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干卿底事写春秋

序章 天子的困境

诸夏编

第一章 齐鲁殊途

第二章 河南三强

崩坏编

第三章 内外乱战

第四章 戎狄交侵

始霸编

第五章 霸业初起

第六章 尊王攘夷

第七章 霸政之荡

变霸编

第八章 晋国往事

第九章 国位之争

第十章 晋文之谪

争霸编

第十一章 此路不通

第十二章 晋楚争霸

第十三章 贵族黄昏

第十四章 华夏边缘

春秋大事年表

后记

DUKU读库

策划编辑　张立宪

责任编辑　樊超群

美术编辑　耿冰

审校编辑　许禄

特约审校　李英子　马国兴

作者简介

刘勃，七零后。在《读库》《中堂闲话》等书刊上发表过历史文化类随笔若干．出版《战国歧途》《失败者的春秋》等书．与人合作过电视剧剧本。现任教于南京三江学院。

序
干卿底事写春秋

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这么一条：今天的中国人，是在今天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独立进化出来的。从云南元谋人到陕西蓝田人，从周口店的北京人到山顶洞人……再一路到现代中国人。

学习这些时，同学们大抵是颇有些民族自豪感的。有意思的是，在种族主义最流行的年头，颇有些西方学者对此也很认可，不过他们对这个判断的理解，却和我们大不相同。

在他们看来，北京人的脑容量不大，尤其是大脑负责语言的部位发育很不完善，所以大概不怎么聪明，彼此间的交流也一定相当困难。而且北京人还很残忍，他们生活的洞穴里面，多见头盖骨，而身体其他部分的骨骼很少。一个解释是北京人会把同类敲骨吸髓地吃掉，头盖骨因为可以当水瓢，所以吃掉脑髓之后就保留了。

既然中国人是这些残忍而愚蠢的生物的后代，那么他们是一个低劣的人种，就又多了一个证据。相比之下，在欧洲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就显得智商很高（他们脑容量比现代人还大），虽然他们的语言表达看起来也不怎么样，但制作的石器却比北京人精美、实用得多。据此大可推论，欧洲的人种自古以来就比中国优秀，所以由欧洲人来统治中国，自然也很合理。而且，两个种群彼此分化已经有几十万年了，就算对中国人来个种族灭绝，似乎也没有太多道德障碍。

当然，根据现代基因科学的研究结果，今天我们知道，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是人类进化史上挂掉的分支，和现代人类关系都不大。把他们搬出来，不论是激发民族自豪感，还是搞种族歧视，都是很不靠谱的事。

我们还曾经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自然，相信这一点的国人是很引以为自豪的。这个观点也曾有不少西方人支持，其中就包括最鄙视中国的黑格尔。

《历史哲学》可能是黑格尔最易读的书。哲学大师在这本书里使用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为让这个判断使用起来更畅快，老人家甚至认为“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所以文明越往东越古老，也越差劲，而中国既然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他就极力证明中国是最古老也最差劲的文明，所谓“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很确切地知道，中国绝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甚至连最古老的之一恐怕也算不上。所以，拿古老做文章，不论是论证中国优越还是差劲，都是很不靠谱的事。

中国人种是否独立起源，华夏文明是否最为古老，这是事实判断；中国人种或中国文化是否优秀，这是价值判断。上面两例都表明，即使事实判断相同，价值判断仍可能完全不同。而事实经常本身就很难判断，这时贸然推导出价值判断，那就多半是别有怀抱了。

中国的早期历史很模糊。传统的讲法是从三皇五帝开始，接下来是夏商周三代。三皇是何许人也？汉朝人众说纷纭。司马迁对他们的事迹似乎抱有极大的怀疑，所以《史记》跳过三皇，直接从黄帝写起，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其实从“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学者们大多谈论五帝，真的是好久远啊）、“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各派学者都谈论黄帝，可是表达粗疏不规范）这些话看，他写黄帝也没有太多底气。一个有点暗黑的猜想是，汉武帝正迷恋黄帝成仙上天的故事，作为皇家史官，司马迁硬着头皮也得把黄帝写了。

当然，现在其实也没谁想证明黄帝、颛顼、帝誉、尧、舜真有其人，但接下来的夏朝是否存在，就要认真讨论了，而争论的焦点就是二里头文化。这又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二里头文化算不算一个“文明”，或者说有没有一个王朝首都的气象；二是如果它算文明，那它是不是夏文明。

尽管有关部门已经信誓旦旦地宣称，二里头就是夏朝最后的都城所在，但学者的态度往往还是比较保守的。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先生介绍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你问研究埃及学的学者，二里头算不算文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比起埃及的遗迹，二里头的建筑和器物难免显得寒酸。你要是问研究美洲古文明的学者二里头算不算文明，那就当仁不让了——这要还不算，那就大家都不算了。

至于二里头是不是夏代的王都，那就更难回答。毕竟，很多事情要想有比较精确的判断，还得靠文字材料，而二里头偏偏没有发现什么文字。所以，二里头是商都还是夏都，学界争论了几十年，主流意见几经反复。总之，在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出现之前，还是不要下定论为好。

1928年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的安阳遗址，则可以肯定是殷墟，所以商朝的存在是中外公认的。哈佛的老教授包弼德（Peter K.Bol）教学生背中国朝代，不像我们小时候背的“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而是借用《两只老虎》的调子，从商朝唱起，其辞曰：

商周秦汉，商周秦汉，隋唐宋，隋唐宋；

元明清Republic，元明清Republic，毛泽东，毛泽东。

但确认商朝存在和了解商是怎样一个王朝，毕竟是两个问题。殷墟出土的材料极丰富，也有大量的甲骨文，可是提供的信息仍不免有很大偏差。一个常见的误会是，许多人认为商朝人专喜欢把文字刻在甲骨上。其实甲骨只是商人的书写材料之一，比如甲骨文中有“册”字，明显是成编竹简的象形。只有和祭祀有关的事情，才会用甲骨文记录，只是其他书写材料不容易保存，今天我们都见不到罢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如果只根据甲骨文了解商代，会觉得那时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祭祀。其实，商人虽然重鬼，但是未必到这种地步。

周代的材料相比而言要多得多。一是传世文献中关于周朝的内容很多，二是考古发现也很多，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更是成了专门的学问。面对传世文献，最大的麻烦是真假莫辨。《尚书》里的几篇讲话，《诗经》中的一些诗，可以认为是西周传下来的真材实料；而颇有些篇章，基本肯定是后人伪造的。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内容还不能断其真假，写文章时如何使用，分寸就更难拿捏。

受过严格现代西方学术训练的人，多主张对这类材料采用有罪推定，凡不能证明为真的，那就搁置使用，但对传统抱有温情的人，或是因为发现近年来的考古，颇能证明很多原来被怀疑的史料并无问题，所以增加了对旧史料的信任感的人，自然主张要用。这个分歧可以大到吓人的地步。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引了几句晚周史料谈论对早期九鼎的理解，这在国内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笑掉大牙的无知妄说”。

青铜铭文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但问题一样很多。第一是零散不成系统。第二是它同样未见得可靠，如果只依赖这些金文，那么你甚至无法理解西周怎么会灭亡，明明形势还一片大好嘛！第三则是金文毕竟和今天的汉字差别极大，很多字的意思，即使是专家之间，意见分歧也很大，而很多时候一字之差，整篇铭文的含义就可能完全相反。

所以，面对这些最初的王朝，我们可以了解某些真确的细节，但很难勾勒其整体风貌；能谈论某些文化取向，也可能拼凑复原部分制度规划，但很难展开具体的叙事。一本通俗性的小册子，还是要讲述全须全尾的故事。

西周以后，传世史料的可靠度就比较高了，而且阅读起来也比较容易。这个时代叫“春秋时代”，原因是儒家经典里，有一本叫《春秋》的书。这是一部编年史，据说孔子对它格外重视，下了大功夫，所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据说这书里包含着治国的根本道理，所谓“《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

《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写起，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结束——《左传》所据的经文特别一点，要到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才结束。为什么从隐公元年写起？后世的经学家有许多脑洞大开的研究，这里就不引用了。为什么到哀公十四年结束？说法倒比较统一。那年鲁国出现了一只麒麟，被人打死了。麒麟本是“瑞兽”，中国梦飞九天时才该出现，它来乱世闯荡，则只有被打死的命。孔子看着麒麟想到自己，勾动心事，于是写了“西狩获麟”四个字，就搁笔了。

《左传》所据的经文之所以到鲁哀公十六年，是因为它想记录一件大事：麒麟被打死之后两年，孔子去世。这一版《春秋》的最后一句话是“孔子卒”，但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春秋》是孔子编订的，他怎么可能临终时提最后一口气用第三人称记录自己的死亡？

传统的解释是，孔子自、己确实只写到哀公十四年，但他的弟子觉得老师这么伟大，他的死不写进《春秋》说不过去，就又续了两年。无独有偶，西方最伟大的经典《圣经》的开头五篇，据说乃是摩西亲笔所著，人称《摩西五经》，其记录的最后一件事是：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申命记》34:5-12）

同样的问题，摩西怎么可能记录自己的死亡呢？犹太经师的解释是，《摩西五经》确实是摩西的著作，但摩西死后，大家觉得他这么伟大，他的死不记录下来说不过去，于是由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后补了这么一句。看来，普天下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脑回路还真是很相似。

在经学家看来，《春秋》当然每个字都很神圣，到处是“微言大义”，更别说开头和结尾了。但思维比较朴素，不习惯从细微的言辞中发掘神圣内涵的历史学家，就很容易认为，《春秋》固然很重要，但隐公元年显然不够格做一个时代的开始，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也难说算一个时代的落幕。距离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最近的重大历史事件，当然是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所以这个年份就很自然被拿过来，当作春秋时代的始年。

春秋时代结束的年份，则难以确定得多。西周和秦以后的历代王朝，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而春秋战国就是周制向秦制过渡的阶段，这是很多立场、见解完全不同的学者都接受的判断。我们也无妨泛泛地说，春秋是旧社会的崩解期，战国是新社会的形成期。但正因为是过渡而不是突变，所以两者的分界线就很难划出来。

有人尊《春秋》，又尊周天子。《春秋》结束时的天子是周敬王，那就把周敬王死的那年（公元前476年），算作春秋时代结束；下一任天子周元王的元年（前475年），就是战国时代的开始了——大家中学历史课上背的，就是这个分期办法。

有学者特别看重三家分晋（前453年）的历史意义，就把这一年当作春秋战国的分界线。也有学者认为三家分晋这个事实并不那么重要，而周天子对这个恶劣的事实竟然会加以认可才是重点。所以，他们把天子承认赵魏韩为诸侯国的那一年（前403年）当作战国的开端。

其实，历史分期无法精确，在世界范围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能够以改朝换代来把历史清楚分成一段一段的，倒可说是中国特色。参考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办法，春秋时代又可以再分为三个阶段：从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登基，是第一个阶段；从齐桓公的霸业，到弭兵会议大国休战，是第二个阶段；弭兵之后向战国过渡，是第三个阶段。当然，很多事情，要从西周讲起。

序章
天子的困境

先照着《史记•周本纪》和《国语•周语》中的相关内容讲一遍故事。西周的最后一个王是周幽王，但西周的灭亡，一般都会从倒数第三位的周厉王谈起。这两位周王，也成了后世昏君、暴君、亡国之君的代名词。要对着皇上开骂，最严重的指控是比作“桀纣”，其次就是“幽厉之君”。周厉王的名字是姬胡，“厉”是死后臣子根据他的表现而取的谥号，“杀戮无辜曰厉”。

《史记》说，周厉王喜欢聚敛，任用的也是喜欢“专利”的官员一所谓专利，有人认为是一次税制改革，即用实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但更可能是“垄断”的意思，即各种山泽从此为王室所独享，其他人不得染指。于是有贤良的臣子对厉王进行劝谏，大意是批判垄断：上天生下各种财富，就是为了让人类获得好处，天子的责任，则是当好一个裁判，让人们获益的过程变得更加公平。现在，作为仲裁者的天子自己去搞垄断，这是绝不可以的。他并且预言：“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普通人搞垄断，人们也要骂他是窃贼。天子搞垄断，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但是周厉王不听，于是批评王之政策的声浪越来越高。周厉王对批评的反击是老大哥在看着你，委派专人监控舆论，有敢妄议天子者，就杀掉。这下“国人”不敢再多嘴多舌，只能“道路以目”，就是在路上互相使眼色对暗号。于是又有贤良的臣子对厉王再次劝谏，大意是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这位贤臣回顾了古代贤明的君主怎样广泛收集、听取民间呼声，并指出不让国人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危害，长篇大论里有警句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老百姓的嘴，危害比截断河流还要大，必然会引起洪水泛滥肆虐。）

厉王照例不听。于是三年后叛乱发生，周厉王被迫逃出京城，渡过黄河，到了山西境内一个叫彘的地方。如此过了十四年，最后就死在那里。这段时间由周公、召公（开国时的周公、召公的子嗣世袭爵位）联合执政，所以史称“共和”0

厉王去世，共和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也宣告结束。厉王的儿子姬静即位。姬静在位长达四十六年，他被描述为一位相当优秀的周王，因此死后也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谥号“宣”——“善闻周达曰宣”，就是说他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但周宣王一死，局面就急转直下。他的儿子姬宫涅，也就是周幽王即位。“壅遏不通曰幽”，和他父亲的谥号刚好是反义词；“动祭乱常曰幽”，是说他行为错乱，让不该主持祭祀的人主持祭祀，这应该指的是废立太子的事。

周幽王二年发生了大地震，泾水、渭水、洛水为之断流，岐山崩塌。按照当时的观念，自然灾害不会仅仅被视为自然灾害。地震是阴阳之气“壅遏不通”的结果，这又是由荒唐的政策所导致的。还有人散布谣言说，当年伊水、洛水干涸而夏朝灭亡，黄河干涸而商朝灭亡，凤鸣岐山是周人崛起的征兆，那么岐山崩塌象征着什么，不言而喻。

周幽王还宠爱褒姒。《史记》在这里来了一段插叙，一下子把时光追溯到近一千年前的夏朝末年。夏王宫里出现了两条奇怪的龙，自称是褒国的国君，然后留下一些奇怪的“漦”就消失了。所谓“漦”，古人的解释是“龙所吐沫。沫，龙之精气也”。夏王收集了这些漦，封装在一个木匣之内。千年历史倏然而过，整个商代没有人动过这只木匣，人们几乎已经将它遗忘了。直到周厉王时，木匣被打开，漦流到地上，再也无法清除。

这就需要动用一些巫术中的仪式。一群裸体的宫女，对着漦大声地喊叫，于是漦变成了一只黑色的蜥蜴，急速爬进后宫，碰到一个刚到换牙年纪的小宫女，然后消失。既然漦是“龙之精气”，那让人怀孕也就不足为奇。宫女长大后莫名其妙地怀孕，生下一个女儿，她感到害怕，于是将女婴抛于荒野之中。

这不是什么大事，当时在位的周宣王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他正在担忧的是一则奇怪的谣言：“檿弧箕服（檿，山桑；弧，弓，箕，一种草；服，箭囊），实亡周国。”（山桑木弓啊箕草箭囊，周朝因之而灭亡。）宣王下令搜拿佩带山桑木弓、箕草箭囊的人。一对夫妇因此逃亡，他们在荒野中发现那个弃婴，将之送到褒人的部落抚养成人。后来，这个女孩又被褒人献给宣王的儿子幽王。她就是褒姒。

褒姒深得幽王的宠爱，于是原来的王后被废，王后的儿子姬宜臼也失去了太子身份，褒姒之子被立为太子。为博褒姒一笑，幽王甚至不惜玩起了烽火戏诸侯的狂欢活动。后来，前王后之父申国国君决定替外孙夺回太子之位，便勾结犬戎入侵，幽王再次点燃烽火，诸侯就再也不加理会了。

于是，都城沦陷，幽王被杀于骊山，褒姒被掳。再后来，叛乱虽然平息，但关中已经是戎狄横行的地方。继承王位的姬宜臼感觉无法在这里安居，于是将都城迁于洛邑。宜臼的谥号是平王，史称“平王东迁”。“布纲治纪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像后世的许多谥号一样，这听起来实在像个讽刺。

在很多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周本纪》是非常让《史记》丢分的一篇。很多洋学者主张研究西周史应全凭考古说话，《史记》可以丢开不管，说里面就喜欢拿这些怪力乱神为例，这东西也能信吗？

《周本纪》还有《国语》之类的书问题很多，其实古人就很清楚。小说家对此大多感觉非常开心，因为既然《史记》都胡编乱造，那我们胡编乱造也就没啥可指责的。夸人小说写得好，他们也爱说，这简直是小说家里没眼珠的左丘明，被宫刑的司马迁啊（“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

学者们则没这个闲心，他们指出了很多矛盾，收集许多材料，密密麻麻都写进了《史记》的注释里。比如“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毕竟还有《史记》之外的大多数史料提到，当时是有一个共国国君名字叫和的，在行使天子职权。比如褒姒为什么会这么老？周厉王时打开了那个藏着灾难的盒子，然后经过共和的十四年、周宣王在位的四十六年，总计是六十年，到幽王时褒姒该多大岁数？

比如褒姒的儿子怎么会叫伯服呢？这实在不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所生的娃配得上的名字。兄弟排行，伯仲叔季，伯是长子，而且必须是嫡长子。庶出的儿子，即使年纪最大，也只能叫孟。以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为例，孙策孙伯符，这是大老婆生的，曹操曹孟德，一听就是小老婆的种。所以，会不会褒姒的孩子本来就是嫡长子，而后来的周平王并不是什么废太子，倒是本来就不该有继承权的？是他夺取王位之后，把褒姒母子都污名化了？又比如烽火戏诸侯这事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还有许多，都是很好玩的题目。

但有一个大判断，古代的史学家基本不会去冒犯，在民间更是深入人心，就是西周之所以会灭亡，是因为周厉王、周幽王实在太厉太幽，完全缺乏天子应有的素质。至于夹在他们两个之间的周宣王，为西周带来最后一次重振，可是毕竟恢复不到鼎盛水平，原因是：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

（《东周列国志》第一回）

这虽是小说家言，却可以代表一般看法：国家领导人的英明指数，可以等价于国家的兴旺指数。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周人用天命、封建、宗法、礼制四条纽带，把天下维系为一个整体。在幽厉时代，这四条纽带都到了崩解的边缘。

虽然在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王土也是要分等级的。

战国时流行一种说法，所谓：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

天下是一个大正方形，天子在正方形的最中央，他直接控制的那个正方形，叫作甸服。天子封建的诸侯国，它们的领地围绕着甸服，构成第二个正方形，叫作侯服。已经归顺天子，即已经绥靖的地区，构成第三个正方形，绥服或者宾服。尚未归顺天子，但已经与天子结为同盟的地区，第四个正方形，要服——“要”是约定或约束的意思。最边缘的未开化民族，天子也任由其自生自灭，并不强求其接受教化，构成第五个正方形，荒服。

这当然是理想化的说法，天下不可能是这样规则的大正方形，戎狄和蛮夷究竟谁更接近中央，也大有讨论余地。但这仍然反映了一些重要事实，即由近及远，天子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归纳出，针对不同的地区，周天子实行了三种不同的统治方式。

第一种就是甸服或者叫王畿，即首都附近地区。西周有两个都城，一个是今天陕西西安附近的丰镐，这是周人赖以崛起的祖宗基业，所以也叫宗周；一个在今天河南洛阳的洛邑，这座城是灭商之后，由周武王规划，后来由周公实际建成的，这地方是周人成功的标志，所以也叫成周。宗周和成周之间，有道路相通，必须由天子牢牢掌握。就是说，王畿并不是一个正方形。两个都城周边加上连接彼此的道路，倒有点像一个哑铃。对天子来说，这是直接控制区。

第二种包括侯服和宾服，是天子封建的各诸侯国，它们统称为诸夏，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以及山西南部和中部。诸侯国内虽然高度自治，但和天子之间有明确的君臣关系。这些诸侯国虽然没有组成一个正方形，但它们确实分布在王畿

（主要是东部的成周）的周围，起着藩篱屏障的作用。对天子来说，这是权力代理区。

第三种是被排斥在诸夏之外的族群。据五服观的设定，蛮夷在第四个正方形要服，戎狄在第五个正方形荒服。另外一种更有名的说法，则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两种说法虽不同，但共同点是认为诸夏在内，其他族群在外。

据说，蛮夷对天子的义务是“岁贡”，即六年一次缴纳贡品；戎狄对天子的义务是“终王”，即每换一位领导人都要来表示一下臣服。“让不贡，告不王”，即蛮夷不岁贡，天子则批评教育一下，戎狄不终王，天子仅是通知提醒一了。对天子来说，这些最多是名义臣属区。

封建这种把土地分出去就很难再干涉的统治模式，是一种自弱型的策略。除非不断征服新的土地，否则自己手里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周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周公之后，仍在努力拓殖。但从西周中期开始，开拓就变得越来越艰难。第四位天子昭王、第五位穆王的远征都悲剧性收场，从此，天子已经很难再征服新的土地了，所以他就只能不断分出土地，削弱自己。

当然，各诸侯国也在干同样的事，国君需要不断把土地分给大夫。区别是王畿处在诸侯国的包围拱卫之中，周边土地都已有了明确归属；而诸侯国，尤其是本来处在边缘的诸侯国，周围却还有大片无主之地。王畿较早被充分开发，内部挖潜的余地很小，而那些本来属于边远落后地区的诸侯国由于有不少荒地，反而大有可为。

后来，齐、楚、秦、晋成了最强的四个国家，这和它们本来都处身边缘有莫大关联。

西周之初，天子的直接控制区比任意一个权力代理区都要强大许多，但由于此消彼长，到西周中后期，这个差距就已经大大缩小了。而且，西周初年，诸侯国君和天子间有非常近的亲戚关系，一代代传承，这层关系正在越来越疏远。

《礼记•檀弓》说，太公望封到齐国，去世之后则归葬于周，之后五代齐君都是如此，但从第六代开始，国君就葬在了齐国。君子称道太公望的行为是“礼不忘其本”，那么很自然的推论是，后来的齐国国君忘本了。其他国家的情形缺乏记载，但这很可能是一个普遍性的变化。

实力对比的变化，亲缘关系的疏远，都必然会改变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直接表现就是《史记》说的“诸侯不朝”。《史记•齐世家》还记录说，早在周厉王之前，天子和东方诸侯国的关系就非常紧张，周夷王甚至把一位齐国国君丢进鼎里煮熟。天子和齐国之间的这次冲突，得到了金文强有力的证实。当司马迁收起文学才能，叙述变得平实扼要时，《史记》就一再证明，自己有非常可靠的信息来源。

和谋求更大独立性的权力代理区相比，更迫切的威胁来自原来的名义统治区。西周中期一百余年，组织结构膨胀，而行政组织能力却在削弱，同时军队战斗力下滑，社会财富总量增长，周朝也就由一头威猛的巨兽，变为一只诱人的肥羊。东南淮河流域的族群被周人称为“夷”，意思是容易征服的族群，然而竟是他们率先对周人的权威发起了挑战。金文记录显示，淮夷的军队甚至深入伊洛之间，即东部都城成周已经不再安全。

南方的楚国这时迅速崛起，周夷王时，楚国国君甚至把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封为“王”。从字源上说，王字的本意可能不过是巨大的战斧。但一个错误的解释已然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心理真实：王字的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则表示沟通天、地、人，有这样神奇能力的才是王。

长期以来，在封建诸侯的心目中，王这个称号应该为天子所独享。现在楚国这个昔日的蕞尔小邦竟也僭用此称号，简直是对整个周朝价值体系的肆意践踏。但最致命的还是来自西北地区的猃狁。关中的地形好像一个巨大的堡垒，宗周丰镐位于关中的心脏，来自东方的进攻很难突破防线。可是一旦敌人来自西北，丰镐周围甚至缺乏缓冲，天子的都城直接暴露在兵锋之下。巨大的恐惧成就了伟大的诗篇，这就是著名的《诗经•小雅•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

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

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那个时代，贵族之间的战争有诸多规则，而且呈现出短平快的特征：一次战争分出胜负的时间基本不会超过一天。但猃狁的进攻经年累月且神出鬼没，使习惯于速战速决的周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支卫戍部队。

这种情况下，周人的后勤补给显然面临了巨大的考验，粮食接济不上（载饥载渴），前线将士只能靠一种野生豌豆充饥（采薇采薇）。眼看着薇菜发芽（薇亦作止），新芽柔嫩（薇亦柔止），直到已经老得刚硬不可食（薇亦刚止）……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从上一年的年底（岁亦莫止）直到第二年的十月（岁亦阳止），每天都说着回家回家（曰归曰归），却根本看不到一点实现的希望。

由于不知道猃狁会从什么地方发起进攻，周人只能听说哪里出现敌情就奔赴哪里，所以陷入了“我戍未定”“不遑启居”的境地，因此无法给后方的家人送一封家书（靡使归聘），也得不到天子的劳军慰问（我行不来）。作为西周的主旋律作品，诗歌不能一味灰色低沉，所以这三节悲歌之后，诗人又写了两段讴歌贵族威风的篇章。这里就不引用了。

最后，诗人终于等到了回家的日子，八句感叹成为千古绝唱：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天天盼着回家，为什么归途之中，诗人会如此悲哀呢？许多文学鉴赏类作品做了非常精妙的分析，但如果把这首诗放在西周末的历史背景下看，那原因倒极为简单：今天我虽然暂时复员，但对猃狁的战争并未胜利，更可怕更致命的入侵，仍会随时发生。就像罗马人把北方的入侵者称为好战者（高卢人）一样，周人也把猃狁称为好战者，也就是“戎”。而犬戎之名，最终以宗周丰镐的毁灭者而被载入史册。

地方诸侯的独立倾向，以及蛮夷戎狄潮水般的入侵，这是周厉王“专利”和“弭谤”的背景。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厉王当然有权力也有责任做出反应，他必须更有效率地调度支配王畿的各种资源。从保家卫国的角度说，“专利”完全合理。各种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厉王时代周人与周边族群进行了大量战争，并且许多战争是防御性的而非扩张。就是说，“专利”得来的钱，厉王至少很大部分用于国防而不是个人挥霍。

然而，王畿这个理论上的直接控制区，极大部分土地也早就分散到了世袭贵族手里，所以厉王不得不采用一些极端手段来推行改革，填补财政缺口，这也就是一系列暴政发生的原因。当然，我一点也没有为周厉王翻案的意思，出发点的正当性并不能掩盖手段的残暴。何况，厉王很可能是一个缺乏必要政治手腕的改革者：对内，他迅速得罪了传统的利益集团；对外，他似乎想花大力气笼络一个叫“鄂侯”的南方势力，然而这个鄂侯却成了叛乱入侵的首领。厉王几乎派出王朝的全部主力前往平叛，但他聚敛的财富却没能提升王师的多少战斗力，战争不能取胜，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最后还是一位大贵族的私人部队解决了问题¹。

很可能，正是这次战争中厉王的无能，使得他的声望下滑到低谷。纵览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人民在一位雄才大略的暴君面前，通常表现得相当软弱可欺，但如果是一位无能的暴君，局面就大不相同了。学术界对“国人”的身份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国人就是平民，也有人认为国人是中下层贵族，但其实不管怎么理解，这个时期都可以看到西周末大贵族集团巨大的魅影。如果国人是贵族，那就是周厉王的新政策是在直接向贵族宣战，然后贵族反击，导致厉王被流放。如果国人是平民，那就是周厉王不敢直接得罪贵族，所以只能一味压榨平民，然后贵族利用平民的不满流放了厉王。总之，这次变故之后的最大获益者是贵族。不管把共和二字理解为“周召共和”还是“共伯和执政”，都是贵族成了周王朝权力的直接掌控者。

这次政变史籍语焉不详，我疑心其中颇有些见不得人的猫腻。甚至，“国人暴动”之后很可能有一次刻意销毁相关史料的行为。西周前期的历史，《史记》往往有具体的年份，比如周公摄政七年、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等，之后一段却只有世系而无年数，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又有了精确纪年，而齐国、鲁国这些地方诸侯国，历史记录精确到年的时代，反而要早上许多。要说单单暴动之前的日子，中央没有纪年的习惯，那未免不合情理。但这时还是可以看出，天子哪怕不拥有权力，其特殊身份还是拥有巨大的震慑力的。至少，他的人身安全不容冒犯。

暴动发生后，厉王逃到了彘，即今天的山西霍州，地处临汾、晋中盆地交界处，当时交通闭塞，人烟稀少。这个地点显然是叛乱的贵族而不是厉王自己精心选择的：这里远离宗周、成周两个政治中心，不用担心厉王复辟；同时又远离刚和厉王结下深仇大怨的南方，不必担心他的安全。接下来整整十四年，贵族们一直在静待他的死亡，然后才把厉王之子宣王扶上了王位。

一个“宣”字，其实足以表明，宣王是和贵族共治天下的——贵族意见不得不听，自然就是“善闻周达”了。宣王早期，君臣合作大体和谐，军事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随着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天子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再次迅速加剧。

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王师又一次在对外作战中惨败，很可能全军覆没，史称“丧南国之师”。为补充兵员，宣王“乃料民于太原”，料就是数，即他想来一次人口普查。和“专利”“弭谤”一样，这个行为也遭遇了贤良臣子的劝阻。他认为，人口数量应该由各职能部门自行掌握，然后所有部门的数字加起来，自然就是总人口数。天子直接主持专门的人口调查，是上天所厌恶的行为，他警告说，这将有害于国政并且祸延子孙。

今人很难理解这位贤臣的道德说教，生活在人口调查制度已经非常完备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大概也很难接受这种说教，《周本纪》经常大段照抄《国语》，这段他却没有抄，其实这可以简化为一个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贵族不希望天子知道自己控制着多少人口。这次宣王没有善闻周达，坚决进行了调查。《国语》认为这就是西周灭亡的原因，很可能这个判断并没有错，因为这意味着天子和贵族的关系再次破裂。

周幽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子，有没有褒姒，有没有烽火戏诸侯，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重重危机，周人却不断扯皮倾轧，挥霍着最后的资源。宗周覆灭，注定只是时间问题。若干年后，周王室早已东迁，一位来自成周洛邑的贵族回到了这里。他眼前不见繁华的都市，昔日的宗庙宫室，已然尽为禾黍。他彷徨许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此何人哉？”（是谁导致了伟大王朝的覆亡？）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天问。《史记》给了一个简单的答复：当然就是褒姒。后世的历史学家则会说，不能把责任推给女人，得怪周幽王。周幽王和褒姒若地下有知，则大概会怪把犬戎招来的太子宜臼：内部矛盾内部解决，勾结境外势力，你几个意思？

多年以后，面对郑庄公，已经成为周平王的宜臼会记起自己跟着外公申侯秘密会见犬戎王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是周平王漫长的一生中，第一次借助外力解脱困境，也是第一次因此招来更大的失败和屈辱。

如果不把宜臼想象为一个非常邪恶的人，那么他在和犬戎王的约定中，会要求对方只除掉褒姒这个妖妃和她的儿子，但不要伤害自己的父王，也不要伤害百姓和造成进一步的破坏；而犬戎王也会大笑着满口答应。但只要不把宜臼想象为非常白痴的人（他显然不是白痴），他当然也应该明白，接下来的局势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犬戎也就是猃狁一直是王朝最恐怖的敌人，宜臼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但利用犬戎的力量夺回太子之位（也可能仅仅是追求自保），现在已经是他唯一的机会——就算这会造成巨大的毁灭，毁灭的也是注定不属于他的东西。于是犬戎入镐京，周幽王被杀于骊山，宜臼如愿登上天子之位，但不得不放弃西部疆城，东迁于洛邑。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标志着周朝的衰落，这个事实历来无人怀疑。但是，清代的一位学者，几乎花了一辈子精研《左传》的顾栋高在查看周平王时代的政治版图时，却发现这个事实并非看起来那么理所当然。

成周所在的洛阳盆地比之关中当然稍显狭小，但仍算得襟山带河，物美人丰，何况天子控制的范围尚不止此。位于今天河南与山西两省交界处的虢国是忠于天子的诸侯，控扼着三门峡的咽喉要道。南部的申、吕、南阳之地，不但构成了南方的屏障，而且是巨大的粮仓。按照西周传统，“名山大川不以封”，也就是说，虎牢、崎、函这些天险，都还在天子的掌握之中。

这时王畿的山川形势，仍然优于任何一个诸侯国，顾栋高总结说：“光武创业之规模不是过也。”后世的汉光武帝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也是以这片土地为基业，只是规模还及不上此刻的周平王。但问题在于，西周时代的痼疾并没有因为浩劫和迁都得到解决，天子的东部疆域还是被分割成无数小碎块控制在贵族手里，天子无法有效整合这些资源。

为摆脱王畿内的传统贵族，周平王再一次借助外力，当然这次不能再是非我族类的犬戎了，他开始谋求与原属于权力代理区的诸侯国合作。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鲁国，作为伟大的周公的后代，鲁国理应给天子最多的支持。但是面对天子的频频示好，鲁国显得非常冷漠。不仅是周平王，这种天子的热脸贴鲁国的冷屁股的光景，贯穿了整个春秋时代。一位很有大数据精神的清代学者统计说：

十二公，历年二百四十，而王朝交鲁，书来聘者七，锡命者三，归脤者一，赗丧者四，金车赴告之役不与焉，亦綦勤矣。乃述职之纪，终春秋世，仅僖再朝王所，成一如京师，又因伐秦而往，非真有就日之诚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王朝交鲁》）

事实上，鲁国不但不答复天子的好意，还在千方百计搜寻天子的碴儿。比如天子想要一点经济支持，鲁国就会一本正经地吩咐史官在《春秋》上记上一笔：“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这是不合于礼的。诸侯不供应天子的车马衣服，天子也不该为自己征求财物。）

平王只能找寻另外的办法。《国语•周语》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史记•秦本纪》又说：“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就是说，和平王合作最多的，是晋、郑、秦。晋国长年僻处山西，杂有戎狄风俗，虽然也是姬姓诸侯国的一员，却“不与诸姬等齿”，即大家都将其视为低一等的国家。

郑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周宣王的弟弟，封地本在关中盆地的西部，今天的陕西凤翔附近。犬戎入侵的动乱中，这位国君与周幽王一起死在骊山，凤翔一带显然也从此成了戎狄横行的地方。换句话说，郑刚一立国即又失去封地，现在追随天子一道到东方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秦则仅仅是“西垂大夫”，根本不在诸侯之列。

这种利用原来统治阶级的边缘群体来打击权贵，从而实现最高统治者权力扩张的方案，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倒也绝不乏成功案例。可惜平王不在此列，他当然不知道，后世韩非子有一句刻薄的总结：“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反倒是秦、晋、郑三国都在和平王的合作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秦得到了伯爵的封号，从此可以“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面子上大为风光。平王“赐之岐以西之地”，这个当时看来的空头人情，毕竟为后来秦在关中的统治权提供了合法性。晋国以为平王除掉竞争对手的名义（当时一些诸侯拥立了另外一位天子“携王”），开始了自己高歌猛进的扩张征程。郑国则一直紧紧追随在天子身边，它的第二代国君武公、第三代国君庄公都担任了周平王的“卿士”，即王室的总理大臣。

但平王很快发现，这对父子远比畿内旧贵族更为可怕。有过多少代的合作，旧贵族对天子多少还有些顾忌和香火之情，面子上不至于令天子过于难堪；郑武公尤其是郑庄公却干脆打着天子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谋求郑国的利益。

平王开始考虑换一位卿士，可是这时候他已经无法褫夺郑庄公的权力了。《左传》的记述简洁明了：“郑伯怨王，王曰：’无之。’”平王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更换卿士的想法。接下来是一件被史家认为是天子奇耻大辱的事件：平王．和郑庄公为表示彼此信任，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对方身边作为人质，史称“周郑交质”。

这是当时诸侯国间结盟时常用的办法。这样做，等于周天子已经降格到一般诸侯的地位。周平王是长寿之人，在位达五十一年之久，然则在他心中，很可能也有“寿则多辱”的况味，而他子孙后代的处境只会比他更糟。即位的周桓王与郑庄公之间一直摩擦不断，最终竟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公元前707年，天子御驾亲征，但是胆大妄为的郑国竟然抗拒王师。甚至，郑国大夫祝聃一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

《春秋》为尊者讳，拒绝谈及这次战争的结果，《左传》的作者则用“王亦能军”四个字，表现了此刻桓王的战斗意志。谥法“辟土服远曰桓”。几十年后，齐国国君姜小白，就用赫赫霸业，为自己赢得了桓公的谥号。但要说这位天子有什么“桓”的地方，也就是此刻轻伤不下火线的英勇吧。无论如何，史家一致认为，“祝聃射王中肩”，是东周王室衰微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周王室不能再有作为，很大一个原因是在春秋时代，它作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和其实际利益往往背道而驰。很多社会里，权威极高的角色都有这种麻烦。比如中世纪欧洲的教宗里，有一位雄才大略的英诺森三世，虽然手无军队，可硬是靠纵横捭阖的手段，把欧洲一伙桀鹫不驯的皇帝、国王都收拾得服服帖帖。但也有很多中世纪史的专家认为，正是英诺森三世，把教廷弄得像个欧洲强国而不再是神圣性的存在，反而对教会威望造成很大伤害。

天子的合法性当然来自他是旧体制的设计者，而在这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要想有所作为当然要变革旧体制，也就是挖自己合法性的墙脚。没有哪位天子敢豁出合法性不要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毕竟，天下共主的名分还是很有用的，如果碰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国君，它可以带来很多礼敬和财富，其他时候，它也有点像是一块免死金牌。

就像当初国人放逐周厉王却不敢置他于死地一样（幽王死了是因为下手的是戎狄），郑庄公虽然射了桓王一箭，却也立刻收兵，不敢追击，当晚还赶紧派一位大夫对天子表示慰问。至少在春秋中前期，有人霸凌天子，夺天子的粮，抢天子的地，睡天子的王后，把天子赶出家门……但是还真很少有谁敢置天子于死地。对比不断被篡位谋杀的诸侯国国君，天子的人身安全系数之高，真是令人欣慰。但是要想躲在这个安全的壳里，天子就几乎什么也不能做了。

前面我们已经多次引用《国语•周语》中的文字。不好确定某位贤臣是否对某事发表了一番议论，但是这些议论显然都代表了贵族心目中一位合法的天子所应该遵循的逻辑。天子想武力扩张，贵族说不好，炫耀武力是粗鄙的行为，您只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就可以了；天子想增加收入，贵族说不好，追逐利益是庸俗的行为，您只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就可以了；天子想弄清楚自己的实际处境，贵族说不好，关注这些琐屑事务有失天子的身份，您只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就可以了。

当年为证明自己的天命，文王、武王和周公都把自己的道德形象塑造得纯洁无瑕，现在，贵族和诸侯则通过把天子架上道德高地，牢牢捆住了他的手脚。于是我们看到，天子是这样做的：当实际利益被过分侵夺时，天子会牺牲一点合法性去争取利益；但当合法性岌岌可危时，天子又会牺牲一些实际利益来捍卫合法性。

最终，周天子把两者都耗蠹殆尽。所以，在春秋时代的舞台上，天子只能是一件重要的道具，或者最多是一位非玩家角色（NPC）。真正活跃的角色，另有其人。

诸夏编

第一章 齐鲁殊途

周幽王二年，大地震，岐山崩塌，三川断流。幽王的叔叔、刚刚成为郑国国君的姬友感到忧心忡忡，便去找太史伯。周代的太史大抵兼有巫师的身份，他们的职责不但包括记载历史，而且还要预言未来。

姬友问得很坦诚：“王室已经灾难深重，我该怎样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呢？”太史伯果然高瞻远瞩，他把手指向遥远的东方，分析不同地区的优劣，指出在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以建立一个新的郑国。姬友忍不住又问了一个问题：“周朝衰落，接下来兴盛的将会是哪个国家呢？”太史伯的回答简洁明确：“齐、秦、晋、楚乎？”

《国语•郑语》和《史记•郑世家》都记录了这条惊人准确的预言。齐楚秦晋，后来确实成为春秋时代的四大强国。当然，今天的读者不大会相信这是一条预言。事实上，把事后的结果当作事前的预言放进某位智者的嘴巴里，是早期历史学家最喜爱的工作之一。

我们拿《左传》比勘，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左传》虽然是战国初期编定的，但是编撰者并没有对更早的资料进行深度加工，所以保留了很多春秋中前期的视角和偏见——遗憾的是会遗漏很多事实，但宝贵的是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当时人的很多想法。

《春秋》本是鲁国史书，《左传》又是对《春秋》的阐释，所以是以鲁国的视角看天下的。春秋初期，鲁国的视野很少会越过太行山，于是晋国不会是它关注的重点，远在陕西和甘肃活动的秦的影子当然就更加模糊。往南，《左传》的眼光也很晚才投向江汉流域，看见早已是庞然大物的楚国。所以，四强里倒有三个被鲁国漠视了。只有齐国是鲁国的邻居，从一开始就频频露脸。但这一时期，它体内的洪荒之力显然尚未觉醒，在很多事件里只是扮演打酱油的角色，完全看不出未来四强之一的风范。

事实上，《左传》最初几十年最多关注的正是郑国——在那么多老牌诸侯国中间，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新国家，不断上蹿下跳、惹是生非，而且还总能取得成功。这时郑国确实很像头顶着主角光环，如果把《左传》当小说看，会觉得按照通常的情节套路发展下去，郑国将称霸天下、一统江湖。然而，《左传》的阅读体验有点类似金庸的《笑傲江湖》，令狐冲很晚才出场，然后你猛地意识到，原来林平之是配角啊。

《左传》一开始不关心晋国、秦国和楚国，一方面是因为悬隔辽远、交通不便，确实不大容易获得它们的信息；另一方面也由于优越感的存在：鲁国和其他东方国家还没机会领教这三国的军事实力，而它们的经济文化和山东、河南的国家相比，当然都透着寒酸土气了。因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优越，这些东方国家往往自称为华夏或者诸夏。“华”是“服章之美”，“夏”乃“礼仪之大”，我们文明进步、道德高尚，所以我们是华夏。至于被排斥在诸夏之外的国家，则被称为蛮夷戎狄。

但是，具体哪些国家算诸夏，颇不容易说清楚。有人认为周天子封建的诸侯国就是诸夏，但这个简单的定义显然是不适用的。因为蛮夷的代表楚国当年一样也是天子封的，而即使在中原，堂堂的大禹之后，历史文化悠久，也得到过武王封建的杞国，却曾被称为“杞夷”。

蛮夷戎狄里面显然包括很多不同的族群，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更是一笔糊涂账。即使有人能穿越回去，找当事人问，大概也弄不明白。大致说，楚国肯定是蛮夷；秦国大概也不算诸夏，可是又并不像楚国那样被排斥；晋国有些模糊，它们当然自称诸夏之一，但东方国家有人就认为它和戎狄通婚，这也配？有人则会宽容地笑笑：算它一个吧。

当然，如果把穿越的时间往后调一百年，到春秋中期再问晋国算不算，基本就会得到肯定的答复，因为这时晋国已经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成为诸夏的领袖和保护者。这就类似于你穿越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城，问马其顿人算不算希腊人，雅典人会答复你，蛮族！但亚历山大大帝带领希腊联军横扫波斯之后，再过去问，马其顿人固然会骄傲地说我是希腊人的优秀代表，推广希腊文化的大功臣；而雅典人虽然还是不大情愿，但看看身边马其顿士兵的七米长矛，总还是要点头的。

无论如何，春秋初年要说夏的成色最高，堪称诸夏代表的，大概得数到齐、鲁、宋、郑、卫这五个国家，这时候，中箭挂彩的周天子可比没用的雅典娜，齐、鲁、宋、郑、卫，是雅典娜身边的太行山东五小强。

《史记•鲁周公世家》里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第一个封到鲁国的是周公的大儿子伯禽，他这一去，就整整在鲁国耗了三年。周公问：“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伯禽说：“我在那里移风易俗，狠抓精神文明建设。父亲去世了该守丧三年，我监督他们守丧，所以回来迟了。”而齐国的第一任国君太公望，到齐国后五个月就回到中央，向当时执政的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太公望说：“我只是把君臣礼仪都简化，然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颁布了一些政策而已。”

最后是一句总结评价：“可叹哪，鲁国以后怕是要面向北方侍奉齐国了。国家政策繁琐而难以理解，人民对领导人就不会有亲近感。政策平易，方便人民的生活，这样人民才会拥护政府。”由于“及后闻伯禽报政迟”这句省略了主语，不好确定这话是太公还是周公说的。感觉太公说这话可能性更大一些。一来礼乐就是周公制定的，周公这么批评伯禽，也是打自己的脸；二来周公既是爹又是领导，他批评了伯禽就得改，而照《史记》的下文，伯禽显然没改。

《汉书•地理志》里，讲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不过名望不够响亮的伯禽消失了，变成了周公和太公两位现象级人物的直接对轰：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弱矣。”

太公封到齐国。周公问：“你怎么治理齐国啊？”太公说：“选拔人才，绩效考核。”周公说：“你的后代要被臣子篡位干掉了。”周公封到鲁国。太公问：“你怎么治理鲁国啊？”周公说：“尊重贵族，团结亲人。”太公说：“你的后代肯定越混越惨。”

比照这两个版本，说三点：第一，这又是一个根据结果设计预言的故事。很难想象太公、周公（或者伯禽）真有这样的对话。第二，选择讲述哪个版本，体现了讲述人自己的偏好。簌崎磊落的司马迁就只讲对鲁国的批判，站在更纯粹的儒家立场上的班固就要也强调齐国的不足。第三，两个版本的共同之处是都体现了一种“创始人决定论”，即第一代领导人的格局和偏好决定了国家后来命运的走势。

毕竟，听众一般还是更爱听“人”的故事。神化或妖魔化一个人，经常比神化或妖魔化一个体制更容易打动受众。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能获得的最关键信息，是齐鲁两国的气质确实很不一样。齐国比较开放也比较功利，而鲁国把繁琐的规则看得更为重要。但造成这种区别的，恐怕更多是环境而不是领导人有意识的规划。封建宗法体制，是两国共同遵循的制度，不过对来自西方的周人而言，齐国是东方的最前线，要和当地的诸多族群进行残酷的较量，只能抓大放小，很多规矩就马马虎虎。鲁国相对后方，统治更加稳固，制度落实上自然可以更加深入。

后来时过境迁，齐国稳定了自己的统治，由于它东边已是大海，那时候又没有海上入侵的问题，反而成了较为安全的国家。而大而化之的传统保存下来，继续刺激着多样性的发展。原来同在天子治下的诸侯国彼此翻脸，反而是鲁国在多条边境线上感受到威胁。东北的齐国可能是敌人，西方的宋国、西北的卫国常常也并不友好，更不用说，它还可能随时遭遇东南蛮夷北上的兵锋。

春秋后期，吴国的大贤人季札在鲁国“观周乐”，对齐风的评价是：“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国未可量也。”这是“泱泱大国”这个成语的来历。齐是大国的典范，这是很普遍的印象。不过很遗憾，春秋时代材料太少，各种记录基本都来自战国或更晚时代。下面摘抄一些，由后世追想当年。

《史记•货殖列传》里介绍齐地的风俗：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齐国背靠泰山，面朝大海，肥沃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纺织业发达，又收鱼盐之利，总之经济很繁荣。这个判断可以在先秦古籍中找到无数佐证，齐国的使者出使，或者外国人到齐国来游说，都首先要夸齐国国富民众。但接下来几句话似乎自相矛盾。既然工商业发达，又怎么会乡土观念重，不肯出窝？既然“宽缓阔达”，又怎么会“多劫人者”？这几句话应该说的是不同人群。经济基础好了，政府又“因其俗简其礼”不加干涉，齐国人的选择也就比较多，这体现了齐国社会的多样性。因为齐国发展水平高，机遇很多，外国人喜欢到齐国来，一般齐国人却不愿出去跑。虽然齐国的城市很拥堵（所谓摩肩接踵、举袖如云、挥汗成雨），但大家还是不走。老齐国人可能还优越感很强，对外地来齐国寻找就业机会的还特鄙视，和同时期希腊的雅典，或者现在某些一线城市是一样的。

因为有钱，所以养得起一批不用直接从事粮食生产的读书人，能出主意、耍嘴皮子，就有王公大人愿意提供经费。春秋还是贵族社会，这种人大概还不会太多，到战国百家争鸣，那简直就成了齐国除鱼盐纺织品之外最大的特产。

“足智，好议论”，这话从反面说就是思想混乱、没文化的外国老粗，看着难免觉得太不靠谱，要骂“齐人多诈而无情实”。专制统治者更不喜欢，觉得齐国知识分子最喜欢借古讽今，把跟领导人唱反调当作高明（“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老子的名言——“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有养文人的，自然也就有养武士的，各种书里提到的齐国猛男也数不胜数。《孟子》里说，齐国有个猛人北宫黝，“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但凡你稍微占他一点上风，他就觉得像把他拖到市场或朝廷上，公开狠抽了一顿一样。于是他就要报复，而且报复时“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杀一个大国的君主，跟杀一个老百姓没啥区别。

《吕氏春秋•离俗览》说，齐国又有一个猛男叫宾卑聚，晚上梦见一个陌生的猛人，往他脸上吐了口唾沫，大怒，醒后更是耿耿于怀，想自己年少好勇，到现在六十岁没吃过亏，这么大的侮辱不报复，简直是否定自己的人生。按照当时的观念，既然梦见这个人，现实中就一定真有这个人，于是他每天跑到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满大街找自己的梦中仇人，找了三天没找着，就气死了。这些故事真不真不好说，但能反映大家对齐国多猛男的印象。还有个更有名的故事“二桃杀三士”，更能体现齐国猛士的神勇和个人英雄主义一但凡稍微有一点团队精神，把桃子分着吃了又怎样呢？何至于闹出三条人命。所以，司马迁说齐国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这个评价再精准也没有了。先秦古籍中，又有各种吐槽齐国人打仗不行的段子²。

齐国最有名的人管仲也是一个著名的逃兵，曾经“三战三走”。有人就去跟他的好朋友鲍叔牙说，管仲人品不堪。结果鲍叔牙为管仲辩护，说管仲有老母在堂，逃跑也是应该的。管仲听到这话很感动，就说了句名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因为这种心态，齐国的经济实力一直很难转化为军事力量。春秋时代君子之战，玩个人英雄主义还撑持得住，到了战国就越来越吃紧，再等到秦末大乱、楚汉相争时，就看见章邯带着秦兵进攻齐国，把齐国人打得抱头鼠窜，后来的项羽和韩信都把齐国人打得大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齐国人被打得狼奔豕突的同时，还不忘记内斗。所以韩信灭齐后，要刘邦封自己为假齐王（代理齐王），提出的理由是齐乃“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不封个王爷没办法镇得住。这个理由刘邦还真很难反驳，他看谁不靠谱，也喜欢骂人家是“齐人”。

齐国人想法多，经常有新点子，所以春秋时第一个想到改革的是齐国。也正因为如此，齐国缺乏强制执行力，新点子经常互相抵消，哪个也没法落实，直到春秋战国结束，也没改得很彻底。司马迁说齐国人“宽缓阔达”，心态上确实宽达，效率上也确实缓慢迂阔得可以。

齐鲁两国，一般说是以泰山为界，“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这是泛论，顾栋高考据史书记载，就发现两国边界犬牙交错，史书上未提及而归属更加模糊的地方想必还有不少。因为两国立国时，鲁在奄（曲阜）建立一块根据地，齐在营丘（后改名临淄）建立一块根据地，后来慢慢扩张，两国的地盘就交错在一起了。尽管如此，几乎所有人一致认为两国的风气差别很大。

大家都相信，周公是庞大周礼的制定者，作为周公的子孙后代所治理的国家，鲁国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这套礼乐制度。据说为表彰周公的圣德，所有诸侯国里只有鲁国保存着天子的礼乐。宗周覆灭之后，鲁国这份反而成了孤本。邻国的人到鲁国来，往往就要请求观摩，听完还要赞叹一句：“周礼尽在鲁矣。”

普通鲁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据说一举一动也都循规蹈矩，符合礼制。孔子的学生曾参临死时，身边有个书童，看着他身下的席子说：“这么华美又光滑，应该是大夫用的席子吧。”曾参如遭电击，立刻吩咐儿子给自己换一张，因为他的身份是士，不配死在大夫的席子上。儿子赶紧劝道，您病情严重，不宜搬动，明天早上再说行不行。曾参于是严厉批评儿子，表示自己唯一的追求就是“得正而毙”，也就是死得合乎礼法。儿子只得把曾参抬起来，换好席子，曾参还没放安稳，就去世了。

再比如，鲁国就不会出现隔壁齐国那种“男女杂坐”的情况，而讲究“男女授受不亲”。鲁宣公的女儿，嫁到宋国才七年，丈夫宋共公就去世了。之后她守寡三十年。一天夜里，宫中失火，烧到她的住处，她说女人夜里不能出门，“不见傅、母不下堂”，只有保傅、保姆都在场时，她才可以逃命。但是她的保姆到底也没来，她就给活活烧死了。又有一位寡妇，死了老公，又死了儿子，不免常常啼哭。然而总是白天哭老公，晚上哭儿子，绝不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这是因为周礼当中有条规定，叫“寡妇不夜哭”。晚上躺在床上哭老公的话，就算“嫌思人道”，给左邻右舍听到，难免要议论你是不是在想男人。

这位寡妇还有件得到孔子赞誉的事情：儿子死了，她提醒儿子的小妾千万不要哭得太伤心，丧服也可以穿得比礼法规定的轻一些。因为这样显得儿子生前并不怎么宠爱小妾，这才是个有远大追求的男人的样子。

鲁国评价别人，也特别喜欢评判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合于礼。《左传》翻不了几页，就会看到一次“礼也”“非礼也”之类的话。为了贯彻礼，鲁国人是很愿意付出代价的。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夏天，齐国遭到北戎的攻击，诸侯一起前往救援，取得了胜利。在战争当中，郑国的军队表现得尤其出色。齐国就给各国准备了礼物，并委托公认德高望重的鲁国来进行分配。鲁国按照各国获得分封的次序来安排礼物，而郑国是周宣王时才封的，当然得排在最后。

为此，郑国大怒，四年之后，联合齐国和卫国一起讨伐鲁国。有趣的是，这一仗鲁国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春秋》没提，《左传》仍然没提，只是特别强调了一句：“我有辞也！”也就是说，输赢根本不重要，重点是我在捍卫周礼，道理在我一边。并且，虽然这次进攻是郑国发起的，齐国、卫国只是陪衬，但在记录攻打自己的这三个国家时，鲁国人仍然坚持把领头的郑国放在了最后。

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齐鲁会盟，两位国君见面时：“齐侯稽首，公拜。”齐平公给鲁哀公行了“稽首”的礼——这是最隆重的大礼，行礼时，要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拱手于地于膝前，手不分散，再慢慢伸头到手前地上，俯伏向下直至头碰到地面，并且要停留一会儿。然而鲁哀公仅仅是“拜”了一下——所谓拜，倒也不是拱下手就算了，需要弯腰作揖，但无论如何，比稽首的规格是差得远了。

齐平公当然很愤怒，你一个礼仪之邦的国君，难道不知道“礼尚往来”，礼讲究“自卑而尊人”吗？而鲁国方面的答复是：“除非对天子，我们国君是不用行稽首大礼的。”这次《左传》记录了结果：后来鲁哀公被齐国教训了。然而，高尚的周礼并没有能够阻止鲁国发生各种血淋淋的政治事件，被谋杀、放逐的国君比比皆是。司马迁整理完鲁国的历史，忍不住表达了一番困惑：“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拱手鞠躬，这个礼貌鲁国人很讲究，可是政变谋杀时，他们的行为又多么暴戾啊。

当然有人因此讥讽鲁国人虚伪，还有人认为鲁国之所以在春秋时代越来越弱小，就是因为太重视礼，只知保守，不通变革，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发展，但看《春秋》里“初税亩”之类的记录，鲁国何尝没有变革？而且可以算较早的试水者。其实，鲁国吞并的小国数量也很不少（据顾栋高统计，数量可以排到第四，仅次于楚、晋、齐三强而已，虽然鲁的材料最完备，这应该高于实际排名，但数量绝对可观），从这点看它何尝不进取？不过其地理环境注定了它很难有太大的竞争力：资源上“无鱼盐之利为之饶沃”，地缘上“无高山大川为之限隔”。随着竞争越来越残酷，它总是不免要被慢慢甩到后面。

回首当年，周公地位如此之高，鲁国也是东方诸国的尊长。就拿齐国来比，建国时营丘一带“负海舄卤（盐碱地），少五谷而人民寡”，谁能料到它后来能找到那么多经济增长点呢？鲁国看一个个新崛起的强国，难免是没落贵族看土豪暴发户的眼光。拼实力、拼资源斗不过你，我还能拿什么鄙视你？贵族有“范儿”，自然是笑话暴发户不懂规矩。所以，鲁国人重礼到这个地步，固然是周公遗教，恐怕也是处于衰落中却要炫示高贵的表现。

《诗经》里的诗本来都是可以唱的，这是学界公论，但我疑心音乐和歌词很可能不搭：季札观乐，对齐风的感受是“泱泱乎大风”，但《诗经•齐风》里十一首诗，《毛诗》却认为其中十首都是“刺”，也就是在批判种种不良现象。所批判的这些问题里最引人瞩目的，自然是齐襄公和他妹妹文姜之间那点事。

春秋时代的女性称谓比较混乱，两个字的居多，一般第二字是她娘家的姓，文姜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自然姓姜。第一个字为什么会是“文”，则有些奇怪，或许这是她自己的谥号。文姜出嫁这事，可谓一波三折。齐僖公本来看中的是郑国的太子忽，结果太子忽回了一句：“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对象，你们齐国太强大了，我高攀不上。）话虽然说得客气，总之是拒绝了。后来鲁国人特别佩服太子忽的先见之明，知道这婆娘不能要，而自己却不幸当了接盘侠，文姜嫁给了鲁桓公。在鲁国人看来，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很“非礼”，不正常。因为文姜出嫁时，身为老爹的齐僖公，居然送行了。

周礼有一种明显要淡化女人和娘家关系的倾向，女孩出嫁时，父母不离开正房，姑姊妹不送出大门。像文姜这种，身份的女孩出嫁到鲁国，应该由一位下卿送行，坐自家的马车，意思是夫家要是对我们家姑娘不满意，我们还可以坐车回去，就不劳远送了。三个月后，新郎家会把车留下，把拉车的马送回去，表示新娘已经正式成了我们家的人，不会让她回去了。这在礼制上叫作“反马”。又如老丈人去世，女婿要穿的丧服，不过是“缌麻”而已，是五种丧服中最轻的一种。相应的，女婿死了，老丈人也是一样。这类规矩，当然是要“定亲疏、别内外”，强调同姓宗亲才是最重要的关系。于是，早晚要嫁人的女儿在家族里也就被当作外人。

文姜和鲁桓公做了十五年夫妻，齐僖公早已去世，齐国国君变成了文姜的哥哥襄公。文姜要回齐国，鲁桓公于是同行。丈夫跟着媳妇回娘家，在鲁国人看来可真是天塌下来．的劣迹。《左传》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后世何休更阐释说，这种行为简直是“双行匹至，似于禽兽”。但鲁桓公还是去了，于是真的出大事了。《春秋》说得最简单：“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这是因为《春秋》要“为尊者讳”，而且太恶心的事情，圣人所不忍言。

《左传》说得很克制：“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襄公和文姜私通，鲁桓公对文姜进行了批评教育，文姜把这事告诉了齐襄公。夏四月丙子这一天，齐襄公请鲁桓公吃饭，然后让公子彭生扶鲁桓公上车，鲁桓公就死在车上。

《公羊传》则说得好像当时他在现场一样：

夫人谐公于齐侯：“公曰：’同（同是鲁桓公的儿子的名字，即后来的鲁庄公）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幹而杀之。

文姜去跟齐襄公哭诉：“我老公说，我儿子不是他儿子，是你儿子。”齐襄公很愤怒，于是喊鲁桓公过来喝酒，这是有意识想把他灌醉好下手。然后让公子彭生送鲁桓公出门，扶鲁桓公上车时，一抱一使劲，桓公肋骨全断而毙命——齐国大力士多，这个元素在剧情里要充分使用。

《公羊传》解释《春秋》，方法和《左传》不同，是一种问答体，很像老师上课答疑的模式。具体说，《公羊传》讲微言大义，基本算是思想政治课。思政课不宜大段讲故事，但不想学生睡倒一片的话，则讲小案例时作料要加足。所以这么一本最关注重大政治议题的书，却时时有段子狗的气质，倒也不奇怪。

这之后鲁国很可怜，不敢找齐国为国君报仇，只要求齐襄公把彭生处死了事。幸亏后来齐襄公也死于政变，鲁国人才稍稍感觉到一点安慰。据说这事齐国人自己也觉得挺丢人，于是写诗讽刺。那时候还不流行骂女人是狐狸精，诗人倒觉得齐襄公像是一只发情的公狐狸：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

鲁道有荡，齐子由归。

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南山高高的，雄狐骚骚的。

鲁国大路坦荡荡，齐国姑娘要嫁郎。

嫁人就是人家的人，老想娘家闹哪样？

这本来也就是个乱伦谋杀的Ｒ级故事，但是后来班固的一句话，导致故事完全变味了，竟似乎成了齐国一项重要传统的起源。

汉成帝时，汉朝的中央政府对天下各地的风俗文化做了一次调查研究。后来班固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做了一篇文章，附在《汉书•地理志》的最后，其中说道：

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

齐襄公跟亲妹妹感情好，于是不许姑姊妹嫁人。他很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的情怀，就下令说，齐国人民都不要让大女儿出嫁。这个不出嫁的大女儿叫“巫儿”，主持家中的祭祀，一旦出嫁就对家里不利。直到班固所在的东汉前期，民间还是这么个风俗。

但也有学者指出，《汉书》里“桓公兄襄公”这五个字来得蹊跷。齐襄公就齐襄公，似乎没有必要特别说明他是齐桓公的哥哥。而且《左传》《史记》里只说襄公淫乱，但妹妹文姜毕竟还是嫁人了的，不然就不会有前面这个故事了，所以这道令不像是齐襄公下的，倒是大名鼎鼎的五霸之首齐桓公嫌疑很大，因为《管子•小匡》《荀子•仲尼》里都说，齐桓公也很淫乱，而且明确提到“姑姊有不嫁者”。

不局限在文献里打转，比较关注社会学、民俗学的学者则普遍认为，这个长女不嫁的风俗，显然不是谁一道命令就能广泛普及长期流传的，而且起源肯定比齐襄公、齐桓公时代早多了。不过按民间的心理，总喜欢给自己的习俗找一位说得响嘴的创始人。很可能，开始是齐国人自己找起源，并不觉得长女不嫁有什么不好，就认了个比较正面的创始人齐桓公；而班固做文章时，他觉得这风气很三俗，而又认为齐桓公人还不错，就要为齐桓公撇清，齐襄公于是躺枪。

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风俗起源极早，其实也没什么太过硬的证据，不过他们心里多有个响当当的概念：“母系社会”。大女儿可以“为家主祠”，地位如此之高，自然是母系社会的遗存，又说：“只有宗教信仰的力量才能使’长女不嫁’有如此强大的规范性和生命力。”³

人类历史上是不是真普遍存在过一个母系社会，其实是很可怀疑的。说这必须是“只有宗教信仰的力量”，则很容易找到许多反例，如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农村，就也很流行父母不让女儿出嫁。至于原因，当然是江南纺织业发达，一个能干的“顶价姑娘”（指能把自己织的布卖到最高价的姑娘），收入远远超过普通男性劳动力。父母舍不得把这样的女儿嫁出去⁴。

当时的齐国和明清直到近代的江南，还真是有不少相似之处。齐国“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毫无疑问，这些精美高档的纺织品，基本都是女性的劳动成果。女人打造了齐国的支柱产业，所以齐国政府也对女性劳动力非常关注，做社会调查时有一栏是：“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管子•问篇》）这里特别标明是“处女”，并不是强调贞洁观念，而是因为结婚了就要干家务带孩子，对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是个很大限制。这种情况下，倾向于不嫁人，也就很自然了。

当然，不嫁人也并不意味着孤独终老，和“长女不嫁”的风俗相伴随的是招上门女婿，也就是“赘婿”（前面提到的近代上海农村，往往也采用这个方案）。古人对赘婿的解释是：“女之夫也，比于子，如人疣赘，是余剩之物也。”就是虽然是老公，但可以像训儿子一样教训，而且既然是余剩之物，那自然是哪天不顺眼了就可以扔掉的。赘婿一般很受歧视，后来秦始皇抓人服苦役，犯错误的公务员（“吏有过”）不够用了，接下来就抓赘婿。但齐地男人入赘的风气仍然很盛，比如著名的辩士淳于髡就是赘婿。这些赘婿也替自己找了一个古代的优秀代表，就是齐国的开国之君太公望，说他是“齐之逐夫”“老妇之出夫”——这当然是编的，但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祖师爷，很符合赘婿们的心理期待，所以这说法流传很广，直到《封神榜》里，还大讲姜子牙怎么受老婆气的故事。

齐国姑娘能挣会花，不嫁人而找赘婿，是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自由和财产支配权。所以，“长女不嫁”有可能是齐国纺织业发达之后的新生事物，或者虽确实是古老民俗，却早已旧瓶装了新酒。

鲁庄公二十三年，《春秋》记录：“夏，公如齐观社。”社是土地神，这年夏天，鲁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祭祀土地神的集会。曹刿劝阻，列举君主需要出行的五种情况，最后总结说：“非是，君不举（举，出行）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五种情况之外，国君是不出行的。国君要出行，史官就要记录。你这么不靠谱的行为被记录下来，让子孙后代怎么看你啊？

看个民间的娱乐活动而已，曹刿何至于这么多废话？齐国祭社，基本活动是“男女之所属而观也”，也就是青年男女的狂欢派对。《谷梁传》说，派对上有一个“尸女”，可能是假扮土地神接受大家祭祀的女子，而实际上相当于聚会的女主持，庄公就是为这个尸女去的。而齐国的女孩子，又以对心仪的男性主动热情出名，如《齐风》中有一首《东方之日》：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太阳升起在东方，有位漂亮好姑娘，

来到我家进我房。

来到我家进我房，踩我膝头诉衷肠。（程俊英译）除了上面这种译法，“履我即兮”还有另一种解释：履是踩着脚印，也就是跟踪；即是就，意思是接近。也就是这姑娘和诗人本不认得，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场合看中了，于是跟踪到家来求交往。曹刿显然是担心国君在这类攻势面前把持不住，直接就辙乱旗靡了，所以劝他老实在家待着。但鲁庄公能打败齐桓公的大军，却抗拒不了齐国姑娘的诱惑，到底没听曹刿的，还是到齐国去了。鲁庄公在齐国怎么观的社，儒家经典自然都认为“非礼”，也就没提。不过另有一些后来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齐国男女聚会时的气氛。

齐威王问淳于髡，你酒量有多大。淳于髡说，没准，要是在大王您面前，这么严肃紧张的场合，一斗也就醉了。要是正式的家族会餐，好多尊长在场，那两斗也就醉了。但要是“州闾之会”，也就是比较随意的社区聚会：

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

喝酒赌博，可以拉女人的手，放肆地看不该看的地方，调笑过程里女人的首饰掉得身边都是。这时候喝八斗也就是二三分酒意而已。至于：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

尤其这最后八字，实在是香艳至极。这就状态全开，能喝一石了。

齐国姑娘如此有魅力，“齐姜”“孟姜”很自然就成了当时美女的代名词。“美孟姜矣”“彼美孟姜”，是《诗经》里常见的话。孟是排行，姜是齐国的国姓，孟姜也就是姜家大姑娘。至于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那是民间长期流传、反复加工的结果。《左传》里提到齐国有一个叫杞梁的人，他的妻子很落落大方上得台面，但没记录杞梁妻的名字。大约直到宋代，才把孟姜女这个美女的通名，安在了杞梁妻的身上。

时过境迁，中国人的称呼习惯和先秦时已经大不相同，而老百姓当然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理解古人，所以要调整姓名的先后顺序，把冷僻字换成音近的常用字。于是杞梁变成了姓万名喜良，孟姜女也不再是姜家大姑娘，而是姓孟名姜女了。这类例子很多，比如帮秦始皇到海外找仙人的徐市变成了徐福，三国里一个叫畦元进的人，在评书里就成了赛猿精。

让秦始皇的长城倒掉，当然是后来反秦心理的体现，但不用其他手段而用“哭”，则确乎和齐国人善于歌哭的本事有关。很早就有“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的说法，还传说齐国歌唱家能够“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杞梁妻把城墙（但不是长城）哭倒的故事，至少在西汉就开始流传了⁵。

第二章 河南三强

今天的河南省境，是当时最发达的地方。东迁之后，天子在河南。《史记》三十篇“世家”，《孔子世家》之前的十六篇，都是讲春秋战国时的这些诸侯国。其中赵、魏、韩和田齐四国，是战国时才有的，这里不论；余下十二篇里，有五篇（《管蔡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陈杞世家》《郑世家》）涉及的诸侯国主体都在河南。还有楚国这个蛮夷，其北疆也进入了河南省境。

很多证据表明，河南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从农业开发的角度说，河南的土地不是最肥沃的，但当时的自然环境肯定比现在好得多，湿地很多，却不大有森林。有人统计，《诗经》里提到的大乔木和乔木只有二十六类，却有灌木二十九类，木质藤本六类，草本植物共计七十一类，还有蕨类两类，生地衣类一类，而大乔木和乔木通常也不以森林的面貌出现。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土壤成分，证明《诗经》呈现出的景象很真实。现代环境破坏非常严重，但森林稀少却不是破坏的结果，而是历来如此。在比较原始的技术条件下，和覆盖着大片森林的长江流域比，河南的土地开垦要容易。现代南方农业环境比中原条件优越，但当时开发中原的难度却小很多。

后人纵览中国历史，还会发现河南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而拿河南做根据地，又显然没什么竞争力，“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⁶。举例为证，春秋战国时河南诸侯国经历了种种悲惨的命运，东汉的国力不如西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有六镇之乱，北宋处境艰难……一直到近现代史上的一系列惨剧。

这片土地如此多灾多难，当然和它所处的位置有关。有人把中国的地理形势比作一个不规则的围棋盘。那么，金角银边草肚皮：关中的秦，山西的晋，山东的齐，江汉的楚是四只金角，天子和这许多国家，就挤在河南这个草肚皮里。不过在春秋初期，这边边角角的还没有真正成型，所以河南的诸侯国，尤其是豫东平原上宋、郑、卫三国，还可以盘算小阴谋，炫耀小武力，嘚瑟小成就，总之，享受自己最后的好时光。大体说，三国排列成一个品字形，郑国在西，宋国在东，卫国在两国之北。郑国再往西，则是天子的王畿；宋国再往东，则与鲁国接境；春秋初的卫国，其实都城在黄河之北，不过仍不出河南省境。

河南，顾名思义是黄河以南的地方。为什么今天的河南省，却有好大一块在黄河以北？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界线模糊，有时两国中间隔着大片空地没人要，有时却又领土交错，变成所谓“犬牙相入”的形势，这是自然形成的现象。但秦汉大一统之后，又慢慢形成一种观念，就是在划分行政区域时，不取“山河形便”，而刻意要“犬牙相入”。元代以后，这种思维被发挥到极致，直到今天也有沿袭：河北

（黄河之北）的河南，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

再比如，江苏省内有长江，号称“天堑”；有淮河，这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但这么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却没有被用来作省级行政区的边界。又譬如环太湖区域自然是一个整体，却分属江苏、浙江两省。还有个典型例子是汉中地区，那里从地理、文化上看，怎么都像是四川，却隶属陕西。

古代朝廷这么做，最主要是出于行政安全的考虑。这样各地政治势力就很难利用“名山大川之限”犯上作乱，也很难打造区域认同，一旦想闹独立，恐怕内部先要开撕。对现代国家而言，这种划界方法也可以缩小省际差距，淡化地方主义，强调国家意识。

春秋初卫国的都城，在今天的河南淇县，当时叫朝歌，这也是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周武王打赢牧野之战，军队开进朝歌。商纣自焚而死，商人投降，但势力还在。周武王不想激化民族矛盾，对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给以优待，但派了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来监视他。武王把朝歌分成三块：北边叫邶，封给武庚禄父；东边叫鄘，封给管叔；南边叫卫，封给蔡叔。三个人共同治理殷商遗民，因此叫“三监”。

显然，这种平衡很脆弱。而且灭商之后不久，周武王就病故了，管叔和蔡叔反而和武庚禄父勾结，一起发动叛乱，这就是有名的“三监之乱”，周公不得不第二次东征。这次仗打得远比武王伐纣惨烈，终于平定叛乱。周公知道周人少殷人多，按照原来的统治方式早晚还得出事，就把商人势力尽量打散，将“殷顽民”迁往不同的地方；而周人的力量就要尽量集中，所以邶、邯、卫三监合并，新建了一个卫国，而在那里驻扎重兵，即所谓“殷八师”，这可能是当时周朝一半以上的兵力。此时卫国实在是一等一的大国。

派到卫国去坐镇的人物，当然也必须是周公最信得过的人，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同母少弟康叔封。此人名“封”；到卫国之前，在王畿内已经有一块叫“康”的封地；兄弟排行，大哥叫伯，二哥叫仲，最小的叫季，中间不管有多少个都叫“叔”，他排行倒数第二，所以叫康叔封。

在庄严的仪式上，周公对康叔封的称呼是“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翻译过来是“诸侯的尊长，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真让人情不自禁想用欧洲宫廷片的腔调念出来），第一突出他身份的高贵，第二强调两人的亲密关系，第三渲染他风华正茂前程远大，单从这一串称谓就可见周公对这次任命的重视和期待。

怎么治理殷商旧都，是西周初最大的政治问题，周公发表过好几篇重要讲话，都收在《尚书》里。这些讲话的大意是，对殷民不要采取高压政策，要做春风化雨式的政治思想工作。周公还对周人可能会被腐朽没落的商文化腐蚀表示担忧，反复强调周人要秉承自己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商人特别喜欢喝酒，据考古发现看，多穷的人陪葬品里都会有个酒杯。传说商纣搞过酒池肉林，大概也是有点依据的。周公对这个风气很反感，他说，商朝就是因为喜欢喝酒，酒气飘到天上，才导致“天降丧于殷”的。于是，他颁布了非常严厉的禁酒令：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大概是说，周人要是聚众喝酒，千万不可放过，都拘捕送回首都来，我都会处死（显然意在警示接下来派到朝歌去的周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但商人自己沉湎于酒，则可以不必处死，要先批评教育，教育了不听，才执行死刑。

《尚书》原文佶屈聱牙，但政策的精神还是可以领会的：对商人，周公希望同时运用威刑和怀柔手段让他们屈服；对周人，周公希望通过严格的纪律约束，让他们始终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放下《尚书》，拿起《诗经》，同样是关于卫国的内容，却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周公的意图只实现了一半：在春秋时期卫国流行的诗歌里，商周矛盾隐然不见，可见同化工作做得很成功；然而周公强调的纪律和政治觉悟之类，在这些诗里也早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谁同化谁，还真不好说。

既然是殷商故都，卫国自然是很富庶的地方。在这个基础上，卫国人很享受文艺范的生活，桑林间、濮水边，是卫国青年男女约会之处，也是一年四季情歌飘荡的地方。《邶风•静女》记录的约会情景是这样的：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相约在城墙角楼里见面，那调皮的姑娘却躲起来不出现，看着情郎着急得抓耳挠腮、来回徘徊的样子。

情人彼此赠礼是这样的：

自牧归夷，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从野外回来，姑娘送给情郎一株白茅草。小伙子拿着白茅草念叨：“真是美丽又特别的草啊！”哪里真是一株荑草美丽多姿呢？只因为是美人送给我的啊。

或者是这样的：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

姑娘表白爱情时是这样的：

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鄘风•柏舟》）

那个头发披垂的少年郎，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到死也不会再接受其他人了。

这种深情而热烈的话语，叫人怎么抗拒得了？所以也就难怪国家“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时，士兵却只想着家乡的恋人：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

孔子到卫国，先赞叹国富民众，后来就感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不奇怪，在这样奢靡浪漫的国度，谁有工夫好德去呢？连卫国昏君的发昏方式都十分高雅，比如喜欢仙鹤，还要让仙鹤坐车。坐车本是贵族的特权，特权被侵犯了的贵族反应倒也很幽默，大敌当前，说参战是坐车者的义务，那就让鹤去吧。然而，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是属于豪雄的，深情、雅致、幽默都架不住雨打风吹散。

卫国的地理位置很不安全，大片领土孤悬黄河以北，戎狄来袭时不但无险可守，而且无路可逃。卫国往西就是太行山，地势全部上一个台阶，台阶之上的山西只要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立刻就居高临下把卫国完全压制。这种处境下卫国人还过着享乐生活，很自然就被各种蹂踽。春秋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卫国衰落极早，从头到尾不曾有什么大作为。倒是有许多离开卫国干事业的大英雄，如吴起，如商鞅，但跟《诗经》里的卫国范儿，又是完全不搭了。

后人回首历史，把卫国的情歌当作国家命运多舛的重要原因，甚至传说这些音乐是商纣时代留下来的诅咒。纣的一个乐师叫师延，为纣王作了“靡靡之乐”。武王进朝歌时，他投濮水而死，可是不甘寂寞的鬼魂仍时时在濮水上演奏着自己的乐曲。韩非子讲了这个故事，并说听了“靡靡之乐”会导致“其国必削”，这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到汉儒那里，则成了“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这就要被打脸了。因为卫国虽然弱小，但正因为实在太弱小，秦始皇横扫六合时，竟把它给遗漏了，一直到秦二世才把卫君废为庶人。卫国反而是最后一个灭亡的诸侯国。

当年周武王的军队杀到商都朝歌时，带头投降的是纣的哥哥微子启。后来武王去世，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作乱，微子也没参与。一个被征服族群中有地位有声望的人物，对新政权表现得这样恭顺，当然是要优待的，于是微子被封为第一代宋国国君。为体现对投诚者的优待，周天子给宋定的级别是很高的。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以周公旦位望之尊，太公望功劳之大，齐鲁仍不过是侯爵，宋却是公爵。而且宋“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就是天子祭祀祖先，也要分给宋国国君胙肉；天子去世，宋君来吊丧，即将嗣位的太子对他是要行拜礼的，这是表示彼此平等。

但所谓拿你当客人，一是尊重，另外一面说来也是生分，信任是不存在的。宋国在今商丘一带，处于姬姓国家的包围之中，又是四望平坦之地，无险可守。所以宋国人为了自保，只好修炼出修城墙的本事，列国中唯有宋国有一个叫“司城”的官，后来又出了个以守城闻名的大师墨子。《史记》里有两条神话也值得注意，一是《殷本纪》里说：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帝誉是传说中五帝的第四位，他的“次妃”吃了一颗奇怪的鸟蛋，于是就怀孕了，生下商的始祖契。而《周本纪》又说：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帝誉的“元妃”，踩了一下巨人的大脚印，于是也怀孕Ｔ，生下周的始祖稷。

这显然不是早期神话的面貌，而是被动过手脚的。在这种叙述里，商、周两个民族的始祖有了共同的父亲，然而周人的母亲是“元妃”，商人的母亲却是“次妃”。这种改造，显然是周人把商人纳入自己宗法体系的一种努力。这是在对商人说：第一，不要把我们的关系理解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我们本是兄弟，所以你不要和我作对；第二，我是嫡出而你是庶出，所以我的地位就是比你高贵，你对我应该服从。

融合大体还是成功的。宋国虽然一直记得自己“亡国之余”（已灭亡国家留下来的后代）的身份，但多数时候行事和周边国家没有太大不同。春秋初，宋国和郑国的冲突比较多，但主要是地缘矛盾，宋是当地的老地主，郑是新来的暴发户，双方不开撕也难。总之商人和周人的矛盾早是往日云烟，宋国和一个姬姓国家打仗，而约另一个姬姓国家为自己助拳，并不是罕见的事。

宋国人的性格也很有意思。如果要论证第一代领导人的性格不决定其国民性，那么宋是个好例证。孔子说，“殷有三仁”，商末有三个大好人。一个是王子比干，劝商纣不要干坏事，结果被杀掉掏心了。这是个认死理的人。一个是箕子，劝商纣不听，就假装神经病当了奴隶。商灭亡后，周武王召见箕子，问他怎样治理天下的道理。然而箕子“不忍言殷恶”，谈论了一番非常宏观玄远的大道理（所谓“洪范”），说得武王也很惭愧，最后不拿箕子当臣子，把他封到朝鲜去了。这也是个极硬气的人。还有一位就是微子。微子和上面两位显然大不相同，商纣暴虐不可劝谏，于是就逃走；武王强大不可抗拒，于是就归顺。这么做当然不影响他的“仁”，但总之这人很识得眉眼高低，圆润非常。后来的宋国人不像微子，像箕子，像比干，认死理，极硬气。这在春秋中期的几件大事上，表现得极鲜明。后文细说。

宋国人是先秦诸子的群嘲对象，有各种小段子。孟子说，有一农民看着地里，这庄稼怎么长这么慢呢？咱给帮帮忙吧，就把这幼苗一根一根往上拔。掴苗助长，这是宋国人。韩非子说，有一农民，看见草窠里窜出一兔子，嘣一下在树桩上撞死了。从此不种地了，每天蹲树桩边儿等兔子去。守株待兔，这也是宋国人。庄子说，有个人跑到越国去贩卖礼服，人家越国人经常在水里活动，剪短发，身上刺满文身，谁会买这些礼服呢？结果当然是赔光了。这又是宋国人。

庄子又说，某人有种灵药，冬天涂了可以不长冻疮。可是他从来没想过这个秘方有多大价值，只是用来帮人洗衣服。有人跟他买这个药方，他就廉价卖了。结果人家拿着方子献给吴王，使得吴国士兵冬天也手脚麻利，打仗大获全胜，得了好大一块封地。这个不会利用知识产权的，还是宋国人。庄子本身也是宋国人，嘲笑老乡倒是欢脱得很。但有一节，宋国蠢人蠢事虽多，基本特征却是对环境不敏感，头脑一根筋。至于那种好耍小聪明，弄巧成拙的蠢，例子就很少见。

宗周覆灭，掀起了周人东迁的大潮，这有点像西晋永嘉丧乱之后的衣冠南渡。周天子到了成周洛邑，郑国则建立在成周的更东方。这也有点像东晋的皇帝到了南京，王谢大族却在更南方的会稽郡求田问舍。

郑国的国土，是在所谓“济、洛、河、颍之间”。这里远离蛮夷戎狄的攻击，也没有根深蒂固的老牌诸侯国。东周初年，郑人灭掉了这里的几个小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郑国建国的过程，据说用了很多坑蒙拐骗的手段。如《公羊传》说：

先郑伯有善于郃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桓公十一年》）

郑伯先和郃公交好，进而和人家的老婆私通，然后郑才灭了郃国，并把人家的地盘当作自己的首都。

另一个有名的故事是，郑武公（第二任郑国国君）把女儿嫁给胡国国君，然后问手下大臣：“咱们可以进攻哪个国家啊？”有人建议胡国，武公就把那人给杀了，那是我亲家，怎么能打呢？胡公从此对郑武公很信任，郑武公便趁其不备出兵灭了人家。武公的儿子庄公，为人更是极有权谋，可说是《左传》开头部分的主人公。谈论春秋史，有许多推崇郑庄公和郑国的议论，比如有人说，春秋初没有霸主，郑庄公也可以算个“小伯（霸）”。

其实郑庄公和郑国的命运，刚好可以说明光靠权谋是没有用的。郑庄公在位期间，除了欺负周天子之外，还跟周边几乎所有的国家交过兵。如果不认为他是个喜欢惹是生非的愣头青，只能说，作为一个建国于四战之地的外来户，处境实在艰难。庄公去世，他的几个儿子争位，内乱不断，郑国就衰落下去，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复兴。

在当时的诸侯国，诸子争位造成内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要经历的事情。秦、楚这样的国家，也就是打个趔趄，过一阵就能缓过来，郑国却一蹶不振，说到底还是地理位置太致命。秦这样的四塞之国是三十条命通关的难度，而郑国却是困难模式，一个微操失误，就再也不能读档重来了。

后来的郑国人，还是一直很有权谋的。国际社会都知道郑国善于使奸耍诈，尤其喜欢拿它跟隔壁的宋国比，有所谓“郑黠宋狂”（郑国人耍流氓，宋国人偏执狂）、“郑昭宋聋”（郑国善于看风色，宋国只会认死理）之类的评价。然而，郑国的命运并没有因此比宋国好一点。

和外交上的作风不同，郑国在内政方面却发表过一些颇厚道的见解。一个有名的事例是“子产不毁乡校”。郑国人在乡校里议论郑国的政策，有人提议查禁，子产说：民众的议论就是我的老师。我只听说推行善政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通过恐怖统治来防止怨恨。截断河流会造成泛滥的洪水，疏导沟渠才是正道。我不应该多听听民意来调整政策吗？

另有一个更具郑国特色的政策。当年郑国大老远跑到河南来建国，开发不易，因此与商人签订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搞强买强卖，更不会乞求、强抢你的货物。

你有什么畅销和珍贵的商品，我也不想过问。这项协议大概是得到切实遵守的。一次晋国的执政韩宣子访问郑国，想顺带一只玉环回家。晋国强，郑国弱小，郑当然要讨好晋国，但在这个问题上，郑的执政给韩宣子的回复却是：“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这话就是说，商人的东西，我们的国君也无权过问。

所以郑国商人特别活跃，而且很爱国，最著名的故事如“弦高犒师”。秦国军队想偷袭郑国，商人弦高假装郑国使者去见秦军统帅，一番忽悠把秦军吓走。国际社会对郑国人会做生意印象也很深刻，像“郑人买履”“买模还珠”之类和商业有关的段子，都爱嘲笑郑国人。

郑国、卫国相邻，风俗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所以往往被相提并论。提到姑娘时髦漂亮，则说郑卫之女；说到音乐淫靡动听，则说郑卫之音。但也有些微妙的区别，比如郑风可能比卫风更加使人想入非非一些，所以被人拿出来单批时，往往只提郑，不说卫。比如孔子就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又比如常有人说“郑风淫”，但卫风淫就不大听到。

朱熹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认为这是因为两国的流行歌虽然都是情情爱爱的，但第一，卫风“淫奔”之辞只有四分之一，郑风却达到了七分之五；第二，卫风好歹还是男追女，郑国往往就是女追男；第三，卫风淫奔之后有时会写批判写后悔，郑风就只管淫奔得很开心。

说到郑国风气开放，还有一个故事很有名。一位郑国国君对某位权臣不满，联络该权臣的女婿想除掉他。但女婿做事不小心，把这事让妻子知道了。于是他的妻子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父亲和丈夫已然势不两立，我是该站在老爸这边，还是老公这边呢？她决定不了，就回去问妈。她母亲的答复是：“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是个男人就可以做老公，老爸可只有一个，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上的好吧。这是“人尽可夫”的出处。不过平心说，波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在婆家的地位就取决于娘家的实力，傻妞才会配合丈夫去对付父亲。她的选择，其实也很自然。

这位母亲这样教导女儿，也可能是一种较古老的婚姻观念的反映。虽然前现代的所有复杂社会的历史都是由男性掌权，但其中也有父权和夫权的比较，二者也经常冲突。索福克勒斯的名剧《安提戈涅》，写一个贵族少女，为埋葬犯下叛国罪的哥哥，宁可冒犯国法而被处死。她解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时有一段独白：“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我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向你致敬。”她的意思，郑国母亲的那句话也可以概括尽了。

总之，在所有人眼中，郑国都是添乱的。在天子看来，它一诞生就欺负自己；在后来的霸主们看来，每次国际盟约就它爱耍滑头；在贵族看来，它竟然第一个颁布了法律；在儒家看来，它的风气实在败坏人心……最重要的是，在郑国人自己看来，郑国大概也是添乱的，因为作为一个夹缝中的国家，随便怎么折腾、如何创新，都实在看不到出路。

崩坏编

第三章 内外乱战

京剧《刺王僚》里，吴王僚有这么几句唱：“列国之中干戈构，弑君不如宰鸡牛，虽然是弟兄们情义有，各人的心机各自谋。”粗朴质直的唱词，经铜锤花脸高亢悲凉地唱出来，真使人感受到诸侯国君八面威风后的无限恐惧。春秋时代，国君确实不断遭遇反叛和谋杀，而很大部分阴谋，就来自自己的亲生兄弟。篇幅关系，我们仅讨论《左传》中春秋初期兄弟争位的三个故事。

首先要说明的是，《左传》里肯定有不少虚构的成分，比如有些对话过于私密，外人所不能知，你若要求作者像现在的新闻记者一样交代清楚所有的信息来源，他肯定大为窘迫。又有些情节过于神奇，让人难以相信是事实；不消说，它还确实讲了各式各样的鬼神和命运故事。但是，史吏同源，史官更常担任国事顾问的角色，所以他们并非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是书斋里的老儒，相反，他们多半富于行政经验，熟悉政治内情。《左传》的作者（或者是作者群）又意在总结历史规律，所以他虚构的地方常常不同于一般胡编滥造，固然并非都是“真实的历史”，却常能更突出更集中地反映某种“历史的真实”。下面几个故事我们不做史料考辨，主要关注这些事件透露出哪些当时的困境。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开篇第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是各种古文选的必选篇目，而且往往是第一篇。郑武公娶妻姜氏，所生的长子名叫寤生，之后他们又生了共叔段。姜氏喜欢共叔段，多次要求武公改立共叔段做继承人，武公没有同意，到底还是传位给了寤生，也就是后来的郑庄公。

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庄公即位之后，姜氏为段请求一块封地，点名要一个叫“制”的地方。跟前面要求武公废长立幼不同，姜氏为段讨要封地，这个行为完全合乎礼法，因为作为国君的同母弟，段理应获得一块封地。敏感之处在于制地，这里位于今天的河南荥阳西北，传闻当年周穆王曾经在此圈养猛虎，因此也叫虎牢关。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三国演义》里三英战吕布的故事，但真要细数历史上发生在这里的大战，东汉末的这一仗恐怕还排不上号。更影响天下大势的有：汉高祖刘邦据守于此，强大的项羽再也不能向西推进一步；唐太宗李世民抢占此地，窦建德、王世充终于都束手就擒。虎牢关号称“锁天中枢，控地四鄙”，这么说或许夸张，但郑国的土地大抵是一马平川，以制为根据地，控扼整个郑国，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另有一层令郑庄公不得不防的是，制地是从郑国通往洛阳的唯一咽喉要道。郑国国君担任着周王室的卿士，频繁往来于洛邑和郑城之间，制地的拥有者可以随时隔断这条路线，也可能在国君经过于此时突然设伏下手。更有甚者，郑国国君和天子的关系颇为敏感。天子对郑庄公不满，但是没有实力，所以很难摆脱庄公的辖制；叔段觊觎国君之位，但是没有名分，动手颇多顾忌。但是，制地和天子如此接近，如果叔段和天子结为同盟，那就既有实力，又有名分了。所以，庄公当然不能接受姜氏的要求，但是他也不好直接回绝母亲，所以用关爱弟弟口吻说：“制地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当年虢叔就死在那里，只怕对段颇不吉利，您还是要一个其他地方吧，我一定答应。”

实际上，姜氏很可能一开始没真指望得到制地，就是要开个高价逼出庄公的这句话，于是她又要一个叫“京”的地方。京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京本来就有大的意思），而且周边土地肥沃。庄公答应了。庄公守住自己的底线，军事要地要控制在自己手里；姜氏也达到了目的，为段赢得了一块富足的封地。当然，整个谈判过程都是在亲切和谐的气氛里完成的，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虽然段没有出场，但没有自己出来要封地，正是恭的表现）。

获得京城之后，段开始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于是有一位大夫站出来，向庄公表示了不满：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今京不度”的度是长度，前面祭仲说京的城墙太长，于是得出这个结论。这么理解，比解释为“京的规模不合制度，不是先王的制度”似乎要顺畅一些。祭仲指出，作为一块封地，京实在太大了，它的城墙远远超出了应有的规模，将导致国君无法承受的局面。郑庄公回答，这是母亲要求的，即使有害，也不能回绝。祭仲非常尖锐地指出，姜氏不会有满足的那一天。他还把叔段的势力比作滋蔓的野草，认为应该尽早除掉。于是庄公回应“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成语，并说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子姑待之。”

这段对话当然也不知道被多少人分析过。传统的解释多倾向贬低祭仲的智商，庄公早就想好怎么对付弟弟了，只是时机尚不成熟，不便挑明而已。你这是傻乎乎看不出国君的用心啊。比如《古文观止》在祭仲的发言后就批点说：“梦中。”其实，真在梦中的，怕是吴楚材、吴调侯这些村学究。按照政治斗争的一般规律来说，以下三点恐怕都没什么疑问：第一，祭仲早就知道庄公要对付叔段了；第二，祭仲知道如果建议庄公现在就对叔段动手，庄公是不会同意的；第三，明知庄公不会同意，祭仲还是要说，这是跟庄公表态：“国君，我是您的人！”

段的势力扩张势头那么明显，兄弟俩早晚要翻脸，祭仲作为郑国的中坚实力派贵族，怎么会看不出来？最高层斗得那么激烈，他们这个位面的人物，躲闪观望是不行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必须要明确站队。尤其是祭仲的封地，位置很关健：庄公坐镇郑城，又有制地对京居高临下，若再加上祭地的力量，对段就是三面包夹之势，把弟弟吃得死死的；但若是祭仲倒向叔段，郑城的北面就受到了威胁。

接下来，另一位实力派贵族公子吕也对庄公发表了类似的见解——同样是表态站队。重要人物站队完毕，庄公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静观其变，等待段向自己发起攻击。无论如何，作为君主和兄长，主动攻击自己的弟弟是非常不名誉的事情。庄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共叔段准备袭击郑城，姜氏要为之内应。于是庄公的军队全面出动。战争的过程《左传》轻描淡写，但从最终定性看，庄公胜得也不是那么轻松。“如二君，故曰克。”这哪里还像是哥哥教育弟弟，国君收拾大夫，已经是一次国际战争的规模了。

段也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一个叫共的地方住下来。共叔段的共字，就由此得来。这之后庄公忍不住要发泄一下对母亲多年来偏袒弟弟的怨气，他放逐了母亲，并声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件事显然对他的国内外形象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国之君不能身负不孝之名。最后有人为他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挖一条隧道，涌出地下水，就算及了黄泉，也就可以和母亲相会了。

对这次母子重逢，《左传》写了非常刻薄的六个字：“遂为母子如初。”两人感情本来就不好，现在还是不好，不过一个想挽回名声，一个不想再被流放，所以互相给个面子而已。但庄公想必不会介意这种讽刺，有个光鲜的面子，足够了。很多年以后，庄公参与处理了一起外国的兄弟阅墙事件，触景生情说了一句：“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是真的尚有愧疚，还是在其他国君面前解嘲，就不好说了。

历来评价郑庄公，有人鄙视他的虚伪，有人佩服他的权谋，都很对。我更想强调的是，《左传》提供给我们的郑庄公，是一个处于极其复杂且自相矛盾的规则制约之下的国君。《左传》说，姜氏讨厌郑庄公是因为庄公出生时把她给吓着了。其实，就算没这个极端原因，老太太也一般喜欢小儿子胜过大儿子。根据宗法制，庄公应该即位，同时应该孝敬母亲，让其开怀，可是只要庄公即位，姜氏就会不开心，那怎么办？身为国君，庄公有责任把郑国治理得稳定有序，而姜氏显然成了郑国的动乱之源。可是庄公如果直接对抗这个动乱之源，就会有不孝之名。不孝的君主，臣子当然不必再效忠，他国君主也可以讨伐制裁，这就成了另一个动乱之源。

即使没有姜氏主张，庄公恐怕也不能不给段封地。因为国君之弟理应获得封地，乃是周朝天下的普世价值。如此绝情不惠，恐怕会让所有的郑国贵族寒心，也会遭到其他国君的鄙视——又是一个动乱之源。即使共叔段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可是庄公仍不能防患于未然先下手为强。因为身为兄长，他应该关爱、教育弟弟改正错误——说得好像真的只有不会教导的哥哥，没有教育不好的弟弟一样。所以庄公只能拖，等待问题严重到“如两国”之后再以一场战争来解决⁷。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君主，就绝无如此多的顾忌，所以他们碰到同类问题，就通常不需要战争，派一个狱吏足矣。

在这样的重重约束下，只有像郑庄公这样极具权谋的君主，才能既不公开违背礼法，又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所谓虚伪）。显然，大多数生于宫闱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君主，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素质。礼法是一条悬索，下面就是政治危机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摔得粉身碎骨。没有走钢丝的本事，又不甘心摔得粉碎的君主，就只有拒绝走上悬索。他们不再虚伪，也就是这个时代注定的“礼崩乐坏”。

鲁惠公娶妻孟子，她当然和战国时的亚圣孟轲没有关系。正如孟姜是姜家大姑娘的意思，孟子就是子家大姑娘。宋国国君姓子，宋鲁两国又有通婚的传统，所以一般注家都认为这位孟子来自宋国。她没有生儿子。鲁惠公有一个“贱妾”（可能是孟子的媵），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隐公。后来鲁惠公又从宋国娶了一位正妻仲子，这不符合《公羊传》中诸侯不再娶的原则。是惠公违背礼制，还是《公羊传》说的原则本来就不存在，经学家撕得花团锦簇，这里就不参与了。

仲子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桓公出生后不久，惠公就去世了。不论是按照有嫡立嫡的原则，还是按照惠公的遗愿，都应该是桓公即位。但是当时桓公实在太小了，根本无法主持国政，于是由隐公暂时摄政。就这样，鲁隐公当了十一年代理国君，眼看着桓公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左传》）

公子翚谄乎隐公，谓隐公曰：“百姓安子，诸侯说子，盍终为君矣。”隐曰：“吾否，吾使修涂裘，吾将老焉。”（《公羊传》）

一个叫羽父（即公子翚）的大夫对隐公提出，自己可以杀死桓公，让隐公正式即位。作为回报，他希望隐公任命自己做鲁国的“太宰”。一般认为，诸侯国的太宰是执政之卿，相当于后世的国家总理。隐公的回复是：“当初我之所以摄政，就是因为弟弟年少，现在他既然已经成人，我自然将把国君之位归还给他。我最近正在菟裘那个地方营建别墅，就是准备退休养老。”爱看电影的都知道，一个人说自己干完某件事就退休时，往往他很快就要死了。

羽父惧，反谐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左传》）

公子翚恐若其言闻乎桓，于是谓桓曰：“吾为子口（通叩，探口风）隐矣。隐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则奈何？”曰：“请作难，弑隐公。”（《公羊传》）

可以想象，这之后羽父非常恐惧，因为一旦桓公即位，而知道自己曾跟隐公说过什么，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立刻又去找鲁桓公，诬陷隐公有野心不想归还君位，同时提出替桓公除掉隐公。把《左传》和《公羊传》对同一事件的记录放在一起很容易发现，虽然一般说《左传》长于叙事，《公羊》关注微言大义，但碰到这种私密事情，可能还是《左传》的记述比较克制，《公羊》则喜欢写下很多当事人的对话。总之，不久之后，鲁隐公被人刺死。

这个故事很容易唤起读者对鲁隐公的同情。经学家则从礼法的角度，对隐公到底是否应该让位争论不休，但我们也可以关心一些另外的问题。《左传》记录：“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隐公元年夏天四月，一个叫费伯的大夫兴师动众在郎地筑城，《春秋》里没有提这件事，因为这没有得到隐公的批准。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

同年，郑国的共叔段之乱，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卫国以此为借口伐郑，夺取了廪延。郑国反击，到处请人助拳，找到了鲁国的一位大夫公子豫，公子豫请求鲁隐公出兵，隐公不想蹬这趟浑水，公子豫就自己去了。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肇帅师”，疾之也。

隐公四年，诸侯伐郑，宋国国君邀请鲁国出兵，鲁隐公仍不想蹬浑水。大夫公子翚，也就是最终杀死隐公的凶手羽父坚决要求鲁国出兵，并且最终参与了对郑国的讨伐。《春秋》之所以写“翚帅师”，就是表示这根本不是国君的意思，意在批判羽父。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隐公十年夏五月，羽父（又是他）在隐公之前，与齐侯、郑伯会面，讨论伐宋事宜。

在《左传》显然并不完备的记录中，我们已经频频看到鲁国的大夫不断违背隐公的意志为所欲为。尤其是公子豫和羽父的这两次出兵，史料语焉不详，无法确定他们出动的是自己的家兵还是鲁国的军队，但无论如何都很恐怖：如果是家兵，说明大夫的家兵已经强大到可以参与一次国际会战；如果是鲁国的军队，那就是大夫们竟可以不经国君同意而随意调动政府军征讨外国。所以，鲁隐公到底应不应该让位，让位之前的做法，是不是有瓜田李下的不当之处，也许都只是小节。最重要的事实是，大夫们手中权力如此之大，谁做国君位置都不安稳。

州吁是卫庄公的“嬖人之子”，地位卑贱却得宠。叫嬖，也就是说州吁出身很低，即位是没指望的。但是卫庄公很喜欢州吁，对他很纵容。大臣石暗对卫庄公进行劝谏，讲了很多教育下一代的原则，并说：“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如果准备立州吁为太子，那就定下来；如果并没这个打算，越是提升他的地位，就越会酿成祸乱。这句话很有意思，看来石碏也并非站在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立场发言，贵贱并非不可颠倒，只不过贵贱之分必须保持。国家需要一个绝对权威，为将来考虑，一个国君就不应该对儿子们平均施予父爱。

庄公没有接受石借的意见，事实上庄公的做法更符合一般的人性：他没有勇气挑战传统，还是传位给了合法的继承人桓公；但也真心喜欢州吁，当州吁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庄公也不加禁止。但是政治这种事，顺着人性办事往往就是灾难。庄公去世，桓公即位，不旋踵州吁杀了桓公，自立为国君。但是，篡弑而来的君位得不到贵族和民众的认可，州吁试图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也没有效果，他很快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州吁有一个重要的党羽，就是石碏的儿子石厚。这时，石厚想起了自己早已退休在家的父亲。他知道父亲足智多谋，可能也听说过老爷子曾建议庄公不妨立州吁为嗣，所以他希望老爷子能拿个主意。石碏说：“去朝觐天子，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地位。”石厚问：“怎么能让天子接受我们的朝觐呢？”石碏说：“陈国国君正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互相和睦，如果能得到陈国国君的引见，就可以朝觐天子。”

听了父亲的话，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与此同时，石碏的信使也到了陈国。信上说：“卫是个小国，老夫又已经年迈，不能做什么了，但这两个人确实杀死了我的国君，请您借此机会图谋他们。”陈国人就抓住了州吁和石厚，又由卫国派人来将他们处死。石暗特地让自己的家臣孺羊肩，去陈国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左传》盛赞石碏是一位“纯臣”，具有大义灭亲的崇高品质。同时，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尽管传统体制危机重重，仍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也还不是全无应变的活力。所以州吁暴力弑君之后，面对的不会是“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他很快就感受到合法性的危机。而石硝提出的靠天子的承认来赢得合法性这个方案，那么容易取信于他，又说明这个思路完全合情合理。可见天子尽管已种种窘迫，但权威尚存。后来齐桓晋文的尊王口号，何以能一呼百诺，原因于此已隐约可见。

上述三个故事有明显的共性，就是君位的争夺，都发生在同父兄弟之间。异姓大臣觊觎国君之位的事件，当时还闻所未闻（有的国家可能根本就没有异姓大臣）。虽为同姓但已经别为小宗的，即使谋杀了国君，往往也不敢自己登基，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称为“有弑无篡”。（但晋国是例外，后文详述。）但是对各国君主而言，这并不构成安慰，因为君位的血统神圣性虽然被看重，君主的人身安全却并不因此被特别关照。事实上，很多君主并不是死于无法抑制的野心和精心策划的阴谋，有一些杀害更像是偶然事件。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荡公。

宋国有一位大夫华父督，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按照当时习惯，称呼时先字后名。他是宋戴公之后，所以也是子姓，不过姓通常省略不说。宋国还有一位大夫叫孔父嘉，同理，他字孔父，名嘉，也是子姓。华父督在路上看见孔父嘉的妻子，立刻被迷住了，“目逆而送之”，逆就是迎，眼光迎着人慢慢接近，又目送背影慢慢消失。华父督赞叹：“美而艳。”真漂亮，身材也好，艳是“好而长也”，和现在的含义微有不同。

华父督这次被惊艳到，是在鲁桓公元年的冬天。第二年春，他带着军队进攻孔氏——孔父嘉的后人为纪念这位先祖，就以孔为氏，这是追述之辞，当时其实没有这个说法。总之，华父督杀了孔父嘉，抢走了他的妻子。国君对此很愤怒，华父督面临无法交代的难题，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连国君一块儿杀了。但是，尽管华父督权势喧天，却不敢自封国君，因为他这一支的血统离现在的君主已经很远了，所以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他是荡公的前任宋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做国君，从宗法原则上讲，可能比宋荡公还要过硬一些。因为宋宣公临终前，传位给弟弟宋穆公。宋穆公临终前，又舍弃自己的儿子冯，传位给宣公之子，也就是宋荡公。

公子冯，也就是宋庄公的身份如此有说服力，弑君者才有可能平息国际社会的愤怒。华父督向各国赠送了许多礼物。其中，送给鲁国的是一只大鼎，鲁桓公收到之后，不顾大臣的阻拦，当即就摆到太庙里，可见礼物分量之重。当然，这还不是宋国送给鲁国最重要的礼物。孔父嘉的家人并没死绝，这事之后，其中一支逃难到鲁国，若干代以后，一个婴儿在尼山出生，他就是孔子。

当然，很多人不相信宋荡公之死仅仅是因为某位臣下的妻子太美丽，所以被殃及。毕竟，《左传》也提到当时宋国十年内打了十一次战争，人民对国君很不满。《公羊传》则根本没提孔父嘉这位美丽的妻子，只说华父督要杀国君，而孔父嘉是忠臣，所以要先杀。但差不多三十年后，公子冯的儿子宋闵公之死，可确确实实和政治阴谋没半点关系。《左传》写道：

乘丘之役，公之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歌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蒙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遇大宰督于东官之西，又杀之。

宋国贵族有一位大力士南宫长万，他力气之大，《左传》写了两个细节：一是他母亲坐在车上，他拉车一天跑了二百六十里；二是人家把他灌醉包进犀牛皮里，他硬是穿破犀牛皮，手脚都伸了出来。可就是这位大力士，一次宋鲁交兵，被鲁庄公用一种叫“金仆姑”的箭射了一箭，然后庄公的车右将他生擒活捉。这金仆姑到底是什么箭？注释家一直没掰扯明白，但也不影响诗人在作品中引用，如辛弃疾的《鹧鸪天》（壮岁旌旗）云：“燕兵夜妮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

过了一段时间，宋鲁和好，南宫长万被放回宋国。宋闵公拿南宫长万开玩笑：“当初我敬你是高手，现在你不过是鲁国的俘虏而已，我不尊敬你了。”南宫长万怀恨在心，后来就在蒙泽杀了闵公，行凶后遇到了大夫仇牧，南宫长万又“批而杀之”，批是反手一击，这是形容杀得轻易，然后又遇到了上一个故事里的凶手华父督（这时已经高升太宰了，所以叫太宰督），又杀掉了。

前面说过，《公羊传》很有段子狗气质，所以在这种地方《公羊传》远比《左传》生动。公羊高这么描述南宫长万在蒙泽大开杀戒：

万尝与庄公战，获乎庄公。庄公归，散舍诸宫中，数月然后归之。归反为大夫于宋。与闵公博，妇人皆在侧。万曰：“甚矣，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也！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顾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至？”万怒搏闵公，绝其脰。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摋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

南宫长万曾经当过鲁庄公的俘虏，鲁庄公让他随便住在宫里，几个月之后放了回去。

这短短几个月里，南宫长万肯定是被鲁庄公迷住了。南宫长万和宋闵公博戏，玩着玩着南宫长万就开始歌颂鲁庄公：“太夸张了，鲁侯的美德，鲁侯的英俊！天下诸侯里能算合格国君的，也就只有鲁侯了！”这话宋闵公听了当然很受伤，何况当时还有他宠爱的女人在场，面子上更下不来，他先对女人说：“这是个囚徒！”意思是你别听他的，又转向南宫长万：“你不就是被他活捉过吗？他哪里就帅到这个地步了？”宋闵公胆敢批评鲁庄公，南宫长万立刻愤怒得抓起宋闵公，“绝其脰”，一下子把对方脖子拧断了。

这时忠臣仇牧赶到，手持利剑，大声呵斥。于是南宫长万反手杀仇牧，把他的脑袋拍得粉碎，“齿著乎门阖”，一颗牙激射出去，竟然嵌进了门框里——这五个字一加，真仿佛可以看到公羊高老师就在现场，手指着门框嚷嚷：“看！看！门上还有牙呢！”

凶案现场是否这么刺目不敢定论，但南宫长万弑君事先并无计划，成功后也没有谁是获益者，定性为“激情杀人”则没有问题。看来，虽然都说中国政治早熟，但春秋时代也没后世那么复杂，很多政治事件还真是一时兴起而不是老谋深算。看老祖宗的故事，也不一定老用敬畏的眼光，其实以看小孩的角度，有时更合适。有小孩子的可爱，也有小孩子特有的无目的的残忍。和弑君有时候毫无道理可言一样，战争爆发的原因，往往也如同儿戏。

春秋初期，战争很频繁。后来孟子的评价，叫“春秋无义战”，但当事人大概不会承认这个说法，他们很可能会声辩说，自己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反强扶弱，帮助落难公子，主持公道，再“义战”不过了。

许多兄弟争位的事件很少会是单纯的内政问题，往往都会闹成国际冲突。那时诸夏间的战争，郑国是焦点。它在四战之地，又是新兴国家，讨嫌。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然后卫国就以帮助公孙滑的名义伐郑。这次卫国打输了，以后再打郑国就都有正当理由了，叫“修先君之怨”，为老祖宗复仇，再正义也没有的。

精明的郑庄公当然也会积极使用这种手段对付别人。宋穆公感念兄长当年传位给自己的情谊，没有传位给儿子公子冯，而是传位给兄长之子，郑庄公立刻收留公子冯，从此这就成了宋国的一块心病。之后宋国的十年十一战，和此事有莫大关联。尝够苦头的宋国很快也学会了这一手。郑庄公好女色，儿子很多，其中能力最突出的两位，一个叫忽，一个叫突，突是宋国贵族之女所生。

庄公去世，忽继位，宋国便支持突夺取国君之位，此役成功。忽逃到卫国，为帮助忽夺回君位，卫国出兵郑国，再遭失败。但后来突还是斗不过国内的权臣而被赶走，忽复位成功。这下各国又忙着帮突夺君位了。最有意思的是，这次卫国又赫然在列。估计当时郑、卫两个姬姓国家间得有这样的对话    

郑国：“兄弟，你到底是帮忽还是帮突？”

卫国：“帮……谁输了我就帮谁！”

简单概括就是，国内政治斗争当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很自然都要去勾结境外势力，而利用别国政治斗争中弱势的一方，去干涉别国内政，也是普世价值。所以当时各国都有收留外国流亡公子的爱好。

以上尚属较为理性的战争起因，但另外还有一些仗，则似乎就为争一口闲气。鲁隐公二年，莒国攻打向国，原因是向姜嫁到莒国，在婆家住不惯又回去了，莒国国君就发兵想抢回老婆。莒国与向国都是小国，但大国间的战争也未必需要更严肃的理由。《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录：

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吴楚两国边境上，两个姑娘采桑叶，大约是看中了同一棵桑树，便斗气厮打起来。回家后各自哭诉，于是两家男人开打。吴楚两国的边境城市的长官关注到这件事，大概都觉得起因虽小，却关涉国家体面，不能示弱，于是打了一仗。战况跟国君一汇报，两大国间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事《楚世家》也写到了：

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锤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锤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锤离、居巢。

司马迁写不同的世家，是有不同的史料来源的，所以经常彼此矛盾。但战争的起因是“争桑”，两篇《世家》说法却是一致的，说明可信度相当高。这已经是春秋末的事，各国发动战争其实已经谨慎得多。吴楚又都是这个阶段的超级大国，还会这么打起仗来，而类似的战争由头，春秋初只会更多。

鲁隐公五年，郑国攻打宋国，“入其郛”，也就是攻破了外郭城。宋国来向鲁国求救。鲁隐公询问战况，宋国使者要面子，说“未及国”，就是还没有打到内城。鲁隐公鄙视这种死要面子的行为，决定让宋国活受罪，回复使者说，贵国国君邀请寡人“同恤社稷之难”，既然郑国人连内城都没有打到，那寡人就不敢多事了。

鲁隐公九年，郑国再次攻打宋国。“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宋国人因为上次鲁隐公没有出手，所以这次没有再找鲁国求援。但这下鲁隐公更火了，别人来打你，你居然不找我，眼里还有没有我啊？下一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鲁隐公约齐国、郑国国君会面，商讨事宜很明确：“为师期。”今年是不是又要打宋国了？约个时间一起去啊！

当然，某一次具体战争的理由，可能今天看来颇为搞笑。但当时爆发连续不断的战争，则应该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从情理上推想，如此高密度的战争，应该和当时的人口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人口增长有很大的关系。

大夫的嫡长子要继承大夫之位，而国君的嫡长子以外的儿子都要做大夫，一代一代往下传，大夫越来越多，而大夫也都应该有封地，可是国家提供不了那么多封地。士的嫡长子要继承士之位，而大夫的嫡长子以外的儿子都要做士，一代一代往下传，士也会越来越多，士要去政府里任职以换取一份俸禄，可当时国家职能有限，政府机构简单，不需要这么多公务人员，所以这些士就要失业。

虽然，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地比例折算，华北地区还没有到土地瓶颈，但是这些大夫和士大小都是贵族，对慢慢开发荒地又显然没什么兴趣。国家囤积着这么多欲求不满的贵族，当然就要对外扩张，抢夺别国已经开发好的领±，解决大夫的封地和士的食田问题。但这种卑污的理由，自然是“非礼”的。《春秋》之义，是非礼的就尽量不写•（上面那些今人看来搞笑的理由，很多却是合乎礼的），所以这一层原因，就很少被谈及了。

当时最主要的战争方式是车战。拉车用四匹马，每辆车上有三名甲士。古书上往往会提到，车步混编、彼此协同是常用的作战方式，但一辆战车配多少名步兵，则众说纷纭。很可能也确实因时因地而异，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稳定比例。无论如何，战车与驷马都是昂贵之物，所以战车上的甲±，也非乡下脑壳儿所能充任。通常，至少也有士的身份。大夫和士构成了当时军队的主体。他们是骄傲的“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地位卑贱的庶人则只能充当步兵，或只是承担辅助性的工作。

宋代以后，中国军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乃至产生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类的俗谚，所以回头看这种贵族担纲军队主力的现象，会觉得颇为新鲜。但实际上把社会的中坚阶级作为主要兵源，倒是世界范围内的常见现象。

做个简单化的划分，军人分强拉的壮丁、雇佣兵和良家子弟义务兵三种。壮丁不知道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只觉得自己是被强行卷入的受害者，会怯战畏战；雇佣兵的利益正在于社会不能安宁，往往倾向于惹是生非，生死战时又经常靠不住。而中坚阶级的子弟兵，多少也算是现有社会体系的得益者，所以保家卫国时不至于畏战；他们本有正当职业，后方或许还有妻子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所以渴望化干戈为玉帛，铸剑为犁，也就不会好战。作为战士，这种心态本是最理想的。

春秋初期的战争，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军队规模不大；第二，持续时间不长；第三，不防守战略要地；第四，不以摧毁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

首先看军队的规模。齐桓公称霸时，一般认为他的军队规模是兵车八百乘，军队三万人。到了春秋末，鲁国这样的二等国家也有千乘的兵力，而最强大的晋国，军队达到了四千乘的规模，战国时代的大战更是动辄出动数十万军队。但齐桓公既然是他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霸主，也就是桓公之前春秋初期各国的军事规模，必然远不到八百乘。郑庄公与共叔段之战，号称“如两国”，庄公也不过出动了兵车二百乘，当时较强大的诸侯国的兵力，大概也就是三四百乘。

其次，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战车冲锋，几个回合也就分出胜负了，所以一般打仗很少超过一天的。鲁隐公四年，宋、陈、蔡、卫四国联军伐郑，包围了郑国的东门，《左传》上写，“五日而还”。特别标出是五天，就是因为当时打仗很少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而被别人堵在城里五天之久，显然也让郑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之后郑国的几次出击，《左传》都特别注明，“以报东门之役”。

其实，直到春秋中期，像鄢陵之战那样最大规模的会战，也不过是“旦而战，见星未已”而已。毫无疑问，像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整整对峙消耗三年的持久战，完全在春秋初期人们的想象力之外。

第三，春秋军队不防守战略要地。直到春秋后期，像桃林之塞（后世的潼关）、伊阙（洛阳龙门），哪天派军队驻守，《左传》都要大书特书，显然平时这里没人防守。潼关、伊阙都是“天下之险”级别的战略要地，连这里都没人守，则其余的地方更加不会设防。任由外国军队在本国领土上呼啸经过，是春秋时常见的现象。

很多记录都表明，当时人已经深刻意识到某些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这种认识和不派兵驻守的事实并存似乎是矛盾的。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车战的特点，大家最喜欢的都是平坦的开阔地；二就是军队主体是贵族，作战是贵族的职责，当兵却并非贵族的职业，他日常还有许多事要去处理，不能死守在一个地方不动。前面说中坚阶级当兵有许多优越的地方，但军队主体最终却不得不转换为更广大的庶民，就是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时间变长，作战范围变大，必须要求军队职业化，既不好战又不畏战的优良心态，不足以抵消非职业属性带来的种种不便。

最后，不追求摧毁敌军。车战是很讲究规则的，竞技体育的意味很浓。要打仗，两国约好到一片开阔地去打，不能不宣而战，更不许偷袭。但求分出胜负，不求制敌死命，甚至据说连追击失败的敌人可以追击多远，周礼都有规定。

鲁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98年），宋纠集了一支多国部队攻郑。这次战果很大，焚烧了郑国的渠门，杀进郑国国都，一直打到城内的主干道上，最终拆了郑国太庙的椽子，回去装在宋国的城门上。可以推断，这次在郑城之内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巷战，不然多国部队不可能好整以暇地拆太庙。而且，仅从文明程度上来说，这支多国部队也完全适合来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他们袭击了军用设施（太庙是存放武器的地方），但很少伤害平民。

当然，不怎么攻击平民是我的猜测。理由是如果死人太多，就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期，而这次首都沦陷，看不出郑国国力因此受到影响。多国部队攻进城后没有驻扎，很快就撤回，第二年冬天又不厌其烦地再次进攻，但这一次，郑国人顶住了攻势。要是换到战国时代，早就“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了。春秋初期两国开打的理由那么随意，其实也正和战争不那么残酷有关。

但是，这种克制的战争很快成了明日黄花。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也就是大家中学语文课里学过的《曹刿论战》。其实这一战里，以奸猾多诈著称的齐国人是讲礼的，相反鲁国这个礼仪之邦在曹刿的指挥下耍了个无赖。齐国人开始敲鼓准备冲锋，鲁庄公也准备擂鼓，但曹刿说别，咱等等。这时要是齐国人不理会鲁国的反应，你等你的，我冲我的，那么处于静止状态下的鲁军对抗高速奔驰而来的齐国战车，只会被撞击碾压得更惨。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因为按照西周的军礼，要冲一起冲，所以齐国军队只好缩回去。然后再敲鼓，鲁国又不动，齐国只好再缩回去。这就类似一百米比赛，抢跑两回之后，状态当然会大受影响。

这就是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齐国人就这么被阴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曹刿这叫“合理利用规则”，但是，善于利用规则的人越多，也就越意味着规则行将解体。何况，这些规则本来就只适用于诸夏之间，另有一些族群从来就以另一种方式与诸夏作战。

第四章 戎狄交侵

诸夏彼此相爱相杀的同时，还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其他族群的威胁。犬戎灭亡了宗周之后，显然并没有就此停下攻击的脚步。何况，当时纵横诸夏之间的，绝非只有犬戎而已。

《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来自南方和北方的异族，势力交织在一起。中原诸夏的命运虽未断绝，却也已经宛如丝线。这是对春秋初年形势的一个总结。

过去有一种说法，叫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就是诸夏在天下的正中，东边的民族叫夷，西边的叫戎，南边的叫蛮，北边的叫狄。这个说法显然并不太准确，较古的书上对非华夏的族群的称呼并不固定。鲁国算是仅次于齐的东方国家了，《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写起，翻到第二年，就赫然可见“公及戎盟于唐”。

早期文献呈现出一种更为混乱的局面。史籍中的“戎”，显然是一系列而非一个族群：犬戎，山戎，北戎，陆浑戎，扬拒、泉皋、伊雒之戎，骊戎，大戎，小戎……说法层出不穷，他们的活动空间遍及整个北方。“狄”的构成稍微简单一些，但单是举其大者，也有白狄、赤狄、长狄之分。

现在我们很难判定，哪些情况下诸夏用同一个名词指称不同的族群，又或者因为时间、地点不同，给同一个族群不同的名字。并且，这些名字很可能都是诸夏出于厌憎、鄙视情绪而起的，这些族群怎样称呼自己，今天更加难以知悉。下面我仍称他们为戎狄，这是别无他法。戎狄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所以不可能留下用自己观点叙述的历史。今天我们只能看到诸夏充满偏见的记录，而诸夏没有关注的，则好像从未存在过。

诸夏显然没有多少闲心留意戎狄到底是怎样生活的，了解一些也不觉得有写下来的必要。今天我们只是大致知道，他们日常大约披散着头发，不同于华夏的结发；穿衣服则是左衽，不同于华夏的右衽。衽，本义衣襟。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形成一个类似字母“ｙ”的形状，称右衽，是华夏族礼服的标准穿法；反之则为左衽，被视为夷狄的风俗。

我猜想，其实他们穿衣服也未必真就这么刻意和华夏相反，不过比较随意率性，左掩右或是右掩左，怎么方便怎么来，不像华夏的贵族那么讲究，非认准一个方向不可。戎狄常常在战场上令诸夏陷入窘境，诸夏自然最关心的是他们的战法。这方面的记录就比较多，但年深日久，却产生了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开头便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然后他简要介绍了古籍中关于戎狄的各种记录，显然，他把戎狄当作了匈奴的祖先。既然是匈奴的祖先，那自然就是马背上的民族，戎狄的军队也就应该是来如天坠去若电逝的骑兵。

《左传》的各种记录，则可以导出第二种说法，最典型的是下面这个例子：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隐公九年》）

“自后过前曰轶”，侵轶，也就是从背后发起攻击。郑国与北戎的一次战争之前，郑庄公表达了这样的担忧：“用我们的战车对抗北戎的徒兵，恐怕他们从后面包抄我们。”

这里说得很明确，戎狄的军队是徒兵，也就是步兵。同时这话也指出了车战的局限性：战车虽然冲击力强大，但不利于山地作战，一旦发动冲击更难掉头。如果敌方步兵不愿意正面对决，而采用更灵活的攻击方式，局势可能会非常不利。

第三种说法则是现代学者整理金文材料后得出。比如多友鼎铭文中提到，周人在对猃狁的一次战争中缴获了一百一十七辆战车（“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这是一个高得惊人的数字，照此说猃狁也就是犬戎的作战方式和周人并无二致，也是车战。多友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腹内壁铸铭文二十二行，二百七十九字，记载了西周历王时期，多友指挥的一次反击猃狁侵犯的战争。有人推测多友就是郑庄公的祖父郑桓公姬友。

那么，戎狄的军队主力，到底是骑兵、步兵，还是车兵呢？司马迁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但现在看来，他正确的可能性很小。第一，戎狄生活的地方也许偏北一点，但显然并不存在一个草原大漠上的北方老家，总体而言，他们和华夏族错居，共享中原，这就是所谓“华夷杂处”。也就是说，他们拥有的马匹数量，大概很难比诸夏多很多。

第二，诸夏与戎狄的血缘关系可能并不遥远。周人曾经有一段“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的历史，灭商前后，还曾经使用过“西土之人”这样一个把自己和戎狄都包含在内的概念。实际上就连这个说法都可能是美化过的，也许周人本来就是戎狄的一部分，只是发达之后变了脸，不再承认穷亲戚而已。

史籍当中，提到有的戎姓姬，也就是和天子同姓；有的戎姓姜，姜姓之族一直是周人最重要的姻亲和盟友；有的戎姓子，也就是与商王室同姓；还有的戎姓妫，这又是传说中古代圣王大舜的姓氏。这大概都可表明，戎狄和诸夏有着共同的源头，而匈奴却未必如此。

第三，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认为，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先有游牧的生活方式，后来才有农耕”是一个错误的假设。简单而有力的证明是：要过游牧生活，必须先有驯化的牲畜，而要想驯化野生动物，只有在定居条件下才有可能。

戎狄固然从事畜牧业，但采取一种农耕和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所以，除了司马迁在《匈奴列传》开头的这段追溯，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戎狄的生活方式和匈奴有相似之处，他们当然更不可能是骑兵。事实上，正如古代学者早已指出的，“六经无骑字”⁸，早期文献当中，根本就没有骑马作战这个概念。

金文记录是所谓“第一手材料”，这在现代学术体系里自然极受重视，但说猃狁大量使用战车作战，却有很大的问题。第一，战车是极为复杂的工艺品，必须由一批专业工匠在特定的工作场所中彼此协作，才能制作出来。这背后又需要复杂分工的社会结构做支撑，戎狄的社会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

第二，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金文，入侵者的作战方式都以灵活机动而引人瞩目，这也是他们战胜周人的法宝之一。如果他们也大量使用战车，尤其是洛水河谷、晋南山地等地，这样的灵活机动是无法想象的。相反，如果他们确实像《左传》描写的那样以徒兵为主，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也许合理的解释是，金文材料大抵都是夸耀战果的文字，而一个腐朽没落的政权，在这个问题上你很难指望它会诚实。它记录战果时几倍几十倍地夸大，甚至讳败为胜，都是毫不意外的事情。捏造一些并不存在的战利品，当然也就不足为奇，而《左传》尽管是后世的追溯性记录，依据的却是几百年来的实战经验。戎狄以步兵为主，确实是最可能接近真相的说法。

楚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它早期的历史大半还在迷雾之中，我们只知道和众多农业、军事均不发达的民族一样，他们不得不不断迁徙，所谓“隼路蓝缕，以启山林”。据说，漫长的漂泊生活之后，他们最终迁到了丹阳，即今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处。这里崇山峻岭，荆棘丛生，他们正是因此被称为楚人或者荆人。甲骨文、金文、小篆中的“楚”字，都是人步行于丛生的林木间的景象。

和戎狄到战国时代就逐渐销声匿迹不同，楚人在后世远为成功。楚国不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南方大国，后来推翻秦王朝的三个关键人物——带头造反的陈胜，消灭秦军主力的项羽，第一个打进咸阳的刘邦，也都成长于楚文化氛围。再往后，汉朝的皇帝与大臣往往是楚辞爱好者。所以，楚人能够保留一些按照自身史观写就的历史。自然，这就导致史籍中有更多的罗生门。比如，楚国国君的姓是芈，而因为一位叫鬻熊的先祖，他们以熊为氏。可是这位鬻熊的身份，《史记•楚世家》记述就颇暧昧：

鬻熊子事文王，蚤（通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这句话歧义横生。第一种解释，子是对男性的尊称，鬻熊通常是被尊称为鬻子的，叫鬻熊子，虽然有点别扭，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类似称韩非为韩非子而没叫韩子），那么这句是说鬻熊追随了周文王。第二种解释，子是儿子，引申为像儿子一样。就是鬻熊像儿子一样追随了周文王。第三种解释，子字本来就不该存在，抄写工抄错了。但不管怎么解释，鬻熊只是文王的臣子，最多可以认为是一位贤臣（《周本纪》里把鬻子和太颠、阂夭、散宜生、辛甲大夫等人并列），仅此而已。

但同样是《楚世家》，还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楚武王熊通宣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我家先祖鬻熊，可是周文王的老师。对照楚人早年卑微的历史，这个说法实在不合情理。所以现代学者为给“师”找一个另外的解释，可谓处心积虑。他们指出，师是“火师”或者金文中的“师氏”的意思。但是，即使这类解释更符合西周初的历史，当楚武王意气风发地把“文王之师”这句话说出来时，他也只是按照老师来理解的。

鬻熊是周文王的臣子，这是周人的记忆；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这是楚人的记忆。无论如何，双方很早就有过亲密合作，是大家共同的记忆。1977年在陕西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上书“楚子来告”“楚伯”等内容，证明这种记忆并非想象。

在《左传》的表达体系当中，楚国国君被称为“楚子”，即五等爵位中的第四等，地位低于中原的大多数小国。具体的接触当中，楚人受到的歧视可能还要更加严重些。他们使用着一种与诸夏不同的语言，比如他们称喂奶为“谷”，把老虎叫作“於菟”。语言是身份的标志，楚人特殊的发音往往让他们在社交场合招来嘲笑。战国时代，孟子有一次和人家辩论，他知道人家的老师是楚国人，就先给对方定性，说楚人是“南蛮鼬舌之人”，意思是南方的蛮子，鴃，就是伯劳鸟。我们现在骂听不懂的话叫鸟语，就可以追本溯源到孟老夫子。

西周后期，楚人开始在江汉流域兴起。和诸夏生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这里的山川显然更秀美，草木更葱茏，也更容易引起人们对神秘事物的幻想和向往。和诸夏把祖先崇拜作为重中之重不同，楚人更热衷于祭祀隐藏在洞庭湖、云梦泽的烟水深处的天地山河之神。祭祀的仪式也更富有戏剧性，巫觋扮演被祭祀的男女神灵，伴随着狂放并也许充满性暗示的舞蹈，唱起炽烈的情歌。这些歌词后来刺激了大诗人屈原的灵感，他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诗体。和《诗经》比较，这种被称为楚辞的新诗句式和节奏更灵活，更富有想象力，其感情的奔放与火热，更足以使礼乐传统中的老夫子感到慌乱不知所措。理所当然，他们将楚地的祭祀，称之为“淫祀”。

另一方面，此时楚人也确实对更具传统优势的华夏文明有一种自卑感。楚国在政治宣言里，好几次明确以蛮夷自居。早在西周夷王，楚人的君主熊渠就对外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己是蛮夷，所以不能按照周王朝的等级体系来给自己定位，他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称王。与其说这是真的以自己的蛮夷身份自豪，不如说是在发泄自己长期得不到诸夏认可的不满。

无论如何，王号的使用，是对周王朝权威的巨大挑衅。不久夷王死，周厉王即位，西周政府呈现出强硬和攻击的态势。厉王时代的南征，据禹鼎铭文的记录，是一次不分老幼尽行诛灭的屠杀（“勿遗寿幼”）。在这种恐怖政策面前，楚人便又撤去了王号，但等到周平王东迁洛邑，周王室益发卑微时，楚人称王的心思就重新开始萌动了。

公元前741年，楚熊通杀死了自己的侄子，从而成为楚国的国君。三十五年后，熊通攻打随国。随国声辩说，自己是无辜的，于是楚人发表了第二次“蛮夷宣言”：

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我是蛮夷。如今诸侯都叛乱而相互攻击，或者彼此杀害。我有敝旧的武器装备，想凭借它来观摩中国的政治，请周王室认可我的王号。

这番话带有军事威胁意味，要求却颇为可笑。就好像孙悟空一边在花果山自称齐天大圣，一边却委托来讨伐的天兵天将转达，要玉帝将这个称号册封给他。齐天即是与玉帝平级，那玉帝又有何资格册封？同样，如果楚国这个“王”成色十足，那也轮不到周天子来认可。既然提出这个要求，那也就是还不敢真正否认中央政府的权威。

很多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暴发户表面上嚣张跋扈，骨子里却还是渴望旧贵族的承认；而贵族在优越感的支撑下，对不可能咸鱼翻身的底层还不妨抱有些宽容平和之心，对暴发户却是一方面感到畏惧，另一方面愤愤然表示双倍的歧视。丝毫不出意外，楚人的要求遭到拒绝。楚熊通盛怒之余，开始痛说家史：夸耀祖先鬻熊作为“文王之师”的尊荣，可惜老人家不幸过早离开人世，于是他的子孙在之后的权力分配中，就遭受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最终，熊通决定“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到底还是自顾自地称王了，是为楚武王。

公元前710年，即鲁桓公二年是多事之秋。宋国的华父督杀死了大司马孔父嘉和宋荡公；鲁桓公因为杞国来朝见时不恭敬，就发兵攻打；山西的晋国，其内辽正到了紧要关头……这些血淋淋的事件都不是小变故，然而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这些也还不足以令人震惊。真正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年，楚国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左传》中出现，只有一句话：“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蔡、郑两国的国君在邓地会晤，第一次感到对楚国的恐惧。这个邓是地名而非邓国，位于蔡之北郑之南。当时蔡国的疆域，大约即今天的河南省上蔡县。也就是说，楚国的势力已经冲出江汉流域，注定将把整个中原笼罩在恐怖之中。

据说，楚人的祖先世代做祝融之官，即掌管火焰的人。甚至有人认为，所谓鬻熊，就是祝融的演变（这两个词古代读音相近，或可相通，《大戴礼记•帝系》中，鬻熊就写作鬻融）。对火焰的热情，我们至今还可以从流传下来的楚人的诗歌和造型艺术中体会得到，而关于火的毁灭力量，每一个曾在战场上面对汹涌而至的楚军的人，都会有惨痛的记忆。

楚人的扩张和北方的戎狄不同。戎狄对占有土地兴趣相对不大，所谓“贵货易土”，经常是烧杀抢掠一通，然后扬长而去。他们对诸夏的侵扰，打比方说，可以叫作“孙悟空吃蟠桃式”，咬一口就随手丢开。而楚国的作风，则不妨比作猪八戒吃馒头，当真是“磨砖砌的喉咙，又光又溜”——军队在几个不同的方向上迅速挺进，沿途碰上阻碍的国家或部落，就一口吞下。

桓公二年《左传》中第一次出现楚之后，接下来就是大量关于楚军北上征伐的记录。《左传》的作者像一个优秀的随军记者，勾勒战局大势，也报道了许多八卦花边。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一支楚军面临多国围剿。军队的统帅屈瑕对此表示担忧，而另一位楚将斗廉则提议抢先发动攻击。屈瑕有些犹豫：“盍请济师于王？”何不向王请求增兵呢？增兵是一方面，显然也有军事行动要首先请示一下的意思。斗廉表示：“师克在和，不在众。”关键在于军队团结一心，没有增兵的必要。屈瑕又说：“卜之？”占卜一下此战的胜负罢？斗廉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没有信心才需要占卜，此战必胜，还占卜干什么呢？于是出兵，大败来犯之敌。这个事例很能体现楚国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精神，以及对待战争的理性和强烈自信。

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发明一种阵法，并采用中原的新型武器，准备再次征伐随国。在汉水的东北岸，分布着一系列小国，以姬姓国家为主，因此被称为“汉阳诸姬”，其中又以随国最为强大。之前，楚武王已经两度．伐随，但并没有太大的战果。

楚武王杀死兄长后才夺得国君之位，也就是说即位时应该已经成年。此时他已经在位五十一年，换句话说，他应该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出兵前在太庙斋戒，楚武王告诉自己的妻子：“余心荡。”他的夫人立刻做出判断，国君将不久于人世。但这个坚强的妇人同时又说：“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如果出兵没有失利，君王死在行伍之中，那也是国家的福分。果然，楚武王在军中去世。据说，他去世之处因此得名武陵（今钟祥市），也就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所在的地方。但楚国的将军们没有因此自乱阵脚，他们秘不发丧，继续前进，以楚王的名义进入了随国，最终使随屈服。

楚武王三度进攻随国，《左传》都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史记•楚世家》的记录，时间节点与《左传》完全吻合，但具体的内容则截然不同，显然，司马迁有另外的史料来源。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武王第一次伐随。《左传》里的记录算得是散文名篇，因为楚国斗伯比发表了一番议论，说我们应该放松对随国的进攻，相反要提高随国的地位。这样，随国就会抛弃汉水以东的同盟国家而妄自尊大，同盟就会解体，然后我们可以寻机下手。这是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

随国季梁大夫也大谈了一番治国的道理，尤其提出民心比神意更加重要。有名言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但就事论事，这一次征伐并没有什么成果，只是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之后“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这两段书生看来很高明的议论，《史记》统统没有。《楚世家》关注的是这次征服之后，随国向天子汇报了楚国“请王室尊吾号”的要求。甘愿替楚国转达这样非礼的要求，实际上说明随国已经屈服，这个协议绝非平等条约。

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楚武王再次伐随。随国那位贤德的季梁大夫又出现了，并提出正确的战术方针，但没有被国君接受。于是随国大败，包括国君的戎车都成了楚国的战利品。《史记》里没有对战争的具体描写，只说这一年楚国得知自己称王的要求被天子拒绝。所以这次征伐似乎是对随国办事不力的惩罚，更重要的是，楚国国君熊通从此开始自称楚武王。

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史记》又没有那段夫妻间的动人对话，但交代了这次伐随的原因：尊楚为王，倒霉的随国国君被周天子叫去数落，而这件事又让楚国认为随国背叛了自己，所以发兵讨伐。也就是说，《左传》中随国是楚的劲敌，楚国用尽了计谋和武力，才将之征服。而《史记》里，随国只是一个夹在楚国和周天子之间的可怜虫，楚国之所以不灭随，只是留着它作为缓冲和中介，让它去和天子或诸夏对话，比自己出面更方便而已。后两次征伐，其实已经不是收拾敌人，而是教训小弟。

讨论春秋的历史，学者们通常是重视《左传》胜过《史记》的，《左传》上漏记的事才拿《史记》补充。但这件事上，我更倾向《史记》。《左传》中那些滔滔不绝的议论或富于感染力的文学描写，更像作者借机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展示才华。就事件本身而言，他的记述却显得缺乏因果联系，而《史记》却把三次征伐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梳理得非常清晰。《楚世家》的春秋部分，文风质古，叙事简明，不但和《左传》的风格不同，和《楚世家》自己的后半截（大量采用《战国策》）比，更不像是出自一人之手。看来司马迁写作这部分内容时，有一个很缺乏文学情趣的信息源，其关注军国大事而不及其他，这很有可能就是楚国的官方叙事。

《春秋》的原则是“非礼不书”，不合于礼就不写。

《左传》会补充一些非礼的事情，但楚国称王这件事实在太过分，《左传》根本没有提及，只是按照周礼，坚定不移地称楚熊通和他的继任者为楚子而已。从这点上说，把《左传》的作者比作记者又多了一个理由，他写什么，不能率性而为，要通过把关人的审核。

这里我更倾向《史记》还有一个原因，即《史记》中的楚随关系更容易和《左传》的后文衔接。早有学者注意到，“楚国和随国关系在春秋中期以前，互相征伐，战争不已，而春秋中期以后到战国初年，忽然变得十分友好，几乎到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程度。”⁹转变何以发生？很难给以合理的解释。但如果接受《史记》的叙事，这个问题就无须费心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转变”，早在春秋初，随国就已是楚国的仆从国，只是到春秋中期，被调教得更加服帖了而已。

继位的楚文王也继承了父王的北上野心，一段时间内，楚军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取，但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原先归附楚国的巴人突然叛变，让仓促应战的楚军遭遇了失败。楚文王败退郢都，却发现城门紧闭，大阍（主管城门的官员）鬻拳拒绝放他进城。

这位鬻拳，楚文王当然印象深刻，当年因为意见不合，他以武器胁迫自己接受其主张。之后鬻拳自我检讨说：“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于是砍断了自己的脚，这才成为国都的大阍——当时的传统，是用刖人守门。楚文王知道，跟这个固执的贵族多说无益（从鬻这个姓氏看，他应该是鬻熊之后，楚的王族），于是掉转车马，又去讨伐黄国，取得胜利后，才为自己赢得归国的门票。但是，文王仍然没有能够回到郢都，他和父亲一样，也在军旅中病逝。楚文王的葬礼上，鬻拳在墓道中自杀，仍然为国君看守大门。

楚文王的夫人极其美貌，文王去世后，这位文夫人就成了楚国大贵族追求的对象。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楚国的令尹、楚文王的弟弟公子元想追求这位文夫人，就在她的宫殿之侧住下来，带着一批人大跳万舞。这是小叔子追求嫂子的故事，而文夫人的身份是太后，令尹在楚国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国家总理，所以又是总理大臣追求太后的故事。

把追女人定性为“蛊”（旧注解作“惑以淫事”），这个字眼也可谓传神达意，而追女人的手段，是开舞会搞派对，更使人感慨，真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结果这位文夫人听到歌舞声，反而哭了起来，她说：“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我们先王在世时，也经常带着大家跳万舞，其实就是军事训练。可是现在，咱们这位令尹不去找楚国的仇人报仇，却跑到我这个寡妇这里来跳万舞，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么？公子元听了很惭愧，这一年秋天，“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

总之，不论国是还是逸闻，所有这些记录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当时楚国的扩张并非出于一两个君王的野心，而是整个族群的热望。

楚国的核心地区在今湖北省。后世割据荆楚的政权极多，但是再也不曾有过春秋时楚国这样煊赫的声势。固然，后来的每一位失败者都可为其找到品德、策略乃至运气方面的原因，所谓周瑜有利用这里的计划，可惜寿命短；关羽有利用这里的形势，可惜智商低；东晋的庾翼有利用这里的见识，可惜无实力；至于东晋的桓温有实力，可惜没诚意；南宋的士大夫发表了很多利用这里的议论，可惜没有实际行动；唯一的例外是岳飞，各方面都很完美，可又被奸臣害死了¹⁰——但归根结底，恐怕还是虽处于同一块土地，地缘形势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缘故。

以秦汉以后的眼光看来，湖北有四个地区特别重要。第一是今天荆州市一带。这里是江汉平原的中心，拥有这里，很容易控扼湖北全境。当时楚国已经很重视荆州，楚文王时代将国都由丹阳迁到了郢，即今湖北江陵县附近，正属于这个范围。

第二是今天的宜昌市一带，即葛洲坝水利枢纽所在地。这里是中国地理第二级阶梯的边缘，镇守住这里，才可从容抵御来自西部的敌人。三国时夷陵之战，陆逊即于此大破刘备，后来西晋灭吴，先取宜昌（当时叫西陵），也是关键一步。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一带也是楚国的祖宗发祥之地（不过考古证据更倾向是河南淅川县），但春秋时代的楚国对这里却并未大力经营。原因很简单，这时西部的社会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更无强大的政治势力，巴、庸等部族弱小得只能做楚国的附庸。所以，这个后世的死生之地，此时对楚国而言，却完全可确保无虞。

第三就是今天湖北的省会武汉一带。武汉是长江中游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平时期自然人物荟萃、财货辐辏，一旦战乱，这里又是中游和下游争锋的焦点。自从东汉末刘表任命黄祖为江夏太守以来，荆楚的政治力量要想控制东南，第一步就是在这一带集中军队和物资；而定都长江下游的东南政权，则视此地为最后的安全屏障。

但楚国对这一带似乎更加漫不经心。因为在当时的荆州和武汉之间，是烟波浩渺的云梦大泽，春秋后期吴国崛起之前，楚国并不用太担心来自东部的威胁（即使是吴国崛起之后，攻破楚国郢都的那次奇袭，也是绕道北方，并非走的这条后世看来最便捷的路线），而那时贫穷落后的长江下游，也不是一个值得去努力征服的地方。

第四是今天的襄阳市一带。襄阳号称“天下之腰膂”，是北方政权征服南方最关键的突破口，而南方政权要想北上争衡，往往也于此发力。春秋初期，襄阳是邓国所在地。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楚国灭邓，似乎并未遭遇太大阻力，之后一路北上，直到南阳盆地的北缘。而后来的诸夏伐楚，大约不过方城（今河南方城县）。所以，襄阳地区对楚国而言，是后方而非前线，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自有它的地位，但意义也不能跟后世相比。

很显然，由于东西部都没有威胁，北方诸夏又忙于内讧，缺乏向南扩张的欲望，春秋尤其是春秋中前期楚国的地缘安全性，远超后世任何一个同样以此地为基业的政权。就春秋的形势而言，楚国要北上扩张，最重要的倒是申、息两地，也即是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和息县。楚国何时灭申，

《左传》甚至没有提及。息国如何被灭，《左传》浓墨重彩，后世更附会出极为动人的爱情故事。但这一略一详，都忽视了这两次征服对天下形势的影响。

鲁桓公二年之前，《左传》不关注楚国，因为当时楚与北方诸夏之间尚有一个安全的缓冲区。缓冲区的西边部分是南阳盆地，申即在盆地的北端。拥有了申地，再出方城进击诸夏，便近在咫尺。隔离区的东边部分，则是由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等山脉组成的鄂东北低山丘陵地带，息突出在山地的北面，已进入豫东平原，再由此北上，紧邻着的便是周武王之弟蔡叔的封国蔡国。所以，将申、息两地纳入版图，就意味着当初的缓冲区都已经变成了楚国领土，诸夏从此必须直面这个地方数千里的庞然大物了。

而《左传》一些追溯性的记录，则提供了更加重要的信息：

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成公七年》）

这句话是说，申、吕这样的地方，对楚国而言意义是缴纳军赋，抵抗北方。若把申吕交给某位大夫作为封邑，那么楚国也就失去了申、吕，晋国、郑国的军队，也就会突破方城，直达汉水了。换言之，这些地方被征服之后，并没有沿袭封建的传统，而是直辖于楚王，在此任职的官员只有管理权而无所有权，这实在已经是县制的雏形了。而哀公十七年的另一条记录说得更加明确：楚文王“实县申、息”。

也就是说，楚国在申、息等地尝试实行了一种更有中央集权意味的全新制度，而其行政效率，绝非之前的卿大夫各立其家的体制可比。从此，申息等县如同一只只铁拳，王命一达，即可雷霆出击。

公元前684年，陈国国君的小女儿出嫁到息国。根据惯例，《左传》使用她夫家的国名和娘家的姓来称呼她，即息妫。但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文人墨客的心中，她无疑以“息夫人”或“桃花夫人”的称呼更为知名。民间传说，她生日是在冬天，但为迎接她的降生，息国境内竟然桃花盛开。

蔡哀侯姬献舞的妻子，是息妫的姐姐。想必，他早就听说自己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姨。所以，在息妫途经蔡国时，他一定要挽留见上一面。大概息妫确实美貌惊人，所以使得蔡哀侯的举止竟有些失控。尽管《左传》仅使用了“弗宾”二字概括当时的情形，但一个姐夫不拿小姨子当外人的故事，后世的八卦家当然要对之大肆想象。

息国国君听说了此事，自然大发雷霆。然而，他的报复方式却显得愚不可及。息侯派人去找楚文王寻求帮助：“你派军队来讨伐我，我向蔡国求救，然后我们一起讨伐它。”蔡哀侯果然上当，他兴兴头头地亲自率兵去救援，却在莘地被楚军以逸待劳，成了楚军的俘虏。明白了前因后果之后，蔡哀侯显然咽不下这口气，他便极力向楚文王称誉息妫的美貌。于是楚王到息国，邀请息侯赴宴而在酒席间加以袭杀，息国灭亡。

以上是《左传》的内容。《史记•楚世家》则对息夫人不置一词，似乎这个人物根本不存在，但《管蔡世家》则讲了和《左传》差不多的故事。看样子，息夫人的故事是诸夏间的一个传说，以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和精度，诸夏谈楚国，带点海客谈瀛洲的味道毫不奇怪。楚国人则不大提起她，原因是这非事实，还是太不体面，则不好判断。

息国灭亡算是重大历史事件，不过多情善感的文人自然还是更关心息夫人的命运。《左传》记载，她被掳到了楚王宫中，生了两个儿子，但从不主动和楚王说话，总是人家问一句，她才答上一句。楚王问她为什么如此。息夫人答道：

“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我一个女人，却侍奉两个丈夫，即使不能去死，又有什么好说呢？

一个仅仅因为长得太美，而被卷入历史旋涡中心的女人，说到做到这一步，也算是很深的苍凉了。然而，后世的道学家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毕竟，她还没有殉节自杀。应对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加以谴责，典型的如杜牧的诗：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金谷坠楼用的是绿珠为石崇跳楼的典故。清朝的赵翼说，这诗“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词语蕴藉，不显露讥刺，尤得风人之旨耳”。把这首诗和这番评论贴到今天的论坛上去，大概痛骂直男癌之声，要不绝于耳吧。

另一个办法，就是再编新故事。《列女传》里说，乘着楚王出游的机会，息夫人找到被派去看大门的息国国君，讲了一番“活着在地上分开，何如死了在地下相聚”的道理，到底让他们双双自杀了。至于楚文王死后，息夫人明明还有戏份¹¹，却也顾不得了。

文人喜欢把自己比作女人，再借着历史上的名女人感怀身世，这个积习自然也导致他们不会放过息夫人。经历了亡国之痛而没有为先朝殉节的文人，纷纷为之作诗，最著名的便是那句“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据说，有曾在明朝做官后来又降清的，读过这句诗，当晚就得心绞痛死了。

清代高士奇编写《左传纪事本末》，理所当然地将《楚伐灭小国》专门集为一篇。他这样概括楚国向北扩张的过程：唐国、邓国逼处方城之南，不免首先承受了楚国的兵锋；它们灭亡之后，遭遇同样命运的是申国和息国；接着是江国和黄国，之后是陈国和蔡国。等到陈国、蔡国也招架不住，中原诸国就无一不处于楚国的阴影之下了。

顾栋高的统计则是：春秋时代，绝大多数小国都被消灭，其中亡于楚国之手的最多，超过灭国数排名二、三、四位的晋、齐、鲁三国的总和。与此同时，戎狄的威胁也在愈演愈烈。多年来，只要戎狄不进入封疆之内，与诸夏就算相安无事。鲁隐公二年（公元前721年），鲁隐公两次与戎人领袖会面，《左传》称，这是为重申先君那里传承下来的友好关系，看来这些年来大家相处得还不错。

鲁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郑国与北戎打了极漂亮的一仗。郑国的公子突是这样分析山戎的特点的：他们行动轻率而无秩序，贪图利益而不团结，胜利了则争功而不相让，失败了则贪生而不相救。那么和他们作战，自然也就不必讲战场上的“礼”，而不妨玩点阴谋。

公子突想了一条诱敌之计，这种计谋在后世非常常见，但当时却是创举。所以突不得不强调，派出完成诱敌任务的人要选择“勇而无刚者”。“勇”才能不惧兵锋冲在前面，这好理解；“无刚”则是说要能不以逃跑为耻。这条也需要特别提出来，说明要当时富于骑士精神的华夏武士诈败，可能并不容易。结果这一战中，事先埋伏好的郑军突出击，将戎人部队拦腰截为两段，诈败的郑军则掉头杀回，于是全歼了中伏的戎人。

八年后，山戎攻齐，郑国出兵救援。这一次，轮到突的哥哥太子忽表现出色。他擒获了山戎的两个元帅，并砍下三百颗披甲人的脑袋。

但是，随着诸夏的内乱越来越严重，局势就开始急转直下。

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春秋》记载道：“十有二月，狄入卫。”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卫懿公喜欢仙鹤，他的鹤甚至有爵禄，有车坐。此事一方面浪费财政支出，更重要的是挫伤了贵族的优越感。而懿公显然忘了，贵族不光有爵禄和乘车的特权，修我矛戈，上阵作战，也是仅有他们才应该尽的义务。

临战前，卫懿公要给国人们分发武器，但大家拒绝接受，并且说：“让鹤去罢！禄位是它的，我怎么能够作战呢？”卫懿公拿他们没有办法。不过，和后世那些只会带着心爱嫔妃跳进胭脂井里的昏君们不同，卫懿公毕竟还有勇气，以贵族的态度去面对死亡。

不管这家伙平时如何混蛋，在这一刻，他甚至令人想起即将走出城门，面对阿喀琉斯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他给了大夫石祁子一块玉玦，又给了另一个大夫宁庄子一支箭矢，表明了誓死的决心。然后，卫懿公来到自己夫人的面前，将一件绣衣交给她，说：“一切听两位大夫的吧。”¹²

懿公率领着他所能调动的最后的力量出发了。实际上，即使此时，他仍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或者，至少不会败得那么惨。只要他能像前面提到的郑国人一样，懂得在战场上使用一点阴谋诡计。但卫懿公遵照贵族的传统，采用了那种非常优雅的体育竞技式的战斗方式。《左传》详细记录了当时谁是他的御者，谁是他的车右，谁冲锋在前，谁坐镇在后。在蛮族面前，这样的战术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卫懿公坚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帜，这导致他始终都是狄人重点攻击的目标。所以，没有悬念，卫军惨败，卫懿公死。

有的书上说狄人吃掉了懿公的尸体，只留下他的肝。一位卫国大夫觉得国君的遗体不能曝于荒野，于是剖腹把懿公的肝放进去，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棺椁，然后死去。卫国沦陷，逃亡的卫人在黄河北岸被狄人追及，再次遭到屠杀。最终，卫这样一个诸夏中的大国，半夜渡河逃出来的，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即使算上后来陆续从卫的附庸共、滕等地赶来的人口，也仅五千人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懿公的妹妹，已经远嫁到许国的许穆夫人，这时不顾夫家的反对，赶回共赴国难。并作了《载驰》一诗：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

驱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

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赶马驱车，回去吊唁卫国国君。驱马奔驰，只觉得前途辽远，真想快快赶回卫国的境内。夫家许国不许我回去探望，大夫们正跋山涉水地追赶我，我的心是如此忧愁。……我奔走于荒野，麦苗正蓬蓬勃勃地生长。希望能去找大国控诉，哪个国家能够依靠？哪个国家可以主持正义？

在这种国破家亡的关头，能有这样一位高贵的妇人走到难民中间，想必颇能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但历史并非总是传奇，她成不了圣女贞德。“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要扭转困顿的时局，终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挺身而出。而这个大国的出现，也将彻底改变春秋时代的面貌。

始霸编

第五章 霸业初起

传统文献尤其是秦汉以后的文献里，讲到古代的大人物，非常注重一种排列组合上的美感。历史从三皇五帝讲起，接下来是三王五霸。这些固定的说法，一般是不动的，但够格的人选或多或少，那倒不妨迁就。

所谓三皇，其实只确定了两个人，即伏羲和神农，至于第三位是燧人、女蜗、祝融、共工还是黄帝，那就众说纷纭了。所谓五帝，据司马迁说是黄帝、颛顼、帝誉、唐尧、虞舜。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一说重孙），帝誉是颛顼的侄子，尧是帝誉的儿子，舜是尧的女婿。但后面都是上一辈给下一辈交班，唯独黄帝到颛顼跳过了一代。于是总有人觉得不合适，要在黄帝和颛顼之间，补个少昊进来。这样五帝就成了六个人，便有人说，黄帝挪去三皇，那边正好缺一个；也有人说，黄帝名字里带着帝，不能走，《尚书》里虞夏并称，虞舜应该去和夏禹待着：还有人说，六个人怎么了，五帝为什么就不能是六个人呢？

三王最明确，这是结合夏商周三代讲的。夏朝的禹，商朝的汤，周朝的文王和武王一三王确实是四个人。五霸最麻烦。实际上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二位没有争议，其余三位，不同的书基本各说各的，但可以分为两大系统。

一种是三代共计五霸：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这种说法有个好处，就是夏商的那三位事迹不清，既然和齐桓晋文并列，就假定他们也是齐桓晋文一类。一种是春秋五霸，候选人就多了：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晋悼公、吴王阖闾、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可以数出一大堆。其实，与其忙着争论谁才够格算五霸之一，不如先梳理一下“霸”的意思。

《说文解字》上说：“月始生，霸然也。”所谓“霸”，本指一种月相，被借来用作霸王的霸，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字形上来推论霸字的内涵。

几十年前，说到“地主恶霸”之类，那是严厉批判的对象。这几年，“霸气侧漏”之类的词流行，则有了揄扬的意味，但这种褒义主要是一种力量崇拜，和道德的关系仍然不太大。

然而所谓“霸”，本指一种月相，后假借为伯，指古代诸侯联盟的盟主。在先秦两汉，“霸”字不但是褒义词，而且明显是道德上的肯定。《左传》里提到五霸（伯）：

四王¹³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成公二年》）

成公二年即公元前589年，这里所说的五伯，绝不可能包含吴王阖闾（？〜前496年）、吴王夫差（约前528年〜前473年）、越王勾践（约前520年〜前465年）这些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四王称王，因为他们树立了德行，满足天下诸侯的共同愿望。五霸称霸，因为他们辛苦自己，安抚诸侯，带领大家按照天子的命令去服役。就是说霸主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牺牲精神；第二，他能为诸侯解决困难；第三，他是天子意志的执行者。

从春秋到战国几百年间，何谓“霸主”，含义发生过不少微妙的变化。但有一个大判断并没有变：“霸”和“王”并不是对立的，都是同一方向，只是“霸”的境界要低一些。如《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告子下》）不少学者单注意第一句，认为孟子是贬低五霸的，其实，孟老师的风格是喜欢发表极端言论再往回找补。看下文，他欣赏自己描述的霸主政策，他们至少比“今之诸侯”“今之大夫”，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又如，《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见秦孝公，第一次讲帝道，秦孝公没兴趣，第二次讲王道，秦孝公凑合着听，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来了兴致；第四次讲“强国之术”，听得秦孝公不住往前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着落了。这是说霸道虽然在实用性上很可观，但比之强国之术还是有差距。反过来，霸道在道德上不很高端，但比强国之术还是更有底线。

班固在《白虎通德论•号篇》里罗列了五霸的多种说法，并解释说：

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之，非明王之法张。

称誉的规格相当高，尤其是提到宋襄公为什么也算五霸之一时，他还特别解释：

宋襄伐齐，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传》曰：“虽文王之战不是过。”知其霸也。

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伐齐平定了齐国的内乱，在战场上尊敬老人，遵守规则。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评价，即使周文王打仗也不过如此，所以五霸里有他的座次。言下之意是，讨论谁是霸主时，如果道德分足够，武功差一点，也是不妨宽容的。

某种意义上，春秋中期的霸主政治是怀旧的产物。东周以来，各诸侯国内篡弑频繁，国际纷争不断，加之戎狄交侵的压力，华夏各国越来越难以忍受。众所周知，人在对现状不满时，就要为过去上色，追忆美好而伟大的传统了。

想当年，周天子具有巨大权威的时代，何至于搞到现在这个局面呢？“列国之中干戈构”，当年可不必为这点小事打仗，有矛盾可以找天子主持公道；“弑君不如宰鸡牛”，当年是断断不敢的，不怕受到天子的惩罚吗？现在戎狄都来打我们，想当年都是天子带着我们去讨伐他们的……过去是不是真的美好并不重要，关键是描绘美好的过去，树立奋斗目标。

大家都希望重建周天子的权威，但现在的天子又实在有点烂泥糊不上墙，只好指望一个能够以天子的名义为大家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霸主，所谓“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霸主推行的其实还是三王的政策，所以“尊王”是霸道的核心价值观。换言之，天下是天子的，但是现在天子不管事，事情归霸主管。

那么，当时有哪个国家的国君有可能成为霸主呢？《史记》写得很清楚：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

当时，天下最强的国家是四个：齐、楚、秦、晋。晋国当时的问题是发生了内乱。晋献公年纪大了，宠爱年轻的老婆骊姬，把太子逼死，另外两个大儿子不得不流亡，献公临终前立了骊姬生的小儿子，结果晋国的大夫们不服，于是晋国就乱了，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动乱模式。

这时秦国的麻烦则是地理位置太偏远，不怎么跟山东河南的诸侯国打交道，而楚国对自己的定位就是野蛮人，大家结盟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就是为了打它。它要当霸主，这是一种非常欠扁的行为。于是霸主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齐国的肩上。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而他之所以能成就霸业，据说最核心的因素是任用管仲。《史记》七十篇列传，管仲的传记是第二篇。由于第一篇《伯夷列传》没什么事实可讲，太史公只是借机抒发了一通人生感慨。所以，管仲称得上王侯以外，有事迹值得专门称述的第一人。

司马迁介绍管仲，只提到了籍贯，而没有说家世。另外，有不少书都讲过管仲青少年时代如何贫贱的小故事，则他出身不大高贵，应该是事实。但要说多寒微，大约也不至于，因为贵族社会里，要打破阶级门第的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走得太极端。他至少也应该具有士的身份，在一般平民眼里，仍可算含着金钥匙出生。

无论如何，并非大贵族子弟，而能成就这么大事业，这在之前的西周时代完全不可想象。但管仲之后，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至于战国，逆袭的人生更是构成了时代最显著的景观。从这个角度说，管仲的命运预示着今后历史发展的方向，他确实是开先河领风骚的人物，管仲之名在他身后也广为传播。

《论语》讲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讨论管仲的为人，师生之间甚至针锋相对。孔子鄙视管仲器量小，不知礼，但却认为他是华夏文明的捍卫者，认为管仲可以称为“仁”。我们知道，“仁”这个字孔夫子爱念叨，却绝对不轻许人。这评价就衬得前面的批评都是小节了。

孟子好像很鄙视管仲，然而画风是这样的：

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这一大堆话，概括大意就是：你看管仲好厉害，但我比管仲更厉害，想要有所成就的君王，还是赶紧来请教我吧。

荀子则说，看个人品德，齐桓公杀兄弟，睡姐妹，骄奢淫逸，背信弃义，就是个人渣，但他为什么能不亡国，反而成霸主呢？因为他有“天下之大节”，而所谓“天下之大节”无他，就是完全信任管仲。

管仲被视为改革者，法家自然推崇他。韩非讲了管仲推行改革尤其是玩弄权术的各种段子，《韩非子》里还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如今是一个全民谈政治的时代，商鞅、管仲的著作家家户户都有。这是把管仲和商鞅并称，也是第一次有人提到了署名管仲的著作。

经过西汉末学者的整理，大概是产生两种《管子》。一种《管子》十八篇，就属于法家类。唐代学者还提到这部书，但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另一种《管子》有八十六篇之多，《汉书•艺文志》归之为道家。今天的学者往往认为这部《管子》是个大杂烩，各家各派的思想都有，后来的齐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都挂在管仲名下。但总的说来，确实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也就是说，儒家、法家、道家这影响最大的三大学术流派，尽管彼此对立，却都把管仲当作正面人物。关注度这么高，以管仲为主人公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多姿多彩了。

最早的文字材料和管仲活动的年代之间，至少相隔两百年。除掉《论语》里的几条零碎材料，《左传》最早，并且，其中引录了许多更早的史料，可信度相对较高。

管仲怎么会去辅佐齐桓公？《左传》里面相关文字并不多，不妨都抄在下面：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当初，齐襄公刚即位就表现出不靠谱的本质。鲍叔牙指出：“国君使用民力过于任性，祸乱很快就会爆发。”于是保着齐襄公的弟弟公子小白跑到莒国。动乱很快真的爆发了，齐襄公被公孙无知等人谋杀。于是，管夷吾、召忽保着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跑到了鲁国。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九年春，雍廪杀无知。

作为一个缺乏合法性的君主，公孙无知很快也被谋杀了。

公及齐大夫盟于蔇，齐无君也。

于是，鲁庄公在蔇和齐国的大夫结盟，因为这时齐国没有君主。可以推断，鲁庄公和齐国大夫们谈的，就是让公子纠回国即位的事。

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

这年夏天，鲁庄公讨伐齐国，实际是武装护送公子纠回国。然而，公子小白抢先从莒国赶回齐国即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公子小白能够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原因也不难推断：一是莒国距离齐国确实比鲁国近一些。齐国首都临淄到莒国，今天的车程是一百七十公里左右，到鲁国的都城曲阜，则要二百五十多公里。并且，齐、鲁之间隔着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今天有公路可能感受不明显，当时要难走得多。

二是齐国大夫们很可能不大希望公子纠即位。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来自鲁国，他和鲁国的关系太密切。齐鲁是邻居，当时齐鲁两国的国力也不是很悬殊（春秋初齐鲁之间的战争，大体说是互有胜负）。让这位公子当上国君，鲁国很可能要企图干涉齐国内政。鲁庄公对公子纠即位的事越热心，齐国大夫对此就会越有顾虑。

公子小白就不一样。他是卫国之女所生。卫国在齐国西边，距离比鲁国远，实力比鲁国弱。小白的母亲在娘家大概也并不怎么受待见，所以当初小白离开齐国，虽然开始可能确实是计划到卫国去的，但西行途中，在谭国（山东省章丘市）遇到一点挫折，他立刻倒折向南，到了莒国。所以，让小白即位，就没有别国干涉的麻烦。

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

鲁国真的跑来干涉，和齐军在乾时大战，被打得大败。于是鲍叔牙兵临城下。公子纠是我的亲人，我不忍心下手，你替我解决了；管仲、召忽，是我的仇人，请把他们交给我，我才解恨。鲁国于是在生窦杀死了公子纠。生窦是地名，大约在今山东荷泽附近。

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乃堂阜而税之。

召忽追随主人而死，管仲被带回齐国，但一到齐国境内就释放了。堂阜也是地名，在齐鲁边界而属于齐国，旧注说是在今临沂市蒙阴县，当地一直有个景点叫夷吾亭，据说就是管仲解缚的地方。

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高傒。齐国有两大家族，高氏和国氏，世世代代做齐国的上卿，高傒就是当时齐国的上卿。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说，管仲治国的才能比高傒都强，可以担当相国大任。齐桓公同意了。《左传》里，管仲辅佐齐桓公之前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和现在流行的故事比，好像少了很多东西。

说好的管鲍之交呢？怎么两个人少年时的交往一点都没有啊？管仲中途截杀公子小白，箭射衣带钩的桥段呢？没有这一段，就显不出后来齐桓公既往不咎的霸主胸怀了啊！齐桓公向鲁国要管仲，鲁国怎么这么爽快地答应？不应该有高明的人士看出齐桓公的用心，企图阻止管仲回国，甚至想置他于死地吗？然后鲍叔牙才好在最后一秒出手营救啊！

齐桓公把相国之位交给管仲，管仲也没说点什么？他不应该先不接受，反而先向齐桓公开出条件，等齐桓公树立要当霸主的雄心才答应出面主持改革吗？这才能体现管仲的宏图远猷、高风亮节啊！然而事实就是，《左传》在这里就是这么简单。上面这些故事，它一个没讲。

当然，《左传》里没有，也不见得就是胡编的。比如管仲和鲍叔牙的交情应该素来不错，上述引文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但也可以感受到。但管仲和鲍叔牙具体怎么交往，不同的书说法大不相同，其中以《史记》的影响最大：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说，当年我和鲍叔牙做生意喜欢多拿多占，他不认为我贪心，因为知道我穷。当年我替鲍叔牙谋划，结果更加失败，他不认为我是笨蛋，因为碰到倒霉催的，谁也没辙。我多次求职，又总被开除，鲍叔牙不认为我人品有问题，因为知道我机会未到。我打仗多次当逃兵，他不认为我是胆小鬼，因为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奉养。公子纠失败了，我不能像召忽那样跟着死，反而宁可被囚禁受辱，鲍叔牙也不认为我无耻，因为他知道我心目中，不但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蓝蓝的一片天。所以，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却是鲍叔牙啊。

总结一下就是，青年管仲的人生态度是我弱我有理，而鲍叔牙是圣母白莲花，所以他们不能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过这番话里说的几件事是否可靠，历来有很多人怀疑。比如，春秋时代商业不算发达，商人更被鄙视，鲍叔牙和管仲大小也是贵族，居然会去合伙做生意，这很难想象。相反如果放到经济高速发展、商人大有作为的战国时代里，倒是合乎情理。所以很自然的推测是：战国时代的人创作了这个故事，尤其他最早是出现在《吕氏春秋》里，联系到吕不韦的商人身份，真是很难使人不“呵呵”的。

其实，写了这么一堆段子，司马迁也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在《管晏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里解释说，反正管仲的著作很容易读到，他的政治思想我就不谈了，我这里主要“论其轶事”，“论”是编纂的意思（如“论语”），其实就是八卦串烧。

司马迁实际上更推崇鲍叔牙，所谓“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显然不是天下人真这么看，而是他自己的判断。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待在汉武帝身边的人，在别人看来有举荐人才的责任，而偏偏司马迁受了宫刑之后，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¹⁴。所以鲍叔牙身上，有司马迁不能实现的理想的投射。但其他作者，对鲍叔牙就未必有这么高的兴趣，毕竟，还是能够建功立业的管仲的粉丝多。

《管子•大匡》是另一篇重要的管仲传记。这篇文章情节复杂，细节丰富，文字通俗，描写时往往不惜笔墨，显然是书写材料廉价易得之后才会有的作品。这么铺张的写法，不但春秋时不会有，整个先秦都很少见。有学者认为它是春秋时的早期文献，恐怕不是，倒极有可能比《史记》更晚。

《大匡》是把管仲当极品男神塑造的。一开始就说，鲍叔牙被国君任命为公子小白的“傅”，很郁闷，于是在家装病，理由是小白很没出息，国君派我去辅佐最没出息的公子，那是瞧我不上，抛弃我了。于是管仲先激励鲍叔牙说：

“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通旷）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你不能这样。为国家效力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空闲。再说，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该工作还是好好工作。

这可真是积极健康的价值观，放进《齐国日报》的社论里也没有问题。管仲又分析说：

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通庸，用）小白。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

小白这个人，不耍小聪明，性子急，但大原则上有判断力。除了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如果齐国不幸发生了动乱，我辅佐的那位公子纠即使能够即位，也不能成就事业。到时候安定国家的不是你鲍叔牙，还能是谁呢？

照这段描写：第一，管仲不但是鲍叔牙的朋友，而且是鲍叔牙的人生导师；第二，管仲在无人看好公子小白时，就发现了他闪亮的人格魅力，于是，后面管仲抛弃公子纠而辅佐小白，背叛的色彩就淡化了，倒更像是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得偿所愿。

《韩非子》里也有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作为看任何事都喜欢阴谋论的人，韩非是这么讲的：

管仲、鲍叔相谓曰：“君乱甚矣，必失国。齐国之诸公子其可辅者，非公子纠则小白也。与子人事一人焉，先达者相收。”管仲乃从公子纠，鲍叔从小白。国人果弑君。小白先入为君，鲁人拘管仲而效之，鲍叔言而相之。

管仲和鲍叔牙在一起分析齐国的形势：如果发生动乱，能即位的，要么是公子纠，要么是公子小白。咱们分头行事，各辅佐一个。将来不管谁成功了，就推荐对方，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你看看，正是两边押宝的策略，让管仲和鲍叔牙后来都成了人生赢家。显然，我们今天没法弄清这些彼此矛盾的故事，到底哪个版本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只是，每一个叙述者都讲述了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故事。

管仲在公子纠手下时，曾一箭射中齐桓公，幸亏刚好射在衣带钩上，齐桓公才大难不死。这故事太像小说，过于巧合，但确实很早就很流行。《左传》里讲述管仲和齐桓公事迹时，没提这事，但一些回顾性的文字里，却也有“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云云。但这一箭是什么情况下射的，不同的书说法却很不一致。

《管子•大匡》里说，齐鲁乾时大战中，鲁国虽然失败，但管仲却立功了，射了这一箭。这是在确实发生的历史事件里添加小细节，属于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比较严谨的历史小说创作法。

《吕氏春秋•贵卒》《史记•齐世家》则都说，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赛跑回国的途中，管仲被派去中途截杀公子小白，小白中箭后咬破舌尖，吐血装死骗过管仲，从而麻痹了公子纠，最终赢得了赛跑胜利。这就增加了细节和事件，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且在冲突中很好地展现了每个人物的性格，堪称制造戏剧冲突的典范，所以这个版本也最流行。

《大匡》还介绍了一种说法。公子纠已经当上了齐国国君，但不得人心，于是鲍叔牙保着小白，从莒国发兵进攻齐国，打跑了公子纠，这个过程里管仲射了那一箭。这段剧情和《左传》的记录有根本冲突，而且也不合情理，莒国弱小，能打败齐国的可能性很小。总之，射钩还是当故事看看好了。

《大匡》另外还有一段比较特别的剧情，就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过程：

公问曰：“社稷可定乎？”

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

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管仲又请，君曰：“不能。”

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

至门，公召管仲。

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新乎。”

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齐桓公的追求，大约不过是当个安乐君主，所以管仲说要他当霸主，他各种推托、嫌累。但管仲的意思很明确，你不当霸主，我就转身立刻走人。逼得齐桓公汗都出来了，答应朝霸主的方向努力，管仲才行了稽首大礼，小步快走到相位上。

这一段，《左传》《国语》《史记》里都没有。就是说，直到司马迁，之前的史家大概都没听说过这个故事，因为太史公喜欢慷慨奇崛的作风是出了名的，对这样的事迹，作为史家的司马迁固然可能会怀疑其真实性，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却怕是很难忍心割舍不用。

这段里有管仲的自辩。无论如何，按照那时的一般道德观，管仲没有追随公子纠而死，是很大一个污点。所以需要孔子出来为管仲辩护：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信用）也，自经（勒死）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于诸侯，一举匡正了天下，老百姓至今还受着他的恩惠。假如没有管仲的话，我们都要披头散发，穿野蛮人的服装。如果他也像平庸之辈一样，拘泥于一些小的忠信，找根绳把自己勒死，然后尸体丢小水沟里，谁还知道他啊？

这是从结果上讲，管仲不死是对的，但好的结果也可能出自坏的动机，《大匡》这段话则强调了管仲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齐国的霸业才决定不死的。所以如果齐国不称霸，管仲不死也要归隐，“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这样的台词真是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这段对话，还真真灌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两千年来的一个梦。古代读书人想当官吗？想，太想了。当官是为了功名利禄吗？至少他会告诉自己，并不是，是有伟大的理想需要靠我从政来实现。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里所体现的君臣关系。和那些草莽英雄相比，知识分子的野心比较有限，不指望自己成为领导人，只是渴望作为最重要的辅佐，得到领导人充分的信任和尊重。

读书人喜欢把自己比作女人，比如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又比如“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名言。按照传统的女性心理，哪怕面对自己的男神，心里千情万愿，最好也要等人家来追，然后才从的。《左传》《史记》都说是管仲直接接受了齐桓公的任命，显得太随便太不体面。这里管仲先跑到门边，齐桓公流着汗把他追回去，面子（或曰尊严）就有了。孟子说，管仲是“不召之臣”，所谓“不召”，就是图个被追的快乐。

后世管仲的粉丝极多，往往都有类似的矜持。比如喜欢自比管仲的诸葛亮身上，就挂着被三顾茅庐的故事。事实上，除了腹黑的韩非子，多数古书都把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当作君臣相得、鱼水和谐的典型。所谓：

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荀子•仲尼》）

因为害怕宗室贵族嫉妒管仲，齐桓公就尊管仲为“仲父”，这样便可堵住贵族的嘴。担忧朝廷上的大臣厌恶、攻击管仲，就给了管仲像高氏、国氏一样世卿的地位，让其他人都服帖。担忧有钱人看不上管仲的穷出身，就给了管仲三百社的土地，让其他土豪都自惭形秽。至于管仲究竟怎么治理国家，齐桓公并不过问，因为他坚定相信“管仲之能足以托国”。

这也是女人／文人的理想境界：你既然追到了我，就要全心全意对我好，而且绝对绝对不可以怀疑我。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津津乐道反而有点遮蔽了一个更实在的问题：齐桓公的霸业，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鲁庄公九年（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管仲拜相。下面把之后几年《春秋》和《左传》里和齐国有关的内容都抄出来。

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

《春秋》：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左传》：春，齐师伐我……战于长勺……齐师败绩。……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

这一年，齐桓公伐鲁，打了著名的长勺之战，被揍回家了。同年，又联合宋国再次伐鲁，鲁军突击宋国，大胜。齐军看势头不好，也灰溜溜回去了。总之，鲁军在齐国面前如此威猛，未之有也。作为小小的补偿，则是齐桓公灭了弱小的谭国（《史记》作郯国，是同一国名的不同写法，在今济南市东）。

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

《春秋》：冬，王姬归于齐。

《左传》：冬，齐侯来逆共姬。

王姬和共姬，是指同一个人。姓姬，是周王的女儿，所以叫王姬；共是她的谥号，所以也叫共姬。天子嫁女儿，自己不出面，找一位同姓的国君（尊称为公）来主婚。据说，这就是天子之女叫“公主”的来历。鲁国是周公之后，在同姓国中地位特殊，替天子主婚是常有的事。齐鲁两国这时已无外交关系，齐桓公在这时迎娶共姬，固然是为尊奉周天子做准备，恐怕也有争取和鲁国缓和复合的用意。

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

《春秋》：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夏六月，齐人灭遂。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左传》：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成之。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宋人背北杏之会。

结合经传，可以发现这一年春天，齐国号召一帮国家在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但遂国没去，鲁国也没去。然后齐国就把遂国给灭了，于是鲁国结束了多年来不搭理齐国的局面，和齐国在柯地结盟。

据《史记》和其他一些古书，齐鲁的这次破冰之旅很惊险。司马迁声称，遂并非一个国家，而是鲁国的一个邑。齐国先进攻鲁国，打败了鲁军，逼鲁庄公献出了遂邑，然后才有了柯地结盟。

鲁国的勇士曹沫（有的书说是鲁庄公本人），暗藏利器，在盟会的高台上劫持了齐桓公，逼他归还了掠夺鲁国的土地。齐桓公从高台上下来，想反悔，但管仲说：“夫劫许之而倍（通背）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被劫持就答应，安全了就反悔，还要杀劫持者，出一口气而已，却失信于诸侯，从此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这是不行的。

于是齐桓公还是按照劫持下的盟约履行义务。这件事反而大大提升了齐国的声望。这段情节有很多学者反对，尤其曹刿的粉丝。先秦文字里，刿与沫可通，所以《史记》里的曹沫就是《左传》里的曹刿。他们觉得会讲大道理的曹刿是高贵的，而动武行刺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很下作，所以高贵的曹刿一定不会出此下策。

曹沫劫持这件事真不真，不好说，但这个反驳不算很有力，是按照后世文弱的儒家观点，来衡量慷慨尚武的春秋人物。《左传》关于柯之盟的记录太简单，按照非礼不书的原则，认为鲁国干了点不太体面的事也说得通。和鲁国结盟也有个副作用。当时宋鲁两国是对头，鲁国一加入，宋国就退盟了。

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

《春秋》：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夏，单伯会伐宋。……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左传》：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冬，会于鄄，宋服故也。

通过一系列军事和外交动作，齐国把宋国拉回了同盟。

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

《春秋》：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齐。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郑人侵宋。

《左传》：春；复会焉，齐始霸也。

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齐国开始称霸了。连续多年干巴巴的记录后面，《左传》突然写了这么一句，让人十分意外。前面这几年也就是齐国带着一帮国家结盟，《左传》也没说盟约具体内容，看起来和更早之前的盟会也没有什么区别。这时一下子搞出这么大新闻，凭什么？

从情理上讲，齐国要成为霸主，应先增强国力，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左传》对此确实只字未提。也好理解，它是站在鲁国的立场上叙事的，本来就看齐国很不爽，齐桓公上位，这事又完全违背鲁国的意愿——我拿你没辙，我不提你还不行吗？

《左传》之外，关于管仲辅佐齐桓公变法的记录，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史记》中的《齐世家》和《管晏列传》都有概括性介绍；《国语•齐语》对齐国的其他历史全部省略，焦点全在齐桓公和管仲身上；另外当然还有八十六篇《管子》，这还是西汉末学者删汰的结果，原来据说有五百多篇。

材料很多，但可靠性存疑，而且很多记述明显彼此矛盾，有可能同假，不可能同真。张荫麟先生概括说：“管仲竟成了政治改革的传说的箭垛，许多政治的理论，和一切富国强兵的善策、奇策、谬策，都堆在他名下。”大体说，齐桓公时代的政策，两个似乎相反的倾向同时存在，可能也同等重要。

一方面，齐桓公非常注重处理好与传统贵族的关系。我们知道，推测史料真伪时，有一个“相异性”原则，就是一段材料所包含的信息，如果与材料提供者的立场或利益不符，那么这段材料属实的可能性反而比较大。

比如，“国军抗日腐败无能”这个判断出自蒋公日记，说服力就比其他某些材料要强很多。

由于战国以后的观念越来越强调君权至上，以及士人好厉害，所以说卿大夫阶级好话的材料许多可能比较早。齐国有贵族高氏和国氏，这两大家族都在春秋后期的权力斗争中一败涂地，所以如果是战国才出现的说法，完全犯不着拍他们的马屁。因此强调高、国重要性的文字，更有可能来自早期记录。

《史记》说，齐桓公自小就和大夫高傒很好，能够抢先回国，也是因为“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齐桓公即位后，鲍叔牙对他是这么说的：“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国君您要是就想治理好齐国，靠高傒和我鲍叔牙就够了，要想成为诸侯的霸主，则没有管仲办不到。这条也可以和《左传》里的“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相印证。

这些记录都指向这么一个结论：齐桓公在高傒等世卿的支持下即位，即位后似乎原计划任用高傒为相。所以鲍叔牙的建议，就不仅是让管仲取代自己的问题，也是要高傒不能上位。众所周知，君主和拥立自己的贵族或权臣如何相处，是超级敏感的问题。君主弱势，则大权旁落成为傀儡；君主强势，则这位大臣动辄得咎，恐怕很难自全。这一点，我们参照汉文帝和周勃等人、汉宣帝与霍光的关系，自可明白。

阴谋论地说，齐桓公排挤了高傒，然后作为对贵族势力的补偿，牺牲了自己的老班底鲍叔牙，大家一起靠边。任用来自敌对阵营的管仲为相，别人无法作任人唯亲之类的指责，是很高明的一招棋。而鲍叔牙甘愿承受，甚至主动提出这种牺牲，论政治智慧和操守，确实是了不起的人物。但齐桓公虽然避免让高傒居于行政中枢的地位，却始终给予充分尊重和巨大实权。

《左传》写道，鲁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也就是管仲拜相三十多年之后，管仲去朝见天子，周天子待以上卿之礼。管仲推辞说：

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臣子的臣子）敢辞。

西周制度，齐国这样的侯国，有三位上卿，国君自己任命一位，天子任命另外两位，即所谓“天子之二守”。我只是一个卑贱的职能部门的官员。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高、国两位上卿，按照制度，他们会在春秋两季来朝觐天子。我如果受了上卿之礼，天子将来该怎么对待他们呢？管仲一再推辞，天子一再坚持，最后管仲受了下卿之礼。换言之，直到这时，在公开场合尤其是重要典礼上，管仲的地位仍然低于高、国。而且高、国的待遇，绝不仅是场面上的虚荣。《国语•齐语》又说：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管仲把齐国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除了“工商之乡六”似乎为天子所专属外，十五个“士乡”是国君和国氏、高氏均分的。国家的其余各部门和疆域，也都是分为三部分，似乎也是由国君和高、国均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士乡”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国家提供兵源：

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

齐国全国军队三万人，国子和高子各掌控一万军队，两家都与国君势均力敌。这与《公羊传》中的“高子将南阳之甲”也可印证。以后世的标准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导致动乱的权力布局。然而终齐桓公之世，没有任何史料提及其间齐国内部有什么重大冲突。这大概足以说明，当时的齐国君臣都称得上眼界高远、胸襟开阔。这是春秋贵族政治最辉煌的篇章。

不过后来历史的话语权，落在了逆袭和渴望逆袭的士人手上。他们的偶像，自然只是管仲。所以越到后来，高、国的作用就越被淡化（如韩非甩开早期材料，直接宣称管仲“立高、国之上”），甚至齐桓公本人的作用也仅限于能听管仲的话。

拿《左传》和《史记》比较，可以发现有趣的现象：很多事，《左传》写齐桓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而《史记》则写齐桓公即将做一个错误的选择，这时管仲出来议论一番，然后齐桓公才做出正确决定。于是齐桓霸业，竟像是管仲的独角戏了。

另一方面，齐桓公也开始了国家集权化的努力。充分发挥高氏、国氏这样的老牌贵族的作用，重新激发旧体制的活力，这是管仲和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之类有本质不同的地方。齐桓公要的是团结贵族一致对外，而秦孝公却是打击贵族唯我独尊。但齐国强大起来当然不可能只靠贵族，可以推断，许多后世成为政治主流的制度和策略，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有了萌芽和发展。

最突出的如齐桓公和管仲制定了许多政策，加强国君对人口的直接控制。换句话说，许多那时帮助齐国取得成功的策略，今天听起来恐怕并不舒服。《国语•齐语》说，人民分为士、工、商、农，这四种职业一定要分开居住互不交流，这样，士人的孩子永远都是士人，工匠的孩子永远都是工匠，商人的孩子永远都是商人，农民的孩子永远都是农民，于是各行各业就都能健康发展了，这就叫“成民之事”。

为达到这个目的，则要让民众有固定的居所。据说，在都邑（国）之中，是：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

即：轨（五家）、里（五十家）、连（两百家）、乡（两千家）。五乡之上，便是国君和高氏、国氏了。

在郊野（鄙）则是：

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

邑（三十家）、卒（三百家）、乡（三千家）、县（九千家）、属（九万家）。这是所谓“定民之居”。所有被纳入该系统的人口，都要按照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和规则行事，不然，男人将被孤立，女人将为剩女（“罢士无伍，罢女无家”）。

《齐语》借管仲之口分析说：直接大规模扩军，别的国家就会警惕，然后引发军备竞赛。而成民之事、定民之居的好处，则是可以寓兵于民，“作内政而寄军令焉”，不声不响就把军事力量发展起来。

这张蓝图很美，但如此整齐划一的户口编制如空中楼阁，想在实际运作中落地，基本上不可能。而且《管子》的《立政》《乘马》（乘是计算，马通码，乘马即运筹规划）《度地》《小匡》等篇也都谈到了齐国的行政规划，说法却各不相同¹⁵。所以，不管哪种说法，大概都只是纸面功夫罢了，但这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社会走向编户齐民的趋势，而源头基本可以追溯到齐桓公、管仲。

和人口控制相对应的制度建设，是官僚系统的发育成长，因为贵族会天然抵制国君直接控制人口，故没有官僚则不能实现这个目的。上面提到的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或者司、卒帅、乡帅、县帅、大夫，都可说是相当完备的科层系统。此外，《国语》和《管子》里也还都谈到应该怎样选拔官员，安排工作，以及怎样考核。当然，这些也都是理想化的图景，齐桓公的时代，官僚制度究竟发展到哪一步，仍然难以断定。

《史记》对管仲的政治思路，有一段综论：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这里面最有趣的，是“论卑而易行”五个字。也就是不做高远的政治规划，根据具体形势，摸着石头过河。齐桓公和管仲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颁行的政策与法令，是来自古老传统还是改革创新，不过“与俗同好恶”，以求最大化地激发齐国社会的活力罢了¹⁶。

第六章 尊王攘夷

齐桓公即位之初，秦、晋、楚这三个齐国未来的竞争对手都还显得非常遥远，他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和太行山以东各国的关系问题，即鲁、宋、郑、卫等“诸夏”。和团结而不是消灭国内贵族一样，霸主行的是“三王之道”，不是要欺负甚至吞并弱小，而是要做好大家的领导者和保护人。

当时的形势对齐国非常有利。齐桓公推进霸业的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强人相继去世，即使没有陷入内乱需要齐国救援，也失去了和齐国争竞的能力。

首先看宋国。齐桓公四年（公元前682年），宋国发生了南宫长万事件，国君被弑，多年来实际主政者华父督也被杀。齐宋两国关系向来不错，而这次内乱则强化了宋对齐的依附。次年，齐桓公生平第一次会盟诸侯，平定了宋乱，但宋国的局势显然并未稳定，齐的权威也未确立。年底，宋国脱离了齐国的同盟。第二年，齐桓公以天子的名义伐宋。

之后，宋国国君宋桓公显然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追随齐国，是稳固自己地位的最好选择。以后齐桓公主持的历次会盟，宋国都是积极参与者，尤其是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的梁丘之会，宋桓公特意要求先与齐桓公单独会面，更显得关系非同一般。

比照一下宋桓公之前的宋国国君：宋荡公在位十年，被杀；宋庄公在位十九年，善终，但始终活在权臣的阴影之了；宋闵公在位十年，被杀；之后公子游在位大概只有一两个月，被杀。而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善终。这不能不说和齐桓公的庇护有关。

之前宋国和郑国常有冲突，而且大多失败。但宋桓公在位时，郑国一旦侵宋，就将面对齐桓公率领的诸侯联军。和齐结盟，使宋国置身于强大的安保体系之内。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葵丘大会，宋桓公刚好在这一年去世，他的儿子宋襄公没有按礼法留在国内守丧，而是以孝子的身份赴会，这也可以看出宋对与齐国关系的格外重视。

再看郑国。齐桓公十三年（公元前673年），郑厉公去世。郑厉公即公子突，是郑庄公的儿子。郑庄公号称春秋初的“小霸”，在位时郑国极其活跃。庄公死，诸子争位，郑国中衰。厉公在庄公诸子中，显然最有政治才能，军事指挥上更有杰出表现。他夺回君位之后，郑国有了复振之势。春秋史权威童书业先生说，如果厉公不死，“很可能联合西方诸侯（如晋、秦、虢等国）奉了王室另外结成一个团体，以与齐国对抗，如果这样一来，春秋中世史就会变换个样子，齐国的霸业或者就此终结也未可知。”

童书业先生是超级大郑粉，他的说法颇为夸张，以郑国身居夹缝的地理位置，早晚将沦为大国博弈的战场，这个命运并非一两个枭雄就能改变。但以郑厉公的阴鹫性格和老辣手腕，则可料想会给齐桓公的霸业制造更多麻烦。

接着看鲁国。齐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去世。因为没能为在齐国被害的父亲鲁桓公报仇，《春秋》经传对鲁庄公评价都不很高，但实际上他颇有政治才能。庄公即位时年仅十二岁，要他为父亲向强齐兴师复仇，显然是强人所难。但是，其后庄公一直积蓄实力，和曹刿谈话时，“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三点自陈，可以看出他的为君之道。抓住宋国的南宫长万，关了一阵之后就把人变成自己的脑残粉，虽说可能是斯德哥尔摩效应，也可见其个人魅力之大。

齐襄公被谋杀后，鲁庄公使公子纠成为齐国国君的图谋虽然失败，但之后两次挫败齐桓公的进攻。再后来，鲁国虽然被迫加入了齐国的同盟，但积极性始终不高，历次盟会多不参与，齐也无如之何。这固然是齐桓公性格比较宽厚，也是鲁国的实力足以自立。但鲁庄公一死，鲁国立刻陷入动乱。《春秋》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记录：“冬，齐高子（即高傒）来盟。”对这处经文，不喜欢齐国的《左传》咬紧牙关不予解释，《国语》和《公羊传》则都强调了此时齐国对鲁国的重要意义：

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国语•齐语》）

冬，齐高子来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尔？正我也。其正我奈何？庄公死，子般弑，闵公弑，比三君死，旷年无君，设以齐取鲁，曾不兴师，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鲁人至今以为美谈。曰：“犹望高子也。”（《公羊传•闵公二年》）

齐国的高傒分明扮演着鲁国人民的大救星的角色，鲁国再也无法保持庄公时代的高冷姿态了。

最后看卫国。卫国本来就较为弱小，齐桓公的母亲来自卫国，彼此关系也较为亲近。齐桓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60年），卫国遭到狄国的入侵：

（卫侯）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这是那个时代最恐怖的民族屠杀。没有齐国的援手，卫国只能就此灭亡。在救卫前一年，齐桓公还出兵拯救了同样遭遇戎狄蹂踽的邢国。出兵之前，《左传》记录了管仲对齐桓公一段至关重要的进言：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戎狄就好像是豺狼，贪欲永无满足。诸夏都是关系密切的亲人，绝不可以抛弃。安乐的日子，如饮毒酒，绝不可以贪恋。所以，齐国为支援诸夏，扫荡戎狄，将不辞辛劳。

来自外部的危机，常常会强化内部的共同体意识。正如波斯的入侵，使得原本吵吵闹闹的希腊各城邦团结起来对抗外敌；戎狄交侵的局面，也使诸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认同彼此，并且最终复数的“诸夏”变成了单数的“华夏”。

当时，诸夏最大的威胁是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戎狄。相比而言，戎狄实力弱一些，而他们已经深入华夏腹地，破坏更直接巨大，所以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齐桓公联盟各国，经过一系列战争，基本把戎狄势力驱逐到黄河以北。

同时，还要展开对遭到戎狄严重破坏的国家的救援重建工作。卫国在戎狄的攻击下国土沦丧，齐桓公就派出军队，把卫国的难民保护起来，还提供救援物资（和通常的简约风格不同，《左传》在这里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物资清单）。更早遭受侵害的邢国当然也有此待遇。据说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国人民和邢国人民都很幸福，所谓“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邢国原来国土沦丧，只好举国搬迁，可是这就像回家一样。而卫国人则在重新建国后生活幸福，亡国之痛已被抛诸脑后。

这当然是对齐桓公的歌功颂德，不无夸张之处，但无论如何，北方的局势大体稳定下来。相比见利则进不利则退的戎狄，楚国作为一个根基稳固得多的政治实体，有明确而坚定的扩张战略。尤其是南征楚国，将面对巨大的后勤难题。齐桓公的态度不得不谨慎很多，大军向南开拔之时，已是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这时距离齐桓公登基，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然而，史籍对这次远征前因后果的记述，却颇多引人生疑之处。

第一个问题，为何发动战争？

《左传》讲述了齐桓公伐楚的起因：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蔡姬）荡公。公惧，变色，禁之。（蔡姬）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

齐桓公比较好色，老婆比较多。正式的夫人三位，不是夫人而享受夫人待遇的还有六位，于是产生了“如夫人”一词。这倒也算是惠及后世：称呼人家的小老婆，从此有了一个敬语。三位夫人中有一位是蔡国国君的妹妹，即引文中的蔡姬。她来自蔡国，娘家姓姬，所以叫蔡姬。

齐桓公和蔡姬在苑囿中乘船，蔡姬比较调皮，把船折腾得晃荡起来。齐桓公一代霸主，可是怕水，被吓得脸色惨白，于是蔡姬更加来劲，不理会齐桓公的喝止，把船晃得更加厉害。上岸之后，齐桓公霸主的威风回来了，把蔡姬赶回蔡国，但是，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也就是留着将来和好的余地。

蔡国国君没理会这层深意，反应相当激烈，把蔡姬另嫁他人。于是齐桓公更加愤怒，发兵攻蔡，《春秋》详细列出了当时追随齐桓公的国家：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

第二年开春，齐桓公就纠集了八国联军去攻打蔡国。蔡国民众抛弃了自己君主而逃亡，这就是所谓“溃”（下逃上曰溃），于是齐桓公转而进攻楚国。去打楚国这个蛮夷，当然大快人心。齐桓公打蔡国，《春秋》称之为“侵蔡”；去打楚国，却叫“伐楚”。从侵略到讨伐，表明战争的性质，已经由非正义向正义转变了。

对这两个步骤之间的关系，《左传》未做说明，《史记》则照例解释说，这是管仲的建议，“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为媳妇改嫁而打人的没出息男人，是齐桓公，把这件事变成捍卫王室讨伐蛮夷的正义行动的智者，是管仲。这是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政治谋略的具体体现。

齐桓公伐楚，是春秋时代诸夏第一次大规模南征。照上面记录，战争的真实原因竟不过是因为一个女人。架是为女人打的，这种故事全世界的围观群众都喜闻乐见。

对于普通男性观众而言，美女是稀缺资源，觉得为美女打架很自然也很值得；对许多女观众而言，直接就代入了女主，而男人为自己打架，仿佛是自己价值的证明。但问题在于，对于主导历史大事进程的精英男性来说，女人哪怕是极品大美女，往往也没那么重要。

这就导致同一场战争，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完全不同的叙述。人类历史上，为女人而发生的战争，最著名的恐怕就是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古老的史诗声称，特洛伊王子拐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希腊人是要夺回海伦；而不必是现代学者，古典时代¹⁷的很多作家，就已经指出特洛伊位于交通要道，拥有巨大的财富，所以为希腊人所觊觎。

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因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何以爆发？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雅典的贵族和将军修昔底德写道：

至于他们打破和约的原因，我将先记叙他们相互抱怨的事由及其利益相冲突的具体事例。这是为了使所有人清楚地知晓何以导致这场降临于希腊人身上的战争。但是在我看来，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记叙所掩盖。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力量的增强以及斯巴达人的担忧。¹⁸

这种分析高屋建瓴，直到今天还深深影响着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思维（比如用这个模式来解释中美关系）。但在当时的雅典，另外一些观点也许更加流行，比如深受雅典公民喜爱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阿卡奈人》中写道：一个叫墨伽拉的城邦，得罪了雅典首席将军伯里克利的情妇，于是伯里克利为情妇出气，对墨伽拉实行了经济封锁，这导致斯巴达出头为墨伽拉主持公道，然后希腊两强就爆发战争了。

这部戏赢得了当年酒神祭喜剧比赛的头奖——这个奖在当时雅典的影响，比今天奥斯卡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女人引发战争加上对高层人物的恶意想象，果然是最受欢迎的故事。认真说来，《左传》其实同时完成了修昔底德和阿里斯托芬的工作。上述显性叙事类似阿里斯托芬，但此外，若把《左传》历年记录的若干片段串联起来，事实上它也非常清楚地交代了齐桓公南征的深层原因和战略布局。

齐桓公南征，是诸夏对西周以来楚国扩张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这场征伐很早就注定不可避免。

《左传》记述，早在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

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遇于梁丘。

齐桓公因为楚国伐郑，所以邀请诸侯盟会。也就是说，早在真正伐楚的六年之前，齐桓公已经在着手组织反楚同盟了。

鲁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

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盟于荦，谋救郑也。

齐桓公再次组织反楚同盟，起因又是楚国伐郑。楚军出方城北上，则郑国首先受到威胁，所以郑国注定成为诸夏与楚国争端的焦点。

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

秋，盟于贯，服江、黄也。

齐桓公主持贯地之盟，使江国和黄国服从了自己。

江国的位置或说在河南正阳县西南，或说在河南息县东南，黄国则在河南潢川西北。总之，这两国都与楚国紧邻。齐桓公拉江、黄入盟，显然是为了建设针对楚国的封锁线。

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

秋，会于阳谷，谋伐楚也。

齐侯为阳谷之会，来寻盟。冬，公子友如齐涖盟。

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这也就是“蔡姬荡舟”的这一年。包括江、黄等国参与的阳谷会盟，显然已经在谋划攻楚的具体事宜。楚国对齐国的动作显然也相当警惕，立刻以伐郑作为回应。这时，之前几年齐国对郑国的付出取得回报，郑国顶住攻势，拒绝与楚国和谈。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荡舟事件之前。也就是说，认为齐桓公伐楚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临时起意，那未免太天真了。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春秋》载：

春王正月……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蔡国在今天的河南上蔡，但准备伐楚时，八国联军则驻扎于陉，据西晋杜预注，陉在河南郾城区南，反而在蔡国的北面。所以颇有学者怀疑杜注有误，或者相信杜注，因此推论齐桓公伐楚并非真心，其实打了蔡国出了气以后，已经暗暗准备撤军了。

这都是看地图而不看地形图之过。杜预除了是有“左传癖”的学者之外，也是西晋名将，灭掉孙吴的统帅，自然熟悉南征的军事地理，他弄错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很小。齐桓公伐楚已经策划多年，也不可能就这样半途而废。

若从蔡国继续南进，不久即将进入鄂东北山地，遭遇横亘的桐柏山和大别山，联军的战车很难通行。而稍稍北上驻扎于陉，则正对楚国的方城，一旦能够完成突破，大可就此控制富庶的南阳盆地。而之所以要先攻打蔡国，是因为蔡虽然也是诸夏之一的姬姓国，却早已是楚的仆从国。后人评价是“从楚最久，事楚最坚”。

鲁庄公十三年的北杏之会，蔡国是参与的，但就在下一年，楚国攻蔡，抓住了蔡哀侯姬献舞（参看第四章息夫人内容）。当时，齐桓公忙于处理宋、鲁这两个最重要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对蔡国只好置之不问。从此，蔡国等于成了楚国北方的门卫。注意，门卫不是守门员，不是正当大门站着的，而是站在门边上的。

所以，不先解决蔡国，联军的左侧翼就暴露在威胁之下，甚至深入楚境后，有可能被蔡截断归路。但齐、蔡本来互通婚姻，如果保持这种友好关系，则实在不便攻蔡，所以“蔡姬荡舟”这件事即使是真的，很可能也是齐桓公刻意寻找的一个翻脸借口。

第二个问题，南征的结果如何？

齐桓公率领联军击溃蔡国之后，楚成王（《左传》当然坚持使用西周封建体系下楚的爵位，称为楚子）派使者来与齐桓公谈判。双方的谈判记录，《左传》（《楚子使屈完如师》）写得实在太精彩，所以各种古文选都是必选的。

下面我们也先把这段当文学名篇来读，暂不考虑叙事的可靠性。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海的意思，是“荒晦绝远之地”，近于今天说的大地边缘。风是牛马发情的意思，“风马牛不相及”，就是牛马发情跑得够快够远，可是齐国的牛马，也不会到楚国来找配偶。这番话，是强调齐楚之间距离绝远，并无利害冲突，所以对齐桓公的到来，表示惊诧莫名。说齐楚的牛马发情都跑不到一块儿来，则是暗讽齐桓公此来是为了蔡姬，比牛马还要禽兽。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通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召康公就是西周开国时的召公，和周公旦齐名。召公的授权，也就等于是西周朝廷的授权。管仲的这段回应，是强调齐国的疆域广大，尤其是“南至于穆陵”一句，这个穆陵应该不是山东穆陵，而是今河南南部的穆陵关，距离楚境已经不远。这是反驳对方说的“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我们是邻居啊，你连这都不知道，是你地理不好。而齐国得到授权可以征伐的地域，那是更加广大，楚国本来就在齐国可以讨伐的对象之列。这是破“不虞君之涉吾地”之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来打你，是你历史不好。

管仲又说：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这里数了楚国的两项大罪。管仲是代表齐桓公说话，所以自称寡人。楚地特产一种香草，叫菁茅，捆好的菁茅就叫包茅。包茅用于天子祭祀时过滤酒，把酒浇在包茅上慢慢流下去，就象征神明喝了酒，这个过程叫“缩酒”。楚国没有按时献纳贡品，导致天子的祭祀物品不全，这是第一条罪。

周昭王南征，死在你楚国境内没能回去，这是楚的第二条罪。两条罪都是代表周天子问的，高举尊王大纛，显得义正辞严。这当然也是警告楚使，你扯牛马发情之类的鄙俗比喻，实在是品味不高。

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楚国使者回应说：“贡品没有及时缴纳，是我们国君的罪过，以后一定按时供给。至于周昭王没有回去，你到水边去问吧。”两条罪名，承认轻的，回避重的。

“贡之不入”这件事，自从王室衰微以来，不仅是楚国，而是大家共同的错误。包括齐国以及齐桓公身边的各位国君，改正这个错误也才是最近的事。所以这个问题，齐国不便深责。周昭王之死，这账若算在楚国头上，问题就严重了。好在这是笔陈年烂账，可以推诿。

楚国使者让齐桓公去水边问昭王为什么死的，有两种解释：一是周昭王是死在汉水流域，而西周时楚国的势力范围还不到汉水，所以昭王之死，和我无关。二是传说周昭王过汉水时，造船的工匠厌恶他，船上没钉钉子，是用胶粘起来的。结果船到江心，风浪一打就散架，昭王就淹死了。你命不好坐了泰坦尼克号，这事总不好赖我。楚使的回答很巧妙，但齐国的目的，大概也已经达到了。

因为管仲问罪，本身就问得很狡猾。

第一，楚这些年北侵不断灭国无数，这个罪行可比管仲问的那两条明显而严重得多，然而管仲不问。因为这事一问，没有回旋余地，楚国不可能把已经到手的土地再吐出来，那就只有立刻兵戎相见，而且不把楚国彻底打服，这次南征就不能算达到了目的。

第二，周昭王之死，这条罪名听起来恐怖，但楚使会拿话搪塞，大概本来也在管仲的意料之中。周昭王是西周的第四任天子，他死在汉水，距离齐桓公这次南征，已经隔了三百多年。这要能成为征伐理由，那将来某大国若是对美宣战，理由还可以是为印第安人复仇呢。

第三，楚使避重就轻，而管仲要的就是你承认这项轻罪。如果直接问轻罪，怕你连轻罪也不认，拿个重罪比衬一下，是让楚使以为承认轻罪问题不大。反正无论如何，我提的罪名你承认了一条，就表示我南征已经有了成果，将来收兵回国，就不算无功而返。

师进，次于陉。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

联军进发，驻扎于陉。虽然是北上，但更逼近了方城要塞，所以叫“师进”。楚成王把对抗联军的重任交给屈完——屈姓是楚王的同族，“如师”即正面阻挡敌师。《史记•楚世家》说：“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意思表述得更清楚。联军于是退到召陵，召陵也在今郾城，和陉之间并没有多远的距离。汉代学者解释说，这叫“退舍以礼”，看见敌人来了，先退让三十里（三十里为一舍），不是畏惧，而是礼法。

当然，有了第一次接触的基础，齐楚其实已经定了以和谈为主的基调。

齐侯陈（通阵）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桓公为屈完准备了一次阅兵式，和屈完乘同一辆车观看联军的军容。

齐侯曰：“（诸侯）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楚）与不谷同好，何如？”

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齐桓公的话都省略了主语，因为在当时语境下，不说大家也清楚是指谁。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补上意思才比较显豁。“不谷”是齐桓公的自称，这是个大公案，后面要专门分析。

齐桓公说：“诸侯们难道是为我而来吗？他们不过是继承我们先君的友好关系罢了。”这是向屈完强调，诸夏是一个齐心协力的整体，楚国侵犯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对所有诸侯的冒犯。“与不谷同好，何如”则是向楚国发出邀请，你也加入我们的同盟，我们做朋友吧。这里屈完的回答也很谦恭，把齐国的邀请称为“为楚国祈求福祉”（徼福于敝邑之社稷），把楚国加入同盟称为“您降低身份接纳我们”（辱收寡君），并说这也正是楚国的心愿。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齐桓公的这句话不必翻译了，霸气侧漏，现在还常被引用。屈完针锋相对，先鼓吹了一番以德服人的高调，又说楚国把方城山当作城墙，把汉水当作护城河，对方军队虽然众多，也没有施展空间，这是把楚国的防御优势渲染一番。

屈完及诸侯盟。

于是屈完就和诸侯缔结了盟约。然后，齐桓公和诸侯联军就回家吃饭了。伐楚结束。

这就完了？铺垫了半天居然最后也没开打？嗯，确实没打。就算没打，盟约的内容也该透露一下，但《左传》确实没写。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只能根据后事逆推，推测盟约的内容。但后事本身也很复杂，所以对齐桓公这次南征的成果，看法分歧也很大。“齐黑”认为，齐桓公伐楚，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但没敢真的开打，口头争辩也没占着楚国人便宜。

为什么不敢打？因为“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宣言确实吓退了齐桓公，这是要利用地理优势，坚壁清野和齐国打持久战的意思。而齐国根本拖不起，没有打，齐国撤兵时都面临“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军队已经很疲惫，如果从东方绕路而遇到敌人，恐怕打不动了）的窘境，哪里还有打持久战的本钱？

更重要的是，楚国没有因为召陵盟约就收手。之后仍然不断北上，下一年即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就发生了两件事：第一，郑国一个亲齐的大臣被国君治罪，郑国脱离了同盟而投靠楚国；第二，楚国兴兵灭掉弦国，而弦国是齐盟国的姻亲，但本身并没有加入齐的同盟，不在安保体系内。楚灭弦，冒犯了齐但又不能算直接和齐作对，这显然是试探齐国的反应。见齐国没有动静，楚国就对齐的正式盟友下手了。之后几年，楚国又围许，灭黄，伐徐……气焰越来越嚣张。

“齐粉”则认为，没打是真的，但谈判时楚人很强硬则不然。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齐桓公居然自称“不谷”。中原诸夏的国君，自称都是“寡人”，不谷这个说法是楚王专用的。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左传》里这一段，是根据楚国的历史书写成的，楚国的史官在捏造齐桓公的台词时，顺手照搬了本国国君的口吻。

所以《左传》这段的立场，完全站在楚国一边。我们知道，栽了跟头而想保全面子，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拿一些风光的细节大做文章。《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一出祁山败给了司马懿，可是重点渲染的是空城计；近代史清政府饱受列强欺凌，可是看晚清人的笔记里，全是李鸿章在私人谈判里占尽洋人便宜的段子。

所以，《左传》里唇枪舌剑、花团锦簇的谈判文字，都不必理会，真正重要的只有四个字，就是屈完承认“辱收寡君”，楚国也奉齐桓公为盟主了。这是历史事件的大关节，没法造假。

再看后来的历史。召陵之盟后十五年（公元前641年），《春秋》记录：

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

这时齐桓公已经去世，会盟是陈国召集的，目的是“修桓公之好”。楚国也不管“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了，大老远跑到齐国来，这是当初已经成为联盟成员的明证。一百多年后的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召集诸侯盟会，向手下大臣咨询盟会的礼法，得到的答复是：

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

这号称“六王二公之事”，按谁的规矩来，您选一个。楚灵王掂量了一下，说“吾用齐桓”。后世的楚王都想模仿齐桓公的召陵之盟，如果说当时齐桓公拿楚国毫无办法，是断不至此的。

换个角度想想，“齐黑”与“齐粉”所列举的事实，也未必是矛盾的¹⁹。楚国若用坚壁清野的战术，齐国确实没有办法。但问题是这种战术在后世固然是常规动作，但在春秋中前期的君子之战中，不敢跟来犯之敌堂堂对阵而龟缩不出，却是极其丢人的事。楚国虽然是蛮夷，但向往华夏的心理也很强烈（看楚国人也满嘴道德仁义可知），这么不要脸的事，还不大好意思真干。

所以，城下之盟大概楚国确实是签了。然而，齐桓公南征的后勤成本之高，楚也看在眼里，所以不难推断，只要这次齐国回去，大概就很难再发动第二次远征。尤其下一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

郑国叛齐归楚，竟然是周天子鼓动的。所以齐桓公虽然打着“尊王”的旗号，但周天子对他有时却并不配合。楚国自然更加可以认为，与齐的盟约，是不必太当回事的。

天子为什么要跟齐桓公捣蛋，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事。

我们一开始就罗列了关于“霸”的各种定义，都说“尊王”是霸政的核心价值观，齐桓公也确实一直打着尊奉周天子的旗号，并且行为上也很注重遵循周朝的礼法，最著名的如《史记》讲述的这件事：

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

齐桓公替燕国打退了山戎的进攻，燕庄公很感激，送齐桓公回国时不知不觉送过了头。于是齐桓公说：“没有天子授权，诸侯相送是不出境的，你送我回家就算我非礼你了。”于是开挖沟渠，把燕庄公送到的地方，都割让给了燕国，同时告诉燕庄公，按照你老祖宗召公的政策行事，还要像成王、康王的西周盛世那样，给周天子纳贡。尊天子都尊到这地步了，天子反而在暗地里对齐桓公捅刀子，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其实天子也不是一直这样。当时的天子是周惠王，早在鲁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什么是赐命？《史记》写得很清楚：“赐齐桓公为伯。”从主动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到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为了拆齐桓公的台，不惜撺掇郑国去投靠蛮夷楚国，这十来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十年前，周惠王的王位不稳，卫国拥立他的弟弟王子颓。他需要尊王的齐桓公来保护自己，这是赐命的背景。但危机过去之后，惠王却没有从自己的经历里吸取教训，他不喜欢自己的太子姬郑，而宠爱小儿子王子带。

霸主尊王，尊的是王道，而不是王的任性。所以齐桓公当然站在太子郑一边，伐楚回去，齐桓公就召集诸侯，“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所谓宁周，就是确保姬郑的太子地位。也就是在这次会盟上，周惠王指使郑文公逃盟投楚。

僖公五年，惠王的身体可能已经不大好，预感到时日无多，所以为了让心爱的小儿子即位，就什么损招都使得出来。好在两年后，惠王就驾崩了，《左传•僖公七年》说：“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齐桓公不出面，太子郑（即周襄王）甚至不敢发丧。可见在朝廷里，已经全是惠王纵容王子带培植的势力。这也导致《春秋》在僖公八年底，才记下“天王崩”，晚了整整一年。

当然，死掉一个跟自己捣蛋的天子，换了一个依靠自己才能上位的，对齐桓公是大好事。比如，大约惠王崩殂同时，“郑伯请盟于齐”。这也可见，楚国的势力加上天子的授意，郑国才敢投靠楚国，不然，齐国的震慑或吸引力，还是要大于楚的。

僖公八年给周惠王发丧，僖公九年，齐桓公就在葵丘（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大会诸侯。自来公认，这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左传》详细记录了葵丘之盟的一个场景，可以看出霸主对天子的应有态度：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

周天子派周公宰孔来观礼，并说：“天子祭祀了文王和武王，派我来赐给伯舅您胙肉。”伯舅是天子对齐桓公的尊称。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管异姓的诸侯称伯舅叔舅。有的旧注说，大国称伯，小国称叔。意思是大国国君即使是小孩子，天子也叫他伯伯；小国国君七老八十了，天子也管他叫叔叔。

胙肉是祭祀用的干肉，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赐胙肉，说法有些歧异，总之是一种非常高的礼遇。齐桓公准备下拜。宰孔立刻阻止，说天子特别吩咐，因为伯舅您年纪大了，为表慰问，给您再提升一个级别，不用下拜了。

我们不知道齐桓公确切的岁数。但葵丘之盟时，齐桓公登基已经三十五年，而他显然是成年以后才当上国君的，年纪确实是很大。于是齐桓公说：

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

违是距离，颜是脸面，这是说天子虽然不在场，但天子的威严还是近在咫尺，如在面前。天威无所不在，我姜小白哪敢接受天子这个命令而不下拜呢？我的行为不合规矩，这不是也让天子蒙羞么？哪里敢不下拜呢？

下，拜；登，受。

于是齐桓公还是履行了接受天子赏赐的必要程序。这四个字包含的动作实在很复杂：从盟会的高台上下来，这叫下；行稽首礼，也就是最隆重的磕头礼节，这叫拜；重新登上高台，这叫登；再行稽首礼，然后接受胙肉，这叫受。

六七十岁的老人，做完这套规定动作，还真是挺受累的。

照例，《史记》等书都补充说，齐桓公本来想直接接受胙肉，幸亏管仲提醒，才说了这么有觉悟的话，做了这么懂规矩的事。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秋天正式定盟，盟约最后的总结成了成语“言归于好”，这里言字并无意义，言归于好就是和好的意思。葵丘这么重要的盟约，《左传》仍然只给了一句口号，不记录具体的誓词。不过我们另有信息源，《公羊传》《谷梁传》都有引录，而《孟子•告子下》里更提供了一个颇为详细的版本：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初命是国君的家事，当然，封建宗法体制下，国君的家事就是最大的政治。这里说的三点，核心就是捍卫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树子就是嫡长子，继承人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换。小老婆一旦成了大老婆，谁是嫡出，就说不清了，所以“无以妾为妻”是对继承人之争的预防。

再命和四命是各国内政。话虽不多，但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亦新亦旧的时代规则，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混搭的产物。选拔贤能，表彰道德不必多说。士在政府中取得的职位不能世袭，政府工作也不允许兼职，这体现了官僚系统的流动性和专业性。但主语既然是士，也就是对大夫无此要求，国君对大夫不能擅杀，使君权仍然受到比较大的限制。

至于管这叫权贵势力膨胀，还是贵族民主制遗风，就看你的立场了。

三命中的“无忘宾旅”和五命，则是国际关系原则。春秋中前期，跨国经营的大商人不多，更不会有孔仲尼老师那样在国际间奔走振食的人，所以“无忘宾旅”主要指要善待各国的外交使节。

“无曲防”，指的是“曲为堤防，壅泉激水，以专小利”，简单说就是在河流上筑堤坝。枯水季节，上游筑坝下游就没水喝；秋水时至，下游筑坝上游就要发洪水。这就叫“以邻为壑”。华夏诸国都在黄河流域，彼此总有个上下游关系，修筑堤坝特别容易引发矛盾。

“无遏籴”，买进粮食叫籴，卖出粮食叫粜。“无遏籴”就是如果哪国庄稼歉收，附近的国家一定要提供救济粮，不许借机搞封锁。这条要是真能做到，能把不少战争隐患消于无形。比如后文会提及秦国和晋国之间，打过一场有名的韩原之战；起因就是秦国粮食歉收，而晋国坐视不救。

“无有封而不告”，是说大家是利益共同体，所以国内有大事，不能掖着藏着，要跟结盟国家通报。

这些规矩，当然也是以重建西周时代的旧国际关系的名义提出的。不过照情理想，西周时人口少，国与国之间往往有广虚之地隔着，各国之间不会有这么多利益牵连，其实用不到这么多规矩，所以这也是旧瓶装了新酒。无论如何，这些规则还是企图靠协商互惠来解决问题，和战国时代那种一有机会就兵戎相见、灭人社稷的套路，是截然不同的。

孟子说：“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这五条规矩，战国时的诸侯都不讲了，所以他们在五霸面前就是罪人。孟子之时，旧制度彻底崩坏，新体制还没成型，所有人都在耍流氓，看到齐桓公这些带有温情脉脉色彩的规矩，不免觉得不须远溯三王世，回首五霸已惘然了。

第七章 霸政之荡

荡是“不成人也”，齐桓公去世时，早已“耋老”，他的死也绝对说不上一个荡字。但我犹豫许久，还是决定使用这个标题。荡掉的，不是某位霸主，而是整个理想中的霸主政治。

照例，顶峰之后，就要走下坡路了。葵丘盟会还没结束，那个来赐胙肉的宰孔就离开了，回去的路上遇到晋献公。晋与中原诸夏之间隔着太行山，之前齐桓公的盟会一直没参与，这次也想来凑个热闹。

宰孔就对晋献公说：

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

不用去了。齐侯不注重德政而忙于扩张，所以北伐山戎，南伐楚国，又跑到西边来开这个会。他在东方不好说，往西是不能有所作为的。所以国君你处理好晋国的内乱就可以，别在道上辛苦了。

宰孔是觉察到什么阴阳消息，才做出这个判断的呢？不知道。也有学者注意到，宰孔曾在周惠王时代劝郑文公背叛齐桓公，所以认为他和齐桓公有旧怨，这里他只是恶意诅咒而已。但《公羊传》《史记》之类的书也说，葵丘之盟中齐桓公有了骄傲的神色，于是好多诸侯叛去了。

照这个逻辑，齐桓霸业由盛转衰，是因为齐桓公开始骄傲。我们从齐桓公的故事里学到的道理，还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确实，葵丘之后，齐桓公不再有什么大的作为。这个阶段齐桓公有三大难题需要面对：

第一是楚国北上的势头又愈演愈烈，齐的南方盟国，有的被楚吞并，有的则惶惶不可终日。第二是周襄王和王子带的兄弟之争，并没有因为周襄王登基而结束，而且斗争手段越来越没下限，后来还把戎狄的势力搅进来。第三是晋献公去世，晋国陷入内乱。在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同时，晋献公也已经把晋国发展成太行山以西的超级大国。这么大乱子，齐桓公不能再像当初那样对西方的事坐视不理。

最后，这三件事上，齐桓公都努力了，但是结果都不算成功。再往后，齐桓公的结局是很惨的。他喜欢女色，不同的女人为他生了许多得宠的儿子。管仲死后，公子们的继承权之争愈演愈烈。鲁僖公十七年，《左传》写道：

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

《左传》这里的记录精确到具体日期，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可见齐桓公之死对天下震动有多大。齐桓公十月初七去世，然后易牙、寺人貂等人作乱，一直到十二月十四日尸体才得以殡葬，前后间隔六十七天。《史记》记录这件事，补充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细节：“尸虫出于户。”

由于管仲去世比齐桓公早几年，管仲的粉丝相信齐桓公结局如此之惨，就是失去了管仲的结果。一个关于管仲的临终遗言的故事，虽然《左传》里没有，但到战国就非常流行，司马迁也收进《史记》里：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官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齐桓公问管仲，你要是不在了，谁可以辅佐我。管仲说：“知臣莫如君。”请齐桓公自己说。齐桓公先提出易牙。易牙是名厨，传说，为让齐桓公解馋，他杀了自己的儿子，煮给齐桓公吃。管仲说：“杀子来投合君主，这不合人情，这样的人绝不可以。”

齐桓公又提出公子开方。这是卫国国君之子，但追随齐桓公十五年，从来也没回卫国探望父母。管仲说：“背弃亲人来投合君主，这也不合人情，这样的人不能接近。”

齐桓公又提出竖刀。这人也就是《左传》中的寺人貂，为了贴身伺候齐桓公，身上零件太多不方便，于是就把自己给骗了。管仲说，自宫的男人，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这样的人不能放在身边。

然而管仲死后，齐桓公到底没有听管仲的话。有的书说，齐桓公开始听了，把这几位都放逐了。但很快齐桓公就发觉，离了这些人，生活质量下降太快，干什么都不得劲，就又把人都召了回来。最终，齐桓公死在这些人手里。

这个故事也算是对人性有很深的洞察，是否属实倒不重要了，干了这碗鸡汤再说。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齐桓公保持谦虚谨慎，并且管仲仍然活着，霸政后期的某些问题，就能够解决吗？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这件事，当时的一般齐国人民开心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找个参照对象。在古希腊，雅典领导着提洛同盟，贵民（捍卫民主制度）攘夷（对抗波斯入侵），是希腊世界的霸主，而且雅典公民对城邦称霸热情极高。古典时代的雅典，以其直接民主制度令无数现代人心驰神往。然而这个制度也有一个麻烦，就是运行成本极高。事实上一般贫穷公民对参政议政也没什么兴致。所以，要他们来开公民大会，有开会津贴；要他们去法庭当陪审员，有陪审津贴；甚至，要他们去剧场看悲剧（通常是弘扬雅典主旋律的），还要发看戏津贴……总之就是，雅典变着法在给自己的公民发福利。

同时雅典还在大兴土木，光是举世闻名的帕提农神庙建筑群的造价，就高达两千塔兰特，大概相当于全部四万雅典公民两年的生活费。那么，钱从哪里来？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雅典对本国公民征收的税金微乎其微。其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作为提洛同盟的盟主，向同盟国家征收的贡金。即使联盟贡金已经远远超过了雅典其他全部收入的总和，许多雅典人还不满足。阿里斯托芬用夸张戏谑的手法形容说：

你想想看，你和你的全体伙伴本来可以发财致富，我不知你们怎么会被那些政客所约束了……如果他们有意给予人民体面的生活，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事了。现在向我们缴纳贡金的盟邦有一千个；只要命令每个盟邦赡养二十个雅典人，那么就有两万老百姓可以吃兔肉，戴各色花冠，享用奶油和奶油干酪，享受我们国家以及马拉松的胜利所应得的果实。（《蜂》）

这段文字里的数字不能太较真，毕竟艺术家数学不好是出了名的。反正从这话里可以看出，人民比政客更贪心。卑鄙的政客还会顾忌过高的贡金激起同盟不满，善良的人民则只想尽快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事实上，一旦失去霸主地位，雅典经济立刻就会崩溃。所以它不容许盟邦退出联盟，为惩戒有此企图的城邦，雅典人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霸权主义宣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接受事实。”（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这些动机都不体面，然而对人性本来就不能太乐观。卑劣的贪欲和伟大的情怀相比，两者的爆发力也许同样可观，但前者往往有更强大的续航能力，这也就使雅典人有了维持同盟的强大动力。然而，对齐国人民来说，这种利益驱动是不存在的。

后来相继成为霸主的晋国和楚国，都干着和雅典一样的事，我是霸主，参与我的同盟的国家，都要向我缴纳贡赋。但史籍中没有提到齐桓公对同盟国有类似的要求，唯一可能有嫌疑的就是下面这段：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左传•僖公七年》）

“诸侯官受方物”一句，不大好理解。官是职能部门，方物是土特产，词不冷僻，但难以确定“受方物”的主语到底是谁。

一种解释是“官受诸侯之方物”，就是齐国派出相关官员，接受诸侯的贡品。但问题是，刚说“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就跟人家收东西，好像不大通，所以一般作此解的都会再加一句，东西收了齐国不要，给天子，所以完整解释应是“官受诸侯之方物以献于天子”，所以这仍不算齐国跟同盟国收钱。

另一种解释是“诸侯官受齐之方物”，就是诸侯来参加同盟，齐国还要倒贴。这倒确实可以做到“德礼不易，无人不怀”。这个解释还有旁证，《国语•齐语》里说：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载而归。

齐桓公对归顺自己的诸侯的策略是，礼节要考究，贡品可宽免。诸侯使节来见齐桓公，都是空着口袋来，大包小包捆着装车回去。《国语•晋语二》也说：

齐侯……轻致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劝而叛者慕。

齐桓公让诸侯缴纳的贡献轻，但给予丰厚的回报，让大家开会的积极性很高，脱离盟约的只有羡慕的份儿。

我比较倾向后一种解释，即和雅典财政高度依赖提洛同盟的贡金相反，齐国身为霸主，却并不直接从同盟那里获取经济收益，《左传》《国语》的作者对齐桓公并没好感，基本是抓住一点小毛病就要讥诮挖苦一番，比如上面提到的“轻致诸侯而重遣之”这事，后面就附着议论说，花钱收买人心，真是好没品位啊。往外掏钱都要骂，要真有齐桓公跟诸侯搂钱的事，还不得大书特书？所以没写这方面的事，那多半就是真没有。

所以，雅典是剥削同盟补贴公民，齐国则刚好相反，要补贴同盟，就只能加重本国臣民的负担了。这样做，从君子的角度看是高尚，从普通齐国人的角度看，自然是我齐当了冤大头，称霸是国君的事，与我何干？齐国固然富庶，但古代意义上的富庶，一算人均仍然并不充裕。齐人又“好议论”，则：

“什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赔钱赚吆喝！”

“齐国是齐国人的齐国，齐国优先！”

“每个齐国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吗？为什么要去卫国和邢国撒钱？”

“楚国和我们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要去打它？”

“帮燕国打退山戎付出了多大代价？死了多少齐国人？结果呢，就是保住了一个可耻的姬家政权，还割让领土给人家……”

恐怕是什么说法都可能有。

即使是最专制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因为屁民不顺心时，就会拖拉懈怠变着法磨洋工，让你想做的任何事都办得拖泥带水。何况齐国还是后来“民本”思想的大本营，民众（尤其还有大批贵族）不能从霸政中获益，这个体系就很难长期维持。

后来最主要的两大称霸国是晋国和楚国，共同点是军事发达，经济文化落后，霸主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从同盟国吸血的体制，国君、贵族、军队，甚至人民……都可以多少从这个体系里获益，他们争霸的热情自然非常高。齐国经济条件好，关上门过日子也好，打开门做生意也罢，都有不错的前景，称霸就不是一个必选项了。齐桓公之后，齐国再也没有重返霸主宝座，和齐国很难在这个问题上面上下齐心，也有很大的关联。

当然，从维持盟约的角度说，齐国比起雅典，也有许多优势。

第一就是“尊王”的口号迎合了大家的怀旧心理。诸夏奉王命以讨不庭，尊天子而攘蛮夷，比直接说大家追随齐国办事，能化解不少抵触情绪。相比之下，雅典在希腊城邦中本是小兄弟，因为希波战争而崛起，然后就大力宣传我为希腊流过血，我在马拉松立过功，所以我现在花你们大家的钱也是应该的。不免让人感叹，嚣张浮躁，没有一点深沉。

第二，齐国对参与结盟的国家掠夺少而保护多，则诸夏对齐国的印象，总体上也肯定好过希腊诸城邦对雅典的印象。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在希腊世界失道寡助，很多城邦宁可支持野蛮的、寡头的、不能进行文化输出的斯巴达，也要和雅典对抗。齐国断不至此。但大家对齐国的印象能好到哪一步，也很难说。

齐桓公利用天子的名义行事，天子则因为齐桓公，至少恢复了许多表面上的荣光。如果天子有长远的理性规划，则自然会明白，为了维护王室的地位，现在已经没有比和霸主合作更好的选择了。伟大属于霸主，光荣属于天子，这就够了，因为不管有没有霸主，反正这时天子已和伟大无缘了。

但问题是，天子常常就不是理性的。或者说，身为天子的具体的人和整个周朝王权，利益常常也不一致。比如前面讲到，周惠王为了让王子带继位，就要和齐桓公作对。而因为齐桓公才登上王位的周襄王，也很快和齐桓公闹了别扭。因为周襄王记得登基之前，王子带这个弟弟给自己带来的窘境，他要对王子带赶尽杀绝。但这时，齐桓公收留了王子带。

从周礼的角度说，既要反对废长立幼，也要提倡兄友弟恭。所以当初齐桓公支持周襄王登基是正确的，现在要保护王子带也是正确的。但天子就不会这么想。很自然的推想是：你留着一个天子之位的竞争人选，是不是要存一张可以牵制我的牌？所以，王权和霸主尽管理论上不冲突，实践上也取得过良好的合作效果，但这种两头大的局面，早晚还是要闹掰的。

至于一般诸侯国怎么看霸主，我们先说一个有趣的对比。齐桓公生前，鲁国的历史记录对他负面评价居多。鲁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63年），齐桓公打败了入侵燕国的山戎，把战利品送到鲁国展览一番。鲁国对此是这么记录的：

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没文化真可怕。诸侯远征打败了蛮族，战果献给周天子，天子再拿去警示蛮夷。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了胜仗也不要炫耀，诸侯之间更没啥可炫的。总之，抓住一切机会吐槽。但齐桓公死了，鲁国人回顾往事时，画风突变。

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孝公进攻鲁国，鲁国派使者去谈判。齐孝公问，我大军压境，鲁国人怕不怕？使者说：“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平民怕了，贵族还很笃定。齐孝公又问：“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房屋空得像挂起来的钟磬，野外寸草不生，你凭什么不怕？

使者于是回顾历史，说自从周公和太公的时代，我们齐鲁就有世代友好的盟约，然后就说到齐桓公，大谈齐桓公如何“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总之齐桓公对天下诸侯尤其是齐鲁两国关系贡献极大。

最后使者问齐孝公：你继承你爹的位置才九年，真攻打鲁国对得起你爹吗？我们贵族都知道，你不至于这么不孝，所以我们不怕。一番话，就说得齐孝公真的回家吃饭了。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总之，就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齐桓公不在了，大家都念想着他的好。但齐桓公生前，大家还是喜欢盯着毛病看。

当然，诸侯国对齐桓公的抱怨，绝非都是无理取闹，也有相当过硬的理由。齐的同盟国家当然也要负有某种义务，尽管不是那么重，但从公平性上说，可能比后世贡赋沉重的年代还要更糟。

众所周知，后勤是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而随着军队规模变大，作战距离变远，后勤成本也将呈几何级数增加。为了打仗，平时就要做好粮食和其他军事物资的储备，

《管子》对此有大量论述，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论述全部是后人增益的。所以在和周边国家的战争中，齐国很容易取得优势，但如果军队变成一支诸侯联军，要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作战，齐国的国力再强，光靠自己也打不起。《史记•齐世家》记载：“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可见征伐范围之广。

那齐桓公和管仲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能获知的材料有限，最有启发性的是《国语•齐语》中记录的君臣之间的一番对话：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棠、潜，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台、原、姑与漆里，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

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

齐桓公问：“我想向南征伐，找谁来做接待啊？”管仲说：“找鲁国。当然，得把以前侵略人家的棠地、潜地先还给人家。”

齐桓公问：“我想向西征伐，找谁来做接待啊？”管仲说：“找卫国。当然，得把以前侵略人家的台、原、姑与漆里先还给人家。”

齐桓公又问：“我想向北征伐，找谁来做接待啊？”管仲说：“找燕国。当然，得把以前侵略人家的柴夫、吠狗先还给人家。”

这段涉及很多地名，我们都不细究了。总之其中提出了战略方针：齐国把以前侵略鲁、卫、燕等国的土地还给人家，以后齐国大军开到这些国家的地盘上来，他们就要承担后勤补给的任务。这个策略短期内可能收效不错，但长远看有两个问题。

第一，你刚归还土地时，要人家承担军费，对方是很乐意的。等土地还了十年八年，再让人家来干同样的事，想法可能发生变化了：“土地本来就是我的，还我也是应该的。隔个几年就要我来养你的兵，有完没完了？”齐桓霸业后期的军事行动，效率远远不如中前期，可能就和各国的这种心态有关。

第二，这种模式很自然会导致一种邻避心理：这次军事行动对谁都有好处，但是大家还是希望齐国军队别从自己的国家经过。这一点，在齐桓公伐楚回来时发生的一件事上，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扉屡，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辕涛涂。

陈国的大夫辕涛涂对郑国的大夫申侯说：“大军伐楚回去，要从我们陈国、郑国经过。负担这么大规模军队的后勤，国家将受到重创。不如劝齐侯从东边走，沿着海边回去，还可以顺带向东夷展示一下武力。”

申侯这人比较缺德，当面赞同，但等辕涛涂跟齐桓公说了这事，齐桓公也答应时，他却站出来对齐桓公说：“咱们军队已经很疲惫，从东边走，一旦遇敌就危险了。还是从陈国、郑国走，让两国供给粮草和军鞋，比较稳妥。”

于是齐桓公很高兴，重赏申侯，逮捕了辕涛涂。其实，于陈国而言，辕涛涂倒是爱国者；申侯对郑国来说却是叛徒。而且这个故事里，我觉得最恐怖的细节是，辕涛涂的建议齐桓公居然一度还答应了。这说明他对自己军队的补给状况，甚至没有太清晰的概念。

后世的晋、楚向诸侯国收取贡赋，大趋势是越来越制度化。中小国家负担尽管沉重，但大体根据其国力分配，也就很难推诿。这按老传统来说确不道德，但因此有能力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提供比较稳定的后勤保障。

齐桓公却是事到临头再找东道主。早年救邢存卫，齐军表现好，实在是因为作战半径小，动用齐国本身的物资储备就可以完成使命。南征楚国，号称是北海到南海的距离；西平晋乱，需要“束马悬车登太行”，齐国做起来就比较吃力，收效也甚微。除了对手强大之外，后勤组织难以支撑如此远距离的作战，也是重要原因。

这些弊病，都是管仲生前就暴露出来的，看不出他有任何解决办法。但这倒也不是管仲无能，就算他真是后世穿越过去的，清楚了解后来的贡赋体系，也没有办法帮齐桓公建立这样一个体系。那只会引起各诸侯国的强烈反弹，导致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桓霸业会彻底失败。时间上差着几十年，有些问题就是没法解决的。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干一个时代的事。但反过来，未来的霸主，也绝不可能再延续齐桓公这样厚道的霸政体系了。

变霸编

第八章 晋国往事

齐桓公之后，晋国是最主要的称霸国，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姬姓国家。西周初年，周成王把弟弟唐叔虞封为诸侯，后来，唐叔虞的儿子，把国号改为晋。春秋初期，晋国僻处太行山以西，和华北平原上的诸夏几乎没什么交集，构成了一条独立的历史发展线索。

比较起来，晋国历史史料算是不少。《左传》的作者显然更能够接触、使用晋国的官方记录，所以其中关于晋国的记述往往很详细。清代高士奇写过一本《左传纪事本末》，把这些记述抄出来，按照事件编排清楚，使用起来很方便。

《国语》对晋国的事件则显得格外兴奋，《晋语》多达九卷。要知道，其余国家多半只有两三卷的篇幅，少的如《齐语》《吴语》，更是只有一卷而已。年代较晚，但主线交代更清晰的材料，则有《史记•晋世家》。

这是我们能利用的最基本材料。当然，很多叙述，需要放到更具体的时空里，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晋国在今天的山西省，今天山西省的简称仍然是晋。这个常识有时也会有一些误导，比如把春秋时晋国的范围和今天的山西省等同起来。

我们先说山西。山西省的形状大概接近一个南北向、偏狭长的平行四边形。省会太原市，正在山西的中心。太原及其东边的晋中市、阳泉市，西边的吕梁市，是山西中部。太原以北，有大同、朔州、忻州三个地级市，这是山西北部。太原以南，有临汾、长治、运城、晋城四个地级市，这是山西南部。说到山西和周边省份的关系，经典表述是：“东以太行山为界，与河北为邻；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北以外长城为界与内蒙古毗连。”

从古代战争的角度说，山西面对东方和南方时，地理优势极大。太行山以西，地势整个儿高了一个台阶，是居高临下之势。著名的太行八陉，则是向东进取的通道。山西北部，桑干河向东流淌，沿该河东进，可以直取永定河卢沟桥，也就是直接兵临北京城下。或者出飞狐口，横扫河北。所谓“朝发白登（山），暮叩紫荆（关），则国门以外，皆战场也”。

山西中部，向东最主要的突破口是井陉。这里地势极其险峻，“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秦始皇扫平六合，秦军出井陉而终于灭赵；楚汉相争时，韩信出井隆之后，打了著名的“背水一战”……往后我们还可以数出太多山西的军队出井隆扫平中原的战例，而相反的例子则少得多。

山西南部，除了可以出滏口陉进逼邯郸，或者出太行陉（天井关）和轵关陉，斜插入河南外，还可以向正南方用兵，翻越中条山，控扼崎函谷道，这也就是意味着，立足山西，可以把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之间最重要的一条通道直接切断。

但如果面向西方，山西就不再有这样的优势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里夸山西地理条件好，是这么说的：“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言下之意是，比更西边的关中，山西还要差一点点。

不过劣势也不算太大。不论山西还是陕西，北部和中部都是崇山峻岭，之间的黄河又水流湍急难以行船，总之是不便用兵。直到龙门山以南，水面开阔而流速减缓，河西是关中平原，河东是运城盆地，都是肥沃的土地，就很适合打来打去。

战国时，商鞅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就是指这种地理关系而言。后世战争，西边打赢东边的战例固然很多，渡黄河西进拿下关中的战例也一样不少，较著名的如三国时曹操破马超，隋末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取长安，要从山西威胁关中，比从河南进兵，由函谷关、潼关一线打进去要容易得多。

然而若把眼光转向北面，南下的游牧民族对山西的压力就大了。大同首当其冲，号称“边隅之要害，京师之藩屏”。如果大同有失，那么以太原为核心，以雁门关等关口（先秦时称为勾注之险）为要津，可以构筑第二道防线。但如果太原再沦陷，山西南部大概也就很难保全了。

再说晋国。晋国最初在哪里？《史记》说是“河汾之阳”，就是黄河、汾河的北岸，这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是太原，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只是后世学者认为太原很重要，所以建国时理应在这里。文献中更多谈到的，是晋国早期在山西南部的汾河谷地的活动，这些记录得到考古发掘的强有力支持。不管是开始在太原后来南迁了，还是一开始就在南部，总之，春秋初期的晋国仍只是山西南部众多小国中的一个。

后来，晋国慢慢把自己邻居吞噬殆尽，进而又从郑、卫等国获得了不少土地。总之，其向东西两翼的扩张，已经远非山西一省所能涵盖。但晋国向北拓展的成就，反而没有这么引人瞩目。虽然理论上据有山西全省，但实际上在太原以北，并不很有存在感了。打开历史地图，会发现山西北部基本空白，需要标注的地名很少。

结合上面对山西省形势的介绍，我们会觉得，晋国这样一种版图，应该是很没有安全感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春秋时代的晋国君臣，一直以自己无人能及的地缘安全性而自豪。这是因为虽然山西南部容易受到西方和北方威胁，但此时它的西方或北方，却并无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存在。

自从西周灭亡，关中地区就陷入了战乱。秦人虽然在这个地区慢慢显出优势，但此时还谈不上建立了牢固的根基。所以，秦要么是无心东拓，要么是实力不足，总之还构不成对晋国强有力的挑战。

至于北方边境，游牧民族还没有真正出现（参看第四章《戎狄交侵》）。在山西北部活动的戎狄，只拥有缺乏良好组织的步兵部队，他们所能造成的威胁当然也不算小，但和后世来如天坠去若电逝的游牧骑兵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也就是说，晋国无须像后世割据于此的政权一样，在北方和西部投入大量兵力布防，只需要专心经营东方和南方，而这本来就是山西的优势所在。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春秋时代晋国的成功，后世再也无法复制。

周宣王时，晋国国君是晋穆公，穆公的太子叫仇，后来又生了个小儿子成师。《左传》和《史记》都记录说，当时就有个叫师服的贤大夫发表了一番议论：

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左传•庄公十八年》）

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傩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史记•晋世家》）

两相比较，《史记》的文字多一些，但内容并无不同，就是对《左传》话里的内涵做了一点解释。大意是，仇是一个坏名字，意思是仇人。成师是一个好名字，标志着要成就大事业。所以，祸根在这里就埋下了，弟弟怕是将来要取代哥哥的地位吧？

这大概是后人根据结果创作的预言。“仇”这个字有两个相反的意思，固然可以理解为仇人，但也可以是帮手，如《诗经》里有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就是形容威武的战士是国君的得力助手。事实上，对太子仇的继承权构成威胁的，首先是叔叔而不是弟弟。晋穆侯去世，他的弟弟荡叔成为国君，太子仇流亡国外。引人联想的是，“荡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荡叔而立”，周宣王一死，太子仇就夺回了君位。则当初荡叔上位，可能和宣王有关，是当时宣王扩权政策的一部分。

对抗叔叔的过程中，仇和成师兄弟显然是亲密合作的。晋文侯也就是太子仇在位三十五年，其间做过帮助周平王东迁之类的大事，并不是一个平庸的国君。成师也显然一直是哥哥最重要的辅佐，所以兄长去世之后，他获得了一块叫曲沃的封地，于是号为曲沃桓叔。

曲沃比晋的国都翼还要大。翼即今天的翼城县，曲沃则是今天的曲沃县，两县紧邻，都属于山西省临汾市，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而言，都是抬脚就到的距离。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挤着实力相当的两派势力，彼此大概都觉得不把对方干掉，自己很难安枕。

曲沃桓叔开始谋夺侄子的君主之位，然而，忠于国君的势力也并非弱小，而且天子这次站在合法继承人一边，有几次曲沃一系明明已经控制住局势，但天子派军队从外部干涉，逼得他们又不得不退回老巢。所以这次竞争特别漫长。

整整六十七年里，曲沃和翼城之间斗争不断。曲沃桓叔，桓叔的儿子曲沃庄公，庄公的儿子曲沃武公，经过三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前后杀死了五位合法的晋国国君，成师这一支终于彻底消灭了翼城的嫡系，完全控制了晋国。特别刺眼的一个事实是，曲沃代晋的这一年，恰恰是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也就是齐桓公称霸的第一年。

按照宗法制，仇的后代才是大宗，成师这一系只是小宗。小宗取代大宗，这和齐桓公所提倡的“诛不孝，无易树子”的霸政极端冲突。太行山东的各国如果发生类似事件，齐桓公是一定要出面干涉的，然而他对晋国的政局变动不闻不问。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晋国此时的实力已经很强，齐桓公也惹不起。当然也可能仅是因为齐桓公觉得晋国实在太远，而且素有戎狄之风，简直不配算诸夏，所以不能拿山东各国的标准来严格要求，睁一眼闭一眼算了。

至于本来最应该捍卫旧制度权威的周天子，则是很容易收买的。曲沃武公“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他摇身一变，就成了晋武公。这个情形，和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承认瓜分晋国的赵魏韩三家乱臣贼子为诸侯，如出一辙。这也许叫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也可以注意到，二百多年后的天子承认赵魏韩，被司马光当作划时代的大事，视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那么似乎也可以推论，晋国在春秋时代已显出战国的气质。

晋武公只做了一年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诡诸即位，就是晋献公。刚登上国君宝座的晋献公，显然很害怕被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因为在和晋国嫡系对抗的过程中，曲沃桓叔、曲沃庄公的其他后代，也即所谓“桓庄之族”都发展了自己的势力，隐然有尾大不掉之势。《左传》很生动地记述了晋献公怎样在异姓大夫的帮助下，一步步完成了对自己的叔伯兄弟的分化和屠杀。

回顾这段历史，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尽管别国兄弟叔侄相残的故事当然也绝不罕见，但没有哪个国家对亲情和宗法的摧残践踏，来得如此彻底。

照例，《左传》借一位贤大夫之口对此做了评价：

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桓庄之族有什么罪，一定要将之屠戮殆尽？不就是因为他们威胁到国君的地位了吗？连亲人位高权重产生了威胁，也要置于死地，面对别国，晋国自然毫无顾惜。

确实，解决了国内威胁之后，晋献公便开始对外的扩张事业。他于公元前676年到前651年在位，和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大体活跃在一个时代，但却分属两个不同地理和政治空间，他从未参加齐桓公主持的任何一次盟会。两人都算成功的国君，采用的策略却大不相同。

齐桓公要小国奉自己为霸主，小国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晋献公的作风却和楚国这个蛮夷更加类似，直接吞并，把小国变成自己的一部分。顾栋高统计，晋国吞并了十八国，最著名的有假途伐虢的故事。晋献公要去攻打虢国，跟虞国国君借路。虞国一个大夫劝阻，讲了一番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可是虞国国君回了这么一句：“晋，吾宗也，岂害我哉？”晋国和我们虞国同宗，大家都姓姬，他还能害我吗？

他当然想得太美了。晋献公灭了虢，回兵途中，又顺手灭了虞。虞国国君的话我们今天听来无比呆萌，但在当时，可能是很正常的思维。因为当时大国吞并小国的事例虽然也不少，但确实一般会挑个不同姓的。这是西周宗法最后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只有晋国毫不留情地将它扯了下来。

当然，晋国也是无奈。由于山西对于关中而言意义特殊，当初西周封建时，封在这里的几乎都是同姓。除非是戎狄，晋国想找异姓国下手，也不大找得到。关于晋国这种对内屠戮宗室、对外吞灭同姓的作风，顾栋高评价说：“盖天下之无王，自晋始。”

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一个强大的晋国。它才能西拒强秦，南抗劲楚，扮演起华夏文明中流砥柱的角色。传统的反叛者反而成了传统的捍卫者，这也是历史中常见的戏码，算喜剧还是悲剧，则不好说了。

西周春秋的国家概念，和今天的领土国家自然大不相同。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某国有一个人群，离开故土跑到远方去开辟新家园。这之后，他们和故国未必还有密切的关系，但仍会使用原来的国名。于是，天下就有了两个同名的国家。

如果这样的人群不止一个，那么同名的国家便会有好几个。比如《左传》就出现了至少四个不同的虢国（究竟有几个也有争议），根据地理位置，学者们标注为东虢、西虢、南虢、北虢。我们上面提到“假途伐虢”的那个虢国，是其中的南虢，地跨黄河两岸，即据有今天的山西运城市平陆县和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各一部分。

对于周王朝来说，这个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第一，它控扼连接宗周丰镐和成周洛邑的孔道；第二，它也是天子遥控山西各诸侯国的一个重要中介。所以我们看到，自西周末以来，虢国出现频繁，国君往往被天子倚为重臣。尤其是在晋国曲沃与翼对峙的六十七年中，天子往往委托虢国支持合法的晋君，来与曲沃对抗。所以晋献公登基之后，对虢国不得不灭之而后安心。

始吾先君庄伯、武公之诛晋乱，而虢常助晋伐我（指虢助晋伐曲沃），又匿晋亡公子，果为乱。弗诛，后遗子孙忧。

过去的恩怨要来一个了断，将来要争霸天下，非把这片土地弄到手不可，于是才有了假途伐虢的故事。虞国也在平陆县，都城位于中条山脉最低平最开阔之处，所以要对虢国用兵，先向虞国借路，是最好的选择。但晋灭虢这件事，却给《左传》的作者出了一个难题。

《左传》并没有隐瞒事实，它简要记录了最后一位虢国国君虢公丑的事迹：或者效命天子，或者讨伐蛮夷，总之，看起来这是一位勤于王事的忠臣。但是，作为一本注重价值导向的著作，《左传》不能承认这些兼并战争毫无正义可言，所以作为一位亡国之君，虢公丑必须是一个坏人。

于是，《左传》对虢公丑展开许多抽象的道德指控，并在这个过程里把自己的议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无德而禄，殃也”，这些垂范千古的高论，就出自对虢公丑的批判。这大约也是大动乱时代小国的宿命，政治上被毁灭之后，总还要在道德上被再毁灭一次。

为了向虞国借路伐虢，晋献公最信任的大夫荀息向他献计，把珍贵的宝马和玉璧赠给虞国国君。晋献公有些舍不得，荀息说，只要计划能够成功，这些东西不过是在虞国寄存而已。果然，晋国吞并了虢、虞两国。《史记》等书都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荀息把夺回的玉璧和宝马送到晋献公面前，晋献公笑着说：“马则吾马，齿亦老矣！”马还是我的马，却是一匹老马了。这话自然是双关。马老了，献公和荀息也都老了。

消灭了生平劲敌，事业达到顶点的老人，最忧虑的难免是继承人问题。晋献公妻妾众多，儿子也多。他的嫡夫人来自贾国，贾国也是姬姓，后来为晋所灭。晋国不但吞灭同姓国，对“同姓不婚”这个中原诸夏都奉行的原则，也很不当回事。这位贾姬没有儿子。

晋献公又“烝”过一位齐姜。这位齐姜是什么来头，众说纷纭，大抵都是揣测之词。不过“下淫上曰烝”，献公和她的关系，总是有某种不伦的地方。齐姜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秦穆公，还有一个儿子，也就是献公的太子申生。献公又和戎狄通婚，娶了大戎狐姬和小戎子。大戎和周朝同姓，小戎和商朝同姓，这些例子都可见华夏和戎狄之间复杂的关系。

大戎狐姬生了公子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小戎子生了公子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后来晋献公又讨伐骊戎，他们本在陕西临潼的骊山（也就是唐代华清池的所在）活动，西周末大乱，周王室东迁，他们也追随财富的味道向东移动，不幸却碰到了强大的晋国。

《左传》说，骊戎献出美女投降；《国语》说，晋献公灭了骊戎得到美女。总之结果没有不同，骊姬来到了献公身边，她为晋献公生了儿子奚齐，她的妹妹又生了卓子。

晋献公妻妾、子女统计表

晋就公子女

其母

申生

齐姜

秦穆公夫人

齐姜

重耳

大戎狐姬

夷吾

小戎子

奚齐

骊姬

卓子

骊姬之妹

《左传》说，晋献公总共有九个儿子，《史记》说八个，也许此外尚有三四人，不过不那么重要，我们也不必多关注。接下来，各种史料兴味盎然地叙述了骊姬怎样除掉之前的夫人所生的儿子。

作为一个高段位的宫斗专家，首先看起来当然要清纯如小白兔，呈现出楚楚可怜、人畜无害的面貌。比如《史记》是这样写的：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通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

晋献公主动提出，要废掉太子，改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骊姬对这个求之不得的结果，反应却是哭泣，甚至以自杀来抗议。她很清楚，自己要说太子的好话，进一步增加献公的信任和宠溺。坏话，要安排别人去说。

当然，献公和骊姬的对话极其私密，太史公从何得知，令人生疑。不过与《国语》里连篇累牍的对话比起来，司马迁只写了这么两句，还是显得相当克制，体现了一个优秀史学家的素养。毕竟，宫斗这个题材，自古以来就刺激中国人的创作欲望。

为骊姬去说太子申生坏话的，《左传》提到两位，一个叫梁五，一个叫东关五，合称“二五耦”。这两个人是晋献公的“外嬖”，也就是男宠，说人坏话，还是吹枕头风最管用。《国语》又补充了一位优施，并称骊姬与优施有私通关系，考虑到所有在政治斗争中最终失败的女人都会被指责为淫乱，这一笔还是存疑为好。优就是演员，揣摩别人心意，在最恰当的时机说出最扎心的话，本是过去演员的绝学。这些人制造流言蜚语的结果，是晋献公决定让三个大儿子离开晋国的都城绛。

理由大体还算冠冕堂皇，曲沃是国君的宗庙所在，蒲地（今山西隰县）、屈地（今山西吉县）都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都太重要，需要有专人主持大局。于是太子申生被派回曲沃，重耳去了蒲，夷吾则到了屈。离开国都，至少也意味着被疏远。只有骊姬的儿子奚齐和她妹的儿子卓子，留在晋献公身边。

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太子被委派去完成一次军事任务。按照当时的观念，这简直是废太子的一个明确信号：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车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

太子的职责是主持祭祀和侍奉君父。国君出征，太子留在国都，就叫作监国；如果另有人留守，太子就追随国君身边，叫作抚军，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担任三军统帅，就需要令行禁止。对太子而言，凡事请示父亲，就缺乏威严；自己独断专行，就堕入不孝。总之，无论怎样都不妥帖。所以，主持军务是国君和正卿的事情，太子还是不要过问为好。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骊姬显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发动了最后一击。她先给在曲沃的太子送信：“国君梦到了你去世的母亲，请赶紧祭祀她。”按照礼制，祭祀之后太子要把胙肉献给晋献公。胙肉送到国都绛时，献公正在外田猎，所以骊姬有足够的时间从容下毒。

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

晋献公将胙肉放到地上祭祀，地上的土凸起成堆；给狗吃，狗暴毙；给奴隶吃，奴隶也毙命。骊姬这时仍然显得只是一个无知无辜而只会哭泣的女人，她说：“阴谋是从太子那里来的。”于是，晋献公大怒，最终逼死了太子申生。而公子重耳和夷吾，也不得不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

小说《东周列国志》里，还多了一个蜜蜂计的故事。骊姬向晋献公诬告，说太子申生调戏自己，献公不信，骊姬说，你可以自己看。于是骊姬与太子申生同游苑囿，骊姬在头发上涂满了蜂蜜，自然招蜂引蝶。于是申生扬起袖子为之驱赶，献公远远看见，自然觉得这是调戏之状。

这个桥段，属于民间故事里著名的“主母反告”母题，即一位地位较高女性诬陷地位较低的男性调戏自己。希腊神话里有雅典国王忒修斯之妻诬陷忒修斯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圣经》中有波提乏之妻诬陷约瑟，《水浒传》里还有潘巧云如此收拾石秀……可见自古以来，全世界人民都对这种套路喜闻乐见。

蜜蜂计故事有更早的版本，主角另有其人，但流传不广。只有安在骊姬身上，才特别深入人心，可见骊姬作为心机婕的代表，也成了宫斗故事的箭垛人物。

在集权国家，宫廷往往是这样一种地方：第一，宫廷是实际上的行政中心，这里出台的决策，可以决定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命运；第二，大量宫廷中人实际上与世隔绝，他们唯一会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宫斗中胜出，对自己的成功会对外面的世界发生怎样的影响，既不了解，也不关心；第三，对公众保持神秘感是宫廷的基本特征，所有宫斗的诉求和手段，自然都不能是公开的，其滑向下流龌龊，也就不可避免。

所以，在有的领域，个人的私欲可以和国家、社会的福祉结合起来，出于自私自利之心的行为，却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但宫斗却绝不可能，它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相应的，在一个较为健康、富有活力的体制里，宫斗的能力也不会是最重要的能力。而当时的晋国如旭日方升，道德评价固然可能很难看，但绝不会欠缺活力。

史籍中记录骊姬的宫斗手段固然真真假假，但其作为宫斗界的女神级人物，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晋国全局看，她就是一个弱智。这是骊姬和后世的吕雉、武墨们根本不同的地方。那些女人固然也精于宫斗，但也绝不缺乏政治判断力。不过关于她们的电视剧不会表现这一点而已，毕竟，电视剧的“主流收视人群”，对有可能提升自己智商的剧情，其实是拒绝的。

骊姬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骊姬的支持者不是外嬖就是演员，都是当时被贵族乃至整个社会鄙视的身份。这些人固然有可能对晋献公施加不小的影响，但一旦失去晋献公，他们就没有任何影响力。当时晋国的实力派贵族，如里克、丕郑等人，对这场宫廷斗争的态度，即使不站在骊姬的对立面，也最多选择观望，没有谁是真正的骊姬一党。

第二，她让重耳和夷吾两个大儿子离开都城，却安排他们去了军事要地。在这种地方，只要政治素质不跌破底线，就很容易培养自己的实力班底。后面的历史也表明，不论是一代霸主晋文公重耳，还是被视为庸人的晋惠公夷吾，手下都堪称人才济济。

太子不带兵，国君的其他儿子却可以带兵，确实是古老原则。但正因为这项规则，带过兵的儿子可能有很大机会把合法的太子干掉，何况骊姬的儿子是被强行指定为太子的，毫无合法性可言。对照后世经验，仅列举最著名的事例：隋，主持南征的晋王杨广，干掉了哥哥太子杨勇；唐，征战不断的秦王李世民，干掉了哥哥太子建成；明，守御北方的燕王朱棣，干掉侄子建文帝朱允炊……甚至骊姬该庆幸，重耳和夷吾都还敬畏父亲的权威，没敢一开始就轻举妄动。

相比自作聪明的骊姬，看起来老迈昏聩的晋献公，实际上要清醒得多。他显然深知自己心爱的小女人越是在宫斗中走向成功，就越是把自己放到了火山口上。自己一死，也许就没有人能庇护她了。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重，他召来了奚齐的师傅荀息，这是此时他唯一可以托付的人了：

（晋献公）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

“藐诸孤”，意思是幼弱的孤儿。“这个幼弱的孤儿现在就托付给大夫你了，你将拿他怎么办？”从这话里，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晋献公的忧虑与恐惧。荀息回答，自己将竭尽全力。但“如果成功，是国君您神灵护佑，如果不成功，我愿死而后已”这样的表述，也显出荀息对控制住局势毫无信心。    、

九月，晋献公去世。十月，大夫里克杀死骊姬之子奚齐。荀息于是立骊姬之妹的儿子卓子为嗣君。十一月，里克又杀死卓子，荀息履践自己对晋献公的诺言，也选择了死亡。这过程中，《左传》《史记》对骊姬都一字不提，显然她已经根本无关紧要。半小说性质的《列女传》倒是补了一句：“鞭杀骊姬于市。”算是给读者一个交代，她确实是有死而已。

第九章 国位之争

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晋献公的这三个儿子，在史传中的形象全然不同。

太子申生负责圣洁。为了对父亲尽孝，他对骊姬的步步紧逼毫不抗拒。有人劝他去找父亲为自己声辩，他却说：“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没有骊姬，父亲甚至无法正常安寝和饮食。我为自己辩白，骊姬就将获罪。父亲已经年老，失去了骊姬不会再有快乐，那么我也没有生趣可言。于是申生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人物没有行动能力，但他们的存在对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塑造，却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公子重耳负责霸业。毕竟是在他的手上，晋国尊王攘夷，真正奠定了天下霸主的地位。剩下来的夷吾，好像就只能负责猥琐了。有人概括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贪婪、无信、无义、无耻的小人”，自然，他最终还得到了小人应有的失败。粗读《左传》或《史记》，夷吾的故事很容易被简化为下面这样：

骊姬之乱，晋国公子纷纷流亡。大夫里克等人除掉骊姬后，就放出话来，请这些公子们回国。这和齐国公孙无知之乱后，大夫们请流亡在莒国的齐桓公回国是一样的。夷吾想回去，可是他又担心国内这些大夫权力太大，不好控制，就决定先找外援，这就想到秦国。毕竟，秦穆公夫人是他姐姐。他派人去跟姐夫说：“你帮我回去，我就把河外的土地割让给你。”于是秦穆公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

但是晋惠公回国后就反悔了，送话给秦穆公：“当初我跟你是说过把河外给你，但是我晋国的大臣都说：’这片土地是我们晋国的先君遗留下来的，是我们晋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流亡在外时，有什么资格把这块地许给别人呢？’我拿他们也没办法。”把责任往大夫身上一推，他就赖着地不给了。

过了几年，晋国发生饥荒，老百姓没饭吃。晋惠公是真拉得下脸来，这时又想起秦国，就派人跟秦国讨要救济粮。秦穆公宽容大量地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晋惠公是混蛋，但是晋国的人民是无辜的。于是他派船给晋国运粮食，船队规模很大，因此历史上特别记了一笔，叫“泛舟之役”。

下一年，轮到秦国灾荒了，秦国跟晋国要救济，结果，晋惠公君臣一讨论，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答应给秦国的地没给，已经结了怨了；现在就是给粮，仇恨也消除不了。当初答应给地，是皮，到底没给，是皮之不存；现在给粮，是毛，给了也白给，是毛将焉附。于是晋惠公就眼看着秦国人挨饿（若据《史记》，他甚至趁机发兵攻秦）。

秦穆公终于忍无可忍，兴兵攻打晋国，秦晋两军在韩原大战。好人有好报，秦国人到底是扬眉吐气，获得胜利，抓住了晋惠公。之后，秦穆公再一次显出大仁大义，居然没有杀他，反而还把他给放回去了。但是，晋惠公至此已经彻底失去人心，他死后，他的儿子晋怀公更加昏乱，终于被晋国人抛弃。公子重耳回到晋国，从此领导晋国人民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当然，书读细一点，感受会有所不同。上面的概括，给人感觉是夷吾坏且蠢，而秦穆公简直是一位高尚的活雷锋。事实上，夷吾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好人，但你和他易地而处，能否比他更高明，那就很难说。至于秦穆公，他的种种利益算计，也未必光明正大。

当初被外放时，重耳在蒲，夷吾在屈。《史记》说：“蒲边秦，屈边翟。”对照地图，似乎是说反了。蒲城更突出到北方，处于戎狄环伺之中，屈地更靠南也更靠近黄河，更容易到达龙门以南的通往秦国的黄河渡口。

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骊姬进谗，晋献公震怒，要置两兄弟于死地。重耳不敢和父亲对抗，没有利用蒲地防守，而是开始逃亡，逃到戎狄那里。夷吾利用屈地防守到第二年，眼看守不住，也开始逃亡，但没有选择和哥哥一起，而是逃到了梁。

不追随哥哥的脚步，很好理解。在一起，夷吾就只能是哥哥的附庸，人家有事只会找哥哥，独立行动才可能有自己的机会。梁指古梁国，在今陕西韩城，也就是说，已经到了黄河以西。这个意图，支持夷吾的大夫郤芮概括得很直接：

“梁近秦而幸焉。”梁接近秦国，在那里，可以有幸得到秦的帮助。

这时晋献公还在，老爷子的权威不容撼动，所以夷吾和他的追随者暂时还需要等待。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大夫里克、丕郑等人杀死了骊姬姐妹的孩子，这之后他们需要寻觅一位新国君。《左传》省略了这段，《国语》《史记》都称里克首先找的是重耳，这很合理，因为夷吾是重耳的庶弟，继承顺位来说，重耳在前。

但重耳说了一番很有道德境界的话（《史记》记载的比较简略，《国语》的版本几乎是一篇论文），拒绝了回国邀请。里克于是又找夷吾，夷吾君臣的分析，则是很实在的利益算计：“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国内还有献公其他的儿子，里克他们不拥立，反而要找个流亡在外的，恐怕靠不住。实际上，当时重耳不愿意回国，也可能是同样的顾虑，觉得回去也是当傀儡。

所以，还是要找外援，“辅强国之威以入”，位子才坐得安稳。这个强国可以是齐国，因为鲁僖公九年也就是葵丘之盟那一年，齐桓霸业如日中天，很有跑到晋国的兴趣，后来护送夷吾回国的，也有齐国名臣隰朋率领的军队。但齐国毕竟太远了，所以更主要的还是秦国的支持。当然，要秦国帮助要付出代价，这时郤芮说了一句话，可以看作后世无数卖国者心理的极好概括：“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国家是人家的，我有什么舍不得？如果能够回国成为人民的主人，还怕没有土地吗？

所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出卖国土时往往顾虑比较多。而正失意的人要想篡位夺权，那出手不定有多大方。于是郤芮为夷吾去见秦穆公，洽谈支持夷吾回国的事宜。他承诺赠给秦国的土地是：

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

黄河从龙门山到华阴，是自北向南奔流而下的，然后便折而向东。对晋国来说，黄河以西和黄河以南，都是河外。夷吾承诺，把这个范围内的重要城邑都赠给秦国，此外还要加上河内直到解梁城的地区。解梁城在山西永济市，这里有著名的黄河渡口蒲津，历来是秦晋间战守必争之地。这也就意味着，夷吾把全部黄河天险都赠给了秦国。这份赠礼如果落实，秦国向东扩张的大门就从此打开：晋国将很难再对秦国构成威胁，秦国攻晋，则如水之就下，势不可当。

秦穆公当然很难抵御这种诱惑，但这样的好事，又似乎有点难以置信。秦穆公问郤芮：“公子谁恃？”你们公子有什么力量可以倚仗？这是试探夷吾的虚实。郤芮回答说：

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

我听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党羽，因为有党羽也就会有仇敌。我家公子从小不爱折腾，不好欺负，但也不会反应过激，长大后还是这样，别的就不知道了。

这句话不知道是现场记录还是《左传》的创作，但回答得实在巧妙。第一，他明确透露给秦穆公一个信息，夷吾的实力很虚弱，所以为了获得外援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非常合理；第二，他又显得在竭力辩解，认为无党并非缺陷，表现出夷吾的使节应有的态度，从而达到了解释就是掩饰，越掩饰越像是真的的效果。

之后，秦穆公君臣商讨的结果是：“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夷吾性格多忌，必然导致各方面的怨恨，又哪里能取得成功呢？这样的人当上晋国国君，是我秦国的福利。所以他们决定帮助夷吾。

《国语》中，这一段叙事更复杂而结论更明确。《国语》称，秦穆公派人考察了重耳和夷吾，比较结论是重耳优秀，夷吾比较挫，所以为秦国利益着想，应该支持夷吾当晋国国君。

夷吾是不是真的贪婪又无能呢？这要看他当上国君后的表现。除了许诺割让战略要地给秦国之外，夷吾还向国内的实力派贵族许以丰厚的赠礼：他若当上国君，赐给里克汾阳之田百万亩，丕郑负蔡之田七十万亩。但实际上，夷吾几乎一回国就把里克给逼死了。经典对白如下：

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

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

晋惠公，也就是夷吾派人对里克说：“没有您，我到不了这一步，虽然如此，您已经杀了两位国君、一位大夫，做您的国君，不也是太难了吗？”里克回答：“他们不死，您哪里会有机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您的意思我知道了。”

晋献公死后，里克的手段大家都见识过。骊姬的儿子奚齐，本来即将登上国君的宝座，可是还在丧庐中，就被里克给杀了。受晋献公托孤的荀息，于是改立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里克又把卓子给杀了。这次动手的地方，干脆是在朝堂上。荀息没办法，只好陪着卓子死了。这就是所谓里克“弑二君与一大夫”。

能杀里克，说明晋惠公不仅是拥有国君的虚名，手段和实力都很可观。不然，里克能杀奚齐、卓子，为什么不能杀他？可见，郤芮跟秦穆公说什么“亡人无党”，不是实话，他在晋国国内，本来就有根基。里克有一个重要的同党，叫丕郑。晋惠公杀里克时，丕郑在秦国，因为他在为惠公给秦穆公带话，拒绝交割河外列城。

这里可以阴谋论一下。惠公靠秦穆公的力量回国，使得自己可以免于一回到晋国，就处于里克、丕郑的控制之下。然后他把答应割让河外之地的问题摆到里克、丕郑面前。这时他已经实现了从夺权派到当权派的角色转换，再卖国就会肉痛，所以这个诺言当然不能兑现。这一点，惠公和里、丕之党很容易取得共识。甚至，整个晋国上下估计没几个人会有不同意见。由于还意识不到惠公是危险人物，所以里克、丕郑只想着怎么应对秦国，丕郑表示愿意出使秦国。趁丕郑不在，里克孤掌难鸣时，惠公突然发动，对里克下手。

事情的真相不一定这么环环相扣。但惠公利用秦穆公的力量，摆脱国内大夫的控制，再以晋国大夫的反对为理由，拒绝向秦穆公兑现诺言，却是很明显的事实。《国语》中记录一则“舆人之歌”，字面看，舆人应该和车有关，但旧注说，舆人就是人民群众的意思。应该还是老司机能说会道，尤其善于把时政编成段子，所以他们的话特别容易众口相传：

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

奸佞的被奸佞的所骗，结果没有得到田土；巧诈的被巧诈的所欺，最终果然失去了赂地。意识到自己被惠公利用了的丕郑，开始转而为秦国谋划。他跟秦穆公说：

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矣。

反对割地的，是吕甥、郤称、冀芮（即前文提到的郤芮，因为其封地在冀）这些惠公流亡时期的老班底，可以先收买他们，于是惠公也就势孤力弱了。然后可以考虑让重耳取代惠公，秦国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于是秦穆公赞助丕郑回国实施这个计划。结果收买完全不成功，不久之后，丕郑和他在军方的势力就被一锅端了。丕郑的儿子丕豹再跑到秦国，跟秦穆公说惠公不得人心，推翻他很容易。秦穆公是何等人物，这时已经认清了事实，知道这是丕豹急于报仇，故意贬低惠公。穆公说：

失众，焉能杀？违祸，谁能出君？

没有大众的支持，怎么可能诛杀大夫？晋国国内反对惠公的人，避祸还来不及，哪里能够赶他下台？

《左传》多次提到，晋惠公在晋国不得人心，这和秦穆公这句话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补充。一方面，确实有不少晋国大夫和晋惠公离心离德，另一方面，忠于他的力量，暂时还足以稳住大局。

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即晋惠公回国后的第六年，秦晋韩原之战爆发。描写大战之前，《左传》先把晋惠公干的缺德事全部梳理了一遍。

第一，晋惠公回国之前，他的异母姐姐秦穆公夫人嘱咐他两件事：一是把太子申生的妻子贾君托付给他，秦穆公夫人和申生同母，关系比较特殊；二是让惠公接其他兄弟回国。然而惠公把嫂子给睡了，也没让兄弟回国。第二，许诺给晋国大夫的地，没有给。第三，许诺给秦国的地，没有给。第四，晋国闹灾荒，秦国救援，现在秦国闹灾，晋国不救。

这四条，除了贾君那件事是比较单纯的雄性荷尔蒙作祟，另外三条半，从一个君主的角度考虑，都不难理解。不让兄弟回国，是因为他们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哥哥重耳，继承顺位本来还在自己之前。不给秦国地，又对秦国的饥荒幸灾乐祸，这种盼着强大的邻国倒霉的心态，今天也很常见。不给大夫地，当然是不愿意他们势力太强尾大不掉。但可以理解是一回事，要把这些事干得漂亮，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的同时，不把别人得罪得太狠，那是真需要本事的。

何况，当时晋国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他们所知道的天下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深度管控如此广大的土地；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公子们需要接受当不上国君就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异姓大夫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一切都是全新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大家都不大清楚自己的利益边界，彼此妥协的难度系数那就更大。

惠公在位这几年，显然没能把这些关系理顺。而这时秦军是饿着肚子憋着气来的，打赢了有饭吃，打输了不战死恐怕也要饿死，所以双方士气自然不一样。秦军一路挺进，连续击败黄河以西的晋军，渡河一直打到韩原，即山西河津东，算是深入晋国国境了。晋国大夫对战局的判断是：“师少于我，斗士倍我。”秦军没咱们人多，但斗士是我们的双倍不止。还有人悲观地预测，自己能当俘虏就算命好，因为至少没有战死。

惠公就是在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弥漫的情况下率军迎战的，但实际战况远不像预测的那样胜负分明。备战时，晋国一贯亲秦的大夫庆郑再次大讲秦国的好话，偏偏占卜的结果却说，选庆郑当车右最吉利。于是惠公破除迷信，撂开庆郑，仍用自己一党的人当车右；拉车的马，又没有用晋国本国的，而用了郑国送的“小驷”。结果在战场上，郑国马不听话，导致惠公陷入秦军的包围。惠公向庆郑呼救，庆郑不理，跑开了，惠公被俘。

与此同时，秦穆公也陷入晋军的包围，庆郑跑去跟眼看就要抓住穆公的晋军说，快去救咱们国君。于是晋国人走了，秦穆公逃过这一劫。不然，这一仗打下来，双方都抓住了对方的国君，倒也充满喜感。

这是《左传》《国语》的说法。还有另外一说，散见于许多古籍：当初有一批盗马贼，偷吃了秦穆公的骏马。秦穆公知道这事后，不但没追究，反而给他们送了美酒过去，说吃了马肉之后，一定要喝酒，不然伤身子，你们喝吧。于是这些人对秦穆公感激得不得了，韩原之战时，秦穆公身陷重围，他们突然杀出来，把晋军杀退了。《吕氏春秋》这段写得最生动：

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

晋国军队已经把秦穆公团团围住，晋国的武士，有的已经抓住了秦穆公战车左边的骖马，有的奋击秦穆公，穆公的铠甲总共七层甲叶，已经被击穿了六层，这时盗马贼杀出来救驾……这个动作设计水平，可以去剧组当武术指导了。

这个故事《史记》也采信了，当然，那些有画面感的描写删掉了。这两说哪个更接近真相，其实不重要。但有一点，两种说法观点倒是一致的，就是韩原之战势均力敌，秦军是险胜，乃至可说很侥幸。这大约表明当时晋国的整体实力远强于秦，在有反对派拖后腿的情况下，单单是忠于惠公的力量，比起秦国的哀兵，战斗力也差不了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韩原之战的失败实际上增强了晋国内部的凝聚力。照例，国耻是爱国主义的温床。尤其是惠公一党的人，这时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素质和大局意识。《左传》和《国语》都有这样一段情节：晋惠公被秦国俘虏三个月，派了一个使者回国通报情况。晋国大夫、惠公的忠臣吕甥，借机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

他安排人把国人召集起来，以国君的名义赏赐大家。然后传达国君的话（实际可能是他替国君拟的话）：“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所谓“夫太子，君之贰也”，上面这句里的“贰”，就是指太子，圉则是太子的名字。即使我能够回来，也已经对不起国家。让我儿子即位吧。

确定这一点，一是警告秦国，不要以为抓住了惠公就可以狮子大开口，我们晋国已经有新的国君了；二是向国人展示，你们的国君是如此有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你们还不应该血战到底吗？现场效果是引爆泪点，“众皆哭”。

吕甥于是又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

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

大家要积极缴税，整顿军备，辅助我们的继承人。诸侯听到我国失去了国君却又有新的君主，群臣和睦，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盟友就会更加积极，敌人就会有所畏惧，这就会对我们晋国有利。现场又被打了鸡血，“众说（悦）”。

于是吕甥乘机推行了两项制度改革：“爰田”和“州兵”。这两个词的含义众说纷纭，可能爰田是开阡陌大生产，州兵是扩大征兵范围，给平民通过当兵翻身的机会。这是后来战国变法的先声。这样充分高效的动员之后，吕甥才去和秦穆公谈判，这段对答实在太精彩，所以往往作为散文名篇被选出来：

秦伯曰：“晋国和乎？”

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秦穆公问，晋国内部和睦不和睦？对话好比下棋，下一步看三步。这一问，秦穆公预料中的回答，显然是吕甥死鸭子嘴硬，说和睦。然后自己就可以高调揭发晋国内部不和的事实，进而开出自己的条件。

然而吕甥说，不和睦。穆公的后招，一下就全落空了。吕甥解释为什么不和。先说小人，也就是平民。晋国的平民拥戴惠公，在韩原之战中又死了很多人，所以仇恨秦国，在他们看来，哪怕联合戎狄，也要向秦国报仇。

再说君子，也就是贵族。贵族比较明白事理，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第一，他们也是热爱自己的国君的；第二，他们也知道晋国有对不起秦国的地方。所以，贵族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你把我们国君放回来，我们就回报你的恩德；你如果加害我们国君，我们就“有死无二”，和你决一死战。

所以，所谓“不和”，是建立在你秦国放我们国君回来的基础上的。国君回来，贵族会设法消弭平民的反秦情绪；但如果国君回不来，那么晋国可就上下和睦，万众一心，大家都以你秦国为敌了。

秦伯曰：“国谓君何？”

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

秦穆公又问：“那晋国人现在怎么预测国君的命运？”这一问也很高明。你把国君是否放回去说得那么重要，那你倒是猜猜，我会不会放他回去。吕甥仍然是把小人和君子分开立论。平民思维比较简单，只有一来一去的利益关系。我们国君确实干过对不起秦国的事，所以秦国一定会加害我们国君，然后我们一定要为国君报仇。

贵族认识问题则是很有高度的：晋国已经认识到错误，秦国就会把我们国君放回来。我们国君不兑现承诺，就把他抓住；兑现了承诺，就把他放回去，这叫恩威并举。韩原一战，秦国既立了威，也树了恩，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称霸。但如果加害我们国君，那就相当于，当初让他回国，却不能安定他的君位，现在废掉一个国君，却找不到合适替代人选。之前所下的功夫就统统白费了，秦国应该不至于这么蠢。

作为外交官，吕甥要扮演的不是鹰派或者鸽派，而是两派意见都告诉你，你自己掂量。秦穆公说：“是吾心也。”我也就是这么想的。实际上见吕甥之前，秦国君臣的分析结论就已经是要把惠公放回去。因为以此时秦国的国力，根本不可能灭晋，杀了惠公，只会结下深仇大恨，秦国未必有能力承受这个后果。现在和吕甥一谈，秦穆公当然更确信把晋惠公放回去的决定是对的。

晋国大夫庆郑的表现，也非常值得玩味。战前，他声称晋国被秦国打是活该；战争过程中，他导致了惠公被擒和穆公逃脱；战后，他却好像很愧疚，似乎之前他说风凉话和战场上玩任性，是相信晋国打秦国怎么都不会输，根本不料真的玩脱了。

《左传》记录，惠公被放回来时，有人劝庆郑逃走，他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语气说，不能走，自己是个罪人，那就一定要让国君依法惩治自己。《国语》里，他甚至说，如果国君不能救回来，他就要去跟秦国玩命；国君回来，则如果他不杀自己，那就自杀。这大概也是高涨的爱国情绪刺激出来的反应吧。

韩原之战还有一个重要影响，一个人物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那就是公子重耳。

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春天，重耳投奔戎狄。他母亲是大戎狐姬，这是他舅舅家。之后他在戎狄娶妻生子，对返回晋国显得并不是很积极，这和他的弟弟夷吾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晋国的国际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回国是一场豪赌。夷吾赌了，最后也输了。重耳不赌，但要说这是因为深谋远虑，预测到十九年后的成功，恐怕也未必。更可能是，他把最大风险最小化，保留观望余地，即使留在戎狄，也没什么大亏吃。

史称重耳“处狄十二年而行”，十二年后，他终于离开戎狄，到别处去寻找机会。离开的原因，归结下来是两个。一是重耳的舅舅狐偃说的：

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著滞淫，谁能兴之。盍速行乎！（《国语•晋语四》）

住在狄人这里，本来是指望他们的力量谋大事，现在看来没什么希望，还是必须另外找强劲的外援。二是有刺客：

（晋惠公君臣）谋曰：“重耳在外，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杀重耳于狄。（《史记•晋世家》）

没机会和有刺客，这两个理由都很有说服力。但问题是，为什么早不觉得在戎狄不足以成大事，现在突然这么觉得了？而晋惠公为什么早不想杀重耳，这时却突然派刺客了？

不妨排一下几件大事的时间：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僖公十六年（前644年）秋天，“狄侵晋……因晋败也”，就是狄趁着晋国被秦国打败，也想趁机来分一杯羹。重耳在夷狄十二年，则他重新走上流亡之路，应是在鲁僖公十六年底或十七年（前643年）初。狄侵晋，重耳离开狄，这两件事时间上挨得太紧，未必只是碰巧，可能有某种因果关系。

把重耳往高尚里想，就是他很爱自己的祖国。你攻打我的祖国，我就不能再在你这里待了，所以要走。但结合《晋语四》里狐偃“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的议论，则可以有完全相反的推论：狄人为了重耳攻晋，可是狄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威胁不到惠公的地位，距离夺得君位，还是遥不可及。

晋国刚刚打了败仗，最为衰弱，此时狄人都没有能力送自己回去，再等也没有指望，还是走吧。而夷吾之所以原来不派刺客现在突然派了，也是因为之前哥哥在狄人那里挺消停，自己不用多事。现在既然狄人入侵，以哥哥的名义生事，那就还是把哥哥杀掉以绝后患。所以，重耳不得不走了。

还曾有学者提出过一个问题：重耳最终回国，靠的是秦穆公的支持，为什么离开狄人后，他不直接到秦国去，非要先向东，几乎绕了一个走遍天下的圈子？回答很简单：此一时，彼一时。

鲁僖公十六年前后重耳离开狄人的地盘，鲁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在秦穆公支持下回国，秦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前一个时间点，韩原之战刚刚打完，秦穆公暂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秦国开始在河东征税，并设立了有关部门。两年后，晋惠公以太子到秦国做人质为代价，换回了河东地。总之，不管晋国内部是怎样一种情绪，这是秦国控制晋惠公最成功，因而也最不希望晋国有其他君位竞争者来搅局的时期。

如果这时重耳跑到秦国去，秦穆公拒不接纳是可以想见的。甚至，为了向晋惠公示好，直接把他抓起来送回晋国，也没什么令人意外的。至于七年之后，重耳终于到了秦国，是因为情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惠公病重，他的儿子晋怀公明显流露出对秦国的敌意，扶植亲秦的晋国国君的问题，又摆在了秦穆公面前。这时，重耳就又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出现了。

《左传》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完整回顾了重耳从骊姬之乱开始的流亡生涯。这么写，好处是内容连贯事件集中，阅读体验非常好，不至于看了一段然后要在一大堆不相干的事件后才能找到下一段，坏处是有些事很难确定具体发生的时间。

司马迁写《晋世家》的这一段，是花了大功夫的。他显然注意到《左传》这个缺陷，所以补充了一些很关键的定位信息。下面还是先按照《左传》讲一遍故事，《左传》中不清楚的地方，参照《史记》《国语》等书补充。

重耳在狄人的地盘生活时，娶过一个狄人女子。离开时，他对这个妻子说，等我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后我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

这话说得其实挺猥琐的。觉得自己照顾不了人家，也许后会无期了：真心为人家考虑，那就说看见合适的男人就嫁吧：或者自私得坦荡一点，那就直接说反正你别改嫁。前面加上二十五年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限制，真是既想装放得下，其实又舍不得。

不过那个年代是直男癌思维的天下，重耳这么说，也很自然。

他这个戎狄妻子比他爽利多了：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

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才改嫁，五十岁都该装进棺材（就木）了，我还是等你吧。

于是重耳先去卫国，到太行山以东，而当时太行山东西两侧文化差异很大。之前十二年，重耳虽然也算是流亡，但毕竟是在舅舅家，这才真正开始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卫国和晋国虽是同姓，但卫文公并不愿意照应这个远房亲戚，重耳只好重新上路，于是发生了著名的“五鹿野人”事件。

重耳一行在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北）断了粮，找一个野外的农夫要吃的，农夫把一土块给重耳。重耳很恼火，要鞭打这个农夫，他的舅舅狐偃（字子犯）说：“这是上天要赐予您土地的预兆。”于是重耳行大礼后，把泥块接过来放到了车上。这个故事，不必当预言看，但可以看出重耳君臣在逆境中给自己打气鼓劲的能力。

这也是《左传》中唯一一次提到重耳在流亡途中挨饿，看来是初次走这么远路没有经验，对东方同姓国家的冷漠心理准备也不足。后来总结教训，再出行准备都比较充足，就不再有这样的窘境了。

重耳到齐国，见到齐桓公。重耳很可能是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底出发的，而下一年冬天，齐桓公就去世了。所以重耳离开狄地，基本是直奔齐国，在途中没怎么耽搁。齐国是姜姓，当然，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多少也可以扯上一点，太子申生的母亲是一位“齐姜”（《史记》说她是齐桓公之女，但年代似乎对不上），论起来，重耳也得管这位齐姜叫妈。

即便如此，按照宗法制“别内外”的原则，外亲之间的关系很疏远（老丈人和女婿之间，是亲属关系中最低的一等），齐国对重耳也没什么责任，但齐桓公对重耳很好，又给他找了个妻子，再送他八十匹马。不确定重耳这个齐国媳妇是齐桓公的女儿还是其他宗室之女，总之是按照习惯，还是得叫“齐姜”。《左传》写道：“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

这个叙述可能给人误导，就是重耳喜欢上齐国，他的随从狐偃、赵衰等人发现苗头不对，立刻催促他上路。

实际上重耳在齐国已经大约待了五年。因为重耳离开齐国后，不久就到了宋国。司马迁提醒大家，当时“宋襄公新困兵于楚，伤于泓”，泓之战是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冬天的事。所谓十九年流亡，在狄十二年，在齐五年，其实都可算安生日子。真正在路上颠沛，只有两年。

这一年，晋惠公病重，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子圉逃回晋国，秦晋关系又到破裂的边缘，《史记》径称：“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纳）之。”显然，回国当国君的机会又来了。重耳和追随者的矛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重耳觉得在齐国娇妻美妾、肥马轻裘的日子过着挺好，追随者说不行，你一定要争取当国君。

这时重耳的齐国妻子站在追随者一边，她的一个养蚕的女奴听到追随者的密谋，把姑老爷要走的消息密报给她。结果，这个可怜的小女人不但没有得到赏赐，反而被齐姜杀了灭口。接下来，重耳的表现符合一个没出息男人的一切特征：

（姜氏）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姜氏对重耳说：“我知道你是好男儿志在四方，听到你密谋的人，我已经杀了。”重耳说，没这回事。姜氏说：“你还是走吧。留恋老婆的男人没出息。”重耳坚决不走，我不要做大事，我要和你在一起。于是姜氏和狐偃等人密谋，把重耳灌醉，装在车上拉出了齐国。重点也是槽点来Ｔ：重耳醒过来之后，还无法面对自己离开齐国的现实，拿起戈，作势要杀自己的舅舅。

据《国语•晋语四》，重耳到曹国之前，又到了一次卫国。因为齐国到曹国并不经过卫国，所以很多人认为《国语》是错的。其实，也不能排除重耳先到卫国后又改变路线的可能。曹国也是姬姓国，对重耳也很恶劣。在这里，重耳遭遇了流亡途中最恶心的事，洗澡被偷窥。

据说，重耳有个比较独特的生理特征，肋骨连成一片，即所谓骈胁。曹共公视为奇观，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看一下。曹国有个大夫僖负羁，他妻子倒是很有远见，说重耳的随从人员都是相国之才，所以重耳一定能够回国，重耳一旦回国，晋国就将“得志于诸侯”，曹国第一个就得倒霉，咱们还是留条后路吧。

僖负羁听老婆的话，但留后路这事当然不能做得太招摇，所以他给重耳送去食物，下面还压了一块玉璧。重耳把食物收了，但把玉璧退回去，表示好意心领，重礼不能要。这么做很得体，后来也就成了中国人送礼、收礼、退礼的套路。

宋国是殷商后裔，子姓，但宋襄公对重耳很好，参照齐桓公的标准，也送了八十匹马。和齐桓公一样，宋襄公也是接见重耳后不久就死了，看来重耳公子也算是个祥瑞。重耳又到了郑国。郑国也是姬姓，重耳也继续了不招同姓亲人待见的传统。

郑国也有有眼力见的大夫，叫叔詹，但他比僖负羁忠于自己的国君，跟郑文公讲了一番道理，说重耳是“天之所启”，上天看中了要当霸主的人，还是要对他好一点。但郑文公不听。《史记》补充说，见国君不听，叔詹就说，实在不打算善待人家，那就杀了他，以绝后患，但郑文公仍没有理会。这种进言方式，跟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是一样一样的，也是套路。

从郑国再南下，就到了楚国。楚国是蛮夷，国君姓芈，和重耳扯不上任何亲戚故旧干系。当时齐桓公去世，宋襄公想继承霸业，却被楚国打得兵败身死。楚国国势如日中天，中原各国无与争锋。照说，楚成王最有资格不拿正眼看人，但楚成王对重耳盛情接待，《史记》称“以適（嫡）诸侯礼待之”，《国语》则说是用了“九献之礼”，总之是规格极高的礼节。

重耳在楚国，留下最著名的典故“退避三舍”。楚成王问重耳，我对你如此之好，你会怎么报答我？重耳说了楚国一通好话，说晋国的国力，只够楚国的零头，所以实在很难回报。拍马屁自然是耍滑头，想把问题含混过去。

楚成王不放过他：“虽然，何以报我？”哪怕真是这样，你也不能抹抹嘴就走。于是重耳说，如果我成了晋国国君，而晋楚不幸要打仗，我会让晋国军队“退避三舍”。当时军队一天走三十里，三十里之后就要安营扎寨。营寨是舍，所以一舍就是三十里。对两支军队来说，三舍是个安全距离，因为即使第二天大家都前进，到晚上也还隔着三十里，打不起来。

重耳又强调，如果退避三舍之后，仍然不能避免战争，自己就只好拿起武器，“与君周旋”了。这话说得不卑不亢，既对对方表示了感激，也展示了自己的勇气和尊严。但在楚国大将子玉听来，却很不顺耳，你一个落魄的流亡者，受了我国的礼遇，自然该跪舔才对，不卑不亢，就是不逊。于是子玉建议杀掉重耳，楚成王没有听，反而护送重耳到了秦国。《史记》记录楚成王的临别赠言是：

楚远，更数国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楚国和晋国距离太远，中间隔着好几个国家，我只能

帮你到这里了。秦晋是挨着的，秦国国君又很贤能，你努力吧。后来，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国登基。

重耳如何在秦国帮助下回国，后文细说，下面先把重耳途经各国的情况和遭遇整理如下表：

国名

姓

国力

对重耳的态度

卫国

姬

小国

不礼

齐国

姜

大国

厚礼

曹国

姬

小国

非礼

宋国

子

自以为大国的小国

厚礼

郑国

姬

小国

不礼

楚国

芈

大国

厚礼

秦国

嬴

大国

厚礼

很容易发现两个规律：第一，凡是和晋国同姓的姬姓国，对重耳都不好，而异姓国家，对重耳基本都不错。第二，凡是小国，对重耳都不好，而大国则对重耳都不错。唯一的例外是宋国，不过当时宋国国君是宋襄公，他一向认为宋国是霸主的料，所以还是大国心态。

前一个规律可能不是规律只是碰巧，后一个规律则有道理可说。当时晋惠公病重，太子子圉从秦国逃回，秦晋关系紧张，重耳回国成为新国君的可能性大增。相应的，晋国对重耳的动向也变得高度紧张，原来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现在对谁有可能支持重耳，则极为警惕。所以这些小国如果善待重耳，就分明与晋国为敌，他们绝没有这个胆量。

当然，重耳最终有成为国君的指望，他们也不是不清楚。重耳在曹国、郑国的经历，抛去八卦性质的内容，就是这些国家的国君冷遇重耳，但又有大夫对重耳示好，这其实也未必是君臣意见不一致，而是商量好的分工：国君对重耳坏，这是眼下对晋国方面有个交代；大夫对重耳好，是为将来万一重耳当上国君了，咱们在人家面前，总也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小国费尽心机其实也是无奈，并且大抵最终也是徒劳。

和晋国国力相当的大国想法自然不同，他们不担心晋国威胁，相反，这是大家干涉晋国内政的好机会，而重耳自然是奇货可居。但正如《史记》所写的楚成王那句话，地理因素决定了那时真正能深度干涉晋国的只有秦。重耳离开齐国后，目的地应该也很明确，就是秦。关键就在于，从齐国到秦国有哪些道路可走？

一是绕道北方大漠，然后取道云中、九原南下，这条路，当时还属于未知世界，可以不论。二是先到卫国，然后翻越太行山，再到黄河渡口，过河就是秦国——这条路，要穿过晋国国境，而惠公、怀公父子正想着要置重耳于死地，所以基本是找死。三是先到郑国，然后经过周天子所在的洛邑，再通过崎函谷道到秦国。这条路也在晋国的严密监控之下，所以和前一条也差不多。

四就是先到楚国，走武关道入秦，这是当时已知的，又不被晋国控制的唯一一条道路。在款待重耳的宴会上，楚成王凭什么问“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恐怕不仅是因为我待你礼节比较尊贵，还管你吃了顿好的，而是我为你把这唯一通道的大门给打开了。

重耳终于到了秦国。如前所述，当初秦国为晋国挑国君，看中了夷吾而挨斥重耳；然后重耳离开戎狄流亡时，秦穆公对他也并不友好。但作为高明的政治人物，秦穆公和重耳都知道，往日的恩怨都是沉没成本，不必考虑，眼下共同利益是主要的。

按照当时的习惯，秦穆公要显示自己对重耳好，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穆公姓嬴，重耳是未来的晋文公，所以这个嫁给重耳的秦穆之女，史书上称为文嬴。而按照那时的婚制，除了文嬴嫁过去，还要有陪嫁的媵，于是发生了这样一幕：

秦伯纳女五人，怀赢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秦穆公给重耳送去五个女人，其中包括自己的另一个女儿怀嬴。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她曾经嫁给过晋惠公的儿子子圉，也即晋怀公。所以论起来，她本来是重耳的侄媳妇。这件事，向来被人拿来论证秦国真是戎狄之风，太没有礼教伦理了。这个看法自然不错，但秦穆公这么安排应该不是无心•之失，而是故意的。

《史记》《国语》都称，对这个侄媳妇，重耳本来是拒绝的，但手下人劝他：“将夺其国，何有于妻？”秦穆公的意思，大概也正是：我把他媳妇都转交给你了，自然跟怀公之间是不留任何余地了，这也是对重耳展示自己支持他的决心和力度。

但对父亲的这个安排，怀嬴自己可能未必乐意。当初怀公在秦国做人质，打算逃回去之前，主动把计划和怀嬴商量，而她回答说：

子，晋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

你是晋国的太子，在秦国当人质受委屈了，想回去也很正常。我的君主让我来侍奉你，就是想巩固你（这句可以有两解：一是把你留在秦国；二是巩固你的晋国太子之位）。跟你一块走，是放弃了国君的使命，所以不能跟你一起走，但我也不会泄露你的消息。看这对答，怀嬴和怀公这个小丈夫之间，倒是有感情的。

另外，怀嬴当初能被安排嫁给晋国太子，在秦穆公的女儿中的地位自然比较高。现在离婚改嫁，反而成了文嬴的媵，而这位姑老爷以前的老婆还有一堆，自己只怕还要排在她们后面，这位姑奶奶心里怕也难免失落呛火。

当时婚礼上有个仪式，就是洗手。匜是一种盛水的容器，媵捧着匜慢慢倒水，给新郎洗手（同时也会有伴郎倒水给新娘洗手），这叫“奉（捧）匜沃（流水）盥”。怀嬴给重耳倒水洗手，重耳洗完，挥挥手让怀嬴退下。怀嬴就发飙了：“秦晋是同一档次的国家，你怎么鄙视我？”

这一嗓子大概是把重耳吓坏了，他赶紧脱掉上半身衣服，关自己的禁闭。对比在楚成王面前的不卑不亢，他在女人面前认怂的反应，倒是爽快多了。当然，秦穆公不会让女儿的小脾气坏自己的大事，所以紧接着，我们就看到《左传》描写了一段和谐的饮宴唱和。

宴会上，“公子赋《河水》”，学者一般认为，这里“河水”是沔水之误。《诗经•小雅•沔水》中有“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这样的诗句，重耳借以表达对晋国这些年来乱局的感喟和自己对晋国的思念。又有“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云云，则是对秦国的称颂，表示自己如果回到晋国，将像河水流向大海一样归附秦国。

“公赋《六月》”，秦穆公的回应，则是《小雅•六月》。“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六月是繁忙的季节，兵车已经整装待发。驾车的四匹雄马威武雄壮，车上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这是即将出兵护送重耳回国的承诺。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这样的诗句，则可以理解为祝愿重耳不光会成为晋国国君，还将是辅佐天子匡正天下的人。

这首诗可以梳理出这两层未必相关的意思，至于更看重哪一层，可能秦穆公和公子重耳并不相同。但宾主相和，还远不是挑破这点分歧的时候。与此同时，重耳竞争对手的权威则衰落到最低点。重耳的弟弟晋惠公道德不堪，缺乏远见，但不乏政治手腕，也拥有自己的铁杆班底，此时去世了。晋怀公即位，和父亲相比，更像是一个中二少年。

想当初，鲁僖公六年（公元前654年），惠公夷吾流亡到梁国，梁国国君把女儿嫁给他，生了一儿一女。按照当时的习惯，夷吾要给儿女算命，结果很不吉利，两个人都是奴隶命。夷吾倒也坦白，就给儿子起名叫子圉，女儿起名叫妾。圉的意思是卑贱的牧马人，弼马温都不如；妾的意思则是女奴。

鲁僖公十七年（前643年），子圉被送到秦国去做人质，这时，他的年纪最大不会超过十岁。鲁僖公十九年（前641年），秦把梁国给灭了。《左传》说，梁国被灭，是因为国君喜欢“土工”，也就是搞建设。他倒也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害怕秦国入侵，要修城墙加强国防。结果人民群众修累了，有人喊了一嗓子：“秦国人打过来了！”于是国家崩溃，秦就真的把梁给灭了。这又是一个小国怎么做都无奈的案例，然而《春秋》和《左传》都还批评梁国活该。

秦穆公把子圉弄过来做人质，还把心爱的女儿嫁给他，就是为扶植他做将来的国君。这一点，大概所有的围观群众都明白，但子圉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在秦国是受委屈的，外公才是自己的支持者，现在外公被灭了，晋国大夫一定会轻视自己，立其他人当国君，所以自己必须从秦国逃回去抢位子。

这个行为，老练的政客肯定都觉得不可理喻。不逃，将来在秦国的护送下风风光光回国即位，是非常有把握的，那重耳大概也就只能在齐国的温柔乡终老，一点机会都没有了。逃了，反而是把秦国逼到自己的对立面，但联系青春期少年的精神状态，却也不难理解。

惠公去世，子圉即位，是为晋怀公。怀公立刻做了一件得罪几乎所有晋国贵族的事。想当初晋献公去世，晋国贵族分裂成几派。有支持惠公夷吾的，也有支持重耳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贵族之家大多很懂不要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的道理，所以不是某个家族支持夷吾，某个支持重耳，而是一个家族之中，有人支持重耳，有人支持夷吾，家族整体上反而显得态度暧昧。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郤芮是夷吾的死党，但重耳最终回国，却“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可见郤氏家族里，重耳一派的也不少。再比如，追随重耳流亡的人里，最重要的无疑是狐偃。但是狐偃的父亲狐突，兄长狐毛，一直都留在晋国，好端端在惠公手下任职。

惠公对这种局面，应该也是心知肚明，但却不去挑破，保持和稀泥的状态。但是怀公一即位，却下令：“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不得追随流亡者。他规定了一个回国日期，逾期不归的杀无赦。为让这个新规定得到落实，怀公拿父亲的外祖父、德高望重的老臣狐突开刀，你必须把你儿子从重耳身边喊回来。

狐突发表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议论，认为自己的儿子既然做了重耳的臣子，就有忠于重耳的义务，做父亲的教导儿子不忠，是违背自古以来的伟大规范的。于是狐突就被怀公处死了。这种作风，足以让晋国上下寒心。逼人选边站，必须要以巨大的实力优势作基础，不然就是把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至此，重耳回国登基就没有悬念了。

秦军护送重耳渡过黄河，秦晋边境上的几个重要军事据点望风而降。经过短暂的谈判，抵御秦军的晋军主力也向重耳交出了指挥权。祭拜祖先之后，重耳登上国君之位。

怀公被杀，推算年纪，当时还不过十五六岁，搁今天也就是个不安躁动的中学生而已。今天论史的人，居高临下指责他政治低能时，不应该忘了这一点。

第十章 晋文之谪

这一章的标题来自《论语》：“晋文公谪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这个人狡猾而不正直，齐桓公则正直而不狡猾。当然，这四个字从字面上讲，也可以理解为：晋文公的一生，波谲云诡，关于他的史料虽多，却仍然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目。

读重耳流亡的故事，有时我会想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伟大史诗《埃涅阿斯纪》。在罗马人心目中，埃涅阿斯是自己的祖先，他本是特洛伊的英雄，在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流亡之旅。海上漂流七年，他来到意大利，在这里娶了会为他生下伟大后裔的妻子，战败了强大的敌人，终于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这个概括大概对重耳也合适。晋国人心目中，是他开创了本国的霸业。骊姬之乱导致他开始流亡，时间长达十九年（如果不算在夷狄那里相对安逸的十二年，则和埃涅阿斯一样也是七年），最后他回到晋国并娶了秦穆公的女儿，再和强大的楚国城濮一战，取威定霸。

当然，也有很明显的区别。最突出的是，埃涅阿斯是一个意志坚定，把对国家和历史的责任看得高于一切的英雄。为了完成使命，他割舍爱情比唐僧还要来得干脆果决。据说，正是因为他抛弃了迦太基的狄多女王，为子孙后代埋下了祸根。女王的怨恨，注定了后来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无比惨烈的布匿战争。

重耳的流亡之路却儿女情长，有时候，不是他为建立霸业而割舍爱情，而是需要那些深明大义的女人为了他的霸业，费心费力催他上路。如果历史上的重耳真是如此，那么令人好奇的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左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

晋怀公的大致年纪，我们比较容易推算出来，但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反而不能。因为存在着两种差别极大的说法。

《左传》讲述晋文公重耳的故事时，没有提到他的年纪，《国语》则说：“晋公子生十七而亡”，由于重耳流亡可以确定是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所以若相信这个说法，重耳多大岁数干什么事，我们就都可以确定下来。他流亡十九年，即三十六岁成为晋国国君；在位不过八年即去世，终年四十四岁。

司马迁显然熟悉《国语》，但对《国语》的说法并不赞同，所以写《晋世家》时，他对重耳的年纪非常在意，写到时都很强调，仿佛老师在敲着黑板画重点：

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

献公二十二年……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

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

他爹晋献公还是太子时，重耳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开始流亡时，重耳都已经四十三岁了。他六十二岁才当上国君，四年后建立霸业，真是最美不过夕阳红。

这两个说法，互相能消解一些对方的疑点，也都会造成一些另外的疑点，但都没有大到圆不过来的地步。所以学者之间争论很多，但也没结果。这种情况下，不做最终结论，当然是比较严谨的办法。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不同年纪的人身上，真是会给人完全不同的观感。

他一路上那么磨磨唧唧贪图享乐，如果还年轻，那就是人生成长途中的弯路，经过长期的流亡磨砺，培养了耐性、点燃了雄心，最后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是很常见的励志故事，是英雄神话里最常见的套路或曰“母题”。但如果四十多岁逃到戎狄后不积极回国，六十岁了躺到齐国再也不想走，那么至少到这时，这人是真的没多少进取心。毕竟，等待是需要年轻做资本的，就像孔子说的，“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那时人的寿命在那里，哪来这么好的耐心？他最后取得的成就，本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内。

如果信从《史记》的说法，那么大概可以认为，重耳是一个很大程度上被身边人推着走的人，这其实和《左传》《国语》的叙事也并无矛盾。以这些书为基础，能归纳总结的晋文公的优点，大约一是善于用人，二是能够听取别人意见，三是风度不错，在大场面应对上颇为赏心悦目。

这些素质当然都很重要，但是，以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而言，似乎还欠缺一些什么。比如在巨大困境面前的坚强意志，或者在复杂问题面前的判断力，以及力排众议的执行力……这些重耳身上都看不到，恰恰相反，《左传》等书都对重耳的种种软弱津津乐道，关键时刻的决断也总由别人（比如狐偃）做出。

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这些古籍都是尊奉儒家价值观的著作，而儒家不推崇个人才能突出的君主，只强调他要用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晋文公个人的突出表现都被这些古书吞了；第二，重耳确实不具备多么突出的个人才能。到了集权时代，伟大领袖必须是所谓“雄猜之主”，雄才大略和猜忌手腕交互使用，才能够操控复杂的权力系统，重耳以那种标准衡量并不合格，但春秋中期还是贵族社会，君主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精神领袖而非实际统治者的角色，所以重耳拥有上面提到的几项魅力，就已经足够了。

晋国经过武公、献公时代的急剧扩张，内部矛盾也积累到一定水平，比如新得来的土地、人口、财富等资源怎么分配。惠公、怀公在这时跑回来当国君，很容易众恶归之，大家都觉得分赃过程中自己吃亏了，而归咎于国君的偏私和愚蠢，这也是自然不过的想法。

经过十四年的倾轧洗牌，贵族关系基本重新理顺，尤其是大家都意识到，以晋国如此强横的实力，这些年竟然是如此局面：向西，被国力远不如自己的秦国欺负；向东，中原诸夏如此富庶，自己却不能去争雄称霸，岂不是太对不起自己？所以这时，贵族有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需求，而此时重耳也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第一，从继承顺位来说他本有相当的合法性；第二，十九年来一直都在远方，所以和大家都没有仇怨，却留有美好想象的空间；第三，他也确实不乏个人魅力。这个人回来，作为共同尊奉的精神领袖，岂不是再合适不过？

要想成为霸主，答卷上就是两道大题：尊王与攘夷。晋国勤王和与楚国争霸两件事，晋文公做得怎么样呢？

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晋国出兵勤王。周襄王和弟弟王子带之间那点破事，已经纷扰了几十年，当初齐桓公想协调兄弟关系，结果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晋国的解决之道则干脆得多，杀死王子带，护送襄王回朝。接下来：

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横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晋文公朝拜襄王，襄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飨醴”“命之宥”解释起来很麻烦，学者意见也不统一，这里略过，反正都是很尊贵的礼节。于是晋文公“请隧”，什么叫“隧”，也有争论。“王之葬礼，开地通路曰隧”，似乎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则这句的意思是，晋文公请求周襄王同意自己死后可以按照天子的规格举行葬礼。如果相信《史记》，文公这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喜欢考虑身后事，也是很自然的心态。

周襄王拒绝了。至于理由，上引的《左传》讲得比较简单，《国语》里则有一大堆。但概括下来无非一句话：“名与器不可假人。”对襄王的这种原则性，传统评价都是盛赞的。名分上不让步，实利上就要大出血，襄王把“阳樊、温、原、欑茅之田”都赐给晋。

周天子能控制的地盘，早就非常有限了，襄王为什么还能出手这么豪阔呢？原因很简单，晋国军队出山西后，就驻扎在阳樊。温是王子带的老巢，晋国杀王子带，当然首先已经攻破了温。换句话，这些地方基本早已在晋国的控制之下，所谓襄王赐田，只是对既成事实加以认可而已。

然后，晋国对这些地方的接收手段，也很残暴。阳樊等地，在天子脚下这么些年，生活的居民不是姬家人，也和姬家人结过亲家，所谓“谁非王之姻亲”，对晋国人的到来，他们并不乐意。所以他们决定反抗，从后来他们“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看你有什么好处可以用来安抚我们，让我们没有离叛之心）的声明看，他们的反抗也算不上意志决绝，只是闹一闹要糖吃，不给我就骂你暴政的小算计而已。但晋国人让阳樊人见识了什么才叫真的暴政。

“大泯其宗祐（宗庙的大门），而蔑杀其民人”，对你们的宗庙，我拆迁处理；对你们的人民，我挥起屠刀。

有一个叫仓葛的阳樊人，对晋文公大声疾呼，说了一番“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道理，对蛮夷才应该使用武力，对华夏同胞，你应该善待啊，怎么能搞屠杀和拿他们当奴隶呢？这番议论，晋文公倒是听进去了，评价说“是君子之言也”。但对君子的嘉奖，也不过是“出阳民”，不杀你了，地我留下，请你走人吧。

经过这一番无礼而有效的扩张，“晋于是始启南阳”。这里在晋国之南，黄河以北（水北为阳），所以叫南阳。这几个字真是字字千钧。晋国从此跨越太行山，深度介入中原事务，这是取威定霸，常为诸夏盟主的第一步。《左传》毕竟是伟大的史书，不管它多么热爱段子、八卦和鬼故事，碰到这种大关节，记述绝不含糊。

之后晋国要做的，自然就是谋求与楚国一战。齐桓公去世后的十年里，中原失去了能和楚国争竞的力量，楚国的势力迅速扩张。地理偏南的国家如陈、蔡、郑等国早已归附于楚不必说，靠近北方的曹、卫，也已经尊楚为盟主。素来以礼仪之邦著称的鲁国，更是在被齐国威胁之后，丝毫不讲华夷之辨，竟跑去向楚国求援。于是，昔日的霸主齐国，也遭到楚国的威胁。除宋国还在执拗地和楚国对抗之外，楚国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中原。

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楚国率领诸侯联军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次年（前632年），晋国“侵曹伐卫”。攻打卫、曹的过程里发生的事，后世看没什么，但在当时都是刷了下限的。晋军本来没把卫国当作讨伐目标，只是为了伐曹，要跟卫国借路。不过有当年晋献公假途伐虢的先例，把路借给晋国，也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卫国不借，于是晋军兵临城下。卫成公倒也善于急转弯，立刻请求跟晋国结盟。然而，晋国不同意。

照说，“君子不欲多上人”，人家都愿意签城下之盟了，还有什么不好谈的？但晋国人很理性，知道卫成公娶了楚王的女儿，骨子里还是亲楚派，盟约是靠不住的。继续打，直到卫国大夫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又打不过，和谈又不许的局面，把国君放逐了，晋国才和卫国定约。

于是攻曹。曹国人坚守城池，晋军死伤不少。曹国人把晋国人的尸体放在城楼上展览（符合曹共公一贯的猥琐风格），作为回应，晋文公把军营迁到曹国的坟地里，意思是你再这么干我刨你祖坟，吓得曹国人把晋人的尸体用棺材装好送还。晋军乘机进攻，终于得手。这都是礼仪文明的画皮在战争中一层层撕下来的表现。目的是救宋，为什么却要先攻打曹、卫？联系晋文公当年流亡时在卫国、曹国的狼狈遭遇，进攻这两个国家似乎是要报复旧怨。这个因素不能说没有，但更多还是战略考量。

晋军要开到宋国，中间隔着卫国和曹国，攻打这两个国家一举三得：第一，打通到宋国的交通线；第二，给其他诸夏国家警示，投靠楚国没有好下场；第三，把楚军吸引过来，决战战场尽可能靠北，缩短自己而拉长对方的后勤补给线。

第一个目标自然是达到了。第二条也达到了。最突出的事例是，鲁僖公本来已经投靠楚国，所以派了一个大夫帮助卫国防守，这时就把这个大夫杀掉，向晋国认错，表示这事是他的个人行为，和我鲁国官方立场无关。当然，同时又派人去向楚王说，之所以杀掉该大夫，是因为他在卫国防守不力。礼仪之邦，鸡贼若此，但又何尝因此就强盛了？那些认为鲁国是因为太看重旧规矩才衰落的人，真是太天真了。

鲁国其实精明之极。春秋中期以后，鲁国国力平平，但负责外交的官员却都是一时之选，所以每逢大国争端，鲁国几乎总能早早站在胜利者一方，抱大腿神功堪称天下无双。鲁国人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夷夏之辨，楚国国势方炽时，鲁国立刻就会投靠。在同属华夏的宋国被楚国围困得“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时，鲁国使者可以施施然跑到宋城之外，和楚缔结友好盟约。但只要需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的口号，它也能喊得山响。

这样一个国家，却还能以秉持周礼自居，没事就鄙视人家缺乏贵族范儿，对外还有忠厚老实的名声，其宣传营销的功力，也真是使人叹为观止。

第三个目标是最理想的结果，但实际上晋国也没什么把握。楚成王看穿晋国的计划，他的对策，第一还是围城打援的战术，加强对宋国的进攻，逼晋军南下；第二，撤回了原来驻扎在齐鲁边境上的一支楚军。这又有两个作用：一则集中优势兵力；二则对齐国示好，希望在接下来的战局中，齐能够置身事外。

后面晋文公对是否与楚国开战犹疑不决，理由之一是“齐、秦未可”，秦国不支持开战的原因不清楚，齐国的消极态度则显然与楚成王的这着棋有关。接下来，一度看似有避免战争的可能。楚成王定了“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的基调。楚国主战最力的大将子玉虽然愤愤不平，但还是派人来与晋国谈判，你放过曹卫，我放过宋国，两下收兵。

这份和平倡议一送到晋国，主＇战派的贵族就急了。狐偃说：“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子玉太无礼了。我们领兵的是国君，他子玉只是一个臣子。和平协议一签，我们国君只保护了一个国家（宋），他倒保护了两个国家（曹、卫），这便宜占得也太大了。对这种无礼的小人，咱们必须要打！这么算小账自然不足以服人，狐偃唯恐不能开战的心理，倒是跃然纸上。

另一个大夫先轸看得明白，拒绝和谈是不行的，名声不好，咱们晋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这样：“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咱们悄悄恢复曹、卫两国的地位，同时让它们去和楚国断交。再把楚国使者宛春抓起来，激怒楚国。这样楚国一定会来进攻，破坏和平的就是他们了。这可真是我方绝不率先使用武力，但我方若想使用武力，绝对有无数办法让你率先使用武力的绝佳典范。

于是，接下来楚军的每一步行动都按照晋国的设计来。在晋国最舒服的时间和地点两军开战，胜负之数，也就不问可知了。当然，城濮之战，其实对楚国的国力没有根本伤害。楚成王本来不想开战，对子玉特地“少与之师”。开战后，楚国的陈、蔡两个仆从国组成的右军先败，申、息两地子弟兵（这两地早已属楚，但本来都是诸夏国家）组成的左军中了诱敌之计，被晋国的合上军、中军之力“横击之”，伤亡惨重。子玉见势不妙，指挥自己的中军及时撤退，“若敖六卒”得以保全。

若敖是楚武王的祖父，他的后代一直是楚国大族，子玉即这一族的成员。若敖六卒是精锐的战车部队，这才是楚军的精华。但无论如何，对于中原各国来说，这是晋国第一次精彩亮相，也是诸夏第一次在正面战场对楚国取得重要胜利，值得大书特书，并举行盛大庆典。

晋国军队在楚国抛弃的军营里驻扎了三天，吃楚军留下的粮食。然后晋文公“献楚俘于王”。天子任命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了大量天子专属的器物。击败楚国，有了霸主之实；还要天子认可，才有霸主之名。

过程就是如此。大体上，我认为不过分强调晋文公的领导才能对晋国霸业的意义，更容易解释一些问题。

第一，晋文公回国之后，追随他流亡的老班底，在晋国的实力派贵族中，并不居于突出地位。《左传》花了很大篇幅描写晋文公回国后，怎样处理和一些小人物的往日恩怨。这些富有趣味的小故事可能更吸引眼球，但实际上当时最重要的大事，无疑是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的那次军演，史称“蒐（搜）于被庐，作三军”。

为了准备对楚国的战争，晋国再次扩军。全国有中军、上军、下军三军，每军有一正一副两个统帅，担任统帅的是晋国最具实力的贵族，从此奠定了六卿分配晋国军政大权的格局。据《左传》说：晋文公早年的好友，也是追随他流亡的人中，以五人最为知名：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

而三军的六位统帅是：

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这里面，只有狐偃一个是重耳的“从者五人”之一，担任上军的副帅。重耳最宠信的赵衰本来也有机会，但他谦让退出了，这是因为他性格文雅谦退所以不想竞争，还是他在军方本没有威望根基，事实上也不可能竞争那个位子，所以乐得高风亮节，就不好妄测了。

其余五人，不管其内心是否早已倾向重耳（狐毛、先轸可能和重耳关系较密切），事实是他们都曾经长期尊奉惠公为国君。尤其最重要的中军主力（中军高于上军，上军高于下军），两位统帅都来自郤氏家族。这个家族中的郤芮等人都是晋惠公死党，郤縠、郤溱等人当然在重耳回国时都提供了支持，但要说他们更早时就与重耳有密切关系，那也不可信。

当然，能够让这些不同派系的贵族都愿意为己所用，仍然体现了晋文公的领导艺术。但所用的主要仍是这些人，也说明晋文公并未在晋国内部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

第二，晋文公时代的对外扩张，贵族团队（不论是追随流亡者还是国内实力派）显得比文公本人更加积极。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提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这一点晋文公时代并没有变。要想尊王，最好当然是王遇到麻烦，然后你才好去替他解决困境。晋文公运气不错，他即位的当年，天子就被王后劈腿了。

王后与天子的弟弟王子带私通（这兄弟俩的恩怨由来已久，参看本书《始霸编》），于是天子去捉奸，竟被奸夫淫妇赶出家门。有责任为尊者讳的《春秋》，对这事自然写得很隐晦：“冬，天王出居于郑。”好像天子只是出门旅游了。

为天子捉奸，送天子回家，是绝佳的尊王机会，晋文公反应却很迟钝，倒是秦穆公得到消息，立刻把大军带到了黄河边。联系之前他送晋惠公和晋文公，对送人回家这件事，他确实有丰富的经验。但秦国实在太偏远，穆公想去勤王，还得向晋国借路。这时候，晋文公才在狐偃等人的催促下开始救援行动，他请秦穆公回去，自己兵分两路，一路去接应天子回家，一路去诛灭兴风作浪的天子之弟王子带。

晋国距离天子的洛邑比秦国近，得到消息也在秦国之前，却迟迟不行动，或许晋文公感念秦穆公的恩情，本来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但是晋国大夫认为此事关乎晋国的核心利益，宁可选择忘恩负义，中途抢断。

救援周天子，晋文公还只是反应慢，与楚国开战的问题上，晋文公的表现则只能用软弱来形容。中原国家要想称霸，楚国就是试金石。齐桓公有召陵之盟，让楚国屈服，那就是当之无愧的霸主；宋襄公小国图霸，被楚国揍了，就沦为笑柄。所以晋国要大国崛起，和楚国之间这一仗，那是非打不可的。晋国的大夫们对此也都很积极，但直到城濮决战之前：

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楚军抢占了险要地形扎营，晋文公开始陷入忧虑。人民群众又开始传谣：“休耕田啊草青青，旧的去啊新的来。”民谣被认为是预言，但这话预言的啥，却很难猜，于是晋文公更加疑虑，他可能认为这句话是指责他对楚国忘恩负义。于是狐偃（子犯）给他打气：“打吧，打赢了，成为诸侯霸主；打输了，咱们晋国东边太行西边黄河，回家把门一关就没事了。”

晋文公又念叨往事，当初楚国送我回国，我得报恩啊。还是不想打。栾枝（栾贞子）一听就急了：“汉水北岸咱们的同姓国，给楚国都吞并干净了。恩才多小，仇有多大，开战才是正义！”晋文公还是害怕，晚上又做噩梦，梦到自己和楚成王单挑，自己被楚成王压在身子下面，楚王吸食自己的脑浆。狐偃说：“这梦是吉兆啊。您躺着可以仰望星空，这是晋国得到上天的支持；他趴着，这是认罪的造型。脑浆是人体里的阴柔之物，您这是以柔克刚啊。”

这个解释实在牵强得可以，但可见狐偃为给晋文公鼓劲，真是操碎了心。终于还是开战，策划、主持整个战局的，是大夫先轸。当然，晋文公始终没有远离战场，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也算功不可没。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晋文公在位的时间实在太短了。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晋文公登基；次年，晋文公即帮助天子平王子带之乱，并开始外出征伐；到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四月，城濮之战，晋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国，一战定霸。积蓄国力，那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事。晋文公有什么魔法，可以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里，就把晋国变得如此之强？还是晋国本就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到文公时代终于释放了出来？

再到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晋侯重耳卒”，晋文公只当了八年国君，作为比较，他那个被视为过渡人物的弟弟晋惠公夷吾，倒是在位十四年之久。这么快就失去了这位伟大领袖，晋国又再度衰弱了吗？秦穆公似乎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在晋国忙着给重耳办丧事时，发动了一次惊人的远征：秦军出靖函谷道，千里袭远，要攻取郑国。晋国当即给秦国人上了一课，在秦国人返程时设伏（仍是以先轸为代表的贵族策划布置的），一场歼灭战杀得秦军“匹马只轮无反者”，这就是著名的崎之战。

这一战也是向世人昭示，晋国的霸业仍在。之后，晋国的国力由于各种因素当然时有起伏，但始终都是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左传》里好多人提到重耳，都说他是“天之所启”“天之所置”之类的话。郑国大夫劝国君对他好一点时这么说，楚成王拒绝手下人杀掉重耳的建议时也这么说，介子推鄙视那些因追随重耳多年而居功自傲的人时这么说，城濮之战前楚成王不想打还这么说……说是“天意”，也许并不错，不过没什么神秘，就是时机实在太好而已。

拿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比大小，是很多人爱做的事。但也许更关键的区别还不在规模大小，而是作风不同。齐桓公的霸业，情怀经常比较浩荡，技术性地看，成本收益不成比例的事情干得也比较多。孟子说五霸是“以力假仁”，即打着仁义的旗号使用暴力。这么评齐桓公，有证据，但也有冤枉在里头。

晋国就不同了。如前所述，霸建立的重要步骤，每一步利益诉求都很清晰。尊王，就是要把天子当作自己召集诸侯的工具。城濮之战这一年的年底，晋文公在温地主持会盟，目的是要惩罚那些不服从晋国的国家，怕自己的权威还不够，所以特地要求天子也来参加盟会。

据说，后来孔子读史至此，觉得这是“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把这里写作“天王狩于河阳”，不提盟会的事实。这种笔法，和前面天子被劈腿的王后赶出家门，却写作“天王出居于郑”是一样的。

晋国要诸侯会盟，很大程度上也不再是你遇到了威胁我来给你提供保护，而是你不接受我的保护我就威胁你，就是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晋国干涉许多国家国君的废立，理由当然可以扯到晋文公当年流亡时所受的委屈，但主要原因还是晋国需要这些国君是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当时就有人对晋文公说：“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齐桓晋文霸业的区别，有两个人个性区别的原因，也可以用齐国、晋国文化传统不同来解释，但归根结底，这恐怕是个人无法改变的一个历史大趋势。

“三王之道衰，五霸存其政”，理论上，霸主政治是一种大国主导下的重建旧体制的努力。然而，大国主导和重建旧体制这两个要素，却是根本上矛盾的。

第一，因为地缘形势的改变，春秋时代有条件成为大国的，多半不是旧体制里的大国。晋国“僻处山戎，不与诸姬等齿”，秦国戎狄之风更盛，楚国被当作蛮夷，经常也自视为蛮夷，齐国好一些，但也被讥讽为“区区之齐在海滨”。

第二，旧的封建宗法体制，各国国内权力高度分散，国君很难充分调动国内的各种资源，即使社会财富可观，呈现出来的国力也有限。真的热爱旧社会的国家，很难承担霸主的重任。

第三，旧体制下，大国当然不能随便干预别国的政策，当时诸侯虽然没有现在的主权观念，但国内的事自己说了算的观点，也是有的。但霸主为了保证联盟的有效运转，却必须要消除各种不确定性，各国集体行动时，你突然来个我的国家我做主，那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干涉内政、扶植代理人之类的手段，也就应运而生。

第四，当然不能忽视大国的自利倾向。

简单概括就是，为应对当时的一系列危机，齐桓公设计了一个重建旧体制的方案：霸政。到宋襄公这里，证明了想通过这个方案回到旧体制完全行不通。而到晋文公时代，霸政体系对大国非常有利，则体现得非常明显。后来，晋国对盟友的政策是：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类似的话，《左传》里还可以抄出不少。虽然都是较晚的材料，但可以肯定很早以来就是如此，这样做的也不是个别而是几乎所有中小国家。所以，霸政虽然和原来的目标背道而驰，但绝对应该继续下去。

齐桓晋文之后，究竟还有多少霸主，哪些人才可以算作霸主，这类问题也许没那么重要。毕竟，直到战国时代，即商鞅变法之类更彻底的社会变革之前，霸主政治一直是彰显大国地位、保证大国利益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个大趋势，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它就在那里。

争霸编

第十一章 此路不通

讨论春秋时代哪几个国家最强，比谈哪些国君才够格算“春秋五霸”，争议要少得多。《史记》里多次提到，晋、楚、齐、秦是四大强国，《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得最言简意赅：

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

大意是，齐晋秦楚在西周时都是小国，但地理形势好，所以轮流兴起当了霸主，当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那些大国，都害怕它们的威势，只能屈服。学者又普遍认为，春秋时代有五次战争最为重要。春秋初，四大国还不成其为大国，春秋末大家都打疲了，所以这五大战争集中在五十多年里，都发生在春秋中期：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楚对阵，晋国获胜。

公元前627年，殽之战，晋秦对阵，晋国获胜。

公元前597年，邲之战，晋楚对阵，楚国获胜。

公元前589年，鞌之战，晋齐对阵，晋国获胜。

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晋楚对阵，晋国获胜。

五大战争，晋国都作为其中一方参加，获得了四次胜利，唯一一次失败，是败给了楚。这个结果，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晋国最强，楚国其次，秦、齐则要弱上一个档次。类似《射雕英雄传》里，裘千仞对上黄药师、欧阳锋，说起来也是一个级别，但实际战例不支持。

《史记•秦本纪》第一句是“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这句话其实是提示秦的族群身份。颛顼是五帝的第二位，说起来也很伟大光荣，但战国、秦汉时代的神话传说系统大整理，实际办法是把所有边缘化的族群都挂到了颛顼名下，楚国、越国、匈奴……诸如此类，统统都是颛顼的后代。

秦人的神话里，讲到自己的祖先降生，也是一个女人吃鸟蛋怀孕的故事，和商朝的故事一模一样。《秦本纪》又说，秦的先人里有蜚廉、恶来父子，蜚廉跑得快，恶来力气大，都是商纣王的得力手下。周武王伐纣时，杀了恶来，蜚廉有事在外，逃过一劫。蜚廉很忠诚，做了商朝的遗民，他的孙子开始辅佐周朝。加上其他一些证据，有学者推断，尽管商在东，秦在西，但秦人应该和商族有某种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西周时秦人作为周天子的牧马人，地位缓慢上升，但真的获得突破性跃升，还需要一场大灾难帮忙：

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犬戎攻破镐京时，秦人救援天子，表现突出。周平王东迁洛邑，秦人派兵护送，得到两个回报：一是摆脱了“附庸”身份，步入诸侯的行列；二是对岐、丰之地拥有了法理上的所有权。这两项好处都是虚的，但对秦这样苦出身的实力派，这时虚的比实的重要。

平王东迁，不受老牌诸侯国欢迎，秦以外，晋国也出了大力。就是说，这时秦、晋是一党，所谓秦晋之好，也可能这时就已经开始了。秦人原在甘肃天水一带活动，这时向东扩展到了关中。在不断与戎狄作战，努力把法理所有权变成实际控制权的同时，秦人的文化水平也有所提高，“初有史以纪事”，开始知道把自己干了啥遇到啥写下来，于是就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锥。以一牢祠，命日陈宝。（《史记•封禅书》）

揣摩文意，可能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陨石，秦人当作神明，在陈仓立祠供奉起来，所以叫“陈宝”。后来再有流星，往往也被当作神又来了。据说，这个神的样子像雄鸡，叫声殷殷如雷，一到，就会带动附近山野里的野鸡跟着叫，因此又可以叫“宝鸡”，这也是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得名的由来。

秦人要宣扬自己的合法性，就要讲一些自己得到上天支持庇佑的故事，陈宝的传说应该是当时宣传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后来越说越玄。《搜神记》里讲，秦穆公时，陈仓人抓到一只怪兽，长得像猪，但不知道究竟是啥，就打算把它献给国君。路上遇到一男一女两个小孩，说这货的名字叫“媪”（有的书说叫“媦”），生活在地底下，专吃死人的脑子，杀掉它的办法是拿柏树枝插到它脑门里。于是媪也开口说话了，指出这俩嘴贱小孩叫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意思是你放着这种活宝不抓，跟我较什么劲。于是陈仓人丢下媪就去抓孩子，孩子就变成野鸡飞走了。

秦穆公得了消息，发动秦国上下一起围猎野鸡，终于把雌鸡抓住。雄鸡则据说飞到南阳，那是后来汉光武帝刘秀发迹的地方。这个抓野鸡的版本，显然出现得很晚，但能反映后人对秦的印象，获得陈宝的时代由秦文公改到秦穆公，自然是秦国国君中，穆公最够霸的资格。

本来秦国在甘肃，晋国在山西，两家不挨着。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到秦穆公时代，秦国越来越逼近黄河西岸，晋国则从东边过了河，这就差不多成了邻居。这时，黄河到泾河之间，尤其是黄河到北洛水之间，有戎狄纵横，这是两家共同的敌人；还有不少小国，两家都视为肥羊。

这段史书上没有多少记录的时期，可能才是两家关系最好之时。后来，秦穆公娶了晋献公的女儿，并且从此对晋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史记•封禅书》说，秦穆公曾经连续五天昏迷不醒，醒过来之后说自己上天见到了上帝，上帝给了秦穆公一项使命，就是平定晋国的叛乱。

这个梦照例无法判断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就是秦穆公对晋国太神往了，以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果是假的，那还是秦穆公对晋国太神往了，以致无法给出一个合乎理性的解释，只能借助超自然的故事来为这种狂热提供理由。

当然，所谓对晋国的兴趣，其实是对太行山以东诸夏的兴趣。毕竟，那里才是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秦国学晋国，有点像近代中国一时学不了西方，拿日本当替代品。战国以来留下的各种真真假假的记录，都说秦穆公从东方吸纳了许多人才，最著名的是下面三个：

一是公孙枝，有的书说公孙枝是晋国人，也有书说岐地人，即还是秦人，不过受过晋国文化的熏陶。二是百里奚，他是虞国人，虞国被晋国吞并，所以也算是晋人。虞被灭，百里奚流亡到楚国，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把他赎到秦国来，和他聊了三天，喜欢得不得了，把秦国国政都交给他，因此人称“五羖大夫”。三是蹇叔，这是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的，来自宋国。《史记》塑造蹇叔的手法是烘云托月，先大力渲染百里奚有多高明，然后让百里奚说，我以前有两次听蹇叔的，都躲过了危难，一次没听就倒了大霉。《三国演义》写“徐庶走马荐诸葛”，就是照搬这个套路。

三个人一个比一个厉害，归秦前的所在地则一个比一个往东，给人一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印象。这大约不是事实，可能是因为喜欢东方文化，历史记忆就被塑造成了这样。但秦穆公再喜欢东方，被晋国人挡着，秦国人也飞不到东方去。于是他积极插手晋国事务，先是扶植晋惠公夷吾，夷吾承诺把战略要地割让给秦国，但当上国君后立刻毁约，甚至“朝济而夕设版焉”，早上过了黄河，晚上就开始修城墙，把恩人当贼防着。

秦穆公又扶植晋文公重耳，重耳把秦国比作大海，说自己要像流水一样朝拜大海。但是他成为国君之后，晋国立刻大放异彩，“朝宗于海”的事自然不提，帮周天子捉奸这样好玩又体面的事，还出来抢秦国风头。等到城濮之战，晋国和秦国谁是霸主谁是跟班，再明显不过。所以秦穆公憋着气。

鲁僖公三十年，晋文公、秦穆公联手讨伐郑国。小小郑国当然不是两大强国的对手，于是派了个叫烛之武的来跟秦穆公游说，一番话把秦穆公说动了，不但不进攻，反而留下一支部队帮郑国守城，自己先撤了。照晋文公那个火暴脾气的舅舅狐偃的主张，当时晋国就该和秦国开战。好在晋文公本人还比较念当年秦穆公的情，没追究，这事就算了。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顾全大局的晋文公重耳就病逝了。这时候，秦穆公当国君已经三十三年，向东到中原的事情，却几乎没什么进展。日暮途远，只能倒行逆施，他实在不能再等了。

上面提到烛之武游说秦穆公，这是《左传》中的散文名篇，各种古代文选往往会选，如今也入选全日制高中语文必修课程。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单从这段引文看，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全靠烛之武一张利口，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终于帮助郑国安然无恙渡过了危机。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当时郑国真的要亡了吗？答案是还早。

一来，春秋不是战国，中原不比山西，吞并一个同姓的、规模也不算小的国家，道义上要付出的代价太大。晋国会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但也有限度，而且晋国的政策显然是在太行山以西不妨野蛮一点，但到了山东就要装装文明人。对“为会而灭同姓”之类的指责，晋文公还很忌讳。毕竟，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当诸侯的霸主，需要诸夏的拥戴，不能搞得天怒人怨。

二来，更技术性的困难是，晋国和郑国之间毕竟还有些距离，要过黄河，还有周天子在旁边盯着。直接把郑国变成自己的领土，以当时晋国的行政组织能力，也没办法控制。而郑国南边就是虎视眈眈的楚国，楚国绝不会容忍晋国把领土扩张到自家门口。你灭了郑，楚国肯定马上要打过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没事就打一架，谁也受不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春秋史上有许多次，大国本可以用军事手段灭掉郑国，最终却谁也没这么做。对晋国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留着郑国，把它调教成一个亲晋的政权。烛之武说“郑既知亡矣”，是表达技巧，言重了。

第二个问题，晋国达到目的了吗？或者反过来说，就是烛之武真的帮助郑国化解危机了吗？烛之武游说秦穆公的这段，历来评价是很像《战国策》的风格。《战国策》是说客的教科书和宣传册，最喜欢写这种一番游说、改变全局的故事。但编写《左传》的史官毕竟不是说客，槽点再多，节操犹存，比较夸张的叙述之后，《左传》还是会老实兜底：

初，郑公子兰出奔晋，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许之，使待命于东。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大子，以求成于晋，晋人许之。

当初，郑文公的儿子公子兰逃亡到晋国，追随在晋文公身边。晋文公这次伐郑，公子兰没参与，但就在晋国的东部边境（即接近郑国的地方）等着。果然，郑国两个大夫把公子兰迎接回去当了太子，以此为条件向晋国求和，晋文公答应了。

郑文公这时在位四十三年，年纪已经很大，日不久矣。

果不其然，公子兰回国当太子的下一年，“公子瑕出奔楚”，郑国的亲楚势力就被驱逐了；又过一年，郑文公去世，公子兰即位，是为郑穆公。晋国的目的完全达到。也就是说，晋国之所以“亦去之”，不是因为烛之武造成了晋国的被动局面，而是晋文公显然已经掌控了局势，不回去干吗？

第三个问题，烛之武和秦穆公谈判，到底作用何在？烛之武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是挑拨秦国和晋国的关系；第二是出卖一些郑国的利益给秦国。挑拨是成功的，不过我们看到，早在城濮之战时，秦晋关系就很微妙（晋文公对是否开战犹豫不决，理由是“齐秦未可”）。秦穆公又不傻，晋国人靠不住，是他早就有的判断，用不着烛之武说了才明白；但秦国要到东方来刷存在感，又离不开晋国的支持，这种纠结状态已持续多年，烛之武的话，作用最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出卖利益给秦国，对当时郑国而言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秦国国力比晋国弱，距离比晋国远，对郑国的胃口理论上会相对小一些（后来证明这个想法一厢情愿了）。国家实力不足以自卫时，只能靠卖国来救国，即找一个对你有野心的国家，来对抗另一个对你有野心的国家，因为对你没野心的多半也不会热心，指望不上。

郑国对秦国的承诺，一是“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即为秦国军事和外交行动提供补给；二是让秦国在郑国驻军。尤其是后一点，郑国付出了很大的经济和安全代价。为供养这支秦军，郑国“脯资饩牵竭矣”，后来这支军队还企图夺取郑国政权。至于郑国有没有因此得到秦国的保护，在和晋国的谈判桌上，争取到一些较为有利的条款，史料不足，无法断定，但如前所述，晋国最重要的目的达到了。

总结就是，郑国想拉拢秦国对抗晋国，但这个计划完成度不高，秦国却因此大大赚了一票。至于秦晋关系从此走向破裂，虽说历史影响深远，但于郑国并没什么好处。所以对郑国来说，这事其实挺悲催的，但历来文选总喜欢把《左传》兜底的那段话删掉。烛之武一出场就被描述为多年来怀才不遇的形象，然后一张嘴扭转乾坤，大概，没有比这更适合文人意淫的故事了。

下面大致介绍一下《左传》中崎之战的经过，熟悉原文的可直接看下一节。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的冬天，晋文公去世。出殡时，棺椁里发出牛一样的声音。晋国的卜偃于是预言说：“这是先君给我们交代了一个大任务。即将有西边来的军队从我国经过，攻击他们，一定能取得重大胜利。”也正在这时，秦国派驻郑国的大夫杞子等人，派人向秦穆公汇报说：“郑国人让我负责他们的北方防御，如果悄悄派兵过来，就可以拿下郑国。”

秦穆公于是找蹇叔论证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而蹇叔显然认为根本没有可行性。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

归纳蹇叔的理由：第一，攻击目标太远，大军走得疲惫不堪；第二，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行动，肯定瞒不了人，所以杞子说的“潜师以来”这个前提，根本不成立。

秦穆公当然听不进去，还是坚持出兵。领军的统帅有三位，带头的叫孟明视，他是百里奚之子，名视，字孟明。称呼时字在前名在后，是当时的习惯。蹇叔便跑到整装待发的秦军队伍前痛哭，先对主帅孟明视哭，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咱们的军队回不来了；又对着自己的儿子哭²⁰，预言晋军一定会在崎山设伏，并精确预言了儿子的死亡地点。这种话秦穆公听后当然很丧气，所以骂了一句名言：“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你要是命短一点，你坟头上的树早就长势喜人了。秦军于是就向东进发了。

下一年（公元前627年）的春天，秦军经过周都城的北门。照规矩，从天子眼皮子下过，有一些特殊的礼节，比如一辆战车上的三个人，除了中间驾车的御者，左边的射手和右边的武士，都需要摘下头盔下车步行，这就是“左右免胄而下”，表示对天子的尊敬。但秦军有三百辆兵车的战士“超乘”了，即刚下车就又一跃而上，完全是老司机带你飞的做派。

周朝的王孙满，这时年纪还小，但已经是个人精，看到这种情形，就向周王说：

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秦军轻狂而无礼，一定会失败。轻狂就少谋略，无礼就没纪律。缺乏纪律的部队进入险境，智商又不在线，能不失败吗？

秦军有没有听到王孙满的议论，《左传》没提，听见估计也听不进去。总之，秦军继续前进，到了滑国地界，这就距离郑国不远了，这时有郑国使者求见。这位使者先送上四张熟牛皮，再送十二头牛，对秦军表示慰问。先送轻礼，再送重礼，这是当时送礼的规矩。

使者又说：“我们国君听说您来，冒昧地来慰劳您的部下。不嫌弃的话，就让我们做好接待工作：您来，我们就准备一天的军需给养；要走，我们就承担夜里的保卫工作。”

这当然是告诉孟明，郑国对秦军的到来已经有了准备。孟明不知道的是，这位使者其实是一个叫弦高的郑国商人冒充的。郑国商业发达，国家对商人也很照顾，所以郑国商人的爱国心是别的国家不能比的。

弦高发现了秦军，知道自己的国家有危险，就一边赶过来给孟明制造郑国有备的错觉，一边派人去向国君报信。郑穆公接到情报，便派人到宾馆察看，发现三位秦国大夫正带着手下厉兵秣马，进入了战备状态。郑穆公便派一个大夫去致辞说：

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伉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

您诸位在敝国居住也有些日子，敝国已经没能力管您的饭了。你们也该走了，郑国有原圃，是狩猎的地方，性质和贵秦国的具囿相似。你们自己去猎取麋鹿，减轻一下敝国的压力，如何？这话说得很文雅，但实际上是逐客令，这是春秋的贵族做派。

杞子等人知道不能在郑国待了，但估计是怕回国路上有埋伏，所以反而向东逃，一个逃到齐国，两个逃到宋国。这时，孟明的远征军也在纠结：

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

郑国已经有准备，偷袭没指望了，进攻打不赢，围城耗不起，咱们回国算了。于是秦军灭掉滑国，然后返程。而晋国一直关注着秦军的一举一动。当初秦军出发，先要从晋国边境经过，晋国心里有数，但没出手。现在返程，还是要从晋国过，该怎么处置，晋国大夫就有了一番争辩。

有人认为，当年秦穆公对晋文公有恩，现在晋文公尸骨未寒，咱们就算不回报，也不能打人家。但此时晋国军方的头号人物大夫先轸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认为这就是老天送上门的机会，“奉不可失，敌不可纵”。

他给秦军找了两条罪名，一是“不哀吾丧”，我们国君刚死，你应该陪着我们一起哀悼，而不是借机搞事，二是“伐吾同姓”，郑国也好滑国也罢，都和晋国一样姓姬，算是兄弟之国，你怎么可以打人家呢？

这真是人嘴两张皮。秦国在晋文公新丧时出兵，攻打的是已经被晋国调教服帖的郑国，对晋确实很不友好，更是对晋国霸主地位的挑战。但灭掉同姓国的事，晋国自己常干，拿这条理由来指责别人，也是脸大。其实先轸真正的考量是：

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

一次放过敌人，可能造成几代人的灾患。别说什么攻打秦军对不起死去的国君，今天把敌人消灭掉，不把麻烦留给子孙后代，这才是对先君最大的忠。就是说，不管历史上两国关系如何，现在他已经认准秦国就是对晋国构成巨大威胁的敌人。

先轸的意见被接受，晋军出动，并请戎族部落出兵助阵。身为孝子的晋襄公亲自统军，因为一身雪白的孝服在战场上会过于显眼，所以把孝服染黑。这事倒开启了晋国的一个独特传统，就是后来都穿黑色孝服。

战争的过程，《左传》惜墨如金，就写了五个字，“败秦师于崤”。

《崎之战》是《左传》名篇，因为叙事多角度有层次，出场人物性格塑造得也好。关涉的基本事件倒很简单：秦国想偷袭郑国，但没有成功，班师经过崎山时，中了晋国的埋伏。

《左传》精心安排了三个人物，分别代表胜利方、失败方和吃瓜群众，预言了秦军的失败。一个是晋国的卜偃，这算是个半神话性质的人物，作用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忒瑞西阿斯。碰到晋国有大事必出场，出场必预言，预言必说中。

一个是秦国的蹇叔，这位代表了秦国智库的顶尖水平。还有周王室的王孙满，他后来作为周王室的政府发言人，还有教导楚王怎么做人的杰出表现，但这时还是小孩子，出来先露一小脸。和《左传》的大多数预言神乎其神，让人难以置信不同，这三则预言剔除神话和过分精准的成分，都显得大体可信。因为秦军这次行动会惨败收场，简直是一定的。

首先，秦国为什么要打郑国，就不大好理解。由于郑国地位的特殊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吞并它。以秦国位置之极端僻远，国力之并非顶尖，觊觎郑国的国家中，连有力竞争者都排不上，念叨什么“国可得也”，也是一种迷之自信。再说，当年秦穆公被烛之武劝走，就是因为知道灭了郑对秦国也没有好处，这时怎么又变主意了呢？

这种不合理，连小说家都感受到了。如《东周列国志》是这么写的：

却说秦将杞子、逢孙、杨孙三人，屯戍于郑之北门。见晋国送公子兰归郑，立为世子，忿然曰：“我等为他戍守，以拒晋兵。他又降服晋国，显得我等无功了。”已将密报知会本国。秦穆公心亦不忿，只碍著晋侯，敢怒而不敢言。及公子兰即位，待杞子等无加礼。杞子遂与逢孙、杨孙商议：“我等屯戍在外，终无了期。不若劝吾主潜师袭郑，吾等皆可厚获而归。”正商议间，又闻晋文公亦薨，举手加额曰：“此天赞吾成功也！”前遣心腹人归秦，言于穆公曰：“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若遣兵潜来袭郑，我为内应，郑可灭也。晋有大丧，必不能救郑。况郑君嗣位方新，守备未修，此机不可失。”……穆公艴然曰：“寡人三置晋君，再平晋乱，威名著于天下。只因晋侯败楚城濮，遂以伯业让之。今晋侯即世，天下谁为秦难者？郑如困鸟依人，终当飞去。乘此时灭郑，以易晋河东之地，晋必听之。何不利之有？”

小说添加了很多《左传》里没有的细节。

第一，是戍郑三秦将的心理。夺取郑国政权，只是场面话，重点是他们在郑国待着憋屈，真实心理是闹点事出来，然后捞点东西好回家。背井离乡被派去做毫无希望的工作的人，有这种想法倒很好理解。

第二，是秦穆公的心理。这么多年一直被晋国压制，晋文公死了，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的目的也不是真想据有郑国，而是拿下郑国后和晋国换取河东地。回顾前面秦穆公和晋怀公的故事，这个情节加得也很合理。

第三，在叙述中强化郑文公、晋文公相继去世和秦国出兵这三件事之间的关系。当初是郑文公和秦国定下密约，让三秦将戍郑的，从此晋国、秦国的势力在郑国形成一个微妙的平衡。郑文公一死，即位的公子兰当然倾向晋国，平衡打破，这时秦国要么割肉，直接让杞子等人回来放弃郑国；要么补仓，再派兵去支援杞子。如果晋文公在，秦国多半会选择割肉，但问题是晋文公也死了，反而似乎有了压倒晋国的机会，所以秦国决定派兵了。

所以这一段，虽然属于脑补，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体现了一种把零散的历史记录系统化、合理化的努力。当然，这究竟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不好说，因为也可以有更简单的解释：专制君主就是发神经，却没人拦得住。

秦国打郑国，蹇叔称为“劳师以袭远”，究竟有多远？当时秦国的都城还在雍（陕西凤翔），到郑国都城（河南新郑），今天车程大约是七八百公里。古代道路要曲折得多，古书上往往称秦军奔袭“二千里”，大致也差不多。其间道路，可以分为三大段。

第一段是从雍城到黄河渡口，大约两百多公里。这一段还在秦国境内，路也还不算太艰难，秦军沿途可以得到不错的后勤保障。但接下来道路则变得凶险之极。从今天的陕西潼关到河南渑池，西段的山谷深险如函（盒子），东段以崎山为最大阻碍，因此被称为崎函之险。这里大山中裂，怪石交错，往往抬头不见天日。细细的道路逶迤于崇山峻岭之间，许多路段两辆战车不能并行，大军会被挤压成一条细长的直线，若从空中鸟瞰，想必如同一条若隐若现的蠕虫。

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在此筑下关口，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函谷关。有函谷关之后，秦军的行动应该会方便许多，以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体制的高效缜密，关内会有相应道路修缮，也会在沿途设置补给站点。但问题是此刻这条道路还为晋国所有，虽然一开始晋国没有阻止秦军经过，但也不会给予什么支持，一切行军所需物资，秦军只能靠自己解决。

第三段，过渑池进入洛阳盆地，道路又开始畅通，甚至可能有所谓“周道如砥”的高速公路。秦军过周的都城北门时，王孙满等天子的臣民看见的是“超乘者三百乘”的轻剽景象。这样的表现当然被鄙视为“轻而无礼”，但体会过堵得半死之后、突然路通了一脚油门踩下去的快感的人，对当时秦军的心情应该也不乏共鸣。

之后，又经过伊阙和撮辕两处天险，秦军终于逼近郑国。这一路走下来，虽然沿途没有遭遇任何军事阻力，但也已是强弩之末。这时的问题就变成了这支秦军和郑国的军事实力对比。前面说到，玩跳车表演的秦军是三百乘，这是秦军数量的下限。总兵力究竟多少，史书上没提。但这种长途奔袭后勤压力太大，基本不宜高估。

郑国的实力，一直是二等国家中的顶尖水平。春秋初年，郑庄公派出去打弟弟的兵力是二百乘，到这时又已然经历过几次扩军浪潮。我们找不到当时郑国的兵力总数，但崎之战后不过二十年，郑、宋交战，郑国一次就俘获宋国“甲车四百六十乘”，郑国的兵力，应该比这个数要高上不少。学者一般估计，郑是标准的“千乘之国”。此时疲惫的秦军要与郑国正面开战，并没有多少胜算，只能寄望于出其不意的偷袭。但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法隐瞒消息，失去内应之后，秦军主帅孟明只能放弃对郑作战。

回军之前，秦军先灭掉滑国。其实秦灭滑也无法据有，这块地由晋国来接盘倒很方便。滑是天子脚下的姬姓国，晋国本来不便下手，所以秦国这么做等于给晋国送了一份大礼。秦灭滑的目的，一般分析认为，这是秦军大老远来了不能空手而回，但更可能是疲惫的秦军需要有个地方休整。

《左传》写“灭滑而还”，似乎只是一瞬间事，实际上秦军过周是二月，回师再次到崎山是四月，扣掉路上的时间，秦军在滑停留了可能有一个月。

最后，晋军攻击秦军的方式，在春秋时代有很特殊的地方。第一，这是一场利用地形优势的伏击战。崤山主峰高达一千五百到一千九百米，是秦军西归最主要的障碍，晋国就在此地发动攻势。春秋时代，大多数战争仍有“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的讲究，不能因为宋襄公被嘲笑就认为这些规则已经过时，事实上五大战争的另外四场，都是双方集中主力以堂堂之旗正正之师对决。

第二，这是一场残酷的歼灭战。《左传》记录很简单，只说“败秦师于崎”，《史记》却强调是“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而《公羊传》更是形容秦军“匹马只轮无反者”。其实《左传》也特意写到，三年以后，秦穆公对晋作战取得胜利，专门绕路“封殽尸而还”，此役秦军死伤极多，毫无疑问。

五大战争中的另外四场，都只求一决胜负，不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目的，战场上，双方也都注重展示贵族风度。战国时代，秦军的屠杀热情极其恐怖，然而，它正是第一个遭遇此种命运的受害者。

对崎之战的影响分析很多。有人指责先轸等晋国主战派，认为他们是一介武夫，认识问题缺少政治高度，虽然取得了重要军事成果，但因此付出秦晋从此失和的代价，两国之间兵连祸结，白白让楚国这个蛮夷渔翁得利。

这种论调，正如当初秦晋联手攻打郑国时，也有人认为是烛之武的游说造成了两国关系破裂，所以烛之武只是策士而无大局观。再如晋襄公和秦穆公都去世后，两国一度复合却没能持久，又有人认为当时晋国的执政赵盾朝令夕改，才破坏了秦晋和平的大好局面。

其实，这么多偶然事件和个人行为都导致了秦晋战争，也许恰恰说明，秦晋两强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要建立政治互信实在很难，往往一点微小的分歧就可能持续发酵，直至酿成战争。

所谓秦晋之好，已然注定是明日黄花。

崤之战，晋军抓住三位秦军元帅，但又放了回去。孟明当时撂下一句话：“三年将拜君赐。”三年之后，我们要来找回场子。事实是仅仅两年后，孟明就带着秦军打了过来，然后被晋国打败，所以晋国人管这一仗叫“拜赐之师”。

下一年，也就是真的是第三年了，秦军再来，这次秦国人“济河焚舟”，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晋国人看着也有点怵，所以不跟玩命的较劲，躲在城关里没迎战。秦国人算出了一口恶气，回到当年崎之战的战场，“封殽尸而还”。

但这并不意味着秦国对晋国取得优势，再过一年，估摸秦国的狠劲也过了，晋国纠集诸侯联军伐秦，取得大胜。之后秦晋之间战争不断，大体上总是晋国获胜，但晋国也拿秦国没有太大办法。这时秦国都城在雍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秦已经迁都咸阳，那么晋军一过黄河，很容易会兵临城下；雍偏在关中平原的西端，要从黄河东边跑过来，还要再过北洛水和泾水等障碍。距离那么远，沿路那么穷，晋国的后勤会出大麻烦。

基本上，能过泾水，对晋国来说就算大成就，再坚持往西，就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最著名的战例是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晋国率领诸侯联军，一直打到械林（在今泾阳县），这是距离雍城最近的一次了。接下来：

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

晋军主帅荀偃一声令下：鸡鸣时准备好战车，把军营里的井填上灶夷平，排开阵势，大家看着我的马头行动。留下来一个成语，叫“马首是瞻”。然而晋的下军统帅栾黡当即回了一句，我们晋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命令，我的马头想向东去。然后他就真的带着下军回去了，诸侯们本来就不愿意过河，也纷纷回去了。所以这次还是无功而返，晋国人事后总结，管这一战叫“迁延之役”，就是拖拖拉拉的战役。

所以，秦国打晋国，真打是顶不住的；晋国打秦国，是徘徊不前，表面功夫多。总之，不大可能有什么决定性的后果。

秦穆公去世时，用一百七十七人陪葬，其中包括三位贤德的贵族。富于人道关怀的传统史书往往认为，这种残暴行为是秦国从此不能再向东突破的原因；现代有研究者则指出，这类举措可能包含着刻意打击贵族势力的用心，这个办法在秦国沿袭下来（考古发现，秦穆公的玄孙秦景公墓，即著名的秦公一号大墓里殉人更多），实际上为后来的商鞅变法减少了阻力。不过无论如何，那是战国时代的事了，此刻的秦国就只能老老实实被堵在西边待着。

秦穆公取得的实在成就是对西戎部落的征服。遗憾的是，《左传》关注的焦点在于中原争霸，对这段影响暂时仅限于西部的历史，可说根本不上心，只有“遂霸西戎”四个字交代了事实，又点出这桩事的大功臣就是孟明，而孟明是公孙枝推荐的，到此为止。

《史记》倒是讲述了很生动的故事。戎王听说秦穆公很贤明，便派了一个叫由余的使者到秦国考察。秦穆公就向由余展示秦国的宫室之壮美，积蓄之雄厚。文献说秦国很落后，历年来的考古发掘，却证明雍城一带的城郭和墓葬规模都很惊人。这倒也未必说明文献不对，因为也可能是秦国的经济文化整体水平低，但君主聚敛财富的能力却超过诸夏。总之，秦穆公把这些拿出来炫，确实很有底气。

但由余虽然是戎狄使者，祖上却是晋国人，是有身份有教养的人士，他对眼前这一切的观感，不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而是老贵族看暴发户。于是由余回了一句：“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秦穆公没想到还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便向由余讨教治国的基本原理：诸夏是先进文明，靠“诗书礼乐法度”来治理国家，也免不了动乱不断。你们戎狄什么规矩也没有，靠什么维持秩序呢？

这下由余的弹幕功能被彻底触发，他说，中国之所以乱子不断，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些礼乐法度。这一套是黄帝发明的，他自己做榜样，带头贯彻这套规矩，也就把天下治理得马马虎虎。后来的君主自己管不住自己，礼乐就不管用了，只能靠法度吓唬人，人民群众被法度搞得筋疲力尽，则会格外盼望在位是位仁德的君主。于是上面往下看是刁民，下面往上看是暴君，就会彼此充满怨气，互相杀伐，动辄死全家。

总之，靠礼乐和法度治国，简直糟透了。然后由余又赞美了一通戎狄的风气，一切简洁而有效，这才是“圣人之治”。秦穆公被惊到了，戎狄有这样的人才对自己可是大威胁，便决定把由余挖过来。

办法倒也简单，秦穆公一边留住由余，不断问他关于戎狄的各种情报；一边派使者赠给戎王财富和女乐，使他耽溺于享受。一年后由余终于回到戎狄，发现自己向秦穆公称颂的美好风气已经荡然无存，戎王好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淫纵的氛围里。由余再三劝谏不听，就像被炒了鱿鱼，这时秦穆公又派人来对他发出邀请，由余也就归降了秦国。

于是，秦穆公采用由余的谋划向西征伐，“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诸侯都来祝贺不必说，连天子都派人来表示，霸主里算你一个。到战国时，秦孝公在东方诸侯面前觉得憋屈，要吹秦国的光辉史，也特别拿这段出来说事。

当然，《史记》一讲故事，照例就有人怀疑。第一，由余对秦穆公的那一段议论，概括下来就是无为而治优于礼乐法度，而礼乐法度两手抓，又优于纯粹的法制，因为法制注定早晚也玩不下去。这分明就是老子思想的具体阐述：

太上，下知有之。（无为而治的结果）

其次，亲而誉之。（仁义礼乐收拾人心的结果）

其次，畏之。（严刑峻法的结果）

其次，侮之。（法制崩盘的结果）

而年代上，由余可比老子早得多。若真有个叫由余的说了如是一番话，那么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的原创性，就要大打折扣。所以有人认为，这就是道家人士编出来的一个借由余之口羞辱儒家、法家的段子。

第二，秦穆公对付戎狄的手段，太像汉朝用和亲对付匈奴了，而那正是司马迁最熟悉的事。是历史如此相似，还是太史公把自己的现实关注变成了历史叙事？当然，这些怀疑也不一定站得住脚。不过，我们也可以就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复杂社会和简单社会（文明与野蛮）比较的寓言。

秦穆公向由余展示了宫室、积聚，结果被嘲笑了，但这一点不会改变大国热衷于兴建大型建筑，追求粮食（后世可以是黄金、外汇或者别的）储备的现实。在国家才能兴建的体量巨大的建筑面前，人会格外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从而增加对国家的敬畏或热爱之情，归属感就是这么塑造出来的。

刘邦当了皇帝，但天下战乱尚未平息，老百姓还要买五千钱一石的米，将军、丞相还只能坐牛车上朝时，萧何就为营建未央宫大兴土木。刘邦这时还有点土鳖本色，觉得现在还犯不着搞这些，萧何说，是时候了，“非壮丽无以重威”，老百姓吃这一套。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对此事发表了一番议论，他先鄙薄萧何的话很“鄙”，但又承认萧何说的就是“人情”。于是王夫之说起了排比句：游士围绕着做大官的人，是真确信他们能让自己富贵吗？商人围绕着有钱人，是真的确信他会高价收购自己的产品吗？信徒在装饰得金碧辉煌的佛寺或道观里面，磕头许愿，是真的相信他们的教义吗？不是的，就是“壮丽动之”而已，排场有了，凝聚力就有了。

你可以认为上述行为都很不理性，但指望人民群众都很理性，那才是最大的不理性。身为政治人物，就是要“愚愚民以其荣观”，利用民众天生的猥琐心理操纵他们。

倒也并不是专制国家的蚁民才会这么愚昧。雅典在与波斯的战争余烬未熄，与斯巴达的关系危机重重时，却开工兴建帕提农神庙，雅典的贵族对这事其实挺看不惯，但架不住民主派领袖倡议，人民群众热情高涨。

法国赠给美国自由女神像，三百五十个部件堆放在码头上，纽约却拿不出钱组装，传媒大亨普利策在报纸上一说这事，美国人民就掀起捐款热潮，各种节衣缩食，还有小朋友把去游乐场的钱捐出来也要让自由女神站起来，这劲头，中国人看着一定觉得很亲切。大型建筑或雕塑对操控人心，有时就是这么有魔力。

积聚的重要性就更不必说了。足够的财富储备才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比如灾荒），才能支撑大规模的行动（比如远征），才能养各种闲人让他们钻墙打洞干各种莫名其妙的事，从而社会发展才有无限可能。所以宫室、积聚之类，虽然劳神苦民，但这个模式一旦出现，就很难消失，因为它有很大概率帮助你在国家斗争中取得优势。

而戎狄的好处，由余吹了半天，理论上把秦穆公忽悠得也很佩服，可实践上秦穆公派了一点女乐，就把野蛮人的高贵敲打得粉碎。这么一点诱惑你都抗拒不了，还谈什么“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谈什么“圣人之治”，可持续发展呢？

蛮族的武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高昂的斗志，而一旦获得财富，斗志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所以保持武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拒绝财富。可是，如果不能用来兑换财富，武力再高，又有什么用呢？这是由余们无法面对的问题，所以他最终还是只能用脚投票，投奔到他嘲笑了半天的礼乐法度的怀抱里来。

第十二章 晋楚争霸

春秋五大战争，三次都发生在晋楚两国之间，此外，晋齐两国之所以会发生室之战，一大原因也是因为晋国担心齐楚联合。所以说，春秋中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

和春秋初年各小国随意开战不同，晋楚间的大国竞争像高手过招，反而表现得很克制。从城濮之战到向戌弭兵，中间大约九十年，真正的大仗也就打了这三回。这是因为两大国之间的距离足够远，只是彼此争夺势力范围，而不大可能直接威胁对方本土。双方都拥有基本的安全感，不像晋国和秦国，或者后来楚国和吴国，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对方的巨大疑虑。当然，大国资源多，可打的牌也多，直接正面对决一般是最后选项。

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晋国除了崎之战把秦军包了饺子之外，还差点和楚国再打一场大战。晋文公一死，心思活泛起来的不只秦穆公一个，南方的许国竟然投靠了楚国。如果说这时晋、楚是一流大国，齐、秦是准一流大国，那么郑、宋、鲁等国可以算二流中的强国，许国则连三四流都算不上。但无论如何这是危险的信号，本来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奉晋国为霸主，处于在晋国主导的同盟内。现在有人反水，若置之不理引起连锁反应，那问题就相当严重。

于是“晋、陈、郑伐许”。割鸡焉用牛刀，晋国未必出动了多少兵力，郑国和许国是世仇，郑穆公是晋国扶上君位的，晋国刚刚灭掉了企图偷袭郑国的秦军，体现了大哥对小弟的关爱，郑国当然也给大哥好好表现，所以这次伐许，郑国应该是主力。接下来楚国的反应也是针对郑国，“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楚国囤着一个郑国的流亡公子，把这位公子送回去取代郑穆公，也不算出师无名。但楚国不是直接攻郑，而是先打服了陈、蔡两个更接近南方的三流国家，然后北上。

郑国表现出色，居然顶住了攻势，还捡漏把那位流亡公子杀掉了。看此结果，打郑国楚军也未必出动了主力，事情主要还是交给两个刚收服的小弟去干。对郑国这样忠勇的盟友，晋国当然要有所表示，晋军终于出动了，攻击目标是蔡国。

蔡国是楚国的门户，当年齐桓公伐楚，第一步就打蔡国。所以楚国不能坐视不理：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泜而军。

两军隔河对峙，前面这一系列小弟乱战之后，晋楚两大国，终于到了战争的边缘。

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

然而这时双方都表现出高度的谨慎和狡猾。晋军统帅阳处父写信给楚军统帅子上：“我听说：’有教养的人能接受有道理的话，有勇气的人能和敌人正面刚。’你如果打算开战，那么我军后退三十里，把河边空出来，再留给你足够的时间，给你摆好阵势；不然的话你让我过河，也用这个态度对我。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

子上就准备过河，但有人提醒他，晋国人最不讲信用，咱们面对的可不是宋襄公，过河过了一半他来个突击，那可就惨了。说这话的人叫太孙伯，是城濮之战时楚军统帅子玉的儿子。这时距离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也不过五年，对晋国人善于玩阴的，他应该记忆犹新。于是子上决定，还是自己后退三十里。

然而，发现楚军后退之后，阳处父的反应不是过河，而是欢呼。他宣布：“楚国人已经逃走了！”然后就带着晋军，以胜利之师的姿态回家了。晋国人自己评价阳处父，发明了一个成语，“华而不实”，这也是一个好例证。楚国人很没趣，然而不敢追击，也只好回家了。

这事实际上为后来的两国相争定了个基调：或者利用自己的小弟给对方找别扭，或者欺负对方的小弟让对方没面子，但尽可能避免正面对决，场面上能做到单方面宣布胜利，就算圆满结束。

小弟有如此妙用，身为大国当然要多收小弟。然而，小弟也不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它们如果距离自己太远，带来的麻烦就远远多于好处。当初齐桓公伐楚，先收服江国和黄国作为攻楚桥头堡。但是伐楚回师后，江、黄就处于楚国威胁之下，齐国却没有能力为保护它们再组织一次远征，这两国终为楚国所灭。

收了小弟而包庇不了，无论如何很折霸主的面子。齐桓公死后，楚国的势力急剧扩张，甚至让北方的曹国、卫国都屈服自己。这时晋国出兵曹、卫，就把楚国置于很尴尬的位置：救，还是不救？楚将子玉一咬牙，还是要救，于是城濮一战，就被晋国打得大败。

经过早期争霸战争的试探摸索，北方和南方的大国都慢慢清楚了自己实力的极限。北方不能过分逼近长江，南方不能过分逼近黄河，可以偶尔过去耀武扬威，但要追求长期控制，多半会自取其辱。

晋国和楚国都意识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大约是郑国和宋国一带，所以双方时常在这里胶着。这两国尤其是郑国的归属，也就成了两强角力的焦点。

郑国的地理形势是《孙子兵法》中所谓的“衢地”，四通八达，兵家必争：从这里向南，可以进逼楚国的方城要塞；往北，过黄河就是晋国，向西，可去洛阳朝觐周天子，祭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旗（不过春秋中期以后，这招渐渐不太管用了）；往东，则可横扫中原诸夏。所谓“中国得郑则可以拒楚，楚得郑则可以窥中国”。

晋楚三场大战，除了城濮之战楚国傻大胆冲到卫国之外，另两场都是在郑国的地界上爆发：邲之战，邲在今天的河南荥阳东北，是郑国的北境；鄢陵之战，鄢陵是今河南鄢陵西北，在郑国南部。

据《左传》描写，两次大战爆发之前，两国高层内部都有很强烈的反战声音，但最终总是因为一两个小细节没处理好，擦枪走火。这也使晋、楚两国在郑国对峙时的心态和在卫国、蔡国不同，都认为不能再让了：只有郑国站在自己一边，身前才有屏障；反之，另一方就会觉得自己的要害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这是大国之间难免的安全感悖论，一方想提升自己的安全感时，另一方就会加剧不安，所以战争就不可避免。

后世在中国的土地上，若出现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大家都会认为把它灭掉才自然合理，因为追求统一是最大的正义。但春秋时代，人们的心态还很不同。儒家经典里鼓吹“兴灭国，继绝世”，已经被灭掉的国家让它复活，已断绝的世系给它接上，被当作大功德。虽然这是理想化的情怀，但现实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至少到春秋中期，还有一种反对把人家国家灭掉的观念，经历过春秋初的乱战还能活下来的诸夏国家，再要亡国的风险暂时就不那么大了。

鲁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陈国发生了著名的夏姬之乱，大夫夏征舒谋杀了国君陈灵公。陈国在郑国的东南，大多数时候被楚国控制，但晋国势力极盛时，也有能力打陈国的主意，当时陈国太子就在晋国。楚国国君正是雄才大略的楚庄王，他显然意识到这是加强自己对陈国控制的好机会。

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冬天，楚国伐陈，楚庄王宣称是“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这都是春秋时代比较好面子讲规矩的地方：第一，攻打别国要找理由，不能说打就打，类似“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论调，在这个时代没有说服力；第二，楚国伐陈，以一己之力搞定那是轻而易举，但还是要以诸侯之师、多国部队的名义行动，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大国的私欲包装成国际社会共同的意志。

很快，楚军控制了陈国，弑君者在城门口被车裂。然后，楚庄王准备“县陈”，就是把陈地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所谓县，就是悬，也就是由楚王直接控制的遥远边境地区。这个构想如果落实，陈国就此灭亡。但楚国的贤臣申叔时向楚庄主提出了劝谏，他打了一个比方：

抑入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

有人牵牛走到别人的田里，结果受害者就把牛给抢走了。踩别人的田确实有错，但因此把牛抢走，难道就不过分吗？于是申叔时说：“诸侯跟您来是讨伐陈国叛逆，现在你贪图陈国的富有，就把人家吞并了，恐怕不可以吧？”于是楚庄王便放弃了设县计划，让陈国人从晋国迎回太子，重新建国。其实，楚庄王一开始想县陈，也未必只是贪图陈国之富，而是不愿意一个家门口的国家，却落入亲晋的国君手里。但仔细掂量之后，还是觉得吞并一个国家要付出的道义成本来得更大。

据说，孔子读史至此，曾经喟然赞叹说，楚庄王真是贤明，“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又说，“非申叔时之忠，弗能建其义；非庄王之贤，弗能受其训”。其实人的因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时代：春秋时晋楚对峙，齐秦的实力相去也仅一间而已，谁也无法取得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中小国家的人心向背，会影响到大国能否取得霸主地位。战国时代，尤其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独强，而小国的数量愈少，国力愈弱，就算有“天下不直秦”的国际舆论，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约束力了。

简单说，春秋与战国，有隐性的丛林社会和赤裸裸的丛林社会的区别。同样是大国吃小国的血肉，春秋相对比较文雅，算得上钟鸣鼎食；战国则近乎茹毛饮血。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不过是春秋时代多一些贵族的虚伪罢了。但是，吃人者要花精力和心思保持吃相不难看，对弱小者来说，就多一点逃生的时间和空间。所谓“文明”，常常也不过就在于留不留这一点点余地而已。

楚国为了争霸主，经常把别国打到灭亡边缘，在最后关头给人留一条活路，以示恩威并举。晋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通常还要更加柔和一点，当然，这个印象也可能是因为《左传》的作者比较偏袒晋国，所以晋国对诸夏国家的暴行尽量少书。顾栋高梳理晋国疆域扩张时，经常写到某地“不知何年属于晋”，显然是这片土地原主人怎么被晋国欺负的内容被《左传》给吞了。

晋国本是华夏文明的边缘，中原诸夏素来轻视它粗鄙无文，但它国力强盛之后，却俨然是华夏文明的代表和捍卫者。国家草创阶段，晋国扩张欲望极盛，所谓：

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晋武公）、献（晋献公）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当然，这是太行山以西的事，其间牵涉恃强凌弱、屠灭种类，华北平原上的列国缺乏感同身受。晋文公时代，晋国越太行，启南阳，挥师东南以争霸天下时，就画风大变，与之前判若两国。它要小国尊重自己的霸主地位，向各国索要贿赂物资，但总的说来是扮演诸夏保护者的角色。被别国欺负了，找晋国为自己出头，是很多国家很自然的反应。

这就要说到又一个重点，就是在盟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晋国也往往会玩失踪。这时的中小国家，虽不至于亡国，但日子也不好过。

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楚庄王派大夫申舟出使齐国。从楚国到齐国，一定要经过宋国。而申舟和宋国有仇，当年宋国一度和楚修好，宋昭公和楚穆王一起打猎，宋昭公迟到了，申舟就当众鞭打了宋昭公的车夫，这是对宋国的极大羞辱。现在，虽然宋国国君换成了宋文公，但这件事宋人一定不会忘。

更要命的是，楚庄王还特别要求申舟：“无假道于宋。”不许向宋国借路。从人家的国土经过，当然要先跟人家打招呼。不借路，就是刻意刺激宋国。申舟对楚庄王说：“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郑国人眼神好，最会看风头；宋国人耳朵聋，遇事拎不清。您派去晋国的使者不向郑国借路，这口气郑国人也就忍了；宋国人却一定不会放过我。

楚庄王的回答倒也直接：“杀女，我伐之。”宋国人要是杀你，我就讨伐宋国。话说到这份上，申舟也明白了，大王就是要用自己这条命，换一个伐宋的借口。于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引荐给楚王，这是提醒：一，我为国家把命都搭上了，您对我儿子可要好好照看；二，我不能白死，您一定得把宋国打下来，我儿子盯着呢。

果然，宋国的反应很激烈。宋国执政华元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楚使从我国经过都不打招呼借路，是把我国当作楚国的一个边邑。沦为边邑，就是国家灭亡，而杀了楚使，就算楚国来讨伐，也无非是亡国而已。

宋国抱着慷慨赴死的心理，杀了申舟。楚庄王闻讯的反应，霸气得要炸裂：

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屡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

楚庄王挺身站起，大袖飞扬。古人在屋里不穿鞋，庄王鞋子都不穿就往外走，负责穿鞋的仆役在院子给他把鞋穿上。管佩剑的仆役反应又慢一些，在宫门之外，才替他把剑佩戴好。王的车驾，则一直到蒲胥市中心才追赶到位。庄王如此激动，也不好说是急于为申舟报仇，还是为终于有了伐宋的借口而兴奋。总之，九月，楚军把宋国重重包围。

宋国当然向晋国求救。这么多年宋国一直是晋国最忠实的追随者，晋国当然有责任救宋。可是就在两年多以前，邲之战晋国刚刚惨败于楚国，现在又忙于和秦国作战，所以还真难提起再和楚军大战一场的勇气，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

这种情况下，晋国的贤臣，对怎样做一个大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处理问题高调还是认怂，自己心里要能根据具体形势做判断。鱼缸可以纯净，但河流与湖泊就得容纳污垢；盆景可以小清新，但山林与薮泽里就一定有病虫害；所以美玉难免有瑕疵，做国君的被侮辱了有时就得忍。这就是天道。身为大国，下的是一盘很大的棋，这个场子以后再说。

但晋国显然认为，大国可以逃避战争，小国却必须死扛到底，所以派人对宋国说：“晋国已经出动了全国军队来救你了。”使者走在半路上被郑国人抓住，送交楚国。楚庄王让他跟宋国人说实话，这个使者倒也是条有勇有谋的汉子，假装答应，于是被送到楼车上喊话，但他豁出性命不要，还是按照晋国的指示喊，到底把“晋师悉起，将至矣”这句无耻的谎言送进宋人耳朵里。

于是宋国人慧劲上来了，拿出一种守株待兔的精神来等待晋国的援兵。也不知道该说幸还是不幸，宋国都城城墙坚厚，宋人守城能力当时天下第一。这一仗打成了春秋时为期最长的围城战，前后相持九个月。宋国人被逼到“易子而食，析骸以鬓”的地步。没东西吃了，就相互交换自己的小孩吃掉。柴禾早就没了，就拆解死人骨肉做燃料。

其实城外的楚军也快撑不下去了，楚庄王想撤兵，但是架不住申舟的儿子跪在马前：“我父亲知道必死而不敢不执行王的使命，王却没有说到做到。”只得咬牙在城外盖房子开垦农田，表示打算一直耗下去。最终，还是楚军后退了三十里，两国签订盟约。这是给宋国极大的面子，表示签的不是城下之盟，两边相对平等。盟约的核心是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咱们谁也别骗谁。

很多论史的人批评宋国人头脑顽固，楚国不借道，

“鄙”你就鄙了，非要杀人家使者，置这口闲气做什么？楚国来讨伐，打不过认输求和就是，毕竟春秋不是战国，胜利者也不会屠城，签个城下之盟，献上牺牲玉帛，无论如何要好过吃孩子、烧死人的惨状。

但一样也有支持宋国的意见。宋国人珍视自己的国格，珍视与晋国的盟约，当然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尊严意识和重然诺的精神。即使从利害算计的角度考虑，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番惨痛代价换来的结果，一是楚国从此不敢轻易招惹自己，二是晋国自认对宋国有所亏欠，在国际事务上往往有所照顾，所以总的说来宋国还是得大于失。

这种争论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妨一提的是，宋国都城在睢水以北，这里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名将张巡死守的睢阳。那次睢阳之战的结果也是粮尽食人，一座睢阳城几乎吃空。这样的悲壮和惨无人道，出现一次震撼人心，但在同一个地方反复上演，就只剩下历史的荒谬和虚妄感了。

不识相、认死理的宋国结果如此之惨，那么猴精猴精的郑国，处境是不是能好上一些呢？前面说过，郑国是晋楚相争的焦点。两强角力八十多年，郑国认晋国是老大和认楚国是老大各是四十多年。可见晋楚两国多么势均力敌，郑国见风使舵多么敏捷。

宋国围城战的三年前，即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国打郑国，理由照例是郑国归附了晋国。坚守了十七天，郑国看情势不妙，决定占卜自己的命运。先占卜投降，结果是不吉；又占卜去太庙痛哭一场，然后准备和楚国打巷战，结果是吉。于是郑城全城痛哭，连城墙上的守军也开始哭。这哭声楚军都听见了。也许是楚国人讲礼法，觉得人家已经哭了，就要暂时放一放；也许是楚国讲战术，觉得这是哀兵不好对付，暂时放一放等郑国人这股气泄了再说；也许是楚国人误会了，以为郑国哭是准备要投降了……总之，楚军后撤了。

于是郑国乘机修好城墙。楚军再次发起进攻，这次郑国坚持了三个月，终于被攻克。郑襄公按照当时投降的规矩，光着上身牵着羊，走到楚庄王面前，说了一番哀哀切切的话，大意是事已至此，您要把郑国的人口都流放到楚国南部的荒远之地，我认了；您要是把郑国的土地瓜分给诸侯，我也认了；如果您惦记历史上两国的友谊，保留郑国的宗庙社稷，把郑国变成楚国一个县，让我们继续侍奉您，这是您的恩惠、我的心愿，但是并不敢指望。掏心窝子的话我都已经说了，您看着办吧。

这时楚庄王展现出高贵的宽容，给郑国的待遇比郑襄公自陈不敢指望的那个方案还好，他让郑国复国，退兵三十里，然后签订了同盟条约。楚庄王这么做，公开的理由是郑襄公“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实际上，楚国连把距离更近、实力更弱的陈国变成县都要仔细斟酌，真把郑国变成县，技术上更有很难克服的困难。

郑国国土面积不小，国家根基深厚，对外国直接统治会有各种抵触，还处于半贵族半官僚体制下的楚国，拿不出一个有足够能力应对这种局面的地方行政班子。而且，郑是自己的同盟国，晋国人打过来，自己不过是有协同防御的义务；如果郑是自己的一个县或几个县，晋国人打过来，那就成了守土有责，一点不能退缩，政策上选择的余地反而会小很多。

事态发展至此，看来郑国的及时投降，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但问题是，这时晋国的救兵到了：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桓子是其谥号）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

楚国春天就开始伐郑，前后大约一百二十天，到了夏天六月，晋军终于出动了。这次晋国倒未必是有意拖延，此前晋军的中军统帅一直是郤缺，此时却突然换成了荀林父，经历这么重要的人事变动，显然内部有些关系难以理顺，行动效率就被拖了下来。

刚到黄河边，探马来报，郑国已经投降了。于是荀林父一声令下，咱们回家吃饭。这个决定倒也并非不合理。郑国都已经投靠楚国了，也无所谓救郑，我还辛辛苦苦赶过去做什么？关键在荀林父还说了“楚归而动，不后”六个字，等楚军撤了，咱们再出兵去打郑国，也不算晚。郑国就是这么倒霉。

幸好，晋国不都是荀林父这样的老狐狸，还有一帮想跟楚国一决高下的愣头青，他们自作主张过了黄河。荀林父作为统帅不能对他们置之不理，只好也跟着过了河。楚庄王的计划本是“饮马于河而归”。楚国的列祖列宗没到过黄河边，让楚军的马喝一口黄河水，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真驻扎在这里和晋军一决胜负，他没这个打算。

对大王的这个想法，楚国的令尹、著名的贤相孙叔敖也很支持，但问题是楚国也有愣头青，他们高呼：“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我们国君在此，晋国只是派来一群卿大夫而已，这种情况下我们若是回避晋国，置国家于何地？爱国主义的大煮一祭，楚庄王也不得不开始犹豫。

在晋楚两国的持重派和主战派都相互扯皮时，郑国出来煽风点火，积极促成晋楚决战。郑国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只有晋楚分出胜负，自己才好决定归附谁。不然，自己认了一国当大哥，另一国就打过来逼自己改换门庭，这么循环下来永无宁日。

这一次，这乱世如郑所愿，晋楚最终在邲一战，晋国被打得狼狈逃回黄河北岸，看来郑国暂时可以认定一个大哥了。然而这也只是几年的消停，晋国很快缓过劲来，两大国又开始轮流伐郑。

在这种夹缝之中，郑国的立场常常转得比风车还快。为给自己的反复无常解嘲，郑国的大夫好多成了段子狗，警句不断：

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

晋楚两国不好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四处争斗，我们依附其中一方就行了。晋楚都不讲信用，我们还用讲什么信用？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引这句《诗》，是说遇到麻烦，不能等晋国来救你。传说黄河一千年清一回，晋国就像黄河水，救兵千年等一回。）

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把财物恭恭敬敬准备好，等待那些来打我们的人，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祭祀用的牲畜和玉帛，别集中到中央，而要放在北边和南边的边境上，就等待那些强大而能保护我国人民的人。

最有意思的是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晋国和郑国就盟约誓词发生了争执。晋国人要求说，郑国以后应该“唯晋命是听”，结果在向神明念誓词时，郑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了一句，郑国“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

晋国人一听火了，什么叫追随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有奶就是娘吗！这盟书得改回来！郑国人说：“这盟誓已经汇报给神明了。如果盟书也可以改，那就是神明也可以背叛；神明都可以背叛，那大国又有什么不可以背叛的？还是就这么着吧。”

晋国人也无可奈何，走了。果然，他前脚走，后脚楚国又来了。郑国还是老样子，向楚国投降，和楚国结盟。也有人不好意思，说：“我们刚跟晋国欷血为盟，嘴上的血还没干就改变立场，合适吗？”郑国的执政子驷说：“我们本来就是说追随强大国家，并没有违背盟约。”

看来，郑国的道德崩溃最彻底，郑国人也是真善于拿条约咬文嚼字。所以，郑国能成为春秋各国里最早颁布法律的国家，实在也毫不奇怪。但这种精明并不能改善郑国的处境，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损失控制到最小，但也导致没有哪个大国把郑国当自己人，没事就来欺负它一回，累积下来一算，混得简直比宋国还惨得多。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份盟约里，还有这样的文字：

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

上天降给郑国灾祸，使之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你们做大国的，不给我们友好的声明，反而以战争要挟我们结盟，让我们郑国的鬼神不能享受到清洁的祭祀，让我们的人民不能安心耕作，男男女女辛苦羸弱，有冤却无处诉说。

后来孔子周游列国，碰到好多隐士，这些隐士往往就出现在当年的晋楚战场一带。孔子不满黑暗的现实，老想着改良；隐士则不相信社会还有变好的可能，这和他们更多见识了发生在这一带的闹剧与悲剧，也有很大的关系。

晋国当了诸夏的霸主，齐国自然就是诸夏联盟中的第二号强国。作为最早实行霸政的国家，齐国对这个地位，多少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只要有机会，就惦记着夺回第一的位置。但是，大家都是华夏国家，直接和晋国翻脸开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齐国也是只能先拿身边的小国下手。

齐国西边是卫国，西南是鲁国，另外还有一些更弱小的邻国，齐国常常通过逼迫它们服从，来彰显自己的大国地位。这些国家便选择抱晋国的大腿来自卫，远方的大国总是比身边的大国要显得亲切一些，比如鲁国和齐国之间有扯不完的领土争端，晋国却只会索要贡赋，没有领土要求。晋国也乐意或明或暗支持它们，这样鲁、卫领衔的小国仿佛形成一条锁链，把齐国局限在泰山以东，使其只能老老实实做一个地区性大国，轮不到为国际社会制定规则。

著名的搴之战的前因后果，可以看作是晋、齐两国争端的一个标本。鲁宣公十七年（公元前592年），晋国派大夫郤克到齐国来，邀请齐顷公参加不久后在断道（地名）举行的诸侯盟会。

五年前，晋国在邲之战中败给了楚国，现在自觉已经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要召集盟会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郤克是当时晋国的中军副帅，算列卿中的二号人物，并且显然是一号人物最重要的候选人，派他使齐，自然是对齐国的重视。然而郤克在齐国，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事。《左传》说：

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

齐顷公会见郤克时，让女人们躲在帘幕后面看。据后文，这些女人里包括他的母亲萧桐叔子（《公羊传》写作萧桐姪子）。郤克是跛子，上台阶时姿势很滑稽，厢房里的女人们笑出声来。据这段，齐顷公本来也没什么恶意，只是对待外交场合不够严肃，对婆婆妈妈比较纵容，所以就被女人坏了事。

从《公羊传》开始，画风就大变。公羊高老师说，郤克不是一个人到齐国，同行的还有鲁国的臧孙许，郤克跛、臧孙许眇（独眼龙），齐顷公就找了一个跛子一个独眼龙来迎接两位贵宾。这就很恶趣味了，而萧桐叔子偷窥的姿态，是“踊于梧”，脚下先垫高，然后蹦着看。

《史记》又加上了卫国使者，《谷梁传》又加上了曹国使者，他们照例也有某种身体缺陷，残疾人队伍越来越庞大。大概还是《左传》最接近事实。春秋时代的贵族和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一样，流行近亲结婚，畸形儿比例可能确实不低。可无论如何，这事让郤克觉得深深被侮辱了。他发誓说：“所不此报，无能涉河。”此仇不报，再也不东渡黄河。

回国后，郤克就请求晋景公伐齐，晋景公没有同意，郤克就请求以自己的郤氏家族部队伐齐，这话当然是赌气，主要是跟国君表明自己深仇大恨的态度，晋景公自然也没有答应。齐顷公也知道结下了梁子，断道之盟是不敢去了，于是派了四个大夫去。结果领头的高固一想自己何必替国君受这个气，就先逃回去，晋国就把余下三个大夫分别关押起来。

当然，晋国方面有识大体重大局的贤人，指出这三位大夫明知道可能会被刁难还来赴会，正是珍惜晋齐友谊的表现，拿他们出气，只会加剧齐国的反晋情绪，也让诸侯更加不信任晋国。晋景公一听有道理，但人已经抓了，客客气气放人，又抹不开。于是“缓之，逸”，就是有意放松看守，让他们逃走。

《史记》的说法不同，“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写法，完全罔顾后面晋齐开战时，高固还活蹦乱跳秀肌肉的事实。总之，上述过程去除过于戏剧化的成分，就是晋、齐两国此时一方面并非不珍惜两国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却情不自禁要用各种小动作给对方找别扭，所以事态终于不免逐步升级。

宣公十八年（公元前591年）晋国、齐国有一次会盟，但关系显然并无好转。旁边的鲁国看出晋、齐关系紧张，觉得是自己捞一票的机会，虽然实力不济，却心心念念要找齐国的麻烦，好多捞点争议领土。齐国意识到自己确实有麻烦，干脆拉下脸和楚国结盟。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友送上门来，楚国当然很乐意，于是鲁国就被抛弃了。本来还指望和楚国一起伐齐的鲁国，一下子陷入了可能同时被齐、楚两强讨伐的危险境地。

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国伐鲁，攻城略地。卫国作为鲁的兄弟之国，很够意思地伐齐救鲁，在齐卫边境上与齐军遭遇。比较明智的卫国大夫提议立刻撤退，但是卫军主帅觉得我们来打齐国，却看见敌军就撤退，太没面子，还是打一下吧，于是被打得大败。

卫国、鲁国都派使者到晋国哭诉求救。郤克很高兴，被嘲笑的耻辱终于可以报了；晋景公大概也很高兴，这么些年来齐国对晋的霸主地位都缺乏尊重，确实需要一场胜利来让齐国明白谁才是诸夏老大。

晋景公让郤克率领兵车七百乘伐齐，郤克说，这是城濮之战时我军的数量。我的本事比当年的晋文公君臣当然差得远，所以人还要更多点，于是加到八百乘。开战前，齐国对打退远道而来的晋军显得很有信心。齐顷公说了句豪气干云的“余姑翦灭此而朝食”，灭了晋国人咱们再吃早饭，也不给战马穿铠甲，就发起了冲锋。

战国时代军事评论家对齐国军队的评价是个人英雄主义，三分钟热度，没有能力对抗劲敌，这看来是有传统的。齐军开始打得很漂亮，猛烈的攻势使得晋军统帅郤克身受重伤。但进入相持阶段，晋国人咬牙发狠，互相打气，齐军却很快撑不下去了，终于溃逃，被晋国人撵得绕着华不注山跑了三圈，齐顷公也差点成为晋军的俘虏。

于是谈判。郤克的要求，第一是要齐顷公的母亲萧桐叔子到晋国做人质，这个纯属公报私仇，是要发泄自己被嘲笑的怨气；第二是要“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亩”是农田间的高畦，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田坡。这倒是根据晋国国家利益提出的：田埂也是道路，都是东西走向的话，也就意味着从西边开来的晋国兵车可以长驱直入。

两个要求都太屈辱，齐国一个没答应，只愿意送给晋国各种宝器，与鲁卫在领土争端也可以让步，再多，那就“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咱们打个玉石俱焚吧。失败者的抗议是有效的。因为晋国完全没有和齐国拼命的打算。郤克对齐国的怨愤，战场上要充分利用，谈判时就不能任由他发作。晋国的意图，其实开战之前就对齐国说得很清楚：

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

一来，晋国反复强调这一战是为鲁国、卫国打的，以彰显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强化自己的同盟。二来，“无令舆师淹于君地”，不要让军队在齐国停留太久，是表示无意与齐国为敌，你只需要承认我的盟主地位就行。接下来，史书详细描写晋军凯旋，向周天子报功，而齐顷公又如何吸取教训，回去后发展经济，关爱人民。总之，胜负双方，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鞌之战至此告一段落，但齐国和晋国之间的较劲显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齐国还是会盯着晋国的空子，有机会就要出来别别苗头，而手段仍然是对身边的小国拳打脚踢，与远方的楚国眉来眼去。

到春秋后期，晋国的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国君与权贵家族，以及几个权贵家族之间的斗争你死我活。齐国又发现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联合晋国失势的贵族，向晋国的当权派发起进攻。这招内外夹攻，倒是非常管用，如公元前550年，齐庄公竟然率精锐翻越太行山，杀死晋军甚众，堪称春秋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长途奇袭。但问题是，齐国自己的内部倾轧一点也不比晋国少，所以也就很难持续发力争霸。最终，晋、齐这春秋时代的两大强国，竟是都毁灭于自身。

第十三章 贵族黄昏

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左传》叙事都很详细，但这不意味着后世写战争史的人，拿本《左传》翻译就可过关。因为关注点很不同，现代人重视的战略战术，《左传》有时详写，有时带过，写不写似乎看心情；而《左传》工笔细描的很多小细节，别说现代人，司马迁都觉得无关宏旨，写《史记》时都抛置不用了。

大体上，春秋时代的战争是过渡形态。大趋势固然是战争走向功利化，为追求胜利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大屠杀的方式摧毁敌方有生力量，但传统仪式化的作战规则，影响仍然很大，也就是说，要注重战场上的风度，杀戮时往往也比较克制。

《左传》描绘的战争场面，有几点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是始终贯穿着身份等级的意识。战场上彬彬有礼，鞌之战最突出。晋军获胜，齐顷公在前面逃，晋国大夫韩厥在后面追。那时的规矩，如果不是主帅，那么车上三个人，地位最高的在左边。但韩厥前一晚梦见父亲要自己避开车上左右的位置，所以他坐在中间亲自驾车。可是身为贵族，举手投足精气神自然不一样。齐顷公身边的人看出来了，立刻提醒国君：

射其御者，君子也。

射那个驾车的，那是个君子。孔子以前，君子这个词主要强调的还是身份而不是道德，含义和贵族差不多。这位意思是，把领头的君子射掉，追兵就退了。但齐顷公很不满，你不说我倒射了，又说人家是贵族要射他，这就不合于礼了。齐顷公箭法了得，两箭把韩厥车上左右的人都射倒了，就剩下韩厥一个，因为是君子，不能射，所以只能任凭人家把自己逼进绝境。

齐顷公拉车的马被树枝挂住了，于是被韩厥追到。哪怕抓俘虏，大夫面对国君，也必须非常注重礼节。首先是要准备礼物，照规矩，要先送一件轻礼，再送一件重礼。韩厥解下自己一匹马的缰绳，拿这匹马当轻礼。他的战车里，居然有酒杯，有玉璧，出来打仗这些东西还能备这么全乎，可真是一位暖男；而且奔驰的战车那么颠簸，何以能做到酒不泼，玉不碎，更是让人很好奇。但总之韩厥做到了。玉璧是重礼。

《老子》里提到送礼，说是“拱璧以先驷马”，马和玉的组合是当时上点档次的礼物的标配。于是韩厥给齐顷公敬酒并献上玉，说道：

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先还是强调晋国的政策，表达晋国对齐国本质上友好的基本立场。这叫识大体，必须把国家放在个人前面。然后韩厥强调自己英勇作战也并非恶意，而是对晋国和齐国的荣誉的珍惜：我如果怯懦，那就丢了晋国的面子，而齐国竟然和没面子的国家作战，可见也很没面子，这叫“惧奔辟而忝两君”。

最后韩厥说到“摄官承乏”，这是对本国缺少更合适的工作人员表示歉意，实际的意思翻译过来，则是既然没有更合适的人抓你，我就要动手抓你了。韩厥说这些展示贵族教养的话时，没有注意到眼前的人已经被调包，其实是齐顷公的车右逢丑父。

《左传》写，逢丑父冒充齐顷公，声称口渴，让真的齐顷公去打水，于是齐顷公跑掉了。照例，《公羊传》写到这种地方要充分使用延宕技巧制造紧张气氛，说齐顷公当时紧张得傻了，居然真的打水又回来，逢丑父赶紧呵斥：“水这么浑也能给我喝吗？”齐顷公这才咂摸过味来逃掉了。

脱离险境后，齐顷公感念逢丑父舍身相救的恩情，决定无论如何要救他回来，于是冲向敌阵，“三入三出”。这么神勇倒也不是因为他是赵子龙，而是晋及晋的友军都懂得不能伤害对方国君的道理。齐顷公冲进狄人的部队，狄人就举起盾牌掩护他；他冲向卫国的部队，卫军立刻就绕着走。是因为鞌之战是华夏内讧，才打得这么客气吗？显然不是，晋楚相争，华夏和蛮夷的较量也一样注重体面。

鄢陵之战，韩厥又有立功的机会，他追击郑成公，对方逃跑很没有经验，不住回头看，却不懂得专心催自己的马跑快点。这时韩厥要是加把劲，这位郑伯肯定是跑不掉了。然而韩厥说：“不可以再辱国君。”似乎觉得上次差点抓住齐顷公，不是荣耀，而是挺丢人的事。所以这次干脆不追了。

还有晋国的另一位大夫郤至，在战场上远远看见楚共王，一定会下车，“免胄而趋风”，摘下头盔，小步快走，这是面见尊者时的步姿。楚共王也注意到他，便派使者赐给他一张弓，说道：“激烈的战场上，一个穿红色熟牛皮铠甲的军人，一看就是君子啊，看见我就在那里小步走，莫非是受伤了吗？”于是郤至接受慰问，回答一番既讲究礼节又很能展现英武的话，然后上车，接着开打。

晋国又有一位大夫栾鍼，当时是晋厉公的车右，他远远看见楚国统帅子重的旌旗，就向晋厉公禀报说，当初我出使楚国时，曾跟子重称道我们晋国的勇猛，说第一，我国喜欢大部队行动却还能保持整肃；第二，我军能做到始终从容不迫（这两条合成一个成语叫“好整以暇”）。现在两国交兵却没先派个外交官去谈谈，这就不是“整”了；当初说过却没能做到，这就不是“暇”了。现在我在您车上跑不开，能不能派个人去替我敬他一杯酒？

晋厉公答应了。子重看见敌人送酒过来，接过来也就喝了，当然，还要回应一番又体面又有斗志的话，看起来身为贵族，贯口活儿是基本功，然后继续击鼓指挥战斗。酒里下毒这类手段，当时双方好像都绝不会往那方面想。《论语》里说的“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大概也就是这样。

第二，是战争的残酷性和人道主义关怀并存。邲之战很惨烈，晋军败逃时，想抢船回到黄河北岸，先上船的催船快点开，后来的拉着船舷不给走，于是先上船的就挥剑斩后来人的手指。最后船真的开动时，“舟中之指可掬也”，一把一把都是手指头。

但同样还是邲之战：

晋人或以广（某种型号的战车）队（通坠）不能进，楚人惎（教导）之脱扃（车前横木），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

一辆逃跑的晋军战车，陷坑里了出不来。车上的人正在着急，就听见身后有人提醒他：“你把车子前面的横木给撤掉，车就能从坑里出来了。”照做，真出来了，但拉车的马没走几步，就开始原地打圈。背后那位又提醒他：“你把车上的大旗拔下来扔掉，马就知道往前走了。”果然，战车恢复正常了。车上的晋国人长出了一口气，心想，亏得后面这位的教导，虽然这人说话有点像鸟叫（楚国人“南蛮鴃舌”），但我还是得好好谢谢他。

一回头，发现教自己逃命的不是别人，正是追击自己的楚军。于是晋国人觉得有必要说句话挽回面子：“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我不像贵国那样经常逃跑。意思是你们老兵油子有经验，我们常胜之师难得逃一回不熟练，让您见笑了。

《公羊传》说，这里楚军之所以不赶尽杀绝，是遵照庄王的命令行事。楚庄王远远看见晋国的船里全是手指，不落忍，说：“嘻！吾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打仗是因为我们国家之间有矛盾，军人也是百姓，他们可没啥罪过，放一条生路吧。

无论如何，这一役晋军死伤很多，所以有人建议楚庄王“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所谓武军，就是把死者的尸体堆起来，再覆上土，弄成小山的样子；所谓京观，就是在小山前竖起高杆，写明死者都是什么人，以及宣扬自己杀得好杀得妙。因为这两件事密不可分，所以单称“京观”或者“京”，也可以是指那座死人山。

这当然是要标榜楚庄王的武功，然而庄王拒绝了。他说，咱们要好好理解一下“武”字的内涵，“止戈为武”。武字就是一个止一个戈，这是说制止战争的战争才够格叫武。从字源上讲，我们当然都知道楚庄王错了。武字就是一个扛着武器行走的人，没有那么深刻的内涵和情怀。但在这种情况下，内涵和情怀比正确的解释重要。

楚庄王又说出很多话，表达了对国际国内民生的担忧，以及对晋国死者的尊重。这种做派和观念，和几百年后坑杀四十万赵军于长平的白起，或者坑杀秦卒二十万于新安的项羽相比，真仿佛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第三，军队组织的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对照。邲之战，晋国大夫知庄子发现儿子落入了楚人手里，他率领自己家族的部队，离开溃逃中的晋军，反而迎着楚军冲了上去。每次开弓前，知庄子都会抽出箭来观察一下，如果箭的质量好，就留着不用，放进替他驾车的魏锜（当然也是一位贵族）的箭袋里。

魏锜恼怒了：你不找儿子，却这么吝啬箭矢做什么？咱们晋国的“董泽之蒲”，有的是制作箭杆的优良原料。知庄子说：“不拿别人的儿子，我怎么换回自己的儿子？”一般的敌人当不起我一箭，杀鸡焉用牛刀，好箭专射牛人。终于，知庄子遇到了两个楚国贵族。他从魏锜的箭袋里飞快抽出刚才节省下来的好箭，射死一个，射倒生擒一个，把死的活的都带了回去，作为将来换回自己儿子的资本。

这个故事引人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楚军的阵型看来很松散，防御和封堵的能力都说不上很强，所以知庄子这支不大的部队，可以在其中纵横来去，还有所斩获。第二，知庄子显然是一个对射艺很有讲究的贵族，但即使这样的人物，随身携带的箭矢质量也参差不齐。作为对照，战国时代秦国的箭弩，标准化程度极高，使人几乎怀疑是工业流水线出来的产品。

看来春秋到战国的两三百年间，各国的军事力量真是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战国时代的学者鄙视自己时代的军队不道德，认为“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春秋五霸比现在最厉害的秦国还厉害，这是文人的美好想象，两支军队真要是穿越相遇，春秋的会被完虐。

反过来看，正因为军队的组织化水平还比较低，发挥个人英雄主义的空间就很可观。所以春秋时代的战争，有些场面会很好看。最突出的就是“致师”，即正式开战前，派出自己最杰出的勇士，单车冲向对方的营垒。

还是邲之战。《左传》写道，楚国致师的战车冲向晋军的营垒，车速如此之快，以致车上旌旗随风倾斜，看起来像是要倒下来一样。到了晋军营外，战车陡然停住。战车上的射手，也是这辆战车的指挥者向晋军射出精良的箭矢，同时车右的勇士飞身跳进营垒，割下一个晋军的耳朵，又擒获一个俘虏，这才跳回战车。

车右在敌营里力战时，射手代替御者拉住马缰，御者甚至下车做出洗刷马匹的动作，以显示己方气定神闲。俘虏到手，致师成功，战车开始回撤，晋军兵分三路追击：左右两边包夹，还有一支在正后方紧盯。楚军射手左射马而右射人，但是，他已经只剩下一支箭，而正后方的敌人已经迫近。

于是，他的最后一支箭，射向了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一只麋鹿。车右跳下车，向追兵献上了这只麋鹿：“不到射猎的季节，还找不到适合做礼物的野兽，姑且以此给随从们消遣一顿吧。”追赶的晋军指挥者也是贵族，既然楚国人“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展示出贵族风度，他当然也就很有贵族风度地把人家放走了。

鞌之战也有类似场面。齐国大夫高固致师，断道之盟时，他是个不敢去开会的胆小鬼，上了战场却神勇无比。高固闯进晋军阵地，“桀（举起）石以投人”，举起石头砸翻了一个晋国人，把他抓回齐军营垒。高固向战友们展示自己的战果，说：“欲勇者贾余余勇。”我的勇气库存充足，欢迎勇气不足者踊跃购买。留下来一个成语是“余勇可贾”。

石头是最古老的武器。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中，赫拉克勒斯、赫克托耳、大埃阿斯……众家英雄斗到酣处，都有扔石头的爱好。而维吉尔的史诗里，拉丁姆的英雄图尔努斯，临死前也想“桀石以投人”却没有成功，常有评论家认为，这个细节象征着英雄时代的终结。以后，战争属于体力并不出类拔萃，却更有军队组织性的凡人了。

齐国的高固耍石头固然成功了，但不足以挽回搴之战本国失败的命运，这似乎也有类似的象征意味。毕竟，战争胜败，比拼的还是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庞大的多兵种的军队如何协同组织，以及将帅的临场指挥艺术。“致师”这个展示个人武勇的古老传统虽然还存在，但已只是战场上的花絮而已。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战争中，各国贵族们都如此注重展示教养和风度，日常政治和社会生活当然更是如此。学者们分析归纳，大概特别注重这三点：世俗理性、尊严意识和文雅风流。

所谓“世俗理性”，主要指一种“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态度。典型例子如“曹刿论战”。鲁庄公罗列政绩时，强调自己祭祀神明和祖先时的诚实，曹刿认为“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庄公又声称自己治下大大小小的案件能得到合乎人情的审理，曹刿却赞许为“忠之属也”，认为在此基础上足以和强大的齐国一战。

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宋国落下五颗陨石，狂风使得六只鹳鸟倒退着飞行。这些看来诡异的景象，使得宋襄公有些担忧。刚巧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向他咨询这主何吉凶。内史叔兴于是预言了最近的国际形势，以及日后宋襄公短暂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这些预言后来一一应验，看起来这位史官秉承着古代巫师和史官不分家的传统，又是一位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者。然而他私下里却对人说：

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言下之意，“陨石于宋五”“六鹳退飞”之类只是自然现象，并不意味着什么。他的预言如此准确，依据其实还是对人事的分析。

再如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有彗星，齐景公派人祈祷消灾。晏子说，这没有好处，只会招致欺诈。天道不可怀疑，天命绝无差错，祈祷又有什么用呢？再说：

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

天上出现彗星，是要扫除污秽。国君您没有劣迹，则根本不必祈祷；国君您若有劣迹，祈祷也不能止损。总之，《左传》固然写了许多神神鬼鬼的事，但基本都是遵循这个逻辑：做了坏事，会因此受到鬼神的惩罚；但遭遇鬼神降下的灾难，却不可能通过向鬼神祈福而解决。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合乎正义（礼）的政治。

这种观念，看起来仍然把天尊得很高，实际上把天架空了，因为天并不管人间的事，由领导变成了名誉领导，实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种对冥冥之力的漠视，也可能使人行为放纵起来更无忌惮。

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夫崔杼看中了一位美丽的寡妇棠姜，想娶她为妻，然而这位寡妇和他都是姜姓，根据“同姓不婚”的原则，这婚姻不合于礼。崔杼并不在乎礼法，于是占卜吉凶（纳吉是婚礼的一个步骤）。一位贤大夫解释占卜结果是大凶之象，“无所归也”，最终将死无葬身之地。

崔杼却满不在乎地说：“她是个寡妇，死无葬身之地也是她前夫的事了。”

在如此古老的年代就如此不介意神明，和其他很多文明比起来，算是中国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研究中国文化者，由此生发出许多议论，誉之者称为“唯物主义传统”，贬之者自然要骂“中国人没有信仰”。

贵族的“尊严意识”当然和等级制密不可分：对自己强调责任与担当；对国家和君主充满敬意，但绝不奴颜屈膝；对民众的判断力基本无视，但并不恃强凌弱。《左传》中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先轸之死。

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战，晋军俘获秦军的三名主帅，但因为母亲（也是秦穆公的女儿）为他们求情，晋襄公又释放了他们。这件事让晋军的统帅先轸非常愤怒：

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

战场之上，军人擒获的俘虏，都城之内，女人说几句谎话就可以获释，毁弃战果而助长敌人，晋国快要灭亡了！先轸甚至对国君“不顾而唾”，就是吐了一口唾沫后，头也不回地离去。晋襄公深知先轸是一位忠勇耿直的军人，而这件事也确实是自己理亏在先，所以并不打算追究这个失礼的行为。但是先轸无法原谅自己，他决心给自己一个惩罚。

八月，晋军与狄人有一次会战。在确认己方已经取得胜利之后，先轸摘下头盔，驱动战车，冲入狄人的部队。狄人杀死了他。他们也敬重这位主动赴死的将军，把先轸的头颅归还给晋国，其面目宛如生前。

还有知罃对楚王问。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晋楚和好。两国交换俘虏，楚共王准备放邲之战中俘获的晋国大夫知罃回国。送别时，楚共王问道：“你怨恨我吗？”知罃回答：“不怨恨。两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战，我因为不胜其任而被俘，完全是自己无能。您不但不处死我，反而放我回国，已经是莫大恩惠。我又敢怨恨谁呢？”

楚共王又问：“那你是感恩于我了？”知罃回答：“不感激。两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寻求和平，各自释放俘虏而缔结友好关系。这并非您给我私人的恩惠，我又敢感激谁呢？”

楚共王开始追问，我放你回去了，无论如何你总该有所表示。知罃回答说，作为败军之将，不论是其君主还是父亲，都有足够的理由将他处死，如果他得到赦免，被委以使命，那么：

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

话里的“偏师”，当然不一定真是非主力部队，只是谦逊之词。知罃强调，我戍守晋国的边疆，如果再与楚军相遇，将竭尽全力，不惜生死，绝无二心。这是我作为晋国臣子的责任，也是对大王您的报答。同样难得的是，楚共王也欣赏这样的回答，他说：“晋未可与争。”就以隆重的礼遇送知罃回国。

还有宋文公的葬礼。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宋文公去世，葬礼办得极其奢侈，甚至还用活人殉葬。宋国是商人之后，用活人殉葬是古老的传统，但多年来早已废止。现在，宋文公却把这个邪恶的传统复活了。

《左传》在这里有一段议论，批评宋国的执政大臣“于是乎不臣”，在这件事上不配当一个臣子。理由是：

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感，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臣的职责是治理烦乱、消弭困惑，国君错了，就要以死抗争。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时放纵他的欲望，国君死了增加他的奢侈，这是致国君于邪恶境地，算什么臣子呢？可见，一个只会遵从国君意志的大臣，在那个时代是绝不会被尊重的。

另外，在齐庄公之死的事件中，也能看出贵族的尊严意识。前面提到齐国大夫崔杼娶了一位美丽的寡妇棠姜，这位棠姜太诱人了，很快又引来国君齐庄公与之私通。身为权臣的崔杼，本来就有很多弑君动机，现在不但多了一个理由，还多了许多下手的机会。

齐庄公到崔杼家去找棠姜幽会，于是被杀死。从齐庄公之死前前后后的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忠诚。在崔杼家里，齐庄公被埋伏的甲士团团围住，庄公向他们求情。甲士们说；“国君的臣子崔杼重病，不能听取您的命令。这里临近国君的宫殿，我们（原文是’陪臣’，臣子的臣子）只是巡夜捕击奸淫之人，不接受崔子之外的人的命令。”

崔杼是齐庄公的臣子，他深知自己弑君是大逆不道，所以这个场合根本不敢出现，这是企图逃避“不忠”的恶名。甲士们是崔杼的臣子，从他们的话看，他们有忠于崔杼的义务，但没有忠于国君的义务，有点“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的意味。

杀死庄公后，崔杼开始清洗国君的忠臣，齐国都城临淄笼罩在恐怖的气氛里。有一个负责在鱼市征税的小官吏（这显然是一个卑微但很实惠的岗位）回家后对自己的管家说：“我准备追随国君而死，但你不必。”管家说：“我如果不死，会觉得有愧于您。”于是二人双双赴死。这是一种动人的牺牲精神，但行事的逻辑倒仍和那些甲士一样，遵循的是人身依附关系下的责任。

这时候，大夫晏婴站到了崔杼家门前。可以想象，这时齐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晏婴。作为著名的贤臣，他会怎么做？晏婴的随从问：“您准备追随国君而死吗？”晏婴说：“难道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么，我为什么要陪葬？”“那您准备流亡吗？”“国君死是我的过错么，我为什么要流亡？”“那是准备回您的封地去吗？”晏婴接下来的回答，可以看作是春秋贵族价值观的鲜明体现：

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国君都已经死了，还能回哪里去呢？国家需要国君，难道是让他欺压人民的吗？不，是国家要有一个主人。我们做国君的臣子，难道是为了获取收入吗？不，因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我们维持。所以，国君为国家而死，我们有责任陪他一起死；国君为国家而流亡，我们有责任陪他一起流亡；

但是国君因为个人私事而死或流亡，除了他个人的亲信，谁又有为他殉葬的责任呢？

所以，作为国家大臣，晏婴没有选择死亡。崔杼家的门开了，晏婴走进去，把头枕在齐庄公尸体的大腿上痛哭，然后站起按照当时丧礼的规矩跳跃三下，转身离去。有人劝崔杼杀死晏婴，崔杼没有同意。他知道晏婴素有民望，杀死他会比弑君更冒犯民意。

接下来，崔杼和齐国史官的较量开始了。齐国太史如实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太史，太史的弟弟接任，还这么写，崔杼再杀，接任太史的小弟弟仍不改口，崔杼只好放弃。即使他再杀也没有用，因为南史氏已经赶过来，准备用自己的血，把“崔杼弑君”四个字继续写下去。

这件事里，齐太史、南史氏的气节固然可歌可泣。但如果把眼光放到体制上，则一个关键点是崔杼可以杀史官，但是他没有权力任命史官。史官也是贵族，虽然是贵族中层级很低的群体，但不断书写和记诵历代先贤的光辉事迹，对贵族精神倒可能是吃得最透的²¹。

既然是贵族，以世代相传为基本特质，由不得外人任命，崔杼把一个史官杀掉后，下一个史官笔下的事实会怎么样，他仍然无法干涉和预测。所以，崔杼到底是杀得手软了。换个角度想，等贵族社会解体，史官变成更开放的职业后，这个问题当权者们反而好解决了。试想，如果崔杼可以挑他的心腹代替太史、南史，那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根本不用杀人，只需要枪毙史官的稿子。这就是“子为政，焉用杀”的境界，比起崔杼傻乎乎挥起屠刀得了恶名，最后却还不得不让步，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²²。

所谓“文雅风流”，是指许多贵族都多才多艺。春秋时代，社会上层内部的分工才刚刚开始，贵族都是既管理行政，又学习文化。所以比起战国、秦汉时的官僚，春秋贵族看起来往往要雅一些。

士阶级以上的贵族子弟，从小学习任务都很繁重。武艺方面，要掌握长短兵器使用的技巧，尤其是要精通射箭和驾驭马车：文化方面，除了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力以外，据说是“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按照《礼记•内则》的说法，要学习到四十岁才可以出来当官。当然，这些信息来自儒家经典的记述，可以想见有所夸张，毕竟儒家最擅长的职业是教师，而老师布置作业时，总是自以为布置得并不多。

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一个成年贵族才可以做到拥有所谓“九能”：

第一是“建邦能命龟”，命龟就是占卜，这是说建国时会讨吉利。第二是“田能使命”，田是田猎，打猎也是军训，这个过程里能完成使命是军事才能。第三是“作器能铭”，这大概是说要会写正面报道，弘扬主旋律。青铜器上的铭文，涉及题材十分广泛，但基本都是好话。

第四是“使能造命”，出使外国，能完成君主的使命。外交官当时叫行人，《左传》的行人辞令有好多被人单选出来，当范文读。这就是“使能造命”水准的体现。第五是“升高能赋”，登高临远，能把诗赋出来，不能只会喊“卧槽”。

第六是“师旅能誓”，誓是战前的演讲动员。要会说煽动性的话，夏启讨伐有扈氏有《甘誓》，商汤灭夏有《汤誓》，周武王伐纣有《牧誓》，这都是誓的范文。第七是“山川能说”，到了名山大川能当导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山川既可以是祭祀对象，往往也是战略要地，它们的门道要能说清楚。

第八是“丧纪能诔”，诔是陈述死者功德，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悼词。第九是“祭祀能语”，祭祀是塑造共同体意识、强化凝聚力最重要的场合，“能语”指除了和参与祭祀的各色人等交谈，还包括向神明和祖先汇报工作。

所有这些才艺里面，有一件不妨单独拿出来一说，就是外交场合的“赋诗”。这里赋诗不是创作诗歌的意思，其实倒有点像现在的点歌：点一首《诗经》里现成的诗，让乐队演奏，这叫赋诗。

当然，赋什么诗一定得符合具体场合的要求，不然后果可能很严重。鲁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刚即位的晋平公与诸侯宴会，让大夫们跳舞赋诗，结果齐国大夫高厚的诗“不类”，破坏了气氛，搞得晋国人大叫“诸侯有异志矣”，然后拉着齐国以外的诸侯结盟宣誓：“同讨不庭！”

如果别人赋诗，你却听不出其中的意思，那就会沦为笑柄。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齐国的庆封到鲁国来访问，嚣张跋扈，鲁国人很讨厌他，但不敢明着得罪，好在可以欺负人家没文化，于是史书上就有了这么一笔：

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招待庆封吃饭，庆封很不庄重。主人于是赋了一首《相鼠》，这诗里说，老鼠好歹有张皮，人怎么可以没礼仪？这人竟然没礼仪，不死还想怎么地？这等于是指着鼻子咒人死，然而庆封竟然没听出来。

读到这里，简直感觉《左传》的作者要从竹简后面笑出声来。可能有人会问，社交场合可能碰到的意外情况很多，都要赋诗，《诗经》里才三百零五首，够用么？这就引入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赋诗断章”，也叫“断章取义”，引的这几句单独拿出来合适就行，可以不管整首诗的意思。

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晋国的执政韩宣子访问郑国，回国前，郑国的六卿都来给他饯行。于是韩宣子说：“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各位请都赋一首诗吧，我韩起也好了解一下郑国的心愿。旁的不论，其中有一位子太叔，赋了一首《褰裳》，看起来却有点吓人：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这是一首女孩子写给男朋友的诗。那时流行隔河恋爱，两人中间隔着一条溱水。大概男孩好久没来看女孩，这女孩有点不高兴：“你要真的想我的话，就该撩起你的衣裳，蹚过溱水来看我。你要是不想我的话，就没有其他男生追我吗！”

外交场合，赋这种打情骂俏的诗合适吗？合适。郑国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子太叔等于是提醒晋国，你要对我好一点，不然楚国也在追我呢。所以，他这首诗一赋出来，韩宣子看得非常严肃：“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只要我韩起还在主持晋国国政，怎么敢辛苦你到别人那儿去？这是承诺要善待郑国。

所以难怪，孔子要教育儿子“不学《诗》，无以言”，这不是说不懂《诗》连话都不会说了，而是说不懂《诗》的话，混不进贵族的社交圈。

世界历史上有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当贵族阶级的特权受到冲击、实力下降时，贵族风度就得到特别的重视，往往也因此别有魅力。比如在古希腊，随着城邦发展和大殖民运动，出现了一种重装步兵战术、由富裕平民组成的军队，一时打遍东地中海无敌手。在重步兵方阵面前，原来贵族战争模式下驾驭马车、奔跑、跳跃、拳击、投标枪、掷铁饼等种种本来很实用的技能，统统变成了屠龙之技。

然而，把屠龙之技修炼得炉火纯青，需要既有钱，又有闲，非贵族不能做到，他们当然不忍割舍。于是公元前八世纪，包括古代奥运会在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会诞生了，专供各城邦的贵族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说到老欧洲的贵族范儿，很多人歆羡之情溢于言表，颇有些不能自持。然而欧洲真正的贵族时代是中世纪，贫穷落后，粗鄙无文。说到英国贵族的优雅，使劲向前追溯，人们所能举出的例子，一般也不过是到都铎王朝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说到法国贵族的浪漫与奢华，很多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却是路易十四的宫廷。

这都是王权扩张、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贵族握有的政治实权其实大不如前。

回到春秋时代，上一节所讲的赋诗，贵族们当然声称这是西周以来的老传统。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秦穆公和重耳互相恭维，这是《左传》第一次写到赋诗。之前差不多一百年，绝无赋诗的记录；这事之后，却一发而不可收，赋诗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盛大。

是之前有赋诗而《左传》没写，还是往前根本就是没有？或者这是霸主时代才流行开来的新风气，属于“被发明的传统”？可以肯定的是，春秋中期往后，贵族越来越会秀风度。尽管很多国家都是贵族专权的局面，但总体上看，他们越来越深陷于危机之中。

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邲之战，晋国战败后，召集曹、卫、宋三个仅剩的小兄弟在清丘（河南濮阳附近）盟会，约定“恤病讨贰”。强调彼此是同盟国家，谁遇到灾难，要一起救援；谁怀有二心亲近楚国，要一起讨伐。

这个约定当然是“不实其言”，也就是做不到。晋国刚刚惨败，自顾不暇，也只是开个会维护一下面子而已。然而，宋国很认真，发现陈国归附楚国，就真的去讨伐。这时多数国家的心理，大概是等着看宋国的笑话，因为接下来楚国肯定要惩治你，到时就看晋国有没有本事救你了。然而卫国却是例外。当时卫国的执政、大夫孔达站出来说，我们卫国的先君与陈国有攻守同盟条约，所以我们有责任救陈国去。

《左传》没写此言一出，卫国人都什么反应，估计十之八九吓傻了。陈国挨打，自然有楚国去救，我们卫国去凑什么热闹。再说这等于背叛诸夏同盟，这时晋国不敢招惹楚国，但收拾我们卫国可是抬脚就到，张手就来。然而孔达很坚持，他也不是不知道后果，但先君的盟约，在他看来更为重要。

于是，作为卫国握有实权的老臣，孔达真的出兵救陈，晋国便向卫国兴师问罪，于是孔达说：“苟利社稷，请以我说（悦），罪我之由。”如果对国家有利，那就用我去换取晋国的欢心，所有罪责都归我身上好了。孔达自缢而死。晋国对卫国也就不再追究。

对孔达这样的人，应该怎么看？是赞美他身上体现着伟大的契约精神，还是引孔子的话损他，“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但不管怎么看，这类人物注定要被新的政治体系淘汰出去。

春秋初年，孔达这样的贵族不管权势者的意志，按照自己原则行事的案例，能够找出好多，通常也未必有什么后果。贵族有自己的土地、经济来源和军队，这是自作主张的底气。他们也不难为自己找到拒绝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道德和理论依据：在中国，这可以叫“从道不从君”，西方则可以叫“大宪章”或者什么约法。

但现在霸主反感这种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对不对，而是因为他们居然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判断就有可能不听话，集体行动强调协同一致时，就有可能坏大事。逼死孔达，外人看来是晋国强梁霸道，其实晋国可能也憋着一肚子火。打了败仗，本指望好好养精蓄锐，尽快恢复过来再去和楚国一决胜负，这期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突然被孔达搅局，不管，霸主的架子彻底坍塌；管了，其实拖慢了自己的复兴计划，这事哪儿说理去？列国争雄的时代，效率优先是最大的正确，其他的终究都只能靠边站。

理论上说，最有效率的体系，就是一个独裁者握有一切决策权，下面有庞大、精密的层级和部门划分的执行组织，他们只会奉命行事，毫无自己的意志。封建体系下的国君远没有独裁者这么大权力，贵族更不必说。但封建体系下贵族的处境，可比这个执行组织要好得多。

独裁者显然是很大的诱惑，国君想当，贵族们也会来竞争。即使不想竞争，由于不想沦为那个没有自主权的执行层，也要努力抗拒那些企图当独裁者的人。以晋国为例，本来最有条件成为独裁者的，自然是身为霸主的国君。但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时间都不长，襄公一死，连国君由谁来当都是卿大夫们商量着办，晋国的实权就落在赵盾手里。

《左传》写赵盾，好话说了很多，但叙事很诚实，他就是一个夺权有术、施政无方的政客。有学者认为，《左传》写这部分依据的是晋国国史，赵氏家族权力很大，不说好话不行，但史官的良心还是促使他们把真相写下来。

赵盾主持晋国的政府工作，结果赵氏家族的势力蓬勃发展，和赵氏有分歧的家族，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被迫流亡到秦国或狄人那里。晋灵公想收回权力，结果被赵家人谋杀。虽然赵盾本人很巧妙地没有出面，然而秉笔直书的史官董狐早就看穿了这一切：你“流亡不出国境，回来不抓凶手”，说谋杀和你无关，谁信啊！至于《左传》里还有孔子为赵盾辩护的话，第一，那话未必是孔子说的；第二，孔子说的就是孔子说错了。孔子固然伟大，但一辈子最多到过晋国边境，只在遥远的东方听到过一些传闻。

同时，晋国的霸主地位在赵盾执政期间急剧下滑。一方面，是本来已有望回暧的秦晋关系，在赵盾手里彻底闹崩；另一方面，由于不能为东方的小国主持公道，齐国和晋国打交道时腰板越来越硬。

郑穆公在晋文公的帮助下登基，本来一直是晋的忠实追随者（郑国也并非一开始就是个见风使舵的国家），但眼看宋国国君被谋杀，晋国却认可了凶手的国君地位；齐国欺负鲁国，晋国倒也假模假式召集诸侯去讨伐，却收下齐国礼物就回去了。鲁宣公元年（公元前608年），郑穆公终于说了一句：“晋不足与也。”和晋国建交不值，转而投靠楚国。

幸亏这时楚庄王刚刚即位，还在扮猪吃老虎准备收拾楚国的贵族，不然，晋国的麻烦还要大得多。到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邲之战，晋国以内部矛盾重重而惨败，虽然当时赵盾已去世（可能是四年前），但许多问题却是他主政时累积下来的。

终于，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赵氏家大业大，国君视为威胁，其他大夫盯着流口水，家族内部也有权力分配不均的问题。这等于坐在炸药堆上，一点微小的火花就可能造成大爆发。

赵盾的儿媳妇庄姬，是晋成公的女儿。赵盾的儿子死后，她和赵盾的弟弟私通。为掩盖这桩丑闻，当时赵家的族长，赵盾的另外两个弟弟赵同、赵括（和战国时长平战败的那位凑巧同名），就把她的情人给放逐了。

为了替情人报复，庄姬告赵同、赵括谋反，然后早就磨刀霍霍的各方势力迅速跟进。某些角度看，赵家很幸运。因为他专权的时间早，贵族共同体的互信互谅仍然多少发挥着作用，赶尽杀绝还不是那个时代的作风。有人出来为赵家求情，认为高贵的血统如果断绝，会让善良的人对社会失去信心，孤儿寡母也不应被欺负。

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说服力，于是赵盾的孙子赵武不但没有被牵连，反而得到了被处死的叔祖的土地。所以赵家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且很可能他们取得成功之后，杜撰了惊心动魄的“搜孤救孤”的故事，把自己塑造成了纯洁无辜的受害者形象。最终，这个故事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里。而赵家之后的专权者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失败者的家族只有寸草不留，才能使刽子手心安。

栾氏是晋国一个老牌家族，晋国称霸以来，其势力稳步发展。鲁成公四年，栾书成为晋国的中军统帅，即诸卿之首，栾氏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栾书是典型的鹰派，他有一句名言：“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栾书主政时期，晋国的对外政策远比赵盾时期积极，与楚国的竞争中寸步不让，其最彪炳的业绩，自然是鄢陵之战击败楚军。

晋国的家族倾轧中，栾书也同样强势。赵氏几乎被族灭，栾书是最积极的推动者；他还巧妙设局，杀尽了功勋卓著而“族大多怨”的郤氏家族。这时晋厉公对尾大不掉的形势感到不安，企图加强君权，也被栾书先下手为强，置于死地。

君主要想集权，就难免要杀掉一些贵族，如果最终国君被贵族集团反制，那么被杀的贵族就会被认为是无辜的，于是有所谓“杀戮无辜曰厉”。晋厉公、周厉王都是如此，所以实际上，也许该说是“集权失败曰厉”。

史书中对栾书弑君的记录，比赵盾爽利得多，没有兜圈子为他辩护的内容。这应该是和栾氏家族的结局比赵家悲惨得多有关，没有成功的后人，也就没有美化的必要。栾氏如此嚣张跋扈，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到栾书的孙子栾盈一代，联合绞杀开始了，年轻的栾盈只能离开晋国逃亡。

经过多少代人的经营，栾家根深叶茂，追随者众多。因为担忧这些人掀起逃亡潮，当时晋国的执政范宣子以国君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

无从栾氏而从君……不从君者为大戮。

但死亡威胁并不能阻挡所有人的脚步，栾氏有一个叫辛俞的家臣，因此被捕，被送到晋平公面前。晋平公质问辛俞，为什么敢违背国家的禁令。辛俞引用了一句古老的格言：

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

为一个家族服役三代，那么这家族的主人就是你的“君”；为一个家族服役不到两代，那么这家族的主人就是你的“主”。侍奉君，要不惜献出生命；侍奉主人，则只要辛苦工作就可以了。

辛俞说，我们家在晋国别无靠山，侍奉栾氏已经三代了，所以栾氏就是我的“君”，您颁布的禁令里说要“从君”，所以我追随栾氏，正是按照您的命令在做。

辛俞显然在偷换概念，然而晋平公被他的忠诚和机敏感动了，何况对除掉栾氏，晋平公很可能本来就不如那些急着瓜分栾氏权势、地位和财产的大家族积极，晋平公表示希望把辛俞留在自己身边，辛俞拒绝了，晋平公也就尊重了他的选择。

这是这场政治残杀中的温情一幕，然而，这种温情注定只是明日黄花。三代侍奉一个家族，他就成了你的君，那一国之内就会有许多个君。只有在松散、低效率的封建体系下，这种局面才可以被容忍。越是走向集权时代，就越只能有一个君主，除了对这唯一的君主，也不可以再有其他的忠诚。

在齐国的帮助下，栾盈又回来了，他回到栾家世代经营的城市曲沃，准备做最后的反击。这里我们读到了整部《左传》中最简劲而悲凉的文字：

栾盈夜见胥午而告之。对曰：“不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子必不免。吾非爱死也，知不集也。”盈曰：“虽然，因子而死，吾无悔矣。我实不天，子无咎焉。”许诺。伏之，而觞曲沃人。乐作。午言曰：“今也得栾孺子，何如？”对曰：“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皆叹，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贰之有？”盈出，遍拜之。

栾盈深夜找到自己的家臣胥午，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胥午说：“这是不行的，天要废掉栾氏，还有谁能重振呢？您一定不能幸免，我并非害怕死亡，只是知道这一定不会成功。”

栾盈也知道确实机会渺茫，他只是强调，若能与胥午一道战死，自己死而无憾。胥午于是答应行动。胥午把栾盈藏起来，请曲沃人喝酒。伴随着音乐，胥午说：“现在，如果能再见到我们的小主人，大家打算怎样办？”

他对栾盈的称呼，是“栾孺子”。其实栾盈当时年纪虽然不大，但也不是小孩子了。显然，胥午和在座的都是栾氏的老臣，眼看着这个少主人长大，这个称呼能勾起大家往事如历历在目。所有人异口同声：“能够为主人而死，虽死犹生。”说着，满座都开始叹息，有人流下了眼泪。胥午举起酒杯，又重说这话，所有人都说：“如果能得到自己的主人，我们难道还会三心二意吗？”于是栾盈走出来，向自己的家臣下拜。

栾盈的对手众多，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下才可能凝结成的情谊，但是有共同利益，也有广泛而有效的动员组织方式。对上，他们迅速控制了国君，一切行动以君主的名义进行，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对下，为获得更多的人力，他们甚至释放奴隶和刑徒作为杀手。

以后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段被反复使用。这一场搏杀，某些角度看也可以视为旧动员方式和新方式的对决。结果并无悬念：

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

栾氏成了晋国诸卿夺权游戏的又一个出局者。

在晋国，先后有十一个家族取得过卿的地位。长期争权夺利的过程里，这些家族一个个被消灭，只有赵魏韩三家坚持到最后，瓜分了晋国。长期以来，这三个家族其实并非强势。赵氏早年兴盛而有中衰，复兴之后便多了许多谨慎自守，和祖辈那种“夏日之日”（夏天的太阳）的凌厉作风截然不同。韩、魏两家更一直并非特别显山露水，其重要人物也多以低调稳健而著称。相反，郤氏、栾氏、范氏、知氏……这些家族都曾盛极一时，然而煊赫之后，很快便是覆灭的下场。

另一个强国齐国的情势也颇为类似，最终取代齐国的陈（田）氏家族，长期以来也并未手握大权。作为外国流亡公子的后代，陈氏开始甚至没有参与执国柄的争夺（未必是老谋深算，只是不够资格），眼看着高氏、国氏、崔氏、庆氏、鲍氏等强横大族在斗争中相继倒下，到鲁哀公（春秋十二公的最后一位）时代陈氏才出场填补权力真空，而这时他甚至连像样的竞争对手都没有了。

《老子》里，有很多关于后发制人、以柔克刚的议论，如：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些话未必是普遍原理，但非常切合春秋时代的历史经验。《老子》作为春秋末或者战国初年的著作，生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条长达几百年的漫漫转型路上，有一个趋势非常明显：贵族越来越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

简单说，在那个年代，失败的贵族不死也会沦落到社会下层，而唯一的成功者，追求的却不会是仅仅做一个贵族。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托克维尔那段著名的议论：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²³

第三条的价值倾向过于鲜明，当然照例要引爆无数的口水战。但立场不影响趋势，事已至此，更加迷信权诈与暴力，也更多梦想与机遇的战国时代，总是近在眼前了。

第十四章 华夏边缘

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大国带领各自的盟友在宋国盟会，史称“弭兵之会”。弭兵就是停战，条件是除了齐秦两个准一流国家，“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晋国的盟友也朝见楚国，楚国的盟友也朝见晋国。当然，这些中小国交给大国的贡赋，从此也需要备上两份了。

由于此前晋国的盟友较多，且包括宋、郑、卫、鲁等中等国家，楚国的盟友却只有陈、蔡、许三个小国，所以评论者多认为这次盟会晋国吃了亏。但从晋国的角度说，把自己的盟友交给楚国，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并未减少，维护国际安全的压力却可以大为减轻，损失的，只是天下霸主的虚名，而此时的晋国对此已经并不十分热衷。为长期维持一个晋国主导的霸政体系，晋国国内却是：

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

这种形势下，心态是“晋国是晋国人的晋国”，懒得管国际争端；实际问题是“晋国是哪个晋国人的晋国”，几大卿族忙于内斗，也顾不上国际争端。对外战略上鸽派得势，也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从结果上说，这次弭兵之会成效卓著，之后差不多四十年中原无大战。这可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成就。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协议往往是无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和斯巴达签过三十年停战协定；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和迦太基签过和平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至于有人说损话，和平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的。

据说最没有契约精神的中国人，何以做到如此信守承诺？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具有伟大的贵族精神，绝非我们这些后世的堕落儿孙可比吗？好像也不能这么乐观。其实三十多年前的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晋楚已经有过一次弭兵。会盟地点也是在宋国，当时话说得也如唱歌般动听：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同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同坠）其师，无克胙国。

歌词大意是，晋楚两国不但别打了，而且要互相支援，讨伐一切不追随两大国的国家。要保证两国间道路的畅通，使节的往返安全。谁违背了盟誓，将遭到神明的严惩，让它的军队溃败，国家灭亡。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楚国就又开始北伐。也有脸皮薄的楚国人对此感到不安，而楚国的令尹子反则毫不犹豫地宣言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

其实履践了诺言的第二次弭兵，大家也不是很有诚意。会盟的牵头人是宋国的向戌，他和楚国的执政子木、晋国的执政赵武关系都不错，《左传》说他是想“弭诸侯之兵以为名”，不过是爱慕虚荣罢了。晋国、齐国之所以答应弭兵，也不过是因为别人已经这么说了，自己要是不答应，名声不好听，心里其实是拒绝的。而盟会时，楚国人违背约定内穿铠甲，还声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和第一次弭兵时的无赖嘴脸并无什么不同。

大概签订盟约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真的预示着长久的和平。和平的关键仍然在于形势。这时晋楚两大国都面临着巨大困境，无力在中原继续争霸。晋国的问题是上面说的矛盾重重的内政，楚国则是内外交困。随着吴国的崛起，楚国高度安全的地缘优势被打破了。从此，它不得不忙于应对来自东南的挑战，而外部的压力又注定会引发和加剧内政危机。

吴国第一次出现于《春秋》，是在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这大概可以看作北方诸夏注意到它的时间。《左传》提及吴国要早一些，宣公八年（前601年）提到楚国的一次东征，最终“盟吴、越而还”，这条记录应该是来自楚国的史料，楚国显然更早感受到了吴、越的压力。

《左传》的作者热爱八卦，所以照例，吴国崛起的最大动力，被描述为一个妖艳女人的影响。郑穆公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娘家姓姬，夏是丈夫的氏，因此被称为夏姬。

夏御叔死后，陈灵公与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都和夏姬私通。几个老男人显然对这种关系很陶醉，甚至“衷其祀服以戏于朝”，衷就是衣服内穿，衵服就是内衣，也就是穿上夏姬的内衣，在朝堂上游戏。照例，这里应该有忠臣出来劝谏，于是忠臣就被杀了，不在话下。

鲁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夏姬的儿子夏征舒也已经长大。陈灵公指着夏征舒对一位大夫说：“长得挺像你的。”这位大夫倒也不和国君客气：“也很像国君您。”夏征舒当然觉得受到很大的侮辱，就躲在马厩里，等陈灵公离开时，把他射死了，而那两位大夫逃到了楚国。

楚庄王就杀到陈国，杀死夏征舒，然后夏姬被带到楚国君臣的面前。楚庄王立刻看中了夏姬。这时候，大夫巫臣出来劝谏说，您是为诛杀乱臣贼子，主持国际正义而来，却娶个美女回家，说出去名声不好。楚庄王一代霸主，自律能力当然很强，于是就放弃了。

接下来第二顺位，是楚庄王的弟弟子反，他也站出来要娶夏姬。巫臣又劝子反说，夏姬这个女人太恐怖了，出嫁前就有个情人，然后那个男人就死了；嫁了一个丈夫夏御叔，然后丈夫死了；陈国君臣和她私通，结果死的死，流亡的流亡；他儿子摊上这么一个妈，也被杀死，陈国都因此差点变成我们楚国的一个县，什么样的女人才会不祥到这个地步？

巫臣用一种看透人生的语气说：

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干吗非要自找不得好死？天下美女多得是，何必一定要她呢？子反被吓坏了，也退出。于是夏姬被赐给了不怕死的连尹襄老（连尹是官名，襄老是名字），两年之后，连尹襄老就在邲之战中被射死，尸体也被带到了晋国。夏姬就和连尹襄老的儿子黑要私通，这算是她的性爱史上，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

到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楚国国君已经换成了楚共王。晋楚和好，隐忍了十年的巫臣给夏姬一封信：“归，吾聘女。”回郑国来，我娶你。简洁明了不容分说，真正的霸道总裁范，和前面他腐儒似的议论形成鲜明的对照。夏姬倒也听他的，以去向晋国讨要丈夫连尹襄老尸骨的名义，回到了郑国。巫臣受命出使齐国，当然也要途经郑国，于是两人会合。

这一年，塞之战晋国刚刚打败齐国，巫臣说：“吾不处不胜之国。”便带着夏姬，选择了投奔晋国。当初被巫臣忽悠得没敢娶夏姬的子反当然很愤怒，跟巫臣有仇的令尹子重也借机发难。他们杀死了巫臣的族人，瓜分了巫臣的财产。

巫臣得到消息，从晋国写信给子重、子反，谴责他们贪婪和残暴，并称：“我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直到死亡！”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巫臣为晋国出使吴国，并把自己的儿子狐庸留在吴国担任“行人”（外交官），于是缔结了晋吴同盟，并传授给吴国人车战和布阵之法。

从此，只要楚国一有北上意图，吴国就会从东面发动攻击，楚军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子重、子反真的“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而吴国也从此成为一个威名传播于中原的大国。

以上，是照着《左传》把故事讲了一遍。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夏姬的年龄。她的儿子夏征舒于公元前599年谋杀陈灵公时，至少也该是个青少年了。有的书推测夏姬出生于公元前640年，大约是以夏姬二十岁生子、夏征舒二十岁弑君算的，确实不无可能。当然，为后面的故事看来更合理，也可以把她的岁数估算小一点，但无论如何，她出生不太可能晚于公元前630年。

以古人偏好小萝莉的心态，三四十岁的妇人被带到楚庄王君臣面前，一下子激动得所有人都想娶她，已经颇为惊人。而她与巫臣私奔，又是十年之后，这么说来，巫臣对她的心心念念，倒真的不像是出于性欲，而是爱情了。

其实，和生活中的美女对年龄极度敏感形成鲜明的对照，传说和民间故事里，美女的年纪是笔乱账才是常态。

《圣经》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七老八十，还因为美貌被埃及法老看中；希腊神话里，第一美女海伦被帕里斯拐到特洛伊时，希腊的头号英雄阿喀琉斯尚未出生，《伊利亚特》的故事发生在大战十年后，那海伦起码也该五十岁左右；前面我们说过，按照《史记》记录的时间推算，烽火戏诸侯时，褒姒也已经老得不像话……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不过问题恰恰在于，《左传》总体上说时间线非常清晰，所以人物的年纪，不能像上面那些书那样打马虎眼，反而导致为把夏姬的年龄问题圆过来，古人便编出了非常多的故事。汉朝人就有“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之类的说法，后世文人创作色情小说，关于夏姬如何使自己的生殖器永如处子，如何通过性使得自己青春永驻，以及巫臣如何拥有超强的性能力，所以能独得青睐……简直是发挥了无穷的想象。

当然，也可以把夏姬的故事仅视作一个孱入史传的传说。淡化关于夏姬的元素，相关事件的因果链，也许反而会变得更加清晰²⁴。

楚庄王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手底下大贵族的日子自然不太好过。根深蒂固的若敖之族，被楚庄王一举摧毁。子重、子反这两位王弟，也被压抑着经常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庄王更喜欢对一些低级贵族委以重任，而巫臣显然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左传》中也被称为子灵、屈巫、申公巫臣。子灵是他的字，屈是楚武王之子屈瑕的封地，子孙后来就以屈为氏，如此看巫臣也是楚国宗室，但已经相当疏远。申则是楚国北境最重要的县，县的管理者称为县公，以示足以和中原各国的国君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县公只有治权而无所有权，已经是非常官僚化的身份。

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的楚灭萧之战，巫臣第一次在《左传》中出现。他及时把楚军受冻的情况反馈给楚庄王，促成庄王亲自巡视三军，拍着楚军将士的肩背说勉励的话，感动得三军“皆如挟纩”，好像丝绵衣服上身了。

三年后，楚国终于逼迫强硬的宋国屈服。子重向庄王讨赏，要申、吕二县作为自己的封邑。楚庄王已经答应了，巫臣却站出来阻止，说这两县是边防要地，而且是重要的兵赋来源，必须由楚王直接控制，不然，晋、郑的势力怕是要直逼汉水。庄王立刻就醒悟过来了。

更可能是，申吕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当封地给人，庄王本来就很明白，不便直接拂弟弟的面子，让手下人劝阻，自己再就坡下驴，好看一些。但这样巫臣和子重就结怨了，他和子反的矛盾，大约也是如此。然后，鲁宣公十八年（公元前591年），也就是巫臣离开楚国前两年，楚庄王病逝了。

子重、子反这兄弟俩升格为王叔，压抑多年的贪欲也释放出来。连尹襄老死后，他的儿子黑要没有能力支撑门户，所以家产被他们盯上。至于巫臣，配合国君打压大贵族的官员，在国君死后是什么下场，不妨参见战国时的吴起、商鞅，当然，考虑到春秋时代整体相对温和，悲惨度可以打个六七折。

所以，夏姬和巫臣这时面临相同的危机，都有不得不离开楚国的理由，也算是同为天涯沦落人。巫臣逃到晋国后，子反、子重还要赶尽杀绝，提议楚共王给晋国送重礼，让晋国永不录用巫臣。楚共王对巫臣却显得很体谅：

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

算了吧，巫臣现在为自己考虑，这是不对的；但当年他为我们的先君谋划，却很忠诚，对楚国的贡献也很大。再说，如果巫臣对晋国有用，你送再多礼，晋国能不用他吗？如果他对晋国没用，晋国自然会抛弃他，礼也不必送了。

后半段，是说子反的计划根本不可行；前半段，对巫臣的定性还是忠臣，可见他知道巫臣实质上是被逼走的，这里也可看出国君和大贵族间的立场和利益分歧。但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巫臣也就不可能再做楚国的忠臣，以他的才能，当然也绝不至于“无益于晋”。

情理上说，吴国不可能因为巫臣父子的金手指一点就强大起来。更合理的解释是，巫臣知道楚国的东方有个潜力无穷的吴国，而晋国不知道；巫臣知道晋国的组织经验和技术能力可以把吴国的力量迅速激活，而吴国也不知道。

现在巫臣要做的工作，就是划出一条神奇的辅助线，促成晋吴联盟。如此，从晋国到吴国路怎么走，就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最顺畅的道路，应该是南下进入楚境，然后顺长江而下，但这显然是找死。

巫臣选择先到东方的齐国，然后折而南下，先渡淮再渡江，于是和建都姑苏（今苏州）的吴国接上头。这条路，应该也就是当年齐桓公伐楚，辕涛涂建议“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的那条路，自然也是后来吴季札出使中原，通于上国的那条路。

所以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巫臣途经今山东省境内的莒国。他非常有礼貌地向莒国借路，莒国国君显然也没有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当然放行。巫臣在莒国的护城河边抬头望了望，说：“城已恶！”城墙已经很破败了。

莒国国君不以为意：“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我国处于偏僻荒陋的蛮夷之地，谁还会算计我这块烂地方呢？他没有想到的是，眼前这位温和有礼的客人，此行将促成天下兵戈的东移。

本来晋楚争霸，角力的焦点比较偏于西方，所以最惨的是郑国，而东部国家都相对安全。现在晋、吴要想结盟，使节就会频频从莒国往来。而楚国要切断晋吴同盟，在这里则有所必争。仅仅一年之后，楚国伐莒，残破的城墙在强大的楚军面前显得毫无防御力，莒国崩溃。大国的战略调整，有时对小国本无恶意，但于小国而言，一样是灭顶之灾。

巫臣这次使吴，打开了吴国的崛起之门，也预示着楚国人才奔赴吴国的开始。当然，这个大趋势也不可能是一人之功，事实是春秋中期以后，楚国人才的外流一直是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

前面说过，理论上效率最高的体制，就是握有绝对大权的君主操控绝对服从的官僚系统。但理论归理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当然复杂得多。官僚系统不会丧失自己的意志，也很难克制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倾向。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和中原诸夏相比，楚国封建化程度最低，相对最接近理想中的君主－官僚体制。《左传》中经常有楚王处死或逼死令尹（最高行政长官）的记录，这在别国就很难想象；譬如县制这样的新型管理模式，也最先出现在楚国。

但问题是，当时楚国这些半贵族半官僚的人物，可不会有本国体制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概念。他们只会觉得，和别国贵族相比，自己的待遇差得多。随着华夏化程度加深，这种感受还会越来越强烈。而正是因为没有或少有封地，地位或处境不满的楚国人可以说走就走，绝少羁绊。

本来，就有所谓“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晋国的卿当然都是晋国人，但晋国的大夫中，楚国籍的人数多过晋君的亲族和姻族。现在，吴国又成了楚国人新的选择。从此楚国的英杰俊彦犹如滔滔江水，源源东去。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伍子胥和太宰嚭。终于，在这两个楚国叛徒的帮助下，吴楚柏举一战（公元前506年），吴军大获全胜，并进而攻破楚国的郢都。强大的楚国竟被打得生死存亡未可知也，这可是春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之后，吴国又北上与齐、晋争霸，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艾陵之战，吴国大破齐军；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吴、晋黄池之盟，吴国很可能也占了晋国的先机。此时吴国气势之盛，天下无双。仅从这个角度看，说吴王阖闾或夫差也是霸主之一，并不为过。

然而，吴国的辉煌只如流星划过。很快，吴国就为越国所灭。越国灭吴在公元前473年，《春秋》经文到公元前479年为止，但《左传》非常体贴地写到公元前468年，就是说越灭吴还在它的记述范围之内。

《春秋》和《左传》中，关于吴国如何北上争霸，相关文字很多，但对吴越之争显然比较冷漠，仅对大事记一笔而已。自然，西施的故事不会有，甚至没有范蠡，而范蠡在战国文献里被提及那么频繁，事件或许有假，人物本身不大可能虚构，所以，这应当是中原视角的偏见。

但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正因为没有那些精彩纷呈、悬念迭起的故事，所以关键性的信息反而较为突出。和很多人的印象相反，自从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吴越第一次在《左传》中联袂登场以来，越国入侵和击败吴国的记录，就多于相反的记录，即使在吴国最强盛的时代都是如此。

当然，也不能由此推论越国一开始就比吴国强。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吴越本是一对苦哈哈的兄弟，现在吴国崛起，发了点小财，所以在越国看来，就成了很好的打劫对象。而吴国却没有去进攻越国的理由，毕竟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也就难免被越国攻其不备。

华夏偏见当然也是一种有力的解释：巫臣使吴之后，吴国算是逐渐进入诸夏的视野，而越国就只是被大家知道而已。吴国北上了，大家会喊疼；吴国挨打了，大家能看见；吴国打越国，大家就不关心了。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携伐楚大胜的余威，准备解决越国不断在背后骚扰的问题，就有了吴伐越的樗李之战，槜李也写作醉李，看来只是用华夏文字记录的一个越语发音，其地大约在今天的浙江嘉兴附近。

大概是因为这一战吴王阖闾战死了，还算比较被关注。《春秋》有记录，《左传》有描写：

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

从这句描写看，吴国军队比较善于利用整肃的阵型来取得优势，所谓巫臣到吴国后，“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阵）”，这可能就是表现。而越国仍然比较擅长发挥个人武勇的乱战，所以能否扰乱吴军队形就是胜负的关键。

越王勾践几度派出死士冲击，抓获了若干吴军前排的将士，但吴军非常稳健地保持住队形，一旦冲锋，仍非越军所能正面对抗。

（勾践）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到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于是勾践派出一伙刑徒，排成三行走到吴军面前，表演抹脖子。这么多人整齐干脆地自杀，把吴国人惊到了，都专注地看。越军趁机发起冲击，大败吴军，杀死吴王。不管是自己还是敌人的命，总之不把人命当命，从来都是野蛮的优势。

阖闾的儿子夫差即位。《左传》写，夫差安排了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见自己出入就大喊：“夫差，你忘了越国的杀父之仇吗？”与吴越争锋差不多同时，在欧亚大陆的交界处，希腊和波斯也激战正酣。据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说，波斯王薛西斯也安排了人这么大喊：“你忘掉雅典人了吗？”这个细节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文学家创作思维的共鸣。

于是，就有了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战。这一战，问题就大了。后来的传说，都说越国被打得命悬一线，最后以非常屈辱的方式签订了和约，越王勾践被带到吴国去当奴隶，三年后才被放回。至于吃了夫差的粪便才换取信任，送去西施才换得自己回国之类的故事，都是在此前提下才成立的。

但是首先，夫椒据旧注说是在“吴郡吴县西南大湖中椒山”，已经距离吴国都城姑苏不远，那这一战根本就不是吴国找越国报仇，而是越国主动伐吴了，所以越国虽然战败，还有战略纵深，可以跟对手继续耗。

然后，《春秋》对这一战根本就没提。《左传》解释不提的原因：“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吴国没有通报胜利，越国没有通报失败，所以《春秋》就不写了。有学者于是提出，越国不通报也就算了，以吴王夫差之好大喜功，打了大胜仗怎么会不广为宣传？可见战果应该并不怎么辉煌。而《国语•吴语》记录这一战说：

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越王勾践起师逆之。大夫种乃献谋曰：“夫吴之与越，唯天所授，王其无庸战……”

于是讲了一通直接把吴国忽悠走的好处，勾践同意了。照这说法，这一仗根本就没好好打。

《史记•越世家》也只说越国战败，勾践让范蠡去吴国当了两年人质，没说自己也去了。我疑心，是《史记》里有“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返）国”的说法，所有后人就拿来大做文章，编了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的种种故事。但实际上，《史记》所谓“反国”，不过是从会稽山上下来，回到国都而已。至于《国语•越语》中有“身亲为夫差前马”（亲自在夫差马前带路）的说法，那显然也不过是盟会时自我贬低的表现，并非真的到了吴国长期当马夫。

但夫椒之战后，吴国的内部争论倒是所有文献都一致。太宰嚭主张留下越国，把注意力转向北方，而伍子胥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灭越。最终，夫差接受了太宰嚭的意见。由于后来的结果是吴在北上争霸的过程里耗尽国力，最终为越所灭，而伍子胥屈死的故事又很引人同情，所以大多数人相信伍子胥的主张是对的。

但实际上，夫差肯定不会听伍子胥的。一方面，这确实是夫差的虚荣心作祟。这时吴国统治阶层的主流，是中原文化的粉丝，和越国打个没完，只是野蛮人之间的战争，北上争霸才能求关注。伍子胥作为一个外国人，说什么吴国“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这等于是断言吴国只配在蛮夷当中混，又断定北上争霸一定不能成功，简直是对吴国的民族歧视。夫差能够不当时发作，回骂“你个楚国人难道不是蛮夷”，就算很克制了。

另一方面，夫差也有很实际的经济考量。在当时，作为鱼米之乡的苏北，对贫困的苏南人是个很大的诱惑（和近世的苏北人下江南刚好相反）。《禹贡》对淮北徐州的评价是，这里土地是红色的，又肥又黏，草木不断滋长而丛生，在天下的土地里可以算第二等；特产除了自然出产之外，还有黑色的丝绸和白色的绢，都是高档手工制品。而江淮以及扬州的土地却被评价为最差，只有自然物产，人工产品就剩下“卉服”，就是草编的衣服。

更不消说，北边还有繁荣富庶的中原诸夏，尤其是当时富甲天下的齐国，从吴国笔直北上就可以到。伍子胥说：“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夫差心里大概也直哼哼，那样的锦绣繁华地你说是石头田，那苏南浙北的穷乡僻壤算什么呢？

所以对吴国来说，北伐收益是很明显的，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有这样一条记录：

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

吴国向鲁国要牛羊猪各一百头，并声称之前宋国已经给过自己牛羊猪各一百头。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国又称自己交给吴国的贡赋更超过给晋国的，是按照有八百辆兵车国家的标准定的额度。当然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个额度究竟是多少，但绝对非常可观。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据说是吴国的将军，他提出过“因粮于敌”的思想，显然，对中原诸夏或者楚国的富庶地区作战时，这都是可行性很高的好办法。对越战争却不同了，当时越国太落后，从敌人那里抢不到粮，吴国只能动用自己的财政储备。战事拖得越长，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勾践已经败退到了会稽，这就到了宁绍平原的边缘。接下来，如果勾践不决战而是扭头往山里一钻打游击，吴国要想继续推进扫荡，就成了一个无底洞，有限的国力很快会被拖垮；但如果收兵回国，那么勾践还是随时会从山里出来继续对吴国骚扰劫掠。所以，当时接受越国的求和，实在是最合理的选择²⁵。

但伍子胥所说的灭越方案虽然不靠谱，他说的不灭越的危机却非常精准实在。所以这种合理选择，大概也就注定了吴国的强大只能是昙花一现，正如越国灭吴之后，也很快会在战国争雄中出局（参看《战国歧途》中《战国无八雄》一章）。东南地区要在天下格局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能是在遥远的将来。

各种文献记录都表明，吴越两国是同族，和中原的诸夏有明显的区别。《史记》里说，越王勾践是大禹的后代，也就是说，属于颛顼系统（大禹是颛顼的孙子）。这么处理很正常，在华夏的观念里，颛顼是天下蛮夷的共同祖先。

吴国的情况却比较奇怪。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国进攻郯国，郯国只能求和。鲁国的季文子评价说：

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

中原国家不修军备，蛮夷入侵，没人忧虑这件事，这是缺乏善人的缘故啊。这话说得很清楚，吴国是蛮夷。

但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吴国国君寿梦去世，鲁襄公“临于周庙”，就是到周庙去表示哀悼，《左传》并且强调说，这是合于礼的，因为哀悼同姓就该到周庙去。照这么说，吴国也是姬姓国。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黄池之盟，吴国和晋国争着先欷血，吴王夫差更是强调说：“于周室，我为长。”俨然是以周朝宗室的老大哥自居。

司马迁显然是接受了这个说法的。《史记》三十篇世家，《吴太伯世家》是第一篇，力压功勋卓著的齐太公和德艺双馨的鲁周公。司马迁笔下，吴国始祖的故事是这样的：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明，又生了个大圣人姬昌，所以太王就有了传位给季历，从而传位姬昌的心思。但是老爹和弟弟很厚道，不忍心废长立幼，好在两个当哥哥也很自觉，就离家出走，而且剪短了头发，刺上了文身，表示违背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绝不配当继承人了。

太伯、仲雍跑到了“荆蛮”，这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可以指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后人一般认为他们是到了今天苏南太湖区域，甚至精确到无锡。在这里，太伯得到了当地土著的拥戴而建国。按照当地越语的发音，国号是“句吴”，就像越国国号是“於越”一样。照这么说，吴国的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不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这种情况倒也都不罕见。

太伯、仲雍让天下给季历，这个故事当然中原诸夏一直在讲，问题是他们谦让后究竟跑到了哪里？争论就比较多了。中原有个虞国，向来自认为，大家也承认是仲雍的后代。司马迁解释这个问题说：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对这两个伯祖父很感念，寻找他们的后代，于是找到了仲雍的孙子周章，因为周章已经是吴国国君了，所以只是给予封号，但不必赐土。周武王就在中原地区又封给了周章的弟弟一个国家，叫作“虞国”。所以仲雍的后代有两个封国，“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其实虞就是吴，两个字古音相同，可通。这个解释倒也很圆满。

有人不相信太伯谦让的故事，更倾向阴谋论，就是季历、姬昌父子谋夺继承权，太伯、仲雍这两个继承顺位在前的只好逃亡，一路逃到了苏南，至于断发文身，是为乔装改扮避人耳目。

还有传统文化的热爱者（比如钱穆先生），认为太伯的故事展现了西周创立者的眼光高远、气魄瑰玮。选择最优秀的下一代继承祖宗基业，而指派虽然不如继承人，但也非常优秀的下一代向长江流域开拓，从而西北和东南呼应，对商王朝形成一个Ｃ形包围圈。没想到最终周武王灭商太轻易，所以埋伏在东南的这记厉害杀招反而成了闲棋冷子，一下子就被遗忘了整整五百年。上述说法看起来花样百出，其实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吴王是太伯之后。

还有一派观点，就是认为当时吴国和越国一样，不论君臣百姓，相对华夏而言，就是另外一个族群，自称太伯之后，是攀附。他们认为，以商周之际的地理认知和交通条件，太伯从关中一路跑到苏南太湖去，根本不现实。

另外，《史记》里的吴国世系也显然有问题。从太伯开始的头五代是华夏风格的名字，第六代开始就画风大变，熊遂、柯相、鸠夷立、馀桥疑吾、柯卢……这些名字一看就很蛮夷。很可能，这些蛮夷的名字才是真实的吴国世系，头五个反而是为了拉关系后补上去的。

至于所谓考古上的证据，也不能作数。因为吴国贵族既然仰慕中原文化，所以器物制作模拟中原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采购收集中国货，一定也很积极。正因为吴国是蛮夷，所以它在《春秋》里第一次出现时，《左传》才会哀叹“中国不振旅”。

至于鲁襄公认吴国是同宗，那是有政治考虑的。当时晋国衰落，鲁国怕被齐国欺负，于是开始抱大腿（这种事鲁国向来眼贼手快），给了吴国国君最想要的华夏身份，以换取新的强权的庇护而已。也正因为知道吴国其实并不是姬姓，所以后来鲁昭公才敢不管“同姓不婚”的原则，娶吴国之女为妻。

这里面许多细节，当然均属猜测，但确实很合乎人情事理。太伯的例子相关材料太少，吴国到底是不是太伯之后，现在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但直到在受到西方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影响之前，华夏周边的少数族群把自己想象为，也被华夏指认为华夏的一个流落在外的支系，一直是非常流行的现象。那些传说形成、演变、完善的过程，是可以清楚梳理出来的。

也不只是中国人如此。前面我们提到过希腊－罗马的传说人物埃涅阿斯，他本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英雄，荷马只说特洛伊城破时他没死，跑到其他地方建立了城邦。但到公元前六世纪，就有了埃涅阿斯到了“西土”的说法，希腊人说西土，就类似华夏人说荆蛮，辽阔而含混，但再后来就精确到意大利。因为希腊文明是众人仰慕的对象，所以生活在意大利的不同族群，都喜欢和希腊人套近乎，也就往往喜欢以埃涅阿斯的后裔自居。然后罗马人崛起，罗马人在意大利众多城邦的竞争中胜出，也垄断了自称是埃涅阿斯后裔的权力。再后来罗马征服希腊，就可以称之为“为特洛伊的祖先报仇”（换成《左传》式的表达，可以叫“修先君之怨”）。

总之，文化落后的族群从文化先进的族群的传说里，找个人物认作祖先的攀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一直都很流行。但是，好像确实很少有哪个族群，把这种思维运用得像华夏这样成功。有了关于共同祖先的彼此认同，就可以不断走向未知世界，变成华夏边缘；而年深日久，边缘也可能变成新的重心，比如吴国所在的苏南太湖区域，唐宋以后就成为天下的重心。

春秋大事年表²⁶

公元        大事记

前770年    周平王迁都洛邑，周室衰弱，齐、楚、秦、晋始大。

前722年    鲁史春秋记事自此年始。郑伯克段于鄢。

前720年    周郑交质，双方交恶。

前719年    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不久亦被杀。

前712年    鲁杀其君隐公，立桓公。

前710年    宋大夫华督杀荡公。郑、蔡会于邓，始惧楚。

前707年    周桓王伐郑，郑射伤之。

前694年    齐襄公兄妹私通，杀鲁桓公。

前686年    齐襄公堂弟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

前685年    齐人杀无知，诸公子争位，公子小白先入得立，是为齐桓公。

前680年    楚灭息，又入蔡。

前679年    齐桓公会诸侯于鄄，始霸。同年，晋曲沃武公代晋为诸侯。

前676年    周惠王立。

前671年    楚成王杀其兄自立。

前667年    周惠王赐齐桓公伯。

前655年    晋骊姬作乱，太子申生自杀，重耳、夷吾出奔。

前651年    周襄王立。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称伯。同年，晋献公卒，晋国大乱，秦送夷吾归晋，立为晋惠公。

前648年    晋饥，秦送粟。

前645年    秦败晋师，获晋惠王，后归之。惠公割地，送太子质秦，与秦和。同年，齐管仲死。

前643年    齐桓公卒，其五子争立，后次子孝公立。

前638年    宋襄公伐郑，楚救之，与宋战于泓水。宋军大败，宋襄公受伤，第二年薨。

前637年    晋惠公卒，晋人迎重耳，杀惠公太子。次年，晋文公重耳继位。

前632年    楚晋城濮之战，晋大胜，楚成王怒杀楚将子玉。

前628年    晋文公卒。

前627年    秦晋靖之战，晋大胜，俘虏秦三主将，后归之。

前626年    楚太子商臣杀父成王自立。

前624年    秦穆公亲征晋以报崤之役，晋人恐，守城不敢出。秦称霸。

前621年    秦穆公卒。

前618年    周顷王立。

前609年    齐人弑其君懿公。

前607年    晋灵公欲杀赵盾，赵出亡未出境，赵穿杀灵公，立成公。

前606年    周定王立。同年，楚庄王强，过周，问鼎。

前597年    楚庄王围郑，郑降，庄王罢兵。后晋救郑，楚与晋战，大胜。楚由此称霸。

前595年    楚庄王围宋，后罢兵。

前591年    楚庄王卒。

前585年    周简王立。

前584年    晋使申公巫臣通吴以谋楚，以中原先进战术教吴，使楚军“一岁七奔命”。

前575年    晋围郑，楚救之，晋胜楚，楚王杀将子反。

前573年    晋杀其君厉公，立悼公。

前571年    周灵王立。

前564年    秦乞师于楚以伐晋。晋令诸侯攻郑。

前563年    吴会诸侯于粗。

前555年    晋伐齐围临淄，后去。

前551年    孔子生。

前548年    齐崔杼弑君庄公。

前544年    周景王立。

前531年    楚灭蔡。

前529年    楚公子弃疾诈弑两兄，自立，即楚平王。

前527年    楚平王为太子迎妇于秦，后自取之。

前522年    楚平王诛杀太子太傅伍奢，伍奢少子伍子胥出奔吴。

前520年    景王崩，国人立长子猛，子朝杀之，国人攻子朝，立匄为敬王。

前516年    晋率诸侯入敬王。

前515年    吴公子光，令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即阖闾。

前506年    吴王、伍子胥、孙武率军攻陷楚都。

前504年    周子朝复作乱，敬王奔晋。

前503年    晋定公入敬王于周。

前500年    孔子行鲁相事。

前496年    越勾践即位。吴王伐越，败，伤重而死。夫差继位。

前494年    夫差大败越国，围勾践于会稽山，勾践请降，夫差许之。

前482年    吴夫差与晋会黄池争长，勾践攻陷吴都，俘虏吴太子。

前479年    孔子卒，楚白公之乱，后叶公平之，后楚灭陈。

前473年    勾践灭吴，夫差自杀。越称霸。

后记

2008年，一个网站编辑找我拍一些说历史的视频。我自觉讲课还行，也就答应了。他要求提供讲课内容的文字稿，我就一边对着电脑屏幕自言自语，一边打了大约十万字。由于一些变故，视频并没有拍成。蒙京华出版社的王巍老师不弃，这些字后来倒是出版了。

现在想来，这事是自己做错了。讲稿就是讲稿，是中介环节而非产品，而且本来冲着听觉去的东西，阅读起来就越发觉得腔调浮夸，很多判断也嫌简单化。虽然我平常码字也谈不上正经文章，但有些细节还是会考究些。这本书是完全另写的。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很会讲故事。他的画风经常是这样的：有个埃及法老，要把自己的金字塔修得大大的，可是他没有钱，就让自己的女儿去当妓女增加收入。公主当然很生气，就对嫖客说，你们来找我也可以，但是除了付正常的嫖资外，还要给我一块石头。后来，公主殿下就用这些石头，为自己也修了一座金字塔。眉飞色舞地讲完这个故事后，希罗多德说，这个故事我是不信的。

这句话，几乎是他的口头禅，有时候他还会分析，为什么他讲的故事不可靠。钱锤书先生管他这个做法，叫“又做巫婆又做鬼”。这书大概是学习希罗多德的办法，我先照着《左传》《史记》讲一遍故事，对不对下文再敷衍。

童书业先生是研究春秋历史的权威，他的《春秋史》当然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写得却非常流畅活泼。专家的书要是很难读（最好是用文言写的），写手可以拿来用通俗的话改写，美其名曰做普及工作；专家的书本身很好看，写手就没饭吃了。

我犹豫了半天，觉得确实没有再来一遍完整的历史叙事的必要。所以只挑着写了自己最感兴趣的点，希望可以做到以点带面。带没带出来，就听天由命了。

谢谢愿意读它的朋友。

刘勃

2017年4月10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败者的春秋/刘勃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6 （2020.5重印）

ISBN 978-7-5306-7721-6

I.①失…II.①刘…III.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通俗读物IV.①K2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6289号

失败者的春秋

SHIBAIZHE DE CHUNQIU

刘勃 著

选题策划：张立宪

责任编辑：胡晓童 唐冠群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 （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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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

开本：770×1092毫米    1/32

字数：230千字

印张：11

版次：2019年6月第1版

印次：2020年5月第4次印刷

定价：3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读库联系调换。客服邮箱：315@duku.cn

《失败者的春秋》

春秋是中国历史的青春时代，内外乱战，戎狄交侵，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崛起，涌现出一群想要重整山河的霸主。刘勃起底纷繁的历史文献，勾画出一幅诸国兴亡变幻的画卷，也留下贵族时代最后的背影，重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挣扎和奋斗。

《战国歧途》

本书讲述自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曲折故事。作者以《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等史籍为底本，结合新近考古资料，多方比勘，考察了商鞅变法、长平之战等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事件，力求再现大变局时代的历史图景。

描述

[←1]

上述关于平定鄂侯叛乱的内容，信息来自禹鼎铭文。这篇铭文宋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书有著录，称为“穆公鼎”，但现代研究者结合多方资料，多认为作于周厉王时代。

[←2]

参看《战国歧途》齐国军事的部分。

[←3]

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先秦卷》（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4]

参看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265页。

[←5]

具体可参看顾颉刚先生《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

[←6]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7]

据《史记》，克段在郑庄公二十二年。说实话这个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就事论事地说，我不大相信庄公从一开始就在给叔段做局。政治阴谋这种事，拖的时间越长，变数也就越多，局面也就越不可控。

[←8]

［明］顾起元《说略》卷第十三，引宋人魏了翁语。

[←9]

谭维四《曾侯乙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7页。

[←10]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11]

前面讲过一个文夫人激公子元出兵伐郑的故事，一般认为，文夫人也就是息夫人。但那位站在楚人立场上充满斗志的文夫人，和这位哀怨的息夫人，实在不像是一个人。

[←12]

为什么要交一件绣衣给夫人，旧注大多缺乏说服力。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那时贵族男女定情，男赠女以玉，因为玉象征君子的美德；女则赠男以贴身衣物，因为这象征自己，表示我已是你的人。所以归还绣衣，是表示诀别。

[←13]

四王这个说法，古籍中比较罕见。有人认为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三王（因为三王是四个人），也有人认为是三王加上舜。

[←14]

著名的《报任安书》里提到，任安曾经给司马迁写信，要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但司马迁自认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15]

参看臧知非《齐国行政制度考源——兼谈〈国语•齐语〉的相关问题》，载《文史哲》1995年第4期。

[←16]

如果把《管子》和《商君书》比较，最直观的区别是，《商君书》视工商业如寇仇，《管子》则热衷讨论这个领域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轻重》诸篇，更为现在的经济学家所关注。

[←17]

希腊历史上的所谓古典时代，一般是指希腊击退波斯入侵之后，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的历史。传统的断限，古典时代开始于公元前478年，即孔子去世之后的一年；结束于公元前338年，亦即商鞅被车裂的那年。

[←18]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页。

[←19]

古代学者里，齐黑的代表如顾栋高（他是晋粉），齐粉的代表如崔东壁。后来的学者的议论，大概都不出他们的范围。不过最有意思的是童书业先生，写《春秋史》时，他是齐黑；写《春秋左传研究》时，他是齐粉。这大概很可以说明，论据就那么多，是粉是黑，也就在一念之间而已。

[←20]

有的书说另一位秦军主帅西乞术就是蹇叔的儿子，但和上下文意不符，不取。

[←21]

《春秋》记录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全书篇幅不过一万八千字，如果史官的本职工作是写书，那么工作未免也太轻松了。《左传》里史官经常扮演国事顾问的角色，他们更重要的工作可能是熟记历史并能流畅地讲述出来，给国君提供参考。

[←22]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司马氏世典周史”，西周时代他们家就是史官。这么说司马迁尽管生在帝国时代，《史记》还真是贵族史学的余晖，往后的史官和史书就要面临严苛的审查制度了。

[←23]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

[←24]

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认为夏姬是夏征舒的妻子而非母亲，倒是个釜底抽薪的解释，可以解决所有疑问。

[←25]

2017年公布的清华简《越公其事》，夫差和伍子胥的辩论中，极力强调对越国作战的损失之大，也可证明这一点。

[←26]

本年表主要收录本书所涉大事，参考冯君实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Table of Contents

序 干卿底事写春秋

序章 天子的困境

诸夏编

第一章 齐鲁殊途

第二章 河南三强

崩坏编

第三章 内外乱战

第四章 戎狄交侵

始霸编

第五章 霸业初起

第六章 尊王攘夷

第七章 霸政之荡

变霸编

第八章 晋国往事

第九章 国位之争

第十章 晋文之谪

争霸编

第十一章 此路不通

第十二章 晋楚争霸

第十三章 贵族黄昏

第十四章 华夏边缘

春秋大事年表

后记