思性的。正如我提到的，阿德特和相同思想流派中的其他人认为智慧融合了三个领域的能力：认知领域（与知识和智力有关）、情感领域（与同情和情绪有关）和反思领域——反思不仅仅意味着深思。“智慧的反思性维度被定义为从不同角度看待现象和事件的能力，”阿德特说，“这也是一种从外部看你自己的能力。通过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现象和事件，人们对世界会有更广泛的了解，对自己也会有更广泛的了解。这能够减弱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还有助于培养他对他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英语中没有一个准确的词可以描述阿德特所说的品质。在口语中，“反思”、“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意味着向内审视或过度自省、精神上的自我沉溺，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探索，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其他心理学家使用过“自我超越”这种说法，但这听起来像服用了迷幻药。“冷静”和“客观”比较接近阿德特所说的品质，但它们可能意味着冷漠或精于算计。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这种与自己的激情和观点保持距离的能力，它都使我们能够通往智慧的认知和同情领域。“我认为反思领域是这三个领域中最重要的，”阿德特说，“它能把你带向其他两个领域。”

5. 智慧是需要付诸行动的。反思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行为或行动是智慧的一个重要部分，”杰斯特、凯瑟琳·班根（Katherine Bangen）和托马斯·米克斯（Thomas Meeks）写道，“一个人可以睿智地思考，但除非他采取睿智的行为，否则并不能真正体现智慧。”

睿智的行动比睿智的推理更难，甚至对超级聪明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或许尤其如此）。回想一下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无法遵循更好的约会方法的情况。他的“骑象人”看到了最好的路线，但他的“大象”有自己的主意。进一步延伸海特的比喻，当谈到睿智的行为和睿智的推理时，我们说的既不是“骑象人”的推论，也不是“大象”的本能。我们说的是当“骑象人”和“大象”共同确定最佳路线并和谐前行时，我们会如何思考和行动。

由于智慧需要我们去行动，所以它的一个更有趣的性质是它会对我们产生作用。“智慧是被实现的知识，”阿德特对我说，“它会改变个体。知识不一定能改变个体，它只是让你知道得更多。”2004年，佛罗里达大学的苏珊·布卢克（Susan Bluck）和维也纳大学的朱迪思·格吕克（Judith Glück）收集了有关智慧的思想、言语和行为的故事。大多数人记忆力里的智慧时刻发生在传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或克服困难时，例如在不利的情况下获得了有利的结果。通常的知识和智力一般不具有改变生活的效力。

6. 智慧对个人是有益的。最近的研究显示，智慧与身心健康、幸福、生活满意度高、较多掌控力及复原力、较少成瘾、较少冲动有关。我们还不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健康幸福能够增添智慧，反之亦然。但有一条线索显示，智慧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影响：不仅个体之间具有积极的关系，个人内部同样具有积极的关系。格罗斯曼和几个同事查看了人们的时间日志（人们在日志里记录他们在一天中的情绪和反应），他们发现，当人们变得睿智、理性时，他们会感受到比较强烈的积极情绪，较少消极情绪，而且能更好地调节情绪，变得更宽容。

7. 智慧对群体是有益的。任何健康的社会都不希望智慧少一些，而且理由很充分。智慧赋予我们“积极的社会外部效应”。换句话说，拥有智慧的人和行为会使其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不管他们是否具有智慧。这也许是智慧最独特、最重要的特点，所有现代定义都认同并强调这一点。迪利普·杰斯特和托马斯·米克斯写道：“从古代和现代文献来看，智慧最重要的且始终如一的“亚成分”之一是，超越个人利益能够提升共同利益。”

想一想你就会发现，智慧的各种优势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智慧的理性有助于人们换位思考，它的焦点不是抽象的智力问题，而是人际冲突和其他社会问题；它体现在行动中，不只在思想中。通过提升人际关系的品质，智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由于任何关系都至少涉及一个他人，因此也会改善他人的生活。智慧通过提供可执行的建议来表达自己，传播自己。当好建议被接受了，智慧就具有了传播性。从性情上看，它倾向于平静和平衡，这是解决妥协和冲突的基本特征。

有很多次，我的一些明智的朋友帮我消除怒气，他们要么指出令我愤慨的人也有其道理，要么暗示我可能过度解读了某些错误信息或误会（我认为其中含有险恶动机），要么帮助我发现明智的做法（放下某件事）。明智的忠告有时非常高尚或很有原则性，但正如小说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所言，它常常鼓励我们超越固有的错误观念，做正确的事。智慧常常与意识形态相对应。

我认为，如果独自在一个荒岛上，你不可能是真正智慧的，你可能很精明的、足智多谋、聪明、有技能，等等。你可以表现出智慧的各种要素，例如，站在救援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拥有如何生存的知识，或者能头脑冷静地做决定。但是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只能拥有潜在的智慧。智慧是面向社会和谐和周围人利益的，而不仅仅是面向自己的。

衰老让我们更容易变得智慧

1996年，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的书《现实感》（The Sense of Reality）中描写了政治环境中的智慧，这段描写令人难忘：

政治家所谓的智慧，即政治技巧，是理解而不是知识——因为熟悉相关的事实，所以能够辨别什么适合什么，也就是知道在给定的情况下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某些事物意味着在哪些情况下有作用，有多大作用。不过，他们不一定能解释自己是怎么知道的，甚至说不清自己知道什么。

伯林巧妙地揭示了智慧不可言说但独特、有形、具有社会实用性的性质。当然，某些人也有这种智慧。1962年，密西西比州39岁的税务官前往肯塔基州丹维尔的中心学院发表演讲，他称那次演讲是“为这位务实的政治家辩护”。这位政治家名叫威廉·温特（William F. Winter），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成了密西西比最受人尊敬的州长之一。后来，他领导着密西西比大学威廉·温特种族和解研究院。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他依然在那里工作。然而在1962年，他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官员，试图解决美国最棘手、最有敌意的冲突——种族关系。

“他是个温和的人，而在这个州，‘温和’已经被视为一种诋毁和谩骂的词语。”作家兼社会哲学家戴维·布兰肯霍恩（David Blankenhorn）写道。布兰肯霍恩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密西西比州长大，见证了那个令人担忧的时代。他在2016年的《美国利益》杂志（American Interest）上报道了温特，回忆起1962年，当时愤怒的南方民粹主义者满怀种族政治的激情，谴责妥协是投降，并发誓要战斗、战斗、战斗（从未消失的一种政治趋势）。

温特发表了另一番言论。他在中心学院对听众说：“妥协需要极大的勇气。我所认识的一些最勇敢的政府官员都是默默奉献的理性之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达成不受欢迎但必要的协定，而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则谴责他们是叛徒，甚至更糟。”他说务实的政治家并非偏爱妥协，像任何人一样，他们希望事情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也知道怎么妥协。

他说，美国人应该感谢务实的政治家，感谢他们为不精确的政治学做出的调整。如果他们不太确定，那是因为他们知道……“确信”不一定能证明“确定”。如果他们不是知识分子，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所有的答案都能在书中找到。如果他们不够完美，那是因为他们在和不够完美的人打交道。

温特在描述一些特征，如果美国人希望拥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国家，没有这些特征是不行的。

让我们再回到托马斯·科尔所描绘的河流。随着沙子流入远航者的沙漏，河流蜿蜒曲折。中年时潜流让我们变得悲观、失望，即使（或者尤其是）客观状况似乎很好；后来潜流改变了方向，它使我们在晚年收获令人惊喜的情感回报。了解了这条河流的水文情况后，我们会提出重要的问题：这条河的水流及其特有的逆转是否对个人和社会有意义？年老的潜流会因为某种原因而自己原路折返吗？

是的。我们是社会化、部落化的物种。进化使我们在群体中共存，根据社会本能，我们会最大可能地把基因传递给子孙后代，使他们兴旺繁荣。我们天生的一些倾向从进化上都能解释得通，比如青年时期我们努力奋斗、雄心勃勃、争强好胜，在成年早期尽快寻求高位，由此获得伴随而来的地位，以及社会、物质和性的特权。当养儿育女的黄金阶段过去之后，我们的角色和作用会转变：更面向社会利益，面向社区和群体的繁荣兴旺，面向帮助他人克服人生挑战的课题。两者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一段时而尴尬、令人痛苦、令人困惑的不上不下的时期。如果智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那么幸福曲线的社会逻辑和可能的生物学逻辑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最终令人振奋的故事。这条曲线就是我们所穿行的河流，它奔向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且更加令人满意的人生前景。

我希望自己可以说，现代科学证明了年龄促使智慧增长，甚至年龄和智慧总是相伴而行，但是现在研究结果仍旧模棱两可。有些研究显示理性的思考能力会随着年龄而增长，伊戈尔·格罗斯曼和他的4位同事在2013年有关智慧和智能的研究中获得了这样的发现。但是2014年，格罗斯曼和伊桑·克罗斯（Ethan Kross）在另一篇论文中提出，讨论老年人和年轻人在理性思考能力方面的差别并无多大意义。在2012年发表于《心理科学》上的另一项研究中，格罗斯曼和6位同事在美国和日本研究了人际冲突中的理性思考能力。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美国人的理性思考能力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日本人不会。阿德特、杰斯特和其他人的研究也是如此。

看着这些证据，我认为我们不能说衰老会自动地或必然地使人更睿智；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衰老使我们更容易变得睿智。

◎更加平衡与平静；

◎较多满足，较少悔恨；

◎更有掌控力，更多实际经验；

◎更能从容地面对内心与外部的矛盾与冲突；

◎更注重对社会关系的投入以及“认识到其他的自我”。

在最近的研究中，这些变化往往与年龄、智慧有关。它们是智慧的工具箱。本章开头和本书其他一些章节也都提到过这类变化。安德鲁不再追求“闪闪发光的奖牌”，而是把时间和精力给了朋友、家人和信仰；保罗放弃了他对完美身份的追求，并在美洲原住民保留区的工作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戴维把创业上的精力和干劲转向帮助他人启动项目；克莉丝汀拯救鸟类，而不是拯救世界。在他们和本书没有提及的其他人的叙述中，我发现了增长智慧所需的要素：平静，倾向于务实地解决问题，善于反思，倾向于以他人为导向的优先级。

我采访的很多人说他们在50多岁和更老的时候对生活感到很满意。几乎没有人自发地提到“智慧”这个词。如今，这个词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但是“与智慧波长同频”的人都能清楚而响亮地收听到它的信号，例如我采访的退役军人、兼职轿车司机奇普。

奇普60多岁，他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了8分，是他一生中至今的最高分。我问他为什么打这么高分，他说自己现在比年轻时更有耐心，不再对别人挑剔、苛责，物质的需求性降低了。“我不是百万富翁，”他说，“我甚至不是万元户，但这并不令我难过，钱太多是麻烦。”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说自己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免冲突，他的生活中曾经充满了冲突，因此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第四次婚姻终于成功了。

“年轻时，一点小事就能让我发火。”他说，“现在，在和你争论之前，我会先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看一看有没有折中方法。如果没有，我们就暂时把它放到一边，以后再说。”这真是睿智之言。

当然，我们不应该哀叹年轻人拯救世界、妄自尊大的野心。如果戴维自己的企业没有取得成功，他没法给年轻的创业者提供建议。幸福曲线的两侧都有意义。它不是为了让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个人快乐（或不快乐）。如果潜流首先将我们导向浮夸、不安、动荡和地位竞争，然后是现实主义、满足、平静和社交，以及如果两者之间的过渡经常令人不愉快、很糟糕，那么我们个人的感觉只是其伴随事件。如果我对证据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幸福曲线是一种社会适应，是我们情感软件的慢动作重启，它使我们在社会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之所以存在幸福曲线，是因为它有助于种族的生存和繁荣。

托马斯·科尔把人生旅程描绘成一段内在的、孤独的旅程，没有其他人的陪伴，也没有社会。他描绘的是衰老的主观心理。对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因为心理学的萌发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品味着其中的讽刺意味，这对科尔有些不敬。

《人生旅程》可能是对人内心旅程的主观描述，但如果我的论点正确，那么河流的轨迹与河岸的形状其实已经形成了，促使它们形成的正是科尔的画作所遗漏的东西：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已经被写入了我们的文化或基因（最有可能），或者两者的结合。

从这个重要的方面看，科尔孤独的河流航行毕竟是社会性的旅程。它是人类共有的，尽管我们一个一个地独立航行，但我们共同塑造了它。

我认为，理解幸福曲线如何将我们导向社群主义价值观，有助于理解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一个悖论。幸福曲线的下坡和谷底代表乐观主义在逐渐减少：这是一种长期而缓慢的调整，即趋向心理学家所说的抑郁现实主义。我们降低了对未来幸福的期望。在情感上，我们把眼光放低，学会安定下来，而安定下来增加了我们的满足感。

安定下来听起来很沉闷，好像是不情愿地接受一种减损的、匮乏的满足感：就像放弃了青春时的梦想，压抑了年轻时的希望。它听起来像是抑郁现实主义。

然而，抑郁、压抑和减损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感受，甚至一点儿都不沾边。在采访经历过过渡期的人时，我很少听到失望或放弃的声音。我听到的是重启后的生活似乎更丰富，胜过弥补任何损失。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心理变化的结果：积极效应，社会情感选择，等等。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这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就认识到的：智慧令我们充实。它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而不仅是我们的知识。因此它会改变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接受我的采访时，杰瑞·赫希（Jerry Hirsch）已经70岁出头，他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改变。他是北极星基金会的主席，北极星基金会是我的家乡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个慈善组织。在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他挣了很多钱，建起了购物中心。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好，直到48岁时婚姻触礁。离婚后，他得了抑郁症，曾试图自杀，入院治疗后，他认真而客观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

“我意识到自己的墓志铭会是‘在赫希之前，世上有426家凯马特店，现在有693家。’这就是我想留给世人的东西吗？不，还应该有其他的东西。”他重返校园，研究灵性。“我一直在寻找能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的东西。”最后他决定做慈善。“我认为帮助他人能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碰巧的是，我越多地帮助他人，越感到满足。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他的生活满意度发生了跨越性的改变：不只是数量的改变（比如更高的坎特里尔阶梯测试分数），还有根本性的改变，那就是“生活品质”对他的意义。以他的状况而言，做出这一步改变需要经历一场危机。“我不知道可以从其他类型的努力中获得深层的幸福和满足，我也不知道还有更深的层次。这需要把覆盖在我内核上的一层又一层的东西撕开。”

在为了探索幸福与年龄的关系所进行的采访中，我一开始就听到了“深层”这个词。我和54岁的朋友卡拉（Karla）交谈时，她似乎已经平稳地处于幸福曲线的上升阶段了。在我采访她时，她的生活满意度很高，而且还在提升。她告诉我，她在50多岁时比以往更珍视、更感恩多年培养的友情。她觉得自己更有条理、更有效率了。她更多地为社区公民协会服务，并开始做志愿者。她说自己发现了生活的另一个维度，这是一种无形的维度，超出她在20多岁时的认知。

“那时我总是努力向前，而不是活在当下。现在我对当下心存感激。每天我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但感觉不一样。”

正是如此：同样的生活，却感觉不一样。当然，这不是同一种生活。河流改变了远航者，而不仅是河边的景物变了。因为没有了不切实际的乐观，河流拐弯之后的世界看起来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它并不会显得更空虚或更狭窄。它看起来丰富而深沉，而这正是智慧的开端。

第1项修炼：正常化

采访卡尔一年后，我们相约一起吃午餐。他46岁了，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

我没做记录，我们只是分享彼此的经历。我为本书进行的采访探究得很深，涉及一些私密的话题。这需要双方高度互相信任。在我们进行第一次交谈过程中，卡尔向我敞开了心扉，甚至在讨论他妻子时他都不会感到不自在。在那之后，信任发展为友谊。我对他的生活感兴趣，他对我的书感兴趣。

我把他目前的状况对应到幸福曲线和衰老悖论上，还给他看了汉内斯·施万特的图表。我告诉卡尔，他正处于幸福曲线的底部，在这里，“潜流”和满足感多年作对，曲线好像永远不会改变方向。我还告诉他，大量的研究表明，“潜流”通常会在他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时候改变。我不知道有关幸福曲线的信息是否有助于人们挺过令人痛苦的下降阶段。知识能够让人安心或让人对未来怀有希望吗？或者它只是一种书面的抽象科学？

在我给卡尔看汉内斯·施万特的图表后不久，他给我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哇！期望鸿沟＝绝望……这个假设符合我的情况。现实没有达到我对婚姻、事业等的期望。失望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人们惊叫：‘我失败了。这是一条死胡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卡尔还写道：“没有实现的幻想、梦想、期望，以及随后的内心反应：否认、震惊／愤怒地承认现实、绝望、战斗或逃跑反应，面对这些，我应该强行闯过去，还是拼命逃避工作、人际关系、家庭？于是就有了‘我要告诉配偶吗’等问题。”

“该灌一杯马提尼了。酒精是缓解焦虑的良药。”

唉。这听起来不怎么样。

于是我们安排聚一聚。在进餐的时候，他说，大多数时候他一下班就回家，依然有被困住的感觉。尽管生活中有种种幸运之事，但他仍然感到失望，而且对自己的失望感到愤怒和失望。对幸福曲线的了解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他的“骑象人”，即他有意识的思维。但这似乎没有安抚他的“大象”，卡尔一年前曾告诉我，“大象”依然困惑、害怕，依然在搜寻。即使知道几年之后生活会有缓解，他也觉得那是一种冷冰冰的安慰。

卡尔想知道：现在他能做什么？

我们先看一看乔舒亚·科尔曼（Joshua Coleman）的故事。

就像很多60岁出头的人一样，科尔曼已经走过了幸福曲线的谷底，可以讲一讲了。“现在情况逆转了，”他说起40多岁时自己感受到的不满，“我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已经能平静对待了，能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科尔曼很有资格分享他领悟到的东西：他是一位执业心理学家，在旧金山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服务。他平均每周会为一两个遭遇中年困境的患者提供专业咨询。他说的并不是中年危机，而是我自己在40多岁时也经历过的萎靡不振，它由点点滴滴的失望积累而成，具有自我持续性，但不太像临床上的抑郁症或焦虑症。科尔曼说，他没有看到过中年时期的消沉引发真正抑郁症的实例。

“到40多岁时，很多人似乎已经获得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很多东西，”他告诉我，“于是就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怎么办？就这样了吗？40多岁时人们似乎还有创业或组建家庭所需的大量精力，但这种事情大部分已在掌握之中，所以更有理由拿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了。作为治疗师，我经常看到人们在人际关系和境况上同别人进行比较。当六七十岁时，他们会更接受现实。”

回想一下“享乐跑步机”。我们期望成功、成就和地位能带来满足感，但目标却好像越来越远，因为我们的“比较组”一直在上升，而其他人总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无法放弃年轻时的竞争性驱动力，我们还没有从老年人的社群主义价值观中获得回报。

那么应该做什么呢？答案是：一切。所有对你有益的行为和态度在你陷入中年情感陷阱时依然有益。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网上搜索中年危机时，出现的那么多建议似乎都平淡无奇。

以下是韦尔博士网站（DrWeil.com）上“中年过渡”页面中一些很典型的建议：

◎探索并接受你的感受；

◎定期反思自己的生活；

◎在伴侣或配偶身上多投入些时间，让你们的关系再次“升温”；

◎设立新的目标；

◎发现新的爱好；

◎旅游；

◎做志愿者；

◎设定专门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关照自己的心理健康——加入某个群体，必要时可以找心理治疗师；

◎运动，有助于你保持健康，这是活跃、独立的生活所必需的。

韦尔博士的建议很好，但都是通用的、“鸡汤”性质的东西。同样，在一个名为AgCareers.com的网站上，关于中年职业转变的建议也很平淡无奇：

◎找到你的优势和兴趣；

◎牢记，工作不能让你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为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制定财务计划；

◎设定切实可行的职业目标；

◎挖掘并拓展你的职业网络；

◎为了事业的成功，做一个终身学习者。

诸如此类。总结大量的自助文献，以帮助人们度过中年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不会这样做。相反，我会缩小范围。在与科尔曼和其他心理学家的交谈中，在很多采访对象的讲述中，在我自己处于幸福曲线底部的经历中，我听到或看到了一些做法和建议，它们似乎特别适用于中年困境时期的自我推动。虽然没有一种是万灵药，但它们都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都有成功的记录，都有助于我们击败试图困住我们的负反馈循环。

正常化，是一个治疗术语，用来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并不奇怪，并不令人担忧，并不是病态。心理学家说，中年人为自己的不满情绪接受咨询时，他们会强调这一点。“我做了很多正常化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不是性格缺陷，也不代表他们天生不够好，”科尔曼告诉我，“他们有这些感受并不能证明他们内心存在很大的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而且根据研究得知，这种情况是有时间限制的。”

想一想卡尔用“可怕”这个形容词来描述他40多岁的忧惧。他想知道“我是不是疯了”。再想一想前面介绍的西蒙，在4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会感到满足，或者他是否有能力感到满足。他担心“也许我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卡尔和西蒙的感受对他们的理性自我，即他们的“骑象人”来说完全不合理，所以“骑象人”给它贴了一个标签：不正常。但是，对于这种莫名的不满，没有药物，也没有快速见效的疗法，那么它无可救药了吗？在我陷入低谷时，我修正了对自己的看法。这个忘恩负义、不知足、自我贬低的家伙：“他”是新的我吗？这是我现在的人格吗？

心理学家说，正常化能在一些方面起作用，例如它帮助人们认识到中年萎靡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因此可以减少羞耻感和孤独感。心理学家兼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丹·琼斯（Dan L. Jones）说，他努力强调人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危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的发展阶段，尽管令人不快。

正常化除了使我们不把中年期的低谷看作病态之外，它有助于打破使中年不满情绪不断膨胀的负反馈循环。人们感到失望和不满，但环顾四周，发现他们的感受并没有充足的理由，他们对失望和不满感到愧疚。负反馈可以独立于客观的生活环境。事实上，客观上越成功，你就越对自己的不知感恩感到失望。

你可以试着感恩：数数自己的福气，提醒自己生活中的好事，写感谢信。这是很好的建议，因为它具有治疗作用，且感恩是一种美德。但是，正如我们了解到的，数福气可能会弄巧成拙：提醒自己客观条件的优越性，会让我们主观上感恩之心的缺乏变得更像是道德败坏或情绪障碍。

科尔曼告诉我：“人们常常会向我道歉，说他们的抱怨是‘第一世界的问题’，这种看法只会增加他们的不快。”拿我的情况来说，计算自己的福气虽然提高了我的生活满意度，但也增加了我对自己不懂感激的困惑和烦恼。用汉内斯·施万特的术语来说就是，计算福气暂时提高了我的生活满意度，但我得到的任何好处都会自我抵消，因为我无意中提高了自己的期望值。

施万特认为，解决方法应该包括直接管理预期，让人们意识到过于乐观的预期是正常的，因此感到失望很自然。换句话说就是预期失望。事实上，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偏向乐观，你可能会感到沮丧。当客观上不合理的不满情绪被视为一种正常现象时，它就不是性格缺陷、病态或卑鄙的秘密。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调整。你可能感到不满，但你不应该对不满感到愧疚。

“如果他们知道每个人的生活满意度都呈一个U型曲线，而且预期与大多数人的结果不符，那么他们对生活的不满会减少。”施万特告诉我。他认为，正常化会产生双重影响。“第一，如果你告诉人们在隧道的尽头有一盏灯，这已经很有帮助了。第二，你也许可以打破恶性的负反馈循环。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后，你的痛苦也会减少。”

大约在50岁的时候，我的不满之雾开始消散，这种变化就像是自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不过，我相信，在那段时间里发现了幸福曲线有助于缓解这个过程，它帮助我认识到此前看似奇怪、应受责备的消沉是正常的。这本书在努力传播这样一种信息，即幸福曲线是正常的，在某些方面是有益的，对它的正面攻击（“我不会有这种感觉！”）会适得其反。

所以……数数你的福气吧。但是如果数福气并没有减少你的失望，也并不说明你有问题。在幸福曲线的底部，人很难有感恩之情，所以放自己一马。

第2项修炼：打断内心的批评

正如我提到过的，在40多岁的时候，内心的声音包围着我，说我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我的成就太少，我落在同龄人的后面。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痛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社会比较，”科尔曼说，“地位焦虑是这种自我折磨的主要组成部分。我的成就足够多吗？我是个失败者吗？我算成功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追求更高的地位，无论它在多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在幸福的问题上它都事与愿违。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会提出以下建议，我在前文引用过，值得重复一遍：幸福的一个秘密是不要和比你成功的人比较——总是向下比，不要向上比。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天生想得到更多，会不断向上看，特别是在生命早期。年轻时，向上的攀比给了我们雄心壮志，使我们能制订出令人兴奋的计划；它还给了我们乐观精神，使我们想象出自己未来的成就和满足。20年后，我们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和乐观精神开始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成就，但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去实现了。对我来说，尤其令我不安的是，我向上比较的冲动有时会失控，脱离我自己的价值观。我会很羡慕那些成功的电视记者或小说家，尽管我从来没有特别想做电视节目或写小说。

在进入50多岁时，对强迫性自我批评的嗜好逐渐消失之前，我了解到自己可以通过一种简单却出奇有效的认知疗法来缓解（认知疗法教会人们识别和打破痛苦的、自我挫败的思维模式，并用更准确的、有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取代它们）。每当觉得要开始进行社会比较时，我就会有意识地打断它，把想法转换成一些有建设性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我形成了半自动的自我打断口头禅：不比较（“某某比我成功多了——不比较”“我在浪费生命，因为我应该向某某——不比较”）。对自己大喊“不比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策略，但它有两个好处：打破消极的思维螺旋，以及让我觉得理性的一面可以发挥一定的控制作用。

对我来说（对许多其他人来说可能也是），最有害的向上攀比是和自己的攀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一个理想化的、遥不可及的自我的攀比。为什么我不够勤奋？为什么我最近的一篇文章没有几个月前写得那篇好？为什么我昨天没有对爱人说出恰当的话？我们每天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所以我从不缺乏自我批评的理由，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自我批评是健康的。

然而，在我40多岁的时候，自我批评有增无减。好在我后来终于找到了一种自创的认知疗法：当“内在批评人士”开始吹毛求疵时，我会打断他们，提醒他们：“我今天不一定要完美。”当我的思绪开始转向另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我或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时，我就会马上停止，然后对自己说以上那句话，这帮助我打断了那些无情的“内在批评人士”，使他们不能伤害我。

我的自我打断方法很有效，因为它们很容易做到半自动化，而不是因为这些短语本身具有任何内在的治疗作用。我的认知干预可能对你不起作用，你可以尝试并发现自己的干预方法。你可能会对认知干预的效果感到惊讶。更好地控制内心的对话远不是全部，但它的确有帮助。

第3项修炼：活在当下

幸福曲线的谷底是一个时间陷阱。生活满意度在过去几年没有达到预期，未来几年的生活满意度似乎只会下降。对过去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悲观扼杀了当下的满足感。

“正念”指的是不做评判地关注当下，而不是不断地预测未来或重新评估过去。1971年拉姆·达斯（Ram Dass）的畅销著作《活在当下》（Be Here Now）概述了这个概念。冥想是一种古老的、被广泛实践的通往正念的途径。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而直接的东西上，比如呼吸，试图控制游荡的思绪和内心嘈杂的声音。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对此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结果证明它很有效。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冥想可以减少焦虑，增加积极情绪。企业，甚至军队都在采用这种方法。

“冥想的目的在于改变自动的思维，从而驯服‘大象’。”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写道，“坚持几个月每天进行冥想，有助于显著减少恐惧、消极和执念，改善你的情感方式。”瑜伽、太极和其他关注当下的训练也有同样的效果。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普通的锻炼也是可以的。

在情绪最低落的时期，我没有尝试冥想或瑜伽。但我试过锻炼和在黑暗的房间里听音乐。通过试错，我还发现了一种自创的认知行为疗法。当我的思绪偏离了当下，纠结于过去或未来时，我会试图截断思绪的漂流，将主题转移到此时此地。例如，我会在床上听爱人的呼吸。在采访中，一些应对中年困境的人说，他们使用冥想、应用程序和思维练习来培养正念。这些方法对他们的帮助虽然轻微，但很有益。

据科尔曼说，正念可以帮助杏仁核平静下来，杏仁核是大脑中恐惧和焦虑的“来源地”。正念有助于我们接受和管理令人困扰的情感和无法解决的状况。“我们不能总想着克服这些问题，”他告诉我，“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培养平静、接纳和宽容的态度。”正念可以使我们不再对任何不满情绪念念不忘，并打断和关闭消极的反馈。

所以……活在当下吧。

第4项修炼：合理展示自我困境

对于智人来说，在艰难时期独自行动从来都不是个好主意。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物种。当受到像确诊患癌症或失业这样的外部冲击时，我们会本能地寻求支持，即使我们宁愿只与最亲近的人分享。中年反馈陷阱最有害的特征是它使我们的社交本能和自我作对。我们的不幸并不是因为客观环境，它好像是种性格缺陷。我们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愧，所以把它隐藏起来。“如果没有达到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人们觉得自己一定天生有缺陷，”科尔曼说，“羞耻感通常会导致人们退缩、封闭。”

此外，对地位的不满在幸福曲线动力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显得脆弱或失败更能降低一个人的地位了。对于应对中年期不满的人来说，科尔曼强调，“把自己的不满暴露给别人意味着地位的下降。承认自己在接受治疗更糟糕，这会增加地位焦虑。”

卡尔曾回忆说，他没有和妻子讨论过自己的不满，因为他害怕自己会搞得一团糟。他只和两个朋友（包括我）讨论过这件事。

另一位40多岁的受访者斯特林（Sterling），在告诉妻子自己感到莫名的不满后，他的妻子变得惊慌失措，斯特林就不再和她分享了。“人们一般不会谈论这件事，”他告诉我，“我也不会和我最好的朋友说。”我曾问安东尼（第4章中提到过），他会向多少人谈起这个问题，他说：“我觉得不会跟任何人谈。”他猜测他的妻子可能知道，但他们没有讨论过这件事。前文提到过的戴维在处于幸福曲线底部时，正管理着一家创业公司，他认为自己不能表现得不稳定或沮丧。

心理学家说，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表现出脆弱的一面，愿意分享中年期的不满，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曾经属于男性的地位竞赛，这种差距就可能会缩小。

正如我们看到的，陷入低谷不是个小问题，避免自我孤立虽然不是情感上的万灵药，但对稳定情绪和避免错误很有帮助。对外寻求帮助可以采取咨询或治疗的形式，你不需要等到生病或出现功能障碍才这样做。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丹·琼斯告诉我：“你给自己聘请一位顾问，这会使你更了解自己，感到被倾听。”普通的友谊，也就是社会联系，同样具有一些益处。

43岁的特里（Terry）认为，和朋友聊天挽救了他的婚姻，也保住了他的生活。他说：“快40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二个儿子，我突然意识到做一个酷男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40岁了，有两个孩子，工作上需要负责任。自由自在的日子结束了。我的生活就是换尿布和当父亲。我喜欢这些，但对我来说身份转变了，而且很突然。结果，我产生了一些存在主义的焦虑。我没有买敞篷车，但开始大量购物。我开始买衣服。虽然并不过分，但每个认识我的人都会拿它开玩笑。我的外部生活稳定，但内心很挣扎。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挣扎仍在继续，尽管它有所减弱。我心里想：天啊，我的未来就是这样吗？”

他开始和妻子一起去社交场合，用他的话说，他在那里和一群人成了朋友。“在过去，我总说自己不可能和不喜欢运动的人成为朋友，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有亲密的男性朋友。很多人都处于类似的人生阶段。”

这对他的生活满意度有什么影响？“影响巨大。如果只是我和妻子试图应对这些问题，我认为自己应付不来。”朋友减轻了他的孤独，但对特里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关心他的幸福，使他负起责任来，就像他为他们做的那样。“我知道我会做一些鲁莽的事情。我很担心自己会破坏婚姻。由于我在情感和精神上对这些人负责，因此这确实有助于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告诉他们，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他们也告诉我他们自己的情况。我觉得如果自己做了那样的事，就必须告诉他们。我不希望对他们说‘我和妻子吵架了，睡在假日酒店里’。”

如果与人隔绝，失望和不满会发酵、腐败，导致羞愧，这会使人更加不愿与人交往。打破这个循环是第一要务。如果可以，打电话给朋友。

第5项修炼：“走，不要跳”

如果幸福曲线的谷底感觉像是一个陷阱，那是因为它就是一个陷阱。幸福曲线的谷底会利用我们自己的本能来对付我们。幸福曲线用负反馈、享乐适应和其他阻碍满足感的事物来烦扰我们，把客观的成就变成了主观的失望；通过减少乐观情绪，它把我们过去的希望变成了对未来的悲观；通过破坏感恩情绪，它把原本的福气变成了羞耻的来源；它羞辱、困扰我们，使我们在最需要分享的时候隐藏了起来。

于是我们被困住了，自然会有逃离的冲动：让我离开这里！我们最终会产生逃跑的幻想，想要逃避工作，逃避家庭，渴望过完全不同的生活。当我有辞职的冲动时，如“今天！现在！我就要辞职！”我知道大多数有这种冲动的人知道，逃跑的直觉并不理性。

对我和其他陷入反馈陷阱的人来说，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我的职业确实变得越来越乏味。在40多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审慎的决定：把钱存进银行，即使是以牺牲个人成长为代价。我从事的新闻业正经历着剧变。很多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记者被无情地淘汰了，我想这可能也会降临到我的头上，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我的“骑象人”考虑了各种选择，认为合理的做法是留在原地并建立储备。回头来看，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做出鲁莽或冲动的举动。当失去工作时，我已经想出了创业的主意，我的银行账户足够充裕，可以提供一张“安全网”。

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后诸葛亮”。在现实中，在我40多岁时，按兵不动的代价似乎是长期的无聊和不安。即使我了解到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幸福曲线的一切，我仍然分不清哪些是自己应该接受的改变，哪些是应该逃避的改变。毕竟，有时候我们应该在中年时改变一些事情，即使改变并不能缓解我们的不安和无聊。卡尔在40岁出头时换了工作，可惜他的不满情绪“跟着”他去了新工作。好在他的新工作很好。他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他的工作，他很高兴自己跳槽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摆脱婚姻并没有填补一些人生活中存在主义的空洞，却让他人因此找到了更好的伴侣。

表达这个难题的另一种方法是参考幸福公式：H=S+C+V+T。

我希望自己在40多岁时感到的不满源自C，或V，或T。如果源自C，我会知道自己应该改变生活环境，比如换工作；如果源自V，我会知道应该改进自己的态度或培养一种爱好；如果源自T，我会知道要有耐心，应该谨慎一些。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无从知道每种因素发挥了多大作用。

人类通常认识不到什么能使他们快乐而什么不能，即使生活顺风顺水。在持续多年的忧惧中，他们更有可能把问题的根源搞错。那么如何区分信号和噪声，如何区分反应和过度反应呢？咨询会特别有帮助，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方法，咨询师知道常见的陷阱在哪里。在他们的指导下，人们可以解开自己的困惑，对选项进行整理。

当然，遭遇人生雾霾而非飓风的人，也就是陷入持续的不满而非全面危机的人，不太可能寻求专业帮助。

“让我摆脱这一切吧！”把一切都扔掉的确很诱人，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把积累的技能、经验和人脉带到新的方向，而不是重新开始，那改变的破坏性会比较小，也会比较成功。特拉维夫大学的心理学家卡洛·斯特伦格（Carlo Strenger）和一家为中年人提供服务的公司的创始人亚里·拉登伯格（Arie Ruttenberg）认为，中年生活的改变对从事商业工作的人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必要”，但他们强烈反对所谓的神奇转变。2008年，他们在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siness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那种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成为任何人或做成任何事的想法会造成自我挫败。

很多人在参加完振奋人心的演讲或强化工作坊后，相信自己的生活将永远改变。但情况总是一样：“魔法”持续了几天或几周后，绝大多数参与者再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所听到的鼓舞性演讲会改变自己。随后，他们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想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他们放弃了改变的努力。由此，旨在鼓励人们改变的教导反而扼杀了改变。

相反，我们应该横向地、递增地、有建设性地、符合逻辑地前进。这会减少冲动犯错误的概率，并有助于保持下降的可控性，减小归因错误的代价。此外，这种方式确实有效。回想一下，正如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向着目标取得进步时，内在激励机制会立即给予我们短暂的满足感，而真正实现目标会带来短暂的快乐，但它很快成了新的基线。我们可能觉得自己需要巨大的飞跃，但是朝着可实现的目标小步前进不仅更容易做到，而且通常会带来更多满足感。

“为了实现能让我们感觉更好的目标，改变不一定要多么大，”心理学家苏珊·克劳丝·惠特伯恩曾写道，“它可能让你的日常生活稍微改变一点，让你采取不同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它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采用灵活的思维模式，即使很小的调整也能发展为创新性变化。”

在幸福曲线的拐弯处避免做出巨大的改变或冒很大的风险并不是关键，相反，做出的改变和承担的风险应该是整合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这才是关键。生活的调整应该符合你所积累的经验和之前的选择；它们对你的价值观、义务和机会应该是现实的。也就是说，整合性的改变可以很大。

我采访过一位名叫巴布（Barb）的55岁教师，她中年时做出的改变就是自我破坏性的。在我的调查中，她用“令人兴奋”、“充实”和“有趣”来描述自己的50多岁，并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了9分，而她给自己40多岁时的生活满意度仅打了4分，并用“挣扎”“充满压力”来形容那段时期。我很少看到这么大的转机，所以联系上她，并对她进行了采访。

巴布在得克萨斯州一个保守的家庭中长大，她一直觉得自己不太合群。她十几岁时曾酗酒，20多岁时，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步入了一段成功的婚姻，但她觉得对自己缺乏清楚的认识。30多岁时，她带着孩子来到一所小学，从事特殊教育。这份稳定性的工作很适合她。

“我觉得我们会过得很好。”但接下来是动荡的10年。孩子们长大了，不再那么需要她。她搬到了东部一个州，这是一次艰难的搬迁，她说：“我哭了两个月。”她在一所中学教数学，后来去了一所高中。教学是有回报的，她非常喜欢学生，但由于她有特殊教育方面的背景，所以学校交给她很多麻烦的孩子，巨大的压力折磨着她。

“要么特别困难，要么特别精彩，几乎没有中间状态。这是不可持续的，但没有其他让我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我丈夫也不喜欢他的工作。”渐渐地，工作的枯燥乏味影响了他们的关系。“我们的婚姻从未触礁，但很难找到积极的方面。”

在他们决定移居海外前，情况就是这样。当时巴布已经51岁了，几年前她和丈夫就有去国外生活的想法。当朋友们搬到开罗时，巴布去拜访他们，她感到自己充满了活力。这促使她决定重新开始。“我告诉丈夫：‘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只剩下这么多年的工作时间，我们不能在痛苦中度过。’”巴布在网上找到了开罗的一所国际学校，那里正需要一位数学能力强的特殊教学的老师。“我们通过视频进行了面试，学校里的人很棒。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很好的机构。”孩子20多岁了，她丈夫已经退休。他们觉得准备好了。

搬家后怎么样？“我们非常喜欢那里的生活。”巴布和她的丈夫陶醉于埃及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她学会了一些阿拉伯语，结交了当地的朋友，和一位贝都因人向导在沙漠中露营。她的丈夫参与了当地学校的一些事情。后来巴布所在学校的校长转到金奈（Chennai）的一所学校，巴布和丈夫也跟着去了。当我通过视频采访她时，她形容金奈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那里的人很温和，学校也很吸引人。

巴布曾以为她会在国外生活几年，然后回到美国。“当我们第一次搬到国外时，我们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一定会回到美国，在美国度过晚年，但当时还不确定。现在，我认为自己不会那样做了。在这里，我感觉比在家里更自在。”对于觉得自己被困在中年萎靡中的人，她想说：“人生真的很短暂。你不必坚持做一些让自己痛苦的事情。但你必须愿意承担风险。”

对于像卡尔那样渴望自由或逃离的40多岁的人来说，巴布的故事听起来像逃跑的广告。不过，尽管她的故事很有戏剧性，但潜在的主题是连续性。巴布找到了充分利用她现有技能和经验的工作，而她也仔细地审查了这份工作。直到孩子们独立，她的丈夫有资格获得社会保障，她才搬到了开罗。有了丈夫的养老金，他们知道如果有必要，一份工作就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确保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并且意见一致。至于搬到金奈，巴布虽然换了一个学校，但还是原来的老板，她与之维持着稳定的关系。她的故事确实是关于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符合逻辑，她在时间上经过了精心的安排，执行得有条不紊。这是整合性的改变，不是破坏性的。

我的自我破坏行为——在50岁出头时创办一家企业，作为商业目标，它虽然失败了，但它确实导致我发生了改变，并给了我很大的挑战。它和我40多岁时想象的“冲动的逃离”有着天壤之别。我的商业计划充分利用了我在新闻行业的经验和人脉；我有足够的存款，能够承受这场赌博；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人际关系和选择。我不能说自己打出了巴布那种事业和情感上的“本垒打”，但我完成了我的“击球”，没有逃离“比赛”。

第6项修炼：等待

情况会变好。这是最重要的智慧，也是最难运用的智慧。

许多策略可以帮助在幸福曲线底部苦苦挣扎的人们。然而，在一天结束时，我们与之对抗的潜流依然强劲、深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采取的对策可以减轻不满，但不太可能消除它。我甚至不确定，消除不满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幸福曲线的谷底无论多么令人不快，它似乎都是健康且重要的个人（与社会）过渡的一部分。如果有一种药水能让它消失，我们可能会发现之后的生活更可悲。也许，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所说，最好的出路就是挺过去。对大多数人来说，中年时生活满意度降低令人烦恼，但并不是创伤性的，尤其当你意识到它很普遍，它会结束，而且不是灾难性的。大多数人可以等待，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对他们来说，等待是有好处的。

在当今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里，告诫人们耐心、循序渐进、坚持不懈可以帮助解决紧迫的问题，这听起来即使不是反文化，也有违直觉。我们喜欢把时间看作仆人，我们可以使用它、充实它，而不是把时间看作主人，以我们可能无法控制，甚至无法理解的方式塑造自己。所以，等待是很难接受的建议。在幸福曲线及其特有的反馈陷阱的背景下，等待并不是一种被动的策略。也许记住这点有助于我们接纳以上的建议。等待不等于什么都不做。等待是一种与时间合作的方式，让时间为我们工作。耐心并不是给所有人的全部答案，但它是答案的一部分。另外，等待是我在40多岁时做的主要事情。在我使用的方法中，它被证明是最有效的。

回想托马斯·科尔所描绘的中年远航者。他失去了舵柄，也失去了桨。代表慰藉的守护天使盘旋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而不可调和的沙漏永远在眼前。他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忧虑地恳求着。在《人生旅程》中，你顺流而下，无法控制河流。所以停止控制吧，信任这条河，信任时间。

这是关于耐心的问题。如果你不是在独自等待，那将会容易得多。

来自“岸上”的帮助

自助很有价值，很重要，但我在上一章提出的建议是不够的。做好每一件事，加上锻炼、饮食、维生素和心灵鸡汤，仍然不够。

我为本书做的研究越多，越意识到自助虽然有必要，但不完备，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抓住重点。答案更多（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在我们自身之外。我的朋友卡尔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被要求独自做太多事情，他们需要社交渠道和有利于幸福曲线的环境。他们需要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阶段的机构和公共规范，而不是忽视、嘲弄幸福曲线和公共规范的机构。他们需要了解自己正在经历什么，需要知道自己是正常的，并不是出问题了。他们需要来自“岸上”的帮助。

加里（Gary）也是如此。正是他最早把我的注意力引到幸福曲线上来的。

加里和卡尔一样，是我工作上的熟人，后来我们成了私下好友。当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幸福曲线以及如何写作的时候，他是和我一起进行头脑风暴的人之一。他50岁出头，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6分，比几年前的最低分5分高了一点。

我问他：“你和谁讨论过自己的不满？”

“我把它藏在自己心里，不会和很多朋友分享。”他认为自己是个成功者，是个坚强的人。“我喜欢处于成功的泡沫中，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脆弱和软弱。”他说。此外，他不想发牢骚：“即使存在这些问题，我也认为自己比很多朋友更成功、更安逸。就像我的孩子们所说，抱怨是第一世界的问题。”

我问他是否信任自己的妻子。他回答：“在很多方面信任，但在专业方面则不然。她在工作上不如我感到满意。”

此外，和很多人一样，他觉得中年危机或抑郁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他。他的姐夫经历了一场典型的中年危机，与妻子离婚了，之后和一个年轻的女性交往，买了一辆摩托车。“我想，我把中年危机和一种表现行为联系起来了。也许如果我表现出来，我会有更多的乐趣，但我没有。药物治疗也不适合我。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患了抑郁症，或者有类似的心理问题。”

事实证明，那天我从加里那里听到的，和在其他采访中听到的很类似：不安、困惑、羞愧、沉默，认为标准的标签不符合自己的情况。加里还说了一些话，随着我的认识的加深，我越发觉得这些话很重要。他说：“我希望自己的人生中有一个更年长、更睿智的导师。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有一个我可以向之倾诉的人，不是很好吗？”

安全的空间——一个可以表现出脆弱的地方，一个没有秘密和耻辱感的地方。一位导师。这些正是加里所需要的，也是他无法给予自己的。

加里被引发中年期不满的两种主要的社会模式阻碍着。一种是医学化。这意味着你需要一位医生给你开处方，服用抗抑郁药物。当然，患心理疾病的人会被人看不起，所以即使是极度抑郁的人也会抵制适当的治疗。不过回忆一下，幸福曲线的底部虽然比较长，但也比较浅。大多数人不会感受到强烈的抑郁。他们感受到的是长期的不满，两者非常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关系紧张，他们的成就和成就感不同步，这些不是医学问题。因此，他们拒绝采用医疗模式是对的。

在我和加里交谈时，他事业成功，是一位成功的父亲和丈夫。他的问题不在于他失败了或者表现不佳，但没有失败或没有表现不佳并不能给予他情感上的慰藉。这就是反馈陷阱。有些人需要服用药物，但大多数人需要感觉自己是正常的，需要得到支持，需要知道他们并没有令自己和他人失望。

嘲笑是加里所经历的另一种社会模式，比医学化更糟糕。中年危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它是无数笑话的笑料。在网上搜索“中年危机”的图片，你在几秒钟内就能看出这种模式。你可能会搜到一张又一张中年男子和红色跑车的照片。总是跑车，几乎总是红色的，经常是敞篷车。在一些典型的照片上，开着红色敞篷车的头发稀疏的男性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下面配的文字是：你的中年危机来了吗？我曾见过一本跑车宣传册称自己为“中年危机车”。

在讽刺中年危机的照片中，中年男子骑摩托车的画面也很突出，还有年轻女人围着中年男子的画面，等等。这些是比较含蓄的。有些人把玩笑开过了头，在照片上配的文字是“中年危机始于秃顶，结束于失去常识”。女性也未能幸免，只是她们在照片中的表征更加含蓄。我曾见到的一张卡通画中，画中一位女士表现出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画作《呐喊》（The Scream）中的样子，这位女性设法把自己塞进衣服里，震惊地看着镜子。太可怕了！浏览有关中年危机的书籍，我发现了一本很有帮助的书，其中包括“额外部分”——中年笑话。如果你想讨论这个主题，你会需要它们。

没有人想成为他人的笑料。没有人愿意发出即将进入第二个青春期或即将精神崩溃的警报。所以，跟别人聊自己的问题是有风险的。加里尝试过。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喜忧参半。我向一些人敞开心扉，有的人表现得很好，有的人却在背后议论我。坏的影响比好的影响更大。”

很少有人会故意残忍地对待中年的不安。只是除了医疗化和嘲笑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碰巧的是，美国的性少数群体也曾经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公开谈论相关话题会让你受到嘲笑，被套上刻板印象，被归类为反社会或心理疾病。当然，我并不是说像加里这样的人面临的歧视和偏见会像性少数群体那么严重（有时仍然如此）。不过，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性。由于缺乏对性少数群体的正确认识，性少数群体中的很多人常常也会觉得自己有问题。自我贬低助长了羞耻感和压力感，会导致孤僻，又会加剧羞耻感和压力感：这形成了负反馈循环。这不是性少数群体的错，而是社会的误解导致的。

当社会误解了整个年龄段的人，把他们“塞进”错误的框架中，会发生什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美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重新启动”

想象一个没有青春期的世界。也就是说，没有青少年——一个没有青春期概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当年轻人经过青春期进入生理成年期时，社会会认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去工作。他们去工作，而不是去上高中，上大学。他们的能力和社会技能都是初级的，他们将把青少年的情绪资源带入职场，但他们的能力和成熟度通常足以使他们履行自己应履行的农业和手工艺职责。他们也会很早结婚生子。

尽管这样的世界看起来很奇怪，但大约150年前的美国就是这样的。任何古人都看得出，从青春期前到完全成熟的过渡常常是动荡混乱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过一位苏美尔父亲的故事：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700年，对自己儿子的傲慢和冷漠行为感到痛惜。亚里士多德将年轻的成年期（青春期到21岁左右）和较早的两个人生阶段进行了区分，这两个阶段分别是婴儿期（从初生到大约7岁）和少年时期（7岁到青春期）。这种区分方式和我们自己的方式非常吻合。然而，直到最近，社会才觉得在童年和成年之间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学校是为儿童设立的，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则进入了成人世界。

19世纪下半叶，城市化、工业化和义务教育普及化共同改变了青春的模式。专业化和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对工作者技能和成熟度的要求，因此社会开始禁止雇用童工，要求儿童必须上学，这延长了年轻人的上学时间。后来，高中开始出现，社会期望青少年待在教室里，而不是工厂里。城市也出现了。在前工业时代，青少年住在农场和小城镇里，附近很少有其他青少年。城市化导致了密集的青少年群体形成，他们住在一起，一起上学，一起社交。随着“青少年”成了一个群体的身份，一种独特的青少年气质和认同应运而生，众所周知的青少年文化诞生了。

1904年，作为一个社会类别，青春期的确立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是美国第一个获得心理学专业学位的人，他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青春期》（Adolescence）。霍尔认为，处于青春期的人在心理上与其他时期的人截然不同，他们充满矛盾和极端情绪。比理论细节更重要的是，他推广了一个特殊的术语——“青春期”，在此之前它只是一个年龄，在1900年之前几乎不为人知，但在霍尔之后，它成了流行词汇，至今依然是。今天，青春期的概念根深蒂固，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

在青春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的世界里，青少年并没有被“扔进”成年期，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机构和规范包围着，引导他们从童年过渡到完全成熟阶段。这些机构和规范包括高中、学院、社区学院；实习、暑期工作、学徒制、军队；咨询、帮助热线、专业的心理学家；独立的青少年司法系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关于青少年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青春期遇到的挑战和困难是正常过渡的一部分。虽然有些青少年可能需要治疗情绪问题，但绝大多数青少年需要的是指导、支持性的环境，以及预先形成的社会路径，比如上学、工作和约会，这些路径能引导他们渡过难关。一般来说，我们鼓励青少年在感到困惑或情绪混乱时对外求助。而且，如果他们真的对外求助，大多数人不会嘲笑他们。

就像青春期一样，中年期的重新启动只是一个普通的、可预测的发展路径。像青春期一样，中年期是完全正常的，完全不是病态；像青春期一样，在中年期，有些人可以轻松地度过这个时期，而另一些人可能会遇到很多困扰；像青春期一样，在中年期，很多人都能从他人的帮助中获益，即使他们能够自己克服困难；像青春期一样，在中年期，孤立、困惑和自我挫败的思维模式也会加剧困惑和混乱；像青春期一样，中年期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压力的时期，可能会导致危机（特别是处理不当时），但它本身并不是危机。更确切地说，像青春期一样，中年期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对于那些在这个阶段遇到问题的人来说，它通常会引导他们走向一个更快乐、更稳定的人生阶段。

总之，尽管青春期和幸福曲线的谷底在生理、情绪或社会模式上完全不同，但它们都是富有挑战的、独特的过渡阶段，很普遍，可预测，并非病态。但是，其中一个有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另一个则有……“红色的跑车”。

我在前面章节探讨了为何“时间”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衰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在幸福曲线上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由两者共同决定。时钟和生物学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很多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而社会和文化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在特定年龄的很多期望和情绪。有时，时间和衰老会不同步。19世纪的青少年的状况就是一例。

当社会增加了“青春期”这个类别时，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碰巧，另一种时间-年龄不同步的情况正在发生。幸运的是，一些像马克·弗里德曼（Marc Freedman）这样的聪明人正在发明一个新的类别。

某个夏季的一天，我采访了弗里德曼，他告诉我：“我认为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即将出现在我们眼前。”

弗里德曼快60岁了，在旧金山生活和工作。他是非营利组织Encore.org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说这家网站应用了劳拉·卡斯滕森的观点。劳拉·卡斯滕森通过研究发现，年龄渐长的同时人们会变得更快乐、更满足，对世界会有更积极的看法。弗里德曼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研究和展示如何使过时的衰老模式与现实更和谐。他在费城长大，就读于斯沃斯莫尔学院，管理着一个现代舞蹈团，并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注意到，孩子们和年长的导师相处得更好，他开始为年长者寻找导师工作，由此创办了经验公司（Experience Corps）。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团队成员的年龄均超过55岁，他们帮助市中心的小学生学习阅读。最后，这促使他开始思考社会上传统的衰老模式，以及在他有生之年，这种模式如何被彻底改造了。

为中年返场做好规划

多年来，这种模式基本上有两个阶段：童年时接受教育，成年期工作（成年期从年轻时开始）。如果人们变得太老或不能工作了，他们会没有事情可做，可能会变得贫穷，也活不了很长时间。20世纪30年代，当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实行时，几乎没有人能幸存下来领取福利。但长寿革命的发展速度比所有人预期的快得多。到20世纪5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人发现自己属于一种新的社会类别——退休人群。退休就是不工作了，人看起来就像无所事事。“由此拉开了目的上的鸿沟。”弗里德曼说。

为了给健康的老年人创造一个阶段，让这个阶段看起来比退休更有吸引力，社会想出了一个新类别，弗里德曼称之为“黄金年”。经过一番挖掘，他发现“黄金年”这个类别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亚利桑那州一位名叫德尔·韦伯（Del Webb）的开发商最早在凤凰城郊区开盘了一个太阳城退休社区。韦伯和许多营销人员很快提出，退休应该是长长的假期，是娱乐和休闲的时间。为了强调这一点，韦伯的竞争对手之一开发了一个名为“休闲世界”的退休社区。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老年人在社会上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建立一个所有人都是老年人，也就没有人是‘老年人’的社区”。“黄金年”的想法非常受欢迎，当太阳城展示它的前六套样板房时，前来看房的人排起了长队。

然而，人的寿命在继续延长。成年后期的健康与活力不断改善。如今，正如我们看到的，六七十岁不再是死亡的序幕，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人认知敏锐，经验丰富。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往往会想方设法回馈家庭、社区和社会。

与此同时，30年的职业生涯和稳定的中年越来越难得。2008—2013年，在美国，每4个50多岁的人中就有1个人失业，60～64岁的人中有五分之一失业。在中年期，很多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被迫重新开始或重建职业生涯。很多人选择重新开始，寻求新的目标或更有益的生活方式。明尼苏达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菲利斯·莫恩（Phyllis Moen）对我说：“过去，人们认为一切似乎都是既定不变的，比如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或者进入一个自己将在其中度过余生的行业。现在，这一切都被颠覆了，退休也被颠覆了，老年被推迟了。你可能有慢性病，但并不觉得自己老。它开启了一切可能，就像有了第二次机会。”

这个“第二次机会”的阶段目前还没有一个被一致认可的名称。它有各种各样的叫法：“第四幕”“成年二期”“人生中途”“中间期”“第二成年期”“第三纪”“第三章”“年轻的老年”。如果有人配得上冠名权，那很有可能是莫恩，他将这个新阶段称为“返场的成年期”，这也是2016年出版的一本重要的书的书名。

“无论这个阶段最终被称为什么，”弗里德曼说，“它们本质上说的是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不适合现有类别的生命阶段，是中年和老年之间的一个新阶段。大量人口将进入这个阶段，但我们还不能充分发挥它的可能性。”

弗里德曼引用了Encore.org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大约9%的50～70岁的美国人已经开始了他所说的职业返场：重新组合激情、目标、薪水（并非必需，但经常有）。随着中年和中年以上的人们开始寻求更有意义的、有利于社会的使命，有些人肯定会从事志愿者工作，但很多人会承担商业风险，进入职业生涯的新阶段。

与刻板印象相反，成年后期的人可以是狂热的创业者。尤因·马里昂·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编制的数据显示，1996—2015年期间一半以上的时间里，55～64岁的人的新创业率与较年轻的年龄段的比率不相上下或更高（45～54岁的人紧随其后）。根据Encore.org的调查，大约有2 000万50～70岁的美国人想要开始职业返场。弗里德曼说：“这是2 000万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被应用于教育、健康和老年人等领域。”

婴儿潮一代代表着人类社会变革的弓形波。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不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劳动大军，取代了人们对退休的陈腐看法：退休的老年人通常打打高尔夫；退休生活是工作、志愿者活动、照料家人、学习和休闲的混合。“退休但仍在工作”不久之前还是一种矛盾的修饰法，现在已经成为一些美国人的自我认识，其中包括超过半数65～74岁仍在工作的人，以及六分之一的57～64岁的劳动者。

从字面上看，中年期的第二幕和全新开始的想法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来得并没有那么快。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比跳出40多年的积习和成规更困难的了。

“我到底想要什么？”“谁需要我？”“我该如何重塑生活，才能使自己既能履行责任，又能实现收支平衡？”“我有哪些选择？如何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哪些想法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想法是白日梦？”“如果我失败了，有什么退路？”……

这些问题困扰着想要重新启动的人。他们需要“护栏”才能安全地改变航向。而他们的雇主需要能够适应和雇用那些希望做兼职工作、责任不重大的工作、并能将旧技能应用于新企业的成熟员工。他们需要大学和财务方面的援助，以适应中年生活的改变；他们需要足够灵活的退休金和401（k）计划⁽⁹⁾，以应对“退休但仍在工作”的状态；他们需要为寻找新任务和新机会的老年人准备职业咨询、招聘会、实习和间隔年。他们需要社会允许他们尝试、成长和犯错：青少年和20多岁的人可以尝试、成长和犯错，成熟的成年人也需要。当然，如果他们在55岁时从事间隔年工作或实习，社会应该理解——他们在做一些适当而自然的工作，这不会扰乱他们的生活，他们也不是在追逐逝去的青春。

我问马克·弗里德曼：“对重新利用中年期，现有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是否准备好了？”

“没有，”他断然地答道，“这是一个DIY项目。”2011年，弗里德曼在他的书《大转变》（The Big Shift）中提出，我们谈论的是中年鸿沟，而不是中年危机：人们在中年时需要的实质性支持和社会给予的微薄支持之间的差距。“干预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巨大，”弗里德曼写道，“混杂的信号、过时的规范与制度、多种误解造成的一片混乱，令人困惑。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特征构成了这个不断扩大的鸿沟：个人身份的空白，缺乏连贯的制度（和政策），以及社会对所发生的事情缺乏更广泛的理解。”弗里德曼写道：“在我们的父辈那个时代，过了中年期的人可能会直接进入退休状态；如果这个过程被推迟，在进入有身份、有保障的安全港湾之前，他们会折腾几年。如今他们基本上是独自一人处在未知水域，面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接下来会怎样，以及在一个他们毫无准备的社会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弗里德曼和其他为返场成年期做规划的人设想过类似“个人目的账户”这样的创新，这类账户将帮助人们为间隔年及成人教育存钱；他们也设想过允许这些老年人使用一年社保福利的改革，这样这些老年人就可以回到学校或进行实习……可能性很多，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实现的实例。教育制度、养老金制度和退休制度仍然固定在三阶段模式上。上学在“前端”一次性完成，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则在“后端”一次性发放。至于处在工作年龄的人，他们要付这两笔钱。随着幸福曲线的下降，家庭责任和经济负担也达到了顶峰，中年人感到压力巨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社会变革正在到来。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很多领域发生了适应性的改变。”弗里德曼说。这种适应性的改变是碎片化的、即兴的、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就像有机的社会改变一样。渐渐地，雇主们开始适应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的优先级，而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希望重新调整自己的工作职责，而不是将所有技能和经验束之高阁。2016年，《老年病学》（The Gerontologist）杂志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在研究中，菲利斯·莫恩与合著者埃里克·科乔拉（Erik Kojola）、凯特·舍费尔斯（Kate Schaefers）对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的23家创新型组织进行了深入采访，其中包括私营企业、政府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他们写道，这些组织“在颠覆现有的按年龄划分的职场规范，在尝试新政策”：

◎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

◎为那些希望逐步退出而不是一次性退休的员工设计分阶段退出机制；

◎雇用和重新雇用老年工作者和退休者；

◎像对待年轻员工一样，为老年员工提供培训和发展计划。

社区、公民团体和社会企业家也在创造新的模式。弗里德曼举了一些例子，如有些人为60多岁的人设计了成年礼仪式。Encore.org网站就是一个即兴创造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2000年自发形成的一个组织——过渡网络（Transition Network）。夏洛特·弗兰克（Charlotte Frank）和克里丝汀·米伦（Christine Millen）是朋友，来自纽约，她们离开了工作岗位，但还没有准备好退休。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给我讲了她们的故事，她们在聊天时意识到，自己不想面临这段漫长的时光，她们说：“谁会想退休呢？”

加入同类人的圈子

我见到柯林斯时，她60岁出头，是过渡网络的执行董事。这个组织最初只是一些小型的当地社群，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在13个城市拥有2 200名会员和若干分会的非营利组织。就非营利组织而言，它的规模很小，但它足够证明自身的理念。中年或中年以上的女性每年只要支付100美元，就可以加入由处于重塑阶段或经历过重塑阶段的人组成的圈子。“当见到和你处境相同的人，你会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柯林斯说。

尽管该组织会提供工作坊、研讨会和交流机会，但其模式的核心是所谓的“过渡同辈群体”。每个月8～12位女性聚集在一起，探讨她们事先选好的话题，比如如何与成年子女相处，如何应对僵硬的身体，什么能带来满足感，以及如何宽恕等。聚会不是团体治疗或咨询。“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你的心理问题。”柯林斯告诉我。它也不是小组辅导，不是招揽客户、寻找工作或向投资者推销的地方。相反，这是同龄人之间关于自己是谁、可能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的交流。这些聚会就像是书友会，只不过被阅读和被讨论的是成员们的生活，而任务是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一个夏末的早晨，我在费城参加了一次过渡同辈群体的聚会。这次聚会有8名女性参加，大多数60多岁，只有一名女性80多岁。在一间温暖的用米色和棕褐色装饰的小公寓的起居室里，穿着商务休闲装的女士们坐在软椅子上，围成一圈。旁边的桌上放着茶点，但她们选择直接进入两个小时的会议。主持人选择的话题是如何处理“包袱”——客观存在的混乱和情感上的负担。她问小组成员：“当你放下沉重的负担时，这意味着什么？这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一位名叫格雷琴（Gretchen）的女士提到，她很难放下一些物品，比如她已故丈夫珍藏的领带。坐在她旁边的海蒂（Heidi）和她不一样。“我发现扔东西很容易。我不依恋物质的东西。”让海蒂感到挣扎的是摆脱情感和个人的依恋，以及设法应对退休后“排山倒海般的自由”。她的丈夫已经计划好了三年的旅行和活动，但是海蒂对此没兴趣。她发现自己对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事物越来越挑剔。“我觉得剩下的时间很有限，我很清楚这一点。”

时间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大家轮流说，就像在传一个沙滩球。“以前我和所有这些人都是朋友，”弗朗西斯（Frances）说，“现在我宁愿一个人待着，也不愿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一起。我会选择把时间花在其他方面。”

德布（Deb）赞同道：“我也发现，我现在不会和那些让自己感到沮丧的人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个新挑战，以前我总是做别人认为应该做的事，如果有人打电话来说聚一聚，我不会说不。”

一些女性说，虽然她们变得越来越挑剔，但她们的压力减轻了。“我发现自己不需要把东西塞得满满的，”坐在我旁边的爱丽丝（Alice）说，“我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可以有自己的空闲时间。我发现自己做得越少，越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没有必要填补空白是随着年纪增长而获得的一种智慧。”

格雷琴插话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在乎。我想这是因为我做了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他事情都是额外的收获。”

伊丽莎白（Elizabeth）的说法和大家的不太一致。她已经80多岁了，她说时间并不像其他人想象的那么短。“听起来你们都觉得65岁很老了，因为周围所有人告诉你，65岁很老了，”她温和地回应道，“等过几年后，你会意识到65岁相当年轻。”

谈话继续进行着，她们倾向于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比如做志愿者，帮不肯扔东西的人清理。这不是议程驱动、目标导向的讨论。“目的是成为一群女性中的一员，她们对你感兴趣的事情也感兴趣，她们正在构建自己的生活。”柯林斯说。

过渡网络之所以有趣、有前途，部分原因是它完全是一个草根项目。除了执行董事柯林斯和几个职员之外，其他人都是志愿者。会员费很便宜。该组织依靠当地的主动倡议来建立新的分会。它的公共互助模式完全借鉴了19世纪法国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书。托克维尔因记载美国人如何擅长组建志愿团体和协会而闻名。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类似大型组织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但是有一个早期的原型。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会员组织之一，也是美国最强大的游说组织之一。它在老年人感兴趣的问题上具有影响力，在华盛顿特区也比较有名。然而，近年来它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与婴儿潮一代的联系。婴儿潮一代拒绝成年末期的休闲模式，像“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或“现代成熟期”（Modern Maturity）这样的名称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它的特色杂志直到几年前被重新命名后才为人所知。21世纪10年代早期，在寻找能将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介绍给四五十岁的人的企业时，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不断遇到中年和中年后的过渡现象。因此，2012年，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推出了一个名为“重新设想生活”的项目。

“重新设想生活”的灵感来自美国生活教练理查德·莱德（Richard Leider）和记者艾伦·韦伯（Alan M. Webber）的同名书籍。莱德和韦伯强调不应该由自己应对这些重大的过渡。正如韦伯告诉我的，孤立是致命的。当我和韦伯谈到这个项目时，他说：“这是一个相当孤独的过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人的实验，但没有人应该独自去做。”做出改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中年时，它尤其危险、令人恐惧或不安，不仅对我们自己是这样，对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很少人拥有应对它所需的信息。

“重新设想生活”提供了一个起点。“它是为处于人生过渡期的人准备的个人指导系统。”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约翰·威尔森（John F. Wilson）对我说。

与过渡网络不同，“重新设想生活”不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它的理念是提供在线的服务和信息。该网站提供电子书、小测验、冥想指南、生活规划练习和工作手册，以及关于大脑健康、人际关系和寻找目标等主题的流媒体课程。此外，该网站还尝试了一个在线平台，允许用户购买生活指导服务，价格大大低于现行市场价格。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安妮·玛丽·基尔加隆（Anne Marie Kilgallon）告诉我，该项目的细节还在不断变化，因为组织在努力了解中年消费者的需求。她说，组织“会始终致力于这个过渡阶段。我把‘重新设想生活’看成是最好的朋友，你可以打电话来寻求建议，我们会帮助你应对正在处理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所有50岁以上的人，而不仅仅是我们的会员。”

符合幸福曲线的教育性质的支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有早期的原型。

2010年，最初接受儿科医学教育的菲利普·皮佐（Philip Pizzo）当时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他即将卸任，面临着过渡的问题，他开始思考高等教育如何帮助成年人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

“我和全世界成百上千的人交谈过，”他对我说，“我吃惊地发现，那么多人在40多岁和50多岁时感到沮丧和失望。这比我预想的要普遍得多。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人们应该做什么？如何调整自己？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他开始设想一些大学计划，中年人因此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他们可以利用高等教育来做自己在人生早期所做的事情：重新探索、重新思考、重新与人接触，并规划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发生在青少年时期的事情可能会在中年时再次发生。”

2015年1月，在皮佐的领导下，斯坦福大学杰出职业生涯学院（Distinguished Careers Institute）诞生了。申请者有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渴望重新调整自己。该项目从申请者中挑选了大约24名参与者（称为研究员）。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会参加大学课程，聆听著名演讲嘉宾的演讲，分享自己的愿望、计划和诀窍。皮佐说，“他们都处于人生的过渡期，通常没有可以与之倾诉的人。”研究员都是成就很高的人，不愿让人看到自己的脆弱。皮佐说，但到了第二周或第三周，参与者通常会讲述他们可能从未告诉过其他人的故事。

正如该研究所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杰出职业生涯学院并不适合所有人。皮佐将它与第一款售价10万美元的特斯拉跑车相比较。这款电动汽车利用早期采用者的购买力进入市场，并为价格更便宜、更实用的电动汽车开辟了市场。“我们开始时用了很多花哨的东西来证明原则，”皮佐说，“我不期望或希望我们共同制订的计划能成为样本。我希望播下很多种子，以更民主的方式实现类似的目的。”皮佐经常与社区学院、大学讨论如何建立自己版本的项目，以帮助那些希望重启人生的人。波特兰社区学院和佩斯大学等院校已经可以提供返场事业的课程了。

我问皮佐，他的项目是否有现成的模式，他说：“没有。”在几乎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杰出职业生涯学院、‘重新设想生活’及过渡网络等开拓性的努力往往规模小且不稳定。尽管如此，原型还是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所以我探索了一种新的原型。如果打破中年的桎梏，创造一个对幸福曲线友好的环境，那样的职场会是什么样子？

在一个美好的春日，我来到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广告公司，这多少有点让我惊讶。

寻找合适的辅导教练

我和客户经理丹妮尔（Danielle）坐在办公大楼的会议室里。丹妮尔在李奥贝纳广告公司（Leo Burnett Worldwide）工作了10多年。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它的客户有可口可乐、家乐氏（Kellogg's）和通用汽车等。客户、项目和最后期限的要求都很严苛，有时甚至显得无情。这对丹妮尔来说压力很大，而且身为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还需要照顾家庭。这似乎还不够，大约在44岁的时候，她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莫名的不满。“我感到自己缺乏灵感。我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是升职吗？这得到证明了吗？这是一则很棒的电视广告吗？这些似乎失去了意义。”

广告不是一种天生能带来很高生活满意度的职业。如果一个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设计30秒的电视广告，而不在乎意义和目的，那么这个人可能有问题。令丹妮尔困惑的问题是：生活“超过”我了吗？我落后了吗？

丹妮尔回忆道，某一天她遇到一位高管。这位高管向她推荐李奥贝纳广告公司的内部辅导项目。他告诉她，辅导是提高领导力和发现盲点的好方法。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做客户策划的朋友也向她推荐了这个项目。丹妮尔给教练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主题是：走向希望。

现在很多公司提供辅导，尤其是对高管。辅导曾经被视为一种补救方式，如今它在商业世界中已被视为一种帮助高潜力员工做到最好的方法。李奥贝纳广告公司也是如此。2015年当我访问这家公司时，它拥有十几名在职教练，为数百名员工提供过指导，不只为高管。

如今，很多公司也宣称员工是它们最重要的资产。李奥贝纳广告公司也是如此。公司在美国的首席人才官雷尼塔·麦卡恩（Renetta McCann）说：“员工是我们唯一的资产。我们的创意，播出的广告，与消费者的接触，这些都直接来自我们的员工。我们生产所用的原材料来自员工内部。如果今天有2 000名员工离开，2 000名新员工进来，我们的产品就会大有不同。”

麦卡恩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非裔美国女性，她的个性一点也不“矮小”。她善良、慷慨、热情，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这让我觉得她不是企业高管。她把广告行业的中年生活比作1977年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中垃圾压缩机的场景。“地板在动，墙壁在动，天花板在动。我们逐渐认识到公司的中年人压力最大。在这个年龄段，你有时会陷入危机。工作的重任落在你肩上，你就得处理好所有的关系。”

她说，在李奥贝纳广告公司，各个年龄段的员工都能得到辅导。“如果员工提出要求，公司会给员工找一位教练，安排时间让他接受指导，也会尊重这种关系的秘密性。公司会支持员工。”然而，教练指导的用户群主要集中在30多岁和40多岁的员工：他们苦恼于丹妮尔提出的有关价值观的问题。麦卡恩说：“在其他某些地方，人们会让别人提出这些问题吗？在35岁和45岁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可能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你还在努力适应；你还在努力做父母想要你成为的人；你也在努力应对与配偶或伴侣的关系。获得答案的压力无比巨大。很多时候，当你被要求给出答案时，人们要么停止问问题，要么不问高质量的问题。”

麦卡恩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自己也经历了幸福曲线。在职业生涯早期，她是公司一个业务部门的全球首席执行官。52岁的时候，她精疲力竭，退休了，回到学校，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以一个新的角色回到公司，现在做人事方面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她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

“我的应对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我发现自己有两套不同的价值观，一套依附于我的心灵，另一套依附于我的头脑。一套关于慈悲，另一套关于好奇。”但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完成过渡的。“这是一场内在的斗争，”她说，“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意识我在挣扎。如果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我可能会更快地走过幸福曲线的谷底。我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幸福曲线。”

在这个职业倦怠很普遍且代价高昂的行业中，在价值观问题未带来巨大伤害时提出来并直面它们，可能有所裨益。麦卡恩说：“我的假设是，阻止你度过幸福曲线谷底的原因会让你的价值观问题更突出。”因此，公司鼓励员工将价值观和生活调整到一致，这也是辅导的目的。

接受辅导不意味着你已经崩溃，需要修复；相反，你被认为是健康的、完整的，教练试图阐明你的价值观，然后帮助你实现生活与价值观的一致。辅导不同于顾问或咨询，因为教练的工作不是传递建议或专业知识，相反，他们经常把自己称为你的盟友。他们所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认真倾听，注意事物，并提出“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目标等核心问题。

“很多辅导是为了帮我们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清楚、有力，通常也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圣迭戈成就辅导（Accomplishment Coaching）的创始人克里斯多夫·麦考利夫（Christopher McAuliffe）说。与许多治疗方式不同，辅导向前看，不是向后看，重点是确定和实现人生目标，而不是诊断和解决情感问题。

不过，在某些方面，辅导确实类似于治疗。谈话是严格保密的。辅导一般持续一个小时。可能从每个星期一次开始，然后每隔几个星期辅导一次。此外，生活辅导不只是关于职业的，甚至可以针对那些在工作中接受辅导的专业人士。正如教练经常提醒我的那样，职业和个人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在李奥贝纳广告公司，辅导的入门表格是这样开始的：“教练把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你的身体、情感、精神和智力。在辅导关系中，我们会关注你是谁和你在做什么，我们会一起（共同积极地）设计出给予你支持的最好方式。”接着表格中出现以下问题：“你最重要的5种价值观是什么？”“如果你有所需的时间和资源，你会做什么？”“我如何知道你什么时候感到不知所措？”

在所有这些方面，李奥贝纳广告公司的项目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最佳辅导实践的特征。但它的一些不寻常之处，深深地吸引了我。在李奥贝纳广告公司，辅导是正常的。教练是公司内部的同事。他们了解公司中的员工和工作的压力。高管们理所当然地使用并推荐这个项目。“我希望所有的员工都这么做，我已经告诉他们了。”一位老板曾说。辅导是公司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电梯里或咖啡间从同事那里听到这些，就像丹妮尔一样。

李奥贝纳广告公司颠覆了通常的臆断，即价值观问题属于不可告人的秘密，尤其在工作中。教练兼前高管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说：“我们试图消除它的污名。一开始我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来接受辅导的人和离开的人碰面。三年后，辅导成了公司的一部分。”该公司的员工告诉我，他们会在会议中提到辅导，甚至有时会和客户提起。这是一种间接的表达方式：没有人应该是完美的或者知道所有的答案。

我没法以科学的方式讲出李奥贝纳广告公司辅导项目、辅导文化的具体结果。我问他们是否测量了辅导的成果，一位高管说：“我们故意不那样做。”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项目很受欢迎，很多员工非常支持它。38岁的创意团队经理谢莉（Sheri）告诉我：“它能帮助我保持清醒。我靠这些会面来帮助自己保持理性和现实。当整体的目标要求很高时，我很容易忽视自己的目标。”38岁的客户总监莫莉（Molly）告诉我：“我认为生活中一定有比在午夜和凌晨5点回复邮件更重要的事情。当你大声说出来时，那真是太棒了。如果有人能提出适当的问题，让你思考这些事情，这会很有帮助。”

社会支持很重要

对于丹妮尔来说，她已经发现了问题，但还没找到答案。我问她为寻找答案所做的尝试时，她回答说：“问题还没解决，一个目标，一条路径。”于是我产生了疑惑：她的辅导有什么用？她说：“通过辅导，我不需要一直假装没有事情会让我沮丧。当我告诉他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不好的事情时，他让我觉得不只我是这样。他还给我带来了信心。在交谈时，他会支持我。他不是在哄我，而是让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处理的方式和我的方式不同。他提供的客观评价对我来说是无价的。他让我更有适应力，使我更善于解决问题。”

“这至少让我觉得自己是正常的。”

正常，又是这个词。

社会，而不是科学，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常态，这就是问题所在。成人发展和生活满意度的标准模板将幸福曲线颠倒了，把它刻画成了像小山形状的弧线。在莱德和韦伯的书《重新设想生活》（Life Reimagined）中，他们这样描述传统观点：

每个人都有全新的开始，准备好学习、成长和发现自己的潜能。在人生的早年，弧形逐渐上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断成长。步入中年，此时我们到达人生的顶点。过了中年，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退休，然后进入老年，最后死亡。

在这种过时的，但依然普遍存在的范式中，幸福曲线是不正常的。它更像是正常的反面。当然，中年危机是我们熟悉的一种现象。但是正如“危机”这个词所暗示的，它是极端的、不同寻常的、糟糕的。如果能避开，我们就避开它；如果避不开，我们就躲起来。

我们讲述了一个与现实不符的关于‘正常’的社会故事，由此对完全正常的过渡产生了沮丧和羞愧。我们期望人们在中年时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掌控力，如果他们感到茫然和脆弱，我们就让他们自己应对。由此他们变得更加孤立，变得更加不快乐。我们告诉他们，50岁后，最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这让他们对未来感到悲观。我们以各种方式讲述了关于成人发展的错误的故事，设置了中年陷阱并下了诱饵。

这个陷阱可能永远不会彻底消失。它的某些方面似乎是天生的。然而，另一些陷阱则是社会失调的产物。我相信期望差距会随着我们对幸福曲线的了解而缩小。期望差距就是我们觉得在四五十岁应该感到的满意度和实际感到的满意度之间的差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开始理解中年过渡究竟是什么，中年人会开始得到相应的社会支持。中年过渡是一个健康的情感重启过程，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很多益处。社区、企业、大学，甚至政府都将为正在经历中年过渡的人提供资源和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讲述的关于衰老和生活满意度的故事将会和我们的生活相一致。幸福曲线会和青春期一样正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被社会所认可。人们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有人曾为此感到尴尬？我们甚至可以期望“红跑车”的文化基因将会结束。

到目前为止，我在这本书中描述的原型和初创企业都是变革的“涓涓细流”。它们已经在开辟了新的社会渠道。像李奥贝纳广告公司、斯坦福大学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即兴项目以及过渡网络正在兴起，因为人们和组织需要它们，不想只是等待。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新的支持性基础架构的关键部分如何协同工作，使我们能轻松地完成过渡。

为了研究过渡网络，我采访了克莱尔（Claire），她是新泽西州一个分会的成员。40多岁时，她对公司律师这份工作越来越不满。50多岁的她“压力重重，疲惫不堪，需要改变”。她对自己的技能很有信心，“但我该如何利用这些技能，向非营利部门转型呢？目前是什么情况？我怎样才能迈出第一步？我当初没有明确的道路”。

她的情况非常典型。但是她很幸运，她后来收到了过渡网络的一封电子邮件。“我看到邮件，‘哇，从职业和社会角度来看，这听起来很棒。’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与此同时，她还收到了另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佩斯大学当时新开设的“人生过渡”课程。这门课为她提供了如何重新定位技能和如何重启人生的信息。在佩斯大学的课程中，她了解到Encore.org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将职业转换者安排在为期一年的职位上，这些职位属于具有社会目标的组织。研究项目把她介绍给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帮助曾是囚犯的人及其家属进行出狱后的调适。她的法律知识和管理能力与这个职位非常契合。一年的研究项目之后，她接受了一份兼职的职位，担任该组织的首席法律顾问。

克莱尔的改变更多的是来自意外的收获，而不是有意为之。她向我们展示了当多个社交支持点恰好吻合时，过渡会变得多么顺利，而且不必非得单打独斗。过渡网络为她提供了同伴，佩斯大学为她提供了路线图，而Encore.org为她开辟了一条途径。

我问她，如果要她独自应对，在网上寻找信息，试着弄清楚从哪里开始，她会怎么做。她回答说，她可能最终也会成功过渡，但这个过程会很困难，令人沮丧。“那将是一个碰运气的过程，且时间会长得多。”

我问她对过渡过程的感受，她“咯咯”地笑着说：“我的两个女儿都说，‘妈妈，你的退休生活完蛋了’。但我做的事情让我很开心。”

这就是社会渠道的重要性。制度、规范和先例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使我们不必总是从零开始。这也是我认为卡尔所需要的，比自助更重要的是上岸者的帮助。应对幸福曲线需要被托马斯·科尔忽略掉的远航者的帮助：以前经历过的远航者。他们可以提供标记水流的信号，指出危险以及急流中的登陆点，并且提供必需品。

社会支持正在形成。婴儿潮一代的影响力确保它最终会到来，退休制度的瓦解需要它，我讨论过的团体、项目和想法的大量涌现预示着它的到来。然而“创造”青春期、“创造”社会渠道、“创造”童年与成年之间的故事，耗费了几代人的劳动。“创造”返场成年期、“创造”中年的新常态也会花费很长时间。我的朋友卡尔等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了，他现在就需要解脱。

因此，这就是你我现在就可以为卡尔做的事情。

在为本书做的研究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当人们能够不带偏见、基于事实地谈论莫名的中年不满时，他们会感到如释重负。当他们听到幸福曲线是正常的，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甚至猿类也有幸福曲线时，我看到了吃惊的表情和微笑。事实上，在我写这章时，我接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电子邮件，内容是这么写的：

我非常想感谢你写的有关幸福曲线的文章。

我今年45岁，离婚了，有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整体看，我的生活应该很美好，因为我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各方面都挺好。

但我认为情况不是很好，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阶段。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心理健康。

非常感谢你的洞见、工作和文章，让我重新认识到自己，很高兴“遇到”你。你为人们带来改变。

当然，他说的“你”指的并不是作为记者的“我”这个人，但有关幸福曲线的信息很有建设性，即幸福曲线是正常的，非病态的。了解这一点很有帮助。如果他的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也了解到这一点，并团结在一起，那会是多大的帮助！正如特里在最后一章所证明的，“一群人”可以互相支持，防止倾覆。

我们都可以成为某人的“一群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需要大型机构的行动，但小规模的变革只需要每个人为生活中的人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摒弃关于中年危机的陈词滥调，多倾听，多给予同情，分享我们的故事，由此每个人都可以帮助他人在中年过渡时不再孤军奋战。

每当与卡尔或像他这样的人进行客观而积极的交往时，我们就像在陪伴汹涌波涛中的远航者。我们也间接地帮助了其他的“远航者”。我们使他人的出行变得更安全，在新的社会对话中加入自己的声音，并对常态只是稍微进行了一点调整，就像我们在岸上放了一块标志牌。

卡尔曾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那时，我们就他的生活和幸福曲线进行了多次交谈，我让他阅读了这本书的手稿。我没有期望他对手稿做出回应。但他写的电子邮件，比我更好地表达了社会常态和人际关系的巨大影响。这本书以卡尔的故事开篇，所以让他来结束这本书似乎很合适。他写道：

首先，我认识到不只我这样，而且这可能是生活中固有的一部分，就像青春期。这种认识带给我很大的解脱。我们不应该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笨拙和粉刺而憎恨自己，同样不应该因为中年时的迷茫而责备自己。

其次，我一直都知道，职业上的成功并不会给人带来幸福，但我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观点。经历中年困境，并且意识到那些取得更大成就的人被困在享乐跑步机上，这给我敲响了警钟。不然，我将继续努力实现更多目标，因为我喜欢挑战。但我现在不会投入那么多感情，我真的明白了，仅仅是职业上的成功并不能让我感到幸福。

这意味着我开始寻找其他的快乐之源，减少在职业上花费的心思。这是一件小事，但我现在特别注意减少查看工作邮件的次数，并屏蔽了很多通知，它们让我无法集中精力做我正在做的事情。我试着更专注于当下，更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这是智慧的一部分，对吧？去年秋天，我抽出更多的时间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并培养了户外休闲的爱好，这纯粹是为了自我陶冶。我这样做不是为了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只是喜欢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一些同好。

最后，证据显示我的情绪会好转，这对我很有帮助。同样有帮助的是为中年后的第二次启程做计划的想法。我可以找到新的工作（如果我想这样做的话），把生命中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些让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人和事情上。

我依然需要来自岸上的帮助吗？当然，我依然处于幸福曲线的谷底。

但是，我觉得自己不再迷失在大海上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后　记
感恩帮你重建幸福驱动力

1990年，东京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我和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一起走在麻布十番区（Azabu Juban）的街道上。他是日本电影方面的世界级权威人物，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散文家和小说家。我找他是因为当时我30岁了，我认为我知道自己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某一天写一部像里奇的《内海》（The Inland Sea）一样的好作品。

20世纪60年代，里奇在日本的濑户内海群岛上进行了一系列航行。濑户内海是一片狭长的、水道似的海，将日本主要的三块大陆分开。如今，海上的岛屿和村庄越来越现代化，因此变得乏味。但在20世纪60年代，它们仍很闭塞，与日本的历史和原始价值观存在着联系。

“这些岛屿格外美丽。它们的美丽之处一部分在于它们正在消逝。”里奇写道，“我想走进人性的最深处，因此来到了这个静止、闭塞的地方，这里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生活得更好，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里奇记录了他与牧师、渔民、麻风病患者、学童、老人、官员和酒吧女侍的相遇场景，然后将他们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创作出一部杰出的散文作品，对人类进行了深刻的洞察。作品出版于1971年，当时里奇40多岁，这本书很快成了经典著作。与此同时，里奇记录了日本战后的复兴，他成了这个领域的元老，与很多艺术家成了朋友，写小说、报纸专栏以及相关的一切。他在世界各地演讲，获得了各种奖项和荣誉。

所以，同这位非常成功的人士在日本街头散步，听到他说自己经历过中年危机时，我无比震惊。“中年危机开始于40多岁的时候，”他答道，“你审视自己的生活，心想，‘就这样了吗？’大约10年后中年危机结束，你再次审视自己的生活，心想，‘其实生活相当好。’”

从里奇的话中，我认识到感恩对于一个人幸福感的重要性。

1. 感恩是一种健康行为。研究发现，感恩能增加人的乐观精神，提升人的幸福感，改善身体健康状况，似乎还能减少就医的次数，改善睡眠。给影响自己甚深的人写感谢信，能使人们感觉更好，在工作、生活中做得更好。如果感恩是一种药，每位医生都应该开具。

2. 感恩是一种美德。自古以来哲学家就把感恩作为伦理的基础。“感恩不仅是最大的美德，而且是其他所有美德之母。”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说道。

3. 感恩不可或缺。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物种，人类的成功依赖于自身追踪和报答从无数人那里获得帮助的能力，无论这些人身处何方。我们独特的感恩能力使我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这是其他动物在程度上无法比拟的。没有感恩，人类的生命将是恶劣的、野蛮的和短暂的。

当我处于幸福曲线谷底时，最困扰我的是习惯性的不知感恩。我知道自己应该感恩，也努力去感恩，如果你问我有没有感恩之心，我会说我当然心存感恩，但我感受不到。我内心的“批评者”总是烦扰我，批评我和我的生活存在问题，它们不受任何幸事或训诫的影响。

如果我顿悟了，发现了新的目标，有了信仰或者找到了突破性的治疗方法，我的故事会有更好的“剧本”，但我没有。我没有辞职，没有欺骗我的爱人，没有陷入抑郁，没有买“红色的跑车”。我主要选择了“A计划”，也被称为“蒙混过关”。像大多数在幸福曲线底部的人一样，我下定决心继续前进。事后看来，如果我知道自己在曲线中所处的位置，那会是很大的宽慰，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不过，我确实记得里奇的话，这些话对我很有帮助。如果这么非凡的人都会迷茫，之后能恢复感恩，那么我也能！

结果证明他完全正确。在我50岁出头的时候，内心的“批评者”的声音渐渐消失了。一开始我不觉得有什么突然的变化，但在某个时刻，我发现自己不那么注意它们了，慢慢地，我醒来的时候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了。渐渐地我觉察到，自己似乎更满足于当天做的任何事，而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做或可能永远不会做的事情而自责。每一年，就像研究预测的那样，我的注意力似乎更容易被积极的事情吸引。用劳拉·卡斯滕森富有感染力的话说就是，我似乎“越来越习惯于生活的甜蜜而非苦涩”。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变得更智慧了，我没有处在一种欣喜若狂的状态（我也不想那样），但我相信人生的“潜流”已经转向了。我的船可能被撞坏了，沙漏正在排空，但现在河流在帮我。

如果我必须用一句话说一说幸福曲线的好处，那我会说：它让感恩变得更容易。这是幸福曲线的隐形馈赠。它值得所有人等待。

致　谢

为了写这本书，我咨询了几十个人，他们的头衔通常令人印象深刻。我采访过的学者、治疗师、生活教练、广告主管、社会企业家以及其他专家和创新者，都无私地回应了我，并慷慨地提供他们的知识。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的是几十位信任我，并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的人。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幸福曲线是一个统计结果，它代表了数以百万计的数据点的交集，每一个数据点都是一个人的传记。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疑惑是否会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分享他们的人生旅程。事实证明，这么多人如此坦诚，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拥有某种神奇的魔力。我没法把自己收集的所有故事都写进去，但每一个故事都充满见解，我再次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叙述者。

译者后记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年人，我对翻译这样一本书很感兴趣。不过细想想，我的情况并不符合典型的幸福曲线。当然作者也说了，生活满意度的幸福曲线是大多数人情况的总结，也存在少数例外。

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40岁中期左右，幸福感是整个人生中最低的，而且这种情况具有跨文化、跨地区的普遍性。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有人会猜测，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重重，当然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但从作者对一些中年人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很多人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客观状况非常令人满意，甚至令人羡慕、妒忌。那么是什么导致他们不快乐、不满足？

一个原因在于比较之心。人是多么喜欢比较的动物！中年时，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大局已定，翻盘的机会越来越小。人通常会和周围人比，如同学、同事、朋友、亲戚。“上大学的时候他还不如我，现在他却能拿百万年薪”“那谁谁的女儿在奥数比赛里拿了一等奖，我家的孩子差太远了”。人们一般不会和遥不可及的人比，比如普通老百姓不会和马云比收入，美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和利比里亚人比生活条件。有句老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可见比较会带来多么大的焦虑和不满。

另一个原因在于人生目标的迷失，价值观的冲突。年轻时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到中年时会发现它们没意义了，突然不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正在做的事情不能带给自己成就感和满足感了。这是很严重的价值观危机，因为人活在自我营造的意义中，这样所做的一切才可以解释得通，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要活着呢。正如作者所说，中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是人生重启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人势必需要完成人生目标和价值观的调整，为下一段行程做好准备。有些人会调整生活的重心，提高一些事情的优先级，比如亲情、慈善事业、社交；有些人会改变职业轨道，从事自己真正热爱的或更符合自己当下价值观的工作。

总之，中年绝不是危机阶段，绝不意味着人生开始走下坡路，相反，它是触底反弹，是活出真我的开端。

在翻译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与西方现代的研究似乎不谋而合的中国古代智慧，即孔子对人生的总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最后，感谢冯征、王璐、赵丹、徐晓娜、卫学智、张宝君、郑悠然和王彩霞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

延伸阅读

《时机管理》

◎　“全球50位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TED大会超级演讲者、趋势专家丹尼尔·平克全新力作。

◎　契合硅谷高科技公司的行为模式，在Google、Facebook等公司疯传的图书。

◎　科学作家、热销书《万万没想到》作者万维钢深度解读推荐。

《最好的告别》

◎　“全球十大思想家”、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阿图·葛文德划时代之作，带你重新认识衰老和死亡。

◎　奥巴马、李开复、余华、刘瑜、苗炜力荐，亚马逊年度好书、《纽约时报》畅销书。

《爱的沟通》

◎　西雅图爱情实验室创始人、知名心理学家、婚恋关系专家、《幸福的婚姻》《爱的博弈》作者约翰·戈特曼的全新力作。

◎　揭秘两性问题关键，让男士学会了解女人、爱女人，掌握开启真爱奥秘的全部密码。教你从ZERO到HERO，用一本书了解女人的全部。

《驱动力》

◎　“全球50位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TED大会超级演讲者、趋势专家丹尼尔·平克经典著作。

◎　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兼CEO周鸿祎、易观国际CEO于扬、恒信钻石董事长李厚霖、《中国经营报》常务副总编王立鹏鼎力推荐。

(1)　理查德·莱亚德的经典力作《幸福的社会》对“我们如何能过得好”这一问题做出了全新的阐释，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A型人格者有进取心、侵略性、自信心和成就感，并且容易紧张。——编者注

(3)　百忧解是一种抗抑郁药物。——编者注

(4)　Hedonic treadmill，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布里克曼（Philip Brickman）首次提出，亦称“快乐水车”，指收入增长，幸福或快乐却没有相应增长的现象。——编者注

(5)　我使用的是坎特里尔阶梯测试，让被调查者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分，0～10。我还让他们用3个词或3个短语来描述生命中的每个十年。有些被调查者是我认识的人，有些是随机找的陌生人，有些是伊利诺伊州布拉德利大学奥舍终身学习学院的成人学生。感谢布拉德利大学的马乔里·盖茨（Marjorie Getz）教授协助这项研究。由于调查是用于新闻目的，因此它不具有科学上的有效性，但结果与学术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6)　马丁·塞利格曼是“积极心理学之父”，他的《持续的幸福》《教出乐观的孩子》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7)　乔纳森·海特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在《正义之心》中文简体字版中以详尽的科学研究回答了如何建立合作型社会；而在《象与骑象人》中文简体字版中，他融合多个学科，验证了关于古老的幸福的假设。这两本书均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8)　药物依从性指的是患者对药物治疗方案的执行程度。

(9)　美国国税法规定的一种员工自愿参与的个人退休金账户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