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新知译丛

偶像的黄昏

——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

〔德〕尼采　著　李超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德〕尼采著；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商务新知译丛）

ISBN 978-7-100-06420-0

Ⅰ.偶…　Ⅱ.①尼…②李…　Ⅲ.尼采，F.W.（1844—1900）—哲学思想　Ⅳ.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22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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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新知译丛

偶像的黄昏

——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

〔德〕尼采　著

李超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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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100-06420-0

2009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4½

定价：10.00元

Friedrich Nietzsche

GOETZEN-DAEMMERUNG

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rt.

Saem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Einzelbaenden，

Band 6，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de Gruyter，1988

据德国袖珍书出版社1988年版译出

目　录

前言

格言与箭

苏格拉底的问题

哲学中的「理性」

「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 ——一个错误的历史

违反自然的道德

四大谬误

人类的「改善者」

德国人缺少什么

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

我要感谢古人什么

锤子之言

译后记

前言

在面临一个晦暗不明、责任重大的事情时，保持其心情愉快绝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技巧。然而，还有什么比心情愉快更为必要的呢？没有纵情欢乐的成分，一事无成。力的满溢才是力的证明。——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这个问号如此浓重醒目，以致把阴影投在了画出问号的人身上。负有如此使命的命运时刻迫使他跑到阳光下，抖掉身上变得沉重的、过于沉重的严肃。对于这样的使命来说，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任何“事件”都是一件幸事。特别是战争。战争曾经始终是所有过于内向、过于深沉的精神的伟大智慧。甚至在伤害中也有疗效。长久以来，下面这句格言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向博学的好奇心隐瞒了它的出处。

生气藉创伤增加，活力藉创伤增长（Increscunt animi，virescit volnere virtus）

对我来说，可能另一种更好的康复是探听偶像的底细 ……世上偶像多于现实。这是我用来看这个世界的“恶毒的眼光”，也是我用来听这个世界的“恶毒的耳朵”。在此，一旦用锤子进行提问，也许人们听到的答复就是从肿胀的内脏中发出的那种著名的沉浊之音。对于一个耳后有耳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的乐事啊。在我这个老心理学家和捕鼠者面前，恰恰是那想保持沉默的东西，必须发出声响 ……

这本书——题名已经表明——首先也是一种康复，一个太阳黑子，是转向一个心理学家的闲荡。也许还是一场新的战争？……而且要探听的是新偶像的底细？这本小书是一个伟大的宣战；这里所说的探听偶像的底细，指的不是时代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在此，就像用音叉触动这些偶像一样，我们要用锤子触动它们。绝没有比这些偶像更古老、更令人信服、更膨胀的偶像了……也没有比它们更空洞的偶像了……这不妨碍它们是最被人们信奉的东西；也有人说，特别是在最重要的场合，根本就没有什么偶像……

1888年9月30日于都灵，《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第一卷完稿之日。

弗里德里希·尼采

格言与箭

1

闲荡乃一切心理学之始。怎么？心理学是一种——恶习？ [1]

2

甚至我们中间的最勇敢者，对于他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难得有勇气……

3

要想单独生活，人就必须是动物或者神——亚里士多德如是说。没有提到第三种情况：人必须既是动物又是神——哲学家 ……

4

“一切真理都是简单的。”这不是一个双重谎言吗？——

5

我总是希望不要知道得太多。——智慧也为认识划了界。

6

一个人在其野性中可以最好地从其做作和教养中复原……

7

怎么？人只是上帝的一个失策？或者，上帝只是人的一个失策？

8

来自生活的军校。——没能杀死我的东西，使我更加强健。

9

你自助：就会人人助你。博爱的原则。

10

对于自己的行为不要胆怯！事后不应置自己的行为于不顾！——良心谴责是猥亵的。

11

一头驴会是悲剧性的吗？——人会在一种既不能承载，又不能卸去的重负下毁灭吗？……哲学家的情形。

12

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其生命的为何，那么，他就差不多能够处理一切如何了？——人并不追求幸福。只有英国人才这么做。

13

男人创造了女人——用什么材料创造的呢？用他的上帝——即他的“理想”——的一根肋骨……

14

什么？你在寻找？你想使自己增加十倍、增加一百倍？你在寻找信徒？——去寻找零吧！——

15

与合乎时宜的人相比，不合时宜者——比如我——受到较差的理解，却得到更好的倾听。严格说来，我们绝不能被理解——我们的权威即由此而来 ……

16

在女人中间。“真理？啊，您不认识真理！难道它不是对我们全部羞耻心（pudeurs）的谋杀吗？”

17

这是一个在需求上有节制的艺术家，也是我所喜欢的艺术家：他实际上只要两样东西：他的面包和他的艺术，——panem et Circen [2]

18

不知道将其意志置入事物之中的人，至少为这些事物置入了一种意义。就是说，他相信：一个意志已经在它们之中了（“信仰”的原则）。

19

怎么？你们一方面选择了美德和宽宏大量；一方面又用忌妒的眼光盯着无忧无虑之人的利益？——但具有美德的人会放弃 “利益”……（这是写在一个反闪米特人房门上的话）

20

十足的女人从事文学，其情形就像一个人在犯一个小小的罪孽时一样：其行为是试探性的、顺便的和左顾右盼的，想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她，从而使得有人注意她……

21

置身于嘈杂的环境中，在那里人们不可能有任何虚假美德；在那里更像踩钢丝者站在他的钢丝上一样，或是跌落，或是站住——或是逃脱……

22

“恶人是无歌的。”俄罗斯人为什么却有歌呢？

23

“德国精神”，18年以来 [3] ，这是一个用词上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

24

为了寻求开端，人变成了螃蟹。历史学家向后看；最终他也就相信后面的东西了。

25

心满意足甚至会使人免于感冒。可曾有一个自知穿戴整齐的女人感冒过？——我假定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她几乎一丝不挂。

26

我不相信任何体系的构造者，因而回避他们。求体系的意志意味着缺乏诚实。

27

人们认为女人深刻——为什么？因为人们从未彻底研究过女人。女人还从来未曾浅显过。

28

如果女人具有男人的美德，那么，她会让人无法忍受；如果她没有男人的美德，她又无法忍受自己。

29

“以前，良心要啃多少东西呀！它曾有着多么好的牙齿啊！——可现在呢？这些牙齿怎么没了？”一个牙医的问题。

30

人们很少只犯一次轻率。在第一次轻率中，人们总是做得太多。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又犯第二次——现在，他们做得又太少……

31

被踩的虫子蜷缩起来。所以，它是聪明的。这样，它就减少了重新被踩的可能性。用道德的语言说：谦恭。——

32

有人出于敏感的荣誉感而痛恨谎言和伪善；有人则由于怯懦而痛恨谎言和伪善，因为谎言是被神圣的戒律所禁止的。太怯懦，以致不敢撒谎……

33

幸福所需要的是多么少啊！一支风笛的声音。——没有音乐，生活将会是一个错误。德国人想象：甚至上帝也是唱歌的。

34

只有在坐着的时候，人们才能思考和写作（on ne peut penser et écrire qu’assis）（G.福楼拜语）。——这样，我就找到了你，虚无主义者！这种久坐恰恰是反对神圣精神的罪恶。只有散步时的思想才有价值。

35

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心理学家就像马一样陷入不安之中：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我们面前上下晃动。为了看见任何东西，心理学家必须忽略自己。

36

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是否给美德造成了伤害？——与无政府主义者给王公贵族造成的伤害一样少。只有在后者被击中之后，他们才能重新稳固地坐在自己的王位之上。道德：人们必须向道德开火。

37

你跑在前面？——你是作为牧人这样做的吗？还是作为例外？第三种情况是逃亡者……第一个良心问题。

38

你是真实的吗？还是仅仅是一个演员？是一个代表？还是被代表的东西本身？——最后，你也许完全是一个冒牌的演员……第二个良心问题。

39

失望者如是说。——我寻求伟人，但我发现的始终仅仅是伟人理想的猴子。

40

你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动手者？——或者是一个掉转目光的回避者？……第三个良心问题。

41

你想同行？还是先行？还是独行？……为了能够有所欲求，人们必须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第四个良心问题。

42

这些曾是我的梯级，我拾级而上，——为此，我必须穿过它们。而它们却觉得，我想停留在它们上面，止步不前……

43

我保留权利！这有何妨！我有着太多的权利。——谁今天笑得最好，谁也就能笑到最后。

44

我的幸福公式：一个“是”，一个“否”，一条直线，一个目标 ……

【注释】

[1] 系谚语“懒惰是万恶之始”的改写。——译者

[2] 面包和喀尔刻，后者是希腊神话中精通巫术和毒草的女巫。——译者

[3] 指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来。——译者

苏格拉底的问题

1

对于生命，历代最智慧的人都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它毫无用处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的都是同样的声音，——一个充满怀疑、充满忧郁、充满对生命的厌倦、充满对生命的反对的声音。甚至在临死前，苏格拉底还说：“生命——这意味着长久的病痛。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勒庇奥斯 [1] 一只公鸡。”就连苏格拉底都已经厌倦了生命。——这证明了什么？这指向何处？从前，人们会说（啊，人们的确这样说过，而且，声音足够大，领头的是我们的悲观主义者！）：“无论如何，这里必定有某种真实的东西！智者的一致（consensus sapientium）证明了真理。”——今天，我们还会这样说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无论如何，这里必定有某种病态的东西”——我们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这些历代最智慧的人，人们应当首先近距离地观察他们！也许他们全都站不稳了？过时了？摇摇欲坠了？颓废了（décadents）？也许智慧就像乌鸦一样出现在世界上，稍许的腐败气味儿就会令其兴奋不已？……

2

有学问的和无学问的偏见都最为激烈地与他们相对立，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才首次理解了下述不敬之词：伟大的智者是衰败类型。我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衰败的症候，是希腊解体的工具，是伪希腊人，反希腊人（《悲剧的诞生》1872）。那个智者的一致 ——对于这个概念，我是理解得越来越好了——根本不能证明：由于他们在某事上意见一致，所以他们就是正确的。毋宁说，这种一致证明了：他们自己，即这些最智慧的人在生理上达成了某种一致，旨在以同样的方式否定生命，——必须否定生命。最终，关于生命的判断、价值判断，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绝不可能是真实的。它们仅仅作为症候才有价值，它们仅仅作为症候被考虑，——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判断愚蠢至极。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尝试着把握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微妙思想：生命的价值是不能被评估的。不能被一个活人评估，因为这样一个当事人甚至是争论的对象，而不是法官。出于另外一种原因，也不能被一个死人评估。——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在生命价值中看到一个问题，这始终是对他的一种反对之声，是给他的智慧打上的一个问号，是一种不明智。——怎么？所有这些伟大的智者——他们不仅是颓废的，而且是不明智的？——但我还是回到苏格拉底的问题上来吧。

3

按照他的出身，苏格拉底属于最低微的人群：苏格拉底是庶民。人们知道，人们甚至还看到，他是多么丑陋。但丑陋本身是一种异议，在希腊人中间几乎是一个反证。苏格拉底到底是一个希腊人吗？丑陋往往表明了一种杂交的并且通过杂交而受到阻碍的发展。在其他的情况下，它表现为衰败的发展。犯罪侦查学家中的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典型的罪犯是丑陋的：外貌的畸形，意味着精神的畸形（monstrum in fronte，monstrum in animo）。但罪犯是一个颓废者。苏格拉底是一个典型的罪犯吗？——至少那个著名观相家的判断与此并不矛盾，当然，对苏格拉底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判断听起来是非常无礼的。当一个善于观相的异邦人经过雅典时，他当面对苏格拉底说：他是个怪物，——他身上隐藏着一切邪恶的习惯和欲望。而苏格拉底只是回答说：“先生，您是了解我的。”

4

不仅已经得到承认的本能中的放荡和无序，而且极度发达的逻辑能力以及他所特有的那种佝偻病患者的恶毒，都预示着苏格拉底的颓废。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些听觉上的幻觉，作为“苏格拉底的恶魔”，它们被赋予了宗教的解释。在他身上，一切都是夸张的、滑稽的（buffo），都是一幅漫画，同时，一切又都是隐蔽的、私密的和地下的。——我试图领悟，那个苏格拉底的等式即理性＝美德＝幸福源于何种特异反应。这个世上最奇特的等式，尤其与古希腊人的全部本能相对立。

5

通过苏格拉底，希腊人的趣味转向了辩证法。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借助于辩证法，一种高贵的趣味被战胜了；庶民通过辩证法取得了胜利。在苏格拉底之前，辩证的方法是被好社会所拒绝的：它们被认为是坏的方法，是使人出丑的方法。人们警告年轻人提防这些方法。人们也不相信一个人申述自己理由的整个行为方式。和正直的人一样，正直的事物并不这样把自己的理由拿在手里。把全部理由都摆出来，这是不正派的。必须首先加以证明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无论何处，只要权威属于好的风尚，只要人们不是“申述理由”，而是“颁布命令”，辩证法家就是一种丑角：人们嘲笑他，不会严肃地对待他。——苏格拉底是一个令人严肃对待的丑角，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6

人们只有在别无其他办法时才会选择辩证法。他们知道，辩证法会引起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它没有多少说服力。没有什么比一个辩证法家的影响更容易清除的了，每一次有演讲的集会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它只能是手中再没有其他武器的人用以自卫的手段。在使用辩证法之前，人们必须强行获得自己的权利。因此，犹太人是辩证法家，列那狐 [2] 是辩证法家，怎么？苏格拉底也是？

7

苏格拉底的讥讽是暴乱的表现？是庶民怨恨的表现？他作为被压迫者在三段论的刀伤中享受他自己的残忍？他在向被他迷惑的高贵者复仇？——作为辩证法家，人们的手中握有一件无情的工具；他们可以借此成为暴君；他们通过自己的胜利令人出丑。辩证法家让他的对手证明自己不是白痴：他激怒对手，同时又使对手不知所措。辩证法家削弱其对手的理智。——怎么？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仅仅是一种复仇的形式？

8

我已经表明，苏格拉底为什么会令人反感。现在需要更多地加以说明的，是他颇具迷惑力。——他发明了一种新的竞赛方式，从而成了雅典贵族圈子中的首位击剑大师，这就是一种迷惑。他通过挑起希腊人的竞赛冲动来迷惑他们，——他把一个变种带入青年男子与少年之间的角力之中。苏格拉底还是一个好色之徒。

9

但苏格拉底猜到了更多的东西。他看透了他的高贵的雅典人。他知道，他的病例，他的病例的特异反应，已经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同样种类的衰退正悄悄地四处酝酿：古老的雅典已经走到尽头。——苏格拉底明白，全世界都需要他，——需要他的方法，他的治疗，他那自我保存的独门绝技……无论何处，本能都处于混乱状态；无论何处，人们距放纵仅仅一步之遥：精神的畸形（monstrum in animo）成了一种普遍的危险。“本能想成为暴君；人们必须发明一个更强的与之抗衡的暴君 ”……当那位观相家揭穿苏格拉底的真相，说他是一切邪恶欲望的藏身之所时，这位伟大的讥讽家还宣布了一句话，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他的钥匙。他说：“的确如此，但我可以控制这一切。”苏格拉底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呢？——从根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开始的普遍困境中，他的病例只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极端病例：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制自己，各种本能相互敌对。他作为这种极端病例施展迷惑力——他那令人恐惧的丑陋使其异常醒目。当然，作为答案，作为解决办法，作为这个病例已获治疗的假象，他会施展更大的迷惑力。

10

如果人们需要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使理性成为暴君，那么，某种别的东西成为暴君的危险一定不小。当时，理性被猜想为救世主，无论苏格拉底还是他的“病人”，都不能随意地成为有理性的，——这是社交礼节上所需要的（de rigueur），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后的法宝。整个希腊的沉思都狂热地转向理性，这表明了一种困境：人们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只有一种选择：或者走向毁灭，或者——成为可笑的有理性的人 ……从柏拉图开始，希腊哲人的道德主义都是有病理根源的；他们对辩证法的敬重亦然。理性＝美德＝幸福，这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像苏格拉底那样，制造一个永久性的白昼 ——理性的白昼——用以对抗黑暗的欲望。人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明智的、清楚的、清醒的：跟随本能、跟随无意识会导致衰退 ……

11

我已经表明，苏格拉底是如何施展迷惑力的：他仿佛是一个医生，一个救世主。还有必要揭示他对“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性”的信仰中所包含的错误吗？——就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来说，他们在与颓废作战，因而他们已经走出了颓废，这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没有能力走出颓废：他们作为手段、作为拯救所选取的东西本身仍然只是颓废的一种表现——他们改变了颓废的表现形式，却没有清除颓废本身。苏格拉底是一种误解；整个改善性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种误解 ……刺眼的白昼，不惜任何代价的理性，清醒的、冷静的、谨慎的、有意识的、无本能的、反对本能的生活本身只是一种疾病，另一种疾病——完全不是通往“美德”、“健康”和幸福的归途……必须克服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就等于本能。——

12

——这个一切自欺者中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明白这一点吗？他最后在勇敢赴死的智慧中向自己说出了这番道理吗？……苏格拉底想死：——不是雅典人，而是他给自己递上了盛有毒药的酒杯，他迫使雅典人为他递上盛有毒药的酒杯……“苏格拉底不是医生”，他轻声地对自己说：“在此，只有死亡才是医生……苏格拉底自己只是长久地患了病……”

【注释】

[1] 阿斯克勒庇奥斯（Asklepios），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曾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译者

[2] 列那狐（Reinecke Fuchs），讽刺当时人类社会的几部中世纪动物故事组诗中的主角。歌德将之改写成德语叙事诗《列那狐》。——译者

哲学中的「理性」

1

您问我哲学家身上都有哪些特异反应？……例如，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痛恨生成的观念本身，他们的埃及主义。他们以为，当他们非历史地、从永恒的观点（sub specie aetemi）看待一个事物时，——当他们把该事物制作成一个木乃伊时，他们是在向这个事物表示敬意。几千年以来，哲学家所处理的一切，都是概念木乃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活着逃离他们的魔爪。当他们表示敬慕时，这些崇拜概念偶像的先生们实际上是在宰杀，是在剥制，——当他们表示敬慕时，他们把一切事物都变成了有生命危险的东西。死亡、变化、衰老以及产生和增长，对他们来说都是异议，——甚至是反驳。存在者不变化，变化者不存在 ……他们全都相信——甚至带着绝望——存在者。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获得存在者，于是，他们便寻找它被隐瞒的原因。“我们之所以知觉不到存在者，这一定是由于存在着一种假象，一种骗局。骗子隐藏在哪儿呢？”“我们发现它了”，他们欣喜若狂地喊道：“这就是感性！这些感官（此外，它们也是极为不道德的），它们在真实世界的问题上欺骗了我们。道德：摆脱感官欺骗，摆脱生成，摆脱历史，摆脱谎言，——历史只不过是对感官的信仰，对谎言的信仰。道德：否定一切相信感官的人，否定所有其他人类成员：他们全是‘大众’。做哲学家吧，做木乃伊吧，用掘墓人的表情表现单调的有神论吧！——特别是要远离肉体，这个令人怜悯的感官的固执想法（idée fixe）！它包含了所有的逻辑错误，是被驳倒了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虽然它狂妄地作为真实的东西行动着！”……

2

我怀着崇高的敬意把赫拉克利特的名字与其他人分开。其他的哲学家群体拒绝感官的证词，因为感官显示了多样性和变化；他拒绝感官的证词，则是因为它们这样显示事物：仿佛这些事物具有持存和统一性似的。赫拉克利特同样没有公正地对待感官。感官既没有以爱利亚学派所设想的方式，也没有以他所认为的方式撒谎，——它们根本就不撒谎。我们用它们的证词所制造的东西，才把谎言放了进去，譬如统一性的谎言，物性、实体和持存的谎言……“理性”是我们伪造感官证词的根源。只要感官显示生成、消逝和变化，它们就没有撒谎……但赫拉克利特的下述说法将始终是正确的：存在是一个空洞的虚构。“虚假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仅仅是谎言虚构出来的 ……

3

——在我们的感官中我们拥有多么精细的观察工具呀！譬如，还没有哪位哲学家心怀敬意和感激地谈论过的这个鼻子，目前甚至是听候我们吩咐的最微妙的工具：它可以确定甚至连分光镜也不能确定的运动的微小差别。今天，我们恰恰是到这样的程度才算拥有科学：当我们下决心接受感官的证词时。——当我们学会增强它们，武装它们，彻底地思考它们时。其余的都是怪胎，尚不是科学：我要说的是形而上学、神学、心理学和知识论。或者是形式科学和符号学说：如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即数学。在它们那里，现实性从来都没有作为问题出现过；同样，像逻辑学这样一种符号约定究竟有何价值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4

哲学家们的另一个特异反应同样危险，这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最后出现的东西——可惜！因为它根本就不该出现——设定为“最高的概念”，就是说，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把蒸发中的现实的最后烟雾作为开端放置到最初。这只不过又一次表现了他们那种敬慕方式：较高的东西不应当从较低的东西中生长出来，根本就不应当生长 ……道德：一切头等的事物必须是自因（causa sui）。来源于某个他物被视为异议，被视为对价值的质疑。一切至高的价值都是头等的，一切最高的概念——存在者、绝对、善、真、完满——都不可能生成，因而必定是自因。而所有这一切又不能彼此不一致，不能彼此相矛盾……由此他们获得了那惊人的“上帝”概念……最后的、最稀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置为最初的东西，被设置为原因本身，被设置为最真实的实体（ens realissimum）……人类必须认真对待生病的结网蜘蛛所患的那种脑疾！——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5

与此相反，我们最终要提出，我们（我客气地说我们……）是以怎样不同的方式看待错误和虚假性问题的。以前，人们把变化、交替和生成通通视为虚假性的证明，视为一种标记：一定有某种迷惑我们的东西存在。相反，今天我们则看到：理性偏见强制我们提出了统一性、同一性、持存、实体、原因、物性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陷入错误之中，迫使我们犯错误。根据一种严格的核算，我们可以非常肯定：错误就在于此。其情形与巨大天体的运动类似：在天体运行中，为错误做持久辩护的是我们的眼睛，而在这里，是我们的语言为错误做持久的辩护。从起源上说，语言属于心理学最萎缩的时代：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用德语说就是理性（Vernunft）——时，我们就进入了一种严重的崇拜活动之中。它举目所见，皆为行为者和行为：它相信作为原因的意志，相信“我”，相信作为存在的我，相信作为实体的我，它把对于我一实体的信仰投射到所有事物上去——它就是这样第一次创造了“物”的概念……存在处处被思考为、调换为原因。从“我”的概念中才产生出、派生出“存在”的概念……一开始，就为错误的巨大厄运笼罩着：意志是某种起作用的东西，——意志是一种能力 ……今天，我们知道，它只不过是一个词……很久以后，在一个开明一千倍的世界中，哲学家们惊喜地意识到了理性范畴操作中的确定性和主观可靠性。他们得出结论：这种确定性和可靠性不可能源自经验，——全部经验甚至与它们相矛盾。那么，它们从何而来？——无论在印度，还是在希腊，人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一定曾经熟悉一个更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低得多的世界：那会是怎样的真理呀！），我们一定是神圣的，因为我们拥有理性！”……实际上，迄今为止，任何东西都没有存在的错误具有更为素朴的说服力，例如爱利亚派所形成的存在的错误：甚至我们说出的每个词、每个句子都在为它做辩护！——爱利亚派的反对者也受到了其存在概念的诱惑：当他发明他的原子的时候，德谟克利特便是其中一例……语言中的“理性”：一个多么富于欺诈的老妪啊！我担心我们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还相信语法……

6

如果我把一个如此根本、如此新颖的认识概括为四个命题，人们将会对我表示感谢。我借此帮助人们理解这种新认识，也向相反的认识提出挑战。

第一个命题：认为“此岸”世界是虚假的那些理由，毋宁说证明了“此岸”世界的实在性，——另一种实在性是绝对无法证明的。

第二个命题：人们赋予事物之“真实的存在”的那些特征，是非存在的特征，无的特征，——人们是通过反对现实世界建构“真实的世界”的：由于它纯粹是一种道德 —视觉假象，因而，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世界。

第三个命题：虚构一个与“此岸”世界不同的“彼岸”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只要我们身上诽谤、轻视、怀疑生命的本能并不强大。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是用一种“彼岸的”、“更好的”生活的幻象向生活进行报复。

第四个命题：把世界分为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虚假的”世界，无论是以基督教的方式，还是以康德的方式（最终仍然是一个阴险的基督徒的方式），都仅仅是颓废的一种暗示，——是衰败的生命的一个征兆……艺术家对假象的评价高于现实，这并未构成对上述命题的反驳。因为在这里“假象”还是意味着现实，只不过是经过选择、强化和修正的现实……悲剧艺术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恰恰要肯定一切可疑和可怕的东西本身，他是狄奥尼索斯式的 ……

「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 ——一个错误的历史

1

真实的世界，哲人、虔诚的人和有德行的人可以达到，——他生活于其中，他就是它。（理念的最古老形式，比较巧妙、简单、令人信服。是下述命题的改写：“我，柏拉图，就是真理。”）

2

真实的世界，现在无法达到，但许诺给哲人、虔诚的人和有德行的人（“许诺给忏悔的罪人”）。

（理念的进步：它变得更精致、更困难、更难以理解——它变成了女人，它变成了基督教式的……）

3

真实的世界，无法达到、无法证明、无法许诺，但被视为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律令。

（其实还是旧的太阳，只不过被浓雾和怀疑笼罩着；理念变成了崇高的、苍白的、北方式的、哥尼斯堡式的。）

4

真实的世界——无法达到吗？总之未达到。未达到的也就是未知的。因此，也就不能是安慰性的、拯救性的、有约束力的：某种未知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对其尽义务呢？……（天蒙蒙亮。理性的第一个哈欠。实证主义的鸡叫。）

5

“真实的世界”——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不再有任何约束力的理念，——一个变得无用的、多余的理念，因而是一个被驳倒的理念：让我们废除它！

（大白天；早餐；好的感觉（bon sens）和愉快心情的回归；柏拉图的脸红；一切自由精神的喧嚣。）

6

我们废除了真实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是虚假的世界？……不！随着真实的世界的废除，我们同时废除了虚假的世界！

（正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长的错误的结束；人类的顶点；查拉图斯特拉的开始。）

违反自然的道德

1

所有激情都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它们仅仅是致命性的，它们靠愚蠢的重力把其受害者压服，——在以后、很久很久以后的一个时期，它们与精神联姻了，得到了“升华”。以前，人们因为激情中的愚蠢而向激情本身开战：人们阴谋根除它们，——所有古老的道德巨怪对此都是一致的，“应该消灭激情”（il faut tuer les passions）。其最著名的公式存在于《新约》中，存在于基督的登山宝训之中。顺便说一下，在那里，完全不是从高处看待事物的。例如，那里在涉及性的问题时教训道：“如果你的眼睛逗弄你，那么，就把它挖出来。”幸亏没有基督徒照此行事。根除激情和欲望，仅仅是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愚蠢的不快后果，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愚蠢。我们不再钦佩这样的牙医：为了使牙不再疼，他们干脆把牙拔掉 ……另一方面，公平地说，在基督教赖以生长的土壤上，“激情升华 ”的概念是根本不可设想的。众所周知，最初的教会曾经为了捍卫“精神的贫乏”而反对 “有理智之人”，人们怎么会期待他们进行一场针对激情的理智战争呢？——教会用下述意义上的根除反对激情：它的手法、它的“治疗”就是阉割。它从来不问：“人们如何使一种欲望得到升华、美化和神化？”——它始终把惩戒的重点放在灭绝上（灭绝感性、灭绝骄傲、灭绝权势欲、灭绝占有欲、灭绝复仇欲）。——但是，从根儿上攻击激情，就意味着从根儿上攻击生命：教会的实践是敌视生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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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欲望的斗争中，同样的手段即根除和灭绝本能地被那些人所选用，他们的意志过于薄弱，他们过于衰退，以致不能确立自己的尺度；被那样的天性所选用，他们需要苦修会（la Trappe），用譬喻来说（其实不是譬喻），需要某种最终的敌对声明，需要在他们自己和激情之间设立一道鸿沟。只有对于衰退者来说，极端的手段才是必要的；意志薄弱，确切地说，没有能力不对一个刺激做出反应，这本身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衰退。对感性的极端仇视和敌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征兆：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出这样一个过激者的整体状况。——此外，只有当这些天性甚至不再足够坚定地进行这种极端的治疗、戒除他们的“魔鬼”时，那种仇视和仇恨才达到顶点。人们可以纵观教士、哲学家包括艺术家的全部历史：反对感官的最恶毒的言论不是由阳痿者说出的，也不是由禁欲主义者说出的，而是由那些想禁欲而做不到的人说出的，是由那些需要成为禁欲主义者的人说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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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的升华叫做爱：它是对基督教的伟大胜利。另一种胜利是我们对仇恨的升华。这种升华表现在：人们深刻地领会到拥有敌人的价值，简言之，人们的行为和判断与先前的行为和判断截然相反。教会历来都想根除它的敌人：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教者却在教会存在这一事实中看到了我们的利益……现在，政治领域的仇恨也得到了升华，——明智得多，慎重得多，宽容得多了。几乎每个党派都是这样理解其自我保存的需求的：反对党不能失去力量；这同样适用于大政治。特别是一个新的创造物，例如新帝国，更需要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在对立中它才感觉到自己的必要性，在对立中它才成为必要的……对于“内心的敌人”，我们的态度亦然：在这里，我们也使仇恨升华了；在这里，我们也领悟了其价值。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即富含对立面，人们才会有所收获；只有精神不松懈、不追求平和，人们才能青春永驻……没有什么比从前那种“精神平和”的愿望即基督徒式的愿望对我们更加陌生的了；没有什么比道德的母牛和问心无愧的洪福更不让我们羡慕的了。倘若人们放弃了战争，那么，他们就放弃了伟大的生活……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精神的平和”仅仅是一种误解罢了，——它是某种别的东西，只是不知道更加诚实地为自己命名。我们可以不兜圈子、不带偏见地给出若干情形。譬如，“精神的平和”可能是一种十足的动物性向道德（或宗教领域）领域的温和的辐射。或者是疲倦的开始，是黄昏、任何一种黄昏投下的第一道阴影。或者是空气潮湿、南风来临的一个征兆。或者是无意间对于顺畅的消化的感激之情（有时被称为“博爱”）。或者是久病初愈之人所达到的平静，他重新体验万物，有所期待……或者是我们身上居支配地位的激情得到强烈满足之后出现的一种状态，即一种罕见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或者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恶习的衰老。或者是懒惰在虚荣的劝说下用道德粉饰自己。或者是在经受了不确定性的长久压力和折磨之后，进入到一种确定性之中，纵然是可怕的确定性。或者是行动、创造、活动和意志中成熟和熟练的表现，是沉静的呼吸，是已达到的 “意志的自由”……偶像的黄昏：谁知道呢？或许同样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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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制定一条原则。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就是说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一种生命本能支配的，——任何一种生命需求都是通过某种确定的“应当”和“不应当”的准则加以实现的，生命道路上的任何一种阻碍和敌对行为都是借此加以清除的。相反，违反自然的道德，就是说迄今受到尊敬、爱戴和吹捧的几乎每一种道德，却恰恰是针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这种本能所进行的时而隐蔽、时而公开和公然的谴责。当它们说“上帝洞察人心”时，它们就否定了生命中最高和最低的各种需求，并且把上帝视为生命的敌人 ……供上帝消遣的圣人是理想的阉人……“上帝的地盘儿”开始之地，就是生命结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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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们领悟了这样一种反抗生命——这种反抗在基督教道德中几乎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的亵渎行为，那么，人们也就会幸运地领悟到某种别的东西：这样一种反抗是无用的、虚假的、荒谬的和骗人的。活着的人对生命进行判决，最终只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生命的征兆：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理由进行这种判决的问题则根本没有就此提出。人们必须一方面置身于生命之外，另一方面却能像已经经历过生命的一个人、许多人、所有人那样充分地认识生命，只有这样才可以触及生命价值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明白这样一点：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价值的时候，我们是在生命的激励之下、通过生命的镜头谈论的：生命迫使我们制定价值；当我们制定价值的时候，是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由此可见，那种违反自然的道德 ——它把上帝视为反生命的概念、视为对生命的判决——也不过是生命的一种价值判断，——什么生命？何种生命？——我已经给出了答案：是衰退的、衰弱的、疲惫的、被判决的生命。迄今人们所理解的、不久前还被叔本华表述为“生命意志的否定”的道德，是自行制定律令的颓废本能本身，它说：“毁灭！”——它是被判决的人做出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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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再考虑一下，说“人应当是如何如何的”是多么幼稚！现实向我们显示了令人神往的丰富类型、丰盛得近乎浪费的形式游戏和形式变化：某位可怜的、游手好闲的道德家却说：“不！人应当是别样的 ”？……这个可怜虫和伪君子，他甚至知道人应当是什么样子；他把自己画到墙上，说道：“瞧，这个人！”（ecce，homo）……但即使这位道德家仅仅针对一个人说：“你应当是如何如何的！”他仍然会受到嘲笑。单个人是继往开来的命运（fatum）的一个片段，更是已经存在和即将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法则和必然性。对他说：“改变你自己”，就意味着要求一切事物都改变，甚至已经过去的事物也要改变……确有一些执著的道德家，他们要人成为别样的东西，即成为有德性的，他们要人以他们为楷模，即成为假仁假义之辈：为此，他们否定了世界！不要有丝毫的疯狂！不要有丝毫的傲慢！……只要道德是从自身出发，而不是着眼于生命、顾及生命、为了生命进行判决，那么，它就是一种人们不应报以同情的特别错误，是一种已经造成无穷损害的衰退的特性！……与此相反，我们这些另类的人，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对各种理解、领悟和同意报以广泛的同情。我们不轻易否定，我们以做肯定者为荣。我们对那种经济学看得越来越清，它需要并且知道充分利用被教士的神圣荒唐、被教士身上的病态理性所鄙弃的一切；我们对生活法则中的那种经济学看得越来越清，它甚至从伪君子、教士和有德者的丑类那里获取其利益，——什么利益？——而我们自己，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在此即是答案……

四大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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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原因与结果的谬误。——没有比把结果误认为原因更危险的谬误了：我把这种谬误称为理性的真正堕落。尽管如此，这种谬误却属于人类最根深蒂固的习惯：它甚至在我们中间被神圣化了，它拥有“宗教”和“道德”的美名。宗教和道德所制定的每一条原理都包含着这种谬误；教士和道德的制定者是这种理性堕落的主谋。——我举一个例子。每个人都知道著名的科尔纳罗 [1] 的那本书，他在书中把他的节食作为长寿和幸福生活——以及有德性的生活——的诀窍加以推荐。很少有书被如此广泛地阅读过，到现在英国每年仍要印行若干千册。我不怀疑，几乎没有一本书（低劣的《圣经》除外）像这个善意的怪物这样造成如此多的不幸、缩短了如此多的生命。原因是：他把结果误认为原因了。这个正直的意大利人把他的节食看成了他长寿的原因：而长寿的先决条件即异常缓慢的新陈代谢和微小的消耗，才是他节食的原因。少吃还是多吃，对他来说并不是随意的，他的节俭不是一种“自由意志”：如果他多吃，他就会生病。但只要不是一条鲤鱼，那么，吃足就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必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学者，由于神经力量的迅速消耗，会被科尔纳罗的食谱（ré-gime）毁掉。请你们相信我（crede exp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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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宗教和道德的基础都是这样一个最普遍的公式：“做这个，别做那个——这样，你就会幸福！否则……”。每一种道德，每一种宗教都是这种律令，——我将之称为理性的巨大原罪，永恒的无理性。在我口中，这个公式变成了它的反面——我的“一切价值重估”的第一个例证：一个发育良好的人，一个“幸运儿”，必定会采取某些行动，而对其他的行动表现出本能的惧怕；他把他在生理上表现出来的秩序带到他与人和事物的关系之中。简言之，他的美德是其幸福的结果 ……长寿、多子多孙不是对美德的奖赏，毋宁说，美德本身即是新陈代谢的放慢，而这种放慢导致了长寿和多子多孙，简言之，导致了科尔纳罗主义。——教会和道德说：“一个家族，一个民族被恶习和奢侈所毁灭。”我的被重建的理性则说：当一个民族走向毁灭、在生理上开始退化时，才会有恶习和奢侈这样的结果（就是说，需要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频繁的刺激，任何一个衰竭的人都深知这一点）。这个年轻人过早地苍白、憔悴。他的朋友们说：这是由某种疾病造成的。我却说：他生病，他不能抵抗疾病，这已经是一种贫乏的生命、一种遗传性枯竭的结果。报纸读者说：这个政党因这种错误而毁灭。我的更高的政治学却说：一个犯这种错误的政党已经穷途末路——它不再具有其本能的安全。任何意义上的任何一种错误都是本能退化和意志瓦解的结果：人们几乎就是这样定义恶的。凡善皆本能——因而，都是轻快的、必然的和自由的。艰难是一种抗议，神明显不同于英雄（用我的话说：轻快的足是神性的首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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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虚假因果关系的谬误。——人们历来相信他们知道原因为何物，但是，我们是从何处获得这种知识的呢？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从何处获得我们知道原因的信念的呢？从著名的“内在事实”的领域，迄今为止，在这些“事实”中，还没有一个表明是真实的。我们相信自己在意志行为中是作为原因出现的；我们以为至少在此当场抓住了因果关系。人们也不怀疑，一个行为的全部前件（antecedentia），它的原因，可以到意识中去寻找，只要人们去寻找，就可以在那里重新找到——作为“动机”：否则，人们对该行为就不是自由的，也不能对之承担责任。最后，谁会否认一个思想是被引起的，而且是我引起了那个思想？……在似乎担保了因果关系的这三个“内在事实”中，首要的也是最令人信服的一个事实是意志即原因；而意识（“精神”）即原因的观念以及更晚的我（“主体”）即原因的观念则仅仅是后来才出生的，即在因果关系被意志确定为所与，确定为经验之后……在此期间，我们已经醒悟了。我们今天不再相信所有这些话了。“内在事实”充满了幻象和鬼火，意志就是其中之一。意志不再推动任何东西，因而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它仅仅伴随着事件，它也可以不在场。所谓的“动机”是另一个谬误。它仅仅是意识的一个表面现象，是行为的一个附属物。与其说它表现了一个行为的前件（antecedentia），不如说它遮蔽了这个前件。自我也是如此！它变成了寓言、虚构和文字游戏：它完全停止了思考、感觉和意愿！……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根本不存在什么精神的原因！关于这种原因的全部所谓经验均已消失殆尽！这就是结论！——我们彬彬有礼地滥用了那种“经验”，于是，我们创造了作为原因世界、意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世界。其中起作用的是那种最古老、最久远的心理学，其作为仅限于：所有事件在它看来都是一个行为，所有行为都是一个意志的结果，世界对它来说变成了众多的行为者，所有事件都被塞入了一个行为者（一个“主体”）。人从自身中投射出了他最确信无疑的三个“内在事实”，即意志、精神和自我，——他首先从自我概念引出了存在概念，他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那作为原因的自我概念，设置了作为存在者的“物”。之后，他在物中总是仅仅重新找到他已经放置于其中的东西，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物本身，再说一遍，物的概念仅仅是自我即原因这个信念的反映……甚至你们的原子，我的机械论者和物理学家先生们，有多少谬误、多少发育不全的心理学残存于你们的原子之中啊！——“物自身”以及形而上学家的可耻可怕的东西（horrendum pudendum）就更不用说了！精神即原因的谬误被误认为实在！被视为实在的尺度！被称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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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原因的谬误。——从梦开始：一个特定的感觉——比如，由于远处的炮击而引起的感觉——事后被偷偷塞入一个原因（通常是一整部微型长篇小说，其中的主角恰恰是做梦者）。在此期间，该感觉一直以一种回响的方式延续着：仿佛它一直在等待，直到原因冲动允许它步入前景，——此后，不再作为偶然事件，而是作为“意义”。炮击以一种因果的方式、在虚构的时间逆转中出现。后来的东西，动机说明首先被体验到，而且常常伴有数以百计的像闪电般闪现的细节，然后才是炮击……出了什么问题？某一种身体感觉所唤起的想象被误认为是这种感觉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在清醒状态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大部分的普通感觉——感觉器官作用与反作用中的每一种抑制、压力、紧张和爆发，特别是交感神经（nervus sympathicus）的状况——都激起我们的原因冲动：我们希望我们如此这般的感觉都有一个理由，——无论是感觉好，还是感觉不好。我们从来不满足于仅仅确定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有如此这般的感觉。只有当我们为之给出了一种动机说明，我们才会承认这个事实，——意识到它。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会不知不觉地发生作用，唤起先前的同类状况及其为数众多的因果解释，——不是其因果关系。毫无疑问，把观念及其与之相伴的意识过程视为原因，这样的信念也是由记忆一起带来的。某种原因解释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解释实际上妨碍甚至排除了对于原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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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谬误的心理学说明。——把某种未知的东西归结为某种已知的东西令人放松、平静、宽慰，此外，还可以给人以一种力量感。面对未知的东西，人们会感到危险、不安和忧虑，——第一个本能就是要消除这些痛苦的状况。第一条原则：随便什么解释都比没有解释好。因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摆脱压抑的观念，所以，人们并不特别严格地看待消除这些观念的手段。人们用于把未知物解释为已知物的第一个观念做得如此之好，以致人们将其“视为真理”。喜悦（“力量”）的证明被看作是真理的标准。——可见，原因冲动是由恐惧感引起的。只要可能，“为什么”的问题就不应仅仅为了原因而给出原因，而是要给出一定种类的原因，——一种令人平静、宽慰和放松的原因。某种已知的东西、经历过的东西、被写入记忆中的东西被用作原因，这是这种需求的第一个后果。新的东西、未经历过的东西、陌生的东西则被排斥在原因之外。——因此，作为原因被寻求的不仅仅是一种解释，而且是一种仔细挑选出来的、受偏爱的解释，借助于这种解释，陌生感、新奇感和未曾经历之感被最快速、最频繁地加以清除，——最寻常的解释。——结果：一种原因设置越来越占据优势，汇集成体系，最终取得支配地位，就是说，其他的原因和解释干脆被排除在外。——银行家马上想到“生意”，基督徒马上想到“罪恶”，少女马上想到她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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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道德和宗教的领域均属于虚构原因的范畴。——对令人不快的一般感觉的“解释”。它们是由与我们相敌对的存在物造成的（邪恶的幽灵：最著名的事例——把歇斯底里患者误认作女巫）。它们是由不被允许的行为造成的（把“罪恶”感、“罪孽”感强加于一种生理上的不快——人们总是能够找到对自己不满意的理由）。它们是作为对某种我们不该做、不该是的东西的惩罚和偿还被引起的（叔本华以无耻的方式将之概括为一个命题，按照这个命题，似乎道德的本性就在于：它是生命之真正的投毒者和诽谤者：“每一种巨大的痛苦，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证明是我们应得的：因为如果不是我们应得的，那么，它就不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666页）它们是作为轻率的、最终是邪恶的行为的后果被引起的（——内心冲动和意向被确定为原因，被确定为“有过失的”；借助于其他紧张状况的生理上的紧张状况被解释为“应得的”）。——对令人愉快的一般感觉的“解释”。它们是由信神引起的。它们是由善行的意识引起的（所谓的“问心无愧”，一种有时看上去类似于，甚至混同于消化良好的生理状况）。它们是由事业的成功引起的（——朴素的错误推论：一项事业的成功绝不能使一个恐病患者或一个帕斯卡尔 [2] 式的人产生愉快的一般感觉）。它们是由信仰、爱和希望——基督教的美德——引起的。——实际上，所有这些臆想的解释都是后续状态，仿佛是把喜悦和不快的感觉翻译成了一种错误的方言。人们处在希望的状态，因为生理上的基本感觉又变得强烈而丰富；人们信仰上帝，因为充实和强大的感觉令人平静。——道德和宗教彻头彻尾属于错误的心理学：在每一种情况下原因和结果都被混淆了；或者真理被混同于信以为真的东西的结果；或者一种意识状态被混同于这种状态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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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的谬误。——今天，我们不再对“自由意志”概念抱有任何同情，我们对它是什么货色再清楚不过了——最声名狼藉的神学家的伎俩，其目的在于使人类按照他们的意图“承担责任”，就是说，使人类依赖于他们 ……在此，我只是给出一切要人承担责任的做法的心理学。——无论何处，只要被寻求的是责任，那么，在那里寻求的往往是惩罚欲和判决欲的本能。如果任何一个如此这般的存在都被追溯到意志、意图和责任行为，那么，人就失去了其清白的生成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说，意志学说是为了惩罚，就是说为了发现有罪的愿望被发明的。整个古老的心理学，即意志心理学的前提是：它的创立者即处于社会上层的僧侣试图为自己谋取一种实施惩罚的权利 ——或者说，为上帝谋取此项权利……为了能够被判决、被惩罚——为了能够成为有罪的，人被设想为“自由的”：因此，每一个行为必须被设想为自愿的，每一个行为的策源地必须被设想为存在于意识中（——心理学中这种最基本的伪币制造藉此被奉为心理学原理本身……）。今天，当我们投入相反的运动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这些非道德主义者试图竭尽全力重新从世上清除罪责概念和惩罚概念，使心理学、历史、自然、社会组织和制裁摆脱它们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没有比神学家的敌视更激烈的敌视了，他们借助于“道德的世界秩序”概念继续用“惩罚”和“罪责”玷污生成的清白。基督教是一种刽子手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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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学说会是什么样呢？没有人把人的特性给予他，无论是上帝、社会、他的父母和祖先，还是他自己（在此最后遭到否定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观念被康德，或许也已经被柏拉图作为“理智的自由”加以教导过）。没有人对下述事实负责：他竟然存在于此，他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他存在于这种境况、这种环境中。其生存的厄运不能脱离古往今来的一切事物的厄运。他不是一个本己的意图、一个意志、一个目的的结果，不是用于实现一种“人的理想”、一种“幸福理想”或一种“道德理想”的试验品，——想把他的本性转嫁到任何一种目的之上是极为荒谬的。我们发明了“目的”概念：实际上没有目的……人是必然的，人是命运的一部分，人从属于整体，人在整体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判决、衡量、比较和谴责我们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判决、衡量、比较和谴责整体……而在整体之外别无他物！——没有人再被要求承担责任，存在的方式不应被追溯到一个第一因（causa prima），世界既不是一个意识统一体，也不是一个“精神”统一体，这才是伟大的解放 ……这样，生成的清白才能得以恢复……迄今为止，“上帝”概念是对生存的最大抗议 ……我们否认上帝，我们否认源于上帝的责任：这样我们才能拯救世界。——

【注释】

[1] 科尔纳罗（Luigi Cornaro，1467—1566），著有《长寿秘诀》一书。——译者

[2] 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著名思想家，一生体弱多病，只活了39岁。——译者

人类的「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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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清楚我对哲学家们的要求：站在善恶的彼岸 ——超越道德判断的错觉。这种要求源于由我首次加以表述的一种观点：根本没有什么道德事实。道德判断与宗教判断有下述共同之处：它们都相信虚假的实在。道德仅仅是对某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更明确地说，是一种误解。和宗教判断一样，道德判断属于一个愚昧的阶段，在此阶段甚至连实在的概念、实在与幻想的区分尚不存在：所以，在这样的阶段，“真理”所表示的纯粹是我们今天称为“幻想”的那些东西。迄今为止，道德判断从未被严格地对待过：就此而言，它所包含的始终仅仅是荒谬。但作为症候学，它依然十分宝贵：至少对于有识之士来说，它揭示了最有价值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实在，而这种实在过去是不太懂得 “理解”自己的。道德纯粹是符号语言，纯粹是症候学：人们必须首先知道道德是怎么回事儿，才能从道德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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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举出第一个例子。人们一直想“改善”人类：首先这就叫做道德。但在相同的字眼下却隐藏着极为不同的倾向。对野蛮人的驯化和对特定人种的培育都被叫做“改善”：这些动物学术语（termini）才道出了实情，——而典型的“改善者”即教士却对这些实情一无所知——情愿一无所知……把对一个动物的驯化叫做对它的“改善”，这在我们听来几乎是一个玩笑。凡熟悉动物园情况的人，都会对下述一点表示怀疑：野兽在那里得到了“改善”。它们被削弱了，它们被整治得不那么有害了，压抑的恐惧情绪、疼痛、创伤和饥饿使它们变成了病态的野兽。经教士“改善”过的驯化的人情况亦然。在中世纪早期，教会实际上首先是一个动物园，人们到处捕获最漂亮的“金发野兽”的标本，——例如，人们“改善”了高贵的日耳曼人。然而，这样一个经过“改善”的、被引进修道院的日耳曼人后来看上去如何呢？如同一幅人的漫画，如同一个畸胎：他变成了一个“罪人”，他呆在笼子里，人们把他监禁在各种十分可怕的观念之中……他病弱地躺在那儿，对自己怀有敌意；他对生命冲动充满了仇恨，对一切尚且强健和快乐的东西充满了怀疑。简而言之，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从生理学角度来说：在与野兽的斗争中，使其生病可能是削弱它的唯一手段。教会深知这一点：它使人堕落，它使人虚弱，——而它却声称“改善”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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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举出所谓道德的另一种情形，即对一个特定种姓和种类的培育。这方面的杰出例证是作为《摩奴法典》而具有宗教效力的印度道德。它的任务是同时培育出不少于四个种姓：僧侣、武士、农商和仆役即首陀罗。显然，在此我们已不再属于驯兽者之列：只有百倍温和和理性的人才能草拟出这样一种培育方案。从基督教那病态的、牢狱般的空气中，进入这个更为健康、更为高远的世界，人们不禁会深深地吸口气。与摩奴相比，《新约》是何等的可怜！味道是何等的难闻！然而，这种体制同样必须是可怕的，——这一次不是和野兽斗，而是和与之相对的概念斗，即不可培育的人，杂种人，贱民。而且，除了使其生病之外，这种体制也没有其他手段使其变得无害和虚弱，——这是与“大多数”的斗争。也许没有比印度道德的这些防护措施更与我们的情感相矛盾的了。例如，考虑到圣书禁止向他们提供谷物或含有谷物的水果，以及水或火，第三条“关于不洁的蔬菜”规定：贱民可以吃的唯一食物应当是大蒜和葱头。此条还规定：他们所需要的水，既不能从河流中提取，也不能从泉水或池塘中提取，只能从沼泽的入口处和由动物的脚印形成的水洼中提取。同时，禁止他们洗衣和洗澡，因为恩赐给他们的水只能被用于解渴。最后，禁止首陀罗妇女帮助贱民妇女分娩，也禁止贱民妇女分娩时互相帮助 ……这样一种保健警察机制成效卓著：可怕的瘟疫，严重的性病，于是又规定了“阉割法”，即男孩儿割除包皮，女孩儿切除小阴唇。——摩奴甚至说：“贱民是通奸、乱伦和犯罪的结果（这是培育概念的必然后果）。他们必须仅以裹尸布为衣，用破罐吃饭，靠废铁装饰，拜恶魔为神；他们必须无休止地四处流浪。他们不能从左到右书写，也不能用右手书写：使用右手和从左到右完全是为有美德的人、为有种姓的人保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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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是非常富有教益的：我们从中获得了至为纯粹、至为原始的雅利安人的人性，——我们懂得了“纯粹血统”概念是无害概念的对立面。此外，下面一点也变得显而易见：对于这种“人性”的仇恨即贱民的仇恨在哪个民族身上刻上了烙印，变成了宗教，变成了天赋 ……从这种观点看来，《福音书》是一流的证书；《以诺书》尤其如此。——基督教有其犹太根源，并且只有作为这块土壤上的植物才能得以理解，它意味着对于任何一种培育的道德、种姓道德和特权道德的反动。——它是卓越的（par excellence）反雅利安宗教：基督教是对一切雅利安价值的重估，是贱民价值的胜利，是面向穷人和卑贱者的福音，是一切被践踏者、可怜虫、失败者和失意者对于“种姓”的总暴动，——作为爱的宗教，它是永恒的贱民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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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现自身的手段而言，培育的道德和驯化的道德可谓旗鼓相当。我们可以提出下述最高原理：为了确立道德，人们必须具有追求其反面的绝对意志。人类“改善者”的心理学，这是我探究得最为长久的重大而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个很小而且总的说来很朴素的事实，即神圣的欺骗（pia fraus）的事实使我首次看清了这个问题：神圣的欺骗，这是一切改善过人类的哲学家和教士的遗产。无论是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导师都未曾怀疑过他们撒谎的权利。他们未曾怀疑过所有其他的权利……如果用公式加以表达，人们可以说：迄今为止，用来使人类变得道德的一切手段，从根本上说都是不道德的。——

德国人缺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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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德国人中间，仅仅拥有精神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将之据为己有，滥用精神……

也许我了解德国人，也许我甚至可以向他们说出一些真相。新德国体现出大量继承的和习得的才智，以致它可以长达一个时代挥霍那丰厚的力量的财富。它没有一种与之一起成为主宰的高级文化，更没有一种美好的趣味和一种高贵的本能之“美”；然而，它却有着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更男人气的美德。勇气和自尊十足，在交往和相互义务关系中诚信有加，非常勤劳，极为坚毅——还有一种固有的、需要加以刺激而不是加以阻止的节制。我要补充的是，这里人们仍然会顺从，只不过这种顺从并不受到羞辱……没有人会鄙视他的对手……

人们可以看到，我希望对德国人表现出公正：我不想在这方面背弃我自己，——因此，我也必须向他们提出我的异议。取得政权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权力使人昏庸 ……德国人——人们曾经称之为思想家的民族：他们今天还有思想吗？德国人现在厌倦于精神，德国人现在不信任精神，政治耗费了一切对于真正精神性事物的严肃性——“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1] ，恐怕这就是德国哲学的终结……“有德国哲学家吗？有德国诗人吗？有像样的德国书吗？”——人们在国外这样问我。我感到脸红，但我却以即使在绝望状态也具有的勇敢回答道：“有，俾斯麦！”我是不是也应当供认人们今天读什么书呢？该死的庸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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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精神可能是什么的问题，有谁不曾做过忧伤的思考啊！但近千年以来，这个民族却任凭自己昏庸下去：在任何地方，欧洲的两大麻醉剂——酒精和基督教——都未像在这里那样被肆意滥用。近来竟然又新添了第三种麻醉剂，这就是音乐，我们这既受堵又添堵的德国音乐，仅此一项就足以扼杀精神的一切敏锐而勇敢的灵活性。——在德国的理智中，有多少令人生厌的沉重、疲软、潮气和睡衣！有多少啤酒！献身于最智慧的目标的年轻人却感觉不到智慧的首要本能，即精神的自我保存本能 ——而且痛饮啤酒，这怎么可能呢？……博学青年的酒僻也许还不至于使人们对其追求学问的意向表示怀疑——即使没有精神，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大学者——，但从所有其他方面看来，这种酒僻依然是一个问题。——人们在哪儿不能发现啤酒在精神中产生的缓慢堕落！我曾经在一个近乎众所周知的事例中指出了这样一种堕落——我们德国的第一个自由精神即聪明的大卫·施特劳斯堕落成了啤酒屋 [2] 福音和“新信仰”的作者……难怪他在诗中臣服于“黑色美人儿” [3] ——至死不渝……

3

我前面谈到了德国精神：它变得更粗俗了，更浅薄了。这样说够吗？——其实，令我吃惊的根本不是这些，而是在精神性事物上德国的严肃、德国的深刻和德国的激情何以每况愈下。不仅仅是智力，而且激情也走了样。——我时而接触到一些德国大学：在大学学者中间盛行的是怎样一种风气呀！精神变得何等沉闷，何等不思进取和无所适从！如果人们在此想提出德国科学作为反对我的理由，这将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此外，这还表明：他们根本就没有读过我写的任何东西。17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揭示我们当代科学冲动的非精神化的影响。天性更丰满、更丰富、更深刻的人再也找不到适合于他们的教育和教育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今科学的巨大规模使每个人都处于沉重的受奴役状态。我们文化的症结恰恰在于有太多狂妄的游手好闲者和残缺的人性；我们的大学——事与愿违 ——是这种精神本能枯萎的真正温室。关于这一点，整个欧洲都已经有所了解——大政治骗不了任何人……德国越来越被视为欧洲的浅薄之国 [4] 。——我还在寻找一个德国人，和他在一起，我可以按我的方式严肃，——更要寻找一个德国人，和他在一起，我可以快乐！——偶像的黄昏：啊！今天谁能领悟一个隐居者在此从怎样一种严肃中康复啊！——快乐是我们身上最难以捉摸之物……

4

可以做这样一种估算：德国文化的衰退不仅显而易见，而且也不缺乏这方面的充足理由。一个人的开销最终不可能超出他的所有：这一点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如果人们把精力浪费在权力、大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政治和军事利益上，——如果人们把他们所有的理智、认真、意志和自制都转向了这个方面，那么，他们在其他方面就会有所缺失。文化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者：“文化国家”完全是一个近代观念。一方靠另一方生存，一方靠牺牲另一方而发展。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的衰落期：文化意义上的伟大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 ……歌德的情绪为拿破仑现象而高涨，却为“自由战争”而低落。当德国作为大国升起的时候，法国作为文化国家赢得了另外一种重要性。今天，许多新的严肃，精神的许多新的激情已经迁移至巴黎；例如，悲观主义问题、瓦格纳问题以及几乎所有心理学和艺术问题，在那里比在德国得到了无比细腻和彻底的思考，——德国人甚至不能胜任这种严肃。——在欧洲文化史上，“帝国”的兴起首先意味着这样一件事：即重点的迁移。在主要的事情上——而主要的事情始终是文化——德国人不再引人注目，对此已经世人皆知。人们问：你们还能为欧洲提供哪怕一个像样的人物吗，就像你们的歌德、你们的黑格尔、你们的亨利希·海涅和你们的叔本华？——再没有一个德国哲学家，人们对此惊讶不已。——

5

德国的整个高等教育事业丢失了主要的东西：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教育、教养本身是目的——而不是 “帝国”——；为了达到此目的，需要的是教育者，——而不是中学老师和大学学者。对此，人们已经淡忘了……需要的是这样的教育者：他们自己是有教养的、高傲的、高贵的，每时每刻通过言传身教体现日益成熟和甜美的文化，——而不是中学和大学如今作为“高级保姆”提供给青年的那种博学的粗野之徒。除去罕见的例外，缺乏教育者，这个教育的首要的先决条件：由此引发了德国文化的衰落。——我可敬的朋友、巴塞尔的雅各布·布克哈特 [5] 便是这种极罕见的例外之一：巴塞尔对于人性的重视首先归功于他。——实际上，德国“高等学校”所从事的是一种残忍的训练，目的在于花尽可能少的时间，利用、充分利用众多青年男子为国家效劳。“高等教育”和众多 ——这从一开始就相互矛盾。每一种高等教育都只属于例外者：为了有权享有这种如此高级的优惠，一个人必须享有特权。一切伟大的事物，一切美好的事物，绝不可能是公共财产：美属于少数人（pulchrum est paucorum hominum）。——是什么造成了德国文化的衰落？“高等教育”不再是特权 ——“大众化的”、公共的 “教育”的民主主义……不要忘记，军事特权生硬地强求高等学校达到过高的入学率，这意味着高等学校的衰落。——在当今的德国，再也没有人能够自由地为其子女提供一种高贵的教育：我们的“高等”学校全都致力于最为暧昧的平庸，包括教师、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举目所见，到处都是一种无教养的匆忙，假如23岁的青年还没有“成熟”，还不知道对于从事何种职业这个“主要问题”的答案，仿佛就会耽误什么似的。——一个更高种类的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恰恰因此不喜欢“职业”，因为他懂得召唤自己……他有时间，他自己支配时间，他根本不考虑是否“成熟”的问题，——在高等文化的意义上，30岁的人是一个新手，一个孩子。——我们拥挤的文科中学，我们拥挤的、被弄得呆头呆脑的中学师资队伍是一个丑闻：试图保护这种状况，就像最近海德堡的教授们所做的那样，也许是有原因的，——却没有理由。

6

我属于肯定的类型，只是间接地、被迫地提出异议和批评。为了不从我的类型跌落，我马上提出三个任务，而为了完成这三个任务，人们都需要教育者。人们必须学习看，人们必须学习思，人们必须学习说和写：所有这三个任务的目标都是一种高贵的文化。学习看 ——学会使眼睛习惯于平静、忍耐和伺机行事；学会推迟判断，从各个侧面观看和把握个别情况。接近教养的首要的预备教育是：不对一个刺激立刻作出反应，而是具备阻止的、隔绝的本能。按照我的理解，学习看差不多就是非哲学的言说方式称为坚强意志的东西：其本质的东西恰恰不是“意欲”，而是能够推迟做出决定。所有的无教养，所有的卑贱，皆由于不能抵抗一种刺激：——人们必然作出反应，人们要跟随每一种冲动。在很多情况下，这样一种必然已经是病态、衰退和枯竭的征兆，——几乎非哲学的粗略言说方式用“罪恶”这一名称加以指称的一切，都纯粹是在生理上无力不做出反应。——学会看的一种收益是：作为学习者，人们通常将变得缓慢、猜疑和抗拒。人们将首先带着敌视的平静让每一种陌生新奇之物靠近，——人们将会袖手旁观。大门洞开，事必躬亲，随时准备进入、投入他人和他物之中，简言之，近代著名的“客观性”是一种卑劣的趣味，是十足的卑贱。

7

学习思：在我们的学校里，人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概念了。甚至在大学里，甚至在真正的哲学学者中间，作为理论、作为实践、作为手艺的逻辑学业已开始灭绝。人们读德语书：根本不再记得思需要一种技巧、一个教学计划、一种追求卓越的意愿，——不再记得思作为一种舞蹈是需要学的，正如舞蹈是需要学的一样……在德国人中间，谁还切身知道精神性事物中轻快的足带进每一块肌肉的那种奇妙的震颤！——精神面貌的僵硬呆滞，拿东西时的笨手笨脚——这就是德国人的特征，以致在国外人们完全把这误认为德国人的本性。德国人没有把握细微差别（nuances）的手指 ……德国人能够忍受他们的哲学家，特别是那个有史以来最为畸形的概念残疾人——伟大的康德，这的确体现了德国人的秀美。因为人们不能把任何一种形式的舞蹈 ——用足、用概念、用语词跳舞的能力——从高贵的教育中排除出去：我是不是还得说，人们也必须能够用笔跳舞，——人们必须学会写？但在这里，我在德国读者中恐怕会完全变成一个谜……

【注释】

[1] 出自德国诗人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弗勒塞本（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 eben，1798—1844）的一首小诗，该诗在第二帝国时被德皇定为国歌的歌词。——译者

[2] 原文为Bierbank，即啤酒屋里的长凳，转义为（坐在啤酒屋里进行的）空谈。——译者

[3] 指德国的黑啤酒。——译者

[4] 原文为Flachland，意为平地，而flach既有平坦的意思，也有浅薄的意思。在此，尼采显然是想通过Deutschland（德国）和Flachland在词形上的关联，凸显德国精神状况的衰退。——译者

[5]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著名文化历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译者

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

1

我做不到的事情。——塞涅卡 [1] ：或美德的斗牛士。——卢梭：或回归污秽的自然（in impuris naturalibus）。——席勒：或赛金根的道德号手 [2] 。——但丁：或在坟墓里创作的鬣狗。康德：或作为理智特性的伪善。——维克多 ·雨果：或荒谬之海上的法络斯灯塔 [3] 。李斯特：或熟练性训练——跟随女人——乔治 ·桑：或多产的乳牛（lactea ubertas），用德语说就是：“姿势优美的”乳牛。——米什莱 [4] ：或脱掉了外衣的热忱。——卡莱尔：或作为被收回的午餐的悲观主义。——约翰 ·斯图亚特 ·密尔：或令人蒙羞的清楚。——龚古尔兄弟 [5] ：或与荷马作战的两个埃阿斯 [6] 。奥芬巴赫 [7] 的音乐。——左拉：或“令人作呕的喜悦”。——

2

勒南 [8] 。——神学，或由“原罪”（基督教）导致的理性的堕落。勒南表明：一旦他冒险作出更为普遍的肯定或否定，他就会与严格的规律性失之交臂。例如，他想把科学（la science）和高贵（la noblesse）扯在一起：但很显然，科学属于民主政体。他雄心勃勃地希望表现一种精神上的贵族主义：但同时他又向与之相反的学说即卑贱者的福音（évangile des humbles）顶礼膜拜，而且不仅仅是顶礼膜拜……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仍然是基督徒、天主教徒甚至于牧师，一切自由精神、现代性、冷嘲热讽和随机应变又有何用！正如耶稣会教士和忏悔神父一样，勒南在诱骗方面颇有建树：他的才智不乏宽宏的教士般的微笑，——和所有的教士一样，只有当他爱的时候，他才变得危险起来。他以一种致命的方式崇拜，在这方面他无人能敌……勒南的这种精神是一种令人麻木的精神，对于贫穷、病态、意志薄弱的法国来说，它更多地是一个厄运。——

3

圣佩甫 [9] 。——毫无阳刚之气；对一切男人气概充满了卑鄙的痛恨。闲逛、细腻、好奇、无聊、好探听，——根本就是一个女人，带有女人的复仇欲和感性。作为心理学家，他是一个诽谤（médisance）的天才；这方面的手段用之不竭，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如何把赞美和毒药混在一起。在至深的本能中异常粗俗，与卢梭的怨恨如出一辙：因此，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因为在一切浪漫主义（romantisme）的背后，卢梭的本能都在嘟囔着、渴望着复仇。他是一个革命者，但仍然为恐惧所控制。在一切有权势的东西（公共舆论、研究院、宫廷甚至王室的服饰）面前都没有自由。他强烈反对人和事物中一切伟大的东西，反对一切自信者。为了感觉到伟大的力量，诗人和半个女人就足够了；他不停地蠕动，就像那条著名的虫子，因为它总是觉得被踩到了。作为没有标准、立足点和脊梁的批评家，他用世界主义的不信教者（libertin）的口吻夸夸其谈，却没有勇气自己供认不信教（libertinage）。作为没有哲学、没有哲学洞察力的历史学家，——所以，打着“客观性”的幌子，拒不承担在所有主要事情上做出判断的职责。在一种更为细腻、更为陈腐的鉴赏力居支配地位的地方，他对一切事物的态度有所不同：在那里，他的确有勇气成为自己，自我陶醉，——在那里，他是大师。——从某些方面看，是波德莱尔 [10] 的一个雏形。——

4

《效法基督》 [11] 属于那种我拿在手里不可能没有一种生理抵抗的书：她散发着一种永恒的女人香，一个人必须业已是法国人——或瓦格纳分子——才会喜欢这种香气……这个圣徒有一种谈论爱的方式，甚至巴黎女人也会觉得好奇。——人们告诉我，那位聪明至极的耶稣会教士、那位试图带领他的法国人绕道科学向罗马进发的奥古斯特·孔德，从这本书中获取了灵感。我相信这个说法：“心灵的宗教”……

5

乔治 ·艾略特 [12] 。——他们摆脱了基督教的上帝，然而现在却相信必须更加坚守基督教的道德：这是一种英国式的逻辑，我们无意因此抱怨艾略特式的道德女人。在英国，伴随着从神学的每一次小小的解放，人们都要以一种可怕的方式作为道德狂热者为自己恢复名誉。在那里，这是人们支付的罚金。——对于我们这些另类的人来说，情况截然不同。如果人们放弃了基督教信仰，那么，人们从而就剥夺了自己遵守基督教道德的权利。基督教道德绝不是自明的：人们必须不顾英国人的愚钝脑袋反复揭露这一点。基督教是一个体系，是对事物的一种综合的、整体的观点。如果人们从这个体系中拆除了一个主要概念即上帝信仰，那么，人们也就因此瓦解了这个整体：人们手中便再也没有什么必要的东西了。基督教假定：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对他而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信仰上帝，唯有上帝知善恶。基督教道德是一种命令；它的起源是超验的；它超出一切批评和一切批评权之外；唯有当上帝是真理时，它才具有真理性，——它与上帝信仰共存亡。——假如英国人真的相信他们自己“本能”地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假如他们因而误认为再也没有必要把基督教作为道德的担保，那么，这本身仅仅是基督教价值判断支配的结果，是这种支配的强度与深度的一种表现：以致英国道德的起源已经被遗忘了，以致其生存权的极为有限性已经不再被感觉得到了。对于一个英国人而言，道德尚不是一个问题……

6

乔治 ·桑 [13] 。我曾经读过《旅行书简》的最初几封书简。和卢梭的所有作品一样，虚伪、做作、煽情、夸张。我忍受不了这种花哨的壁纸风格；正如忍受不了贱民表现慷慨感情的虚荣心一样。当然，最恶劣的还是女人用阳刚之气、用顽皮的男孩儿的举止卖弄风情。——在此过程中她必定是多么冷静啊，这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女演员！她就像钟表一样为自己上紧发条——进行写作……冷静，如雨果，如巴尔扎克，如一切浪漫派作家，只要他们处于创作状态！她会多么自鸣得意地躺在那里啊，这头多产的写作母牛，她身上具有某种德国人的恶习，就像她的师傅卢梭本人一样。无论如何，只有当法国人的鉴赏力衰退之时，她才可能登场！——但勒南崇敬她……

7

心理学家的道德。——不要炮制廉价心理学！不要为观察而观察！这会产生一种假象，一种斜视，以及某种强迫和浮夸的东西。带着体验的愿望去体验，是不会成功的。在体验过程中，人们不许朝自己看，因为那样的话每一个眼光都会变成“邪恶的目光”。一个有天赋的心理学家会本能地避免为看而看；这同样适用于有天赋的画家。他从不“按照自然”而工作，——他听任他的本能、他的暗箱（camera obscura）对“事件”、“自然”和“经历”进行筛选和表达……进入他意识的只有普遍的东西、结论和结果：他不知道对个别事件所作的那种任意的抽象。——如果人们换一种做法，比如，按照巴黎大大小小的小说家（romanciers）的方式炮制廉价心理学，情形会怎样呢？这仿佛是埋伏在现实之中，每晚带回家几件新鲜玩意儿……但人们看到的只是最终得出的结果——一堆涂鸦，最多是一种拼花艺术，总之是某种拼凑的、喧闹的、艳丽的东西。其中，龚古尔兄弟的情况最糟：他们不把三个不伤害眼睛、心理学家眼睛的句子连在一起。——若从艺术的角度评价，自然不是模型。它夸张，它歪曲，它留下缺陷。自然就是偶然性。在我看来，“按照自然”进行研究是一个坏的征兆：它显示出服从、虚弱和宿命论，——这种臣服于细枝末节（petits faits）的做法是与一个完全的艺术家不相称的。看一看是什么东西——这属于另一种精神，一种反艺术的、重事实的精神。人们必须知道自己是谁 ……

8

论艺术家心理学。——为了能够有艺术，为了能够有任何一种审美活动和审美直观，一种生理前提必不可少：醉。醉必须首先提高整个肌体的兴奋度：在此之前任何艺术都不会出现。所有极为不同类型的醉都具有这种力量：首先是性冲动的醉，这种最为古老、最为源始的醉。还有随着一切强大欲望、一切强烈情感而出现的醉；节日的醉，竞赛的醉，表演的醉，胜利的醉，一切极限运动的醉；酷刑的醉；破坏的醉；在特定气象影响下出现的醉，如春天的醉；或者在麻醉剂的影响下产生的醉；最后，还有意志的醉，一种积蓄的、膨胀的意志的醉。——醉的本质乃力的提升与充沛之感。从这种感觉出发，人们作用于物，人们强迫它们接受我们的意志，人们对其实施强暴，——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为理想化。在此，我们要摆脱一种成见：理想化不像通常被认为的那样，在于去除或者扣除细枝末节。毋宁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把主要特征凸现出来，以致其间的其他特征都消失了。

9

在这种状态下，人由于自己的充沛而使一切事物充实起来：人之所见，人之所愿，皆是膨胀的、结实的、强大的和力量过剩的。这种状态的人使物发生转变，直至后者反映出他的强力，——直至后者成为其完美性的体现。这种转变为完美性的要求就是——艺术。甚至他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变成了他的自娱自乐；在艺术中，人把自己作为完美性来欣赏。——人们可以设想一种相反的状态，本能的一种特定的反艺术家气质，——这是一个使万物贫乏、稀松、患上痨病的类型。事实上，历史上太多这样的反艺术家，太多这样的生命饥民：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据为己有，使其衰竭，使其愈加虚弱。例如，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这种情形，例如，帕斯卡尔：不可能出现一个同时是艺术家的基督徒……人们不要天真地用拉斐尔或者19世纪任何采用顺势疗法的基督徒来反对我：拉斐尔说的是肯定，拉斐尔做的是肯定，所以，拉斐尔不是基督徒……

10

由我引入美学的对立概念，即阿波罗的和狄奥尼索斯的 ——二者都是醉的概念的类型——是什么意思？——阿波罗式的醉首先使眼睛处于兴奋状态，从而获得梦幻的力量。画家、雕塑家和史诗诗人都是卓越的（par excellence）梦幻家。相反，在狄奥尼索斯状态，全部情绪系统都会兴奋起来、高涨起来：从而把它的所有表现手段一下子释放出来，把表现、模仿、变形和转换的力量，把各种表演和做戏的力量同时调动起来。这里，本质的东西始终是变形的轻快，是不能不做出反应（类似于某些歇斯底里患者的情形，他们也是按照每一种暗示进入每一个角色的）。狄奥尼索斯式的人不可能不去领会任何一种暗示，他不会忽略任何一种情绪的符号，他有最高程度的领会和猜测的本能，正如他具有最高程度的传达技巧一样。他进入每一个躯壳，进入每一种情绪之中：他不断地变形。——音乐，就我们今天对它的理解而言，同样是情绪的一种总激发和总释放。然而，它只是一个丰富得多的情绪表现领域的残余，是狄奥尼索斯戏剧的一种仅存的残留物。为了能够使音乐成为单独的艺术，人们使若干感觉机能特别是肌肉机能停顿下来（至少相对说来是这样，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节奏仍然要诉诸于我们的肌肉），于是，人们不再马上活灵活现地模仿和表现他们感觉到的一切。尽管这是真正的狄奥尼索斯的常态，总之，是其源始状态；音乐则是其逐渐获得的新产品，代价是：与这种源始状态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若干能力丧失了。

11

从本性上看，演员、戏子、舞蹈家、音乐家和抒情诗人基本上是同源的，原本是一体的，但逐渐专门化了，彼此分离了——甚至于相互敌对起来。抒情诗人与音乐家、演员与舞蹈家的联盟最为长久。——建筑师既不表现狄奥尼索斯状态，也不表现阿波罗状态：在此，人们看到的是伟大的意志行为，是移山的意志，是渴望艺术的伟大意志的醉。最强者总是为建筑师带来灵感；建筑师不断地受到强力的暗示。在建筑物中，骄傲、对于重力的胜利、强力意志应当得以体现；建筑风格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强力口才，它时而劝说甚至奉承，时而命令。最高的强力感和自信心通过具有伟大风格的建筑物表现出来。强力不再需要证明；它鄙视奉承；它猛烈地回击；它在周围感觉不到证人；在它的生存中，意识不到有与它对立的东西；它立足于自身，宿命，是法中之法：伟大风格如是说。

12

我曾经读过托马斯 ·卡莱尔 [14] 的生平，这出违心的闹剧，这种对于消化不良状况所作的英雄—道德解释。——卡莱尔：一个大言不惭之人，一个迫不及待的演说家，对于一种坚定信仰的渴望和无能达到这种信仰的感觉不断地折磨着他（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渴望一种坚定的信仰不是一种坚定信仰的证明，而是相反。如果人们真的具有这样的信仰，那么，他们就可以经受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怀疑：他们足够自信，足够坚定，足够自制。卡莱尔为信仰坚定的人高唱赞歌，对不太单纯的人勃然大怒，他借此麻痹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他需要喧闹。对自己始终抱有强烈的不诚实态度——这就是他的特色（proprium），他因此成了并且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在英国他恰恰因为其诚实而受到人们的赞叹……这就是英国式的；考虑到英国人是十足的假话（cant）之邦，这一点就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合理的了。总的说来，卡莱尔是这样一个英国无神论者，他以不是无神论者为荣。

13

爱默生。——比卡莱尔开通、逍遥、圆滑、巧妙得多，特别是幸运得多……他是这样一个人：本能地只接近美食，而把事物中难消化的东西剩下。与卡莱尔相比，他被认为是一个有趣味的人。——尽管卡莱尔非常喜欢他，但还是这样说他：“他没有给我们足够的东西可咬。”这话也许说得不错，但无损于爱默生。——爱默生具有那种善良、风趣的开朗，令一切严肃却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多大了，也不知道还会变得多年轻，——他可以用维迦 [15] 的话这样说自己：“我是我自己的后嗣（yo me sucedo a mimismo）。”他的精神总是能够找到满足甚至感激的理由；有时，他开朗到那位老实人的超然境界：此人仿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tamquam re bene gesta）似地从一次爱情幽会返回。“虽然雄风不再”（ut desint vires），他感激地说，“但乐趣终可称道”（tamen est laudanda voluptas）。

14

反达尔文。——至于那著名的“生存竞争”，在我看来，目前与其说得到了证明，不如说只是一种断言。它确实存在，不过只是作为例外；生命的整体方面不是匮乏状态和饥饿状态，而是丰富、茂盛甚至于近乎荒唐的挥霍，——凡有竞争发生的地方，都是为了强力而竞争……人们不要把马尔萨斯 [16] 和自然混为一谈。——但假定有这种竞争——事实上，这种竞争的确存在——，可惜其结果与达尔文学派所期望的、与人们或许和他们一样期望的相反：即不利于强者、特权者和幸运的例外者。物种不是在完美状态中生长的：弱者一再成为强者的主人，——之所以这样，因为它们是大多数，它们也更为精明 ……达尔文忘记了精神（——这是英国式的！），弱者更具有精神 ……为了得到精神，人们一定需要精神，——当人们不再需要精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它。谁有势力，谁就会摆脱精神（——“让它见鬼去吧！”在当今的德国，人们就是这样想的——“我们毕竟还有帝国 ”……）。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我所理解的精神，指的是谨慎、忍耐、狡诈、伪装、巨大的自我克制，以及一切属于模仿（mimicry）的东西（大部分所谓的美德都属于后者）。

15

心理学家辨析。这是一个对人有所了解的人：他到底为什么要研究人呢？他要在他们身上谋求小利，或许还有大利，——他是一个政客！……那边那位也是一个对人有所了解的人：他对他们说，他不想借此为自己捞取任何东西，这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非个人主义者”。看好了！也许他要谋求一种更险恶的利益：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可以蔑视他们，不再把自己和他们混为一谈。这位“非个人主义者”是一个人类蔑视者：前面那位是更人性化的类型（species），这一点一目了然。至少他一视同仁，他把自己放进去 ……

16

种种情况向我表明，德国人的心理成熟程度是成问题的，为了谦虚起见，我不准备对这些情况一一列举。在一种情况中，我有足够的理由论证我的论点：我对德国人耿耿于怀，他们在康德及其“后门儿哲学”——这是我的命名——问题上完全搞错了，——这不是理智诚实的典范。——我不喜欢听到的另一种东西，是臭名昭著的“和”字：德国人说“歌德和席勒”，——我怕他们说“席勒和歌德”……难道人们还不认识这个席勒？——还有更恶劣的“和”字；我亲耳听到过——不过仅仅是在大学教授中间——“叔本华和哈特曼 [17] ”……

17

最具精神性的人——假定他们是最勇敢的人——也绝对会经历最为痛苦的不幸：但正因如此他们尊重生命，因为生命以其最强大的敌对态度与他们相对抗。

18

论 “理智良知 ”。——在我看来，如今再没有比真正的伪善更罕见的了。我很是怀疑，我们文化的柔和空气不利于这种植物。伪善属于坚定信仰的时代：那时，甚至在人们被迫做出接受另一种信仰的姿态时，他们也不会放弃过去的信仰。现在，人们放弃了这种信仰；或者更为通常的方式是，人们又添加了第二种信仰，——在每一种情况中，人们都是诚实的。毫无疑问，如今有可能有比从前多得多的信念：有可能，就是说允许，就是说没有危险。于是出现了自我宽容。——自我宽容允许更多的信念：这些信念甚至和平共处，它们避免陷于窘境，就像眼下全世界都在做的那样。如今人们怎样才会陷入窘境？当他们保持首尾一贯的时候。当他们走直线的时候。当他们不够模棱两可的时候。当他们真实的时候……我很是担心，就某些罪恶而言，现代人简直太过懒散了，以致这些罪恶正在绝迹。在我们温和的空气中，一切有赖于坚定意志的恶——也许没有无需意志坚定的恶——都退化为美德……我认识的少数几个伪善者都是在模仿伪善：他们是演员，如今几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人。——

19

美与丑。——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美感更有条件，或者说更受限制的了。谁要想脱离人对人的愉悦去思考美感，谁就会马上丧失根据和落脚点。“自在的美”仅仅是一个语词，从来不是一个概念。在美中，人把自身设置为完美的尺度；在适当的情况下，他在美的事物中崇拜自己。除此之外，一个物种便根本不能单独地进行自我肯定。其至深本能，即自我保存和自我扩张本能，在这些升华物中依然可见。人相信世界本身充满了美，——他忘记了自己是美的原因。恰恰是他把美送给了世界，啊！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美……从根本上说，人把自己投射在物中，又把一切反射出他的形象的事物叫做美的事物：“美”的判断是其物种虚荣心。因为一个小小的怀疑可能会在怀疑论者耳边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人认为世界是美的，世界就真的因此被美化了吗？他把世界人化了：仅此而已。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担保：只有人才是美的模型。谁知道在一个更高的审美法官眼中人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是胆大妄为？也许是自娱自乐？也许有一点独断？……“啊，狄奥尼索斯，我的天神，你为什么拉我的耳朵？”在纳克索斯岛 [18] 进行的一场著名对话中，阿里阿德涅释 [19] 曾经问她的哲学情人。“我在你的耳朵里发现了一种幽默，阿里阿德涅：它们为什么不再长些呢？”

20

没有什么东西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全部美学就建立在这个朴素的观念之上，它是美学的第一条真理。我们马上为其补充第二条真理：没有什么东西是丑的，只有退化的人是丑的，——审美判断的领域就此得以规定。——从生理学角度看，一切丑陋的东西都会令人虚弱和苦恼。它令人联想到衰败、危险和无能；面对丑陋之物，人真的会丧失力量。人们可以用测力计测量出丑陋事物的作用。一般说来，凡人受到压制的地方，他就会预感到某种丑陋之物的临近。他的强力感、他的强力意志、他的勇气、他的骄傲——所有这些都会随丑陋的东西而下降，随美的东西而上升……在两种情况中，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美还是丑，其前提都异常丰富地储存在本能之中。丑被理解为衰退的一种暗示和征兆：哪怕什么东西隐约使人想起衰退，该物也会在我们心中唤起“丑的”判断。每一种枯竭、沉重、衰老、疲倦的症状，每一种不适，比如痉挛和麻痹，特别是溶液和腐烂的气味、颜色和形状，就算最终已经淡化为符号——所有这些都会引起同样的反应：“丑的”价值判断。这时，一种憎恨会油然而生：人此时憎恨的是谁呢？毫无疑问：他的类型的衰落。此时，他出于至深的类本能而憎恨；在这种憎恨中，有震颤、谨慎、深刻和展望，——这是世上最深刻的恨。艺术因此而深刻 ……

21

叔本华。——对于一个心理学家来说，叔本华，这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德国人（——和歌德、黑格尔、亨利希·海涅一样，他是一个欧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本地事件，一个民族事件），是一个头等事件：因为他代表了这样一种恶意的独创性企图：为了说明生命的虚无主义的总体贬值，提出的理由却恰恰是相反的情况，即“生命意志”的巨大的自我肯定和生命的健康形式。他依次把艺术、英雄主义、天才、美、巨大的同情、认识、求真理的意志和悲剧解释为意志的否定或意志的否定需要的后果——这是历史上除基督教以外最大的心理学的造假行为。仔细加以考察，在这方面他纯粹是基督教解释的继承人：只不过他还知道在一种基督教的意义上，即在虚无主义意义上对遭到基督教否决的东西——人类伟大的文化事实——加以认可（——即作为通向“解脱”之路，作为“解脱”的雏形，作为“解脱”需求的刺激剂（stimulantia）……）

22

我只提一件事。叔本华用一种忧伤的情感谈论美，——这究竟为什么？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一座使人超度或者使人渴望超度的桥梁 ……在他看来，美就是暂时得以从“意志”解脱——它把人们引向永久的解脱……特别是他把它称颂为使人摆脱“意志的核心”、摆脱性欲的救星，——在美中，他看到的是生殖冲动遭到否定 ……真是一个古怪的圣人！恐怕如果有什么人反驳你的话，那就是大自然。大自然的声音、颜色、芳香和有节奏的运动中到底为什么会有美？什么东西激发了美？幸亏还有一位哲学家反驳他。一位在权威性上不亚于柏拉图的哲学家（——叔本华本人这样称呼他）支持另一种观点：一切美都会刺激生殖，——这恰恰是美的作用的特色（proprium），从最感性的直到最精神性的……

23

柏拉图走得更远。他纯洁——要想具有这种纯洁，一个人必须是希腊人，而不是“基督徒”——地说，如果雅典没有如此漂亮的青年，就绝不会有柏拉图哲学：他们的目光使哲学家的心灵进入一种色情的癫狂状态，春心荡漾，直到它把一切崇高事物的种子埋到这块如此美丽的土壤里。这也是一个古怪的圣人！——就算人们相信柏拉图，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至少人们可以猜到，在雅典，人们是以另外的方式从事哲学的，特别是在公开的场合。没有什么比一个隐士编织概念罗网、比斯宾诺莎式“对上帝的理智的爱”（amori ntellectualis）——更少希腊色彩的了。按照柏拉图的方式，哲学应当被定义为一种色情竞赛，一种对古老的竞赛体操及其前提的研修与沉思……从柏拉图这种哲学的色情中最终生长出了什么？希腊竞赛（Agon）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辩证法。——我还想起了下述一个反对叔本华、支持柏拉图的事实：古典法兰西的全部高级文化和文学也都是在性兴趣的土壤之上生长起来的。在那里，人们可以随处寻找献媚、性欲、性竞争和“女人”，——人们绝不会徒劳地寻找的……

24

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反对艺术中目的性的斗争，始终是反对艺术中道德化倾向、反对艺术从属于道德的斗争。为艺术而艺术意味着：“让道德见鬼去吧！”——然而，甚至这种仇恨依然显示出偏见的支配。就算人们把道德说教和人类改善的目的从艺术中排除出去了，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艺术完全变成了无目的、无目标、无意义的，简言之，为艺术而艺术——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蠕虫。“宁愿根本没有目的，也不要一个道德目的！”赤裸的激情如是说。与此相反，一个心理学家问道：艺术都在干什么？它不颂扬吗？它不赞美吗？它不挑选吗？它不偏爱吗？艺术通过所有这些强化或弱化某种评价……这仅仅是一种附带情况？一个偶然事件？某种根本没有艺术家本能参与的东西？或者：这不正是艺术家可以有所作为的前提吗……？艺术家的至深本能是指向艺术，还是指向艺术的意义即生命，指向一种生命希求？——艺术是生命的巨大兴奋剂：怎么可以把它理解为无目的、无目标，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呢？——有人也许会反问：艺术也表现生命中很多丑的东西、冷酷的东西和可疑的东西，——看上去它不是在借此破坏生命吗？——事实上，真的有哲学家把这种意义赋予艺术：叔本华把“摆脱意志”看做艺术的总体目标，把“使人听天由命”推崇为悲剧的伟大效用。——但我已经表明，这是悲观主义的视角，是“邪恶的眼光”——：人们必须诉诸艺术家自己。悲剧艺术家从自己身上传达出了什么？不正是在他所显示的可怕和可疑之物面前表现出的无畏状态吗？——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人们热切希求的；凡了解它的人，无不报以最高的敬意。只要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传达的天才，他就会传达它，他一定会传达它。在一个强敌面前、在一个巨大的不幸面前、在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面前表现出的勇敢和情感自由——悲剧艺术家正是挑选出这种胜利的状态加以称颂。在悲剧面前，我们灵魂中的斗士欢庆自己的狂欢节；谁习惯于痛苦，谁寻找痛苦，英雄人物就会用悲剧歌颂他的生存，——悲剧作家只把这最甜美的残酷之酒敬献给他。——

25

敞开心灵，容忍别人，这是宽容，但也仅仅是宽容。人们知道有些心灵能够做到高贵的好客，在这样的心灵上，有很多拉上窗帘的窗户和关闭的百叶窗：它们把自己最好的房间空了出来。为什么？——因为它们在等待人们不能“容忍”的客人……

26

当我们传达自己时，我们不再能充分地尊重自己。我们本己的体验完全是不善言辞的。就算它们想传达自己，它们也做不到。这是因为它们缺乏语词。我们已经超出了我们用语言所要表达的东西。在所有言谈中，都包含着几分蔑视。语言仿佛只是为平均的东西、中等的东西和适于言谈的东西而发明的。说话者已经用语言把自己平庸化了。——从聋哑人和另类哲学家的道德看来。

27

“这幅画像美得令人陶醉！”……文学女人，不满足、神经过敏、身心空虚，随时带着令人痛苦的好奇心倾听从其肌体深处低声发出的命令“不是孩子就是书籍（aut liberi aut libri）”：文学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足以理解自然之音，即使它说的是拉丁文。另一方面，她又有足够的自负和愚蠢，悄悄地和自己说法语：“我将看我自己，我将读我自己，我将对自己着迷并且说：可能我真有如此才智吧？”（je me verrai，je me lirai，je m'extasierai et je dirai：possible，que j'aie eu tant d'esprit？）……

28

“非个人主义者”得到了发言机会。——“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明智、容忍和冷静更容易做到的了。我们周身充满了宽容和同情之油，我们以一种荒唐的方式而公正合理，我们宽恕一切。正因如此，我们应当更严厉一些；正因如此，我们应当间或使自己养成一种小小的情绪冲动，一种小小的情绪冲动的恶习。这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很困难。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许会嘲笑我们所提出的这种观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再也没有其他方式的自我克制了：这是我们的禁欲主义，我们的赎罪”……变得个性化 ——“非个人主义者”的美德……

29

选自一场博士考试。——“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基于把人变成一部机器。“达到此目的的手段是什么？”——他必须学会厌倦。“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通过义务概念。“在这方面谁是他的榜样？”——教人死用功的语文学家。“谁是完美之人？”——国家官吏。“何种哲学为国家官吏提供了最高的准则？”——康德哲学：作为自在之物的国家官吏被推举为法官，审判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吏。——

30

做蠢事的权利。——疲劳的、呼吸缓慢的工作者，目光柔和，随遇而安：如今在工作时代（以及 “帝国”时代）、在社会各阶层都可以遇到的这种典型人物，现在恰恰为自身争取艺术了，包括书籍，特别是杂志，——尤其是美丽的大自然，意大利……这种衰退之人——带有《浮士德》所说的“沉睡的原始本能”——需要避暑地、海滨浴场、冰川、拜洛伊特 [20] ……在这样的时代，艺术有权做地道的蠢事，——作为精神、诙谐和心情的一种假期。瓦格纳明白这一点。地道的蠢事有复原之效 ……

31

还有一个饮食问题。——尤里乌斯·恺撒用以抵御疾病和头痛的方法：强行军，最简单的生活方式，长期住在户外，不断的辛劳——一般说来，这都是对付那台敏感的、在最高压力下工作的机器——这样的机器叫做天才——之极端脆弱性的维护和保护手段。——

32

非道德主义者说话了。——没有什么比有所愿望之人更违反哲学家趣味的了……如果他只从其行动中看人，如果他看到这种最勇敢、最狡猾、最坚强的动物迷失在迷宫般的困境之中，那么，在他看来，人是多么值得敬佩啊！他还要鼓励他……但哲学家鄙视愿望着的人，也鄙视“理想的”人——鄙视人的一切愿望、一切理想。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可以是一个虚无主义者，那么，他就会是，因为他在人的一切理想背后发现的是无。或者说还不曾是无，——而仅仅是无价值、荒谬、病态、懦弱和疲惫之物，是从其生命之饮干的酒杯倒出的各种沉淀物……作为现实如此可敬的人，一旦有所愿望，便不值得尊敬了，这是怎么回事？作为现实他是如此踏实，他必须为此受罚吗？他必须通过在想象和荒谬之物中伸展四肢为他的行动、为一切行动中的大脑和意志紧张做出补偿吗？——迄今为止，他的愿望史始终是人的阴部（partie honteuse）：人们应当避免过久地在这个部位阅读。为人进行辩护的是其现实，——它将永久地为人进行辩护。与任何一种纯粹臆想出来的、梦想出来的厚颜无耻之人相比，与任何一种理想的人相比，现实之人的价值是何等之高？……只有理想的人才违反哲学家的趣味。

33

利己主义的自然价值。——自私自利的价值与自私自利者的生理学价值相当：它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一文不值，遭人唾弃。每一个个人都可以根据下述一点得到审查，即他体现的是上升的生命路线还是下降的生命路线。在这样一点得到确认之后，人们也就拥有了一个标准，用以确定他们的自私自利到底有何价值。如果他体现的是路线的上升，那么，事实上他的价值就是非凡的，——为了借助他而迈进一步的总体生命之故，他对保持和创造自己最佳状态的关心甚至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迄今为止，大众和哲学家所理解的个人或“个体”无疑是一个错误：他绝不是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不是“链条的一环”，绝不仅仅是以前的遗传物，——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整条路线本身……如果他体现的是下降的发展、衰败、缓慢的退化和疾病（——从总体上看，疾病已经是衰败的后果，而不是它的原因），那么，他就没有什么价值，因而，最起码的公正就要求他尽可能少地蚕食成功者。他纯粹是后者的寄生虫……

34

基督徒与无政府主义者。——当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衰退的社会阶层的代言人——暴跳如雷地要求“权利”、“公正”和“平等”的时候，他不过是受其粗野本性的驱使，而这样的本性根本不懂得把握这样一点：他到底为什么受苦，——他缺乏什么，缺乏生命……他身上的原因冲动极为强大：他感觉不爽，必须有人对此负责……“暴跳如雷”本身就已经令他愉快，对于一切穷鬼而言，谩骂是一件快事——它有一种小小的权力陶醉。也许抱怨和诉苦也可以为生命添彩，以便人们能够忍受它：每一种抱怨中都暗含着一种周密的报复，人们因为自己的不爽、有时甚至因为自己的卑鄙而指责那些与他们不同的人，仿佛后者是一种犯罪，是一种违法的特权。“假如我是一个无赖，那么，你也应该是”：人们就是从这样的逻辑出发闹革命的。——诉苦毫无用处：它源于虚弱。至于人们是把自己的不爽归咎于他人，还是归咎于他们自己（例如，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如同前者，基督徒的行为则如同后者），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分别。二者的共同之处，而且我们说也是不体面之处在于：必须有人对他受苦这件事负责 ——简言之，受苦者为自己开出报复的蜂蜜，用以治疗他的痛苦。这种报复需要——也是一种乐趣需要——的目的是一些临时的原因：受苦者随处都可以找到平息其卑鄙报复的原因，——再说一遍，如果他是基督徒，那么，他就会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原因……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二者都是颓废者。——当基督徒谴责、诋毁、丑化“世界”时，当社会主义工人谴责、诋毁、丑化社会时，他们是出于同样的本能：“末日审判”本身也是报复的甜蜜慰藉——革命，即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那种革命，只不过被设想得稍微遥远一些……“彼岸”本身——倘若它不是一种丑化此岸的手段，那么，要一个彼岸干什么？……

35

对颓废道德的批判 ——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一种令自私自利枯萎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坏的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民族。当自私自利开始匮乏时，最好的东西也就匮乏了。本能地选择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倾向于 “无利害的”动机，这几乎就是颓废的公式。“不谋求私利”——这纯粹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即生理事实的道德遮羞布：“我不再懂得找到我的利益”……本能的崩溃！——当人变成利他主义者的时候，他也就走到了尽头。——道德谎言不是素朴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借颓废者之口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生命毫无价值”……这种判断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它是传染性的，——在完全病态的社会土壤上，它迅速生长为热带概念植物，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时而作为哲学（叔本华主义）。这种从腐烂中生长起来的有毒植物，可以通过其毒气数千年地毒害生命 ……

36

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一个寄生虫。在一种特定情况下，再继续活下去是不高尚的。在丧失了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权利之后，卑劣地靠医生和医术苟延残喘，应当在社会上遭到深深的鄙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鄙视的代理人，——每天摆在其病人面前的，不是药方，而是一服新的憎恨 ……为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地压倒和压垮衰退生命的一切场合，制定一种新的责任，即医生的责任——例如，关于生育权的责任，关于出生权的责任，关于生存权的责任……当不再能以一种骄傲的方式活着的时候，就以一种骄傲的方式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清醒而欣喜地执行于子女和证人面前：这样，还有可能做一种真正的告别，因为辞别者尚在；同时，还可能对他的成就和愿望做一次真正的估价，对生命做一番总结 ——所有这些都与基督教在弥留之际所上演的可怜又可怕的喜剧截然相反。人们绝不应当忘记：基督教滥用垂死者的虚弱实施良心强奸，妄用死亡方式本身对人及其过去进行价值判断！这里，重要的是摆脱各种源于成见的怯懦，首先确立对所谓自然死亡的正确的即生理学评价：这种死亡最终也仅仅是一种“非自然的”死亡，一种自杀。人绝不是死于他人，而是死于他自己。只不过这是在最可鄙情况下的死，一种不自由的死，一种不适时的死，一种懦夫的死。人们应当出于生命之爱期望另一种死：自由而清醒，没有意外事故，没有突然袭击……最后，向悲观主义者先生们和其他颓废者提出一个忠告。我们不能亲手阻止出生：但我们可以弥补这个过错——因为有时出生就是一个过错。当一个人废除了自己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差不多没有白活……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从中获得的利益要比从随便哪种禁欲、贫血和其他美德的“生”中获得的利益更多，——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样子，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 ……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纯粹的、本来的悲观主义才能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按他的逻辑再前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所做的那样，仅仅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首先否定叔本华 ……顺便指出，尽管悲观主义具有传染性，但它并没有使一个时代、一整代人的病态有所增加：它是这种病态的表现。人们成为它的牺牲品，就像他们成为霍乱的牺牲品一样；他们必定已经病入膏肓。悲观主义者本身没有产生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下述统计结果：在霍乱肆虐的那些年份，死亡事件的总体数字与其他年份并无差别。

37

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预期的那样，全部道德愚昧的暴行——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当作了道德本身——都拼命反对我的“超善恶”概念了：我不得不讲一讲这方面的精彩故事。首先，人们要我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不可否认的优势”以及我们在该领域实际取得的进步：和我们相比，恺撒·博尔吉亚 [21] 之流绝对算不上一个“高尚的人”，算不上我所提出的那种超人 ……《联邦报》的一位瑞士编辑——他对进行这种冒险行动的勇气不无敬佩之情——走得如此之远，竟然这样理解我的著作的意义：我想用它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感激不尽！——作为答复，我允许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这已经是对它的一种反驳……我们这些极为脆弱、极易受伤害、相互关怀备至的现代人实际上认为：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惜、互助和互信方面所达成的这种一致，都是一种积极的进步，因此我们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然而，每个时代都会这样想，也必定这样想。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置身于、也不能深入设想文艺复兴时期的状况：我们的神经经受不了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但这种无能所证明的并不是任何进步，而仅仅是另一种更迟暮的状况，一种更虚弱、更脆弱、更易受伤害的状况，从这种状况中必然产生一种体贴入微的道德。如果撇开我们的脆弱与迟暮、我们生理上的老化，那么，我们“人性化”的道德也就会立刻丧失其价值（单就自身而言，任何道德都是无价值的）：它会唤起我们自己对它的鄙视。另一方面，我们对下面一点深信不疑：在恺撒·博尔吉亚的同代人看来，我们现代人无异于一出令人捧腹的喜剧，因为我们的人性被厚厚的棉絮包裹着，脆弱得不堪一击。由于我们的现代“美德”，我们注定显得极为滑稽……敌对的和引发猜疑的本能之衰退——这就是我们的“进步”——仅仅是生命力总体衰退的一个结果：要完成这样一个如此有限的、如此迟暮的生命，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和谨慎。在这里，人们相互帮助；在这里，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既是病人，又是看护者。这就叫“美德”——：在对生命有不同理解的人们中间，在更充实、更挥霍、更满溢的人们中间，他们对其有另外的称呼，也许是“怯懦”、“可怜”、“老妇人道德”……我们的道德的柔化——这是我的命题，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是我的创新 ——是衰退的一个结果；相反，道德的严酷和可怕可能是生命过剩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太多的冒险、太多的挑战和太多的挥霍。以前的生命调味品，对我们来说则是毒药 ……我们同样太老迈、太迟暮了，因而做不到冷漠——这也是严酷的一种形式——了：我们的同情道德（我是第一个警告人们提防它的人）——人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印象主义（l'impressionisme morale）——更多地是一切颓废之物所共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那个试图通过叔本华的同情道德科学地展示自己的运动——这是一种极为不幸的尝试！——是道德中的一种真正的颓废运动，与基督教道德极为相似。强盛的时代、高贵的文化在同情和博爱中，在缺乏自我和自信中看到的是某种可鄙的东西。——时代应当按照它们的积极力量得以衡量——那个如此挥霍、灾难性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作为最后的伟大时代出现的，而我们，我们这些有着胆怯的自助与博爱，有着工作、谦逊、诚实、科学——积攒、节俭、刻板——美德的现代人却是作为衰弱的时代而出现的……我们的美德是我们的衰弱决定的、造成的……“平等”——某种事实上的一刀齐，只不过通过“平等权利”理论表达出来而已——本质上属于衰退之列；人与人之间、等级与等级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性，保持和突出自我的意志。——这就是我所说的距离的激情，它为每一个强盛的时代所固有。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现在变得越来越小了，——最终，极端本身日益模糊从而变成了相似……我们的全部政治理论和国家宪法——“德意志帝国”绝不能除外——都是衰退的结论和必然后果；颓废的无意识影响甚至控制了个别科学的理想。我一直对整个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存有异议：它只是从经验出发认识社团的衰败结构，天真无邪地把自己的衰败本能当作社会学价值判断的准则。衰退的生命，一切组织能力的减弱，即分化能力、挖掘鸿沟能力、支配和指挥能力的减弱，在当今的社会学中被当成了理想 ……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是颓废者，而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是一个颓废者，——他在利他主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某种值得向往的东西！……

38

我的自由概念。——一件事情的价值有时并不在于人们通过它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人们为它付出了什么，——它花费了我们什么。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主义机构一经建立，它们马上就不是自由主义的了：此后，就对自由的损害而言，没有比自由主义机构更严重和彻底的了。人们知道它们都做了些什么：它们暗中破坏强力意志，它们把拉平山峰与山谷抬举为道德，它们使人卑贱、懦弱、耽于享乐，——通过它们，群居动物总是获胜。自由主义：用德语说就是使人群动物化 ……只要它们还是有待努力争取的目标，那么，同样的机构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事实上会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促进自由。深究起来，是产生这种作用的战争，是为确立自由主义机构而进行的战争本身使得非自由主义的本能得以持续。战争培育了自由。因为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持把我们彼此分开的那种距离；就是一个人对于艰难、困苦、贫困甚至生命变得愈加冷漠。就是一个人准备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人类，包括他自己。自由意味着男性的、好战好胜的本能支配其他本能，例如“幸福”本能。自由的人——更不用说自由的精神了——鄙视小商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和其他民主主义者所梦想的那种可鄙的舒适。自由的人是战士。——根据什么衡量个人和民族的自由呢？根据必须加以克服的阻力，根据保持支配地位所花费的努力。人们必须到最高的阻力不断被克服的地方去寻找自由之人的最高类型：距暴政咫尺之遥，濒临受奴役的危险。如果人们在此把“暴君”理解为唤起最大程度权威和自我约束的冷酷而可怕的本能，那么，上述一点在心理学上就是真实的——最好的典型就是尤利乌斯·恺撒；如果人们回顾一下历史，那么，上述一点在政治学上也是真实的。曾经有一定价值、变得有价值的那些民族，绝不是在自由主义机构之下变成那样的：巨大的危险在这些民族中造就了一些令人敬畏的东西，这种危险使我们了解了我们的救助手段、我们的美德、我们的武器装备、我们的精神，——危险迫使我们坚强……第一原理：人必须有坚强的需要，否则，绝不会变得坚强起来。那些培育强者、培育有史以来最强者的巨大温室，即罗马和威尼斯那样的贵族团体，恰恰是在我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意义上理解自由的：它是人们既拥有又不拥有的东西，是人们所要求的东西，是人们赢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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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批判 ——我们的机构不再有任何用处，对此人们业已达成共识。但过错不在它们，而在我们。在我们丧失了那些机构由之生长的全部本能之后，我们也就彻底丧失了那些机构，因为我们对它们不再有用。民主主义过去始终是组织性力量的衰退形式：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318节，我已经把现代民主制度连同其半成品——比如“德意志帝国”——刻画为国家的衰败形式。为了能够有机构，必须有一种意志、本能和律令，它们的反自由主义到了近乎恶毒的地步：必须有维护传统、权威、长久责任和世代团结的意志。如果有了这种意志，那么，某种类似于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或俄国的东西便会被建立起来。俄国是当今唯一有生命活力、可以期待、尚可许诺一些东西的势力，——俄国与不幸的欧洲割据和紧张不安状态形成对照，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这种割据和紧张不安步入了一个紧要关头……整个西方不再具有机构和未来由之生长的那些本能：也许没有什么东西如此不符合其“现代精神”的了。人们得过且过，急功近利，不负责任：而人们恰恰把这叫做“自由”。那使机构成为机构的东西，遭到鄙视、仇恨和拒绝：只要“权威”一词的声音一大，人们就会觉得陷于一种新的奴役的危险之中。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政党，其价值本能中的颓废如此严重：以致他们本能地偏爱导致崩溃、加速毁灭的东西……现代婚姻就是明证。现代婚姻显然已经丧失了全部理性：但这不是对婚姻的抗议，而是对现代性的抗议。婚姻的理性——它存在于男人的单独法律责任之中：这样婚姻才有重心，如今它却一瘸一拐地跛行。婚姻的理性——它存在于其原则上的不可解体性之中：这样它才能得到一个音调，面对情感的偶然事件、激情和艳遇，这个音调懂得为自己创造辨音力。婚姻的理性也存在于家庭对于夫妻的选择所承担的责任之中。随着对于爱情婚姻所持的日益宽容的态度，人们彻底清除了婚姻的根基，即一种机构得以由之建立的东西。人们绝不再把一种机构建立在一种过敏反应之上，人们也不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把婚姻建立在“爱情”之上，——人们把它建立在性欲、财产欲（老婆孩子即是财产）和支配欲之上，这种支配欲不断地为自己组织起最小的支配结构即家庭，这种支配欲需要子女和继承人，以便也在生理上保持已有的权利、影响和财产，以便为长期的使命、为世代的本能团结做准备。作为机构的婚姻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于最庞大、最持久的组织形式的肯定：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不能为自己做出千秋万代的担保，那么，婚姻就没有任何意义。——现代婚姻丧失了它的意义，——结果，人们废除了它。——

40

工人问题。——愚蠢——其实是当今作为一切愚蠢之根源的本能退化——在于存在着一个工人问题。对有些事情不闻不问：这是本能的第一命令。——我完全看不出来，既然已经首先使欧洲工人成为一个问题，人们还要拿他们做什么。他们的感觉太好了，不会越来越多地、越来越过分地提出问题。他们终究是多数。在欧洲，一种简朴的、自给自足的人，一个中国人那样的类型本来会形成阶层：这本来是合理的，这本来简直就是一种必然性，然而，这种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人们都做了些什么？——不遗余力地把产生该阶层的先决条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人们通过最不负责任的漫不经心，从根本上破坏了可能使工人成为阶层、成为自身的那些本能。人们使工人服兵役，赋予他们结社权和政治投票权：如果说如今工人已经感到其生存陷入了困境（用道德术语说就是不公正），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然而再问一遍：人们要求的是什么？如果人们要求的是一个目的，那么，他们也必定要求手段：如果人们要求的是奴隶，结果却把这些奴隶教育成主人，那么，人们就成了傻瓜。——

41

“不是我想要的那种自由……”——在当今这样的时代，放任本能更是一种厄运。这些本能相互冲突、相互打扰、相互破坏；我曾经把现代定义为生理上的自相矛盾。教育的理性所期望的本来是：在一种强大的压力之下，至少这些本能系统中的一个系统会瘫痪掉，从而允许另一个系统得势，强大起来，成为主人。今天，也许必须通过对其进行限制，个体才成为可能：这里的可能意指完整 ……事实正好相反：最为激烈地要求独立自主、自由发展和自由放任（laisser aller）的恰恰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再严厉的约束都不为过 ——这一点适用于政治，也适用于艺术。然而，这是颓废的一个征兆：我们现代的“自由”概念更多地是本能退化的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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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迫切需要信仰。——在道德家和圣徒中间，没有什么比诚实更为罕见的了；也许他们说的是相反的东西，也许甚至他们信仰的也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当一种信仰比自觉的伪善更为有用、更为有效、更令人信服时，伪善就会立刻本能地变成无辜：这是理解伟大圣徒的首要原理。在另一种圣徒即哲学家那里，也有这样一种完整的手艺，他们只允许特定的真理：即那些使他们的手艺得到公众认可的真理，——用康德的语言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证明什么，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实际的，——他们通过下述一点彼此认出，即他们对“真理”的看法一致。——“你不应说谎”——用德语说就是：我的哲学家先生，您不要说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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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守旧分子的耳语。——人们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能够知道的东西——，任何意义和程度上的退化与逆转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我们这些生理学家知道这一点。但所有牧师和道德家却都相信这种退化与逆转，——他们想把人类带回到、调回到一种从前的美德尺度上。——道德过去始终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 [22] 之床。甚至政客们在这方面也效仿了美德说教者的做法：如今，仍有一些政党梦想着万物的倒退。但是谁也不能随意变成螃蟹。别无选择：人们必须前进，或者说，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所下的定义……）。人们可以阻碍这一进程，并通过阻碍拦截和积聚退化本身，使之来得更为猛烈、更为突然：人们只能做到这些。——

44

我的天才概念。——伟人和伟大时代一样，都是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炸药；其历史的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聚集、堆积、储存、保持着能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发生爆炸。一旦物质中的压力过大，那么，最偶然的刺激就足以催生“天才”、“事业”和伟大的命运。与环境、时代、“时代精神”和“公众舆论”有什么关系！以拿破仑为例。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本来可以产生与拿破仑相反的类型：它确实产生了这样的类型。而因为拿破仑是另类，是一种比法国蒸汽和戏剧文明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人，所以，他成了这里的主人，只有他是这里的主人。伟人是必然的，而他们出现于其中的时代则是偶然的；他们之所以几乎始终是其时代的主人，就是因为他们更强大、资历更老、蓄势的时间更长。天才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强与弱、老与幼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时代总是年幼、软弱、未成年、不可靠、幼稚得多。——在当今的法国，人们对此有极为不同的看法（在德国也是一样：只不过无关紧要），在那里，环境（m ilieu）理论——一种真正的神经症患者的理论——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近乎科学的东西，甚至得到了生理学家的信任，这种状况“令人作呕”，令人哀伤。——在英国，人们对此的理解也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没有人为此悲伤罢了。英国人容忍天才和“伟人”的途径只有两个：或者是巴克尔的民主方式，或者是卡莱尔的宗教方式。——伟人和伟大时代身上的危险是非同寻常的；种种衰竭和贫瘠紧随其后。伟人是一种终结；伟大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是一种终结。天才——创作方面的和行动上的——必然是一个挥霍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浪费 ……自我保存的本能仿佛被搁置起来；奔腾的力量的超强压迫不容他有这种保护和谨慎。人们把这叫做“献身”；人们把他的毫不利己、把他为一种信念、一个伟大事业和一个祖国所做的牺牲称赞为“英雄主义”：这全是误解……他溢出，他泛滥，他消耗自己，他不爱惜自己，——厄运般地、灾难性地、不由自主地，如同河水决堤是不由自主的一样。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些炸药感激之至，于是，人们也对他们给予了很多回报，例如一种高尚的道德 ……这的确是人类的感恩方式：人们误解了他们的恩人。——

45

罪犯及其同类。——罪犯类型，这是不利条件下强者的类型，一个病态的强者。他缺少荒漠，缺少某种更空旷、更危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强者本能中的一切武器装备才能合法地存在。他的美德不被社会所接受；他身上最活跃的冲动很快与压抑、怀疑、恐惧和耻辱交织在一起。而这几乎就是造成本能退化的诀窍。谁要是必须带着长期的紧张、谨慎和狡诈偷偷摸摸地做他最擅长、最爱干的事情，谁就会变得贫血；因为他从其本能那里所得到的始终只是危险、迫害和厄运，于是，他的情感也会转而反对这些本能——他会对之持一种宿命的态度。这就是社会，我们这驯服的、平庸的、阉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来自高山或者经历过海上冒险的天然之人，必然退化为罪犯。或者说近乎必然：因为有例证表明，一个这样的人比社会还要强大：“科西嘉人”拿破仑便是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就现有的问题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很有意义——顺便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有所受益的唯一的心理学家：他属于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事之列，甚至超过了对司汤达的发现。这个深刻的人——他十分正确地对肤浅的德国人采取了鄙视的态度——曾经长时间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间，这是些不再可能返回社会的十足的重犯，他的发现与他自己的预期完全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由生长在俄国大地上的最优良、最坚硬、最名贵的木头雕刻而成的。我们不妨把罪犯的例子加以推广：设想那样一些天性，他们由于某种原因缺乏公众的认可，他们知道，他们不被视为有益的和有用的，——那种旃陀罗 [23] 感觉，即人们不是被平等相待，而是被视为遭放逐的、无价值的和不洁净的东西。所有这些天性在其思想和行为上均带有阴暗的色彩；与沐浴在日光之下的人相比，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更为苍白。但几乎我们今天加以褒奖的所有生存形式，从前都曾生活在这种半坟墓的气氛之下：科学家、艺术家、天才、自由思想家、演员、商人、大发明家……只要牧师被视为最高类型，每一种有价值的人就会贬值……我保证，这样的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牧师被视为最低类型的人，被视为我们的旃陀罗，被视为最虚伪的、最不高尚的人……我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甚至在现在，在世界上——至少是在欧洲——的道德统治最为温和的时期，每一种怪癖，每一种长久的、过于长久的地下生活，每一种不寻常的、不透明的生存形式都使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那种类型。所有精神的创新者都一度在额头上留下旃陀罗那苍白的、宿命的印记：不是因为别人如此对待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觉到了把他们与一切传统的和享有声望的东西分隔开来的那条鸿沟。作为他的一段成长历程，几乎每一个天才都熟悉“卡提利纳 [24] 式的生存”，熟悉对于一切已经存在、不再变易之物所怀有的那种痛恨感、复仇感和叛乱感……卡提利纳——每一个恺撒的前生存形式。——

46

此处视野开阔。——当一个哲学家沉默时，这可能是心灵的顶点；当他自相矛盾时，这可能是爱；说谎可能是认识者的一种谦恭。人们不无文雅地说：伟大的心灵把他们所感受到的骚动流露出来是不体面的（il est indigne des grands coeurs de re'pandre le trouble，qu'ils ressentent）：只是人们必须补充说，不惧怕最失体面之事也可能是心灵的伟大。一个爱着的女人献出她的贞操；一个“爱着的”认识者也许献出他的人性；一个爱着的上帝变成了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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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绝非偶然。——甚至一个种族或家族的美，其在一切姿态中表现出来的优雅和宽容，都是经过努力达到的：和天才一样，它是世代累积的辛劳的最终结果。人们一定为良好的趣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人们一定为之做了许多、付出了许多——17世纪的法国在这两方面都令人赞叹——，人们一定有过关于社交、场所、衣着和性满足的一种挑选准则，人们一定爱美胜过利益、习惯、意见和惰性。最高准则：即使只有一个人时，人们也绝不能“不修边幅”。——美好的事物都是极为昂贵的，而且，下述法则始终有效，即拥有它们的人不同于获得它们的人。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遗产：不是继承而来的东西，都是不完善的，都是开端……在西塞罗时代的雅典，男人和少年的美远在女人之上，对此，西塞罗曾经表达过他的惊奇之感，可是，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那里的男性为了这种美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和努力啊！在这里，人们不要用错了方法论：一种单纯情感和思想上的训练几乎等于零（德国教育的巨大误解即在于此，它完全是虚幻的）：人们必须首先说服身体。为了变得卓越而优雅，严格保持卓越的、优雅的姿势，加上一种只与非“不修边幅”的人生活的责任，这就足够了：两三代以后，一切便都会内化。对于民族和人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们应当从正确的地方开始文化事业——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牧师和半牧师的致命的迷信）：正确的地方是身体、姿势、饮食和生理学，其余的皆由此而生……因此，希腊人始终是历史上第一个文化事件 ——他们知道并且做了前人未做之事；蔑视身体的基督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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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进步。——我也谈论“回归自然”，尽管它实际上不是一种后退，而是一种上升 ——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可怕的自然和天性中去，这是一种戏弄、有权利戏弄伟大使命的天性……比如，拿破仑就是我所理解的“回归自然”的一个例子（例如，在迷阵战术方面，特别是如军人所知，在战略方面）。——但卢梭——他到底要回归何处？卢梭，这个人集第一个近代人、理想主义者和贱民于一身；为了经受他自己的观点，他需要道德“尊严”，他患有过度虚荣症和过度自卑症。这个处于新时代行将来临之际的怪胎也想“回归自然”——再问一遍，卢梭想回归何处？我痛恨卢梭还在于大革命：它是理想主义者和贱民这双重身份的世界历史表达。这场革命所上演的流血闹剧，以及它的“不道德”，与我关系不大：我所痛恨的是其卢梭式的“道德 ”——所谓革命的“真理”，凭借这些真理，这场革命仍在发生作用，并把一切浅薄、平庸的东西劝说到自己身边。平等学说！……但绝没有比这更毒的毒药了：因为它看起来是在宣传公正本身，而实际上却是公正的终止 ……“对平等者平等，对不平等者不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真实口号：并且，由此推出，“绝不能使不平等者平等。”——围绕着那平等学说所发生的一切是那样的可怕和血腥，这给这个杰出的“近代观念”罩上了一种光环和火光，以致这场革命作为奇观也诱惑了若干最高尚的人。这终归不是愈加尊崇它的理由。——我只看到一个人对之感到恶心（这种感觉才是应有的感觉），这就是歌德……

49

歌德 ——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通过回归自然、通过上升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性超越18世纪的伟大尝试，是这个世纪的一种自我超越。——他身上有着这个世纪最强烈的本能：多愁善感，自然崇拜，反历史，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和革命情结（——后者只是不切实际的一种形式）。他求助于历史学、自然科学、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斯宾诺莎，特别是实践活动；他把自己置身于整体性视域之中；他不脱离生活，他置身其中；他从不气馁，他尽可能多地承担、接受和采纳。他所要的是整体；他克服了理性、感性、情感和意志的相互分离（——由与歌德意见相反的康德通过最可怕的烦琐哲学加以宣扬的就是这种分离）；他向完整性方面训练自己，他塑造自己……歌德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时代里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在这方面和他相近的一切，——对他来说，没有比那个叫做拿破仑的“最高实在的存在者”（ens realissimum） [25] 更伟大的事件了。歌德构思了一种强大的、学识渊博的、身形灵巧的、有自制力和自尊心的人，这样的人敢于享用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资源，强大得足以享有这种自由；一种容忍之人，不是由于虚弱，而是由于强大，因为在平庸之辈行将崩溃的场合，他仍然知道如何把这样的场合用于自己的利益；对于这样的人来说，除了软弱 ——无论称其为罪恶还是美德——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禁忌……这样一种自由的精神带着快乐和信任的宿命论置于宇宙之中，置于信仰之中：被摒弃的只是个体，而万物则在整体上得到了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 ……但这样一种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已经用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对其加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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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说，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追求的也是歌德作为个人曾经追求过的一切：广泛的理解与肯定，对一切事物的欣然接纳，勇敢的实在论，对一切现实之物的敬畏。为何总体结果不是歌德，而是一种混乱，一种虚无主义的叹息，一种不知何来何往，一种实际上不断使人追溯18世纪的倦怠的本能？（例如，情感浪漫主义，利他主义和多愁善感，趣味上的女权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19世纪——特别是其晚期——岂非仅仅是一个强化的、粗俗的18世纪，即一个颓废的世纪？因而，歌德——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欧洲来说——岂非仅仅是一个偶发事件，一种美好的徒劳？但是，如果人们从公共利益这样一种贫乏的观点看待伟人，人们就误解了伟人。懂得不从伟人那里获得利益，也许这本身就属于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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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是我所崇敬的最后一位德国人：他大概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三件事，——关于“十字架”，我们也意见一致……人们时常问我，我究竟为什么要用德语写作：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祖国这样拙劣地被人阅读。但究竟谁知道我是否还希望现在被人阅读？——创造出无法被时间吞噬的东西；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谋求一种小小的不朽——我还从未谦逊到这样的程度，即向自己提出比这更少的要求。警句、格言是“永恒”的形式，作为使用这种文体的第一个德国人，我是这方面的大师；我的野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其他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其他人用一本书也说不出的东西……

我把人类所拥有的最深刻的书给予了人类，即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久，我会把最独立的书给予人类 [26] 。——

【注释】

[1] 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icius Annaeus Seneca，公元2—65年），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悲剧作家、雄辩家、新斯多葛主义的代表。——译者

[2] 《赛金根的号手》系德国诗人和小说家舍费尔（Joseph Victor von Scheffel）的史诗作品。——译者

[3] 法络斯（Pharus）灯塔，世界七奇之一。——译者

[4]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译者

[5] 茹尔·德·龚古尔（Jul es de Goncourt）和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译者

[6] 埃阿斯（Ajaxe）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勇士，是特洛伊战争中最威猛的战士之一。——译者

[7] 约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创始人之一。——译者

[8] 勒南（Renan，Ernest，1823—1892），法国作家，著有《科学的前途》、《基督教的起源》、《以色列历史》等书。——译者

[9] 圣佩甫（Sainte-Beuve，Charles Augustin，1804—1869），19世纪法国文学评论家。——译者

[10]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被尊为现代派诗歌的鼻祖。——译者

[11] Imitatio Christi，系中世纪一本灵修名著，作者托马斯·厄·肯培。——译者

[12]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译者

[13]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19世纪法国著名女作家。——译者

[14]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译者

[15] 洛卜·德·维迦（Lope de vega，1562—1635），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民族戏剧的代表作家。——译者

[16]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译者

[17] K.哈特曼（K.Hartmann，1842—1906），德国哲学家。——译者

[18] 纳克索斯岛（Naxos），基克拉迪群岛中的最大岛，在爱琴海南部。——译者

[19] 阿里阿德涅（Ariadne），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和帕西菲的女儿，后成为狄奥尼索斯之妻。——译者

[20] 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小城，瓦格纳曾经在此居住。——译者

[21] 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任大主教等职，马基雅维利对其评价甚高。——译者

[22] 希腊神话中开黑店的强盗。他把劫来的行人绑在他的铁床上，强使身体和铁床相齐，比床长的人，被其砍去长出的部分；比床短的人，被其强行拉长，后来被提修斯用同样手法杀掉。——译者

[23] 这是尼采从印度种姓制度中借用的术语。按照这种制度，有四种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种姓之间界线分明，不得通婚，尤其严禁首陀罗和别的种姓通婚。对首陀罗男子和别的种姓女子结合所生的混血种，特别订有法律，给予一种贱名。旃陀罗（Tschandala）系首陀罗男子与婆罗门女子的混血种，他们的地位最低贱，不能与一般人接触，被称为“不可触者”。这种人世世代代操着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如抬死尸、屠宰、当刽子手之类。——译者

[24] 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lina，108BC—62BC）古马破落贵族，在西塞罗任执政官时曾阴谋叛乱，被后者发现并挫败。——译者

[25] 康德用来指称上帝的词语。——译者

[26] 即《强力意志》。——译者

我要感谢古人什么

1

最后，简单谈一谈那个我试图进入、我也许已经找到一条新通道的世界——古代世界。我的趣味可能与一种宽容的趣味相反，此处也与全盘肯定的态度相去甚远：它通常不喜欢说“是”，更喜欢说“不”，最喜欢什么都不说……这适用于整个文化，适用于书籍，——它也适用于地方和风景。从根本上说，只有数量很少的古代书籍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最著名的均不在其中。我对于风格、对于作为风格的警句的喜爱，几乎是在接触萨卢斯特 [1] 的一瞬间突然产生的。我没有忘记，当我尊敬的老师科尔森不得不把最好的成绩给他这个最差的拉丁文学生时所表现出来的惊讶，——我一下子成熟了。简短，严格，言之有物，对“华丽的辞藻”和“华丽的感情”怀有一种冷酷的恶意——在此，我发现了我自己。直到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们将在我身上重新认出一种极为严肃的追求罗马风格、追求永久 [2] 风格的抱负。——在我第一次接触到贺拉斯 [3] 时，情形亦然。直到今天，我在任何其他诗人那里都没有获得贺拉斯的一首抒情诗最初带给我的那种艺术陶醉。在有些语言中，这里所达到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企及。这种对于文字的精雕细琢（作为声音、位置和概念，每个词都向左右、向整体迸发出它的力量），这种符号范围和数量上的最小值，这种由此达到的符号表现力上的最大值——所有这一切都是罗马式的，如果人们愿意相信我的话，是高贵卓越的。相比之下，所有其他的诗文都成了某种过于流俗的东西，——一种纯粹的情感饶舌……

从希腊人那里我从未受到过如此强烈的影响；而且，坦率地说，在我们眼中，他们不可能和罗马人一样。人们不会学习希腊人——他们的举止太异样，他们又太富于流动，因而不能发挥强制的和“典范的”作用。有谁曾经向一个希腊人学习写作！又有谁曾经绕过罗马人学习写作！……人们不要拿柏拉图来反驳我。和柏拉图相比，我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并且始终未能加入在学者中间通行的对马戏演员柏拉图的赞叹。在此，古人中最优秀的鉴赏家毕竟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在我看来，柏拉图混淆了风格的各种形式，因而，他是一个头等的风格颓废者：他所犯的错误有些类似于发明了墨尼波斯混和文体（satura M enippea）的犬儒主义者。人们必须从来没有读过优秀法兰西人——比如丰特奈尔 [4] ——的东西，才会觉得柏拉图对话这种极度自负和幼稚的辩证法有魅力。柏拉图是乏味的。——我对柏拉图的不信任终究是根深蒂固的：我觉得他如此偏离了希腊人的一切基本本能，如此富于道德说教，如此预先表现出基督教特征（他已经拥有作为最高概念的“善”的概念），以致和任何其他的词语相比，我更喜欢用“高级欺诈”这个严厉的字眼，或者，如果人们更喜欢听的话，用理想主义，来指称整个柏拉图现象。这个雅典人曾经在埃及人那里上过学（——或者是在埃及的犹太人那里？……），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基督教的巨大灾难中，柏拉图是那种被称为“理想”的模棱两可和迷惑力量，这种“理想”使得古代的高贵天性有可能误解自己，走上通向“十字架”的桥梁 ……而在“教会”的概念中，在教会的组织、体制和实践中，还有多少柏拉图啊！——我的康复，我的偏爱，我对各种柏拉图主义的治疗，一直是修昔底德 [5] 。修昔底德，或许还有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君王，与我自己最为相近，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绝对意志：即不自欺，不在“理性”中，更不在“道德”中，而是在现实中考察理性……对于卑劣地把希腊人美化为理想——受到古典教育的年轻人在文科中学接受生活训练时，作为奖赏所得到的正是这种理想——的做法，没有比修昔底德的治疗更为彻底的了。人们必须逐行读他，并且像读他的文字那样清楚地读出他的隐念：很少有这样富含隐念的思想家。在他身上，智者文化 ——我要说实在论者文化 ——达到了完美表达：这个处于到处正在发生的苏格拉底学派道德和理想欺骗之中的异常珍贵的运动。希腊哲学是希腊本能的衰退；修昔底德是植根于古希腊人本能中那种强大、严格、坚实的真实性的总和和最后显现。在现实面前的勇气最终把修昔底德和柏拉图这样的天性区分开来：柏拉图在现实面前是一个胆小鬼——所以，他逃避到理想中去；修昔底德可以控制自己 ——所以，他也可以控制事物……

3

在希腊人那里发现“美丽的心灵”、“中庸之道”以及其他完美特征，比如，赞叹他们那惊人的平静、完美的思想和高度的质朴——我自身携带的心理学家保护了我，使我摆脱了这种“高度的质朴”，并最终摆脱了一种德国的愚蠢（niaiserie allemande）。我看到了他们的至强的本能，即强力意志，我看到他们惧怕这种本能的巨大威力，——我看到他们所有的公共机构都是由防护措施发展而来，目的是面对其内部的炸药他们彼此获得安全感。于是，内部的巨大紧张便以可怕的、无情的仇恨向外爆发：城邦之间相互残杀，借此每个城邦的公民获得了自身的安宁。人们需要成为强者：危险近在咫尺，到处都是危险。漂亮而灵活的身体、希腊人所具有的大胆的实在论和非道德主义，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一种“天性”。它仅仅是作为结果出现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人们通过节日和艺术也无非是要感觉到自己的强大，显示自己的强大：它们是颂扬自己、也许是敬畏自己的手段……人们竟然以德国人的方式，根据希腊哲学家评价希腊人，譬如，用苏格拉底学派的伪善解释本质上属于希腊的东西！……哲学家是希腊文化的颓废派，是反对古老、高贵趣味的运动（反对竞赛本能，反对城邦，反对种族的价值，反对血统的权威）。人们之所以鼓吹苏格拉底的美德，是因为希腊人已经丧失了美德：敏感，怯懦，多变，全是伪君子，他们有太多的理由容忍道德说教。不是说这种说教管什么用，而是大话和高调非常适于颓废派……

4

我是第一个为了理解古老而充沛甚至于泛滥的希腊本能而认真对待那个被称为狄奥尼索斯的奇妙现象的人：它只有从力的过量才能得以说明。探究希腊人者（比如那个当今在世的最深刻的希腊文化鉴赏家即巴塞尔的雅可比·布克哈特），马上就知道，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布克哈特在其《希腊人的文化》一书中用单独一章讨论了上述现象。如果要了解相反的情况，那么，人们应当看一看德国文献学家们在接近狄奥尼索斯现象时那种近乎可笑的本能匮乏。特别是著名的洛贝克 [6] ，他带着书本间一个干瘪的蛀虫那样可敬的自信爬进这个神秘状态的世界，并且劝说自己为了科学之故，轻浮、幼稚到恶心的地步，——洛贝克煞费苦心地使人们理解这样一点：所有这些奇妙的现象原本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祭司们可能向这些狂欢的参加者传达了一些并非毫无价值的东西，例如，酒引发欲望；人生活在果实的环境中；植物在春季开花，在秋季枯萎。源于狂欢的仪式、象征和神话资源是如此惊人，古代世界到处都留传着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于是，洛贝克从中找到了进一步展示其聪明才智的机会。“希腊人”，他在Aglaophamus一书（I，672）中如是说，“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于是欢笑、跳越，他们四处休息，或者，他们坐下来，痛哭、流泪（因为人有时也想如此）。后来，其他人聚拢过来，为这种触目惊心的行为寻找随便一种理由；于是，产生了用来解释那些风俗的无数节日传说和神话。另一方面，人们相信，从前在节日举行的那种滑稽表演，必定也属于节日庆典，于是把它作为宗教仪式的必要部分记录了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人们片刻也不会认真对待洛贝克这样的人。当我们考察温克尔曼和歌德所形成的“希腊的”这一概念，发现它与狄奥尼索斯艺术由之生长的要素即酒神祭不相容之时，我们的感觉则完全不同。事实上，对下述一点我毫不怀疑：歌德从根本上把这样的东西从希腊人的可能性之中排除出去了。所以，歌德不理解希腊人。因为只有在狄奥尼索斯的神秘仪式中，在狄奥尼索斯状态的心理学中，希腊人本能的基本事实 ——他们的“生命意志”——才得以表达。希腊人用这些神秘仪式担保什么？永恒的生命，生命的永恒轮回；在过去被预告、被敬献的将来；超越死亡和变化而对生命所作的胜利的肯定；真正的生命即通过生殖、通过性的神秘仪式而达到的总体的永生。因此，对希腊人而言，性的象征是真正可敬的象征，是全部古代虔诚中真正深奥的思想。生殖、怀孕和分娩行为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唤起最崇高、最庄严的情感。在神秘教义中，痛苦被宣告为神圣的东西：“产妇的痛苦”从根本上使痛苦神圣化了，——一切生成和生长，一切将来的担保，均以痛苦为条件 ……为了有恒久的创造的乐趣，为了生命意志恒久地肯定自己，也就必须恒久地有“产妇的痛苦”……狄奥尼索斯一词蕴涵了所有这些意义：除了希腊人的这种象征意义即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意义，我不知道什么更高的象征意义。在这种象征中，至深的生命本能、趋向生命之将来的本能、趋向生命之永恒的本能，以宗教的方式被感觉到，——通往生命之路，生殖，作为神圣之路 ……只有从根本上憎恨生命的基督教才把性变成了某种污浊之物：它把污泥抛向开端，抛向我们生命的前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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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狂欢体现了一种泛滥的生命感和力感，其中，甚至痛苦也成了兴奋剂。这种狂欢的心理学为我提供了理解悲剧情感的钥匙，这种情感不仅被亚里士多德误解了，更被我们的悲观主义者误解了。悲剧远没有证明叔本华意义上希腊人的悲观主义，毋宁说，它被视为这种悲观主义的决定性否定和反例。甚至在其最陌生、最艰难的问题上也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感受到自己生生不息的乐趣——我把这叫做狄奥尼索斯式的，我猜想这才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学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激烈的爆发从一种危险的激动情绪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理解的）：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成为永恒的生成乐趣本身，——那种也把毁灭的乐趣包含于自身之中的乐趣……于是，我又来到了我以前由之出发的地方——《悲剧的诞生》是我对一切价值所作的第一次重新估价：于是，我又回到了我的意志、我的能力由之生长的大地上——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门徒，——我，永恒轮回的教师……

【注释】

[1] 萨卢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4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2] aere perennius，拉丁文，比青铜还持久。——译者

[3] 贺拉斯（Horaz，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诗人。——译者

[4] 丰特奈尔（B.Fontenelle，1657—1757），法国科学家、文人，被伏尔泰称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译者

[5]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6年），希腊历史学家，曾被认为是远古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

[6] 洛贝克（Christian August Lobeck，1781—1860），德国古典学者。——译者

锤子之言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3，90）

“为什么如此坚硬！”一次煤炭对金刚石说：“难道我们不是近亲？”

为什么如此软弱？啊，我的弟兄们，我要问你们：难道你们不是——我的兄弟？

为什么如此软弱、如此退缩、如此沉沦？为什么你们心中有如此多的否认和放弃？为什么你们眼中有如此少的命运？

如果你们不想成为命运和强者：将来有一天你们怎么能够和我一起——胜利？

如果你们的硬度不想闪光、切割和切断：将来有一天你们怎么能够和我一起——创造？

一切创造者都是坚硬的。你们必须把下面一点视为巨大的幸福：把你们的手按在千年之上，就像按在蜡块儿上一般，——

——你们必须把下面一点视为巨大的幸福：在千年之意志上书写，就像在青铜上书写一般，——比青铜更坚硬，比青铜更名贵。惟有周身坚硬者才是最名贵者。

啊，我的弟兄们，我把这新榜置于你们的上方：坚硬起来吧！——

译后记

本书译自由乔尔乔·科利（Giorgio Colli）和马志诺·蒙提那里（Mazzino Montinari）编辑的15卷本《尼采全集考订研究版》第六卷（Friedrich Nietzsche：Saem tliche Werk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Einzelbaenden，Band 6，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de Gruyter，1988）。在翻译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周国平先生的译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提供了经费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李超杰

2008年元月于韦伯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