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辩护

THE BEST DEFENSE

[美]亚伦·德萧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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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ISBN 7-5442-2212-8/D-61

定价：29.80 元

最好的辩护/[美]德萧维奇著；李贞莹，郭静美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9

ISBN 7 - 5442-2212 – 8

I.最… II.①德…②李…③郭… III.司法制度-研究-美国 IV .09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 核字(2002)第04271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2-68

责任编辑：陈明俊 项竹薇

策划编辑：陈明俊 季晟康

Email:schmj@95777.com

封面设计：新经典工作室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570203

新华书店北京迪鑫印刷厂880 x 1230 毫米 1/3215350千

2002年9月第1版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The Best Defense

Copyright © 1982 by Alan M. Dershowitz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Trad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Nai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南海出版公司）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南海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我挚爱的双亲

哈利·德萧维奇和克蕾儿·德萧维奇

在波罗公园那些年，他们鼓励我包容我

也献给我的孩子艾隆和吉米

在剑桥那些年，他们给予我最大的鼓励与包容

作者简介

[美]亚伦·德萧维奇(Alan M. Dershowitz)

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律师，曾为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绯闻案与弹劾案、泰森案等一系列轰动全球的大案担任辩护律师。1962年自耶鲁法学院毕业。28岁时即成为哈佛法学院教授，是这所名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1981年，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颁奖给他，奖励他作为学者对于美国司法体制建设的卓越贡献。德萧维奇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大案撰写成书，著有《厚颜无耻》、 《颠覆命运》、《合理的怀疑》等部畅销不衰的作品。其中《最好的辩护》堪称解剖美国司法体制的经典著作。

目录

最好的辩护

THE BEST DEFEN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谨以此书献给

作者简介

目录

作者记

导言

采取攻势

终审的律师

定罪与撤销判决

没有人想要正义

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

粗糙的司法正义

“全部真相”

诈骗精英

司法的游戏规则

第一部无罪推定

第一章波罗公园的故事

“嘶嘶”

攸关生死

在波罗公园长大的犹太人

你是自己人

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寻找告密者

席格的故事

录音带的故事

留下或离开

政府的秘密档案

席格的两难困境

主动攻击

窃听

“我必定是疯了”

诉讼的游击战

扭转局势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是窃听得到的录音

包曼法官的判决书

我并非故意妨碍司法

上诉法院

“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

靠线人办案的政府

尾声

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真实的尸体案件

梅尔的自白

专家证人的战争

作证或不作证？

“大辩论”

州法院上诉审

致命一击的争辩

挑选法官

学生的解决办法

上诉后的认罪协商

第三章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连续攻击

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法律争点

什么是认罪协商？

为什么律师们参与协商

联邦判决

申请延期执行监禁

结语

第二部妨碍秩序

第四章我的夏日假期

裸露臂膀的权利

取缔裸体的警卫队

“这不是道德问题……”

裸体的挑衅

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这个坏透了的家伙……”

“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

“法兰克林时代结束了”

“斯坦福大学不会教这种课”

对中情局告密者的控告和逼问

“坚持自由的疲累”

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

“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他们应该全被处死”

“分期付款的死刑”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性阴谋”

“纳粹旅长”

夹带日记

"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

“觉得他们就像兄弟姐妹”

释放希尔娃·莎曼莎

平卡索夫案

“国际性的秘密交易’’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

“电视辩论”

“他说真话，而且他用英文说”

苏联指派一个辩护人给沙朗斯基

审判

“对法院我无话可说”

“无止境的等待”

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芬威球场警察

“去对法官说”

第八章父亲的罪

没有父亲的生活

越狱

沙漠中的谋杀事件

蜜月中的恋人

追捕

协商失败

审判谋杀案

惩罚

“野蛮粗暴，残忍无情”

到死囚牢房

言词辩论

第三部打击不义

第九章环环相扣

赫南德兹和中央情报局的不在场证明

城市王子

制造罪行

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

设计陷阱

收网

路奇的脱身

第二个圈套

路奇的罪行：政府到底知道什么

审判罗斯纳

政府的缄默

巴伦出场

判决

调査和上诉

国王对上王子

询问巴伦

巴伦与王子

揭穿娃娃脸的面具

腐败的渊薮

起诉检察官：罗伯·莫维洛

起诉检察官艾略特•萨格

“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对我的“审判”

是否要起诉路奇？

包曼法官最后的裁决

陪审团究竟会如何决定？

罗斯纳的二次宣判

再次上诉

后记

第十章为辩护者辩护

与委托人上床的律师

爱出风头的律师

常业犯的家族刑事律师

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

培瑞·梅森

正直的律师

重视诉讼事由高于委托人本身的律师

过度热心和缺乏热诚的辩护律师

最好与最糟的律师

最后防线

作者记

这本书是爱的结晶。我有幸得到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的帮助，使这个耗费多时的工作显得很愉快。我的儿子艾隆在编辑上甚至是常识上提供了一些建议。我另一个儿子吉米则提供了有建设性的质疑。我的弟弟纳坦和他的儿子亚当，他们读了部分的原稿，也给我一些有帮助的建议。我的母亲除了在疲劳的诉讼期间下厨做饭之外，她还集合家族的人仔细追忆我们家族的根源。而我的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我。我亲近的朋友及同事琼·贝克和哈维·希维格，他们不但在书里所提到的案例中支持我，也总是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在我身边。我的编辑，温文尔雅的罗伯·考雷，是这一行的佼佼者，也是艺术大师，他在书中每个重要转折处提供协助。还有我的出版商包伯·伯恩斯坦，当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他总是适时敦促我继续写下去。

我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将用几个章节介绍这个班级，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珍贵的回馈。那些学生现在都成为杰出的年轻律师，例如：辛西亚·汉弥敦，乔安娜·克里斯比，詹姆士·维特肯，罗拉·汉夫和马裘利·汉斯，他们都提供了无价的协助。贝蒂·阿吉斯特、温蒂·罗素、布鲁·泰伯和安·麦德彭也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建议和许多编辑上的意见，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学生也在研究上帮忙许多，其中包括最近的爱伦·麦德彭、马克·费比尼和多娜·列文。

我在哈佛法学院的同事们，即使并非完全同意我的主张，却仍然鼓励我。我特别想要感谢约翰·艾利、詹姆士·瓦伦伯、菲利普·赫曼、苏珊·艾斯翠和艾蓝·史东。哈佛法学院的帮忙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凯·吐斯雷、西维亚·马德里葛、潘·福雷、黛比·瑞马和文字处理及录像中心的工作人员。而兰登书屋的珊蒂·萧芬在编辑工作上更展现了极大的耐心和真正的专业技术。

最后，我也谢谢书中的当事人、检察官、法官及其他辩护律师，他们提供了本书的基本素材，我想尽可能地对所有人都公平，可是事实上却很难，对此我倒希望是我有所遗漏了。

导言

令人闭口不言的共谋掩蔽了美国司法制度的真面目。大部分的圈内人——律师和法官，都保持缄默；而大部分的圈外人——法律系教授和记者，却都蒙在鼓里。大概没有哪个圈外人能够了解这日复一日的运作系统，然后如实地评断它。

许多圈内的人不言语，因为他们和司法的黑暗内幕有着利害关系。其他的圈内人则害怕说出来会被报复。某些成规使律师们无法公开评论他们的同业，而鼓励他们促进“公众对法院的公信力”和“法律专业的尊荣”可是重要的是，在私下里圈内的人都清楚，他们只能在圈内讨论而不能公开批评。

圈内人心照不宣，而圈外人雾里看花，这种二分的现象已经剥夺了舆论如实评断美国司法制度的权利。在本书中，我试图打破这种二分的现象。虽然我是个法律系的教授，但是我已经在美国的各级法院打官司超过10年。而且因为我并不依赖打官司维生，所以我比绝大多数的执业律师怕遭到报复的顾虑少。因为我主张我的学生必须诚实面对法律，所以当我在真实世界中遇到司法虚伪、不诚实的时候，我也很难保持沉默。

在我法律事业的头几年，我是个圈外人。我只看到最高法院以及人文荟萃的精英体制。耶鲁法学院毕业后，我有幸在美国历史上最优秀、最高尚的法官那里担任法官助理，那就是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院长大卫·巴史隆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亚瑟·郭德堡。

我在哈佛法学院开始我的教书生涯，那时我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坚信司法制度中法官的清廉、检察官的诚信以及辩护律师的奉献。我秉持了这些信念并如此告诉我的学生，直到1972年某个不寻常的“意外事件”发生为止。“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成员被控告制造弹药，致使一个无辜的妇女死亡，那个被告正好是我在布鲁克林区波罗公园的邻居，那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当时因为无法找到任何“真正的”律师，他转而向“那个成为法律系教授的小鬼”求助。这个曲折离奇的案件，把我带到法律教科书中不曾描述过的、法学院也没有教过的世界。它使我开始了新颖而漫长的法律学习旅程，我将会在书中叙述这个故事。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目睹了某些令人十分困惑的事实，这些东西不属于法律理论的任何一部分。我学习到虽然有所谓宪法上的“无罪推定”但是绝大多数的刑事被告事实上确实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我的当事人差不多都是有罪的，当然，也有些是无辜的。然而，无论他们被判徒刑或是无罪开释，都和他们是否有罪几乎毫无关联。

采取攻势

我的一些当事人获得无罪开释，因为政府的执法者侵犯了他们受宪法保障的权利。在替刑事被告特别是有罪的被告打官司的时候，对官方采取攻势是必要的手段，让政府的不当行为受到审判。在法律的世界里，就像运动比赛一样，进攻就是最好的辩护，这便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这本书描写了许多案例，身为被告，我的当事人被指控了各种罪名，包括最令人难以想象的罪行，例如大屠杀，也包括了从来不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

并不是只有我在为有罪的被告辩护，这其实是大部分辩护律师的终身事业。裴瑞·梅森这样的英雄人物，在被诬陷或错误指认的案件中为无辜的受害者辩护，这只是电视虚构的形象。偶尔也会有无辜的被告被起诉受审，但被定罪的则微乎其微；某些案子中甚至有被执行死刑的情况。这些案子尽管很重要，却不是刑事律师每天的工作。如果有任何刑事辩护律师告诉你，他的当事人大部分是无罪的话，那他不是虚张声势，就是故意将他的业务局限在一些无罪的被告上。

因为我以教授法律维生，如果我想要的话，我是可以选择案件的，我可以只代表我认为无罪的或是人品高尚的被告打官司，但我却故意不这么做。我选择案件的方式并不是按照被告是否有罪或者我对他们的个人意见如何而定，也不考虑打赢官司的可能性。我认为代表有罪的被告打官司是一种挑战，而且，真心诚意地把它当作法律专业最重要的义务。

我尝试挑选最具挑战性、最困难的而且最可能创下判例的案子。因为我几乎与法院和职业公会的压力绝缘，我也觉得特别有责任接下其他律师羞于承接的案子。我解释为何我总是直接和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辩护律师计锋相对。我承办可以提出新的法律论点并且适于课堂讨论的案子。我也尝试把法庭和课堂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在第二章中我会谈到一个杀人案件，我的学生帮我找到办法解决了该案令人为难的法律困境，而使我打赢了那场官司。

终审的律师

我基本上是个上诉律师（虽然这不是我唯一的工作）也就是终审的律师。被告或者是他们的律师，通常会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之后跑来找我，而且常常是在上诉被驳回之后。他们希望我可以取得联邦最高法院受理审查的机会，或者发出人身保护令。他们是绝望的，而他们几乎毫无希望得到法律的救援。我有一个在牢狱中的当事人，他在所有的上诉程序中都宣告失败了，却仍然保有幽默感，他送我一幅漫画，画中有两个带着脚镣手铐的犯人，被绑在牢房的墙上，其中一个还很乐观地转头向另一个犯人耳语道：“听好，这是我的计划……”这张漫画悬挂在我的办公室，不断地提醒我，这些向我求助的当事人在绝境中是如何迫切地期待着。

如果我决定接下一个案子，我便只有一个信念：要打赢官司。我会尝试用所有公平合法的方法让我的当事人无罪开释，而不去想到后果如何。{1}

我并不会为了帮助一个杀人犯无罪开释而道歉，或是因而感到歉疚，即使我知道可能有一天我的当事人又会出去杀人，而到目前为止还未曾发生像这样的事，所以我并不确定到底我会如何反应。我知道我会为了受害者而难受，但我希望我不会为我所做的事感到后悔。就好像外科医生不应该为了医治一个康复后却去杀害无辜的病人而感到悔恨一样。

定罪与撤销判决

本书中收录许多最具争议性和戏剧性的案例。不像其他律师写书时只记录打赢的案子，在我的书中，我也选了一些打输的案例。我并不喜欢输，但是这类案子对我、对法律的发展，尤其是对我的当事人，都是意义重大的，它们与我在法庭上获胜同等重要。

我所描述的大多数案例都是刑事案件，但也有一些关于民事纠纷的，它们属于非刑事案件：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国家公园管理处关闭鳕鱼角海滩的天体营；一个好战教授被斯坦福大学解聘；中央情报局和前工作人员弗兰克·史奈普打官司；还有一个法官判决一个年轻女子进入精神病院，只因为她想控告她的心理医生。不论刑事或民事，这些案件都逼使一个小市民和庞大的体制对立，诸如国家的检察官、大学或官僚体制。

没有人想要正义

有个古老的故事，说一个律师在一场重大的官司获胜后，立即打电报给他的当事人：“正义胜利了。”他的当事人火速致电给他，要他“即刻上诉”这个故事指出了我们的法律制度的真相：没有人想要正义。就像运动场上的运动员一样，对大多数刑事诉讼制度的参与者而言，获得最后胜利是“惟一重要的事”刑事被告和他的律师当然不想要正义，他们想要无罪开释或至少较短的刑期。

我们总认为检察官是对正义最有兴趣的——司法部的墙上有句格言宣称：当正义实现时，就是对政府的褒奖。但在真实的世界中，许多检察官对这句话持保留的态度，他们相信当官方受到褒奖的时候，才是正义实现的时候。检察官想赢得官司，特别是当有罪的被告试图借政府的不当行为等技术上的错误而脱罪时。大法官霍尔姆斯形容道：“让一些罪犯逃脱刑责比起让政府扮演卑劣角色，罪孽要小得多。”虽然检察官立誓维护法律，但是他们仍然常常用违法取得的证据将被告定罪。在这样的案例中，检察官并没有追求正义，他们和想要被释放的被告一样，只追求一件事，就是打赢官司。

我将说明为何大多数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重视输赢比例的程度，就像美国棒球大联盟的投手一样。正因为他们的重视，导致“认罪协商制度”被滥用：检察官和律师都可以因此在他们的记录中多一次“胜利”——只有民众输了，但是没人会为民众记录胜败。我相信在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认罪协商制度是最具破坏性、最不能实现正义的制度。

不过，你可能会认为至少法官是对正义有兴趣吧！案件都是被送来给法官的，他们对于任何结果似乎并无特别的好处可言。但真是这样吗？大多数的法官对正义并没什么兴趣，他们同样有他们的目标：很多法官认为他们自己是执法单位的成员，仿佛是警察和检察官的延伸似的。他们只想要确定罪犯被定罪，然后把他们送走。即使依法应该释放被告，很多法官还是尽可能在他们合法的权限内（有的甚至会越权）使这些他们认为该坐牢的被告被定罪。法官对这个系统运作的效率也很感兴趣，他们总是要确保法庭内没有积案或塞车的情形。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推翻。我们将在书中看见全程的诉讼案件，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法官会维护“他们”的有罪判决，即使当推翻原判是达成司法正义的必要手段，他们仍把推翻判决看成是一种对其个人及其专业的侮辱。

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

我对法官提出了一些批评，从地方最基层的治安法官到美国的最髙法院首席大法官。（无论那个法官作出对于我的当事人有利或不利的判决，我都试着以批判的角度去面对他们，可是我怀疑我很难完全剔除所有枝头上的坏葡萄。）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其实就是“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因为谎言、曲解和其他各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法官的通病。在我20年执业的经验中，在所有刑事诉讼制度的参与者中，最令人失望的便是法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就像很多人一样，非常尊敬这身穿黑袍的法律的化身。当我开始执业时，我天真地以为所有法官都很诚实地面对法律，都很注意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也都关心大众，就像当初我曾为之工作过的两位法官一样。可是我实在是太失望了。在许多法袍底下，我看到腐败、无能、充满偏见、怠惰、无聊卑劣的灵魂以及普遍的愚蠢。我也看到奉献、诚实、勤奋、仁慈的法官，但是我们有权期待法官至少要拥有这些特质。如果我强调司法制度的黑暗面，是因为它比光明面更有撰写的价值，也因为它预示了法律程序即将腐化的恶兆。我强调黑暗面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律师都过于强调它的光明面。法律界以外的人们有权知道我们法律体系的“全部真相”而不只是他们在法律节那一天吹嘘的东西。

粗糙的司法正义

在我们刑事所采的双方当事人论争的诉讼制度里，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刑事被告、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都在寻求他们自己和职业利益的极大化。虽然在这个体系中似乎没有人对正义感兴趣，但讽刺的是，最终的结果却正好是一种粗糙的司法正义。

虽然不诚实是普遍的现象，但我知道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通常会产生公平而准确的结果：很少有无辜的被告会被判刑，当然一些有罪的会被释放，也有一些有罪的人根本不会进入审判，这是这个体系自夸的一部分：“宁可错放十个有罪的人，也不能误判一个无辜者。”不过，腐化之处主要并非来自它的结果，而是来自它的过程。

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许多评价中，支持者会夸耀它是诚实、公平而且结果准确的，而批评者会抱怨它的腐败、不公平和结果不准确。通过这本书，我试着说明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或是这么泾渭分明。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已经腐化了：有赖于参与者越来越普遍地不诚实。这制度并不公平：它歧视贫穷的人、未受教育的人，还有少数民族成员。但是它并不是大体上不准确的：大量的无辜被告并未充斥于我们的监狱，我们的制度也不应该被不公平地形容成是“迫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所享有的言论自由、著作和集会结社及其他表现的自由，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但这并不代表说，我认为我们的自由和司法正义已经足够。事实上还是不够的。但是与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制度做比较，有助于我们认清自身的处境。

我们能有现在的自由，我们能有一个即使腐化不公、仍能疏而不漏的司法正义，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我们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论争的刑事诉讼制度：通过这一程序，每个被告都可以挑战政府。我协助有罪的被告或为被人看不起的人辩护，甚至还使其中的一些人无罪开释，我有理由相信这是我们会如此自由的一个小小代价。试想，如果在一个制度中，让那些有罪的和被人看不起的（至少是被有权有势的人看不起的）这些人们，都被剥夺受辩护的权利，会发生什么事！

“全部真相”

“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而且只说真相，别无其他”，在法庭中这句誓词只适用于证人。辩护律师、检察官及法官并不适用这个誓词，他们不能用！真的，其实公平地说，美国的司法体系是建筑在不说出“全部真相”的基础上。

这就是辩护律师的工作，特别当他代表有罪的被告时，他必须利用所有合法的方法来防止“全部真相”被发现。这是正当的而且义不容辞的，辩护律师必须拒绝采用一些即使是真实，但用不正当方法取得，或是存有偏见的证据。在第十章，我描写几种不同辩护律师的类型，其中一些人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他的辩护身份，而其他的律师却重视他自己的利益，更甚于对当事人的责任。

虽然检察官比辩护律师更有义务发现“全部真相”，但是他们也通常必须加以隐瞒，至少对社会大众是如此。但是，除了一些隐瞒真相是正当必要的少数情形以外，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在一些地方，歪曲事实甚至公然不诚实已变成检察官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高级公务人员宣誓要崇法守纪，但似乎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诈伪行为是错的。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市民不服从的方式，是对更高的法律的认可。美国司法体系就这样被“善意的谎言”所摆布。第九章将道出一个丑陋的故事，被大家认为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纽约市联邦检察署，他们竟然试图掩盖罗伯·路奇事件的真相，罗伯·路奇是个警察，他的一生被写成一本书，也被拍成电影《城市王子》。

本书也会描述最优秀聪明的法官们如何歪曲法庭记录、假装相信政府证人的谎言、曲解案件的本意以及漠视法庭上的辩论。在普通法系列的刑事审判中，法官的不诚实可能真是天生的。有时歪曲法庭记录是让有罪的人被定罪而不至于开创恶劣判例遗患无穷的惟一方式。法官霍尔姆斯曾评论道：“难以处理的案子，就像那些恶名昭彰的案件，使法律徒具虚名。”一些法官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他们会将这些案件的复杂事实加以歪曲简化，让它们变得容易些。借简单事实取代复杂真相的方法，法官可以确定这些恶名昭彰的罪犯会进监牢，而不用创设危险的判例，因为这个判例可能会滥用到没那么恶毒的被告身上。这样的司法诈伪通常会被称为“法官的政治艺术”。

我最近听到一个关于一位备受敬重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故事，由此可以显示司法的不诚实有多普遍。他在意见书里主张维持原审的有罪判决，其中有一句话说：他看过所有的法院记录，并确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项有罪判决。另一位法官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他很怀疑那位法官怎么能阅读所有审判记录，因为在整个上诉期间，惟一的一份法院记录被锁在他的抽屉里。那位法官被逮个正着，于是撤回那段话。大众并不知道这件令人困窘的事件，虽然这个故事已经在圈内传遍了。这位法官仍在法律界中继续享有清廉公正的盛名，而我却一定会因为说出这个故事而遭圈内人大加挞伐。{2}

如果律师或法律系的学生伪称他看过法院记录，他一定会被惩处的。（新闻记者或医学研究员如果有类似的不实陈述的话，一定会被解雇或取消资格的。）但是我知道有许多法官在案件中作过不实的宣称，歪曲法院记录，或是其他的欺骗行为。为何法官这种不诚实被允许，甚至是被赞扬的，这是个非常重要却无法回答的问题，它直接冲击着美国的法律体系。

诈骗精英

我对最优秀的法律精英体制提出最严厉的批评：包括最高法院中最具权威的法官们、最清廉公正而备受尊崇的检察署，还有最有名也是最成功的辩护律师。像行贿、攀关系和操纵案情等等行径是十分明显的，要抨击司法体系中最低层次的腐化，实在太容易了，其他更有机会观察这些病症的人，早已经披露过了。而我所看到的是，在我这个专业中受尊敬的人们，却变成诈骗精英之徒，并因而受到奖励，还传授给他们的继任人。

通过本书，尤其是第九章，我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一些最受尊敬的法律界成员如何成为诈骗精英，并且也没出事。我觉得我特别有义务将这种诈骗精英的恶迹劣行揭露出来，因为我任教于“精英”法学院，而且我的学生很快会成为这个专业中的精英成员。作为精英分子，像法官助理、大型法律事务所的合伙律师或法官，他们似乎不太会有屈从于腐化的危险，但是他们却不断遭受诈骗精英的诱惑。举例而言，你想，一个看着法官欺骗大家说他看过法院记录的法官助理，他会学到些什么？再想想看，一个才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会从（城市王子》 里的联邦检察官的身上学到什么？今天，诈骗精英已是美国法律体系中最阴险狡猾的腐败形式，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和贿赂是同样的腐败。

司法的游戏规则

在对簿公堂、著书立说以及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美国的司法游戏实际上似乎有些规则可循，大部分的刑事诉讼的参与者都了解它们。虽然这些规则从来没有被印成文字，可是它们似乎主导了整个过程的真实面。和所有的规则一样，它们被过分简化为几个基本的条文，却总括了这个体系的实际运作。以下就是司法游戏运作的几个关键性规则：

规则一：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刑事被告是有罪的。

规则二：所有的辩护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了解并且相信规则一。

规则三：违反宪法比合乎宪法更容易给有罪的被告定罪，而在一些案件中，不违反宪法是不可能给有罪的被告定罪的。

规则四：几乎所有的警察对于他们是否违反宪法都说了谎，而这样做是为了给有罪的被告定罪。

规则五：所有的法官和辩护律师都知道规则四。

规则六：许多检察官毫不迟疑地鼓励警察，当他们被问到是否用违反宪法的手段给有罪的被告定罪一事说谎。

规则七：所有的法官都知遒规则六。

规则八：大多数进行审判的法官，都会假装相信明明在说谎的警察人员。

规则九：所有上诉法院的法宫都知道规则八，可是有许多法官仍会假装相信那些假装相信说谎警察的原审法官。

规则十：大部分的法官并不相信被告对他们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陈述，即使他们说的是真的。

规则十一：大多数法官和检察官不会故意给他们都不相信有罪（或是较轻的罪行）的被告定罪。

规则十二：规则十一不适用于犯罪组织的成员、毒贩、职业杀手或潜在的告密者。

规则十三：没有人追求正义。

第一部无罪推定

第一章波罗公园的故事

对于在布鲁克林区的波罗公园中成长的我们而言，犹太男孩会在如此宁静祥和的地方制造炸弹，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可是这令人想象不到的事，就在1972年1月某个星期二的下午发生了。当大多数波罗公园的传统犹太人都开始上班做生意、没人会去注意外面世界有些什么流行活动的时候，3个认真的少年正在争论着怎样才是正确组装炸弹的方法。他们那么认真，就好像在探讨犹太法典一般。他们在纽乌特尔希大街上一间破旧的办公室内争论，房里映着西区高架铁路的影子，还不时传来火车经过的回音。

一街之隔的第十三大街上，蓄着胡子的商人们用英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混合组成的待殊方言，沿街叫卖着他们的商品。第十三大街是主要的商店街，吸引着全城各地精通数国语言的人。戴着圆顶小帽的小男生在位于第五十街的“生命之树”小学的校园里玩着吊球。戴着宗教头饰“夏伊特尔”的家庭主妇们，在第四十八街的屋里烤着面包，并且为小孩换尿布。下午3时左右，男人们和13岁以上的男孩子们，其中有些会穿着他们哈西第教派的黑色衣服，在每条街上，10人或更多的人一组，参加男子集会，共同吟诵着午祷文。一些人会祝念传统犹太人对死者的祈祷文《迦底什》这是午祷的一部分。

那个下午，在纽乌特里希大街的那些男孩子们并没有暂停他们的祷告。他们要制造炸弹，而这炸弹的致命威力将使一个犹太父亲为他被杀害的女儿唱颂《迦底什》。

这个惨绝人寰的谋杀和戏剧性的故事竟然就这样发生了。事件的3个主角都在波罗公园长大：被指控制造炸弹的年轻人、破案的刑警，还有替年轻人辩护、想要让刑警的调査不被采信的律师。这是个第一人称的故事，因为我就是那个律师。

“嘶嘶”

第二天早上，星期三，哈洛克在他高雅的12楼办公室内勤奋工作着，他的办公大楼是玻璃幕墙的，位于曼哈顿市中心区第五十六街和第六大街的交叉口。哈洛克出生在乌克兰的波加尔，1905年移民美国，这点他和波罗公园的人们是蛮像的。可是他们的相同点仅止于此。哈洛克是个世界公民，而波罗公园的人们的世界却很狭隘。几乎已经有50年了，他一直主管着“索尔·哈洛克演出公司”戴着海狸绒软呢帽，拿着银色顶端的乌木手杖，这个秃头男子从大厅的后方大叫：“太精彩了！”这就是哈洛克身为剧团经理的形象。哈洛克，他介绍鲁宾斯坦、帕芙洛娃、夏烈宾和波西瓦芭蕾舞团到美国来。

83岁高龄的哈洛克，最近接洽的是苏联奥西波夫三弦琴乐团在美国的首演。他相信这会是艺坛盛事。但是，他担心一个自称“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好战团体对乐团的恐吓。众所周知，自从苏联拒绝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来，犹太人防卫联盟便反对和他们所有的文化交流。最近几个月来，烟雾弹和催泪瓦斯被丢到演奏厅中，甚至有一篮子的老鼠被放到观众席上。但是表演还是继续下去，虽然有些影响，但是并没有什么严重损害。

正当这个经理在为下一次的演出安排更多的安全措施时，有两个穿着整齐、年约二十多岁的男子，走进他办公室的接待室，礼貌地询问着即将开演的演奏会。因为询问处正在做检查，所以他们被要求等一下。结果他们很快地离去了，只留下一个看来很普通的公文包。人们几乎无法听到里面有个定时器正滴答滴答地计算着，一分一秒过去了。

恰好在同一个时间，另外两个男子也在曼哈顿市中心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办公室内放下了一模一样的公文包，这个公司同样也引介苏联演出团到美国来。

在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公文包时，自里面已发出奇怪的嘶嘶声。粉红色和蓝色的烟雾喷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并散发出热气。在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总办公室中，惊慌的工作人员打破一楼的玻璃窗逃到街上。而在哈洛克这里，彼此连接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全部都被密封的玻璃给困住了，窗户无法打开。中央空调不断地喷出致命的烟雾，哈洛克快要不能呼吸了，他被消防队员救出送上救护车时，几乎失去了意识。

爱丽丝·康妮斯，哈洛克会计部门年仅27岁的助理，她和两个员工将脸贴近地板想要避开浓烟。当消防队员发现他们时，那两个员工已经失去意识，他们的脸埋在深色的地毯中，头发已经烧焦了。救援人员想要使他们3人苏醒过来，可是爱丽丝·康妮斯已经窒息而死。

全世界都强烈抗议这个罪行。也许最动人的响应便是来自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他的成就非凡，享誉国际，特别是他为了纪念二次大战时犹太人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被大屠杀所写的诗集更是出色动人。叶甫图申科到纽约作新诗朗诵，他要求参观被烧毁的办公室。隔天晚上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他对着费尔特论坛默哀的人群朗诵他的诗，名字叫做《扔向巴拉莱卡的炸弹》(巴拉莱卡是俄式三弦琴）：

可怜的爱丽丝，遇害于年轻时，

你就这样去了，

纤细的身驱，深色的眼眸，

犹太的女孩因为浓烟不能呼吸

就像在纳粹的毒气室，

太难了，有毒的空气怎样都排不开。

可恨的你，地狱来的使者，

总在找寻和人们共存的机会，借着尸体搭起的桥梁。

犹太人领袖也同声谴责炸弹事件。波罗公园的拉比们也附和日趋高涨的指责与抗议。在爱丽丝的葬礼上，拉比委员会的主席祈祷时说：“没有犹太人参与此事……这不是我们会做的行为。”纽约市警察局炸弹小组的组长相信有犹太人涉案。在炸弹事件发生的几分钟之内，曾有匿名电话打给美联社和美国国家电视台，留下相同的讯息：“苏联文化必须为苏联犹太人的死亡与入狱负责。”电话以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标语作结束：“不可再犯！”犹太人防卫联盟否认涉案。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首领梅尔·卡汉拉比，在他访问耶路撒冷时发表声明：犯下此罪的人是“极愚蠢的”柏兰特·茨维本——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副主席和首席律师，则指称炸弹事件是激进左派的检察官编造罪名给犹太人防卫联盟的。

经过了5个月的调查，在地方警察和美国联邦调査局联手侦办之下，发现了几个线索。然后，在1972年6月16日，联邦大陪审团在纽约控告3名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成员谋杀爱丽丝·康妮斯。虽然她的死并非是故意造成的，但是却是设置炸弹的行为所导致的。因此在法律上被认为是重大谋杀罪，将判处死刑。

攸关生死

起诉那天，我正在泰顿大峡谷国家公园露营。公园的守林人带给我一个讯息：“一个叫‘大象’的人要找你，说有一件攸关生死的事。”守林人提到的那个人名一下子把我从怀俄明高山的瑰丽美景中拉回到布鲁克林街道的童年回忆。马堤·埃利法特{3}住在波罗公园区，距我家只有两道门。我依稀记得他好像当律师了，可是我们已经几乎有20年没有联络了。当我在纽约和他碰面时，他问我是否还记得第五十街的谢尔顿·席格。“当然，”我回答道，“他现在如何呢？”“席格以一级谋杀罪遭到起诉，”埃利法特回答道，“他正面临死刑。他们说他为犹太人防卫联盟制造炸弹，而他所做的炸弹在今年1月时使哈洛克办公室里的一个女孩死亡。这根本是阴谋陷害嘛！”他向我保证：“他们不能证明什么，但是席格是遇到大麻烦了，他很害怕。他现在需要。一个律师，你愿意做他的律师吗？”当我在思考埃利法特的问题时，我想起更早之前我见过席格。他安静而忧郁、高大而笨拙，还长了满脸痘子，感觉是有点古怪，但绝对不会是个制造炸弹的人。波罗公园绝不可能会有杀人凶手的。会有像喜剧演员巴迪·哈克特和基奇·梅森。对了！还有棒球选手桑迪·考菲克斯！以及各具特色的作家、医师、律师和拉比。虽有一些不重要的小偷和几个声名狼藉的疗养院经营者，但绝对不会有杀人凶手！

在席格和我成长的波罗公园，实际上是没有犯罪的，至少没有残暴的犯罪。夜间侵入住宅偷窃是常常发生，但只要发生就必然会被认为是外来者所为。当然也有打架闹事，我就曾参与其中，而且干了不少事。但是炸弹、枪击和杀人？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像武装抢劫那么严重的事。我从没有看过或听过波罗公园的人拥有任何枪械。

在波罗公园长大的犹太人

波罗公园像变形虫一样，它的边界常常移动而且不明确。就像布鲁克林其他区，如福雷特布西、布朗斯弗和贝特福德斯图伊维桑，波罗公园并不是官方划定的行政单位。中心地区大约1.6公里见方，居住着10万名犹太人，大多数的人都是正教会信徒。在公园周围，由于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因素，住着几千个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和斯堪地那维亚人的家庭。

波罗公园杂居着东欧各地的犹太人，反映出自19世纪末持续到今天的移民潮混合交错的现象。在这一带的美国犹太人区域中，波罗公园是很特别的。它不像曼哈顿下东区，在那儿犹太人居住之前是爱尔兰人，之后又住进大量的波多黎各人。20世纪初，在农田上建造房舍的第一批波罗公园的居民，是想要逃离曼哈顿拥挤住处的犹太移民。

我的曾祖父他们在1883年自皮尔泽的波兰小村庄举家迁出，而他就是第一批自曼哈顿迁移至布鲁克林的犹太人。在这个世纪最初的10年间，他们搬进了一间有高台阶的旧房子。这种高台阶促成了独特的城市运动——台阶球的兴起。

我的曾祖父是个著名的泽卡利瑞比（“瑞比”是拉比的昵称）他在布鲁克林建造了最早的正教会家庭会堂。我的祖父路易是唱诗班的领唱者，而他的7个儿子、侄子及表兄弟们则组成了唱诗班。“泽卡利瑞比的家庭会堂”在这个正教会小社区里，变成了聚会的地方、社区的中心和慈善机构，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在30年代末期，他们决定要聘请全职的拉比来处理各项服务；他们从欧洲请来一个拉比，但集会的会众并不满意。两个星期之后，新来的拉比被解雇了，他们给他一小笔遣散费，然后把他送走。他们又从欧洲请来新的拉比，但是他也在几个星期之后被解雇了。他们换了十几个拉比，而教士们都穿过“会堂回转门”或加入“每月拉比俱乐部”这些都是现在才开始有的称呼。附近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字谜在说什么：这其实是个小规模的援救行动，是为了援救受纳粹迫害的欧洲拉比。他们要求自国外引迸拉比来领导善变刻薄的会众，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巧妙地回避移民法规的种种限制，成功地运作了将近10年左右。

会堂刚刚盖成时，拉比和唱诗班领唱的全职工作不多，所以我的曾祖父和祖父只好过桥回到曼哈顿去赚钱。就像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在剥削劳工的工厂里上班。他工作的那个口袋书制造工厂就在华盛顿广场正东边的建筑物内，即在那家不祥的三角女衫工厂里。在1911年的那个星期六，一场大火吞没了整栋建筑物，烧死了145个工人。泽卡利瑞比在家，这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自此他学到了两件事：他发誓他的小孩绝对不做工厂工人，而且也绝不在安息日上班。

泽卡利瑞比的儿子路易在他8岁时就开始在街角卖火柴，后来他成为一个印刷工和做盒子的人。世纪交替时，他遇到来自波兰基希柯夫的移民爱达。他们很快地结婚并在1909年生下我的父亲哈里。最近我的家族齐聚为我的父亲过70大寿。我的叔叔讲了些他过去的故事给我们听，都是些英勇事迹：他如何单挑4个爱尔兰流氓，他如何打断附近恶霸的鼻子，他如何爬树追赶一个袭击他弟弟的家伙。我父执辈的这些温和庄重的男人，现在已成为拉比、律师、老师和商人了，在回忆这些光辉的日子时，竟然将拳头紧握于前，我的父亲还会咬牙切齿。

我父亲念完公立高中之后几年，到曼哈顿下东区做销售员。后来，他和一个合伙人在那儿开了家男士工作服装店，店里平常做批发，周日做零售生意。

1907年，我的外祖父跟随波兰第二波移民潮来到美国。他不愿意当波兰兵，便告别了3个兄弟和20个亲戚，逃离了普利兹姆耶瑟尔小城——那里是犹太经院和哈西第教派的重镇。35年后，除了一个兄弟之外，其他兄弟都和1万7千名居民在纳粹到达小城时被杀害了，不过是在英勇的抵抗之后。幸存的那个兄弟逃离纳粹军队的魔掌，跑到西伯利亚，最后到达以色列。

我外祖父最初到达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他有个亲戚住在那里。他可以找到的惟一工作是当个为了宗教仪式而宰杀动物的屠夫。因为他无法像拿枪对着标靶开火那样拿刀割断动物的喉咙，所以他只好跑到下曼哈顿区，在那里当小贩赚钱，想把仍在波兰的老婆和3个孩子接出来。他和家庭重聚时，已有两个婴儿因白喉死亡，这时我的母亲出生了，而他们一家人也搬到曼哈顿下东区的公寓中，直到他们金钱上有办法负担，才过了东河搬到布鲁克林去。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1929年夏天，16岁的她高中毕业。当她的家庭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而需要她赚钱养家时，她中断了在市立学院的学业。此后她成为记账员，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去。

我的父母在1937年结婚，两年之后生下了我。1942年，我弟弟出生之后，我们一家人搬到第四十八街的小房子，那儿靠近第十六大街，就在波罗公园内。那间小房子最早住着一个家庭，现在却住进了3个家庭。我妈妈的兄弟和他的家人住在楼上，而我爸爸的堂兄和他的新娘住在地下室。

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波罗公园是个鳞次栉比的住宅区，但是却有着活跃的街道生活：吊球、用扫帚柄打棒球、石头弹珠和旋转雷飞欧占领了游客甚少走过的大道（我们称它们叫大水沟）和从未使用过的车道（只有少数居民拥有车子，而如果看到出租车，一定是有紧急事件或者有重要的外来客造访）。在布鲁克林这区有很多树，但我们很讨厌它们，因为它们总是妨碍球的飞行，造成“死球”。在我们的童年生活中，下水道是十分重要的，倒不是因为它们将污水带走，而是它们的水沟盖是我们比较男子气概的基础和标准：像我玩吊球从不能超过一个半水沟盖的长度，所以在我们自立的标准中，我只能算中不溜儿的水平。

虽然到现在，来自布鲁克林区的人已经抛弃“duh”、“dat”、“toid”等口音，但是我们的腔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过去布鲁克林属金斯县，{4}所以我们称它为“国王英语”；邻近的“皇后英语”{5}有种比较优雅的味道；但是布鲁克林的英语很怪，即使我们听来仍然很难理解。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耶鲁法学院第一次读诗的时候，几个学生嘲笑我的腔调。几天之后，他们遇到布鲁克林区市立学院来的阿伯拉罕·戈德斯泰教授，比起他的腔调，我的声音倒像是来自中西部似的。可能是对布鲁克林腔调的反应，我的双亲都以自己出生在美国为荣，不想和“新移民”混在一起，他们特别下了一番功夫，每有机会就要矫正我们的措辞用语。直到今天，常常来看望我的母亲，只要到法院听我和弟弟在争论某个案子时，她就一定会拿出她那一套布鲁克林守则来，这套守则常常不经意地（如果我站在布鲁克林法官的面前的话，则是有意识的）溜进我的讲演中。

席格的家庭也和其他家族一起搬来波罗公园。席格在1946年出生，他的家人搬进一间住有两个家庭的砖房子里，距离我们家两条街。

席格和我念同一所波罗公园的犹太小学，我们有一些老师也教过我们的父亲，而我们也有些相同的特质：我们都很穷而且都被视为麻烦人物。我记得我数学和拼写的成绩是丙和丁，但更令人头痛的是我在品行举止上的成缋只有己，甚至是己下。我的父母常常被电话招到校长办公室，因为太过频繁，有个同学还问我的母亲是否在学校工作。上课时我老觉得无聊，所以玩着注意力集中间隔的游戏，计算瞬间可以看到多少个物体，并在几秒之内复述出来。我的老师不会用这么老练的字眼：“注意力集中间隔”或“超好动症”；他们用比较土的话来形容我：“坐不住。”（意思就是我的臀部肌肉不能支撑我坐得够久，久到足以学习任何事）我从不读书，除了漫画以外，我把所有空闲的时间拿来打棒球，或者打吊球，或者用扫帚柄打球，就在我家前面的街道上。

很多老师，特别是宗教科目的，常是来自欧洲难民营的新移民。我们同学中也有些人曾经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待过。但我不记得有过什么讨论，连一个都没有，在班上、在校园，甚至在家里，没人会去说有关大屠杀的任何事。它悬在空中，在许多我们的朋友和邻居的脑海里。事实上每个人都失去了亲人。到处都在提醒着我们：有一个同学卷起袖子揍小流氓，他的手腕上文着数字刺青；许多家庭失去父亲或失去母亲；小孩们没见过他的其他兄弟姊妹；还有节日的纪念祷告时刻……我们都知道。我们只是不问而已。

在孩提时候，我们并不关心其他犹太人的问题：我们的父母是正教会的，对犹太人复国运动心存怀疑；我们根本不知道所谓苏联的犹太人；而且对我们及周围的人们而言，“反犹太主义”其实是遥远而抽象的概念。（我记得曾误以为，我的邻居大卫·塔尔他科夫一定是个异教徒，因为他的家人不戴犹太式的圆顶小帽，而且他们在安息日听收音机。）小时候我们只想当美国人：我们的英雄是史奈德公爵，一个独来独往的突击队员，还有罗斯福；我们非常希望能像其他美国小孩一样。我们花去无数的时间争执讨论，想要冒用昵称来假扮美国大联盟的球员：我的朋友楚·格隆选“泰德”（而且自从他可以解决礼拜六轮班安息日不用上场的问题之后，他决定当个投手）；佐蒙·爱森司塔成为“查克”；而我选了“里德”这个名字（自从我的头发颜色变深成为浅棕色，便有了年代错置的感觉）我们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种族的荣誉感，我们用犹太球员的棒球卡作为奖励，如：柯尔·亚伯拉罕和山帝·考菲克斯。今天波罗公园种族意识的提高，反映在球员卡交易的转变上：哈西第教派的小孩子都搜集著名宗教领袖的卡片来代替棒球选手，比如波波夫和萨特马尔拉比。

我们为自己的强悍及在街头的精明而自豪。打斗是每天的活动，也是新来的人加入我们的入会仪式。所有的人都知道规矩：可以用拳头和脚踢，但是拉头发、挖眼睛和拿头撞击水泥却是被禁止的。虽然可以携带刀子、皮带和剃刀等工具“以防万一”但打斗时禁止使用。“以防万一”的意思是说，从比较富裕的地区来的意大利小孩，他们会不时入侵我们的地盘，有时我们会和他们在第四十六街的电影院那里打群架，那里就是罗马和耶路撒冷的边界，也就是纽乌特里希大街。宗教战争比任何一种战争都来得残忍凶险：你可能会受伤，虽然我不记得有比几道刀伤更严重的，可是有些人牙齿被打断了，还有个人被打得脑震荡。这种种族尊严的战争很少发生，但我们总是准备妥当，带着我们磨利了的守备军皮带扣，并将剃刀的刀片藏在皮夹中。这些被包装好了的剃刀片，不会比保险套更常派上用场，而后者我们也会带着，“以防万一”。

我们都属于“社区运动倶乐部”这是称呼帮派的委婉说法。我的帮派叫做沙克防卫队，而且我们都穿着法国沙特勒兹修道院的黑色夹克，我们学校不久就禁止穿着这衣服，这是我第一次被审査。无论如何，我们巧妙地回避这项禁令，我们把它们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的地下室，而在放学的时候才穿上。

在波罗公园，你常能从社区人们的眼中看到自己真实的地位。我差不多是在中间。我在运动上很好但并不特别突出，不过男性同辈中我相当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我打架的技巧高明而且言语犀利。但是我在学校可怕的成绩和行为，使父母们认为我十分差劲，还有些家庭对我下逐客令，以免我的恶行影响他们的孩子。（最近我帮一个以贿赂罪被起诉的人辩护，十分成功，那是其中一个母亲的亲戚，这时候我才有些被赏识的感觉。）因为我不可能从事医生和工程师的工作，所以附近的父母们总是告诉他们的女孩子，我是个没有未来的男生。

“生命之树”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经院大学的中学部就读，它离艾贝兹园只有三条街，很方便，那儿是我们的英雄窝，聚集着布鲁克林的逃亡者。我的高中学业能继续，全是因为我总是偷偷摸摸溜到逃亡者之家玩游戏：为了成为学校代表队而玩棒球（对我而言，代表队的意义就是帮派支系）还有定期竞选班上的千部和参与全校性的选举活动。我只有一个类似学院派的兴趣，那就是辩论，辩论和在街头打口水战很类似。在标准测验中我总会拿到好成绩，但是我的老师却认为我一定是考试作弊。我在全州举行的政治历史测验中拿到高分之后，我的老师叫我过去并严肃地跟我说话，他提醒我是一个“75分的学生”，我一直都是个“75分的学生”，所以我将会一直做个“75分的学生”。他建议我考虑去学个一技之长。

整个高中时期，我仍然继续恶作剧。有一次，一个老师罚我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我的朋友杰克·葛林菲尔德和我跑到顶楼去，我们用我的皮夹克、帽子和裤子填装物品做成假人。当我拿着假人站在屋顶边缘时，杰克跑下楼到班上去大叫说我在屋顶扬言要跳楼。老师跑到窗户旁，我就让假人掉下去。杰克尖声惊叫：“他跳了，他真的跳了！”老师的眼睛充满了惊吓和愧疚自责的神情。

又有一次，班上坐在我隔壁的家伙，把我运动袋中的护膝带拿出来高举着，并且把它丢到拉比身上。我的母亲会在我们所有的东西上绣上姓名，从手帕到棒球手套都有，所以当拉比在护膝上面发现犯人的名字时，他把我踢出了教室外。我的朋友杰克——他从未错过任何机会，警告拉比说我参加了“帮派”。当我到街上去时，我告诉两个来自贝德福大街的醉汉，如果他们到教室里去说：“德萧维奇派我们来”，那么他们就有免费的酒可以喝。当他们走进教室并说着台词时，杰克大声地说：“那就是德萧维奇的帮派同伙，我认得他们。”那个拉比吓得逃出门去。我被禁止活动了几个星期，而且每天坐在图书馆里阅读过期的《生活》杂志，这时每个人都非常地满意愉快，除了我蒙羞受辱的父母之外。

最后我终于从高中毕业了，虽然没什么学术上的荣誉，但得了个名声：“一个能言善道的聪明家伙。”毕业纪念册中对我的第一个描述颇为适当，他们说我“有韦伯斯特的嘴和克雷的头脑”。我妈叫他们改掉。因为我做了许多油嘴滑舌的糊涂事，校长建议我去做些“逞口舌之能但少用大脑的事”。他建议我去做律师，如果我可以完成学业的话。我妈为我填写布鲁克林学院的入学申请表，而在经过入学测验之后我注册进入文学院。突然我的兴趣来了，并且变成了好学生，我有着高度的学习欲望，希望能得到好成绩，以便进入一流的法学院。

即使在我总是做些不适当的行为使我的父母没面子的那段期间里，我的家庭生活仍是温暖而充满关爱的。席格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他17岁吋，他的母亲去世了，一年半之内，他的父亲娶了一个和席格从来没有相处过的女人。这个地区传言说，她常常严厉地责骂席格不成熟、没有责任感以及不愿意自力更生。家里气氛非常紧张，席格越来越多地躲到他喜爱的车子和机械零件中。他长得皮包骨头又不爱运动，朋友很少。他总是让他身边的人不舒服。

有一次，犹太人在纽约州北部举办露营活动，整个夏天，我的弟弟担任席格的营区辅导员。他记得席格是个阴沉无礼、诡计多端而且不合群的人，他一再地把他的科学天赋用来胡搞。有一次他把他自己的麦克风缠上金属线，并连接到营地的通讯系统，然后广播假消息，使得露营的人和辅导员全部陷入混乱与愤怒之中。高中之后，席格进入市立学院的市区校园念书。他读过好几个学校，包括纽约市社区大学、南加州大学，还有市立学院的上城学区。最后他以建筑系学士学位毕业。我记得听到席格加入犹太人防卫联盟时感到很奇怪，因为当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对犹太人的事情并不怎么活跃或热心。

“毎个犹太人都有0.22口径的手枪”因为就读耶鲁法学院，我离开了波罗公园，几年之后拉比梅尔·卡汉成立了犹太人防卫联盟。最初只是个犹太人自助性质的小团体，目的是为了保护年长的犹太人，避免受到邻近其他族群的流氓攻击，可是它的成员迅速增加，也逐渐地成为主张使用武力的团体。

开始时它关注地方事务。它保护有种族问题的学校里的犹太老师；它在曼哈顿的艾曼纽艾尔礼拜堂的门口设路障，防止黑人激进分子詹姆士·福曼来要钱；而一些年轻会员撂倒几个美国的纳粹分子，这些人举着“送犹太人进毒气室”的标语。

犹太人防卫联盟刚开始还颇有幽默感，它们在美国大联盟的出入口拉布条，要求“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伦敦警察队”都必须指定犹太棒球员的配额，以反应纽约地区在种族上的比例。

但地区性的幽默最后变成国际恐怖行动，犹太人防卫联盟把它的目标设定在：压迫犹太宗教人士及拒绝犹太移民的苏联；以阿战争的敌手，阿拉伯国家组织。它的工具和武器也快速地从无线电话机和示威标示牌扩大增强到来福枪和炸弹。为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祷告时，联盟正式通过它们的口号：“不可再犯。”坚定的犹太人防卫联盟成员宣称：每个犹太人都有一支手枪。

虽然卡汉拉比和他的联盟受到相当多的注意，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重要的犹太社区的支持。不过，无论如何它抓住了来自布鲁克林及皇后区中下阶层的年轻人的想法。他们把阅读来福枪使用手册和谈论犹太法典看成是犹太教的勇士行为，受到这种浪漫想法的激励，这些孩子（有些我曾见过，只有13岁）组成了热情而有纪律的小型军队。他们在卡兹其尔山上的夏令营接受半正规军的训练，不过那只是把来福枪的子弹打光罢了。比较健壮的小孩组成杂牌禁卫队，他们有个很适当的名字叫沙亚队，在希伯来文里是“动物”的意思。有科技兴趣的人组成后勤补给队，负责制造炸弹和其他武器。有些人则成为狙击手。

1969年，在犹太教的庆法节{6}假期里，席格因为朋友之邀加入联盟。在庆法节期间，所有犹太人会在街上跳舞庆祝。那年，波罗公园郊区在犹太教会外庆祝的人们，遭到附近小流氓的攻击。当攻击的消息传到波罗公园时，犹太人防卫联盟马上集合一些小孩子准备战斗，席格的一个朋友被召集，席格也跟着去了。当他看见无助受伤的人满脸是血的模样之后（伤者大部分是比较年长的）席格决定加入联盟。其他年轻人也在相同的经验之后加入这个组织。有个年轻人说：“过去你打一个犹太人，他会把另一边的脸颊给你。现在如果你打一个犹太人，你将会被揍回来。”当我回到波罗公园探望我的家人时，犹太人防卫联盟暴力的“话题”常是我们谈论的内容。每个人对卡汉和跟随他的那些犹太少年们的感觉都很强烈：有的人钦佩他们，有的人轻视他们。但是，即使在那些贬损他们的人之中，我仍察觉到一点暗地里的自豪。

1970年，在波罗公园竞选活动的一场政党集会中，我介绍民主党副州长候选人巴西尔·帕特森。帕特森是个黑人，犹太人防卫联盟派出进行抗议的特遣队，带着种族歧视的标语对他讥笑不已。当集会结束，我还留下来试着向这些小孩讲述什么是种族歧视，什么是礼貌尊重，但他们听不下去。他们开始推挤，最后我只好叫警察来把我救出去。

当联盟越来越好战和俄裔美国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时，联盟成员声称要在几个苏联的公共设施中放置爆炸物，要在苏联的外交人员身上打穿几个窟窿，还要恐吓、绑架和谋杀。悲剧似乎不可避免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悲剧竟是发生在一个手无寸铁、无辜的犹太女性身上，她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攻击她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理由攻击她。

对席格的拘捕和控诉是在1972年6月16日，理由是致爱丽丝·康妮斯之死。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长期的作战伙伴：斯图尔特·科恩和谢尔顿·戴维斯。

斯图尔特·科恩第一次遇到卡汉拉比，是在皇后区犹太正教会高中的犹太哲学课程中。科恩很快成为卡汉的信徒。虽然人很安静又长得矮小，可是在卡兹其尔夏季训练营中，他成为队长，他是卡汉拉比思想的发言人，也是联盟内部的灵魂人物。

戴维斯则来自不同的背景。遇到卡汉拉比之前，他对犹太传统没多少热情。他是皇后区牙买加高中的理科班优等生，当他遇见卡汉拉比而被卡汉说服为犹太人防卫联盟奉献他的科学天赋时，他才开始真的考虑从事军人的工作。

依照法律这3名人犯将被执行死刑。这些年轻的狂热信徒是自1953年罗森堡夫妇间谍案以来第一次在纽约面对电椅的联邦被吿。{7}

你是自己人

我的老邻居马堤·埃利法特通过电话对我说明案情。现在回到他的问题来，我到底要不要做席格的辩护律师？

那时我从未真正接过任何案子，我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就担任法官助理，然后到哈佛法学院去教书。虽然我曾经对一些案子表明法律见解，也在几件上诉案中辩论过，但这次是大不相同的：我被要求担任一个我认识的杀人嫌疑犯的诉讼代理人。

我如何能将这么复杂的杀人案件作为第一次的辩护经验？ 但是我又如何能拒绝一个我认识的涉案人？为什么我一定要为几年前攻击我的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不良少年们打官司？可是，难道犹太人的不良少年们就没有找辩护律师的权利？而他们找不到其他比较有经验，或至少比较有同情心的律师吗？那听起来很像是件杀人案，而不是人权案件。但是，埃利法特提到其中有窃听、非法搜索、侵扰和其他侵害人权的问题。我怎么可以拒绝在这个如此令人兴奋和真实的事件中，试验我在课堂上的理论的大好机会呢？

当这些问题在我心中打转的时候，我却听见自己在回答马堤·埃利法特。不，我不能代表席格，因为我那年的教书规划是要经常往返剑桥和纽约，所以很困难；不过我会介绍一个很棒的纽约律师来接这个案子，而我也可以提供宪法方面的咨闻服务。

我安排了一趟从怀俄明到纽约的行程，并开始寻找可以代表席格的律师。我认识很多律师，他们愿意为各式暴力激进的案件打官司，即使他们并不同意这种行为方式。所以我预料我可以说服其中任何一个律师，请他们帮助犹太反动分子面对杀人控诉。但是整个城市给我的回答竟然都一样：“为什么我要代表这些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策略的凶手？”我反驳说，他们其实也会帮一些他们并不认同的左翼革命家打官司，比如黑豹党、气象员派地下武装成员以及“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这些律师却很快地提出差别在哪里。几个律师声称当他们代表或帮助黑豹党辩护时，没有人会指控他们赞同这些人的行为或方式，但是当一个犹太律师代表犹太团体时，可能就会被指为是政治性的协议。一些人权律师否认这个案子会有什么人权的问题，但是舆论都公认他们对人权的问题非常敏锐，尤其如果被告是左派人士的话。

最后我还是无法找到可以解救席格的好律师以实现我的承诺。我建议埃利法特可以寻求法律援助或要求公共服务事务部指定一位免费的辩护人。他回答说犹太人防卫联盟不相信外面的人，他们不会接受政府出钱请的律师。他们相信我是因为我是“自己人”波罗公园的渊源是个重要的保证，因为我绝对不会像其他律师那样反对他们。

于是在经过更多的刺激以及沉思之后，我决定接受这个案子担任席格的律师。这个决定，或者是它现在对我的意义，是在很复杂的动机下做成的：罪恶感、自我、兴奋、维护公民自由的使命感、宗教的忠诚、狭隘的地域观念，还有可能下意识地想讨好我的家人。那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个决定会改变我的一生。这使我可能被撤销律师资格或遭到攻击，一些朋友或家庭开始反对我，而我的律师事业也进入完全无法预期的新方向。

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做了决定之后，到底应该从哪里下手，我是一无所知。学校里不教你这种东西。（现在我试着教了。）结果我去找了一个我早期的学生——哈维·希维格，他在波士顿当了4年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劝我绝对不要单独承接这样的案子，他还很委婉地提醒我，我可能还不知道联邦法院怎么运作，而且我也没有准备提出预审申请和其他技术性程序的经验。于是角色逆转，在这个案子中他变成我的老师。我很愿意当学生，于是我们开始进入准备辩护的辛苦工作。

1972年的夏天，我们和席格、其他两个共同被告以及他们的律师见了几次面，一起开会商讨策略。被告们向我们保证他们是无辜的，而炸弹是另一个犹太人的好战团体制造的，那个团体叫贝塔（他们的英雄是那时以色列议会的少数派领导者莫纳罕·贝京）。

我们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宪法上高唱“无罪推定”的论调，但是聪明的辩护律师总是会推定他的当事人有罪，至少是作为工作的前提。我假设这3个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被告都是有罪的，并依此行事。

经过整个夏天的计划，9月8日，我们在第一次开庭时提出预审的申请。这个审判被分派给阿诺·包曼，他是由尼克松总统任命的新任法官。

包曼在58岁被任命之前，担任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他为公众服务，也曾自己执业。在经济大萧条结束时，他在纽约地方检察署工作，由托马斯·杜威带领调查组织犯罪。二次大战时，他参加海军，担任指挥官参谋。在他的法律事业中，他仍带着军人气质，有时显得过于专横傲慢，和乔治·史考特在《巴顿将军》里的角色极为相似。离开海军之后，他自己开业，过了几年，再度成为检察官，这次他是担任联邦检察署刑事庭的首席检察官。之后他又自己执业，此时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刑事律师，专门为白人被告辩护。

他是个聪明、专制而且毫无幽默感的法官。因为他也做过检察官，所以他始终提醒被告律师他的“最高原则”，这是他从美国检察署早期同僚那里学来的，也传承给后来的人。包曼提示他们（有时是用命令的方式）要表现出相当尊敬的样子；他向我们保证，这并非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对这个他所代表的体制。真的，他常把自己称做“本庭”好像变了个戏法，想象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穿上了阴沉的黑色法袍似的。他常夸耀说“本庭”从未被上诉法院撤销过判决。

律师们在上午9点45分进入了审判室，准备10点开始的审判。10点3分，包曼法官高坐法官席开始问案。他用学校老师评分时的声调说：“各位先生，我的庭是在10点开始的，并不是10点15分。我希望在现在或所有的程序中，在这次或其他案子中，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当事人都要了解这点。”然后是介绍每个律师。斯图尔特·科恩的主要辩护人是斯洛特·加龙省尼克，一个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帮乔·可伦波打过官司，乔是所谓的犯罪组织老大，他在“美国意大利人民权联盟”的一场集会中被射杀。斯洛特·加龙省尼克十分老练而且说话快速，还穿着闪闪发光的套装；但他不仅仅是个话匣子而已，他还是个能干、勤奋和成功的诉讼律师。他的华丽装扮不是取代他的法律天赋，而是要让这天赋更添光彩。

戴维斯的律师是瑞朋，他是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卡汉拉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瑞朋律师的专长是遗产管理。（每当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被告制造麻烦吋，他总会对我说：“我的当事人只要说谎就好；他们不用抱怨，他们在世上有的是时间。”）瑞朋在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角色和所受的训练是担任刑事辩护律师；他参与大部分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审判，不论是作为辩护人或被告。政府机关不大高兴瑞朋担任被告的辩护人，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共犯。不过瑞朋仍继续参与。

首席检察官是亨利·帕索三世，年轻聪明的美国助理检察官，他的父亲是美国最高法院书记官。他长得矮胖，性情温和而有趣，大家都叫他彼得，与传统保守的检察官模样并不相合。

他的助理约瑟夫·杰夫则与他不同，十足是个检察官的模样：高大、黑肤色、十分阳刚，总是阴沉无礼、不大说话而且满脸怀疑。约瑟夫总看见所有事情的黑暗面而且不断地威胁人。（他后来做了沙利文县的地方检察官，那里有波绪贝尔特旅馆，席格和我十几岁的时候都曾在那里工作过。）

包曼法官、被告们、辩护律师以及检察官们全部都是犹太人。很多观察家马上拿本案来和罗森堡案相比，因为在罗森堡案中所有成员也都是犹太人。还有个更显着的相似之处：上诉法庭的预审法官竟是罗森堡案的承办法官。

介绍完毕，包曼法官说，在他36年的法律生涯中，这是个严肃而重要的案子，他会把他当个死刑案件来处理，虽然他不认为被告最后会被判死刑。（几个月前，最高法院就“福曼诉佐治亚州”案裁定，现存大部分的死刑条文可能都是违宪的。）

听审的过程中，我提了个有点令人困窘的动议。我提出质疑，认为官方可能从潜伏在防卫联盟里的卧底获得“哈洛克案”和“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案”的犯罪情报，而政府不想让这个密探曝光。我认为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他可能听到辩方团队的诉讼策略机密。这个质疑或许是因为检察官神秘的回答而起的：“我们知道相关判例……而被告在适当的时候会有他们的对策。”在这样神秘的字眼里隐藏着事实的真相，可是那时没人注意到其中的暗示。

接下来的几周都在进行困难的调查工作。我阅读了有关炸弹及军备的资料，了解到把硝酸钾和糖混合的结果（回溯并重建哈洛克爆炸案的场景）我请教武器专家，试图证明引爆装置不会构成法律上的“爆炸物”，

寻找告密者

这几周，我越来越觉得在犹太人防卫联盟中一定有告密者或卧底的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政府总会在组织中设一只“鼹鼠”（长期卧底的间谍）——这是处理颠覆性团体的惯例。但是犹太人防卫联盟并非这么容易潜入，他们的特色是组织严密、清一色的犹太人、仇视且排外，只从几个地区产生成员。早期联盟就曾成功査出官方派来卧底的犹太裔警察。其实，看穿瑞奇·罗森塔尔的伪装并揭发他是个警察，一点也不花时间。瑞奇身上有明显且华丽的文身图样，传统的犹太人并不会在身上刺青，这证明他绝不是来自波罗公园。官方的其他努力也都失败了，主要可能是因为在警员及联邦调查员中缺乏犹太人的缘故。

接下来几周，官方的态度更让我确信有告密者。他们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指纹证据，却表现得非常有自信。

我突然有个可怕的念头。告密者会不会就是这三个被告之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官方不试着和任何被告达成协议。会不会他们根本不需要协议，因为被告之一本身就已经是告密者？

刚开始这个想法似乎很荒谬。三个被告加入防卫联盟的时间都很久了；他们都不是警察，这我们当然都清楚；他们不但彼此从小就认识，甚至是生死之交。此外，根据波罗公园的信条（我非常了解这个信条）背叛和告密者比任何犯罪都要罪大恶极。真的，18岁的犹太正教会信徒每天都要读三遍祈祷文，其中有一句就是：告密者无论在这个世界或来世都不会得到救赎。

我开始重新检査所有的基本资料。到底哪个被告最可疑？ 我四处调査，并详细追问过去失败的计划。我仔细审阅以前的起诉状，包括州的和联邦的，注意到其中有个被告在许多起诉书上都出现过。我尽可能分析这些案子：包括证据的性质是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如何引起警察的注意；案件如何终结等等。我发现和这个“嫌犯”有关的起诉书有个共同之处：他所涉及的罪名都很神秘地被解决了，没有明显的线索或证人。每件案子都可能有个告密者。在我完成业余的侦探工作后，我要开始测试了。

在住棚节{8}的前一天，我拿起剑桥家里的电话，这是我法律生涯中最痛苦的一个电话。“我已经知道你是告密者了，”我告诉电话那一端的人。他开始只是沉默，接着开始啜泣，然后是更长的沉默。

“感谢上帝，你知道了，”席格最后轻声地说，“我大概有一百次想要告诉你，但我想你会恨我而且唾弃我。请你帮助我脱离这泥淖吧。”他一点也没错！我最初的反应确实是怒不可遏。我真的痛恨他而且恨不得把他踢得远远的，然后脱离这个案子，让他自己去想办法。可是毕竟当我答应成为他的律师时，我接下了他的案子，是要我保护的同胞，波罗公园的故人，老邻居的孩子，而不是线人。可是我怎么能再信任席格呢？几个月来，他欺骗我和我的同事，使我们相信他是个杀人犯，而他却是为政府工作，他很有可能把我们策略的细节都报告给检察官。我在心里迅速回想一遍，我是否曾对他说过什么不想让官方知道的事情。我想到几个月来，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而且是无法补偿的时间，想尽办法为这个杀人犯辩护，可是他竟然早就知道他根本不会面对死刑。（我有了个自私的想法，如果这段时间都要他支付诉讼费用，说不定他会早一点告诉我，这样就不必花这些冤枉钱了。）

我透过电话对席格大吼：“天杀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你惟一的律师啊！”他温和地回答我：“我不相信你不会告诉其他防卫联盟的律师。”尽管我非常生气，也不得不同意他的解释。既然是防卫联盟的律师马堤·埃利法特介绍我接这个案子，席格实在没有理由认为我和其他人有何不同。于是我向他保证，当我代表一个当事人，这名当事人就会是我惟一关心的人，所以我不会把秘密透露给其他律师，除非我的当事人要我这么做。

我问席格他为政府工作多久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我并没有为他们工作。他们强迫我给他们消息。他们威胁我，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会杀了我，而且他们承诺绝不会让我做出不利于我的朋友的证词。现在他们要我在哈洛克的案子中指证科恩和戴维斯。我不想这样做。他们可以强迫我吗？我该怎么办？”我还是很想扔下他不管。但我同意在作出最后决定前私底下见他一面，给他个机会，让他道出事情的始末。我们同意第二天在布鲁克林见面。

几分钟之内，我打电话给希维格，然后告诉他这件事。希维格大吃一惊，但还是态度十分强硬地说：“我们必须放弃这个案子。我不为政府做事。我也不为告密者辩护。让政府给他找个律师。他是他们的人。”我对希维格解释说，这个案子其实要复杂得多，席格说他是被胁迫成为告密者的，如果是这样，他的权利可能已经被侵害了。希维格并不相信。“每个告密者都有借口，”他说，“但是我的工作并不是让官方的案子变得简单。”最后希维格勉强同意，不论我如何决定，他都会支持我，但是如果席格成为检方的证人，他自己是不会参与本案的。我们同意让席格知道希维格的态度，以免对他有影响。而对我而言，不论席格要不要为官方作证，都不会是我决定是否继续担任他的律师所考虑的因素。

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回想起在我准备这个案子时，我去拜访我的弟弟，他是位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我们讨论到可能有告密者的时候，我的弟弟开玩笑说：“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的当事人？”我以老大哥的态度对他保证说，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提醒我说他比我了解席格，因为他当过他的营队辅导员。“那家伙全身上下都是麻烦，他很阴鸷且不合群，而且无论你对他怎么好，他都不会忠实回报你。你要提防他。”当我想要揭发告密行为时，我完全把这段谈话给忘了。我想要打电话给我的弟弟，赞美他的真知灼见，但是我还是不想侵犯席格的隐私权，即使是对我自己的弟弟。

我还很困窘地想到，我曾在包曼法官的法庭上申请要控告侵害我当事人权益的告密者。坐在东方巴士上，我怀疑在我提出申请时，包曼法官会不会早已经知道我尴尬的处境。

当希维格和我到达纽约时，我们和席格在布鲁克林一家清静的咖啡厅碰面。我们告诉他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最好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相，如果他说谎或再次让我们误解，我们之间就完了。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件事。

席格的故事

席格告诉我们，在1969年，他加入防卫联盟之后，开始在波罗公园的总部闲晃，总部是个指挥所，也是个社交俱乐部。因为席格对电子很在行，所以他被分派到兵工补给队，在那儿他制作出各种炸弹：烟雾弹、燃烧弹、爆破弹，并因而在同辈之中赢得尊敬。这是他第一次交到朋友，而且似乎还变成英雄。

在他的崇拜者当中，有个美丽的小姐，她有一头金发和水蓝色的眼睛，名叫朵娃·凯斯勒，她的家庭很完整，有爸爸、妈妈和兄弟们，都是支持使用武力的防卫联盟的活跃分子。一场罗曼史从此开始。受凯斯勒家人好战习性的鼓舞，席格越来越积极地投入防卫联盟的作战计划和行动。

1971年，席格执行他的第一个重要计划。负责苏联对美贸易的安托大楼位于曼哈顿，在下午5时30分，建造大楼的首席工程师接到一个电话，宣称该大楼即将被炸毁。这个电话以防卫联盟的口号做结束：“不可再犯。”几分钟之内，所有人都被疏散，大楼被清场并且用警戒线把这个地区围起来；数十名警察到来，包括探长西德门，还有好几个高级警官。一枚炸弹爆炸了；另一枚在爆炸前几秒钟被拆除，探长、情报局长和勘验组长都离这个装置只有几步之遥。从死神掠过身边的恐惧中醒过来以后，这些警官得到了意外的礼物：这是他们第一次取得防卫联盟完好的没有引爆的炸弹。它是由几个都彭公司出产的红色炸药棒所组成，棒上绕着金属线和电池，这个炸弹最后连接到厨房的定时器，上面有麦昆塔的商标。

有了这样有利的调查工具，警察打算把制造炸弹的人找出来。他们指派一个来自爆破小组的侦察队追踪各个零件的来源。这个小组带头的是个老练的爆破专家，名叫山度·帕罗拉。除了他对炸弹的经验外，就这个工作而言，帕罗拉还有个非常重要的资格：在爆破小组中他是惟一在波罗公园长大的刑警。他对参加防卫联盟的孩子十分熟悉。

帕罗拉在波罗公园的意大利区长大，靠近第六十街和第十—大街的地方。他比我大几岁。他的父亲从意大利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然后搬到波罗公园，在鞋店担任店员。像席格和我一样，山度也曾经是个麻烦人物。他是个恶名昭彰的街头战士，山度（或者山姆，大家都这样叫他）痛恨学校，不管是商业学校还是他爸爸叫他去念的教区学校。但是他很受欢迎，他很擅长玩波罗公园的街头游戏。“我是两个下水道的男人，”有一次在法庭的中场休息时，他对我吹墟。我告诉他，我是个最多只有一个半下水道的男人，对他当然印象深刻。（希维格在新泽西州长大，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他竟然问我们有两个下水道的男人是否就是做贼的意思。）

虽然山姆在“罗马”的边境长大，他还是有很多来自他所谓的“犹太城”的朋友。“聪明的小孩都去上大学了，可是还有一些人想成为好汉，所以他们和我们一起鬼混并且穿打着褶子的裤子，把烟盒夹在卷起来的袖子内，还系着一条驻军皮带。几乎是这样的，拥有意大利的好朋友，使犹太小孩感觉比较强悍；另一方面，如果意大利的小孩有个犹太朋友，会使他显得聪明一些。”山姆了解这个共生关系，而这种了解在他对待席格和我时扮演了重要角色。

学校毕业之后，帕罗拉入伍当战地工兵。后来他在爆破及电子配线部门做事。但他的最爱是警察的工作，他在25岁时加入。他在刑警中的升迁迅速，27岁时就已经受到高度重视。他在35岁时便负责调查纽约市所有主要的炸弹事件。他的成就非凡。

现在他的工作是去找出把这些零件带进大楼组装炸弹的人。既然炸药和电池是那种很容易就买得到的，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麦昆塔定时器，这东西只有“谢客家电”中才有，“谢客家电”是连锁电器行。仔细检查最近的售货单，帕罗拉发现一张1971年4月10号的账单（正好是安托大楼爆炸案的前一天）单子上包括两个麦昆塔定时器和一包铜线。交易是在“谢客家电”在波罗公园分店进行的，正巧就在防卫联盟总部附近的街角。顾客的名字是“费德曼”他的地址是第八大街6136号。帕罗拉找过这个地址，但是没有这个人。他回到商店，掏出他的名片给经理，并且要他睁大眼睛注意“费德曼”这个人。

几周之内，兴奋的经理来电话：“费德曼”刚刚在店里，他买了一些铜线、电池和电线胶布。经理还注意到费德曼的车牌号码。在迅速查对后找到车子，一部黄色的瑞典富豪汽车，登记在艾尔文·席格的名下。

席格很快就注意到，有两个便衣刑警坐在破烂的通用汽车里跟踪他。席格来个不予理会，让他们继续跟踪。不过他开始对他们照相。有一次他还到派出所去填了申诉单，表示被不明人士跟踪。另一次他叫住一个正在巡逻的警员，并声称他被两名歹徒紧追不放。穿着制服的警员把便衣刑警拉出车外，并且质问穿便服的帕罗拉要求证明身份。席格因此沾沾自喜。

1971年6月4日上午，这天席格从市立学院毕业，他开着黄色富豪汽车，旁边坐着另一个防卫联盟的成员艾泽·丹齐格。那天他们被一个叫杰瑞米·霍华德的警探跟踪。好像基思顿·考普斯的电影情节一样：当车子遇到红灯停下，席格便跳下车来对着尾随他的人快拍几张照片。在曼哈顿街上绕了一段路之后，席格开进市中心的停车场停车。霍华德也开了进去，而且在没有取得搜查证的情况之下搜查这辆富豪轿车，并且发现许多定时器、电线、电池和火药。当席格和丹齐格回到停车场时，他们被逮捕了，并且以持有爆炸物的罪名被起诉。黄色富豪汽车原是席格的骄傲和娱乐工具，现在却被扣住当做证据。

现在席格和丹齐格是安托炸弹事件的嫌犯。但是警察的心里想的可不只是这样。他们最需要的是一扇窗子，可以用来透视防卫联盟高深莫测的委员会。帕罗拉受到指示，要以证据为工具，促使嫌犯“弃暗投明”，如此警察就可以得到极度向往的防卫联盟计划的讯息。

其实帕罗拉从没见过席格或是丹齐格，所以他很难开始这个实在不让人羡慕的工作。他努力地想找出最好的方法，而他所能知道的，就是关于每个嫌疑犯的背景和兴趣。作为波罗公园的小孩，帕罗拉已经知道很多有关这里和附近的人们如何来往的事，席格和丹齐格就是这样长大的。他知道忠诚的道理和告密者的耻辱；他知道许多犹太人因为大屠杀时置身事外而感到歉疚；他也知道他们对于苏联犹太人有很深的同情心；他还知道犹太人对暴力既爱又恨的感情。

在研究过两个嫌疑犯的背景资料后，帕罗拉决定集中全力对付席格。他知道席格才被保释出来，而他整个夏天都在卡兹其尔山的犹太避暑旅馆中当水电工。（那个旅馆和我有很深的渊源：我的两个叔叔小时候在那里工作，而我自己也在那里度过一些时日。）帕罗拉打电话给席格，说要谈谈车子的事。而席格对他的宝贝车子能否拿回来非常紧张，他同意在离那家旅馆几里外的废弃村落和警探见面。帕罗拉就在约定的地点见到席格，他们便开始了上百次秘密谈话中的第一次。

帕罗拉一开始就表示出对苏联犹太人的同情和对苏联人的不屑。然后他问席格是否听说过亚伯·西德门。席格摇了摇头。“你他妈的应该知道！”帕罗拉吼着说，“他是你们的人，而你差点把他妈的头给轰掉。”席格缩着脖子耸着肩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帕罗拉告诉他爆炸案几乎炸死探长的事。“这些家伙拼命要破你的案，而且他们会的，除非你把知道的告诉我们。”席格不为所动。“你们这些人一定以为我是个笨蛋。我才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事呢。”帕罗拉转过身去打开他的车箱。当他拿起一把铁铲时，席格不解地看着他。“你拿那个要做什么，”席格问道，“为犹太人种树？”帕罗拉没有笑。“不，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我们是要把你埋起来，”他说，并举起铁铲作势威胁要砍席格的头。“这事我们常对烟毒犯做，不然你以为我们怎样让他们从街上消失？绝不是经由法院审判，我可以跟你打赌。有很多的毒犯，就被埋在黑人区的空地上。”席格吓得向后退。“等一下，”他说，似乎已不再聪明了，“我们可以谈一谈。”帕罗拉对席格说，官方打算要他顶起爆炸案的所有罪名，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供关于防卫联盟未来工作计划的消息。他说警察对人名没有兴趣他们只想得到足够的讯息，以防止任何的屠杀行动。接着帕罗拉提到席格的哥哥，富豪汽车登记在他名下，车上藏匿的爆炸物可能会使他也涉入本案，除非席格可以提供一些消息。帕罗拉还说会帮席格把富豪汽车拿回来。

席格答应考虑看看。帕罗拉说如果他决定合作，他会给他一个直拨给他本人的电话号码。席格使用的代号叫安杰洛，而帕罗拉则改称史蒂夫·霍洛维兹。

两天后，帕罗拉设法把车子归还，“安杰洛”打了那个特别的电话给“史蒂夫·霍洛维兹”“有一些人，”席格小声地对话筒说着：“计划在长岛格林库夫的苏联大楼里装置炸弹。”没有多说一句话，席格将电话挂上。炸弹小组迅速前往处理，于是未爆的炸弹被顺利地拆解了。帕罗拉很高兴。几个礼拜以来，他不断跟踪防卫联盟和席格，想要抓到那只“真正的金丝雀”。现在他得到了回报。但是照料金丝雀是非常麻烦的。提供情报之后的好几个礼拜，金丝雀拒绝再唱歌。对他而言，这已经还了人情：他拿到他的富豪汽车，为了回报，他也帮助警察阻止了一桩重大的爆炸事件。他已经不亏欠帕罗拉了。

帕罗拉必须走下一着棋。席格必须继续通风报信，他必须提供人名和消息。帕罗拉不断提醒席格，他在安托炸弹案中必须面对20年的徒刑。“你知道服刑期间你是不可能吃上一顿好的，而且更惨的是，你根本不能和人上床，至少是不能和女人。”席格吓坏了。帕罗拉继续提醒他，在车上发现的东西和安托炸弹案所使用的完全吻合，这可是他犯罪的“技术证据”。

席格不知怎么办，也似乎无法回头。在安托爆炸案里，他有个律师，那是防卫联盟本部随意派给被捕的成员的。席格不能告诉联盟的律师他和帕罗拉谈话的事，因为他害怕联盟知道他的背叛。他也不能告诉他的女朋友朵娃，她对联盟的忠贞甚至超过对席格的爱。席格极渴望和朵娃快快结婚，而他很淸楚如果她发现他告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席格觉得陷入了帕罗拉收紧的圈套里：除非将人名说出来，否则检察官就会加罪于他，拖累他的哥哥，揭发他是个告密者，并且把车子拿回去。席格只好投降：他想得到保证，如果他指认他的朋友的话，联盟中是否会有人知道是他告的密。帕罗拉满足了他的要求。“我以我自己小孩的性命作担保，”他很郑重地保证。帕罗拉甚至还骗他说，他根本不会举证证明席格曾经对他说过什么。“我们还没有宣读你的权利，不是吗？你知道‘米兰达警语’的。如果我们没有宣读你的权利，我们就不能拿你对我们说过的任何事当做证据。”最后，在8月的某个夜晚，席格和帕罗拉坐在西线高速公路下的车子里，席格同意说出一切。他们走进爆炸物调查队废弃的办公室，席格紧张地说出他如何设计安托和格林库夫爆炸案。他指出有哪些人参与组装炸弹、安置炸弹和打电话。

帕罗拉建议席格跟起诉安托案和格林库夫爆炸案的检察官见面，他是纽约东区的联邦助理检察官托马司·帕特森。这些案子在西区的地方法院审理，它的管辖范围包括布鲁克林和长岛，因为炸弹是在布鲁克林制造而格林库夫位于长岛。席格没有律师陪同，帕特森向他保证在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中不会起诉他。但他告诉他还是得把他列名在起诉书的被告栏上，而且也要逮捕他，但这都是为了掩护他。席格要求白纸黑字的证明，帕特森同意开列证明并交由帕罗拉保存。很快地，他在美国司法部的官方用笺上写了几个潦草的字，然后用信封袋封好交给帕罗拉：

美国检察署兹同意谢尔顿。席格先生的请求，免除他安托案和格林库夫案中的罪责。

席格在秘密大陪审团面前为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作证。第二天，联邦大陪审团就以炸弹事件起诉席格和另外6个被告。他们都被逮捕了，包括“羞于见人”的被告谢尔顿·席格。

起诉后几个星期，有个狙击手用高性能的来福枪，对着靠近曼哈顿公园大街的联合国苏联代表的房间射了4枪，差一点就打中睡在床上的4个小孩。凶器来福枪在对街杭特大学的通风管内被找到，是一把口径0.243雷米通，还装有昂贵的望远镜瞄准器。这似乎并不是故意没打中的，不过这次没有预先的警告。

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夜半时分被召入克里姆林宫内，而且受到严厉的指责。派到联合国的苏联大使则批评美国政府对“犹太流氓”的暴行完全无法遏阻。还有人主张联合国应该离开有犹太人的纽约市。反对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市长约翰·林德赛，竟然也被批评为以色列的支持者。还好狙击手枪法太不准，没有造成全面的外交灾难。帕罗拉收到指示，必须要让席格指出狙击手是谁。来自国际及国内的压力都非常大，警察必须逮捕凶手。

“史蒂夫·霍洛维兹”打电话给“安杰洛”但席格不感兴趣。帕罗拉的命令是直接来自督察，起初只是含糊的暗示，到后来却很具体了：席格还是会因为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被审判，尽管有免罪的证明。他还告诉席格，免罪与否是视他于审判中对其他被告指证的意愿而定。席格开始惶恐了起来。他到底该如何选择，被审判还是被揭发告密者的身份？帕罗拉承诺绝不会让他做这么恐怖的选择，这事绝对不会让他的朋友发现。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竟然笨到去相信帕罗拉。警察只是在耍他，让他越陷越深，直到没有人可以帮助他——除了他们之外。他很痛苦地学到了政府是如何利用告密者来玩一场必死的审判游戏，而这经常是这个城市惟一的游戏方式，侦破重大案件的惟一方式。

政府把陷阱的盖子盖上。席格无处可逃，没有人可以帮他，除了帕罗拉之外。最后他有了个灵感。他将希望寄托在他生命中最值得信赖的东西——他的科学天赋。他设计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装置，将他和官方当局的对话录下来。他把录音机放置在车子前座底下，并连接到驾驶座的踏板下，使席格的长脚可以控制它的开关。这样他就可以把他和帕罗拉、帕特森的对话录下好几个小时来。

录音带的故事

我对席格的故事充满疑问，直到他对我说到录音带的事。故事大部分听起来都像是他为自己见不得人的行为的合理化说辞。告密者声称他们被威胁、被欺骗，甚至被折磨，这是很平常的说辞。再者，我很确定即使席格的说法属实，法官也不会当着警察和检察官的面，接受这样的翻供。所以当席格和我提到有录音时，我希望可以尽快听听看。他跟我说因为那些录音带被丢在后车箱好几个月，恐怕不能听了。我问席格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席格说没有。我要他不能告诉任何人。

席格拿出几个被水浸过、快烂掉的卡带。我们有点惶恐地把它放进机器中开始播放。在静电干扰、咕噜声和咒骂声中，我们听到对话，真是悦耳啊。

这些卡带现在在我手上，这是我最独特的收藏品（也是无价的教学教材）让我知道官方用什么伎俩来获得告密者不愿说出的消息，这可能是惟一存在的用秘密手段获得的录音记录。{9}

录音的开始就谈到一周前发生的苏联领事馆枪击事件。（致命的哈洛克炸弹事件则是在3个月之后发生的。）席格知道正在录音，话说得很少。

帕罗拉：我们只要那个王八蛋的名字。他们不会对你怎样，我不可能把你抖出来，我不会的。我只想知道这件事，之后你什么也不用告诉我，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席格：不知道。

帕罗拉：天杀的。你别给我这种混账答案，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你听到我说的吗？因为我只要这个肮脏的王八蛋，就他妈的帮我一个忙而已。我告诉你，我不会伤害这个家伙的，我不会对涉案的人做什么的。我可能会把他们抓起来，我可能会搞得他们不太舒服，可是只是这样而已，我不会利用你。我会让这些混账家伙吃不消，只是让他们吃不消而已。可是我要知道是谁，我要去把他们抓起来，我会搞定一切，但是我不会说出消息来源的，我不会提到你的，我不会。如果我可以拿到他妈的一点点的消息的话，我不是说一定要正确的人名，但可不能是他妈的冒名顶替的。

席格：哦。

帕罗拉：只要给我个美妙的名字，我就又可以调到市中心去。嗯，如此一来我还可能高升呢……我有可能会进行逮捕，我可能会搞得他不舒服，可是我绝对不会去证明。你只需要帮我这个忙，我会回报你的。

席格：我如果帮你，你又无法回报我，那你打算怎么办？

帕罗拉：这可说不定，席格，说不定。想想看，搞不好哪一天你会需要帮忙呢？……5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你可能就需要他妈的一个忙。你可能正需要帮忙，而你看，我就是那个人。除了杀人以外的事，不过也看你要杀的是什么人。

这种残忍的话题充斥在帕罗拉要求合作的恳求之中。他从不直接了当讲明白，有时还半开着玩笑。不过确实是的，他好像随时在提醒席格车箱中有把铁铲，迫使席格要开口说话。

谈着谈着，他告诉席格他如何处理那些和他玩游戏的人。

帕罗拉：我会喝得他妈的有点醉，然后向他施点压力。我会搞得他吃不消，而不是做个好人。

有时威胁也是直接加在席格身上。

帕罗拉：…你不会因为任何罪名而坐牢。而且…… 如果你说是我说的，我会否认，我会在某个他妈的夜里遇见你，然后会开卡车碾过你。你……如果出卖我，我会轰了他妈的你的脑袋，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如果你不帮我，你对我就他妈的没有任何好处，席格，我下次见到你就会把你碾过去……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你他妈的别跟我玩花样。

但是私人“帮忙”的要求和威胁似乎都起不了作用。既然席格相信在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中安全无虞，他就没有必要给帕罗拉更多消息而使他的朋友陷入危险——还有，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因此，席格难免对那张免罪证明信心动摇。

席格感觉到需要法律上的建议，于是告诉帕罗拉，他可能需要和律师谈谈。帕罗拉阻止他，而且还提供他所需要的建议。以下就是帕罗拉在法律上的建议，如果席格拒绝泄漏狙击手的名字：

帕罗拉：你也会被起诉，你脱不了千系，而且你会更惨，因为他们会把所有的罪名都加到你身上。如果他们知道你有罪的话，他们会把所有的罪名加在你身上。别以为他们不会撤回他们的证明书。

帕罗拉也暗示，如果席格因为不愿继续提供消息而失去卧底的价值，他可能会被迫在庭讯时作证。

帕罗拉：你怎么对那些人说，你是迫不得已才出来作证的，不是吗？

席格：除非我知道我不是。

帕罗拉：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让联邦法官相信你真的是自愿作证的？你想我没有办法改变法官他妈的想法吗？ 嘿，当我作证时，我可不会是坐在这车上的同一个人。

席格：我也不是。

帕罗拉：这我可不敢说。

席格开始紧张，害怕公开作证时身份被揭露。

席格：如果我上法院会发生什么事，你说他承诺免除罪责而他并没有真的免我的罪，怎么办？

帕罗拉：我不会改变我的口供来配合任何人。只要我说出实情，就没人可以帮你。我不打算说谎。我知道他们大概会要我做什么，不过我不会照着做。

席格想到帕罗拉早先曾告诉他一个有效的技巧，因为帕罗拉并没有对席格宣读他的权利，所以他对帕罗拉说的话无法作为证据。

席格：你告诉帕特森了没，你会坐上证人席，说你根本没有，呃，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宣读我的权利？

帕罗拉：我说过吗？当然是的。

席格：你告诉他了？

帕罗拉：我已经对所有他妈的那群人说过了。我说，我从未对他宣读他的权利。

席格：你告诉了他们。

帕罗拉：你问我是真的假的？

席格：是的。

帕罗拉：你知道，我可以马上改变说法，然后说，当然，我已经告知他。

席格：你上了证人席会这样说？

帕罗拉：当然。嘿，我可不为无名小年说谎的啊，席格。

席格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他的权利、他的弱点、他的处境和那张免罪证明的意义，于是他和助理检察官帕特森以及帕罗拉在席格的富豪汽车上见面。帕特森建议席格应该对于他们承诺免罪的罪行进行庭外协调，承认这项罪行。

帕特森：如果你认罪，他们便不能就此对你进行交叉询问。如果你没被起诉，他们就会想办法整垮你。他们会说，这家伙躲起来了，因为他已经逍遥法外了，他没有胆子认罪，而他希望你们相信他，笑话！

席格：如果我认罪，我可能要指认他们。

帕特森：是的。而且你看，这下子他们就无法质问你免罪的事了。你知道吗？

帕特森指出，如果一个共犯得到正式的免罪证明，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就会“对陪审团说，这家伙得到这样的好处，一定会指证任何人。他连他妈妈都会抖出来”。可是如果共犯并非得到正式的免罪证明，被告的辩护律师便无话可说。

席格问他怎能确定他不会被判入狱。帕特森回答道：

这是我的看法，怎样做比较好，你可以自己衡量看看，我已经前后想了好几回了……你可以相信我们，你可以相信法官，你可以告诉他所有的事，并且要求开始新的生活……为了你自己好，离开西岸。

帕特森担保在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中会特别安排一个法官 ——马克·康斯坦，他会遵守所有的约定。既然已经告诉席格他不会坐牢，他开始说服他这个安排好过免罪文件。

帕特森：你会得到所有涉案者的尊敬。你是个犯了错却愿意说出真相，并且承担一切后果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当然的，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会为你说项和打通关节，而你会离开西岸。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席格：哦，哦。

帕特森：你知道我说的重点了吗？

帕特森的“重点”说得有点狡狯，而且我觉得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十分可虑。他要说的是，政府保证他不会服刑，但同时也要避免那些重要事实被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知道。

有经验的辩护律师都在怀疑，检察官其实经常对证人保证他们不会被判入狱，但是却又要他们在证人席上否认这种“承诺”。通常检察官会以含糊其辞的保证来保护他们自己。在录音带中，帕特森并未明确地向席格承诺说他绝不会被判入狱，但是这个讯息是不会错的。他的话里独缺“承诺”这个微妙的字眼，因此在席格和其他共同被告的审判中，他们便可以郑重否认曾经承诺免罪。这可使法官错误地做出推论：其实，就席格而言，并没有以担保免罪来交换合作及证词的事情发生。

其实帕特森最希望的是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可以不要上法庭。他希望如果席格认罪而且愿意指证其他共犯，那些共同被告的律师就会建议他们的当事人认罪。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席格得以免罪。如果律师们知道检察官的免罪证明和秘密保证，他们可能就不会让他们的当事人认罪。而他们会要求审判，并利用席格获得免罪一事击垮检察官。

我相信像这类检察官的把戏并非绝无仅有。不过在帕特森和席格对话的过程中，他说这是种常玩的游戏。我不曾看过有其他录音或有力证据像这个录音带如此铁证如山。

结果，席格终于就安托案及格林库夫案俯首认罪。其他共同被告也都认罪了，而判决被延期了。

自始至终，帕罗拉都很无情地盘问席格。他给他钱。他答应逮捕席格的情敌。当所有的方法都失败后，他又会拿出铁铲来威胁：“你把我们搞毛了，你该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我拿着这把铁铲，不过这次要真的挖了。”最后，帕罗拉的纠缠得到了回报。席格告诉他，在苏联领事馆枪击事件中，警方抓错人了，他认为应该是个叫加里的人干的。于是在17岁的加里·施莱因要搭机去特拉维夫时，警方将他逮捕。警方还用不着泄漏消息来源，他就认罪了。席格秘密的情报员身份还是安全的，至少到这时为止。

席格希望在安托案和格林库夫案的情况也会一样。但是政府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消息。帕罗拉接到指示通知席格，只要在未来他能继续提供“好的情报”他们会尽量在这两个案子里隐藏他的身份。

这时已经很明显了，席格的价值是作为线人。接下来几个礼拜，席格告诉帕罗拉好几个准备要向苏联外交官和他们家人下手的计划。如果这些计划成功，绝对会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

第一个计划已经在执行中了。犹太人防卫联盟造了一架无人飞机。这架飞机装载6个TNT炸弹，并且由车子上的无线电装置控制。他们可以指挥这架飞机去冲撞公园大街的苏联领事馆，从远处控制就可以让炸弹落在大使馆的屋顶上，把它炸个粉碎。

如果不太遥远的话，第二个计划会指向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室，而且更加要命。防卫联盟跟踪苏联的外交官，发现他在每个礼拜差不多的时间和女友约会。这时他的车子会停在容易进出的地方。防卫联盟计划在他车子内安装定时炸弹。当车子开回戒备森严的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停车场时，炸弹就会引爆。

其他的行动还在计划中，包括一座移动式的迫击炮向位于格林库夫的苏联大楼发射；另外还进行着一项精密的计划，要在苏联大使安那东里·都伯尼前往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路上行刺他。

当帕罗拉向他的长官报告这些计划时，他的长官很惊讶：如果“安杰洛”的消息是确实的，那么犹太人防卫联盟真的打算向苏联展开全面的城市游击战。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在他的渥德夫大楼的豪宅里召开高层会议。与会成员是各机关的代表，包括美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财政部、纽约地方检察署、司法部、联邦检察署。当然，西德门队长和帕罗拉警官也参加了。布什代表尼克松总统下达直接指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犹太人防卫联盟任何可能危害美苏关系的行动。他建议进行任务编组，专门处理每个已知的联盟恐怖分子。这些人员的工作就像是联盟活动分子的“道德保姆”。帕罗拉必须继续向席格施压。“要比过去更加积极，”他们命令说，“‘安杰洛’必须持续让情报不断地流进来。”

因为有席格提供的情报，这个以帕罗拉为最前线的联邦与州的保姆军团可以在波罗公园某个地下室找到无线电遥控的无人飞机，并阻止它的杀人任务。他们也可以阻止华盛顿的行刺计划，还有炸弹和迫击炮的计划。就像西德门队长说的：“惟一有效阻止联盟行动的警示情报，是来自十分合作的‘安杰洛’和在车上的……帕罗拉。”

但是告密者总是陌生而且不可预期，特别是像席格这样，不是政府编制内的人员而是新招募来的。为了确保他能继续效忠组织，告密者（常常自己知道，也会被政府要求）必须继续参与犯罪活动。真的，他有时会主动想要制造犯罪，以便能传送“好的情报”。

比如说，在席格所揭露的大部分计划中，席格都有参与，特别是他所擅长的科技和想象力的部分。他有意无意地设计这些，到底是不是为了揭发它们当做业绩？就在席格把前往华盛顿剌杀苏联大使的细节都透漏给帕罗拉的时候，他却在波罗公园的联盟总部制造要放在哈洛克和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办公室里的燃烧弹。

1972年1月的哈洛克及哥伦比亚炸弹事件，让政府完全措手不及。他们掌握了防卫联盟所有的工作内容，可是席格竟然没有给帕罗拉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警告。炸弹事件之后不久，帕罗拉去找席格，问他这次谁该负责任。几个礼拜过去，席格都坚决否认联盟涉及此案。帕罗拉受命将5000元美金放在车子前座给席格。席格非常生气，他说他不被收买。

最后西德门队长授权帕罗拉，给席格他最想要的事：一个完全的保证，如果席格告诉他们谁该为爱丽丝·康妮斯的死和哥伦比亚爆炸案负责，他就从此不再需要为任何审判提供情报了。帕罗拉告诉席格这项保证，想换得哈洛克及哥伦比亚炸弹事件行凶者的名字。席格相信这个承诺，于是告诉帕罗拉涉案者的姓名，他说炸弹是他自己做的。

当席格告诉我这事时，我问他有没有录音。如果这段话被录音下来，会有助于说明席格决定不愿做出不利于其他共犯的证词一事。席格悲伤地摇着头。那天录音机不能用，这番决定性的谈话并没有录音。我要席格保守没有录音这个秘密。

即使没有录音带可以作证，我仍然决定相信席格的话。因为这和前面录音带的事一致，而且听起来很合理。

但是，席格告诉我们说，官方会否认帕罗拉曾经有过任何承诺。这已经计划好了，要席格成为哈洛克案的主要人证，同时要揭发他的线人身份，以及这一年来提供防卫联盟的情报给政府的事情。

席格几乎已经完蛋了。他怎么办？他得作证吗？我们要怎样帮他？

留下或离开

在听完这个充满暴力、腐败和表里不一的悲剧故事之后，希维格和我都已精疲力尽。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比较可恶：是罪不可逭的席格和犹太人防卫联盟，还是恶意侵犯席格的宪法基本人权、并且否认曾许下承诺的政府官员。政府的行为是为了要防止暴行以及外交上的危机，好像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他们并不合法。他们引发了关于公民自由的争议性问题。虽然自由主义者不会那么同情告密者，可是他们的确拥有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我们应该给予政府的证人什么样的权利或帮助（和被告不同）这问题在宪法上仍然悬而未决。在这个案子里（如果我们坚持下去的话）大有机会批判政府对待线人和证人的做法。再者，希维格和我都认为席格被利用了，而他极需要法律上的协助。尽管我们犹豫是否要为这个一直欺骗我们的双面间谍辩护，我们最后还是同意继续处理这个案子。

我们决定对政府和防卫联盟采取中立态度。我们脱离其他被告及律师们的预备作业。就是否要出庭作证一事，我们不会采取任何方式去影响当事人的决定。我们将尽可能地向他提供法律建议。

席格决定不出庭指证他的朋友。他想知道到底政府有些什么合法手段可以“迫使”他出庭作证，如此一来他可以衡量他的风险。

通常的规则是，检察官给了证人免责证明后，他就必须指证，如果拒绝会被视为藐视法庭。免责保证是为了替代他宪法上“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因为在刑事案件中，证人的证词不能被用来作为自己的犯罪证据。席格知道这个，因为帕罗拉和帕特森告诉过他，如果不作证，就要去坐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从未告诉席格，在某些特别的情形之下，即使是有了免责证明，证人还是可以合法地拒绝作证。例如说，联邦法律规定，政府不得使用非法窃听取得的证据。因而，在最高法院，即便是有免责证明的证人，对于基于非法窃听得来的资料所作的询问，依法可以拒绝回答，因为它是个不当询问（因为他取得消息的方法是非法窃听）。

就在席格告诉我们他的故事的时候，官方透露，联邦调查局曾经对防卫联盟和席格进行窃听。有个窃听器安置在联盟的总部，自1970年10月到1971年7月2日，而另一个被安置在席格家中的电话，自1971年11月15日到1972年3月1日。席格的许多谈话都被录了下来。这两个窃听器都是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授权设置的。虽然最高法院在1967年裁定安置窃听器必须有法院的授权令，不过政府却视若无睹。尼克松政府就认为，不论是国外的或国内的组织，举凡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安置窃听器并不需要法院的许可。1972年，在某个涉及“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强烈批评尼克松政府，认为涉及任何国内团体的窃听都必须事先取得态度中立的法官的许可，而不是那些可能有党派倾向的司法部长的检察官说了算。而涉及“外国势力”或间谍时，是否也要取得法官的令状，对此最高法院则还没有任何裁定。

当我们知道了非法窃听的存在，我们便要求看到司法部和国务院关于这些录音的文件。大部分的录音文件都列为机密文件，于是我们要求撤销机密等级。最后我们得到的比我们要求的还多（但非全部）这些文件果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政府的秘密档案

这些首次公开的秘密档案显示，苏联确实向美国施压要求制止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行动。在纽约市苏联民航办事处办公室的窗户被打破以后，苏联马上取消了第二天“四国高峰会议”的行程，而且直接把“责任”算在美国的头上。而苏联艺术家访美表演不成，导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到美国的巡回演出也被取消（当然，这也是由哈洛克公司安排的）档案中还显示，苏联当局可能以犹太人防卫联盟为借口，意图停止或暂缓美苏限制武器谈判中战略武器的裁军约定。

苏联的抗议书中表示，如果不是美国的“共谋”或“纵容”，犹太人防卫联盟不可能持续、有系统地犯罪。苏联大使雅各布·马利寄给联合国的一封信，虽然文法拙劣，但是义正词严地控诉说：“大有作为的美国当局不可能毫无能力去处理犹太复国运动分子的强盗行为，他们散布着种族沙文主义以及‘上帝选民’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他们在你们的国家里制造仇恨并且公开宣传，以造成美俄关系恶化为目的。”（讽刺的是，政府的特遣部队竟将犹太人防卫联盟视为“左倾的政治团体”，因为胡佛以为所有反纳粹的团体都是左翼的。）其他苏联电报则声称：“没有任何犯罪是这样被处罚的。”并且表示要提供美国当局“做出这些蠢事的人的地址，如果司法部找不到的话”。

国务院的机密备忘录要求司法部一定要起诉防卫联盟的凶手，并表示这可以“适度增进美苏间的实质外交关系”。

当苏联法院把意图劫持苏联飞机开往瑞典的两名犹太人判处死刑时，犹太人防卫联盟马上要挟如果执行死刑判决的话，他们会立即处死4名苏联外交官。国务院的一封秘密电报显示，美国外交人员非常担心防卫联盟真的会那样做。行刑的前一天，国务院全神贯注地观察事态发展，最后判决被减刑为终身监禁。（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后来会去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当律师，甚至飞到苏联去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调查局长胡佛认为犹太人防卫联盟可能威胁到美苏关系，于是写信给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要求准许在他们的电话中安置窃听器。他描述防卫联盟是“在美国活动的亲犹太人的好战团体”，要求“白宫应该表示关心”。因为担心联盟“支持犹太人”的活动会造成“美国在国际形势的困窘”胡怫同意授权安装窃听器以“进一步了解”联盟活动。于是政府当局授权安装窃听器。

看了这些秘密档案之后，我们发现有个窃听器的安装是非法的，因为它没有事先取得许可。无论我们认为犹太人防卫联盟是什么样的团体，它毕竟是个美国国内的团体。虽然它的任务是（用胡佛的话说）增进“犹太种族”的利益，但犹太人防卫联盟并没有得到任何国际上的协助。即使是以色列政府，虽然受惠于防卫联盟，却对他们的行动表示遗憾并且谴责暴力。

检察官声称，犹太人防卫联盟是个国际性的组织，所以最高法院针对国内组织的判决并不适用本案。首席检察官亨利·帕索提出这项论点，但被包曼法官打断：

法官：你的意思是说有人主张……对犹太人防卫联盟安装窈听器……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有关？

帕索先生：我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法庭认为这不是国外的情报，而是国内的情报工作，那么……

法官：我是这么认为。

到今天我还是不了解，为什么官方不继续强调“国际关系”这一论点，为什么包曼法官要急着驳回。即使防卫联盟是个国内组织，但是国务院的文件却显示这些窃听是“关系着美国的国际关系”的。这应该是个很理想的机会，可以更广泛地解释对外情报工作免除令状的例外。但是包曼法官却裁定，在本案以及诉讼的其他相关部分，所有窃听皆属违宪。

根据这项裁定，我们要求政府公开窃听录音的内容，以便认定席格的哪些供词受到非法窃听的“污染”，也就是找出“有毒的果实”。“污染”和“果实”是传统法律上的隐喻，暗指受到质疑的证据与政府的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联。例如，如果政府进入室内非法搜查而发现毒品的话，这个证据便受到“污染”，因此是“有毒的果实”的搜查。可是，如果警察在非法搜查的过程中发现一本通讯簿，并借由通讯簿中的证人循线追查发现毒品，这时就比较难确定该证据是否受污染。法院可能会判定，最初的“污染”已经因为后来出现的证人而被“冲淡”了，所以该毒品并不是政府非法搜查的直接“果实”。{10}

如果我们可以证明，政府质问席格的问题都是从非法窃听直接取得的资料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说服包曼法官这些质问都是有毒的、受污染的“果实”。如此一来，我们可能可以确保席格不需要在哈洛克案中指证他的朋友。

我们等候着这些录音带，想要专心聆听每个字，仔细地分辨出任何蛛丝马迹，听他们从非法窃听中找到哪些来自席格的资料。

但我们并没有听到这些录音带：帕索检察官宣称这些窃听录音带已经“例行地”且“不经意地”被洗掉重录了，不过联邦调查局将其中的内容摘要“记录”下来。帕索告诉我们，这个记录是由专门听录音带的探员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的。我们拿到了这些记录，果然是一点用也没有，只有非常简略的摘要，让人相信联邦调查局监听单位的行为“十分得当”。

但是这些摘要记录倒也让我对窃听有其他的发现。席格的电话记录里从狗食、车子到炸弹、来福枪都有，甚至还牵涉到家庭成员和不计其数的朋友。这是个十分令人因窘的经验，因为我竟然知道了在窃听时有这么多人在谈论以及被谈论着。

窃听记录中透露出，情报局早在1972年2月就知道席格是防卫联盟的活跃分子，那是在安托爆炸案的两个月之前，也就是富豪汽车被搜查的4个月之前。3月时，他们知道席格涉及防卫联盟的枪支买卖。在5月（安托爆炸案之后几星期，但是在席格被谢客连锁店的售货员指认之前）窃听中透露席格受到相关当局的关注，有可能会找他来了解安托爆炸案。

席格的两难困境

席格所面对的情况是：如果他指证他的朋友，他可以免除所有的罪名。他可以无罪开释，如果有必要的话，将在西岸重新开始生活。可是席格并不想重新开始，因为如果这样，他必须完全脱离他成长和生活的地方。另一方面，如果他拒绝作证，官方就会把所有罪名加在他头上。他会因藐视法庭而被起诉，检方会找到最重的刑罚，判例显示，他所受的刑期可能会是所有哈洛克案的被告刑期的总和，甚至可能会终身监禁。基于他在布鲁克林的认罪，他会被处以最高刑罚。而且他也要为在纽约州持有爆炸物的罪行受审判。我们告诉席格，我们的胜算不大。基于政府非法保证他的合作，我们可能获得裁定拒绝作证不被视为藐视法庭。我们也可以根据免罪证明，使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认罪成为无效。甚至可能因为政府非法搜查他的汽车，而使得检方的起诉被驳回。但是，我们提醒他，这三个质疑的成功可能性都很低，而如果在拒绝指证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质疑失败了，他就会在监狱待很久。

接着席格问我们是否可以延迟决定，直到获得这些裁定，这样他就可以确知拒绝作证的后果。这问题太难了。法律从来不会让证人轻易挑战政府。只要证人拒绝作证，通常都会被视为藐视法庭。

虽然这些规则是最高法院定的，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在席格作出这个困难的决定之前，尽可能地寻找较有利的规定。而不是按照政府最希望的——等待传唤，然后出庭作证·我们采取主动攻击而控告政府。

我们的策略是让政府变成被告，在政府将防卫联盟的被告带上法庭为爱丽丝·康妮斯之死接受审讯之前，让帕罗拉、帕特森和其他的政府官员为他们的违法行为接受审判。

主动攻击

当刑事辩护律师代表有罪的被告（而绝大多数的被告都是有罪的）时，控告政府有时候会是最实用的方式。美国司法制度是惟一允许这种角色互换的制度。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过人权法案则十分重要地对政府以及它的相关单位作出了限制：宪法第四修正案限制了政府搜査和逮捕的权利（也被解释为包括窃听在内）；第五修正案则禁止政府在刑事案件中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为了实现这些修正案，最高法院建立了“证据排除法则”——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理中使用。

证据排除法则并非是美国宪法原有的。不过最早期的美国司法制度通常也排除某类证据的使用：逼供。证据排除法则袭自英国法律，这是因为严刑逼供所得的自白经常是假的而可能错判无辜。

某些经由威胁取得的供词，即使错误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案子里，法院还是逐渐扩大解释第五修正案的证据排除法则（例如供词和其他人证物证无关时）。在这些案件里，法院不是因为被告没有嫌疑才开释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道到侵犯。证据排除法则的重点不在于被告是否有罪，而是针对警察和检察官取得供词的不当做法。如果警察或检察官的行为抵触第五修正案所保护的被告权利的话，供词会被排除，有罪的被告会被无罪开释。最高法院认为宪法上的证据排除法则也适用于第四修正案。{11}1969年，最高法院在“马波诉俄亥俄州”案中裁定，有罪的物证，如果是通过“官方的违法行为”而侵犯了第四修正案所获得的，那么即使是最可笮的、最无庸置疑的证据，仍必须予以排除。最高法院也认为证据排除法则适用于非法窃听。这样一来，被告律师便可以试着去证明，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是“官方违法”取得的。当法庭的大门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最高法院会开个小审判庭，在其中，政府变成被告，法庭则审理“官方的违法行为”。（近几年来，尤其是在最高法院院长华伦·博格任内，第四和第五修正案的证据排除法则被一批例外和限制玩弄着；但是高明的被告律师即使在今天仍能控告官方的违法行为。）

我们想要控诉的“官方违法行为”，包括无状的非法窃听、富豪汽车的非法搜查，还有胁迫席格成为告密者的行为，最后，还有政府当初为了强迫席格合作而许下承诺、最后又毁约的行为。

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并没有任何既定的机制，可以让证人（不同于被告）提出这样的动议去控告政府。被告在他的审判中可以提出动议排除政府对他不利的有罪证据。但是席格在哈洛克案中不会受审；政府不会提出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他只会以证人身份被传唤来指证其他被告或接受诘问。事实上，在哈洛克案中，作为谋杀案的被告比作为拥有免罪证明的证人，对于席格而言要有利得多：作为被告，他有权控告政府在取得不利于他的证据（无论是口供或物证）时所采用的手段不合法；可是如果他只是个证人，他的权利就有争议得多。

我们想试试过去没试过的方法：我们要求庭上将席格列为本案被告接受审讯。这听起来或许是很怪异的、自杀式的策略，事实上相当安全。我们相信，在本案中，席格共谋的证据都是非法获得的，而没有了这些证据，法庭便无法判他有罪。我们的提议（我们知道是不会被准许的）会是个戏剧性的姿态，证明政府企图间接取得那些无法直接取得的证据；换句话说，我们是要控告席格在哈洛克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是由政府以“官方非法行为”所发现的。

庭期被安排在1973年2月的某个星期五早晨，我们来到法院，准备要施展我们离经叛道的诉讼策略。当美国助理检察官亨利·彼得·帕索和他的助理乔瑟夫·杰夫坐到控方律师席时，气氛相当紧张。在他们后面的被告席坐着科恩、戴维斯以及他们的律师。

我们坐另一张桌子，以强调我们独立于检方和被告之外。琼·贝克加入希维格和我的阵容，她是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年轻学生，现在担任希维格的研究助理。

包曼法官走进坐满了人的法庭。他问帕索：“国家的‘国情咨文’是什么？”帕索很缓慢而且似乎很烦恼地走向发言台，他宣布说：“政府提议隔离审理。”每个在场的律师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谓“隔离审理”的动议是政府常用的手法，是指将真正受审的被告，和不用接受审判或至少不在一起受审的告密者隔离听审。这是个让被吿辩护律师十分恐惧的动议，因为通常意思是某个被告已经变成告密者。可能的政府证人必须从其他的共同被告中“隔离审理”，因为宪法禁止政府传唤被告在他的审判庭中作证。

在帕索说明隔离审理动议的理由之前，我站了起来，要求这项说明应该在法官室中进行而不是在法庭。理由相当清楚：因为如果席格真的获得承诺不会被揭露他告密者的身份，而这项承诺是具有法律强制性的，那么在审理和判决之前，检方不应该在公开场合暴露他的身份。在这个议题上，帕索的回答是政府一贯的论调：“我并不知道检方做过任何承诺，席格先生竟然如此相信。”法官不顾我们的抗辩，裁定隔离审理动议将在公开法庭提出。

第一回合我们输了。

帕索继续说：“我们提出动议的根据是，席格先生提供了关于本案的情报，并且曾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获得承诺，在适当时候，也就是现在，他将因他的作证而免罪……席格先生就是所谓的官方证人……”

法庭里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人不敢相信地发出惊呼，然后开始愤怒。组织里从来就没有过背叛者。对告密者的恐惧一直存在在他们的心中，但谁想到竟然会是最初制造炸弹的这个人？（很快地，席格和我都接到恐吓信，提醒我们，依犹太律法，他们不容许告密者活太久。）

接着官方提议让席格不受审判。

我表示异议。

包曼法官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好像我弄错了，他问我说：“你反对他免予起诉？”

“是的，我们反对，”我回答道：“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希望政府对我的被告提出指控，而不是给他豁免权。”

法官狐疑地摇着他的手说：“在我的经验中，这是第一次政府提供豁免权而被告拒绝的。”

帕索要求延期一个月审理，以“调查是否有任何不当的压力”强加在席格身上。我们怀疑其实是政府想要争取一个月的时间，对于不愿作证的主要证人施加压力。察觉到时间上的迫切，我马上请求在星期一听审，保证届时我方所有的文件——申请书、宣誓书以及诉状，都会准备好。当我发言时，希维格用力拉着我的袖子，简直要叫出来说：“我们还没开始呢，星期一之前我们不可能准备好的。”我悄声回答他：“我们会的，如果必要的话。”而我们有必要如此做。法官安排在星期一审讯，但是条件是必须在开会之前备妥所有文件。

快马加鞭回到波士顿，我们召集所有法律系学生义工，日以继夜地准备所有必要的文件。星期天晚上，我们完成了，然后直奔纽约，为第二天一早的审讯进行准备工作。

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无法提供旅馆，防卫联盟的一个成员给了我们一间在曼哈顿西三十八街的住宅型办公室，供我们晚上工作及休息。当我们半夜到达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幢豪宅配备有游泳池和芬兰式蒸汽浴，墙上挂着红色天鹅绒，而从地板到天花板上都是镜子。有个隐秘的房间藏在镜子后面，按动按钮才会出现。楼上的房间都有电眼保护，任何人上楼来，都会触动警铃。有好几个吧台，各种酒类琳琅满目，冰箱中还有满满的鱼子酱和法式小面饼。我们注意到有十几张床上都没有毯子，但却有数百件干净的床单和毛巾。夜里没有暖气。

我们幻想我们将会在三十八街进行的活动：这里变成了我们的临时法律事务所，有小型法律藏书室、打字区、录音室，还有会客室。我们会在此度过许多夜晚，听录音带、准备交叉询问，以及写状子。

因为到达时很冷，房子又没有暖气，我们便在芬兰式蒸汽浴中开会。大约1点时，席格姗姗来迟，他告诉我们他在车子的备胎下面发现了一卷录音带。它已解体了，似乎不能播放，不过还是要试试看。琼·贝克负责查看是否有些可用资料，可以在明天的审讯中提出。

约摸清晨4点时，我听见楼上传来一声尖叫。哈维和我跑上褛去（关闭了电眼警报装置），发现琼坐在她的床上，双眼瞪着录音机，喃喃说道：“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我们问她怎么回事，她回答道：“我发现政府第一次对席格进行窃听的证据。”

我要琼播放录音带中的关键部分。我听到帕罗拉对席格说：“你知道那些玩意儿是在商店买到的，而我们又是如何得到所有消息的。你知道——”接着是含糊不清的字眼，可能是“不是”也可能是“是”、“用窃听的。”{12}

我失望地按下停止键说：“这有什么用？帕罗拉只是说：‘你知道不是用窃听的。’”琼和哈维齐声说：“什么，你聋了吗？他说：‘你知道是用窃听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可能有十几次。哈维和琼坚持他们的理解。我放弃我的想法。录音内容显示的可能是任何一种版本。

帕罗拉：如果我们第一个案子就动真格地起诉你，你难道以为我们没机会把你整垮吗？

席格：算不了什么。

帕罗拉：假设我决定指证，你知道那些玩意儿是在（谢客）商店买到的，而我们又如何得到所有消息的。你知道那是（不是？）我们窃听到的。

席格：这和第一个案子有何关联？

帕罗拉：这就是我们逮到你小辫子的地方了。你想谁会来搞你呢？我们会的。我们查过那间店，我们找出是你买了那些电池，我们知道你不会有好日子过了，我们以前还不曾知道你的名字。这就是我们逮到你小辫子的地方。你知道的。如果你还不知道，那就是你太笨了，或者你的混账律师是个蠢蛋。

这个决定性的字，“不是”或“是”，含糊不清而且带有鼻音，是典型的布鲁克林流行的发音方式。仔细地听，我可以听见低沉的“d”，也有可能是“n”，但真的无法辨别出那个字。越听越觉得像“不”，我还是不相信那是“是”。因为我来自和帕罗拉、席格相同的地方，我设想我是一个带有波罗公园地方口音的“专家”，布鲁克林的直觉告诉我那是“不是”，但是剑桥的理性警告我那可能是“是”。作为辩护律师，我有责任站在被告的立场，主张这场对话可以证明帕罗拉承认对席格进行窃听而逮到他的小辫子。我向我的当事人询问，席格自己并不特别记得这场对话，也不确定帕罗拉曾说过，但是很可以理解的是，他希望我们采用最能帮助他的版本。不管怎样，我们还不准备在法庭上播出这卷录音带，或甚至透漏它的存在。我们还会给政府其他意外的惊喜，而这个录音带是我们压箱底的王牌。

10点整到达法院时，我们早已累得两眼昏花。我开始简述席格的诉讼主张。

德萧维奇先生：一开始就有许多的非法窃听……事件始末如下：

首先是非法窃听显示席格先生和安托案有关。

然后是非法搜查他的车子，并且发现其中和安托案有关的证据。

我们将会指出……只因为这些通过非法窃听和搜查得到的情报，帕罗拉先生才有办法让席格成为告密者。

我指出我们实际的劣势，因为窃听的录音带已经不存在了。联邦调查局已经销毁它们，不论是故意还是意外，这都违反了联邦窃听法规，法规中要求各单位所有窃听录音必须妥善保存。我们主张，政府不得违法利用这些证据。检方很巧妙地回答说，联邦法规只要求保存依照联邦法规进行的窃听录音；但是本案并不是依照联邦法规所做的窃听，它们未经认可，所以是非法的。因此根据行政管理，这些录音带是合法地被销毁的。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有两个错误（未经许可的窃听和录音带的销毁）但是检方却主张第一个错误使第二个错误不成立。对此法庭保留意见，而要求官方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

窃听

官方找来一串证人（联邦调查局和帕罗拉），他们否认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和帕罗拉的行动有任何关联。帕罗拉发誓说他不知道有任何窃听的存在。这让我们实在很难理解，因为窃听是为了预知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暴力行动，使地方执法官员得以预防，其实是具有正当性的。

为了支持“帕罗拉并非是经由窃听才发现席格”的这项争点，检方提出了他们如何发现席格的说明。他们声称有个叫麦克基肯的警探自行调查后认为，席格涉嫌另一宗爆炸案。帕罗拉作证说，有一天，帕罗拉和麦克基肯恰好在同一间房间里，他提到有一辆黄色富豪汽车由一个叫做艾尔文·席格的人所有，而他也在谢客连锁店中购买电线和电池。突然麦克基肯跳了起来大叫说，他正在找一个叫做席格的家伙，这人有一辆富豪汽车是登记在他兄弟的名下。

警探麦克基肯正在住院，无法出庭作证回答帕罗拉证词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他到底是如何得知席格这个人，以及如何认定他涉嫌炸弹案？麦克基肯的情报是否来自受污染的非法窃听？

包曼法官知道，麦克基肯的缺席使检方的说法出现漏洞，于是他下令要求仍在康复中的麦克基肯出庭作证。

我们计划在下一次审讯时诘问麦克基肯和帕罗拉，借此证实和检测这个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是否有相互矛盾之处。就在帕罗拉站上证人席之前，琼•贝克无意中听到他要把他的车钥匙交给麦克基肯，并建议他既然还未康复就应该回家去。她立即打断对话并且要求传唤检方律师，认为既然麦克基肯还在法院中，便应该出庭作证。然后，帕罗拉站上证人席，接受询问几个问题之后便退席。帕罗拉快速地自法庭跑出去，我们警觉到事有蹊跷，我匆忙地跟在他后头。走廊上空无一人，我听到从男厕所传来的声音，有两个官员站在那边。帕罗拉催促麦克基肯快离开这里回家去。事实上，麦克基肯开着帕罗拉的车子从法院消失的速度，比看见通缉公告的罪犯还要快。我们马上把这场厕所会议告诉法官，但是帕罗拉和麦克基肯都没有因为违抗法院命令不得讨论案情或漠视我们要求麦克基肯随时等候召回而受到法院的告诫。

“我必定是疯了”

审讯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席格车子的搜查行为，以及对组装炸弹零件的没收扣押。检方对于这项决定性的搜查的说辞，是建立在警探杰瑞米·霍华德的证词上，他曾搜査过富豪汽车并发现这些东西。霍华德那时正在进行监视席格的工作，并尾随席格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车潮受阻于红灯，霍华德走出车外直接走到富豪汽车那儿。在那里，根据他的证词，他看见席格的同伴丹齐格正在车子前座制造炸弹。稍后，当席格在停车场停车，而车门没关，很淸楚地看到一枚炸弹放在前座。霍华德表情严肃地陈述他的证词，虽然他知道席格当时察觉到被跟踪，甚至下车用袖珍相机对着霍华德拍照。

包曼法官似乎准备接受霍华德关于席格行为的荒唐解释，根据这个解释，法官还得相信席格和丹齐格会在警察的视线之内犯下重罪。（测试犯人是否在法定意义下精神错乱的典型方法，就是看看“有警察在他身边时”他是否会犯罪。）包曼对辩护律师说：

我看这位男士的处理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建议……你应该认真对待他们在此作证的事实……我的意思是，不要用法律术语来妨碍常识判断。

霍华德警探的证词很小心地使用警方常用的那一套说法，当被告质疑无状搜查和扣押时，他们总是说：警方有合理的根据相信那里有违禁品，在紧急情况或者在警察的视线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违禁品时，可以不用搜查票而直接搜查。{13}

不过最后包曼法官因为两件偶发的事件，而改变了他对于霍华德证词的接受态度。第一，我们找到看守停车场的服务生。他作证指出他开着黄色富豪汽车进入车库，陪同霍华德警探和警队搜查车子。他告诉庭上说他确定并没有看到炸弹，并且说如果前座有炸弹，他还敢将车开到车库的斜坡道，那他“必定是疯了”。第二件事则是在一个证人作证后不久，霍华德就被怀疑曾利用警察身份接受贿赂。

诉讼的游击战

审讯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主张帕罗拉曾允诺绝不会以证人身份传唤席格的声明。争论问题的关键证人就是帕罗拉和席格。一场经典的一对一的较量于此展开。法庭中没人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没有人——除了席格和律师们，我们是惟一知道有秘密录音存在的人。

我们曾花去很多时间决定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利用这个小小的秘密。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是要证明帕罗拉曾确定地允诺席格，如果席格将哈洛案中犯案的人名说出来，他就不会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出庭。但是关键的承诺并没有在录音带中，于是我们必须让帕罗拉站上证人席，证明他说过这些话。

我们打算把对帕罗拉的交叉询问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我们要让帕罗拉相信并没有对话录音，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毫无提防地说谎，而且相信只有席格才会反驳他的证词。我们会诱导出某些回答，而我们知道借着隐藏的录音带，可以证明这些都是谎话（他却不知道我们对内情了解多少）

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在诘问中逐字引述席格和帕罗拉的对话，使帕罗拉怀疑席格已经秘密录下他们的对话，即使不是全部的对话。

第三个阶段，我们计划继续对帕罗拉“逐字引述”那看似是哈洛克案的“抄本”。事实上，我们会引述部分的“抄本内容”，但并不是来自录音带，而是根据席格的记忆和描述粗略地重建对话内容。我们希望帕罗拉相信我们引述的就是录音带的抄本内容，并因而承认他真的作出了引述中的承诺。

最后，我们会播放录音带，让法院清楚地了解哪些陈述是有录音的，而哪些并没有。

我们知道这个策略颇具风险，律师必须在进行交叉询问时能够误导证人、官方和法官（至少是暂时的）让他们相信或至少怀疑，我们确实拥有对话录音带，而事实上那些对话并没有被录下。

我们询问过几个熟知法律规范的权威人士，他们告诉我们虽然有点风险，不过我们打算对帕罗拉做的事并没有不当之处。我们知道我们游走在合法辩护的边缘，但我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是正当的。

我决定自己来进行对帕罗拉的交叉询问。我有两个理由。第一，我看起来很没经验，这是个优点：在第一阶段的交叉询问中，要让帕罗拉产生出自信的感觉（即使还不到傲慢的地步），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策略中最要紧的是，让他相信，除了席格和他的说法抵触的说辞，以及没经验的律师无关痛痒的诘问以外，他根本没什么好害怕的。第二，如果有任何人要为交叉询问中的误导而受到批评的话，我希望我是那个人，因为我是首席辩护律师，而且这个点子是我想出来的。

第一阶段的交叉询问由一些例行性的提问开始，这是为了让帕罗拉对所做的安排感到轻松。过了一会儿，我开始问他和录音带中的对话有关的冋题。

问：你是否曾告诉席格，你之所以没有向他宣读他的权利，是因为如此一来，他所提供的情报就不会被用米当做对他不利的证据？

答：不，我不曾说过。

问：你曾和他有过类似的讨论吗？

答：不，不曾。

帕罗拉并不知道，我们稍后就会播放他和席格的对话，而他不只一次地说过这些话。

问：你是否曾对他作出承诺，如果他提供安托案的情报的话，他绝不会被揭露身份？

答：不，我不曾承诺过。

录音记录将再次揭露，帕罗拉曾重复地提出保证，如果席格提供情报的话，他就绝不会公开席格的身份。

问：关于你向席格先生询问苏联大使馆枪击事件的情报，你是否曾告诉过他，如果他给你消息，你就不会在任何案子里传唤他出庭作证，也不会泄漏他的线人身份？

答：说也奇怪，是席格先生自愿提供消息给我的。

当然，录音记录显示，席格根本没有“自愿”提供消息，而是帕罗拉花好几个礼拜的时间逼迫席格，并且不断承诺绝不会揭穿是席格提供消息的来源，席格才勉强告诉他的。

帕罗拉中了我们的圈套，而且越陷越深：一个接着一个的回答都是假的。他必定知道这些回答都是假的，但他没有想到我们能证明那些都是谎话。在休庭时，他还向琼·贝克夸耀说，他在我的交叉询问中应对得有多好：“你那个教授老大，他可能很会教书，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对警察进行交叉询问。”

第二个阶段开始，帕罗拉开始起了疑心，接着相信我们真的持有他和席格的对话录音带。

休庭过后，我手持装着录音记录的卷宗走向发言台。同时，哈维在我们的桌上放了一盒录音带。哈维害怕检方会没收录音带，听听到底有些什么，或者没有些什么，所以把真的录音带放在手提箱里，而把音乐录音带放在桌上。不过我们在音乐的选择上却有了争执：哈维想要用《诸神的黄昏》但是席格否决任何瓦格纳的音乐；最后我们决定用贝多芬的音乐。我要求法庭在接下来对帕罗拉的询问中，允许我引述他曾说过的那些“猥亵的言语”。包曼法官严肃地回答说，“引述实际上使用的言语”是他一贯的原则。而这些猥亵的言词立即招来法庭内人群的窃笑。（我的母亲当时也在场，她稍后斥责我说不准我说这些脏话。）我引述抄本的内容，问帕罗拉是否曾经和席格有过以下的对话：

你不会因为任何罪名而坐牢。而且……如果你说是我说的，我会否认，我会在某个他妈的夜里遇见你，然后会开卡车碾过你。

帕罗拉还不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答：不，我否认说过这些话。

问：你确定你从没说过要开车碟过他？

答：我没说过那样的话。

我继续向他施压。我问他是否做过如下的陈述：

我告诉你，如果你耍我的话，如果你出卖我的话，我会他妈的轰掉你的脑袋。

帕罗拉回答时变得有些不大确定：“我想我没做过这样的陈述。”帕罗拉有些泄气，他的从容镇静开始有了改变。他要一杯水喝。他的脸色苍白，手指颤抖不停，使得手中那杯水几乎要掉落。

这个时候，助理检察官帕索不断地抗议，以妨碍我的询问。他是想借此让帕罗拉有喘息的时间，想清楚他的困境，并且反省回答的方式。抗议都被驳回，但帕罗拉作出了回答：

我只能说我有时会使用这样的言语……

帕罗拉的声调改变了。他自信十足的否认，逐渐软化为回避和健忘：“我不记得了，不过听起来很耳熟”“我有可能说过类似的话”“我会说这样的话来维持和线人的关系”。

于是每个人都很清楚了，我们拥有录音带，而且足以证明帕罗拉之前的证词都是在说谎。

直到此时，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人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包曼法官告诫他们：“有些听众有点过于精力充沛。除非他们可以保持安静，否则我要请他们离开。”检方非常惊慌，整个案件都系于帕罗拉迅速消翳的可信度上。帕索试着要我们即刻播放录音带，以挽回颓势：

经由德萧维奇先生的陈述，我们得到很清楚的推论，他在这里有完整的录音记录，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法官回答非常微妙：

你们都确定那并不会让你们感到意外吗？

接着帕索提出他的要求：

如果有录音带和拷贝，我们能不能马上播出来，别再玩把戏了……

我们站在那里，一脸漠然，静默地等候法官的判决。我们的策略（当然还有整个案子）目前尚未明朗，结果难以预料。如果包曼法官同意这个要求，我们就要提出完整而且正确的录音内容，并列出录音中我们有哪些对话，没有哪些对话。从我们的立场去看，检方提出这个要求的时机糟糕透了。我们已经成功击溃了帕罗拉的可信度。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明最重要的事情：帕罗拉事实上曾答应过席格，如果他提供犯案者的姓名，在哈洛克案中绝不会以证人的身份传唤他。只要帕罗拉继续相信我们的问题是根据我们持有的对话录音带，我们就可以成功。而我们就要针对在哈洛克案的调查中，帕罗拉和席格没被录音下来的对话对他进行诘问。

包曼法官下令休庭以思考如何裁定。紧张的情绪被我的母亲打破，她烤了巧克力果仁甜饼干，一视同仁地分给所有的人，包括律师、被告，甚至山度·帕罗拉。（我的母亲每次到法院，总是要烤些饼干。）我的母亲注意到我十分紧张，她认为是缺乏睡眠和食物。她给我更多的饼干和一个有咖啡香味的犹太小甜点。

我掩藏心中的焦虑等候法官的决定，而当他回到法官席宣布他的裁定，我才松一口气：

德萧维奇教授有权对于证人的可信度或是对实质性事实进行讥问。

现在，他可以借由播放录音带的方式来进行，或者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我们继续吧。

我们的交叉询问到了高潮：帕罗拉必须相信，我引述的对话是来自录音带。我们已经问过席格，请他尽可能地回想关于哈洛克案的重要对话的所有确实细节。他交给我们关于对话内容的手稿，可是其中却缺少帕罗拉的风格和粗话。这时候，我在波罗公园的成长背景提供了无价的协助，我在编修手稿时用上了我们的街头黑话。

我们引述的句子，对我们而言，听起来很像帕罗拉自己说的。但是重要的是，必须让帕罗拉感觉像是他自己说的才行。

我装作很从容的模样，就好像只是要继续中断的诘问。我问帕罗拉是否记得和席格有过如下的对话：

帕罗拉：你去了哪里？

席格：什么意思？

帕罗拉：我说过两点钟，不是吗？

席格：不。你说两点到两点十五分之间。

帕罗拉：嘿，别装蒜了。喂，你得帮我这个忙。如果你可以在哈洛克那事上带个忙，我会很感激的。整个地方将会……

法官突然打断了我的问话，并且要求我提出“复本”给法院笔录员，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叫我放慢速度以便抄写。我有些发慌：我正念到关键的问题，却要我把“副本”交给笔录员。但那并不是副本！那只是席格的手稿。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要被席格的抄本给打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接着法官说完他的意见：“否则你必须说得再慢一点。”我们获救了。我放慢了速度继续道：

帕罗拉：我答应你，席格，只要给我们名字，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如果没有你我们还不能证明的话，我们就真的会不能证明。

我将“抄本”移开而直视着帕罗拉的眼睛。”你记得这样的对话内容吗？”帕罗拉看着别处，嘴里喃喃地说：“事实上，我可能说过这些话。”

我看着琼和哈维。他们的眼睛闪烁着成功和期待。成功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帕罗拉相信我们拥有哈洛克对话录音带。我回到抄本，继续念道：

帕罗拉：以前我们知道是谁做的，你以为我们不会把他们楸出来？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们会把他揪出来的。我告诉你，我们可以的。

席格：如果有人发现呢？

帕罗拉：没人会知道的。你甚至不用到大陪审团面前。我们可以完全解决，而不需要用到你。

当我问帕罗拉他是否记得这对话的内容时，他再次把脸转开并且很模糊地表示：“那听起来很熟悉。”

这时，包曼法官开始对帕罗拉的躲闪态度感到不耐烦。当帕罗拉对另一段对话的诘问回答说“我可能说过那样的话”时，法官严厉地斥责他：“你说可能是什么意思？你说过还是你没说过？”情势已经转变了。检方意识到事态严重，再次开始表示抗议。但包曼法官似乎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事实上，他说了一段话，使我们怀疑他已经看穿了我们的小把戏，他对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拥有全部的（或甚至任何的）对话录音带感到怀疑：

法官：这些提问并不构成证据，特别是在没有陪审团的审讯中，请注意你们是在有相当丰富的刑事案件经验的法官面前。

如果录音带存在的话，无论如何德萧维奇教授必须要提出来。

不过包曼法官对这场交叉询问越来越有兴趣，也越来越投入。其中，在引述抄本时，我开始扮演对话者的角色。官方立即提出抗议：

帕索：法官先生，我对这样的演出表示抗议。

德萧维奇：对不起。

法官：我了解你的痛处，帕索先生，但这是相当让人兴奋的方式。

另一次，包曼法官还接手了这场交叉询问：

法官：请一句一句来。

德萧维奇（朗读）：“喂，只要告诉我谁做了哈洛克那件事。只要给我他妈的他们名字就好。”

法官：1972年3月，你是否和席格先生有过如此的对话？

帕罗拉：是的，我可能曾有过那些与哈洛克案有关的谈话，法官先生。

德萧维奇（朗读）：“我们不会要你做证人，我们会绕过你去办这个案子。我们会用你提供的线索。”

法官：在那场对话中你是否对他说，不要告诉我你可能有或可能没有，我要知道你有或没有？

帕罗拉：我相信我已经在记录上作证过，法官先生，事实上我是对席格先生说过，我们会绕过他去办这个案子。

包曼法官现在正在帮我进行交叉询问。

德萧维奇（朗读）：“我们不会利用你。我们就是不会，也不需要，我们可以自己进行。”

法官（提高了声调）：你说过吗？

帕罗拉：用这些确定的字眼吗？我不记得了，法官先生。

德萧维奇：你有对席格先生做过如此的陈述吗？

帕罗拉：实际上，我会说我说过。

法官：那么这是真的了，不是吗？你曾经对席格说过：“我们不会利用你。”对不对？

帕罗拉：法官先生，我和席格的对话是：“如果我们可以绕过去办案的话，我们就不会利用你。”法官：我并不是说“如果”那一段。我问你的是，你是否曾对他说过没有加上“如果”的那段。

教授，请你再读一次最后那几行。

德萧维奇（朗读）:“我们不会利用你。我们就是不会，也不需要，我们可以自已进行。”法官：你对他说过那样的诒吗？

帕罗拉：这听起来很熟悉，法官先生。我不能确切地记得是否就是这几个字。

法官（生气地吼叫）不要打断我。我认为当你说“听起来很熟悉”时，就是你大体上是记得的，即使不是这几个字！

帕罗拉：大体上，是的，法官先生。

法官：是的。

如此一来，帕罗拉即是承认他曾承诺席格在哈洛克案中决不以证人身份传唤他。

我们的策略进行得比我们大胆设想的还要好：帕罗拉否认了大部分我们所持有的录音带中的对话，而他却承认了事实上并没有录音的对话。

交叉询问末了，法庭上每一个人，包括法官、检方，甚至帕罗拉自己，都相信帕罗拉在法庭上说了谎。帕罗拉惊慌又困窘地离开证人席；帕索生气地看着他；而包曼法官的表情写着，这人真笨，笨到逮个正着。其实，法官形容这一天是“大崩盘”。

诘问收场的时候到了：播放录音带。趁着帕罗拉的证词在大家心中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们急着要播放录音带。我们希望对包曼法官证明，他刚刚的怀疑（录音带的事可能只是个故弄玄虚），只是部分正确。我们也想证明，关于诘问帕罗拉的对话内容，其实真的有录音带，虽然不是全部。

第三阶段的交叉询问刚结束，我便立即宣告：“我们希望现在能播放录音带，唤醒帕罗拉警官刚才那些他记不得是否说过的回忆。”

检方对此声明犹豫不决，他们建议接收录音带，而由联邦调查局测试其真伪，并准备抄本。法官于是决定延期审理，直到检方完成他们的工作。

虽然我们并无法律上或道德上的义务，必须在那个时候告知法院或检方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在录音带上，但是现在证实，那时候没告知他们，实在是失策。我们任由检方“发现”这个“漏洞”并由他们来向法院揭露，造成作假的印象，好像我们想要隐藏什么。

无论如何，这重要的一天以犹太人防卫联盟的群众拥促席格欢呼庆祝结束。他们在今天之前还瞧不起席格出卖背叛的行径，今天却称赞他机智忠诚。有些人甚至暗示（虽然我怀疑有人会相信），席格是为了让检方出丑并揭发他们卑劣的做法，才编了这出不寻常的戏。隔天的新闻报导说，秘密录音击溃了检方的关键人证。

扭转局势

经过一个周末，当我们忙着准备帕罗拉录音带的抄本时，包曼法官显然开始认真考虑他证词中的含义。在帕罗拉的可信度破产之前，法官并不需要面对我们的动议所引起的法律难题：警察对告密者承诺不以证人身份传讯，这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就像很多法官例行性的作为，他可以选择相信警察的否认。但这条路似乎行不通，因为经由录音带的揭露，帕罗拉的确做了承诺。

当星期二包曼法官再在法庭出现时，他必须对哈洛克案中的其他被告所提出的动议作出裁定。那天席格和我都不在法庭上。但是包曼法官不断地表示对我们动议有所怀疑：

我想要询问德萧维奇教授的申请，到底要我做什么。检方还没开始传唤证人呢，他要中止什么？他到底要求我对哪个机关行使权力，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啊。我也没听他说。

在我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里，这样的事我是压根听都没听过。

现在事实对我们有利，而包曼法官对于法律却有了别的想法。

在那个礼拜里，我们把录音带交给检方。检察官播放时当然发现哈洛克案的承诺根本不在录音带的记录上。帕索打电话来剑桥找我，他很生气我们玩的“小把戏”。却也佩服我们的聪明。他还告诉我，星期五的下午包曼法官要在他的“法官更衣室”约我见面，谈谈录音带和抄本的问题。因为是例行公事，我独自前往，也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希望可以在半个钟头之内离开。然而，那个星期五竟然变成我律师生涯中最令人震惊的下午。

我一坐下，美国的助理检察官乔瑟夫·杰夫就站了起来，他的演说经过排练，他指控我“非常非常严重地误导法庭并且误导证人帕罗拉”。杰夫指控我“引述”不在录音带上的对话混淆帕罗拉。包曼法官逮到这个“严重的错误”，而对我们表示“根据这些陈述，你们让证人道德堕落，并误导我们认为他说谎”。包曼法官开始把帕罗拉当做受害者，而我就像是个攻击者，似乎忘记了录音带本身（并非是我们的“陈述”）才是证明帕罗拉说谎的真正证据。包曼法官的语气倒像是个检察官，他开始攻击我说：

法官：现在，我想建议你，先生，至少在这个法庭上，律师必须按照规矩来……

德萧维奇：法官先生，我不知道有任何不按照规矩的地方。

法官：那么，先生，你和我对司法层次的看法有所不同……

德萧维奇：我只是不了解你的论点，阁下。

法官：不要以为我想和你争辩什么，先生。我是在表达法院的意见。

德萧维奇：如果当他认为没有录音带而说一套证词，而当他相信有录音带时，又是另一套证词，我不了解我们发现了什么真相。

包曼法官不为所动：

法官：你认为你可以问那些从录音带中摘述的问题，而又在其中夹带一些不存在于录音带里的杜撰问题吗？ 德萧维奇：当你说“不存在”时，你是认为那是“杜撰”的吗？

法官：是的。

德萧维奇：不，这说法不适当。你的问题是不是：在证人以为被录音的对话中间，夹带地问他某些没有被录音、却使他误以为在录音带上的对话，这种做法是否正当，我会说是的。

法官：即使是你的行为、举止、朗读和其他的态度都显示就是在录音带上？

德萧维奇：当然是的。

法官：你和我有绝对不相同的看法。

德萧维奇先生：我想我们是的，阁下。

法官：我认为那是应该谴责的行为。

德萧维奇：是否你想对我解释……

法官：我不需要回答问题。你了解的，不是吗？

德萧维奇：我完全不明白那有什么不对。

法官：这我帮不上忙。

我们显然发生了分歧。我请包曼法官在这个议题上能“保持客观”，至少等到我们有机会书面回答检方的控诉，而不是在这里的对话。但“法院”可等不下去：

法官：我批准并且指示，那些问题和回答自他的证词中排除。这意思够清楚明白了吗？……现在，我要替德萧维奇教授省下写诉状的麻烦，因为我直接裁定：那是不当的程序，而如果我有错，就请上诉法院来告诉我吧。{14}

就这样，一个突然的重击，包曼法官裁定说他会忽略录音记录、帕罗拉明显的谎言，以及帕罗拉不情愿地承认他曾作出的重要承诺。突然之间，说谎的警察变成真相的最后堡垒，而对他交叉询问的律师，却变成不道德的讼棍。包曼法官在他的裁判书中强烈地暗示着，他将正式地以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指控我，因为我误导交叉询问。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因为包曼法官的批评以及他任性的裁定，我很生气地离开法院，但我也决定那绝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对帕罗拉进行交叉询问。虽然法官想要让我省下对交叉询问的妥当性呈递诉状的“麻烦”，但是我仍决定为我的行为进行答辩。

几天之后，带着关于对帕罗拉交叉询问的正当性的诉讼摘要，我们回到了法院。我们引用很多法律权威的言论来支持我们，“长期以来，有效的交叉询问的本质就是（尤其是对那些说谎的证人），使人相信询问者手中多少握有某些证据，无论比实际上的更多、更少或是完全不同的证据”诉状中引述许多和帕罗拉的询问相似的案例，这些案例都被法律权威认为是“经典的”有效使用交叉询问的例子。

我们甚至提到林肯，他在伊利诺斯州当律师时，据说使用了和我们相去不远的策略。法兰西斯·威尔曼在他的经典作品《交叉询问的艺术》里，提到“有指导意义的交叉询问案例”。有个叫加里森的人以谋杀罪名被起诉，他的母亲聘请亚伯拉罕·林肯为他辩护。林肯询问目击证人是如何发现犯罪的。“借着月光，”他回答道。林肯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历书，并在提问中宣读说那天晚上并没有月亮。证人以为他被历书打败了，只好承认是他杀了人。威尔曼详述说，这个传闻，“有些伊利诺斯州的巡回法院人士常说林肯在这案子中骗了陪审员，他以旧的天文历替代谋杀案当年的天文历”。{15}

包曼法官对我们的法律研究没有兴趣。他继续用人身攻击：

法官：我今早才想警告你，不要再用你上礼拜五对我的那种质问态度和我说话。

德萧维奇：我实在是不了解阁下所说的。

法官：对此我很抱歉。继续。我会听你说的。

德萧维奇：你的意思是指我的音调有问题，或是太大声，或是哪种态度……

法官：回答问题并非我的习惯。

德萧维奇：记录下来吧，我现在用温和的语调说话并且以极其卑敬的态度。（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想到在电影《我的小山雀》里，梅·威斯特对法官的反驳，当他问她是否对法院表示出蔑视的态度时，威斯特回答说，“不，我正极力要隐藏它。”）

就在这个时候，哈维·希维格扯我的袖子小声地说：“亚伦，必须停止了。包曼正在审问你。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是针对事情的。你何不休息一下，让我从这里接手。”我总是愿意向我的老师学习，我要求休庭到法官室去讨论这件事。

希维格接手并向包曼法官解释：

希维格：问题是我们觉得我们完全没有错。依法我们必须进行，但是如果无论德萧维奇先生说了什么，总是被误解成语调怀着敌意，或是措辞不够尊敬，我们对席格的辩护就很难进行下去。

法官：辩护律师质问法庭是很不恰当的。这你知道。{16}

希维格：但他的确有权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法官：你们要申请什么？

希维格：我们认为法庭应当主动回避本案。

当提到“回避”时，包曼法官愣住了。规定是这样的，如果在审判中法官表现得明显偏袒某方，他就必须自行回避本案。这是法官的耻辱，特别是由辩护律师提出时。希维格故意在法官室私下提出来，让他不至于在众人面前出丑，但是这个动议迟早要公开的。经过这个回合，包曼法官整个态度都改变了。他直接问我：

法官：我看并没有理由不让你继续以你惯有的活力为你的当事人辩护……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来过，并看看是否我们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对于这样交叉询问的方式，我心里其实有强烈的意见。但为了让你比较放松，我现在告诉你，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会写下任何建议……

我们接受法官的保证而回到法庭来。在我们离开之前，包曼法官叫我过去并告诉我，他想“非正式地”对我说些话。带着长辈的笑容，他告诉我，如果我像个“街头律师”对于我的交叉询问，他其实并不会那么生气。“但是你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你在教法学院的学生。我必须用比较高的道德要求你。”我告诉法官：“如果我对我自己用你所说的‘比较高的道德要求’的话，那么我对我的当事人就会进行标准比较低的辩护。那并不是好的法律或好的道德。我希望我可以继续破除所有道德的质疑以帮助我的当事人，并且继续告诉我的学生，如果他们成为辩护律师的话，也要这样做。”

接下来的审理期间，包曼法官对我的态度倒是中规中矩。

是窃听得到的录音

我们回到法庭，准备播放录音带作为呈堂证供。联邦调查局结束了对录音的检查并报告（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录音带是真的，没有经过任何篡改。其中关键的那一段话听来很模糊：在1971年秋天，帕罗拉对席格说的话里，到底是说“你知道是用窃听的……”，还是“你知道不是用窃听的……”。

录音带播放了，并为法官再播一次：

法官：听起来很像，“不是用窃听的”，但我想要再听听看。请播放两三次。

(播放录音带。)

法官：我错了。”你知道是用窃听的”，才是他所说的。

我们赢得决定性的争点。法官听这含糊的字眼时，注意到我们这一方。

审讯到此结束。包曼法官表示会尽快作出判决，但是几个礼拜过去了，他的办公室没有透出只字片语。律师们最喜欢的消遣，就是推测判决迟延的含意，无论是陪审团的判决还是法官的判决。希维格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时间的延宕是个好预兆：“他真的在看我们的文件。”我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只看到了黑暗面：“他正在撰写冗长的判决书，准备要在我们的棺材板上钉上最后的钉子。”琼。贝克是极端的实用主义者，已经准备好了上诉状，相信无论包曼法官对哈洛克案作出什么判决，都要上诉。

在等待包曼法官的判决书时，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助理检察官帕特森以席格在安托案的认罪协商威胁他，如果他不肯合作的话。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排除这个威胁。因此，我们在纽约东区地方法院提出告诉，希望能撒回席格的认罪，因为免罪证明文件早已预先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那时候，政府的人都知道席格录下了检察官和线人的对话。没有人确知席格到底录了些什么，因为我们只拿出哈洛克案件部分的录音带给检方，没有拿出关于安托案的部分。

我们和帕特森协商时，我们透露说他和席格的对话已经被暗中录音了。我猜想帕特森可能是害怕像帕罗拉那样接受交叉询问，于是他决定“建议”法官准许撤回认罪而不用经过审判。法官接受帕特森的建议，于是席格的认罪获准撤回。

1973年4月25日，也是康斯坦丁诺法官在东区地方法院准撤席格认罪的那天，包曼法官作出判决。仿怫有个法庭小丑对我们说：“我有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坏消息是，包曼法官写了长达38页的判决书，上面说席格必须为哈洛克案的审判作证。

包曼法官的判决书

包曼法官认定一个事实，“录音记录无法支持席格的主张”。也就是帕罗拉曾承诺席格如果提供涉案的人名便不必出庭作证。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帕罗拉曾在交叉询问中承认“实际上”曾对席格说“我们不会利用你”；并且帕罗拉的伙伴乔瑟夫·吉普尼作证指出，他曾给过席格“全面的保证”，不会暴露他的身份，也不必出庭作证；而录音带也确实显示帕罗拉重复对席格保证政府“不会为任何事出卖你。我不可能把你说出来。”{17}

包曼法官决定相信帕罗拉的证词，他说他不知道有违法窃听，也“从未自窃听资料或联邦调査局中取得任何情报”。当然，其中还有个问题，在庭讯的时候，包曼法官听过录音带好几次，也认为帕罗拉曾告诉席格“你知道是用窃听的……这就是我们如何逮到你的小辫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他只要再度改变看法就行了：

我倾向同意检方的意见，……录音的那个字是“不是”。

包曼不愿意根据录音带内容去作裁判，反而完全相信帕罗拉的话：

在听审中，帕罗拉经过所有询问，他都坚持他说的是“不是”。我必须重视他的回忆。在我的看法尹，这一证据具有更大的力量，即使面对持续的、有时候不公平而令人混淆的交叉询问，帕罗拉仍然坚持毫不知悉而且也未曾使用对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任何窃听记录。

我们实在不能相信，尤其在水门事件正沸沸扬扬之下，联邦法官居然选择“相信”警察的证词，而秘密录音却保存了他自己的陈述而显示该证词是假的。包曼法官完全漠视录音带、吉普尼的证词和交叉询问（除了被视为“不公平而令人混淆的”以外），他竟然遽下断言说帕罗拉所言属实。

我相信每个听到帕罗拉证词和录音带的人——法官、检察官、法庭内列席的人——都会认为帕罗拉在说谎。可是包曼法官仍然在判决书中说他相信且信赖帕罗拉是诚实的。我们知道要说服某些法官相信警察说谎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最生动也最令人沮丧的例证。警察作伪证，以及美国某些司法制度的纵容，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大部分的刑事律师都很犬儒地接受了，就像他们也都知道大多数被告都会说谎，却没有人会相信他们。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警察的证词离谱到不可置信，特别是警方自己都不相信，就好像警员杰瑞米·霍华德，他曾对席格的车子进行搜查。包曼法官裁定席格对该车搜查行为的解释较霍华德的证词更为可信。他认为对富豪汽车的搜查行为是违宪的，并判定“政府不得基于席格车内的物品对席格进行讯问”。但他并没有讨论这个判决所蕴含的问题：对席格的车子搜查和扣押以及发现证明他涉及安托案的“技术证据”，这些是帕罗拉用来威胁席格当线人的关键。

在涉及“证据排除法则”的所有判决中，由各个方面来看，包曼法官的判决书其实是很典型的。他不和我们争执法律上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任何法律上的错误都可能会在上诉法院复审中被提出。相反的，他处理所有不利于我们关键性的事实争点。除了特别的情形，原则上，上诉法院不会推翻原审法官的事实判定。这个规定的理由是，地方法院法官事实上听到并且看到现场的证人，所以应该是比较有立场去认定他们的可信度，而非像上诉法院只是审阅“冰冷的”文件。另一方面，“法律”只存在于上诉法院的特别职权范围里，他们的对象是卷宗而不是证人的证词。很多地方法官（很清楚他们有通过事实去造法的权力）故意以他们的事实裁定去迎合他们所要的法律结论，如此一来，便有效地绑住了上诉法院的双手。

所有诉讼程序的参与者都了解这个哑谜，但是除非过度滥用，否则很少会揭穿它。

包曼法官的判决是这种类型的杰作。我们知道很难会被上诉推翻的。包曼法官骄傲地提醒我们，他的案子从不会被上诉法院推翻。（很多法官都把诉讼程序人格化了，而认为他们才是上诉的主体，而不是被告。）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何他对这项记录如此自吹自擂：他的判决似乎是有意为防止被上诉法院推翻而设计的。

到这个时候，席格的未来很灰暗。我们已经得到席格是否必须出庭作证的判决，但是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席格受传唤出庭却拒绝作证，被判以藐视法庭似乎是不可避免，而且可能会是个很重的判决。

我并非故意妨碍司法

检方赢得了第一回合之后，迅速地开始进行哈洛克案的诉讼。夹着锐不可当的气势，检察官急着要传唤席格作证，趁着包曼法官的判决刚出炉的时候。我们的义务是告知席格我们专业上的意见，上诉是否能成功是很不确定的。我们很不愿意向席格提供我们个人的忠告，建议他是否要提出对他朋友不利的证据。（而我们几个人之间的意见也不相同。）席格必须自己去根据这些专业判断（无论是事实或是“猜测”）去作决定。

我们决定立即上诉，因为我们猜想席格很快就会被传唤作证，并且会因藐视法庭而被抓（如果他拒绝作证的话）案件就会迅即进行辩论。时间非常重要，我们想包曼法官在判定席格藐视法庭之后，会命令拘留席格而不准保释，因为到了席格被传唤到证人席时，哈洛克案的陪审团已经就座，而法官并不愿意让陪审团因为冗长的上诉而模糊了对本案的印象。在我们的策略中，顶重要的是，在上诉未判决之前，席格必须在监牢之外。我们希望他可以下决定。这意味着要确保他一方面不被官方和法院施压，另一方面也不受到防卫联盟的压力。席格不久前娶了朵娃·凯斯勒，她变成他拒绝作证的支柱。我们害怕如果政府拘禁了席格，离开他的律师和老婆，他们又会对他施压而旧戏重演。

最后，对哈洛克案的审判开始了。法庭挤满了防卫联盟的支持者，有的带着圆顶小帽、有的围着祈祷的披肩。每个进入法庭的人都要由美国特遣部队检查是否携带武器。包曼法官告诫几个联盟的成员停止前后摇摆的祷告仪式。有一次，有个妇人站起来狠狠地瞪了法官一眼（古老的犹太诅咒方式）激怒了包曼，竟威胁她说，“如果再犯的话”，就要驱离她。

在锱铢必较和种族的争论下，双方选出各自认为最有利的陪审员，陪审团名单出炉了。（被告律师猜想：面对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被告，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陪审员会比英国白人新教徒、黑人或犹太人更支持他们。）助理检察官乔瑟夫·杰夫开始进行言词辩论，他告诉陪审员检方在本案中的立场几乎是建立在席格的证词上。

法官不耐烦地说：“带席格先生上证人席。”紧张气氛骤然升高。每个人都在等待我们的下一步。席格会作证吗？他会拒绝作证而因藐视法庭被抓吗？法官会作出怎样的有罪判决？席格穿着不合身的外套、没有扣上的衬衫，慢慢地走上证人席。他紧张地转了一圈才坐下来。当助理检察官帕索对消沉忧郁的席格开始第一个问题时，紧张气氛急遽增加，他问道：“以下所述是否属实，1972年1月25日星期二，哈洛克爆炸案前一天，你在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总部遇到斯图尔特·科恩和谢尔顿·戴维斯?”这个时候，即使是我们都不能确定席格会怎么做。

他把手伸进他的皮夹，作了个冷静的决定，拿出一张纸条。这是我为他准备的，当他决定不作证时，可以使用这个声明。他开始念，其中几个字音还颤抖着：

我很尊敬地婉拒作答，因为政府官员曾经承诺，如果我提供特定的消息，我就不必出庭作证，因为我的身份是政府通过非法窃听和非法搜查而得知的。

我相信我很尊敬地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是我有意要妨碍司法，只是确信司法会给我正义，而我在宪法上的权利也不受侵害。

帕索听到席格拿着手稿的陈述，声严色厉地说：“是谁为你准备这样的声明的？”包曼法官回答道：“这显然是他的律师写的。不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接着帕索问席格是否“意图基于宪法第五修正案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席格回答道：“是的，我不愿。”帕索十分惊讶。在他经验中，这是第一次听到不愿作证的证人在被问到可能判他有罪的问题时不向宪法第五修正案求助的。

帕索继续提出可能陷他于罪的问题；席格每次回答都照本宣科。最后包曼法官向前探身，瞪着席格说：

席格先生，我要告诉你：拒绝遵守法院的指示，你会为藐视法庭而受到惩罚。

法官继续盯着席格看，而这个惶恐的证人蜷缩在座位中，不敢看着法官的眼睛，但是仍坚持拒绝回答检方的问题。

这些都在检察官意料之中，他转而要求法院给予证人免责权。我站起来提出抗议，因为只有在证人援引“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时，才适用免责权的法律。我们故意让席格拒绝引用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以投入变量，搞乱检方的计划。但是包曼法官看穿了我们的手法，而提醒检察官，因为席格并未援引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所以不必赋予他免责权；他得被迫回答问题，如果拒绝回答，会以藐视法庭受罚。

接着法官正式判定席格藐视法庭，并且下令将他监禁，直到他改变意愿同意作证为止。

通常，当证人被判以藐视法庭，都会立即关起来，以便对他施压，让他同意遵循法院的命令。我请求法院在上诉审理期间，允许席格交保。我告诉法院，我已经准备提出上诉，在“下午2点30分，如果必要的话”。如此一来，我表示了无意拖延诉讼。我同时提醒包曼法官，他对我们所提的争点写了长篇大论的判决书，这当然意味着，上诉的争点也会是严肃而重要的。

我们怀疑我们的请求是否会获准，因为包曼法官已经着手进行审理，而陪审团也已宣誓了。检方想要迅速进行。我们也认为包曼法官会受到最近报导的影响，哈洛克强烈抗议防卫联盟制造爆炸的人竟然还逍遥法外，他们差点儿杀了他。他抱怨说，他不能“想象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这么可怕。这些人进出法庭好几次，他们已被证明有罪，而审判居然还在进行”。他的这席话获得广泛的回响。

令我们惊讶的是，包曼官同意让席格交保，因为考虑到“德萧维奇先生促进诉讼”的表现。几分钟之内，帕索和我站在上诉法院的全体审判团之前，他们要求极为紧迫的时间表，在12天之内，所有的答辩状及论据都要齐备。哈洛克的审判延迟，陪审团回家，而所有的人都在等候上诉法院的行动。

上诉法院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是个有卓越传统的重要法院。其管辖范围包括整个纽约州、康涅狄格州以及佛蒙特州。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只审查很少的案子，上诉法院（为了实际上的目的）是大部分刑事被告的终审法院。过去，第二巡回法院的历任法官有许多司法界的伟人，如韩德法官、哈兰法官、法兰克法官以及克拉克法官。（当然也有些司法界的小丑。）法庭坐落在联邦法院的第17层楼，可以眺望布鲁克林桥和华尔街金融区，外表简朴却令人印象深刻。法院有9个执行业务的法官和几个资深法官，每3个法官轮流组成审判团。特别的审判团会听审某些案件，而且直到辩论前几天，才公布审理的法官名单，这是为了防止律师为了个别法官的偏好而撰写诉状。这也使得上诉律师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且具挑战性，因为每个法官的法律见解都不相同，特别是在刑事及宪法的领域里，同样的论点可能被某个法官接受，却冒犯了另一个法官。

其中有个法官，我尤其关心：首席法官考夫曼。当考夫曼还是个地方法院法官时，担任过该法庭最后一宗死刑案件的主审法官：1951年恶名昭彰的罗森堡间谍案。他判下死刑判决的风暴，至今尚未平息。虽然他在独立而有影响力的上诉法院声誉卓著，可是他仍然时常为罗森堡案的判决受攻击。其中有人批评他，身为犹太人，竟然不知道要关心他的同胞。我担心只要案件牵涉到任何恶名昭彰的犹太组织，他就会做出完全相同的事。我希望审理的法官里没有犹太人，如此他才能摆脱某些种族情结，而只专注于复杂的法律问题。

法院终于公布审判法官：主审的是大法官考夫曼。两位陪审法官都很资深：康涅狄格州的法官史密斯和来自纽约地方法院的法官布莱恩，他刚暂调到上诉法院。我一知道审判团的名单，就马上到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查阅考夫曼和他的同僚所有的判决记录。上诉庭的辩论经常受个人意见的主导，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辩论由某位在场法官对某个案件所撰写的解释。

阅读考夫曼大法官对上诉案件的许多见解，让我获得了鼓舞。他不是倾向政府的人：他经常责备检察官（对被告辩护人也一样的态度）。他显然很喜欢精彩的辩论。为了强调宪法的基本精神，他也会（至少是偶尔会）把显然有罪的犯人无罪开释。我的几个律师朋友，一听到是大法官考夫曼主审，就提醒我一定要做准备，否则他的态度会是十分尖酸刻薄的。

于是我心里有了底，便开始准备相当关键性的言词辩论。在上诉审中，只有言词辩论才能和法官直接遭遇。这是惟一的机会，可以知道他们想些什么，并且响应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一般而言，在律师能够对法官陈述论证的15到20分钟的时间内，案子经常就会尘埃落定。

通常上诉庭不会像某些法庭有那么多旁听者。听众只有法官助理、在旁听席等候的被告，以及等着上前发言的律师。在那个6月燥热的星期二里，只排了一个案子，法院却被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支持者、媒体、被告家属和几乎全员到齐的检察官们挤得水泄不通。

法院的书记官照例说着“肃静，肃静”宣布开庭（旁听的马堤·埃利法特轻声地把“肃静”〔oyez〕念成“ovay”这在意第绪语里是绝望哭喊的声音）接着他宣布审理案件。我走到发言台，开始叙述席格如何成为告密者的故事。考夫曼大法官立即打断我，并且提出关于窃听记录被销毁的问题。考夫曼大法官显然仔细看过诉状和记录，因为他没有问及包曼法官的判决书，而我们当然也没有在诉状中强调它。（希维格说服了我要在诉状中提到它，以便“保留”到本案上诉最高法院之时。）

考夫曼法官的问题让所有的人都很惊讶。不过上诉律师的职责就是要预备回答所有可能的问题，而我们也已经做了准备。当我开始回答时，琼·贝克递给我一个档案，整洁地标示着“销毁的录音”其中包含相关的案件和条文，而且重要的句子都用红线标注。我感觉到其他法官对这个议题十分有兴趣，于是放弃原来准备的重点，集中讨论录音被销毁的法律问题。为了连接到其他的论点，我指出联邦调查局非法销毁录音带的行为，使我们难以证明检方利用窃听发现席格的事实。问题来了。法官们显然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在很多案件里，法官对本案总是坚持自己先入为主的看法。在没看过甚至不想看诉状的法官面前进行言词辩论，其实是很常见的事。原本还自信十足的帕索，也被问及录音销毁的问题。言词辩论结束时，考夫曼大法官向我们保证，几天之内裁判就会送达给我们，因为我们必须回到悬而未决的哈洛克本案的审判。

好的律师总是为他的当事人做最坏的打算。（我们还是觉得很讶异，即使监牢的大门就在他的身后，犯罪的被告总是对未来仍然十分乐观。）在我等待法院的判决时，我们还是持续和席格讨论出庭作证或不作证的法律后果。

言词辩论后的两个星期，我在哈佛的办公室里接到上诉法院的电话。书记官告诉我，法院已经递出无异议撤销包曼法官的判决。我还打算搭下一班飞机去听判决，而几个小时之内电话就来了。

警察的措施失当

撤销判决的意见书由考夫曼大法官撰写，先提到爱丽丝• 康妮斯的死，他说这是“愚昧的、懦夫的暴力行为”。他接着说这个诉讼“很不幸地彰显了刑法体系及其执法最卑劣的层面”。“就本案而言”，法院说：

……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我们知道线人席格利用和他的党羽相同的手法，秘密录下了许多对话……这显示他们在爆炸案的暴力行为中尔虞我诈的特质，而他本身甚至还是政府的内应。

法院接着转到政府消除窃听记录的事：

销毁证据是非常严重的事，在本案中不可忽略。以揭穿污点证人的身份要挟拒绝使用由非法窃听得来的证据的被告，……尔后又为了逃避责任而从他那里撤回这些手段和工具，这是法律上最荒谬的做法。

法院裁定，消除录音记录这件事，“使我们必须严格查证检方的主张”，他们说席格在安托案中的身份和角色不是经由窃听发现的，而是有“独立的来源”。

法院审查了政府的说法，那些被包曼法官相信是真实的说辞。上诉法院说，席格至少成功地记录了和帕罗拉的一段对话，“关于警察如何发现席格的身份这件事，显然有不同的版本”。考夫曼指出重要而具争议性的一段：“你知道那是（不是？〉用窃听的。”我们要求上诉法院听那一段录音，然后再决定到底是“是”或“不是”，上诉法院接受了我们的提议，然后作出结论：

我们作出结论，毫无疑问、含混或不确定性地，帕罗拉对席格说的是：“你知道是用窃听的。”这项发现（就我的意见而言，是有点言过其实的）{18}使上诉法院得到很令人困惑的结论：

如果纽约警爷局真的经由窃听得知席格涉案，席格的辩护律师所持有的这些窃听的内容，或许可以粉碎官方声称是“独立来源”的证词。因为如果真有窃听，帕罗拉在法庭上作证说是“独立来源”的证词，在这关键点上就站不住脚，而且之后的证词显然就更不可信。

这个结论是很令人困惑的，因为帕罗拉的可信度“早已经”被录音带中其他清楚且无庸置疑的部分给破坏殆尽，这些内容证明帕罗拉不断地在说谎，包括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席格那里取得情报，以及他绝对不可能忘记，曾威胁要杀掉席格，而且不向他宣读权利的“交易”而关于窃听的对话（即使是已经认定帕罗拉告诉过席格他“是”经由窃听被发现的）帕罗拉很可能真的忘记了，因为这和他的主要任务无关。

那么，为什么法院要将争点集中在这段模糊的对话，使得帕罗拉的可信度破灭？我猜想，上诉法院的法官是想要减少包曼法官的尴尬困窘：如果上诉法院详述了帕罗拉证词中的矛盾与谎言，包曼法官对他可信度的信赖便显得太荒谬了，除非他是故意欺骗。如此一来，焦点集中在包曼法官对特殊对话的无心之过，则法院就可以避免对地方法院法官的事实审理过程造成严重的中伤。

无论如何，法院认为帕罗拉的证词“在这关键点上站不住脚，而且之后的证词显然就更不可信”，对于政府的不当处置予以适当的补救。法院的叙述带了些哲学味道：

当然我们都很难过，用卡多索法官的经典名言来说，如果罪犯因为警察的措施失当而获得释放，有些人会辩称必要时也应该使用非法的方法，以维护法治。最高法院法官布蓝迪斯对此有精辟的响应：“我们的政府是无所不在的老师。是好是坏，政府的行为都是人民的榜样。犯罪是会传染的。如果政府变成了法律的破坏者，法律将会受到蔑视，因为这会鼓励每个人都只遵守他自己的法律。”

接着法院宣示判决：

我们因此认为，就本案而言，消除录音记录的行为使席格无法拿到必要的武器以防御对方的攻击……因为录音带已经不存在了，重审也失去效用。因此对席格藐视法庭的判决，应予以撤铕。

仿佛是要让判决绝无疑义，法院也指出，席格“在何情况下都不需要被追诉”，无论是安托案，或格林库夫爆炸案，或是在车上持有爆炸物。最后，仿佛是直接响应了包曼法官对我的交叉询问的批评，上诉法院费心地措辞：“席格的辩护律师以有力的、礼貌的方式，发现了很复杂的事实以及法律争点，而始终坚持追求真相。”我们了解这意味着他赞同我们在交叉询问中所用的技巧，至少在结论上。

席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对他解释说，这表示我们已经完全脱离危险。他不用受审也不用出庭作证。在两年的威胁、恐惧和孤立之后，席格得到了自由，离开法院并且开始他的新生活，不用再担心被审判、被判藐视法庭，或是帕罗拉的恐吓，甚至是犹太人防卫联盟。他已经不必在说出对他朋友不利的证词和面对牢狱生活的两难之中作选择了。

“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

哈洛克案的审判并未结束，只是休庭等候上诉法院作出判决。那天早上，在判决作出之后，包曼法官重新开庭审理哈洛克案。席格再度被传唤出庭作证，但这次并没有藐视法庭罪行的威胁。正如预料中的一样，他拒绝作证。没有席格的证词，法官被迫驳回哈洛克案对所有被告的指控。

于是科恩、戴维斯以及席格走出法庭，向彼此道贺并且大笑，这时包曼法官转向他们生气地说：“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爱丽丝·康妮斯！”就当我想到这个哈洛克案中无辜的受害者时，我听到法官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愤怒：“有人犯下了懦弱的、恶毒的、不可原谅的、不容遗忘的罪行；有人在我认为是件谋杀案的犯罪里破坏了司法正义的实现。存心这样做的人将知道法律的力量，即使有些人在现实里逃避了责任。”在他明确地说出最后几个字时，包曼法官将他的视线移开年轻的被告们，而直接地注视着我，就好像是在说：“你必须为此负责。”

他的话语像利刃一般刺伤了我。我从来没有如此难受过，即使案子已经结束，而我的当事人获得完全的胜利。他是对的。在某个意义下，我们应该负责——我、哈维、琼和其他为席格辩护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策划这突发奇想的法庭辩论，如果我们没有为了席格的辩护而日夜工作，上诉法院很可能支持包曼法官对于藐视法庭的判决，并且命令席格服刑。而没有人能确定在牢狱之灾的压力下，席格是否会崩溃而同意作证。

在所有的人离开之后，我在法庭坐了整整一个小时。我不要任何胜利的欢呼。我忘不掉爱丽丝·康妮斯。

靠线人办案的政府

席格的案子持续困扰了我好几年。我每年都在刑法课上教授这个案例，播放录音带并且回忆复杂的法律及事实的争点。有时我会邀请帕索来说明检方的观点。有时我会邀请琼和哈维。学生的反应每年都不同。有时帕罗拉像个英雄，有时像个恶棍。席格总被轻视或是可怜。包曼法官通常招人讨厌。我自己的角色则充满争议，特别是针对受理这个案件的决定，有时是对我交叉询问的部分。所有的剧中人物中，学生总是特别喜欢琼，她自己在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诉讼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个案子提供了极好的教学范例，因为指出了法律上以及道德上的深刻问题，那就是政府在预防和起诉大部分重大刑案时的介入的限度。我让学生努力思考席格这个线人的角色。我们生活在政府依靠线人办案的年代。每个执法机关都有他们的线人，任何重要的组织（和许多无关紧要的组织），都已经被渗透。告密好像已经变成高尚的工作，或是大众行业。我们很难评估现在到底有多少线人。他们的角色变动太快，根本无法计算。政府总是从他们身上不加选择地获得情报，从最轻微的到最严重的犯罪。他们还制造犯罪，以便有线索出售。他们会谎报犯罪，以便向雇主出卖他们想听的消息。

帕罗拉和席格的对话录音带，戏剧性地揭露了政府如何对线人施压，以得到情报，无论那情报是杜撰或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为了有效执法，利用线人可能是必要的方式。有史以来，所有的政府都曾利用线人作内应，而他们也会继续这样做。人权运动可能会让联邦调查局不能再渗透三K党，而要是没有内应，我们对组织犯罪的了解就要少得多了。

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并非是警察不小心“措施失当”造成的，这是考夫曼法官的说法。其实只是因为政府根本无法渗透犹太人防卫联盟（因此就无法预防可能的严重后果）。除非通过非法途径。于是，高层人士经过审虑和权衡后，决定要触犯法律，为了更高的利益，要解决“群众的骚动”。很多人说政府只是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当遵守法律会引起灾难时，就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墨守成规。在进行本案诉讼时，我有时也会这么想，特别是当我知道由于席格的情报而胎死腹中的计划时。

但是，经过最后的分析，政府是应该输掉这场官司。行政单位为了保护重要的价值而在庞大压力下采取权宜措施，这是一回事；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谨慎审理，并且确定其是否合宪，这又是另一回事。就像在二次大战时的日本侨民安置案中，大法官罗伯·杰克森的不同意见书里所说的：当政府官员触犯了美国宪法，“这可以说是意外事件”，但是如果法院支持政府的行为，“就不再是意外事件了，而是对美国宪法的一种解释，它具有普遍性的繁衍力量，其产生出来的东西会危害到宪法原则本身”。

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也是如此，或许政府有防微杜渐的必要；但是当灾难已经远离，而罪犯已经揭发出来了，就不必再强迫利用违宪的手段来定他们的罪。重要的是，在我的想法里，我比较能原谅帕罗拉的行为，却难以宽恕包曼法官将这些行为合法化的企图。

政府单位会继续从事违宪的工作，而通常是为了较不引人注意的理由，而非现存的这些。在这样的案子中他们会吃到甜头，因为法院仍然忽略他们是否触法，或者认为那是无害的，并依此作成定罪的判决。每次法院根据宪法废除有罪判决，就让违宪的代价高一些。在任何特殊的案件中，特别是在像哈洛克案这般重大的案件，代价就更高了；但是如果考虑到法院事实上很少会要他们付出代价的话，席格案的判决就应该被视为美国宪法的胜利。

尾声

现在犹太人防卫联盟处在自己的阴影之中。好几百个激进分子分布在东北部的主要城市，有时候出现在反对纳粹或巴勒斯坦的喧闹示威游行中。他们在共产党的书店放置炸弹并且侵扰苏联的外交人员。1974年11月，阿拉法特访问美国，联盟的新领导还曾提供奖金以鼓励暗杀行动，不过后来被逮捕了。在美苏关系中，联盟不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美国的政治外交也是一样。在大西洋的彼端，没有任何外交单位报告过他们的活动。

犹太人防卫联盟加速殒灭的重要事件，便是爱丽丝·康妮斯的死。这场没有意义的悲剧让犹太社区不再愿意支持联盟。这意味着，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滥用群众骚动和暴力行动，使得原来的目的和口号丧失了意义。即使这些好战分子可以证明他们抵制苏联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具有正当性，但在哈洛克和哥伦比亚案子中的行为，特别是有个犹太女子死亡，即使是意外的，仍然令人震惊不已。

讽刺的是，对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这3个人的无罪宣判，更确切地说，没有定罪可能也为这个组织的没落作出贡献。在面对席格的罪行败露时，联盟竟尖锐刺耳地否认共谋，这显示联盟的领导者不愿意承担多余行为的责任。更重要的，没有人被定罪使得犹太人防卫联盟没有了英雄或烈士，否则他们可以建造个偶像：如果席格、科恩和戴维斯被定罪并且判以长期的徒刑，他们就会变成“政治犯”会被犹太人防卫联盟利用为继续抗争并且采用武力的焦点。但是失去了这样的焦点，又要面对支持者减少的局面，犹太人防卫联盟已经变成吵闹但却无能的废墟。

大部分的联盟领袖和活跃分子都转而过着美国主流的生活。科恩现在在经营一家旅行社。戴维斯在形式上和联盟还有来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犹太神学院教授希伯来语。瑞朋回去经营房地产（他最近还告诉我——用他特有的坟场式幽默—— 他说他真是“无聊死了”）。拉比卡汉在以色列，他领导一群想在西岸定居的正教会犹太人。在最近的一场示威中，卡汉被以色列的警察逮捕，而且受到粗鲁的对待。他抱怨说，即使在美国，也不曾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对此，以色列的警察响应道：“在以色列这里，我们不需要担心会得罪‘犹太人的选票’。”

席格和他的太太朵娃，他们在审判之后就搬到长岛，在那儿开了家清理和修补家具的商店。席格自从1973年7月步出法院之后，就离开了犹太人防卫联盟，也脱离了麻烦。

帕罗拉仍然干警探的工作。在席格案结束几年之后，我打电话到纽约市警局，问他是否可以见个面做访问。几番迟疑后，他同意了。

那是个温暖的6月天，我到达位于曼哈顿区布鲁克林桥旁的警局总部。“大律师，”帕罗拉展开他的手臂温暖地说，“真高兴见到20年作证以来惟一在证人席上打败我的律师。”他指着金属探测器解释道：“设计这个是为了确定有没有人携带隐藏式的录音机进入警局总部。而这个‘席格规定’就是，所有的访问都必须在警局总部内处理进行。”在经过搜身是否夹带隐藏式录音机之后，我被带进小房间开始我们的谈话。

话题转到了布鲁克林，因为帕罗拉说：“你知道若非在波罗公园长大，我不可能侦破那个案子。在我成长的时候，我常常看见像席格这样的犹太家伙。那些迟钝无用的家伙，他们是羡慕我们的，如果你和他们处得好的话，你可以让他们完全顺从你。席格就是这样。他其实有点想要成为像我一样强悍的意大利警察。我正好抓住这一点，然后跟他玩。我们习惯很粗鲁地说话，意大利式的谈话，不是犹太式的，谈些关于汽车、炸弹、吗啡这类的事。他照单全收。通常我让他变成意大利人，然后变成警察。我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但是我抓住他的弱点，很重要的弱点。我不可能做到的，除非我知道波罗公园，除非我知道怎样利用像席格这种笨蛋。”

为什么他决定揭发席格，并利用他做证人？“这并不是我决定的，”帕罗拉反驳道，“我他妈的快疯了。他是我20年来最好的内应。你知道，他可以让我们发财。所有其他我知道的线人都会要钱。就他所提供的消息，他大可以要求2. 5万甚至5万元。但是他从没要过一毛钱。他妈的当一堆屎的价钱都比当证人要高。但是那些天杀的联邦政府决定要他当证人。为什么，我不知道。预防炸弹事件不是比把几个笨蛋家伙送进牢里关几年更重要？而且你看看结果如何。我们把他抖出来，却输了案子。联邦政府那些人只会砸锅。他们违背诺言，却拿我做替死鬼顶罪。他们要我随便敷衍那个家伙，而我照做了。他们却用我来说谎。他们破坏我的承诺，于是我只好否认曾经做过承诺。”

像帕罗拉这么经验老到的警察，怎么可能被像席格这种笨蛋给愚弄了？我提出问题。“他很不错。至少他后来变得很厉害。讽刺的是，我们作法自毙，自己跳进坑里。你知道，当我回想的时候，我曾感到怀疑。这家伙有没有对我们录音？我记得曾这么想。不过我猜我那时很粗心。他相信我们，我们也相信他。我们都是他妈的笨蛋。我们都太相信对方了。”

我和帕罗拉一样，对席格也有这样的优势，因为我也生长在波罗公园。“和很多像你这样的家伙在一起？”帕罗拉笑了，而我继续说着，“我习惯和像你这样的家伙打棒球，强悍的意大利小孩总是炫耀他的肌肉，然后开始打架。我们的策略就是要让他们过于自信。让他们以为我们很害怕。让他们变得粗心散漫。然后回击。当我们是小孩时，这招就有效了，而现在则对你有效。”

帕罗拉摇头笑道。”你还真是个怪胎，大律师。你的确是愚弄了我。我那时以为在交叉询问中你问我的各种开放性问题，是向我投出简单的滚地球。你的确让我过于自负而变得粗心。然后你丢下一颗炸弹。我真的很害怕。在我这辈子里，我第一次对法律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法官或联邦政府那些长官会怎样对付我。”

然后他停了下来对我笑，他小声地说：“你知道当你最后赢得那个案子时，我的感觉是什么吗，大律师？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席格不该进监牢的。”

当我起身要离开时，帕罗拉转过身来把他的手臂放在我的肩上。“大律师，”他说：“这真完全是个波罗公园的案子。我侦破了案子并且指出席格，因为我了解这个老地方。而之后，你从剑桥来把我打败了，因为你记得这个老地方。惟一不知道这个老地方的，是包曼法官。而他绝对无法理解这个案子。他不了解席格，他不了解我，他甚至不了解你。他以为他了解你们，以为你们是虚有其表的律师。他不知道你是真的布鲁克林街上的小孩，穿着三件式套装的街头战士。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你了。如果我有了麻烦，我会去找你的，大律师。我希望在我这边有个街头角色，即使你从不是个两个水沟盖的男人。在法庭上，大律师，你已经是3个水沟盖的男人了。”对波罗公园的人而言，这是最极致的赞美了。

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他的敌人走过来，以为他在睡觉，然后他猛刺尸体。这个人是否……谋杀这个死者未遂？法律有时是有点驴，但也不至于冥顽不灵。

瑞德，霍顿诉史密斯案。

在法学院一年级的课程里，通常都会安排“苏格拉底教学法”。教授扮演全知者苏格拉底，提供假设性的案例，并且对迷惑不已的学生提出连珠炮似的问题。每当学生的回答接近正确答案时，教授又改变了案例中的关键事实，然后问学生这个改变是否会影响他的答案。这些不断变化的“假定”（有着不断变动的事实的假设案例）是法律教育的主要部分，为的是训练未来律师的思考能力，以便于将来在法庭上的激辩。有些学生抱怨那是“纸上谈兵”的教育方法，但也有许多学生似乎很享受这种挑战。

在一年级的刑法课里，有个总是激起学生好奇却又让人迷惑的“假定”，那就是被告射杀的对象，在他认为是个活着的人，而事实上是个尸体或人偶，这时候他是否会构成杀人未遂的罪名。

当我开始教授刑法时，法学年鉴中并没有这样实际案例的报告，所以讨论这个议题必须经由“假定”的方式，或引用类似的个案。

我最喜欢的案子是福尔摩斯的故事《空屋历险记》伟大探长福尔摩斯正被莫伦追踪，莫伦是“最厉害的狙击手”、“伦敦第二危险的男人”（最危险的男人当然就是首领莫里亚蒂，莫伦的老板）为了把这人引诱出来，福尔摩斯委托有名的雕刻师制作了一个和他自己的头完全相同的蜡像。这个“诱饵”被摆在贝克街上福尔摩斯家里的窗边，不时转换方向，让人觉得他在活动。时候到了，莫伦出现了，他在对街用高性能来福枪瞄准“福尔摩斯”子弹击中了雕像，“正中后脑勺，‘脑袋’炸开来”莫伦即刻被逮捕，并且承认他打算谋杀福尔摩斯，却被探长聪明的诡计给阻止了。当警员带走莫伦时，福尔摩斯问：“你要以什么罪名起诉他？”巡官莱斯特雷德回答说：“这还用问吗？当然以谋杀福尔摩斯未遂的罪名。”伟大的探长沉思了片刻，然后摇着头表达了不同意见：“不能这样的，莱斯特雷德。”他提议应该试试看莫伦和其他未侦破的谋杀案之间的关系。迷惑的读者始终搞不清楚，在英国法律下，射杀人偶“脑袋”的“杀人犯”是否犯了杀人未遂罪。

美国有个真实的人偶案件，在许多刑法案例参考书中经常被提及。密苏里州有个猎人猎杀一头“鹿”，那其实是公园管理员为了要抓盗猎者用的假动物。争议在于，这个猎人是否构成在非猎杀季节猎杀鹿只的罪名。法院认为：“意图做那些在法律上而言不可能的事……不能算犯罪。举例来说，意图杀害尸体并不构成犯罪，因为尸体不可能被谋杀。”某些学者不同意这个见解，他们认为，如果被告相信这个“尸体”是个活着的人而意图杀害，这就应该构成杀人未遂。

我在法律学院一年级时，曾热中探讨未遂罪的法律问题。在我所知的最早案例里，有个叫达姆斯的人，开车载着他的老婆，后来他拿出枪来威胁她；她试图逃走，但他抓住了她，而且拿枪抵住她的头，他缓慢而谨慎地扣下扳机。手枪并没有射出子弹。他忘了装子弹！两个警察目击了这个事件，并且听到达姆斯在他扣下没有子弹的手枪之后大叫：“它没有发射，它没有发射。”（我们无从证明这个吼叫的声调是自信、失望、惊讶，或是绝望！他被判杀人未遂罪。而他提出上诉，以他“不可能用未填装子弹的手枪射杀他老婆”为理由。法院维持原判决表示：

当达姆斯……扣下扳机时，该手枪并未填装子弹，这项事实并不能免除他杀人未遂的罪名，如果他确实认为当时该手枪已经填装了子弹的话。

我对这个案子做笔记，分析“不能未遂”概念，利用我假设的例子。“对着看似睡着的人开枪，他却因为自然的原因在射击之前早已死亡。”我试着区别两种未遂之意图，前者是因为个人不能控制的偶发因素（比如手枪在发射时因为卡弹而无法射击），后者则是因为个人意志的自制（比如射击者发现对方怀孕而改变主意）。引用佛洛伊德对潜意识行为的研究，我推测达姆斯忘记填装子弹反映出他对杀死老婆在潜意识里有冲突的情结。我的报告既幼稚又自大，而且布满临床心理学上的陷阱，但是这也让我认真思考法律上的未遂罪以及如何为“不能”作辩护。

当我在哈佛法学院开始教授刑法时，我特别投入刑法的“未遂”问题。每年班上都会分为正反双方，讨论福尔摩斯的故事，或是假设某个案子，在该案中，“杀人犯”刺杀他以为活着的敌人，而因为他早已经死亡的事实，使他免除杀人罪。大部分的学生起初都同意上议院议员瑞德的声明，他认为如果法律对刺杀尸体或者人偶者作出杀人未遂的认定，那么法律就实在太驴了。我则扮演魔鬼代言人，要求学生在刺杀尸体案和其他被学生认为是杀人未遂的假设性案件之间比较同异。

有个假设性案例，是小说《杰克的一天》的故事，描述戴高乐总统因为突然弯下腰来而逃过暗处刺客的子弹。在另一个案例中，有人在飞机登机处装置炸弹，却因为机械故障而不能爆炸。

当课程结束时，许多学生改变立场，认为“不能未遂”（尸体和人偶）以及非预期之状况（弯腰的总统和爆炸失败），二者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在这些案例中，被告企图杀害而且也想尽办法要达成这个结果。我甚至提出论证说，在道德的意义下，在想尽办法要杀人却失败的被告和成功了的被告之间，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区别。我问道，偶然的成功或失败能够决定被告被惩处的程度吗？

这些课程一直让我很兴奋，但是拿假设性的尸体和人偶作为“不能未遂”的例子，却总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其实，批评法学院的假设教学法的人，都会提到“尸体案件”，以说明法学院的假设有多么不切实际。因此，在10年的教学之后，我要在法庭上为对着以为还活着的尸体射杀的第一件真实案件进行论争，这使我异常兴奋。

真实的尸体案件

故事是在1975年的10月，杰夫里·柯恩律师问我是否对他朋友的弟弟的上诉案有兴趣，那个人因为射杀一具尸体被判以杀人罪名。

“你在开玩笑吧！”我大叫道。”这种案件是不可能发生的，除了在法学院教授的奇想之中。”

他向我保证那真的发生了。我告诉他，如果法院对该案的报告真的提到这吸引人的议题，我是绝对会去参加辩论的。这会为我的刑法课程添加怎样的内容啊！

几天之后，杰夫里带着整箱的文件飞到了剑桥，他告诉我涉及本案的悲伤故事。（法律教授为着吸引人的事例而兴奋不已，却常常忘记在那背后的人类悲剧。）他朋友的弟弟，叫梅尔·德鲁加什，23岁，来自布鲁克林班森赫斯特区的中产阶级家庭（毗邻波罗公园区）。梅尔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会计员，他的妹妹是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医科学生。就像他的哥哥和妹妹一样，梅尔也上大学。表面上，这个家庭像其他中上阶层的家庭一样。但是梅尔并不相同。他自祖母遗传了癫痫症，并且会周期性发作，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扰。自从青春期开始，他的生活就有了麻烦。1971年当他就读塞拉加斯大学时，就因为非法持有手枪而被逮捕。在认定罪行轻微之后，他被下了缓刑判决。在他的大学时期，这是他惟一接触法律的正式经验，但是毕业之后他开始和一群强悍的人鬼混。

1973年12月21日星期五的晚上，梅尔和两个朋友，麦克·吉尔以及乔·布什，一起外出喝酒参加聚会。麦克住在布鲁克林西区公寓的地下室；乔和他住了几个月，麦克认为他应该分担房租和其他花费。那天傍晚，麦克好几次要求乔分担房租。乔很生气地回答说他什么也没有，如果麦克坚持要的话，他就会“不客气了”。大约半夜，这3个人回到麦克的公寓继续喝酒。大约3点的时候，乔和麦克的争执越来越剧烈。麦克再度要求租金100元，而乔再次威胁如果他不停止的话，他要伤害他。麦克重复他的要求。

突然，乔从他的口袋中掏出0.38口径连发左轮手枪，并且对准了麦克。麦克步步后退。但是乔并没有停止。乔对着麦克的心脏发射3枪。梅尔看着麦克倒下，血像瀑布般从他胸口的洞中流出来。

然后乔转向梅尔，拿枪指着他，说：“如果你不射杀他，我会射杀你。”乔希望让事件看起来像是他们一起干的，这样梅尔就不能指控他。虽然梅尔在他的靴子中有自己的枪，但是他被乔吓倒了。几番迟疑之后，梅尔走向麦克倾斜而静止的身体，扣下他0.22自动手枪的扳机。在乔的0.38口径的子弹穿透了麦克胸部的几分钟之后，5颗子弹打破了麦克的头。

第二天清晨，当麦克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乔和梅尔正在前往纽约北部的路上。他们在城外待了几天，而梅尔在几次癫痫发作之后，过了圣诞节，他就回到他双亲的家。

梅尔的自白

12月27日，梅尔的双亲动身去度假。他的妹妹因为学校圣诞假期放假而在家，开车载父母去机场。梅尔独自在家，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似乎是癫痫要发作了。几分钟之内，他便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咬着他的舌头，然后失去知觉。当他妹妹回来，发现他躺在地下室的沙发上，神情恍惚。她试着和他说话，但是他无法清楚地说话。他只是嘟哝着，并且对她打着手势表示他必须要睡了。那是在下午5点的时候。

一小时之后，有敲门声，有个自称是“梅尔的朋友”的男人说他在找梅尔。他直接走到梅尔的沙发边。这个人并非梅尔的朋友，而是便衣约瑟夫·卡拉斯奇洛，他负责调查麦克的谋杀案。

卡拉斯奇洛向神志不清的梅尔宣读米兰达警告，告诉他所有基本权利：他可以保持缄默，还可以雇请律师。之后，探员开始提出必要而例行性问题：“现在我经已宣读你的权利，你愿意在没有律师陪同下回答问题吗？”梅尔点点头。

卡拉斯奇洛探员现在可以自由提出问题了，他问梅尔，关于麦克的死他知道些什么。梅尔回答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乔·布什北上旅行了四五天。探员接着问梅尔是否愿意到警局去指认布什的照片。梅尔同意。当他们到达第六十九管区（在我十几岁时，每个礼拜我都会走到这个管区，参加警察运动社团的聚会），他们带梅尔进侦讯室。卡拉斯奇洛告诉梅尔说，警方有好几个目击证人，都表示曾看见梅尔拥有并携带着一把手抢。

此时梅尔告诉探员他的癫痫刚才才发作。而探员告诉梅尔要到侦讯完成之后才会给他药吃。

于是梅尔开始告诉探员在为租金争执之后，乔如何射杀了麦克，还有他如何地“害怕”乔·布什。他对探员表演他是怎样走到麦克的尸体旁，并拿着他的0.22口径手枪对着麦克的头开火。梅尔说从乔发射子弹到他发射之间“大约3分钟，最多不超过5分钟”当探员问梅尔为什么射杀他的朋友时，他解释说“麦克已经死了”而他又“很害怕会没命”。

对探员卡拉斯奇洛做完这些陈述之后，梅尔被逮捕并且以杀人罪嫌起诉。地方法院助理检察官约瑟夫·洛利亚和一个速记员被找来，进行正式的口供笔录。口供是构成起诉案的核心，它的记载如下：

助理检察官洛利亚：在12月22日凌晨大约3点30分，你是否在第五十二东街740号？

答：是的。

问：有其他人和你在一起吗？

答：我确知的只有乔·布什。

问：你为什么会不确知？

答：我不时地会痉挛。每一次我痉挛——癫痫症的痉挛——我就……

但是助理检察官打断了梅尔的话。

问：乔·布什在做什么？

答：嗯，起初乔拿出枪来开始射击。他趁我措手不及时把我抓住。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这样做。

问：然后发生什么事？

答：麦克倒在地上之后，我的癫痫就停了。而乔在他身上射了 0.38的子弹之后，我开始向他射击。现在，为什么……

但助理检察官再一次没让梅尔把话说完。

问：我对为什么没有兴趣。你向他射了几枪？

答：大约5枪。

问：麦克那时有对你做什么吗？

答：没有，麦克已经死了。

问：你开枪之前有检查他的脉搏吗？

答：没有，他没有动。

洛利亚先生：我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梅尔的妹妹是杰夫里·柯恩的弟弟的朋友，她打电话给杰夫里寻求帮助。杰夫里答应了，在为审判做了些准备之后，他找到两个经验丰富的布鲁克林刑事律师来帮忙。

同时，警方到处都找不到乔·布什——最初射杀麦克的男人。他在国内四处逃亡，最后回到纽约。他又干了些麻烦事，这些事导致他被逮捕了，但是纽约市警局不能指证他与麦克之死有关。即使如此，乔·布什仍在纽约市警局的监管之中，在记录上他仍是逃犯的身份，直到发生巧合事件：乔·布什和梅尔·德许加什被关在同一间牢房中。梅尔马上告诉了他的律师，于是乔·布什就正式和梅尔一起以谋杀麦克的罪名被起诉。

布什的律师最后和地方检察官达成认罪协商。协商的内容中提到将对布什故意杀人的控诉改为过失杀人。布什会被判以5到10年的徒刑。梅尔认为他既非造成也不是故意让活生生的人死亡，所以他拒绝同意过失杀人罪的认罪协商，并就谋杀罪名受审。

1975年9月8日，指控梅尔谋杀的审判在金斯县最高法院开庭。{19}听取了医学上对梅尔癫痫症的证词之后，法官认定梅尔的口供是出于自愿的。陪审团将会听取梅尔被捕的当天对探员和地方检察官所说的证词。其实，如果不是他的口供，本案根本不成立，因为乔·布什不愿对发生的事说任何话。本案的起诉仅仅是基于梅尔告诉地方检察官的那些话而已。

起诉状指控梅尔和乔·布什的“共同行动”导致麦克·吉尔因枪伤死亡。在这个推论之下，检方必须证明乔和梅尔共谋杀害麦克。如果他们可以证明这点，那么是谁的子弹杀了麦克的辨护就不重要了。检方只要能证明任何一个人的手枪中的任何一发子弹，或密集的数发子弹，造成麦克的死亡，这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当犯罪行为是共同行动的时候，其中任何罪犯在法律上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其他人也同样要为此负责，因为这是他们共同造成的。例如，如果两个武装抢劫银行的抢匪进入银行，其中一人开枪杀了警卫以便利行抢，另一个抢匪也一样触犯了谋杀罪。如果两人在警卫身上各开一枪，到底是谁的子弹杀了他的问题也就不重要了，两个人都要为他的死亡负责。

但是如果控方无法证明乔和梅尔共谋杀害麦克（如果证据显示乔射杀麦克是独自行动而梅尔并没有赞同的话），那么政府对梅尔的指控想成立就困难得多：为了让梅尔被判定谋杀，控方必须说明：一、当乔对着麦克的胸开火之后3到5分钟之内，就在梅尔对麦克的头开枪时，他真的还活着；二、梅尔相信麦克还活着，而且在开枪时是故意杀害他的。

专家证人的战争

就在审判开始的时候，检方显然不能证明乔和梅尔是共同行为。并没有证据证明梅尔稍早曾同意乔去杀害麦克。根据惟一的证据（梅尔的口供），是乔冲动而且一个人射杀了麦克，而梅尔什么也没做，直到乔射杀了麦克的几分钟之后。审判的法官听取证词之后，认定检方不能证明是共同行为。检方现在必须证明麦克在乔射杀他后的几分钟之内是活着的。这个案子于是变成法医的战争，双方都会找来法医到证人席上作证。

控方的主要证人是法兰西·梅洛默医生，他在麦克尸体被发现的数小时之内验了尸。那时没人知道谁先开枪；法医能判定的，只是麦克心脏被射了两枪，而头部被两种口径的子弹射了好几枪。因为验尸工作是自头部开始进行的，鉴定报告认为可能的死因是“头部和胸部的复合枪伤，脑部受伤，还有因为穿入心脏引起的胸腔两侧大量出血，这显示行为人有杀人癖好”。梅洛默医生坦直的证词和验尸报告的结论一般无异。

在交叉询问中，他被问到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基于证据而臆测出来的问题。（通常证人不被允许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但是专家证人除外。）对梅洛默医生的假设性问题是这样的：

设想死者胸部被0.38口径的武器（乔的枪）所射伤。再设想3到5分钟之后，死者头部被较小口径的武器（梅尔的枪）所射伤。医生，就医学的确定性而言，你可以告诉陪审团，死者在稍后子弹射入他头部时，是否还活着？

陪审团等待医生沉思后得出答案。最后，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不，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检方另一个专家证人是迪马伊奥医生，纽约市医学检验中心的主任，他已经看过太多的尸体了。他指证说有一发0.38 口径的子弹（从布什枪中射出的）“没入肺部，并且自左至右地穿过心脏”。于是他被问到是否该发子弹会直接致命。他的回答是“是”。审判的法官问道是否这表示那人立即死亡。

鉴定人：不，不一定。

法官：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被告辩护人接着问：

问：但你是否有任何可能的方法可以知道，要多久时间他才会死亡？

答：没有。

最后迪马伊奥医生被问到与对梅洛默医生相同的假设性问题：是否能就医学上的确定性去回答，麦克在胸部中枪后3到5分钟之内仍然活着？他的答案和梅洛默医生一样。

被告只打算传唤一名专家证人：赫本医生，他曾在纽约市权威医学检验中心工作长达20年之久，而且担任过纽约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系的系主任。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他是法医学和法律病理学的耆宿。赫本医生被问到是否“能说出本案中死者在胸口受到布什0.38 口径子弹的枪伤之后，要多久才能去世”。

赫本医生再次确认了控方专家证人的论点：

没有办法。我们完全元法确认。死者胸口中枪后可能很快会死亡。常常他会因为枪伤一下子就死了。这些伤害也有可能会施延……要过一段时间才死亡。但是……大多数情死是他们会很快死亡。

作证或不作证？

依据所有鉴定人的证词，被告必须作出重要而困难的决定：让事情就这样，或是把握机会让梅尔自己上证人席。乔·布什十分清楚，他不愿为任何一方作证，而且，也没有任何一方想要冒险传他出庭勉强作证。

犯罪的被告是否需要亲自出庭作证，这是刑事律师既重大又困难的决定。即使如此，每个被告仍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可以不自证己罪。很多经验丰富的律师相信，陪审团始终认为被告若不作证就是有所隐瞒。他们通常是对的！但是他想要隐瞒的，经常不是他自己在该案中的罪行；他想隐瞒的是过去被判决有罪的事实。在证据法里，如果被告不出庭作证的话，他较早的记录通常不会被说出来。但是如果被告选择走上证人席，检方就可以在交叉询问中询问他过去的犯罪记录，借此怀疑他作为证人的可信度。虽然法官会指示陪审员不要以过去的犯罪记录作为其犯罪的证据，却还是会影响他作证的可信度。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相干的事。大多数的被告和他们的律师都害怕这种情况，这将会使陪审员在认定有罪与否时心存偏见。有些陪审员可能甚至会作出有罪的结论，因为他们认定他是坏人，却不去考虑在本案中他是否真的有罪。

有时候，辩方律师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因为当控方的证据要求被告直接作答时，被告律师可能必须冒险自行揭露他的当事人的犯罪记录。这个判断是复杂且微妙的，总是要根据个别案子的事实来决定。（我认识一位刑事律师，对一件刑事案要价5万美元，他说5000美元是为了本案的准备和解决问题；剩下的4.5万是要支付他在审判将结束时建议当事人是否应该上证人席作证。）

在梅尔的案子里，问题差不多。一方面，梅尔有前科，但那是在他大学学生时代，而且是不很严重的罪；另一方面，这个案子的证据没有那么站得住脚。但是他始终面对着一个威胁，那就是梅尔可能在交叉询问中搬起砖头砸自己的脚。他将如何解释他向朋友的头部连开5枪的怪异行为？陪审团是否会相信，梅尔自己持有上膛的手枪，却害怕乔·布什会加害他？如果他是如此的恐惧，为何在犯罪之后，他又和布什一起到北部去？在交叉询问中，是会有一些很难以应付的问题的。

被告的辩护团队决定任事态发展，不要传唤他作证。他们知道没有了他的证词，除了探员卡拉斯奇洛在审问梅尔时所说的那些话，就无法证明记录中所说的，是因为乔以枪口威胁要杀他，他才对着死者的头部开枪的。法律认可在强迫或威胁下的正当防卫，但是这个限制很严格而且很难成立。辩护人最后认为，让他作证的潜在性危险超过任何现实的利益。

“大辩论”

带着医学专家证人的冲突意见，案子到了陪审团面前。辩方完全反对案子送到陪审团，因为根据医学证词，陪审员无法论断麦克在梅尔开枪时麦克是否还活着。不过法官还是裁定，陪审员应该裁定本案最重要的争点——“当时死者是否还活着”。

这个争点变成最深奥的道德和科学的议题：生命何时结束？面对这个难题，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和律师们，几个世纪以来，总是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生命直到心跳停止时才结束。但是人造呼吸设备发明后，在其他生物性的功能都无法挽回地结束之后，仍能维持心脏持续跳动许久。因此大多数的医生都主张“脑死”（表现在脑细胞的电波活动停止）作为法律上生命终点的认定，这是比较实用的标准。（在生命周期的另一头，也有相似的争论：生命何时开始？）

不过，审判的法官并没有将陪审团带进这个往而不返的论题。他只是简单地指示陪审团说：

当有人故意致他人于死亡，而且在行为上致使他人死亡，那么他就犯了谋杀罪。

法官把谋杀罪的“故意”定义为：

有意的、出于自身之意志的、知道其后果的、恶意的行为，而有别于出于错误的、意外的、无意的或过失的行为。

接着他告诉陪审团如何判断被告是否具有谋杀的故意。他解释道：“故意是人心秘密而静默的作用。那是不可见的东西。”但是在判定被告有无故意时，陪审员可以使用“推定”的方式：

根据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被推定为故意要达到行为自然且可能的结果。

不过，法官强调：“你们可以……接受或推翻这个推定。”

法官指示陪审团说，只有当陪审团认为麦克在被梅尔射杀时还活着时，才可以判他谋杀罪，接着法官解释说，如果陪审团不作此裁定，仍然可以判定梅尔杀人未遂。法官同时说明了这个复杂的难题“不能未遂”。

现在，女士先生们，因为死者早已死亡，所以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杀害死者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你们仍可据此判定被告是杀人未遂，只要你们发现在没有合理的推定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被告确实故意杀害死者，并且在他自己心中相信该死者是活着的——即使他真的死了。

法院诱使陪审团就梅尔射杀死者一事判他杀人未遂罪，但是强调只有在梅尔相信麦克是活着的情形下。

几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过了两天，陪审团作出全体一致无异议的裁决：梅尔犯了谋杀罪。陪审团认定麦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是活着的。他们根本就不用去面对梅尔是否犯了杀人未遂罪的第二层问题，这只有在麦克当时已死的情形下才会发生。但是这个吸引人的问题仍然潜伏在本案中，准备再度被提出来。

几周之后，梅尔再次被带上法庭，根据法律，将处以无期徒刑或15年有期徒刑。根据这判决，梅尔最少要在牢中服刑8年半，而他也可能必须在铁窗之后度过余生。乔·布什承认最先开枪发射出致命的子弹，但却因认罪协商被判过失杀人，可能关不到5年就会被释放，最多也不会超过10年。在法庭上争取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竟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州法院上诉审

在梅尔案被定罪之后，我见到了柯恩，他向我介绍德鲁加什家人。他们聘请我准备诉讼并进行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的当事人见面。我前往布鲁克林区的男性拘留所。典狱长带我到了满是受监禁者的牢房。至少有7个人从梅尔牢房的铁栏杆后注视着我：他们全部都很高大，大部分是黑人，有几个嗓门很大。梅尔站在那儿，相形之下差异惊人，他只有1.6米左右，肤色苍白，结巴的声调显得很平静。梅尔显然对他的身体下过一番功夫，他的肌肉结实有力，在充满暴力的男性拘留所中，这样的防护条件是有必要的。

我们被带到谈话室内，进行简短的对谈。我告诉他我的上诉计划。他看来兴趣缺乏。他惟一的问题是：“你何时可以把我保释出去？”我告诉他在被判谋杀罪后，保释是不可能的。他要我想办法。我告诉他没有任何机会，至少在上诉之前。他很不情愿的样子，十分失望地回他的牢房。

我要求尽快开上诉庭，并且在几周内提出诉状。我们认为杀人罪并不成立，因为并没有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可能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超越合理的怀疑的举证责任意味着，仅仅是推断为可能，那是不足够的；他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地证明事实的确定性，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如此。

我们认为，对“麦克在梅尔开枪时是否活着”这个问题，陪审团不可能达成超越合理怀疑的结论，因为即便是检方的专家证人都承认他们（负责验尸的医生们）“在医学上完全无法确定”，麦克在乔射杀他之后的3到5分钟之内是否还活着。（我从没有讨论是以“心跳停止”还是“脑死”作为判断准则。在大多数争讼的案件中，脑死都要先于心跳停止。其实，由脑死来界定死亡的目的，是为了准许生命维持系统可以终止，或是可以开始进行器官移除，这时心脏仍可跳动，但是不可能恢复意识。在本案中，心跳停止明显早于脑死，而我们不想转移法庭的焦点。）

检方让步承认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麦克当时还活着，但是他们辩称说有确凿的“间接证据”支持这项结论。根据目前的法律，刑案的成立可以根据“间接证据”但是只有在“待证明的事实……在完全确定的程度下，在有罪认定以外，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的假设”。{20}

检方在诉状中指出，麦克的尸体被发现时，胸腔积满了血。胸腔大约要10分钟的时间才会充血，而在此期间，他的心脏应该还在跳动，既然如此，梅尔开枪时，麦克就有可能还活着。但是梅洛蒙医生作证表示，他只能“猜测”胸腔充血要花多久时间。“推算估计”（即便是鉴定专家所为）并不足以作为可以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

在我们上诉状中，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即是认为，谋杀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既无法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已经死去，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梅尔相信他当时还活着。如果梅尔相信麦克已经死了（不论他所相信的到头来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他就不可能“故意”杀害他。这个争点的惟一直接证据是梅尔自己的证词：在他的口供中，他说他相信开枪时麦克已经死了。

我们的第三个重点是，不得采用梅尔对检察官洛利亚的口供，因为洛利亚在梅尔企图解释他为何开枪时打断了他的话，这个做法并不适当。助理检察官的行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上诉之前采用梅尔的“证词”，而不用让他在陪审团面前冒险作证。柯恩准备了口供书，说明如果不是被打断的话，他会如何对助理检察官说：

首先，我确定麦克·吉尔在我对着他开枪之前已经死了。其次，我为我的生命感到畏惧、害怕，因为布什拿枪对着我并且明白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对着尸体开枪，我也会被杀掉。这是威胁，我毫不怀疑，因为就在几分忡之前，我看到布什……杀了我最好的朋友。

不管这个法律争点如何解决，我希望法官能看看梅尔的供述，并且了解当他对着他朋友的头部发射了5发子弹时，他心中经历了些什么。

言词辩论定在1976年2月5日召开，在布鲁克林上诉法院，它位于布抒克林美丽住宅区的安静街角。合议庭的法官有 5位，但只有一位法官主持整个辩论。

夏皮洛法官是个地道的布鲁克林小孩：讽刺而不耐烦的声调充斥在他的每个问题里。他不以为意地带着布鲁克林口音，刺探我们案子中的每个弱点。大多数他的问题都很雄辩，不是要你回答，只是要告诉他确实掌握案件中所有的细节。在胸腔充血的问题上，他对我毫不留情；接着是5发子弹的部分：“1发或2发不够达到目的吗？为什么他要发射5枪？难道这没有代表什么意思吗？”他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当我开始陈述最后重点时，他打断了我（讽刺的是，这就像是我起初提出梅尔被助理检察官打断回答的不当处置一样，但是我还好没有拿来影射法官）：“我们已经听够了你说的了，教授。让我们听听看地检署会说些什么吧。”

地区检察署由上诉审的主任检察官代表，他是个精明、博学的法律人，名叫海曼·布鲁克。布鲁克还没就位，夏皮洛已经看着他说：“你证明他还活着的证据在哪儿？我没看到。”

布鲁克开始整理答辩状中的间接证据。“不够充分，不够充分。”夏皮洛不断地打断他的发言。布鲁克每拿出一个间接证据，夏皮洛就提出无罪推定的假设。法官夏皮洛在帮我辩论这个案子。

几分钟之内，布鲁克改变他的做法。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勉强承认，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的证据是有些“可疑”。

夏皮洛对他施压：“这是否表示你已经让步承认谋杀罪并不能成立?”

“我们并不是要促请判定谋杀罪布鲁克说话的声音很小，看来局促不安，“但我们坚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构成杀人未遂。”

夏皮洛笑开了嘴，他直接地讽刺检察官：“你是在告诉我，当被告想要杀害一具尸体时，会构成杀人未遂？”法官在说出最后一个字时，声音提高了八度。

布鲁克坚持他的立场：“这正是我们要主张的，阁下。”夏皮洛显然不能相信地摇着头：“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理论。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布鲁克持续辩称，在纽约州，立法局最近修正了法律上的未遂罪，把“不能”纳入未遂罪。根据修正之前的法律，被告在意图犯罪时构成“在法律意义上不可能”是可以赢得诉讼的。

例如，在常被引用的英国假设性案例中，爱尔顿女士到法国旅行，并且买了一些蕾丝，她相信是法国制的，而这样的商品必须课征进口税。为了不要付税，这个不大高贵的女士决定通关时暗藏走私这些蕾丝。稽查员发现了，这个女士不大好意思地承认她“犯了罪”。但是调查时发现，被骗的是这位女士而不是海关：这些蕾丝根本不是法国制的，这只是便宜的英国复制品，根本不用付税金。爱尔顿女士是否企图逃避关税未遂？她当然有犯罪意图。如果事情是她所相信的那样，她就成了走私犯了。但是罪犯需要为意图做出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受惩罚吗？

（在纽约，每天都有爱尔顿女士“犯罪”的当代翻版。旅客只用少许的钱买了“偷来的”昂贵的名牌手表，后来才发现这是专门坑害游客的假货。这个被骗的旅客是否会因为他自以为不会出错的意图，而构成购买赃物未遂？）

大多数的权威人士都认为爱尔顿女士并未违法。因为她企图进行的是“法律上不能”的行为：不可能企图在不用课税的物品上逃税。但是也有权威人士不同意。于是，“不能”的辩护问题始终莫衷一是。

根据纽约州条文的修订，“不能未遂”是会被处罚的，只要实际情况就像被告“所相信的那样”而使得犯罪是有可能的时候。

如此一来，爱尔顿女士（以及买手表的旅客）是有罪的，非季节性猎杀鹿偶的猎人，以及经过深思却射杀了误以为还活着的人，也都有罪。

当布待克正在高谈阔论时，夏皮洛法官就本案的争点诘问他：“但是你如何证明他‘相信’？你如何证明这名被告在开枪时错认死者是活着的？有任何证据可以反驳他说他以为麦克已经死去的供词吗？”布鲁克提到5发子弹的问题、个人对行为之自然结果的意图推定、对被认为已死的躯体射击的荒谬性，以及欠缺让人信服的解释。

对其中每个争点，夏皮洛响应道：“还不足够，还不足够。”

当布鲁克完成他的辩论时，我站了起来提出反驳。夏皮洛法官打断我的话：“你不知道你已经说得太多了吗？”他带着笑容问道。我当然知道我已经辩论过了，但是我不能确定其他法官（他们难得说句话）怎么想。于使我只好让夏皮洛法官来说服他们。

我们没花多久时间等结果。1976年3月1日（正好言词辩论结束三个星期后），全体一致无异议地撤销谋杀罪名。在审查过医学证据之后，法院作出结论，认为控方：

无法提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以证明麦克。吉尔在遭被告射击的时候还活着。

在裁定谋杀罪不成立之后，法院转而提到未遂罪的部分：

前后一致的证据是，被告……相信吉尔已经死了，而且……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证据足以来反驳他的说法。

因此，梅尔不能被判杀人未遂，因为他并没有意图杀害尸体。

梅尔被免除所有的罪名，而且对他的指控也全被撤销了。（判决书中最令人惊讶的是，那竟然不是夏皮洛法官写的，撰写的人是马图伽洛法官，他在言词辩论中始终保持沉默。）

《每日新闻》有长篇的报道，标题是“法院判决他没有‘杀害’已死去的人”。《纽约时报》的标题较为缓和：“受害人死亡的问题推翻了谋杀罪”。

判决送达之后，我们立即安排释放梅尔事宜。看来似乎梅尔在法律上的考验已经结束了。但是新的磨难才刚开始，因为如果被告在上诉判决中赢得诉讼，那么控方就有权向纽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再上诉。

致命一击的争辩

纽约巡回上诉法院的审查包括两个程序：首先，败诉的一方向法院某个法官提出申请；之后，如果该法官认为应受理上诉，那么案子就会排上日程，准备进行言词辩论。而控方的案子是由院长查理·布雷特受理。

1976年的某个傍晚，当我正在做晚饭时，电话铃响了。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说：“我是查理·布雷特。我想和你谈谈有关‘射杀尸体’那个有趣的案子。”我不知如何回答。我始终以为，和法官在庭外单独的接触是不适当的。我建议布雷特法官，我们应该让海曼·布鲁克也到线上一起来谈。

“我已经和海曼谈过了，”法官向我保证，“我对这个案子感到很熟悉，而我也愿意批准他的申请，但是在此之外，我认为我应该给你说明的机会，虽然我怀疑你可能不会说，因为这是我长久以来所看过最有趣的案子了。如果我让这个案子跑了，法院的同事们绝对不会原谅我的。”

我问布雷特法官是否希望我就在电话中提出论述，而没有任何的准备文件。

“当然，”他说，“我所想要听到的是‘为什么不应受理本案’的一般性理由。这完全是非正式的。这是我们在纽约这儿的做法，教授。”

我开始论述，上诉法院的判决书只在证据的审查上做文章，仅仅如此，就足以论断检方无法提出证明。这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布雷特笑了：“做得好，但是关于未遂罪的议题呢？这不是‘射杀被以为是活着的尸体’的第一个案例？”

“这个问题并不在本案中，”我回答说，“因为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证明被告相信死者在他开枪时是活着的。”

“但是，”法官突然插话说，“他不可能完全确信他已经死了。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如果我们假定被告正像对火枪队下命令的警官一样，他的工作是对犯人补上致命一击，只为了完全确定犯人已死。”

我不同意，但我看得出来是没希望了。布雷特法官真的投入本案，他不会放手的。最后他建议我要准备好回答“致命一击”的争点。

一周之后，正式的裁定公告了：控方获准提出上诉。对我而言，这会是个难得的经验。我必须扮演代表被上诉人的律师角色，并为下级法院的意见辩护，而不是我所习惯的上诉律师的角色，因为我总是在抨击下级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的争点集中在最初吸引我承接本案的问题上（而且那也激起布雷特法官以及历届法学院学生的兴趣）：在何种情况之下，可以让人因为射杀死尸而被判以杀人未遂的罪名。我们都了解，不论这个问题会如何判决，本案一定会成为法学院的经典。它将会取代粗糙的假设性案例，那是法学院教授因为缺乏真实个案而被迫编造的。

我到奥伯尼{21}去，为了到纽约州巡回上诉法院的华丽法庭进行辩论，那是一座小型的大理石建筑，位于精致的购物中心以及贫穷的犹太人区阴影交错的地方。前往奥伯尼的旅程令人有时代错置的感觉，仿佛这个小镇仍是濒临哈得逊河畔的帝国首都。到这里开庭的律师都要经过100多公里的旅途从纽约市来到此地，大多数的法官也一样。在法院中每个人似乎都有点累，脾气也有点暴躁，这其实是正常的——特别是一天快结束时，当他们看到期待中返回真正首府纽约的公车和地铁总是慢吞吞的时候。

在巡回上诉法院的7个法官面前进行言词辩论，就像7个音调发出的不合谐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对于几个主要的争点，法院显然意见不一。有个法官坚持有非常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谋杀罪成立，基于最早乔和梅尔打算共同计划杀害麦克的论调。这是个荒谬不合理的看法，因为记录中毫无任何进行计划的证据，但这并没有阻挡法官的坚持。

另一个法官不断询问要如何射杀尸体才能构成杀人未遂的罪名。第三个法官则对证明“故意”的证据感到怀疑。第四个法官大声质疑原判决法院所下的指示。其余的法官分别质疑事实以及法律的问题。两方都不可能在每次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完成连贯的辩论。

1977年5月12日，终于作出判决（原上诉法院判决的14个月之后）八面玲珑地讨好每个人。该判决同意原上诉法院的看法，认为谋杀罪名应该撤销，因为控方无法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无论如何，射杀死尸并非谋杀，”法院认为，“人只会死一次。”但是法院却认定那构成杀人未遂，因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梅尔在开枪时“相信”麦克还活着。

法院开始讨论“杀人未遂”并指出，在大多数的司法管辖区中有个一般性规则：“‘法律之不能’是有效的抗辩，但是‘事实之不能’则不是……”法院提出许多例证来说明“法律之不能”包括：

被告射杀填充鹿偶；或是……有人企图贿赂陪审员，结果他根本不是陪审员；以及爱尔顿女士和她的法国蕾丝

然后法院又举了好几个“事实之不能”的例子，这些是无法抗辩的：

有个人朝着屋子里射击，那是他的目标通常睡觉的地方，但是很偶然的，该目标当晚正好睡在别处；有个被告同意对卧底的女警探进行堕胎这种犯罪行为，但是该警员其实并没有怀孕；有个男人和一名女子做爱，他相信她是活着的并且不同意和他做爱，……可是这名女子原来已经因为不相干的疾病早在性交行为之前就死了。

“不能未遂”的分类竟是如此怪诞，这告诉我们，“法律之不能”和“事实之不能”之区分，经常只是为了某些结果而在事后的辩解：当法院想无罪释放被告时，就会把“不能”归类为“法律之不能”；而如果想对他定罪时，就称该“不能”是“事实之不能”法院举了两个枪击案的例子：

在第一个案子中，被告射杀鹿偶并不构成犯罪，因为杀害鹿偶是在法律上不可能的行为。而在第二个案子中，被告对着空床射击，却被认为有罪，因为他的行为未遂只能算是事实之不能。但是射杀被以为是活着的布偶和射击被以为有人睡着的空床，这其间有什么差异？如果空床上有个人偶而非枕头的时候呢？依据传统上对“不能”的理解，这个差异可能会由事实之不能转变为法律之不能，而让被告由“杀人未遂”变成无罪。

毫无疑问的，有好几个州（包括纽约在内）已经修改了未遂罪的条文，删除了法律和事实不能的区别。根据修正后的法律，法律或事实之不能都不足以构成有效的抗辩，因为只要附带的情况符合行为人所相信的，那么他就可能犯下故意的“犯罪行为”。根据这个条文，所有布偶射击者都有罪，因为他们的子弹会杀死活着的目标，如果情况真如他们所相信的那样。

但是新的条文也造成了一些颇具争议的案例，例如有个无知的人相信巫术，于是做了一个娃娃象征他的敌人，并且以针刺它，他还相信这样会杀了他的敌人。根据条文，他会被判杀人未遂，因为只要情况像他“所相信的那样”（只要巫术真的有用），他就会杀死他的敌人。买了便宜仿冒手表的旅客，如果他相信那是偷来的，也同样有罪（收买赃物未遂）；同样的，和20岁的妓女上床做爱，却误以为她是个15岁的处女也构成犯罪（诱奸未成年少女未遂）；还有，爱尔顿女士也躲不了，她走私英国蕾丝还误信那是法国货（逃漏关税未遂）。

处罚这些未遂犯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未遂罪的立法是为了惩处“坏人”，他们企图达成他们所相信的犯罪结果，而且也清楚地表现他们的意图。那确实是纽约州法条的本意。就像巡回上诉法院所指出的：

这项条文的基本前提是，到底行为人的心中想的是什么，这是决定他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标准，以及是否故意进行犯罪的倾向。

于是法院依据修正后的法律，作出结论说：“如果被告相信受害人开枪时是活着的，就不能以受害人已死作为抗辩理由而免去杀人未遂的指控。”换句话说，依据纽约法律，如果行为人相信他还活着，枪击死尸就构成杀人未遂。就像上议院议员瑞德所说的，处罚企图刺杀尸体的人，这让法律太“驴”了，这就是纽约州的法律。

既然修改的条文预设了这样的状况，我们希望法院达成这样的结论。我们认为因为纽约的立法是如此强调“行为人心中所想的”，那么，要让射杀死尸的行为构成杀人未遂，控方就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在“心中”相信，当他开枪时，这个躯体还是活着的。在本案中，当然，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梅尔相信麦克是活着的。证明梅尔在他开枪时心中想些什么的证据，又是如此薄弱，除了他的口供之外，这足以作为反证。

但是巡回上诉法院于判决书中，明确表示认为有“丰富的”证据支持“陪审团有正当理由作出被告于行为时相信吉尔尚未死亡的结论”，但是丰富的证据是什么？法院提出两个例子：第一，法院提出以下事实：

……被告承认朝受害者的致命之处连射5枪，而实际上人体还有其他很大范围可供选择。陪审团因此认定被告的目的和意图是要做出“致命一击”。

但是，到底最重要的问题是梅尔开了5枪而非1枪的事实，还是他对着受害者的头部而非腿部开枪？如果被害人当时在他的身边走动，而争点是在于梅尔是否故意杀害或是伤害活着的人，那么子弹数目以及它们的落点就会有助于证明杀人意图。但是现在惟一的争议却是，被告到底相信这俯卧的身躯在开枪时刻是死是活，而子弹的数目以及落点对这个争点并没有什么帮助。其实，传统上的“致命一击”,通常只是指一发子弹而不是连续射击。

法院接着指出以下事实：

……不只是被告没有马上说出实话，而且警方到达他家时，他为了隐匿他和布什的杀人罪行而说谎。这些事实都指出，被告自觉有罪，要是他真的相信吉尔在他开枪时已经死了的话，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这样的论点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服力。当然，梅尔会“觉得有罪”。不论他射的是死的或活的躯体，他是做了可怕的事。他本能的逃避和说谎，并不能证明他相信当他开枪时麦克是活着的。这些只是证明他很紧张而且害怕受到牵连（无论是否真的会被如此认定）。他们的确还是欠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来证明梅尔相信麦克还是活着的。

无论怎么说，法院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判定梅尔杀人未遂。仅仅是说陪审团“可能认为”有充分的证据“以作出结论”认定梅尔杀人未遂，这是不够的；巡回上诉法院必须确定错判梅尔谋杀罪的陪审团事实上认定他犯下了杀人未遂。

当然，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陪审团无异议认定梅尔构成杀人罪，他们非常可能也会判他较轻的杀人未遂罪（如果他们曾触及这个议题的话）。其实，法律上有个理论概念，称为“重罪包含轻罪”就是在说这种可能性。根据这个理论，上诉法院可以认定，当陪审团判被告较重的罪时，例如持械抢劫，他们也可能会判他较轻的罪，例如非持械抢劫。因此，在被判持械抢劫的案子里，而上诉法院又认为证据不够充分，那么，根据“重罪包含轻罪”原则，不必把案子送给新的陪审团重新判定为非持械抢劫：上诉法院可以径行判定该被告非持械抢劫罪（不需要新陪审团的裁定）。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较轻的罪名中没有任何构成要件是包括在较重的罪名里，依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必须召开新的陪审团审判庭，因为上诉法院无法“审理”未被陪审团发现的事实。关于要求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利包括了要求有个陪审团去解决每个有争议的事实争点（而不是由一个法官或几个法官审理）。

控方的论点在于认为杀人未遂是包括在杀人罪中的较轻的罪行。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的。在这两个罪行之中，被告都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如果他成功了，就是谋杀；如果失败了，就是杀人未遂。若陪审团要判定梅尔谋杀（就像他们在我们的案子中所做的这样），必须要能构成两个要件：一、梅尔故意杀害麦克；二、他成功地实现了计划。巡回上诉法院认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梅尔成功了。（因为对在梅尔开枪时麦克可能还活着的说法，存有合理的怀疑。）因此，谋杀罪名无法成立。但是由此推论，巡回上诉法院似乎可以根据陪审团的结论而认为梅尔杀人未遂。对于持械和非持械抢劫的类推，似乎很具有说服力，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在控方的论述中，却有着些微的瑕疵。

虽然，杀人以及杀人未遂确实都要求被告“故意”杀害被害人，但陪审团可能会发现“故意”这个要件在两种犯罪之间有着戏剧性的差异：在杀人罪中，陪审团曾认定被告事实上真的杀了被害人，并据此“推定”他具有“故意”。其实，在本案中，主审法官曾明显引导陪审团在裁定是否构成谋杀罪时作如此之推定：“根据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被推定是故意造成其行为自然可能产生的结果。”但是未遂罪的条文，特别是在纽约，却极度强调“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在他自己心中想的是什么。如此说来，在未遂罪的案件中，陪审团不能从行为来推定“故意”他必须认定被告确实故意要达到犯罪的结果（而不依据行为结果来判断）。

在我们这样的案子中，这意味着陪审团必须排除任何推定，判断当梅尔对麦克射击时确实故意要杀害他，并且相信那时他是活着的。的确，当主审法官向陪审团说明关于杀人未遂的故意时，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做任何这样的推定。他指示他们说，如果要判梅尔杀人未遂罪，他们就必须认定“被告确实故意杀害死者，并且在他自己的心中相信该名死者荇是活着的。”

我们认为杀人未遂罪（至少在“不能未遂”的案件中）并不是谋杀罪的“轻微犯罪行为”。我们抗辩说，在本案中，那当然不是“轻微犯罪行为”，而主审法官却对于杀人及杀人未遂罪的“故意”作了如此不同的指示。

巡回上诉法官直接略过我们的论点；法官们假装我们没有提过，当法院很难回答任何论证时，多半会装聋作哑。法院用一种三段论法，却没有看到它细微的瑕疵（那时尚未像现在如此明显）。法院解释如下：

……陪审团判被告杀人罪。他们因而必然判定被告故意杀害还活着的人。由这个判定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被告在行为时相信吉尔还活着。因此，陪审团就不必进行其他事实的认定。

巡回上诉法院因此裁定被告杀人未遂并五判决有罪。

这次，《纽约时报》的标题是：“死尸可以被射杀，但不是谋杀”。报道中写着：“纽约巡回上诉法院——本州岛最高裁判——判定人不可能谋杀死人，但是企图这样做，却可能构成犯罪。”

巡回上诉法院妥协性的意见书（认定梅尔杀人罪不成立，但是构成杀人未遂），对我们而言已经算是胜诉了。杀人未遂的最高刑期是15年，最低是1年。如果梅尔被宣告最低刑期（这是有可能的），他可能几个月就被释放了，因为在上诉法院撤销原判决之前，他已经服刑一段时间了。

挑选法官

从前有个被告，他的案子由当时最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受理。在最高法院败诉之后，被告去找他的律师，十分悲伤地问道：“现在我们要怎们办？”律师注视着他的眼睛回答说：“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你去坐你的牢。我回我的办公室。”

我并不满意这个结局。这个时候，梅尔离开牢房一年多了，已经安定下来。他住在家中，在曼哈顿有个稳定的工作。他极力希望不要再回到监狱，即使只有几个月。如果他回去了，他会失去他的工作、他的新朋友，还有他的新生活；当他出狱之后，一切必须重新来过，而他不确定是否做得到。

在巡回上诉法院判决宣布之后，梅尔一家人对我很失望。他们认为我的论证太过于学术性了，我疏忽了本案情绪性的部分。我不同意，我相信本案中情绪性的部分对我们不利，而我们，只要论证严密合理，就可以胜诉（确实是有此可能）。我很失望，当然，巡回上诉法院对我大部分的论证都视而不见。我得到败诉判决；而我决心不让梅尔在那个我曾经拜访过的悲惨牢房里多待上一天。

我必须承认我的形象也处在危险中。我知道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会成为刑法课和判例汇编的标准案例。我不希望在经典的案例中，被当作是个不朽的输家，或只是部分的输家。我确信那是错误的判决：本案必须由新的陪审团对杀人未遂进行审判。如果我们得到新的审判机会，我非常渴望可以在陪审团前论辩。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对陪审团用宏亮的声音进行演说，告诉他们，在明知被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向尸体射击的行为人，被判定杀人未遂，这是多么荒谬的见解。（“法律有时是有些驴，但也不能如此冥顽不灵。”）

但是这简直是愚公移山。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就是法律，而我们却必须推翻它。我认为我们最好的希望是向布鲁克林的联邦地方法院取得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普通法里的“最高令状”）授权由联邦法院得以调查州法院之判决是否有宪法上的缺失。在判决有罪时，该区的联邦法院可以发出这种令状，如果被告可以证明他因为违宪的判决而遭到监禁（或受到即将监禁的威胁）。人身保护令在英美法系里源远流长。最高法院宣称说“没有比维护这法令不受侵害更重要的责任了”，因为这法令在“个人自由与政府压制之间的抗争”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但是人身保护令经常只是理论上的空谈，在执法上却没有受到太多重视。虽然绝望的被告常常向他们提出请求，但是联邦法院却很少批准人身保护令。在本案中，我认为我们有机会，如果我们找对了法官的话。

在我们向联邦法院请求人身保护令之前，依法必须是在州法院没有其他救济渠道的情况下。因此，我们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向上诉法院要求陪审团审判，不过法院表示无权这么做，他们不能将案子发回重审，而使梅尔以杀人未遂罪名再度受判决。基于若干理由，以下的阶段至关重要：首先，这会决定梅尔将接受何种判决•，他所受的徒刑可能会从1年到15年不等。其次，这会决定梅尔是否要立刻回牢里，或者可以继续保释，直到我们用尽一切救济方法。这会影响本案接下来的策略。如果梅尔押回牢房，在我们上诉到联邦法院之前，他可能要服完他的刑期（特别是可能的最短刑期已快被执行完了）那时即使我们在联邦法院胜诉，牺牲也会很大。

我们知道这个判决阶段非常重要，而当我们发现原审判法官已经退休之后，更是松了一口气。我们推论认为，新的法官可以比较不受限于最初的审判结果，而对于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且有了工作的被告的前途，会有比较开放的见解。我们也感觉到新的法官会比较同情我们延缓判决的诉求，让我们可以对原判决提出新的策略。

因为这样想，我们“到处挑选”（就像律师常做的）最有利于我们的州法院法官。（在州法院里，在某些情况里，律师有某种能力，可以“挑选”他的法官；在联邦法院，“挑选法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法官是随机挑选决定的。）我们向几位可能的法官寻求支持。最后选定几个法官，我们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能和动机去了解我们的复杂论证。（我们很惊讶，那么多法官——特别是州法官，当然也不只是他们——居然缺少了解稍微复杂的法律论证的基本智力。有些人简直笨到家了，有些人欠缺必要的法律训练，还有些人是懒惰或没有耐心。

某天下午，杰夫里·柯恩打电话给我，用兴奋的语调对我说：“布朗斯坦法官本周值班。”欧文·布朗斯坦法官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法官：聪明、独立、慈悲、学识充足而且经验丰富。我担心他可能太聪明了些。他不只会明白我们的论证，他也可能看出其中不着痕迹的意图。但是我宁愿和聪明的法官打交道，而布朗斯坦法官具有法官应有的智能。

杰夫里和我决定采取直接行动。在告知海曼·布鲁克之后，我们到布朗斯坦法官的法庭上解释本案曲折离奇的历史，并且要求他审理本案。我们不断地用这个争点原有的迷人之处吸引他。他也理所当然地为之着迷。他并没有把本案排给其他法官（他是可以这么做的），他决定自己审理。他把本案延到1979 年8月2日宣判。

但是我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判决。我们想更进一步地获得新的陪审团的审判。我们对布朗斯坦法官提出诉状，认为无论纽约最高法院的法官怎么说，如果没有陪审团对该罪行的裁定，依据宪法规定，法官就不能对梅尔作出杀人未遂的判决。

当布朗斯坦法官接受我们的诉状时，他邀请双方到法官室会谈——海曼·布鲁克、杰夫里·柯恩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开始非正式的讨论。

“这是个天杀的疯狂案子，”法官开始说道，“我已经看过文件了，我想被告可能有什么冤屈，但我不确定我可以做什么。我已经看过缓刑监护的报告了，这孩子不必坐牢的，但是巡回上诉法院让我动弹不得。”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说服布朗斯坦法官作出延缓判决的裁定，让我们可以想其他更正的方法。我也敦请他在报告中表示他认为我们有确凿的法律证据，我希望这在联邦法院中会有所帮助，因为比起对方律师的表述，法官们总是比较看重其他法官的看法。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报告书中竟然表示，巡回上诉法院已经“作了事实的裁定”，而这原本是必须由陪审团来进行的，这已经构成了“正当法律程序之剥夺”，而必须复审。布朗斯坦法官使我们的宪法论点有了进入司法程序的机会。

他接着判处梅尔最短刑期1年，并且延缓执行判决，直到我们向所有州法院申诉均遭驳回后30天之后再执行。我们要求30天的宽限时间，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梅尔开始服刑前，写好向联邦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的请愿书。州法院的法官无权延缓审理中的联邦复审案，但是法官把梅尔的还押时间排到在用尽最后救济方式之后的30天，事实上是使我们有机会在梅尔的保释期限之内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在刑事诉讼当中，被告可以有自由之身，这给予被告律师非常大的精神帮助：很多法官天性保守而不愿改变现状。比起判决原本自由的人无罪，他们更不愿意作出判决释放牢里的被告。

我们马上进行联邦人身保护申请的准备工作。我们必须“用尽一切”救济方式（无论是我们自己或法院），而我们因此必须循着纽约法院体系重新来过。但是我们的目标直指联邦法院，那是我们惟一的希望所在。

学生的解决办法

当我们为了通过州法院迷宫一般的诉讼程序而进行策略演练时，正好是我在哈佛教授刑法通论的第一年。当我们上到法律上未遂罪的个案处理部分，我突然想到何不以梅尔的案子为例，这对我以及我的学生可能都会有帮助。我安排两个学生代表梅尔，两个学生代表控方，还有3个学生扮演法官。剩下的学生负责向参与案件的人提问。比起大部分有多年经验的律师，学生们把辩护人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甚至更精彩。学生法官进行的准备工作比大部分真实生活中的法官要好太多了，他们还提出了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其中有个学生法官对学生检察官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单，其实很直接了当，但我却从来没想到可以像她这样问：

假定，检察官先生，被告自始就被以杀人未遂的罪名起诉，而非谋杀，而在谋杀未遂罪的审判中，主审法官曾栺示陪审团说“依据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被推定故意造成其行为自然可能达成的结果”。如果陪审团根据该指示而认定被告杀人未遂，罪名是否成立？

学生检察官（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尽全力辩护，她认为根据“推定故意”的说法，杀人未遂罪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到最后她必须承认，这于法无据。

我突然找到破解困局的办法。我告诉学生，这样的角色转换，让我想到面对联邦地方法院时，应该如何建构我的论证。

在面对地方法院的诉状里，我曾经大量借用课堂上的角色转换，就像学生的论证一样。{22}

我打算在言词辩论时，也用类似的方式呈现争点。但是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主持言词辩论的方式却是另辟蹊径。法官名叫尤金·尼克松，他曾做过拿骚县的行政官，而在当选法官之前，他是著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律师。

尼克松法官主持诉讼的方式，就像经验老到的法学院教授主持高等的研讨会一样。他并没有鼓励律师们发言。他告诉两方哪个部分的论证是他同意的，哪部分他不同意，还有哪些他要求澄清。你可以看出他并没有预先设定何种结果，而他也尽可能地做到公平（这种特质在法官中是非常少有的）。他的“研讨会”开了一个小时，然后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核准过任何人身保护令，他也不太确定准许的程序该如何进行。他告诉我们（但没有透露他的倾向），他希望我们知道这是他审理过的最有趣的刑事案件。这就是我们想听到的！结束之后，他表示他不用太久的时间就会作出判决。

当尼克松法官离席时，他走过来对我说：“我注意到你父亲在这儿，教授。”他指的是一个坐在法庭旁听席的长者。

“是的，”我回答道，“他常来法院看我弟弟和我。但是你怎么会知道那是我父亲？”我好奇地问道。

法官回答说：“喔，我记得几个月以前他曾在陪审团的候选名单之中，但是检察官把他排除了，因为他的孩子们是律师。”

这个时候我的父亲走上前来加入谈话：“那些检察官，他们从不让我担任陪审员，只因为我的孩子们。我真不理解。我对罪犯可是很严厉的，我才不像我的小孩那样。”

尼克松法官很同情地看着我的父亲，他说：“这是否就是问题所在。父母总是得承担孩子的罪过。”在这颇为神秘的评注之后，我们全部离开了法院等待判决。

几天之后，尼克松法官宣布他的判决。在他法官生涯里，他首次核准了人身保护令，明令除非州政府对他进行新的审判，否则梅尔就可以维持自由之身。

尼克松法官裁定，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梅尔有权要求对杀人未遂罪名重新进行审判，除非州政府能指出原来的陪审团曾经裁定，被害人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以及梅尔故意杀害他。他进一步指出，任何这样的裁定，都必须基于“正当描述使陪审团作出决定的合理程序”的指示。他接着表示，陪审员们在梅尔初次以谋杀罪名审判时，可能是经由“每个人都被推定故意造成其行为自然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这个指示，才判定了梅尔的“故意”不过，既然这样的推定对杀人未遂并不适用，那么依据“正当法律程序”，这个罪名便不能成立。

在这个判决里，我们大获全胜。梅尔会得到新的审判，这正是我们要求的救济程序。而且更加令我个人满意（也让实习法庭的学生们高兴）的是，我们的法律论证终于占了上风。但是本案尚未结束。州政府有权对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所核准的人身保护令提出上诉。该上诉必须向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要越过东河到下曼哈顿区。如果州政府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再度败诉的话，该案就将上诉到最高法院。而在所有最高法院刑事庭的复审案件中，政府机关获胜的几率（特别是在最高法院院长伯格的领导之下）远远高过辩方律师。因此，我们担心在下级法院的胜诉可能被上级法院再度夺去。

上诉后的认罪协商

因此，我决定写封信给地方检察官，企图尽力劝阻他对尼克松法官的命令提起上诉，并促使他和梅尔达成认罪协商，协商中梅尔将承认较轻的罪行，进而确保他仍继续保有自由。信中我栺出，犯罪在6年前发生，而梅尔在监禁达8个月之后，现在是自由之身，并且已经工作长达3年半的时间。如果州政府提出上诉，“本案势必将再延宕两年”，要经过巡回上诉法院、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的程序：

到那时候，将他送回监狱服刑又是为了什么？这个可能将进监牢的人，自几年前涉嫌参与那件悲剧之后，早已经洗心革面了。判他有罪，终究只是形式压倒实质，专业战胜正义而已。

收到信之后几天，海曼·布鲁克打电话给我。地方检察官尤金·古德，曾询问他4个主要助理的意见：他们相持不下，有两个人倾向接受认罪协商，而另外两个人则要想上诉到最高法院。地方检察官自己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控方不上诉，不过梅尔要在不至于回到监狱的情况下承认最严重的罪名。我们同意了，至少是在原则上。现在，最困难的细节——协商时刻到了。

地方检察官建议梅尔要承认犯下过失杀人。我们拒绝，因为这样的认罪简直是认定梅尔杀了麦克，而梅尔就是不能同意，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是这样。

我们则提议由梅尔承认他非法持有枪械。地方检察官拒绝我们的建议。海曼笑道：“下一个你要提议的罪名就是毁损尸体了。”我们没有共识。书上似乎没有够严重的罪名，可以既让地方检察官感到满意，而又可以让法官判处缓刑。

最后我半开玩笑地建议：“我们何不来编造一个罪名？”

海曼问我是什么意思。

“是的，”我说明道，“我们何不来编造一个适合本案特殊事实的罪名，也就是说，像是‘过失杀人未遂’这类的。”

海曼好像很有兴趣。虽然在纽约州判例汇编里没有这种罪名，但是它的确有逻辑上的道理。“过失杀人”是不小心杀了人。梅尔的确是不小心。如果麦克在梅尔射杀他时真的还活着（即使梅尔误信他死了），梅尔是有可能构成过失杀人的。而既然麦克早已经死了，这表示他犯的罪似乎像是“过失杀人未遂”。承认犯下这个罪，可以让法官有理由判缓刑，也可以满足地方检察官要求梅尔承认犯下威胁人命的重罪。于是我们达成认罪协商。

1979年12月4日，悲剧事件发生6年后，梅尔回到布鲁克林的最高法院，并承认犯了“二级过失杀人未遂罪”。当布朗斯坦法官试着对梅尔解释这个“罪名”时，他有了困难：

若要认定你触犯“二级过失杀人未遂罪”，那必须是在1973年12月22日于金斯县，你很不小心地，故意很不小心地——这真是大离谱了——很不小心地故意造成麦克·吉尔的死亡，使用致命的武器，也就是，填装了子弹的手枪。

不过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解决了本案，到如今都还有点令人不可置信。布朗斯坦法官判处梅尔5年缓刑，而梅尔走出法庭成为半个自由的人。5年之内，他必须管好他自己的行为，而他也准备好这样做了。

这个被杀了两次的尸体案件终于结束了。在美国，它还活在法学院的案例教材和课堂上，吸引并迷惑着历届的法学院学生。

第三章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学生、听演讲的听众、朋友，甚至我的父母都会问）：当你知道你的当事人犯了可憎的罪行时，你如何还能为他辩护？这是刑事律师经常要问自己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律师所代表的刑事被告都是有罪的。有些刑事辩护律师声称他们只代表无辜的当事人。可别相信他们！这是个策略！没有全职的刑事辩护律师会代表多少无辜被告的。威廉·康斯特勒律师（我曾协助他进行诉讼）宣称他只为他“喜爱的”人们辩护，但是即使他想要和当事人谈恋爱，他们仍然是有罪的。刑事辩护律师的偶像，佩里·梅森，借着揭发真正的罪犯以解救他无辜的当事人，这全是电视虚构的剧情故事，在真实世界极少发生。几乎所有的刑事被告，包括我大部分的当事人，都真正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刑事律师的工作，绝大部分是要代表有罪的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要让他们无罪释放。那么，在做了这些事之后，我们在晚上还睡得着吗？

我们很容易回答说：

——判断当事人有罪与否并不是律师的工作，这是陪审或法宫要去决定的。

——即使是罪名最重的被告，都有权受到充分的辩护。

——让律师来挑战政府以确保政府的诚信，这是很重要的。

——不然就要像集权专制的法律制度，在那里，律师只代理“有权”辩护的被告进行诉讼。

——律师的功能不只是为无辜的被告辩护，还包括认罪协商以及获得可能最短徒刑的判决。

这些说法或许有其说服力、却没有说出整个事实。辩护律师全都是自私的家伙，而让有罪的被告“无罪释放”的挑战，则是扩人知名度的好办法。这也表示事务所会门庭若市，当事人络绎不绝；当事人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很多刑事辩护律师渴望的美好生活。

很多律师对有罪的被告没有什么胃口，他们必须为此钻研其他领域的法律。无辜的被告本来就不够多，律师无法靠他们维持生计。所以没有人能成为刑事律师，除非先有心理准备要投入绝大多数的时间去代表有罪的当事人。

并非全部的有罪被告都是卑鄙可恶的。逃避兵役的人、三 K党徒、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成员、都市暴民，全都有他们的拥护者。再怎么说，有些被告的确是有罪而且卑鄙可恶的。这些当事人就是刑事辩护律师最尖锐的两难问题。

1977年夏天，有个老朋友要我协助一件案子，这个案子挑战着“每个被告（无论多不受欢迎）都有权委托律师”的原则。被告是个拉比，名叫贝纳·伯格曼，据说他控制了纽约数十间不合格的私立疗养院。当时伯格曼是纽约最令人痛恨和最受非议的人物。虽然形式上他只犯了两项相当技术性的罪，但是媒体却指控他许多严重的罪名。人们都想把他关起来。而我的朋友则要我尽力别让这样的事发生。

那是在1975年伯格曼被起诉之前，报纸和某些政治人物都想判他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罪名：加速疗养院老病人的死亡；以已故病人为名，要求支付医疗辅助计划；虐待老人；任由老鼠爬满在弥漫着屎尿味的疗养院里；利用疗养院作为约瑟夫·科伦波犯罪家族组织的洗钱基地；贿赂政府最高阶的公职人员；为了其企业和个人借贷利息的庞大支出而诈领医疗补助；对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诈骗数百万美金；秘密控制上百间私立疗养院以及疗养院的房地产，其相关资产超过数亿元美金。

连续攻击

连续性的攻击开始了，《纽约时报》以及《村声》一系列披露内幕的文章率先发表。在3个月之内，《纽约时报》连续报道伯格曼的文章达62篇。1月和2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伯格曼的电视新闻。可以这样说，在几乎所有纽约媒体里，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长着胡子、戴着圆顶小帽的拉比的形象，并把他冠上以下罪名：虐待病人、与犯罪组织勾结、大规模的诈骗、政治贿赂以及宗教上的伪善。

专栏作家彼得·哈米尔称他是个“伪善的鼠辈”。另一个专栏作家杰夫·卡曼，引用他93岁老奶奶的描述，说伯格曼是“可怕又可憎的男人，他将他的罪名隐藏在他的圆顶小帽之下，而现在他是我们所有犹太人的耻辱”。《每日新闻》形容他是“侵占了2000万国家医疗辅助计划经费的独裁者，而在那些疗养院中的老人们却遭遗弃而死亡”。路易斯·卡普兰法官早先曾主持对疗养院的调查，他认为如果他看到的资料属实的话，他会“不相信他是个人”。《纽约时报》记者约翰·赫斯的报道曾提出最早的几项控诉，他写信给某家犹太人报社，指责“伯格曼这种人”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助长反犹太主义，他还暗示说：“现在正是犹太社群将这些使他们背黑锅的分子抖出来的时候。”《国家讽刺月刊》刊登了两页讽刺漫画，描述长胡子的、被（且有鹰钩鼻）称做“拉比鸟人”的疗养院经营者，兴致勃勃地看着老病人在尿中打滚，然后被水泥制成的十诫板击中头部。

杰克·纽菲尔，《村声》的专栏作者，写了个封面故事：

在这个城市，在我的生活中，从未遇到过像伯格曼如此腐败的人。

我曾见过恶房东诈领房客的房屋租赁津贴。我曾见过强盗伤害瞎眼的报贩且偷走他们的导盲犬。我曾看过法官贪污渎职。

但是伯格曼显然是最可恶的。他最可恶，因为他应该是最被尊敬的。

而事实是，这个世界有博格量这种人存在，是造成反犹太主义的原因。

《村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这不是纽约最卑劣的人吗？”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答案。

当媒体揭露（或制造）一个反派角色，政客绝不会袖手旁观了。曼哈顿年轻的议员，安德鲁·史坦，有着高度的政治野心，他借着攻击伯格曼而成名。他说伯格曼是“我们曾审阅或调查过的最坏的人”，而且指控他领导着“危害人群的诈骗帝国”。国会议员爱德华·柯奇不久之后选上纽约市长，想要超过史坦。美国参议院议员也加入攻击的行列。他们召开了听证委员会，电视播放着伯格曼就涉嫌和梅耶·隆斯基以及约瑟夫·科伦波勾结之事接受讯问。伯格曼手中拿着祈祷书，头戴着圆顶小帽，成为纽约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我被找来协助伯格曼的案子时，这些新闻热潮已经过了两年半。但是舆论对他的谩骂、诋毁仍未稍减。

伯格曼曾经认罪（依照认罪协商的内容），承认触犯联邦政府所指控的健保法，另外还有州政府指控的行贿罪名。比起报上和政治人物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名，这些罪名在程度上要轻得多。联邦法官马文·法兰克判处伯格曼4个月的徒刑。新闻以大标题刊登这项判决，立刻引起举国公愤。我记得读到法官判决时，也让我十分愤怒，那看起来似乎是司法上软弱无能的判决。媒体认为法兰克法官太过乡愿，而且滥用特权。纽菲尔下的标题是：“这个恶棍是如何愚弄了沉默而聪明的法官”。史坦议员号召所有纽约市民写信给州法院的法官，敦促他依法科以最重刑罚。众议员柯奇警告说，这将会鼓动反犹太主义行动，因为法官和被告都是犹太人。而州政府处理疗养院案件的特别检察官查尔斯·海因斯召开记者会，批评4个月的徒刑判决是“无关痛痒的”，而且反映出“特殊法官的特权”。法兰克法官的判决成了风暴的焦点，因此引发了对法官的调查，甚至是指控。

州老人院问题特别检察官海因斯对4个月的徒刑特别愤怒，因为他代表联邦和州政府进行认罪协商，而曾经同意向州法官建议：州法院判处的刑罚将和法兰克法官的判决一致，而且会同时生效。如果州法院的法官接受这建议（就像法官们通常做的），伯格曼会收到两项4个月的判决而同时服刑。而如果他表现良好，可能100天不到就可以回家了。

但是州法院的法官艾洛索·梅立亚拒绝接受特别检察官言不由衷的建议案，他追加判决，伯格曼在服完联邦法院判决的4个月刑期之后，要在州监狱多待上1年的时间。于是新闻界热情声援法官的判决，伯格曼案于牢狱大门在老拉比身后关上时落幕了。

但是战斗才开始。当伯格曼在宾夕法尼亚州埃伦伍德的联邦男子监狱（“乡村俱乐部”——报纸都这样称呼它）服刑期满时，他的律师开始挑战州法院额外服刑1年的判决。杰克·李德曼——我过去的学生——受雇于伯格曼，打算要在纽约州法院对梅立亚法官的判决提出抗辩。李德曼曾在法兰克·霍根的办公室担任助理检察官，那时他成功起诉了数起谋杀案。现在他是为罪犯辩护的执业律师。在纽约，他被认为是最好的刑辩护律师，他以辩才无碍著名，是个精力充沛的辩护人。但是纽约州法院拒绝接受他对伯格曼行为的辩护。这是如此敏感的案子，以至于在纽约司法体制的3个层级，在没有任何裁判书的情况下，全都驳回了李德曼周密的法律论证。

当我被找来加入伯格曼的案子时，所有州法院都已试过了。一个礼拜之内，伯格曼要被收监执行，将在瑞克斯岛开始1年的徒刑。媒体为他重回牢狱而喧闹不断。摄影记者尾随他的行踪。传闻说他可能会早几天收监服刑，以避开大量的人群。

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对我而言，成为伯格曼的律师，最初的原因不在伯格曼本身，而来自于我的老朋友贝纳·费希曼。费希曼是纽约某家大型法律事务所的资深律师，他半生都在宣扬公民权和公民自由等议题。身为早期“全国律师公会”的发起人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长期活跃分子，费希曼（那时他已60多岁）一直是我事业上的精神导师。

他以他温和坚定的声音告诉我，他要我考虑做一件我最不想做的事。但是他鼓励我说，在我听完整个故事并好好想一想之前，先别说不。他说得很慢：“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是拉比伯格曼打来的。他希望你可以代表他打官司。几天之内他就要进入州立监狱服刑了，而他希望你可以让他别进那里。我知道，他也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在各级州法院都败诉了。或许你可以从最高法院那里弄个延期执行。他很沮丧！他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在牢中再撑过1年，特别是在瑞克斯岛。请用最认真的态度去考虑。”

我想要回答他，但是我的老友打断了我。“我知道你在报上看到些什么。我也读过。那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法官们也读过报纸、看过电视。但是，在你听完另一方的说明之前，请别妄下断语。艾伦，我的朋友，我可以像你保证有另一种说法的。”费希曼说他会把伯格曼的律师所准备的答辩状和法兰克法官的裁判书送来给我。他要我看完之后再下决定。

费希曼的结语极富挑战性：“艾伦，他不是个普通的当事人，这也不是个简单或愉快的案子。但是，拜托，请慎重考虑。”

在我和费希曼通话后的几分钟之内，拉比伯格曼打电话来。他的儿子史丹利和梅耶，还有他的女婿亚维仁·凯斯——哥伦比亚法律学院毕业的，他们全都和他一起在线上。伯格曼先生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他认识我的家人，他还说我因为弱势辩护而名声响亮。“再没有比我更受压迫了。若再有任何牢狱之灾我就没法活了。这是个死刑判决。”我答应阅读判决记录。他说他会叫个信差送到剑桥来给我。

那夜我读完了答辩状。它十分有说服力并且慎重仔细，这并不令我意外。但是企图说服法兰克法官不要判伯格曼入狱的声明内容倒让我吃了一惊。大部分的答辩状都尽量让被告看来像是个纯洁的天使。这次却不同。它首先提醒法官所有媒体和政治人物对伯格曼的指控，甚至还呈给法官那些报导的复印本。乍看之下，那倒像是检察官的诉状，即使不像史坦议员那样措辞尖锐。接着，答辩状逐一指出所有控诉的起源、滚雪球的效应和告发的过程。譬如说，指控伯格曼和犯罪组织勾结的指控如下：

1974年12月2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约翰·赫斯的报道：

——昨天调查转向关于勾结黑社会与政治成护的“指控”以及某篇“报道”，在该报道中指出，有个自称是黑社会老大乔瑟夫·科伦波的同党，在穷途潦倒时，曾住在某家疗养院的顶楼。

——这是由参议员查尔士·伯西“提出”的议案……紧接在众议员爱德华·柯奇的指控之后……

——……关于“报道”所称黑社会喜欢使用疗养机构的财产来洗钱一事，史坦议员宣称：“我们得到‘情报’显示，贝纳·伯格曼帝国和犯罪组织有联系。”

仔细看过这些文摘之后便会发现，这个“扭曲的事实”其实是经由以下一连串的事件捏造出来的：

《村声》报道史卡福先生和伯格曼的疗养院的关系。

众议员爱德华·柯奇引用这个故事而将它变成是国会议员的“指控”。

接在“这些指控”之后，参议员伯西“提出议案”。

安德鲁·史坦……在记者会中回答道：“我们得到‘情报’显示，贝纳·伯格曼帝国和组织犯罪有联系。”

接着，约翰·赫斯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报道。

事实上，在关于伯格曼的报道中所引述的任何“指控”，完全都是虚构的，经证实都是来自罗寇·史卡福的证词。

其他任何指控都以类似的方法予以回答。其实伯格曼是控制了某些疗养院，但并非报上所说的117所；而虐待病人的指控只是基于某项针对疗养院中18年前的一般状况的调查；特别检察官在一般性的调查之后，“无法提出任何证据指控伯格曼在病人照顾上有何不当”。而事实上，相较于报纸的指控和其他疗养院主持人的控诉，这些过分和错误的控诉实在是微不足道。

这份答辩状在审判过程中猛力炮轰新闻媒体和政治人物。我的眼前浮现出完全不同的伯格曼（以及攻击他的人），这并不是说伯格曼完全无辜，却绝不是像媒体所说的那么其罪可诛。

显然法兰克法官仔细审阅了答辩状。他的裁判书裁定说：

媒体（以反媒体所要代表的人民）以许多罗织的罪名来讲谤他。

……虽然他确定犯了若千重罪，但是相较于原来罪不可赦的指控，其实要轻得多。并没有任何确实的事证证明伯格曼的疗养院是否提供良好看护。

看过了法兰克法官的裁判书、我被说服了，我承认新闻媒体和政治人物对伯格曼的指控是不公平的。这些抨击几乎使每个人——包括我在内——认为伯格曼是个罪无可逭的恶棍。 《纽约时报》对伯格曼的描述“几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他是“虐待和丑闻的代表性人物”。在众人的心中，伯格曼真的“代表”了在那个行业中的所有罪恶，何是他不是偶然“成为”代表性人物的。新闻媒体及政治人物把这个留着胡子、头戴圆顶小帽的拉比描绘成集所有腐败于一身的代表人物，这在新闻和政治上是很有销路的。

这并不是说伯格曼的慈善机构是清白且有爱心的模范，也不是说伯格曼的许多做法不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其他疗养院的主持人，包括很多慈善机构和许多不良的陋习，却很少上头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伯格曼已经被新闻媒体和有野心的政治家给定罪了，他被判各种罪行，而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他都不曾犯下那些罪。如果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有钱有势的伯格曼身上，那么那也有可能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决定接下这个案子，因为我相信，直到现在仍相信，伯格曼是代替整个产业在受罪：忙碌的美国人抛弃他们年老的父母、祖父母，他其实是代替了这整个犯罪制造过程而受罪的。我相信他那喜欢炫耀的犹太人性格（他的拉比身份、他的组织化机构、他的胡子以及他的圆顶小帽），已经被犹太人及非犹太人当作是替罪羔羊了。我相信法律制度已经被扭曲、误用和滥用，只是为了抓到伯格曼。我还相信有些检察官，特别是某些法官，过于保守谨慎，而失去了基于法律的中立原则行使独立判决的勇气。如果法律制度连这种暴民私刑的状况都无法抵抗，那么我们又怎能指望它在真正的危机时代里挺住更沉重的压力呢？

我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情下答应这个案子。我知道我可能会输。我知道我会被中伤。但我不知道由此而生的非难会让我那么难受。

在我协助过的所有恶名昭彰的案件中，包括黑手党成员、色情书刊作者、纳粹党成员以及死囚牢房中的杀人犯，从没有像本案如此引起社会公愤，并且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激进分子称我为叛徒；民权人士警告我这样会危及我身为弱势斗士的地位；我家族的成员拒绝和我讲话；在某次晚宴中，当我告诉对方我为谁辩护时，她马上起身离开；我的学生在我讨论到本案进行认罪协商的部分时，对我嘘声不断。即使是联邦法院的法官，以信奉自由主义著称的人，都曾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抱怨说：“我不了解亚伦怎么会代表那个王八蛋。我还以为他是民权斗士呢。”

决定接下此案之后，我被安排在我当事人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见面。接待室的墙壁上满是让人感觉神秘的旧时记念物：记念奖牌、表扬状和照片等等，挂在那里，就像一切都没改变。在这间办公室中，拉比伯格曼先生依然受人尊崇。我等了片刻，拉比伯格曼和他的随从一起出现。他比我想象中要瘦矮些。他的面容看来僬悴而且疲累，但是他的眼睛仍闪着光彩，他的声音仍充满热情。他热烈地欢迎我：“欢迎平安归来。”(Sholem aleichem,犹太人向旅行回来的人问候的话。)并对我张开双臂。“你的家人好吗？”他问，这提醒我，他原来早就认得我的祖父还有我的叔叔。没等我回答，他拿出一大沓文件。“你一定不相信这些文件是怎么写我的。你看看吧。”他拿出病人以及病人家属写给他的感谢及赞扬的信件，摊在我面前，证明他的疗养院有多么成功。“我们不会对我们的病人袖手旁观的。我们安排有圣经和塔穆德（Tahmud，犹太教的律法集）的课程。我们有犹太教会聚会服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活动。这里，看看这封信吧，”他指着一封对他称颂不已的信函，因为他收容一个照料起来特别困难的病人。

就在我看信的时候，拉比伯格曼开始叙述他的出身。1929年，他从匈牙利最贫穷的地区移民到美国。自从在某个小型慈善机关担任教师起，他便开始了疗养院的事业。1974年，在他开始遇到麻烦之前，他是美国（甚至可能是全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犹太正教会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犹太慈善机构、教会和教育组织，财产估计超过1亿元美金。拉比伯格曼拿出1967年5月5日有折角的国会记录复印本，其中记录为他举办的晚宴，宴会中如何对他赞美颂扬。这些信件和演说有来自林登·约翰逊总统（“他对公益事业的杰出贡献……是我们国家的模范。”），来自以色列总统（“他的心灵响应了所有呼唤他的人，因为他有犹太教和人道主义中最和善且宽容的心肠，因此他交游广阔，还有许多崇拜者。”）来自犹太经院大学的校长（“在犹太社群中……杰出的伯格曼博士担任许多重要的领导职位。”）还有来自许多行政首长、参议员和其他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

他在墙上的每个匾额前驻足，并解释它们意义。有些表扬他的乐善好施，其他则是颁给他的疗养院，因为他们“对病人的照护无微不至”。

这是个不寻常的展示，想让我别太注意他在法律上是否清白，而重视他个人的高尚品德。但是这实在演练得太好、太过包装，也太容易预料到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显然只是又一次上演的老戏。我倒是沉着镇定。我知道当你受人敬重（或是有钱有势）时，很容易得到政客的逢迎拍马，就像你失势时毁谤会纷至沓来一样。因为我有几个亲戚的亲人住在疗养院中，所以我一点也不相信那些对疗养院的溢美之词。我对拉比解释说，这都很有趣，但是我的工作并不是对他或是疗养院的经营者作出评价。我的工作是对梅立亚法官额外的刑期判决提出基于宪法的质疑。我要求他的女婿亚维仁·凯斯（他是个律师）告诉我，从宪法角度上对此案有利的事实。

凯斯简单说明了法律上的争点，史丹利和梅耶则帮忙提出关于疗养院经营的事实。拉比始终居于幕后，偶尔也插入一些意见。法律上的争点看来相当直接。检察官没有履行认罪协商的义务，这关系着重要的宪法问题。对我而言，如果被告不是伯格曼，在法律上的结论应该会是他们预期的结果。法院很有可能判定特别检察官违反了认罪协商的内容，因为特别检察官公开攻击他曾同意建议州法院的内容，所以，在联邦法院4个月徒刑之外另科之1年有期徒刑是无效的。

但是公众仇视伯格曼的情绪却是丑陋的。法律权威人士猜想，法兰克法官无视千夫所指的情绪，诚实公正地作出判决，这可能已经毁了他的司法前途。在各种精彩的裁判书、著作和论文里，他都会被烙印上以4个月徒刑“放走伯格曼”的形象。法官要有超凡的勇气才能那样做。有任何其他的法官敢冒这种风险作出有利于伯格曼的判决吗？特别是他们看到媒体如何对待法兰克法官之后。

法律争点

故事是由1974年底到1975年初的媒体连续攻击开始的。1975年春天，州和联邦检察官的压力越来越重，必须要让伯格曼进监牢了。为了对付这些压力，纽约州的立法局成立了新的办公室：医疗及看护特别检察署，共有成员将近100人，每年还编列超过700万美元的预算。其最初的目的，就像人们所想的，是为了要逮到伯格曼。对伯格曼家庭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位于纽约州的地方检察署也开始进行调查。

这些检察官很快就知道，无论如何，在法庭上打这个官司要比在媒体或立法机关里提出指控的声明困难得多。举例而言，专栏作家杰克·纽菲尔的新闻来源是某个男子的匿名信，这名男子宣称在伯格曼刚到纽约时就认识他，信件的内容充满了显然是虚构的指控声明，怛是纽菲尔却照单全收。这样的匿名信当然不能呈上法庭。尽管经过全面的调查（上千件的文件以及上百个证人），州政府的特别检察官以及联邦检察署都不能“证明”（或甚至只是无法提出证明的事实陈述）大部分媒体的指控是否属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病人受到虐待，无法证明伯格曼秘密控制数百家疗养院，也没有和组织犯罪的勾结证据。州和联邦检察官惟一能使大陪审团满意的证据，只有贝纳·伯格曼和他的儿子在填写和整理医疗保险和医疗辅助计划表格时，技术性地违反了会计揭露规定。

州和联邦起诉书的理由（预先安排在同一天，内容也完全相同）让人有种近乎尴尬的失望，特别是对特别检察官而言。在所有媒体混淆视听的宣传下，众人相信伯格曼真的犯下了更多更大的罪行。他们企盼更严厉的控诉。

何是即使如此贫乏的指控，还是很难去证明。伯格曼的首席法律顾问，非常优秀的华盛顿律师内森·列文，建议他的当事人“到法庭上”去打这个案子。因为他们不能证明在医疗保险申请单上有明显的错误陈述，所以看样子这个官司的检察官会有段难熬的日子。其实，记录显示，伯格曼的疗养院只违反某项会计规定（专业的术语是“额外增值”），对此有某个会计必须负起法律责任；在伯格曼没有亲自主持的疗养院里，并没有额外增值事情；而其他非伯格曼所有的疗养院中，有类似的额外增值事情，则是会计人员的责任。（说起来让我的家人有点窘，也会让媒体搞不清楚，那个会计人员名字也叫德萧维奇。）伯格曼为此责怪过会计人员，并称不知道这些事。他还自愿接受测谎试验，测谎结果是支持他的说法。检察官似乎也知道伯格曼的罪名难以成立，甚至开始担心如果最后输掉如此引人注意（而且十分昂贵）的案子，他们可能会很丢睑。

检察官们，尤其是特别检察官，还面对着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联邦和州政府都提出内容几乎相同的起诉书，显然伯格曼不可能被联邦和州重复审判两次。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受同一犯罪处分者，不得接受两次生命或肢体上之危害”；最近法院的看法是，一旦被告在联邦或州的任何法院接受审判后，就不能再由其他法院就实质上同一罪名进行审判。如此一来，州政府的特别检察官开始担心，如果联邦法院抢先审理伯格曼的案子，州法院就无从置喙一一这让他太尴尬了。

为了确保对伯格曼的判决不会影响州政府特别检察官的面子，检方代表主动向伯格曼的律师要求以认罪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对联邦和州法院提出的两个控诉，这项认罪协商集合了州特别检察官、联邦检察署和伯格曼家人共同协议。

什么是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在某次电视访问中，有人问我是否“相信”认罪协商；这使我想起一个宗教怀疑论者被问到是否相信受洗的笑话。我回答说：“相信？为什么，我真的看过达成协商呢！”）认罪协商只不过是双方交换承诺的契约而已。这和其他契约一样（像买卖食物、车子，租房子）只是赌注不同。在认罪协商中，被告放弃他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以换取比较短的刑期。有时候，赌注会更大：在被告面对死刑时，得为了他的生命在做交易。认罪协商让人联想到浮士德和魔鬼的交易，只是它是有法律效力，而且法院对此有拘束力。

理论上，当协商内容涉及宪法权利时，就很难立证它：没有法院会容许检察官用钱让被告放弃权利。想象一下法院的大门挂着招牌说：“愿意放弃聘请律师的被告可得酬金100美元；放弃免于自证其罪者可得200美元；放弃诉讼可得500美元。”不过最高法院却认可（其实是鼓励）检察官提供被告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自由，以之和他的宪法权利做交换。在许多法院门上，都无形地挂着这个招牌（法律学者和最高法院是这个招牌的始作俑者），被告只要放弃诉讼的权利，就可以换取几年或几个月的时间，甚至赢得生命。更精确地说，招牌上通常写着，寻求宪法权利的被告，必须处以几年几月的徒刑，甚至是死刑。

认罪协商就像最高法院所认可的，在今天成为美国解决诉讼案件的主要模式。现在大约有3/4的刑事案件，都由认罪协商的方式结案，而非经审判。

在伯格曼案中，特别检察官提出的认罪协商内容，是要伯格曼承认犯下数项在联邦法院起诉的罪名和在州法院起诉的一项新罪名，但是他只会受到“一个判决”：联邦法官科处的刑期，就是他必须坐牢的时间；州法院会给他完全相同的判决，服刑的时间也和联邦法院的判决相同。因此，如果法兰克法官（联邦法官）科处的刑期是1年，州法官也会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1年，并且在联邦判决的服役期间里同时服刑。（因为人只有一个身体，同时发生的、内容完全相同的判决，在功能上等于没有判决。）

伯格曼所要承认的州的指控是新的罪名，控告他对州议员行贿。（伯格曼不能对原来的指控认罪，因为这构成双重危害，即一罪二罚。议员是亚伯·布鲁门塔，州议会中少数自由派的著名领袖。指控的内容是，伯格曼曾为了他的疗养院执照迟迟无法取得，而寻求议员帮忙。布鲁门塔同意予以关切，但希望会有回报。他告诉伯格曼，在他的选区中有个向联邦借款的青少年职业培训计划，他希望伯格曼答应，在疗养院开张后，受训人员可以在疗养院中接受培训。看来这是个完美合理的要求，伯格曼也答应了。但是布鲁门塔却没有告诉伯格曼（也没有人声称伯格曼知情）布鲁门塔除了是州议会的议员之外，他还是职业培训计划幕后的负责人。布鲁门塔的要求因而可解释为“索贿”，而伯格曼的同意就成了“行贿”。

在调查期间，州政府的特别检察官告知伯格曼，他掌握可以控告议员布鲁门塔的资料。依照纽约州法律，伯格曼不得被要求吐露这样的消息，直到他关于所有必须作证的罪名都可以完全免予起诉（称做“交换性豁免权”）。特别检察官想要获得议员的资料，但又不想给予伯格曼完全的豁免权。他害怕（像助理检察官派迪森在犹太人防卫联盟案中所害怕的）如果布鲁门塔的律师们知道伯格曼以出庭作证交换完全的豁免权，他们就会开战了，就会开始攻击伯格曼提出不利证词的动机和可信度。因此检察官安排伯格曼认罪而免于其他判决。他们抛出另一个诱因，让伯格曼家人接受认罪协商：如果伯格曼承认有罪，他的儿子史丹利（同样也涉案）就可以“脱身”所有控诉他的罪名都会撤回。

为什么律师们参与协商

为什么检察官碰到像伯格曼案的情况时，都会提议进行认罪协商？毕竟，他们已经说服两个大陪审团相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联邦和州对伯格曼和他的儿子的指控。每个指控都有可能被判很长的徒刑。检察官允许被告承认部分的起诉罪名，而可能只判决部分的刑罚，这样他能有什么好处呢？检察官并不是宽宏大量的人。他们提议或接受认罪协商，只因为他们在这样的安排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益的形式是多样的，有些可能没那么高尚。对检察官而言，在认罪协商中基本的好处是对案件的保障：受认罪协商的拘束，被告承认犯下某些罪名，检察官得到判决有罪的保证。如果没有认罪协商，他就必须担负着陪审团、法官、上诉法院种种不确定和反复无常的危险。

对许多检察官来说，确定性是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统计数字对他们事业的重要性就像对球员一样。认罪协商为胜负记录加分。赢的意思就是判决有罪，即使比起最初指控而言是较轻的罪名；输的意思是没有得到有罪判决，即使那是个困难或是不可能的案子。胜负记录对检察官（或被告律师）其实是毫无意义的统计，但是这些记录到处传播，就像是他们成功和能力的指针一样。

在众所瞩目的案件中，认罪协商的案子和早已预定了的结果，也可以使检察官免于因败诉而受到批评，任何检察官，如果输了伯格曼的案子，将会被媒体批评为无能甚至更悲惨的评语。毕竟，如果媒体能向大众定他的罪，为什么检察官不能说服陪审团呢？如果镁光灯之下的案件被无罪开释的话，检察官的事业将可能毁于一旦，或至少岌岌可危。

认罪协商也被用来引诱某些被告和检方合作，以作出不利于主要被告的证词。在本案中，特别检察官有兴趣的是议员布鲁门塔的罪行，因而乐意和伯格曼进行协商。

还有个比较单纯的层次，对工作过度的检察官们而言，认罪协商代表较少的工作量，不需要牺牲漫漫长夜和周末假期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检察官不是支付时薪，而是年薪制）

在伯格曼案中，检察官提议认罪协商的动机是渴望有确定的保障。案件中对伯格曼的指控很脆弱，但是大众想要定罪的期望却非常强烈。更复杂的是，虽然联邦和州政府以相同内容起诉伯格曼，但是只能有一个法院对他进行审判。检察官的风险太大了，他不能保证进入审判。认罪协商虽就检察官而言并非理想，却是这种情况之下的最佳选择。

如果检察官可以从认罪协商得到好处，那么为什么被告会考虑接受这样的交易？在本案这样的情形下，伯格曼不认为他犯下这些罪，而且他的律师还认为他会被无罪开释，为什么他竟会考虑承认犯罪？最直接的答案是，有时对检察官和被告而言，经由认罪协商解决争议，比起交由陪审团审判，风险要低得多，这对双方都有利。最终，认罪协商像其他契约一样，经常有其他不同的形式：双方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全部，双方都有得有失。双方都获得他们最想要的：确定性。{23}

毕竟，即使是无辜的被告（这种人是少之又少）有时也会被判有罪，当案子到了陪审团之前，结果就不可预期了。而被告像检察官一样，也喜欢确定的感觉，即使是确定一个短期的徒刑。另外，诉讼是非常昂贵的。要是伯格曼进行了诉讼程序，诉讼费用绝对会高达数十万美金。这可能不是伯格曼接受协商的理由，但却是许多没有钱的被告的选择，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被告，他们不适用免费的诉讼协助，但是他们也负担不了长时间的诉讼和上诉的费用。

还有一种情形，虽非被告的最佳利益，但辩护律师有时也会鼓励被告进行认罪协商。这是因为律师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就每个刑案诉讼而言，刑事律师通常会收到统一规定的费用，大概是2500元美金。这通常是所有被告可以负担的。律师会收到这样的价额（而且只有这样的价额），不论要花去多少时间结案。这时尽可能地采用认罪协商，对律师可能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协商比诉讼要节省许多的时间。他协商的案件越多，他就赚得越多。因此，认罪协商的计时费用要比诉讼案件高出许多：如果协商某个案件要花去10个小时，那么收了 2500元美金的律师每个小时就赚了 250元；如果审判这个案件要花 100个小时，那么他每小时只有25元，连日常开支都不够。

很少律师会表面上这样说这件事，他们会辩称是为当事人的利益考虑。有时他们是这样，但有时并不是。我对总是在进行认罪协商的律师很有疑问。他们通常为他们的当事人拿到最差的交易条件，因为检察官都清楚，他们威胁说要上法院，其实是在吓唬人的。只有那些很少进行协商的律师才能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这些律师通常会选择上法庭论辩而且多数为胜诉。那些是检察官最害怕的律师，检察官总会对他们作最多的让步，以避免败诉的风险。

内森·列文，伯格曼的首席顾问律师，在美国是最令人害怕的律师。他胜诉的案子比例很高。伯格曼案中的检察官知道，当他们提议认罪协商时，他们要对付的是谁。

自始列文都不主张认罪协商，他想要打官司，而且他认为他会赢。不久后他这样写着：

伯格曼面对大笔的律师费、健康状态的不允许，甚至要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困境中等待判决，于是他回绝了律师要对簿公堂的建议，他要认罪协商。

在许多因素的考虑中，让伯格曼同意进行协商的原因，是他的儿子史丹利。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因为媒体和政治罗织罪名而受罚。检察官常常会玩这种亲情勒索的把戏。{24}作为父亲，伯格曼不忍让儿子背负罪名。虽然他相信他儿子和他自己是无辜的，而他的律师也建议他不要接受认罪协商，伯格曼还是指示了列文尽力完成最好的交易，其内容是由他自己接受其中一个判决，而要撤回对其子的一切指控。

继之而来的，是数星期棘手的协商交易。就像波斯市集一样：每个项目都在讨价还价，双方都假装想要早点谈妥结束交易，但基本上很少有一致的部分。

既然协商是担保伯格曼只受到一项判决，因此就必须事先要求州法官同意不就联邦法官的判决追加科刑。因此最初由州政府特别检察官所草拟的认罪协商内文中，包含下列的句子：“基于伯格曼承认贿赂亚伯·布鲁门塔的认罪协商而判决的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意不会在联邦地区法官判处的刑罚之外，追加其他刑罚。”

认罪协商的两方都试图和州法官打交道，恳求他能够同意这项交易（这是个平常且完全可以接受的步骤，只要双方都在场）。州政府特别检察官征求到州法官同意，也就是不追加判刑。如果州法官同意（就像期待中的），事情就会在大家都满意的情形下解决。但是州法官拒绝在形式上受联邦法官判决的约束。“我不会胡乱交易的，”他说。这让进行协商的人陷入了困局。

在一番争吵之后，终于产生了替代方案。这是为了达到相同的目标：只由联邦法官判刑，但是不要求州法官看上去被制约了。

替代方案是，州特别检察官会“建议”州法院的法官，请他不要在联邦法院的判决之外追加刑罚，井且要紧接着联邦法院的判决之后作出。州法官之所以不追加刑罚而作出相同判决，是因为在纽约州，法院通常都接受检察官的建议案。而提议紧接在联邦判决之后马上作出州法院的判决，是避免让州法官的压力过大，这些压力（来自媒体新闻、政治人物或其他方面）可能随着联邦法院从轻的判决接踵而至。

艾洛索•梅立亚法官明白地告诉伯格曼，要他“告诉你的法律顾问和特别检察官，对比较轻的判决，我通常会接受检察官的建议，而我也会告诉他在这个问题点上，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然后他要伯格曼谨慎小心，因为依法他可以作出最重的判决，而“不顾联邦法院的判决”这样的警告虽然很陈腔滥调，但透露出的讯息仍然很清楚：伯格曼只会得到一个判决，由联邦法官法兰克作出的。交易已经签字完成、封缄并且寄出。

联邦判决

依据认罪协商的内容，伯格曼在同一天承认了联邦和州法院起诉他的罪行，他以为他只会为一个判决服刑。

不久之后，已经无关紧要的认罪协商范围更缩小了，梅立亚法官还撤销了对布鲁门塔议员的贿赂指控。他的结论是，并无罪行可言，布鲁门塔借着催促伯格曼疗养院的执照签发，以交换青少年在疗养院中进行职业训练的计划，“并没有收受或要求任何不法酬金或补偿利益等”。如果提出要求的布鲁门塔没有犯罪，那么可以推论，只不过是同意其要求的伯格曼不需要为此接受其他的刑罚。

现在，责任清楚地落在法兰克法官身上。他是代表联邦法院及州法院作成判决的法官。而他的判决就是伯格曼实际要服刑的判决。其实，法兰克法官清楚了解这个惟一判决的作用，他声明“为履行认罪协商的义务，依协商内容，将由本法院判刑而且完全涵盖州和联邦法院的定罪”。

1976年6月17日，法庭里挤满了政治人物、新闻媒体、双方律师，法兰克法官宣布，判处贝纳·伯格曼监禁4个月。

喧哗声震耳欲聋：报纸、广播和电视台谴责这个判决，政治人物猛烈攻击，而群众则嗤之以鼻。

州政府医疗及看护特别检察官查尔斯·海因斯，非常担心媒体会指责他提出不由州法官另行判决的建议案。因此，他要他的公关助理在特别检察官的办公室召开记者会。

海因斯向州法院要求延缓州法院的判决，佯称伯格曼拖欠州政府的金额仍有争议。延缓判决的申请获准。特别检察官因而可以避免（至少在那个时候）尴尬地站在法院里，被迫向州法官提出建议，而建议案内容就是，不在法兰克法官的4个月徒刑判决之外追加刑罚。

大批记者带着电视摄影机和录音机，跟随着海因斯回到他的办公室进行记者招待会。海因斯用生气的语调说话，他说他实在“非常失望”，因为法兰克法官对伯格曼作出“无关痛痒的判决”。他怀疑这是反映“本质的正义”或只是“特权者的正义”。而他抱怨说：“我担心我们对疗养院锲而不舍的调査，可能因这项判决而有不利的影响。”《纽约时报》全文刊载海因斯的声明，其他报纸也以头条报导，广播不断地讨论着，大部分的新闻节目也播出这个消息。

当海因斯在梅立亚法官面前提出他的建议时，并不令人惊冴，大多数的旁观者都持存疑的态度。海因斯承认伯格曼已经履行他在协议中所要履行的义务，而现在

我有义务履行承诺而且建议庭上的判决和1976年6月17日的联邦判决完全一致。

海因斯清楚表示他不喜欢他的角色。“我被要求提出这种建议，”他宣称。海因斯请法官作出同样“令人失望”、“偏袒的正义”和“无关痛痒”的判决。法官清楚意识到，特别检察官提出的“建议”并不是要他形式上遵守认罪协商中的法律义务。

梅立亚法官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判伯格曼更重的刑。安德鲁·史坦议员曾拜访梅立亚法官，鼓励他尽可能处以最重的刑罚。史坦也发起一人一信运动，写给梅立亚法官。判决宣告的那天，在梅立亚法官办公室外面，史坦安排“监视”、“繁戒线”和“示威游行”，而且有许多民意代表支持这个行动。因此，梅立亚法官在众人的期待下打破了他的惯例，“拒绝”检察官的“建议”。相反的，他在法兰克法官的判决之外，追加判处伯格曼监禁1年。

为了证明他违背义务是合法的，梅立亚指出对伯格曼的指控的严重性。而那是他之前以无犯罪事实为由撤销布符门塔议员的同一项指控。

特别检察官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政治人物和媒体都很满意。梅立亚法官成为英雄。伯格曼因为得到保证只会接受一项判决才同意认罪协商的，现在却发现要面对两项判决以及高于联邦判决4倍的徒刑。他并没有得到协商交易的东西。他把无价的宪法权利拿去交换，换来的却是要身陷囹圄，要服刑16个月。

伯格曼开始挑战这项追加的判决，理由是检察官的行为（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及他向梅立亚法官的建议）已违反认罪协商。他的律师向纽约最高法院上诉庭以及上诉法院提出申请。每个法院都拒绝了申请案而无只字片语的解释。我就在这时候加入了这件案子。

申请延期执行监禁

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延期执行伯格曼的监禁，他将要在瑞克斯岛上服刑1年。在我们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请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他别进牢里。如果伯格曼已经就无效的判决服刑完毕，那么我们任何的胜利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即便是最髙法院也无法还给65岁的老人1年的光阴。因此，从任何联邦法院那里得到延期执行的命令，是现在最重要的事。但是联邦法院都极不愿意妨碍州法院判决的执行，因此很难申请获准延期执行。本案如此声名狼藉（其实，媒体已经吵着要求将伯格曼立即交付执行），而比一般案子更加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试一试。

我马上找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舍伍德·马歇尔。最高法院每个大法官都会被指派巡回法庭的紧急申请案，就像是要求延缓执行这样的案件。因为马歇尔大法官曾任职于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辖区包括纽约州、康涅狄克州和佛蒙特州），所以就负责这件案子。马歇尔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很少批准延缓执行的申请。有几回，他已经认可的延期案却被其他法官推翻。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对这类申请案已经变得有些沉默了。

在我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之后的几天内，我就向马歇尔法官申请延缓执行。马歇尔要求特别检察官回答此事。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大部分的延期申请案都没有要求响应就被否决了。但是几天之后，他还是否决了我们的申请案。那是在星期五的下午。伯格曼要在下个星期二早上10点交付执行。我们还有最后的希望：纽约的联邦地方法院。整个周末我发狂地工作着，准备提出人身保护令和延期交付执行的申请。我在星期一早上4点完成了申请书，早上9点，我带着文书到纽约联邦法院。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提出紧急延期执行的申请。在联邦法院，总会有个法官负责受理这样的紧急申请案。那天的法官是罗伯·瓦德。

我走进瓦德法官的法庭，等着他休庭出来。他正审查一件非常复杂的财务案件的技术性动议。他看来正苦恼着。休庭时我走上前去，告诉法官我有件紧急申请案。我刚介绍自己，瓦德法官立刻走出来欢迎我“大老远从剑桥来”。当时我很高兴，也有点不好意思，他竟然知道我是谁，还这般热情地欢迎我。他宣称他的法庭永远为紧急申请案而开放着。然后他问我是什么案子。

“伯格曼案，”我回答道，并且开始陈述我的请求。

“伯格曼，”瓦德法官大叫：“你是说贝纳·伯格曼？”

“是的，”我回答道：“贝纳·伯格曼。”

法官几乎无法控制他的愤怒。“那个人应该在牢里。你到联邦法院这里来做什么？这是州法院的案子。你怎么敢用那样的案子来打断这里的诉讼程序。我正在审的案子非常重要。全国各地的律师都来到这里了。”

我告诉法官，伯格曼在24小时之内就要回到监狱去了，而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个紧急案件。

瓦德法官打断了我：“让伯格曼坐牢去吧，然后我会考虑他的请求的，这几天我就可以了结这个案子了。”

“但是，阁下，”我响应道：“本案中的宪法议题非常重要，而如果被告依判决服刑，这就会变成未决事项。”

法官并不在意。“这个人不会在我的法庭上得到任何特别的审判。大部分获得人身保护令的被告，都是在牢中提出申请的。这才是伯格曼应该做的事。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同情他的。”

我想我在法官最后的评语里知道我该如何开始。我回答道，并将声调提高了些。

“我们并不要求同情，我们也不要求特别的审判。更正确地说，问题正是伯格曼受到了特别的审判。本案的检察官存心要违反认罪协商。而州法院连写个裁判书的勇气也没有。本案的确挑战了联邦司法制度的能力，看看是否能抵挡得住媒体和政治人物的审判。我确信本法院将面对这样的挑战。”

突然间，法官的观点有了很大的转折。瓦德法官向我保证，他的同情心不会影响他的判决，本案将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几乎就像是要证实这个说法，他开始对我们的法律论点表现出认同的样子。他给了我仔细陈述论证的机会，然后他询问特别检察处的年轻检察官亚瑟·温斯坦，问他关于特别检察官在法兰克法官作出判决后的声明内容：

瓦德法官：我记得。州政府特别检察官有些严厉的评论。

温斯坦先生：这表示他对判决并不满意，阁下。

法官：那么是不是媒体比州法院法官先作下判决呢？

温斯坦先生：是的。

法官：你要为此抗辩吗？

温斯坦先生：记录中并没有这些事情。

法官：好，那么我们就来做记录。这些程序的作用就在这里。

温斯坦先生：阁下，我只能就记忆所及详尽地回答。虽然我并没有把记者会的新闻稿带在身上。

（德萧维奇将报纸复印本遂给温斯坦先生。)

温斯坦先生：我拿到《纽约时报》的复印本。其中，海因斯先生批评法兰克法官的判决。

法官：我想在记录上确认，记者会之后他到州法院去作了什么声明？

温斯坦先生：他建议说：“无论庭上作出怎样的判决，都请和联邦法院的判决完全一致。”

法官：他脸上表情显示出他就是这个意思吗？

温斯坦先生：庭上，我不在那儿。我不知道他的表情是什么。

法官：检察官，我想问题只是在于：到底有没有协议，如果有，有被遵守吗？

当辩论结束后，瓦德法官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承诺“会很快”作出判决。那是令人焦急的等待：离收监服刑的时刻只剩下16个钟头。若要对瓦德法官的不利判决提出上诉，时间太仓促了，而上诉法院第二天上午10时半才办理业务，那时伯格曼又已经被收监半小时了。我们认为我们在辩论中已经改变了瓦德法官的看法，可是他也有可能改变念头。

大约30分钟后——感觉像是过了30个小时，瓦德法官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缓缓地宣读他的裁定：

虽然司法部长曾经说过，在法院里没有新鲜事，但是本庭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本案的舆论压力非比寻常。本案将被受理，这将会在今天下午受到媒体强烈的关注。

根据本庭已有的充分辩论而得到结论认为，州政府在认罪协商之履行上严重侵犯了宪法的权利。

再者……申请人明天要交付执行，而他延期执行的申请之前曾遭到否决……

据此，本法院将在对本项请求进行审理之前，批准延期执行，并且由吉瓦德。古特法官审理。

第二天的早报刊登：“伯格曼赢得监案延期11小时执行”。

《每日新闻》的社论标题是“正义被延迟了”，部分文字如下：

正义遭到延迟就是被否定，疗养院所有恶行的代表人物贝纳·伯格曼再一次嘲弄了司法正义。

杰克·纽菲尔讽剌地说：“到伯格曼进监牢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在疗养院了。”

特别检察官很尴尬，因为媒体批评他们无法把伯格曼送进牢里。他们对瓦德法官的裁定提出异议。但是上诉法院再次确认裁定而维持延期执行。接下来就看古特法官的审讯了。伯格曼至少现在得到了暂缓执行。

7月底的仲夏时分，审理开始了。由抽签决定审理本案的吉瓦德·古特法官是个寡言而认真的人。在他担任联邦地方法官之前，曾在该法院担任司法行政官。

两方在听审时都找来大批人马：伯格曼的律师团，除了我之外，还包括杰克·李德曼和他的搭档刘易斯·弗里德曼；而特别检察署派了6个检察官。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有联邦助理检察官、其他律师、旁听的群众，还聚集许多媒体，包括在法庭中的电视素描画家和走道上的电视摄影记者。

审理开始，古特法官说，他的“外祖母名叫玛丽·海因斯，和特别检察官查尔斯·海因斯可能有亲戚关系”。他询问两方中是否有任何意见。不过我们都不认为要为这种小问题请他回避本案。

听审中的基本争点（所有证据指涉环绕的问题）就是，特别检察官是否违反了认罪协商规定。关于这个争点最著名的案例是最高法院1971年判决的“圣托贝罗诉纽约州案”在该判例中，被告以两项与赌博有关的重罪被起诉。他的律师进行认罪协商，让被告承认罪责较轻的罪名，该罪行最重的量刑是1年徒刑。协商中还约定州检察官“同意不对任何判决提出建议”当该案判决时，同意协商的检察官被撤换掉。新的检察官显然不知道前任检察官的协议，而直接向主审法官建议判决最重的1年徒刑。被告辩护人抗议检察官的建议。但是法官否认他受到检察官建议案的影响，他判决圣托贝罗应受徒刑1年。

圣托贝罗提起上诉，声明检察官违反认罪协商。和伯格曼一样，被告在纽约州法院的申诉都得不到回应，而转向最高法院请求延期执行判决。但和伯格曼不同的是，他在最高法院的辩论后取得法官的延期执行令。该判决是由最高法院院长华伦·博格做成的，他认为该检察官提出建议案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认罪协商。

对伯格曼的听证而言，直接从圣托贝罗判例得出的基本问题就是：特别检察官对法兰克法官判决的公开批评是否已经违反了认罪协商，还有，判决的法官是否知悉这项批评。

一般来说，证据的听证并不会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事，因为两方都已经清楚基本事实，在听证里是已经在记录中确立的了。但是本件案子的证据审理却充满惊奇，甚至还有爆炸性的内幕。

我们当然知道，特别检察官海因斯曾举办一场攻击法兰克法官判决的记者会，其声明的内容在《纽约时报》刊出。看来该声明似乎未经琢磨，应该是从法庭到他办公室的路上所拟的草稿。但是其中有些东西让人怀疑。起初我并未理睬它，仴是后来我注意到，该声明没有提到判决中的重要部分——4个月有期徒刑。这有点奇怪，因为正是这4个月的判决才引发如此喧哗的批评。我开始怀疑，声明稿可能在法兰克法官判决之前就已起草，因为他预料到判决结果会让他十分尴尬。我们决定传唤特别检察官海因斯出庭站上证人席，以查证我们的怀疑是否正确。李德曼负责询问他。

海因斯是个谨慎小心但不愿合作的证人。一开始他否认他曾经召开“记者会”：

那并不是记者会……我只是回答了媒体向我提出的许多问题。

他最初的证词是，在法兰克法官作出联邦判决以后，他“最早决定要和媒体讨论案件”，是在诉讼程序结束之后。略施压力之后，他承认在判决“前一天”，为了要应付媒体，他曾准备了对法兰克判决的声明。在我们继续追问之后，他说是在“判决之前两天”撰写了新闻稿。而在几分钟之内，海因斯又说：“我弄错了。”其实是判决前“三天”最后，海因斯终于承认在判决前几天，他找来一个老朋友，那时这个朋友在国会山担任媒体助理，海因斯要求他写新闻稿，以免因为法兰克法官可能的从轻量刑而陷入困境。这个朋友过去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叫做大卫·尤威尔，他被传唤作证指出，他曾来纽约和海因斯商讨有关判决的新闻声明，可能是在“判决前一星期”。海因斯的公关秘书草拟了最初的新闻稿，她说她在海因斯的指示之下拟稿，大约是联邦判决日前一个星期。

依据新闻界人士的说法，该声明的目的是为了不让特别检察官海因斯成为媒体的“笑柄”，并且确保他的“公众形象”。尤威尔指证表示，他曾告诉海因斯：“伯格曼的判决是调查案件中最重要的事。这个案子全看这次的判决了。”他要海因斯发表强烈的声明：“这是后水门时代了，……你不可以走老律师的旧路子，把事情都藏在壁橱里，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尤威尔作证说，整个事务所都在“讨论着声明稿是否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该项认罪协商”，在海因斯上班的地方，有来自检察官们的压力，要他不要做任何声明：“检察官们不会去做那种事。”但是媒体朋友又坚称，如果海因斯保持沉默，将会是个灾难：“我们的压力很大，不比打官司轻松。”尤威尔回忆说。

海因斯对他的形象的关心显然高过对于认罪协商的义务，他选择了媒体朋友，并且决定要发表公开声明，枇评法兰克法官任何的“从轻量刑”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损害到认罪协商，但是他还是决定不通知被告律师他将发表声明的事。

听证证实了我们的怀疑，甚至还更多：海因斯并非基于愤怒才批评法兰克法官的判决；他是刻意安排且有预谋地要维持其“形象”，即使是以违反认罪协商为代价。当古德法官知道有事前计划时，他注意到可能会揭露“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还有个意外的发展，梅立亚法官否认曾看过或听过特别检察官海因斯对法兰克的声明。这个说辞令我们陷入困境。我们确信法官说谎：在纽约很难有人没有看过或听过这篇声明。而正在审理本案的法官梅立亚居然说他毫不知情。我们调查后发现，当天傍晚他在纽约，而他通常会看晚间新闻，而且他也习惯看《纽约司法杂志》和《纽约时报》。但是他竟然坚决否认。（每个人显然对特别检察官的声明都十分熟悉，连古德法官都承认。在听证过程中，就在我建议伯格曼应由其他没有看过特别检察官声明的法官来作判决的时候，古德法官说：“我想你在纽约州找不到一个法官是不知道这项声明的。”我无法反驳，讽刺的是，“除了梅立亚法官之外”）

对法官进行交叉询问是很困难的：大部分的律师都不愿做；他们宁愿他的证词毫无进展，也不愿意招来“法官证人”或其他法官的愤怒。我们必须要进行法定的交叉询问；我们必须要他180度地改变证词；我们希望他承认说谎。我们别无选择。他的否认会让我们的案子一败涂地。如果他事实上不曾知道特别检察官的声明，那么这个不当的声明就仅只是个“无害的错误”罢了，因为这样并不会对他的判决有何影响。我们必须积极地向他进行交叉询问，并且让他更改证词。

被告团队决定由我来担任这项工作，即使我缺乏李德曼的经验和询问的才能。我猜李德曼和他的事务所必须经常出席纽约刑事庭；他们常会在梅立亚法官面前出现，除非必要，他们会尽可能不去挑衅他，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则可能永远不会在他面前出现，所以这项工作的风险对我也就没有那么大。

我决定在交叉询问中把他当做说谎的证人；我不会因为他是法官而有不同的对待。我推测梅立亚法官以为会有特别待遇。我认为让他措手不及可以窥见真相，所以我用侵略性的语调开始交叉询问：

问：这是否是事实，梅立亚法官，早在你宣判之前，你已经预先写好整个判决文，包括最后宣判的1年徒刑在内，你早就判定了？是不是？

答：不是。

问：在作出判决当天之前，你早已拟好判决文的草稿，这是否是事实？

答：我写了一份……

问：是或不是？

答：是。

问：可以麻烦拿出草稿的复印本吗？你有带在身上吗？

答：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

问：请不要回答任何我没有询问的问题，法官。

接着我进入交叉询问的重点，并证实梅立亚法官订阅了 《纽约法律日报》和《纽约时报》。我也让法官承认曾对伯格曼案做过剪报。显然他知道，像这么大的案子，法官会跳过头版头条而没有看到，是很难置信的，于是梅立亚法官在否认时显得摇摆犹豫，然后他承认他的确读过法兰克的判决：

问：在法兰克法官判决伯格曼案后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中包括了这项判决。这样说是对的吗，你确定曾读过这篇报道？

答：是的。

问：你确定曾在判决的第二天看过《纽约法律日报〉头版的伯格曼判决，这样说对吗？

答：我不知道。是有可能。

问：是有可能？

答：是有可能。我知道我看了《纽约时报》

问：你是否看了《纽约时报》的整个报道，包括伯格曼的判决？

答：我想是的。

问：我想要拿出《纽约法律日报》的头版复印本让法官您看，可能可以唤起您的记忆。标题是：“伯格曼的州判决延迟；联邦法院给了他4个月”。是不是有可能，你订阅《纽约法律日报》并且每天都看，却没有看到这篇以“伯格曼的州判决延迟”为标题的文章？

温斯坦先生：抗议。

法官：抗议成立。

问：是不是看到标题“伯格曼的州判决延迟”已经唤起了你的记忆，那天你事实上是否看了《纽约法律日报》？

答：不是。

问：你在此作证是说你可能没有看过《纽约法律日报》的报道？

答：我的证词：是我并不知道……

法官：应该让他看一下复印本比较适当吧。

(停了一下。)

答：谢谢你。

(停了一下。)

答：是的，我想我是看过。

问：那么，你的回答就是说你的记忆被唤起了，你证实曾看过这篇报道？

答：是的，先生。

逮到他改变对报纸的证词之后，我问他是否看了当天的电视，由第四频道11点新闻转播的特别检察官的记者会。我提醒他画家将绘画下他的表情，连同对特别检察官记者会的报道会一并出现在第四频道11点新闻，于是他支吾其言。

最后，我对梅立亚法官提出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

问：当你看到或知道特别检察官对联邦判决十分失望的时候，你是否得知特别检察官有责任要建议你作出他其实是十分失望的相同判决。

这次这位法官没有含糊其辞。

答：是的。

我们达到我们当初的设想。记录已经清楚了，梅立亚法官曾看过特别检察官“对联邦判决十分失望”的报道；当梅立亚法官看了之后，他得知特别检察官是被迫向他建议作出相同判决的，这很清楚。因此，无可争议的，特别检察官实际上让梅立亚法官知道，他对必须提出的判决建议的真实感觉到底是什么。特别检察官坦率地来到梅立亚法官面前，向他建议作出相同的4个月判决，他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梅立亚法官在接受了他的“建议案”时，了解他的真正的观点，那就是特别检察官感到“十分失望”。

接下来的听证过程，除了些许小插曲之外，都是意料中事。媒体新闻热烈报道着，电视上每晚都会出现本案参与者的形象。到了听证的最后，罗伯特·立普斯特在《纽约邮报》写了篇专栏，令我家人焦虑至极。专栏的内容如下：

医疗资源的掠夺者贝纳·伯格曼，昨天并没有在监牢中度过。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在法庭上……而杰克·李德曼在那里，杰克过去是能干的助理检察官，他曾起诉过布朗，也曾对威廉·菲利普穷追不舍，使这个无赖的警员在法庭内对他叫道“你是个人渣”。亚伦·德萧维奇也在那里，哈佛法学院的德萧维奇教授，曾为《我很黄》和《深喉咙》辩护。德萧维奇曾经为文促请就“保障人权”要有所作为。但是昨天他却和伯格曼在一起。这是个讼棍的审判，没有讨论是非问题，没有提到伯格曼疗养院中被遗弃的残障老人，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贿赂或欺诈之事。只有动议、佯攻战术以及有疑义的判例，他还要求查看法官持有的文件，因为“对手的眼睛和裁判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州政府年轻的检察官穷于应付，因为李德曼和德萧维奇是经验老到的法律掮客，他们占尽了优势。在休庭时，安德鲁·史坦怀疑为什么这么有名望的律师要为这么卑鄙的人辩护。“这对他们而言是大有好处的，”他说：“德萧维奇从伯格曼那里捞到了多少钱。”这些人怎么可以在回去之后满口仁义道德地发表演讲和写教科书，而他们又会对哈佛的那些孩子说些什么呢？

听证很快结束了，案件在古德法官的手里。通常，在冗长的听证之后，律师多少可以感觉出法官大概会如何下判决，但是古德法官却丝毫不动声色，只露出些许线索。他显得很困惑。确实，他大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判决书。最后判决宣布了，竟有40页之长，由此显见他有多么犹豫和怀疑了。

在事实部分的听证之后，对我们最在意的特别检察官新闻稿，古德法官提出重要的裁定：

海因斯攻击联邦法院判决的声明，显然未经批准且不当，也明白违反了州法律。它违反了《纽约州职务执行法》法规中禁止检查方在判决前作任何声明而影响判决。

为了支持特别检察官海因斯不当行使职务的这项论点，古德法官引用了一条法规，禁止检察官的声明“支配或影响舆论以获得政治利益……或是企图影响或胁迫司法”。海因斯的声明确实是为了提高“他的公众形象”，是用以“获得政治利益的”，而且还影响了梅立亚法官的司法判决。

有了这项重要的裁定，按理来说，法官的判决应该会有利于我方。但是这却不是一般的案件，古德法官在此有不寻常的逻辑跳跃。

首先，他为特别检察官的声明（不适当且不合法的声明）辩解，他说该声明并没有违反“认罪协商的内容”。法官承认认罪协商的确明白禁止“在‘协商后’发表新闻声明”；但是他却强调协商并不禁止“在‘判决后’发表任何声明”（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既然判决必然要在协商之后，就不需要多余的禁止规定。）法官耍了种讼棍手法，而作出结论说，特别检察官的声明并没有构成如圣托贝罗案中的技术性违法事情。

接着，古德法官论及特别检察官在法庭上的判决建议。他同样作出对我方有利的裁定：

毫无疑问的，特别检察官的建议不追加判决显得言不由衷。他并没有完全遵守认罪协商的内文……

再次，根据这个裁定，通常的结论（认罪协商的内容必须被完全遵守）应该会有利于我方。在这里更是应该如此，因为法官字斟句酌地认定特别检察官不适当且不合法的声明在技术上并没有违反认罪协商。但是，最终古德法官却有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他毫不理会协商内容：

如果特别检察官对判决的结果歌功颂德……那就是伪善了。

这样，在圆滑的文字游戏之后，古德法官认为特别检察官的声明虽然不当且不合法，但并不因此而要负责，因为这事实上并没有违反认罪协商的规定；而他裁定，特别检察官“言不由衷地提出建议”，事实上是违反了认罪协商的内容，却不需要为此负责，因为如果海因斯遵照协议而表现出服从判决，就会被认为是“伪善”，特别检察官赢了，被告输了，就因为他的名字是贝纳·伯格曼！

这样的见解表示古德法官没胆子释放贝纳·伯格曼，即使他对大部分事实的裁定都是有利于伯格曼。当我再次看过他的判决书时，我不由得同情起古德法官：基本上他是理性而诚实的法官，现在很难见到这种人了，他不得不作出对我方有利的事实裁定。但是他就是不能核准人身保护令，因为媒体和大众的愤怒将会排山倒海而来。我相信他有意或无意地决定将这份重担拆解开来，他的事实审理部分，使我们得以提出强有力的上诉声明。如果接下来的法院准备依据事实进行审理，那么他就可以被释放。如此，古德法官就可以既完成事实审理而又不会激怒媒体。比起被指派单独审理本案的新法官，由3个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是比较能经得住这种压力的。

古德法官不愿担下释放伯格曼的罪名，这表现在判决中最后关于伯格曼的保释申请的那段文字里。在判决书里，古德承认这是个困难的案件。但他就是拒绝对伯格曼的保释申请作出裁决。

放弃裁判在法律上并无根据。的确，当我们到上诉法院要求保释时，法官对古德法官将保释裁决的责任推给他们表示很生气，依据法律，这应该是地方法院法官的事。这再次显示贝纳·伯格曼的案子非比寻常。媒体的幽灵总是漂浮在法院之中；而古德法官虽然拥有法官终身俸，却成为媒体的司法囚犯。

在上诉法院，审理保释案的法官们轻松地裁定，在上诉审判期间，伯格曼获准保有自由。审判长厄文·考夫曼（在犹太人防卫联盟案中曾作出对我方有利的判决）宣布“这里有些很严肃的问题”，而且那绝对是“伯格曼可以胜诉的机会”。

但是当在上诉庭辩论的几个月之后，这3位法官（他们都不是审理保释案的法官）似乎要推翻我们的论点。

瓦特·曼斯佛德和亨利·法兰德利两位法官在我刚上发言席时就立刻攻击我的法律论点。有些攻击几乎是直接针对我个人，指责我接下这个案子；我觉得我好像才是上诉的目标。几乎没有只字片语批评到特别检察官，而他的行为已被古德法官认定为不当和不合法的。我们对法院感到十分沮丧，但是也很疑惑，为什么有了古德法官的事实裁定和最高法院的判例，上诉法院竟然还是否决我们的论点。

判决书是在1977年圣诞节之前宣布的。全体一致通过。主稿判决书的是法兰德利法官，这份判决书非常特别，特别是对他而言。上诉法院是不可以用自己的事实裁定取代地方法院的原事实判决，法兰德利向来都谨守着这规定。可是，在伯格曼案的判决书中，竟然绝口不提古德法官的事实裁定。

古德法官裁定预先安排发布的新闻声明是不当、不合职业道德且不合法的，可是法兰德利法官的判决书中完全没提到；相反的，法兰德利法官的判决书倒让人觉得伯格曼试图推翻被地方法院认定声明适当的结论。古德法官曾判定特别检察官对梅立亚法官判决建议“没有完全履行认罪协商内容”，而他却绝口不提；法兰德利法官既无法自圆其说，也无法从记录得到支持，却作出结论说，“‘大家都承认’，海因斯已经提出所承认的建议”。当法官使用“大家都承认”或“不容置疑”的字眼来拒绝律师的强烈主张时，最令律师们气愤（或者说是知识的欺骗）。我们从来没有“认可”过他们的这种话。我们曾经抗辩过（古德法官也曾同意过）特别检察官并没有“根据承诺提出建议”。现在法兰德利法官不仅否定我们的论点，他不仅推翻古德法官的裁定，还假装我们已经“承认”曾极力抗辩的事。

判决书剩余的部分都是可预料的。法院认为海因斯的新闻声明没有不当之处，还有他“言不由衷地”提出建议也并无不妥。认罪协商并没有被违反，只是“在检察官的声明中缺少了足够积极的态度”。检察官言不由衷地提出建议仍是正确的，仍是在许可的范围内，“除非他的脸部表情或他的声调告诉法官他不希望建议被采纳”。根据本案的记录，这最后的“除非”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古德法官在听审时曾重复地提出），事实上特别检察官宁愿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他并不需要借由“脸部表情”或“声调”等表现方式来传达他的期望。他其实已经透过新闻声明直接表示出来了。但是，因为特别检察官并没有在法院中表现出奇怪的表情，所以即使他期望法官判决不要接受他的建议，该新闻声明也不足以构成这项意思的传达。

法院认为“特别检察官并没有违反认罪协商”，而伯格曼必须坐牢1年以执行州法院的判决。

我们提出再审的上诉状引发了媒体另一波的痛批：“伯格曼玩弄美国法律制度，就像是在打弹珠台，而他现在还无所顾忌。”杰克·纽菲尔如此抱怨着。纽菲尔批评我和我的专业，因为我用尽了所有的法律途径为我的委托人效力。

当我们所有努力失败的最后一刻，那天是1978年2月6 日，伯格曼被带到雷克斯岛的监狱。

结语

贝纳·伯格曼挨过了雷克斯岛的牢狱生活。他很乐意帮助他的狱中同伴而大受欢迎。现在他已经回家，埋首撰写犹太法典的学术性文章。他已经脱离了疗养院的事业，但是他还是花许多时间继续他过去的活动。他和特别检查署争论拖欠州款之事还没完全解决。“在疗养院案审判4年之后，伯格曼的事件仍然缠讼不断”这是1980年《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报道中罗列了几十件诉讼案和其他仍悬而未决的法律事件。我并没有涉入任何一件，但我仍然因为曾在联邦程序中代表伯格曼而遭非议。

查尔斯·海因斯被任命为纽约市消防署署长。

安德鲁·史坦当选曼哈顿区长，主要因为他在伯格曼的调查中表现有功。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在提醒选民，是他将伯格曼这种“野兽”关进牢里的。

马文·法兰克，判决伯格曼4个月徒刑的法官，在伯格曼的案子结束之后不久就辞职了。许多观察家都将原因归咎于舆论和政治对判决的影响。如果他没有因为伯格曼案而消沉，而能有机会爬到上诉法院的话，他将是裁判席上非常杰出的人物，会是联邦法院伟大的上诉法官。

他在伯格曼案中的判决书现在被视为经典的判决书。它被收录在好几本刑法案例的书中，供全国的法律系学生研读。

第二部妨碍秩序

第四章我的夏日假期

鳕鱼角南边的沙丘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地方。自亚特兰大白色的沙滩中隆起，海风、潮汐和其他神秘力量，使它显得凹凸有致。我在依傍这些沙丘的杜鲁洛镇上租间小屋，夏季里尽可能在小屋中度过每一天。许多诉状及文章都是在海滩或甲板上写出来的（在寒冷的冬天里，当从卷宗里掉下沙粒时，更让我怀念不已）我和两个人权律师共同承租这间屋子，还怂恿朋友在入口处写标语：“注意：辩护律师隐居所，检察官来会挨揍。”

离我们的房子大约四五百米的地方，有个最雄伟的岬角沙丘，就叫做“髙丘”。海拔约有30米高，陡峭下切至满是灌木丛的小村庄，叫做“灌木洞”，是沙丘最低洼的地方。这样的对比形成不对称的美丽奇景：沙滩、灌木、海洋和天空。许久以来，这个美丽的地区被当做非正式的天体营海滩，鳕鱼角的人们都在这里脱下泳装，晒一身棕色皮肤。据传多年以来，从高丘可以看到许多文学家赤身裸体，如尤金·欧尼尔、玛格丽特•桑格、约翰·里德和他的妻子路易丝·布莱恩。那里十分别致、不拘形式，也完全没做过宣传。许多小型的地区裸泳团体聚会时，彼此都会很慎重地保持距离。很少人会唐突地盯着人看，若有人穿着泳衣从镇上的海滩闲步走来，打算到几里外南边的高丘去时，按照海滩的规矩，他必须对邻人们做日光浴的景象装作视若无睹的样子。

在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身体解放运动方兴末艾，裸体也成为某种主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认为把身体藏起来是道德的错误。裸体成了一种美，高丘下的海滩成为整个东北部天体主义的聚集场所，无论身材好不好看。1974年夏天，非正式的天体海滩延伸了将近1公里长，而8月的每个足期六，在那明亮的沙滩上都可以看到上千个裸露的人体。海滩的性质改变了。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彼此保持尊重的距离或是礼貌的掩饰了。游客四处充斥着，特别是摩托车骑士，他们带着双筒望远镜和摄影机，驻足于沙丘的顶部。穿梭的商业巴士把市中心喜欢偷窥和暴露的人们带到海滩来。小贩、街头艺人，甚至毒贩，营造出嘉年华的气氛。这里不再是欧尼尔那个时代的文人聚会，但却十分欢乐，似乎每个人都很享受这气氛。

但是杜鲁洛镇的居民和神父却高兴不起来！杜鲁洛的冬季人口有700人，夏季有3000人，属于鳕鱼角国家海岸公园。在天体海滩聚集新的人潮之前，杜鲁洛是个安静的避暑胜地，几间小餐馆和少许的旅店，几乎闻不到商业气息。乡间小路蜿蜒狭窄，风景宜人，车行稀疏。骑脚踏车的、散步的、慢跑的和沙丘上的轻便车，都比汽车要多得多。夏天时，镇上居民大部分是律师、教授和医生（特别是心理医生）；在政治立场上无疑是自由派的；在种族上则主要是英国清教徒和犹太人。

突然间，杜鲁洛却成为“时髦的”城镇，带着吉他、长发披肩的家伙全从西北部各地跑来了。刚开始许多自由派的律师和心理医生都很喜欢他们，有些人甚至和海滩上的嬉皮士一起脱去身上昂贵的法式泳装，有些不自在却自以为是地自由表现着，全然不顾他们松弛的肌肉。

我记得8月中有一次，有些光着身子的女子坐在浴巾上，一个看来很显眼的老男人走了过来。当他走近时，你几乎可以认得出来，虽然他一丝不挂，但是他必定是个心理医生：留着胡须、叼着烟斗，他有着典型心理医生的所有特征。突然间，一名女子尖叫着钻到浴巾底下：“哦！我的天，那是科恩先生，我的精神分析师！”科恩医生仍然平静地走过，并没有要找什么掩蔽，但是我们都十分好奇，接下来的精神分析会是什么模样。

很快地，对原来居住于杜鲁洛的人来说，人群已经太多了。地方居民在停车上有了麻烦。1974年8月中，在18天之内，总计有1248辆车次违法路边停车。许多小径被发现了，更多是被开发的，它们穿越过私人士地或优美的沙丘。最重要的是，杜鲁洛的居民开始讨厌赶流行而来的人们。这些人比以前更加喧闹、粗鲁、开放、有毒瘾，而且还更加纵欲。到处都有着关于性事的流言。而有个同性恋天体海滩就是由高丘上直接开了条便道下来的。杜鲁洛悠闲平静的生活品质已经改变，刚开始还难以察觉，之后便十分明显了。

居民们召开了许多会议，愤怒地辩论着。有些镇民不希望受到干扰。其他镇民（即使其中有些人热中于观看镇上最流行的球赛）提议禁止所有海滩上的裸体行为。还有些人建议进行规划，以降低并控制游客人数。每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反对裸体，虽然很清楚地有些镇民总是反对开放裸泳，但是他们却利用外部问题作为禁止裸体的借口。（还有个禁止裸体的观点，认为裸体的人会危害优美的沙丘；反对这项说法的人讽刺地质疑着，要提议的人穿好衣服跑下沙丘，而他则光溜溜地跑下同 一个沙丘，试试看在沙丘上哪种走法比较危险。）最后，主张完全禁止裸体的人占了优势，而杜鲁洛社区协会决定游说联邦政府在整个国家海岸区域取缔裸体。

裸露臂膀的权利

1974夏天，好几个最投入的天体主义者到我们的小屋来寻求法律协助。他们的领导人是斯蒂夫·威廉斯，古铜色皮肤、热爱海滩，他整年都住在杜鲁洛并且获选为海滩理事，还有李·贝克森达，是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他是“解放海滩”组织的首领。其他几名男士或女士，大部分是学者或教授，都为了要求开放海滩而来寻求辩护。起初我们把他们的宪法主张当成笑话。“当然，裸体是宪法保护的权利，”我对他们提出证明，“就在人权法案中，在宪法第二修正案里有规定：人民有‘裸露臂膀’（bare arms:原意是配带武器）的权利。”但是他们很认真。在海滩上有些隔离区域，传统以来都有裸体的活动，他们希望我能向法院就禁止这类活动的联邦法规提出质疑。我告诉他们，想说服法院认定光溜溜地在联邦海滩上自由活动有宪法上的依据，实在有些困难。而我也对他们说，我并不认为裸体的问题是目前社会最迫切的法律议题。不过我不赞成全面取缔裸体（甚至扩及海滩的隔离区域)，是太过分了些。

在我的想法里，这个议题和成年人在关起大门的戏院里看电影是类似的。虽然这里没有门，但是海滩的隔离区域有着相同的功能。政府有权管理外部的问题，成员、停车、非法入侵、毁损沙丘，以及不想被裸体人群包围的那些人的感受，但是政府无权禁止合意的成年人不得在隔离区域进行天体日光浴。我同意建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如果政府全面禁止裸露的话，就接下这个案子，那时我是该联盟全国理事会的成员。马萨诸塞州的公民自由联盟同意代表天体主义者，但要求由我担任他们的辩护人，而我也接受了这项工作。我们成立一个小组，包括有和我在犹太人防卫联盟案中含作的琼·贝克；还有刚从法学院毕业，自愿为公民自由而努力的朱蒂·米尼；还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律顾问约翰·伦斯提。在鳕鱼角小屋的甲板上我们设立了“法律办公室”并且开始拟定策略，为我们当事人在高丘裸体日光浴的宪法权利进行辩护工作。

我们决定以两个方向来进行：首先是主动攻击，提起诉讼，对现行禁止裸露的联邦法令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其次是防守，等待我们当事人中任何人因为裸露而遭拘捕，再根据宪法进行辩护。这样的方式，就像贝克说的，“左右两翼都有了掩护”。（和色情出版品的案子一样，我们很难不用青少年的双关语：最不堪入耳的包括“片面说辞”、“不适用”相对照，或者“提供情报”给我们当事人。）

没等多久，联邦政府就有了行动。1974年到1975年冬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颁布规定如下：

公开裸露，包括公开裸泳……是被禁止的。公开裸露是指在公开场合故意不以不透光的物质遮蔽生殖器、阴部、下部或女性胸部乳晕的顶部。本项规定不适用10岁以下之人。

鳕鱼角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劳伦斯·哈得利于1975年5月19日宣布，在鳕鱼角国家海岸上的所有公开裸露都将被禁止，初犯者将处以25美元罚金。（该规定中最重罚则是6个月徒刑和500美元罚金。官方为预防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安排了直升机巡逻、公园骑巡队，并且在沙丘上设立无线电监测小组，发现状况就立即派遣沙滩车突击取缔，甚至有穿着“便衣”的线人（后来人们说他们是“没有掩饰身份的警探”）。他们雇用并训练数十个公园警卫。规则规定，警卫巡逻队中必包含有一男一女，由和被逮捕者相同性别的警卫进行拘捕。（这规则是否适用于同性恋沙滩，则是大家非常渴望知道的。）联邦治安法官从波士顿被派来鳕鱼角，专责取缔裸露行为。联邦政府正准备大规模展现权力。天体主义者则准备以同样的规模来展现他们的肌肤。双方就此相遇，一场强硬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这项规定生效的那天，我们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是8名男士和4名女士，他们经常造访天体营海滩，他们能继续活动而没有被逮捕的风险。原告们或是在杜鲁洛有居所或是长期的居民。有个人是波士顿著名的律师；还有个人是米尔顿学院的科学教师，那是波士顿近郊的私立学校；另外还有卫理公会被祝圣过的牧师。

杜鲁洛海滩委员会的主席斯蒂夫·威廉斯，在口供书里陈述他对裸体海滩的记忆：

我小时候和家人住在一起，我会走到海滩人烟最稀少的地方。若是遇到其他家庭或团体在裸泳，习惯上靠近他们时要谦恭有礼，并且要保持彼此间最适当的距离，然后再宽衣解带。

埃德蒙和苏珊·卡伯陈述他们的经验：

……我39岁，我的妻子36岁。我们有4个小孩，年纪从4岁到9岁不等。我在米尔顿学院担任科学教师；我的妻子是家庭主妇并且在米尔顿获选为镇民大会代表。我们拥有两间房子，分别在米尔顿和杜鲁洛。有两年的时间，我们观察邻近宝石顿海滩混杂的情形，在比较之后，来年我们才开始加入灌木洞的“解放海滩”，和陌生人一起裸泳，对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刚开始，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感到紧张，但是很快地，每个在灌木洞的人都乐在其中，在海水里、阳光下，毫无矫情做作。我们的小孩原本对着他人的身体还有些顽皮的偏执，后来也开始接受别人和他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看了感到很欣慰。

我们主张该法规侵犯了原告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以及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隐私权。了解这群人的问题所在之后，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受到适当而谨慎的规范，而不能以全面禁止裸露的方式限制他们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我们建议，为了避免对沙丘造成损害，公园管理处可以在最常被穿越的沙丘安排警卫；为了解决停车问题，警卫应该依停车规定加强取缔；为了降低游客人数，管理处必须限制海滩人数。整顿这些外部问题会比全面禁止裸露耗费更少的资源（较少的经费和警卫）。

对海岸有裸泳传统的隔离区禁止裸泳的执行处分，我们请求法院核发禁止令。法兰克·费立曼是本案的听审法官，他安排审判庭但却建议我们去看看“那个犯罪现场”——高丘的裸体海滩。

在晴朗凉爽的6月天，一大群衣冠楚楚的法律人，法官、他的助理以及天体主义者、镇民和政府的代表，大多穿着正式的三件套装，登上小型单引擎飞机，飞往鳕鱼角海滩。到达普罗旺飞机场后，有吉普车队和海滩车来接我们，穿越过弧度优美的沙丘群，开往目的地天体营海滩。不过每个人都很失望，因为在令人兴奋的这一天，海滩上竟然没有人裸泳（或其他任何游泳方式）。法官看到光秃秃的沙滩倒很满足，至于海滩和沙丘上挤满裸体人群的景象，就留在法庭里去想象了。

我们已经完成“勘察”，不久在当月某个酷热的日子里开始听审，那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想冲到海滩去。我传唤了第一 个关键证人，劳伦斯·哈得利，他是鳕鱼角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也是提议禁止裸体的人士。我诱导他说出导致制定法规禁止裸体的民怨的本质：

问：（所谓非法侵入私人士地、危及主要沙丘群和海滩植被的自然资源、增加镇上路边的垃圾量等等）这些民怨，可不可以说，这些问题是关于公用设施过度使用的问题，而并不是使用者在海滩上穿或不穿泳装的问题？

答：我想答案是是的。

问：问题被看做“裸体本身”这并不公平吧？

答：是的。

我接着问哈得利，如果其他团体（非天体主义者）纷纷到灌木洞去，问题是否会一样。

问：假设……黑人们发现这里是聚会很理想的美丽海滩，……而突然间你发现有1200个黑人家庭穿着整齐的泳装在某个周末来到海滩。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和现在有所不同？

答：我想问题会是一样的。

再来，我让哈得利先生面对每个因为人群过多所产生的问题，并询问他这些问题能否仅仅通过全面取缔裸体的方式来解决：

问：要解决停车问题，是不是应该采取其他措施，而不是全面取缔裸露？

答：是的。

问：我们知道人们在沙丘上行走会损及沙丘。是否有现行的联邦禁令可以限制人们在沙丘上行走？

答：没有，先生。

问：在美国境内的国家公园中，比如黄石公园和约塞米特公园，过度使用是普遍的问题吗？

答：是的。

问：是不是这样，国家公园的制度中并没有限制步行路线这是造成使用过度的原因之一?

答：……我知道有许多管理计划是针对公园内的利用行为进行规范的，利用行为是多变多样的。

既然人群过多的问题至少有其他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于是我提出公园管理处的文件作为证据，其中编列了管理杜鲁洛海滩的几种选择方式：

问：就我所了解，是否有其他方案允许灌木洞继续作为天体营海滩，而只是限制使用灌木洞海滩的游客人数？

答：是的，先生。

问：难道不是这样……准许灌木洞作为天体营海滩而对人数加以限制……其效果和全面取缔裸体是相同的？

答：完全正确。

哈得利承认天体营海滩的每日平均人数（接近340人次）尚未超过该海滩可承受的数量；周六或周日的平均600人次也没有超过；其实，即使是8月每周日1200名泳者的巅峰人数，也都还可以管理。但是如果人数像近几年呈倍数成长的话，未来可见的人数就是真正问题所在。他也承认海滩上的人数，不论是穿着衣服还是裸体的，都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控制，而不必用全面禁止裸体的方式。（有个纽约人造访过康尼岛和洛克威的拥挤海滩，他就表示在高丘旁的长海滩上至少要5000名泳者才称得上“过于拥挤”。）

接着杜鲁洛社区协会的律师向几个反对天体营海滩的居民提出问题。有个居民作证指出，渔获量越来越糟糕，因为裸泳者把鲈鱼都吓跑了。还有人说近几年来他的房子的价格下降，但是他很快又改口了，因为他看见我掏出支票簿准备要买他的房子。（其实这几年来所有在杜鲁洛的房价都上涨了几乎一倍，而只要他开出6年前的价钱，我真的打算买下他的房子。）

听审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希望费立曼法官能在7月4日之前作出判决。但是并没有判决，裸泳的法律定位仍在地狱边缘游走了好几个星期。起初在那段时间里，“取缔裸体的警卫”和“裸体迷”之间存在不舒服的停战状态。高丘旁传统的天体营海滩像海军陆战队的操演区：海滩车载着配备无线电的警卫四处巡逻，并且在每个岔路上站岗拦阻；戴着双筒望远镜的警卫站在沙丘顶部，几公里之内都看得见；有望远摄影机的直升机低空盘旋。他们全副武装准备和数以千计坚决的天体主义者作战，而他们惟一的武器是赤裸的身体。（我曾听过警卫嘲讽说：“不用担心他们怀中会藏有武器。”）但是，没有人出现。美丽的海滩上仍旧是光秃秃的，裸体的人全都散开了，他们在从威尔佛立到普罗旺城绵延好几公里的海岸线上寻找无人的海滩。新的天体营迷你海滩沿着海岸线浮现出来。有十几个在这里裸泳，许多对夫妇在那里做日光浴，还有个家庭在另一处裸体聚会。这种方式让麻烦变少了。不再有停车问题、毁损沙丘或拥挤的人群了。

取缔裸体的警卫队

但是警卫队受命在身，他们必须取缔禁止所有裸体，坚持不计代价彻底执行。他们派遣侦察飞机，搜寻沙丘上赤胸裸体的人。他们进口海滩车，以便不知不觉地跟踪裸体佳偶，并且在他们穿回衣服前赶快抓住他们。开始时像个游戏。巡逻警卫一有新花样，天体主义者便有对策。成群的天体主义者占据隔离的海滩，他们带着双筒望远镜和哨子并且设置瞭望台站岗，一有风吹草动便吹起警示哨音，让光身子的人赶快穿上衣服。很快地，海滩巡逻队人数暴增。从威尔佛立到普罗旺城的300 多公里海滩上，布满了海滩车的轮胎痕。即使是一般的海滩游客，巡逻的警卫也都会趋前询问，怀疑他们刚刚穿上衣服以逃避被捕。“你穿这身衣服做什么，”尽责的巡逻人员询问穿得严严实实的女士。裸体侦察队到处可见，在天空、在沙滩上、沙丘顶，甚至在海中的船上，早已经将海岸的宁静破坏殆尽。

他们难免也会正面遭遇冲突：天体主义者（寸缕不挂是他们仅有的身份证明）给了巡逻人员假的名字。我们原告的领导人物，斯蒂夫·威廉斯，因为偷了写着“禁止裸体”的告示牌而被抓；他确信我们的案子一定会赢，所以打算把牌子上的“现在式”改为“过去式”并且要把它当做胜利礼物送给我们。有些裸体的人试图和警员比赛跑步或游泳。其他人则想办法驳倒警卫或装备周全：有个游泳的人被抓时，衣服是披在手臂上的，他说因为他在水中“胳膊肘以下就看不清屁股”另一个，被发现时正在水管里裸身漂浮，他声称他是“衣着得当'。许多人不断咒骂着，有人甚至打翻或丢掷果汁饮料。很快地，警卫们（大部分是警校的孩子）开始配备枪械。（有个警卫之前常常造访天体营海滩，她被认为“不适合”执行取缔裸体的勤务。）

好几个镇民原本乐意见到裸体被取缔，但是很快地他们发现竟是作茧自缚。很明显的，海滩车、沙丘顶的侦察飞机和直升机对沙滩的危害远甚于天体主义者。即使是保守的地方报《鳕鱼角人》，之前曾积极参与禁止裸体的行动，如今也开始怀疑。有个社论标题是：“裸体：转过另一边脸颊”内文如下：

我们没有听过，因为人们独自或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脱去泳装享受阳光及海滩而必须被起诉的，我们只需要更温和的措施。这似乎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海岸公园管理处暂停威尔佛立和杜鲁洛海滩上的吉普侦察队，并且让巡逻警员用走路的方式更健康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就算是让所有的直升机回到总部去，也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

“这不是道德问题……”

7月4日后，联邦政府大规模地展现他们的公共权力，并且在费立曼法官7月中旬宣判之后更加扩大。在判决中，法官审査相关证据（并没有包括公园警卫队实际的取缔行为），他作出有趣的结论。他先是评论说：“这不是道德问题……问题不在裸体本身，而在于海滩吸引人潮……”法官接着谈到“初步的探究”：“对在半隔离的海滩上习惯聚集裸泳的人们而言，美国宪法提供了什么保护？”他的结论是（我觉得很合理）：“裸泳者对言论自由的主张和蓄长发的学生同样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接着他考虑到我们对个人自由的主张，这是我认为本案中最精要的部分：

虽然这个问题和宪法里的实体权力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仍然可以在第五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所保护的自由权概念找到根据。我认为这是它依据所在。这样的自由正是指，人民有权“于私人活动上不受政府之侵扰”。

个人自由不仅包括基本的自由，还包括在个人比较不重要的决定上不受政府恣意的干预。

本庭的结论是，尽管这是新的主张，但是宪法的保护尺度必须能满足灌木洞的裸泳者延续他们传统的活动。

在那个时候，上述判决是个胜利。费立曼法官是第一个认定在隔离海滩上裸体是宪法保障的权利的联邦法官。他了解到这个判决“是这个学说的最大延伸解释”，于是他接着在天体主义者和政府海岸管理权之间做了衡平。

他讨论到人群、停车和环境的问题本质，那是法规原先要规范的问题。正如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事实上也承认），他认为这些问题很严重。然后他考虑除了全面禁止裸体，是否有其他方式解决，比如沙丘的游客管制和停车规定。费立曼法官同意我们的主张：

法院同意原告的看法，每个因为裸体产生的问题都可以个别处理而且可以成功。

依我们的法律分析，这应该会让他作出禁止裸体违宪的认定。毕竟，他已经表示在隔离区域的裸体行为必须有“宪法上某种程度的保护”，而他也表示，每个和高丘有关的外部问题都可以透过不像全面禁止裸露这么限制性的管理规定去“个别处理”。但是他接着权衡所主张的自由（裸体的自由）和允许这种活动所造成的问题孰轻孰重。他的结论是：

尽管法院认定应保护原告所主张的权利，但是显然有比这褊狭的自由更重要的原因，让被告得以采行管理法规。

因此法官基于环境和人潮的问题，支持全面禁止裸体。对杜鲁洛的天体主义者而言，该判决是个失败，但是对“天体营海滩运动”（至少“运动”的领导人）而言，则是个胜利。费立曼法官为天体主义者立下“大宪章”他判定宪法保护在隔离区域裸泳的权利，政府只能在证明外部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才能予以禁止。法院同样也依此标准认定裸体的合法性。政府不得仅以道德的理由禁止它；必须找出其他外部的、合法正当的理由，而这些理由的价值要胜过宪法上保护裸体的程度。我们相信这项判决对裸体人士在规定区域内的权利有实质的影响，比方说在国家公园内，还有在国内其他海滩、河川、溪流人群稀少的地方。

裸体的挑衅

当这项判决的消息传到了鳕鱼角，取缔的巡逻警卫加强了执法力度。1975年夏季剩余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小磨擦和一场主要的冲突。“解放海滩”委员会的领导者花去大部分的夏天（显然是在屋内），计划在8月最后的周日举行大规模的“不得裸体地区的裸体”示威活动，仿佛是在追怀越战期间的抗议运动，他们花了好几百个小时筹备这场裸体示威。

我不赞成这个策略，我认为抗议运动应该是针对最迫切的道德议题。但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同意派出观察员以对抗警察权的滥用。（这场运动的观察员人数超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5 年来任何的抗议活动。）国家公园管理处很聪明地决定任由抗议活动进行，所以到最后都没有警力威胁。几百个参与的天体主义者（其中有几十个赤裸的偷窥狂和观察员）到海滩上，小心避免非法侵入他人士地或违法停车。有些领导者为了避免被捕，穿上和皮肤颜色相同的泳装，然后在上面画上性器官。（法院裁定那些图画比性器官还有权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有个男士问我是否他会因为在泳装上画上性器官而会依猥亵罪嫌被起诉。看了他所画的大小之后，我告诉他猥亵罪方面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他可能会因为诈骗或不实宣传而招来麻烦。在整天的欢乐嬉戏之后，好几个没穿泳衣的领导人在停车场被便衣巡逻人员逮捕，他们早已注意到那些人是赤身裸体的。我们为他们进行辩护（有些在技巧上很成功）但是大部分都被判罚金25美金。

1976年春天，我们准备对费立曼法官的判决向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我在4月7日出庭辩护，而7月底，在巡逻警卫与天体主义者之间，玩了整个夏天的“捉迷藏”之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它以微弱的音调，响应地方法院的判决：

我们可以假定本案上诉人在公有土地上娱乐活动的利益受宪法某种程度的实质保护。

……然后，即使接受这个假定，但是毫无疑问的，现有证据支持地方法院作出政府行为正当的判决……

最高法院最近判决的倾向使我们觉得成功的希望渺茫，因而没有寻求再审。鳕鱼角的天体营的法律战场已经结束，我们输了。但是游击战还是继续着，天体主义者仍坚持以更多异想天开的方法对抗取缔行动。

杜鲁洛海滩上流行的天体营活动可以用20年代的故事做最佳的脚注。有个英国的记者问某个美国人对“禁酒令”的看法。美国人的回答表达了国内许多人的态度：“总不像没有酒那么要命。”对裸体的全面禁止仍然时有所闻，而在杜鲁洛海滩仍然有效。但是对许多继续脱去衣服的人们而言，总不像完全没有天体营那么要命。

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如果就像大法官何姆斯曾说的，难以处理的案子造成恶法，那么战争则制造了更多更差劲的法律。政府企图压制反战声浪的做法，产生了某些限制基本自由的最危险的案例。在南北战争中，林肯总统搁置人身保护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下令大规模起诉和平反对征兵的人士和政治激进分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总统下令集中调查11万名有日本血统的美国人。越战中最可怕的后遗症之一（包括某个人可能因为参与越战而终身活在痛苦的阴影之中）就是夺去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

在越战这个不幸经验所引发的后续案件中，我参与了几个有关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案件，并且近距离地观察到这场战争对国家中言论自由的蹂躏。

第一个和越战有关的重要案件，是起诉班杰明·史波克医生、威廉·史龙·考菲牧师和其他几个反战领袖。我是史波克医生的辩护律师，最后我在《纽约时报》写了篇有关本案的文章。

最广为人知也是最恶名昭彰的反越战案件，是在1968年的共谋案件，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政府起诉了示威活动中的“芝加哥7人党”。该案审理之后，辩护律师团的领队，威廉·康斯特勒，以藐视法庭的罪名被判4年徒刑那时，我是上诉辩护律师团的成员。

另一个重要的案件是起诉贝里根兄弟和其他抵制征兵运动的激进派领袖。我受聘为本案辩护，但是其中有个较为好战的被告发现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后，就把我“解雇”了。

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案被媒体披露，可能是使美国舆论转向反战最重要的事件。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法院里努力争取公开部分文件内容的同时，阿拉斯加州的麦克·葛瑞瓦参议员采取了更加直接的行动：他在他的“大楼土地小组委员会”召开夜间紧急会议，并且把五角大楼文件放在公开记录中。五角大楼文件的“葛瑞瓦版本”之后由波士顿贝肯出版社出版。我则代表贝肯出版社和葛瑞瓦参议员在最高法院的上诉案。

越战的伤痛迅速地散布到大专院校的校园内。原本只是和平的校园讨论和抗议活动，很快地却转变为暴力冲突场面。1969年哈佛大学罢课事件后，各著名学校连续3年纷乱不安，最终导致暴力冲突。这些不愉快的事件使大学试图开除学生或留校查看。那时我曾代表过某些学生控告校方。

在斯坦福大学中，反战团体的领导人是英国文学的教授布鲁斯·法兰克林。因为他的演说和所参与的活动，斯坦福大学校方决定撤销他终身教师资格并解聘他。这是自麦卡锡时代以来，第一次有终身职的教授遭到著名大学的政治性解聘。而我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接下他的案子。

当战争接近尾声，美国决定从越南撤军，中央情报局扮演监督美军撤退的重要角色。有个负责指挥的中央情报局高级职员，名叫法兰克·史奈普，他写了篇未经预先审查的回忆录，但是文中并没有揭露任何机密。他拒绝依照任用契约的规定将手稿呈报中情局“核准”。当《庄严时刻》出版时，中情局控告他，最后案子上到了最高法院。在全程诉讼期间，我是他律师团中的一员。

这些有关越战的案件中，许多判决都违反了言沦自由的主张，也都引发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和战时所谓“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议题比起黄色书刊和天体营海滩涉及的第一修正案问题还要困难得多。两边的赌注都相当高：比起色情书刊或天体营案件涉及的“色情言论”（虽然界限有时很模糊），政治言论自由（如反对越战或反对征兵）要更接近第一修正案的核心；而比起色情书刊和天体营案件中的隐私权、自主性和“道德”的要求，国家安全的要求（如探员身份或战争计划的保密）显然更加迫切。因此，理所当然的，战时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案件总是最困难的，也最可能危害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

本章叙说两个案件：斯坦福大学解聘布鲁斯·法兰克林案，以及联邦调查局指控法兰克·史奈普案。我选了这两个案子，是因为它们在至今几未讨论的不寻常背景下，提出了言论自由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也因为我对这两个案子涉入很深。

“这个坏透了的家伙……”

1964年，我开始任教于哈佛法学院时，哈佛校园是个平静而遗世独立的地方。大部分法学院的学生都缺乏政治热忱。他们外表穿着总是保守而整齐，并且似乎对社团、打球和工作比较有兴趣，不太理会时下热烈激辩的社会议题。

60年代末期，一切都有了改变。空气中有种骚动的味道，特别是对美国扩大介入越战这件事。1969年4月初，哈佛学生开始罢课。他们先是反对在哈佛校园里设置“预备军官训练营”招募学生服役，后来很快就发展成反对大学成为战争“共犯”的普遍性抗议活动。激进的学生占据了大学厅——大学主要的行政中心，内森·帕塞校长召来手持警棍的警察驱散他们。自此校园已经不复从前。

课堂上充斥着显见的怀疑和敌意，暴力的威胁（或至少是粗鲁无理的对待）时有所闻。教授们严重分裂，胸襟开阔的研究精神荡然无存。警察到处站岗放哨。哈佛大学不再是愉快的学习或工作的地方了。我不否认，这气氛还蛮刺激的。我记得那几年召开了无数的教员会议，会中讨论着对入侵神圣而安静的大学殿堂的行动是否合理。系主任们成了调解人，大学校长成了警察总长，教授们成了控诉者或辩护律师。

我家的电话响个不停，学生被捕或被处罚，教授在课堂上被学生赶下台，系主任以辞职威胁学生等等。当我进入这些逐渐展开的闹剧中，不由得缅怀初到哈佛时的第一个学期的平静气氛，即使那有点无聊。

就在这些事件继续进行时，我收到一封通知信，邀请我参加在加州帕洛阿尔多的斯坦福大学举行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年会。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比这里更加远离（不论是地点还是气氛）哈佛校园中的疯狂混乱。“斯坦福的智库”位于优美动人的山丘顶上，俯视拉根尼塔湖，有着栉比鳞次的木造别墅。每个成员都有间视野舒畅的房屋，有秘书和研究助理，还有很充分的隐私及孤独。房屋里不允许装设电话，户外活动也不被鼓励。会员制的目的是为了刺激会员反省、研究、写作和知识交流。每年都会从许多申请者和受推荐者中选出40名人士。1971年到1972年的“班级”中，包括许多知名的学者，如精神科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社会学家内森·格雷兹，哲学家罗伯·诺兹克，心理学家加尔德·林兹，教育学家劳伦斯·克伦门和政治理论学家麦可·华兹。通常每年都会有一个法学教授，而我很兴奋我获选了。我非常期待那迷人的孤独，没有电话、没有学生、没有当事人，而且是一整年的学术研究、智力较量以及排球运动（与会者的消遣活动）。

我在1971年9月初的某个周日夜晚到达帕洛阿尔多。第二天早上我并没有设定闹钟响：睡迟一点可是我休年假的享受。但是7点半我就被电话铃吵醒。电话那头传来刺耳的声音，而不是我所期待的圆润的加州腔：“我必须和你谈谈法兰克林的案子。”我最不希望和任何人谈到的事，就是诉讼案，特别是那天早上。难道我不能有一年的时间，不必理会每个当事人夸张地抱怨“司法不公”吗？而且再也没有比帕洛阿尔多小丘更好的地方，可以假装这世上一切都很好。

“什么案子？谁是布鲁斯·法兰克林，他被指控什么罪名？”我问着，含糊地回想这个名字，但是我只想到每天新闻中一大串数字的组合。（芝加哥7人案、广东城9人和其他类似的组合，已经成为流行语汇，以至于当我听到印第安纳波利斯500 时，第一个反应是众多的共犯，而不是500英里的赛车。

“你是说你不知道法兰克林的案子？他是斯坦福终身职英文教授，他被解聘了。我们需要帮助，李奥纳·布登告诉我们，你可能愿意协助我们，所以我们马上给你打电话。”他们肯定是马上打的。我甚至还没到我新的办公室呢。我解释说我在休假年，我不会介入这个案子的。“你何不打电话给某个斯坦福的法学院教授，”我怀着希望提议，我说那里有很多以关心公民自由和学术自由运动著称的教授。

打电话来的人（她自称是教授政治行动团体的成员）笑了出来。“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从法学院得不到任何帮助。莱曼校长控制了每个法学教授。有些支持我们的年轻教员也都噤若寒蝉。”

“你们可以叫法兰克林的律师打给我啊，”我提议，希望能撇开这些事，“我很愿意和他讨论案情的。”

“这正是问题所在，”她回答说，“法兰克林没有律师。他原先有的，但是他钱花光了，校方也不愿意替他付费请律师。他想找个法律教授帮他忙，但是没有人愿意。”我告诉她，我不太相信斯坦福大学真的会在没有律师协助的情形下解聘终身职的教授，而竟然没有任何法学院的教授自愿为他辩护。

她回答说：“你真是新来的呢。几年之后，你就不会对法兰克林的案子感到惊讶了。”我同意和她以及团体中另外两个成员一起吃午饭，但是我反复郑重声明，除了这场午餐约会以外，可别对我有任何期待。

在第二天，法兰克林案仍然成为话题。我遇到新邻居，他是我从前在斯坦福大学时的同事，5年前我曾在那里教过度季班。我问他关于这件案子的事。“你必须了解，这并非公民自由的案件，也和学术自由无关。这个家伙坏透了，他在小山丘上训练美籍墨西哥人打靶。他是‘必胜’组织的首领，这个组织专门在校园里放炸弹。怎么说呢，才几个星期前，在附近刚有个炸弹被拆除。”他手指着不远的地方，“就在教职员社区。”(教职员社区位于校园内，在那儿教员和行政人员住在优雅的房了里，土地是向斯坦福大学承租的。)“法兰克林已经把这个地方变成野战丛林了。他也利用课堂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我的朋友继续说：“你知道学生怎么称呼他开的麦尔维尔和霍桑的课吗？”没等我猜，我的朋友自己做了回答：“‘毛维尔’（Mao-ville,毛泽东公社）和‘胡桑’（Ho-thorne，胡志明的王座），他根本不是个教授。他是政治组织者。”

“那么，这真是和那名打电话给我的女子所说的不同，”我说，“他当然应该被解雇，如果他们可以证明他真的做了那些事的话，特别是暴力的部分。”

“他并没有真的因此受到指控，”我的朋友说，有些自我辩解的味道，“进行这些暴力事件时，他非常小心不被逮到辫子。他躲在校园里，偷偷地用手提对讲机向年轻人和墨西哥移民下指令；当暴力事件发生时，他从不在现场。但是我们终究会抓到他的。他有好几场演讲都在鼓吹暴力，这是我们可以举证的。当亨利·洛基在演讲时，他还叫嚣着要他下台。”

“那这真的是言论自由的案件，”我归纳说，“惟一确实的指控就是他的几场演讲和大声嚷嚷。”

“这倒是真的，”这位斯坦福教授承认道，“如果你只看到这个案子褊狭的意义的话。”

“找律师的部分呢？”我问道。

我的朋友回答道：“他不想找律师。他想自己辩护，这样他就可以在听证会时发表政治演说。如果他想找律师，他肯定可以找到一打以上。”

因此，当布鲁斯·法兰克林几天之后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在听证会代表他时，可让我有些惊讶了。他告诉我他真的是想做政治性的辩护，但是他也希望能有个律师进行第一修正案和其他法律辩论。我告诉他我在研究中心有会议，所以无法抽空当他的律师。他说他了解，但是他仍要求见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法律问题。我到他家时，陪伴我的还有乔·克莱恩，他现在是著名的华盛顿律师，不过那时他是个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那年在研究中心做我的研究助理。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寻找法兰克林的房子，它位于帕洛阿尔多市中心附近中下阶层住宅区的阴暗街道上。（他的房子没有门牌，我们稍后才知道，那是因为他曾受到邻居的骚扰。）我们最后终于找到房子，按了门铃之后，听见开了好几道锁的声音。法兰克林开门出现了，他穿着蓝色工作服。疑心地四处张望之后，他才让我们进门去，然后很快地关上门。

“永远也不知道这些猪，”他用典型的黑人腔调说，“什么时候会再突然闯过来。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差点中枪。”

我劝他别浪费时间，快点进入正题。我们谈了15分钟。他播放一些演说录音带给我听，那是对他的指控根据，我们简要地讨论了应该如何根据第一修正案作辩护。接着他再度问我是否可以代表他。我再度声明我不会代表他，然后我们又回头去争论斯大林的功过得失，又花去了15分钟。讨论结束，我们没有任何人改变立场。当我要离去时，他交给我两本书，《毛泽东语录》和《林彪文选》他要我付钱买书，我马上归还书本。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拿这两本书作为我的“顾问费”。

克莱恩送我回家。后来我才知道他又回头去找法兰克林，和他继续讨论找律师的问题。考虑了各种选择之后，克莱恩（他还不是律师公会的成员）同意在听证会之前协助法兰克林准备法律辩论和诉状。这是法兰克林惟一可能找到的辩护律师。

我开始在中心作研究，并体验到中心的所有服务。住在我隔壁的是布鲁诺·贝特海姆，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改革了对自闭儿童精神分析的临床学方法，并且写了好几篇经典杰作。在研究中心的那一年里，他为他的学校撰写关于有情绪困扰的儿童的书，书名是《心灵的家》。因为我处理过许多精神病患者在住院期间所发生的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讨论他的书和我的研究。布鲁诺和他迷人的妻子不论到何处都带着越战前的生活步调：几乎每天下午4点钟，贝特海姆太太就会来到布鲁诺在研究中心的小屋，带着银色茶盘、茶水和相搭配的糕饼点心。通常他们会邀请我和他们一起用茶点，一起回忆往事。

我正在进行英美法中研究预防性拘留的法源问题，所谓预防性拘留是指因为预测到可能的犯罪行为而予以监禁。每天我会来到我的小屋中，看看外面的风景，读几个小时的书，和我的研究助理讨论事情，和我的同事吃个午餐，玩几场排球赛（通常会分成社会科学家和“真的”科学家两队对抗），并且花几个小时写作。然后我会去游泳，在圣塔克鲁兹旁的海洋中，或是我屋子边的游泳池。那真是创作力旺盛的田园生活。

但是我仍然无法逃离法兰克林的案子。布鲁斯会未先通知就来中心找我；他的支持者会在我家门口等我；全国各地都有人会打电话或写信给我，说学术自由是如何因故意解聘而受到迫害。报纸天天都在谈，争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尖锐。

布鲁斯·法兰克林真的摇撼了斯坦福大学的宁静气氛。在每个行政主管和大部分教员的眼中，他象征了斯坦福大学（以及其他大学）六七十年代的纷乱动荡。像其他恬静生活般的大学一样，斯坦福还没准备好面对这段期间的激进主义，因为在最美丽的美国校园里，在纯洁无瑕的平整草坪上和棕榈树丛间，不曾听过激进主义。有“美国西部的哈佛”之称的斯坦福大学，曾是加州富裕保守主义的象征。直到二次大战之前，那里一直是种族主义的堡垒，但是后来逐渐开放，聘请来自美国各地的教职员，特别是常春藤盟校。斯坦福以无可比敌的物质条件吸引这些教员，包括美丽的校园的免费土地和房屋津贴。有了如此舒适的安排，教职员的私人和学术生活紧密地和大学融合在一起。当抗议、示威或破坏冲击着斯坦福时，教职员们(特别是许多资深教授）总是感受特别深刻。

1967到1971年间，斯坦福大学经历了“像是恐怖统治那样的时期”，有个教授这么形容。刻意的破坏造成了25万美元的损失•；纵火事件摧毁了珍贵的文件资料；炸药和枪械伤害了教职员们原有的宁静和安全。布鲁斯·法兰克林无形的威胁（校园革命）出现了。他被当做是暴力行为的精神支柱，虽然他从未出现在犯罪现场。许多人说他是魔王的化身，和斯坦福校园格格不入。

我完全不同意布鲁斯·法兰克林的政治观点和做法。我也不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们有相同的出身背景。我们年龄相仿，也都出生于布鲁克林区中下阶层的家庭。他和我一样，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念完大学的人，在爱默斯特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参加预备军官训练营，之后加入空军，在空军战略指挥部服务3年，是空军中队的杰出军官。退伍以后，他到斯坦福念研究所，取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并且留校担任助教。那时他的政治主张是偏向自由派和民主党的；他支持爱德列·史蒂文森和林登·詹森。

和其他自由派学者一样，法兰克林因为越战而变得更激进。在巴黎的一年期间，他受到越共知识分子的影响而更加偏激。他回到斯坦福时，已经是个训练有素、准备武装战斗的革命分子。他和同样激进的妻子珍，成立了一个组织，他们称之为“半岛红卫兵”，后来和激进的墨西哥移民组织“布朗贝雷兹”的支部合并，成为“必胜”联盟。“必胜”联盟是武装革命团体，在正式声明中鼓吹武装战斗，并且要求成员们配置武器（M11步枪）。

法兰克林强烈否认他曾参与任何暴力活动，却又吹嘘他在“必胜”联盟中央委员的角色和他的武器装备。他涉入（其实是扮演领导的角色）武装革命组织，使得学校同事都畏惧他、鄙视他，特别是因为斯坦福大学正是他主要的革命目标。越战越来越激烈，法兰克林的活动也是。1971年1月，亨利·洛奇到斯坦福演讲，法兰克林喝倒彩，说他是“猪猡”和“战争犯”，然后被震天价响的喝彩和掌声所淹没。最后，演讲只好取消（正巧和早几年在哈佛的演讲情况十分相似）。法兰克林明明叫嚣不断，却否认他是使演讲草草结束的那些喝倒彩的共犯。

接着还有件插曲，法兰克林接到斯坦福校长李察·莱曼的信，信中告知他将被留职停薪一个学期。法兰克林回复给莱曼校长的信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致斯坦福大学董事会主席，同时也是窈取铁道铺设工人的劳力和土地的家族、发战争财以及帝国统治者的继承人。

信的结尾署名：

遵循阮文追精神/人民力量！/布鲁斯·法兰克林/中央委员/“必胜”联盟。（阮文追是越共的游击队长，在肯尼迪当政时期他曾在西贡企图行刺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

几个星期之后，法兰克林发表反战演说，反对斯坦福计算机中心进行与战争相关的研究。他的演说的内容如下：“我们只是要人们以举手之劳去阻止最明目张胆的战争机器，这就是——我想这是个很好的目标——计算机中心。”接着他叫道“就是这样做”，一群听众游行到计算机中心，动手破坏中心设备，造成某些损害。法兰克林自己并没有参加示威抗议活动，他保持安全距离看着这件事。警察后来把所有人赶出计算机中心，并且命令示威群众解散。这个时候，法兰克林加入人群并且抗议解散令。他走到警察前面，和他们争辩解散令是违法的，并且鼓动群众坚持下去。大部分的人继续示威活动，而警察强制驱散他们。有些示威人士受了点小伤。

稍后在晚上校园中又重新举行集会，法兰克林在此完成他的演说。他鼓吹“人民战争的方法”。听众要求他做解释，他告诉示威群众：“人民战争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回到宿舍中，组织许多小团体，然后和他们说话、玩足球或其他任何事，尽可能地拖得越晚越好。”法兰林演说后几小时之内，发生了更多暴力事件，而这次有好几个人都受了重伤。

第二天莱曼校长宣布法兰克林教授被解聘，丧失终身教职，因为他“具体明显地违背义务，实质损害到他在大学内应负的职责”。

法兰克林要求正式的听证会以及教员咨询委员会（教员咨询委员会是由7个专任教授组成，目的是要审查指控的内容并建议适当的惩戒）。不过要找出7个不讨厌法兰克林的教授十分困难。

虽然布鲁斯·法兰克林肤浅的行径很有魅力，可是在我以为，那只是把世界过度简化为好的和坏的，是让人厌恶而且封闭的狂热分子。

有个偶发事件或许可以勾勒出法兰克林政治思想的轮廓。就在他给我两本书之后几个月，法兰克林出现在我家门口，要求我交还其中一本书：“林彪失去了官方对他的信任，我受到指示必须收回并毁掉他所有的著作。”

我笑着说我不会参与任何焚书行动；那本书现在是我的，我打算留着它。我开玩笑说，如果他能收回并烧掉其他所有书，那么我这一本可能会成为高价的收藏品。

布鲁斯没有笑，“我必须将书收回，”他坚持。

“很抱歉，”我同样坚持地回答着：“你不能拿回我这一本。”

布鲁斯很生气：“我会拿回来的，即使是抢回来。”

这个时候，我很焦虑想要避免冲突，我告诉布得斯我找不到那本书，可能早就被丢掉了。他似乎安心了。

“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

在我到达中心之后，平静的日子持续了几个礼拜。我真的想远离这个案子，特别是因为我那么不喜欢法兰克林这个人以及他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那个大学可以找到有力证据以证明法兰克林确实参与暴力行动，这样他就会被解聘，而不是因为他发表演说和声明。但是时间过去了，有两件事情很令人不安：法兰克林因为他发表演说被解聘，而且法兰克林在斯坦福校区（或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任何律师在听证会中为他辩护。

在哈佛整整有3年的时间气氛是十分紧张的，那段时间里，很多煽动家和激进分子受到惩处，我沉思着哈佛和斯坦福之间的不同。在哈佛，校方非常坚持学生必须有辩护人。老实说，我就曾因为为某些人辩护而被同事批评，但是我仍然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在斯坦福，没有任何法律教授准备成为法兰克林的辩护人。学校聘请一群顶尖的校外资深律师来控告法兰克林，却拒绝法兰克林的请求，没有给他足够的经费，让他可以获得校外律师的协助。我非常困扰，一个终身职的教授，因为他的演说被一群高薪律师控告，却没有任何律师或法律教授帮忙他，在他的案情中理清事实和宪法规定等复杂的问题。

法兰克林极力恳求我为他辩护，虽然我始终拒绝他。我很想把这个案子丢给其他人，于是打电话给在旧金山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告诉他们这个案子。他们早知道这个案子，但是没有介入。我感觉到他们不愿意挑战斯坦福，这让我更加生气。到斯坦福之前，我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担任全国理事会的执行委员有好几年，我是那么坚定地信赖着这个组织的立场以及原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旧金山分部的负责人，是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他曾积极游说该团体对法兰克林的案子保持距离。我打电话给这位教授，他说了他的看法：“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这是契约案件。法兰克林违反契约。”

我问他法兰克林的契约中有什么规定让他不能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发表演说。

他回答说，这些演说并没有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还挑衅地说：“我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支部的负责人，我知道联盟的哲学。我打赌组织中不会有两个以上的人认为这是件公民自由的案子。”

我接受了他的挑战：“我们就在委员会成员的面前辩论，由他们来决定。”

他同意，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在我们双方都表示意见之后，委员会投票：除了一票反对，全部成员都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是件公民自由的案件，而这些演说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们要我向教授会议提出答辩状，并且提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此事的法律见解。我认为这和我在中心的工作不相冲突，而且研究中心主任也允许我撰写答辩状。

我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介入本案的传言很快在斯坦福校园散布，因为我闯进地主大学的案件而遭到批评。莱曼校长在广播中攻击我：

人们认为所有言论都受宪法保护，这其实是个神话。在我们的国家，任何拥护宪法的律师，即使是德萧维奇先生，都不可以做出如此无限延伸的主张，虽然这位德萧维奇先生，哈佛法律教授，他跑到斯坦福来想解救我们脱离罪恶。

我在《斯坦福日报》响应他说：

解聘法兰克林的事件是很重要的公民自由的问题。如果莱曼博士想要对我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成员关于宪法或公民自由的观点提出挑战，我很欢迎，让我们就事论事吧。

莱曼拒绝辩论的邀请，并且继续由他个人以及他的代理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对我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敌意，很快地在教授们之间传布着。可想而知，教授评议委员会也有耳闻，他们正在审查法兰克林的案件。

开始时，该会议拒绝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任何参与，不论是口头陈述或法律答辩状。最后，“法庭之友”（更精确地说，是“咨询委员之友”）允许我们提出答辩状。我负责撰写诉状。他们没有想到，有两个斯坦福法律教授，约翰·卡普伦和保罗·皮瑞斯，后来也加入了，并在诉状上签名。我们所撰写的诉状一点也不偏激。诉状上一开始就陈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传统立场“含理的告知”；“没有人应该为某种行为受惩罚，除非有清楚有效的条文规定着何种情况他不应该这么做。”答辩状中强调，在言论案件中，“合理的告知”特别重要：

慎重的个人有权……在规定的极限内发表言论；而在他行为之前，他必须明确被告知界线在哪里。这界线不可以在行为完成之后才设定。

其次，答辩状中分析对法兰克林的各项控诉。首先是对亨利·洛奇喝倒彩的事。其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完全不同意法兰克林的抗辩说他有“权利”要被视认为“战争犯”的演说者闭嘴：

如果贵会觉得法兰克林教授有意地使洛奇大使不得发言，让他完全无法进行演说，对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达当的惩处是合理的。

但是，答辩状辩护说，法兰克林有权向演说人提出质疑，他可以发出嘘声，也有权对演说者表示不高兴或者不同的意见。如果听众中有人可以欢呼、喝彩表示赞同演说人，那么他们应该同样有权表示他们的不赞同：

根据经验法则，演讲人应被容许完成整场演说，但是可以中途被打断，只要他在中断之后的短时间内可以继续演说。这样的经验法则可能不足以使演讲者感到舒服，但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相信这符合宪法所要求的平衡原则……

再说，法兰克林的演说是在下午计算机中心被占领以及晚间校园暴力活动之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这样的演说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为它们并没有引发立即的暴力行动。

最后，答辩状提到当警察命令群众解散时，法兰克林在计算机中心的行为和声明：我们认为讲演人有权和警察争辩其解散命令。他也有权鼓吹其他人不服从命令，只要他真心相信该命令是不合法的。惟一的例外是当讲演人的唆使“产生了明显而立即的人身严重伤害的危险”。因此，我们作出结论说：

只有在证据足以证明法兰克林唆使人们立即对警察使用暴力时，该言论始构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这篇答辩状一点也不激进，它只是清楚陈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传统立场，并且要求教授评议委员会在法兰克林的案子里采用这个立场。我们也敦促校方以第一修正案为原则，不要以“斯坦福大学是私立学校，所以其行为并不适用美国宪法的保护”作为借口。这篇答辩状对事实并不采取立场，也没有主张任何特别的结论。

听证会的进行完全如我们预期的。校方优秀的律师团表现得从容而专业。而法兰克林则把听证会当成政见和辩论的舞台。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的我，也出席了好几场听证会。会场上有张桌子是法兰克林专用的，另一边是斯坦福大学。法兰克林在他的桌上贴了好几张革命领袖的画像，我告诉他，和画像坐在一起，让我很不舒服，可是他不愿意把画像拿掉，所以我就坐在自己的桌子。有一天我带了两张海报，在听证会开始前放在我的桌上。海报的主角和他的革命英雄姓氏相同，不过名字和脸则完全不同：我放的是格罗查·马克斯和约翰·列侬。当然我无意在听证期间让这些无伤大雅的照片一直留在桌上，我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是法兰克林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他纠正我不得对他的英雄模仿嘲弄，并且警告我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会容忍我的行为的。

听证会结束后几个礼拜，咨询委员会宣布了长达168页的决议书。关于法兰克林对洛奇喝倒彩的问题，判决采纳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提出的原则，认为并没有证据足以证明法兰克林确实阻止洛奇演讲。

对于法兰克林在计算机中心遭占据之前的演说，该委员会认定：

法兰克林教授的确有意鼓吹并煽动怀特广场的人群聚集非法占领计算机中心。

委员会也维持有关警察解散命令的指控，它认定：

法兰克林的确有意地鼓吹并煽动他人违背解散令，因此增加在现场者被拘捕或受伤害的危险性。

最后，委员会否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晚间演说的看法：

委员会坚定认为法兰克林教授有意鼓吹并煽动他的听众们瘫痪校区活动，对个人和财产造成伤害威胁……

然后，令所有观察者感到意外的是，委员会以五比二判定法兰克林应该即刻被解聘。大部分的人，即使是对法兰克林批评最严厉的人士，都认为应该采用某种形式上妥协的惩处，比如停职、暂缓惩罚或减薪。但是委员会拒绝这些程度较轻的惩罚方式。而莱曼校长和斯坦福大学董事会立刻就执行了委员会的决定，将法兰克林解聘。

“法兰克林时代结束了”

但是那并非是布鲁斯·法兰克林最后在斯坦福的日子。他对被解聘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他在帕洛阿尔多的“必胜”联盟总部举行记者会。但是他说话时，他的太太带着一把M11卡宾枪站在他身边。布鲁斯·法兰克林否认委员会中那些“自由主义法西斯分子”的判定，他号召以暴力响应：“我认为事情不应该这么离谱，我想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不应该再继续教课。”法兰克林呼吁从校外继续对抗斯坦福“法西斯分子”他还威胁将运用游击战。

但是有效的游击战必须要有内部支应，而斯坦福教员及学生对法兰克林被解聘的反应很令他沮丧。《纽约时报》描述校园的气氛是“冷漠”而“微弱的”。是有一场小型的集会和一些威胁性的破坏行动，但是学生们和教授们仍然回去上课，没有受到干扰。布鲁斯·法兰克林在斯坦福校园中的影响力（不论之前曾是如何）已经逐渐消失了。有位斯坦福教授这样说：

法兰克林的时代结束了。在大学里为暴力辩护的人已经消失……那个时代，包括破坏行为、纵火事件和人身伤害，只存在斯坦福教授的回忆里。

随着法兰克林被解聘，我开始撰文叙述本案始末。我十分确定法兰克林这个人很快就会被遗忘，因为他的讯息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中会被排除掉。但是委员会的决定却会成为大学法律问题的重要判例。我批评该判决没有区别“主张”和“煽动”的差别，前者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而“煽动”则不是。我解释说：

主张是思想的传迗，是诉诸理性，提供听者反省的机会。另一方面……编动是驱策不自觉的行动，回避理性思考的过程。这完全不同于“在拥挤的电影院里大喊失火”这种过度简化的例子。大叫“失火”并不是在传达提供反省的想法；它和火警的“警钤”大响的意思是相同的。它只是有意要鼓动不自觉的行为反应。

我认为委员会混淆了“主张”和“煽动”的定义。

文章的最后，我指责某些教授假装法兰克林的案子和公民自由这个重要议题无关：

我经常听见一个谬论，说法兰克林被解聘是因为他的“行为”而不是因为他的“言论”，他们没有想到这种歪理并不能掩盖“他的行为就是发表言论”这个事实。我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本案与“学术自由”无关，只是雇主因为受名者不忠诚而解聘他而已，好像忠诚度的要求和学术自由可以相提并论。对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最真实的考验，就是看他如何响应近在身边的难题。

法兰克林的案子（或至少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其他部分仍持续着，包括法兰克林在加州法院提出的告诉。（在本书撰写期间，解聘事件的10年后，诉讼还没有结束。）我继续在研究中心工作着，不太关心关于斯坦福校园的消息。但有个议题，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斯坦福大学不会教这种课”

在斯坦福的教授中，有位备受争议的教授，名叫威廉·肖克立，他曾因晶体管的研究而在195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几年，肖克立从事于遗传学的研究以及论文写作。他曾发表好几篇备受争议的文章，文中主张黑人不如白人聪明。意料之中地，这种不受欢迎的结论受到大部分著名的遗传学者的嘲讽和驳斥。有些科学家和学生也要求要审查这种文章。斯坦福大学激进左派（包括布鲁斯·法兰克林）全都认为，肖克立的观点不应该出现在斯坦福校园内。肖克立关于遗传学的论文计划大都被中断或取消，甚至他的物理学课程也常受到恶意学生的破坏。

就在我在研究中心的那年，这个问题登上头条。肖克立想要在研究所开一门特别的选修课：“劣生学：人类行为遗传学和种族差异的新研究方法论”。校园性的争议立即爆发。“斯坦福不会教授这样的课程，”一位激进左派的学生领袖说。

几番争议之后，由5人组成的教师咨询会议召开，他们将裁定斯坦福大学是否应该允许肖克立开这个课。他们研究了3个月然后提出说明，建议允许开一次课，但是没有学分。虽然这样，研究所的所长仍然不批准开课。

很多曾批评解聘法兰克林的那些斯坦福左派，却很高兴对肖克立的这项决定。有些支持解聘法兰克林的斯坦福右派，却厌恶对肖克立的这项决定。大多数的中间分子两边都支持。而几乎没有人批评这两种观点。

我认为所长对肖克立开课的决定和法兰克林案正好是一体两面：两者都否定了学术自由，而只是党同伐异的争辩。

起初我打算对肖克立的问题保持沉默。法兰克林案已经影响了我的工作，并且让我和以前在斯坦福法学院同事的关系十分紧张。我注意着争论的发展，而不曾公开表示意见。但是在所长决定推翻了教授会议的决议之后（而且是没有任何舆论枇评）。我在《斯坦福日报》写了篇文章，我认为在几个月里先后否定了激进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学术自由，这所大学已经成为全面钳制言论的地方：

我假定有些人认为这是某种调和的做法，证明斯坦福对时下议题的中立态度。我却认为对肖克立和法兰克林的两项决定，代表着斯坦福大学在言论及学术自由方面可悲的共同点……斯坦福在肖克立案中再次轻率地对激进左派和反动右派的言论审查举白棋投降。真正的悲剧是，在斯坦福大学里，关于政治意见的所有层面，似乎没有任何要求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压力团体。

很快就有人响应我的文章。第一个发出声音的就是该大学前校长的辩护人，唐纳德·肯尼迪，他也是法兰克林案的教授会议主席，他附和莱曼校长对我的人身攻击，而不是就事论事：

德萧维奇最近的说教使人了解到莱曼校长果然有所隐瞒，他只说到这位作者是“从哈佛来解救我们脱离罪恶”。可悲的德萧维奇，他从研究中心别墅的阳台上，像猫头鹰那样凝视着，把拉根尼塔湖错认为巴勒斯坦的加利利海。

德萧维奇应该回哈佛，在法学院之外的科系开一门课……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哲学系，但是我想德萧维奇的同事可能会发现他的伦理学有些异国风味。所以我得建议德萧维奇教授在哈佛医学院指导胸腔外科。德萧维奇，无论他的医学知识有多好，必定是医疗过失的最佳示范。

我想如果肯尼迪可以就事论事，而不是对我做人身攻击的话，我还可以回应他。不过我仍然要指出，事实上我曾在哈佛医学院教过几个学期，我虽然没有医学学位，但也没有造成任何医疗过失的事件。

有个比较好的响应，是来自远方的罗伯特·诺兹克，哈佛哲学系的教授，那年他也在研究中心做研究：

唐纳德·肯尼迪故意朝笑艾伦·德萧维奇，他说如果德萧维奇教授想在大学共同科目中开伦理学的课，他在哈佛哲学系教授伦理学的同事会抗议。我要声明，我们并不会抗议。

诺兹克认为，肖克立所谓的资格不符，只不过是在掩饰对他的研究结论进行审查的事实。如果有个资格完全的教授想要开课主张种族之间智力相当，他会不被允许吗？最后诺兹克指出：

斯坦福大学对德萧维奇教授就法兰克林和肖克立案件的言论所作的卑鄙响应，无法反驳德萧维奇教授指控斯坦福大学对于异议分子的仇视态度。

至少，我还是和自以为是的斯坦福教员进行辩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斯坦福日报》充斥着对该案的讨论、信件和声明稿。但是都没有用。在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肖克立和法兰克林都无法引起讨论，也没有出现任何较具争议性的观点，至少我还在那里的那段时间里，是没有看见的。斯坦福回归过去的平静，在摇曳生姿的棕榈树下，他们把破坏者、分化者和不忠诚的人（无论是左派、右派，甚至是自由主义、中间派）都当做不受欢迎的人物。

我在研究中心的一年快结束时，《斯坦福日报》的记者撰写有关法兰克林和肖克立案件的报导，结语时的描述令我有些自豪•：

在为法兰克林和威廉·肖克立的令人振奋的，即使是有争议的辩护中，在和菜曼以及他的顾问你来我往的公开言论中，德萧维奇确实成为近年来在斯坦福很少见的角色：大学的牛虻（苏格拉底曾自喻为牛虻）

1972年1月的学术研究结束后，我回到了哈佛。既然回来了就必须面对哈佛校方对我的多方意见，但是我绝不会受到像斯坦福那样的人身攻击。

法兰克林继续他的革命道路，甚至还曾因为窝藏遭通缉的杀人犯而被捕。他现在在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的鲁格大学教文学。李察·莱曼在斯坦福大学校长任期届满后，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莱曼在斯坦福的继位者，理所当然的是唐纳德·肯尼迪。

对中情局告密者的控告和逼问

1977年11月20日，上千万个美国人在看《60分钟》，节目中麦克·华莱士正访问前中情局人员法兰克·史奈普。这场访问格外特别的理由有几个：访问在秘密场所举行，有相当周全的安全措施；在播放之前，没有任何公开预告；而且访问占了整个节目的三分之二，而不只是部分片段而已。

节目中史奈普说到，他如何从中情局的忠贞人员转变为内部的批评人士，然后又公开中情局的腐败、背叛、愚行和忘恩负义。他描述情报局如何在危难之中只因为琐碎“厌烦”，就背弃它的朋友：

史奈普：在大使馆围墙外的柏油路上，我们留下了400至500个西贡武装特警，我们曾经训练过他们，而他们正遭遇共产党逼临的危险。我们也丢下了大约400到 1200个情报局的人员：中央情报组织。我们也曾训练他们。我们还遗弃了3000个曾为凤凰计划工作的人们。

华莱士：凤凰计划是……

史奈普：反恐怖活动的指挥中心，在60年代中期由情报局指挥对抗共产党人士。

华莱士：你形容这个抛弃的行为像是“情报局无情的背叛行为”。

史奈普：有些事件的确涉及背叛。我们救白人，而留下越南人。

华莱士：你的书中说到情报机密挡案……被留了下来。

史奈普：是的。当北越军进入西贡，他们发现这些档案是完整的。如果有个有经验的情报中心指挥部……汇整所有资料，就可以了解美国危机处理的模式，这些全都是战略性的情报。

华莱士：那么史奈普先生，你怎么看情报局在越南最后一刻的拙劣行为。

史奈普：这是错误领导。

华莱士问史奈普，他曾“宣誓”，未经情报局授权核准，不得泄漏曾身为干员所获得的资料。

华莱士：你曾签下宣誓书，不会公开。

史奈普：对的。

华茱士：你认为情报局不知道这些事如此严重，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你所告诉我们的事？

史奈普：我想，如果他们真的了解，麦克，我早就回去加入他们了。我想他们会弄个法院命令来让我不要说话。如果这个机关还是用它老旧差劲的方式在做事的话，比如电话监听、非法跟踪监枧人民，那么我就不会这么做了。

史奈普未经核准就写书并且还谈论他在越南所见所闻，情报局对他的挑衅行为怒不可抑。有人说可能他会被起诉。

《60分钟》访问的几个礼拜之后，法兰克·史奈普问我可否考虑为他辩护。虽然还没有诉讼，但是这经常是最需要法律顾问的时候。我同意，所以我们安排见面。

当我们几天之后在他的出版社见面时，他的样子让我很惊讶。他看起来像个情报局招募新人，海报上的模特儿。就西方观点而言，是非常的英俊，礼貌得有些过度（他甚至叫我“长官”），对他的国家热情忠诚，并且十分谨慎，尽量不要说得太多。他能犯什么罪？他不曾出版也没有泄漏任何不能披露的机密文件。他对组织的批评一点也不过分。真的，他的书《庄严时刻》在很多方面都像他一样：优雅、轻描淡写、充满资料、小心翼翼以防泄密，整个来说，甚至有点无聊。

但是，史奈普要出书时并没有这么乖：他很慎重地拒绝交手稿给情报局进行审查，他没有取得预先核准。这使得情报局对他大发雷霆。情报局的基本态度是认为没有人可以决定什么情报可以无安全之虞地披露。只有情报局在看过干员预备公布的信息之后才有权作此决定。因此，每个干员都要签下保密约定，谨守提供所有这类情报供预行审査的义务。

照道理说情报局在预行审查时如有删减，删减的内容应该是那些揭发出来就会危及国家安全的部分，但是事实上，情报局却运用其审查权保护自己免于公开难堪。比如说，在1974 年，情报局对某本书进行如下部分的删除：“中情局局长李察·汉门时常把新成立的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错念成马拉加斯加。”它也曾对如下的“机密”进行删除：“智利选举排定在9月举行，而阿连德——马克思主义者，是主要的候选人之一。”，“在智利，亨利·基辛格是四十大会会议中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些只是些公开的例子，仍有许多被审查删改的“机密”不为人知。

史奈普知道情报局的审查政策以及那些不会危及国家安全的难堪的事情。虽然他的书并没有提到任何未公开的机密文件，但是他还是很怕审查员会查禁他的文字，因为他批评情报局自西贡撤退时的不当行为，这是令他们难堪的。所以他拒绝呈送该书取得核准。

最后，因为卡特政府的司法部不同意，所以政府决定不以刑事罪名起诉史奈普，而是对他提出民事诉讼，以防止他继续在没有中情局事前核准的情况下公开其他资料，并且要求他缴还《庄严时刻》所有的获利。因为法兰克为了这本书全职工作了18个月，如果政府胜诉，这位前情报局人员就会损失这段期间赚来的钱。总金额高于10万美元。

我在本案的角色是法兰克的个人律师：我将要证明他的利益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正如后来的演变，法兰克非常坚持他的律师要特别重视他个人的公民自由，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本案辩护律师团的成员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优秀的律师们，带头的是马克·林奇，华盛顿的律师，专攻国家安全法。林奇负责搜证和出席法庭发言的主要工作，我则协助撰写状纸并提供辩护意见。

本案在维吉尼亚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即中情局总部的所在地区，主审法官是特立独行的老法官欧伦·刘易斯。（我们要求要有陪审团，但是被他们拒绝。）“火爆欧伦”，维吉尼亚地方的律师都这么称呼他，在《美国律师双周刊》对法官的调查显示，他是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中最差劲的联邦法官。刘易斯的判决已经是可以预见的。审判开始时，他告诉史奈普的律师们，他确定他们将会对他的判决提起上诉。“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他讽刺地说，然后告诉他们到上诉法院怎么走，“如果你不知道怎样走到李奇蒙路的话，只要往南走就可以。”这个审判成了笑话一个。当马克·林奇试着郑重提出证据表示，对于其他未经事前许可就著书披露机密情报借此牟利的情报员，情报局并没有控告他们时，刘易斯法官不可置信地问他：“你不是认真的吧？”然后他判定“本案并不适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而当林奇向政府证人提出问题时，法官裁定“抗议成立”超过 20次以上。问题是，当时并没有人——无论是政府律师还是证人——曾提出任何抗议。刘易斯法官认可的是他自己的抗议！

在愤怒的审判之后，刘易斯判决史奈普违反了他受托于中情局的义务，因为他未经预先审查就出书。因此政府有权得到作者因此赚得的费用。刘易斯法官也发出禁止令，命令史奈普不得进一步侵犯保密义务，并且要求若有其他手稿，必须提供交付预先审查，否则将依藐视法庭罪起诉。

史奈普果真在李奇蒙的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并且获得部分胜诉。上诉法院判决认为地方法院剥夺作者所有稿费并不适当，因为无法证明他“违反受委托的义务”。如果政府想要主张任何高于象征性的损害赔偿（意即，如果他们想获得补偿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那么就必须进行有陪审团的审判。

情况仍旧处在令人不安的状态：政府最主要的诉求已经获胜了，因为上诉法院判定情报局的契约高于史奈普依第一修正案主张不经审查而出书的权利；但是史奈普得到实际而重要的胜利，因为他不用交出稿费，除非政府准备要来一场冗长累赘的陪审团审判。

法兰克·史奈普面对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他上诉最高法院要求重审，他得冒险放弃和解，可能会什么都输了。如果他决定不上诉最高法院，那他也许保住了钱，但却得放弃他行险至今所坚持的公民自由：不用预先送审手稿即可发行出版的权利。（我们相信，如果法兰克不上诉最高法院要求复审，政府也不会上诉最高法院，并且极可能不会要求进行陪审团审判。）到底是谨慎接受让人不舒服的和解，还是决定上诉寻求最高法院的复审。我向史奈普分析了所有风险，这时候，只有他才能作决定了。

史奈普那时已经成为世界级业余的宪法律师了，他了解一切情况之后，并没有考虑很久。他决定孤注一掷，寻求最高法院复审。

现在事件变得真的诡异了，还有些复杂。我们提出上诉状，申请最高法院移送诉讼文件，由最高法院自由裁量复审。在上诉状中，我们反对两个下级法院的判决，我们主张情报局要求预先审查是不合法的。我们请求最高法院复审这些判决，并且撤销“情报局要求前干员手稿预行送审的契约内容（这是未经美国国会批准的契约）高于人民依第一修正案主张不受预行审查径行出版的权利”的判决。最高法院从未正式处理过这个重要问题，而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案例，因为之前政府已经承认史奈普的出版品中并未披露任何机密情报。

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和惯例，我们呈送了非常简短的诉送文件移送申请状，只有15页。只是要告知最高法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法院批准我们提出答辩状并且就事论事地进行言词辩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因为第一修正案的问题十分重要（其实是最基本的）如果最高法院下令移送诉讼文件，而且接受了本案的复审，应该会有足够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就本案的是非曲直进行辩论。

而官方对我们的上诉状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他们写了两份不同的文件。第一份是答辩状，反对我们的复审请求。政府主张上诉法院的判决是十分正确的，所以不需要进一步复审。第二份文件是附带条件的诉讼文件移送命令的反诉，在这份很不寻常的文件中，政府重申其主要意见，认为最高法院应该拒绝上诉法院判决的复审，因为“上诉法院提出了对该契约的补救之道，在本案中已经充分保护该干员的利益”。但是政府主张，如果史奈普复审的请求获准，那么政府也会要求对上诉法院的判决复审，然后主张上诉法院撤销地方法院关于史奈普稿费的判决是错误的。

当这些上诉状和有条件的反诉呈到最高法院等待裁决之前，另一个出版事件发生了，根据许多观察者所言，该事件对最高法院认定史奈普案的态度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1979年12月，巴伯·伍渥德和史考特·阿姆斯持朗出版了一本揭露最高法院内幕的书，名叫《最高法院兄弟们》。这令人尴尬的内幕消息是来自法院的助理，而其中首席大法官又特别难堪，他被描写成愚蠢、腐败、坏心眼并且不适任的法官。传统上，即使不是默示的契约，他们也有义务为他们的大法官保守秘密。对最高法院院长的描述，就是在违反这种信任关系的情况下产生的。《最高法院兄弟们》的出版成为了司法界，特别是最高法院的话题，而这时候大法官们正要考虑是否接受史奈普的复审申请。所以，他们处理史奈普案的不寻常表现就只能在这背景下去理解了。

每个礼拜一（礼拜一是最高法院通常作出判决的日子），我们就会打电话到法官助理办公室，询问法官们是否已经作出决定，内容如何。我们不断地被告知尚未作成决定。之后，在 1980年2月19日星期二（星期一是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我们听到了令人错愕的消息，最高法院已经决定不听审本案，也不允许我们提出答辩状，但是会根据事实作出判决，在没有言词辩论和答辩状的情形下。更有甚者，最高法院受理了有条件的反诉，命令移送诉讼文件，并且撤销上诉法院有关稿费部分的判决。如此一来，在没有给我们任何陈述机会的情形之下，最高法院判决（以六票对三票作成决定）史奈普必须将《庄严时刻》 的所得全部交给政府。

法院未署名的多数意见显得既暧昧又神秘。在9页的判决主文中，没有引用任何判例（只有在第11项批注中引了几个判例），把我们对第一修正案的论证移到批注中说明：“即使缺乏明确的协议，中央情报局为了保卫国家的利益，可以对受雇者的行为做合理的限制，虽然这些行为在其他情况之下可能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最高法院判决认为上诉法院所提出的补救之道（这项补救之道在政府反诉状中被认为是“充分保护了中央情报局的利益”）并不充分。换句话说，最高法院给了政府多过于其表示需要的。政府只有半条面包就满足了，但是最高法院给了它一条半。

没有任何案件比本案更能说明“保守的”法官有多么伪善，这些法官拥护“司法限制主义”反对“司法行动主义”。史奈普案就是司法行动主义的典范：因为国会曾否决立法禁止揭露类似史奈普案的内幕或是让政府有权夺取作者因披露该情报之所得。而且，政府已经对上诉法院判决中的补救方式感到满意，可是最高法院却不这么想，他们由“保守”而且坚持“司法限制主义”的信念，却给了政府多过于国会所赋予的，也多过于政府所要求的。这样的司法限制主义也未免做得太多了吧！

最终的底线是法兰克到底要不要把所得交给政府，因为他根本没有刊载任何机密文件，也没有泄漏任何之前未曾被“授权”公开的情报局秘密。那些在书中谈论他们机关和单位而获得暴利的前政府雇员们，例如基辛格，就算泄漏了未经预先审查的机密，都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所得。{25}而史奈普受到终身禁止令，只要是撰写和情报局有关的文章，在发行前都要先送情报局审查。这项判决是最高法院在自由言论上最危险、影响最深而且最重要的判决，在作成判决前，甚至没有给予书状答辩和言词辩论的机会。史奈普的名字因此变成法律字典的一部分：现在律师们都把被高等法院敷衍对待的人称为“被史奈普”。

舆论对史奈普判决的反应很快，批判性也很强。《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路易报道说，最高法院的保守作为影响深远，可能会适用于几十万个政府雇员。“这绝对是个警讯，”他认为：“最高法院在‘史奈普诉美国政府’案中作出如此无知而欠考虑的判决……”奈特·韩道夫则表示：“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没有法院判决会让告发者如此深陷危险，美国人民可能因此再也无法发现政府的愚蠢和腐败。”

判决之后不久，在纽约举办了一场相关的座谈会。与会座谈的人是麦克·华莱士、安东尼·拉芬、情报局前任首席法律顾问，还有我。华莱士表示：法兰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并不赞成他违反契约的做法。对我而言，契约约束个人，如果你采取公民不服从的行为，那么你就要付出公民不服从行动的代价。

当然金恩博士并不需要因为他的不服从行动而被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法兰克·史奈普……则要被拿走他因为这本书所得的每一块钱。

拉芬代表中情局发言：

因为受雇而不得泄漏机密文件，这样的受雇义务使中情局有机会在公开出版之前预行审查原始手稿的内容，这是情报局的势力范围。如果这样的义务不存在，那情报局就没法子做事了……

本判决使某些前政府官员打消出版著作的念头，他们正打算以国家机密作为交易来换取美金。我认为这项判决不会有大失误的。

我则提出了几年前伍渥德和伯恩斯坦关于尼克松政府的著作为例，讨论最高法院的见解：

如果秘密告发《深喉咙》者是个政府雇员，负有信托义务（他显然是有的），而如果伍渥德和伯恩斯坦知道（他们显然是知道的），那么政府会有权可以得到伍渥德和伯恩斯坦著书的所得，还有《华盛顿邮报》、柏那部片子的电影公司等等的利益。

因为最高法院判决中有意表现出“以儆效尤”的态度，于是我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出假设性的例子，如果“法兰克·史奈普写了一首诗，《越南树林之歌》”，我十分怀疑禁止令是否也会适用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久之后，这样的假设果然成真。

判决之后，法兰克开始写一本关于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小说，这件悲剧发生时，他才20岁。情报局认为即使是这样的虚构作品也要送交审查。根据情报局的说法，史奈普在呈交给情报局审查之前，不得将初稿拿给他的编辑看。法兰克很震惊，但是他没有选择。不过他仍然有权以不受审査的信件来表达他的感受，这封信是连同他的小说一并送出的：

谁有办法想象在这个国家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这绝非我们宪法的立法架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构想就是要作为屏障和堡金，以对抗……预先审查制度，那是17世纪时英国曾用来查禁不受欢迎的文章以及言论的制度。在那个年代，处在黑暗中的作家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躲避政府强加在他身上的禁锢。他们会写寓言故事……但是你所做的却比早年英国审查员更过分。实标上你所主张要进行审查并删除重要部分的权利，甚至已经及于寓言故事。我们已经槽糕到什么样子……

你在这里处理的是一本小说。惟一可能的“难以挽回的伤害”，只是让读者觉得无聊之味而已，他们其实应该有权得到比价目表更好的东西。

情报局驳斥了史奈普的立场，仍将小说交给审查员审査。最后，小说完全没有更动通过了审查。

“坚持自由的疲累”

在国家安全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的确存在。在关心国家安全更甚于公民自由的社会中，必定会产生这种对立，然后被解决。就这方面而言，情况和所谓猥亵物品的检查所引起的冲突是不同的：在大部分的猥亵案件中，“冲突”是被设计出来的，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多元而自由的社会有很宽大的空间，可以获想自黄色电影中得到快感的人们和需要受到保护以防止被可憎的东西侵犯的人们之间，彼此调适。指导的原则是“你挥拳的权利只能到我的鼻尖为止”，这是可以运作的方法，但是仅仅规范那些令人憎恶的东西。在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的调适中，就没有简单的规则可循，某种言论表现有可能足以让我们的国家陷入真实的危险之中。

然而还是有些准则可以适用。第一，绝大多数被认定危及国家安全的言论表现，其实并不是真的；大多数这样的说法，可能连自己都这样宣称的政府官员本身都不相信。”国家安全”这个护身符常常是为了牟利而加上的透明外衣，为了政治上的利益，用来保护个人或政治上的难堪困窘的事情。每个国家安全（或“公司安全”或“大学安全”或任何组织的安全）的主张，都应该受到严格的质疑，设计内容的人和认定判断的人必须是来自不同的立场。但是这样仍不足以终结所有冲突。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仍会有些真实而难以处理的冲突案例。我们的宪法意义是要保护个人基本自由，但是仍有些案例无法以这个原则去解决问题：也就是当真正的国家安全主张高于言论自由的推定。

在那些案件中，我们需要有解决纷争的合宜机制。解决的方式不能只是全部交付于负责安全的人手上，比如行政单位和军事单位。在危机时代里，有权作出判决的机构，总是让我们感到沮丧。

我们的自由仍能幸存是十分幸运的事，总是有些美国人（通常只是小团体，有时是那些没有直接影响力的人）愿意挑战政府的高压专横，甚至在危机时期。依照我们宪法制度的设计，只要有个人挑战政府就可以创造一个案例，或成就有助于解决司法争议的论点。

这并不是说要司法对真正危及国家存在的危险事件视而不见。就像前最高法院法官亚瑟·郭德堡曾说的：“虽然宪法保护个人权利免于受到任何侵害，但那并不是个自杀的契约。”但是的确也有困难，当短暂的权宜方式和持久的防范措施之间的平衡失去而倾斜了，就是法院展现他们重要功能的时候：保护或者恢复平衡点上的敏锐度。

就自由与安全之间永无止境的争执，我们预期行政和司法单位会支持后者。司法机构、终身职务、独立的传统、保护我们不得侵犯的权利的人，是最能够抗拒危险时刻当下的恐惧及激情的机构。

但是自由并非商品，无法一劳永逸，然后还能持续不变。公民自由的战争，正如已故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创办人罗杰•鲍德温喜欢说的一句话：“不会常保胜利。”必须由每个新的世代，在每个新的危难挑战中继续坚持下去。在独立战争的前一天，托马斯·潘恩教给我们至今仍受用的一句话：“想要收获自由成果的人，必须……历经坚持自由的疲累。”

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1972年秋天，在处理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时，辩护律师们和被告们经常到一家纽约出名的犹太餐厅吃午饭，那是史穆卡·伯恩斯坦的店，史穆卡必定和被告们很熟，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账单。每当要消化辛辣的罗马尼亚腌牛肉时，犹太人防卫联盟的狂热信徒就会对我们大放厥词，其中包括了领导人梅尔·卡汉和他的代理人瑞朋，他们谈的是在苏联犹太人的困境：“他们快被彻底歼灭了，精神和身体上都是。而你们这些高唱自由主义的人做了什么事？你们什么也没做！你们和那些安静的任由600万个兄弟姊妹被送进纳粹毒气室的美国犹太人有何不同？”

不停地听着这些言论，还要消化史穆卡的腌牛肉，实在是够困难的；也可能正因为这样，在缠讼期间，每到下午我都会胃胀气。巴迪·哈克特也住在波罗公园，他曾开玩笑说，在连续几个礼拜吃了清淡无味的军中食物之后，他了解到为什么他的胃会常常发炎，这绝不是天生的或长年不变的病症。

这些言谈不只是对我的胃有影响，它们还触及到我的内心深处。我的家族中的某些人，像许多美国的犹太家族一样，是从苏联移民来的。我怀疑如果当时他们没有远见、没有离开那里的话，现在的我会怎么样？我是否会变成跟随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异议分子？我是否会是个犹太“不准离境者”想尽办法要移民到以色列或美国？或者，我会是沉默众生的其中之一？当我考虑这些选择时，我开始觉得对苏联异议人十负有责任。不只是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还要感谢我祖父母的远见，所以我有责任要做些事情。

但是我也了解到，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方式并不是我的方式。我憎恶暴力，特别是波及那些无辜的对象。我想我必须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当我听到梅尔·卡汉拉比说明犹太式的暴动时，我开始思量另一种在苏联保护犹太人权利的方法。

有个苏联的案子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并且也是犹太人防卫联盟要保护的重点，有14个犹太人和两个非犹太人的移民请求被驳回，他们劫持了一架小型民用飞机企图飞往瑞典，结果失败了。这个计划被苏联当局发现，并且把这群人全部逮捕，他们受审判并且被定罪，虽然没有人受伤，但是两名领导的犹太人被判死刑，此事引起全球哗然。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

就在我们为这些苏联犯人讨论法律策略的时候，另一群纽约律师也正思量着类似的问题。我们很快就将力量结合，组成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目的是为这些思想犯提供法律协助。

写状纸和言词辩论是一回事，而要让苏联当局阅读它们并听我们说话，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决定邀请一位美国律师加入并协助我们，我们相信苏联法律当局会听他说的话：那就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泰尔福德·泰勒教授。他在成为卓越的宪法和刑法教授之前，曾是纽伦堡大审时美国的律师团主席。在追溯纳粹的战争罪行时，他曾和两个苏联律师一同工作过：罗曼·路登科是苏联的检查署署长，列夫·史密诺夫曾是路登科的资深幕僚，路登科后来还成为苏联的检察总长，并且是政治局的成员。史密诺夫则成为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泰勒的苏联伙伴组合起来，就是苏联法律制度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律人士。

纽伦堡大审之后，泰勒的成就也卓越非凡，但是和他们并不相同。他成为美国法律界的良心。对基本人权和公民自由的每个细节和面向，他都积极地付诸行动，他实现了传统中最崇高的公正无私的精神，并且恪遵国际的法律原则。在美国介入越战期间，他写了本深具影响力的书，书名叫《纽伦堡和越战：美国的悲剧》。他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受到敬仰与爱戴。我见到泰勒是在耶鲁法学院求学的时候，他在那里教了几个学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修了他所有的课，还希望有一天可以为他工作或者和他共事。现在，成为同事的机会来了，泰勒同意当我们苏联法律计划的主持人，如果我愿意主导法律研究和撰写状纸的工作。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从找得到的证人那里尽可能地获得最多的背景资料，我们知道有很多证人，包括被告们的配偶和小孩，都已经移民到以色列，所以我们决定到那里去找他们。

我们在以色列去了好几个城市，在为期一周的紧张访问中，我们尽可能地询问了大部分现在还被关押的苏联被告的亲朋好友，还访问了另6个曾被审判、认定有罪且和我们的被告一起被关押的人。

访问时，每当谈到深夜的拘捕、秘密审判和狱中的凌虐时，他们总是激动得声泪俱下。很难真的懂得，到底是什么样的绝望会让这些男士和女士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几乎是会遭到逮捕并且受到长期监禁的。被告们的亲戚和被告的“同谋者”（就是未受审判的老婆和女儿们）诉说着这种种的事件，这些到最后，全都在1970年6月列宁格勒的劫持飞机行动中失败了。

“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故事的开始是在1969年，42岁的犹太飞行员马克·姆西茨，遇到38岁的犹太积极分子希里·巴曼。迪姆西茨是共产党党员，在列宁格勒受雇做工程师，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不得从事飞行员的职务。巴曼则是个律师也是个工程师，在列宁格勒的犹太社区里是个领导人物，他开课教授大家犹太历史、犹太语和犹太文化，迪姆西茨十分渴望到以色列定居，在那里他可以当飞行员，但是他无法从苏联当局取得移民许可。巴曼也很希望能移民，但是他的努力一样成空。其他上百个犹太人申请登记也同样被拒绝。这些犹太人们聚集起来被称为“不准离境者”。迪姆西茨开始构想一连串不大周详的计划，企图远离苏联。他想要制造热气球或滑翔机飞过边境，后来他想到比较可能成功的方法，就是劫持苏联TU1124型飞机，沿着它的飞行路线可以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并且一路飞到瑞典，在瑞典他可以寻求政治庇护，最后到达以色列。迪姆西茨把构想告诉巴曼和两个列宁格勒的犹太积极分子。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十分可以理解的）是非常热烈，毕竟这是在合法方法不断失败和挫折中的一线曙光。它似乎是惟一可以离开苏联的办法。

巴曼认得另一个犹太“不准离境者”团体的几个成员，他们是来自拉脱维亚海岸的城市里加。这个团体包括了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他新婚妻子希尔娃·莎曼莎。库兹涅佐夫是个激进派的知识分子，在他求学时代就有很长的异议活动的历史记录。在60年代，他曾帮忙编辑3本早期民主运动的地下刊物： 《句法》、《自食恶果》和《浴火凤凰》。在22岁时，库兹涅佐夫热中于批评苏联政体，这使他以“反苏联活动”的罪名坐牢7年。在牢中，他因为他的“态度”经历了很多困难。他早期对抗法律的行为和犹太人的问题无关。其实，他护照上的民族并不是登记为犹太人，因为他的母亲并不是犹太人，所以他父亲去世后，她就把家族的姓从犹太人的“葛森”改成俄国名字“库兹涅佐夫”。就在他第一次服满刑期的两周前，他向监狱官申请登记为犹太人。这是当局首次发现他竟然是半个犹太人，于是把他的身份从俄罗斯人改为犹太人；他们习惯于反对任何申请，而他的请求却被受理了。

在他娶了希尔娃·莎曼莎之后，他和犹太人的因缘更深了。这对年轻夫妻和希尔娃的亲戚们，全都申请移民以色列。不过他们不但被回拒，还不断受到骚扰、侮辱和挑衅。爱德华在狱中日记描述他的经历：

某人说着“以色列”这个字，并且带以轻蔑的手势。每当他们听见这个老笑话，人们总是捧腹大笑：“犹太人要到以色列去，你的火车将从北方车站（指的是西伯利亚车站）开出！”

当你到任何地方都这么粗暴地被羞辱着，你会怎么做？你可以一年等过一年，很多人都这样做，依靠着旅行箱过日子，而……然后接到被告知的答案：你没有理由可以获准移民。

这是被拒绝者的困境，没有家园的人，住在没有生气的地方，等待着某种结局，无论是放逐还是监禁。

希里·巴曼首先对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太太提到逃亡的念头。他们走过伦布拉森林时谈论这件事。在1941年，地方的反犹太主义者协助纳粹党在伦布拉森林屠杀了2.5万名居住于里加的犹太人。他们走到纪念碑前，这是1963年由几个年轻犹太军人在屠杀执行地设立的。里加的犹太人通常会搭巴士到伦布拉，只是为了走在纪念悲剧的地方回想着这段往事。巴曼和库兹涅佐夫感叹着，任何移民申请都是没有用的。他们都认为犹太人不会有移民的机会，除非有什么戏剧性的转折。巴曼提议进行大规模的绝食抗议，可以持续一年试试看。总是愤世嫉俗的库兹涅佐夫盘算着，他说：“我们随时可以在红场上烧死我们最钟爱的岳母们，这便是抗议示威。”他们需要做些不一样的事，以表现出他们的绝望。那必定是项戏剧性的行动，要由因为失去信心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准备承受极大的痛苦，以“突破重重拦阻，让其他人能走过去”。

他们继续走着，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人在附近，然后巴曼小声说：“我们有个很有经验的飞行员。”爱德华和希尔娃难以相信他们所听到的。巴曼细说着一切。库兹涅佐夫提问说：“有多少人？”“他们都能信任吗？”

他们回头看着森林的方向，在那儿有千百个犹太人没有逃出来，他们殉难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归宿了，”库兹涅佐夫轻声说，他知道他们已经作出改变命运的决定。爱德华和希尔娃想到未来可能在自由的土地上不受反犹太主义者的奴役，他们决定不再回头了。他们接受巴曼的建议，加入这个团体，爱德华还找了两个非犹太人的朋友，亚力克斯·举尔琴柯和尤利·费德罗夫，他们和他都因为反苏活动被捕入狱，也成为他们的同伴。这个计划昵称为“婚礼”搭飞机的人都假装要飞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但是很快的，巴曼和列宁格勒的团体对迪姆西茨的计划有了另一种想法，他们想要知道以色列当局是怎么想。一封匿名信寄到最近刚到以色列的苏联移民手中。以色列当局并不支持这项计划。一个自特拉维夫打给巴曼的电话说：“希里，我见到了你的叔叔西蒙·巴曼先生，也和他商量过了。他说：这个药方会害人。”（巴曼叔叔是虚构的人物，指的是以色列情报局）。知道以色列不支持之后，列宁格勒有些人便退出这项计划，他们也说服其他人放弃，他们担心会危害到犹太移民。

迪姆西茨告诉巴曼劫机计划取消。确实也是这样。迪姆西茨上了TU1124飞机驾驶舱之后，觉得飞机太大了很难操作，因此他决定取消计划。巴曼和他列宁格勒的朋友很高兴知道计划被取消了，于是他冋去继续犹太人的教育工作。

但是迪姆西茨又想了另一个逃亡计划，他设法对列宁格勒那群人说明：这次是架较小较好操作的飞机，而且没有计划空中劫机。他想要劫持可容纳12位乘客的小型AN-2飞机。计划中库兹涅佐夫一群人必须先购买12张自列宁格勒飞往普利奥则尔斯克的飞机票，乘客将用玩具手枪和打架用的指节环制服两名空服员，把他们留在地面上而不危及他们的生命。没有人会受伤，如此一来，苏联就没有借口要求引渡逃亡的人们。（依瑞典和苏联的协议，只有政治犯可以不被引渡，暴力犯则否。）在普利奥则尔斯克飞机场接上了另外4名乘客之后，这架超载的飞机将由迪姆西茨驾驶，并且要飞过芬兰边境直达瑞典。在瑞典，移民者可以寻求政治庇护（而且可以将飞机交还苏联。）

乘客之一乔瑟夫·曼德勒维奇，草拟了“最后遗书”，如果所有参加计划的人都死了，就会公布它。因为他们判断成功的机会将低于5%，事实上这是封自杀宣言。信中先是引用先知撒迦利亚的话：“……逃离北方……逃走吧，巴比伦中锡安家园的女儿啊。”接着他描述着：

借着我们的行动，我们希望苏联政府领导人能注意到……犹太人在苏联无止尽的悲剧处境，并且向他们宣告，让我们的人们回家是对他们有利的。

世界上的犹太人啊！为了在苏联的同胞们的自由而战，是你们神圣的义务。认清吧，苏联犹太人的命运都将由你来决定。

进行策划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苏联当局已经得知这项计划。1970年6月15日，计划逃亡的那一天，克格勃（苏联情报局）调整人手做好安排，全面拘捕犹太活动分子。那12个要搭飞机的人在登机前被抓了，还不知道这项最新计划的巴曼和他的4岁女儿在海边度假时也被抓了；好几个犹太领导人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同一天，克格勃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里加等地的犹太人家里进行全面搜查。他们展开法律行动，几天内就遍及其他城市乡镇，克格勃的人员闯入每个犹太领导人家中，在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拉脱维亚。主要城市的所有犹太领导分子全被逮捕，被单独监禁，并且以犹太复国主义共谋的罪名被起诉。

“他们应该全被处死”

第一场列宁格勒审判（这次行动中被抓的那些人）如果真的依照惯例进行刑事诉讼，被告们确实有罪，因为他们企图非法离境并且非法使用国家财产，简单的审讯就足以论罪定案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的人以叛国罪和窃占政府重要财产的罪名被起诉，这些罪的最重刑罚可以是死刑。

审判就像一出戏，检察官、法官和被告律师照剧本说话，被告一起宣示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在法庭300个座位上几乎是克格勃的啦啦队，他们按照指示叫嚷着：“他们应该全被处死！”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轻蔑口号。好几个被告的亲戚被允许列席，并有某个人偷偷地记录着审判的部分情形。

因为苏联的被告在审判前的调查期间都得收押禁见，他们当然没有机会自己选定或被安排任何辩护人。每个被吿（只有一个例外）都必须为自己作证。他们全都否认危害苏联的叛国意图；他们每个人的动机都只是要移民到其他地方，建立自己的生活。他们说他们不打算偷飞机，他们还希望到时候由瑞典当局归还飞机给苏联。

很多检察官所进行的交叉询问都是有政治取向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叫做检察官的原因）

检察官：你认为反犹太主义是不是肇因于犹太复国主义？

库兹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直到20世纪才出现，但是反犹太主义却是一直都存在的。

检察官：你读过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学吗？

库兹涅佐夫：依你所理解的犹太复国主义，没有的。

检察官：只有一种理解优太复国主义的方式，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

库兹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你的代罪羔羊。

有几个被告打算提出反犹太主义的经验为自己辩护，比如说，有个巴士司机对迪姆西茨叫道：“希特勒应该杀光你们！”这时检察官就会打断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苏联人民并“不容许反犹太人民”。

检察官在结束辩论时重申这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并且否认这是“针对犹太人的审判”。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随即请求法院对一个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判处死刑：这个犹太人是迪姆西茨；而“非犹太人”指的是库兹涅佐夫。（“我不认为库兹涅佐夫是犹太人，我认为他是个俄罗斯人，”检察官这么说。）

被告的最后陈述是他们惟一能为自己的行动辩解的机会。希尔娃·莎曼莎代表所有的被告发言，她说：

我被完全击溃了……如果法院作出死刑判决，那么像迪姆西茨和库兹涅佐夫这样优秀的人才将死去。我不理解苏联的法律居然将某人想到其他国家生活的想法视为叛国行为……我们之中好儿个人都不认为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 ……当我们在芬兰车站{26}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已经被跟踪。但是回头已经太晚了；难道要回到过去，去继续等待，继续提着旅行箱漂泊度日？即使到现在，我都从未有一刻怀疑过，即将有一天，我们将可以生活在以色列。我的这个梦是2000年来的等待和期望，我永远不会将它舍弃。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

希尔娃接着哭了，当她用沙哑的声音说着希伯来文，她是这么用心地复述着：“若我忘了你，哦！耶路撒冷……”但是检察官打断她，禁止她用外语发言。

“分期付款的死刑”

法官们宣布休息，考虑如何下判决。（苏联有句老话：“姻缘天注定，但是判决是由克里姆林宫决定的。”）所有的被告皆被判有罪。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被判执行枪决，其他人则被判服刑4到15年不等。死刑判决作出时，众人大声欢呼。

但是欢呼声并没有扩及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教皇希望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赦免他们的死罪。西方共产党要求减刑。（美国共产党则和往常一样保持沉默。）安德烈·萨哈罗夫同吋发了两封信给尼克松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可拉·波格尼；给尼克松的信是表示支持年轻的美国共产党员安吉拉·戴维斯，她正因为被指称提供武器给革命分子，而即将面临长期徒刑；给波格尼的信则是支持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一群苏联学者也呼吁右翼西班牙政府减免好几个巴斯克人的死刑判决，还有呼吁苏联政府对两名受死刑判决的人从轻处分。

在苏联上诉法院为减刑上诉而开庭审理的前一天，佛朗哥总理赦免了巴斯克人的死罪。现在举世的目光都集中在克里姆林宫。1970年12月31日，法院宣布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的判决将减为15年的“特殊刑制”这是有期徒刑中最严厉的。

“分期执行的慢性死刑，”库兹涅佐夫的朋友听到这项减刑判决时讥笑地说，“他绝不会活过特殊刑制的15年的。”其实，供应特殊刑制犯的饮食是不足以维持几年的生命的。可能会有人活了下来，但是他们得有很多供应食物的计策。还有，他们必须非常坚忍才行。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性阴谋”

在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的案件之后，在犹太人的每个主要社区，对许多人进行了审判。第二场列宁格勒审判是典型的政治共谋的起诉案，控告城市里的整个犹太领导阶层，无论他们是否知道劫机计划。指控本身的政治意味非常明显：

国际性的犹太复国运动正在……借由散播中伤的文章并寄给观光客进行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这些浩动已经诱使某些人在列宁格勒成立犹太复国运动的组织。其中的成员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运动关系密切，并且鼓动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为了这些目的，他们利用反苏联的犹太复国主义文学，甚至还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发行。

指控中还很后知后觉地说：“已经有无法否认的事实证明，犹太复国运动中心涉及1956年匈牙利的事件和1968年捷克、波兰的反革命政府活动。”（事实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这些被告中的某些人都还不到10岁，这项事实显然足以免除他们集体犯罪的罪名。）他们所指控的文学作品，包括有李奥·尤瑞斯的《出埃及记》(本书是苏联犹太社区的畅销地下书籍）{27}，霍华德·费斯特的《我光荣的兄弟们》（我的高中母校曾因为其共产党言论而禁止这本书），庇亚里克的诗，以及伦道夫·丘吉尔的《6日战争》。

在共谋罪和出版物的审判之后，接着个别起诉企图移民的一般工人和商人，有些人被指控是“暴民”或“寄生虫”。有个人被指控是美国、以色列的间谍。另外有个人的罪名是“打翻一位女士手上的生日蛋糕”。而所有人都获判有罪，并且都要坐监服刑。

苏联的起诉节奏（集体起诉和个别逮捕的交替）早在几年前，索尔仁尼琴就在《古拉格群岛》描述过：

这个污水系统的历史，就是永无止境的吞咽和涌出，涨潮和退潮；潮水时大时小地满入，江河自四面八方汇集，排水沟涓滴渗出，然后却只取一瓢。

这其中有一个来自德邦的独脚木匠，名叫平卡·平卡索夫。他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意图，他只是想移民到以色列。他的家庭，他自己、他的太太以及他的6个小孩，是这个地区首先获得出境许可的。那是1973年夏天获准的，但是当局努力说服平卡索夫不要离开，因为他们担心因此会鼓励其他人。不过他仍坚持，结果被捕了，并且以做木匠时索价过高的罪名被起诉。他的家人获准离开，但是他却被判服刑6年。

“纳粹旅长”

我们拜访了几位以前的犯人，他们告诉我们在狱中的处境。有些人和库兹涅佐夫、迪姆西茨一同服刑，他们可以提供监禁时的许多细节。除了可怕的身体折磨之外，最令人难受的是，我们的当事人在监狱中居然被安排和纳粹的通敌犯关在一起，不过其中许多纳粹通敌犯尚未成为反犹太主义者。有个牢友告诉我们，一个监狱营区中有8个犹太人和455个其他囚犯：

其他囚犯都被控以通敌罪，他们是在德国纳粹军队入侵苏联时犯罪的。他们以一项或多项谋杀罪名被判以长年监禁。

分配给犹太囚犯的工作都是最困难、最痛苦的。同时，纳粹通敌犯却担任文书行政、安全警卫等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人还被指定为“旅长”。

有个服过刑的犯人告诉我们，库兹涅佐夫团体中有个年轻人遇到特殊的经历，他是个虔诚的犹太正教徒，名叫乔瑟夫·曼德勒维奇。他的胡子被刮掉，他的圆顶小帽被拿走，而且他还被强迫吃猪肉，不然就得挨饿。他当年的同伴告诉我在逾越节发生的令人心痛的事。曼德勒维奇秘密准备逾越节的晚餐，他用一片干燥的花瓣作为逾越节的无酵饼。当时刻到了，必须要用无酵饼和苦味草做传统三明治，那里当然没有苦味阜。但这并没有阻止曼德勒维奇，他述说着：“苦味草是为了象征对犹太人曾受苦难的追念。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象征，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吞食着真实的苦难。”

夹带日记

几个曾和库兹涅佐夫一起服刑的人告诉我们，库兹涅佐夫写有记载狱中生活的日记。他们怀疑这日记是否会得见天日，因为狱方会定期对所有文字进行搜索和销毁。惟一可以夹带些什么的机会，就只有日间私人会面时，通常是在一个房间里，犯人可以和他们的妻子和父母见面。但是在犯人和造访者进入会客室前，双方都要脱去衣物彻底搜查，他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要被检查。

不过他们错了：库兹涅佐夫极渴望要说出他的事情，他怀疑可能没有那一天了，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可以把他的日记送出去。他练习用显微镜才可以阅读的字体，这样就可以把上千个字压缩在很小的卫生纸上。然后他把这些无价的手稿卷成一颗颗小球，并且用药房部走私进来的石蜡相混合。在每一次会晤前，他就吞下好几个小球，当他被搜査时什么也不会被发现。会晤时，他就把包着蜡的小球排泄出来，然后弄干净。他的造访者如法炮制也吞下小球，通过出口搜身之后，在家里把它们排泄出来，把石蜡除去，卷纸打开，然后读写印刷。用这个方法，库兹涅佐夫安排夹带出去的日记内容已经超过10万字。

第一集在西方用俄文、法文和英文出版，书名为《狱中日记》，是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之后最新的狱中札记。其中好些部分读来就像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有些部分读起来又像是《鳄鱼》（苏联幽默讽剌刊物）的讽刺文字。

当日记传到西方时，我们很快地取得了复印本。现在我们拥有了所需要的信息：目击证人的描述、口供书、文件、日记和物证。每个犯人的近亲都授权给泰勒以各种法律程序为犯人进行辩护。但是仍有些未决的疑问。苏联当局会不会准许美国律师为苏联国民辩护？犯人是否希望我们为他们写答辩状？其他苏联“不准离境者”（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人们）对我们中途介入的感觉是什么？惟一解决这些疑问的方法，就是到莫斯科去找苏联当局和“不准离境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到以色列处理法律事务是一回事，获得苏联签证以代表被控告叛国罪的犯人又是另一回事。从来没人做过这种事。我曾公开涉入犹太人防卫联盟爆炸案（在《真理报》和《消息报）有多篇文章重复讨论该案），苏联当局从此认识了我。”你几乎不可能进入苏联，”一位颇有见地的人警告我：“这就像要把你的当事人弄出来一样的困难。”

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申请苏联签证。泰勒教授和乔治·弗列奇教授同行，他是加州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俄语流利而且精通苏联法律。他们申请签证的名义是处理法律事务。泰勒也写了封私人信函给检察总长路登科和法官史密诺夫，告诉他们他“最近期待着前往苏联的旅行”，他还说：“自从我们在纽伦堡战犯大审之后，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我很期待在莫斯科时能有机会和你们见面，彼此重新熟悉，并就专业上共同的兴趣交换意见。”泰勒将由弗列奇协助进行工作，他的工作是和苏联当局进行所有的正式接触，并且获取代表犯人辩护以及撰写答辩状的许可。

大家认为我应该单独行动，以免让泰勒和弗列奇受到“犹太人防卫联盟案”的波及。我原本打算独自前往，像个旅客。但是律师们认为这样太冒险，认为如果带个人同行会好些。于是我决定带着我12岁的儿子艾隆同行。我们申请旅游，名义上是想要学习苏联的法律制度。如果我们的签证通过了，我的工作是要和“不准离境者”见面，以了解他们对我们介入此事的态度，还要了解犯人的其他情形。

"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意外的是，4张签证都批准了。我们分别前往莫斯科，并约在国家饭店的大餐厅见面。

艾隆和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可是没有看到泰勒或弗列奇的影子。在我们紧张的等待时刻，侍者帮我倒了好几次的伏特加，倒在艾隆杯里的则是百事可乐。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并没有替代方案，而且实际上也无法知道他们在莫斯科的消息，因为只有在他们抵达苏联之后，苏联的国营旅行社才会分配给旅客特定的旅馆。

最后，在两个小时之后，我听到弗列奇坦率而充满活力的声音。他们迟到了，不过最后我们还是碰面了。我们交换下塌旅店的地址和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方，然后吃午餐，谈论工作的事。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想惟一可以找到莫斯科犹太人的地方，就是犹太会堂。有人告诉我在哪里可以遇到“不准离境者”，但是犹太会堂并不容易找。不过我们有地图，是由过去前来旅行的人提供的。最后，我们找到阿契波瓦街上的建筑物，那看起来很像纽约下城西区的犹太会堂。我们走进去坐在后面，领唱者用希伯来文吟颂着，会众以意第绪语低声交谈着，而会堂司事说着俄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叫尤利，他用标准的英语轻声说话：“你们何不到外头找些真正的犹太人。”我问他此话何意，他说：“到外头来吧，你会看到的。”当我们到了街上，听到年轻莫斯科人轻声说着话。尤利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于是，接下来的那个早晨我们和许多“不准离境者”热烈地谈论着。

那天夜里，我做了笔记，记下对莫斯科犹太会堂的印象：

那个犹太会堂戏剧性地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层面。在会堂里的是逝去的日子：留着胡子的拉比用意第绪语叙说着旧时的宝训，对象是逆来顺受的老人们，他们的儿孙们从来就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他们用意第绪语小声交谈，内容是关于即将到来的节日：无酵饼够不够呢？克格勃是否会像过去一样限制做礼拜的人数？美国游客有没有从国外带来祝祷的经书和亲戚的消息？

会堂的外面是未来：他们并不甘于二等公民的生活，他们渴望以犹太人的身份自由地在苏联生活。他们常常会有数十人，有时甚至有数百人之多，全部聚集在优太会堂前，直到礼拜结束。他们习惯占据路口，群聚在两个篮球架之间的空地上，每个星期六都要等到官方前来强制他们离去时才结束。现在他们站在街上，虽然无意却常常造成车流速度变慢，而让警察有驱散他们的借口，在主要节日或当有外国游客混入时，警察也一样会驱散他们。

在会堂外面的人拒绝走进去，他们认为那里被苏联官方当成犹太文化的展示场，其实根本是在慢性消灭犹太文化。他们用很糟的希伯来语和英语交谈，语言正好反映出他们心中的期待高过于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他们最有价值的私有物就是禁书《艾勒佛·米林》，这是希伯来文的基础读物，在苏联因被视为主张“民族主义”而加以禁止；还有就是《时代》杂志，是从美国游客那儿拿来的。他们戴在脖子上的是走私来的饰品“大卫之星”，上面则着“锡安山”和‘‘犹太人民万岁”的字眼。而在他们心中只有一种念头：离开。

大部分会堂外的人也在制度之外。他们作了生存上的决定：他们申请离境签证。一旦苏联犹太人申请离境签证，他就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他很幸运，他可以获准在放弃苏联公民权之后离开。如果他们的申请被驳回，或者只是行不通，他就得面对一连串的厄运，大部分的人最后都进了监狱。

为什么即使如此，还有这么多人选择甘冒风险，只为了渺茫的移民希望？答案很简单：在苏联的犹太人想要过好日子是不可能的。到处都是差别待遇：主要大学的特定科系全部都排斥犹太人，即使对没有申请移民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在每个地方，犹太人的价值和希望都受到贬低和轻视。苏联当局声称那里没有犹太问题，这是真的，除非你刚好是犹太人。

在犹太会堂和我们接触的年轻人尤利·维克斯勒，他自己因为拒绝在苏联陆军服兵役而面对牢狱之灾。他成为我们非正式的导游。他为我们介绍爱达·努黛尔，人称她为思想犯的“守护天使”。我们相约在华丽的圣巴希尔会堂尖塔附近的公园长椅碰面。爱达是个短小丰满的中年女子，是个温柔的犹太母亲。她负责看顾每个思想犯。她知道他们的每件事：关押他们的监狱，他们最后的一次会客，他们身体以及心理的健康状况，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医疗药物，他们被安排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不可以上诉，还有上百件狱中生活的重要事件。她把这些资料全记在小本子上。

我问她为何这么做。“当纳粹杀了我们的人民时，世人只知道人数有多少，而不了解他们是哪些人。你不能总是只有数字而已。世人还必须知道有关我们犯人的每件事：他们长的样子（当她说到这儿时，她打开档案夹，里头全是犯人们被压皱了的照片），他们的感觉是什么，甚至他们彼此说些什么话。”她的眼中噙着泪水，告诉我一些犯人的笑话：

有个犯人对称呼库兹涅佐夫为白痴到厌烦，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构成诽谤罪，他只是泄漏一个国家机密而已。

有个守卫问犯人他需要服刑多久。犯人回答说：“10年。”守卫问他：“你做了什么要服刑10年？”“什么也没做，”囚犯回答。守卫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说：“我不相信；什么也没做的话，他们会判5年，而不是10年。”

我问爱达，就像我对其他“不准离境者”所问的问题一样，美国律师介入本案是否有用。“当然，绝对是的，”她回答，并且重复我听了好几十次的那些话：“外界的介入是十分需要的。苏联当局必须知道这不是个内政问题，他们必须了解全世界都关切我们这些囚犯。美国律师、政治人物、商人都应该表示关心。”

“但是，是否有可能会招致反效果？”我问道。“是否我们的介入可能会害了这些囚犯？”

“我们全部都是未来的囚犯，”她平静地说：“而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策略。有个观点是我们一致赞同的：必须有舆论讨论和外界的关注，那是我们的生命线。”接着她提醒我，伟大的犹太史学家西蒙·都布诺夫在被纳粹拖到伦布拉执行死刑前最后说的话：“最严重的罪行是沉默……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不准离境者”团体的许多成员见面。我们约在火车上、会堂中、公园里，以及（有几个受注意的案子）在他们的公寓里。在公寓里无法进行实质的讨论，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被窃听。“不准离境者”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并不相同，比如说如果可以取得离境签证的话，他能否接受移民到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去。不过，所有的人都同意囚犯需要外界的法律协助。“如果苏联害怕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真相。”好几个莫斯科律师也告诉我，苏联虽然希望他们的法律架构能受到西方的认识，但却不希望被看成是原始而毫无法纪的制度。他们假设，如果律师很认真地依照苏联法律制度写下答辩状，苏联当局可能因为觉得受到奉承而愿意读它。

“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

当我和异议人士见面时，泰勒和弗列奇则在饭店里等待检察总长路登科的来电。电话没来，他们于是到检察署和最高法院去。有人告诉他们路登科在休假，而史密诺夫正好病了，并不清楚这两人是否会和美国人见面。他们还被告知，要他们回家去等电话。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过了，仍然没有电话。星期五是我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下午4点之前仍没有电话来，泰勒和弗列奇开始打包准备离开。弗列奇不愿意两手空空地回家去，所以他决定到附近书店买些俄文书。他走后不久电话就响了。（弗列奇的举动是不是受到了监视？）来电的是第一副检察长马亚洛夫。泰勒用他的德式俄语热诚地说了些话。但他并不了解，其实话中有刺。几分钟之内，一个翻译人员打电话来告诉他路登科仍旧生病，但是如果他马上就过去，马亚洛夫会和他见面。泰勒找了个翻译人员火速冲到检察署，马亚洛夫在那里等着。寒暄几句之后，泰勒谈到手边的工作，对副检察长拿出受委任辩护的证明文件，表示囚犯亲属授权他为他们的法律代理人。

“原来是美国律师来莫斯科要为苏联人民辩护，”马亚洛夫刻薄冷笑地说。”你是如何得到这些审判资料？”他接着问，泰勒告诉他我们在以色列进行的访问。”你为什么会相信他们的话？”马亚洛夫问道。

泰勒逮到机会说：“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对彼此仔细地做过调查。不过，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查阅审判记录，如果可以阅卷的话。”

马亚洛夫摇着头：“你们有你们做事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泰勒向马亚洛夫表示，我们打算以法律程序来进行这件事，如果苏联当局可以接受我们的法律文件，并且答应阅读参考的话，我们会避免对外宣传或公开评论。

在一阵犹疑之后，马亚洛夫答应泰勒可以递交上诉状，并保证会以最高检察官的标准加以审阅和参考。我们成了第一群被允许正式进入苏联法律程序的美国律师。

对泰勒的成功，我们感到兴奋狂喜，但对可能的结果完全不抱希望。回过头来想想那苏联的老笑话，我们不只是对死人“说话”，而且他甚至在“听”呢。现在最困难的工作来了，必须要让他活过来做些事情！

“觉得他们就像兄弟姐妹”

从苏联和以色列梦幻般的旅程回来之后，我们知道这是时候了，必须回到现实着手准备马亚洛夫允诺受理的法律文件。我负责事务管理的工作，安排办公室、速记员、打字设备和翻译人员，我借用了哈佛法学院的办公用具和人员。我们在剑桥和波士顿地区四处寻找擅长斯拉夫字母打字的打字员，越多越好。我们把哈佛法学院中大部分的苏联藏书都搬到办公室来。有两个受过苏联法律训练的律师自愿加入，还有好几个俄文打字员和翻译人员以及两个在纽约法律事务所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也加入我们阵容。在1974年5月20日于剑桥组成了我们的团队，成员有十多人，阵容十分强大。

我们在哈佛法学院有限的办公室空间里经营一家国际法公司，疯狂热烈地忙碌了几天几夜。我们工作量惊人，总共要处理19个案子，每个案件都需要上诉状和授权书，用俄文以及英文书写。我们也必须准备大量的答辩状，内容涵盖所有主要的法律议题。全都算来，我们必须生产（几乎全都先用潦草的字迹写下来）超过50份法律文件。

工作时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在狱中的当事人，却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般，好像我已经认识许多年。我发现我都以亲密的昵名称呼她们，“爱迪克”、“尤西”而不是正式的名字。我从未和我的当事人如此亲近，虽然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他们（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事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见到他们，并且喜欢他们。

为了能撰写上诉状等法律文件，我们必须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自行学习研究苏联刑法和诉讼程序。幸运的是，苏联法律制度全部都是有条文可依循，并不是由案例发展出来的习惯法。相对地，成文法的法规有一定的数量，而且通常是可以驾驭的，不像习惯法制度中需要研究的案例数量那么庞大。我们真的很幸运，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有全部苏联法律条文的英译本。如此一来，在填塞了一堆苏联法律之后，我们开始下笔。{28}

我们的时间紧迫，因为几天之内，泰勒就要前往莫斯科和检察总长路登科见面，提出我们的文件。我们和时间竞赛，在泰勒快登机的前几分钟，才完成最后诉状的复印工作。

这次路登科出现了，他和泰勒会面谈了几个小时。路登科接受了这些法律文件。

现在我们必须等待，几个星期过去毫无消息。6月27日，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参加高峰会议，我们说服他的法律顾问传电报给在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一行人，促使他们协助我们的案件，并且还送上了诉状的复印本。后来我们得知，在双边会谈时，我们的案子曾被提出讨论。

释放希尔娃·莎曼莎

一直到8月底，我们才听说，希尔娃·莎曼莎突然以健康因素和人道主义为由被释放了。报道中说她罹患了胃溃疡和肺结核。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虽然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相信是因为我们的请求才有这项释放命令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公开舆论呼吁要求释放她。但是也不能说和我们的答辩状全然无关，因为我们特别在她的上诉状中强调“无数的报道描述她健康恶化的情况，包括了身体和心理方面”，我们特别请求检察总长“行使权力去了解她的情况并且采取改善措施”。我们写了申请书，希望“就判决中尚未执行的部分，减免全部或部分的刑罚”。希尔娃自由后，立刻到了萨哈罗夫的夏天别墅去，在那里她发表声明，对于来自国外为她提出上诉的协助表示“无尽的感激”，并且希望外界能继续支持，以还给“我的丈夫以及所有仍在狱中的犹太政治犯的自由”。

莎曼莎获准在她被“驱逐出境”到以色列之前，和她的先生爱德华见面，她将要在以色列接受治疗。不久后，她跟随演说团来到美国，这个演说团是要游说大家支持仍在狱中的朋友。泰勒和我以及其他参与该案的律师们，安排在路席格的店和她见面吃午餐，那是在曼哈顿的犹太餐厅。这是我们第一次“团聚”，我们满怀期待地和这些素未谋面的当事人会面。相见是激动而且涕泗纵横的。我们知道莎曼莎喜欢犹太人的东西，所以为这顿礼拜五的午餐安排了地道的犹太套餐。第一道菜是“修腩”，这是一道可口的餐点，以豆子、马铃薯、大麦和少许牛肉调制而成。当“修腩”上桌时，我向莎曼莎解释这道菜，这是犹太家庭在安息日时所吃的传统菜肴。她吃了一口，她的表情转为悲伤，然后却又大笑了起来，她解释道：“传统犹太菜？这是苏联监狱中的食物！我吃了像这样的食物长达4年之久！”这时我们才了解到，什么是老式的传统菜肴，那就像我们的遭遇一样，是十分粗鄙的食物，是尽可能用最少的肉做成的。同样的经济条件使得我们的先人吃这样粗鄙简约的菜肴，也让监狱当局决定准备相同的食物。我们全部大笑了起来，然后我为我们的客人点了道精致的烤牛肉。

她告诉我们她丈夫的情形，恳求我们坚持努力下去。她坚定地告诉我们，狱中囚犯都希望我们能继续在法律上的努力。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由我们的当事人向我们确认需要我们在法律上的介入和协助。她强调对两位非犹太囚犯（费德罗和墨尔琴柯）的持续支持努力是重要的。她还告诉我们许多其他的囚犯有的已经被释放，还有谁将获得释放，而她激励我们再次前往以色列，并带去我们的最新的信息。

平卡索夫案

因此，过了圣诞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前往以色列进行访问，并且了解一些新的当事人。其中我们见到了雅塔·平卡索夫，德邦的独脚木匠的妻子。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被诬陷的。作为有经验的刑事律师，我们对家人的无罪主张都持保留态度。这件案子本来就不大像是全然无罪的，因为指控的罪名是索价过高，这是苏联商人间的通病。但是平卡索夫太太坚持：“平卡不会的，他绝对不会索价过高。”我们向她保证我们会为她先生辩护，即使他有罪，因为有那么多人都索价过高，却只有他被起诉，只因为他要申请移民。也因此，他的案件成为政治案件，而他成了思想犯。

但是他的太太并不满意：“不，不，你必须坚持他是完全无罪的。”最后，她很绝望地脱口而出：“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去问法官。”我笑了，我说要到德邦去问法官可是很困难的。和我们在一起的以色列翻译人员似乎对雅塔的表现很不高兴，并且当她继续说话时显得更加不高兴了，雅塔说：“我丈夫的案件中有个法官在以色列。她是犹太人，并且在我丈夫定罪的几个月之后移民了。”

我决定要见这位法官，我询问有关她的事。以色列翻译人员希望我打退堂鼓，他说：“她不会和你说话的，这整件事对她是很大的创伤。我们承诺她绝对不再提这件事。她在这里开始她的新生活，不会再回头去看过去的事了。”

我很坚持，任何律师都会如此的，特别是因为当事人正在坐牢，“我必须和她说话，即使我自己去找她也成，”我说。

以色列人试图要阻止我：“无论如何，她不是真的法官，她是两个非专业法官的其中之一，就像你们的陪审员一样。”我很清楚，在苏联制度中，一位专业法官会有两个非专业的陪审推事，他们的部分工作内容像陪审员，另一部分则像业余的法官。如果能取得非专业法官对他无罪主张的正式证明文件，而且这位人士又是平卡索夫案中的人物，这可是非常珍贵的。我向以色列人解释并且做保证。最后他们同意帮我找到莉亚·蜜莎娃。

就我们所知，这位女法官曾被安排住在绪德洛，这是以色列为新移民建造的新市镇，位于以色列南部偏远的地方，从特拉维夫开车前往要一整天的车程。我启程上路，但却不知道该怎么找，因为她没有电话，无法事先和她联络。

我到达绪德洛，它像是沙漠中升起的城镇。镇上的建筑物是用类似沙的灰泥建造的。那儿有个市集和小型游乐区。原始、简单、贫乏，但是很可爱。我去了市场向人询问莉亚·蜜莎娃，最后有个男孩说知道她住的地方。我赶忙到他说的公寓去，才知道她刚搬走，不过他们带我到她朋友的住处，在那儿我找到了蜜莎娃。这个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些行军床，有几家人在此等待从苏联托运来的行李。

我告诉蜜莎娃我来此的缘由，她受到震惊而拒绝回答。她的朋友们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后来其中一个人满脸笑容地走来，请我和他们一起吃东西。我立刻接受邀请。我又提出我来访的目的，但是招待我的人们并不理会，我们就这样一起继续剥着面包。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试探我，看能不能相信我。他们问及我的背景，我说了我自己俄国和波兰的家世。

谈话之间，第一道菜上桌了。那是只很大的鱼，不知是哪种鱼，用报纸包裹得好好的。看到那竟然是张俄文的报纸，我吓了一大跳。我故作镇定地问他们，这鱼是何时到达以色列的。”几个月之前，”他们回答说。确定了鱼的时间，我觉得有点恶心。我想，当个好律师，为了不让消息溜走，有时候还是得吃些可怕的食物。我于是尝了一口。哇！那真是天上美味。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条鱼在德邦就已经先用当地的方法脱水腌溃过了。不管怎样，在几杯浓烈醇厚的伏特加酒下肚之后，看来不会有什么事了。

最后蜜莎娃说：“你已经告诉我们你的背景。你看来应该是个正直的人。我就告诉你我的事吧!”她开始说她的故事，她是共产党员，受任命负责德邦糖果工厂的业务工作。她至今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不断为她的党和苏联的制度服务，为她的政党效忠。这使她和她的朋友常起争执，她的朋友对她的热忱颇不以为然。她移民到以色列，她说，虽然共产党并不鼓励，但是因为“个人因素”使得农夫和工人里仍有反犹太分子的存在。

蜜莎娃告诉我们非专业陪审法官的制度，必须对该党效忠到某种程度才可以成为“人民的法官”她曾担任这项职务有“5年之久，审理过许多案件”“做个法官”她说，是她的“第二份职业”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她的故事已经说完了。

“你能不能说说平卡索夫的案子？”我问。她安静地坐着，眼泪从她脸上滑落。”你所说的事可能可以救他的命，”我轻柔地对她施压，她仍不回答。我又多加了点力道：“你难道不认为你可能亏欠他，那个时候你没有说出真相？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你做这件事：说出真相。”

她马上说话了：“你以为是我让他身陷囹圄的。你错了，是我救了他，让他不会更惨的。”接下来，她滔滔不绝地说出这个故事。

她说她获准参与平卡索夫的案子，是因为她是个犹太人，所以应该比较有机会可以说服他改变移民以色列的想法。一位叫洛斯马沙诺夫的专业法官安排她的工作，负责和平卡索夫进行沟通，他告诉她，如果他肯放弃移民的打算并且要他的家人从以色列回来，所有的指控就将立即撤销，他还会有个新房子可以住。平卡索夫说他是无辜的，蜜莎娃告诉他：“那不是问题。其他人会判你好几个罪名，直到你照我的话去做。”平卡索夫拒绝了，所以审判程序继续进行。检察官传唤了11名证人，全都是平卡索夫曾为他们做过木工的地方人士。每个人都说独脚木匠做得很棒，价格也很公道。好几个人曾经给平卡索夫食物或酒，要他多做点事。其中一个人说他曾给平卡索夫的儿子一份小礼物，因为小朋友帮他做了件事情。

洛斯马沙诺夫和其他法官助理都想判木匠7年徒刑。蜜莎娃却主张要减短刑期。最后判定5年徒刑。蜜莎娃有点自我保护地解释说，如果她拒绝签名，他可能会受到7年徒刑的判决。后来她声泪倶下地对我说，平卡索夫是无辜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她看过档案也听了所有证人的证词。”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索价过高。这整个案件都是杜撰的。我们受到指示必须定他的罪名，除非他放弃移民申请。”

我问蜜莎娃可不可以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让我录音，并且希望她签署文件以证明平卡索夫是无辜的。她想知道我们打算怎么做。我告诉她我们会送交苏联法律当局，她又开始犹豫了。“他们会怎样对待我那些还在那里的朋友？”她问。我告诉她我无法保证什么，但是要报复在毫无关系的人身上似乎不太可能。她很哀愁，几乎是用听天由命的语气说：“你是对的，我欠他的。我会照你的话做。我已经逃离那个国家了。”

有了蜜莎娃的承诺与合作，我立即依我们的对话内容起草一份完整的宣誓文件，由她签名作证。然后我们准备一份详细的上诉状。依照苏联的法律，我们援引了各种对被告权益侵害的请求权，并且特别强调他根本是无罪的，书状上的根据就是法官她自己的宣誓书。

相对于其他许多案件，我们对平卡索夫的上诉有比较大的期待。我们知道其他被告的判决，特别是集体审判的案件，很难引起莫斯科最高阶层的注意。他们愿意改变判决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臆测，平卡索夫的案子因为属于地方阶层，所以我们呈送上诉状由上级法院撤销地方法院的判决是比较有可能的，特别是其中又有蜜莎娃的宣誓证明这样明显而令人尴尬的证据。

这次响应快多了，也直接多了。1975年9月24日，在我们写好上诉状后几个月，我们收到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主席团的判决，平卡索夫“减刑为两年”，而这时木匠先生已经几乎服刑有两年了，所以他被释放并获准到以色列和他的妻小团聚。

我们仍关心在狱中的囚犯，在几个月的沉默之后，我们决定召开记者会公开我们为苏联囚犯辩护的事实，还有我们曾经获准为当事人撰写（也已经撰写了）许多上诉状和答辩状的事。

“国际性的秘密交易’’

克里姆林宫仍然没有响应。这一次我们得等上好几年。直到1979年4月27日，一架苏联客机穿过阴郁的黑云降落在肯尼迪机场，飞机被一条铁链钩住机身，以防止飞机继续滑行到栅栏之外。7辆黑色的机场小巴士开到机身后侧，连接上飞机的活动梯子。5个神情未定的人，仿佛还不知道他们置身何处，就被带出飞机，坐上机场小巴士，另外两个乘客通过前方的活动走廊，准备搭乘其他飞机回到莫斯科。媒体警觉到这应该是件大事，但是任何人都不准接近飞机，只能在灰暗的天色下看到模糊的身影。机场小巴士迅速离开停机坪，前往联合国广场特别豪华的东方饭店。下午4点25分，机场巴士到达饭店，瘦小、苍白、疲惫、刮去胡须的乘客们终于着地了。他们是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马克·迪姆西茨。另外3个人是爱尔克山达·吉兹伯、乔治·凡斯和瓦伦丁·莫若兹。就像《纽约时报》所形容的，在戏剧化的“柏林冷战时期的国际性秘密交易”中，5名政治犯和两名苏联人交换，这两名苏联人士最近被美国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判50年徒刑。这是第一次以苏联公民来交换苏联公民，而无关任何美国人。（那时候没有任何美国人在苏联牢里。）

最后，在几乎长达9年的“特殊刑制”之后，策划劫持苏联飞机的两名主角获释。他们随即在以色列定居。从普利则斯克飞机场到班吉里昂飞机场的旅程竟是如此遥远。交换犯人后不久，我和爱德华·库兹捏佐夫在萨哈罗夫的继子家中见面，萨哈罗夫的继子名叫亚历克斯·山尤诺夫，他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而他的妻子企图离开苏联，直到最近因为萨哈罗夫绝食抗议才成功离境）。通常期待越高，失望就越大，而长久以来，我又特别期待这次的会面。当我开车抵达马萨诸塞州纽顿山尤诺夫住家坐落的那条安静街道时，我不停地猜想库兹涅佐夫的样子。我看过他在媒体上的模样，那个我曾为他写过上诉状和答辩状的勇敢男性，一个即使在狱中几乎度过了所有成年时光却仍不愿沉默的男人。（从22岁到40岁，在这18年中，他有16年是待在牢里的。）库兹涅佐夫并没有令人失望。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小，爱迪克（他的昵称）流露出聪明、敏锐和正义的气息。即使苏联当局夺去了他的青年时期，但仍看不出他受过当局的折磨。虽然他看起来比实际40岁的年龄要老些，但仍是精神饱满而富足的模样。我见过许多被释放的犯人，在与他们的会面时，他们总是在谈着他们不应该被抓，但是库兹涅佐夫却不想絮叨过往之事。为了确认一些事，我们谈到他被关的事，主要是为了获得仍在狱中的3个共犯的消息。“现在要让他们的大名曝光，”他坚持着：“我们不可任由世人忘却费德罗、墨尔琴柯和曼德勒维奇。”他特别关心费德罗和墨尔琴柯的身体，因为他们健康情况很差。

我们的讨论从个别犯人转到国际问题。他接下来所说的事让我十分讶异，他说：“不要让犯人和人权问题阻碍紧张的国际关系以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会让苏联强硬派分子得利，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犯人，而不是美苏的谈判。尽量报道这些犯人，但是不要用核灾难作为交易筹码。”他接着说：“无处不在的公开宣传，才能确保犯人的性命，每天都有不知名的犯人在狱中死去，但是如果某个犯人让西方世界知道的话，他们是不敢让他死的。”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法律辩护计划十分重要；它可能已经阻止了许多起诉案，也可能是使许多犯人早点获释的原因。

结束谈话时，我们有种成就感，虽然只是部分的，却很真实。无论我们的法律辩护计划是否改变了什么，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经验。我知道只要在苏联仍有思想犯，我就不会停下来。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将一直为这些异议分子、不准离境者和其他政治犯辩护。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在持续几年的劫机案审判期间，出现了新的犹太领袖。这些事件和安德烈·萨哈罗夫所带领的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萨哈罗夫是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但仍坚持其犹太人特质并且关注移民问题。

在1975年，美国与苏联签下《赫尔辛基协议》之后，一群苏联异议人士、宗教领袖、民族主义者以及不准离境者成立正式的团体，以监督苏联是否遵守协议中人权部分的规定。这个团体称为“赫尔辛基看守”或“赫尔辛基监督协会”。在1976年5月12日于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会议。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随即纷纷成立分支机构，其后两年之间就有58个苏联人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加入这些团体，成为公开的会员。这个团体定期提出苏联人权报告书。在1976年到1978年之间，有大约300篇类似的报告书被公开讨论，其中搜集了大量的文件，并且有详尽的描述。

在赫尔辛基监督协会中，有个人名叫安纳托里·沙朗斯基，他曾是莫斯科赫尔辛基监督团中“犹太不准离境者”的代表人物。

沙朗斯基29岁，是个国际象棋专家，他还曾做过研究，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在苏联国家级比赛中。他出身贫穷，是认真勤奋而且精力旺盛的学生，成绩优秀，曾获金质奖章。在科学或国际象棋上出色的表现已经预示了他的未来。在沙朗斯基17岁那年，他“最要好的朋友”发现他是个犹太人而打击他，嘲笑他。这件事对沙朗斯基有很深的影响，激发他产生对犹太复国主义以及以色列的兴趣。他自称为“纳坦”，然后开始在阿契波瓦街的犹太教会闲晃。在那儿他遇见一位高大而令人惊艳的美女，娜塔亚·史丹格丽兹，她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她自称艾维塔。）在1973年，沙朗斯基申请签证被驳回。

他并没有参加日渐壮大的“不准离境者”团体，反而是进入了苏联体制里去工作。他设法和出入境管理局局长会面。局长以“共产党员的荣誉”发誓，保证如果沙朗斯基保持沉默，两个月内他就会获得签证。沙朗斯基果然保持沉默，不去管示威和抗议活动，但是之后移民局长告诉他，他的签证被驳回。于是，沙朗斯基决定不再沉默。

当我在1974年春天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西方世界尚且不知沙朗斯基这个名字。也没人告诉过我。好像我曾见过他，可能在我所拜访的团体中，或是在犹太会堂的门口，或是在某个“不准离境者”的家里，不过我不记得曾私下和他说过话。

1974年6月，艾维塔收到离境前往以色列的签证，但是沙朗斯基并没收到。她的签证在7月5日到期，不可再拖延。艾维塔和沙朗斯基想在她离去之前结婚，但是当局拒绝批准“不准离境者”和就要移民的女性的婚姻。7月4日，这对恋人以犹太仪式举行婚礼，由拉比主持，以犹太诗歌颂赞。仪式之杯破裂之时，新婚佳偶彼此对望着并且小声地说：“明年在耶路撒冷见。”翌日清晨，艾维塔就离去了。

独良一人的沙朗斯基很快地成为苏联人权运动的中心人物。他有好几个不可或缺的领导特质：绝佳的英文听写能力使他具有和美国记者广泛接触的本事；永不枯竭的精力供他持续不懈地为人权奋斗；在海外人权运动中，让几乎势不两立的敌人可以彼此合作的协调能力；以及绝妙而且温暖的幽默感。

安德烈·萨哈罗夫坚持在记者会中由沙朗斯基担任同步翻译的工作。来访的美国权贵人士如果想了解人权运动都会找他。美国记者，如《洛杉矶时报》的罗伯·托斯，称他为人权活动的消息来源。

沙朗斯基常常遭到官方的讯问和侦查，特别是当来访权贵指名找他或当记者招待会要召开时。有一次在侦讯时，两个捉到他的克格勃人员向他挑战国际象棋。沙朗斯基同意，但是他要求输的人必须在地上爬。几分钟之内，沙朗斯基享受到难得的景象，两个克格勃人员跪在地上。

当赫尔辛基监督协会在1976年成立时，精神领袖尤利·欧洛夫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由安纳托里·沙朗斯基担任犹太移民运动的代表人。沙朗斯基积极热心地参与监督协会的工作，特别是公布报告书的部分。他当然知道他不断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他知道他的电话被录音，墙上装着窃听设备，还有他走到哪儿都被跟踪。他惟一不知道的是，他的室友山亚·林波斯基居然是克格勃派来卧底的，而且还是个检察官呢。

1977年初，苏联当局扩大对人权活动的打击行动。1月 22日，苏联国家电视台上播放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记录片。片名是《贩卖灵魂的人》，指的就是“犹太不准离境者”，包括沙朗斯基在内，都被称作“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军人”。内容全是反犹太主义者传统的刻板印象，例如肥胖的犹太人勉强施舍少许英镑给复国主义的跟随者。接着是个在苏联不寻常的举动，影片中称呼许多人为“异乡斗士”，并且把他们的脸清楚地放在屏幕上，逐一标明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沙朗斯基严重地受到了伤害。“这是场大屠杀的录像邀请，”他告诉朋友说，“他们用最新的科技达成差别待遇这种最守旧的政策目的。”然后沙朗斯基做了件苏联人绝不会做的事：他控告电视台以表面上“回避诽谤罪的讯息来破坏我的名誉和尊严”并且要求“停止以相同的方式传播这项讯息”。

这时候，克格勃决定要为沙朗斯基罗织罪名。他因为严肃对待苏联的司法体制而嘲弄了它。

当他们决定对沙朗斯基罗织入罪，剩下的就只是时间和选择罪名的问题（就像斯大林秘密警察的头子贝理亚曾经说的：“只要把这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找到罪名的。”）沙朗斯基的“朋友”山亚·林波斯基受克格勃的传唤，并受指示写下公开信，指称沙朗斯基企图进入美国中情局做雇员。

林波斯基的信刊登在苏联的报纸上。1977年3月13日（就在信件公布一周后）沙朗斯基撰写公开诉状，他写道：“情况如此，让我觉得自己根本像个人质……身处在恐怖分子的威胁掌握之中，他们完全无视法律——无论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存在，并且已经准备采取极刑。”

他也写了很多私人信件，给在以色列的艾维塔：

娜塔亚我的爱人：

从头到尾全部想一遍，我只有一个遗憾，为此我已经难过得快要哭出来了：我遗憾我们没有孩子……

我现在住在史当帕克的公寓里，跟踪我的那群人就住在隔壁……

爸爸很难接受这件事。他无法睡觉，他的心很痛，他的血压很高，我害怕他不能熬到这件事结束。

在我们打完电话之后，我答应坐下来给你写封长信，我会把信送出去，这样你才能看到……

但是没有电话也没有随后而来的信件。两天后，1977年3月15日，沙朗斯基被赶上克格勃的囚车，被送到恐怖的勒佛托弗监狱。他的逮捕事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新闻头条。

“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

沙朗斯基被捕后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女士用蹩脚的英语介绍她自己是艾维塔·沙朗斯基，是安纳托里的妻子。她希望我帮助她的丈夫。我们透过翻译机对话。“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托里是沙朗斯基的小名。）我告诉艾维塔，苏联当局不太可能会让我在苏联法庭为他说话。她说她理解的，但是“托里需要一个美国律师，一个能在美国披露这个案件的辩护人——向总统、国会、媒体和美国人民。”你会担任这样的律师吗？她问我。

“这实在是极大的荣幸，”我回答。我知道她是对的，这比作为律师更任重道远。特别是在这样的案件里，并不只是在法庭里单纯地为被告辩护而已，还必须要在其他公共场合中提出答辩状并且直接辩论。这的确是个挑战，而我张开双臂欢迎它。之后不久，我收到爱塔·米格伦写来的信，她是安纳托里的母亲，她仍在苏联，也请我接受她的委托，并且随函附上委托书。因为苏联报纸指称沙朗斯基是美国间谍，所以作为他美国律师的我，第一步应该是试图让美国政府否认这项指控。我知道这很难，因为不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中央情报局在政策上都不愿在间谍案中表态。逻辑上的原因是，如果在某些案件中否认，那么全世界就会知道那些没有否认的指控就是真的了。政府如果所有的案件都否认（即使是真的），也会招来难堪并失去信用。然而，我还是决定一试。我在研究后发现，之前至少有一个案件，总统（肯尼迪）曾特别宣示否认耶鲁大学佛里德列克·巴格宏教授是情报局雇员。当然，相较之下我们的情况更加困难，因为巴格宏是美国公民，而沙朗斯基并不是。

我并没有去找国务院和情报局的公务员，而是直接找上白宫。我约了两个人见面，我以前的学生史都华·艾森斯塔，他是卡特总统的内政顾问；以及罗伯·李修兹，他是总统的律师。

1977年一个和煦的3月天，我到达白宫，走进艾森斯塔的办公室。我们谈到他在哈佛法学院的日子、卡特的同僚们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谈到他的新工作，那时卡特总统上任不过几个月。李修兹随后加入我们。我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沙朗斯基的状况，我说，萨哈罗夫称沙朗斯基被捕是直接向卡特当局“挑战”并且“企图要挟新政府……放弃以世界人权为立场的原则”。

李修兹向我保证绝不会对勒索行为有所让步。我告诉他们我认为卡特总统的人权声明是把两面刃：“如果他能坚持下去，那会很有建树，但是如果他只是说说而已，那可能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糕。”我解释说，像沙朗斯基这样的异议人士和拒绝者已经陷于险境，而部分的原因是相信总统对人权运动坚定的承诺。如果卡特现在仍保持沉默，“总统就是断绝了沙朗斯基的退路”。

他们问我认为美国当局对沙朗斯基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我说我想总统应该发表直接声明，明确地否认沙朗斯基是美国间谍，或否认他曾提供任何情报给美国情报单位。李修兹提醒我，美国原则上不愿意去证实任何人是否为间谍。我告诉他关于肯尼迪总统对巴格宏教授的声明。他们答应向最高当局提出这件事。我离开的时候，史都华（他在会面时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建议我准备备忘录，整理出各种替代的回应方案，以提供当局参考。

我回到剑桥草拟备忘录。那其实就像是为我牢中的当事人所做的公开答辩，不过对象并非是苏联政府，而是美国当局，美国政府可能会因而作出影响重大的决定。

协助我准备备忘录的是尤利·维克斯勒，我在莫斯科犹太会堂遇到的那个年轻人，他因为拒服兵役而身陷囹圄。那时沙朗斯基被捕，尤利已经移民，他在文章中说到：

苏联官员想要征召我入伍当兵，但是我拒绝。一般的刑罚是3年有期徒刑。就在我等着接受审判时，我遇到了哈佛法学院教授亚伦·德萧维奇。我向他说了我的案子，不久后他向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转告此事，而参议员在第一次到莫斯科时就提出我的案件。现在我已经完成布蓝迪斯大学的学业，而不是监狱的刑期，这样的交换是多么幸运啊！

在离开苏联之后，维克斯勒搬到我剑桥的家，在这里他住了快两年，帮忙做些家务杂事以换得食宿。他也是个翻译人员，还帮忙搜集沙朗斯基案的相关文件和信息。

我们在对白宫的备忘录中，建议国务院应该向苏联政府传达美国外交官愿为沙朗斯基作证的意愿，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和许多著名的美国人都曾见证沙朗斯基的行为，也看过他所受的审判。这是希望能向俄国当局施压，或使他们撤销对沙朗斯基的指控，以避免和国务院的面对面对质。

我并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函，但是在1977年6月13日，卡特总统发表了以下的声明：

针对沙朗斯基先生是否从事与颠覆行为有关的事，或是和情报局是否有过任何关联，我已经仔细向国务院及中央情报局查证过。答案是“没有”。我们已经重复确认过这件事，过去我迟迟未作公开声明，但是现在我已完全确信，事实与媒体的报道完全相反，就我们所知，沙朗斯基先生与中央情报局绝无任何关系。

我很兴奋。后来我们知道总统先生是自行决定发表这篇声明的，即使情报局和国务院都反对。苏联这下子不能以美国间谍的罪名来指控沙朗斯基了，否则就是指摘卡特总统是骗子。

我们并不期待卡特的声明会让沙朗斯基立即获得释放，可是我们期望这会使克里姆林宫更难以用严重的罪名指控他，尤其是那些会令他被判死刑的罪名。

次月，谣言满天飞，都在传着可能有包括沙朗斯基在内的犯人交换，“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我持续注意官方的消息，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电视辩论”

我和艾维塔、一些朋友以及沙朗斯基的支持者商量，我们决定要持续施压。1977年6月，有个值得注意的机会可以把沙朗斯基的案子介绍给美国大众。几个月前，苏联因为关心它在欧洲共产党国家的形象持续恶化，于是提议在意大利电视台举办辩论，由3个苏联人和3个意大利人以人权为题进行辩论。这场辩论成为苏联成功的宣传。他们的辩论者能言善道，准备周全，而且颇具说服力。苏联人因为他们的胜利而洋洋得意，还扩大到要向美国提出类似的挑战。他们提议由3个苏联人对抗3个美国人辩论，地点则转到NBC，同样是90分钟的现场录像转播。美国接受了。我受邀为美方的辩论人，其他两位是诺特丹大学校长提奥多·赫斯堡神父，以及《华盛顿邮报》驻苏办公室前主任罗伯·凯索。因为我是我们团队中惟一的律师，我的角色就是向苏联辩论者提出交叉询问。我列了一长串的问题，很想问出有关沙朗斯基和其他囚犯的事。但是那时，就在辩论的前一天，苏联辩论团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指示他们不得参加由我向他们提出交叉询问的辩论赛。可是辩论已经列入重要节目且经过大肆宣传，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觉得好像是被耍了。在双方协商之后，同意一方团队可以向另一方提出问题，只要不是“交叉询问的形式”。

辩论会的主持人是NBC新闻评论家爱德温·纽曼。代表苏联的辩论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一位苏联新闻记者，也是剧作家，名叫金利克·布洛维克。布洛维克聪明而有魅力，而且（就像他重复告诉我们的）是个犹太人。（他说：“我们最佳的辩论人中有好几个是犹太人。”）我们调查时也发现，他是个残忍无情的人，而且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克格勃的主管级干部。虽然他是苏方辩论团中最年轻的，而且属于不重要的低下阶层，不过很清楚是他在负责左右局面。我知道他会强调媒体的作用，就像他曾在意大利辩论时的表现，而我准备好了要迎战他。

当布洛维克上阵，他开始重复地表示美国新闻报纸报道中有很多失业、犯罪以及种族歧视的情形。我直接对他提出我的第一个问题：

问：布洛维克先生，你提到“阅读美国的报纸”。如果有个一般的苏联公民走到苏联的书报摊上，他可以自由寻找到批评苏联的当天的《纽约时报》吗？

答：书报摊上有很多种报纸，除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之外。那些报纸的价格十分昂贵……

布洛维克继续说，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共产党的报纸。不过我回答了，我说在哈佛广场，我可以轻易买到25份以上不同种类的共产党报纸。当我从公文包中拿出每种报纸，并且读出报纸名称时，他摇着头表示无法置信。

当我进行正面辩论时，我谈到“赫尔辛基监督协会”的逮捕事件：

那就好像是前总统尼克松为了要解决水门案而下令逮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理事会和《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成员一样。如果沙朗斯基的审判是公平的，那么为什么不准美国人去旁听，特别是因为指控他的罪名之中和美国有关？

当布洛维克试图回答时，摄影棚的观众席上发出呜咽的声音：“这是谎言。”说话的是艾维塔·沙朗斯基，应我的邀请参加这场辩论，原本是希望她可能可以遇到一些苏联律师，并可以请求他们协助她先生。

布洛维克接着提到美国剥夺该国公民自由的例子，特别强调詹尼·哈里斯的案子，他是个黑人，因为参加监狱暴动而在阿拉巴马获判死刑，该场暴动中有个警卫被杀。我并没有否认美国有时也会侵犯人权，我马上同意哈里斯案引发不少争议。我告诉布洛维克，事实上我曾经为这个案件奔走过，并且提议苏联和美国律师以及新闻记者都应该共同加入，为弥补人权所受到的侵害而努力。

罗伯·凯索的结辩非常精彩，他说：“我们最大的优点是……不论何时，只要我们面对困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评论我们的政府。不幸的是，苏联辩论人没有这种好处。”

这场辩论对我们而言是成功了。我们可以在受欢迎的节目中向广大的美国电视观众说明沙朗斯基的案件。《纽约时报》这么说：

这“初次交锋”……的确是场引人入胜的辩论赛。对于提奥多·赫斯堡神父的基本人性尊严的观点，以及德萧维奇教授为苏联异议人士咄咄逼人的辩护，苏联代表完全无法招架……这个电视节目生动地告诉我们，在这里，自由的概念不仅是口号而已，也真正地实现了。

威廉·柏克利是我在辩论场上的老对手，对我的评论更加友善：

我提议领发自由勋幸给罗伯·凯索、亚伦·德萧维奇和提奥多·赫斯堡神父。由于美国队的辩论技巧，苏联队显得黔驴技穷……

辩论案结束时，我们被带到华盛顿的某家餐厅接受招待。我和艾维塔·沙朗斯基同行。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导这场“戏剧性的对抗赛”：

苏联犹太异议人士安纳托里·沙朗斯基被放逐的妻子，在招待宴会上面对两位来访的苏联律师。

沙朗斯基太太和德萧维奇教授穿过拥挤的房间时，她迎面看到了沙缪。齐夫教授……

齐夫教授询问沙朗斯基太太的娘家姓，他以为她是沙朗斯基先生的“女朋友”，而不是他的妻子。

这个时候，第三个苏联辩论人，新闻记者金利克·布洛维克注意到《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做笔记。随后这位教授中断谈话并且迅速离开，走之前他告诉沙朗斯基太太，和报纸搅和在一起“对你的先生没好处”。

这是我们真正最关心的问题。媒体扩大报道沙朗斯基的严酷处境是否会召来反效果，是否会因此造成克里姆林宫不可能让步的坏处？我们自己辩论这个议题，但是最后艾维塔的观点占优势：“托里的方式就是公开，面对它、对抗它而不逃避躲藏。如果他能在这里提供意见的话，他绝对会希望我们继续让他的案子曝光，那是他惟一的希望。”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对媒体以及舆论下功夫。

这时，我们可以想象到克格勃的调查必定是进入了高速运转中。克格勃传唤数十位证人，包括许多重要的不准离境者和人权运动人士，还有美国记者罗伯·托斯，他在莫斯科街上被抓，还被盘问了好几天。我们通过不准离境者发送消息到莫斯科，希望在每个证人被放出来之后，马上向他们询问一些问题。在托斯回到美国之后，我自己则详细地询问他，借以了解克格勃向证人们询问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拼凑出他们打算怎么处理沙朗斯基的案子。一周接着一周过去了。我们对这些问题做了摘要整理。有两个结论逐渐浮现：克格勃准备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起诉沙朗斯基，而且他们不让证人有任何提供对沙朗斯基有利证据的机会。

“他说真话，而且他用英文说”

因此我们决定集合许多美国优秀人才组成调查团，评估克格勃拒绝审理的证据。最后委员会的文件会传达到苏联，作为调查沙朗斯基的内容。会议成员中包括有哥伦比亚校长威廉·麦吉尔，爱德华州参议员法兰克·邱奇，以及活跃的民权人士贝亚·卢斯丁等等。一场听证会就在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会议厅举行。

作为沙朗斯基的美国辩护人，我代表被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法律辩护暨教育基金会”的杰克·格林伯则担任调查团的顾问律师。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大卫·巴史隆正式为证人宣示，如此一来，这些证词在苏联起诉安纳托里·沙朗斯基中的任何程序都可以被采纳。苏联大使安那东里·都伯尼受邀出席，但他未予理睬。

我传唤我的第一个证人艾维塔·沙朗斯基，问到她的丈夫是否已经知道他受到监视。她作证指出安纳托里曾写信给她“提到好多次，他清楚知道有些人在跟踪他，他知道他们的长相，他也知道他的公寓里被装了窃听器”。

我的第二个证人是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罗伯·德林纳，在沙朗斯基被捕前，他曾在莫斯科和他共处过一小段的时间。德林纳神父作证指出沙朗斯基总是“行事公开”。

下一个证人是计算机科技专家，他作证说沙朗斯基没有拥有任何与“苏联军备武力”有关的计算机信息。

我接着传唤“欧洲安全合作协进委员会”的代表爱尔佛瑞·法兰德利，他叙述和沙朗斯基的接触：

他走路的样子和其他苏联人不一样。他始终抬头挺胸。而且他常常公开发表言论。有一次他还要我聆听街道宁静的声音。他惟一的罪名就是他说真话，而他最重的罪是他用英文说。

最后一个证人，在沙朗斯基被捕前几天都和他在一起，艾沙克·爱尔康，是刚从苏联移民出来的律师。爱尔康作证指出，沙朗斯基最近才加入不准离境者的研讨会，会中研读苏联法律，希望团体中所有成员都能熟悉并且尽可能避免触犯苏联法律。

这些程序结束后几个星期，调查团的人员公开他们的结论•：

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都证明安纳托里·沙朗斯基与中情局完全没有接触，所以他不可能参与间谍活动。

这是以证据和证词所得出的结论。调查团的审理程序以及裁定，都公开发行并且转寄给苏联最高检察院。

苏联指派一个辩护人给沙朗斯基

1978年6月，美国驻欧洲的安全合作协进会（美国国会所设立的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决定针对沙朗斯基、爱尔克山达·吉兹和尤利·欧洛夫3人的案子，召开听证会。我受邀代表沙朗斯基，威廉斯代表吉兹，克拉克代表欧洛夫。这场听证会是说明本案的重要机会，因为委员会的功能就是要评估赫尔辛基协议是否受到遵守，它是正式的责权机构。

我告诉委员会的委员们沙朗斯基案的最新发展，我告诉他们：苏联当局曾指派辩护人代表沙朗斯基，那人名叫希维亚·都罗夫斯卡。然后我向他们读了一封德林纳神父拍给她的电报：

德萧维奇教授已经接受沙朗斯基母亲的委托，在美国为他辩护，他也拜访过为数众多的证人……这些证人都是已经离开苏联的了。这项证据显然你并没有看到，这可能对沙朗斯基案的辩护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我们不想干涉你的代表权，也不想介入苏联的外交诉讼事务。我们只是想和你见面（律师对律师），并且提供给你相关的消息，这是我们惟一的通路，我们可以立即安排飞往莫斯科，希望可以共同合作、相互了解。

我们从未收到都罗夫斯卡的回音。后来我们才知道沙朗斯基拒绝她做他的律师。

当我们为了沙朗斯基案尝试公开的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私下的工作。我们设法和苏联官员见面，展开外交谈判，提议交换犯人。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审判

然后，苏联当局宣布安纳托里·沙朗斯基触犯叛国罪，将于1978年7月进行审判。这项指控认为，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被告提供国家机密给“西方外交官、情报单位以及外国军事情报单位的雇员，此人在莫斯科以新闻记者身份作为掩护”。本罪最重的刑罚是以火枪队执行死刑，那是我害怕听见的消息。直到对沙朗斯基的叛国罪名被正式判定之前，仍有些许的希望（无论是多么微小），他有可能获释，或者被判较轻的罪名。但是如果判决宣告，结果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我立刻请求准许我前往苏联代表我的当事人，或至少旁听这场审判。沙朗斯基的欧洲律师、他的加拿大律师以及其他律师也都作出相同的请求。但是这些申请不是没回音就是被拒绝。

快要审判的那些天，简直是一场疯狂。我跑遍全国各地，在群众大会上、在立法院大厅和电视上讲述我那命运多舛的当事人的故事。审判期间，ABC的芭芭拉·瓦特在晚间新闻中访问我，她问我沙朗斯基是否“只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受审判”我回答他受审判，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他想要移民；因为他英文说得太漂亮并且是赫尔辛基协议监督运动的领导者；还有和媒体接触过于良好；因为他连接着各种反对运动；以及，因为他是个话说得太多而仍无所畏惧的人。

瓦特接着问我“这场审判对其他苏联的异议人士有何重要性”。我回答道：

对他们而言，这是个信息，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守法，只要他们批评制度或寻求移民，就会被起诉和定罪。

审判渐渐接近尾声，我的挫折感直线上升。虽然拥有全世界的支持，安纳托里仍孤独地站在被告席为自己辩护。他无法和家人、朋友或支持者说话。他的母亲被禁止进入法庭，萨哈罗夫和其他人权运动者和犹太人也都一样。苏联官方宣布这场审判是“公开的”，只是所有座位都“被其他人占满了”。只有安纳托里的哥哥李奥尼获准坐在后排的位子上，于是他成了安纳托里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好几次两兄弟走过走廊时，可以彼此打个招呼微笑一下。李奥尼很惊讶：在接近一年半单独监禁和讯问之后，安纳托里仍不减他的轻松、热忱，甚至他的幽默感。两兄弟在大厅交会时，安纳托里向他兄弟小声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外头变胖了”，这时他向他闪过一张皱皱巴巴艾维塔的照片，那是他一直带在身上的。不过，他外表的沉静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安纳托里知道自己既定的命运。

当我读到审判的报道时，我决定最后一搏，我希望能为我的当事人提出法律辩论。我整晚工作着，草拟着结辩时要说的话，要是我可以获准在苏联法庭上代表当事人的话。我拍出电报给法官们，同样的内容也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国会记事》。以下是我部分的声明内容：

令人敬重的法官们，我现在要为一位男性说话，他已经被苏联媒体、苏联共产党以及政府的高层官员宣判有罪了。我很明白你们所承受的负担，你们自己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历史上，没有法官曾经投票让有叛国罪嫌疑的政治犯无罪开释的。但是我请求你们摆脱束缚，做个令人尊敬的法律人：作出真正诚实的判决。

如果这些指控没有这么严重的话，那其实会是一场闹剧。想想看，美国情报单位是多么无能啊，他们竟然让像沙朗斯基这样的人当间谍。他的电话显然被录音，他的每个举动都公开地被监视，他的室友是克格勃派来的，沙朗斯基可能是情报游戏中最差的人选了。想想看，苏联反间谍活动的机构又是多么的无能，竟然让沙朗斯基这样的人——公开宣示效忠以色列并且要求移民以色列的人——取得军事情报。

当年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有个德国法官因为他的判决使无辜的犹太人被执行死刑而为自己进行辩护，他说在个别的案件上遵守纳粹党的命令，可以延缓种族大屠杀。来自你的国家及我的国家的纽伦堡大审的法官们，他们驳斥他的见解，并且联合发表声明说，在判决第一个无辜的犯人有罪时，便已经扭曲了正义，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种族大屠杀。我恳求你们在制造相同悲剧之前，先问问你们的良心。

“对法院我无话可说”

当我在安稳的剑桥家中草拟我的辩论时，安纳托里正在他那狭小的牢房里构想他的辩论，那才是真正可以站到苏联法院上的。在审判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安纳托里有机会可以结束他16个月被强迫的沉默。他的陈述非常动人。他转过来背向法官，直接对着整个法庭之中的某个人说话，那是他的兄弟李奥尼，他会聆听并且转达他勇敢的话。他说：

我一开始就了解到，在像这样半公开的审判中为某个人进行辩护，其实根本是件毫无希望的案子。

这时他的说话被一阵吼声打断：“他们应该把你这种人吊死！”安纳托里继续说：

有几个人在调查时警告我，我会受到死刑判决或者至少是15年的徒刑判决，除非我同意和克格勃等组织合作，协助他们摧毁犹太移民运动。他们承诺会很快释放我，并且让我和我的太大见面。而现在，当我距离我的人民和我的艾维塔更加遥远，当我要面临牢中许多艰难岁月，我要说，向我的人民和我的艾维塔说：“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

然后沙朗斯基突然转向3位法官，直视着他们的眼睛轻蔑地说：“对这个法院我无话可说，这个法院必须证实一个早就决定的判决。”说着，他坐了下来，等待无可避免的定罪和判决。

几个小时后，法官回到法庭上，正式宣告沙朗斯基被指控的罪名全部成立，并且必须服刑坐牢13年。惟一的好消息是他的命保住了。

克格勃的支持者充斥整个法庭，其中几个大叫“判刑不够重”！李奥尼就在警卫把安纳托里带走的时候，对他的兄弟喊着：“托里，整个世界都和你在一起。”李奥尼流着眼泪离开法庭，走向街上的朋友。他们焦急地想知道安纳托里如何坚持下去。李奥尼向他们转告安纳托里最后的话，这时他们的母亲已经泣不成声。安德烈·萨哈罗夫想走过去安慰悲伤的母亲，这时克格勃人员走过去挡在他们之间，不让他过去。最后，含蓄稳重的科学家再也不能控制他的情绪。“你不是人！”他对着克格勃人员大喊，这样发火一点也不像他的个性。“我是苏联科学院的成员，你听我说，你们是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围在空无一人的法院前面，突然间，沙朗斯基的支持者开始唱出《哈提瓦》——犹太人的希望颂歌。所有的支持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沉浸在乐音中，群众缓缓散去。

“就这样，一场吸引美国和全世界注目的莫斯科审判结束了，”《新闻周刊》这样报道着。确实，有好几个星期，安纳托里·沙朗斯基的名字成了谈话的主题。他的微笑、激动却不紧张的容貌，几乎出现在西方世界每天的杂志和报纸封面。但是安纳托里看不到这些杂志和报纸，除非他重获自由。

当消息传到身在华盛顿特区的艾维塔时，她第一个反应是，“13年里我不能生养自己的孩子”。几天之后，受到判决的安纳托里获准第一次给艾维塔写信。这封信还是习惯性地压抑其痛苦：

娜塔亚，我被捕前几天，我无法顺利地打电话给你，我原以为那会是最后听见你声音的机会，有个“聪明的”人告诉我说：“当你觉得很难熬的时候，你可以安慰自己说，对娜塔亚而言，那是更加难熬的。”他是对的，当然你比我要痛苦多了。但是他又是千错万错的，我绝不可能这样安慰自己的。

艾维塔，我深爱的妻子，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一起享受过真正快乐的日子，每天我重复这个愿望，不断地以希伯来文祈祷着。

你是伟大的女中豪杰，我非常快乐，也非常自豪我有这样一个妻子。

托里

“无止境的等待”

自这场审判开始，艾维塔到全世界各地去寻求对他先生的声援。她的律师同样不停地工作着：沙朗斯基的加拿大律师，麦吉尔大学的厄文·科特勒教授，提出详尽的诉状，他们不断安排着讨论会和群众大会，建议进行犯人交换，以及在外交上的努力。

安纳托里在狱中日渐憔悴。他的体重减轻，几度昏倒，并且在一次意外中受伤。他的父亲因心脏病过逝。他的母亲拒绝络绎不绝的来访者。1981年春天，我遇见乔瑟夫·曼德勒维奇和希里·巴曼，他们才从牢中被放出来，在牢中见过沙朗斯基。他们告诉我他的精神十分高昂，虽然他的健康情况恶化。

我对本案的关心不曾减少。我到马德里，在国际赫尔辛基协议会议中，为沙朗斯基案发言（以及爱达·努黛尔所关心的政治犯和仍在列宁格勒牢中的犯人们）。

1982年1月，沙朗斯基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坐了几天的交通工具，和他见了两个小时的面。瘦小苍白的安纳托里说，他的判决中有3年从劳改营转到监狱去（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差），他被判犯罪，罪名是“不断认为自己无罪”他也因为点“哈努卡”蜡烛而受罚。

不论何时，只要我失去希望和动力，我就想起金利克·布洛维克的话，他是苏联新闻记者，我曾和他在NBC进行辩论。在辩论之前，于苏联大使馆有一场招待会，我问他为什么克里姆林宫不怕因为沙朗斯基案招来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报复，因此危及国际关系而造成彼此紧张。他回答说：“沙朗斯基审判之后不要几个月，美国媒体和美国人民就会忘记他。你们人民是非常健忘的。当然啦，在审判期间前后几个星期，我们都饱受批评，但是不用几个月，就没有人会记得他的名字。他只会是另一个不知名的犯人而已。”

安纳托里·沙朗斯基决不可以变成“只是另一个不知名的犯人而已”。美国人对他的印象决不会被磨灭掉，他的名字和形象已被千万人知道，同样地，也不可以忘却全世界各地千百个无名的政治犯。

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芬威球场警察

当电话响起的时候，我正整理好我的书本和笔记，准备去教下午的“精神疾病与法律”的课。我不打算接电话，因为我还得上路去接我的授课同事——亚伦·史东医生，他是精神科医师，也在哈佛法学院教课。史东和我合开这堂课已经超过了 10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精神医学和政治学”我准备讨论苏联的判例，他们把主张法律权利的异议分子判处监禁在精神病院里。而如同过去的课程一样，我也准备提到美国的情形，在美国，将精神病患者送入精神病院并不被当做是公开的行政行为，因为那样会引发严重的法律及政策问题。

但是我还是接起了电话，而接下来的这场对话戏剧性地改变了我的授课内容，“我刚刚被布洛威法官判定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来电话的人情绪激动地说着。每年我都会接到很多这种类型的电话，在通话中我要这位女士描述一下具体情况，她告诉我3周前她到剑桥来拜访一位表亲。有一天晚上，她感觉很难受，而且有了些让人困扰的举动，结果她的表亲叫警察来把她抓起来，还把她关起来，直到开庭审理，那天早上是在医院地下室的临时法庭中进行审理的。

来电话者因为曾上过法律预科课程，也修过法医精神医学，因此决定（非常天真地）在审判时代表自己发言。不过，她其实做得很不错，控方提出了大量的证据，指出某家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诊断这位病人患有偏执狂及精神分裂症。打电话给我的人，我暂且称她为萝莉，她发现证据中有些部分并不够充分。在控方结辩之后，法官口头宣布判决结果：“根据我所听到的证词，我命令释放这名患者。”当然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但是有些人取得优势时还不知道要闭嘴。萝莉接着说：

我希望这位心理医生对我所作的诊断的证词可以列入记录。我想要获得证明……我可能会在未来的诉讼之中，于审判时使用这项记录。

布洛威法官听到“未来的诉讼”这几个字就发火了。他面向这位病人说：“根据这些陈述，我决定判你进精神病院。”在法庭旁听的人们起初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重复了他的决定，很坚决地：“送这位病人进精神病院。”

我听过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千奇百怪的故事，我也知道听故事的时候要很保留，我问萝莉有没有审判记录的副本或录音，这样可以确立法官曾经这么做过。她告诉我没有副本或录音，不过她有个律师朋友曾在场旁听，还做了笔记。我和这个律师在电话中谈了片刻，她证实萝莉所说属实。我希望下课后能马上和律师谈一谈，于是要她来我的办公室。

当我到课堂上时，我说了这个电话的事，我说我很有兴趣想为这位患者辩护，并且询问是否有哪个学生想来帮忙。我说如果事实就像萝莉和她的朋友所描述的那样（这里之所以用“如果”是因为我心中的疑问很大），那么这会是个精神病院移送监禁的行政滥用。很明显的，如果在控方结辩后，法官准备释放萝莉，而如果他更改判决要她移送精神病院的原因，只是因为她说她可能要控告精神病院的话，那么判她入院的理由就足以让她有权提起诉讼。

然后，史东医生和我进行对话，讨论心理疾病和精神性犯罪的基本观念。我们提到美国精神病学之父班杰明·鲁奇医生，他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担任革命军的外科医生，也是乔治·华盛顿将军的伙伴。他曾分析过所有政治活动分子的行为，并归纳认为：热中革命的人患了“革命症”，而激进分子都得了“无政府主义症”。我不由得想到，如果鲁奇活在今日，他可能会分析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威胁要起诉是因为成了“诉讼狂”。整堂课下来，萝莉因为威胁要起诉而被判有罪的鲜明景象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当我们继续讨论精神病治疗可能被滥用时。

当我课后回到办公室，萝莉的朋友已经等在那儿了，她准备了宣誓书，仔细地描述了布洛威法官主持的审判。我看了宣誓书之后，立刻决定要接下这个案子，并且申请释放这位病人。宣誓书中明确指出，布洛威法官改变判决，既任性又有滥用职权之虞。法官们想保护其他政府机构的情况十分常见；早已经有不可计数的案例显示出，法官们常以被告同意不控告警察为条件撤销其刑事控诉。法官通常和“他们的”警察们关系良好。而且法官在对当事人的主张很不满时，也经常会做出很专断、恣意的判决。

萝莉的来电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上一级的法院可以注意到司法的傲慢和滥用职权的问题。而维持精神医疗制度的健全也是很重要的事，绝不可以把移送心理治疗的判决当做惩罚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利。

我长期以来对精神病患者的权别的研究一直很有兴趣。在我就读法学院那年，曾就这个领域和几个教授们做过探讨，毕业后我担任了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大卫·巴史隆的助理，他在“法律与精神病医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是司法界的权威。1964年，哈佛法学院第一次有这个课程，就是由我开课教授的。1968年，我发表第一篇法律评论，题目是《法律中的精神医学，两面利刃的刀》（引自《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该书中说：“精神病如此深奥难解，就像两面利刃的刀……借由它，你可以证明任何事。”）在这篇评论中，我批评无论是精神医生和律师都忽视了精神病患者的基本人权。我在文末提出呼吁，在裁决是否移送精神病院时，应该有律师为患者辩护：

法律条文不应该以医学术语来表示；法律判决不应变成精神病的诊断；从来没有法律问题是（而且也不应该）以法律人不熟悉的字眼来表示的。判定公民应移送精神病院是法律问题。只要你对公民行使了强制力或是妨害到了他们的自由，不论你是国家、教会、团体、大学或是精神医生，它都已经变成了法律问题，律师就必须尽快参与这个事件。诚如布蓝迪斯所说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政府的目的是为民谋福利时，我们就得小心我们的自由。生为自由之人，自然会警惕不让恶意的统治者便犯他们的自由。但对自由最严重的威胁，总是由热心、善意却不知道体恤民情的人不知不觉地侵害。”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写了许多文章，广泛讨论精神病患者的权利，但是我从不曾在任何被判移送精神病院的案件中为被告辩护过。

我决定要上诉到本州最高法院，依马萨诸塞州法律，州最高法院任何法官都有权发出人身保护令，这是在特殊情形下释放被羁押者的命令。

我打算尽快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这个案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要突显一件事：判决每分钟都可能被推翻，原来裁定为“释放”的随时都可能改判羁押，这正是法律和精神医疗制度不断被滥用的证据。我们自己设定以第二天中午作为提案的最后期限，我的学生们和我发疯似的找出必要的法律文件。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完成了文件的草稿，之后，我告知州检察长办公室，我们要控告布洛威法官和医院院长。

11时30分，我们到达最高法院，请求紧急开庭审理。起初，书记官办公室都觉得不太可能很快得到释放，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主张。最后，庭长贺伯·威京斯表示他会在下午1点钟时审理我们的案子。排在我们之前的案子是抗议公立学校校内规定“自愿”祷告的行政法令。

我走进拥挤的法庭里旁听祷告案的辩论。当这个案子结束时，法庭里每个人都离开了，而轮到我走上发言席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是在最后一个脱衣舞娘结束演出后对着空荡荡的大厅表演的滑稽小丑，我开始陈述：

午安，庭长。本案是为了要求立即释放一位女士，她被判移送精神病院，因为她表示她有可能会行使权利控告医院。我们的申请案只有3个相关事实：第一，在听审整个控方案件之后……法官口头裁定释放该病人；第二， ……这个时候，这位病人作了种种声明，其中并没有与精神疾病或……危险行为……有任何关联的话题，只是令人烦厌地表示她有权提出诉讼。整个发言时间将近30秒 ……；第三，法官根据这30秒提出诉讼的声明而变更判决，最后裁定移送精神病院。

和世界上其他滥用精神医疗制度的国家相比，美国的谨慎、合理确实是值得骄傲。而很多人都曾明确表示，在美国没有人会因为行使他们的政治或法律权利而被移送精神病院。而我现在站在这里，庭长，这样的宣示已经不再是事实。萝莉正在州立医院内受罚，因为她行使了她的政治和法律的权利。

这时威京斯法官突然插嘴问：“裁定移送精神病院的程序是如何进行的。”据我所知，我介绍了具体情况：

大约20天前，这位女士拜访她的表亲，一位哈佛学院的教授，并且在表亲的家中住了一夜，而那夜她的行为似乎给她的表亲造成了困扰。于是，这位表亲找警察来，把她带到市立剑桥医院，并且请求裁定送医院治疗。她在听审时代表自己发言。她曾修过法医精神病学的课程，在法学院的性向测验中得到700分，而法律预科课程使她觉得自己有能力代表她自己。我无意谈论此事，庭长。

然而法官却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当个人等候裁定移送精神病院时，是否有能力代表自己辩护。”

我同意。

我完全地同意，而且所有相关事件法官都应该加以考虑。然而，看到对她不利的证据、看到她的交叉询问、她的陈述，法官却裁定释放她。这是我们正要执行的裁决。庭长，这就好像这位法官已经说了“释放”，然后控方走进来说：“顺便一提，庭长，你知道这个被告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吗？”法官说：“喔！是个黑人，那我判定他送医院治疗。”如果是这样，没有人能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再审的理由是无效的理由，在本案中再审的理由是完全无效的。

法官于是传唤助理检察官说明控方的立场。助理检察官承认我对事实的陈述是正确的，但是他说：“这里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庭长。”威京斯法官不同意：

在我听起来，这位法官似乎是因为她威胁说要提出上诉才改判移送精神治疗的，我认为这根本站不住脚。

助理检察官回答说，萝莉的声明“可能暗示有其他证明其有精神疾病的证据”

威京斯法官随后作出推测性的结论：

那么我真的认为她应该被怿放……问题是程序上该怎么做呢？

然后他问我可否向他做出保证：

确保她将由她的家人以有助于她的方式对待她，那也许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没有提供这种保证的必要：

庭长，今早我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有个答案，但是我必须向您报告，我无法取得她家人的保证。据我了解，部分的原因是这位年轻女士和她的家人基本上并不和谐，她的家人住在加州，而我想从她的家人那里是得不到直接的支持与协助的。这位病人希望仍留在本地，如果她有这个选择权的话。

威京斯法官接着结束审讯，他说：“会考虑这件事。”

结束辩论后回到我的办公室，约莫过了一个小时，我接到法庭打来的电话，说威京斯法官已经宣判，指示精神病院院长“立刻”无条件释放萝莉，他的判决书有如下决定性的文字：

以提出上诉作为威胁并不是裁定上诉人送医院治疗的有效理由，也不是进行再审以获得其他证据的理由。因此，上诉人应该免于医院的监护。而我个人希望能够对这位上诉人以个人协助。

所谓个人的协助，其实就是帮她找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让她获得心理的支持和医疗。不到一个礼拜，她就迁居海外，住到了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她写了好多封信，告诉我她很快乐，生活也很顺利。她信中暗示她仍在受着精神病症的折磨，但是她似乎在用集体农场的生活训练与之对抗。

“去对法官说”

以起诉作为威胁不应被政府当局视为判刑或其他惩罚的基础。但是可悲的却是，人民总是因为主张他们的权利而受到惩罚。通常法院和警察在释放个人之前，都会要求他放弃控告逮捕他的执法人员的权利，以其作为释放的条件。被捕的人如此被恐吓着必须放弃控告拘捕他的警察，如果拒绝，他就得一直待在牢里。很少人会愿意一直被关着，因此他们“很愿意”签署弃权书。我自己就曾受害，就发生在萝莉案之前的几个月，在我决定当她的律师时，对此暴行我心中仍记忆犹新。

我的案子发生在活力十足的芬威球场，正值波士顿红袜队和纽约洋基队的棒球大赛之时。洋基对红袜的比赛总是难以预料、非常剌激，特别是当约翰站在投手板面对艾可斯雷时更是如此。但是事情的发生却和我的春秋大梦相距甚远。那是个迷人的周日下午，一个律师朋友打电话给我，要给我球赛入场券。“我不能去，我不想浪费我的票。你10分钟之内可以过来吗？”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开赛了，而我的儿子和我很快地穿上我们最好的芬威球场运动衣，在第一局中进入球场。我们坐在价值4美元的正面观众席的位置，就在一垒后方。刚坐下，一个穿着鲜艳的保龄球服的、结实的家伙粗鲁地走过来，向我和我16岁的儿子要票。吉米拿着票给他看，这个人说：“拿给我。”

吉米害怕他会拿走球赛的票然后说位子是他的，于是他说：“不行，这是我的票。”

这位男士说：“哦！是吗？那么我是个警察，而这是张被偷走的票。跟我走。”

可笑的是，他一点也不像个警察，所以我说：“等一下，让我看看你的警察证。”

“好的，先生，这个小孩是你的儿子吗？你也一起来吧！”

我问他我们是不是被捕了。

他说：“不，这只是调查而已。”就在这个时候，杰利·雷米短打上了一垒，而贝勒森在等候打击区准备要上来打林恩的球。我告诉这位警察说票不是偷来的，是个有名望的律师送给我的，我很乐意与警察合作协助调查，我给了他我的名片。

他拿着名片说：“好的，聪明的家伙，你和你的小孩构成收受赃物罪。”

我问他赃物是什么？赃物的主人又是谁？他说，“你的位子的票是原所有人被扒走的票，而你现在持有它们。”我说我并不知道什么扒窃的事，他却把我们抓起来要带我们走。

在我们要离开时，两个坐在后排的人交给我他们的名片，并说他们是“这场暴行”的见证人。在下楼的通道上，我们经过几个公用电话亭，我要求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但是警察却拒绝说：“你的名片上说你是个律师，你不需要另外一个。“当然我是个律师，我想，但是我不想做个愚蠢的当事人。

当我们下楼后，我问主管的警官是否容我解释完整件事之后，让我及时回去看完球赛。他说不行，我可以第二天自己解释给法官听。警车开过来我们被铐上手铐。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的儿子。他们说他不合作协助调查。我向他们保证他除了我们去看球赛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警察说：“够了！”主管的警官允许我打一个电话，我打给我的律师哈维·希维格。

我们到了拘留所，立刻被分开了。我的儿子被带到拘留未成年人的狭小牢房去了，那里没有椅子，并且上了锁。他们问我是否系了皮带（“你可以用一条皮带吊死自己”我被严肃地告知）他们还告诉我可以保留皮夹和律师日志。逮捕我的警察接着说，将以“妨害公开集会”和收受赃物的罪名控告我。我问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之前说话太大声，他说不是。（我甚至还没有机会为我们的芬威英雄们欢呼。）“事实是你和我的对话必定干扰了球迷们看球赛。”我提醒他所有的球迷都站在我这边，而且整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只花了约莫一分钟的时间。”去对法官说吧！”他笑嘻嘻地说着。

就像个好律师那样，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开始写下齐察所说的话（特别是他承认我并没有大声说话）这位警察见状就说：“我们要取消你可以保留皮夹和笔记本的许可。现在我们真的要对你进行搜查了。”

他们拿走了我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拿走了我的皮夹，还拿走了一袋零食，那是我准备在球赛中享用的。搜查进行大约有一个半小时。52颗瓜子在小心地计算之后被装入信封中。两根香蕉和一根巧克力棒被加入了物品清单中。最后，我被带走了。狱警到处看了看，找了间合适的牢房，有一间没有门的脏厕所，里面还留着上一个人犯最近的呕吐物。我隔壁的邻居是个同性恋，被控告刺杀他人。当他企图把手伸到我的牢房而无法成功时，他打着墙壁大叫：“让我出去！警官！我必须离开，我需要一点麻醉药，我需要一些速度感，让我出去！”他不断撞着墙壁，使我的牢房嘎嘎作响。我坐在硬板凳上等了一个小时（想着雷米在一垒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后来我知道他很不光彩地被踢出了局）。

最后，哈维·希维格的合伙人——汤姆·夏皮洛出现了，他告诉我整件事是场可怕的误会，现在已经澄清了。原来，就在球赛前一天晚上，我的律师朋友在他的事务所外面发现这场球赛的票，和好几张以后几天球赛的票放在一起。他本想把它们交给大楼夜间守卫，随后发现其中两张是第二天下午的票，很显然地会被浪费掉，所以他决定自己使用，然后等他星期一回来之后再补偿给原所有人。原所有人是个保险业务员，显然是在打电话时把这些票忘在那儿，因为不好意思说是他把同伴的票给搞丢了，于是他捏造了被扒窃的故事，向警方报了案。警察知道这些票的球场位子之后，就等在座位附近，看是谁会坐上这“烫屁股”的位子。直到夏皮洛告诉我，我才知道整件事情。

我感谢我的律师澄清事实把我接出去，然后像萝莉一样，我说：“好家伙！我要提出非常诉讼来反击这些警察。”（我在牢房里都在幻想要求赔偿的金额：1万美元？10万美元？何不来个100万！）夏皮洛严肃地回答：“亚伦，你知道你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不？”我怀疑地问。

“那样的话，他们不会让你或吉米离开，除非你们签署弃权同意书，免除警察们抓错人的责任，”他告诉我。

“你开玩笑吧，”我不耐烦地说，“不管怎样我都不会签署的。”这个时候我的儿子来了。他很紧张想知道可不可以出去，因为第二天早上他有场重要的考试。他催促我签下弃权书。我提议他签他的，然后离开，但是我拒绝签署我的弃权书。夏皮洛说警察们是不会同意的，包括我也得签署，否则我们两个人都得留在牢里。我考虑了一下，我想弃权书可能不具约束力，因为是在坐牢的威胁下的签署行为。我决定签署，先出去再说，然后无论如何也要告那些兔崽子。

我签完后，本区的队长就来向我道歉，说是一场误会，他说他不知道他“摸到老虎屁股了”，而他希望整件事从此被遗忘。“就我们所了解的，你和你的儿子从未被逮捕，这全都是个错误。”我问会不会有案底记录。“没有记录，”他向我保证：“你没有被捕或被控告，如果有任何人向你问起，你就说你从未被捕过，知道了吗？”我说我知道，然后离开了警察局，心中却盘算着一场诉讼。

最后，我没有提起诉讼，因为我的儿子那年夏天在芬威球场卖爆米花，他想远离那位逮捕他的警察，而这位警察一直在芬威球场担任警察的勤务工作。但是我仍然受到严重伤害，因为警察局的警察以及很多法官，他们拒绝释放像我这样无辜的人，甚至我们放弃了对不当处置的警察的控诉权。

当然，这件芬威球场的插曲是一面镜子，反衬出布洛威法官对萝莉所做的事。因此我们赢了她的案子让我有些感触，好像那个迷人6月的星期天，我和我儿子在芬威球场以及警察拘留所所发生的事，已被辩护成功了。

第八章父亲的罪

我到亚利桑那州立监狱探视瑞奇和雷蒙·泰森，比起他们两年前劫狱救他们的父亲，还要费事得多。我在死囚牢房和瑞奇以及雷蒙见面的那天，正好是万圣节前夕，他们父亲的灵魂还徘徊在监狱之中，他在这间监狱待了将近20年。最后11年的时间，是因为逃狱时杀害守卫而被判无期徒刑。盖利·泰森是亚利桑那州立监狱最重要的居民，监狱帮派的领导人。后来他也成为监狱中最著名的逃犯。

监狱的环境非常优美，坐落在佛洛伦斯，是富有田园风味的亚利桑那州中最古老的城镇。监狱的高墙布满倒刺的铁丝网，和皮诺郡平坦扬尘的棉花田形成怪诞的对比。当我站在监狱守卫森严的大门旁（他们说那是“超级警戒”）。我几平无法穿过尘沙看到岗哨的高塔。在电影中看来可能颇有诗意，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沙尘布满你的嘴唇和鼻孔，而且侵犯你的眼睛，直到获准进入超级警戒的干净走廊之中才得以解脱。

开车带我去监狱的是男孩的母亲——桃乐丝·泰森，以及监狱的新闻写作讲师——丹·狄克，他在发行监狱新闻报时和男孩的父亲成为朋友。泰森太太看起来很清瘦，不太说话，让我想起《歌德式美国人》中的太太，她因为协助逃狱计划而被起诉。丹·狄克有吟游诗人的味道，他打算撰写有关泰森的书，不过他是以发明谋生的。（他最新的发明是气体震动器，可以复制出人类说话的情形，他向我保证：“这个不会累的舌头每年有上亿元的市场。”）当我们开车穿越亚利桑那沙漠时，狄克不停地说着盖利·泰森的生活和他的丰功伟业（我很快就发现狄克有着“不会厌倦的舌头”好像他是为伟人写传记的权威作家。他知道盖利·泰森的每件事，并且用谦恭敬畏的语气叙说着他的事。

当车开进了佛洛伦斯（经过它的房车公园、一个晚上12美元的汽车旅馆以及它的棉花田），我觉得有如生活在戏里面。我在相关的审判文件和新闻报道中曾读过的人物，都不再是法律理论中的抽象角色。我们到达了监狱，桃乐丝·泰森哭了起来。“今天他们不让我和儿子见面，自从我被起诉之后，我只能和我的律师一起来。难道母亲不能在她的儿子被永远带走之前和他们度过最后的时光吗？”她擦了擦眼泪，生气地说：“你知道我再也无法要回这些时光，如果他们杀了雷蒙和瑞奇，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努力奋斗的缘故，我不会任由他们把雷蒙和瑞奇从我身边带走的。”

丹·狄克显然想要改变谈话气氛，他指出劫狱中的重要地标：劫犯们在医院停车场换了车子后，选择走泥巴路离开镇上进入沙漠。然后（好像暗示正义的报应出现了），瑞奇和雷蒙·泰森最后在西班牙风格的法庭受审，并以劫狱行为判决有罪。在该州另一区的另一间法庭中，他们以大规模谋杀而被判有罪，并且被判于毒气室中执行死刑。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尘埃满天的秋日里来到亚利桑那州的原因。第二天一早，我要到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争取泰森兄弟的性命。言词辩论将在雷蒙21岁生日当天召开，而瑞奇只大他11个月。劫狱时他们俩都只有十几岁，我想要见见这两个年轻人，想要知道他们的故事，并且想了解是怎样的动机让他们参与这个在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广为人知的集体越狱事件、大规模谋杀事件以及搜索犯人行动。

没有父亲的生活

故事的开始没有半点暴戾之气。就在泰森兄弟探视牢中父亲的其中一次，他们酝酿着和平的劫狱计划。在盖利坐牢的许多年之中，家人探监是每个礼拜的仪式性活动。

多年来，雷蒙、瑞奇和桃乐丝·泰森没有真正的父亲或丈夫——“家中的他”，他们只知道“牢里的他”。盖利在亚利桑那州立监狱中度过成年的所有时光。即使在他遇见桃乐丝并且与她结婚之前，他就已经因为持械抢劫服刑过两年。结婚不过几年，3个小孩很快地相继出生，盖利又因持械抢劫再度入狱。他用从地方兵工厂偷来的机关枪，抢了好几家商店。这次他必须服刑5年。这期间，桃乐丝每周都带男孩子们去探监看父亲。在拥挤的会客室里，他们祷告、玩闹、嬉笑。桃乐丝坚定地维系家庭，等待丈夫返家。

盖利获释后，的确给凝聚力很强的家庭带来了一段真正快乐的时光，佛洛伦斯的无尽等候和灰尘蔽天的旅途，盖利坐牢的污点，这些全都值得了。第二年，在男孩们记忆中，他们有了一个真正的父亲。盖利带着他的男孩子们（那时他们分别是8岁、7岁和6岁）钓鱼、打猎和露营。他们在家中喧闹，在户外爬树，做了所有父子应该一起做的事。

但是盖利的心中又起了坏念头，这次不过是开空头支票，却必须在牢中多待上些时日。即使这次只判6个月，盖利还是无法接受。可能因为这时候正和男孩子们以及桃乐丝享受天伦之乐，那种美好是他不曾想象过的。

他被带进牢中，但他知道他不会好好待着，他在等机会。而机会来到的速度比他期待中要快。通常当犯人要带到法庭进行诉讼程序时，都会有两个武装警察陪同。但是由于他们信任盖利，只有一个警察陪着他。从法院回来的路上，盖利制服了警察，杀了他还拿走他的枪。然后他拦路抢劫，要挟说要硬币打电话给朋友。他们很害怕地把皮夹和珠宝都掏出来。盖利却说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只要硬币就够了。他的气度为他赢得了“绅士强盗”的称号。

盖利再度被捕，而他的6个月徒刑判决变成了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瑞奇、雷蒙和桃乐丝再度失去了“家中的他”，这次要很久了。起初桃乐丝没有告诉她的9岁、8岁和7岁的儿子们。但是他们还是知道了。同学们之间流言飞语，最后他们的母亲对他们说了。当瑞奇了解到他的父亲不会很快回来，他把自己锁在卧房叫嚷着：“我要我的爸爸……”

男孩子们又重新调适没有父亲的家庭生活，他们长成了讨人喜欢的青少年，对打猎、钓鱼、汽车和女孩子充满兴趣。瑞奇在他祖父的加油站度过大部分的时光，成为小有名气的汽车专家。雷蒙做了许多不同的工作，从运砖头到安装开罐器。最后，他赚得足够的钱为自己买了一部车。唐尼在比萨店打零工，后来加入了海军。男孩子们之间很相亲相爱。桃乐丝教导他们，家庭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爱，而且他们也彼此需要。瑞奇常帮助唐尼解决麻烦事情，唐尼是3个男孩中最任性的。很多时候弟弟们会去比萨店等唐尼，还帮他关门打烊，然后一起去找朋友喝酒或游泳。而这段时期桃乐丝在保险公司当秘书，以维持家中生计。

事实上，这些年的每个周末都要去看盖利。他们会住在桃乐丝的母亲家，因为她住在监狱附近。然后和盖利共度整个会客时间。男孩子们逐渐长大，他们有时也会单独前往去看盖利，或者也会有某个周末没有去，不过，桃乐丝仍然总是尽量让盖利演好父亲的角色。她告诉儿子每天生活的所有琐事，从拼字测验到买新鞋子。几年下来，她不断鼓励盖利教导、规范和赞扬他们。她支持他限制小孩开车的决定，并且顺从他赞成唐尼加入海军的意见。盖利很自然地扮演他的角色，他以儿子们为荣，也为监狱生活的沉闷无聊而悔不当初。他坚强的意志力和处理事务的完美技巧让他对他的儿子们产生影响，也为他自己找到出路。

男孩子们当然有他们共同的麻烦，但是比起父亲的遭遇，那就不算什么。瑞奇和雷蒙有一次在他们家附近的墨西哥食品店中偷了几瓶啤酒，他们被抓到，被罚去清扫高速公路上好几公里长的垃圾。

哥哥唐尼想当律师。他最早是想成为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职员。他到亚利桑那中央学院去上课，有个指导教师就是个退休警察，还曾逮捕过他父亲两次。盖利觉得他的大儿子想往司法界发展是值得骄傲的事，“你想做什么，或是你选了哪一边都不要紧，”他告诉他的儿子，“只要你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对了。”而瑞奇和雷蒙的未来则是充满疑问。因为他们的生活笼罩在了他们父亲坐牢的现实中。

探监看父亲仍不间断地继续着。愈来愈多的谈话内容提到盖利获得假释的可能很渺茫。虽然朋友们说要提供工作，包括政治人物也承诺要关切此事，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有好几次男孩们几乎相信就要得到假释或减刑了，可是现实却让他们的希望破灭。没有人会为输了4次官司，还杀人越狱的犯人冒险一试。

盖利是充满活力的人，他最痛恨的就是等待，而等待却是囚犯必须做的事。他们等待、数日子，并且心怀希望。他们学会写答辩状，还写上诉状，然后继续等待，有些囚犯会计划越狱。每件越狱行动背后都有上千个计划。但是盖利并不是这种梦想家，他想要出去，而且他付诸了行动。

他做的第一步就是要脱离“越狱疑犯”的黑名单，并且脱离最高度的安全警戒，也就是建立起狱方对他的信任。当某些年轻的犯人进行狱中抗议活动时，盖利会站在狱方那一边，并且协助镇压抗议活动。这件事使得报纸、电视和康乐会都认为他是模范犯人，因此他有权在室外的游乐区和家人见面。每周的探监活动成了户外野餐：烤肉、兰姆酒、柠檬水和笑声。这也养大了这家人的胃口，他们知道只有离开监狱，他们才能更加亲密地在一起，才能获得满足。谈话的内容都在说团圆重聚的事。开始只是说笑着有一天要到国外相见，很快地笑话成了正经事。他们渐渐形成共识：男孩要帮父亲越狱，必须为盖利·泰森想个离开监狱的办法，至少片刻也好，以前他就曾离开过两次。这次必须潜逃出国：亚利桑那州立监狱距离墨西哥边境只有两小时的路程。他们计划要在夏天逃脱。

越狱

计划很快付诸行动，就在1978年7月中某个炎热夏天的探监日，泰森兄弟3个来到佛洛伦斯，带着经年不变的餐篮。但是有两个地方与以往不同：桃乐丝没和他们在一起，而且在餐篮中取代烤鸡和兰姆蛋糕的是一篮子的手枪和霰弹枪。

男孩子们很小心地制定了劫狱计划。他们带着武器；霰弹枪事先已被分解成好几段，并且还在地方医院停车场安排了一部空车子。他们知道有风险，他们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可以和父亲在一起，而且很自由。如果他们没有成功。他们也会和父亲在一起，不过是在牢里。

当然还有其他的危险，可能会有枪战，他们会被枪打死，他们的父亲也可能会死掉。但是父亲向他们保证，没有人会受伤，“你有越多的火力，”他告诉他们，“你越不可能使用它。”

“我们告诉爸爸，”雷蒙说，“我们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开枪，就是没有人会受伤的情况。”

盖利向儿子们保证：“我们会在不开火也不会受伤的状况下逃出去，而且一旦到了外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知道到时候会怎样。我曾经这么做过。”他是曾逃出去过，可是他从来没有真的成功过，不过孩子们并不怀疑他的话。他们相信他的人，也相信他的心。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杀人者。是有个警察曾经在混战中意外丧生，但那绝对不是故意的，他们的父亲不会做那样的事。

当孩子长大，盖利慢慢告诉他们，他所犯的罪行都是秘密训练中被赋予的“任务”，全部都是最高机密。他告诉他们，他希望男孩们可以理解他这些麻烦背后的原因。他们相信这个鬼话，就像他们相信父亲所说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没有人会中枪”他们的父亲向他们保证着。

他们的父亲是对的——至少是逃狱的那部分，没有阻碍也没有用掉一颗子弹。雷蒙在野餐区和他的父亲见面，瑞奇和唐尼带着餐篮在会客室等候。还有个事先的安排，就是盖利的一个杀人犯朋友——伦狄·格林纳瓦，他在隔壁的控制室中。虽然他的记录不好，但他仍然受到狱方信赖。（“杀人犯最受信赖”这是老囚犯观察得出的心得。）当房间里所有探监来访的人都离开时，男孩们拿出霰弹枪把警察逼到角落。很快地男孩们把枪丢给格林纳瓦，雷蒙和盖利在走廊上加入了他们。

有两个警察冲出来，立刻就被命令趴在地上。有个人想要打开皮带上的对讲机时，被盖利看到了，他赶着要到雷蒙那边去。“只要你碰一下对讲机，你们全都会没命！”盖利提出警告，还命令这名警察把对讲机丢到地板上滑过来。

警察们很快地全被赶到了贮藏室，还有些受到惊吓的来访者也一样，他们本不巧地撞见这场戏。锁上门，关上灯，这5个人装着没事的模样走出前门。

在前面控制塔上的警卫注意到办公室的对讲机不通。当他要使用对讲机时，他见到5个人走出大门，其中一个还拿钥匙开门，在探亲日这似乎很平常。他们搭上绿色的福特汽车开上公路。警察花了几分钟修理对讲机之后，他高喊着找来在下面守卫的警察，要他去检查一下办公室。这个时候贮藏室的警察们已经用被丢弃的铁管将天花板撬开一个洞，并且撬开了门锁。警铃大响。但是泰森家人和格林纳瓦已经离开了。绿色福特汽车后来被发现丢弃在了附近医院的停车场。

收音机和电视大肆报道这件胆大妄为的越狱新闻，于是通缉行动开始了。被追捕的人背向沙漠西行。他们坐着白色的林肯汽车，车是乔叔叔提供的，他是个大坏蛋，他的职业是从墨西哥进口大麻。但是那车子的轮胎很不中用，其中一个隔天就没气了，他们换了备用胎。那天深夜，就在优玛北方的沙漠中，另一个轮胎也没气了，这次已经没有备用胎可用。

沙漠中的谋杀事件

那天傍晚，约翰·莱恩从洛杉矶回到家里。他驻扎在优马北方的海军的对空基地，他将准备和他的家人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镇。他15岁的侄女泰瑞莎已经在他们家玩了一个礼拜，这次也准备一起上路并在途中的拉斯维加斯下车。他们准备当晚就出发以避开沙漠白天中的热气。

他的妻子唐娜烫了最后一件衣服，两岁大的克里斯也入睡了。约翰和他的朋友尼克把行李装上橙色的马自达轿车。最后，这家人的行李、约翰的枪以及小娃娃全都上了车，他们大约在10点半时上路，向北行驶。

约莫一小时后，有个挥着臂膀的人影在约翰车前灯处出现了。起初约翰开了过去，后来他停了车，退回到那辆林肯轿车旁。4个带着枪的男人身影出现了。其中一个命令莱恩全家下车，要他们全部到林肯轿车的后座去，其中两个和他们一起坐上了这辆车，其他的人则坐上了马自达。

林肯轿车又开了几里路，然后转到一条石子路上，马自达车跟随其后。盖利停下林肯轿车，告诉格林纳瓦把车开到后头来让车箱对着车箱。莱恩全家被赶下车，然后那两个男人开始清理马自达车上的行李，并把他们的枪放进去，然后把莱恩家的行李丢到林肯轿车上。沙漠中，只有枪管碰撞和行李落下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然后盖利和格林纳瓦上了林肯轿车，开了60多米，驶入沙漠之中。他们对引擎开了几枪，然后要男孩们把莱恩家人带上林肯轿车。在他们都坐好了之后，盖利转过来对瑞奇说：“你们几个男孩回到马自达那边去拿水壶。”雷蒙和瑞奇这下子可安心了，认为莱恩他们可以有足够的水存活，等候救援的到来。

唐尼、瑞奇和雷蒙安静地穿过黑色沙漠的夜晚走回车边。他们从马自达的车上拿到水壶，准备要拿过去，突然间他们听到霰弹枪的枪声，黑夜中还可以看见开火的火光，他们吓呆了。好像持续了很久很久，然后，四周又安静了下来。

盖利和格林纳瓦模糊的身影，渐渐在路上清晰了起来。当他们接近时，男孩们可以看见他们脸上的表情、汗水和他们手臂上吊着的霰弹枪。盖利看着瑞奇的眼睛说：“除掉林肯汽车的确很困难。”此外没有一句话，他们上了车。

男孩们不可置信地像哑巴一样。他们刚看到了他们的父亲杀了一家子的人，父亲、母亲、小宝宝和侄女，没有任何理由。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想、怎么感觉。因为恐惧，他们呆坐在橙色马自达车上，格林纳瓦就这么载着他们离开。

车向北开时，路上空无一人，很快地他们开始想着他们看到的事，以及他们参与的事。“我们拿了他们的车，”雷蒙想着。“为什么他们必须死呢？”他们心中充满厌恶和害怕。

他们知道会有人查询莱恩家人的下落的，这是迟早的事。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小镇的杂货店铺前停车，买了 6罐银色的喷漆，不过，就算为车子喷上银漆也只是暂时之计，他们需要另一辆车。

格林纳瓦想到有个人可以试一试，他以前的女友就住在福来镇附近。他们小心翼翼地开车，并尽量记下他们走过的路。

隔天早上他们开到多尼公园，就在福来镇的东边。他们因为一路上提心吊胆而饥肠辘辘，于是到市场买了些热狗和豆子。当他们出来时注意到有条老旧的泥巴路，可以穿越主要干道。他们沿着小路上了山丘，看到有个无人而且有松树林围绕的隐蔽营地，于是就在那里等着天黑。

当晚，格林纳瓦敲响了凯西的家门。他想要她儿子的货车，但是那辆车车况很糟糕。她答应他明天早上就买辆车给他，她和唐尼到福来镇，同时由格林纳瓦在凯西家陪她的孙儿。最后，唐尼在“疯狂阿尔”的店里看了蓝色货车，凯西也到银行借了钱。

货车要晚一点才可以拿，所以他们开车回去接格林纳瓦，给了他枪支和弹药，然后，在泥巴路上把他放下车。唐尼留在车上和凯西一起去取货车。路上她转过头来问他怎么了。“我非常累，我好想睡个长觉，”唐尼回答说，“我们把爸爸接出来，他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他靠着椅背，慢慢地进入梦乡。她开着车在车厂把他放下来。

现在他们拿到货车了，可以继续上路，但是首先得把马自达留下来。他们把马自达藏在枯树后，并且用松枝覆盖住，然后他们就往科罗拉多州的边境前进。

蜜月中的恋人

几乎在同时，另一部车也前往科罗拉多。玛琴和詹姆斯刚在德州举行婚礼。他们计划在科罗拉多的树林中度蜜月，而在此之前，要到丹佛观看野马队和牛仔队的橄榄球赛。8月5日婚礼当天的早上，玛琴的父亲给了她100块美金。拿了钱之后，这对夫妻开着他们银蓝色旅行车上路了。

8月8日，玛琴打电话给他的父亲，说他们要到科罗拉多州南佛克镇附近去钓鱼，玩几天。几天之后有人看到他们在南佛克附近的超级市场购买补给品，那是这对蜜月中的新婚夫妇最后一次被人看见。他们在球场的座位也是空的。

8月9日，3个全身污泥、浑身湿透了的男人，走进同一家超市。他们买了几条香烟，然后用一张100元钞票付了账。那天稍晚一些的时候，在科罗拉多州柯堤兹镇的雪佛莱车厂，有个体格魁梧的男人丢下蓝色的货车在那里修理，然后和其他几个人开着银蓝色的旅行车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取他的货车。

无人确知，走进南佛克镇那家超市的那些人，是否是“泰森帮”那群人，也不知道“泰森帮”有没有遇到那对蜜月新婚夫妇。我们只知道4个小时之后，两具已经腐烂的尸体在卡宾森溪附近被发现。尸体上有一部分已覆盖着白雪。一罐鱼饵、一副眼镜和一只新婚戒指就在附近。两个人的致命伤都是自后脑射穿的子弹。警察认为是盖利·泰森杀了他们两人并开走他们的旅行车。

追捕

就在那些男人在科罗拉多南佛克镇附近的超市被看到的时候，亚利桑那州警方在优玛发现莱恩一家人。母亲和婴儿陈尸在林肯轿车内，是被射杀的。约翰·莱恩躺在汽车旁的地上。泰瑞莎不见了，他们猜她已被泰森父子挟持或者被强暴了。几天之后她的尸体被发现。她的臀部中了一枪，她打算爬到主要道路上却因失血过多而死。那只狗躺在她身边几米远的地方，因脱水而干死了。

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震惊了警界。针对这次大胆的越狱，警方是既恐惧又佩服。现在有了大改变，厌恶和痛恨取代了佩服。媒体形容这些罪行是“疯狂大屠杀”、“死亡狂歌”和“执行死刑的仪式”。这群嫌疑犯被描述成“疯狂杀人犯”和“亡命之徒”。有些人不愿在夜间开车，直到泰森父子和格林纳瓦被抓为止。

警察的压力加重了，他们加倍努力追踪泰森父子的下落。于是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展开了：巡逻车、直升机、警犬、路口临检，密布的联络网，上百份联邦及州的公文迫使官员们全天工作追捕“泰森帮”。

加诸泰森父子身上的压力也增大了。他们坐在逃亡以来更换的第五辆车内，不过他们得在公路上度过每分钟，还要担心四处巡逻的警察认出他们。他们因为疲倦而变得呆滞，钱也花光了。

盖利决定马上逃到墨西哥去，即使穿过边境检查哨的风险很大。

8月11日夜晚，3个警察配置在卡萨格兰德南方，架设路障进行临检工作。2点58分，有一辆旅行车接近，突然向他们开火，把警车打了两个洞，然后旅行车立即加速冲过路障。警察跳上警车，追赶旅行车，爬上了小山丘，穿越道路，车速超过了100公里，一辆警车闪过同行的警车，以便让第三个警官使用霰弹枪。他在高速行驶的旅行车四周来回开了好多枪。

然后，警察慢慢停止开枪，他们传呼随时待命的直升机。他们知道在路的那一头还会有第二道检查哨，不过泰森父子并不知道。两个检查哨之间有一小段空当，负责从车后窗向外射击的盖利认为他可以成功，但是开车的唐尼看到了第二道路障，他加速冲过，但是还没到达就有4发子弹从路边警车中射出，打穿了他的头。旅行车突然转向，冲出路面，扬起漫天尘埃，停在沙漠中。盖利叫着：“各自保命快逃。”然后跑进沙漠中。瑞奇、雷蒙和格林纳瓦也跟着跑开。有个警察看到格林纳瓦模糊的身影，他开了一枪，瑞奇、雷蒙和格林纳瓦倒在路上。盖利继续跑，逐渐在黑暗中消失了身影。

警察小心地趋近旅行车旁，他们发现了唐尼，他的身体陷在驾驶座中，仍有呼吸，但是因为头部中枪命意识模糊。他们把他铐上，呼叫卡萨格兰德的救护车，并且在搬离旅行车上所有枪械之后送他离开。那时是早上3点15分，阿兹特克救护中心收到急救电话。3点40分，救护车到达，车灯照亮临检路障的现场，警报器响个不停。但是司机和医生在检察哨那里等了 5个小时，等到他们最后获准去看唐尼时已经是9点10分，他已经死了。

在警察们对旅行车进行第一次搜查之后不久，有着强力照明灯的直升机到了。可以看到有两个男人躺在一起，不远处还躺着一个人，他们命令最近处的那个人站起来，举起手走到警察这边来。那是瑞奇，身上溅满他哥哥的鲜血。

接下来雷蒙被命令站起来。就在他要被铐上手铐时，他告诉警察他的衬衫下面肩膀上的皮套里有一把手枪。他们拿走了枪，铐上了他的双手。有两个警察走到躺在沙漠中的格林纳瓦那里。他们绑起他，把他带到检查哨。在这3个男人倒下的沙漠中，他们发现了另一把手枪。

他们拿枪抵着瑞奇的后脑，另一把手枪枪管放进他的嘴里。他的衣服已经被小刀割碎了。他们拉着他的头发将他拖进警车里，他被3个警察围着讯问，就那样光着身子打着哆嗦问了5个小时。当他勉强可以说话时，他们问他：“你想看看你那快死的哥哥吗？”提示十分明显：如果他不招供，他会被开枪打死。唐尼流着血，意识模糊，除非他的弟弟们肯招认，否则不会对他用药和医治。最后，瑞奇招供，他参与了逃越边境的行为。雷蒙所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

天亮时，警察把这两个男孩子送到皮诺郡立监狱，给他们披上毛毯遮蔽赤裸的身子，以便面对等候猎物许久的记者。{29}

桃乐丝·泰森是从电台欢呼般的播报声中，得知围捕枪战以及她大儿子死了的消息的。

大约有一个星期都没找到盖利·泰森的行踪。超过500名配枪的自愿武装人员翻遍了枪战处附近的沙漠，找寻那名最主要的逃犯。霹雳小组直升机机队低飞着搜寻被废弃的矿坑和洞穴。警犬也出动了。已经退休了的80岁老将被找回来寻找逃犯。他们还请了精神战术专家来咨询。喧腾热闹的气氛围绕在搜索行动中。到处有谣言说在哪里看见盖利出没。从大峡谷到墨西哥，数十个地区电台竞相报道。警察设了“热线电话”，处理千百个来电。他被“锁定”在犹他州，搜索行动在那里展开。其次是梭图斯山脉。他们派遣登山队和骑兵进入山区，在一个礼拜的紧张气氛和地毯式搜索后，他们逐渐减少调遣的人力，瑞奇和雷蒙心中有一线希望，希望他们的父亲可以活着走出那个群蛇出没的地区，并且获得自由。

但是，当大多数的自愿武装人员回家之后几天，有个帕帕果印第安人在树林草丛里闻到一股恶臭的气味，那是已经腐烂得很厉害的尸体。警察来了，就尸体残余的部分辨认出那就是盖利·泰森的尸体。他在沙漠中藏身，在距离检查哨北方不到1公里处。8月的酷热对他而言似乎太难以承受。他的终点是在帕帕果印第安保留区，他躺在灌木丛中，头边还有榨干的仙人掌果子。只差几米，就可以到达他想要的水源。在他身体下方是约翰·莱恩的枪，枪身被埋在沙中。盖利·泰森死亡之处离他逃出的监狱还不到50公里。搜索行动结束了，根本没用上枪弹，干燥、灼热和孤寂的沙漠帮了这次行动的大忙。在远方的加州，报纸头条写着“泰森死了”。桃乐丝·泰森相信他被发现时是活着的，但是被自愿武装人员杀死了。

协商失败

自从开始逃亡，尤其是发现莱恩父子之后，追捕“泰森帮”成为了报纸的头条。媒体把他们和“曼森帮”、“波士顿锁喉手”以及“谋杀会社”等等犯罪团体相提并论。他们的越狱行为动摇了监狱制度：监狱狱长被解聘了。终身监禁犯人的优待方案被撤销。还有件事也被揭露出来了，监狱中的官员早在5个月前就收到泰森可能越狱的警告，但是在通过4项测谎试验之后，依然允许他享有优待方案。

现在刑事被告中有人死了，公众的愤怒全部都集中在那些还活着的人身上。到底是谁做了这些事，竟然连还蹒跚学步的婴儿也不放过，对此还有人认为：“如果他们不让盖利和格林纳瓦跑出来，就不会发生任何事。”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媒体要求使用毒气室。有篇社论甚至对泰森家中有两人活着被抓而表示愤怒。可能是感受到众人的情绪，或者只是因为绝望，瑞奇从郡立监狱逃跑了，他自由了15个小时，新闻报道说他的逃狱使亚利桑那州民十分愤怒和害怕。但是，瑞奇很快在棉花田中被警犬发现了。他被那些警犬咬了3口，终于屈服了。“那真是些恶狗，”他回监狱时喃喃自语着。

不久之后，雷蒙、瑞奇和格林纳瓦在皮诺郡受审，并且被判协助越狱罪和伤害罪成立。当接近优玛郡杀人案审判期限时，每家报纸的报道都提到了去年夏季的杀人事件，这又再度激起众怒。

因为这样的背景，法庭指定的瑞奇和雷蒙的辩护律师绝望地试图进行协商。他们的王牌是因为格林纳瓦会被单独另案审判。格林纳瓦是杀人犯，过去也曾犯过谋杀罪（逃狱前正在为该罪名服刑），因此他成为政府最重视的犯人，但是因为格林纳瓦不能被强迫在对他的审判中给自己作证，所以莱恩惨案仅有的证人就是瑞奇和雷蒙。也有可能是检察官觉得这两个男孩所做的事还不至于进毒气室，所以愿意进行认罪协商。

无论如何，交易达成了，瑞奇和雷蒙在格林纳瓦的审判上作证，以交换州政府的承诺不判处死刑。两个男孩子根据协商的内容，和检察官以及格林纳瓦的辩护人自由谈话，他们的律师则将注意力移转到其他案子上。但是外界充满不满的声浪，说这两个男孩“获释了”报纸上的社论批评那些进行认罪协商的检察官。

对格林纳瓦的审判自1979年2月开始。检察官在第一次陈述中表示，泰森兄弟将出庭作证，并把焦点集中在法庭上。但是媒体提醒众人，这两个男孩可能不会以杀人罪判决死刑。显然瑞奇和雷蒙被判终身监禁是不够的，这样对他们太宽大了。支持认罪协商的少数人，也因为报纸不断报道残忍的犯罪细节而改变了主意。

当雷蒙最后站起来宣示作证要说出“真相，全部真相，而且只说真相”时，他已经准备要指证那晚在优玛附近沙漠发生的事，那是格林纳瓦受审的惟一实证。认罪协商中要求雷蒙“在就所指控的罪名审讯中作证指出，1978年8月1日，约翰·莱恩一家人……被杀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雷蒙已经接受过隔离审讯，他的协助越狱也被判有罪，所以他作证说格林纳瓦是独自犯下杀人罪的。

但是检察官一开始就问他的劫狱计划：有没有其他人涉案，他们又负责些什么事。雷蒙拒绝回答，他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被问到这些，可能是因为检察官想要给陪审团“完整的情节”，可能是想套出不为人知的共犯，或者可能是他认为雷蒙不会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雷蒙以及后来的瑞奇会拒绝回答，其原因是清楚而且合理的。他们不想把帮助他们越狱的人供出来，或许是不想使他们母亲被起诉。

法官宣布格林纳瓦案的审判无效，认罪协商交易也一并遭到撤销。这下子瑞奇和雷蒙的辩护律师得在两个星期内准备对谋杀罪的审判。

审判谋杀案

2月20日的早上，律师们站在道格拉斯·凯迪法官面前。审判开始之前，媒体制造了紧张的气氛，其中有两篇刊登在 《优玛太阳日报》的社论提到，该名法官曾表示这件案子“不应该被报道”。瑞奇的律师主张这件审判应该移交到本州其他地区进行，这项申请被驳回了。他接着主张至少应该暂缓开庭，直到陪审员们不再受媒体的影响。这次申请同样被驳回了。他还打算说服法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照片不应该在陪审员间传阅，虽然照片中林肯轿车上布满血迹的座位被当作证据。

泰森兄弟在优玛谋杀案的审判是分开进行的。法官先审理瑞奇的部分3他面对8个女士和4个男士的陪审团，他们应该都看过《优玛太阳日报》有个女士坦承在审判之前就认为瑞奇有罪。”我只记得一件事，那个婴孩被杀了。这个婴孩无法指认任何人啊，而若不是这个婴孩被杀，可能我也不会感触这么深。”但法官相信她可以“把个人意见放在一边”，只根据审判中的证据来作决定。其他陪审员也表达了类似深恶痛绝的看法，却也都坐上了陪审席。这实在不是个好的开始。

证人就像在低成本侦探电影中用旧了的破道具。有个人名叫“乔·泰森叔叔”刚离开州立监狱，他因为协助进口大麻而被判刑。他说他的“生意”是在亚利桑那和西岸之间利用旧车运送大麻。旧车都是他偶然买来的，并且都在用完之后丢弃掉了。其中一辆就是林肯轿车，有两个轮胎曾经因为磨损得太厉害而在24小时之内接连爆胎。他作证指出，他提供给盖利等人那辆林肯轿车逃跑，是希望交换“墨西哥黑手党”的承诺，以说服某个可能的潜在证人不要在走私大麻案中指证他。

审判很快开始详尽陈述那些残忍的事实。医生的鉴定证词指出射向莱恩家人的子弹数量、弹着点和间距，他还展示了染血的座位，这些滔天罪行的可怕印象，深深烙印在每个陪审员的心中。警察、州长代表以及探长也作证描述这项恶行。而即使有些疑点，例如哪个警察在哪里捡到什么枪以及如何处置，在陪审团心中，却不认为是警察有渎职嫌疑，而是认为泰森父子的火力实在太庞大了。有一大堆武器作为证据，似乎是最明显的事实证明。

瑞奇并没有作证，但是检察官却对陪审团详述了他的自白。“这全都是值得的，”检察官如此转述，“只为了和父亲共处10〜12天，这些全都是值得的。”瑞奇曾经告诉警察，没有人会受到伤害。这些事情都应该不会发生的。

整个审判，瑞奇都带着紧张的笑脸坐在法庭上。瑞奇的律师想要冲淡他的这种微笑带来的不好的印象，他传唤曾雇用过瑞奇好几年的屋顶建筑商——豪威尔先生，他解释说，瑞奇曾带过牙齿矫正器，而当他承受压力吋“他看起来像是在笑，其实他一点笑意也没有”。豪威尔先生、泰森太太的老板、朋友以及邻居们都指证说，瑞奇是个“乖孩子”诚实、勤奋，而且从不使用暴力。但是这些证据都太迟而没有力量。大量的证词，以及根据亚利桑那州法律，瑞奇只要参与越狱就可以一同被判谋杀罪，这就足以说服陪审团了。陪审团退席进行讨论，当天回到法庭之后，陪审团全体一致判定罪名成立。雷蒙的审判随即进行，结果也是一样。

从头到尾，桃乐丝都坐在法庭里，她尽可能四处借贷为儿子提供支持。她对家庭的挚爱遭到严厉的试炼。她的儿子们协助爸爸越狱，因为他们爱他，而后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是他们能控制的。问题是，如果男孩子们在医院的停车场把他们的父亲留下，如果“乔叔叔”还有备胎，如果盖利·泰森仍然活着，就可以代替他的儿子们面对这整个社会的愤怒。

惩罚

现在战场转到了另一个地方，赌注更大而且结果更难预料。在亚利桑那州，当陪审团认定有罪之后，法官就有量刑的权力。两兄弟走到凯迪法官的面前，分别被认定犯有4项谋杀罪、3项劫持罪和2项抢劫罪以及盗窃汽车罪。不过，在亚利桑那州，谋杀罪是惟一可能被判死刑的罪名。为了作此判决，法官必须就犯罪情节之“严重”或“轻微”予以认定，并且判定必须是严重的而非是轻微的。桃乐丝·泰森希望，既然瑞奇或雷蒙都没有实际杀人，或许法官会判他们无期徒刑。（在美国过去25年以来，从来没有以杀人罪名判处不曾亲自杀人的犯人死刑的先例。）

但是检察官不再需要履行不要求判处死刑的协商承诺，于是他请求从重量刑。判决前的审判变成了公开说明会，详尽描述了杀害科罗拉多州年轻蜜月夫妻的残忍经过。新娘的父亲站在证人席上，当被问及有没有小孩时，他回答说：“我剩下一个孩子。”南佛克镇超市的售货员记得玛琴“十分美丽，不只是外表上而已，她的脸上有着光彩，你不会忘记她的”。然后接下来叙述可怕的故事，她颈部后方的弹孔就像黑道的惯用手法，当警方发现她时，骨头已被动物咬断，支离破碎地拖到小溪旁，这真是个可怕的悲剧，让任何听众都义愤填膺。但是杀人犯不在法庭里：盖利·泰森死了，而格林纳瓦在他自己的地狱中受煎熬。取而代之的，是两个衣着整齐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必须为不是自己所造成的行为承担后果，若以某种方式来看，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

8个为瑞奇和雷蒙作证的证人出场，每个人都强调这两个男孩天性温和而且深爱着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姑姑细述着当年她偶然倒车撞到雷蒙的新车，他却只是很有礼貌地为她移动了她的车子。朋友们和邻居们说这两个男孩是如何帮忙架设壁炉和修理车子，却拒绝报酬。而最后，曾在狱中和盖利·泰森过从甚密的新闻写作老师丹·狄克，他说盖利很聪明，很会处理犯人和狱吏的关系，而且他想尽办法要逃出监狱。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泰森兄弟会被判终身监禁。监护官强烈建议格林纳瓦应该送进毒气室，他们形容他是“对人性的恐怖威胁”，却对这两个男孩是否“判决死刑或从轻量刑”犹豫不决，于是什么建议案也没有提出。但是各报社论纷纷要求把他们送进毒气室：“没有其他的惩罚能够满足亚利桑那州人民对这两个人的报复心。”众人的这种期待令人无法忍受。瑞奇感触良多地说：“我不想唐尼死掉，但是我很高兴他不用像我们一样经历这些。”

1979年3月29日，瑞奇和雷蒙并肩站在凯迪法官面前聆听判决。法官首先宣读他对事实的特别裁定。这时候男孩们知道他们成了父亲的代罪羔羊。法官认定3个“加重情节”每件谋杀案都构成“对他人的死亡威胁”（对其他3个受害人），杀人是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东西（汽车），而方式“极为邪恶且残酷”。瑞奇和雷蒙自己并未杀人的这个事实，法官几乎不予理会：他们被定罪的理论依据是“替代责任”，为其他共犯的罪行负责，这理论使法官看不见这两个男孩和他们的父亲的差异。他们没有不良记录，他们还年轻，他们的犯罪情节远不及他们父亲的残暴罪行，但是尽管如此，法官却判定将他们送进毒气室执行死刑。他们要为他们的父亲和朋友的罪行而受死。

“野蛮粗暴，残忍无情”

长久以来，我坚持主张废除死刑，从高中参加辩论队与对手争辩开始，我的立场就十分坚定：“我坚持死刑必须废除。”(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场辩论内容，我还留了下来。卡片上写着：绝大多数的杀人犯其实是环境造成的，所以我希望废除这种剥夺生命的“极刑”。)在大学时，我也以这个主题写了篇报告。当我进入法学院，我写信给以色列的总理，要求即使是阿德夫·艾希曼（1906〜1962，德国战犯，因为参与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活动而被以色列绞死）也不应该被判死刑。

当我担任法官助理时，曾经处理过一件死刑案，涉案人是个黑人，为了从持枪射击的警察枪下幸存，他失手杀了这名警察。他以“重大谋杀罪”被判处死刑，因为他和警察对战的原因是企图抢劫酒商，我和大卫·巴史隆法官都希望能保住他的命。

1963年夏天，在我第一天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亚瑟·郭德堡的助理时，大法官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问我说：“你是否曾想过死刑的问题？”

“我当然有！”我热切地回答。

“好！那我有个想法，你应该会有兴趣，”法官说，“我希望你帮我整理有关死刑法违反宪法权利的议题，做成备忘录。”

“我很愿意，”我说，无法掩藏我的兴奋之情。

郭德堡大法官说：“在你埋头书本前，让我们再多谈一谈，有些想法我想应该和你沟通一下。”我告诉法官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并且曾经在为巴史隆法官工作时处理过死刑案件。

“关于死刑，大卫曾说过一件有趣的事，”这位大法官评论的斯护着，“但是不论是他或任何其他法官，就我所知，至今都未曾真的对死刑是否违宪的问题表示过意见。”他继续说，“宪法第八修正案中规定禁止‘残忍及异常之刑罚’，而有什么刑罚会比国家在经过审慎决定后剥夺个人的生命更加残忍？如果凌虐折磨、严刑拷打是残忍且异常的刑罚，那么国家作出慎重判决杀死个人应该是更严重的刑罚。”

这个想法是大胆而有想象力的，但是历史上这样的观点反复被批驳过，于是我提醒法官：“在第八修正案颁布的时代，殖民者到处在执行死刑，可以确定的是，制定宪法的人并不认为死刑是违反宪法的。”

郭德堡法官当然知道我所谈论的事，他早已经准备好如何回答：“因为如此才有伟大的人权法案，这是个划时代的法案，这表示今天比起1792年是有所不同了。残酷惩罚条款，”说着他拿出书架上的一本书，“必须从不断进化的人性尊严的标准去解释其意义，这些标准代表着成熟社会的进步。这是华伦大法官在‘待洛普诉杜勒斯案’中所说的话。”

我记得这个案子，最高法院的见解认为剥夺个人的公民权是残忍且异常的惩罚，但是我也记得这位大法官曾提出个人意见（律师们都称它为附带意见），他表示“我们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死刑，而且只要在它仍广泛被接受的一天，就不能称它为残酷野蛮且违反宪法精神”。我向郭德堡法官提出了大法官的声明，这项声名的提出只不过在5年之前。

他伤心地摇着头回答说：“我知道这位大法官说了什么，我希望他没说。在‘特洛普诉杜勒斯案’中，根本不必要提到死刑，因为该案与死刑无关。这位大法官的声明会变成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致力于这项议题。可能我们没办法成为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但是最后我们可以让律师和法官开始去思考以宪法观点来挑战死刑。”

我向大法官告别，心中想着为何律师和法官不曾提出这样的挑战。我想起大学同事亚伦·史东的话，他说诺贝尔奖里没有法律奖，因为只有在法律这种领域中，你会因为有创造力而失分，怛却因为发表前人说过的观点而得分。法律人总是向“权威”（过去的律师和法官）的观点看齐。法律中所谓的创造力，只是大量分析过去案例，以规避或改变法律。很少有法律人会在信念和概念上有什么重大突破。（我记得我在高中的犹太经典老师，当我说有个新见解时，他揶揄我说：“如果你的想法真有这么好，那么显然比你聪明得多的老拉比一定也想到；而如果比你聪明的老拉比没有最先想到，那么这一定不是什么好想法。”）

郭德堡大法官关于死刑违宪性的想法的确是观念上的大突破。现在是我的工作了，必须让这个想法成为既存法律和权威的自然进步。我埋首书堆时，心中感到迷惑。我们的州和联邦政府已经处决了好几千人，大部分都是黑人、穷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倒霉鬼。这正是最高法院最切实的机会，可以解救无数条人命。

在好几个星期的研究和写作之后，我准备了长长的备忘录给郭德堡大法官，全都是讨论死刑在宪法上的地位。文件中描述了英国和美国禁止残酷刑罚的历史，以及最高法院曾讨论这项议题的案例。结论是根据宪法精神，应该废除死刑。我建议最高法院首先应该“小心仔细地审阅……所有的死刑案件，审慎界定出哪些案子的死刑判决是违宪的”。我提议郭德堡大法官应该让大家知道他对死刑在宪法上的质疑，这样律师们可以开始在死刑案中提出宪法第八修正案的论点。这些提议将会逐渐瓦解死刑在宪法的适法性，并且可能最终形成一种新观点，以宣示所有案件的死刑判决都是违宪的。

我拿我的初稿给郭德堡大法官看，他马上开始阅读加以修补增订。他决定要将最后版本的备忘录在最高法院公布，当做测试气球，试试看会得到多少支持。我欣喜若狂，因为我的手稿（即使这些想法全都经过郭德堡大法官的修订）会出现在最高法院每位大法官的桌上。

不知看了多少次，改了多少次，郭德堡大法官终于把备忘录公布出去。他表示出他自己坚强的信念，“国家以制度夺走人类的生命”是野蛮粗暴、残忍无情的。但是文章中也承认“全国同胞可能并不同意……死刑是违宪的”，因此，他请大家考虑以下命题：“至少，为了某种罪名而对某些罪犯判处死刑，违反宪法第八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

这份备忘录是颗炸弹，很快地成了法院的话题。不论是法官或是法律助理都在谈论着。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最受困扰的两位大法官是“自由派”、伟大的长者、首席大法官厄尔·华伦和雨果·布雷克大法官。华伦是机智灵敏的政治人物，他总是关心法院见解被民众接受的程度，他相信任何主张死刑违宪的说法都是暗地里要颠覆法院对废止种族歧视和其他争议性议题的判决。布雷克大法官主张宪法的字面解释，认为郭德堡此举是要“改写”人权法案。

但是布瑞南大法官和道格拉斯大法官同意郭德堡大法官的看法，而史都华大法官尽管有些怀疑，但还是很犹豫地表示同情。

最后，在首席大法官的命令之下，郭德堡大法官同意不发行他的备忘录，我的心碎了，害怕我所有的努力都将幻灭。但是郭德堡、道格拉斯和布瑞南大法官决定对于某件黑人因强暴白人女子而被判死刑的案子提出不同意见书。他们想让刑事被告的律师知道，至少有3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某些条件下对死刑的合宪性感到怀疑。

响应不只来自律师，还有反应热烈的媒体。

《纽约时报》描述郭德堡的不同意书中提出了“见解精辟而影响深远的想法”。《华盛顿邮报》称赞那是“对法律的沉思精神，对未来社会的理性的呼吁……”但是并非所有社论都是令人高兴的。威廉·洛柏是《曼彻斯特联合论坛》极端保守的发行人，他写了整版的社论，标题是“最高法院3个大法官联手鼓励强暴罪行”。

这令人难以置信的见解，理所当然地，只能是在鼓励强奸犯而已。这些强奸恶魔们就这样免于死刑的威胁，他们也清楚许多假释委员会总是很心软，所以他们不认为对其暴行的处罚会有多么严重，因此他们会更容易犯罪。

没有任何共产党能像这些大法官一样如此彻底地颠覆健全社会的基础。如此侮辱我们的妇女同胞，用不了几年 ……就会使伟大的文明完全退化至野蛮状态。

洛柏没向他的读者提到，在他的新罕布什尔州，至少有100年不曾对强暴犯判处死刑。其他的报纸，特别是在南方，新闻报道都像这祥恶毒谩骂，只是没那么花哨而已。

其他法院也不欢迎郭德堡的不同意见。很少人追随他，有许多人以相当华丽的言词驳斥他，例如佐治亚州的最高法院：

我们必须驳斥这项意见，这使得对人类母亲的保护荡然无存，削弱了文明社会的基础，并且贬损了上帝的造就，我们反对比致人于死更可怕的罪行，那就是对女性身体及灵魂的强迫性侵害，污辱她们的贞节，而那是人类最珍贵的特质。

但是郭德堡不同意见书的目的，是要对刑事被告的律师们传达讯息，要提出“残酷刑罚”的问题，给予法院在法律、事实以及历史的思考武器，让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去作战。这个讯息传达得十分淸楚，可以被完全理解，特别是两个律师社团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他们的领导人都表示支持。

就像律师麦克·麦兹尼所说的：“郭德堡的意见唤醒我们对死刑合宪性的兴趣……鼓舞我们付诸行动。”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改变其政策，长久以来，他们认为死刑“不是公民自由的议题”，现在也开始受理死刑案件。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理事会开会研究，讨论死刑判决的种族因素。在6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开始努力终止死刑的执行，并且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有合宪性疑义的死刑案件。这项努力由安东尼·阿姆斯特丹所领导，他是国内最有创造力、精力最充沛的人权律师。他跑遍各个州、各个监狱和各个法院，勤奋不懈地为被宣告有罪的人说话。他以郭德堡的不同意见书为基础，说服法院判决死刑时扩大适用该意见书所建构的基础原理。

当这种努力越来越多时，我协助郭德堡法官（这时他已经离开最高法院）为《哈佛法学评论》写了一篇题为《宣告死刑违宪》的文章。文章中我们列出宪法上的论点，呼吁法院、立法者和统治者基于宪法拒绝准许死刑。

这篇文章刊出后不久，产生了第一个效果：宾夕法尼亚州的检察长引用我们的文章，写信给该州监狱典狱长，指示他“将行刑室中的电椅移除……”

也有些其他较小的胜利：有个上诉法院裁定对强暴犯处以死刑违宪，最高法院判定，除非所有陪审员本着良心而坚决地判处死罪之外，否则死刑是违宪的。但是其间也有些挫折。

1972年6月29日，郭德堡、阿姆斯特丹律师以及主要的同事，包括麦克·麦兹尼、法兰克·贺夫隆、雷若·克拉克和其他无数人的伟大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联邦最高法院在“福曼诉佐治亚州案”，以5票对4票促成“现有的死刑判决皆属违宪”的判决。3位大法官（道格拉斯、布瑞南和马歇尔）引用郭德堡大法官的论点，认为死刑是“残酷的刑罚”。另外两位大法官，史都华和怀特，并没有作出这种程度的认定，他们的看法是，经由法官或陪审员自由裁决以判定死刑，是“非常鲁莽而荒诞的”，是残酷而异常的方式。史都华大法官如是说：“这些死亡判决是残酷且异常的，就像被雷打死那样残酷和不寻常。”{30}

公开的战斗已然得胜，有600个原来被判以死刑的人死里逃生。郭德堡法官在这项判决作出的几个小时之内打电话给我。”我们成功了，”他说，“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在法院的历史中，从没有任何单一判决可以解救这么多条人命。从没有这么多条法律（包括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因为一个判决宣布而被撤销，而且，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由单一的法院达成这么重要的社会性转变。

可是离战争结束还早得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华伦·伯格（被认为是致力于司法限制主义的人士），在他对福曼案的不同意见书中，建议各州修正他们的法律，以便适应“立场摇摆的法官们”如怀特和史都华大法官阐述的观点。当这项见解为各州知悉之后，很多州都开始照着这样做。

许多州在几年内恢复死刑的惩罚，并立法通过死刑条例，以符合怀特和史都华大法官的论点。1977年，联邦政府10年来第一次处决犯人。但是战争还在持续着。

最近几年，立法者和法院里的争论就像乒乓球一般。立法者修正他们的死刑条例，法院撤销其中一些，立法者又再次修正条文。好几个州颁布“强制执行”死刑条例来响应伯格院长的建议，坚持所有被判某些特定罪名的罪犯都应该当然处决。但是最高法院迅即认定这些条例违宪，宣布这种处置方式违反“人性尊严”。

其他州则企图在原则和个别处置的需要之间走钢索，他们设计了繁复的“二重关卡”的程序。

在重刑犯被定罪之后，另行召开个别的审判庭，由法官或陪审团考虑被告犯罪情节之“加重”或“减轻”，比如他是否曾犯过重罪，或是他还很年轻，或是在胁迫之下犯罪的。法官或陪审团要证实每个情节，并且认定“加重犯罪”或“减轻犯罪”，如果他们作出加重犯罪的判决，那么就会执行死刑。

最高法院在受理“葛雷格诉佐治亚州”时，面对各式各样的死刑条例，这次法院对许多州立法者所表达的意愿让步了。最高法院裁定，在判决者（无论是法官或陪审团）依据该条例自由裁量的情况下，判决死刑是合宪的。

然而，该见解引发的问题不下于他们所解答的，包括什么罪行才可以合宪地判处死刑，依据葛雷格案的判决，很清楚的是，被判死刑的被告是计划周详地、蓄意地谋杀受害人的。

直到泰森案，这议题仍未获解决：如果有人涉及谋杀案，自己却没杀任何人，是否可以判处死刑。自从1972年最高法院对福曼案的判决后就不曾在任何类似案件中支持过任何死刑判决。虽然这个问题在最高法院出现许多次，但每个死刑判决最后却会因为在法律解释或程序上的错误而遭撤销。

我决定上诉泰森案，我想如果本案可以到联邦最高法院，我们有机会可以推翻一个死刑判决。布瑞南大法官和马歇尔大法官自从福曼案以来，始终坚持废除死刑，我们在“洛柯特诉俄亥俄州案”中提到死刑问题时，怀特大法官直接表示，对任何没有造成致命伤害或非故意致人于死的被告判处死刑，都是违宪的。泰森案情显然正是这种情形。我想我们有机会说服最高法院撤销这个案子的死刑判决，因为本案被告并没有造成死者致命的伤害，也没有故意致人干死。

不论泰森案最终会如何结案，我都不能看着两个年轻人走进瓦斯室而见死不救。我一生都致力于反对死刑。这正是个好机会，可以说服法官不让司法谋杀这两人，不让死刑在不该死去的被告身上发生。

在我对亚利桑那州最髙法院的诉状中，我回顾了最高法院对死刑判决的历史，强调犯罪和刑罚相当的比例原则，是量刑最主要的原则。我特别引述了怀特大法官的见解，也就是说，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必须至少被证实有杀人之故意，我也说明25年来还没有任何州对非造成致命伤害的谋杀犯判处死刑的。我希望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不会是第一个在这种情形下执行被告死刑的州。我希望法官了解，对这两位年轻人判处死刑，其实是要他们为父亲的罪受死。

到死囚牢房

我写好答辩状，准备前往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为本案辩护。那是1980年秋天，我正在准备这个案子，我留着胡子、蓄着长发。而在言词辩论前一个礼拜，我巧遇某位亚利桑那的律师。和他谈到亚利桑那的最高法院，说到那地方有多么保守。“你知道院长最近说了什么？”我的律师朋友有技巧地问我：“在最新加入律师公会的律师们宣誓时，他说他很高兴这群新的亚利桑那律师没有任何人是蓄胡子、留长发的嬉皮。”我赶紧坐上理发厅的椅子，“给我理亚利桑那的发型，”我的指示吓坏了剑桥的理发师，“剪短一些，剪整齐，然后把胡子刮干净。”瑞奇和雷蒙因为他们父亲所做的事已经有很多的麻烦，他们不必因为他们律师的长相再受惩罚。我前往亚利桑那时头发剪得很短，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并且穿上细条文的律师装。

我的第一站是死囚牢房。我从未见过泰森兄弟，他们要求在开庭前和我见面。

当你私底下和犯人见面时，他们看来几乎都不像是穷凶极恶的犯人模样。雷蒙和瑞奇看来是典型的小镇青少年。雷蒙长得很好看，是个温和的年轻人。即使是穿着粗棉布的监狱制服，他都像是个立志当保险业务员的人。他说话温和、平稳而认真，能很快就掌握情况。他拿出演示文稿资料和法律文件，依序告诉我案情始末。

瑞奇看来比较有趣，也比较世故。他打量我时，笑得很精明。他的双颊有酒窝，但是却不可爱，他常常以妙语打断他弟弟的话。比起雷蒙，瑞奇似乎情绪更富变化，也比较不能预测。他总是微笑着，或者看起来是在笑。有位地方电视记者形容那像是“张着嘴睥睨着，使亚利桑那州千万百姓看了深恶痛绝”。他的弟弟雷蒙提醒我“瑞奇吃的方式不对，吃得太多使他总有牙齿的毛病，这让他看来像在笑，不论他真实的感觉是什么”

在复习了和第二天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后，男孩们想要谈谈个人的事情。”我们知道你很多事，”他们告诉我，“即使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我们可是对你作了很多调查。”

我知道他们对我个人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写了很多信询问我的事。但是我的回答相当专业而且毫不泄漏我的私事。“丹·狄克告诉我们一些事，妈妈告诉我们一些事，有些囚犯也知道你的事。我们在电视节目上看过你，你反对死刑。”

瑞奇开始谈他的父亲：“他是我们所知道最有效率、最有决心的人了。如果他决定做一件事，他就会完成它。他甚至不必问别人，他有吸引人的魔力。他可以影响人，即使人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如果他到你们那边去的话，必定会是个伟大的律师。”我很怀疑，怎么经过了这么多，他还是这般相信着，不过子女的爱通常是没有道理可以解释的。

“瑞奇是对的，”雷蒙补充说，“父亲根本不用问，你就会知道他对你的期待。”过世的盖利·泰森显然是颇具影响力。真正令我惊讶的是，怎么甚至在已经犯下如此不堪的罪行而且死了之后，他仍然有如此大的力量。

我问男孩们，是否曾想过会和他们的父亲以及格林纳瓦分开行动。雷蒙回答说：“直到快结束的时候，就在边境拦检的路障之前，我们讨论过。很清楚，父亲已经失控了。我们打算分开逃跑，各自顾命。我们已经成了父亲的负担。带着我们他跑不快，因为他要照顾我们，没有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逃亡对我们是全新的经验，”瑞奇解释，“我们不知道要期待些什么。不过父亲什么都知道。他是很聪明的犯人。他以前逃亡过。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上路，要避开些什么，要停留多久。所有这些事他都知道。”当说这话时瑞奇的眼睛向地上看，他很失望地说：“但是外面的世界有些事情父亲是不知道的。他在牢里的时间太久了，他不知道物价，警察的电子配备，他不知道世界发展得这么快，他仍活在60年代。他已经被监狱僵化了，当他跑出来时，这些是没办法帮他的。”

我问他们怎么评价自己在这场犯罪中的角色。雷蒙说杀人是可怕而不可饶恕的，特别是杀了婴儿。”我们只有杀了我们的父亲，才能阻止这些受害者被杀，而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改变什么，因为太迟了。”瑞奇说话时眼睛看着地板。“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在优玛杀人事件发生之后杀了父亲，但是无论他做什么事，我都不能杀掉我自己的父亲，我没有办法拿枪指着他的头，扣下扳机。他是我的父亲，我仍然爱着他并且尊敬他。”

“他们因为我们没杀死自己的父亲而判了我们死刑，”瑞奇继续说，“我们因此有罪，但是我们没有犯下杀人罪，我们没有杀死任何人啊！我们无法阻止，我们希望没有发生这些事，但是我们无能为力。”

“你不能想象射杀开始时，那穿过我们脑袋中的是什么东西，”雷蒙接着说，“我们从未有过任何像这样的经验。太可怕了！”“我还能听得见那些枪声。”瑞奇打断了雷蒙，紧张的笑容让他的脸部僵硬不协调。他说话时酒窝开始抽动。“我们觉得害怕、觉得无助。我们无法相信这种事竟然会发生。”

“特别是那个婴孩。为什么对婴孩开枪？他无法指认任何人，”雷蒙说，‘‘他可能怎样都会死，但是他们为什么对个婴孩开枪？”

“你知道吗°我们因为这个婴孩而受到监狱同伴的死亡威胁，”瑞奇补充说，“当我们最初被抓到时，许多人都威胁要杀死我们，包括教会团体。现在则是监狱同伴威胁我们，甚至是做了更多坏事的犯人都还诅咒我们、唾弃我们，并且威胁我们，全都因为那个婴孩。”

雷蒙解释说：“不论那些人有多恐怖，不论他们犯的罪行有多恐怖，每个人都会有个限度。而每个人都可以谴责他们认为最可恶的人，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比杀害婴孩更可恶的事。借着对我们的谴责，他们可以对他们自己说：‘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事，至少我们没有杀死婴孩。’”

雷蒙接着问我，是否会把他们从毒气室救出来：“我们会死在这里，或是你会救我们？”两兄弟专心地看着我，等待着回答。“法律是没有保证的，”我说。我只能承诺一件事：我们全力以赴，直到他们离开死囚牢房。

当我起身要离开时，雷蒙脸色转为乐观而开朗，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你会救我们出去的。我知道。”瑞奇看着我，这是第一次他的脸上没有笑容，他说：“我们全都靠你了，你是我们活着离开这里的惟一希望。”

言词辩论

从我和泰森兄弟会面的地方看出来，第二天的早晨情况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辩论庭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举行。我们竟然是在法学院的“实习法庭”举行言词辩论，使不真实的感觉更加夸大。电视摄影机架设好了，对法学院实况转播。对学生而言，这是有教育功能的案件，对数十个来自亚利桑那各地电视台采访辩论的记者而言，这是个娱乐事件。但对雷蒙和瑞奇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5个法官出庭了（全都刮干净胡子、理着平头）辩论庭开始了。我的策略是强调亚利桑那州的宪法、法律和案例。我不想象个外来的人卖弄着美国宪法条文，然后告诉地方的人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事。我想要说服法官，用他们自己的法律进行解释，免除泰森兄弟的死刑。为了准备这场辩论，我列举了数十个亚利桑那州的死刑案例，我也知道该州的法官们是如何看待死刑的问题。

我指出亚利桑那州的死刑条例并不适用这种案件。一个涉案的年轻人，没有犯罪前科、没有造成致命伤害、没有主导情况，也没有故意谋杀。大法官立刻打断我的陈述，他问我关于这两个男孩“故意”私自运送枪械给杀人者，我回答这是“故意”要协助他们父亲逃狱，这并非判死刑的罪名。在亚利桑那州，惟一的死刑罪名是加重杀人罪，而私自运送枪械并不表示瑞奇和瑞蒙打算要杀害任何人。其实，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是相反的，他们没有要杀害任何人。

我指出，连作出判决的法官都不认为这两名被告有犯下加重杀人罪的故意，也不认为他们有杀人的事实。在整个判决书中，法官所判定的是，这个罪行本身是“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行为”。但是这些被告——瑞奇和雷蒙，并没有做出任何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事。犯下罪行的是盖利·泰森和伦狄·格林纳瓦，是他们开枪、控制局势，并且选择杀害对象的，包括那个婴孩在内。法官所认定的“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卑鄙无耻”，只能适用于盖利·泰森和伦狄·格林纳瓦，而不是瑞奇和雷蒙。

其实那天早上言词辩论前一小时左右，我发现判决的法官提出“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字眼，是抄自他对伦狄·格林纳瓦的判决意见，而他也已经被判死刑了。我怀疑有种可能的情况，法官可能很偷懒，即使那是重要而受到舆论高度重视的案件。于是我打电话给格林纳瓦的律师问清楚。他证实判决法官用同样的词语形容瑞奇、雷蒙以及伦狄·格林纳瓦。虽然事实上是格林纳瓦开枪，而不是雷蒙或瑞奇，判决法官却用相同的文字来描述他们完全不同的角色。这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证实法官在判处死刑时并没有考虑到每个被告是独立的个体。

亚利桑那法律十分明确。在法官判处任何人死刑之前，必须认定“被告的犯罪情节是特别的罪大恶极、残忍无情且卑鄙无耻”。根据其他被告如此的行为，并不足以认定该名被告也犯下这个“罪行”，况且他并不认定瑞奇和雷蒙个人有如此的行为。他们被判死刑的原因，只是因为其他人——他们死去的父亲和他的杀人犯朋友，犯下了罪大恶极、残忍无情并且卑鄙无耻的罪行。

辩论结束之后，我被电视台的麦克风和摄影机所包围。亚利桑那的媒体提的问题敌意很重。为什么我会大老远从马萨诸塞州跑来为这两个男孩辩论？我不了解他们应该为什么事负责？为杀婴孩的人辩护是不是我的嗜好？我不信任亚利桑那的律师吗？

我并不了解他们对泰森男孩的敌意有多深，我只是开始担心这可能会影响法官的判决，法官毕竟会受到四周的情绪和敌意的影响。他们看同样的报纸、同样的电视节目，听同样的地方广播谈话。黑色的法官袍并没有让他们变得不同：只是让他们看起来不同而已。

我飞回剑桥等待判决，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法院才会作决定。有可能是几天，甚至是几个月。第一天晚上我不能入眠，我梦到两个景象交互出现，婴孩被射杀以及泰森兄弟走向毒气室。在后面的景象中，我看见瑞奇·泰森有所期待地四下张望，不曾消失的笑容因为害怕而扭曲着，就像是他还等着我跑过毒气室的那个门，带着法官令状去阻止行刑。但是怎么都看不到我，那失望的情景萦绕我心，怎么挥也挥不去。

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那情景仍萦绕心头。泰森兄弟仍在死囚牢房里。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在1981年夏天确定了死刑判决。法院知道瑞奇和雷蒙都没有造成致命的伤害，也没有任何致人于死的故意。但是，他根据亚利桑那法律作了判决，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

的确，他们并不特别故意让莱恩全家以及泰瑞莎死亡，没有预谋杀人，也没有真的扣下扳机造成致命的伤害，但是这些事实并没有什么意义。瑞奇和雷蒙·泰森在过去和那些故意且犯下杀人罪行的人们为伍。

瑞奇和雷蒙的罪名是和他们杀人犯的父亲为伍而被判死刑。

这个案子现在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瑞奇和雷蒙在等待，我也在等待。不过他们是在死亡阴影之下等待着，那里距离有毒的氰气筒只有几米之遥。

第三部打击不义

第九章环环相扣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署被公认为“联邦体系中的瑰宝”。检察署的年轻检察官大半来自于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大学。他们素质普遍很高，也从未有过任何贪污的传闻。最近有篇文章说，这个检察署有“其他司法部门的下属部门都望尘莫及的自主、反贪污和正直的传统”。纽约南区检察署的助理检察官们“在工作时都十分干练”

这是关于该区检察官锲而不舍地打击年轻有为的刑事辩护律师埃德蒙·罗斯纳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还包括警探罗伯特·路奇。路奇的故事被写成书，并且被改编成电影《城市王子》在电影里，我们看见全然不同于官方解释的故事。

我和罗斯纳相识于1973年的春天。当时我手边正在处理的是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谋杀案。他当时在阿诺得·包曼法官的法院等待宣判。他涉嫌贿赂联邦检察署的探员而被陪审团判定有罪。包曼法官最后判决罗斯纳5年刑期。

判决确定，再审申请被驳回，罗斯纳在法庭的走道上找到我。

“我已经观察你好几个礼拜了，我需要新律师来处理我的上诉，你愿意接这个案子吗？”我问他问题出在哪里，他说他中了某位警员的“圈套”而犯案。（“设圈套诱人犯罪”是合法的辩护，据此被告可能无罪开释，如果该犯罪动机是从警方“开始”的，或者说是政府“创造了”这个罪行。）他还告诉我：他确信使他落入圈套的警员并未对陪审团据实告知他自己的罪行。

罗斯纳不否认提供贿款，取款过程也被秘密录音。罗斯纳和席格一样，希望我能控告政府的行为。他希望我揭露政府不当派遣警员诱使他犯罪；此外，政府也纵容警方在证人席上对于他之前的不法行为作伪证。

我在考虑是否要接下这案子时，遇见在纽约认识的法院助理。他反对我接受此案。“罗斯纳是个狠角色。他在此地执业时，是最令人反感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傲慢、自大、好施小惠，像狐狸一般狡诈，又非常龌龊。他善于制造证据，尤其是不在场证明，并因此赢得许多案子。”我问他罗斯纳的案子是否有可能是“设圈套诱人犯罪”的例子。他不认为那是问题的重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不可能撤销对罗斯纳的判决。几乎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逮到他，他就像这个法院里的癌细胞，当你可以除去时，不会留在背上的。

这位可信的助理的评论（基于善意要使我不致陷入没有希望的处境），却成为使我接下这个案子的主要原因。我告诉罗斯纳及其夫人南西（也是个律师）我愿意为他的上诉案辩护。

这对夫妻聪明、成功，过着富足生活，穿着入时，开华丽的轿车，并且收费昂贵。几年前，罗斯纳曾自愿为公民自由联盟以及“种族平等会议”工作。他曾参与过最著名的“马赛亚案”，首席大法官华伦任内的最高法院最后判决毒品走私贩无罪开释，因为政府的卧底探员于毒贩的辩护律师不在场时诱骗被告供出许多自我控罪的陈述。（很讽刺的是，在罗斯纳的上诉案里，也涉及马赛亚案的判决。）

罗斯纳从1966年开始执业，主要是刑事案件的辩护。他很快就因为积极、有侵略性的作风而闻名，他尤其善于处理棘手的毒品案件。他多次为当事人提出意外的不在场证明，而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当他声名大噪且业务蒸蒸日上时，他聘请芝加哥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南西当他的助理。后来他们坠入情网，结为终身伴侣。

南西出生于布朗克斯区，父亲从事理发业。南西聪慧、强悍、辩才无碍、有备而来且具说服力的特性，使她成为杰出的律师。她出众的外貌更为她增添优势。她出席法庭的一贯装扮：剪裁合身的上装和窄裙，或是柔和且迷人的洋装外加合宜的外套，让她散发适当的性感。这性感为她吸引众人的目光。{31}罗斯纳夫妇很快地功成名就。在他俩事业到达巅峰时，罗斯纳才30出头，南西甚至不到30岁。

赫南德兹和中央情报局的不在场证明

帕得罗·赫南德兹是罗斯纳的当事人，于1967年3月因贩毒遭联邦政府起诉。联邦政府的这个案子似乎无懈可击：赫南德兹在纽约进行海洛因交易且被当场逮捕的情形，巨细靡遗地记录在起诉书中。但是赫南德兹坐到证人席，作证说自己当天在迈阿密参加由中情局赞助的反卡斯特罗示威活动。他以旅游的账单或旅馆房间的预约登记支持不在场证明。然而陪审团仍是判定赫南德兹有罪，法官判决他5年刑期。

政府像对席格一样“逼迫”赫南德兹，提出交易条件：给“我们”罗斯纳，你便可以无罪开释。赫南德兹于是告诉联邦政府他们想听的证词：罗斯纳及私家侦探尼可·迪斯芬诺捏造不在场证明，并且伪造文书。罗斯纳和迪斯芬诺以教唆伪证罪被起诉，赫南德兹则被释放。

罗斯纳既试着为自己脱罪，又继续执业，然而事务所却门可罗雀。当他全心准备辩护自己的案子时，南西接下了业务。他聘请了纽约最知名的资深辩护律师摩里斯·艾德包恩为他辩护。罗斯纳很害怕：他知道这次政府要的是他，但是除了从他的委托人诱骗得到的供词之外，他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

城市王子

正当罗斯纳忙于自己的辩护时，城里的另一个角落正悄悄上演和他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戏。

31岁的纽约市人罗伯特·路奇是缉毒组的警探。在1971年2月时，他被特调小组传唤，就警方的贪污事件接受询问。路奇原先隶属优秀的缉毒小组，这个小组专门调查海洛因贩毒集团，就像《城市王子》所描述的。出生于布鲁克林区的路奇在就读布朗斯维高中时是运动明星。在堪萨斯州的贝克大学打了一年的美式足球后，路奇回到纽约任职警界。在4年内晋升到警探的职位。

那普调查委员会是根据前任主席惠特曼·那普的姓命名，他曾经因为大胆揭露警方贪渎事件，为警界带来风暴，而成为城里媒体竞相报道的头条。（调査小组委员之一的阿诺得·包曼律师，在几个月后辞去联邦法官的职务。）

路奇的那次调查是例行公事，他原本是被征召来提供其他缉毒警员贪渎的情报。委员会早就知道纽约市警局的缉毒组是贪污的大本营。有位经验老道的调查员甚至这样说：“你根本很难区别谁是警察，谁是毒贩。”说这话的尼可拉斯·斯克波特正是派来询问路奇的调查员。他原本是个和蔼可亲又机智的律师，后来成为纽约市特调委员会的特派员。

长达好几个小时的询问和挖掘，让斯克波特怀疑路奇无辜的外表，他在腐败的街头上是公认的乖小孩。路奇否认自己犯任何罪，并将话题偏离到受贿的辩护律师和助理检察官身上。斯克波特经过严密的调查后，发现路奇的说辞缺乏说服力。斯克波特使出诱饵：如果路奇愿意合作，他的过去可以一笔勾销。路奇答应考虑。

第二天，路奇答应供出其他的人。他承认缉毒组的确有贪污的事情，但是整个司法体系也好不到哪里去。

斯克波特问路奇为何不有所行动。路奇转回他的主题：他愿意作证指控律师、法官和贿赂警员的人。斯克波特提醒路奇：“那普调查委员会”只负责揭发警界的贪渎。路奇咒骂说：“去他的那普！”如果斯克波特真的想抓出整个贿赂的根源，他应该放弃“那普调查委员会”另外成立特别调查小组，侦查辩护律师、检察官以及法官。

斯克波特也意识到这样的专属部门的可能性，他试着让美国司法部考虑设置专属部门侦查行贿的律师以及其他司法人员。司法部早在斯克波恃担任特别助理检察官并负责路奇的审问之前，就有同样的看法。斯克波特和路奇于是从那普调查委员会移转到联邦地检署。

地检署中协助调查路奇案的是个举止温和的哈佛毕业生，爱德华·萧，身高2米，脸上带着高贵的自信。

斯克波特和萧一致认为路奇是揭发贪渎的最佳人选，路奇根本就活在腐败且堕落的圈子里：他的表兄约翰·拉斯特诺是个“队长”，不过不是在警察大队，而是在可伦波的犯罪家族里。路奇最后向斯克波特坦承涉及某些受贿案件。缉毒组的警员会对贩毒嫌犯进行调查。警方如果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让案件成立，便会派路奇和嫌犯交涉；他会告诉那人，警方握有对他极不利的证据，但是如果他愿意，可以用1万美元脱罪。对方接受这个诱饵，并如数付出这个勒索金额。路奇也以掮客的身份拿到佣金。

斯克波特想知道路奇到底参与了多少这类的恐吓。路奇承认有3件。{32}精明的斯克波特怀疑绝不仅于此，此外，其中的作案手法也令他十分感兴趣。但他考虑到路奇未来的线人工作，所以并不想对路奇的罪行施压。然而，他终于也说服路奇录下自己的受贿经验，以及个人参与的程度。路奇同意录音，但是要求录音后保有录音带。他录了几天的音，录音带装满一大箱。但是，永远也没有人能确定那些录音带的内容，因为路奇拿回录音带后，就在烤肉时将它们烧成灰烬。长达几百个小时的录音带，惟一遗留下来的是关于3起贿赂案的两页备忘录。

制造罪行

斯克波特与萧转向主要的工作：让嫌疑犯罪名成立。萧不只是想要发现贪污，他还想罗织罪行，只要对象确实是个恶棍。根据前纽约警察局副局长罗伯·戴利的说法，{33}萧的第一个计划是这样的：

造访纽约市的5个黑手党家庭。故意让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因为逃税被捕。然后让路奇透过特殊渠道接近这些家庭，让他们了解：他有可以接触到国税局的挡案。他们会非常乐意与他碰面，贿赂他取得挡案。我们就可以因为他们对警察行贿而逮捕他们。

但是，萧的计划终归只是纸上谈兵，路奇拒绝参与行动。他抗议说：“这种捏造的逃税案根本就是阴谋。”他认为这种罗织罪行的方式，甚至也会让最精明的会计师犯罪。“你告诉任何人说他被国税局监听，他一定会发狂。黑手党当然会贿赂我，就算是最聪明的会计师也会上钩。”

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会认定，利用“设圈套诱人犯罪”的技巧所构成的罪名，无法在联邦法院起诉。在最高法院著名的“薛曼案”里，大法官厄尔·华伦在其主稿的意见书里裁定，“执法的功能在于防范罪行、逮捕罪犯，而非制造罪行”。{34}

当辩方提出“设圈套诱人犯罪”的辩护时，陪审团会注意到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政府人员是否“诱使”被告犯罪。如果是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被告不能被判刑，除非（关键就在这个“除非”）政府可以证明被告“有准备且有意”犯罪，只是在等待时机到来。如果官方证明被告“有意”犯罪，就可以将他定罪，即便是政府雇员在适当时机“诱使”他犯罪。

因为这种“有意”的例外，在“设圈套诱人犯罪”的辩护上，很少被告能在陪审团面前占上风。刑事辩护律师都将之视为“最后手段的辩护”，只在没有其他脱罪机会的情况下使用。因为这是很薄弱的辩护，所以检察官很喜欢使用“诱使犯罪”的手法，尤其在对付声名狼藉的角色时（像是犯罪集团的首脑），因为他们很确定陪审团会认为这些歹徒本身就有犯罪倾向。

在这个例子里，路奇“比较高尚”的街头道德观胜过萧有疑义的法律道德。萧的计划作罢，另外寻找会上当的笨蛋。

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

萧最后终于锁定“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事实上这并非是街头帮派，也不是犯罪家族，而是刑事律师、保释官和各个阶层的司法人员，这些人的办公室大部分位于纽约下城区的巴克斯特街。这些人涉嫌参与制造假案。他们的目标是体格魁伟的保释官尼克·迪斯芬诺，他和罗斯纳涉嫌在赫南德兹的案子里作伪证，政府始终无法顺利解决此案。1971年7月，赫南德兹（政府的主要证人）突然消失，他的失踪使得此案面临失败的危险。

路奇被派到危机四伏的巴克斯特街。看来他的猎物似乎在百老汇街住宅区，这也是罗斯纳办公室坐落的地方。如果检察官们无法阻止赫南德兹案的失败，他们至少会试着制造新的案子，利用罗斯纳对于赫南德兹案明显的不安心理。

1971年9月30日，路奇邀约尼克·迪斯芬诺和纽约市赞探尼克·拉玛提纳在新林鸿中国餐馆用餐。路奇事先布线，把他们之间的对话录音下来。他告诉那位保释官以及警探说：“有位朋友在联邦检察署，或许两位会想和他谈谈。”他接着提议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告诉我，我可以去和他谈。我保证可以解决事情。”

最后，这段讨论就成为对罗斯纳和迪斯芬诺的不利证据。路奇曾经暗示会让他们知道“任何他们想知道的事”。

饭局结束，迪斯芬诺马上到罗斯纳的办公室，从楼下大厅打电话给他。罗斯纳下楼，迪斯芬诺告诉他与路奇的谈话，问他是否想见见路奇的后门关系。罗斯纳回绝了。迪斯芬诺接着问他，是否需要任何相关资料。对罗斯纳而言，政府的秘密档案里当然有许多他想要的资料，如果不安的他可以拿到它们，他当然更可以准备好自己的案子。但是他再次拒绝这个提议，他并不想牵涉进这类事情。

另外的3个人隔天又碰面。迪斯芬诺告诉路奇，罗斯纳对于他的提议不感兴趣，因为他自认为会胜诉。

他必须采取新的策略了，他得放上不同的钓饵让罗斯纳上钩。急于让罗斯纳落入路奇的圈套的，不只是路奇和他的上司。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不知道有秘密录音，认为罗斯纳有能力提供资金贿赂路奇的人；他们需要路奇的情报，又无力支付路奇开出的价码。

迪斯芬诺于是在和路奇二度会面之后再度致电给罗斯纳，告诉他麻烦大了。罗斯纳火速赶到巴克斯特街。迪斯芬诺抛出杀手锏说，联邦检察署得到情报，对罗斯纳不利的主要证人——失踪的赫南德兹已经惨遭毒手，并且是罗斯纳计划“铲除”的。政府正在搜集证据，一星期之内，罗斯纳就会因为谋杀罪被捕，他的保释会被撤销，而且将锒铛入狱。

迪斯芬诺再次放出诱饵，问罗斯纳是否想见他的朋友，得知所有他需要的细节和讯息。然而罗斯纳还是拒绝这诱惑——去见迪斯芬诺的朋友或涉及此事。

罗斯纳处于极度狂乱之中。他恍惚地把车开回家，完全陷入惊恐之中。他感到眩晕，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无法置信。他明白自己没有“铲除”赫南德兹。那么政府到底想干什么？诬陷他？如果是那样，赫南德兹又到哪里去了？他“适时地”失踪难道不是很可疑吗？他应该如何对充满疑问的法官解释呢？政府又握有什么证据呢？

10月4日星期一，迪斯芬诺去找罗斯纳。在迪斯芬诺再次提醒明白真相的重要时，罗斯纳终于答应和迪斯芬诺去见路奇。这将是关键性的会晤。让身为律师的罗斯纳同意陪同迪斯芬诺前往是很重要的，只有他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

设计陷阱

我们回到罗斯纳与路奇会面的场景。路奇在那天的会谈中没有录音，算他好运；对罗斯纳而言就是个不幸了：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逮到机会搜查路奇身上是否携带录音机，确定没有之后，他们开始讨论赫南德兹的案子。他们所谈论的这段话，成为整件案子的主要争点，因为路奇和罗斯纳的证词差距甚多。

在罗斯纳的版本里，罗斯纳询问路奇失踪的赫南德兹的消息，路奇回答说他在检察署的朋友说：“他们认为是你间接干掉了这个人。”“太荒谬了！”罗斯纳咆哮着。路奇说：“但是他们的情报指出这个人已经被谋杀，他们正在搜集证据以及证人，证明就是你杀了他。”路奇同时也警告罗斯纳，政府正准备要撤销他的保释。路奇说他愿意帮任何忙。罗斯纳回答：“告诉我们任何你听到的消息。”罗斯纳与迪斯芬诺一起离开，迪斯芬诺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回报。”罗斯纳拒绝了。”我不认为有什么应该回报的。得了吧！门儿都没有。”这次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路奇的版本则是这样的。罗斯纳要他从他的朋友那里取得不利于他的证词副本。迪斯芬诺告知路奇罗斯纳想获取的东西。路奇说他的朋友已经尽了全力，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最好给他点回报。之后罗斯纳与迪斯芬诺离开了一会儿，罗斯纳掏出400元交给迪斯芬诺。他们回来时，迪斯芬诺说：“我这里有‘4’沓钱。”接着从桌下递给路奇一沓钱。路奇以为是4000元，发现只有400元后颇为不快。他对罗斯纳说：“我的朋友所做的不止这些。”罗斯纳说：“等他拿到我想要的之后，还有更多。”显然路奇和罗斯纳对于首度会面的说法有极大的差异。如果罗斯纳是对的，路奇让他相信他因涉嫌杀害赫南德兹，所以他的保释将很快被撤销，然后路奇则提议帮忙取得特定资料。如果相信路奇的话，那就是罗斯纳想获取特定资料，也愿意支付代价。陪审团究竟该相信谁，是行贿的律师罗斯纳，还是堕落的警探路奇。

接下来的几次会面都没有被录音。迪斯芬诺同意让路奇拿到3500元；但是迪斯芬诺却告诉罗斯纳需要5000元，各付2500。如此一来，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只要各付500就能取得他们想要的消息，罗斯纳则必须拿出2500元。

收网

最后，检察官基于两个原因，终于决定要路奇在露基洛餐厅见面时携带录音机。首先，这种谈话已经进行多次，也搀杂着金钱的交易，所以这些人应该已经彼此熟悉，路奇一般不会再被搜身。再者，从法律观点来看，那些被设计的被告在未录音的会面里已经上钩，路奇没有必要再说谎、威胁、欺骗或劝说。现在打开录音机很安全，因为被录下来的将是犯罪证据本身，而不是如何设圈套、诱惑以及上钩的。

选择初见面吋“设圈套诱人犯罪”的部分不录音，而是在堕入圈套的被告提供犯罪证据时才录音，这是很常见的手段。这对被告而言极不公平，但是设计圈套的人则会以安全为由辩解。这个手段可以使被告无法对陪审团证明他起初如何抗拒警方诱陷，而政府却持有确凿的犯罪录音证据。有了这种证据，陪审团通常很难作出无罪的判决。

在露基洛餐厅的会谈中，路奇先谈到将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他对消息来源感到满意。路奇告诉罗斯纳，政府对他提出的伪证控诉并不充分。”他们自知所握有的消息不多，所依靠的是之前或之后所发生的犯罪行为。”罗斯纳听了此话之后，如释重负地说：“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啰。”路奇告诉罗斯纳，政府已经询问其他可能出庭作证的证人，但什么都没有得到。

罗斯纳接着讨论失踪的证人赫南德兹。

罗斯纳：“他们说赫南德兹被杀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被除掉了……你告诉我说，他们认为是我做的。”

知道自己被录音的路奇，立刻否认自己曾告诉罗斯纳说政府认为是罗斯纳加害赫南德兹。

路奇：“不，不，他们并没有说我们的人被除掉了。”

罗斯纳：“因为我确实没有做。我不知道，我相信你……”

路奇：“……他们是说，根据我的朋友的说法，他们确定有人在此案中被杀，因为他们找不到他。”

这段对话似乎支持罗斯纳的说法：是路奇告诉他，政府认为他应该对赫南德兹的死负责。这正是路奇所否认的争点。

最后终于谈妥价码，包括所有资料，并且“保证”不会遗漏任何重要资料，如果有遗漏的重要资料，这3个人“会想办法把钱拿回来”路奇向他保证说：“你已经没事了……所有检察署的人都说你已经没事了。”

罗斯纳问：“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撒手呢？”

路奇回答：“你现今的命运已经由他人掌握着。”

罗斯纳说：“整件事情根本就是胡扯，你得帮我，我们是无辜的。”

话题接着转到哈莱姆区某些警员遭逮捕的案子。路奇问罗斯纳是否愿意为他们辩护，又打算如何赢得这个案子。罗斯纳讽刺地回答说，他会采用“设圈套诱人犯罪”这样的辩护。他并解释“设圈套诱人犯罪”法理上的非法性和“预先已有犯意”的例外情况。路奇崇拜地回答：“喔！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律师。”

路奇和迪斯芬诺用餐后去洗手间，迪斯芬诺数了几张百元钞票给路奇。

这次谈话约在午夜时结束，路奇马上到萧的住处去听录音带。音质很差，背景满是意大利音乐、笑声，别人的谈话声压过了他们的声音，静电也不断地发出干扰声。路奇和萧尽力想找到罗斯纳提出贿赂的具体证据。在听了一段混乱的谈话后，路奇喊道：“这就是了，听到了吗？”怛是萧却无法清楚听见什么。

他们反复地听，放到第六遍时，萧终于听到自己期待已久的谈话。他大喊：“我听到了，这次我可听到了，那是他的声音，那就是他。这里，这里。”萧不禁窃喜，鼓掌叫好：“我们总算逮到这个兔崽子了。”

但是录音带的内容仍嫌模棱两可，萧想要取得更清楚的行贿证据。他们于是再安排了两次会面，在曼哈顿下东区一家有犹太风格的达顿餐厅。我对这里的环境和食物都非常熟悉。我父亲所经营的杂货店曾位于同一条街上。在那家餐厅里，我个人最偏好的是肝杂碎、三明治、洋葱圈以及布朗牌汽水。（见识浅薄的人可能无法了解犹太式的餐厅怎么会供应肝杂碎这样的食物。他们忽略了犹太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道食物是由长豆、茄子、蘑菇、碎核桃以及煮得很熟的蛋制成。）

然而，在达顿餐厅的会谈并没有录音存盘，也无法找到犯罪证据。政府提出对罗斯纳不利的贿赂证据，必须仰赖模棱两可、不够清晰的录音带，以及路奇的证词。在最重要的议题（诱陷）上，全是路奇的说法，再加上录音带相应的部分；罗斯纳的据理力争，也必须依靠录音带的其他片段。

路奇的脱身

路奇完成了罗斯纳的任务后，仍持续与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碰头，他仍想卖给他们关于其他对象的消息。斯克波特的另一个计划是放话给某个大毒枭，告知他政府握有足以判他有罪的录音，要换取这个证据的代价是5万美元。透过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这个毒贩找到路奇。他们都同意由路奇提供录音带副本给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再由这两个人来确定其真实性，如果无误就可以5万元交货。路奇将录音带从他车上拿到拉玛提纳的车上。拉玛提纳向他要个盒子或信封装录音带，路奇在车上找到一个看起来空空的厚信封袋，他把录音带放入信封中给拉玛提纳。

这个信封正是让路奇密探身份曝光的开始。那个信封中的角落塞着一张泄漏秘密的纸条，也就是斯克波特给TPFF-I的备忘纸条，要求他提供拉玛提纳、迪斯芬诺和布来斯3个目标的资料。TPFF-I是路奇在调查案中的代号。

拉玛提纳拿了装了录音带的信封回家，但他一直没有听过这盒录音带。当他抽出第一卷录音带时，那张揭露秘密的小纸条掉了出来。拉玛提纳看了之后，惊恐万分地打电话给迪斯芬诺。他俩决定与尚未起疑的路奇来个最后的晚餐。

在餐厅里，迪斯芬诺怒视路奇，将纸条扔给他。路奇马上明白了自己的疏忽，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面临危险。他无法捏造任何具说服力的说辞。他本能地把过错推到一个叫做史丹利·格莱兹同伴的身上。“我一看到这个犹太家伙就知道他是个坏胚子。”但是拉玛提纳和迪斯芬不相信。他俩要路奇跟他们去那个家伙的住处，并搜查路奇身上是否有装窃听器。路奇当时则后悔没有携带通话器，不然路过的救兵（两个国税局的探员，以及纽约市立警局的警察）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救兵当时正开车环绕此区，却完全没有料想到，路奇和两个熟悉的伙伴的会面有了危险。

路奇认为最好的脱身方式就是恫吓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自己麻烦大了，”路奇说。迪斯芬诺转向携带枪支的拉玛提纳，命令他杀死路奇。路奇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勇气十足地告诉他的攻击者，好几位带机关枪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等候在外。他又告诉他们，他可以从中斡旋。路奇建议他们离开餐厅去外面谈，他尽量使自己进入接应者的视线内。他们走到外面去，路奇便疯狂地搔起头来（事先说定的求救信号）但是接应小组仍不见踪影。迪斯芬诺又开始胁迫他，他说外头根本没有带机关枪的探员，路奇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他们要是杀死路奇，难以被证明的谋杀罪总比罪证确凿的行贿控诉好得多。正当此时，支援小组的车子出现在转角。车里的警员看见路奇搔头，但他并不十分确定。这位警员不想让卧底的路奇面临危险，万一他只是因为痒而搔头的话。这位警员将手伸入枪袋，走向路奇，若无其事地询问：“喂！我是不是认识你?”路奇至此终于松了口气，命令警员逮捕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将他们带回检察署。

当路奇把迷惑且惊恐万分的两个人拖回去时，斯克波特和萧正在等待他们。萧告诉他们路奇已经录下他们数次的会面的谈话，这个案子可是铁证如山；他俩惟一的希望就是和政府合作，成为指证罗斯纳的政府“线人”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涉后，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终于考虑合作。他们也发誓不告诉罗斯纳路奇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会告诉罗纳斯，他们已经是政府的线人。以上条件谈妥后，他们被放走了。

此时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了解到他们的命运已操纵在政府手里，他们让自己的罪行完全暴露在“友人”路奇面前，路奇则尽责地为联邦检察官录下一切。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除了同意继续为政府当密探之外，没有任何选择。斯克波特把条件订得非常清楚，他们能够提供越多罗斯纳在其他案子里的情报，就能得到越多的“回报”。此时仍被蒙在鼓里的罗斯纳，正为自己极有可能胜诉的赫南德兹伪证案充满自信。1972年1月24日，在与路奇的会面被录音3个月后，罗斯纳的律师说服査尔斯·梅兹纳法官驳回这个伪证案的上诉，因为政府违反了被告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快速审理权”，在起诉后超过一年还没有开始审理。原因是因为政府的主要证人赫南德兹下落不明。

罗斯纳很高兴地离开梅兹纳法官的法院，志得意满地准备重新执业。他几乎已经忘记3个月前与路奇的晚餐会谈。他从那位警探友人身上所获得的资料对他毫无帮助，也不再需要，因为伪证案已被驳回了。

那天罗斯纳并未注意到有其他的检察官在离开法院时，也面带微笑，他们心知他们真正要对付的是美国法院的大肿瘤。伪证案诉讼的正式驳回根本不重要，那个案子本来就很薄弱，其真正目的是作为堕入路奇的圈套的诱饵。

梅兹纳法官驳回伪证的指控两个月后，本案的5年期限便已届满，政府也终于找到赫南德兹。他毫发无伤，好好地住在墨西哥市。政府要他回到纽约，想通过赫南德兹起诉罗斯纳。但是梅兹纳法官拒绝推翻他驳回本案的裁定。

政府也还没做好准备以行贿罪起诉罗斯纳。路奇当时也还在为其他重要的案件卧底，如果要公开起诉，罗斯纳就势必得曝露路奇的身份。但是路奇的掩护身份却越来越危险。巴克斯特街谣言满天飞。人们开始躲着他。

1972年6月15日，《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终于揭露了警探罗伯特·路奇因扮演一个贪污腐败的警察而诱陷了司法系统中许多重要的角色。罗斯纳看到头条新闻时脸色苍白。原来那是个圈套，而他身为本地最精明的律师，居然惨遭暗算。

事情露馅后，路奇立即受到严密的监护。最后他和家人在卡兹基尔山中私属的度假屋重聚。（没有人知道他在山里的别墅，也许是因为以纽约市警探的薪水，却拥有两间私人的房子，可能会引人侧目。）小屋24小时被警戒，路奇除了需要出庭作证之外，其他时间都待在那里。他在纽约的歇脚处则被迁至离自由女神像不远的总督岛上的军营。

第二个圈套

6月底，路奇的第一件大案子——埃德蒙·罗斯纳被控行贿——由艾德华·萧呈递给大陪审团。不久，律师罗斯纳、保释官迪斯芬诺以及探员拉玛提纳都被起诉。罗斯纳整个人崩溃了。他和有身孕的南西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考验？他和其他的被告一样，向共同被告寻求安慰。毕竟他们有相同的处境，了解彼此的感受。他们面对的法律问题是相同的；此外，协调彼此的辩护对他们也很重要。然而，这个精明的律师再度落入圈套。罗斯纳没有发现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也是政府的线人，处心积虑地想取得他的情报，以便赢得检察官的好感。

从报纸首度报道路奇密探的调査故事之后，伪装不知情但暗中和政府达成协议的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罗斯纳及其夫人，以及他们聘请处理路奇案的律师艾伯特·克莱格便开始会面。案情的每个层面都被讨论：包括诉讼的策略、预审的动议、可能的辩护、对于路奇背景与可信度的调查、交叉询问时的有利说辞，以及如何解释录音带中自陷于罪的陈述。罗斯纳完全没有料想到这些秘密的而且合法的讨论，也有政府线人的参与。

随着审判的接近，检察官开始向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询问与罗斯纳有关的情报。由检察官罗伯·莫维洛负责这些面谈。莫维洛注意到，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从罗斯纳及其律师的密谈获得情报的行为，会对罗斯纳及其律师的保密权利造成非法侵扰行为。为了不让他们的案子陷入困境，同吋又能确保从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获取最多的情报，莫维洛采取两项防备措施。首先，他建议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不要主动提供任何罗斯纳以及其律师之间的讨论情报。再者，他也不打算保留与迪斯芬诺及拉玛提纳每次会谈所获得的情报。没有录音带、笔记或摘要整理。没有记录的留存，给了检察官“可否认性”的权利，也就是可以否认某事实而不会有任何有力证据反驳他们。

莫维洛以及其他的检察官，从他们的双重间谍那里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握有这些情报、录音带以及路奇（还有竞相以头条报道的媒体），检方于是以行贿未遂罪起诉埃德蒙·罗斯纳。法院推出听审的法官是阿诺·包曼，前那普调查委员。

路奇的罪行：政府到底知道什么

政府计划通过路奇和他握有的录音带起诉罗斯纳。（审判前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认罪，但没有任何一方出庭作证。路奇和罗斯纳稍早的会谈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政府所指称的行贿，就是在那些会谈中。另外，被告也指称圈套正是在那些会谈中布下的）。政府就只能依赖路奇作为证人的可信度。检察官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路奇的人格因其先前的3件罪行已经有了污点。陪审团要相信承认曾经行贿的警员，还是相信否认曾经犯错的律师？

但是检察官没有别的选择：法律明确要求他们对被告律师开示事证，告诉他们路奇承认的贪污行为，好让辩方律师准备对原告的重要证人进行询问。被告方知道了路奇的贪污丑闻后，特别要求政府公开他的贪污历史。路奇获悉后，感到很惊恐：他不想对公众曝露他的贪污历史。

开庭前夕，路奇让协助莫维洛审案的助理检察官艾略特·萨格大吃一惊，他宣称自己将在开庭时否认所有先前的罪行。惶恐的萨格提醒他，他曾对斯克波特说过的话。路奇则说他被“耍了”。斯克波特与萧前来说服路奇，他们劝路奇必须透露他向斯克波特承认的3项罪行。

斯克波特和萧劝说路奇承认那3项罪行的同时，察觉到路奇事实上还有更多的罪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路奇在罗斯纳案当中掩盖其他罪行。检察官和路奇共谋作伪证，正是我们上诉时的焦点。

这些检察官早在1971年春天时，就已经知道路奇更多的罪行，那时候路奇刚开始为联邦检察官工作不久。路奇告诉萧说，几年前他曾对某个毒贩在无搜查证的情况下进行搜查。膂方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毒品，却找到一些现金。那些警察们便瓜分了这些钱。非法入侵再加上窃取钱财，构成重大的盗窃罪和侵占罪。（即使受害者没有报警。）即使金额很低（路奇说只有 200元）也不能降低罪行的严重性。毕竟，那些警员拿走了他们发现的每样东西。

路奇当时的另一项任务是调查一起谋杀案。该案主要嫌疑犯是毒贩理查德·劳伦斯，又名巴伦，他是路奇的主要毒品交易线人。斯克波特让路奇秘密录下他和巴伦的对话。这些录音对路奇调查的谋杀案毫无帮助，却暗示着路奇和巴伦两人接受毒贩贿赂。路奇问巴伦说：“能否在你没有得到好处的情况下弄出一个案子来？”路奇又说，控制局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他们要逮捕毒贩前知道你会有油水可捞。

最后，斯克波特、萧以及美国检察署的惠特尼·席莫尔在和路奇合作期间，又发现路奇涉及另一起重大犯罪。那是在两年前，路奇和同事正在布朗克斯区调查疑是毒品交易的案件。警方在怀疑藏有毒品的廉价百货商店里进行窃听。当警探们后来听到这卷录音带时，他们意外地听见一个有意大利口音的男子和店主的通话，说要送几百台抢劫来的电视到他的店里。货车马上就到了，所有的货被卸下来。但是有个便衣警察（与毒品调查无关）在那时走进了这家店。他看见所发生的事情，立即向当地警局总部报告。10分钟内，店内出现50个警察，逮捕了店主和匪徒。接下来的几分钟，好几辆私人汽车（福斯汽车、旅行车）到达了。原来是管区警员开着自己的车来，把电视机装进车：警察们排队拦劫电视机。电视多到管区警员搬不完，有些警员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打电话告诉其他管区的朋友。对很多警察而言，不幸的是他们所拨出去的电话正是从这家被监听的商店打出的，这些重大罪行全都被录在路奇的录音带里。

路奇了解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之后被吓坏了。他如果把录音带交出去，他的同事们就得面对制裁。他和其他的探员决定把同事盗取电视机的声音部分消音。这个掩护举动构成阻碍司法之共谋罪、隐匿重大犯罪以及伪造证据等罪行。

然而事情还没结束。两年后，布朗克斯区的毒品交易案开庭审理时，路奇已经开始为联邦政府工作，他与其他3个警员私下同意否认录音带消音的事。他们编出一个故事（让人联想到白宫的美国总统），声称录音带里的空白和遗漏部分是机器故障的问题。路奇毫无顾忌地告诉地方检察官，录音带中的空白是因为机器故障。地方检察官询问这些警探，他们是否准备好隔天开庭时宣誓作证说“录音带没有被伪造”。全部的人包括路奇在内都同意要宣誓作证。他们都知道自己共谋伪证。

布朗克斯区毒贩案开庭前一天，路奇把事情始末告知斯克波特和萧。萧告诉惠特尼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前往布朗克斯区，想说服检察官不让路奇和其他警员出庭作证。检察官同意了。第二天，布朗克斯区案子的被告被告知要撤回对他们的重罪起诉，只要他们协商认罪，承认较轻微的罪行，他们欣然同意。检察署费心避免路奇在法院里犯下伪证罪，但却无法避务其他更严重的罪，当他和其他警员私下同意掩饰洗去的录音带之事并且对地区检察官说谎时，就已经构成共谋伪证罪；此外他们也共谋妨碍司法，以及对执法机关说谎的罪。即使路奇对萧坦承这些罪行可以免除这些共谋罪，也无法免除他两年前犯下的罪（和同事洗掉部分的录音带，并且默许同事们不必为盗取电视机接受法律制裁）。

审判罗斯纳

当路奇准备好承认他先前对斯克波特交代的3项罪行时，检察署里许多检察官，包括检察署长本人，都很清楚路奇还有其他的罪行，他并不愿意这些事在罗斯纳的审判中被揭露。其中，删除部分的录音带以及共谋说谎尤其无法辩解。这些事情的揭穿，将让陪审团了解政府的重要证人曾伪造证物以及意图在证人席上撒谎，这些历史和罗斯纳案子有直接关联。

检察官与被告辩护律师都十分清楚这件案子的成败，全赖陪审团相信哪一方。录音带是断章取义且模棱两可的，如果缺少了路奇的解释（尤其是没有录下早期的关键性会谈），光靠这些录音带实在无法作判决。另外，当陪审团知道路奇曾对录音带动过手脚之后，他们必然会对录音带内容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至少怀疑证物的完整性。

审讯如预期中进行。莫维洛要路奇重述他和罗斯纳的每次会面，陪审团聆听录音带，路奇由罗斯纳的审判律师克莱格对他所承认的3件罪行交叉询问。克莱格非常努力地想让路奇承认他的其他罪行。路奇坚决否认，他反复宣称那3件案子（最后一件发生在5年前）是他有生以来所犯的罪。此外，他认为自己的这3件过错乃是出自于维护无法自保的受害者免于遭到其他腐败警员的摧残。路奇作证，这些受害者都认为“他是他们惟一能依赖的清流……作为他们的中保，给他们公平的对待”。路奇坦承他在这3件贪污案中拿到的回扣总额在5000〜 6000美元之间。在严厉的询问中，他否认在审讯期间或之前曾作过伪证，不曾从消息来源者手中获取利益，也不曾贩毒。

政府的缄默

当萧听见路奇起誓作证说，自己除了承认的那3件案子之外，不曾犯下其他的罪时，心中是怎么想的？揣摩萧的心理不禁令人兴味盎然。难不成他已经全然忘记路奇对他坦承的盗窃罪？他难道不知道路奇和巴伦关于毒品交易的自陷于罪的对话吗？他怎么可能会忘记最近在布朗克斯案中共谋的录音带消音，而这录音带和正在进行的审判有极重大的关联？他原本应该负责揭露路奇过往罪行的，为什么没有提供与犯罪相关的情报呢？

但是爱德华·萧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他忘记路奇的罪。对于萧的行为最合理的解释是，他认为自己在说服路奇承认先前的3项罪行时已经遇到不少麻烦；如果再对他施压，有可能造成沟通的决裂。为了保住自己的重要证人，握有对付罗斯纳的胜算，萧事实上可能己经决定违法，为了更高的正义而忘记路奇所承认的罪行，默许路奇作伪证。当然，萧也有可能完全遗忘那些额外的罪行，或甚至是不知道那些是犯罪。但是这些听起来太匪夷所思了。

政府不仅想在法院里把路奇塑造成打击贪污的英雄，检察官也特意做了许多公关活动。开庭前几天，莫维洛花了很多时间与媒体打交道。检察署长惠特尼·席莫尔甚至在路奇的身份被揭露前和《生活》杂志接触，提供他们路奇调查案的独家报道故事。此类由检察官操控媒体的方式是不被鼓励的，因为它可能造成陪审团成员的偏见，但是席莫尔却鼓励这样的做法。席莫尔后来遭到批评，却是因为《生活》的访问在审讯结束前让路奇的身份曝光了。《生活》将路奇描绘为诚实而且有同情心的警员，虽然扮演掮客的身份，却从未涉及勒索或毒品交易，并且对那些利用职权盗窃的警员感到不屑。而《纽约时报》则在介绍路奇的档案时说：他是关心毒品问题且出污泥而不染的警察。

审讯时检方向陪审团保证罗伯特·路奇在1976年之后就开始循规蹈矩地做人，而路奇对于先前行为坦白且痛苦地交代，也使得他在罗斯纳案的证词罩着真实的光环。检察官莫维洛不断提醒陪审团他的主要证人绝对诚实。

警员路奇绝不曾被指控说谎，因为他从不说谎。

罗斯纳为自己作证。如所预期的，他对那些未被录音的重要会谈的说法和路奇的不同。如果罗斯纳的证词被采信，显然他是被政府说谎的特务诱陷的傻子。如果他们相信路奇的话，认为罗斯纳才是那个始作俑者，路奇则是被迫贩卖情报的供应者。莫维洛让陪审团来处理他们的可信度的问题：“说实话的究竟是罗斯纳，还是有录音带作为证据的警探路奇呢？”莫维洛特特别强调那些在露基洛餐厅未被录音的会谈。“10月4日的谈话非常重要。如果接受路奇的说法，罗斯纳就有罪。”

包曼法官同意此案取决于陪审团到底相信谁。他指示陪审团说，路奇和罗斯纳的说法“在重要争点上有极大的差异，可以想见本案的冲突不在于遗忘。两个版本不可能都是真的”。

经过6个小时的商讨后，陪审团告诉法官，他们决定“自己去询问路奇与罗斯纳关于从9月30日到10月4日的对话的不同版本的解释”4个小时后，陪审团给法官包曼一张纸条说，有个陪审员在坐地铁时曾经无意间听到一番议论，在对话中，路奇被形容是贪污了 9〜11年的警员。陪审团想知道他们可否将这一点列入考虑。这个请求使莫维洛十分震怒。他跳起来要求包曼法官“尽全力”忽略这种道听途说，因为任何主张说路奇所犯的罪行不止这3项的说法，都“有损政府名誉，并与警探路奇的证词不一致”。包曼适当地指示陪审团忽略关于路奇的谣传。

没有多久的时间，陪审团便带着罗斯纳有罪的判决回到法庭，5项罪行被起诉有罪，两项无罪。

罗斯纳虽然很沮丧，却非常坚定。审判后几天，他找到若干海洛因毒贩，他们宣称知道路奇曾经与毒品交易牵涉甚多。他的律师申请再审；那些可怜的毒贩被带到证人席作证。包曼裁定那些人的证词不值得相信而否决了申请。

巴伦出场

正当再审申请等候裁决时，检察署又有个神秘的插曲。罗伯特·路奇主要的毒品交易线人理查德·劳伦斯（巴伦）（路奇曾和他在自陷其罪的录音带中讨价还价）向曼哈顿的地方助理检察官提起路奇几年来好几次提供给他海洛因贩卖，然后加入分红。（显然劳伦斯为了钱的事情和路奇分赃不均，他开始试着讨好地方检察署。）劳伦斯所提供的消息正是罗斯纳试着想证明，而路奇不断否认的。地方检察署将这个情报上报到联邦检察署。莫维洛被指定去调查这些情报的真伪。如果属实，路奇在罗斯纳案中的伪证罪便昭然若揭，而罗斯纳的罪行在认定上就会遇到困难。

莫维洛是在1973年1月初得知此消息，并被指派任务。当时，罗斯纳的审判律师正准备以那个毒犯的证词申请再审。

巴伦的情报和毒贩的证词很接近，但是更为重要，因为：巴伦既非贩毒者，也不曾碰触毒品。且他是政府层次很高的线人，政府在许多案件中都曾担保过他的可信度。缉毒组每年要付给巴伦5万元的薪水换取情报。警方视他为“杰出”的线人，他所提供的可靠消息正是“路奇所有大案子的来源”。另外，他的消息来源并非出自于谣言或道听途说，那是来自和路奇数年来的直接交易，有确实的名字、金额、日期和地点的证据，简言之，这正是成功的再审申请所需要的重要证据。

巴伦的情报让莫维洛陷入困境。他刚庆祝自己打垮了罗斯纳，现在却可能变成白费力气。莫维洛对这个新情报并不惊讶，在罗斯纳判决后的庆功宴当中，他就曾警告路奇“对罗斯纳而言还未结束。别忘了，你只承认3项渎职的罪名”。他建议路奇对于根据其他罪行的新证据而申请再审要有心理准备。

据莫维洛身边的人说，对于巴伦的指控，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报纸将如何报道？他在法律界的地位会受什么影响？莫维洛曾喃喃自语：“如果那是真的，我们的案子就全玩完了。”

作为检察官，莫维洛应该对辩方告知有这个重要的证人，让辩方自己去作调查，但是他却决定私下侦讯，希望能证明巴伦说谎，而路奇所言皆实。

莫维洛所作的“调查”非常粗糙。巴伦提供了两个曾和路奇进行非法毒品交易的毒贩的情报。包括他们交易的地点、住所，还有其中一个人的电话，他另外也说有个地方助理检察官可以指认且找到他们。莫维洛的调查没有去确认或找寻这两个毒贩，甚至没有打任何电话，也没有和助理检察官联系，后来我们做这些事情只花了几分钟。

巴伦也告诉检方，他给路奇3辆车，作为路奇提供毒品的部分报酬，巴伦并提供文件证明车子的转让。莫维洛问路奇此事，路奇给他一份在1971年9月金额为400元的作废支票。路奇声称这张支票可以证明他至少付了一辆福特旅行车的钱。但是这张支票经过仔细察看后，发现完全相反的事。那辆福特是1972年春天才转手给路奇的，也就是路奇开出支票的几个月后。1971年9月，在支票被开出时，路奇还没买下那辆福特。他是在1971年10月28日，以1100元购买的。但是莫维洛却十分满意路奇的证明，关于车子的调查就此停止。

莫维洛最后决定要对巴伦（而非路奇）进行测谎。他没有采用和政府长期合作的纽约测谎公司，而找到位于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新公司（此公司在几星期内便宣告倒闭）。测试结果模糊不清，几位颇具名声的专家分析过这些测谎后作证，“这些测谎不足以下任何断言”说明巴伦说谎或是他的话不实在。但是对莫维洛而言，这已足够。他遽下论断说巴伦的指控都是在说谎，所以调查可以到此结束。

莫维洛同时打算不让罗斯纳或法庭知道这些调查或是巴伦的指控，甚至是这个人的存在。包曼法官驳回再审的申请，认为证人所提出关于路奇参与毒品交易的指控不足采信，但是他也暗示，如果这些证据具有可信性，他们早就会慎重提出的。莫维洛安静且满意地回到座位。

判决

再审申请被驳回，判决罗斯纳的时候到了。在某些州里，法官在陪审团判决有罪后就会立即判刑。而在联邦法院，在认定和判决之间有几个星期的间隔，让联邦缓刑部门（独立于法院外的部门）准备关于被告过去的历史以及有改过自新可能的报告书。许多法官都相当重视缓刑部门的建议，他们有独立于检察体制的监狱学家。裁决当天，罗斯纳得知包曼法官拿到两份关于他的报告。一份来自于缓刑部门，另一份则出自罗伯·莫维洛所领导的检察官办公室。莫维洛违反正当的法律程序，在宣判的两个月前偷偷递给包曼法官一份备忘录。莫维洛没有告诉被告律师他违反规定的异常行为。包曼法官也没有告诉被告律师说他收到这份备忘录。

在法官进行宣判前几分钟，莫维洛交给罗斯纳厚厚一沓备忘录，全是损害罗斯纳名誉的谣传。例如，联邦检察署的助理说到某件案子（当事人的名字他记不得了），他相信罗斯纳曾经诱使证人作伪证，虽然他也承认自己“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个可能性”。

包曼法官告知罗斯纳的律师，他在判决时会考虑莫维洛的报告。克莱格则要求休庭调查以及确认这些指控。包曼驳回这个要求，判罗斯纳5年刑期。在联邦法院，贿赂罪的刑期大约是1年半到2年，即便是检察官或法官犯罪也是如此，看来，莫维洛的报告的确影响了包曼法官的判决。

调査和上诉

当罗斯纳聘请我代理他的上诉辩护时，他自知这并不是简单的诉讼案件或辩论。“路奇是纽约市最腐败的警察，我们只是还无法证实，但是在我们能证明他宣称只犯过那3件小罪的证词根本是放屁之前，我们绝不能停手。”

我们决定双管齐下。我准备上诉的申请，罗斯纳则负责路奇贪污报告的调查。我们希望借着上诉或是新事证的发现推翻对罗斯纳的判决。

上诉将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路奇非法诱使罗斯纳犯罪的证据是否成立；第二，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同意和检方合作后，他们与罗斯纳以及其律师的会面，是否已经侵犯了罗斯纳和他的律师的秘密沟通的权利；第三，包曼法官对于莫维洛判决报告的考虑，是否违反法律的正常程序。此时我们还不能提出路奇作伪证的问题，因为尚未取得路奇犯下其他罪行的确实证据。

1973年7月，我代理罗斯纳的上诉辩护。9月，上诉法院意见一致地宣布判决。他们认定本案争议之处在于路奇或罗斯纳的可信度问题，而包曼法官在当地让陪审团决定要相信谁。陪审团选择相信路奇，所以，“设圈套诱人犯罪”的辩护无法成立。

就侵犯罗斯纳的法律咨商的隐私权问题，法院虽批评检方允许迪斯芬诺及拉玛提纳在同意与检方合作后仍继续参与这样的会议，却也不认为有侵犯被告或窃取机密之嫌。

在量刑方面，法院认为包曼法官过于相信莫维洛的报告而犯下了错误，并且没有给被告正当的答辩机会。5年的刑期被撤销，并且要求由其他没有成见的法官重新判刑。

这算是部分的胜利，我们确定刑度会被减轻，但是罗斯纳更期待辩护的机会。我们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审的同时，仍在搜寻真实的路奇在纽约街头的犯罪证据。

国王对上王子

罗斯纳聘请了私家侦探法兰克·金{35}，他是前纽约市警察，十分清楚纽约市街头的贩毒情况。有一天，当我在剑桥的办公室准备罗斯纳案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时，罗斯纳来电要我立刻赶到纽约。“我们挖到宝了，”当我抵达南西·罗斯纳位于百老汇的办公室时，他们夫妇和法兰克·金都在微笑。金劈头就问：“教授，你看不看电影？”困惑的我回答：“当然！”

金说：“那你曾看过《霹雳神探》吗？就是叙述一位缉毒组的警探波比耶·道利如何侦破以马赛市为基地的海洛因交易，并查封了价值数百万元的纯海洛因的故事。”

“嗯！我看过啊！道利是由金·哈克曼演的嘛！”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海洛因怎么处置了？”

“不知道。不就是销毁或是存放在某处吗？”

金这时略带挑衅地问我：“如果我说它们都被‘回收’到街头上呢？”

我答：“电影里可没有这段。”金说：“然而这却是事实。所查获的违禁品就从警察局财产保管处被偷走。7000万的海洛因。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窃罪。毒品最后流回街头重新交易。”

我天真地问：“谁可能拿到这些毒品？”

金回答：“当然是警察。要不要猜猜看幕后的主使人是谁?”

不等我回答，金就用力吼：“罗伯特·路奇！”

“可以证明吗？”金低声说道：“还不能，但是不会太难。我们先和路奇在街头交易毒品的人联络上。如果我们真能找到他，就稳操胜券了。”金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这个名字对我或是罗斯纳并不陌生，他就是巴伦。

我鼓励金继续他的搜寻。如果我们能证明路奇在最近的时间内曾犯下这么重的罪，就可能得到再审的机会。在我们向最高法院请愿的同时，金便寻找神秘地自出没地点消失的巴伦。

他消失了好几个月。最后，罗斯纳聘请搜寻失踪人口的专家约翰·马克纳里，此人曾是纽约警察局侦探。马克纳里约谈了四十几个人，摸索了多条线索之后，终于在纽约州的小镇斯宾赛找到巴伦，这时已是莫维洛否认他的证词使包曼法官否决了重审申请几近一年之后。

询问巴伦

巴伦就像罗赛达石版（1795年于尼罗河畔发现的石碑，有助于了解古埃及文字），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所有关于复杂过去的谜。他知道路奇的每一件事。在长达5年的时间，他曾经是路奇的知己，并且就像是路奇在街头的化身。协助我们的琼·贝克，从纽约来听取巴伦的谈话。琼在南西的办公室见到巴伦，他的谈话颇具说服力。他是个高大健壮的黑人，脸上留着疤痕。他头戴着大号的白色的软呢帽，身穿长皮大衣，荧光色系的鞋袜、衬衫和领带。精力充沛，引人注目，自然流露出在纽约上城街头求生必要的魅力和自信。开着炫目的敞篷车，后座备有电话。

琼和巴伦谈论了好几个小时他的过去和现况，特别是他和路奇的关系。他讲述了许多欺诈、暴力和贪渎的事。在对立的黑白道之间（警察、黑手党、毒贩、线人和吸毒者），巴伦见证了一切，也从中渔利。

琼问他路奇是否会承认和他相识，巴伦从口袋中拿出几张皱皱的纸：“看看这些，你就会知道‘娃娃脸’是否会忘了我。”纸上有路奇最近曾宣誓证明他和巴伦的紧密关系，以及他对他绝对信任的文字。路奇形容他“牢靠、仔细、够朋友，是可以绝对信任的朋友”。路奇告诉陪审团“我知道巴伦在5年内”从街头査获了近20公斤的海洛因，“救了你们的小孩”。路奇不可能承认和巴伦曾经密切合作过。路奇身为宣誓作证的线人，很难被认为是个说谎的人。事情开始有了眉目。

琼要巴伦回忆路奇在街头让他转售海洛因的人物、时间和地点。巴伦说他们合作好几年了，路奇“每个月数次”提供海洛因给他。他则在稀释后到街头兜售，然后付款给路奇。巴伦还说，“有很多次”，路奇卖给他的海洛因是警方查获的毒品。巴伦也告诉琼，他曾亲眼目睹及参与路奇把海洛因卖给其他零售贩的交易过程。巴伦估计，路奇几年来贩卖的毒品确实数量惊人。如果巴伦所说属实，路奇就是纽约市最猖狂的毒贩。

当琼询问巴伦时，法兰克·金在办公室里外踱步。他叮咛琼要机警一点。”如果罗斯纳像电影《霹雳神探》里的窃贼给逮到了，一定要把这一点记录在你的报告中。路奇犯了罪，我们要找出证据证明。”然而，巴伦对于路奇的角色不是很确定，他只知道路奇有参与，这是街头贩毒圈子流传的，但是他没有证据。金要我们继续施压。

然后，在1974年2月25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刊载：调查人员锁定了39岁的前缉毒组警探法兰克·金，认为他极有可能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海洛因和可卡因窃案的主谋，这也正是电影《霹雳神探》的故事背景。

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法兰克·金骗了我们，我们也没有再见到他。政府也无法证实金或是任何人偷走了价值7000万元的毒品。但是金还是以共谋伪证、藐视法庭以及妨碍大陪审团调査遭到起诉。几年后，这些控告便被撤回。金因为逃漏税被判刑，他的所得颇低，却能够在毒品失窃事件之后1年就花掉11万美元。而这个毒品盗窃案成为悬案。特别调查该案的检察官始终认定金就是主谋，但是谣传还另有其人。我们无法从巴伦那里得到确实的证据，决定不把这项指控列入他的宣誓书中。

巴伦与王子

1974年3月19日，陪审团判决罗斯纳有罪的15个月后，我们申请重审。申请中附上14页理查德·劳伦斯的宣誓书，列举路奇所涉及的毒品交易且非法获利数10万美元的罪行。我们也呈递我们的调查，强调了劳伦斯的证词。我们要求和路奇及其控诉者面对面地审理。

1974年4月9日，检方以他们的宣誓书作出响应，批评劳伦斯说谎。检方声称，莫维洛已详尽调查过所有劳伦斯的指控，“发现劳伦斯是个完全不可信的告密者”。这是我们首度听到关于莫维洛的“调查”。政府强烈反对重审，他们不想让路奇被传唤作证并接受交叉询问。

那时，莫维洛已离开检察官办公室，美国检察署的新助理被派来协助此案。约瑟夫·杰夫，犹太人防卫联盟案里的助理检察官，主持肃贪行动，路奇的案子于是转到他手上。在我们提出重审动议后几天，杰夫在联邦法庭的电梯内遇见琼。

“巴伦的宣誓书是你写的？”他问。

“我是根据他所说的草拟的。”她回答。（律师例行替证人草拟宣誓书。）

“你知道什么是教唆伪证吗？”他不高兴地问。“劳伦斯说谎，如果你也心知肚明，你就有麻烦了。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得面对大陪审团。”他说着皱着眉头离开电梯。

在收到双方的宣誓书后，包曼法官同意在1974年5月1日下午开庭。那天早晨，当我准备从办公室前往纽约时，接到来自包曼法官办公室的电话。“法官突然有事，庭讯无限期延期。”我们对事情的发展感到奇怪，但是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在检察署封闭的长廊里，好戏正在上演，包曼法官试图导演这出戏，被告再次被蒙在鼓里。

揭穿娃娃脸的面具

4月17日，在预定的庭讯两星期前，路奇四处暗示巴伦所说的每件事都属实。路奇害怕事实将被揭露，如果是从另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政府便得起诉他。路奇找杰夫和另一位检察官鲁道夫·朱良尼谈话。他想知道如果自己承认（假设性地）他曾与线人有毒品交易会怎么样。检察官们回答说他可能会被起诉，但他们会尽量为他辩护。路奇暗示萧和斯克波特让他相信：只要他合作，他们就不对他之前的行为施压。朱良尼摇摇头并严肃地告诉路奇，他成为卧底的那一刻，他所有先前所犯的错就无法避免地会被挖掘出来；即使不会，被告也一定会想办法挖出他的底细。“没有告诉你这件事的人是在误导你。”朱良尼显然在暗指萧和斯克波特。朱良尼要路奇说实话，即便会“推翻对令人厌恶的埃德蒙·罗斯纳的控告”。

路奇最后决定供出一切。多么惊人的自白！劳伦斯的指控原来只是整个罪行的冰山一角。路奇花了几个星期叙述自己犯罪的历史。最后，他贪渎的案件累积成长达84页的卷宗。在他13年的警员生涯中，他犯案数百件，而绝不只是在罗斯纳案中宣称的3项罪行。光从他所承认犯案的惊人数量来看，他可能是历年来纽约市警察局最大的恶棍。罗斯纳的直觉从来就很准确！

4月23日，预定开庭的前一个星期，检方两度通知包曼法官，路奇已经承认之前宣誓否认的数项罪行。包曼法官因此宣称身体不适，将审讯延期。

当时我们无从得知检方是否愿意透露关于路奇的看法。5月2日的《纽约时报》率先报道说，路奇对联邦检察官坦承除了在罗斯纳案中所承认的罪行外，其实还有更多的犯罪记录。 《纽约时报》认为路奇的自白是肇因于州检察官和联邦检察官的荒谬争论，最后导致州检察官控告联邦检察官的史无前例的诉讼。

在路奇开始他马拉松式的自白之后，联邦检察官便对他保护性监禁并展开盘查。联邦检察署两天后告知州肃贪特别检察官莫瑞斯·纳迪里关于路奇全然不同的供词。纳迪里要求会见路奇，因为路奇已经在好几个州的案件中出庭作证，也包含罗斯纳案。联邦检察署则拒绝让路奇在完成侦讯前交给州政府。纳迪里因此指控联邦检察署涉嫌隐瞒情报，“为了阻止罗斯纳的再审申请，而禁止路奇透露他的情报”。《纽约时报》报道说，“有消息指出，检察署不愿意让警探路奇说出任何有可能改变罗斯纳审判的事情”。

纳迪里提起诉讼，以迫使联邦检察署和他们“分享”路奇的供词。这个公开提出的告讼首次揭露路奇的认罪。联邦检察署怒不可遏，认为纳迪里应该在“法官私人办公室”里起诉，也就是说，秘密地提出，这样媒体（以及罗斯纳）才不会知道。

这个诉讼成为头条新闻。毕竟，肃贪的州检察官因为警察的贪污和伪证到法庭控告联邦检察官，这种情形并不常见。我兴致勃勃地连续旁听了几场听证会后，联邦检察署终于赢了。他们被允许继续侦讯路奇，州检察署不得干涉。

联邦方面的侦讯长达数星期。这时传出路奇背叛密友和同事的风声。5月21日，路奇在缉毒组的同事威廉·考第用配备的左轮手枪射击头部自尽。他自杀前曾接获路奇的电话，说他正在接受联邦单位的侦讯。

一个星期后，我代表罗斯纳对联邦检察署提出起诉，要求直接接触路奇和他最新的情报。

包曼法官否决我的要求，但是排定7月1日开庭。“庭讯日期不会延缓，你们会了解为什么。”他接着宣称自己即将在8月15日退休，开始私人执业。他想要在退休前审理这个申请。在他开始当法官时，罗斯纳案是他法官生涯中的大案子，所以在他开始私人执业前，他也希望可以结案。在准备开庭的期间，我们得知最高法院否决了我们诉讼文件调取的申请，但不排除地方法院审理对路奇的告诉。

腐败的渊薮

现在，该是检方为他们在罗斯纳案的不当行为接受审判的时候了。被告包括萧、斯克波特、莫维洛、路奇和文略特·萨格。身为罗斯纳的律师，我也是原告。这事关罗斯纳的自由和联邦检察署的名誉。

法庭挤满了报纸和电视记者。由于法庭禁止摄影，于是第一排座位挤满了电视台的法庭画家，以炭笔或粉笔试着捕捉戏剧性的片刻。

7月1日上午，《纽约时报》的麦伦·法柏以头条新闻为读者预告审讯的可能状况：

即将揭开的是个奇怪的故事，政府的卧底警探被指控，并且由前中央情报局干员作测谎。

这次审讯的问题不只是罗斯纳先生试图推翻自己的判决。事实上，罗斯纳及其哈佛法学院的律师亚伦·德萧维奇，正试着控告检方在处理罗斯纳案时的重大不当行为。

包曼法官的庭讯通常在10点整开始。10点2分，我们传唤第一位证人，警探罗伯特·路奇出席。在联邦警官的簇拥之下，他从证人室走进法庭。他的长相首度曝光。即使先前访问过他的《生活》杂志，也都把他的照片模糊处理，以免他遇害。路奇坐上证人席，那些电视台的艺术家们便想办法捕捉他的面貌。大众看见的是35岁左右，长得很清秀的年轻男人，有张无忧、亲切和诚实的脸孔。中等身高、有些发胖的他，看不出来是个强悍的街头警探。他穿着褐色的运动外套，以及扣子扣到颈口的混纺衬衫。检察官们显然建议他把那些浮华的衣裳和闪闪发亮的珠宝留在家里。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时，他紧张地对我微笑。

“路奇先生，请问你从事警察这行多久了？”路奇回答的语调尖锐且挑衅，像是在暗示他不会被摆布。“我干这一行大概13年了。”他不断地辩解我所列举的罪行。他有15次抢夺毒贩现金的记录；1000多次将抢来的海洛因非法贩卖给毒品交易的线人；数百次从街头毒贩手中取得海洛因或保护费；给毒贩数量惊人的海洛因，让他们转手卖给吸毒者；把警方进行调查的秘密情报卖给犯罪集团，包括窃听的录音带；为了根据录音带进行勒索，又非法设置窃听录音机；在审判时接受辩护律师贿赂出席作证（虽然路奇极力否认他为了贿赂改变自己的证词）。另外，他还贿赂地方助理检察官让被告的保释金降低，无数次向餐厅老板索取保护费，多次逃漏税，还包括职业生涯中无数的谎言和伪证。这些罪行甚至直到上星期还在发生。（当时我并没有问路奇关于布朗克斯共谋伪造录音带和伪证的事，因为那时还不知道，而检方即使在审讯时也还在隐瞒。）

罪恶的渊薮使路奇变得怙恶不悛。毫无悔恨之意的他不断试着将自己的罪行说成是造福人群，另外也是为了在工作的竞争中求生存。

包曼法官并不给予任何同情，他说：“无论警探路奇做过什么或正在做什么，他都得到了教训，这是自作自受。”

路奇在被告席上获判有罪。他肯定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腐败的警察。他说谎的频繁让他的可信度荡然无存。“城市王子”在法庭上变成讨人厌的蟾蜍。

但是路奇不是惟一的被告。其他执法单位也涉及欺骗、包庇和更严重的罪行。联邦检察署不当的行为应该被检举和谴责。为了让罗斯纳的再审成立，我们不只要证明路奇说谎的行为，也要让联邦政府对这个警探的渎职负责。我们的诘问过程必须更加审慎处理。我们要质疑的是包曼法官曾经服务过且引以为豪的联邦检察署的诚实。我们也质疑罗伯·莫维洛的行为。我们知道这是个艰难的任务。

许多辩护律师都会尽量回避那些必须攻击检察官之诚实的案子。这完全可以理解。检察官可以用庞大的权力侵犯辩护律师的日常生活，并对他的客户施加压力。由于庭外认罪协商是解决刑事案件的主要模式，被告律师必须在其中折冲樽俎，而这必须经过检察官这一关。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中，检察官甚至有和法官地位相等的判决建议权。

从更私人的层面来看，检察官可以以各种方式让辩护律师的生活过得很悲惨或是很惬意：他可以同意或反对诉讼的延期、对事证开示选择提供或隐藏资料、在技术性的要求上吹毛求疵或是宽大为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和善或敌对。许多检察官都很乐意运用权力，以便从辩护律师那里得到好处。我并非暗示这有任何不妥，虽然它的确牵涉道德问题。我只是想说，和检察官维持良好的关系真的很重要。

很多检察官也很欢迎来场良性的战争，只要涉及的是被告的清白问题。但如果这场战争和他的道德有关，对于被告律师和“被告检察官”而言，就很难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或者甚至是职业上的关系。无怪乎大部分的辩护律师都想推掉那些必须扯检察官后腿的案子。他们最多只是把对检方的指控转移到与个人无关的体制问题。

我在此案主要抨击的对象正是某检察官，不管我是否主动挑起战争。莫维洛的暴躁脾气人尽皆知。有次我在法院门口看见他对某个辩护律师咆哮，那位律师显然认为莫维洛做错了什么。莫维洛叫道：“你这个兔崽子，你完蛋了，你不准再踏进我的办公室一步。”对于任何在纽约南区执业的辩护律师而言，这些话无疑等于被法院宣告破产。莫维洛主导的联邦检察署刑事部门，再也不和这个律师进行认罪协商或是任何其他的协调。{36}

可想而知，没有任何检察官会喜欢被传唤作证，接受诘问关于路奇其他的罪行：他是何时知道这些的，以及为什么知情不报。最终，这就像水门事件最后的夏天。我们的审讯举行时，美国总统恰巧也因为包庇被迫下台。这使得许多有名望的律师、许多现任或前任的检察官的名誉受损。包曼法官不断拿华盛顿的法院做比较。

虽然我对于挑战联邦检察署已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是不认为自己比其他律师勇敢。我不过是认为自己没什么好输的。作为一个终身教授，以及在其他城市的兼职律师身份而言，我不会常常遇到认罪协商或协调其他条件，我只辩护和宪法问题相关的案子。我相信自己不会遭到报复，这使我勇于挑战检察官的不法行为。此外，身为法律道德的传道者，我对于许多法庭或道德团体评量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的双重标准感到震惊。检察官极少因为全力起诉罪行遭到批评或纠正，但被告律师却常常因此使自己的饭碗岌岌可危。

基于上述原因，我非常愿意挑战检察官或法官的行为，这的确也成为我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在罗斯纳案中，我第一次直接挑战联邦检察署的诚实问题。

起诉检察官：罗伯·莫维洛

我们的第一个证人是罗伯·莫维洛。他矮胖的外形被形容长得像巴蒂·海克特，却少了那份幽默感。他的嗓音很尖锐，带着嘲讽的语调。他曾任刑事庭的首席检察官，喜欢被当成老板奉承。可想而知，他一点都不喜欢被传唤到法庭作证。

莫维洛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被传唤到法庭的，因为他在 1972年1月间刻意隐瞒巴伦对路奇渎职的指控。

莫维洛是个自负的证人。他以断言的方式陈述所有事情：对于巴伦指控的调查已经非常“详尽”、“他的指控绝对没有任何根据”、那些说辞“完全不可靠”、“不足采信”无论如何，巴伦“完全没通过测谎”。

相关的证人可以证明这个调査有多么粗糙。没有追査任何线索；没有约谈相关证人；没有査阅被逮捕嫌犯的前科；没有接触其他拥有相关情报的探员。除了在某项政府认定颇为重要的证据中，调查员曾经搜查巴伦所说的仓库，但是找不到什么东西后便放弃了。

这些探员试着以巴伦在测谎中失败来为自己的草率辩解。然而，这正是莫维洛的调査最粗疏的地方。国内知名的测谎专家（亚诺·包曼自己执业时也雇请过他）证实，由维吉尼亚公司所做的测谎简直是耻辱，不但机器有问题，所设计的题目也不当，结果更是毫无说服力。任何专家都不能断论这些无聊的图表证实巴伦说谎。测谎公司的总裁的证词甚至和莫维洛相抵触。他说这些测试只能显示巴伦可能“有所保留”，只是“没有说出所有真相”。测试者从未告诉莫维洛说巴伦“对每件事都撒谎”。莫维洛对于测谎结果的证词被抨击得体无完肤。

起诉检察官艾略特•萨格

我们到了审讯中更困难的层面：联邦检察署助理检察官艾略特·萨格的行为，他是本案的承办检察官。我们要争论的是，萨格始终隐瞒事实，直到审判时仍然如此。我们认为萨格甚至误导首席检察官，而使得首席检察官转而误导最高法院在检方是否知道路奇知道的罪行以及何时知道的重要问题上的理解。

萨格给人的印象并不差。他也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很强悍。他以莫维洛为榜样，包括他狂暴的脾气以及其他特点，但显然并不成功。他的个性充满了矛盾：虽然偶尔是本性使然，但他像许多年轻的联邦检察官一样，时常装出浮夸且自以为是的模样。他基本上是正直诚实的，却给我回避麻烦和错误的印象。他不说谎，但是你永远无法确定他是否对你诚实。在证人席上，他看起来对我有些不满。{37}

我先是询问他关于“高尔备忘录”这个备忘（在下个阶段的审理非常重要）是两年前对路奇所做的笔录，共有两页，路奇在笔录中坦承在1965年和其他3个警员在无搜查令的状况下搜查毒品，并且从屋子里偷了200元。这个备忘录是联邦探员罗伯·高尔所做的，因此而得名。艾德华·萧当时是调査路奇的主要负责人，不久后就得知此事，也知道路奇已经坦承不韪。但是在罗斯纳的案子里，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开庭前夕才得知此事。

高尔备忘录对于我们的辩论非常重要：这构成不容争辩的书面证据，证明在罗斯纳的审判前，检察宫早就知道路奇除了准备坦承的3项罪行之外，至少还有一项罪行。路奇在高尔备忘录中所承认的罪名和他先前所说的完全不同。路奇辩称他不过是个掮客，并且是为了保护那些饱受警方威胁的小人物。但是在备忘录中的罪行却大相径庭，那是警察借着搜查的名义所犯的盗窃罪。大部分的陪审团所认同的是遭警方闯入并且被窃的受害者，而非路奇自己坦承作为“掮客”的受害人（如果真有什么中间人的话）。200元的小额数目并不能改变这个罪行的本质，如果当时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现金，必定也是全部拿走。最近，联邦法官才因为约翰·艾利其曼共谋非法入侵精神科医生丹尼尔·斯伯格的住所，而宣判他有罪，即使他在该案中分文未取。

然而，这份备忘录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罗斯纳的律师可以循线追查到路奇其他的贪污行为。他们可以调查这种犯罪手法。结果证明，路奇在备忘录中所供认的罪行不过是冰山一角。他最终承认12起类似的窃案，总额高达25万美元。被隐瞒的备忘录是揭发路奇罪行的重点。

政府依法应该将高尔备忘录在罗斯纳案子开审前交给被告。连萨格都在交叉质询时不情愿地承认，在他发现备忘录时就“立刻知道备忘录应该在审讯时交给被告律师”。但是负责让被告知道路奇过去罪行的检察官艾德华·萧却没有这么做。

萨格承认他大概是在1974年4月8日拿到高尔备忘录的。这是个关键性的日期，因为隔天萨格便向包曼法官呈上宣誓书，保证罗斯纳在再审动议中的指控“毫无价值”。

我问萨格为什么在自己的宣誓书中完全没有提及高尔备忘录。他起初试着混淆时间顺序。“我第一次看见高尔备忘录是在4月9日，在包曼法官办公室截止收文件的一个小时左右。”我要他澄清其中的疑点，他最后终于承认自己是在签下宣誓书前读到备忘录的。他之所以略过它的理由是“当时的调查对于高尔备忘录的证据还不够完整”。

路奇的证词使萨格的说辞更露败笔。路奇说萨格在准备宣誓书时就已经和他详细地谈过备忘录的事情。此外，路奇清楚回忆起那段对话约是发生在深夜，所以必然是在呈送的前一天。路奇也证实，萨格曾经问过他在备忘录中的指控是否属实，而他也承认了。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闲谈。路奇证实萨格发现备忘录后便找他来，对他大吼说：“还有哪个该死的白痴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少个人看过它？”萨格当时想要捏造故事的第三种版本。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萨格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不让被告或包曼法官在审阅旦誓书时知道备忘录的存在。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的行为更严重：他决定不让正在审理我们的上诉申请或诉讼文件移送令的最高法院知道这份重要的文件。

我们得知萨格曾经和检察署里不同的法律专家讨论过关于备忘录的麻烦，包括对最高法院的联络官约翰·高登。高登在读到摘要时就告诉萨格：“我们没有呈上这个东西实在是个错误。”

1974年4月19日，首席检察官在最高法院对罗斯纳的上诉作出响应。还不知道备忘录存在的首席检察官说明如下：“联邦检察署否认……有任何检察官知道路奇作伪证的事。”首席检察官也坦承，若有任何检察官知道这种事或是任何错误的行为，都将是非常严重的。然而，高尔备忘录却证实萧检察官确实早就知情。因此，检方确实对最高法院提出不正确的陈述，因为华盛顿有意忽略在纽约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进展每况愈下。

当路奇全盘供出他的罪状时，约翰·高登终于决定应该告知首席检察官可能发生的窘状。但是，依我的看法，首席检察官所得知的不是全部的实情，甚至可能完全是谎言。高登告诉首席检察官，路奇开始交代更多的罪行。但是他也接着宣称：“在路奇的伪证前，我们还没有发现路奇对自己的罪行撒谎。”这并非事实。因为萧检察官至少知道路奇其他两项罪行：在备忘录中交代的盗窃罪，以及在布朗克斯区的共谋伪造录音带与伪证罪。高登证实在联络首席检察官前已得知备忘录的存在。（我们无法询问高登或萨格是否知道伪造录音带一事，因为在听证结束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被隐瞒的实情。）然而，高登既没有告知首席检察官备忘录一事，也没有说萧检察官已经知道所交代的罪行。相反地，他给了完全不同的讯息。那就是，联邦检察署中没有人知道路奇除了在罗斯纳案中所交代的罪行之外，还有其他的罪行。

事情愈来愈令人难以相信！

首席检察官决定，根据路奇交代的伪证罪向最高法院呈递书面报告，以使最高法院不致被错误或不完整的讯息而误导。于是他草拟了文件，告诉最高法院路奇曾在罗斯纳案中说谎。首席检察官把这文件传给联邦检察署，让萨格和高登确定其中细节的正确性。首席检察官在文件中认为：

只有在审查过这些新证据，包括联邦检察署所否认的、对于再审申请之审查非常重要的指控证据后，才应该给罗斯纳再审的机会。

萨格将这段公文改写为：

只有在审查过这些新证据，包括联邦检察署所否认的“检方知道路奇其他罪行”、对于再审申请之审查非常重要的指控证据后，才应该给罗斯纳再审的机会。

于是，萨格更改了首席检察官所草拟的书状，告诉最高法院说联邦检察署否认检方知道路奇其他的罪行。萨格在改写书状之前，已经读过备忘录，并且和许多法律专家讨论过，了解其重要性。而他仍是更改了首席检察官的书状，以便否认髙尔备忘录中所证实的事。

首席检察官完全不知道真有这些事实和文件，因此在最高法院提出了误导性的诉状。

在最高法院驳回申请后的两星期，我才知道萨格的计谋，整件事情令我十分震怒。他不仅误导了最高法院，也让我们无法对这错误的讯息做任何的补救。我很想在包曼法官的审讯之前揭穿他的阴谋，这是高层的腐败。

“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但是当我试着证明萨格的不当行为时，检察官杰夫提出连珠炮似的抗议，不让萨格为自己的行为作证。包曼法官显然被我对检察官的攻击所激怒，转而支持杰夫的意见。我越来越有挫折感，要求法庭允许我“出示证据”，即如果我被允许继续诘问的话我想要证明的事实。我的提议如下：

我们认为联邦检察署有意不让最高法院核准诉讼文件移送的申请……最高法院对于高尔备忘录完全不知情……

基于上述这些对我有利的事实，这个动议再合理也不过。我对于包曼的反应非常意外。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威胁的姿态举起手指：“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你最好能够证明。”这显然是对我的威胁。就像犹太人防卫联盟案一样，包曼法官还是用他的老把戏：威胁辩护律师以回避对政府的严厉指控。我试着想让政府接受应有的审判，而他则想让我接受审判。我将矛头对准检方，他则对准我。

接下来的时间对我而言就像身处地狱。每次我想开始交叉询问之时，包曼就打断我：“我还在等待关于联邦检察署有意对最高法院隐瞒情报的证词。我希望你赶快取得那份文件…… 那可能会是明天报纸的头条，但是我今天就要相关的证明。”他以这段话结束了早上的辩论，并且“指定”我在两点时能证明那“特别的指控”。接着他离开法官席，重重地摔上办公室的门。

我后来才从法院的传闻知道门里面所发生的事。包曼法官指示他的助理（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准备就我刚才“无法证实的控诉”正式起诉我。包曼告诉他，在他吃完午餐回到办公室后，他就要读这些起诉书，接着送到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他交代完这些后，留下那个充满疑惑的助理草拟文件。包曼回来时，那位助理告诉他，他不愿意草拟起诉我的文档，因为他不认为我有任何过失。如果包曼法官要起诉书，他必须自己写。被激怒的包曼说他会自己动手。

我们进入法庭，包曼法官指示我陈述“我的指控”。他煞有其事地拿起笔说：“我现在要确定你说过的话，你说联邦检察署蓄意隐藏证据。”他逐句地记下，让法庭中的人都看见他这个动作。他显然想引我入圈套。我开始对萨格交叉询问。萨格回避我的问题，在包曼的支持下想把论争的矛头转向我。当我问到他在午餐休庭时是否曾经去核查某个重要的日期，在法官的同意下，他竟然回答说：“说真的，德萧维奇先生，我觉得你的指控非常恶劣。我宁愿去用餐也不想去确定什么日期。”另外，他所有的回答都是说：“我的证词只能以你在公开审理中提及的事为基础，我不想评论那会有多少正确性。”当我开始宣读萨格更改过后的文件时，他打断我说：“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庭讯变得无法控制，包曼法官也无意维持秩序，萨格甚至忘记自己是证人而非法官。他对我咆哮着命令说：“德萧维奇先生，我对那些记录再熟悉不过了。问问题吧！不要只是坐在那里……”只有在萨格借着诘问我而逆转我们的角色时，包曼才想起他是证人，并说：“请停一下。你应该回答这些问题。”

我询问萨格是否记得我曾对他说过高尔备忘录是“证明检方知情不报的第一个重要证据”。他的回答是：“你记得我曾经对此一笑置之吗？”这使包曼对我（而非萨格）猛烈抨击：

法庭：这一点都不有趣，我要彻底了解此事。结束时，我希望德萧维奇教授可以告诉我他是如何费力证实这些……

德萧维奇：我已经准备好了……

法庭：请不要打断我。如果你没有做到，我会考虑该采取的惩戒步骤……例如，我会注意你的询问的正当性。

最后我终于能通过萨格自己的证词，证明他该为没有让首席检察官或最高法院知道高尔备忘录而负责，而且是他更改了首席检察官的诉状以否认检方“知道路奇其他的罪状”，在他早知道检方对高尔备忘录的内容有所了解时。我想办法证实：隐瞒高尔备忘录“确实是联邦检察署对最高法院蓄意行为”。证明这点之后，我才放心包曼法官不敢处罚我。

但我错了。当我证实萨格是蓄意对联邦检察署和最高法院隐瞒高尔备忘录的事时，包曼法官便开始对我声称对高尔备忘录被隐瞒的事情不知情。“我绝不相信任何有理智的人会根据高尔那件事指控对最高法院的蓄意隐瞒……”但是包曼法官意欲回避的事情正是我想指控的。我提出的证明的确是指备忘录的事：最髙法院对高尔备忘录并不知情。我自认自己的陈述再淸楚不过了。

在我成功证明自己所说的这件事之后，包曼改变游戏规则。他现在要求我证明“更加严重”的指控。他认为在高尔备忘录中被证实的罪行都“微不足道”•；并且，任何与高尔备忘录相关的直接或间接问题都不准再被提出。

那个晚上的电视报道有些不祥意味。当地记者评论说：“如果德萧维奇可以证实他的指控，他的客户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但是如果他的指控失败，他就得和他的客户一起坐牢。”

我返回剑桥准备我的反击。我找到了哈维·希维格、琼·贝克商谈此事。我们都认为我应该开始采取主动，并且对包曼法官持续对我的威胁提出控诉。我们研究了惩戒法规，找不到任何规定说法官有权威胁要处罚指控政府不当行为的律师，即使这位律师最后没有提出令法官满意的证据。哈维和琼都认为我已经证实了我的指控。我们都认为该受惩罚的不是我的行为，而是包曼法官的行为。包曼对我的指控毫无依据，他允许萨格在证人席上口出狂言地指控我。他并且声明，警察为数200元的盗窃罪是“微不足道的”也不值得法庭纳入考虑。

我致电赫夫斯特拉法学院院长蒙罗·弗立曼，他是刑事诉讼之司法伦理的权威。当他听说包曼的行为时非常愤怒地说：“这些检察官出身的法官，总是想迫害那些纠正政府不当行为的辩护律师。说真的，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可争论的错误。”我问他如何看待我们想指控包曼的想法。他停了一下，然后回答：“批评某些法官是个好主意。但是时机可能不对。包曼才刚宣布他要退休。没有任何惩戒单位会想惩戒刚退休的法官。我认为他们会找出方法来合理化他的行为。”我请他建议接下来我该怎么做，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包曼改变主意，放弃要求。我问弗立曼是否愿意在惩戒问题上为我辩护，他答应了。

对我的“审判”

再回到法庭时，我多了弗立曼院长的支持。对我的审判就要开始了。弗立曼院长问包曼法官我违反了律师法的哪一条法规。包曼法官拒绝回答。他想把这个问题转交给律师协会的申诉委员会，让他们“去决定我的作为是否违反任何法规”。弗立曼告知法庭，经过他研究手边所有的规则后，以他的专业见解，他认为我所掌握的消息应该被允许指控政府蓄意隐瞒。另外，如果我的当事人要求，我也应该作出适当的指控。弗立曼指出，无论检察官或是任何法官，都没有权利免于被批评。弗立曼提到刚被陪审团无罪开释的检察总长约翰·米契尔，并提出有力的论点：

这个法庭不久前才指控前检察官、现任检察总长，蓄意阻碍司法正义。虽然提出指控的律师最后无法证实什么，我还是不认为他们应为此受到惩戒。

包曼法官看起来并没有被弗立曼说服。他建议他提出上诉。问题持续扩大，但是我知道应该如何解决。包曼法官目中无人，如果我能让他保住面子，他可能会放弃对我的要求。我向庭上请求说明在我的证明中所使用“蓄意”这个字时的想法。法官同意聆听。我解释说，在我使用“蓄意”时，我指的是适用的法律标准：

就是说，对被告十分重要、却未受到检察官重视的证据。

我并不想将萨格的性格描述为绝对“邪恶的”，但我的确以为“……政府的决定是蓄意而非偶然的”。

我并没有不同的说明，但是语气稍微亲切些。这对包曼法官就够了。他说：“既然你要控告检察署的记录已经弄清楚了，我不想对你使用‘蓄意’的含意多加追究。”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包曼法官仍对他以前任职的单位吹嘘一番：

这并非因为我曾在联邦检察署任职，而是联邦检察署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正直标准，尤其以本案而言……检察署仍维持着过去诚实的历史。我必须再次让你们知道，在本案中，我不认为本署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审讯很快结束了。包曼法官返回办公室写下他最后的判决——他了不起的杰作。

是否要起诉路奇？

正当罗斯纳的审讯于公开法庭举行时，另一场秘密听审则在联邦检察署办公室里进行。其目的在于决定罗伯特·路奇是否应为自己的多起伪证罪遭起诉，还有他最近才承认的多项罪行。根据报道，共有3种看法。第一种是来自缉毒组的代表，他们唾弃路奇的作为，想起诉他并给贩卖毒品的警员一记棒喝。第二种是联邦检察署几位年轻的检察官，想起诉他来警告作伪证的警员。他们同时也认为起诉路奇可以提高他们在罗斯纳案中的地位。第三种来自于路奇的支持者，一群叫做“我是路奇迷俱乐部”的成员。这个团体以萧、斯克波特和吉莱安尼为主导，他们反对“他们的伙伴”被起诉，担心因此会使告密者不再愿意与政府合作。

新上任的联邦检察署署长保罗·克伦决定不起诉路奇。萧情绪性的请求显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告诉克伦说，路奇“是我的英雄”。所以，这个贪污的警察被允许在纽约市警察部门保有警员身份。事实上是他最近才被指派到新成立的部门：廉政署，这当然是“正直的警员”才能胜任。他从未因为成打的罪状或是数十万非法以及未缴税的收入而遭政府任何部门的告发或惩罚。

包曼法官最后的裁决

埃德蒙·罗斯纳不够幸运。8月15日，包曼法官宣布长达30页的判决书。

他认为在高尔备忘录中所提到的200元并“没有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路奇与劳伦斯关于毒品交易的对话录音带是“模棱两可”的，即便“毫无疑问……路奇在整个过程中都清楚劳伦斯从査获的海洛因拿走‘大批货物’”。他得出结论说，萧和斯克波特没能把这些情报转给被告是无足轻重的。

判决书中的重要裁定认为，陪审团对罗斯纳的判决并不是以路奇作为证人的可信度为依据，反而是路奇录下的录音带对话：

本庭认定，无论路奇的可信度如何被怀疑，不管是从偶发事件或是他的罪状来看，陪审团的判决都丝毫不受影响……我不认为路奇的缺乏可信度对本案有任何重要性。陪审团不可能因为对高尔备忘录的评估或路奇的交易行为而有不同的判决。

包曼法官否决了我们再审的申请，他认为我们对髙尔备忘录的争论是“缺乏证据且充满诡诈”他立场非常清楚。

包曼法官的意见在事情的进行中更改了所有的规则。他驳回我们的再审申请，对所揭露的任何事不为所动。他认为我们证明了所指控的每件事：包括路奇多次的伪证，萧检察官在审案前早就知道高尔备忘录的存在，斯克波特在审案前就知道路奇和劳伦斯贩毒的相关对话。他反对我们的理由（这些粉碎了我们再审的申请），全是听证前他手边握有的资料。他的决定来自初审的评估，以及认为路奇可信度对陪审团的决定不重要。既然包曼法官其实不需要审理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我们不知道他为何花费数十万元，以法律资源召请无关紧要的证人，还阅读不必要的文件。讽刺的是，在审讯前，政府就极力反对开庭，正因为包曼法官可以依据原先的审判记录作出裁定，而无须传唤新证人。包曼法官嘲弄了政府的辩论。

长期担任律师的罗斯纳，对于包曼法官说即使陪审团知道路奇的历史也会宣判罗斯纳有罪，感到非常愤怒。他说：“那不是陪审团思考的方式，如果他们听说这个警员在10年的打劫后仍逍遥法外，他们会对政府感到愤怒，并且不会因我的作为投票决定我有罪。”

陪审团究竟会如何决定？

当我计划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时，我不停地思考包曼法官对于陪审团所得出的结论。

我突然想到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为什么不亲自去问陪审团的想法呢？比起包曼法官，他们当然更知道自己会怎么决定。

罗斯纳的陪审团当然早就回到了个人的生活，要找到他们并不容易。再者也因法律对他们有免于威胁与恐吓的保护，联络前陪审员是有法定限制的。美国律师协会就建议，在辩护律师会见前陪审员前，应该向政府告知意图，让法院可以放心。

我们告知政府，政府促请包曼法官发出禁止令，不让我们联络前陪审员。然而包曼法官却拒绝政府的决定。

在大量的预备工作后，我们找到两位陪审员，并安排与他们会面。我的第一站是布朗克斯区的某栋建筑。热心的席维雅·柯恩立刻用茶点招呼我们。

她说：“罗斯纳的案子相当有趣，可怜的他曾拥有一切，却因为自己的作为惹上麻烦。”

她的丈夫打岔：“那的确是场很漫长的审判，席维雅谈论了好几个星期。”

她响应：“当然，还有那位很帅的警员路奇。”

我问：“那些录音带怎么样？”

她说：“喔！我想起来了。那些录音带根本听不出来什么。全是噪声与音乐。我们曾试着想听个仔细，可是什么都没听到。几乎听不见罗斯纳的声音。大部分是路奇和其他两个意大利籍的家伙的。”

我问柯恩太太在陪审闭讨论中所发生的事。

“我们不断争论罗斯纳是否是因警员的设计圈套而犯罪。罗斯纳的说辞是一种，路奇是另一种，其中必然有人在说谎。最后我还是相信了警员的版本，他看起来似乎更诚实可信。他甚至还承认自己在年轻时所做过的坏事。”

我拿出包曼法官的意见书，让她看看路奇最近才承认的罪行。她非常仔细地读，并念出每个字。她显然越来越羞愧。最后，她转向我问道：“真的吗？路奇真的做过这些事情？”

我告诉她路奇已经承认了每件罪行，包括在罗斯纳案里的伪证。

“这太过分了，他愚弄了我们，”她羞惭地小声说道，“他看起来这么好。这实在太夸张了。真叫人难以相信。”我问她，如果她知道关于路奇的这些记录，她投的票是否会完全不同。

“如果我知道那位警员的罪行，我绝不会这样投票的。尤其是他居然满嘴谎言。我们那时都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我想我如果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事，我不会相信他的。我会相信罗斯纳。”

我们拜访的另一个陪审员是席摩尔·米兹纳。我把那些路奇最近才承认并且收录在包曼法官判决书中的文件拿给他看。他忍不住喊道：“哇！天啊！太夸张了！”“比起罗斯纳来，这家伙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他接着转向我，问道：“他们把他送进监狱了吗？”

我告诉他罗斯纳尚在保释中，他打断我：“不，不，我问的是路奇。”我说他仍是个警员，并未遭起诉。

席摩尔生气地说：“一个头号大骗子可以作伪证而逍遥法外。我不可能再相信任何他说过的话。”我提醒他路奇在这次的审判中已经承认3项罪，他不希望自己因此遭到起诉。

“对。但是他所承认的都是那些他不会遭起诉的罪行。我们的确没想到他会因为作伪证而换来逍遥法外。但是现在很明显地就是这样。”我告诉席摩尔，政府宣称在罗斯纳的审判时，不知道他最近才承认的罪行。所以，不可能以不起诉作为交换条件。

“但是路奇对于自己的作为十分清楚。他是个狡猾的警察。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抓，到时候他就可以说他都是为了政府。这的确有用。他现在正逍遥法外。”

我告诉他包曼法官说即使陪审团知道路奇的罪行也不会更改判决。

席摩尔问：“他怎么知道？他并没有和我们参与讨论，他怎会知道我们会如何决定？”

我进一步问席摩尔：“你确定如果你知道路奇所有的记录，你会改变投的票吗？”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如果我早知道路奇过去的犯罪记录，我不会相信他的证词，也不会那样判决。”他再停顿厂 一下说：“那位法官的态度告诉我，我应该如何投票。”

我把与两位前陪审员的访谈结果告知上诉法院。我知道我们在上诉中，最大的阻碍是，包曼法官认为即使知道路奇的伪证罪和罪行，判决也不会受影响。上诉法庭很少会推翻下级法院所裁定的事实。虽然很难预测陪审员在得知“所发现的事实”时，会作出如何的决定，但包曼法官佯称他的结论是得自审讯时的观察。他开场便这样声明：“身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仔细观察整个过程后，我不相信……”这类的声明是故意使上诉法院的法官难以对主审法官作出事后批评。我相信陪审团的宣誓书可以对抗包曼法官的裁定。

南西·罗斯纳不同意我的看法。在她看来，那些陪审员的访谈有些“虚假”而且不够专业，会削减我们的立场。她强调了一个事实（我也很难过地意识到，）在这整个诉讼中，政府所采取的策略是把攻击的矛头从他们身上转到罗斯纳和他的律师，南西说，那些陪审员的宣誓书不过是为政府的这个策略提供了更多的防守手段。我了解这些风险，但并未被说服。我们继续争论，后来南西的看法占了上风，至少在那一刻看起来是如此。

罗斯纳的二次宣判

在准备上诉时，我们被另一位法官传唤。在上诉法庭于第一次上诉撤销包曼法官对罗斯纳所作的5年判决后，因拉·怀特法官被指派重新判决罗斯纳案。

我们提出无比详尽的备忘录，指出以联邦判决的统计数字来看，当联邦官员（如法官与检察官）犯有贿赂罪时，他们很少会被判刑超过两年。

我促请怀持法官不要宣判罗斯纳超过那些贪污的法官与检察官的刑期。在我辩论时，他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当他宣读判决时，他说他已经将包曼法官的原判决列入考虑，但是今天下午德萧维奇先生让我注意到备忘录后，我不同意包曼法官所决定的刑期。结果他宣判罗斯纳3年刑期。

我倒认为怀特法官是因为向他即将退休的同事包曼致敬而多加了一年。我们不认为怀特法官应将包曼明显不合法的判决纳入考虑。但是罗斯纳至少由原刑期的判决减为将在艾伦伍德监狱3年的刑期而感到满意。艾伦伍德是监禁白领阶级罪犯、比较自由的监狱。如果是原判刑，则将在刘易斯伯格服刑，那是危险罪犯较多，并且十分折腾人的地方。

怀特法官允许罗斯纳缓刑，直到我们的上诉有结果。

再次上诉

这次的法庭成员由亨利·法兰德利，康涅迪格州保守但是受尊敬的威廉·庭伯斯法官，及曾在罗斯纳的初次上诉时撰写意见书的地方法官莫瑞。葛芬担任。葛芬法官当时才刚到上诉法院。我们很高兴葛芬法官也在陪审法官行列中。

我为罗斯纳辩护，萨格则为政府声言。我提醒全法庭的人，特别是葛芬法官，第一次的上诉法庭认为本案争点是在路奇或是罗斯纳的可信度问题，并认为在这个设计圈套诱使犯罪的案子里，早期那些未被录音的会谈，“对于陪审团的决定十分重要”法院现在则接受包曼法官的“裁定”，认为陪审团的判决主要的依据是录音带，而完全和路奇的可信度无关，因此先前的意见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转变。

辩论后几个星期，我们接到通知，说法官们想听路奇和罗斯纳所有的录音带。萨格与我抵达上诉法庭的会议室，里面已经有5副耳机。3位法官与两位律师开始聆听路奇与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那的对话。接着我们听到罗斯纳的声音。他的对话听起来有些模糊且缺乏条理，但是在录音带中他似乎同意为自己的案子购买情报。录音带的其他部分则听不出个所以然。法官们竭力地听，在多处要求倒带重听。他们不断地因困惑而摇头，仿佛在说：“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现在说话的是谁？”我们离开会议室时都认为，只凭借这些录音带，没有任何有理性的人可以判定罗斯纳究竟有没有踏入陷阱。

几个星期后，没有只字片语。1975年4月29日，上诉法庭作出一致的决定。这次罗斯纳又输了。这次的意见书和前次相同，是由葛芬法官所主稿的。但是，却完全看不出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第一次的意见书强调的是法官采用路奇法庭上的证词与其可信度。第二次的意见书则同意包曼法官的结论，也就是“路奇并不是这个政府案件的关键，那些录音带才是”。法院因此判定，即使是高尔备忘录加上路奇与劳伦斯之间的录音带曾转交给被告，也不会改变陪审员对路奇可信度的理解，而“假设罗斯纳是因为中了圈套而犯罪这样合理的怀疑”，除了纯粹的理论思考，葛芬专注在高尔备忘录与劳伦斯的录音带上，而忽略了关键问题，也就是如果陪审员们早知路奇所有的罪行，包括他无数次的伪证，他们的决定是否会改变。葛芬法官因无法说明而未对此问题作出响应。

他将焦点转至审判后莫维洛和萨格对实情的隐瞒。他同意我们的这点分析。他认为莫维洛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在法庭里是很严重的字眼，“因为他没有通知被告劳伦斯的状况”。法庭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检察官们不应该对路奇的可信度作出单方面的决定，尤其是当他被指控的行为已经符合再审的动议时”。庭上同时也认为萨格不当地对最高法院隐瞒备忘录之事，但是裁定（没有什么讨论和分析）罗斯纳并没有因为这些错误而被误解。

因此，虽然上诉人的律师有力而完整的辩论，他仍无法证明所声称的不当行为最终对于上诉人造成任何偏见。

我们对这段声明的理解是，看来罗斯纳的牢狱之灾以及执照被吊销是无法避免的。（葛芬法官后来和朋友私下谈话时，也如此表示。）

葛芬法官在6天前审理另外一件案子时，便证实了他的想法。在那个案子里，政府的主要证人在审讯时承认“不仅服用鸦片，还吸食海洛因，同时也在贩卖毒品。整个审讯期间他持续服用美沙酮”。他在审讯后另外被査到，除了这些毒品的使用之外，他还“持有大麻”。政府却刻意隐瞒他持有毒品的罪行，并且没有在审讯期间让联邦检察署得知此事。上诉法庭对该案的判定是，虽然“与证人大量使用毒品比较起来，他过去所持有大麻的记录便不算什么”，但是判决应该被推翻，因为陪审团对于证人因为持有大麻而被判决的记录，将会损害被告的立场。

罗斯纳的案子更具有翻案的说服力。但是葛芬在批注中论道（那个案子基本上是特例），在其他的案子里，“政府的确曾因为没有发现罪犯过去的记录而有所疏忽，但是在罗斯纳案子里，这种情形却不存在”。这说法大有问题。罗斯纳从不认为政府不知道路奇过去的犯罪历史，而他的律师们也耗费心力，也是要找出相同的结果。如果有个检察官在答辩书中发表如此的声明，他就得为他的谎言冒着被惩戒的危险，但是却有3位上诉法院的法官都在公开的意见书中发表虚假的声明。此事让我相信上诉法庭准备扭曲法律和众所皆知的事实，而不愿撤销对罗斯纳的判决。

我们即刻对上诉法庭全部的9位法官提出重审的请愿。在请愿书中，我们质疑葛芬说罗斯纳已经接受政府没有犯错的声明，并且认为在这两案中的意见书立场“完全冲突”。法庭驳回了我们的申请，我们把最后的希望转向最高法院。在请愿书中我们提到，本案的确需要最高法院的重审，因为我们认为“联邦检察署在诉讼文件移送申请的审理期间，蓄意对法庭隐瞒相关消息”。我们提到这是此类问题的首次案例。最高法院在1976年6月30日否决了我们的申请，没有任何意见书。

当时，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我说服罗斯纳公开与两位陪审员的会谈结果。我们向最高法院呈递他们的宣誓书，认为这些宣誓书推翻了包曼法官与上诉法院的意见；我们也土张，如果陪审团知道路奇犯罪的事实，判决结果有可能完全不同。最高法院发出命令要求政府响应，这很不寻常（也鼓舞了我们），因为请求再审的动议已经定案。政府再度以攻击性的态度响应，指控我违反法律规定：“未经地方法院同意访谈陪审员。”我们则指出政府无法拿出地方法院禁止我们访谈陪审员的禁止令。然而，政府却让最高法院相信，两位陪审员的宣誓书不值得列入考虑。我们再审的请愿又被否决。

最后，1977年，在长达5年的诉讼以及十几次不同法庭的审判程序后，罗斯纳被宣判败诉，并开始他在艾伦伍德3年的刑期。

后记

罗伯特·路奇：这位城市王子再度成为英雄。不必再参与作证、执行调查或是诱陷被告。他是《城市王子》一书的主角。此书不仅成为畅销书，也成为院线电影片。这两项事业的收入，再加上他在当警察时所累积的成千上万的财富，他成为史上最有钱的警察。他最近从警界退休，领了20年的退休金。

在我交叉询问路奇几年过后，我在波士顿《城市王子》电影的首映会上见到他。我们都受邀参加首映后的座谈会。

“嗨！亚伦，你看起来比几年前年轻耶！”他边说边用手臂环绕我，使我以为他想搜身，看看我身上是否藏有录音机。

路奇倒是没什么变化，只是衣着更有品味且不俗丽。我们谈论罗斯纳、包曼和其他检察官的事情。我说我无法相信萧在罗斯纳的审讯前不知道他的其他罪行。他回答说：“我确信在他的心里其实知道我的罪名不止那些。他应该知道，他绝非傻瓜。”

“那他怎么坐视你在证人席上公然扯谎?”我问。

“他不能非常确定我说谎。他当然曾因此起疑，可能也这样相信过。但是我要求他不要对我施压。他果然没有。我对他说‘3件罪名’，”路奇举起3根手指头，得意地微笑：“他接受了。”

“检察官总是在唆使别人作伪证，亚伦，这点你很清楚。”他继续说：“他们要警察改变证词让案子进行顺利。你以为警员这套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当然是检察官。在99%的案子里，他们都是心怀好意的，这远比辩护律师强多了吧！他们（指辩护律师）为钱唆使作伪证，将坏蛋放回街上。我们两方的工作就是要监督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影片强烈地暗示萧的确知道路奇将毒品交给毒瘾缠身的线人，并在路奇宣誓否认时静默以对。如果此事属实，就可构成伪证唆使罪。非常讽刺的是，这正是罗斯纳最初被指控的罪名。首映会后我和路奇谈论此事，他答道：“对我而言，萧不可能犯错，他是神，就像托马斯·杰佛逊对我一样。”重点再明白不过了。萧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有误，他为路奇定义了什么才是正确无误的。

但是路奇对其他的检察官却非常吹毛求疵。在最近他所接受的访谈中，他说道：“警察绝不该做任何脱不了身的事…… 如果所有的检察官都不知道他们使用非法窃听，或是作伪证，城市王子就不会存在。”路奇接着谈到在司法系统中伪证普遍地存在。

警察在警察学校时被教会如何作伪证。作伪证对警察，或是律师而言，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们不管开超速罚单或是违规停车，全都是在扯谎。但是他们却很少对案子的实情说谎。他们只有可能是找到一个事件，或是任何可以将那个事件塞入他们所认为符合最高法院的愚法或是法律框架中。（参考（导论〉中的规则四和规则十一。）

在本书即将付梓前夕，我获得有关路奇伪证罪的新参考资料。我会晤了在罗斯纳案子前听取检察官们报告的执法官员，他曾出席路奇与检察官们第一次录音会面。根据此次由多位政府证人宣誓作证的官方版本的会面，路奇告诉检察官他的整个警员生涯中，只犯过3件案子，并且自认只是警察与犯罪组织之间的中介者。另外，这些录音带最后都回到路奇手中，他在一次的烤肉活动中烧毁了它们。

那位执法官员告诉我完全不同的故事。他曾在有证人的场合明确地表示，他亲自听到路奇告诉检察官，除了在罗斯纳的审判中他所承认的3项罪行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他解释了他们如何进行大笔交易，如何贩卖毒品。故事实在精彩万分。”那位官员还告诉我，警察局中流传说路奇其实并未烧毁那些录者带。“他又没有发疯。那些录音带可以说是他最后的王牌。只要他握有录音带一天，联邦政府就永远不可能以伪证罪起诉他。录音带会证明他曾向联邦检察官承认更多的罪，所以，如果他犯了伪证罪，政府相关人员也脱不了身。”最后，这位司法人员告诉我，在《城市王子》付梓后，他曾把所有相关消息告诉联邦检察署里的助理。结果，他要他“忘记一切，因为这都是老掉牙了”，并且，让大众知道这种肮脏事，对谁都没有好处。和我谈话的这位官员，同意我公开他的谈话，却不愿意被指名道姓。

罗伯·莫维洛：路奇和劳伦斯事件几年后，我发现由罗伯·莫维洛所领导的检察单位其他更为严重的疏失和隐瞒事实。

当时，我所代理案子的被告，因为麦可·赫曼的证词，被指控股票欺诈。事情已经定案。我的当事人免不了牢狱之灾。我却突然在那时得知，这位赫曼在与莫维洛协商后，决定出版回忆录。

回忆录指出，赫曼为政府工作时，他与同事对长岛某家破产公司欺诈8万元，结果那位同事把得到手的钱拿到巴哈马去洗钱。赫曼急需那笔钱偿付地下钱庄的高利贷。赫曼要求莫维洛帮他，莫维洛便让联邦调查局去取得那笔钱。当时，那笔钱应该到联邦调查局手上作为证据。要不然也应该回到合法拥有人的身上，也就是破产的公司与投资者。但是莫维洛与赫曼共同策划了复杂的交易，让赫曼以个人理由得到那窃取的8万元。

此事如果属实，将让罗伯·莫维洛犯下协助盗窃，他夺取了属于他人的资金。我针对此议题要求审讯，也因此再度在证人席上遇见暴躁的莫维洛。联邦法官说：“这种怪异的事总是存在。”他裁定说：“对政府而言，这应该十分明显，当这些资金被发还时，一定无法避免地落到赫曼口袋中。事实上，政府决定忽略这点，并有意识地刻意让赫曼从窃取的8万元中从中获利。”这位法官被莫维洛的行为所激怒，然而他还是没有在他长达50页的意见书中提及莫维洛的名字，他只以其头衔称呼他。但是为避免任何对莫维洛所做的公然批评，法官并没有将意见书印出来。

《村声》杂志以头条故事报道了这项窃案。黑体的大标为“逍遥法外的检察官？罗伯·莫维洛的线人诈骗某破产公司”报道将此事件形容为“丑闻”和检方的不当行为。莫维洛的响应说：“亚伦·德萧维奇指控他所代理案件的每位联邦检察官有不当行为，他所指控的这种案件可列出50件。”记者向我证实此事。他在确认之后报道，我所指控不当行为的案件有5件“被证明是对的”故事总结则认为，莫维洛的“意外事件”未能从赫曼的账簿中审查出那笔8万元的漏洞，不足以影响他身为联邦检察官的声誉，或是成为东区检察署署长的最佳人选。因此，此事件不久后，当我揭发他与赫曼的欺诈行为时，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会告诉我的律师朋友，如果他再次在法庭外见到我，他一定会痛打我一顿。

莫维洛在离开检察署后进入私人律师事务所，并被指派为“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团”的主席，专门负责“调查律师们被指控的不道德行为”。指派他此职的正是他的前任上司，怀特尼•萨摩法官。

阿诺·包曼：当我们正在等待上诉的判决时，包曼在媒体上抱怨法官几乎无法维生的微薄薪资，并且辞职。（当时法官的年薪为4万元，现在则超过7万。）包曼现今任职于世界最大的法律事务所，谢尔曼和斯特林律师事务所，他仍坚持被称为“法官”他的年薪约在25万元之间，显然比法院要高出许多。

埃德蒙·罗斯纳和南西·罗斯纳：在艾伦伍德待上8个月后，罗斯纳被转到位于曼哈顿的拘押所。每个星期待在那儿几个晚上，白天则在法律出版公司工作。1979年7月的《国家法律月刊》专访执照被吊销的律师特刊中，罗斯纳也受访。他认为被吊销执照比入牢狱还糟。他也谈到自己犯的罪，以及后来的被判有罪。他告诉记者：“法律对我而言，就像是个善妒的情妇。”

埃德蒙·罗斯纳被判有罪与他的执照被吊销，不仅让他付出“拥有情妇”的代价，还包括婚姻的离散。南西在他入狱时离开了他。有好几年她的事业蒸蒸日上，当时她曾为几个来头很大的被告辩护，包括犯罪集团人物。在她最当红时，曾出现在《炫耀》杂志上。她每天几乎花费20个小时在准备询问与辩论，而她所付出的心血也得到相当的报酬。她认为自己的当事人对她相当忠诚，愿意为她两肋插刀。她的当事人的确十分信任她，所以，在她为其中一位以人身保护令赢了联邦法院的判决后，他们便私奔了。不幸的是，上诉法院驳回地方法院的判决，并且让南西一同入狱。南西现在回到纽约州从事房屋买卖的工作。

埃德蒙·罗斯纳决心重回律师界执业。他最近在准备以《城市王子》.一书中所揭露的事迹提出新的诉讼。那本书首次揭穿路奇以及布朗克斯区警员有计划地掠夺数百台电视机后，并共谋洗去录音带，以及同意在审判时作伪证。政府对那项罪行的隐瞒，在罗斯纳审判前就已经开始，并且持续整个听证会与上诉期间。这乃是最大的欺瞒，因为这些未被揭穿的罪行与路奇如何处置录音带相关。而根据政府——也就是上诉法院与包曼法官的说法——录音带正是对罗斯纳不利的证据。

然而，在罗斯纳针对录音带被消音提出新的上诉时，政府也改变策略。在宣誓书中，联邦检察署声明“以罗斯纳在审判中所提出的辩护来看，录音带丝毫不具重要性”。这次法庭说：“在这次的‘设圈套诱人犯罪’中，录音带并不重要，因为罗斯纳所声称的会谈而被陷害的几次会谈没有录音。”在早期的意见书中，法院判定录音带在这个政府的案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现在，这些相同的录音带一点都不重要了。这些意见书中惟一相同的是罗斯纳败诉。在我接下此案前，我的朋友曾警告我：“没有人会把已经割除的癌细胞再放回去。”即使你必须依据案情大刀阔斧，也要避免这样的结果。

罗斯纳第五次向上诉法院上诉。1980年12月，上诉法院根据“以下的意见书”（认为那些录音带“一点都不重要”的判决），全体通过支持地方法院判决。在给上诉法院命令中，附上已通过的公文，告示其内文“不该被报道、引用或是在这个或其他的法院中，应用在不相关的案例上”。裁决为“罗斯纳败诉”，但其败诉的原因不得被其他案例拿来当成判例引用。连上诉法院本身都似乎像是对罗斯纳的判决感到羞耻。这并不难以理解。

联邦检察署：尽管在罗斯纳与赫曼的案例中不断揭露不当行为，仍有许多人将联邦检察署视为“联邦体系之宝”。然而，这却是个失去光泽的宝石。备受尊敬的贪渎光环（以更高等的正义之名的贪渎）渗入曼哈顿市中心圣安德鲁广场那些绝对干净的走廊里。烙上污名的检察官不曾想过他们会进行贿赂或伪造证据。他们也不曾想到会在宣誓下说谎。但是他们有些人却练就对伪证视而不见的功夫，扭曲事实，并成为隐瞒真相的共谋，这些都是以保护社会之名犯下的罪状。他们在某些法官有意的庇护下堕落，这些法官都拥有正直与诚实的声誉。

联邦检察署的年轻助理，不仅被教导如何成为“诈骗精英”，更糟的是，他们被教导这样的欺瞒是可以被接受的。事实上，他们也被期待这样做。他们受教于“英雄”范例，如罗伯·莫维洛、艾德华·萧以及怀特尼·萨摩等人。这些人前身为联邦检察官，现今则是地方法官，并且仍持续着相同的把戏。他们了解“诈骗精英”的把戏的确奏效，上诉法院持续这样的宣判，让联邦检察署获胜。在面对不容扭曲的不公证据时，让那些将欺瞒的行为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检方获胜。有些助理将这些功夫传授给后继者，也将这把戏带入个人执业或是联邦法院里。没有人胆敢告诉法律界的这些精英分子，他们所做的就只是欺骗而已。

例如，在最近的案例中，两位前联邦检察署法官之一、曾起诉席格尔案的亨利·帕索，他从当事人身上得知，目前正在接受审判的政府主要证人是个大骗子。为了帮自己的当事人在认罪协调占上风，这些前任法官告诉刑事庭的首席检察官说，他们握有证据显示，政府的证人是个骗子。但是他们不想在审判进行的同时，揭露这个骗子的名字，使政府的工作更为棘手。这些前任法官了解，如果他们这样做，政府会很感激地暂缓诉讼，告知法官与辩护律师新的证据。因此，这些在联邦声名俱佳的前法官便使出小手段，他们告诉现今的法官“他们希望等几天再透露此人的姓名”。任何聪明的法官不用思考也都能判断，这位正在审判中的秘密证人，在几天内就会被解决掉。但这位法官对此视而不见，并继续等待着。在陪审团作出有罪的判决后不久，这些前法官才告知现任的法官证人的姓名，这的确才是他们隐瞒的重点。

我们期待一个鼓励遵行而非违反宪法的法院，所以，在他们得知这个在前任与现任的联邦检察署和法官之间的小把戏时，应该会十分愤怒。然而，当我在由3位前检察署法官所组成的合议庭中争论这个问题时，他们毫不关心宪法的最终目的。他们只是批评我缺少确定的证据就在捕风捉影。

法官们所接收到的讯息是明确的：继续做欺骗精英，如果必须因此绘声绘色也无妨。但是要确定不会制造出连法官也不能放过的事实。

这类的欺瞒行为也不应该被这些法官解释为“某乌龙警官”的小过失。我这里所谈论的这些助理都非笨蛋，他们都是机智、高知识水准且十分会算计的检察官。他们容忍设圈套诱人犯罪，对伪证视而不见，掩护他们所合作的证人，这些都不可能是意外的决定。他们有些决定至少看来就是经过周详的计划完成的。他们可能自以为是对的。毕竟他们是将恶徒绳之以法的人。他们专门对付那些挑剔法律技术性细节的辩护律师，以保护社会大众。他们辩称，他们不完全合法和不道德的作为，是为了“更高层次的正义”。

我个人的经验是，当某法官决心要逮住特别“恶劣”的被告时，这类的精英堕落的几率最高。联邦检察署将目标对准某犯罪组织首领，或某贪污的政府官员；或者，以埃德蒙·罗斯纳的情形来说，他们所对准的目标则是，某位被怀疑不诚实且被唾弃的律师。这种情况的案例有时会被“权谋”所取代，而在司法正义的战场上，所有的手段都是公平的。被对准目标的坏家伙判决，也就是欲达成的目标，被视为有时用来对抗被告与辩护律师巧妙的策略。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法官身上出现辩护律师的行为，而完全忘记他们在司法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非常不同。

当某被告律师揭露这些腐败时，这些助理便视之为无聊的喧嚷而予以驳斥。法官大多数也会越过常规，维护这些助理。他们有时遭到批评，是因为多管闲事而付出代价。

我并不是说大部分或所有的助理都参与这类精英的堕落行为。我也遇见过拒绝合作的人。但是却有相当多的人，使联邦检察署充斥这种事。这些问题在其他地方也同样严重。众所皆知，这正是问题所在。在其他许多联邦或州法官办公室中，这种情形则更为严重。联邦检察署在所有检察署体系中，以最佳的名声与最少的腐败闻名全国。那是为什么年轻的精英律师被送来这里学习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此单位为正直之楷模。这也是为什么在清廉的表象之下是如此之不堪。

第十章为辩护者辩护

当李·贝利在1973年被控共谋邮件欺诈时，他引用了一句律师之间流行的格言，大意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待辩护律师态度的截然不同。在英国，辩护律师被视为骑士一般；在美国，他们则是动辄遭到起诉。这个格言对美国的观察是有事实依据的。为数不少的辩护律师曾被控告犯罪。有时候大众得小心，和小儿科医师的“小儿”一样，在“刑事辩护律师”这个名词里的“刑事”二字，犯罪的是委托人，而不是律师本人。

由于喧噪一时的水门案和亚伯斯坎案{38}的曝光（其中许多律师也都成了被告），使得“律师经常是犯罪者”的印象深深烙在美国人心里。因此，在我这几年刑法课程的第一堂课中，我总不忘提醒一年级学生说：“以统计数字来看，你们许多人最后都会成为被告，而非辩护律师。”

我的当事人有半数曾经是律师，且多为刑事辩护律师。他们遭起诉的罪名从贿赂、盗用公款到谋杀都有。大半都是因为执业而遭起诉，如埃德蒙·罗斯纳的案子。许多人被控藐视法庭，或是因为过度热心代表委托人而违反律师职业规范，就像我在罗斯纳案和犹太防卫联盟案中遇到的险境。某些被指控的罪行完全和他们的法律工作无关。例如，某个律师投资家具公司。在公司面临倒闭时，这位律师为满足某些债权人的要求，以公司老板的生命诈骗100万保险费。结果，这位老板被人以黑道手法谋杀。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位律师涉及谋杀，但他仍被判保险欺诈罪。我在上诉书中主张陪审团不应事先被告知被保险人遭到谋杀，因为当他们得知这个带有偏见的事实，他们自然会假设诈领保险金的人和谋杀案有关。电视正是这么报道的，陪审团也这么想。而主审法官的任务正应该是过滤证据，让陪审团不要采用电视媒体的逻辑。既然没有证据显示我的当事人和谋杀案有任何关联，所以陪审团也不该被告知任何与谋杀有关的事。上诉法院同意了，而且也撤销了判决。大部分的律师都不想惹上黑社会的谋杀案，但是刑法要处理的却都是这种事。

在这个章节里，我将讨论我在执业时遇见或代表的几种律师类型。某些律师特别容易陷入麻烦。而那些从不惹麻烦的律师，从他们委托人的观点看来，却有可能是最差的辩护律师。

与委托人上床的律师

许多律师所遇见的问题都是被诱惑的结果，无论是好律师或不好的律师，都可能成为牺牲品。他们没有和当事人划淸界限，而成为同伙。许多律师，即使是华尔街最杰出的合伙律师，都和当事人在生意上有所往来。关系有许多种形式：或以股票的名义、合伙人或公司红利而收取费用；除了法律咨商之外，也提供商业的建议；或是在委托人的公司担任董事。

我在1965年遇见贝利，他弟弟比尔当时是我刑法课程一年级的学生。我正在讲授山姆·薛帕的案例，这个案子使贝利声名大噪。薛帕是来自克里夫兰市郊区富有的骨科医生，他的审判引起大众关注，最后被判谋杀他的妻子。当时贝利仍是个初出茅庐的律师，他说服最高法院给被告重审的机会，理由是因为舆论向检方一面倒，而没有给予被告公平审判的机会。在重审的时候，贝利最后让薛帕无罪开释。对于年轻律师而言，这是惊人的胜利。这也让他成为全国知名的一流辩护律师。

那天我在讨论薛帕案子时，比尔带了朋友来，坐在教室后方。我担任魔鬼代言人，请比尔上台来，请他假设薛帕实际有罪：“如果大法官相信他有罪，那么最髙法院撤销原判是合理的吗？或是说他有可能是被误判的呢？”

下课后比尔走到讲桌前来，向我介绍他的朋友，他正是山姆·薛帕的儿子。这位年轻人告诉我，我的假设让他十分困扰。“你怎么能假设我的父亲是有罪的？”他悲伤地问道。我为自己的鲁莽向他道歉，并解释自己不知道与本案相关的人会出现在课堂上，才提出这种假设。这种尴尬场面是哈佛大学必须面对的风险，因为许多有名望人家的孩子都在此就读。

比尔当时就邀请我去法院旁听他兄弟的案件。1967年1月，机会终于来到。贝利当时在为艾伯特·迪萨渥辩护，人称他是“波士顿锁喉手”。我带法律系和精神医学系的学生去旁听交叉询问，被诘问的对象是个充满敌意的精神科专家证人。交叉询问进行得完美无比。贝利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所有质询的问题来源，都是他的侦探所发现的事实，而那位精神科医师毫无所悉。贝利善于结合审前巨细靡遗的调查和有力的交叉询问。这使他比其他律师更为杰出，那些毫无准备就上法庭的律师，在诘问充满敌意的证人时，通常就只凭着自己的辩论才能与经验。这些技巧的确重要，但是如果少了调查的背景资料，即使最好的律师也会栽在聪明的证人手中。

波士顿案后不久，贝利问我是否愿走出学院的象牙塔，协助他草拟最高法院的诉讼文件移送申请。这次的被告是个通奸的妇人，被控谋杀她的牙医丈夫，她将丈夫从家里的福斯汽车中推下悬崖，让整件事看起来是个意外。麻烦的是，那妇人在审讯期间有了身孕，但是检察官仍判她死刑。本案的情节成为小说和电影的故事。琼安·迪迪昂也把这个故事收进她的畅销小说集《迈向伯利恒》里。陪审团的成员在事先“剔除”了基于良心反对死刑的人士，而判决妇人犯下谋杀罪，她被判处终生监禁。我撰写了诉讼文件移送申请，也被法庭批准了。最后，这个妇人在监狱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回家照顾孩子去了。

这件案子以后，我又为贝利处理了几个小事务。1973年5月18日，联邦大陪审团起诉贝利。罪状是共谋传销欺诈。共谋的主要人物是葛伦·透纳。透纳设计了几项“金字塔”计划，并夸大地命名为“你就是伟人”以及“柯斯考特星际之旅”。

这个金字塔计划正是金额更高的老鼠会。透纳及其公司让投资4500美元的投资者成为产品的经销商，例如化妆品，或是卡内基式的潜能开发课程。然而，比传销权更重要的是，这些投资者有权再把传销权以4500美元的价格转卖给下一位投资人，第一个委托人可以分得第二个客户的业绩，其他则归透纳和他的公司。第二位投资人可以再找到第三个投资者，以捞回他的成本，第三位再找第四位，如此无限延伸下去。问题就在于这其实是“有限的”。政府指称透纳及其公司并没有任何可销售的实质产品，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化妆品或是课程。他们认为透纳销售的是无实质价值的传销关系，是以空卖空，专钓想快速赚钱不明就里的客户。透纳从贩售传销权获得暴利，无论到底销售的是化妆品或课程。

60年末期，葛伦·透纳已经成为美国东南区的传奇。他虽然是未曾受教育的佃农之子，却累积了大笔财富。他像是某种流行的领导者，有几千人相信他的成功福音。当他贩售更多的传销关系并到处设立据点时，他的财富与名声传遍全国与全世界。但是各州终于达到饱和点。不满的传销商不仅对于无法找到下一位传销者而抱怨连连，他们也从未收到任何可以贩卖的化妆品或是潜能开发课程。

州政府和联邦执法人员对此进行调查后，并取得透纳的事业的禁止令。当来自销售人员的现金流开始减缩时，“你就是伟人”以及“柯斯考特星际之旅”就面临破产的危机。这时候透纳开始找寻全美最好的律师。公关部门董事建议他去找贝利。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家伙是谁啊”但是他同意和贝利见面。

透纳告诉贝利他的官司，“我的对手是美国政府”。

贝利回答：“很好，我向来喜欢公平的战争。”

在讨论很久之后，贝利答应为透纳辩护。双方还同意了某个不寻常的付费协议，这个协议也透露了两人不同的性格。透纳将偿付所有的诉讼费用，外加贝利租用喷气式飞机的费用。此外，若贝利解决了透纳的法律问题，透纳还将付给他为数可观的酬金。（这笔酬金是在官司打赢时付给律师的。这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是合理的。）贝利将得到一架崭新的喷气式飞机。无疑地，这对贝利而言是绝大的吸引力。双方都同意这项协议。

贝利所犯的错误，是许多好律师也很难避免的。他没有在为生意人辩护和成为委托人的伙伴之间划淸界线。

透纳看重的不仅是贝利极高的法律天赋，还有他可以为他的事业带来的名声和合法性。他甚至邀请贝利参加会员招募会议，以便使所有潜在的客户安心。关于贝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所争论，但是对于法院和政府而言，他显然牵涉过深。就合法性与专业伦理来看，贝利在法庭外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华尔街的律师一向如此。然而，重点是当律师太接近某个企业的会议厅或展售厅，而这企业又是欺诈或非法集团时，他就有可能遭起诉。

1973年5月，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大陪审团以共谋传销欺诈的罪名，起诉葛伦·透纳、他的3家公司、8个相关企业单位以及他的律师贝利。所指称的共谋者涉嫌欺诈“无数的受害者”。

将律师和他的委托人同列被告（法院另外也打算一起审理他们的案子），这对于法律或职业伦理而言，都是令人疑惑的、前所未有的议题。贝利聘请我为这问题撰写诉状和进行言词辩论。

这个问题必须从律师与委托人的保密权利背景来理解。这个保密权利要求律师对从每个委托人得知的信息都必须保密。这当然还是有其限制性：这些信息必须是在法律咨询时获悉的；只有律师才能知道这些信息，而不得让任何外人听到；这些信息不包括计划的或欺诈行为。在这些限制（以及其他技术性限制）之下、律师必须对委托人的信息保密。（但是委托人确有绝对自由披露它们。

在透纳与贝利的情形里，贝利在遭起诉前就是透纳的律师，长达一年的时间。在那期间，透纳与贝利也私下往来。我不了解这些往来的内容，即使我是贝利的律师，他也不能随意向我透露，因为我并非透纳的律师。但是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难以猜测，我可以想象到一般的对话。

律师会说：“你必须停止所有那些传销会上夸大不实之说辞。你不该告诉部些传销商说他们一年可以赚5万美元。这并非事实。你也不该误导他们相信有满坑满谷的委托人对传销有兴趣。你很了解这种状况总有一天会饱和的。”

委托人会说：“我并没有操纵这些传销会议。我的传销人员偶尔会失去理智，但我能怎么办？”

律师说：“你最好有所行动。你们的行为是欺诈。如果再继续下去，你的麻烦就大了。”

我不知道贝利究竟给透纳什么建议。但如果对话真是我所想象的那样，那么显然让对话曝光会对透纳“不利”，因为这证明他的律师曾告诉他，这会使他的员工都涉嫌欺诈。透纳在被告知涉嫌欺诈行为后，仍持续这样的行径，以陪审团的角度来看，透纳显然处于不利的立场。

但是，这段对话的揭露对贝利而言却是“有利的”，这证明贝利曾建议透纳停止那些诈骗行为。毕竟，律师能做的就是给予委托人建议。如果委托人没有采取建议，律师并没有责任，尤其是他并不知道委托人故意忽略了他的建议。

律师和委托人一起接受审讯所带来的难题是，如果他让他们之间的对话曝光，他帮了自己，却伤害了委托人；如果他保留这段对话，他帮了委托人，却使自己处于不利。

他该怎么做？贝利在拿到起诉书后不久打电话给我，征询我对此两难问题的看法。我认为他不该采用那两种方式，他应设法和委托人分开接受审讯，如此他就有可能在陪审团审问他时揭露关键的对话，而对审理其委托人的陪审团保留那段对话。贝利当然也想到了这点，他要我在诉状中申请单独审讯。

我写了长篇大论的诉状，辩称贝利和透纳如果一起审讯，将会创设一个造成律师和委托人冲突的案例，

并且会鼓励检察官在起诉当事人时，连律师也一起告。这种作为将造成寒蝉效应，使律师不愿意为不受欢迎的委托人的辩护，也将使委托人无法把秘密告诉律师。

法官在1973年6月13日开庭审理，这正是我为犹太人防卫联盟案的上诉辩护的第二天。庭讯在早晨7点半举行，为避开奥兰多盛夏的炙热。

我走进法庭，有人就告诉我哪个人是助理检察官。对于纽约州的人而言，他穿着的浅蓝西装外套搭配白鞋，实在不像个检察官；幸亏法官的风格和他很像。法官穿的是颜色活泼的西装，也配上白鞋子。这两人除了对服装有相似的品味外，口音和轻松的态度也很接近。而在轻松的外表下，一个是坚持的检察官，另一个则是精明的法官。

当我开始辩论时，检察官就以各种细节对我施压。他挑衅地要我举出某些对贝利有利而对透纳不利的对话。我当然没有办法举证这些细节，因为贝利慎重地拒绝我在诉状中提到这些对话内容。但是我还是暗示了这些对话的大意，承诺在法官室里让贝利在没有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透露部分对话内容。

检察官没有考虑透纳和贝利的律师与委托人的保密权利问题，他认为那只是欺诈行为的持续罪行。

他说：“贝利先生不应该利用委托人与律师间的保密权利作为掩护。”而我则回答说：

贝利先生并非想躲藏在这种保密权利里，而且当被问到可能损及这神圣义务的问题时，他必须主张他的当事人的特别权利。

现在，我们提出单独审讯的动议，是因为贝利先生想公开每件事，并为他曾参与的对话作证。

法官决定暂时搁置我们的动议直到下次的审讯，那时候或许才能知道贝利和透纳是否有实际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利益冲突。在保留这个重要的决定时，他同时也埋下贝利胜诉的种子，虽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关于政府将申请一起审判贝利和透纳，法官提醒说：

政府是在铤而走险……因为审案仍然持续着，如果此案进行8到14个星期，若我们届时准许单独审讯，就不会有再审的机会了。

从一方面来看，法官的说法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也错得很离谱。政府的案子不会只延续8到14 星期；最后其实进行了30周。经过那些漫长的审讯期后（这期间贝利仍代表自己），最后法官终于还是作出无异于30周前的决定：他同意让贝利单独审讯，并且宣告此案因程序错误而审判无效。

不包括贝利的这件案子被送到陪审团前，在经过7个星期的讨论后仍无具体结论。浪费了30个礼拜的审讯。被告被通知准备另一场审讯。

贝利应该怎么办？联邦法院曾提醒过政府，单独审讯如果延宕过久，可能会排除再审贝利的可能。但是联邦法院也拒绝干涉，检察官们让贝利如陷迷雾中好几个月，如他在宣誓书中所形容的“漫无止境”。他们拒绝撤冋告诉，也拒绝速审速结。贝利的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的事务所解散，他的老婆病了，而他的焦虑持续着。

1975年7月，地方法院终于撤销对贝利的指控，几个被告都同意承认犯有轻罪，被处以缓刑。

虽然对贝利的指控被驳回，这使得他恢复执业，但是遭起诉的耻辱仍跟随着他。他的事务所不再有衣着光鲜的顾客上门。贝利告诉记者亚历山大说，他已负债40万。”那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事。我没办法接到案子。没有收入。人人都和我作对。”

但是这样的状况，却有了戏剧性的转变。1975年8月15日，贝利摆脱所有在透纳案子里的指控后的几个星期，媒体竞相报道警方破获了近来最离奇且具争议性的绑架案。帕待里西亚{39}19个月前被歹徒从伯克利公寓绑架，她现在在旧金山警方手中。贝利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森监狱接到紧急来电，他当时正在和等待死刑的女犯人会面。来电者是兰道夫·赫斯特的律师，帕特里西亚在被绑架后的10个礼拜，涉嫌和“共生解放军”一起抢劫希伯尼亚银行。贝利接手赫斯特案，却使得他本具争议性的生涯雪上加霜，并且更加突显某些辩护律师在媒体关注的案子里的重要问题。

爱出风头的律师

贝利请我帮忙准备赫斯特案子的诉状，就像他告诉记者亚历山大的：“我常把较重大的案子交给亚伦。”对于帕特里西亚和贝利而言，这件案子的确十分重要。对贝利来说，这是个大好机会，可借此摆脱透纳的牵连。他并将有机会成为美国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本案已成为牵涉层面最广的案件。有位记者这样形容，赫斯特案绝对是“世纪之案”。而这却是贝利16年的法律生涯中的第四件或第五件大案子。

此案的主要议题在于赫斯特是否自愿参与希伯尼亚银行抢案，以及在她携带枪支进入银行时，是否受制于绑匪。

贝利请我加入辩护的法律研究。我则请了6位法律系学生搜寻美国司法史上被告遭绑架后加入绑匪的犯罪行为的案例。我们草拟了数份详细的备忘录，辩护被告的心理状态，然后送到旧金山。

我递交另一份备忘录，分析政府是否有权就她从银行抢案到被捕的一年半内的行动细节，对帕特里西亚进行交叉询问。政府认为如果她曾在希伯尼亚银行抢案后，自愿加入“革命”活动，那她的意愿就证明她也是自愿加入先前的抢案。辩方则认为，后来的事情与她在抢案当天的心理状态无关。更何况在抢案与其他事件之间，有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美国的司法部长威廉·萨克斯比告诉媒体，这桩银行抢案让他们认为帕特里西亚·赫斯特“不过是个普通罪犯”。那些“解放军”抢劫犯不断告诉她：“既然你已被自己的国家视为罪犯，现在你除了加入我们之外，已走投无路了。”

贝利担心的是陪审团听见帕持里西亚承认在希伯尼亚抢案后自愿加入革命的犯罪活动。他很清楚，在萨克斯比发表声明之后，陪审团不会依照她在银行中的作为来审判她，而是根据她后来所加入的活动。贝利认为这些事件就像“臭鼬”一样，应该想尽办法排除在法庭之外。有个经验老道的律师曾说：“一旦你让臭鼬进入法庭，臭味便很难再被除掉。”

我的备忘录建议法官应该在帕特里西亚坐到证人席前裁定政府是否准许对她就抢案后的行踪进行交叉询问。这样贝利才可能判断把她送上证人席是否要面对交叉询问的危险。（这也是我们在席格案中的做法。当时我们申请包曼法官事先裁定，如果席格拒绝作证，是否会构成藐视法庭罪。）

律师们周详的计划经常因为审讯时的扰乱而受挫。贝利要求事前的裁决。法官拒绝给予正式的裁定，但是明显表示，被告不得被质询到关于抢案后的可能罪行，除非在她的直接证词里提到那段时间的行为。有了法官意见的支持，贝利让帕特里西亚上证人席，并小心地避免任何在希伯尼亚抢案后的相关说明。

然而在帕特里西亚的直接证词之后，法官显然改变心意，他允许检方对每个细节进行交叉询问。贝利试图以不得自证己罪的规定使她免于被询问任何相关问题。然而法官却判定，根据她的证词，显示帕特里西亚已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所以必须回答问题，在陪审团前也不得主张其基本权利。帕特里西亚·赫斯特处于极端不利的处境，她被询问无数个暗示有罪的问题，并且在陪审团前重复地自证其罪；另外还因为她自己放弃了基本权，她不当的请求将为自己带来不利的推断。

帕特里西亚在交叉询问之下成为这场辩护的牺牲品。观察家认为，这场辩论将决定她的命运。有些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公开指责贝利将当事人送上证人席，使得她必须在陪审团前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然而，我十分确定，即使帕特里西亚没有站上证人席，陪审团也会作出相同的有罪判决，那些人同样有理由大放厥词。“这家伙是个半吊子”、“懒鬼”、“在牵涉心理状态的辩护之下，不让被告出席作证怎么可能赢”。

“如果你清楚所有的状况，你会让帕特里西亚出席吗？”我被问了无数次这个问题。答案是，除了贝利本人，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本案复杂程度。

当贝利必须考虑是否让帕特里西亚作证时，审判法官已经允许检方公开证据（不是通过帕特里西亚得到的），证明她在希伯尼亚抢案后所参与的犯罪行为。证据包括录音带和日记，记录着她宣称对“革命”信仰效忠，这些证据强烈暗示，她的转变早在抢案之前。法官也否决在陪审团前播放被告的心理医师和帕特里西亚谈话的录音带。在录音带中，帕特里西亚在提及自己成为都市游击队的行为时感到相当悔恨。所以贝利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抉择时，不可避免的两难困境出现了：如果帕特里西亚没有上证人席，让陪审团听她陈述抢案后的心理状态，这些对她非常不利的证据，必然会使她获判有罪，她将失去解释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帕特里西亚上证人席，她就有可能被交叉询问；但是法官似乎认为她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有权不自证己罪。

由此来看，贝利是否要让帕特里西亚上证人席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没有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法。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听到某些陪审员在判决后接受的访问后，如果我是贝利，我可能不会让帕特里西亚出现在证人席上。（好几位陪审员显然认定帕持里西亚有罪，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被告的证词。）但是如果我和贝利同样处在有限的信息中时，我也会作出相同的决定。

但是，我并不是说我的做法会和贝利一样，至少我不会在审判前召开记者会，公布我所要采取的辩护策略。检方辩称，贝利在记者会的做法促使他们必须公开抢案后的证据。因此，贝利所面临的两难应该归咎他本人。

没有两位律师会有相同的辩论方式。贝利有自己的方法。赫斯特家族所面对的问题是，此案是否应由贝利接手。一旦他们决定聘请贝利，一切就已成定局。贝利当然会选择自己的方式。如果赫斯特家族聘请的是艾德华·威廉斯（也就是他们聘请贝利之前所接触的律师，而他拒绝接手此案），整件案子的发展便会大为不同。威廉斯的风格很低调，对法律研究得很仔细，按部就班地进行计划，对每个突发状况都做好准备反应。我不知道威廉斯是否会让帕特里西亚作证，但我确定他的每个决定都是在充分的信息下、加上他敏锐的直觉、经过仔细的考虑而作出来的。就算威廉斯输了此案，他也不会像贝利一样遭到其他律师的大肆批评。贝利的炫耀态度以及媒体对她的关注，使他遭到同行妒忌和批评。

他吸引大众注意的能力也让人怀疑，包括赫斯特案后续的几个律师也认为，贝利的策略是受到成名欲望的影响。在不违背任何法律或职业道德规范下，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运用媒体是很适当的；但是为了自身的名声而牺牲了当事人的利益，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本来就很模糊。而喜欢出风头的辩护律师相信（或只是借口），成为媒体的头条对于律师和当事人都有利。这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情形。即使是好的律师，若一心想成为媒体宠儿，也无法分辨其差异。

帕特里西亚·赫斯特现在自由了。在她被判7年刑期的23个月后，因卡特总统的恃赦而减刑。被释放后不久，她嫁给游击队的伙伴，并育有一子。她出版了一本书，描述关于自己长达19个月与这批“解放军”相处的情形。她在书中严厉谴责贝利让她站上证人席，而页利还曾经保证绝不让她出席作证，并显然误导了她。她也批评贝利在审讯期间自恃过高，在法院审理结束后，即飞往洛杉矶与其他同仁进行座谈会。

帕特里西亚最后聘请另一位律师提出重审申请，理由是贝利的不当且无效的辩护。但是在1982年1月6日，帕特里西亚主动放弃诉讼，声称不想再与此事有牵连。

贝利则重操旧业。他与赫斯特案的关系显然只是使人们忘记透纳的案子。那个家伙是叫做葛伦吗？

常业犯的家族刑事律师

在葛伦·透纳的案子里，贝利不必面对是否作证不利于当事人以求自保的两难。而詹姆士·劳森，一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律师，却碰上所有刑事律师重复的梦魇。他被联邦法官命令提供不利于当事人，甚至可能使他身陷囹圄的证词。劳森拒绝陷自己的当事人于罪，法官判他监禁，“直到他愿意提供证词与消息”。他要我给他一些建议，并且希望我代表他出庭。

本案背景并不令人陌生。华盛顿州联邦大陪审团依共谋贩卖“泰式香烟”（高品质的大麻）起诉若干人。两个被告聘请波士顿以辩护大麻案出名的法律事务所代理诉讼。劳森被指派接办此案。

劳森飞到华盛顿进行认罪协商，那两位委托人承认有罪，被判一年徒刑。

然而，检察官却怀疑劳森的两位委托人都不是该案的主要人物，他们认为乔治·布莱德利才是真正的老板。为获取证据支持他们的怀疑，检察官传唤劳森的委托人在大陪审团前作证，并保证他们未来不会被起诉。他们被问到和布莱德利以及法律事务所的关系。其中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自己支付事务所的诉讼费用。他们作证他们没有付，也说明不知道是谁支付费用。

几天后劳森被传唤到相同的陪审团前，被问了个问题：“究竟是谁支付了那两位委托人的诉讼费用？”劳森当然了解，如果他告诉他们是谁付了费用，检察官便知道谁才是大麻集团的老板。

但是劳森无法给政府他们想要的消息，因为付费的人也是劳森的当事人。他是在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下支付费用的（这使他的身份曝光）。劳森现在却被命令泄漏机密，并交出委托人的名字。劳森提出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权利，并以此拒绝回答问题。虽然委托人的名字与付费方式并不包括在这保密权利当中，劳森却认为这个讯息会使他的委托人被起诉，因此应该受到此权利的保护。法官命令他回答，他坚持拒绝。他于是依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他告诉法院他要请求就藐视法庭罪进行答辩，并要求暂缓执行。检方反对暂缓执行，促请法官立即将他关入牢中。法官后来同意暂缓执行的申请。

在我们给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上诉书中，我们将这两难的案子交给法官：

一位正直且杰出的年轾律师被判定藐视法庭而遭羁押，只因基于律师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拒绝透露委托人的信息。而不仅他持这样的看法，他的同仁以及相关专家也是如此建议。

这位律师面对的是不可能解决的两难问题：基于良心、他不可能泄漏消息；另一方面，如果他泄漏消息，他的当事人有可能要面对牢狱之灾。他诚恳希望法院能帮助他维护律师的道德与法律职责。{40}

上诉法院撤销了藐视法庭的判决，认为劳森“有正当的理由，维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权利”，因为如果劳森“泄漏委托人名字，以及为共谋者的付费安排，会证明他们的共谋关系”。劳森被无罪开释。他无须入狱才能保护委托人。{41}

这不是我最后一次代表这家法律事务所。被传唤作出不利于当卞人的证词，是刑事辩护律师经常遇到的职业风险，尤其是毒品案。原因是毒品集团通常都是有层级组织，老板在最顶端，而运送毒品的人（被称为“骡子”）则在最底层。可想而知，骡子冒的风险最大，事实上他们也最容易被捕。而他们经常没有钱聘请有能力的律师。那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协议，如果骡子被捕，老板会为他们请律师。聘请那些昂贵的律师，对于这些老板而言，很少不是出于利己的态度。这些老板关注的焦点是确定他们花钱聘请的律师可以代表骡子们。他们极力避免有主见的律师，或者更糟的是，和检察官友好的律师，他们会鼓励骡子们供出老板以换取自己的自由。而对老板们来说，骡子的职责就是坚守岗位，闭上嘴巴，千万不能供出老板们的身份。老板于是也冒着风险，要确保他的骡子们也是这样理解。好的律师会让骡子们无罪开释，即使他们被判决，也是较轻的刑罚。如果骡子们被判较重的刑罚，他们出卖老板的机会也因此会增加，所以，聪明的老板通常会尽可能地为骡子请最好的律师。而他们也会尽量请到那些鼓励骡子们努力反抗检方而不变节的律师。

另一方面，从检方的角度看来，他们当然不认同既代表骡子又代表老板的律师。他们要求法院排除这样的律师，因为这样会引发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骡子而言，最有利的可能状况就是与政府合作，供出老板。他们的目的在于逮住老板。这家法律事务所还遇到另一件案子，马丁·威伯格与约瑟夫·奥特瑞两位资深的合伙律师被传唤作证，说明他们从某位被控走私大麻的当事人得到的费用是多少。他们拒绝透露费用，因为这个消息会使得他们的委托人因此被判有罪。很多走私大麻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显然不会有什么合法收入来源。假设有个嫌犯负担得起1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检方就有理由怀疑。支付10万美元的事实将会是最有力的犯罪证据。（此外，这也会让委托人被控告逃税，因为这笔钱不可能当成收入申报。{42}）

奥特瑞和威伯格坚持拒绝透露费用的数目。我代表他们出庭。（很巧的是，马丁·威伯格的事务所也有位毕业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我曾告诉我的刑法课的学生，我的教材都来自于5年来这领域的亲身经验。）总而言之，政府最后认输了，两位律师们不需要因为拒绝使自己的委托人入罪而坐牢。对于许多辩护律师而言，诸如此类的事情，仍是职场上经常会遇到的梦魇。

某些受理毒品案的律师比其他律师更容易遇到如此的状况。他们持续为同一个毒贩辩护，就像华尔街的律师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房地产法律顾问”，或成为某组织“犯罪家族的法律顾问”。他们对正在进行当中的交易提出各种建议。

当骡子被捕时，他们的名片以及家里电话留在他们身边，有任何问题他们便随时“待命”；他们和这些人十分熟稔，也成为好朋友；有些甚至为了个人需求，也从委托人那里获取毒品。这些律师被政府视为与贩毒的委托人有商业往来关系，有些律师并因此被传唤，甚至遭起诉。虽然他们某些行为当然是违法的，但是正当的为毒品交易者辩护和不当介入其行为，这两者的界线实在难以区分。这也是许多辩护律师干脆不接贩毒案的原因，而有些律师则专精此道。许多人站在正义的那一边；有些则游走边缘；另一些律师则是越过界线，加入生意的合伙。巨额的获利使诱惑难以抗拒。当然有相对的风险存在。

政府注意这些被怀疑与委托人有生意往来的律师是可以理解的。单凭自己的法律学位就想参与犯罪集团的买卖是没有保障的。但是检察官偶尔会假装怀疑这些律师有不当行为，以迫害程序合法且冲劲十足的律师。像奥特瑞和威伯格法律事务所就常常被传唤、调查和査账。而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非法行为。但是，因为他们为大麻和可卡因的毒贩打赢官司，有些检察官坚持视他们为被告，将他们的当事人视为证人而传唤他们。

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

他们看起来可能像辩护律师。他们说话也像辩护律师。他们也许也会有被告委托人。但是在内心，他们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检察官。

在工作上，我遇见许多这种律师。他们在每个大城市中执业。他们许多是前任检察官，暂时成为政府所指派的辩护律师。我遇到的许多位之前则是联邦地检署的助理检察官，任职多年后，自己出来开公司。他们的经验与专长都在刑法，有些人就选择留在原来的领域。但是他们不能起诉罪犯，所以他们变成辩护律师，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真的想保护有罪的被告。他们也不想将生命浪费在他们认为违法乱纪的人身上。他们希望的是能重返检察界，拥有资深的位置，可能是检察署某重要部门的部长之类的。

许多这些过去或未来的检察官，都有很特别的辩护方式。他们大多代表的是政府的线人、合作的证人以及认罪协商的被告。他们很少上诉，从不公开批评检察官。完全相反，他们主要的法律工具是与现任检察官友谊的维系。

现任联邦检察署的检察官会为那些试着与政府合作的被告介绍上述的律师们。这种介绍关系是因为检察官通常不应该和还没请到律师的被告进行交涉，而又非常厌倦面对原本有可能合作的证人却聘请到自主性很高且有可能反对合作的辩护律师。推荐“可信度”很高的律师后，检察官既能确保他不会失去证人的合作，又能履行自己职业道德上的义务。这种虚伪的行为让检察官在政府和证人之间维持独立的正直形象，同时也能掌握所有状况。

联邦检察署以前曾有一份可以合作或介绍给被告和证人的律师名单。这些前任的助理检察官律师，被相信能鼓励当事人合作。一旦这些律师开始被认为自主性很强，或试着对抗政府，就会从名单中被剔除。

名列在名单上，或成为圈内人，保证了获利的来源。有些愿意合作的白领阶级被告，通常很富有，并有能力支付高额的费用。

圈内人的身份又是另一种保证：圈内律师将有办法为委托人争取到减轻的量刑。与现任检察官保持良好关系的前任检察官，通常可能为委托人争取到看起来有利的认罪协商。

对于政府和“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来说，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信这些前任检察官能为委托人争取到不错的认罪协商。（他们很少在公开的法庭打赢官司。）如此一来，委托人被鼓励去找这些律师，并接受他们的建议与政府合作。（而律师也可以在自己的输赢记录中加分。）

有些检察官与执法官员也有一张不友善律师的名单，这些律师老是反对与政府合作。某些官员也怂恿被告不要再聘请这样的律师，要不然会使自己成为政府憎恨的目标。

我最近得知联邦检察署这种游戏的另一种方式。办公室每天都会公告某些律师的名字，这是为那些即将被传唤到大陪审团前的贫穷证人所指派的辩护律师；检察署的助理检察官在律师（披着律师外衣的检察官）被指派前，通常会拖延一天；他们会在那天先找来有可能合作的证人，以便增加他们被“建议”与指派的辩护律师合作的机会。证人们当然不会注意到他的律师是由政府精挑细选出来的，以确定他不会听见反对的声音。

有时候从被告的利益来看，聘请以及遵循这些律师的建议似乎是对的。用合作交换来的从轻判决（或无罪开释），对某些被告可能是最佳利益。但是独立且正直的律师绝不会这样照本宣科，他们通常客观评估不同情况的利弊得失。独立的律师可能会判断最好的方式是合作，而和“前任检察官网络”寻求协议。但是在其他案例中，他们也有可能认为相反的立场才是有利的。

任何被告都不应该信任秘密安排好的律师的建议。“披着律师外衣的检察官”的安排，通常的任务是为委托人争取最有利的协商，但他们也可能牺牲委托人去取悦现任的检察官。

培瑞·梅森

电视中的培瑞·梅森律师总是对说谎的检方证人采取精彩的心理战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策略却经常引起不良后果。即便交叉询问也很难成功抓出说谎的证人。对于律师或法律系学生而言，最难拿捏的在于什么时候不进行交叉询问，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或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停止诘问。

典型的刑事审判场面并非像电视上演出那样有扣人心弦的对峙，反而是慢步调的，甚至是沉闷且理所当然的问题，以及可预期的答案。

律师们都有一箩筐临阵受挫的故事。有个辩护律师就告诉我，有次他让一个有前科的委托人站上证人席。这位仁兄就急于让陪审团知道他不会隐瞒任何事。当律师问他是否曾被判罪时，他很快回答：“是的。”

律师后来又请他告诉陪审团，他究竟曾犯了几件重罪。他停了一下，开始数手指。最后，他看着他的律师的双眼，然后说：“加上现在这一件，总共是4件。”

另一位辩护律师的“战争故事”是个涉嫌谋杀老婆的男人。尸体没有被发现，但是有极具说服力的旁证。这位辩护律师在结辩时告诉陪审员们，他们将目睹大惊奇：当他数到10，被指称已遭谋杀的妻子会从法庭的门走进来。这位律师于是开始数“1、2”数到7时，所有的陪审员都盯着门看。律师数完10，陪审员们引颈以待，但是门动也不动。这位辩护律师笑着向陪审员们解释：“看吧，你们每个人都盯着门看，你们都合理地怀疑着这位太太究竟有没有被谋杀。这是我小小的实验。”这位律师得意地宣称：“这证明你们也会合理地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无罪开释这位被告。”然而，这套逻辑却没有说服陪审团，他们仍判这男人有罪。事后，这位失望的律师问陪审员为什么在注视着门之后，还会投有罪票。她解释说：“没错，我们的确都盯着门瞧，可是我们也注意到被告并没有看着门，他心里很明白，没有人会走进来。”

有些法律策略偶尔也会奏效。在犹太人防卫联盟案，我对帕罗拉进行交叉询问，使他误以为我们有某些对话的录音。但是像在那样的案子里，我们却经常遇到法官立即的斥责。我的友人兼同事哈维是个足智多谋且勇敢的辩护律师，就曾在某些案例中被指责，请我代理他出庭9次之多。有一次，他的委托人被控贩毒。逮捕他的警员发誓可以正确指认进行交易的被告。那位警员并不知道，这位被告有个双胞胎兄弟住在被告被捕的公寓。审讯当天，哈维安排让这个兄弟取代原被告出现在法院为被告安排的位置。掉包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位警员是否可以指认出坐在法院的这个人并非被告。

电视剧演出时，培瑞·梅森辩护律师使用这个策略让警察没有认出那是无辜的人。但是当哈维这样做时，检察署的助理检察官却要求惩处他。最后问题解决了，法院却认为哈维如果不想被判藐视法院，就要遵守诉讼程序。

电视上的培瑞·梅森所采用的策略，对于真正的刑事律师而言，有相当程度的危险：通常会有反效果，即使奏效，律师又常常因为采用这种方法而饱受批评。很少产生培瑞·梅森那样的效果：让无辜的委托人无罪开释，让有罪的证人认罪以及法官得到的衷心称赞。

正直的律师

在大城市里，有许多辩护律师都被视为是“正直的楷模”。这些优秀的律师不以好辩著称。他们的招牌是对法院和政府坦白。他们通常含蓄地陈述案情，以不带感情的语调辩论。他们没想过要采用策略或诡计，不管这些对他们的委托人多么重要。他们也不会攻击政府或法院。他们是通过尊敬而非胁迫或巧计赢得官司。他们是司法界的政客，名字通常被列在法官候选人当中。

这些正直的律师通常把个人声誉（在法律界的地位），放在委托人的需求之上。他们的理由是，他们的委托人终究会因他们的正直和坦白的声誉而受益。这种“未来的委托人”的观点诠释得最好的，是我以前哈佛法学院同事，法官罗伯·基顿。基顿是运用形式策略的著名专家：

从长期观点来看（有别于只关注手中的案例），有远见的人会避免某些合法却不尽公平的胜诉策略。即使你因此而出名，你将来在打官司时，也会遇到不少障碍。整个司法系统的目的在于伸张正义。为了委托人、个人声誉的合法利益以及未来在司法界的效率考虑，我们必须采取中庸之道。

每位律师的委托人的确可能因为律师本身“公正”、“中庸”的声誉而受益。但如果情况特殊，委托人也有可能因律师在必要时拒绝采取强硬手段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律师正直的声誉有可能就是牺牲某些被告的短期利益而建立的。所以，在聘请正直的律师之前，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位律师会用自己的正直的声誉帮助被告，而非利用被告建立自己的声誉。

出卖委托人的利益以换得其他利益或自己正直的名声，这个诱惑很难抵挡。听说当厄尔·华伦还在加州地方法院当法官时，会打电话给每个新来的公设辩护律师，和他们交易：如果经过他的判断认为某个被告是清白的，应该吿知华伦，然后华伦会让这位律师看所有的档案。如果这位律师在读过档案后仍坚持自己的想法，华伦就会驳回此案。想想看，每位公设辩护律师在面对这种天人交战的交易时，都处在两难的情境中。他如果没有表示他相信自己的委托人是清白的，他就是在承认自己相信他是有罪的。但是这位律师为了保持他在华伦面前的正直形象，并间接地使未来的委托人受益，他会放弃表示委托人的淸白。

当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过度关心自己中庸和正直的名声时，就会牺牲委托人，尤其是贫穷或遭歧视的委托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个人名声牺牲委托人利益的律师和为了出风头而牺牲委托人的律师没什么两样。在组织严密的律师界，后者被谴责而前者得到赞扬。

重视诉讼事由高于委托人本身的律师

某些辩护律师主要是为某些诉讼事由而执业的。他们反对死刑，憎恨警察暴力，支持穷人、少数民族和女性的同等正义，提倡人权宣言的保护，主张监狱改革，他们甚至想在政府系统中完成更重要且激进的改革。这些事由或许高尚，但是在特定的案例中也有可能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

威廉·昆斯特勒正是自诩为这些事由辩护以及落实这些事由的律师。

“我只为那些与我目标相同的人辩护。我不是随便可以请到的律师。我只为自己敬爱的人辩护。当我有个辩护事由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活了过来。”他如此宣称。

他形容自己是“人民的律师”，将“法律视为敌人和谎言”。他认同自己的委托人和他们的诉讼事由，所以如果他的委托人面临牢狱之灾，而他不必经历相同的胁迫时，他便会惶惶不安。（他宣称自己曾与莱尼·布鲁斯在男厕中注射海洛因，以便更能了解委托人的感受。）

我认识昆斯特勒好几年了，在他因为“芝加哥7人案”以藐视法庭遭起诉时，我曾与几位律师共同草拟上诉状。昆斯特勒是该案的律师，因其喧闹的行为而让此案令人印象深刻。

起初的被告是8位参加随着1968年民主党大会而起的各种示威的领导者，包括汤姆·海顿、雷尼·戴维斯、大卫·达林杰、亚比·赫夫曼、杰瑞·鲁宾、约翰·夫兰尼、李·维那以及巴比·席尔等人。（席尔的案子最后被单独审讯，所以只剩下7位被告。）因为没有任何联邦法禁止参加暴动或煽动暴动，所以这些活动最后由州处理。他们根据1968年的公民权法案中的“反暴动条款”被起诉，罪名是共谋跨州煽动暴动。检方承认，“共犯”在民主党大会之前不曾聚会，巴比·席尔甚至根本没有与其他人碰过面。这8位政治立场不同的被告，从激进的海顿、愤世嫉俗的雅皮鲁宾和赫夫曼到黑人人权运动者席尔，皆非常讶异会被控共谋。正如亚比·赫夫曼所言：“共谋？真是活见鬼！我们搞不好连午餐要吃什么都无法达成共识。”雷尼·戴维斯说得更夸张：“我们这8人是政府自60年代选出来的异议分子代表。我们都说，政府过去10年的历史正在这里接受审讯。”

本案的诉讼策略，部分是让被告提升为“政治性”的辩护，由昆斯特勒全程导演，他们抨击他们美国政治和司法中的伪善。而大半的骚动则应归诸于本案其他角色。主要人物是朱利略·赫夫曼，74岁的老法官。根据芝加哥某律师的说法，他自认为是“联邦的代表”。在开审前，被告亚比·赫夫曼就预测，审判将是“史科普审判、街头革命、乌士达音乐会和人民党的大会串”。结果，最后证实变成罗马竞技场。赫夫曼扮演残酷的君主，完全否决所有被告的申请与要求，且公开惩戒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检察官也没有比较好的，他们奉承法官，抓到机会就虐待被告。而被告呢？也无情地设陷阱给法官。昆斯特勒也该为这混乱的情况负点责任。

与法官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亚比·赫夫曼称法官为他的“私生父亲”并以蹩脚的意第绪语吼叫，以提醒法官他们相同的犹太背景。其他几位被告的行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地板上撒满软糖，把蛋糕带进法庭，穿着夸张的服装。

昆斯特勒没有直接参与这些古怪的举动，但是他也不断地运用他那激进的辩才。他形容赫夫曼法官的判决是“耻辱”、“没人性”、“孩子气”的，是“司法界最令人愤怒的判决理由”，他形容法院是“中世纪的行刑室”，他“欢迎”法官判他藐视法庭，因为“法官本身正在使法院蒙羞”。

而法官则不停地污辱昆斯特勒，并指控他“煽动混乱之火”，这种你来我往变成琐碎的滑稽行为。接下来我列出被告在法庭判决时的嘘声：

赫夫曼法官：马歇尔先生，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昆斯特勒：法官大人，我很感激那些嘘声。反正你根本没有带上什么忙，所以偶尔来些当事人的嘘声，至少可以帮助我提神。

赫夫曼法官：所以你是允许你的当事人在法庭公开抱怨了。

昆斯特勒：法官大人，如果你并不训诫你的检察官，我当然要发出嘘声。

赫夫曼法官：我已经注意到了，先生。

这大概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件受大众关注、却以闹剧收场的刑事诉讼。司法界因为这些被告与他们律师的怪异举止，以及赫夫曼法官跳入陷阱而十分愤怒。

审讯期间，哈佛法学院正在召开与政治庇护议题相关的会议。两位主要的主讲人分别是威廉·昆斯特勒和李奥纳·布登。布登是位杰出的公民自由的辩护律师，先前曾代表班杰明·史波克博士（因反战而遭起诉）辩护。而我当时则担任主席。昆斯特勒一如往常地迟到，会议先开始进行。布登致词时预测，当昆斯特勒来时，马上会上台来给布登和我一个吻。事情果然如他所预料，现场观众觉得很好玩。

布登认为律师应该将自己的角色限制在合法为委托人辩护上，避免让审讯泛政治化。昆斯特勒则采取政治途径，倡导律师应该深入委托人的政治立场，以及利用审判达成政治目的。讲话结束后，他预测自己可能会被赫夫曼法官判定藐视法庭。我笑着说：“比尔，老实说我并不爱你，但是我会准备妥当来帮助你。”他则说他并不会要求我爱他，只希望我能够拥护他就够了。

几个星期后，昆斯特勒以及他的联合法律顾问，李奥纳•温葛莱斯以及其他被告，被判以第一百七十五条“藐视法庭罪”包括称呼法官为“赫夫曼先生”而非“阁下”（达林杰因此被判6个月徒刑）、在法院里拍手（拘役14天）、大笑（拘役15天）。对昆斯特勒的指控更为严重，包括挑起混乱、违反法院的命令、当着陪审团的面叫嚣煽动的言词、鼓励被告发出嘘声。赫夫曼法官因他多次藐视法庭而判他4年又13天的徒刑。（陪审团无罪开释所有被控共谋的被告，也无罪开释夫兰尼与李维纳所有的指控，但也因跨越州界在会议中煽动暴乱而起诉海顿、戴维斯、达林杰、赫夫曼以及ff宾。上诉法庭4、仅推翻所有的指控，并特别注明“法官与检察官若没有其他的过失，也应该改变态度”。）

我被聘为昆斯特勒以及温葛莱斯的律师，为他们藐视法庭罪的指控辩护。

来自新泽西纽华克市杰出且认真的律师莫顿·斯塔维斯也参与辩护。1972年5月，民主党大会约4年后，审判后2年，上诉法院作出判决，撤销了所有被告与律师被判藐视法庭的判决。法院认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藐视法庭罪，而其他人则需要没有偏见的法官以及新的审判。

几年后，这个藐视法庭案由法官艾德华·基诺斯克审理。他判定昆斯特勒以及温葛莱斯多次被指控为藐视法庭的行为并未超出煽动的界线，只有昆斯特勒少数的行为的确是逾越的。然而，法官裁定审讯当时所造成竞技场气氛的过失应归咎于赫夫曼法官和检察官。因此，他裁决所有的被告都无罪开释。昆斯特勒被释放后，继续他各种激进活动。

近几年，昆斯特勒都在专心地攻击他的前任同事，他认为他们是告密者。他形容骑墙派律师马可·连恩（他的事业是建立在揭发刺杀案的共犯上）是“病态”满脑子想着出名，所以接下每个引起公众注目的案子。他谴责“芝加哥7人案”的律师麦可·泰葛，因为他为涉及“亚伯斯坎案”的国会议员辩护。“那真的很恐怖……我不会再与他合作了。”他也攻击琼·贝兹对北越以及柬埔寨违反人权的批评。他也指责我因为沙朗斯基案而批评苏联政府。在他看来，任何支持改革的人，无论为了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公开批评“社会主义”政府。

昆斯特勒最近的诉讼事由已与他那“人民的律师”形象大为不符。他代表威廉·菲力普警员打官司。这个人不仅腐败、惯于恫吓他人，还曾勒索毒贩、皮条客和妓女，也曾被控杀人未遂。昆斯特勒甚至还没见过他的委托人就答应接下该案，并解释说他不知道“有任何人不喜欢那个家伙，这样看来，他想必是个令人愉快的恶棍吧”。

昆斯特勒最近其他的诉讼事由则牵涉到某些没有人会喜欢的恶棍和组织性罪犯。然而，他甚至不满足于为涉嫌组织犯罪辩护。他认为“为暴民辩护涉及公民权的问题”，他声称，“雷蒙·帕特里西亚（新英格兰犯罪集团的首领）从某方面来看就像是马丁·路德·金。他被掌权者所厌恶……”昆斯特勒也承认他也许把帕特里西亚过于浪漫化。“我也许将他视为电影里的教父，像马龙·白兰度，但在我的世界里，他实在不能被归类为恶徒。”他说，暴民比起美国任何组织都来得诚实，他们只杀人，或者做其他的事。他不为那些只是涉及与犯罪组织相关的人辩护。“他们必须有某种才能。”他的委托人当然不见得能通过他的“爱的测试”，而他则说他们“私下都非常可亲”我怀疑他的委托人会希望自己的案子节外生枝。

昆斯特勒以诉讼事由而非委托人作为取向，近来的确为他产生了尴尬的冲突。当他为罗得岛著名的帮派罪犯辩护时，他得知当地有位律师被联邦调查局监听。他还没有和这个律师交换过任何意见，便向媒体宣布说他要对联邦政府提出诉讼，并在联邦法院内质问窃听的事。那位律师十分愤怒地表示：“我对于这两件事情都不赞同，我也不认同他在这诉讼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会使我未决的案子和调查受到影响。”昆斯特勒宣称自己代表那位律师的言行，也为那位律师带来麻烦。根据法院的审讯发现，不仅是那位律师，包括他的委托人，都是遭窃听的对象。

当昆斯特勒被要求解释为什么未经当事人同意就做出伤害他们的事时，他的回答是：“对我而言，整件事只是哲学观念的差异……”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律师究竟有没有权利强加诉讼事由在不同意的委托人身上。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清楚明白的“不”。

过度热心和缺乏热诚的辩护律师

我多次被批评为过度热心。为此我承认有错。在这个充斥着冷漠、懒惰和无能的律师的世界，我为过度热心地为委托人辩护感到骄傲。我为了委托人和代理诉讼而努力解决疑难杂症。这几乎使我在犹太人防卫联盟和罗斯纳的案子中与包曼法官产生很大的麻烦，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并将如此继续下去。

罗斯纳案子一年之后，在波士顿有个刑事辩护律师遭马萨诸塞州联邦地方法院院长安德鲁·卡夫瑞法官判决违反职业道德，因为律师宣称检察官“可能”在等待审判的被告阵营埋伏间谍。这个律师为了证明自己的声明，呈递波士顿警员的口供书，并要求更多的时间来调查这个问题。但是这位法官（就像包曼法官一样）要求他即刻证明自己的声明。审讯过后，卡夫瑞法官就指责他“行为违反职业道德和渎职”。在马萨诸塞州发起惩戒性程序的律师公会决定惩处这位律师。他有可能遭停职或是取消律师资格。

我请求公民自由联盟介入此事，并自愿代表这位律师写答辩状。

惩戒委员会最后判定“没有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况”，但显然因为对院长的敬意，委员会声明“问题已经解决”，而该律师的行为“游走在界限边缘”。我的观点则是认为，惟一解决的问题，只是卡夫瑞法官对于热诚的律师毫无根据的指控是否逾越正当的司法行为。律师能够挑战政府到何种程度，而不逾越那些模糊的边界，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希望那些热诚的律师不受惩戒的威胁，而勇于提出可能激怒包曼或卡夫瑞法官的正当辩解。

许多辩护律师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过度热诚，而是在于缺乏热诚。太多的刑事辩护律师都过于怠惰。他们关心的无非是诉讼费用。他们事先要求费用，并知道会得到多少事前的费用，不管案子后来变得多冗长或多复杂。费用一到手，他们关心的就是尽快结案，好再接受新的案子继续赚钱。这些刑事辩护律师看待委托人，就像百货公司看待商品，越快脱手越好。

我遇过许多这种缺乏热诚的律师。偶尔我会为某些案子撰写上诉状，在那些案子里的律师都太过冷漠了。有个案子就和转任律师的包曼法官有关。他第一件重大的刑事案件，其中还牵涉到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被告，他们被控共谋以差不多百万美元行贿新泽西福特利市长，以争取高达2.5亿美元的办公大楼区域规划。亚瑟·萨顿负责行贿。联邦调查局在市长身上装上录音装置，萨顿当场被逮个正着。被逮捕后，萨顿和律师商量，决定想办法达成认罪协商。他告诉政府说，是某大型房地产公司的3位执行总裁提供资金唆使他去行贿的。这3位总裁也遭起诉，其中一位聘请包曼代理他。

审判最后成为被告和萨顿之间的可信度之战，然而，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3位总裁唆使萨顿行贿。两方各执一词。

在萨顿接受交叉询问时，有个叫詹姆士·席维的年轻人告诉包曼的委托人说，他握有证据证明萨顿是个习于贿赂宫员的骗子和恶棍。席维为萨顿工作好几年，对于他的执业方式和过去历史十分熟稔。更重要的是，席维告诉包曼说，他已经在审判前向地检署透露这个故事了。由于被告曾在开审前申请政府开示所有对萨顿不利的证据，政府在违法的状况下隐瞒了席维所透露的消息。

包曼决定忽略这个突发事件。已经来不及在审讯中传唤席维这样的证人了。但是包曼至少可以提醒法官，检方可能有渎职行为。包曼基于某些理由，并没有让法官或陪审团得知席维的情报。

陪审团不知道这个不利于检方的重要证人的证据，而对被告判以3项罪名。法官判处他们5年有期徒刑。对于小人物所犯的贿赂罪而言，这个判决算是非常严重的。（在亚伯斯坎案中，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被判3年刑期。）包曼的委托人要求他对判决提出上诉，包曼拒绝了。相反地，他告诉委托人，在他当法官时，他也曾对一个意图贿赂的律师判处5年徒刑。这显然是指罗斯纳的案子。包曼却忘了告诉他的委托人，上诉法庭已经撤销原判决，另一位法官则将刑期减为3年。

判决后，其中有个被告，也就是那位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聘请我代理他上诉。我在漫长且受注目的诉讼当中，控告检方违反诉讼程序，未在审讯前开示事证，告知席维的情报。最后两项罪名的判决被撤销，并对另一项罪名进行重审。最后，我们达成和解。我们的委托人同意撤销对检方渎职罪的告诉，5年的徒刑减至6个月。

我曾遇过一个最冷漠的刑事律师，他曾为佐治亚州莱尼尔镇的一个黑人文盲辩护，他最后被判处死刑。这个律师的名字是艾德华·帕里什。他代理那个黑人桑恩·弗莱明出庭。弗莱明被控告涉及白人警察詹姆士·吉登斯的谋杀案。佐治亚州艾达尔镇附近的便利超市遭到持械抢劫。弗莱明并未参与此抢案，而是他19岁的侄子赖瑞和21岁的友人亨利所犯的。抢案发生后，这两位年轻人顺道把桑恩接上车，而被詹姆士警长看到。詹姆士对车子喊话，请他们停车。他让车子停在路边，车内的人对他反击，他最后被射死。车内的3个人都被控谋杀。但是对桑恩·弗来明的指控最缺乏说服力，因为他既没有参与抢劫，也缺少可信的证据显示他共谋杀人。这场审判以及预审的准备工作，都是法律研究能力不足、怠惰和冷漠的最佳教材。

预审时，帕里什在法院里睡着了。关于这谋杀案的相关背景，他没有做任何调查，没有提出任何预审动议，没有申请检查政府所持有的证据。（直到他的委托人在审判时对执法人员说明在该案中的角色，他始终搞不清楚他的委托人在该案中的状况。）他只知道他的委托人预审讯时做过笔录，但是他并没有拿到那份重要文件的副本，也不知道他是否签下弃权声明。由于这个律师没有事先得知他委托人的笔录，辩方居然对陪审团提出自相矛盾的辩词。帕里什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尽职的律师应该做的上诉申请。

帕里什最惊人的辩护技巧，大概是他对陪审团的结辩。被告曾作证自己被几位白人警察围殴。检察官们对此颇有争议，认为被告说谎。而帕里什律师代理他的委托人在陪审团前辩论说：“到目前为止，审讯方向都指向弗莱明说谎，我不清楚这是否为真，但我相信你们……我不相信桑恩·弗莱明曾被警察揍，我完全不相信。”最后，被告被判谋杀罪。帕里什有机会为减刑提出证据

一些可能让桑恩·弗莱明免于死刑的证据。即便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他有精神和情绪的间题，以及他在该事件的涉入程度不深，他的整体背景环境，帕里什还是没有提出。法官认为此案的实情并无法排除被告罪行的疑虑。而在缺乏减刑证据的状况下，他判弗来明死刑。桑恩·弗莱明现在在死囚牢房里等待联邦法院对他的判决的处置。我和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同为他的律师团。我们尽力想弥补他的律师给他造成的伤害。

帕里什的冷漠或是能力不足，可能造成生死的差异。然而却没有任何人谈到他违反律师道德且冷漠的态度。

我要给刑事辩护律师的建议已经很清楚。在选择冷漠或热心过度时，只关心自身安全的律师会选择冷漠。很少有律师会因为“没有”指出政府的渎职而惹上麻烦，即使是必须冷漠地为委托人辩护。相反地，指控政府渎职的律师就很难不惹上麻烦，即使是充满热诚地为委托人辩护。

尽管有这个双重标准，总是有些辩护律师会了解，在为被告辩护时，最好的防守经常是猛烈且热诚的进攻。

最好与最糟的律师

最好的辩护律师总是能够利用自己的风格与技巧，在特定的时刻配合特定委托人的需要。我在前文介绍过刑事辩护律师的若干类型。我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哪一种律师最好”。这个问题没有普遍的答案，但是有些原则可循。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确定所选择的律师关心委托人最好的法律利益，而不是为了其他个人利益或是律师的生涯利益。（如在媒体的曝光程度、增加自己的名声或是讨好特定的检察官。）

第二个原则是，所挑选的律师应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拥有各种不同的能力。他们应该是全方位的律师。只懂得认罪协商的律师并没有什么协商的筹码。反而是最令人害怕的律师通常才是最好的认罪协商者。拥有正直名声的律师在遇到对手时通常最有立场运用谋略为委托人争取利益。

全方位的辩护律师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类型的律师应该尽量避免：对于案子不愿付出足够的时间或精力的怠惰或忙碌的律师；不问案情事实，只会照本宣科的律师；不知道在预审或审理时注意对方的错误以助于上诉审查的律师。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狡诈的律师，或是那些主动声称自己是狡诈的律师。的确有些辩护律师会贿赂法官或检察官，他们也因此常被判有罪。从前，这类的问题更为泛滥，如今有减少的趋势。但是，仍有某些辩护律师会宣称，或对他们的委托人暗示，他们可以和法官或检察官接触。他们索取额外的费用，声称这些费用是要“打通关节的”，而通常这律师是在骗人，他们收下钱后就吞没了那笔钱。（这令人想起一个故事。有个法院工作人员分别告诉双方当事人，说他可以用1000美元要法官“搞定”这个案子。他拿到两方给的钱，也向双方保证他如果无法“搞定”案子，将会退款。他用这个手段拿到2000元，却对法官只字不提。在法官作出判决后，他会把1000美元退还给败诉者，告诉他说他无法与法官接触。另外，他理所当然地保留胜诉者的贿款，而胜诉的当事人也很高兴他能“搞定”案子。）所以，我们也该留心承诺太多的辩护律师。

最后防线

热诚的律师是贿赂的最后防线，也是介于干预过多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最后屏障。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要监督并挑战政府，让那些握有权力的检方必须为他们对弱势的辩方的处置谨慎从事，并且也为那些没有能力或资源为自己辩护的人陈述和辩护他们的权利。（在面对检察官所握有的资源时，即使是有钱人都是相对弱势的，更何况是穷人。）

自由国家最好的试金石，就是检视他们如何对待为那些罪犯以及为社会所唾弃的人辩护的律师。在高压统治的国家，独立的律师并不存在。的确，证明极权统治是否存在的表征，便是政府是否曾迫害过辩护律师。莎士比亚说过：“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要想使被告辩护律师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责难他们为有罪人辩护是否合适。那些鼓吹辩护律师应该把他们的委托人限制在无辜的被告上，或仅为某种类型的人或社会阶层辩护，这样做实际上是为建立一种由政府决定谁有权受辩护、谁无权受辩护的制度大开方便之门。如果我们授予政府、授予律师、授予任何权力机关这种权力，这意味着独立自主的辩护制度开始走向死亡——这也是自由终结的开端。

那些为有罪的委托人辩护的律师，在整个司法体系中，是最难以向大众解释的。1980年时，我曾去中国大陆，对他们人民共和国的司法体系提出建议。大部分的中国律师似乎都能够了解自主与独立对法官和检察官的重要。但是却很少人（甚至是那些在文革时受迫害的律师）愿意代理他认为有罪以及“反革命”的委托人诉讼。“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付钱聘请某些人来阻碍社会正义呢？”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试着这样解释，正义，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其他的主义里，都是个过程，而非目的；为了让过程运作公平，所有被控告有罪的人，都应有辩护的权利。而在有效的陈述、思考逻辑或论证能力上，不是所有的被告都能像辩护律师那样，而这正是受过这些训练的辩护律师的角色，为被告执行这些功能。决定某被告是否有罪以及受惩罚的过程，需要政府提出证明，被告也应该有公平的机会作辩护。

我也试着为这些中国律师解释，今天为“反革命”辩护的律师，明天可能就会变成支持革命了。就像麦坎（1880〜1956，美国评论家、新闻记者）说的：“为人们自由奋斗的麻烦是，你必须一辈子为那些低阶层的人辩护。因为专制的法律原本就是针对他们设计的，而如果要停止迫害，就要防微杜渐，不让任何迫害发生。”

对我而言，为罪犯与被社会唾弃的人最具说服力的辩护，就是考虑另外的可能性。那些不鼓励或禁止代理诉讼的政府，无法告诉我们正义是什么。他们的司法体系更为腐败、更不公平、普遍缺乏效率。温斯顿·丘吉尔对于民主的见解，或许可以用在作为政府对手的刑事司法体系上：“除了那些间或尝试的制度之外，这可能是最糟的司法体系。”为罪犯与被社会唾弃的人辩护的律师，很难在任何社会中保有安全舒适的地位。他们的动机遭人误解；他们被怀疑把对委托人的忠诚放在社会之上；他们在大众心里常和他们的委托人的罪行联想在一起。他们被视为惹麻烦的人和牛虻。在这群人当中，最杰出的总是站在火线上的那批人，他们的执照随时都有可能被吊销。

让罪犯成功开释的辩护律师，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很少有任何的奖励或荣誉是颁给那些热诚的律师的。

辩护律师的种类形形色色，从最高尚和乐于奉献的律师到品行低劣和腐败的骗子都有。这似乎是个很两极的职业。大众有时可能会难以区分这两者，人们总是认为为罪犯辩护的律师自己品行也很低劣。这是所有热诚的辩护律师都有可能面对的风险。

前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曾说，他认为“没有比哈佛法学院教授更尊荣的头衔”我却要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头衔会比辩护律师更为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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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并非是个激进或短暂的想法，就像英国律师亨利•布鲁汉于1820年所说的：“辩护人对他的当事人有着非常神圣的义务，因而全世界中只知道为他一人履行职务，且仅止于这个当事人，别无他人。为了拯救当事人而去使用各种适当的方法，或利用各种机会，以他人甚至辩护人自己为代价来保护当事人，这是身为辩护人最重要也是最毫无疑问的义务。他不能去思考他的辩护可能带给其他人紧张、折磨、痛苦或是毁灭。不但如此，如果需要的话，他必须要将爱国者的责任与辩护人的义务分开，他必须不顾后果地继续下去，保护他的当事人，如果上天注定他的命运如此，即使会导致他的国家陷于混乱也应在所不惜。”

{2}

并不是这两个法官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我在该法院中有可靠的消息来源，而他本人曾看过所有的文件。

{3}

埃利法特（Elefant)和大象（elephant)音相近，故有此误。----译注

{4}

金斯县（Kings Country)与国王（king〉在英语上谐音。——译注

{5}

布鲁克林与昆士区（Queens)相邻，故为“皇后”之谑、——译注

{6}

庆法节（Simchath Torah),犹太宗教节日，即犹太历法第一个月的第23天，庆祝一年一度的犹太历法循环的结束及新的循环的开始。——译注

{7}

这件案子是在联邦法院审判，而非州法庭，因为新的联邦法令已经承认联邦当局的司法管辖权涵盖在建筑物中使用爆炸物的行为，这行为会妨碍州际和国际间的贸易。

{8}

犹太节日（Succoth),意为Feast of Tabernacles,即“临时遮身之所的盛宴”，以庆祝秋收，纪念出埃及时困在沙漠中的历史。——译注

{9}

当这些录音带在法庭上被播放时，法官要席格把他秘密录音的技术教给联邦调查局，因为席格的录音比任何他曾听过的联邦调查局的录音都要好得多。

{10}

法院喜欢使用像“污染”、“果实”这种不精确的概念，因为他们可以对上下文作扩张或限制的解释，这使他们在适用特殊案件时有较大的栽量空间。

{11}

这项适用并不如第五修正案那么顺理成章。第五修正案以暗示性的语言谈到证据排除法则：“不得强迫刑事犯自证其罪……’’而第四修正案的说法较为普遍：“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之权，不受无理拘捕、搜查与扣押，并不得非法侵犯。系有正当理由。”宪法并没有说明这些权利如果遭受侵害应诙如何赔偿。

{12}

此处听不清的词是“none”或“done”发音极为相似。——译注

{13}

一个退休了的纽约州刑事法庭法官撰文章论及作伪证的警察的问题。艾尔文•杨格曾服务于包曼法官最喜爱的纽约州检察官助理办公室，他把这篇文章拿去印刷，每个律师都在耳语讨论，但没有人敢出版：每个在刑事法院服务的律师都知道，警察作伪证是稀松平常的事。

警察总汄为他们在对付某个联合阵线，在街头对抗犯罪，而在法院对抗“自由人权”。这场战役中所有手段都是公开的，包括作伪证以防止“自由人权”遭到毁灭，因为这些法律有可能会让“应该”坐牢的人获得自由。即使他的谎言在法庭上被揭露，要是这个警察会被他的同伴检察官起诉的话，这个检察官有可能会遭天打雷劈的。

{14}

包曼法官为这场讨论敝下唐突无理的结语，毫无任何解释，这使我想起伦·劳德尼关于一个儿子和他父亲对话的描述。当儿子问父亲他是否输了，父亲结束了谈话。劳德尼这样写着：“他说闭嘴。”

{15}

这个林肯的故事就像许多其他的故事一样，有部分是虚构的。事实上的情况如下：林肯拿出一本历书拿给证人看，问他如下的问题：问：这历书上不是说8月29日的月亮几乎没有超过1/4,而不是满月？

答：（没有回答。）

问：这历书上不是说月亮在11点之后就消失了吗？

答：（没有回答。）

之后，被告无罪释放。这历书很可能是正确的年份（自哈怫图书馆中所得的复印本），但林肯的情形是误导它的内容：历书上是写着那晚月亮几乎没有超过1/4,这样的描写好像是说它发亮的部分几乎没有超过1/4。可是仔细地看历书，其实它发亮的部分超过了月亮的3/4，几乎是接近满月。而且一直要到几个小时之后证人看见了犯罪行为时才消失。（向哈佛天文台查证即可证实。）但是证人却被林肯错误却博学的姿态给搞混了，无法回答问题。看来林肯从未将他的错误告诉法院（如果他真的知道，像我所怀疑的一样，那就是欺骗）的态度对待我。

{16}

不知包曼法官是从何处得来这个奇怪的讯息。律师经常会向法官提出疑问。

{17}

关于帕罗拉为交换哈洛克案消息而作出这个争议性的承诺，最好的证明最终来自于西德门探长，有一项他个人授权用承诺来交换哈洛克案的消息。在他的《主管》一书中（书是在哈洛克案审判终结之后不久出版的）西德门对帕罗拉的引述如下：“把犯下哈洛克案的家伙的名字交给我们，我们可以弄个承诺，这样不但做事十分方便，而且地方检察官也不会把你泄漏出来。否则，席格，你可能要上法院并在你的人们面前公开受审。”西德门接着写下一段对话，席格问帕罗拉说：“你真的会信守承诺不把我泄漏出来?”帕罗拉回答道：“为了一个乖孩子，我们一定会的。”然后席格问道：“假设我告诉你在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炸弹是谁做的。”帕罗拉回答道：“这就是乖孩子，会的。”席格再次要求确保他不会被揭露：“你发誓你不会把我泄漏出来?”帕罗拉给他保证：“我们发誓，孩子。”直到此时，席格才揭露他自己是参与者还有其他人的姓名。但是，为了准备哈洛克案的审判，检察官是否有访问西德门？若没有，为什么他不提出这个关键性的讯息？

{18}

之后几年，我曾在几百个学生面前播放这个录音带，绝大部分都同意上诉法院的看法。但是每年都有少部分的学生（特别是来自布鲁克林的）听出那个字是“不是”而我自己每次“听”的结果都不相同。

{19}

除了特别的情形之外，像谋杀这类的犯罪是在州的管辖范围内，而非在联邦法院。

{20}

通常最常用来区别“直接”和“间接”证据之间不同的说法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刚才在外面看到天正在下雨，这就是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正在下雨；但是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带着湿淋淋的雨伞走进室内，这便是间接证据可以推断正在下雨。

{21}

奥伯尼，纽约州首府。——译注

{22}

假设最初起诉梅尔的罪名只有谋杀未遂（而非谋杀）假设在谋杀未遂的审判中，审判法官曾指示“推定故意”，假设陪审团基于该指示而判定被告触犯杀人未遂罪，法院是否仍会维持基于该说明而判定的杀人未遂罪名？除非答案是“是”否则法院必须在本案中排除杀人未遂的罪名。

{23}

兰尼。布鲁斯常说：“在司法审判的殿堂中，惟一的公平正义只存在在法院大厅里。”

{24}

在另一个我曾协助的案件里，有个检察官（纽约南区的美国地方检察署）威胁要起诉我的当事人的无辜的儿子（他才刚从法律学院毕业）、他80岁的老父、他的妹妹和他的老婆，除非我的当事人肯当告密者。我向美国检察署提出申诉，于是他允诺除非他相信他儿子有罪，否则不会起诉他的儿子；结果是这个儿子没有被起诉。

{25}

情报局最近认定前局长威廉·考比违反协议，因为在他的法文著作中，很不小心地没有把某件未受审查的资料加以删除。

{26}

芬兰车站是列宁格勒一个火车站的名字。——译注

{27}

检查员的心态有些问题。当“不准离境者”们翻译《出埃及记》时，关于哪些部分应该要被删减的争论就开始了。比如说，所有审查员都认为，信仰不同宗教的阿利•班•卡拉和凯蒂•佛来蒙之间的爱情故事应该删除。

{28}

我们整理的文件参见塔尔福德·泰勒所著《恐怖法庭》一书（纽约克诺普出版社出版）

{29}

以上是根据瑞奇和雷蒙的叙述。

{30}

以雷电来模拟是错的：雷电将人击毙是任意随机的，而死刑却不成比例地判定在黑人、贫穷男性以及拒绝庭外协商以认罪换减刑的人身上。

{31}

1976年8月22号的《炫耀》杂志的封面故事是采访南西·罗斯纳。她叙述自己如何赢得棘手的走私海洛因的案例。关键点在于她最终说服一位不为所动的男性陪审员。这位陪审员刚开始时，一直将南西视为帮派分子。穿着昂贵旦流露适当性感洋装的南西，以“最巧妙的方式”使他信服她的辩护，她在6小时内拿到无罪开释而获胜。

{32}

其实路奇的说辞有模糊、令人混淆之处。他虽说自己参与的是3件恐吓，但若仔细推究，其中有一件又牵涉另外两个事件。为保持此说法的一致性，我在上文的陈述中将之视为3件，而非4件案子，就像我在叙述《城市王子》里的罗伯·戴利时一样。

{33}

路奇与数个政府官员在《城市王子》一书发行之前，曾校阅书中所提及事项的准确性。

{34}

在称为薛曼的案件中，政府特务克尔钦与薛曼在戒毒的诊所中相遇。克尔钦问薛曼他是否有取得上等毒品的渠道，薛曼一开始时试着避开话题，但是在克尔钦多次要求之后，他答应帮他弄一点货。最高法院一致否决原来有罪的判决，认为薛曼遭到违法的陷害。法官说：“在这个案件中，政府扮演着无辜的角色，引诱被告犯罪。如果只有他自己，他是绝不会想要这样做的。法律的执行力应该不包含这个手段的运用。

{35}

金（king)是国王之意。——译注

{36}

在路奇的听证会上，包曼法官也注意到了莫维洛的坏脾气。

路奇：德萧维奇先生，罗伯•莫维洛跟你不一样，他从不坐着用这样安静的态度对我解释事倩……他总是激动得暴跳如雷。

法庭：任何常在这栋大楼进出的人都知道莫维洛的样子。

{37}

和萨格的关系就像在某些我可以想起来的老电影中的对话：

第一位律师：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第二位律师：当然。

第一位律师.•其实我也是。

{38}

亚伯斯坎案是联邦调查局备受争议的计划，准备打击美国政治的腐败。在调查期间（1978〜1980)，探员乔装为阿拉伯酋长的代表。他们提供政府官员1 万到100万不等的贿赂。“亚伯斯坎”（ABSCAM)是由“阿拉伯”（Arab)和“诈骗”（scam)组合成的行动代号。共逮捕12名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最后联邦法官推翻有罪判决，因为政府的设陷阱的手段“太过分”

{39}

帕特里西亚是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兰道夫·赫斯特是她的父亲。——译注

{40}

恶名昭彰的李欧•法兰克案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律师所面对的两难困境。该案是关于被误控谋杀年轻女子的无辜犹太人，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遭到群众处以私刑。亚特兰大律师界知名的律师亚瑟•鲍威尔在自传中说到，在那名犹太人遭到私刑前，他已经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但他无法透露这个消息，即便如此可以拯救法兰克的性命，但他已经答应保密。参考阿瑟•鲍威尔着《我又可以回家了》,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43,p. 287〜292

{41}

劳森分给我赢了这场官司的“红利”是两张红袜队对洋基队的棒球赛。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当我和我儿子拿票去看比赛时发生什么事了。

{42}

另一个处理毒品案的律师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帮助因贩毒而赚进大把钞票的委托人处理税的问题。这些毒贩不想因贩毒被抓，却想为自己赚的钱付税。退税时缴税人的名字是绝对不可以被透露的。他们也采用银行本票的方式来缴税。然而，却没有绝对让委托人完全不用冒着被控告贩毒的危险，或是任何万无一失的方法。

Table of Contents

最好的辩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谨以此书献给

作者简介

目录

作者记

导言

采取攻势

终审的律师

定罪与撤销判决

没有人想要正义

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

粗糙的司法正义

“全部真相”

诈骗精英

司法的游戏规则

第一部无罪推定

第一章波罗公园的故事

“嘶嘶”

攸关生死

在波罗公园长大的犹太人

你是自己人

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寻找告密者

席格的故事

录音带的故事

留下或离开

政府的秘密档案

席格的两难困境

主动攻击

窃听

“我必定是疯了”

诉讼的游击战

扭转局势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是窃听得到的录音

包曼法官的判决书

我并非故意妨碍司法

上诉法院

“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

靠线人办案的政府

尾声

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真实的尸体案件

梅尔的自白

专家证人的战争

作证或不作证？

“大辩论”

州法院上诉审

致命一击的争辩

挑选法官

学生的解决办法

上诉后的认罪协商

第三章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连续攻击

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法律争点

什么是认罪协商？

为什么律师们参与协商

联邦判决

申请延期执行监禁

结语

第二部妨碍秩序

第四章我的夏日假期

裸露臂膀的权利

取缔裸体的警卫队

“这不是道德问题……”

裸体的挑衅

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这个坏透了的家伙……”

“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

“法兰克林时代结束了”

“斯坦福大学不会教这种课”

对中情局告密者的控告和逼问

“坚持自由的疲累”

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

“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他们应该全被处死”

“分期付款的死刑”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性阴谋”

“纳粹旅长”

夹带日记

"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

“觉得他们就像兄弟姐妹”

释放希尔娃·莎曼莎

平卡索夫案

“国际性的秘密交易’’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

“电视辩论”

“他说真话，而且他用英文说”

苏联指派一个辩护人给沙朗斯基

审判

“对法院我无话可说”

“无止境的等待”

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芬威球场警察

“去对法官说”

第八章父亲的罪

没有父亲的生活

越狱

沙漠中的谋杀事件

蜜月中的恋人

追捕

协商失败

审判谋杀案

惩罚

“野蛮粗暴，残忍无情”

到死囚牢房

言词辩论

第三部打击不义

第九章环环相扣

赫南德兹和中央情报局的不在场证明

城市王子

制造罪行

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

设计陷阱

收网

路奇的脱身

第二个圈套

路奇的罪行：政府到底知道什么

审判罗斯纳

政府的缄默

巴伦出场

判决

调査和上诉

国王对上王子

询问巴伦

巴伦与王子

揭穿娃娃脸的面具

腐败的渊薮

起诉检察官：罗伯·莫维洛

起诉检察官艾略特•萨格

“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对我的“审判”

是否要起诉路奇？

包曼法官最后的裁决

陪审团究竟会如何决定？

罗斯纳的二次宣判

再次上诉

后记

第十章为辩护者辩护

与委托人上床的律师

爱出风头的律师

常业犯的家族刑事律师

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

培瑞·梅森

正直的律师

重视诉讼事由高于委托人本身的律师

过度热心和缺乏热诚的辩护律师

最好与最糟的律师

最后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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